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顯惠《夾邊溝記事》chm+txt+pdf
楊顯惠《夾邊溝記事》chm+txt+pdf
由 鐵蹄下的夜鶯 » 2012年5月28日
楊顯惠：《夾邊溝記事（右派死亡集中營）》目錄
作者簡價
人物周刊：楊顯惠揭開夾邊溝事件真相
上編 夾邊溝記事
上海女人
走進夾邊溝
李祥年的愛情故事
驛站長
賊骨頭
憎恨月亮
飽食一頓
逃亡
堅持到底
探望王景超
自由的嘉峪關
一號病房
許霞山放羊
夾農
在列車上
這就好了
醫生的回憶
鄒永泉
告別夾邊溝
下編 野馬灘
貴婦人
小赤佬
不知道他是誰
媽媽告訴我
洗個不停
野馬灘
後記
作者簡價
楊顯惠，1946年出生於蘭州。中國作家協會會員，現居天津。
1965年由蘭州二中上山下鄉赴甘肅省生產建設兵團安西縣小宛農場。1971年入甘肅師範大學數學系讀書。1975年在甘肅省農墾局酒泉農墾中學做教師。1981年調往河北省大清河鹽場工作。1988年入天津作家協會專職寫作至今。主要作品收入《這一片大海灘》、《夾邊溝記事》、《告別夾邊溝》等書。短篇小說曾獲全國短篇小說獎、中國小說學會獎、《上海文學》獎。
本書經由《上海文學》雜誌全文連載完畢。其間天津古籍出版社出過一冊《夾邊溝記事》，但其內容不全是「夾邊溝」，還有幾篇作者早期的中短篇小說。後來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了全部的「夾邊溝」故事，書名變成了《告別夾邊溝》。2008年花城出版社重新出版這本書，且恢復了它的原名。
人物周刊：楊顯惠揭開夾邊溝事件真相
2003年，楊顯惠的夾邊溝系列結集出版，名為《夾邊溝紀事》。他在後記中寫道：夾邊溝事件是當時甘肅省委極左路線的產物，是一起嚴重的政治事件；是甘肅歷史上慘痛的一頁；是二千四百多名右派的苦難史。但是知道這段歷史的人已經不多了，當年的事件製造者有意把它封存起來，當年的生還者大都謝世，少數倖存者又都三緘其口。作者將調查來的故事講述出來，意在翻開這一頁塵封了四十年的歷史，希望這樣的悲劇不再重演，並告慰那些長眠在荒漠和戈壁灘上的靈魂：歷史不會忘記夾邊溝。
夾邊溝，甘肅酒泉境內巴丹吉林沙漠邊緣一個昔日的勞改農場，多年來，默默無聞，不為人知。
但是，40年前這裏發生的一場人間慘劇，使它註定不能被歷史、更不能被世人所遺忘。
1957年10月至1960年底，這裏關押了甘肅省近三千名右派。在天寒地凍的沙漠中，他們與世隔絕，終日勞作，並且經歷了罕見的大飢荒，幾乎吃盡了荒漠上能吃的和不能吃的所有東西，最後被活活餓死——三年時間里，餓死的右派數以千記。
這是一段聽來讓人驚駭、讓人撕心裂肺的歷史。由於可以想見的原因，它就像荒漠中的一具屍骨，被丟棄，被掩蓋，一直掩蓋了40年。
2000年，一位作家連續發表20多篇紀實作品，一舉揭開夾邊溝事件真相。
他就是天津作家楊顯惠。
一 楊顯惠其人
楊顯惠操著一口甘肅口音的普通話，他顯然還保留著西北人的古道熱腸，雖然已經在天津東部的濱海小城塘沽生活了近二十年。
6月10日，得知記者要離開塘沽，他從家裡急急忙忙提了兩瓶甘肅產的白酒，硬要記者帶上。
和記者在一起時，楊顯惠很在意每天的中飯和晚飯，首先一定要由他做東，其次一定要喝上兩杯，再聊上大半天，聊的當然是都是夾邊溝。
酒酣耳熱之際，58歲的楊顯惠感慨，「好文章其實是老天爺給你安排好的，它們和你的個人命運息息相關。」
1965年，楊顯惠離開蘭州，奔赴千里之外的甘肅省生產建設兵團農建十一師，上山下鄉。這一年，他剛剛高中畢業，只有19歲，年輕的心中揣著的是一個作家夢。
他被分配到十一師第六團四連小宛農場，和來自五湖四海的兵團戰友們全天候地開荒修渠、引水灌溉。河西走廊雄渾蒼涼的戈壁風光、戰天鬥地的時代召喚使得年輕的楊顯惠激情滿懷，但是，一次不經意的閑談讓他發現了生活的嚴酷一面。
小宛農場除了很多和他一樣的青年學生之外，還有一些從別處轉移過來的右派。他們在解除勞動教養之後，不準回家，安置在農場里繼續勞動。就是和他們的閑談中，楊顯惠聽到了「夾邊溝」這三個字。
在1960年代，這樣的閑談首先是神秘而私下的，只能是三言兩語，楊顯惠知道的只能是梗概：
就在五年前，也是在酒泉境內，有一個勞改農場，名叫夾邊溝，三千名右派，大面積地死亡，死到最後只剩下幾百人，死得很慘……
一下子，楊顯惠牢牢記住了「夾邊溝」。
40多年後，他在《告別夾邊溝》的後記中寫道，「右派們的敘述在我心中造成的震撼歷久不息」。
但是，1965年正值文革前夕，他不可能也無法求其詳細。
從1965年到1981年，楊顯惠一直呆在農建十一師，期間，他做過售貨員，當過會計，讀了工農兵大學，在農墾中學做了七年數學老師，開始了文學創作。
16年裡，有關夾邊溝的消息，仍然是零零散散又總是很隱秘地傳來。對於楊顯惠，它如同一場夢魘，揮之不去。
1988年，楊顯惠成為天津市作協專職作家，跟隨愛人調到了天津，在塘沽深居簡出，他的創作仍然以西北戈壁灘上16年的農場生活為主。
九十年代中後期，文學日顯邊緣化，中國的作家們整體進入一個調整期，有人沉寂了，有人轉入商業化寫作，還有人沉醉於描摩世俗生活，篤信文以載道的楊顯惠也面臨抉擇。
這個時候，「夾邊溝」從心底深處頑強地冒了出來。
楊顯惠放棄了以建國后西北地區勞改農場為背景的長篇小說計劃，開始著手調查夾邊溝事件，他要「真正搞清楚那裡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即使沒有名，沒有利，我也認為值！」
