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1979年春季爆發的對越自衛反擊戰是中、越兩國之間爆發的第一場較大規模的戰爭。關於這場戰爭發生的原因及性質，中、越兩國各執一詞。中國方面通常認為，中國在越南統一之前給予其大量的無私援助，而越南政府反而在統一后奉行「地區霸權主義」政策，大肆推行反華排華侵華政策，在華僑、邊界等問題上進行「無理挑釁」，並在1978年與蘇聯結盟之後發動了入侵柬埔寨的戰爭。為了打擊越南的「囂張氣焰」，防止越南繼續挑釁，中國不得不採取自衛行動。因此，這場戰爭在中國通常被稱為「對越自衛反擊戰」。越南方面則認為，中國在越南仍與美國處於戰爭狀態時就單獨與美國媾和，並與美國實現了關係正常化，這是對越南和社會主義陣營的「背叛」;在此前提下，中國對越南的「領土野心」最終引發了這場戰爭。但是，早已為人們所熟知的事實是，中國政府在「自衛反擊戰」爆發之前、甚至是鄧小平訪美之前就已決定並多次公開發表聲明、甚至是直接向越南政府發出警告:若越南繼續無視中國政府的抗議，繼續推行反華排華侵華的政策，中國將採取行動給這個「地區霸權主義」予「應得的懲罰」。

但直至此前不久，人們對與戰爭有關的另一些問題仍心存疑惑。1979年戰爭爆發之前一個月，中、美兩國剛剛建立正式外交關係、中共領導人鄧小平對美國進行了正式訪問，雙方在聯合抗蘇等許多重大的國際問題和雙邊事務上達成了一致;而且，鄧小平在美期間，多次在公開講話中以十分強硬的語氣向越南發出警告。在這種背景下，鄧小平在訪美期間是否將「對越南進行自衛反擊」之設想提前告知美國，並與美國進行了協商?如果雙方就此事進行了探討，美國對中國即將「對越南進行自衛反擊」的想法持何種態度?戰爭爆發之後美國對戰爭又做出了何種反應?美國的立場及反應對戰爭的進程、結果產生了何種影響?

懷揣上述問題，筆者對當前海內外學界的研究成果進行了搜集和梳理。除了一些紀實性質的書籍和曾參与戰爭的原中共軍方高層人士在相關回憶錄中對1979年「對越自衛反擊戰」從各自的視角進行了一般性介紹之外，國內學界對1979年這場戰爭的關注並不多，相關的學術成果更是鳳毛麟角。如，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的姚榮在《對越自衛反擊戰時期的中美關係》一文中進行了這種嘗試，但其研究僅對戰爭期間相關各方的反應進行了十分簡潔的介紹，而沒有進行深入的挖掘。中共中央黨校的宮力教授較早地關注了這一事件，其對該問題的研究主要以時任美國總統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 Zbigniew Brzezinski)的回憶錄為依據，研究也相對較全面，大致展現了戰爭期間的大國互動關係，但限於當時相關檔案資源的可利用性，其在文中既未清晰展現出1979年鄧小平訪美期間兩國領導人就此事的探討細節，亦未對「對越自衛反擊戰」期間美國的決策過程及所做出的反應進行詳細分析。除了上述二者之外，國內關注此事件者寥寥。

國外關注這場戰爭的研究相對較多，但回憶錄性質的著作佔了較大比例。在這類論著中，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在回憶錄中記錄了1978年11月他和鄧小平的會晤過程，其中描述了鄧在會晤過程中曾提及「對越南進行自衛反擊」的問題，但他僅談到了中國可能採取的行動，並未提及美國可能的反應;布熱津斯基大致還原了美國對「對越自衛反擊戰」做出反應的決策過程，但其中的一些細節問題仍不甚明了;此外，美國前總統卡特( Jimmy Carter)在其回憶錄中對中國的「對越自衛反擊戰」也僅是一筆帶過，並未給予過多的關注。除了回憶錄外，此前關注此主題的海外研究者大多利用當時的事實報道，集中於對戰爭爆發的單一因素或綜合因素進行分析，或者集中於對戰爭的結果或影響進行分析;最近幾年出版了幾本較為詳細地論及這場戰爭的專著，其中有學者從中國的角度、主要利用中方的檔案文獻對戰爭爆發的背景及鄧小平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進行了研究，但極少有學者利用美國的檔案進行論述。迄今為止，幾乎沒有研究者從美國的視角出發，研究美國在這場戰爭中的立場及所採取的行動、美國對戰爭持此種立場之原因以及美國的立場對戰爭所產生的影響。歸根結底，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或與美國的相關檔案解密狀況存在某種程度的關係。

2013年秋冬之交，美國政府印刷局( 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先後整理出版了5捲來自美國國務院的「美國對外關係文件」( Foreign Relations of United States，下文均簡稱為「FＲUS」)，其中一卷關於1977～1980年的美國對華外交與中美關係(第13卷)，另一卷則關於1977～1980年的美蘇關係(第6卷)。這兩卷檔案不僅包含了1979年年初鄧小平訪美期間中、美兩國領導人會談的內容，還包含了在隨後發生的「對越自衛反擊戰」期間，美國政府內部探討應對戰爭之策的過程、戰爭期間美中、美蘇及美國與其他相關國家之間的互動關係。本文將在充分利用上述檔案的基礎上，還將輔以筆者所搜集到的美國中央情報局檔案、卡特總統圖書館的相關檔案以及來自「解密檔案參考系統」( Gale Declassified Documents Reference System，下文簡稱為「DDRS」)和「解密后的美國國家安全檔案」( ProQuest 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下文簡稱為「DNSA」)等資料庫中近年解密的相關檔案，對1979年「對越自衛反擊戰」前中美領導人就此事的協商過程、戰爭期間美國的立場和反應、以及美國的應對之策對時局所產生的影響等問題進行研究。

