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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訂閱馬治權：張維迎的河流
作者： 馬治權
陝西省北部有個吳堡縣，位於黃河西岸。最北邊有個張家山鎮，下轄十二個行政村，辛庄算一個。戶籍居民190戶，500多人，常住130人。村莊在兩山之間。背戶灣在南，張家灣在北。張維迎家在北山。正面三孔窯洞，側面兩孔窯洞。窯洞下是一條深溝。暴雨襲來時，滿山遍野的水，至溝壑中央，可見洪水滔滔。
張維迎回憶說，他的小學就是在這兩山一溝的窯洞里度過。初中則要翻過一座山，去棗林峁讀。早出晚歸。高中是在縣城宋家川，距辛庄八十里地。單程就得一整天，遇上雨雪天氣，道路泥濘，則需要更長時間。
因為路遠，平時大多時間住校。有一次回學校，他爬上一輛拖拉機，本來是說好的，卻因人多被拉了下來。晚上回家，他向母親哭訴，母親說：「孩子別哭，咱不坐拖拉機，咱以後坐小卧車。」
這話聽起來很激動人心，好像為張維迎的未來抹上了一層亮色。我說你母親還是滿有遠見的呀。那會兒就看出了你是坐小卧車的人。張維迎說，她哪裡是有遠見，做母親的都希望自己的兒子有出息，她是在鼓勵我呀。
全家福
張維迎就這樣從辛庄到縣城，一步步跋山涉水，頂風冒雪，堅定執著的朝他的大學邁進。「不坐拖拉機，咱們坐小卧車。」母親的這句話是不是你去牛津讀書的動力？我問張維迎。他笑著說：「那是你的猜想。我那會兒，連上大學的夢都險些沒做成。」
一、落榜生如何被揀了回來
全國恢復高考後，張維迎得知消息第一時間便報了名，並認真地予以複習。填報志願時也信心滿滿：西北大學、延安大學、北京廣播學院、北京大學。前三個志願那是心中所想，而後一個則純屬開個玩笑。因為最後一格空著也是空著，不填白不填。
然而不管是認認真真填的志願，還是開玩笑填的，最終都落了空。不要說北京大學，就是延安大學也石沉大海。看到別人都興高采烈地去報到上學，張維迎知道自己沒有考上。沒考上那就認慫，繼續戳牛屁股、掄撅頭下地勞動。
母親當時篤信兒子一定能考上，就備了些蘿蔔白菜，想著接到通知后，將村上的親朋宴請一番。張維迎對母親說，對不起，讓你老人家白準備了，我們把那些菜吃了吧。他母親也不知道怎麼想的，就沒理張維迎，依舊把那些菜保留著。
過了一段兒時間，也就是1978年的4月10號左右，張維迎突然接到了通知書，是西北大學經濟系發來的。真是喜出望外啊。張維迎說，考完大學後天天都在等通知書，然而沒等到，而當你完全不抱希望時，通知書卻來了，你說你是什麼樣的心情？幸好我媽的那些蘿蔔白菜還留著，這下可派上了用場：全村人熱熱鬧鬧吃了一頓米糕燴菜。
莫名其妙地接到了通知，張維迎說他命好。其實生在那個時代的人命都好。恢復高考後，大批老三屆的學生參加了高考，成績還很不錯，但因為年齡或政審的關係，不少人沒有被錄取。這些人就給鄧小平寫信。鄧的兒子就是這個階段的人，當然知道這些人的狀況，當即批示教育部，要求想盡一切辦法擴大招生。
西北大學其時有個叫何煉成的教授，他知道了中央的擴招精神后，立馬申請了一個新的專業：政治經濟學。不可能再重新招考了，他就把那些落榜生的檔案找來，上千份，一個個攤在地上細細地挑選。張維迎就這樣被挑了出來。何煉成後來成了他的研究生導師。他對張維迎說，為了挑你們，我的腿都坐麻了。
