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復、梁啟超、辜鴻銘、梁漱溟等人看到了中國文明的現代價值，但真正將中國文明融入世界並成為世界文明一部分的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比第一次世界大戰還慘烈，於是痛定思痛之下思想家們不能不思考人類歷史的新方向。文明容或有衝突，但不會永遠，文明終究要與異質文明融合；文明和不文明肯定衝突，不文明或者說野蠻也並不必然失敗；但是文明與野蠻之持久較量，文明終究要戰勝野蠻。換言之，也就是胡適一再強調的，「一個野蠻的征服民族即便一時征服了文明，但這個野蠻民族終究還會被那些被征服民族的文明所征服」。文明是一個持續向上的進步過程，短暫的倒退、短暫的被征服都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文明發展的趨勢。
1中國文明研究的緣起
中國文明的研究，對我來說已經二十多年了。大約20世紀90年代中期，隨著蘇聯解體，世界政治向「后冷戰」轉軌，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1927—2008）於1993年在《外交》雜誌上發表一篇題為《文明的衝突？》的論文，第一次闡發自己的「文明衝突理論」，以為未來世界的衝突將不再是意識形態主導，而是各個文明之間持續不斷的衝突推動歷史演變。文章一經發表，迅即引起各國學者激烈反應，贊成者有之，反對者更多。
三年後，亨廷頓於1996年將這篇論文擴展為一本專著出版，題為《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以為在冷戰後的世界，文化、宗教的差異而非意識形態的分歧將導致世界幾大文明之間激烈的競爭、衝突甚至戰爭。
基於這樣的判斷，亨廷頓接續幾十年前英國學者湯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在其名著《歷史研究》中給文明歸類的思路，將世界主要文明劃分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西方文明、中華文明【小編推薦:中華文化是高級文化系統】、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東正教文明、拉美文明，還有非洲文明。在亨廷頓看來，這些不同的文明將取代先前的意識形態爭論，並主導世界政治發展，世界衝突的根源將是文化；各個文明之間的分界線將成為未來的戰線。
正如亨廷頓自己所意識到的那樣，「中國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中國人對其文明的獨特性和成就亦有非常清楚的意識。中國學者因此十分自然地從文明的角度來思考問題，並且將世界看作是一個具有各種不同文明的、而且有時是相互競爭的文明世界」。
理論上可以不相信亨廷頓的歸類，更不必相信他的分析，但事實很快證明了亨廷頓「文明衝突」理論的解釋力。進入21世紀后，迅即發生了改變歷史走向的「9·11」事件，具有伊斯蘭極端主義背景的本·拉登策劃了2001年9月11日劫持客機襲擊美國紐約世界貿易中心和華盛頓五角大樓的恐怖事件。事實證明了亨廷頓「文明衝突」理論的有效性，因而先前對亨廷頓質疑的聲音在減少，認同的主張在增加。
大約20世紀90年代中期，也就是亨廷頓「文明衝突」論提出不久，我所在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就組織了一個跨學科的文明研究課題組，而我也就此開始了中國文明的研究。這也是這部《更生：中國文明與人文精神重塑》的寫作緣起，主要是針對亨廷頓對中國文明的判斷，以及中國文明是否會和西方基督教文明發生激烈衝突的討論。當然，這些討論都是在歷史學的範疇，不涉及國際關係、國際政治等。
