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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中國農民工遭遇欠薪重新返貧
【希望之聲2021年2月3日】（希望之聲記者賀景田綜合報導）目前，年關將近，中國近3億人農民工盼著回家團圓，其中相當龐大的人群，被惡意拖欠工資卻催討無門，他們不僅自己的生活陷入困頓，連老家好幾口家人也在「等米下鍋」，拿不到工資的農民工和他們的家人重返貧窮，只能靠借錢度日。
《美國之音》2月3日報導，36歲的何林來自甘肅省臨洮縣的農村，老家有89歲老奶奶、63歲母親、媳婦、6歲兒子和4歲女兒共五口人，都靠他一人打工養活。
自2000年起，何林開始出外打工，不曾務過農，十多年來，大多是在建築工地干零活，雖是辛苦的體力活，每年也有10萬人民幣（約1.56萬美元）的收入，「夠一家六口過上簡單日子了」。
2018年7月，他和一群近百人的農民工接下了位於甘肅省天水市武山縣一個名為「武山甘肅華夏春秋（天水·鐵籠山）文化旅遊影視基地」的施工項目，但到了結算工資時，建設方甘肅華夏春秋公司推託錢還沒下來，得等到年後才有錢支付總計500萬元人民幣的工程款 （含農民工資380萬人民幣），但過完年，工程負責人卻銷聲匿跡，工資沒下落，整個工程也延宕至今。
何林等人作為民工代表，到處具狀舉報、催款、維權，整整兩年一無所獲。
何林說，各級政府推諉卸責「踢皮球」，浪費他們大量的人力和財力，精神損耗極大。由於忙於討薪維權，何林自己連工作也顧不上，他這兩年來幾乎沒有收入，徹底「返貧」，原有的貸款還不上，老家五口人也斷炊，只好向朋友借錢度日。
他說，現在家裡等米下鍋，正常生活都難以維持了，這兩年都在要錢、討錢的路上。
30歲的邱玉平也是這次討薪維權事件的民工代表。他來自甘肅省臨夏市農村，老家有雙親、媳婦和一個5歲的兒子，共四口人要養。父母在老家種著2、3畝田，一大家子應該還餓不死。
邱玉平20歲不到出外打工，十多年來，可以達到年收6~7萬人民幣的水平。但從2019年初以來，他因參与天水鐵籠山討薪維權，耗費了大量心力和時間，這兩年收入已經減半，無法支付老家開銷，只能靠網貸借錢度日。兩年來，累積欠下近5萬人民幣的債務。
2019年中國新年後，何林和邱玉平等一行五人代表近百名農民工，向武山縣勞動督查大隊遞件舉報，催討欠薪維權。
何林表示，兩年下來，中共的省、縣、市政府「互推皮球」，他們在各級政府的機構間疲於奔走、周旋，每次得到的答覆都是「正在調查」。有時去縣政府等結果，等一整天也沒人出來搭理。有些不耐煩的官員還會叫來公安，把他們帶去警所做筆錄，關上一整天才放回家，這讓他們感到一種「叫天天不靈、叫地地不應」的無奈與氣憤。
總部位於香港的中國勞工通訊（China Labor Bulletin）的統計顯示，去年下半年以來，從網上追蹤到中國發生了近600件工人集體維權事件。
據中國勞工通訊發言人郭展睿（Geoffrey Crothall）介紹，在這些維權事件中，至少七成以上都是追討拖欠工資的集體抗議，件件都涉及百人左右的農民工團體，拖欠的總工資也高達數百萬人民幣。
他說，「主要（的拖欠事件）集中在建築業，因為其層層轉包的特性，導致沒有人會負起付款的最終責任。同時，伴隨著中國民營經濟的生長，許多產業反覆歷經繁榮和衰退之周期。一但景氣蕭條，工人就容易被拖欠工資。這是（中共）政府要積極處理的兩大面向，光是發布命令和指示是沒有用的。」
郭展睿說，受到中共病毒疫情和工廠關閉的影響，去年上半年，中國許多工廠員工被辭退。儘管下半年食品外賣外送員的工作機會崛起，預估應有50萬人快速投入此一新興產業，但因人力供給增多，工資水準也在下降。而隨著電子業復甦，廠工也重回生產線工作，不過，工人們都被迫簽下較短期契約，每日工作時間卻相對拉長，工作環境和薪資水平並未有所改善，反而可能惡化。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王長城表示，在貧窮、落後的農村，農民工的收入對改善全家的生活狀況可能影響很大，一旦拿不到錢，就可能使他們返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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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鏈接：中國農民工遭遇欠薪重新返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