何煉成是懂經濟學的，但更懂人才學。他對學生的教育方式相當民主。張維迎讀研究生后，常常會產生一些離經叛道的觀點。何煉成不僅不會批評，反而予以明確鼓勵：只要言之有理，論之有據，能自圓其說即可，不需管那麼多。
1983年，張維迎在《中國青年報》發表了《為「錢」正名》一文。這文章為他帶來了較大的名聲，但也惹下了不小的麻煩。省上主管教育的書記直接約見郭琦校長，點名要求開除張維迎。但郭琦校長是個老資格，人也硬茬兒，明裡應付著，暗裡卻扛住沒辦。郭琦認為學術問題的討論，不應該與意識形態爭論相混淆。
何煉成作為張維迎的導師，自然壓力山大，然而在保護學生這一點上，他與郭琦教授心照不宣，不僅沒有吸取教訓給學生制定清規戒律，而且依然我行我素，鼓勵學生獨立思考，創造自由的學習氛圍。
這就又有了《以價格體制的改革為中心，推動經濟體制改革》一文。這篇文章成文於1984年4月21日，提出以放為主的雙軌制價格改革思路。該文本質上是否定計劃經濟的，是張維迎又一篇離經叛道的大文章。
但何煉成教授慧眼如炬，在不少人為張維迎的觀點捏一把汗時，何教授卻讓張維迎把它擴展提升為碩士論文。張維迎後來在牛津攻讀碩士時，他的導師詹姆斯·莫里斯也是鼓勵他將另一篇論文擴展為博士論文。1997年莫里斯訪問中國時，在西安會見了何煉成教授。他對何說，在培養學生方面，我們倆都有一個秘密，那就是選擇最好的學生。
二、「揀回來」的學生何以成為牛津的高材
張維迎報考大學落榜，至少能說明兩個問題，一是他的智商不適應死記硬背；二是應試高考不考創造能力。不過他被「揀」回來后，優勢卻日益凸顯。大學四年，他刻苦勤奮、博覽群書，積极參加各種討論，勇敢地闡述自己的觀點。並儘可能地將這些觀點撰寫成文章在報刊上發表。
他的《為「錢」正名》一文差點兒讓他丟了學籍，但也讓他受到了社會的關注。他因這篇文章結識了北京很多年輕人，特別是體改委的人。信息的相互碰撞，使他眼界大開，他於是決定畢業後去北京工作。那個時代一個小城市往大城市調動，都會困難重重，何況是北京呢。而且西北大學是一個地方大學，畢業分配是沒有北京名額的。所以想去北京，那還得費一番周折。
1984年過年後，張維迎來到了北京。他這時已經有了經驗：既然《為「錢」正名》的文章讓他結交了北京的一些朋友，那就繼續在文章上「做文章」：文章出來后或許能認識更多的人，包括能決定他命運的人。
在北京調研時，張維迎觀察到一個現象，那就是現實中的投機倒把行為十分活躍，儘管中央反覆發令予以打擊，但仍然此起彼伏、層出不窮。為什麼會出現這麼多的違法現象呢？他發現了問題的實質，那就是價格出了問題。當時中央領導也認識到了價格要調整，不僅買了大型計算機，而且成立了價格中心開始計算價格。價格這東西怎麼計算呢？張維迎在想，每個人都參与買賣，行情每時每刻在發生著變化，怎麼可能會有一個聰明人，把價格計算出來呢？
張維迎看出了其中的玄機，就寫了一篇題為《以價格體制的改革為中心，帶動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文章。文章的核心是價格不能計算，合理的價格只能靠市場；中國價格改革不應該以調整作為思路，而應該以放開作為思路；計劃外的先放開，然後再逐步將計劃內的放開。用行話講就是先實行雙軌制，最後逐漸變成市場單軌制。
毫無疑問，這篇文章又幫了張維迎的忙。他被調到了國家體改委工作，正式進了北京。
三、出去了為什麼要回來
張維迎初出道時，便遇到了生命中的幾個貴人。譬如把他從落榜生中揀出來的何煉成教授，因寫《為「錢」正名》而惹禍后挺身而出，保護他的郭琦校長，慧眼識才，把他招進體改所的高尚全先生……這些人仁愛寬厚，古道熱腸，愛才、護才、幫才。他因此寫了一篇文章：《人生是一連串的偶然》。