二、戰前中、美兩國的一致與分歧

隨著1970年代越蘇關係的日益密切和中美關係緩和的深化，原本處於友好狀態的中越關係開始出現裂痕。隨之而來的是，雙方開始在對外宣傳中指責對方「謀求地區霸權主義」，並在邊境地區多次發生小規模武裝衝突;此外，兩國都開始增加了在邊境地區的軍事部署。特別是1978年12月———越南在與中國的「頭號敵人」蘇聯締結軍事同盟條約一個月之後———越南出兵佔領柬埔寨這一事件的發生，使中國切身感受到了越、蘇勢力的威脅。為了威懾越南，以防其採取進一步的挑釁行動，中國高層開始考慮對越南在邊境地區「襲擊中國公民、搶佔中國公民財產的挑釁行為」採取「自衛性行動」。

在中越關係日趨惡化的同時，中美關係則在經歷了艱苦卓絕的談判之後，終於1978年底獲得突破性進展，雙方決定於是年12月16日上午10點(美國東部時間15日晚上9點)同時宣佈於1979年1月1日正式建交。《建交公報》如1972年《上海公報》一樣，實際上再次確認了兩國進行戰略性合作的目標，強調「任何一方都不應該在亞洲———太平洋地區以及世界上任何地區謀求霸權，每一方都反對任何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在中美建交談判的最後階段，鄧小平在接待日本友人時表達了訪美的意願;卡特總統了解到這一信息之後，指示美方代表、駐華聯絡處主任伍德科克( Leonard Woodcock)邀請鄧小平于次年1月對美國進行正式訪問;鄧小平接受了邀請，將訪美日期定於1月下旬;后經雙方商議，一致決定將出訪日期定於1月28日(中國農曆正月初一)。

中美建交和鄧小平訪美為雙方在印度支那問題上的合作開闢了道路。在建交談判結束之後，中、美兩國採取相似立場，試圖推動聯合國通過要求越南從柬埔寨撤軍的決議;由於蘇聯的極力反對，安理會在這一問題上進展緩慢，舉步維艱。在此情況下，中方曾通過駐美聯絡處提及「中越可能爆發的軍事衝突」的問題，就此徵求美方的意見;美方對此持謹慎態度，僅指出「這種衝突將會導致巨大的破壞性後果」。考慮到保密性和問題的嚴重性，鄧小平決定在中美領導人峰會時再行討論。

鄧小平訪美期間，與卡特總統進行了2天3次正式會談。在此次訪問中，印度支那地區的形勢問題是鄧小平欲與卡特協商的最重要問題之一。因此，鄧小平在28日應邀參加布熱津斯基的家宴時就向國務卿萬斯( Cyrus Vance)表達了希望與卡特總統就「印度支那問題」進行專門性協商的願望，萬斯承諾進行安排。鄧小平和卡特的第一次正式會談被安排在鄧抵達華盛頓的次日(29日)上午。在會談伊始，雙方決定將首日會談的議題集中於世界範圍內重大的國際性和地區性事務，次日的會談議題則主要關於雙邊關係中的問題。

蘇聯及其盟友越南的對外政策在中、美領導人會談中所佔的篇幅最大。針對卡特對蘇聯軍事力量迅速增長的擔憂，鄧小平重點介紹了蘇聯在亞洲的所作所為、並特彆強調了近期越南在東南亞地區所採取的行動及其政策。鄧在提到越南時，開門見山地指出，越南百分之百是「東方的古巴」;如果中、美兩國不對此給予足夠的關注，越南所扮演的角色將很快超過古巴，因為其擁有的軍事潛力遠超古巴。鄧小平有意強調越南的威脅，顯然是為其後提出「對越南進行自衛反擊」的設想埋下伏筆。隨後，鄧小平表達出對越南擔憂的戰略層面原因:越南和蘇聯締結了軍事同盟條約，為蘇聯提供軍事基地，這些基地和蘇聯在伊朗、阿富汗的軍事基地連成一體，推動了蘇聯構建「亞洲安全體系」( Asian Security System)夢想的逐步實現;而且，越南在與蘇聯結盟之後佔領了柬埔寨，這將進一步擴大蘇聯的勢力。在此情況下，中國政府「看不到緩和的任何可能性」，「國際形勢正在一天天變得緊張起來」。鄧小平隨之提出了應對這種「緊張形勢」的藥方，即「西歐、中國、日本和美國聯合起來，共同應對發生於世界各個角落的事件」。儘管「中國並非提議建立正式的同盟關係」，但認為必須以雙方的共同立場為基礎「採取協調性的行動和必要的措施」，這樣才可能推遲戰爭的爆發。否則，形勢可能會日趨惡化。