從1997年開始，年過半百的楊顯惠重返河西走廊，尋訪40年前落難於夾邊溝的右派群體。他嘗試過從查閱官方檔案入手，但是沒有人理睬他。他只能「貼著地面行走」，在隴東的黃土高原中穿行，在河西的戈壁荒灘中尋找，整整三年，他竟然尋訪到了一百多位當事人。
雖然楊顯惠對夾邊溝的來龍去脈已不陌生，但是當事人的回憶還是讓他震顫不已。在哭泣和淚水中，昔日的右派如今的老人們沉浸在那段不堪的年月之中，一次次生生地揭開傷疤，追述一個個受盡折磨死裡逃生的故事。每當此時，楊顯惠也屢屢無法自持，只能請求老人暫時停下來，讓他走到院子里，擦一擦眼淚。
1999年，楊顯惠開始寫作「告別夾邊溝」系列。2000年，上海文學連續發表12篇，遠在千里之外，夾邊溝右派的後人們傳閱著每一篇，奔走相告：夾邊溝的蓋子揭開了！
他們帶著這些紀實小說，清明節上墳時焚燒，以告慰父親冤屈的亡靈。
一位死難者的兒子，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裡讀到了它們，他一下子哭倒在地，把上海文學供在桌上，長跪著，一頁一頁地讀，一次次地哭。他對朋友說，父親去世時他還小，只知道父親死在夾邊溝，但不知道父親是死得這樣慘。
在甘肅臨洮，楊顯惠訪問了夾邊溝倖存者82歲的裴天宇老人。老人說，他在甘肅師大當教授的學生寄來了四冊上海文學，他用了半個月時間才讀完那四篇文章。他說，每一次拿起來讀不上十分鐘，就淚流滿面……傷心得讀不下去呀！
二 夾邊溝農場
從酒泉出發，乘車駛向酒泉至金塔的公路，在第28個裡程碑處，左拐，再向北走數公里，有一片連綿的沙丘，散落其間的，是一些半截的土牆框。這裏就是夾邊溝，那些零散的牆框，就是當年右派們住的地窩子。
夾邊溝農場成立於1954年3月，科級單位，它的行政名稱是甘肅省第八勞改管教支隊，原本就是一個關押犯人的勞改農場。
1957年反右之後，勞改犯被轉移別處，夾邊溝農場變成勞教農場，專事「收容」右派分子。
這些右派來自甘肅省的機關、企業和學校，他們是反右中揪出來的極右分子、出身剝削階級家庭或者曾有過其它錯誤的右派分子、「大鳴大放」期間有右派言論的「歷史反革命」、以及工人當中因右派言論而獲罪的「壞分子」。
1957年，甘肅省共揪出右派一萬兩千多人，其中「罪行深重」、被開除公職並判以勞教的極右分子約有三千人。陸陸續續地，他們從全省各地（主要是蘭州市）先後來到了這個巴丹吉林沙漠邊緣的荒涼之地。
除了風大沙多，夾邊溝有限的農田多為鹽鹼荒灘，這個小型農場自開辦時起就只能接收四五百名勞改人員，因為它只能養活這麼多人。
至於為什麼甘肅省要將兩三千名右派源源不斷地押送至此，和鳳鳴的《經歷——我的1957》是這樣解釋的：
「夾邊溝農場貧瘠而嚴重鹽鹼化的土地的收穫物，根本無法使2000多勞教分子果腹。從省上到張掖地區到農場，堅決貫徹執行的是對勞教分子的改造與懲罰，這2000多人的生存條件如何，以夾邊溝的土地面積、生產條件，能不能讓2000多勞教分子憑靠種田養活自己，從以後的結局看，那時並沒有人想及。」
和鳳鳴和愛人王景超反右前同為甘肅日報編輯，王景超被打成極右分子，和鳳鳴則是一般右派。1957年4月，夫婦倆同一輛火車被押送勞教，和鳳鳴去的是十工農場，王景超則到了夾邊溝。三年後，王景超在夾邊溝活活餓死，和鳳鳴則僥倖躲過一劫。
右派們到了夾邊溝后，迎接他們的，是勞累、寒冷和飢餓。
對於打入另冊的右派而言，只要在夾邊溝一天，勞動，超強度的體力勞動，就既是手段，也是目的。他們已經不是教授，不是工程師，不是大學生，不是幹部，不是優秀團員，他們只是要被管教的勞教分子。
管教人員大多出身行伍，他們對西北地區的農業生產所知了了，於是一年四季里，幾乎天天都要安排繁重得超出體能的農活，同時輔以生產競賽，讓那些戰戰兢兢、誠惶誠恐的右派們每天勞動12小時甚至16小時，拼盡全力，以致於累得在地上爬。
三 夾邊溝的飢餓
直接威脅夾邊溝右派生命的，除了勞累和寒冷，更為致命的是飢餓。
夾邊溝農場從1957年4月開始接收右派到1960年12月底「搶救人命」，三年半時間里，前一年半是右派們的勞累史，后兩年，也就是1959年初到1960年底，則完全是三千右派的飢餓史。
據倖存右派的介紹和楊顯惠的調查，右派們剛到夾邊溝時每月定量是40斤糧（一斤為十六兩），在天寒地凍的河西走廊，充當苦力的右派可以籍此活命。但是1958年以後，糧食供應降為每月26斤，再降為20斤，每天只有七兩糧食，體力嚴重透支的右派們開始挨餓。隨著1958年冬天的到來，死神也隨之而至，一批體弱不堪的右派最先命赴黃泉。
1960年的春天播種的時候，農場右派有一半的人累垮了，下不了地，成天在房門口曬太陽，躺著，死亡開始了，每天有一兩個兩三個人從衛生所的病房裡被抬出去。
就在這年冬天，被堂哥傅作義寫信從美國勸回國內的水利專家傅作恭，在場部的豬圈邊找豬食吃時，倒下了，大雪蓋住了他的身體，幾天後才被人發現。生前他曾經給哥哥傅作義寫信求救，據說傅作義無法相信弟弟信中的描述而沒有郵寄錢物。
在死神面前，右派們開始了本能的掙扎求生。夾邊溝生存條件極為慘烈，右派們的自救更是令人瞠目結舌、驚詫莫名。
在每天吃過了食堂供應的樹葉和菜葉子煮成的糊糊湯后，他們蜷縮在沒有一點熱氣的窯洞和地窩子里，儘可能地減少熱量散失，等待一下頓的糊糊湯。
