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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訂閱艾曉明：時間的逆行者——漫談封城日記及其異議敘事
作者： 艾曉明
解封日記
2020年4月8日星期三——4月10日星期五
4月8日武漢解封第一天
寫在前面:這篇文章拉拉雜雜寫了十多天，現在我決定收尾。它是對這一向比較流行的"封城日記"的一些思考，我從3月下旬開始寫起，因此，以下也標註了寫作時間和當日的簡短記事。
封城日記之十五2020年3月29日星期日——4月1日武漢封城第67天——70天
1我真的有必要摻和進"封城日記"嗎?
昨天開始，我把原來放在家裡的綠植一盆盆搬到外面院子里。因為室內花草越來越萎縮，長了幾年的蘆薈開始爛根。記得春節期間看過一個消息，為了殺毒，自來水在允許範圍內加大了氯氣的注入，用水時最少靜置兩小時再用。現在再查，只看到闢謠消息。但是我的確記得，那些日子，水的味道發苦。再則，現在的電水壺沒過幾天就結上了水垢。
這是一個被辜負的春天，我們小區里梨花開了，落了，滿目新綠。接著，門前的櫻花盛放。往年這個日子，我就會給家裡的阿姨盛裝拍照。現如今，阿姨回不來;我們的車也走不出武漢。這幾天廣為流傳的視頻里，為了出境復工，在九江大橋上已經上演了一場戰鬥。昨天，在北上離鄂的出口信陽，鄂牌車也排了長龍;全都不得出境。
疫情下倖存的湖北人，苦日子沒有到頭。
今天又聽外地朋友說，他們單位的領導悄悄給本地人打了招呼，不要和單位里的湖北人走近。
禁忌，好像古希臘悲劇中的命運女神，緊緊
追逐著湖北人。
也就在幾日前，方方告知讀者，武漢封城60天，即將在4月8日解封;她的封城日記也到此終結。
同時，我們知道另一位武漢年輕人的日記即將出版，有人誤以為這就是方方日記，其實它的作者是郭晶。
這樣兩件事，都觸動著我。首先，作為一個
寫作人，對他人的寫作成就，尊重和敬慕油
然而生。每天都關注、思考和寫出來，這是
很大的勞動量;我做不到。再則，還有一種
反省:他人履行了責任，自己是否盡到責任
了呢?
我並不是一個自覺的"封城日記"寫作者，每天我都在思考一個問題，有必要摻和這類寫作嗎?這是非我不可的事情嗎?我內心常有一種否定的聲音。首先，自己並沒有機會去做有關新冠的調研，缺乏第一手資料。再則，我們小區距離中心城區甚遠，確診病例很少;也沒聽說發生過激烈的衝突。而且，我不是缺乏寫作計劃的人;有太多的計劃尚未完成。我常想，專註于原來的工作，才是正確的選擇。新冠疫情以及封城的主題，我一無研究二無準備;最後竟然也開始寫疫城
隨筆，完全是因為身在此地，猝不及防地撞
上了這件事。
接著，也就撞上了槍口。我要說槍口就是因為，在寫了十來篇這類文章之後，"艾老師工作室"這個公眾號，在3月25日被封禁了。
因為這件事，也因為要參加郭晶《封城日記》在 matters上的討論，所以，我就想整理出自己對日記特點性質的一些思索。
2我懷疑——因為，真實的日記是秘而不宣的寫作
當方方說不再續寫"封城日記"時，我曾想在公眾號上續寫封城筆記。失去自己的公眾號，這個封禁，讓我一下子找不到可以精心打理的寫作園地，也無法再與每日鼓勵、支持和轉發我文章的讀者呼應。而且，根本就是強制性地剝奪我發表的自由;毫無道理可言，卻沒有申辯的可能。
這是為什麼?每日我們可以看到大量的人在寫公眾號，轉發他人文章，貼上自己的打賞碼;同時，很多勇敢而智慧的原創作者一個接一個地被封禁，逐漸淡出。例如，人們現在很難讀到像王五四那樣犀利而瀟洒的文字。
不言而喻，答案在每個頭腦清醒的人那裡。回過頭來再說日記這件事，從一開始，我對這類文字所冠之的"日記"二字就抱著懷疑。這些的確是每日記事，但與通常意義上的日記不一樣。
很簡單，一般來說，日記不是寫給別人、而是寫給自己看的。日記也許是我們最初對所謂個人隱私的一種自我意識和體認。通過日記，我們與自己的內心對話。日記是伴隨個人成長的文體，識字或者作文課讓我們習得日記的寫作規範;但此後，日記寫成什麼樣子，完全是一件個人隨心所欲之事。
由於它是如此個人化的一種寫作實踐，所以，日記的基本特徵就是秘而不宣。我們通常讀到的名家日記，在寫作的當時，並非為公之於世而寫。而這種不得公開的態度，在民國學人張宗和中學時代的日記里，有一段彬彬有禮的表述:這本書假如到了你的手中，假如不看，那我感激不盡;如你一定要看，那我自然沒有法子阻止你。不過我有一個要求要請你答應，就是請你看過過後不要把這本書中的事告訴旁人。也不要來告訴我說:"你的日記被我看過了。"這要求你能答應嗎?