2中國文明源於地方
討論儒家思想以及中國文明，不能不簡略地從源頭上說起。
中國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幾個文明之一。考古學的發現已經追溯很遠，但大體上還在傳世文獻提及的「三皇五帝」「夏商周」這個大時段。「三皇五帝」為傳說時期，「夏商周」大概屬於孔子所說的「所見所聞所傳聞」，這大概也符合孟子所說的「王者之跡息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由文學想象進而史學實錄。換言之，中國文明與世界其他文明一樣，都有一個含混不清的蒙昧時代，然後漸漸開悟有了理性，終於走出神話、走出傳說，開啟了人類理性歷史時代。
人類最初的經歷應該大致相同，因為自然環境的原因，可以有人種的區別，生活方式的不同，但人之所以為人總要遇到人類必須面對的共同問題，如生活物資的儲備，漸漸發生了動物馴養、植物優選，對自然的觀察，記錄時間，區分時間。更重要的是，在整個生物界，人類並不為王，並不是最兇猛的物種，人類在面對來自其他物種以及大自然的傷害時個體很難應對，於是人類形成之初最大的難題就是如何組織起來，從個體變為集體，從一人變為多人。所以，共同體的意識在人類形成之初就發生了，而集結眾人之力去應對危險則是人類高於其他生物的關鍵。
人類共同體的發生，在最初時期是非常小的，個體所能觸及的範圍不可能很大，這些小的共同體經過數百萬年的發展由小而大、漸漸集結，形成一些大的共同體，有差別、有等級的社會也就漸漸形成，而這裏面的關鍵就是血緣。血緣、婚姻成為彼此聯繫的紐帶，也是遠近親疏的依據。我們讀有關夏商時期的史料，讀近代以來待開化周邊族群，以及世界各地社會學家、人類學家對各個待開化族群狀況的調查並不難體會這種社會情形，他們不可能有共同的文化記憶，他們的記憶都是具體而微的；但是人類的基本問題即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又是人類所面臨的共同問題，他們的解決方案因地域差異而不同，不同的只是原料、天然條件，而不是人為的加工、掩飾。
就中國歷史而言，這一個大的時間段現在要想將其具化還比較困難，「史闕有間，文獻不足征」是根本原因。那時的人們儘管在創造著歷史，但他們絕不會想到為後世留存更多的證據，即便到了現在，人類社會儘管有了專業的史學機構、史學人才，創造歷史的人也不會顧忌後世研究歷史的人，更不會為留存證據而創造歷史。歷史的創造都在不經意間，不經意間的歷史也不可能有多少有意識的證據。我們現在閱讀有關夏商周的史料，結合現代考古學的成績，大致能體會出夏商周三代的大概，那確實是中國文明的草創時期，當然也是不斷密集、不斷細化、不斷豐富的過程。
大致而言，夏商周三代並不是截然的前後相續，他們之間有相當長的「共同享有的時間」。舉例而言，商在商湯滅夏桀建立商朝前屬於夏的方國，在夏朝體制里存在了很多年，我們現在可以稱之為「先商時期」。商朝的存在為公元前17世紀至公元前11世紀，而接續商朝的周朝為公元前11世紀至公元前3世紀。但「先周」的歷史可以往前追溯很遠，周很長時間屬於商朝的方國，至商朝晚期周人部族首領甚至與殷商王朝結成了姻親，有比較密切的政治關係。換言之，商周兩朝共同享有的時間其實更長。
來源：尚曦讀史
嚴復、梁啟超、辜鴻銘、梁漱溟等人看到了中國文明的現代價值，但真正將中國文明融入世界並成為世界文明一部分的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比第一次世界大戰還慘烈，於是痛定思痛之下思想家們不能不思考人類歷史的新方向。文明容或有衝突，但不會永遠，文明終究要與異質文明融合；文明和不文明肯定衝突，不文明或者說野蠻也並不必然失敗；但是文明與野蠻之持久較量，文明終究要戰勝野蠻。換言之，也就是胡適一再強調的，「一個野蠻的征服民族即便一時征服了文明，但這個野蠻民族終究還會被那些被征服民族的文明所征服」。文明是一個持續向上的進步過程，短暫的倒退、短暫的被征服都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文明發展的趨勢。