在此次會談中，鄧並未明確表達「對越南進行自衛反擊」的設想。但在當日下午的第二輪會談中，雙方花了近一個小時專門就越南入侵柬埔寨的問題進行了協商。鄧小平在強調了越南入侵柬埔寨「是一個極其嚴重的問題」之後，進一步闡述了該地區局勢的危險性。從戰略上看，越南現在已完全被蘇聯控制，其初步計劃是建立一個由越南控制的「印度支那聯邦」;在胡志明的計劃之中，這個所謂的「印度支那聯邦」不僅僅包含越南、寮國和柬埔寨等三個國家，還將包括泰國等東南亞國家。為此，越南修建了眾多新的現代化空軍和海軍基地，號稱僅次於美、蘇的「世界第三軍事強國」。如果越南的行為不被制止，它可能進一步導致東盟內部結構發生變化，成為可被蘇聯利用的「薄弱環節」;此外，越南還是蘇聯「亞洲集體安全體系」( Asian collective security system)的重要一環，它「將被蘇聯用來對付中國」。在闡述越南可能在東南亞採取的行動之後，鄧小平將話題引入中越邊界問題上:中國和越南之間的邊界問題一直延續下來，越南因此不斷地在邊境地區「製造麻煩」;況且，從道義上看，中國不能在柬埔寨遭到軍事入侵的情況下袖手旁觀。鑒於問題的嚴重性，中共領導人已經達成了一致:「總的看法是必須打亂蘇聯的戰略部署，否則將後患無窮」。為此，中國計劃採取短暫的懲罰性行動，以「抑制越南的野心」;考慮到蘇聯可能在中國北方作出反應，中國甚至「做好了最壞的打算」，希望屆時美國在國際上提供「道義上的支持」。

實際上，早在越南出兵侵佔柬埔寨之時，美國就對中越邊境地區的局勢和中越武裝衝突爆發的可能性進行了多次評估，美國中央情報局在提交給國家安全委員會(下文簡稱「國安會」)的情報評估中也多次提出警示，提請政府密切關注這一問題。對此，1月25日美國國安會在討論鄧小平訪美的目的之時，認為鄧小平此行的目的之一是「說服美國，使美國確立強烈的反越立場」;為此，美國應採納的對策是使中國人相信「美蘇緩和是極其有限的」，美國不會幫助蘇聯在印度支那地區對付中國，同時應竭力「阻止中越軍事衝突的爆發」。次日，美國國務院召開了討論印度支那問題的內部會議，一致決定:一方面要繼續孤立越南，要求相關國家停止對越南的援助，另一方面要使中國意識到，「對越南採取軍事行動將會損害國際社會在印度支那問題上已經取得的成果」。此後，美國國安會又召開了一次關於「鄧小平在訪問中將可能談及的話題」的會議，再次肯定了美國政府「不支持中國政府可能採取的行動」的結論。

鑒於此前美國政府內部已在此問題上達成了一致，卡特在會談中闡述了美方的已經確定的政策及原因。卡特也贊同鄧小平的看法，認為中、美兩國正式結成聯盟對付蘇聯「是一個錯誤」，但「很顯然」，兩國在很多方面「共同面臨著來自蘇聯的挑戰」。因此，「兩國在眾多國際事務上應採取一致行動」。在此前提下，儘管雙方對蘇聯的威脅有不同的看法，但在合作對付蘇聯的問題上基本上心照不宣。對於其時存在於印度支那地區的問題，卡特指出，鑒於越南是侵略者，美國已竭盡所能地鼓勵其他國家減少對越南的援助;同時鼓勵東盟國家聯合起來共同反對越南，並向泰國增加了軍事援助;另一方面，美國已以「強硬的措辭」向蘇聯發出了警告，要求其停止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在此種情況下，中國採取行動不僅會導致「中國面臨來自北方的軍事威脅」和「暴力行動的升級」，而且還會改變國際社會對此問題的態度———原來譴責蘇聯、越南的國家可能因中國的行動而轉向同情越南。因此，美國政府更為贊成通過國際社會的共同努力孤立越南。美國確信，越南試圖建立「印度支那聯邦」的努力不僅僅是中國所極力反對的，就連越南的盟友蘇聯也不願意看到越南和寮國、柬埔寨之間建立任何形式的親密關係。在美國看來，越南繼續執行「印度支那聯邦」計劃將無疑會造成越蘇關係的疏遠，同時也會引起國際社會更為強烈的反對;而這一切正是美國所樂見的，因為這有利於美國對蘇聯的孤立。儘管如此，卡特還是為中國提供了「簡單的情報」:「近期未發現蘇聯軍隊向中國邊界附近移動的跡象」。

來源：阿隆隨錄

為了盡最大努力爭取美國的支持，鄧小平解釋說，放眼當前的國際局勢，那些沒有受到懲罰的國家———如古巴———至今都在毫無顧忌地採取侵略行動;如果不給越南一個教訓，它的侵略行動也將會繼續。為此，「我們只是計劃採取有限的行動，如同應對一場邊界事件那樣，在達到目標之後我們的軍隊會迅速撤出」;「等到柬埔寨被徹底征服之後，越南將會集中全部兵力對付中國」;「雖然有人會譴責我們，但更多的人會意識到採取此類行動的必要性」。卡特見中國政府心意已決，便以美國政府內部需要對此進行商討為由，沒有繼續發表意見。在當天的會談中，兩國領導人未能就此事達成一致意見。