那一年張宗和16歲，他是針對親朋好友偷看日記而特別把這段話寫在扉頁上的。其實這種感覺我們並不陌生，回想一下，我們自己小時候的日記本，不也是藏匿心事之地嗎?在他人看來微不足道的事情，在寫作的那個"我"來說，卻是不容踏足的秘密。日記，是一個人與自己獨處的凈土。
說到這裏，我還記得在文革時我剛上中學，也有自己的心事，也開始寫日記。那些日記並沒有多少個人見解，如今也早已不知去向。有一天我在本子上寫寫畫畫，當時我借到車爾尼雪夫斯基的著作《怎麼辦》;裏面的很多問題，我也並非看得懂，不過是在本子上抄一些令我心儀的句子。這時父親走過我身邊，他突然厲聲說道:你遮什麼遮，我沒有看你的東西。當時我心裏很委屈，因為我並沒有遮掩什麼。那時父親因為在外面挨整，受了更多的委屈，他對人與人之間的戒備非常敏感。
再說回張宗和，他將寫日記的習慣保留了一輩子，連文革的暴虐也不能讓他克制寫日記的衝動。子女後來找到他的日記，共計有73本(其中缺了5本)，這是用一生來完成的一件事。在我認識的老先生中，北京的五七倖存者任眾先生也是一位幾十年如一日堅持寫日記的人。他著有《活過愛過奮鬥過》一書，雖然他並不是一位職業作家，但這本傳記的文字功底相當好。在我看來，從內容的豐富到敘事的引人入勝，勝過專業作家劉興武為任眾所寫的報告文學。這種表達能力和任先生從不間斷的日記寫作是有密切關係的。
下圖:任眾先生與和鳳鳴教授合影(艾曉明攝於2014年，蘭州)，和鳳鳴的前夫王景超在夾邊溝勞教中遇難，詳見和鳳鳴《經歷:我的一九五七》
4月1日星期三
【前幾天寫到這裏，去做晚飯。洗洗涮涮，一晃幾天過去了。我在家裡做了好多家務事，沒時間回到寫作上來。因為交通沒有全部恢復，家務工也回不來。目前這種情況，
很可能要再持續半個月。】
繼續討論有關日記的事，昨天談到了第一個問題:第一，日記是反公開的書寫，日記是我們隱私的一部分，它的特徵是私密性。
我們承認第一點的話，那麼我們繼續討論，既然我們如此重視日記的隱私特徵，它只對它的作者敞開——我們強調它的私密性以及不允許外人閱讀;那麼，這個私密性給人帶來了什麼呢?
我想到的第二點就是:書寫的自由
我們寫日記，幾乎可以寫任何事，也可以不介意任何文體要求。假設我們相信，日記不會因政治見解而受到追究，或者他人會尊重隱私不去窺視;那麼，有什麼理由，你不會在一張白紙上無拘束地寫下你內心的一切?