但當我細細捋了他的材料后發現，他只說對了一半。如果單獨就每件事情看，實屬偶然，然從整體來看，其背後就有著深深的必然，那就是他的睿智、他的勤奮、他的執著和變通。如果說上西北大學是因為偶然的擴招，但研究生畢業後到體改委，再由體改委到牛津大學進修，並由進修轉讀牛津大學的博士研究生，就絕非是偶然了。
他讀牛津大學時，屬中國籍的學生能有幾人？我手頭沒有資料可查，但據百度上所說，2023年的中國，考上牛津大學的博士僅二三人而已。由此可知，張維迎是個讀書的種子。西北大學七年，牛津大學五年，加上他小學、初中和高中，讀書的時間差不多二十三四年。眾所周知，讀書是件苦差事。古語講十年寒窗，範文瀾先生說「板凳坐得十年冷」。然他卻一口氣讀了二十多年書，尤其是牛津大學這樣的世界頂級名校。
張維迎也說，讀懂專業課之前，首先要把英語學好，對當時的他來說，這無疑是一座高聳入雲的大山。翻過去，一切皆有可能，翻不過去，只好半途而廢。有人說機會是均等的，其實在實際生活中，機會是不平等的：機會總是青睞那些有準備的人，「只有自救，上帝才肯幫助。」
張維迎當初是怎樣補上英語這門課的？我不知道，也沒有細問。但與他同時代的一個著名學者王毅捷的故事，或許能做他的旁證。
王毅捷，著名作家王小鷹的先生。他考上大學時已經三十二歲，而與他同桌的女孩卻只有十六歲。現在的年輕人是無論如何也想不出這種差別是如何造成的。具體說，文化大革命爆發后，在校的66屆67屆68屆初高中生，基本都停了課。停課幹什麼？鬧革命。到1968年，該畢業了，卻沒有就業的地方。怎麼辦？偉大領袖一揮手：到農村去。這就是古今中外絕無僅有的，三屆初高中學生同時畢業，同時上山下鄉的奇景。
張維迎說他沾了老三屆的光，就是指的這批人，鄧小平特批放寬年齡擴招的，也是為了這批人。
三十二歲的王毅捷看著身邊十六歲的同桌，心裏很不是滋味兒。他想，我們在一個起跑線上起跑？我如果按部就班學習，那將會是一種什麼境況？落後？豈止是落後呀。王毅捷沒有接受這樣的現實，他決定去報考歷史系研究生，把失去的時間奪回來。一個高中畢業生，輟學十多年，竟然要在兩個半月內攻下外語和中國史、世界通史和世界近代史等科目，談何容易。
但王毅捷做到了，他把所有的知識點都抄在卡片上，堆積得像山一樣，然後起早貪黑的猛背。背會一張扔掉一張，等把那些積累得像山一樣的知識點，全都裝入腦袋后，他成功了：考上了全國只招一名的美國史研究生。
真是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舉。研究生讀了不到一年，王毅捷又萌生出報考留美研究生的想法。結果他又考上了。異想天開，連跳三級：一年的大學生，一年的研究生，之後便是留美研究生。兩年學完七年的課程，這就是那個時代的學子，也是那個時代失學者奮起直追的風采。
這個故事就登載在發表《為「錢」正名》的《中國青年報》上。時代在呼喚什麼？就有什麼人去響應。《中國青年報》正好扮演了這樣的角色。我印象最深的還有一篇文章，也是登載在《中國青年報》上，題目叫《永遠不要熄滅心中那盞燈》。文章講一個英語教授被流放到了新疆，整天放馬養馬、割草墾荒，但他沒有放棄他的專業，在大草原上讀他的英語，學他的英語，教他的英語，學生就是那些啃食著野草的馬匹。粉碎「四人幫」后，他又重回北京執教。他說，不管命運如何折磨你，你都不要氣餒：別人是打不倒你的，打倒你的永遠是你自己。
