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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中国农民工遭遇欠薪重新返贫
【希望之声2021年2月3日】（希望之声记者贺景田综合报导）目前，年关将近，中国近3亿人农民工盼着回家团圆，其中相当庞大的人群，被恶意拖欠工资却催讨无门，他们不仅自己的生活陷入困顿，连老家好几口家人也在“等米下锅”，拿不到工资的农民工和他们的家人重返贫穷，只能靠借钱度日。
《美国之音》2月3日报导，36岁的何林来自甘肃省临洮县的农村，老家有89岁老奶奶、63岁母亲、媳妇、6岁儿子和4岁女儿共五口人，都靠他一人打工养活。
自2000年起，何林开始出外打工，不曾务过农，十多年来，大多是在建筑工地干零活，虽是辛苦的体力活，每年也有10万人民币（约1.56万美元）的收入，“够一家六口过上简单日子了”。
2018年7月，他和一群近百人的农民工接下了位于甘肃省天水市武山县一个名为“武山甘肃华夏春秋（天水·铁笼山）文化旅游影视基地”的施工项目，但到了结算工资时，建设方甘肃华夏春秋公司推托钱还没下来，得等到年后才有钱支付总计500万元人民币的工程款 （含农民工资380万人民币），但过完年，工程负责人却销声匿迹，工资没下落，整个工程也延宕至今。
何林等人作为民工代表，到处具状举报、催款、维权，整整两年一无所获。
何林说，各级政府推诿卸责“踢皮球”，浪费他们大量的人力和财力，精神损耗极大。由于忙于讨薪维权，何林自己连工作也顾不上，他这两年来几乎没有收入，彻底“返贫”，原有的贷款还不上，老家五口人也断炊，只好向朋友借钱度日。
他说，现在家里等米下锅，正常生活都难以维持了，这两年都在要钱、讨钱的路上。
30岁的邱玉平也是这次讨薪维权事件的民工代表。他来自甘肃省临夏市农村，老家有双亲、媳妇和一个5岁的儿子，共四口人要养。父母在老家种着2、3亩田，一大家子应该还饿不死。
邱玉平20岁不到出外打工，十多年来，可以达到年收6~7万人民币的水平。但从2019年初以来，他因参与天水铁笼山讨薪维权，耗费了大量心力和时间，这两年收入已经减半，无法支付老家开销，只能靠网贷借钱度日。两年来，累积欠下近5万人民币的债务。
2019年中国新年后，何林和邱玉平等一行五人代表近百名农民工，向武山县劳动督查大队递件举报，催讨欠薪维权。
何林表示，两年下来，中共的省、县、市政府“互推皮球”，他们在各级政府的机构间疲于奔走、周旋，每次得到的答复都是“正在调查”。有时去县政府等结果，等一整天也没人出来搭理。有些不耐烦的官员还会叫来公安，把他们带去警所做笔录，关上一整天才放回家，这让他们感到一种“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的无奈与气愤。
总部位于香港的中国劳工通讯（China Labor Bulletin）的统计显示，去年下半年以来，从网上追踪到中国发生了近600件工人集体维权事件。
据中国劳工通讯发言人郭展睿（Geoffrey Crothall）介绍，在这些维权事件中，至少七成以上都是追讨拖欠工资的集体抗议，件件都涉及百人左右的农民工团体，拖欠的总工资也高达数百万人民币。
他说，“主要（的拖欠事件）集中在建筑业，因为其层层转包的特性，导致没有人会负起付款的最终责任。同时，伴随着中国民营经济的生长，许多产业反复历经繁荣和衰退之周期。一但景气萧条，工人就容易被拖欠工资。这是（中共）政府要积极处理的两大面向，光是发布命令和指示是没有用的。”
郭展睿说，受到中共病毒疫情和工厂关闭的影响，去年上半年，中国许多工厂员工被辞退。尽管下半年食品外卖外送员的工作机会崛起，预估应有50万人快速投入此一新兴产业，但因人力供给增多，工资水准也在下降。而随着电子业复苏，厂工也重回生产线工作，不过，工人们都被迫签下较短期契约，每日工作时间却相对拉长，工作环境和薪资水平并未有所改善，反而可能恶化。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王长城表示，在贫穷、落后的农村，农民工的收入对改善全家的生活状况可能影响很大，一旦拿不到钱，就可能使他们返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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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链接：中国农民工遭遇欠薪重新返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