而且，因為它不為發表而寫，它可以擁有所
有的不完善。不必完整無缺，不必是成熟的
想法，不需要恪守什麼規則。例如，我們看
蘇珊·桑塔格的日記，有些就是一個標題、
一個註解，或者半句話:科幻小說——關於非個人的當代負面想象的大眾神話來世生物=那個"它"，所接管的
※
隨筆:風格，沉默，重複。
這種，外人根本就看不懂，無法補足句子里的或者作者未落筆紙上的空白。除非你對作者這一階段的生活、思考和創作做過深入的研究，那樣的話，或許可以破解這些片語和標題里隱含的信息。
如果說，日記的形式是如此的自由，我們拿這種自由來幹什麼?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得出日記的第三個特徵，那就:它與作者自我的契合。
日記是自我成長的投影，它伴隨一個人自我意識的形成和發展，它成為是人追求自我完善的實踐。
我們在很多著名人物那裡都可以看到，越是對人類貢獻巨大的人，越是對自己有著嚴格的內心要求。他們通過日記，不斷審視自身，追求自我完善。例如，晚年的托爾斯泰在創作已達巔峰，並且在全世界擁有了很多信徒。而他在日記里，依然在對自我提出質疑。下面這段出自他1906年的日記，他說:我此生看不到我的活動的後果，這令我傷心。從我這一生中找不到一種活動使我能夠完全確信我那樣做不是從塵世的虛榮出發的，這也令我傷心。我需要的東西我已經有了，可我還在抱怨。
來源：Matters
作者： 艾曉明
因此，還可以說，在日記的過程中，它同時地包含了多重自我。我，在寫日記時，意識到自我這個主體。寫作這一刻即我對自我的
意識的起點。日記的展開，也是自我形成和
展開的一個過程。由這個過程中，孕育、生
長出我們所追求的一個更理想的自我。
換言之，在寫日記的這一刻，過去的我、現在的我和將來的我，通過書寫的行為，有機地嵌合在一起。我們記錄下過去的我的經歷，同時，對這個過去的我進行反省，展開分析和思考，對之做出評價。而在這個自我批判的過程中，一個更好的、理想的自我從中生長出來，它與那個不完善的我、過去的我拉開距離，進行對話，展開自我教育。而這個過去的我和將來的我，都在現在的這一刻，由當下的我來主導和完成。
幾乎每一個有過寫日記經歷的人，都能體會到日記書寫里三重自我的衝突、分離和再度融合的奇妙。寫日記，讓我們體會到書寫的自由;獲得自我創造的快感，作者的主體性得到確認。我寫我自己以及我的經歷和所思所想，在這裏實現我的思想自由和表達自由——即更高層次上的自由，不止於寫作中對
書寫內容和形式的自主選擇;更是發揮和體認一個人作為人的自由意志。
以上我們講了日記書寫的三個特徵:1、私密性、秘而不宣;2、書寫的自由:無所不包，無所不可，無從約束;3、日記中包含了多重自我，日記是自我意識和成長的投影。由此可以引申出的是4、日記是主體性的確認，它讓作者行使思想自由和表達自由。
2020年4月2日星期四武漢封城第71天
昨天一伊簡訊告訴我，她惦記我幾天沒有發朋友圈，是否安好。我是不太願意發些片段的感言，我覺得忠於讀者，就要努力奉獻自己相對成熟和完整的思考。不然就不像個專業的讀書人。
昨天也將上月公眾號打賞的全部收入7709元，加上1元湊個整數，全部轉出給朋友，
由她再轉至最需要的人。之前轉了三千，今天轉了后一半。失去公眾號后，也就失去了這種援助他人的機會了;這是我最大的遺憾。
前幾天花了不少時間，重新登錄公眾號，投
訴;都沒任何迴音。
今天下午出去買菜，小區內部的菜市場可以進入了;但一次只能允許四人在內。菜價和水果價格一般，沒有太大的差異。水果本來就貴，但是沃柑7.8元一斤，和之前相差不遠。日用品顯然貴了許多，例如一個撮箕配一個掃把(都是塑料的)，質量好的29元一套，質量差一點的21元一套。買了兩套，一筒挂面、兩把剪刀、兩支牙膏、一瓶醬油，這就用了99元。