這就是八十年代，能讓所有人的心中燃起希望的年代。儘管後來有人進了監獄，也有些人因錢而墮落。有人便指責這些人沒有風險意識，不知道瞻前顧後。但他們哪能知道，人成就夢想的慾望有多大？遇到機會大展身手，應該是每個正常人都有的衝動。那真是一個遍地黃金的年代，想辦企業就可以辦企業，失敗一兩次，總結經驗等待你的便是成功。俞敏洪、馬雲差不多就是這樣的環境下成長起來的。當然不惟是企業家了，從政、治學、做藝術家，搞創作……可以說，都趕上了好的時代。
張維迎這時正好讀完了牛津大學的博士，如虎添翼啊。作為一個世界頂尖大學的畢業生，他將永久擁有一個全球認可的求職通行證。此時的張維迎，真可謂天高任鳥飛、海闊憑魚躍了。何況當初去牛津上學的動機，就是為了出去，出去了就不再回來。
可他最後還是回來了，是大腦的一時糊塗？還是認識上出現了偏差？這是很多人，包括我在內的關心他的人的共同疑問。類似的問題後面也有，譬如他重回辛庄辦學的選擇，當初他拚命考研究生的目的，就是不想再回辛庄啊。
這就是張維迎的思維，也可稱為他的河流：通變無弊法，圓機述善心。人生不是為了當大官、發大財、享大福，而是為了實現心中的夢想。用張維迎的話說，當時牛津大學畢業要找個理想的工作並不難，但要有個實現夢想的工作卻並不容易，而他正是一個把夢想看得比什麼都重要的人。
他這時看到了鄧小平的「南巡」講話。他一字一句地讀著，很受鼓舞。中國跨入了一個發展的黃金時代，不僅有民眾噴薄而出的發展慾望，而且有保護和釋放發展慾望的各種政策。這不正是一次可以實現夢想的千載難逢的機會嗎？他開始籌謀著回國。之後，在一次會議上，他碰到了林毅夫和易綱。三人一拍即合，都談到了同樣的設想，隨即便找到北大吳樹清校長。吳樹清校長聽后非常支持，當機立斷，在北大新增一個機構：中國經濟研究中心（CCER）。
四、「政治上不成熟」終於讓他認清了自己與環境
從牛津回到中國，最後落腳到北大的張維迎，1999年1月，成了光華管理學院主持工作的第一副院長。當時的院長是厲以寧教授。張維迎說，他被任命為光華學院副院長是個意外，但既然學校信任他，那就認真地去做，且很快提出了一整套的改革方案，包括大刀闊斧地引進人才。
張維迎當時的目標，是要將光華學院辦成世界一流的商學院。一流的學院，肯定要有一流的老師。可怎麼才能吸引來一流的老師呢？張維迎的眼睛盯在了工資上。他把光華學院老師的工資，由幾萬元提升到了幾十萬元，最高的可拿到四十多萬。
這是一個大胆的決策，但也是一招險棋。試想，一個單位裏面，初來乍到的人的工資，竟是工作了幾十年的人的十倍，其矛盾能不發生突變？
來源：三三堂主
作者： 馬治權
好在議事初期，這些事情就擺在了桌面上，即使帶來了一系列問題，甚至有些雞犬不寧，但在當時那種改革第一的大環境下，總還算平復過去了。之後學校又將他任命為協管人事的校長助理。其正式任命下達三天，張維迎便又提出了一份人事改革建議方案。
那是2003年的春天，正值SARS爆發時期，學校沒法開會，就把材料發了下去。這時，一些看熱鬧不怕事大的人，便將這份材料發在了網上。張維迎因此而得罪了不少人。反對的聲音用各種方式批判他，包括人身攻擊。有人說他是用企業的模式改造大學。為了應戰，張維迎不得不寫文章回擊。這些文章後來結集出版，定名為《大學的邏輯》。不少大學領導看后，似乎很喜歡。
不過，喜歡歸喜歡，在中國這塊地方，當官是一種職業，有它的內在邏輯和深奧學問。你不僅要研究，而且要有相輔相成的性格。譬如深藏不露、八面玲瓏、巴結上司、討好下屬、眼觀六路、耳聽八方。中庸處事方式，不是選擇最好的路徑，也不是能提出最好的方案，而是以可行為準則，以切取最大份額為出發點。