同樣的道理，秦人也不是突兀而起，他們至少在殷商王朝的時候就活躍在西北地區，成為鎮守西戎的重要力量。周初，秦部落因養馬有功被封為附庸國，治都於秦邑，即現在甘肅天水一帶。周宣王時，秦庄公率部擊敗西戎，被封為西陲大夫。由此可知，秦與周，不只是相繼，更是共時。
與周共時的也不只秦國。周朝初年所建立的分封制，其實就是讓各個地方充分享有自治權，將中央與地方的權力和權利的邊界大致作了區隔，中央即周王室的權力邊界極為清晰，地方各諸侯國全部按照諸侯王的意志自我管理。各地差異是事實，因而沒幾百年就慢慢形成了幾個中心強國，所謂「春秋五霸」「戰國七雄」指的就是自然分化的結果。這些差異當然要反映在文化上，我們討論周代的文明固然有周王室層面諸多可討論的空間，諸如中央政權的虛置、功能虛化，中央財政逐步萎縮，特別是分封原則的持續，周王室可控制的資源越來越少，直至最後無法履行周天子的責任「分無可分」，更沒有力量「率有道伐無道」。
分封制的基礎是血緣、軍功。幾百年過去了，血緣稀釋加速進行，軍功貴族也都在各個諸侯國發展與存在。各個諸侯國原先所憑藉的血緣關係逐漸淡化，其權重主要看各自發展，憑實力說話。於是，我們今天回望周朝八百年歷史，有沒有一個統一的、同一的中國文明或中國文化【小編推薦:中華文化是高級文化系統】？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周朝的文明或文化，幾乎完全是地方主義的。例如，齊魯很近，差別並不小；吳越近鄰，但也不完全是一回事；至於楚蜀、秦晉等，其實都存在這樣的問題。差異，就是個性，也就是各自的不一樣，當然也就不是一統的格式化。中國文明就其本質而言，就是地方主義的，至少我們應該承認秦漢一統之前是如此。所以，中國文明被視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其實是後來很遲的事情。
3中國政治文明是「霸王道雜之」
對於早期中國，大一統是中國統治者的想象與期待，而歷史事實並不支持這個想象與期待。秦吞併六國是中國歷史的大轉折，先前各地分治的政治格局被打破，政治上的中央集權確實成為中國一個最重要的象徵。
中央集權是此後中國的歷史事實，但是如果仔細分梳，也可以看出周朝的分封制是將一個大家庭分拆為很多個小家庭。小家庭當然有助於精細管理，有利於調動各個小家庭的積極性、責任心，各個小家庭創造出來的財富總和一定遠大於原來不分開的大家庭。
當然，過多的小家庭不利於重大事務的協調，特別不利於重大項目的規劃與實施。重建大家庭並不都是惡意、私心，以農業文明為基本特徵的東方社會確實需要協調各方力量，權衡各地利益才能實施一些諸如大型水利工程的營建，只是在如何處理重建大家庭之後各自的責權利，應該承認秦漢以及後世統治者都沒有找到一個好的路徑，因而陷入兩千年「一放就亂，一收就死」的非此即彼困境之中。
我們過去的歷史認知是，統一是戰國晚期大趨勢，是人民心聲。這種說法固然有其道理，但並不都是事實。其實，在統一戰爭即將告一段落、未來政治架構如何設置時，各方面的爭論也極為激烈。按照當時比較容易接受的觀點，秦代周建立一個新的王朝並不是不可以，就像夏商周三代更迭一樣，「周德已盡，秦人順乎天而應人，起而代之」，從而建構「夏商周秦」四代歷史敘事似乎也是正大光明，並不是問題。但是，夏商周三代都屬於繼承、創新型的架構，並不是徹底推翻、另起爐灶，用孔子的話說，「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秦王朝若要想繼承周王朝的法統，成為歷史上一個正當的王朝，就必須繼續周王朝的法統，然後進行有限度的改革、損益。因此，當時認可秦王朝統治事實的知識人建議秦王朝主政者尊重歷史、尊重傳統，「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只要在中央層面以秦取代周，在其他方面尊重現狀，尊重各個諸侯國的歷史，保留各個諸侯王既有的責權利，繼續讓各個諸侯王當家作主、實行自治。