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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訂閱漢心：語言暴力也是一種傷害
經上記著：「苦難是神祝福之手的陰影」， 所以，人在面對苦難時需要清醒的洞見才能直面自己的真實狀況，並由此領受到只有通過逼迫和苦煉才可以重續人與神的盟約，從而將內部的焦慮和危機轉化成一種人性的共鳴，一種相互體恤和眷顧的情感反映。然而在中國，由於人們習慣對罪惡進行重複咀嚼和誇張想象，習慣於將無常世道中的不幸與生存困厄作外部歸因，以此最易虛構敵情、設置異己遷怒於人，並長期自足於「主體正確」的道德自負和感覺傲慢，因而在處理社會公共事務上，最易陷入專制意識形態非敵即友的二元預設和粗暴論斷。基於這種認知上的障礙，一般人都很難從自己出發，然後基於人的幽暗意識進行自我反省和檢討，從而在發生學上對各種社會罪孽和道德困境作深層次的人性探源。因此，在面對歷史與現實的罪錯進行審察和評議時，都習慣於推咎責任淡出自身，從而要麼嫁禍於人找一個從來不在場的「叛徒內奸工賊」之類的「他者墊底」息事寧人；要麼乾脆將自己陷於被脅迫或者「受害者」境地，以求訴公眾的道德寬恕和司法豁免。
總之，由於缺乏對「我也不例外」的罪性追究和內部懺悔，所以常常讓失敗的怨氣經年累月地煎熬折磨，讓悲劇的情景和疼痛感長期糾纏不休、，並於不漸斷的品嘗和無法釋懷的想象之中加劇心靈的不堪之重。日久之後勢必導致共同體內缺乏和平共處、寬以待人的倫理依存，造成人與人、人與社群之間相互設防、彼此算計，在不斷加劇社會關係的緊張感和對抗性的同時，還因此而形成一種動輒牙眥必報、同根相煎的敗血性人文心態。長此以往，人性中耽於「論是道非，習慣於「口腔娛樂」的癖好必然被激活、被放縱，從而衍生成迷戀公示個人「隱私」，欣然于「窺陰探秘」，並常常輔之以文學化的渲染敘事，使得人人都習慣用暴力說話，依賴於侮辱性、歪曲化的偏執對人進行命名和定義，最終便難以做到心平氣和、有理有據的辯真證偽，從而在情緒上為自己清火減壓，在精神上為自己祛魅，然後直抵靈魂深處展開內省並有效化解對抗性話語中的暴烈因子。
長期以來，由於中國人太囿於務實理性的點滴盤算，太精於閱人處世、看風使舵，所以很難在精神向度找到非物質的價值支持系統，因而只能在有限的資源配置中找幸福求快樂，致使人們因為生存的過度排斥、擠壓，而不得以將人際交往作惡質化推演猜測，使得人人都依據這種假設而誤認為人心險惡、世道陰冷且傷害性力量無處不在，並形成一系列虛擬化的想象和神經質的警覺，從而導致公共話語空間顯得太陰暗、太兇險，且總是瀰漫著相互攻訐、彼此詆毀的惡劣氣氛。也正是基於這一事實，人們才最易受名利攻心而耽於冒險蠻幹，才見慣不怪從而容忍公共領域長期訴諸刀尖討價、惡語論戰，才動輒損人、貶人慣用暴力修辭泄憤抒情。殊知這種看似爽心利性的激情表達雖則能滿足語言報復以規避直接的肉搏硬傷，卻也因此而最易將人心敗壞，將人的情緒惹怒從而擾亂其認知系統，導致人的罪性意志被充分釋放，其結果必然使博弈雙方都因失去起碼的耐性和教養而毫無顧忌地選擇暴力對陣，操持最具傷害性的語詞說話，從而直抵人的痛處和軟肋進行污辱詆毀，把人妖魔化醜陋化、牛鬼蛇神化，最終將被控主體從道德上層層剝離、抽空並逐出人間正道，使得即便是最不正當甚或完全背棄公義的審判栽決，也會因當事者背負了過多的責罵和公眾的道德厭惡，從而再如何含冤忍辱、再如何不堪負重也很難於獲得世道人心最起碼的關切和憐憫。
