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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訂閱楚朦-我對「江油霸凌事件」的幾點思考
作者： 楚朦
四川江油的校園霸凌事件，雖然起初是一起個案，但其發酵和處理過程卻像一面稜鏡，折射出中共國社會在未成年人犯罪、基層治理以及社會公平等多個層面所面臨的深層次結構性問題。這起事件的每一次發展，都觸及了公眾敏感的神經，引發了廣泛的共鳴與憤怒，最終演變成一場社會危機和政治事件。
一、未成年人犯罪：法律、教育與家庭的失衡
江油事件的核心矛盾之一，在於施暴者為未成年人，而現行法律對未成年人犯罪的懲戒存在爭議。這暴露了中共國在社會轉型期，法律、教育和家庭在應對未成年人問題上的共同失靈。
1，法律的滯后性與「保護」的困境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和《未成年人保護法》在設立時，旨在保護未成年人免受傷害，同時也兼顧教育和矯治。然而，隨著社會發展，未成年人霸凌和犯罪的性質和嚴重程度發生了變化。江油事件中，施暴者囂張地聲稱「又不是沒進去過」、「沒得20分鐘就出來了」，這種藐視法律的言論，直接刺痛了公眾。它揭示了一個殘酷的現實：對於一些屢教不改的未成年人，現行法律的「保護性」條款反而成了他們逃避懲罰的「護身符」。
這並非孤例。近年來，類似的惡性未成年人犯罪事件頻發，每一次都引發了關於法律修改的討論。例如，2019年遼寧大連發生的13歲男孩殺害10歲女童案，由於兇手未滿14周歲，最終被免於刑事處罰，只送往收容教養，引發了巨大的社會爭議。再如，2023年發生的福建南平初中生霸凌致死案，施暴者同樣是未成年人，他們的行為造成了無法挽回的後果，但最終的法律制裁卻因年齡而受到了限制。
這些案件共同指向了同一個問題：現行法律的年齡分界線是否仍然適應當前的社會現實？一方面，我們必須堅持「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防止將未成年人過早推向刑事司法體系，留下難以抹去的污點。另一方面，當未成年人的犯罪行為已經達到甚至超過成年人的惡劣程度時，法律如果不能給出有力的回應，就會損害法律的威嚴和社會的公平正義感。
2，教育體系的缺失與道德的滑坡
江油事件中，施暴者長期霸凌，且多人圍觀拍攝視頻，這反映出在學校教育中，道德和法治教育的缺失。學校往往更關注學生的成績、政治姿態和虛無縹緲的「理想信念」，而忽視了對學生人格、道德和法治觀念的培養。社會和學校還通過電影、電視、現代傳媒和課堂，對心智不成熟的學生進行仇恨教育，這也滋長了一些學生心中的戾氣。一些學校在處理校園霸凌問題時，也常常採取「內部處理」、「大事化小」的態度，以維護學校的聲譽。這種做法非但不能解決問題，反而可能讓施暴者更加有恃無恐。
貴州畢節留守兒童自殺案是另一個沉重的例子。2015年，四名留守兒童在服毒自殺前留下了「被欺負」的遺言。這起悲劇暴露出在教育資源分配不均的背景下，留守兒童群體不僅面臨著學業上的困境，更承受著巨大的心理和安全壓力。當學校教育未能及時發現和介入這些問題時，悲劇就難以避免。
在江油事件中，學校的沉默和不作為，無疑加劇了公眾的憤怒。當校園不再是安全的港灣，而變成了霸凌的溫床時，教育的根本目的就被扭曲了。
3，家庭教育的失敗與社會環境的惡化
我通過朋友渠道了解到施暴者都是普通家庭的孩子，並不是傳言中官宦和有錢人家的孩子，其父母在孩子教育上的缺失顯而易見。施暴者「進出派出所多次」的言論，暗示了家庭在管教上的無力，甚至縱容。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師，家庭教育的失敗，是未成年人走上犯罪道路的重要誘因。
來源：議報
作者： 楚朦
