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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建:文學道德來自政治反省

2026年03月11日 8:11 PDF版 分享轉發

作者:

在1987年,我因發表了小說《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蕩蕩》而被禁言的那一刻,算是明白了,我其實生活在母語的里。中文語言己如陷井,你不知道哪個詞是禁品,一旦寫出來就被捕獲了。同時我也明白,為了守護言論自由,我將在寫作之外,還要不斷地衝撞文字獄。因為這也是寫字行業的職業道德,也是文學創作面臨的安全寫作。等於你坐上了飛機,那就要關注飛行安全。

這也就是常人說的”搞政治”。可文字獄不僅是為我而建,它還是中國傳統文化【小編推薦:中華文化是高級文化系統】的一部分。只是到了統治時期更加專業化罷了。禁書禁言禁思想是極權政府存活的重點工作。

現在我作為中文流亡住在倫敦,除了攜帶著母語,就是文學的職業道德了。

中篇小說《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蕩蕩》由五個故事組成,是我對宗教、愛情、倫理、歷史和自由的反省。在八十年代作家必須更換思想走向獨立思考。但結果被消失的不僅是我的小說,而是被中國政府掐死了文學中的道德意識。到九十年代中國文學里幾乎消失了人道主義思想。作家們成了皇帝們的御用文人或是躲到了自我解放的流行文化里了。從此,關注時代和社會的眼光被關閉。中國文學只反省人性不反省社會,進而為了維持統治而建造的文字獄不斷地擴大。結果就是我們看到的:在中國大陸出版的文藝作品大都失去了道德意識,僅保留了與時代脫節的微弱的人性困惑。從天安事件至武漢新冠病毒傳染全球,竟然沒有出現文學作品,來反省我們時代的挫傷。甚至武漢作家方方寫了本紀實日記也被禁止出版。文字獄從八十年代至今,被查禁的書以及關押的作者正成倍的增長。在漢語領域里,共產黨終於消滅了自由、民主、人權以及能產生文學道德的獨立作品,甚至也不再有地下文學了。因為作家和讀者們共同失去了道德能量,自願關閉觀察現實成為了”永恆主義”的探詢者。更認為是暫時的,而描寫人性才是永恆的,還可以躲過文字獄。對當代的反思和觀察會影響文學創作。多數作家躲開政治,進到了人從哪裡來,基因為什麼存在,科學、數學以及宗教神靈等迷人的永恆問題。乾脆地說:現實政治無所謂,人文社會更不要去守護,做好自已的道德堅守。因此,便走出了中國特色人種:不搞政治,把個人自由交給統治者管理,換回人生平安。我眼看著政治恐懼不僅成為權力,還把大眾也做成了順手的工具,進而把人發展成了黨的產權了。只要控制好政治恐懼的施放權,就控制了全社會。其它配套的洗腦、連言論審查等手段都不再是首選。因為人人都習慣了自我審查。

我們都知道經濟是生活,政治是生命,這本是活人的常識。但己形成了麻木的群體,只要個人利益不受損害,人們就不會為社會公眾事件說一句話寫一行字。哪怕為被侵略的烏克蘭說幾句支持的話,其它人也會認為那人是害群之馬。在中國社會,很難看到人道主義的表述,文學的道德意識己沉溺。

而且這種道德意識的淡化,也讓我這種流亡作家漸漸失去衝撞中國大陸文字獄的激情。因為,當你看到溺水的人沒有什麼求生的意願,你又何必跳進去拯救?而流亡作家的處境就是離開了言論審查,可以守住自已的文學道德了,那就進入個人創作的空間吧,別給不需要言論自由的人以自由,因為他們已尋找到了”永恆”的方向。這等於羅卜已經腌了十幾年,雖然形狀還在,但那就該叫鹹菜。鹹菜是不能返回羅卜的。而長期生活在中國大陸的文人會認為只有永恆的純文學才會發揚光大。寫本時代就是搞政治。我不知道這是誰發明的理論,但我不相信這種閉關自守的人生。我對我活著的生命階段太在意了,無論發生的事件,還是廣西博白縣的反計劃生育農民起義,我都充滿好奇和關注。我也認為沒有本時代思想的作品只是流行小說,不是文學。中國文學傳統不僅唐詩三百首的詩人,大都是被流放的一群文人傳承著。早有孔子屈原近有四大名著,都因不在官方所控之下以個人意志聯接成文學傳統。現在的文字獄不差於明清,所以共產黨文學不會是中國傳統文學。如蘇聯或東德,極權政府一倒,那些文學作品幾乎被遺忘了。而《大師瑪格利特》留下了。中國當代文學能留下的作品也不會多,主要是沒有了文學道德就會隨風而逝。中國雖然有著五千年的文明史,但由於伴陪著文字獄,至今也未造出個文明社會。倒是創造了無數的成語和引喻詞彙:我至今也無法擺脫竹子是清高、荷花是純潔、龍是帝王、松樹是長壽等等意向。

在一個缺乏同情的社會,你只能信任自己,而自己也被環境漸漸瓦解。有什麼政治制度就造出什麼人民。人實際上就是個社會產品。養雞場里找不到兔子。共產黨不但毀滅傳統文化,也把中國的人性改變了。起碼有三代人的精神氣質經歷了從羅卜到鹹菜的改變。