今天也想練字，把字帖什麼的都放在小陽台上;也買了一批書法練習工具。
櫻花繁盛，拍了一張照片，然後用"形色"
這個軟體去檢索;查到老舍贈日本戲劇家木下順二的詩句:小院春風木下家，
長街短巷插櫻花。
十杯清酒千般意，
筆墨相期流錦霞。
"筆墨相期"，想起前一向時我們在"且來歌詠"群里的邀約，疫后我們要相聚，要在一起朗誦詩，聽黑膠……
"形色"上介紹有關櫻花的植物文化還講到，在日本的傳說里，櫻花從前只有白色，因為武士在樹下選擇死亡，它才開出了紅色花朵。花瓣越紅，則樹下亡魂越多。我在網上查詢，卻說日本的櫻花美學與軍國主義文化相連。櫻花同時標志著生之燦爛與死亡的凄美。
我這篇漫筆從櫻花滿樹寫到遍地落英，綠葉漸漸漫上窗欞。但是，我依然不知道，還要
等多久才可以自由出行。
3、日記的反叛:拒絕公眾
接下來要說的是日記和社會的關係，前面說過了，日記所享有的寫作自由，是和它的私密性相關的。在這裏，作者假設她/他所需要面對的，僅僅是自己。這裡有一個前面沒有討論的問題，那就是，寫日記的人為什麼拒絕他人的介入?例如拒絕公開，拒絕查閱?日記作者的寫作自由，為什麼是需要保
衛的呢?
當我們說日記是一種個人的寫作行為，在一定程度上，這是一個想象的設定。事實上它並不完全是。寫作的人面對了來自他人和社會的影響、規範和言論管制。
這裏，我們先來想一想，日記作者，為什麼
拒絕他人的觀看?
可想而知的是，日記里會有情緒發泄，不利於個人的公共形象;哪怕是家庭成員之內，日記中的是非長短也會致彼此失和。最不利於作者的是，如果與大多數人的社會或者文化觀念相悖;或者針砭時弊的內容與統治者的意識形態相悖，那麻煩就更大了。
從隱私權的角度來說，在日記里，作者所表達的關於自己的一切信息，無論錯對，都是他人不可干預的。他或她選擇隱蔽的所思所想，屬於作者自我意識或者主體性之神聖不可侵犯的一部分。他或她的選擇本身，就屬
于個人對於自己所行使的、完整的自主權利。
從經驗的角度來說，當我們寫日記時，我們享有的自由包括與社會、與他人以及與自我的一部分(借用弗洛伊德的概念，那個處在社會化過程中的自我)相抵觸的自由(根據某種主流的價值判斷，也許某些內容是反社會、反主流、反規訓的);包括與所有規則、連同寫作的規則自身相悖的自由(例如，可以不顧文體規範，可以使用任何形式，可以不完整)……如前所述，在寫作中，自由也體現為思想探索和表達的自由。作者行使這種自由，享有其隱蔽和安全，他或她的隱私，他人不得評價，社會和政治勢力，也不得介入即侵犯。
但在現實中，情況往往不一樣。也就是說，當一個人通過日記不斷地強化自己的自我意識，不斷地錘鍊出獨特的思想個性時，這與社會規範、與統治者的意識形態，勢必發生衝突。真實的日記，與思想專制註定是格
格不入的。因此，在專制時代，日記寫作無可避免地陷入危境。我們去看一九五七年反右親歷者的回憶，會了解到，很多人的日記中並沒有政治反對的內容;僅僅是表達了一點個人感受，或者，僅僅是保持了寫日記這個習慣;結果就被歪曲誣陷，甚至帶來殺身之禍。
言論管控越嚴厲，日記的私密性連同書寫者的寫作個性越難維持;寫日記的行為本身就被看作離經叛道。正如張宗和的女兒在回憶中談到的情形，當她把自己寫的日記給父親看時，父親對她說:"小妹，不要寫了，被別人看見，要被打成反革命，抓去坐牢的。"
他說到這種情形代表了個人日記在當代中國的極端處境。正如我之前在論及方方日記時所說的情況，文革時期，寫日記的人曾被抓捕判刑，成了當地一大要案。而在當代反極權的先驅者林昭、遇羅克案中(也包括遇羅克的妹妹遇羅錦)，他們的日記內容都被當做"罪證"。