按照國際慣例，在關於某一問題出現分歧而又無法說服對方的情況下，兩國領導人一般不宜繼續糾結於該問題。為此，卡特在30日會談開始之前宣讀了美方的立場，認為中國進行「自衛反擊」的設想是一個「錯誤」，因而美國將不能支持中國可能採取的行動，并力勸中國政府放棄這一行動。為此，卡特闡明了美國政府採取此種立場之原因，主要包括:第一，聯合國及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對越南的譴責及相關行動已經發生作用，這些已使越南處於不利的地位;第二，中國在邊境地區的武裝力量足以對越南形成有效的威懾，無須直接派兵進入越南;第三，這種「嚴重的事件可能會升級為地區性軍事衝突」;第四，中國的軍事行動還可能會導致蘇聯增加在越南的駐軍。基於上述原因，卡特建議中國通過聯合國途徑解決問題，這樣會給越南及其盟友帶來更大的損害。在卡特宣布美方立場的過程中，鄧小平沒有打斷，但在其後仍堅持中方的立場:中國「必須給越南一個教訓」。按照雙方在29日所擬定的既定日程，兩國領導人在30日的會談主題主要集中於兩國之間的經濟貿易等方面的事務，且鑒於雙方在立場上的差異，關於中國「對越南進行自衛反擊」的問題在鄧小平的此次訪問中再未被提及。儘管如此，鄧小平的此次訪問仍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中、美兩國不僅在聯合對付蘇聯等重大戰略問題上繼續保持默契，而且簽署了一系列合作協議，並於2月1日發表了新聞公報。

從這次訪問的結果來看，雖然中、美兩國在「對越南進行自衛反擊」這一問題上存在著較大的分歧，鄧小平在此次訪問中亦未爭取到美國的公開支持，但正如鄧小平和卡特在最後一次會談結束時所說的那樣，兩國擁有「共同的全球戰略和全球利益」，這為雙方共同「反對霸權主義」奠定了基礎。具體到即將到來的中越武裝衝突問題上，鄧小平將準備「對越南進行自衛反擊」這種絕密的問題和卡特總統進行了商量，一方面使卡特感到了中國政府的坦誠，另一方面也給美國政府以充分的時間研究應對戰爭的方案。從日後美國對「對越自衛反擊戰」的反應來看，在中國「對越南進行自衛反擊」的行動時，美國不僅沒有「同蘇聯站在同一陣線」，而且還在實際上做出了對中國有利的反應。總之，如布熱津斯基所言，這次訪問是「一次具有全球地緣政治意義的高峰會談」。

三、美國暗中支持中國

通過和鄧小平面對面的坦誠交談，卡特深知中方心意已決，隨即提高了對中越邊境地區的警戒水平。在鄧小平離開美國之後，為了避免在戰爭爆發后美國在多方壓力之下而「譴責中國」的被動局面，美國政府開始對中越邊境地區狀況進行了較為全面的評估，並起草了一系列研究報告。2月6日，布熱津斯基將這些研究報告整理成一份備忘錄上呈至卡特總統。該備忘錄中指出，中、越兩國的敵對行動可能引發「國際混亂」，甚至可能出現「嚴重的蘇聯威脅」，而該地區的國家可能會傾向於同情中國的行動;在美國，人們很有可能對中國的行動持理解態度。對此，布熱津斯基提出了3種應對方案。第一種方案是，明確地或心照不宣地支持中國的行動。這要求美國有充分的理由，證明中國採取的行動是對越南入侵柬埔寨作出的反應;在聯合國中，美國應堅持這一立場，即堅稱越南對柬埔寨的入侵才是問題的根源所在。這一方案的優點是對剛剛起步的中美關係頗有裨益，也有利於迫使越南從柬埔寨撤軍;但缺點是美國直接將自己置於蘇聯的對立面，可能會引發美蘇對抗;而且，這種做法還可能引起人們的質疑，認為中國的行動是在美國的配合之下進行的。

第二種方案，美國和蘇聯等國家一道，公開譴責中國的行為。這一方案雖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與蘇聯達成諒解，但對中美關係將產生極其嚴重的消極影響;而且，中國的撤軍將意味著蘇聯獲得了勝利，也意味著美國承認蘇聯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的行為合法，這與美國要求越南從柬埔寨撤軍的立場相衝突;更為嚴重的是，美國在此問題上對蘇聯的支持將使蘇聯騰出手來對付中國，屆時蘇聯可能抓住這一機會對中國採取直接的行動。中國的削弱或重新加入「蘇聯集團」將意味著全球均勢的嚴重破壞。這是美國不願意看到的結果。

第三種方案是，要求所有外國軍隊從印度支那地區撤出，即在要求中國從越南撤軍的同時，也要求越南從柬埔寨撤軍。這種方案的優點在於，它「既表明美國反對侵略性行動，又不會使中國因受到譴責而處於孤立的地位」;其結果可能是越南從柬埔寨撤軍，隨後西哈努克重新回到柬埔寨。據估計，蘇聯和越南不大可能接受這種方案，這樣美國可以順理成章地給中國提供掩護。從更廣泛的意義上看，這種方案可以給越南和蘇聯一個警告，使之意識到它們不能毫無約束地發動「代理人戰爭」。在明確上述目標的基礎上，美國再決定屆時將做出的具體反應。布熱津斯基並未就採取何種方案給出明確的建議，但是他對這3種方案的分析使得各種方案的優劣一目了然。這份備忘錄中所提出的第三種方案成為日後美國對中越武裝衝突作出反應的重要參考。

