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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訂閱大陸高校的「秘密信息員」 殺人不見血的罪
作者：觀雨堂主
圖為大陸某學校。
近年來大陸在中共治下，不斷發生教授在課堂上因言論而獲罪，進而被校方解聘、被逐出學校的事件。即便已退休的老年教授，只要在網上的言論稍有出軌，也可能遭受威脅，或退休工資遭無端剝奪——只能領取勉強維持基本生存的費用。為了監控教授與教師們的言論，大陸高校不僅在課堂內安裝攝像頭，還在大學生中收羅、甄選了一定數量的告密者。
這些告密者們有個共同的稱號，這就是“秘密信息員”。然而仔細審度被告密教授們的言論，沒有一句構成真正的罪行，只不過在一定程度上講了真話而已。於是有人指出：中共已進入奧維爾意義上的“一九八四”時代。
毋容違言，“一九八四”時代也即極權統治時代。但在我看來，中共進入罪惡統治的“一九八四”時代，並非剛開始，最保守的估計也應從上世記40年代初的延安時期算起。高華教授的不朽遺著《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中，以充分、客觀的資料與理性的分析，證明了這一點。
當然，1949年以後，因言論獲罪的現象絕不再限於延安一隅，而是迅速向整個大陸蔓延。隨著學校洗腦教育的無孔不入，告密者的隊伍也不斷擴張，中共各級官員也正是從告密者中選拔而出，只不過彼時尚無“秘密信息員”這一稱號。本文要談的是上世記著名學者吳宓先生所遭遇的告密，以及因言論獲罪的一段史實。
民國時清華國學院創辦人之一的吳宓先生，與陳寅恪是至交。精通英、法、德語及拉丁語的吳先生，1949年後加盟西南師範學院（今西南大學）外語系。1955年起，中共為緊跟魔頭斯大林，乾脆在許多高校取消英語專業，改設俄語專業，吳只得調入中文系講授古典文學。幾年後，某次在課堂上為學生講解古文中常見的“……者，……也”句式，隨口舉一例：“吳宓者，西南師院之教授也！”學生聽了都笑起來。接著又講另一句式“猶……況……”，
吳先生又舉例：“三兩猶不足，況二兩乎！”學生又鬨笑，吳自己也頗得意地跟著笑起來。
殊不知厄運就此釀成，時值1959年，大飢荒已經蔓延開來，四川是重災區之一。“三兩猶不足，況二兩乎！”
顯然是惡毒攻擊社會主義制度下“吃不飽”。校方接到告密，當即就發現這是階級鬥爭“新動向”。那時雖無正式的“秘密信息員”，但不會缺乏告密者。
對主動靠攏（黨）組織的“積極分子”而言，這是趁機邀功的好機會。這些專事告密的“積極分子”，也正是最早一代的“秘密信息員”。事實上，老實巴交、不諳城府的好好先生吳宓，在提倡人與人斗的社會中，哪裡是那些暗藏“積極分子”的對手？1949年以後隨思想改造運動的深入，吳宓雖也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企圖改變自己在政治上的木納愚笨，但始終無法學會市儈式的邪惡智慧。
在1955年之前一次由校方組織的政治學習會議上，吳也曾積極地舉手表態，稱：“宓在舊中國生活了幾十年，國民黨是我的親媽，共產黨是我的後母。我的親媽死了，我的後母對我很好，超過我的親媽，我更愛我的後母。”
一席不知深淺又不倫不類的發言，當即遭主持會議的當權者一頓嚴詞痛斥。一時還莫名其妙的吳宓，不得不灰頭土臉地退出會場，從此在政治學習會議上，再也不敢開口。
吳在1959年的“惡毒攻擊”，當然離不開“秘密信息員”的前身——“積極分子”的告密。此後，吳在講台上授課的權利被取消，並被列入“內部監控使用”之列。又因“資產階級思想腐蝕青年”的緣故，吳不斷遭受批判。再往後，吳終於被開除出教師隊伍。到了文革爆發，吳宓理所當然地成了“牛鬼蛇神”、“反動學術權威”，被關入牛棚時時忍受著批鬥、毒打和各種污辱，以至左腿被打斷至殘。老先生如此連牲畜不如的日子，一直延續到1974年的批林批孔運動。
吳宓先生於1978年被胞妹吳曼須帶回陝西老家，一年後帶著累累傷痕，終於離開這個令人傷心欲絕的世界。今天我們重溫吳先生的這段往事，意在提醒人們；“秘密信息員”的告密行為，絕非始於當下，而是由來已久。只不過名稱屬“與時俱進”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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