如果有了一點力氣，就到草灘上挖野菜、捋草籽，煮著吃下。體質稍好的，到草灘上挖鼠穴，搶奪地鼠過冬的口糧；看到晰蜴，抓來燒著吃或者煮了吃，有人因此中毒而亡。
到了寒冬臘月，野菜無跡可尋，右派們只能煮干樹葉和草籽果腹。草籽吃了脹肚，樹葉吃了也便秘，無奈之下，只好趴在洞外的太陽地上，撅著屁股，相互配合掏糞蛋。
一天的放牧結束后，農場的羊群中偶爾會有一兩隻羊的腸子露在外面，第二天它才死亡，它的內臟被飢餓的右派偷吃了。
俞兆遠，原是蘭州市西固區工商局的一位科長。在吃遍樹葉野菜草根草籽之後，他開始吃荒漠上的獸骨，楊顯惠的《賊骨頭》詳細記述了當時的場景：
「……骨頭經風吹吹雨淋變得光溜溜白花花的，同室的人都說那東西沒法吃也沒營養，但他說，沒啥營養是對的，可它總歸沒有毒性吧，毒不死人吧！這就行！他研究怎麼吃骨頭，總也想不出好辦法，便放在火上烤著看看。誰知這一烤竟然出現了奇迹：白生生的骨頭棒子被烤黃了，表面爆起了一層小泡泡。他用瓦片把泡泡刮下來，拿舌頭舔一舔刮下的粉末，無異味，尚有淡淡的鹹味。於是，他把幾根骨頭棒子都烤了，把泡泡刮在床單上集中起來，居然湊了一捧之多。他像是吃炒麵一樣把它放進嘴裏嚼，咽進肚子。後來，他們全窯洞的人都去山谷和草灘上搜集獸骨……」
就是這位俞兆遠，被非人的環境下，也和其它人一樣學會了偷東西。
在夾邊溝農場，對於苟且偷生的右派，偷盜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之舉，其中群體性的偷盜就是播種時偷吃種子。「吃麥種不能在幹活時吃，管教幹部看見了會罵的，還要扣一頓飯。只能是休息時候，幹部們到一邊休息去了，機耕班的人們就圍著麻袋躺著，一人抓一把麥種塞進嘴裏。他們使勁兒攪動舌頭，使得嘴裏生出唾液來，把種子上的六六粉洗下來；再像鯨魚吃魚蝦一樣，把唾液從牙縫裡擠出去；然後嚼碎麥粒咽下去……他們的嘴都被農藥殺得麻木了。」
生性本份的俞兆遠後來「見吃的就偷，不管不顧地偷」，他成了難友中偷術最高的右派，成了一個「賊骨頭」！倉庫里的糧食、食堂里的窩頭、豬圈裡的豬食、野地里的花生秧、管教幹部扔在房頂上的羊皮……都是他的目標。直到1961年他回到蘭州，回到自己家裡了，他還要偷家裡的玉米面生吃，氣得老婆要和他離婚。
偷盜和吃生食，這就是夾邊溝農場三年勞教教給他的生存之道。
1960年4月，蘭州中醫院的右派高吉義被場部派往酒泉拉洋芋（土豆），裝完貨的最後一天，餓極了的右派們知道這個機會千載難逢，他們煮熟了一麻袋洋芋，九個人一口氣將160斤洋芋統統吃光，「都吃得洋芋頂到嗓子眼上了，在地上坐不住了，靠牆坐也坐不住了，一彎腰嗓子眼裡的洋芋疙瘩就冒出來。冒出來還吃，站在院子里吃。吃不下去了，還伸著脖子瞪著眼睛用力往下咽。」
返回途中，一名吳姓右派在顛簸之下，活活脹死。高吉義也上吐下泄，和他住在一起的來自甘肅省建工局的右派工程師牛天德整個晚上都在照看著他。第二天，高吉義醒來，被眼前的場景驚呆了：年近六旬的牛天德竟然將他的嘔吐物和排泄物收集起來，在其中仔細地挑揀洋芋疙瘩吃！
還有一名右派，趁麥收時吃了過量的生麥子，又盡飽喝了些開水，到了夜裡，胃腸里的麥子發酵膨脹，劇烈的疼痛使他在鋪上翻滾不已，喊叫了一夜，終於在痛苦的掙扎中死去。第二天，農場管教幹部在他的屍體邊上召開現場批判大會，罵道：「這種人硬是不服改造，同**頑固對抗，直到自取滅亡。你們都好好把這人看看，你們自己願意走這條路也行，死就在眼前！」死者的妻子也在現場，她不能也不敢放聲大哭，只能啜泣不已。
四 夾邊溝事件
1960年9月，夾邊溝農場除了三四百名老弱病殘之外，悉數遷往高台縣的明水農場。
甘肅省勞改局的計劃是從酒泉勞改分局管轄的十幾個勞改農場和勞教農場調人，在高台縣明水那片荒灘上建成一個河西走廊最大的農場，面積50萬畝。這是當時極左的政治環境下又一個「政治工程」。因為倉促上馬，其它農場沒有按計劃調人，只有一向「表現積極」、「寧左勿右」的夾邊溝農場調過去了1500多人。
明水農場比夾邊溝的條件更為惡劣。沒有房子住，沒有糧食吃，沒有水喝，只有光禿禿的一片旱灘。一千多名右派就像原始人類一樣，穴居在山洪衝出的兩道山水溝里的地窩子和窯洞里。
也就是到了明水之後，右派們開始大面積出現浮腫。一位存活的右派回憶道：
「他們在死前要浮腫，浮腫消下去隔上幾天再腫起來，生命就要結束了。這時候的人臉腫得像大番瓜，上眼泡和下眼泡腫得如同蘭州人冬天吃的軟兒梨，裡邊包著一包水。眼睛睜不大，就像用刀片劃了一道口子那麼細的縫隙。他們走路時仰著臉，因為眼睛的視線窄得看不清路了，把頭抬高一點才能看遠。他們搖晃著身體走路，每邁一步需要停頓幾秒鐘用以積蓄力量保持平衡，再把另一隻腳邁出去。他們的嘴腫得往兩邊咧著，就像是咧著嘴笑。他們的頭髮都豎了起來。嗓音變了，說話時發出尖尖的如同小狗叫的聲音，嗷嗷嗷的。」
死亡高峰不可避免地到來。1960年11月中旬，每天都有數十人死去。場部**委書記梁步雲慌了神，跑到張掖地委彙報情況，說，這樣死下去了得嗎，請地委給調點糧吧。地委書記是一位堅定的老革命，他訓斥梁步雲：死幾個犯人怕什麼？干社會主義哪有不死人的，你尻子鬆了嗎？
由於右派死亡太多，而且漸漸地連掩埋死者的右派都很難找到了，他們都再也沒有足夠的力氣了，因此，對死者的掩埋越來越草率，大都是用骯髒的破被子裹一裹，拉到附近的沙包里，簡單地用沙子蓋一下了事。當時的右派們形象地稱之為「鑽沙包」。