因此在中國的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個性化的日記註定式微，雷鋒日記作為一種日記範式盛極一時。這種日記可以說是紅色懺悔錄以及效忠告白，它也是偶像崇拜時代的產物。
4、日記的反叛:連接社會
既然寫日記的作者普遍地都不希望公開日記，為什麼我們依然擁有成為公共讀本的日記?這可算是日記的一種反叛了，它沒有遵循日記寫作者的初衷。
根據已有的文本，我們可以看到，被公開的
日記有這樣幾個類型:第一種類型:專業作家日記——其作者是著名的公共人物，日記因此也具有較高的公共性:1、日記內容反映出時代的重大問題;2、日記呈現了作者的思考過程;3、日記與創作密切關聯。
例如，托爾斯泰日記、肖軍的《延安日記》、郭小川一九五七年日記……
第二種類型:非專業作家日記——當時的作者並非著名人物，但日記內容有公共性。
例如《微觀歷史1957-1965》，原名《倖存的時光》，作者祝偉坡當年是個文學愛好者，幻想當作家，開始自覺寫日記。他在上個世紀參加大躍進、公社化運動、整風整社和四清運動，日記里記述了當時的情形。而那一時期很少人的日記得以完整保存下來，所以彌足珍貴。
第三種類型:異議者日記——這種日記在當時被當做罪證，後來成為人們反思歷史的經典文本;如王申酉日記、林昭日記、遇羅剋日記……日記也幫助人們重新評價作者，進入他們的內心世界，認識個人與時代的關係。
以上所說的日記得以進入公眾視野，主要是
整理者的態度與作者有別。例如，陳方正先生在整理父親陳克文日記時說:如今當事人雖然已經辭世，但他們後代子孫見到某些片段，也還可能受傷害。因此我對發表日記曾經頗感躊躇，權衡再三之後，方才決定出版。這主要是意識到保持歷史真實及其豐富、多元面貌之重要，以及相信六十年前想法如今已成明日黃花，再沒有現實意義，而只是歷史的一部分了。無論如何，日記中的評論並非經過深思熟慮，而只是當時私底下自然流露的反應、感想，因此偏頗、過激、不成熟、前後不一之處在所難免，不應該視為定評。這點相信克文先生在生，也是會頷首的，讀者鑒之。
陳方正所說的這段話，包括了後人處理前人日記時，將私人寫作轉化為公共讀本的處理方式;概言之，有這麼幾點: 來源：Matters
作者： 艾曉明
第一，強調以個人日記來保持和呈現歷史的真實性和多元面貌。
第二，淡化了其中某些私下流露的內容之重要性，將之視為一種認識過程，或者情緒化的反映，而非定論。
第三，相信讀者對日記的鑒賞力。拓展言之，讀者也可以擁有自己的詮釋;這是後代讀者天然擁有的自由。
日記得以進入後世，我們看到，其中的一個標尺或者說重要的中介，是時間。對於後人，有些隱私不再重要，而其中不為人知的個人體驗以及歷史細節，呈現出非同尋常的意義。過去的日記作者在乎私密性，因為隱蔽才有自由，才能擺脫意識形態的監控、社會規範的壓迫、他人的告發以及日記所涉人的圍攻。而對於後世的讀者，日記彷彿化蛹為蝶，超越了歷史、社會和時間的限制。那些可能傷害到日記作者的故人舊事頹然而退，日記脫穎而出。
這是什麼意思?日記是抗拒時間的逆行
者?
3、日記逆行:異議性敘事
寫到這裏，我想起《追憶似水年華》的作者
——法國作家普魯斯特。他在《駁聖伯夫》
里說過這樣的話:我懷著焦急的心情，對著一個過去的時間轉身走開，這過去的時間從此我是再也見不到了，向我伸出無力又多情的手臂的逝去的一切，從此也只有棄之不顧，可是，那失去的一切似乎正在向我說:讓我們再活轉來。
當我們閱讀前人寫下的、或者自己寫下的日記，那種讓失去的時間復活的感覺，不正是日記的逆行姿態?