張維迎是個讀書人，他哪裡知道這裏面的機關。他只知道選擇對的，而不知道選擇對的方案的可行性。本來學校任命他為「校長助理」，就是為了培養他當官，明眼人都能看出來：校長助理——副校長——校長，一直做下去，前途不可限量。可他性情峭直，說話坦蕩，從不附會迎合或討好別人，如此，又咋能混跡江湖、圓融官場？
接下來是黨委換屆，張維迎的行為後果終顯出來，他落選了，而且輸得很慘：在所有的候選人中，票數倒數第一。這時候的他，已經被複雜的中國官場文化折磨的身心俱疲。確實有些熬不住了。他自己總結說：「選掉好。我覺得我只適合提出思想，實在不宜去具體操作。」
那天採訪，關於這個問題，我們討論的最多。認為人類社會進入二十一世紀后，先進的國家，差不多都確立了公開透明的競爭機制：不是要讀書人去適應官場，而是要有一個適合讀書人做事的規則。如果永遠是讀書人為不讀書的人打工，低眉順眼，沒有獨立的人格和自由精神，那國家還有什麼進步？何況北大曾有過許多好的校長，譬如蔡元培、胡適、傅斯年等。
張維迎說，道理是那樣，但此一時彼一時也。具體到我這裏來說，最擅長的事情，還是讀書、思考、寫作、演講。卸任后，我用八年的時間，寫了《博弈與社會》這本書。我真正領悟到，人類的所有進步，都是來自人與人之間的合作，這本書的主題就是人與人之間的更好的合作。
在這本書的最後一章里，他講的是制度和企業家，講的是偉大的思想家，如古代的蘇格拉底、孔子、耶穌等。他說，這些思想先驅們建立了人類靈魂的遊戲規則，他們的理念信仰和對人類的愛，至今仍在影響著我們。我相信人類要進步，就得有一種超越現實、超越功利的勇氣。有這樣一大批人，我們的社會才能有希望，才能進步。
張維迎最終還是說服了我。一百年前有人信奉槍杆子裏面出政權，而張維迎則信奉理念出政權。沒有好的理念，有槍杆子也會丟掉政權，而有了好的理念，即使是拿起了槍杆子，也能出好的政權。譬如美國獨立戰爭中的那群人，就為人類樹立了「理念出好政權」的榜樣。
五、理念的傳播要有獻身精神
從《為「錢」正名》、雙軌制、《博弈與社會》、自由經濟到企業家精神，張維迎孜孜追求，執著地傳播理念。他認為，發聲很重要。一個國家、一個領袖，即使再聰明也會辦錯事兒、走錯路。糾錯機制和允許發聲，都是為了防止錯誤，尤其是重大錯誤的發生。
這些年張維迎有很多觀點流傳於世，比如：「語言腐敗。」「過度的自信會導致錯上加錯。」「時代需要企業家精神。」「自由市場就像空氣，存在的時候你不覺得什麼，而失去了你便會覺得它會要人命。」「市場經濟不會使人人富貴，但卻可以讓每個人過上舒心的日子。」「現在的小康生活，其實都源於四十多年前的市場力量。」「成功的終極目標就是把自己的潛力充分發揮出來。」「不能以最後的結果來判斷一個人的成功，而應該看你在這道路中選擇的手段。若以搞陰謀詭計、勾心鬥角、陷害他人等等手段制勝，再大的成功也不值得羡慕。」「正派的人沒被提拔也要予以尊敬，不正派的人，即使官做得再大，也要鄙夷。」「人一定要有它的獨立性和自由，堅持自己的生活準則才是最優秀的人。」「這樣的人，即使沒有當官或者沒有太多的錢，也應該值得尊敬。」「按照本性生活，以正當的方式賺錢、求名才是真正好的人生。」「我認為我做了想做的事就很神聖了。與當官和錢沒有太大的關係。」「沉思的生活是人的理性的最高追求。」「是否真正理解市場的力量，關乎著我們的財富，更關乎我們未來的命運。」「用市場邏輯戰勝強盜邏輯。」