2月16日(北京時間17日)發生的「對越自衛反擊戰」絲毫沒有讓美國高層感到意外。在戰爭爆發不到24小時之前，中共官方媒體《人民日報》在頭版發表了《是可忍，孰不可忍:來自中越邊境的報告》的評論員文章，對越南發出了最強烈的警告;幾乎同時，鄧小平在給卡特的回信中再次堅定地表示，由於「越南在中越邊境中方境內的武裝行動不斷升級」，「中越邊境地區的形勢進一步惡化」，中國將被迫給越南侵略者以「適當的教訓」，進行「自衛反擊」。戰爭爆發數小時之後，卡特總統即召開了國安會會議，專門討論中越邊境地區的形勢及美國的應對政策。在2月16日美國國安會討論中越衝突的首次會議上，就確定了美國在這場戰爭中的目標和應對戰爭的原則:「不軍事捲入，不因中越戰爭而擴大在東亞的軍事基地」，但是美國「擁有決定自己行動的權利」，以此「對蘇聯形成牽制」，阻止蘇聯的武力介入。2月19日的特別協調委員會會議對美國的原則作了進一步闡述:美國對這場戰爭的反應應該「使之對美中、美蘇關係所產生的負面影響最小化」，同時又能有效地「阻止蘇聯將戰爭升級」並達到「越南從柬埔寨撤軍、中國從越南撤軍」的目的。

在確定了美國的目標和原則的基礎上，中情局局長騰納( Admiral Turner)在首次會議上即從整體上介紹了戰爭的形勢，認為:第一，中國的軍事力量占明顯優勢;第二，中國的軍事進攻將會限制在一定的範圍內，可能僅限於越南北部山區;第三，為防止遭到蘇聯的突然襲擊，中國疏散了新疆數個城市的人口，在東北地區開啟了防空警報並嚴格限制人口流入。在了解了事發地區的形勢之後，國安會開始討論更為重要的問題———美國應對這場戰爭要作何反應?概括起來，在中越衝突期間，美國政府的立場及採取的應對政策主要包括3方面:其一，在公開表態方面，美國在媒體和聯合國等公開場合的表態中譴責暴力行為，要求中國和越南同時「從外國撤軍」;其二，在與蘇聯交涉的過程中，美國要求蘇聯保持克制、不得武力介入;其三，在與中國交涉的過程中，美國既表達了不支持暴力行為的態度，又特彆強調雙方利益的一致性，同時還派遣財政部長如期訪華。

關於如何就這一問題進行公開表態是中越衝突期間美國政府所最為重視的問題之一。從整體上看，美國政府的公開聲明是以布熱津斯基2月6日備忘錄第三種方案為基礎的，該方案所提出的原則性建議在2月16日由卡特總統親自召集的第一次討論會上被卡特接受。美國之所以重視對「對越自衛反擊戰」的公開立場的表述，是因為戰爭恰好在鄧小平訪美后爆發，很容易讓其他國家產生一種印象———即在戰爭爆發之前，中國已在此問題上得到了美國的支持———從而使外界認為美國與戰爭有關，這是美國所不願看到的;另外，在表態時又要顧及中國的感受，「不能與蘇聯人坐一條板凳」，因為這樣將可能使「剛剛跨入新時代」的中美關係「陷入爭吵」。因此，美國政府在表達公開立場這一問題上特別小心謹慎，為此進行了數次討論。這次會議一致決定，如果有記者問起，美國事先是否知道戰爭會爆發?美方的回答應是「我們已經注意到中越邊界附近的軍事設施，且我們在此之前已經就此問題闡明了立場」。關於媒體很可能會提及的「鄧小平在訪美時是否提到這場戰爭」問題，有人建議回答「鄧小平在沒有特別地闡明中方意圖的情況下曾拐彎抹角地提到這一問題，但美方在當時即表達了立場」。在這一問題上，儘管「中方的預先告知讓美國的立場十分艱難」，但卡特傾向於同情中國，認為中國政府在進行自衛反擊戰之前就已將消息告知美方，表明了對美國的信任。美國應「珍視中國的信任」，在公開表態中不要提及中越武裝衝突爆發前鄧小平給卡特總統的信件，否則將陷中國於不義。因此，在卡特的強烈建議下，會議一致決定明確回答:「鄧在訪美期間未提及中越戰爭問題」;同時，「也不能表現出美國政府已就此問題進行過討論」，而應表現出「美國對這場戰爭的了解十分有限」，以免被誤認為「美國已深深捲入衝突」。此外，美國的公開立場還應強調，自越南入侵柬埔寨以來，「美國就一直譴責暴力行為」，在公開表態中「既批評中國的軍事行動，同時也譴責越南人佔領柬埔寨，並要求中、越雙方各自撤軍」。在次日召開的特別協調委員會會議上，再次肯定了16日會議關於美國公開立場的措辭。