當然，不是每一個普通的作者都有普魯斯特那樣自覺的逆行意識。普羅斯特非常明白，他的寫作是一種逆行。他強調感覺超過理性，唯有這種超越，才能把握住印象中的東
西。而且，還有那些潛藏於我們感覺內部、
被囚禁的意識，那種由於某個客體(例如，
小瑪德琳點心)的突然呈現，被我們重新喚
醒、釋放的感覺，由此，生命中的某個時辰
得以復活。
用普羅斯特的角度來看日記，我們或許可以把握到日記的某種重要性;我將之歸納為異議與抗爭。但是我這樣說，是不是太寬泛?是否把日記混同於其他文體?因為任何真正有價值的文學藝術，何嘗不是個人的異議和語言的抗爭?但區別在於，無論如何，日記大體屬於非虛構的範疇。即使無所不包，日記有一些基本特徵:1、線性時間框架——即它總是逐日記錄(哪怕是周記甚至是補記)，它總要遵循線性時間。
2、個人記錄——它總是以作者的個人經歷為中心，基於個人觀察以及個人視角。
3、當下記錄——它總是圍繞著生命中的今天，在逝去的與未來的時間流程中，唯有今天、當下、此時此刻，是永恆的主題，也是不可替代之物。
4、它總是以內心獨白為主要的敘事形式。而後人在閱讀日記時，幾乎完全是反向地進
入文本:1、超越線性:閱讀時可以順著讀、挑著讀，但總是逆向地進入過去之河。
2、超越個人:從某一個人的觀察，讀者進入到在個人經驗里呈現的社會經驗。
3、超越歷史:日記中的內容也許在過去的那個時代不合時宜，而讀者可以將今天的價值觀、今天的時空帶入到作者的時空，從中找到歷史與今天的關聯、對照、互相映射;得以重新審視那個時代，無論是價值觀還是常識的位置。
4、超越獨白:在閱讀過程中，逝者與生者、作者與讀者展開對話。
舉例來說，肖軍在1945年5月21日的延安日記里寫到:"夜間去看《白毛女人》，費去了六、七個鐘點，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的最差的戲。"
如果這幾句話在文革期間曝光，一定會成為肖軍的"反動觀點"之一。而我們現在讀到，則會覺得其中包含了饒有興味的細節:一個是肖軍所堅守的藝術水準，他完全不認同這種粗糙的為政治服務的作品。再一個，說明《白毛女》這個歌劇的早期版本相當長。還有，肖軍的政治態度也表現在日記中，他越是直率，越是直言不諱，也越多地保留了歷史的真實性。在《延安日記》中，肖軍記錄了革命給他帶來的失望和痛苦，尤其是那種以革命的名義整治知識青年的政治氛圍和手段，今天看來，實在是令人觸目驚心:高原夫妻來了，他們在保安處被囚禁了三年，這是我們第一次見面。他們講說了那裡面"無法無天"以及悲慘的情形:一個女人瘋狂了，被光身囚禁在窯洞里，弄了渾身糞便;一個東北人被囚禁了六年，有肺病;一個中學校長陷在昏痴狀態，吃煙把手指全燒成了泡!一個東北女人"十五分鐘"回答羅邁的"有問必答，言必對題，禁止耍死狗"她上弔了，羅邁還說她是"死特務"……
不僅如此，還有，在9月14日的日記里，他寫道:從章煌談話中，一個會唱歌的女人(戴 XX)，在魯藝因失戀(華 XX)受刺激，又被整瘋，到保安處被打，瘋了，兩冬天腿蜷曲卧于冰凍中，屎尿中，後來光身子，不屈服，被餓站幾天，歌歌，哭哭，笑笑……
所有這些令人驚悚的內容，在文革之前的幾十年裡，從來沒有公開過。它沒有成為有關延安知識分子命運的公共記憶。從那個年代過來的人，也不敢披露。這些苦難，被當時的意識形態完全遮蔽;卻有幸因個人日記而得以保存。肖軍在冤案遇難者的追悼會上泣悼:"一個青年走向光明，生長起來是不容易的啊!不要忽略他們底血……更不要忘記了這些血底經驗和教訓啊!"