「理念和領導力決定中國的未來。」「中國需要制度型企業家，我們的責任就是為企業家們創造一個好的法治和人文環境。」「既得利益者有可能變為改革者。」「我們管不了的就交給市場去管。」「進入市場的企業家只能為人類干好事兒，不能幹壞事兒。」「北大清華的畢業生，如果往商界走，則是國家的幸運，如果都往體制內鑽，則是國家的不幸。」「市場讓人們有更多的選擇，包括決策。」「創造力來源於自由，自由越多，心性就越好，創造力也就能發揮的最好。」「如果我們不努力，經濟發展速度成為負數也是可能的。阿根廷、巴西、委內瑞拉即是。」「經濟發展要靠市場、企業家，不能靠發貨幣。」「經濟是不能操縱的，它是靠市場內在的自發衝動發展的。」「市場經濟的真正意義，就是讓最具創造力的人，給我們人類干好事兒。」「我們知道我們約束不了自己，只能靠體制，這個體制就是市場經濟。」「我們只能用說理的方式去推行理念，別人有聽不進去的自由，而不能用權力去推行。」「如果我有選擇的權利，能掌握自己的命運，那我就會對未來充滿信心。」「只有在市場經濟下，普通人才有希望出人頭地，如果不在市場經濟下，普通人是沒有希望的。」「優秀的人應該去創造財富，而不應該去分配財富。」「兩千多年來，西方做大了企業，我們則做大了政府。」
張維迎是智慧的，也是執拗的，他的大量發聲，常常讓親人和朋友為他擔心，但迄今為止他還是安全的。他說，我的發言一是真誠，從內心流出；一是理性，講人們能接受的道理。你講話是為了讓人們看到，全都被屏蔽了，不能面世，又能有什麼收效？當然，也不可能都把握的那麼好，完全沒風險。我在這幾十年中聽到最多的勸告就是：「維迎，你說話注意點兒、小心點兒。」我知道這是大家愛護我，怕我惹麻煩，甚至有危險。但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古代的思想家們從常人的角度來講，都生活的不幸福。蘇格拉底被判死刑，孔子四處顛沛流離，耶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我或許遠未達到這種境界，可我對我的理念信仰是忠誠的，我不會為一時的舒適或安全，便放棄我的理念傳播與信仰的堅持。人類要進步，就得有一批人為超越現實和功利的理念理想去奮鬥。人類之所以越來越好，就是因為有這樣的人在引領、在推動、在建設，前仆後繼，萬死不辭。
張維迎在傳播理念和發聲上，是言必信的。在許多重大問題上，他都力爭能發出一些聲音。我細細閱讀他的那些文章，包括他寫的那些廣為流傳的民歌，不由得肅然起敬：「黑夜裡劃過一顆星，普天同哭你一個人。雞蛋殼殼點燈半炕炕明，先封了你咀巴后封了城。臘月里吹哨沒人聽，正月里紅火斷了歌聲。」（《哭李文亮》）「三月里颳起數九的風，滿樹的桃花結成冰。天下的營生三百六十般，教書匠的生計怎麼就這麼難。石板上栽花扎不下根，滿腹經綸你說給誰聽？這麼旺的柴火燒不熱一鍋水，這麼長的繩子拴不住你的嘴。」（《致某大學教授》）
六、辛庄課堂
前面寫過，辛庄是兩架山夾一條溝，雨季來臨，山間的溝壑洪水滔滔。過去辛庄人要出門，從北山的張家灣下來，跨過一條溝，再上南山的背戶灣，然後翻過一道梁子，才能來到馬路。張維迎為了鄉親們出行的方便，他四處籌錢。先在溝底壓上泄洪的管道，再將溝壑填平為廣場，之後，又在廣場上蓋起了辛庄課堂。現在你從背戶灣山上俯瞰辛庄，儼然是一個新型的美麗村莊：窯洞依山而建，鱗次櫛比，翻修一新。廣場上伯克式學堂與後勤服務中心樓前後飛峙，交相輝映。一個散發著現代化氣息的村莊，赫然矗立。