我想,流亡作家不再被原語言的環境所控制,也是那個語言陷井的倖存者。我使用的母語也是倖存者。我可以隨意用沒被禁止的五千多字寫作,而中國大陸的文人只能用不到二千字寫作,其它都是禁詞了。文字獄正張著血口吞噬著沒經驗的青年人。

對流亡作家而言,流亡的收穫就是守住了文學的道德,甚至演化為一種責任和真理,以對抗那個被閹割的母語環境。另外,網路時代其實已經淡化”語言環境”意識了。網路讓你生活在任何城市街道,和任何人相處,各地的新聞和故事,包括食品價格和心理壓力等也都是真實體驗,使你可以在任何地方寫任何故事了。何況文學是通過虛構達到真實,不是現實的新聞複製。

中國的言論思想控制,使生活在其內的作家們受到語言禁區的捆綁,對創作時的自我審查會加重。再加上網封,使其”知性裂痕”擴大,被禁的關健詞越來越多,生活在網內與網外對事物產生的反映也不同甚至相反了。這種與時代分隔,近而失去語言和思想的自由表述,等於加重了人們的精神萎縮。那麼在發生了重大時代衝突—-比如武漢新冠病毒、俄烏戰爭、以哈戰爭等便失語,成為時代啞巴。

我認為自由地表達思想很重要,如果語言環境被監控,那社會便沒有思想產生,也不會有思想碰撞,人們就會套用統制者的思想,那就是沒有頭腦的巨嬰社會了。當沒有錢時是那個社會的不幸,當有了錢時就是地球的不幸了。武漢新冠病毒傳播之廣,已經讓世界驚醒。

流亡中的獨立觀察也是極權者的照妖鏡。通過不受思想控制的作家的描寫,更讓人產生信任感。比如長篇小說《北京植物人》描寫的6.4天安門事件,在中國就完全空缺。甚至北京圖書館以及中國所有的歷史書籍、網站也都被關健詞了,甚至六月四日這個詞都不存在了。然而,除了中國,全人類怎麼會忘了天安門事件以及引發的東歐共產國家的巨變。從這一點看,流亡文學更真實可靠,也如歷史般接近了永恆。流亡文學是獨立的文學,它擺脫了極權監控,真實地描述了時代的真相。

我也認為作家的道德思想是寫作的前提。小說即是因道德困擾而書寫。特別是在不準過問政治制度的國家,一切也都被政治化了。其實文學無法觸及到政治權力,而是表達自由思想和人道主義。也只有統治集團害怕文學,才會把文人墨客組織到作協加以管控。但作家的文學思想本應來自他所處的時代,故事人物來自他的社會,不然寫作和思想就沒有意義。小說是在講故事,但也使用當代語言反映當代的人和事,文學故事唯一對政治制度的反叛,是讓人們通過文學去凝視現實深處,反思人生,去追求更美好的精神生活。文學思想來自他所處的時代,不同時代面臨不同的問題。作家只能對自己的時代表達思想,如屈原的《問天》以及《紅樓夢》作者的清代,英國伍爾夫的四十年代以及中國魯迅的三十年代。也可以說,作家就是社會的產物。海明威和巴爾扎克無法調換生活環境,柏拉圖和亨廷頓的時代也無法對換。

文學的本質就是不屈從於政治,因此,文學不會流亡,只有政治流亡。它同時也在驗證著:有流亡者的政府,就是沒有思想的國家。

當然中國的文化專家們會說,純文學里沒有道德意識,文學是超越政治的;比如紅樓夢、西遊記、茨維塔耶娃或帕斯捷爾納克從未書寫政治事件,他們用作品證明自己能超越政治,讓作品永恆。現實是中國多年以來,我的文友王藏沒有寫天安門事件也被關進文字獄四年,他僅僅關心了香港的雨傘運動。

多數中國文化【小編推薦:中華文化是高級文化系統】人都像個不講理的孩子在講理:你不要管政治,中國人太多,只有極權才能管好。你要超越政治,你要為自已寫作。

我操,中國共產黨的洗腦工程真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社會實踐,人們不僅對洗腦文化不再提防,反而讓自已的道德意識蛻化到最低線,活于社會卻死於政治。

言論審查只能製造令人無法信服的謊言,然後又只會依賴暴力掩蓋真相,久而久之就失去了各國人民的信任。人們應該明白:中國共產黨沒有人道主義的思想基礎,也就不會帶來文明的生活,僅用經濟手段治理全世界,那就要大打折扣了,起碼要實現的中國夢要推遲幾十年吧。在二十一世紀,文學最基本的使命還是戰勝謊言,見證現實也反思歷史,以恢復人類的尊嚴。

記得毛澤東當時曾經說過,中國要生產一百萬名作家,中國要讓全世界看看究竟什麼是社會主義文學。今天中國共產黨己實現了毛澤東的聖旨。但一百萬作家並不會推動文學的發展,而且只會扼殺文學,如果說文字獄都不可能消滅文學創作的話,那一百萬沒有了良知的作家群體就足以摧毀文學,甚至人性里難以剷除的道義。所以說,文學的道德就是發現了那些不為人知的真相。如果我們閱讀的小說沒有令人反思,沒有給生活和社會帶來變化,那就是沒有內在邏輯的純文學,也就不會有思想傳承也不會永恆。人類需要生活的真相,而真相需要道德思想才能展現。

2024.8.25

來源:獨立中文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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