不幸的是，日記作者的眼淚和浩嘆和當時的悲劇一道銷聲匿跡。隨之而來的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一代又一代青年知識分子在浩劫中慘遭虐殺和摧殘。
從肖軍這天的日記里，我們知曉了諶曼麗的名字。如果不是這日記，誰會知道那天窯洞坍塌導致一位少女的死?而她之所以被關在窯洞中，是因為所謂"搶救"運動，她正在"等待組織上的結論啊!"
如今，距離肖軍的寫作時間，已經過了75年;這樣的細節和場景卻令我們溫故知新，引起強烈的思想共鳴。儘管這中間隔了若干個歷史時期，包括特別黑暗的偶像崇拜和專制歲月。
如果要小結一下，可以說，日記的一個迷人之處正是在於它的異議性。它在當時當世所需要維持的私密性是有道理的，越私密，越自由;越有利於作者維護個人的內心世界，無所顧忌地表達對生活的獨特審視。當然，
我舉肖軍上述日記的內容，相對來說，政治性比較強。我們很容易看出它的異議性質:質疑強權，堅持己見。
其實，即使是生活化的日記敘事，那些令我們感動的書寫，也來自它的異議性——與宏大敘事的距離。例如，媒體樂於塑造的父親形象，總是那種硬漢型的、陽剛氣質的英雄，至少也是無名英雄。但在流行歌曲《父親寫的散文詩》中，詞作者董玉方直接從父親日記里截取了其中的文字，父親在那裡傾吐了自己的愁煩、無力感和自責:一九八四年莊稼還沒收割完兒子躺在我懷裡睡得那麼甜今晚的露天電影沒時間去看妻子提醒我修修縫紉機的踏板明天我要去鄰居家再借點錢孩子哭了一整天哪鬧著要吃餅乾藍色的滌卡上衣痛往心裏鑽蹲在池塘邊上給了自己兩拳
這是我父親日記里的文字
這是他的青春留下的散文詩……
這是類似朱自清的《背影》中那樣平凡、甚至有點笨拙的父親的形象，而在這種平凡卑微中流露的人性，既脆弱又深厚;它成為連接兩代人的情感紐帶。父親的困境和痛苦，通過歌曲中得以升華，聽眾得見其中人性的光芒，所以為之感動。
5、封城日記:疫城內的創傷敘述
以上談到了多種日記文本，我總的感覺是，這些與武漢疫情期間興起的"封城日記"不太相同。
假定日記有其傳統，那麼這些不同，表現在
哪裡呢?
以方方日記和郭晶日記為例，包括其他一些類似的文本;與其說是個人日記，不如說，是個人記錄加公民報道的合成。
換言之，它是日記體，即採用了這種比較自由、從個人觀察和經歷出發的文體，但它訴諸的對象不限於作家自己，而更多的是社會公眾。
由於它主要是對公眾說話，它的戰地報道的意義，大過它與自己內心對話的意義。
還有，由於它幾乎是即日寫出立即上傳，很多讀者甚至說到，一天不看方方日記這一天就不算完結。這種讀者效應，也呼喚並且引領更多的作者明確地通過日記體向公眾說話，做及時報道。以至於方方得到這樣的美譽:最好的"戰地記者"。
先從公民報道這個角度來講，我們可不可以想一想，為什麼這一時期的武漢的公民報道，不直接進行，而要假以封城日記的形式?
記得白俄羅斯作家阿列克謝耶維奇作家對
外媒稱她為"記者"非常反感。她認為這完全是侮辱性的稱謂:"我從五歲開始，就知道自己要成為一個作家"，而非一名記者。我也相信，方方更在意自己作為專業作家的身份，而作為疫城記者(日記作者)，恐怕也是始料未及。
那日記怎麼寫成了公民報道的?我覺得，在估計這一時期任何人的日記成就時，不能忘記一個基本的事實，那就是言論管控的存在和報道者的犧牲。
來源：Matters
作者： 艾曉明
我們如果不是故意遺忘或者無視自己的恐懼，就必須承認，在此次疫情最危險和艱難的時候，武漢的戰地記者不是被封閉在小區的作者，而是敢於直接進入一線醫院、殯儀館和高風險感染社區的報道者。這些人中最有勇氣的，非公民記者莫屬;他們是地地道道的逆流而行。
他們沒有官方頒發的記者證，缺乏基本的採訪保障;連生命安全也難以顧及。可正是從
他們這裏，我們聽到了最脆弱者的聲音;看到了最無助者的絕望。在社交媒體上，我們每天也看到來自城市各個角落的小視頻，很多普通公民發出真實的吶喊。我們決不能忘記，有幾位自媒體人被強制銷聲。時至今日，武漢已經解封，我們依然沒有聽到有關他們的任何消息。
強迫失蹤，這就是作為公民的"戰地記者"的代價。如果我們要將戰地記者的美譽桂冠戴到一位不出門的作者頭上，置這些消失的勇者於何地?