張維迎是個學者，不能說窮得叮噹響，但也沒有多少錢。翻新村莊和建設學堂所需費用，都是他一筆一筆化緣而來。要錢是需要有勇氣的，也要做好承受被拒絕的屈辱。如果這種求人是為了自己也倒罷了，而張維迎卻是為了養育他的土地和看著他長大的父老鄉親。
填溝建廣場是2019年的事情，共籌資四百多萬，其中有他的好友湯曉歐楊秋梅夫婦的200萬。資金到位后，全村老少齊上手，機器轟鳴，塵土飛揚，大幹了一百多天。時隔兩年，好友黃怒波隨他來辛庄訪問，建議說，你不是喜歡辛庄嗎？我們就在這裏建一個辛庄課堂吧？你給企業家們講你的理論，同時也為辛庄的鄉村經濟做點貢獻。這個建議得到了縣領導的贊同，於是就有了今天的「辛庄課堂」。
2021年5月，辛庄課堂第一期開業。我去採訪他時，已經在招收四期學員了。我問他有沒有可能，將課堂擴展為一所民辦大學？他說：「我只是想點燃一支蠟燭，至於它能堅持多久，能照亮多大的地方，我就不去管它了。從目前情況來看，辛庄課堂地方不大，學員也不是很多，但我會利用這個平台，把我的理念做到極致。」
辛庄，一個遙遠的山村。從西安出發，坐火車四個半小時，再坐三個半小時的汽車，才能到達；普通的窯洞，普通的飯菜；除了偶爾請個民歌手來唱唱民歌外，再沒有什麼像樣的娛樂活動。我今後或許不會去的太多，但張維迎還要在那裡堅守很多年。從北京坐飛機到呂梁，跨過黃河，再坐汽車方達辛庄。只要辛庄課堂在，他就得不停點地往返其間。他為什麼要如此地勞苦自己、鍥而不捨呢？大概就是他所說的，為了傳播一種理念。他說出身不決定理念，利益不決定理念，理念就是你的理想，就是你終生所要追求的東西。
尾聲
一直想用文字為張維迎畫個像，也從多個角度觀察過他。他滿頭白髮卻不顯滄桑，個子不高卻敦實健壯。著名教授卻平實得像個學生。滿腹經綸，卻不故作高深。善於發表觀念卻鮮有慷慨激昂。朋友相聚，喜歡沉默與傾聽。有會心處，常常報以讚許的微笑。禮貌、謙遜、獨立、自信卻不愛張揚。
我反覆讀他，想用個準確的詞彙來形容他的外貌與風度，但苦思冥想的結果，還是沒有滿意的答案。我說你像個大隊書記、統戰部長，他說那是你的感覺。我說你在辛庄久了，言談舉止像個老農，樸實憨厚。他說，我仍然是北大的人呀。我在北大還有課呢。我說你外表樸實大智若愚，他說我不是若愚。大智若愚似乎有裝出來的成分，而我從小就是這個樣子呀。一以貫之的。他雙手一攤，聳聳肩膀說：「我不是喜歡本真，我本來就是本真嘛。」
今年8月9號，我們去採訪他，同行的西影廠導演何志銘說：「張維迎在牛津讀書五年，受西方文化【小編推薦:中華文化是高級文化系統】熏陶，不經意間，一招一式都很儒雅，滿滿的紳士感。」
何志銘不愧是大導演，他寥寥數語，令我頓覺仰止。他道出了張維迎內在修養外化的準確形象。沒有比「紳士」這個詞能更好地形容他的外貌與風度了。您染過發沒有？何導問。張維迎說從來沒有。四十多歲就開始白了。一直白到現在，白了就白了吧，我沒有感覺到有什麼不好，它就跟我出生在農村一樣，也從來沒有感覺到有什麼不好。
真實是一種偉大的品格，我誇獎他。他說，真實不偉大，它就是一種存在。保持這種存在才是一種偉大。我們很多人喜歡裝，一裝就不偉大了。我說你的這種由小到大、由里到外的真實是與生俱來的？是源於陝北？還是源於你的父母？他說，這個問題很複雜，說遺傳嘛，還有一個變異的問題。一娘生九種，各個不同。說是源於陝北吧，陝北這塊地方的人，也有不少人不樸實不真誠，不少人還特別喜歡裝。這個問題還是交給科學家們吧。科學對人的挖掘還遠遠不夠。人這個東西很複雜，也容易變壞。所以我們呼喚制度企業家，就是為了創造一種讓人變好的體制。