據和鳳鳴回憶，因為夾邊溝的死難者掩埋得過於草率，屍骨暴露于荒野，累累白骨綿延兩里多路，後來當地的農民多有怨聲，直到1987年 才由酒泉勞改分局派人重新集中埋葬。
1960年的冬天，來到明水的夾邊溝右派們真正進入了生命的絕境，也就是在這時候，夾邊溝事件中最為驚世駭俗的一幕出現了：活人吃死人。
「鑽沙包」的死者都是餓死的，身上皮包骨頭，於是，他們的胸腔經常被劃開，內臟被取出。
也就是在這時候，甘肅全省餓死上百萬人的慘劇震動中央，以監察部部長錢瑛為首的檢查團來到了甘肅。1960年12月2日，中央西北局書記劉瀾濤主持召開著名的蘭州會議，將執行極左路線的甘肅省委書記張仲良當場免職，並迅速採取措施「搶救人命」。
1960年12月31日傍晚，來到夾邊溝的省委工作組作出決定：明天開始分期分批遣返所有右派。
1961年10月，臭名昭著的夾邊溝農場被撤銷。
就在右派被遣返后，農場的一名醫生被留了下來，他留在夾邊溝工作了六個月，任務是給1500名死者「編寫」病例，一直到1961年7月，全部死者病例才「編寫」完成。1500多名右派幾乎全是飢餓而死，但病例上全然不見「飢餓」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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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夾邊溝記事》
由 共鏟黨撲街 » 2012年6月28日
錢瑛解救了夾邊溝的倖存者卻救不了自己
夾邊溝農場位於甘肅省酒泉縣城東北約30公里，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這裏曾是安置右派進行勞改的場所。
據曾在此地勞改的右派分子司繼才回憶：「夾邊溝農場前前後後送來了大約3500名右派，1958年11月發冬季衣服時，具體人數是3136人……，在這之前很多人自殺了，夾邊溝農場總的活下來的不足600人。」
這一段話發表在《鳳凰周刊》總第351期的《司繼才口述：我的夾邊溝記憶》一文中。
先介紹司繼才其人，司繼才，1928年出生於山東，1943年去延安，參加了八路軍，1944年入黨，1956年任人民解放軍第4軍第10師宣傳科長，1957年任蘭州西北工程局黨委 宣傳部部長，整風時曾任整風辦公室主任，但不久他自己也被打成右派，被送到夾邊溝農場勞改，幸虧當年他的一個下屬薛占雲在農場任管教人員，對他比較照顧， 所以能倖存下來，他曾在農場搞過宣傳，還能抽空記點日記，把所知的記下來，記下一些過去鮮為人知的事，另楊顯惠的《夾邊溝記事·在列車上》也有有關司繼才 的記載。
因為司繼才當過領導幹部，農場領導就讓他當勞改隊的隊長，雖然當了隊長，但他不傷同類，遇到不平的事還向農場管教人員據理力爭，所以難友們對他比較信任，有問題願意向他反映。
這時，夾邊溝總部約一千多名右派已被轉移到高台縣明水鄉。原來計劃在明水開闢一個新農場。一千多名右派在這裏辛苦勞動了半個多月，但後來可能是因為 各種條件沒有成熟，所以開闢新農場的計劃撤銷了。來到這裏的右派因長期飢餓，農活又重，所以大批死亡，農場領導不得已，停止右派勞動。右派們每天吃完食堂 供應的用樹葉和菜葉煮成的糊糊之後，只能在零下10幾度的嚴寒中蜷縮在地窩子里。還有點力氣的人到外面挖點野菜，捋點草籽，有的把抓來的蜥蜴煮一煮充饑， 但大多數人連捋草籽的力氣都沒有，只能奄奄一息，等待死亡。
有一天，右派分子李天慶向隊長司繼才反映說：大家都餓的一點力氣也沒有了，可是從蘭州鐵路局送來的右派分子魏長海等三個人面色紅潤，行動敏捷。李還 看見魏長海等人煮過什麼東西吃，他們看見李走來，很快就藏起來了。李天慶感到這幾個人形跡可疑，所以請司繼才隊長調查一下，司繼才答應了。
幾天後，司繼才找到李天慶說：老李，你的懷疑還真對了，那幾個傢伙還真沒幹好事。我問他調查出什麼情況了，他叫我跟他去看看。
我跟著他走到山水溝口。山水溝外邊是一片廣闊的沙灘，突兀起一峰又一峰的沙包。沙包的斜坡上散布著許多墳堆。這裏掩埋著我們到明水后死去的右派的屍 體，是農場組織的掩埋組乾的。這埋屍的工作做得不好，也就是挖個淺淺的坑，把屍體拖進去，再覆上一層薄薄的沙土。因為大風颳走了沙土，有些屍體暴露出來， 布條子和頭髮在寒風中簌簌飄動著。我問了一聲，你叫我到里看什麼？司繼才不回答，領著我在墳堆中前行幾步，指著一具完全暴露的屍體說，你把被子撩開看看。 我知道掩埋屍體的程序：所有的屍體都是用自己的被子裹著的，脖子、腰和腿的部位用麻繩繫緊，用馬車拉到這裏掩埋。眼前的這個屍體卻像被人動過，脖子和腰裡 的繩子被利器割斷了。我撩開鬆鬆垮垮蓋著的被子，發現死者棉衣的紐扣也是解開著的。掀開衣襟，我不由得呀了一聲，嚇了一大跳：死者的胸脯上有一道長長的豎 著的豁口。你看清了吧，這不是狗吃的吧？司繼才問。我說，不像狗吃的，狗吃的傷口沒這麼整齊。說到這裏，我突然明白司繼才的意思了，我的頭皮刷的一下麻了 起來，我驚駭地問，老司，你是說……，後邊的話我沒敢說出來。司繼才後退兩步。司繼才說，怕什麼，你怕他什麼呀。他走近一步，彎腰，雙手拉了一下豁口， 說，你看，你看看這裏邊。我從他的兩手之間看下去，胸腔是個空空的大窟窿。司繼才又說，看清了嗎？我說看清了，他才鬆了手。他把死者的衣襟拉了一下，蓋住 豁口，又把被子拉過來蓋上，把繩子系好，還刨了幾下，把旁邊的沙子蓋在屍體上。然後，他像洗手一樣，抓了把沙子，搓了搓手。接著他就大罵起來：這幫王八 蛋，一點人性都沒有啦！你當他們煮的什麼？他們煮的是內臟呀，是人的心肝肺呀。這些死人的身上沒肉了，長期的飢餓和勞累把身上的肉消耗幹了，胳膊和腿就剩 下干骨頭了。沒吃的，他們就想出開膛剖腹的主意來了！我沒說話，我還沒有從驚愕中掙脫出來，頭皮還在發麻。我前幾天向司繼才反映情況，只是覺得他們行蹤可 疑、蹊蹺，但根本沒想出他們會幹出這樣的事來。