「群臣皆以為然」，唯獨重臣李斯持異議。李斯認為，「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眾，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這就將原本正確的理論推向極端，以為在帝國內部不僅政治、經濟要統一，文化要統一，而且包括人們的意識、思想都應統一在帝國的根本原則下。
來源：尚曦讀史
嚴復、梁啟超、辜鴻銘、梁漱溟等人看到了中國文明的現代價值，但真正將中國文明融入世界並成為世界文明一部分的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比第一次世界大戰還慘烈，於是痛定思痛之下思想家們不能不思考人類歷史的新方向。文明容或有衝突，但不會永遠，文明終究要與異質文明融合；文明和不文明肯定衝突，不文明或者說野蠻也並不必然失敗；但是文明與野蠻之持久較量，文明終究要戰勝野蠻。換言之，也就是胡適一再強調的，「一個野蠻的征服民族即便一時征服了文明，但這個野蠻民族終究還會被那些被征服民族的文明所征服」。文明是一個持續向上的進步過程，短暫的倒退、短暫的被征服都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文明發展的趨勢。
適度的或者說某些方面的統一、一體化，有助於社會進步、創新，但統治太過、太整齊劃一，其實就是格式化，既不利於社會進步，更不利於創新。我們注意到中國文明最具原創性的成果幾乎都發生在軸心時代，也就是發生在諸國林立、群雄並起的時代。
秦漢統一的負面影響主要在思想文化方面，政治上各個地區的差異並不容易拉平，無法取長補短，政治架構強行一體化自然引來反彈。漢初適度調整秦王朝絕對的郡縣體制，實行郡縣、封國混合體制，其實就是對絕對大一統的修正。可惜，這個政策沒有堅持下去，「七國之亂」讓漢王朝重回秦王朝的郡縣制，極大地削弱了地方的權力，地方活力受到相當的遏制。不過，漢初七十年大致遵從「無為而治」的黃老之道，漢高祖劉邦去世後由女主呂后控盤，蕭何、曹參這批布衣將相把持朝政，不論認知還是能力，第一個鹹魚翻身從底層爬升而建立農民政權的劉漢王朝並沒有過分瞎折騰，其七十年休養生息無意中讓漢王朝建構了一個「文景之治」。
「文景之治」創造了財富，但也製造了野心。漢景帝之子劉徹（前141—前87年在位）十六歲繼位后，逐漸萌生了廢止黃老之學、尊崇儒學的念頭：黃老之學帶來了寧靜、富庶，但過於消極、無所事事，現在的大漢帝國已經恢復了元氣，為什麼不調整政策構建一個強大的帝國震懾周邊，替高祖報「平城之辱」之仇呢？基於這樣的考量，漢武帝在建元元年（前140）冬十月，「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策問以古今之道，對者百餘人」。其中，漢景帝時博士董仲舒連對三策，明確建議：「《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於是，「天子善其對，以仲舒為江都相」。稍後，又經過一番折騰，至建元六年（前135），竇太后死，漢武帝擺脫所有束縛。翌年冬十一月，漢武帝「從董仲舒言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五月，「又詔舉賢良文學之士七百餘人」，仍由漢武帝策問古今治道，如建元元年故事。這裏面雖然還有許多故事，但其結果是儒家學者終於實現自己多年來孜孜以求的夢想——獨霸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的寶座。
「儒術獨尊」是中國歷史上一件大事。由於「儒術獨尊」，後世尤其是當代中國歷史研究者皆以為此後的中國就是儒術統治中國，以致亨廷頓以為中國是一個儒教國家。這真是天大的誤會。
