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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訂閱為了國家安全，千萬別讓文藝青年搞竊聽
文： 郝建
兩個德國統一之後的某天，前東德國家安全局竊聽人員奧普曼·威斯勒路過書店，看到櫥窗上有作家德雷曼新書的大幅宣傳畫。他進去隨手翻了翻，便買下了這本書。新書扉頁上寫著：獻給HGW XX/7先生，那是柏林牆倒塌之前威斯勒在東德國安局的代號。
店員問：「 要不要包起來，是送人的嗎？」
威斯勒沒有什麼表情地說：「 不，這是給我的。」
孤獨的威斯勒找到了一束光
一、灰色制服里的灰色靈魂
《竊聽風暴》一片的原名是有深意的，叫做《別人的生活》（The Life of Others）。經典劇作結構的規範要求「 高潮離結尾越近越好。」因此能像《別人的生活》這樣將高潮和結尾安排在同一場戲、同一句台詞就頗顯匠心獨運之意。就像劇作在描繪人物、安排突變和轉折一樣，這裏的結構營造也顯示出非常嚴謹、和諧的形式美。
也許，本片更為艱難精細的任務還不在於結構上的嚴謹、精妙安排，而是怎樣可信而又感人地寫出一顆國家機器的螺絲釘，變成一個具有獨立思考、有興趣了解別人、甚至和他人互相救贖的人，
本來，威斯勒只是一個灰色制服下面的警察，一個極權主義國家機器中的「 齒輪和螺絲釘」。作為一個具備高超審訊技術、高深心理學經驗的國安局特工，在工作中他只管效率，腦子裡絕沒有講良心、講道理這些人之常情。在布置全套竊聽裝置時沒有任何的骯髒感，甚至還敲開鄰居的門，堅定地對老太太說：「 如果你說出去一個字，你就永遠再也見不到你的家人。」
1984年，東德特工威斯勒受命監聽劇作家德雷曼和女友克麗斯的生活
但他跟其它的螺絲釘不同的起點大概就是他有那麼一點點感同身受的能力？或者是那麼一點點憐憫之心？
威斯勒並非富有同情心。他可以冷靜地將人審訊40個小時，成功地逼問出或跟被審訊者共同編寫出上級所要的供詞。在這種行為受到學生「 是不是有點不人道」的質疑時，我們既未見到他懷疑自己的作為，也未見到他出於堅定、真誠的信念去幫助學生和他自己弄清這類行為的必要性、道德性、以及在具體意義和形而上意義上的罪責。他只是在點名冊上將提問學生的名字下打個記號。
這種記號往往不是為了跟學生交流學術，而是為了將來扣分或考慮不及格。類似的故事我在中國還聽過一些，我的朋友就因為得罪過老師、朋友、同事，被人在檔案中寫上「 不適合作人事組織工作」、「 不適合做外交工作」、「 應控制使用」之類的評語。
那麼，這個特工教授轉變的起點在哪裡呢？是愛情？影片中的場景和人物行動是能引起某些猜測，但只是有些跡象，在觀影過程中我們沒有得到明顯、直接的信息交代出他做那些「 出格」的事情是基於他對劇作家女朋友克麗斯·瑪麗亞的迷戀或者愛情。
片中並無明確表明特工對女演員產生了愛情
二、一顆螺絲釘的覺醒
連自己都沒有太注意的是，他開始偏離了自己執行的任務。這顆鋼鐵鑄就的螺絲釘有了自己意願，他開始對作家和同居女演員有了了解和思考。第一個行動好像有點不經意，多少有點像小孩的惡作劇：他在女演員被文化部長的汽車送回來時弄響門鈴。
我把這個行動讀解為他對女演員的迷戀或者心理上的虐待。這個舉動在劇作上引出三個人的變化。在作家和女演員那裡，此舉讓作家下樓看到女友對自己扯謊了。作家知道她在為自己忍受並持續承擔巨大的屈辱和痛苦，他們當天的擁抱和對此事的爭論改變了克麗斯的行動。
更大的、也許更加不被察覺的變化發生在威斯勒這裏，這一個打動手中兩根線頭觸響門鈴的行動是他以後一系列「 犯規」行動的開始。他在沒有得到命令的情況下跟被監聽對像有了關係，我們很難說這就是道德的或者有什麼善意。但驚人之處在於，這完全是他出於自己的意願的行動，有了這點對別人生活的關注和關切，一顆只會被別人擰來擰去的螺絲釘就可能起變化，就可能會慢慢變成一個有強大力量的發動機。
隨著竊聽的深入進行，威斯勒逐漸被情侶二人的生活吸引
自此威斯勒的變化更大了：他偷了一本《布萊希特詩集》拿回家讀；他躺在自家的沙發上讀著從作家床下偷來的詩集中的《憶瑪麗亞》 ：
「 初秋九月的每一天都是藍色的，年輕挺拔的樹榦向上伸展，就像愛情一樣茂盛生長。我們頭頂著美麗潔凈的天空，一朵雲慢慢移動著，它是那樣潔白無瑕：只要你從心底相信，它就會一直在你身邊。」
讀詩這個行動不僅說明威斯勒這個螺絲釘會違反機器的指令而按照自己的意志轉動，它有詩的感覺，它還會思想！這就要出事了。
對於在極權主義下生活的人來說，思想作為動詞在這裏對於考察一個人的生存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
漢娜·阿倫特在考察了納粹的極權主義性質和集中營殺人犯艾克曼的平庸性質后提出了「 平庸的邪惡」的概念。她指出，”在罪惡的極權統治下，(人的)不思想所造成的災難可以遠勝於人作惡本能的危害的總和。」