即使是不在封城之地，社交媒體上的封號刪帖早已常態化。寫出真相與觀點——這對很多知名的知識分子、對於曾經的"十萬加"公號，都是奢望。前幾天，我看到我的校友、同為大學教授的朋友郭于華老師說:我微博被封了80個號，微信5個，雖然還堅持著，但我覺得不能以此作為"沒事"的依據。網路上能說話的已消失大半，現實中
那麼多被抓被判被失蹤被警告被訓誡被株連被沉默的，我們不能視而不見吧?更有歷次"災難"中那麼多生命的消失，……這是怎樣的空間?怎麼不是地獄呢?
郭于華教授的一個80+5，意味著多少天的挫敗和鍥而不捨的轉世?又要耗損一位社會學家多少寶貴的時間和意志力?如果把郭老師這一個人的堅持乘以無數同樣的經驗，是何等巨大的精神折磨和智力的浪費?我們又怎麼能枉顧這一基本事實呢?
在這樣的情況下，依然能夠連續發出六十篇封城日記者，值得尊敬;但讀者難道不需要理解:你能看到的這些文字，無一不是經過了官方和自我的嚴格審查而倖存下來的;其中必然有迫不得已的退讓和妥協。
日記體的興起，就是在公民報道被封殺期間的退讓。它得到讀者的追捧，也是由於，人們看不到更多的、直接來自社會基層的戰地報道。《財新》、《人物》等媒體，都有很多
深度報道，值得肯定;但是報道有禁忌，讀
者希望了解更多啊。
方方日記或者郭晶日記，成了公民報道的替代作品。關鍵是，這些日記被發布出來了。但它也是一種創傷性的寫作，為了生存下來，它需要有所規避。
這樣的話，日記體得到了什麼，失去了什麼
呢?
類似封城日記的公民報道，得到了日記體的自由選材和個人性。我們不會苛求任何一位作者說，他或她不該在日記里寫了今天中午吃什麼喝什麼;因為這本來就是疫區生存的基本主題之一。而且，無論是長居的作者還是偶居的異鄉人，無論是高風險街巷還是周邊小區，每個人的觀察都提供了此時此地疫情拼圖的一個板塊。
失去的呢?
除了前面所說的被銷聲、刪帖封號之外，倖存下來的日記不可避免地成了被鎖喉、斷腕后的寫作，是背負創傷的欲言又止;何況，還要時刻要面對封禁的危險。
你不能直抒胸臆，不能討論所謂敏感話題;不能有政治異議……再簡單一點吧，你需要配合政府，良性互動。可是，即使像方方這樣良性，現在我們已經看到，一波又一波顯然是經過了調度動員的所謂專業評論家已經出馬，他們正在展開對方方日記的圍攻。
如果說，我們的力量不夠讓很多封禁的聲音起死回生;也許，餘下的路是，需要有更多人接續日記行動。在大作家被迫封筆時，需要更多的普通人、沉默的大多數，開始講述自己的故事。
我這篇關於日記的漫筆也要結束了。是的，
武漢已經解封，但是，很多武漢市民依然被
封閉在小區中，封禁的主題沒有過時;尤其
是，在疫情沒有最終向好的定局之前。
即使不能像作家方方、詩人小引或者社工郭
晶那樣，寫得那麼自覺和及時，那麼完整和
豐富;至少，讓文字來舉證:這場疫難是真
實的，對於個人和社會，它都應該被記住。
2020年4月10日武漢解封第三天我的微信公眾號、美篇、有道雲筆記……都被封禁，所以，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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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Matte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