儒術，或為儒家學術的簡稱，或為儒家思想中的一個關於「術」的很小層面，側重於術而不是學。儘管如此，儒術當然仍是儒學的一部分。儒家、儒學，是中國最古老的學術之一，與其他諸子大致同時發生。漢代知識人普遍認為，「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于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為高。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業，已試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苟以嘩眾取寵。後進循之，是以五經乖析，儒學浸衰，此辟儒之患」。根據這個經典描述，儒家大概源自官學之司徒之官，其功能是「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其依據之文本為「六經」，其核心概念為「仁義」，其創立者為堯舜、周文王、周武王，其大宗師為孔子。很顯然，儒家起源甚早，大概屬於官學系統，至周初制禮作樂而完成了體系化轉型，至孔子，更成為諸子百家中重要的一家。
古代中國社會結構簡單，專業知識人的養成與西方走著不同的道路，自由職業者甚少，社會需求不旺，因此沒有政府的需求，沒有官學系統，就不可能有學術的發生。儒家大約和墨家、道家、法家、陰陽家、刑名家、農家、縱橫家、雜家、小說家等都是官學體系中的一種，靠著政府供養而存在，他們的工作不是直接的生產勞動，而是社會現象的記錄與解釋。這種情形在社會生活相對簡單的夏商社會並不難理解。
來源：尚曦讀史
嚴復、梁啟超、辜鴻銘、梁漱溟等人看到了中國文明的現代價值，但真正將中國文明融入世界並成為世界文明一部分的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比第一次世界大戰還慘烈，於是痛定思痛之下思想家們不能不思考人類歷史的新方向。文明容或有衝突，但不會永遠，文明終究要與異質文明融合；文明和不文明肯定衝突，不文明或者說野蠻也並不必然失敗；但是文明與野蠻之持久較量，文明終究要戰勝野蠻。換言之，也就是胡適一再強調的，「一個野蠻的征服民族即便一時征服了文明，但這個野蠻民族終究還會被那些被征服民族的文明所征服」。文明是一個持續向上的進步過程，短暫的倒退、短暫的被征服都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文明發展的趨勢。
至周初，這種體制原本應該繼續延續下去，諸子百家如果繼續享有官學的待遇也一定會延續先前的功能，但無奈周初的重大體制改革為分封制，周王室不再如夏商兩個王朝那樣直接管理遼闊的疆域，而是將周王室的天下按照遠近親疏的血緣關係以及軍功大小而分封。於是，傳統的官學在周王室那裡已經意義不大，即便保留某些項目也為數甚少，而更大量的諸子不得不離開周王室的中央官學，奔赴各個諸侯國自討生活。各個諸侯國也完全憑著諸侯王的興趣，以及各自需要選擇諸子，所以諸子的自由發展空間完全打開，各自能發展到什麼程度就看自己的運氣與本事。讀周朝八百年的歷史，分封制建構了中央與地方的分權架構，各個諸侯國擁有近乎完全的事權，但在道義上他們又都是周王室之下的二級政權，各個諸侯國是否建立官學，該國官學的重心是什麼，都是各個諸侯國自己的事情。因此，我們看到，宋、魯、齊無疑是以儒學為大宗，為重心；齊、秦以及韓、趙、魏似乎更多傾向於功利主義的法家；至於楚、蜀、吳、越，更是依據自己的需要、基礎發展自己的文化。所謂百家爭鳴、百花齊放，其前提條件就是政治上、文化上的多元化。
周朝政治發展到後半段，周王室繼續堅守分封的原則，因而其勢力、能力逐漸式微，協調、引領功能基本喪失。幾百年的血緣稀釋，各個諸侯國之間親情不再，文明高地中原諸國不屑於東征西討，而長時期未得到文明洗禮的秦國地處邊陲，基本上保持著叢林時代的野性。於是，秦國征服六國，一統天下，建立秦朝。