司繼才領著我又看了一具屍體，也是被人動過刀子的。我還翻了翻屍體上拴的一硬紙牌子。紙牌子是掩埋組的人掛上去的，為的是將來死者的家屬來找屍體便 于辨認。牌子寫著名字，並且是編了號的。至今30年過去了。但我還清楚地記得那個人的名字，他叫王夷悟。王夷悟原來是天祝縣醫院的醫生。被打成右派，但他 在勞改期間沒有受太大的苦，因為來到夾邊溝之後領導叫他在醫務所當醫生。由於他在醫務所又有新的右派言論——他說夾邊溝死亡那麼多人是因為營養不足，餓死 的——因此，在我們遷移到明水前被撤掉了醫生職務，下隊勞改。他是前幾天死去的。由於突發感冒，他勞動的時間不長，死的時候身上的肉還沒有耗干。還不像別 人那樣干。也正因為如此，他尻根子的肉被人用刀子割去了，那個部位呈現著兩個窟窿，小腿肚子的肉也叫人剔去了，露出白色的骨頭。……
後來，司繼才分頭找魏長海幾個人單獨談話，連哄帶嚇，他們都承認了，魏長海等痛哭流涕表示要痛改前非。大家知道他們把死人的心、肝、肺挖出來煮著 吃，都表示義憤填膺，痛罵他們道德喪盡。但等到討論應該怎樣處理時，有人說應該處以極刑，有人說應該判刑，但有人提出不同意見：魏長海犯了什麼罪？他殺人 了嗎？他搶劫了嗎？一個姓章的歷史學教授引經據典說：「古人云倉廩足而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至今，未嘗聞之……」。
農場管教人員趙隊長知道這件事，就帶幾個人來把魏長海五花大綁緊緊的捆起來毒打一頓后關了起來。李天慶知道如果緊捆時間一長，血脈不通，就會出人 命。他感到自己是首先告發的，心裡不安，於是在地窩子喊了兩遍，求大家去向趙隊長求情，把魏長海鬆綁，放出來，但沒人應聲。他又去求章教授，章教授只翻了 翻眼皮沒有動。李天慶明白了：經過長期的勞累和飢餓，他們已經看慣了同一個地窩的夥伴一個一個的倒斃，一個個屍體被抬出去，他們連自己也不知道能不能活著 走出明水。人們的同情心喪失殆盡了，他們沒心管別人的事了。於是李天慶找到司繼才，和他一起去求馬隊長，把魏長海鬆了綁，放了出來。
過了不久錢瑛來到這裏。
司繼才在他的《我的夾邊溝記憶》中是這樣寫的：我們能夠從夾邊溝活著回來，多虧了當時的錢瑛。
錢瑛是《洪湖赤衛隊》里韓英的原型。建國后，1954年錢瑛出任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部第一任部長兼黨組書記。她堅持真理，不避風險，平反甄別了許多被定為「鐵案」的錯案。錢瑛有句口頭禪：
「不怕鬼！」我們都把她看作救命恩人。
錢瑛發現夾邊溝農場的犯人，純屬一種偶然。夾邊溝農場和其它關押右派的勞教農場的情況，甘肅省對外一直是絕對保密的。錢瑛當時到甘肅張掖地區視察， 檢查災情，準備到高台縣去。那些日子她一個村一個村地查，發現有些村裡人都死完了。現在才知道三年災害時，甘肅餓死了140多萬人。那天天上飄著雪花，司 機開著車迷路了，車裡坐著錢瑛和警衛員，還有一個張掖地區的幹部，一共是4個人。他們突然發現前面溝里有煙輕輕飄出，就開著車往有煙的地方走去。到了溝邊 上一看，溝坎下面橫七豎八的足有二三百具屍體，這些屍體被碼著摞著。錢瑛的警衛員就在溝坎上面大聲喊：「你們這裡是什麼單位？怎麼這麼多死人？」近處有個 管教人員說：「我不知道，你問場長去。」當錢瑛他們繼續往溝里走時，農場哨兵就大聲喊：「不能下去！」我（司繼才自稱）和（另一個右派）官錦文聽到喊聲， 趕快走了出來，因為我們的洞穴直接對著錢瑛他們。這時只見（農場管教人員）劉振玉往錢瑛他們那裡走了過去，一邊走一邊吆喝著說：「把這些人給我抓起來。」
老太太錢瑛迎了上去，拿著拐棍就將劉振玉抽了起來。
錢瑛的警衛員一下把槍撥了出來，對著劉振玉說道：「你知道這是誰嗎？這是錢瑛。」
劉振玉一聽是錢瑛，一下慌了。官錦文此時大聲喊了起來：「錢大姐，快救我呀，快救我呀！」錢瑛朝官錦文看了一眼，然後說道：「這是誰？」後來才知道這是官錦文。
錢瑛於是讓官錦文領著在各洞穴和地窩子里查看，發現這裏還躺著很多人。錢瑛問劉振玉，還有多少人？劉振玉說，還有五六百人吧，需要5個車皮。（實際 明水這裏根本沒有五六百人，只剩二百多人了）。錢瑛於是馬上給酒泉地區打電話讓把那裡的公交車全部調來，並且宣布第二天就全部放人，趕快救人救命。
接著她跟著劉振玉走進了他的房間，覺得屁股下面很軟，讓人查看，發現劉振玉的房間里有28條毛毯，在他的箱子里搜出了200多個各式手錶，在劉振玉老婆的房間也搜出了幾十條毛毯（注：這些都應是農場的管教人員從死去的右派的屍體上扒下來的）。
但是，錢瑛走後明水和夾邊溝又進行審查研究，拖延了差不多一個月，才將犯人放了出來。
司繼才在文章中最後說：「反右運動給全國無數家庭帶來的災難是說不完的……」。
「現在來看歷史，《論聯合政府》看起來是當時的權宜之計，主要為了奪取政權。可是，奪取政權后，權力過於集中和照搬蘇聯那一套，卻最終釀成了這一場人間悲劇。」
（二）