社會學家研究表明，在快速的城市化和經濟發展過程中，傳統家庭結構受到衝擊，許多父母忙於生計，無暇顧及子女的心理和行為。例如，在留守兒童問題突出的農村地區，父母常年外出務工，孩子由祖輩照顧，缺乏有效的管教和情感支持。而在城市中，一些富裕家庭的溺愛，也可能導致孩子缺乏同理心和社會責任感。
這種家庭教育的失敗與社會環境的惡化互為因果。當社會缺乏對弱勢群體的關愛，當功利主義盛行，當暴力文化通過網路等渠道滲透到未成年人生活時，他們的心理健康和行為就更容易出現偏差。
二、基層治理：公信力危機與警民關係的裂痕
江油事件的處理過程，特別是地方政府和警方的反應，是導致其從個案演變為社會危機的關鍵因素。這暴露了中共國基層治理中存在的公信力危機、信息不透明以及警民關係緊張等深層次問題。
1，公信力危機與「輕微傷」的爭議
江油警方最初的通報，將受害者的傷情鑒定為「輕微傷」，並對施暴者進行了有限的處罰。這一結果與視頻中呈現的惡劣霸凌情節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引發了公眾的強烈質疑。民眾普遍認為，如此長時間、多方式的暴力，不應僅僅是「輕微傷」，而且施暴者還搶劫受害人的手機、現金，涉嫌搶劫犯罪。民眾懷疑官方是為了減輕施暴者的罪行而故意定性。這種輕描淡寫的處理方式，使得警方和政府的公信力在一夜之間崩塌。
在缺乏透明度的社會環境中，民眾習慣於用「陰謀論」來解釋官方的每一個舉動。當官方的解釋無法令人信服時，人們自然會懷疑背後是否存在包庇「關係網」或「特權階層」。這使得事件的焦點從「校園霸凌」轉向了「司法不公」。
2，信息公開的透明度問題與輿論的失控
在事件發酵初期，地方政府未能及時、透明地公開事件的全部細節，使得不確定信息有了滋生和傳播的空間。當「施暴者是官二代」等不確定信息在網路上迅速傳播時，民眾的憤怒情緒被進一步點燃。雖然警方後來反覆「澄清」，民眾根本不相信。
這反映了在突發事件應對中，地方政府在信息公開和輿論引導方面的能力不足。當民眾的知情權得不到滿足時，他們就會從非官方渠道尋找信息，這使得事件更容易被極端化和政治化。中共將其定性為「圍攻政府」的群體性事件，正是這種信息不透明和公信力缺失的必然結果。
3，警民關係的緊張與衝突
在江油事件中，當民眾聚集在市政府門前表達不滿時，地方政府採取了強硬的「維穩」措施，出動特警進行清場。這不僅沒有解決問題，反而激化了警民矛盾。警方本應是社會秩序的維護者和民眾安全的守護者，但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卻被民眾視為「維穩」機器和政府的幫凶。
這並非孤例。2023年發生在河南周口的「村鎮銀行儲戶維權事件」，大量儲戶的存款無法取出，當他們聚集在銀行門口維權時，當地政府和警方採取了強硬的措施，導致警民衝突。這些事件共同表明，在面對民眾的合理訴求時，一些地方政府習慣於用強硬手段「維穩」，而非通過協商和溝通解決問題。這不僅僅損害了政府的形象，加深了警民之間的裂痕，也凸顯了中共現政權的非法。
三、社會公平：民眾的憤怒與歷史的迴響
江油事件之所以能引發如此大規模的社會抗議，不僅僅是因為霸凌本身，更是因為這起事件觸及了中共國社會長期存在的社會公平問題。民眾的憤怒，是多年來對司法不公、階層固化和權力濫用等問題不滿的總爆發。
1，對司法不公的深層焦慮
民眾對江油事件中「輕微傷」的強烈反彈，根源在於對司法公正的深層焦慮。長期以來，民眾普遍認為，在司法實踐中，「有權者」和「有錢者」更容易逃脫法律的制裁，而「無權者」和「無錢者」則更容易受到嚴懲。
這種不信任感並非空穴來風。「我爸是李剛」事件、孫小果案等一系列案件，都深刻地揭示了特權階層如何利用手中的權力干預司法，挑戰法律的公平性。當民眾看到受害人家庭背景普通，訴求得不到伸張時，他們會自然地將這種不公平歸咎於整個司法體系，而非個別案件。
2，對階層固化的不滿
在快速的經濟發展中，中共國社會形成了新的階層結構。一些人通過努力和非法手段實現了階層躍升，但更多的人則感到上升通道越來越窄，階層固化越來越嚴重。江油事件中，施暴者的囂張言論，被一些人解讀為一種「特權感」，即使他們家庭背景一般，也可能因為「混社會」或「有關係」而獲得了凌駕於法律之上的特權。