在隨後的公開表態中，美國國務院發言人一方面指出「在亞洲共產黨國家之間的鬥爭中，我們不偏袒任何一方」，否認中越武裝衝突爆發之前美國和中國在此問題上達成了一致;美方的立場是，在要求中國從越南撤軍的同時，也要求越南從柬埔寨撤軍。另一方面，美國在公開表態中「勸告中國、越南和蘇聯保持冷靜」，不要「採取使衝突升級的行動」。

來源：阿隆隨錄

美國除了通過新聞發布會表明政府在中越衝突問題上的立場，還通過聯合國這一路徑表達了美國的態度。在要求越南撤出柬埔寨的問題上，美國試圖通過聯合國安理會的辯論來實現目標。儘管中、美雙方在以何種方式迫使越南撤軍的問題上存在不同意見，但基於雙方目標的一致性，美國仍在聯合國安理會中給中國提供了實際上的支持。為此，美國不僅拒絕在安理會「明確地譴責中國」，否定了蘇聯所提出的只在安理會討論「中國侵略越南」而不討論「柬埔寨問題」的提案，而且如其先前的公開表態那樣，將中越戰爭和柬埔寨問題聯繫起來，將二者置於安理會的議程之中;此外，美國還在聯合國外遊說盟國支持它所提出的要求「所有外國軍隊從印度支那地區撤軍」的方案。最終，美國的方案得到了日本、澳大利亞、英國和東盟等大多數國家的支持。這樣一來，美國在新聞發布會及聯合國安理會對「對越自衛反擊戰」的公開表態不僅沒有使美國受到「牽連」，被大多數國家認為「美國所採取的每一個行動都與其基本立場是一致的」，而且「贏得了廣泛的讚賞」，從而可以「冠冕堂皇地」給中國「打掩護」。

關於「對越自衛反擊戰」期間美國與蘇聯的交涉。1978年11月蘇聯和越南簽訂了事實上的軍事同盟條約，而同一時期蘇聯與中國則依舊處於嚴重對立狀態。在此情況下，蘇聯有可能借中越衝突之機對中國採取軍事行動。為了阻止蘇聯的武力介入，也為防止蘇聯誤以為美國捲入了中越衝突，同時最大限度地發揮美國在印度支那問題上的主導作用，美國政府在衝突爆發后就迅速將起草對蘇照會提上了日程。在2月16日的會議上，國安會對照會的初稿進行了討論，並形成了最終的對蘇照會文本。這份照會於次日遞交至蘇聯領導人手中。照會主要闡明了美國對中越衝突的立場:一，美國強烈反對以武力解決國際爭端，「中、越兩國的行為都違反了這一原則」;「越南必須和中國一樣，對當前的形勢負有責任」。因此，美國建議在中國從越南撤軍的同時，越南也必須從柬埔寨撤軍，即「所有外國軍隊必須同時撤離柬埔寨和越南」。二，「為了防止衝突的擴大和維持印度支那的和平，當前的形勢要求我們兩國政府保持克制」，「共同合作以和平的方式解決問題」;「最為重要的是，蘇聯政府不要採取使形勢更加惡化的措施———如在邊境地區進行軍事部署、增加在越南的海軍力量和其他的軍事行動」。三，「如果蘇聯對危機不做出反應，我們也將袖手旁觀」;如果蘇聯採取行動，美國也將「採取對等的行動」;特別是，「如果蘇聯軍艦在這一地區的活動增加，我們也將採取相應的軍事應對措施」。很明顯，這份照會所提及的解決印度支那問題的方案有利於中國，因為迫使越南從柬埔寨撤軍是中方欲實現的主要目標之一。蘇聯在次日給美國政府的復照中進行了反駁，針鋒相對地提出了一些反建議，主要內容包括:柬埔寨問題只是北京「入侵越南的一個借口」;在保持柬埔寨現狀的情況下，中國必須從越南撤軍，否則蘇聯將不會對此事「漠不關心」，甚至在其官方聲明中恐嚇說「蘇聯將履行根據蘇聯和越南友好合作條約所承擔的義務」。美國並未因此而妥協。

除了2月17日的照會之外，在戰爭期間美國政府還分別於2月24日和3月7日兩度致信蘇聯領導人，並於2月24日和27日兩次緊急召見蘇聯駐美大使多勃雷寧( Anatoly Dobrynin)，專門闡明美國在中越衝突問題上的立場。除了繼續堅持2月17日照會中的內容之外，美方還進一步向蘇聯表達了美國在一些問題上的立場。第一，針對蘇聯質疑美國是否捲入了中越衝突的問題，美方人員先後數次重申「美國與中國之間並未在這一問題上達成秘密協議」，「美國奉行的是一種不偏不倚的政策」，意在告知蘇聯，美國「與戰爭無關」。第二，美國要求蘇聯保持克制，不要對中越衝突做出強烈反應，應通過和平的方式解決問題。在2月24日召見多勃雷寧時，美國副國務卿克里斯托弗( Warren Christopher)警告蘇聯不要採取使戰爭升級的行動，而應「繼續在印度支那地區保持克制，否則有可能對美蘇關係產生不利的影響」;在當日給蘇聯領導人的信中，美國政府提醒蘇方「當前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表達了和平解決印度支那衝突的意願」，因此「美、蘇兩國有責任避免未來可能發生的風險」;「如果美國發現蘇聯使用越南的海軍或空軍基地，或有組織的蘇聯武裝部隊出現在越南」，「美國將對此嚴重關注」，並「不得不重新評估兩國的安全關係」，而且美國還會重新考慮是否與中國建立「安全關係」。除此之外，美國還特別向蘇聯強調，「越南對柬埔寨的入侵是不可接受的」;在關於越南對柬埔寨所採取的行動方面，「美國不贊成蘇聯的態度，世界上大多數國家也不贊成」;「越南對柬埔寨的入侵發生在前」，並且「越南一直統治著柬埔寨」，這是中國做出反應的重要原因之一。總之，在中越衝突期間，美國在要求中國從越南撤軍時，必然會同時要求越南從柬埔寨撤軍;而在強調越南對柬埔寨的侵略時，則通常不會提及中國。這樣一來，美國在與蘇聯交涉的過程中強調越南對戰爭應負的責任、要求蘇聯不得干涉、偏向中國的立場就十分明顯了。