「不怕鬼！」是錢瑛的常用口頭禪。身為中央監委副書讓的她，不畏權勢，鄙視逢迎，不計個人得失，不順風轉舵，而是堅持實事求是，對於各種案件，凡是確實處理錯了的就要平反。
大躍進期間，中國餓死了3700多萬人。在1962年春，在七千人大會上，發動大躍進運動的毛澤東作了輕描淡寫的檢討后，就離開北京，外出巡視去了。他把這一爛攤子推給了劉少奇、周恩來、陳雲等來收拾。劉少奇他 們認真貫徹「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半年多以後情況稍有好轉。1962年秋天，在中央八屆九中全會上，毛澤東又提出「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 講，天天講。」毛還大力批判所謂「黑暗風、單幹風、翻案風。」就在這種形勢下，錢瑛和中央監委的同志分析了全國情況，認為無理鬧翻案的人確實是有的，但只 是少數，主要是該平反的沒有平反。
安徽省，在大躍進期間，中共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強迫命令，大刮「五風」，使農業生產力遭到嚴重破壞，餓死幾百萬人。當時，省委書記李世農提出不同意 見，卻被打成右派，另一個省委書記、副省長張凱帆因主張開倉賑濟饑民，解散集體食堂，把刮共產風時沒收農民的房屋和自留地還給農民，開放市場，因而被毛澤 東點名批判為「混入共產黨內的投機分子。」對於這樣的 「鐵案」，錢瑛和中共監委的同志也大胆的給予平反，他們還平反了許多右派冤案，但是他們的這些正義行為卻在文革中被說成是大罪。「四人幫」一夥以錢瑛和中 央監委違反了毛澤東的最高指示，大刮翻案風為借口，撤消了經中央委員會莊嚴選舉產生的中央監委，對中央監委的十五位常委，除書記一人外，都加以殘酷迫害， 其中被迫害致死和含冤逝世者八人。中央監委副書記錢瑛也被迫害，於1973年7月26日含冤去世。
（以上據1980年12月16日《人民日報》發表的王從吾、袁任遠、郭述申、帥孟奇撰寫的《剛正無私的共產黨員錢瑛同志》。）
毛澤東在1947年5月30日為新華社寫的一篇評論中，對蔣管區的學生運動給予高度的評價，說學生運動是偉大的、正義的，並稱之為人民解放戰爭的「第二戰線」。
錢瑛則是第二條戰線的卓越領導人之一。在新中國成立前，她歷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上海局的組織部長。在她的領導下，蔣管區的中共地下組織發動了多次以 學生為主體的群眾運動：一二·一運動、抗議美軍暴行運動、反飢餓反內戰運動、反美扶日運動等等。這些運動洶湧澎湃，參加的群眾越來越多，數以幾十萬、幾百 萬人計；參加的階層越來越廣泛，學生、工人、市民、商人、資產階級、民主黨 派都卷進來了。這些運動充分揭露了反動派官商勾結，搜括民財，貪污腐敗等等罪行，使反動派陷於最大的孤立，眾叛親離，人心喪盡，因而加速了他們的滅亡。在 這些群眾運動中，錢瑛起到卓越的領導作用，反動派對她恨之入骨，多次派特務追殺她，出重金購買她的人頭，都沒有得逞。但解放后在文革中，她卻被污衊為「叛 徒」、「特務」，被殘酷迫害，於1973年7月26日含冤去世。
解放前，敵人沒有做到的事情，解放后「自己人」卻做到了。錢瑛曾平反了大批冤案，1960年，錢瑛曾解救了夾邊溝倖存下來的600名右派，他們活下來了，但文革中錢瑛自己受到迫害，卻沒有人能夠解救她。
她死了。
夾邊溝農場位於甘肅省酒泉縣城東北約30公里，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這裏曾是安置右派進行勞改的場所。
據曾在此地勞改的右派分子司繼才回憶：「夾邊溝農場前前後後送來了大約3500名右派，1958年11月發冬季衣服時，具體人數是3136人……，在這之前很多人自殺了，夾邊溝農場總的活下來的不足600人。」
這一段話發表在《鳳凰周刊》總第351期的《司繼才口述：我的夾邊溝記憶》一文中。
先介紹司繼才其人，司繼才，1928年出生於山東，1943年去延安，參加了八路軍，1944年入黨，1956年任人民解放軍第4軍第10師宣傳科長，1957年任蘭州西北工程局黨委 宣傳部部長，整風時曾任整風辦公室主任，但不久他自己也被打成右派，被送到夾邊溝農場勞改，幸虧當年他的一個下屬薛占雲在農場任管教人員，對他比較照顧， 所以能倖存下來，他曾在農場搞過宣傳，還能抽空記點日記，把所知的記下來，記下一些過去鮮為人知的事，另楊顯惠的《夾邊溝記事·在列車上》也有有關司繼才 的記載。
因為司繼才當過領導幹部，農場領導就讓他當勞改隊的隊長，雖然當了隊長，但他不傷同類，遇到不平的事還向農場管教人員據理力爭，所以難友們對他比較信任，有問題願意向他反映。
這時，夾邊溝總部約一千多名右派已被轉移到高台縣明水鄉。原來計劃在明水開闢一個新農場。一千多名右派在這裏辛苦勞動了半個多月，但後來可能是因為 各種條件沒有成熟，所以開闢新農場的計劃撤銷了。來到這裏的右派因長期飢餓，農活又重，所以大批死亡，農場領導不得已，停止右派勞動。右派們每天吃完食堂 供應的用樹葉和菜葉煮成的糊糊之後，只能在零下10幾度的嚴寒中蜷縮在地窩子里。還有點力氣的人到外面挖點野菜，捋點草籽，有的把抓來的蜥蜴煮一煮充饑， 但大多數人連捋草籽的力氣都沒有，只能奄奄一息，等待死亡。