據此返觀中國的話語環境，人們確實領受了太多對人的惡意中傷，太多的言論構陷和暴力塗毒。由於長期深陷其中而不知不覺，使得人們不僅業已失去了對極權之下暴力語境高位彈壓、強制澆灌的傷害性反應和警覺，反而對這種建基於權力威懾和專制統合意圖的粗鄙化、侵犯性的「言論殖民」完全失去了抗辯的衝動和能力，由此才出現了太多跟風附會、幫凶幫閑的文化犬儒，才在道里坊間流布著為暴力意識形態張目的「自願者」和一撥撥剪除不盡的刀筆幕僚，隨著這種無心無肝、人情味蒸留告罄，重度鹽鹼化、摧毀性話語體系的廣泛移植和鍵入，伴隨著暴力意識形態摧枯拉朽的社會清場和精神戒嚴，使得隸屬於民間原生態、自主性的言說，連「負隅頑抗或思想游擊」的冒險，都因缺少抵禦的屏障而不得以偃旗息鼓、收場作罷，所以更無從奢談所謂理性批評、溫情對話、以及體面的交流。至此，要麼無所適從、進退失據，從而生吞活剝盲目抄襲官話、套語，將個人主體的根性和情致放逐掏空；要麼拒斥斯文嘲弄優雅，然後任意填充負向內涵重度惡搞，將醜話、惡話和各種令人不堪的污言穢語盡情發揮，從而不斷放大並加以個人的發揮，使得無所不用其極的傷害性語詞鋪天蓋地、到處泛濫，其表義功能的無限外延不僅嚴重腐化敗壞了中國人的日常交流與言說語境，還因使其用者人多勢眾，從而在本質上不斷改寫著人們的精神譜系和認知模式。
眾所周知，思想的枯竭正是從語言開始，從這個意義上說，語言不僅僅是一種簡單的信息載體，一種局限於技術層面的意識流通管道，其所能指的意義區間遠遠超越了所謂「語言是思維的物質外殼」（ 斯大林語）這一簡單褊狹的功能表述。正是基於這一認知，任何特定社會公共空間的話語形態，其所表徵正是這一社群的公共結合狀態和交往倫理，一種體認模型和思維方式。所以，當一個人因語言貧乏而不能完整地表達其意志時，也正是其精神失血和靈性脫殼的見證，由此推理演繹，當一個國家和族群因長期屈從於壟斷性權力的專橫霸道，而不得以附和個人或政團權威時，其話語生態往往呈示一種二元分裂的簡單化對抗性構成模式，如此，則要麼反躬自殘或感覺失靈，從而集體禁聲將個人真實的體驗異化打折；要麼將個人主體虛置弱化，從而跟風協從繞著權柄撒謊賣乖。也因為如此，人們總是習慣於惡意的假設和羞辱性的交流與責難，致使對傷痛經驗太過敏感、太過神經衰弱，並鬱積了太多的血淚仇、階級恨，以此不斷加劇形而下生存維度的處境焦慮和價值選擇上的迷亂與惶惑。
據此返觀中國暴力主義話語成因，乃是長期缺乏精神向度的積極建設，使得人們無意識地將日常的活法掛靠在食色利祿這一簡單的區間煎熬折騰，因此才導致人人趨同並積極練習機巧待人、策略處世的營生之道，導致朝野坊間爭相效法陰陽之謀，迷戀暴力說話做事，由此而積蓄了太多的罪惡感和傷害性記憶，歷練了太多同胞內訌，兄弟相殘的負面經驗，導致中國人的公共空間長期瀰漫著對罪孽與苦難的高度警覺，從而使得各種傷害性話語香火不滅、陰魂不散。由此便總是沿襲著一以慣之的老例，毀人傷人、損人貶人不把人當人，動輒惡語相向然後無緣無故地將人物情事往壞處惡處推測想象，並進行一系列陰暗兇險的預設和定義，由此便難於養成體面而有風度的相處和交涉，學會體己憫人然後在日常待人接物中禮節、修養和健康地對話與表達。
儘管如此，設若人們都能降身屈服看到自己的問題，都能洞穿一己的幽暗並對由此導致的各種困境作出深刻的檢討和反審，便可以看到人性中尚有值得用心體貼的溫情，看到冷硬的世道之中依然有光有鹽，有可以觸及到的灼灼心跳和砰然涌流的脈動，因而便可以體會到人的屬靈品性中依然存續著、流連著神性的祈盼和恆切的守望，依然蘊蓄著星星點點的眷顧和會心的微笑，從而於萬千紅塵牽累和彌眼的風情中搜尋美處，見出命運際遇中悲歡離合、陰晴雨雪的遷徙流轉，以及不堪忍耐且宿命般不能拆卸的重軛，其實也是人生主題配置中不可或缺的旋律變奏，是關於人的幸福與喜樂體驗在有限時序流程中的預設和鋪陳。因此便能消解當下的迷亂和膠著於人際中的利害得失，以及一系列蠻橫爭訟的惡劣幻覺，從而淡褪現實際遇中的對峙想象和逆境焦慮，走出鬱結成疾的傷害記憶，從而便瞭然於心、謙卑地審世度人，讓胸襟開闊、讓眼界拓寬，以此學會妥協退讓，學會克己忍耐罪人先責己，學會與人為善而後刪除個體識別人間情事的種種缺陷和誤區，從而在精神上解除自我設置的辯識障礙。倘能如此，最終也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做到心平氣和、以禮待人，由內及外養成優雅的舉止和文明的談吐，從靈魂深處祛除造成個人或群體心理自虐的一切負面元素。
二 0 0八年三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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