關於中越衝突期間美國如何處理與中國的關係問題。如前文所述，儘管中越戰爭的爆發使美國的處境「十分艱難」，但由於此時卡特十分重視「與中國剛剛建立起來的關係」，因而在2月16日召開的專門會議上，卡特明確表示，他「更加傾向於同情中國」，美國「不應當辜負中國人的信任」。除了在公開場合的表態和與蘇聯商議的過程中給了中國實際上的支持之外，美國就中越衝突一事向中方的表態與行動也明顯對中國有利。

一方面，美國不希望中越武裝衝突的規模繼續擴大，而寄希望于通過向越南施壓的方式促使其從柬埔寨撤軍。作為對2月16日鄧小平來信的緊急回復，卡特向美國駐華聯絡處發去一封電報，要求聯絡處立即將此電報遞交給鄧小平。卡特依然「十分坦白地」表達了對中越武裝衝突的反對態度，其原因是「中國此刻採取的任何行動都將分散國際社會對越南、蘇聯侵略柬埔寨的注意力」;事實上，中、美兩國無需採取任何行動，「國際社會日益增加的壓力足以使越南從柬埔寨撤軍」，而且中越武裝衝突「還可能增加蘇聯在這一地區的影響力」。因此，卡特在電報中解釋道，「在關於這一問題的公開表態中，美國除了反對戰爭行為之外別無選擇」。其後，美國財政部長布盧門撒爾( Michael Blumenthal)在訪華期間也向中共領導人表達了類似的意思:「我們一直堅持以和平方式解決國家之間的爭端」，美國擔心這場戰爭可能引發公眾及各國做出「消極反應」，並可能導致蘇聯「採取行動」。但另一方面，正如鄧小平訪美后兩國發表的聯合公報中所再次確認的那樣，雙方重申「反對任何國家或國家集團謀求霸權或支配別國」;基於這一戰略考慮，在戰爭期間美國政府多次在與中國政府的溝通中表示，美國「和中國一樣，尋求建立一個和平、獨立的東南亞」。為此，美國的立場是「支持一個獨立的柬埔寨，要求越南從柬埔寨撤軍」，以此強調中、美兩國目標的一致性。卡特還表示，中國代表團對美國的訪問「開啟了中美關係的新時代」，所以希望中國不要採取進一步行動，因為此類行動只會對那些試圖離間中、美兩國的國家有益。此外，美國政府還告知，美方將竭力避免「在投票譴責中國這一問題上」直接地表明態度。

此外，布盧門撒爾的訪華計劃並未因中越武裝衝突而改變，從這一點亦可從側面透視美國的立場。在中美建交談判的過程中，雙方就通過商議決定:布盧門撒爾將於2月24日至3月2日訪問北京，3月2日至4日訪問上海。但就在布盧門撒爾成行前夕，中越武裝衝突爆發。布氏是否如期訪華，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反映美國在中越武裝衝突問題上對中國的態度。因此，圍繞這一問題，美國政府內部經歷了激烈的爭論。

2月18日召開的特別協調委員會( Special Coordination Committee)會議對布盧門撒爾是否按時訪華一事進行了討論，在各種意見相持不下的情況下會議做出決定:推遲36小時決定布盧門撒爾是否如期訪華。經過討論，會議提出了5種備選方案:一，布盧門撒爾按照原計劃如期訪華;二，按原計劃行事，但要根據當前的新形勢對指令( instructions)進行修改;三，將訪華計劃推遲一周;四，將訪華計劃推遲至中國從越南撤軍;五，訪華計劃如期進行，但由財政部副部長卡斯威爾(Ｒobert Carswell)代替布盧門撒爾。對於這一問題，國務卿萬斯認為，在中國軍隊仍駐紮在越南期間，布盧門撒爾的訪華計劃應該取消，否則外界將認為布盧門撒爾的訪問是表示對中國的支持。助理國務卿霍爾布魯克(Ｒichard Holbrooke)反對萬斯的意見，認為3月1日駐華聯絡處即將升級為大使館時，伍德科克不在北京;如果布盧門撒爾也不按時訪華，那麼屆時美方將沒有高級代表在場，北京可能會因此而感覺受到冷落。此外，取消北京之旅將被外界視為「我們政府所遭遇的挫折」，而且還會認為美國的「政策不穩定」，將會對中美關係產生消極影響。這與美國試圖建立良好的中美關係的原則相悖。這種意見得到副總統蒙代爾( Walter F．Mondale)和布熱津斯基的支持。他們認為，「布盧門撒爾訪華是中美關係正常化進程的一部分」，中美關係不能受中越衝突的影響，依然要向前發展。為了使自己的建議更具說服力，布熱津斯基還將英國首相卡拉漢( Leonard Callaghan)的一封電報展示給與會者，其內容是英國工業大臣按計劃訪問中國;布熱津斯基認為，英國政府之所以未取消這一行程，是因為那樣做會損害其利益。隨後，布熱津斯基將這次會議的討論情況以備忘錄的形式提交給卡特總統。卡特總統當機立斷，在備忘錄頁邊處寫上了「布盧門撒爾應該按計劃訪華」。布氏訪華一事由此塵埃落定。布盧門撒爾在訪華期間不僅與中共領導人進行了會談，而且與中國達成了眾多的經濟合作協議。但讓卡特和布熱津斯基等人頗感意外的是，布盧門撒爾在訪華期間的幾次公開講話中十分「露骨地」譴責中國在「對越自衛反擊戰」問題上的做法;為此，他們特地發去一份緊急電報，「嚴飭他檢點言論」，這些無疑是對中國的無聲支持。