從秦國到秦朝，數代秦統治者所奉行的就是法家思想，「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及刻者為之，則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於殘害至親，傷恩薄厚」。法家為「九流」之一，所謂「理官」就是上古時期掌管司法的人員，負責「平正天下，治理獄訟」，維護社會秩序，確保社會公平正義，「信賞必罰，輔以禮制」。禮與罰，本來是相互為用的兩個方面，但極端的法家主張則「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至於殘害至親」，製造政治恐怖。
法家思想進入秦國，始於商鞅。商鞅的法，與趙國慎到的勢，韓國申不害的術，構成早期法家法、術、勢三個主要流派。商鞅迎合秦孝公「富國強兵」的政治訴求，創建秦國嚴密的戶籍制度、軍功獎勵制度、土地制度、稅收制度、家庭財產制度，「重農抑商，獎勵耕戰」，終於將秦國帶上富強之路。
「商鞅變法」將秦國帶上大國爭霸之路，由於秦國畢竟沒有受到文明的洗禮而保留了更多的野性，也不太受到規則的約束，因而漸漸在大國爭霸中佔據優勢。至秦始皇嬴政，又有韓非、李斯兩位投效，前者在理論上給秦王提供了更細緻的法家思路，後者則將法家理論轉化為實實在在的政治實踐。秦始皇的勝利，其實就是法家理論與實踐的勝利。當然，秦王朝十幾年時間迅速敗亡，除了秦始皇不幸去世，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法家理論的失敗。我們讀漢初賈誼、陸賈、叔孫通等人的議論，可以清楚看到這一點。於是，漢興，除「挾書之律」，被秦王朝禁絕的諸子漸漸復出，從而為漢武帝、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提供了可能。
漢武帝、董仲舒以及公孫弘等人確實將儒學上升到了一個至高地位，從此以後直至「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老英雄吳虞「只手打孔家店」，兩千年敢於批判孔子、儒家的確實很少，不過王充、李贄、譚嗣同幾個人爾爾，而「儒生」成為讀書人的通稱，儒家經典成為兩千多年讀書人的必讀。然而，我們今天需要追問的是，這是否就意味著「儒術獨尊」，就真的廢黜了百家了？換言之，董仲舒之後的諸子百家是不是完全不存在了呢？答案似乎並不那麼簡單。
很多年前，我在寫董仲舒時專門有過考察。我的大概意思是，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和此後的實行，建立在儒家學術體系大幅度擴容調整的基礎上，儒家學術不是徹底消滅非儒學派，而是通過對非儒學派學術精華的吸收重構了一個更為博大的儒家學術體系，讓其他各家無法繼續獨立存在。例如，早期儒家如孔子格外強調「不語怪力亂神」，但我們讀董仲舒「天人三策」、讀《春秋繁露》，以及此後其他儒家作品，「怪力亂神」雖說不是儒家學者最重要的談資，但絕對不是儒家學者望之卻步的禁區，更不要說兩漢以及後世那些今文經學者了——他們離開「怪力亂神」似乎根本就不會說話。董仲舒的新儒學充分吸納了齊國鄒衍那些荒誕不經的「非常異議可怪」之論，陰陽五行、災異譴告、民間禁忌等在董仲舒之後的儒家那裡已經完美地與孔子的人文主義思想結合在一起了。
在漢初，法家受到嚴厲的批判，幾乎所有的批評者都認為法家的「嚴刑酷法」是秦朝失敗的根源，因此漢初思想界很長一段時間是「無為而治」的黃老思想，以致儒家思想在萌生，法家思想則被遏制。至「儒術獨尊」，我們看到的情形是，法家人物開始出現，至於法家的思想主張則被吸收到董仲舒新儒家思想之中，從那之後「內儒外法、儒表法里」則成為觀察古典中國的一般看法。至此，儒法共同構成了兩千年中國統治思想的軸心。