有一天，右派分子李天慶向隊長司繼才反映說：大家都餓的一點力氣也沒有了，可是從蘭州鐵路局送來的右派分子魏長海等三個人面色紅潤，行動敏捷。李還 看見魏長海等人煮過什麼東西吃，他們看見李走來，很快就藏起來了。李天慶感到這幾個人形跡可疑，所以請司繼才隊長調查一下，司繼才答應了。
幾天後，司繼才找到李天慶說：老李，你的懷疑還真對了，那幾個傢伙還真沒幹好事。我問他調查出什麼情況了，他叫我跟他去看看。
我跟著他走到山水溝口。山水溝外邊是一片廣闊的沙灘，突兀起一峰又一峰的沙包。沙包的斜坡上散布著許多墳堆。這裏掩埋著我們到明水后死去的右派的屍 體，是農場組織的掩埋組乾的。這埋屍的工作做得不好，也就是挖個淺淺的坑，把屍體拖進去，再覆上一層薄薄的沙土。因為大風颳走了沙土，有些屍體暴露出來， 布條子和頭髮在寒風中簌簌飄動著。我問了一聲，你叫我到里看什麼？司繼才不回答，領著我在墳堆中前行幾步，指著一具完全暴露的屍體說，你把被子撩開看看。 我知道掩埋屍體的程序：所有的屍體都是用自己的被子裹著的，脖子、腰和腿的部位用麻繩繫緊，用馬車拉到這裏掩埋。眼前的這個屍體卻像被人動過，脖子和腰裡 的繩子被利器割斷了。我撩開鬆鬆垮垮蓋著的被子，發現死者棉衣的紐扣也是解開著的。掀開衣襟，我不由得呀了一聲，嚇了一大跳：死者的胸脯上有一道長長的豎 著的豁口。你看清了吧，這不是狗吃的吧？司繼才問。我說，不像狗吃的，狗吃的傷口沒這麼整齊。說到這裏，我突然明白司繼才的意思了，我的頭皮刷的一下麻了 起來，我驚駭地問，老司，你是說……，後邊的話我沒敢說出來。司繼才後退兩步。司繼才說，怕什麼，你怕他什麼呀。他走近一步，彎腰，雙手拉了一下豁口， 說，你看，你看看這裏邊。我從他的兩手之間看下去，胸腔是個空空的大窟窿。司繼才又說，看清了嗎？我說看清了，他才鬆了手。他把死者的衣襟拉了一下，蓋住 豁口，又把被子拉過來蓋上，把繩子系好，還刨了幾下，把旁邊的沙子蓋在屍體上。然後，他像洗手一樣，抓了把沙子，搓了搓手。接著他就大罵起來：這幫王八 蛋，一點人性都沒有啦！你當他們煮的什麼？他們煮的是內臟呀，是人的心肝肺呀。這些死人的身上沒肉了，長期的飢餓和勞累把身上的肉消耗幹了，胳膊和腿就剩 下干骨頭了。沒吃的，他們就想出開膛剖腹的主意來了！我沒說話，我還沒有從驚愕中掙脫出來，頭皮還在發麻。我前幾天向司繼才反映情況，只是覺得他們行蹤可 疑、蹊蹺，但根本沒想出他們會幹出這樣的事來。
司繼才領著我又看了一具屍體，也是被人動過刀子的。我還翻了翻屍體上拴的一硬紙牌子。紙牌子是掩埋組的人掛上去的，為的是將來死者的家屬來找屍體便 于辨認。牌子寫著名字，並且是編了號的。至今30年過去了。但我還清楚地記得那個人的名字，他叫王夷悟。王夷悟原來是天祝縣醫院的醫生。被打成右派，但他 在勞改期間沒有受太大的苦，因為來到夾邊溝之後領導叫他在醫務所當醫生。由於他在醫務所又有新的右派言論——他說夾邊溝死亡那麼多人是因為營養不足，餓死 的——因此，在我們遷移到明水前被撤掉了醫生職務，下隊勞改。他是前幾天死去的。由於突發感冒，他勞動的時間不長，死的時候身上的肉還沒有耗干。還不像別 人那樣干。也正因為如此，他尻根子的肉被人用刀子割去了，那個部位呈現著兩個窟窿，小腿肚子的肉也叫人剔去了，露出白色的骨頭。……
後來，司繼才分頭找魏長海幾個人單獨談話，連哄帶嚇，他們都承認了，魏長海等痛哭流涕表示要痛改前非。大家知道他們把死人的心、肝、肺挖出來煮著 吃，都表示義憤填膺，痛罵他們道德喪盡。但等到討論應該怎樣處理時，有人說應該處以極刑，有人說應該判刑，但有人提出不同意見：魏長海犯了什麼罪？他殺人 了嗎？他搶劫了嗎？一個姓章的歷史學教授引經據典說：「古人云倉廩足而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至今，未嘗聞之……」。
農場管教人員趙隊長知道這件事，就帶幾個人來把魏長海五花大綁緊緊的捆起來毒打一頓后關了起來。李天慶知道如果緊捆時間一長，血脈不通，就會出人 命。他感到自己是首先告發的，心裡不安，於是在地窩子喊了兩遍，求大家去向趙隊長求情，把魏長海鬆綁，放出來，但沒人應聲。他又去求章教授，章教授只翻了 翻眼皮沒有動。李天慶明白了：經過長期的勞累和飢餓，他們已經看慣了同一個地窩的夥伴一個一個的倒斃，一個個屍體被抬出去，他們連自己也不知道能不能活著 走出明水。人們的同情心喪失殆盡了，他們沒心管別人的事了。於是李天慶找到司繼才，和他一起去求馬隊長，把魏長海鬆了綁，放了出來。
過了不久錢瑛來到這裏。
司繼才在他的《我的夾邊溝記憶》中是這樣寫的：我們能夠從夾邊溝活著回來，多虧了當時的錢瑛。
錢瑛是《洪湖赤衛隊》里韓英的原型。建國后，1954年錢瑛出任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部第一任部長兼黨組書記。她堅持真理，不避風險，平反甄別了許多被定為「鐵案」的錯案。錢瑛有句口頭禪：
「不怕鬼！」我們都把她看作救命恩人。
錢瑛發現夾邊溝農場的犯人，純屬一種偶然。夾邊溝農場和其它關押右派的勞教農場的情況，甘肅省對外一直是絕對保密的。錢瑛當時到甘肅張掖地區視察， 檢查災情，準備到高台縣去。那些日子她一個村一個村地查，發現有些村裡人都死完了。現在才知道三年災害時，甘肅餓死了140多萬人。那天天上飄著雪花，司 機開著車迷路了，車裡坐著錢瑛和警衛員，還有一個張掖地區的幹部，一共是4個人。他們突然發現前面溝里有煙輕輕飄出，就開著車往有煙的地方走去。到了溝邊 上一看，溝坎下面橫七豎八的足有二三百具屍體，這些屍體被碼著摞著。錢瑛的警衛員就在溝坎上面大聲喊：「你們這裡是什麼單位？怎麼這麼多死人？」近處有個 管教人員說：「我不知道，你問場長去。」當錢瑛他們繼續往溝里走時，農場哨兵就大聲喊：「不能下去！」我（司繼才自稱）和（另一個右派）官錦文聽到喊聲， 趕快走了出來，因為我們的洞穴直接對著錢瑛他們。這時只見（農場管教人員）劉振玉往錢瑛他們那裡走了過去，一邊走一邊吆喝著說：「把這些人給我抓起來。」