我說你長相厚重，有福報，屬上佳長相的人。他說，我所遇到的八十年代以及再往後的二三十年，人人命好。改革開放為人們提供了無數的發展機會。想在政界發展的正好趕上大批老幹部退休；想在商界發展的正好趕上了市場經濟；想在藝術界發展的，正好趕上了自由的文化氛圍。總之，在那個時代，只要你努力就會有收穫，就會出人頭地。由此也讓我們知道個人命運的好壞與所處的時代息息相關。龔自珍所說「不拘一格降人才」，那鏡像正是八十年代的寫照啊。
我說你上無領導、下無群眾、目無組織、心無旁騖，「四無居士」后，還應該加上一條「身無命運」。他說，能有前面的「四無」，就可以不要後面的「身無命運」了，因為大家都信奉個人自由，追求個人權利，就一定會有使命運變好的自由社會。屆時，大家都能生活在一個穩定的法治社會裡，只要你不違法，別人就不會欺侮你，凌辱你，反過來會保護你，尊重你，命運是不是就變好了？
現在網上流傳一種說法，稱張維迎為北方的「張公」。稱「公」者，必定是一個為眾人謀福利抑或呼籲平等的人。張維迎數十年如一日的傳播理念，在重大問題上堅持發聲，已成為渴望改革、渴望實行市場單軌制、渴望平等競爭、渴望獲得人的權利與尊嚴、渴望幸福平等的人們心中的一種嚮往。
他說，我沒有那麼偉大，也載不動那麼多的內涵。我只能按我的信仰理念去做。我不在乎別人怎麼說我，但我會思考自己說出來的話是否能代表我認知的邏輯，是不是符合人類的理性，如果達到這一點，我覺得就可以了。我很喜歡這種生活。
千里迢迢的採訪就要結束了，張維迎也陪我參觀了他們授課的地方。離開前他提議：「馬老師咱倆合個影吧。」我頓覺十分感動。我做記者大半輩子，採訪過上百位名人。每次追星都是我主動搶著與人家合影，這次卻是張維迎殷切提議。事情不算大，卻在我心中盤桓許久。
坐上車離開了辛庄，腦海中突然蹦出一個念頭。徐遲在《哥德巴赫猜想》報告文學里寫道，熊慶來發現了華羅庚，華羅庚舉薦了陳景潤。他說，人才學上有個現象，可稱為「人才鏈」。三十多年前馳譽世界的西影廠，也曾有過類似的故事。廠長田煒慧眼知人，卸任后力推吳天明；吳天明火眼金晴，在位時斥重金投拍《紅高粱》。張維迎在牛津的導師詹姆斯·莫里斯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詹姆斯·莫里斯的老師尼古拉斯·斯通也是諾貝爾獎獲得者。陝西省長程安東在會見詹姆斯·莫里斯時曾說，希望莫里斯教授的學生也能獲諾獎。莫里斯教授回答說，可惜諾獎得主不能像中國過去的皇帝一樣，可以指定自己的接班人；當然，我也不能阻止我的學生或學生的學生中有人能獲諾獎。
中國要真正融入全球化，還需要對傳統文化【小編推薦:中華文化是高級文化系統】進行一番比較全面的檢討和對先進文化的廣泛啟蒙，如此宏偉目標的實現，非得有一批像張維迎這樣的學者和思想家來推動不可。
我們期待著。
2024年10月20日
修改於2024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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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三三堂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