至於道家，不僅沒有被「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而禁絕，反而在此後歲月中逐漸與本土民間信仰結合，漸漸演化出了道教。道教的神仙信仰在秦漢就很發達，後世更成為中國朝野各界的共同信仰。例如，1949年之前的中國，哪個村莊沒有幾個土地廟？
至於墨家的「兼愛、尚同、尚賢、非攻、節用」等，也以各種不同形式繼續存在，並沒有因為「儒術獨尊」而根絕。據《資治通鑒》，「皇太子柔仁好儒，見上所用多文法吏，以刑繩下，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嘆，曰亂我家者，太子也！」
就此，司馬光的評論極為深刻：「臣光曰：王霸無異道。昔三代之隆，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則謂之王。天子微弱不能治諸侯，諸侯有能率其與國同討不庭以尊王室者，則謂之霸。其所以行之也，皆本仁祖義，任賢使能，賞善罰惡，禁暴誅亂。顧名位有尊卑，德澤有深淺，功業有巨細，政令有廣狹耳，非若白黑、甘苦之相反也。漢之所以不能復三代之治者，由人主之不為，非先王之道不可復行於後世也。夫儒有君子，有小人。彼俗儒者，誠不足與為治也，獨不可求真儒而用之乎？稷、契、皋陶、伯益、伊尹、周公、孔子，皆大儒也，使漢得而用之，功烈豈若是而止邪！孝宣謂太子懦而不立，暗于治體，必亂我家，則可矣；乃曰王道不可行，儒者不可用，豈不過甚矣哉！殆非所以訓示子孫，垂法將來者也。」
4中國制度並不只有周制與秦制
後世研究中國歷史的，大都從現代國家、民族立場看到古典。其實，在王權沒有受到普遍質疑、王權沒有被關進籠子里的時候，天下其實就是「一家一姓」之天下，並不具有普遍性，更和每一個成員關係不大。讀歷史至戊戌（1898年），康有為面對天下大勢憂心如焚，不斷用「亡國亡天下」發出警示，但看「天下的主人」之一者如何說：「你康有為就是瞎操心，即便大清亡了，也輪不到你康有為哭喪。」這大概就是資產階級革命之前的普遍情形，天下、國家私有，皇帝家族之外的人其實都是瞎操心。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我並不認為統治者在統治方略的選擇上會有主觀好惡。對於統治者來說，不論儒法，不論道教、墨家、刑名家，只要有利於統治的，他們不會有意識屏蔽，而是兼容並蓄、選而用之。這是研讀中國文明史最值得注意的一點，不必自作多情，以為傳統的「天下國家」是每一個人的事，而只有經過一場資產階級革命釐清公私權利界限，民族國家才具有普遍意義。
思想如此，制度亦然。最近一百年，大約從譚嗣同開始就將中國的制度區分為周制與秦制。最近幾十年，愈演愈烈，大有非周制、必秦制的二元論。其實，這都是對歷史的誤解。從「私天下」「家天下」立場看，就像從來不會單獨用「純儒」一樣，又怎麼可能單獨使用秦制或周制呢？
所謂周制，就是指周朝八百年所實行的制度。據王國維的研究，周朝制度的基本特徵大致有這樣幾點：第一，嫡長子繼承製。王國維說，殷商以前無嫡庶之分，而周朝之所以要訂立嫡庶之制，其根本就是避免繼承製度無序，確立了「立子以嫡」的順位制，極大地避免了權力交接過程中的爭奪、殺戮。當然，後世並沒有完全避免，只是相對而言有了規矩，有了參考的依據。
第二，宗法制度。一般認為，殷商時期還沒有形成宗法制度，打天下、坐天下兄終弟及，大約上陣時舉家而動、全族跟隨，有難同擔，有福同享，或許由於年齡原因使得兄弟之間攜手合作多於父子，無弟方才有機會傳子。至周朝，則實行比較嚴格的宗法制度，天子、諸侯以及各級貴族大都實行比較嚴格的嫡長子繼承製。與夏商兩朝相比較，周朝的另一個重要特徵是家庭制度的完善，逐步走出了母系社會，不再只知其母、不知其父，而是逐漸形成了父系氏族家長制，知其父且逐漸有了姓氏制度。
第三，由宗法制度衍生出喪服制度，喪服制度規範了人們之間的秩序、間隔、距離，如親親、尊尊、長長等；男女有別，有了至親、外家等諸多細節。繼而，因為血緣遠近各不相同，所以又漸漸講究位序，講究遠近。這些細節在喪禮、喪服中都有細緻體現，只是現在人們越來越不講究，因而漸漸失傳，甚至不明所以。