老太太錢瑛迎了上去，拿著拐棍就將劉振玉抽了起來。
錢瑛的警衛員一下把槍撥了出來，對著劉振玉說道：「你知道這是誰嗎？這是錢瑛。」
劉振玉一聽是錢瑛，一下慌了。官錦文此時大聲喊了起來：「錢大姐，快救我呀，快救我呀！」錢瑛朝官錦文看了一眼，然後說道：「這是誰？」後來才知道這是官錦文。
錢瑛於是讓官錦文領著在各洞穴和地窩子里查看，發現這裏還躺著很多人。錢瑛問劉振玉，還有多少人？劉振玉說，還有五六百人吧，需要5個車皮。（實際 明水這裏根本沒有五六百人，只剩二百多人了）。錢瑛於是馬上給酒泉地區打電話讓把那裡的公交車全部調來，並且宣布第二天就全部放人，趕快救人救命。
接著她跟著劉振玉走進了他的房間，覺得屁股下面很軟，讓人查看，發現劉振玉的房間里有28條毛毯，在他的箱子里搜出了200多個各式手錶，在劉振玉老婆的房間也搜出了幾十條毛毯（注：這些都應是農場的管教人員從死去的右派的屍體上扒下來的）。
但是，錢瑛走後明水和夾邊溝又進行審查研究，拖延了差不多一個月，才將犯人放了出來。
司繼才在文章中最後說：「反右運動給全國無數家庭帶來的災難是說不完的……」。
「現在來看歷史，《論聯合政府》看起來是當時的權宜之計，主要為了奪取政權。可是，奪取政權后，權力過於集中和照搬蘇聯那一套，卻最終釀成了這一場人間悲劇。」
（二）
「不怕鬼！」是錢瑛的常用口頭禪。身為中央監委副書讓的她，不畏權勢，鄙視逢迎，不計個人得失，不順風轉舵，而是堅持實事求是，對於各種案件，凡是確實處理錯了的就要平反。
大躍進期間，中國餓死了3700多萬人。在1962年春，在七千人大會上，發動大躍進運動的毛澤東作了輕描淡寫的檢討后，就離開北京，外出巡視去了。他把這一爛攤子推給了劉少奇、周恩來、陳雲等來收拾。劉少奇他 們認真貫徹「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半年多以後情況稍有好轉。1962年秋天，在中央八屆九中全會上，毛澤東又提出「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 講，天天講。」毛還大力批判所謂「黑暗風、單幹風、翻案風。」就在這種形勢下，錢瑛和中央監委的同志分析了全國情況，認為無理鬧翻案的人確實是有的，但只 是少數，主要是該平反的沒有平反。
安徽省，在大躍進期間，中共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強迫命令，大刮「五風」，使農業生產力遭到嚴重破壞，餓死幾百萬人。當時，省委書記李世農提出不同意 見，卻被打成右派，另一個省委書記、副省長張凱帆因主張開倉賑濟饑民，解散集體食堂，把刮共產風時沒收農民的房屋和自留地還給農民，開放市場，因而被毛澤 東點名批判為「混入共產黨內的投機分子。」對於這樣的 「鐵案」，錢瑛和中共監委的同志也大胆的給予平反，他們還平反了許多右派冤案，但是他們的這些正義行為卻在文革中被說成是大罪。「四人幫」一夥以錢瑛和中 央監委違反了毛澤東的最高指示，大刮翻案風為借口，撤消了經中央委員會莊嚴選舉產生的中央監委，對中央監委的十五位常委，除書記一人外，都加以殘酷迫害， 其中被迫害致死和含冤逝世者八人。中央監委副書記錢瑛也被迫害，於1973年7月26日含冤去世。
（以上據1980年12月16日《人民日報》發表的王從吾、袁任遠、郭述申、帥孟奇撰寫的《剛正無私的共產黨員錢瑛同志》。）
毛澤東在1947年5月30日為新華社寫的一篇評論中，對蔣管區的學生運動給予高度的評價，說學生運動是偉大的、正義的，並稱之為人民解放戰爭的「第二戰線」。
錢瑛則是第二條戰線的卓越領導人之一。在新中國成立前，她歷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上海局的組織部長。在她的領導下，蔣管區的中共地下組織發動了多次以 學生為主體的群眾運動：一二·一運動、抗議美軍暴行運動、反飢餓反內戰運動、反美扶日運動等等。這些運動洶湧澎湃，參加的群眾越來越多，數以幾十萬、幾百 萬人計；參加的階層越來越廣泛，學生、工人、市民、商人、資產階級、民主黨 派都卷進來了。這些運動充分揭露了反動派官商勾結，搜括民財，貪污腐敗等等罪行，使反動派陷於最大的孤立，眾叛親離，人心喪盡，因而加速了他們的滅亡。在 這些群眾運動中，錢瑛起到卓越的領導作用，反動派對她恨之入骨，多次派特務追殺她，出重金購買她的人頭，都沒有得逞。但解放后在文革中，她卻被污衊為「叛 徒」、「特務」，被殘酷迫害，於1973年7月26日含冤去世。
解放前，敵人沒有做到的事情，解放后「自己人」卻做到了。錢瑛曾平反了大批冤案，1960年，錢瑛曾解救了夾邊溝倖存下來的600名右派，他們活下來了，但文革中錢瑛自己受到迫害，卻沒有人能夠解救她。
她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