在影片中威斯勒開始具有了解別人的願望和思考的能力與興趣。在我看來，這不是同情、憐憫這些道德感，而是由於認真和精神的勇敢，由於思想的辛勤導致了他大腦中意識形態的鋼筋混凝土板塊出現了裂縫。正是由於這點思考的勇氣和勤勞，他原本對工作的認真、思維的縝密都成了他思想的火花點燃之後的燃料。威斯勒這點要思考的性格偏好是害了他或者說挽救了他的根本原因。
集權統治中的螺絲釘突然萌生了「 不該有」的想法
思想著的人是有詩意的。他們和懶惰、逃避或死心塌地的犬儒主義者是大有差別的。我們看到威斯勒有了更大胆的變化——以一個仰慕者在酒吧里偶遇克麗斯，並告訴她正在做的不是一個好買賣。他還真誠地對她說，你撒謊的時候就像另一個人。
我們看到威斯勒在違反國家機器意志的情況下，慢慢地進入了別人的生活。第二天早晨他來到作家樓上的監聽閣樓，同事告訴他昨天那個女演員出去之後不到二十分鐘就回來了。而那二十分鐘就是二人在酒吧談話的時間。聽到這個彙報，威斯勒只是說了一句：很好的報告。
三、瀆職與自救
被威斯勒監聽的劇作家德雷曼其實對體制一向採取妥協態度，影片開頭我們就看到他的戲劇在按照宣傳部的要求修改後還可以風光地上演，文化部長等頭面人物也出場來看他的戲。與此同時，他的好友、著名導演傑斯卡被政府禁止創作已有七年，即使是藝術圈的朋友，也無法真正理解他被剝奪創作自由的痛苦。而後傑斯卡便自殺了。
這給德雷曼很大觸動，他在家滿懷悲傷地彈奏一首《好人奏鳴曲》。這首曲子卻打動了威斯勒——他一個人戴著耳機坐在閣樓上，眼中流出熱淚。
聽著琴聲，威斯勒哭了
接著，影片用一個十分巧妙、看似遙遠不相干的筆觸告訴我們，威斯勒的心裏起了重大變化。當天晚上，他在回家的電梯里遇到一個小孩，當小孩表示因為自己的父親被抓走而憎恨國安局時，他習慣地問那小孩的名字，這與他對有疑問學生的反應是一個模式。但這一次他突然改口，問足球叫什麼名字。此舉弄得小孩很莫名，他嘟囔著：「 足球還有什麼名字。」
但思想的火花可以頃刻間燒毀他頭腦中背誦教條的藩籬，卻很難提升他超越具體利害的門檻。偷聽到作家要寫一篇東德自殺的研究報告后，他還是立刻向上級彙報。是的，在看透一切之後選擇犬儒主義的生活是我們絕大多數人在後極權主義社會的絕大多數時間的不二選擇。
在《犬儒理性批判》（critique of Cynical Reason）中，彼得·斯洛特迪基克（Peter Sloterdijk）提出了這樣一個命題：「 意識形態發揮作用的主要方式是犬儒性的。……雖然犬儒性主體對於意識形態面具與社會現實之間的距離心知肚明，但他依然堅守面具。」。
劇作家擁抱女友，威斯勒在暗處學著他們的姿勢
在庫爾威茨上校的辦公室里，他用自己的犬儒主義和冷酷給威斯勒豎起一面鏡子。他炫耀自己花200馬克買來的博士論文：《論對藝術界各種性格類型政治意識形態異己分子的監控標準》，他還告訴威斯勒在自己的勤奮工作下，像德雷曼這樣的「 第四類」藝術家已經很罕見了。威斯勒悄然收起自己帶來的竊聽成果，轉而要求獨自來執行監聽任務，他改變了自己的決定——從帶著工作成果邀功請賞轉變為瀆職、隱藏信息，從而保護這對文藝界戀人免受國家機器的無情碾壓。
這之後，威斯勒的選擇更為艱難，在庫爾威茨上校的監督下，他在認同感、目的性、道德感完全分裂的情況下逼迫克麗斯供出藏匿「 罪證」的地方，又搶先一步轉移了罪證。在她臨終對他發出無比怨恨的譴責時，威斯勒急切地告慰她：放心，我已經把打字機轉移了。這些對極權體制的瀆職行為成了威斯勒的英勇自救。
但威斯勒的保護並沒有挽救二人的關係和女演員的生命
四、兩個男人的靈魂互救
兩德統一后，威斯勒每天拉著小車給各家送信。但我們知道，如果沒有當年的行動，他就不會引起德雷曼知道真相后的巨大敬意和欽佩。他或許像前文化部長一樣繼續在黑暗中欣賞、咀嚼自己虐待的得意；或許為自己逝去的美好時光而哀號。
在影片結尾，書店的櫥窗里，戲劇達到了的高潮——兩個男人的靈魂在擁抱。威斯勒，這個前國安局特工明白了，自己的行動得到了作家無聲的響應。當年，他曾冒險保護過這個作家，如今，他平淡的生活在書店櫥窗里被作家點亮了。威斯勒以干擾、闖入、摧毀別人的生活開始，以挽救別人的生活、挽救自己的生活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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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面對別人的生活，就是面對自己的生活；一個人思考別人的生活，就是在思考自己的生活，挽救別人的生活，就是在挽救自己的生活。為了我們的生活，看看《別人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