在美國的積極活動和暗中支持下，國際輿論整體上對中國有利，蘇聯也未能如其所恐嚇的那樣「履行條約義務」，這些都為中國順利地實現「自衛反擊」的目標提供了良好的條件。1979年3月5日，中國政府宣布從越南撤軍;13日美國政府收到了時任中國國務院總理華國鋒的來信，宣布「我們先前設定的目標已完全達到，中國軍隊將在未來幾天內全部撤回到中國領土範圍內」。3月16日，中國軍隊全部撤回到中國境內，這場令世界大國十分關注的武裝衝突宣告結束。

四、餘論

從上文的分析看，美國在1979年中越武裝衝突期間採取了對中國有利的立場。儘管在武裝衝突爆發之前，美國為避免捲入衝突而對中國進行「自衛反擊」的設想採取了明確反對的立場，在武裝衝突爆發後為防止被外界誤認為與衝突有關而未能公開支持中國，甚至在武裝衝突期間以批評者的面貌出現;但是，鑒於這一時期中、美兩國在這一地區戰略目標的相似性和中美關係的良好發展勢頭，美國在反對戰爭的同時，又特別側重於譴責越南，將中國從越南撤軍和越南從柬埔寨撤軍聯繫起來，並警告蘇聯不得武力介入。由此可見，美國對這場武裝衝突的真實立場是:對中國「形式上是批評，實質上是幫忙」。

從中國的角度看，這場戰爭的性質是「自衛反擊戰」，其目的是通過「教訓」越南，從而迫使其從柬埔寨撤軍;從美國的角度看，美國政府也認為越南人「應當遭到敲打」，越南必須從柬埔寨撤軍。但美國和中國在實現這一目標的路徑上存在分歧:美國因擔心蘇聯捲入而導致衝突擴大，從而希望通過國際社會的壓力迫使越南撤軍，而中國則希望通過「自衛反擊戰」來達到目標。儘管雙方都未能成功地說服彼此，儘管美國在武裝衝突爆發前和爆發期間一再表示「反對以武力解決問題」，在某些時刻甚至將戰爭描繪為「侵略」，但在中國進行「自衛反擊」的整個過程之中，美國還是一方面公開要求將越南從柬埔寨撤軍和中國從越南撤軍聯繫起來，另一方面警告蘇聯不得捲入衝突，通過此種方式給中國支持。美國的這種做法使蘇聯人都不得不懷疑「美國警告蘇聯不得參戰的動機所在」了。最終，在美國的暗中支持下，中國的「政治目的還是達到了」:越南在「付出極沉重的代價」之後，傲慢情緒遭到了嚴重的打擊，不得不從柬埔寨撤軍。無疑，這是中、美兩國默契合作的勝利果實。

美國在中國「對越自衛反擊戰」中的立場對時局產生了重要影響。于中國而言，美國對中越衝突所做出的反應無疑降低了蘇聯捲入衝突的風險，實際上間接地給予中國以支持。這樣，中國才可能集中精力大敗越南主力部隊，達到「教訓越南」的目的，從而打擊了其「囂張氣焰」，而且迫使越南不得不重提邊界談判建議，開啟了中越邊界談判的進程。正如是年4月鄧小平在接待美國眾議院議員時對美國在中國「對越自衛反擊戰」中的反應作出的評價:中國「對美國政府(在中越武裝衝突中)的態度和立場是滿意的」。於美國而言，這場武裝衝突「在某些方面可能對我們有利」:它既成功地打擊了越南，又沒有使美國「愛好和平」的形象因此而遭到破壞。此外，為中、美兩國所樂見的是，兩國在這場武裝衝突中的默契配合不僅成功地「削弱了河內」、迫使越南從柬埔寨撤軍;更重要的是，這場武裝衝突間接地打擊了越南的盟友蘇聯，「暴露了蘇聯是靠不住的」;此外，這場武裝衝突還「教育了西方國家」。

一言以蔽之，中、美兩國在共同對付蘇聯方面的一致性使得美國在衝突期間做出了有利於中國的反應，這是兩國「共同走向亞洲和全世界的和平與穩定」的重要一步，「新建立起來的美中關係成功地經受了一次火的洗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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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阿隆隨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