來源：議報
作者： 楚朦
近些年紅色權貴階級肆無忌憚地宣揚「打江山的坐江山」，以及目前中國政壇的現實，迅速地拉開了官員與紅色權貴階級的距離，拉開了普通民眾與官員的距離，中國社會被嚴重撕裂，許多官員，特別是基層辦事員認為，這個國家、這個政權是權貴們的，與他們無關，他們是在為紅色權貴們打工，在行政時他們往往應付、推諉，敷衍塞責。老百姓特別是工人階級則從共產黨口頭上宣傳的「國家主人」淪落成了事實上的被統治者或奴隸，心中不免憤懣。
江油雖是一個小城，卻是一個移民城市，城區超過一半市民的老家在上海、北京、鞍山、哈爾濱、黃石等地，在四、五十年前的大三線建設期間，他們的父母、爺爺、奶奶從這些地方來到了江油。江油位於寶成鐵路樞紐線上，四川盆地與岷山交接處，曾經是大三線建設的保障基地，除了建設有與軍工有關的特殊鋼廠，還建設有大型發電廠、大型的水泥廠、大型礦機廠等。這裏還有許多國家級的研究院所，曾是工人階級和知識分子集中的地方，時代的變遷把他們、他們的後代固化在了這個小城，淪落為沒有任何政治權利的底層市民。
這種對階層固化的不滿，在歷史中也曾多次出現。明末時期，土地兼并嚴重，官紳勾結，底層農民失去了土地，生活困苦。李自成等起義軍的口號「均田免糧」，正是對這種不公平社會結構的反抗。
3，權力濫用的歷史迴響
在江油事件中，地方政府在處理民眾抗議時的強硬手段，讓許多人聯想到了歷史上「官逼民反」的悲劇。當民眾的合理訴求無法通過正常渠道得到滿足時，他們往往會選擇採取更加激烈的行動。
明末「楊柳青事件」中，官府為了徵收軍糧，對農民進行殘酷的壓榨，最終引發了大規模的農民起義。清朝「鹽販起義」中，官府對鹽商的盤剝，導致鹽價飛漲，底層民眾生活艱難，最終引發了起義。
四、出路何在
面對江油事件所暴露的深層次社會問題，中共國的出路在哪裡？這是一個複雜而沉重的歷史命題。無論是和平轉型還是暴力革命，都存在巨大的風險和不確定性。
和平轉型，意味著在現有的政治框架內，通過漸進的改革來解決社會矛盾。這要求政府能夠傾聽民意，推動司法獨立，保障公民權利，並逐步建立一個更加透明和負責任的治理體系。這需要極大的政治智慧和決心。
暴力革命，則意味著推翻現有的統治。這在歷史上曾多次發生，但其代價往往是巨大的，伴隨著長期的社會動蕩和流血衝突。明末的農民起義，最終雖然推翻了明朝，但也導致了清朝的入關，社會經歷了長期的混亂。
中共國的出路，或許不在於簡單的「非此即彼」的選擇，而在於如何重建社會信任，彌合社會裂痕，特別是在社會治理方面，需要有現代化的社會治理機制，這需要：1、推動法治建設，確保司法公正。
建立獨立的司法體系，保障每個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權利，是重建社會公平的基石。建立憲法法院，確保政府在行政過程中不違憲。
2、深化教育改革，重塑道德。
改變以成績為導向的教育模式，加強對未成年人的法治、道德和心理健康教育，培養他們的社會責任感和同理心，禁止在未成年人中進行仇恨教育。
3、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廢除一黨專政，實行憲政民主。
4、實現基層自治，提升基層治理能力，重建公信力。
江油事件，就像一面鏡子，映照出中共國社會長期積壓的矛盾。它提醒我們，如果這些深層次的問題得不到有效解決，那麼類似的事件，只會以更加激烈和頻繁的方式，不斷地衝擊著整個中國社會。
二零二五年八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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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議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