來源：尚曦讀史
嚴復、梁啟超、辜鴻銘、梁漱溟等人看到了中國文明的現代價值，但真正將中國文明融入世界並成為世界文明一部分的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比第一次世界大戰還慘烈，於是痛定思痛之下思想家們不能不思考人類歷史的新方向。文明容或有衝突，但不會永遠，文明終究要與異質文明融合；文明和不文明肯定衝突，不文明或者說野蠻也並不必然失敗；但是文明與野蠻之持久較量，文明終究要戰勝野蠻。換言之，也就是胡適一再強調的，「一個野蠻的征服民族即便一時征服了文明，但這個野蠻民族終究還會被那些被征服民族的文明所征服」。文明是一個持續向上的進步過程，短暫的倒退、短暫的被征服都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文明發展的趨勢。
第四，根據王國維的研究，認為周制的一個極大貢獻是同姓不婚制度安排。這個制度對於種族繁衍、優生優育影響極大，而且從政治層面看「私天下」背景下同姓不婚勢必要在族外尋求通婚，有意無意間小共同體必然向大共同體過渡，久而久之「天下一家，家國同構」並不是一個空泛的口號，而是實實在在的事實。周朝幾十個大大小小的諸侯國，就是基於血緣、姻親的聯合體。
第五，周制與前後體制的最大不同，無疑在於其實行的分封制。王國維說：「自殷以前，天子、諸侯君臣之分未定也。故當夏后之世，而殷之王亥，王恆，累葉稱王。湯末放桀之時，亦已稱王。當商之末，而周之文武亦稱王。蓋諸侯之於天子，猶後世諸侯之於盟主，未有君臣之分也。周初亦然，于《牧誓》《大誥》，皆稱諸侯曰『友邦君』，是君臣之分未全定也。」簡言之，商王僅為諸侯之長，而周王則為諸侯之君。從周代起，大力分封親戚以屏周室，「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逮克殷踐奄，滅國數十，而新建之國皆其功臣、昆弟、甥舅，本周之臣子；而魯、衛、晉、齊四國，又以王室至親為東方大藩，夏、殷以來古國，方之蔑矣。由是天子之尊，非復諸侯之長而為諸侯之君」。至此，以血緣為紐帶的家國體制構建完成，遠近親疏、等級森嚴分明。
基於這樣的制度安排，王國維認為周制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強調「道德教化」，畢竟大家同出一源利益攸關，殘忍殺伐毫無必要，利益均衡可以更多地憑藉道德的、親情的力量或者影響以制約。
上述幾點，是王國維概括出來的周制特徵。經「周秦之變」，周王朝成為歷史陳跡，秦王朝構建從未有過的一統天下，秦朝延續秦孝公以來的路徑：推崇高度中央集權，集中一切資源富國強兵；編戶齊民，剝奪人民最大限度的自由。秦制被後世研究者視為一種極端殘忍的惡政，「兩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徹底摧毀了周制之雙層政治結構，讓秦帝國成為一個無處可逃的大牢籠。在周制背景下，「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在秦制背景下，編戶齊民，身份管制，無處可逃。這大約是研究者普遍認同的周制與秦制的區別之所在。
很顯然，秦制是對周制的顛覆，開啟了後來兩千年中央集權專制主義的先河。「百代猶行秦法政」，大致可信。然而，我們現在要討論的問題是，周制與秦制是否就是中國歷史上非此即彼的政治選擇？
其實，周制實行的時候就不是純潔的單一體制。周朝的分封制建構了中央與地方的分權架構，周王室並不過度干預諸侯國的政治，而諸侯國的制度選擇則是五花八門。例如，秦國，也是周朝最早的諸侯國之一，它從一開始的制度選擇就與周朝之主體諸侯國齊、魯、宋、韓、趙、魏、吳、越等很不一樣；而齊、魯、宋、韓、趙、魏、吳、越、楚、蜀儘管都是周朝的諸侯國，但各自的制度安排也有很大差別，由齊、魯、宋所見之所謂南蠻、北狄、東夷、西戎與他們這些文明先啟的諸侯國相比，顯然有文野之分。換言之，周朝之所謂周制，只是就其大略而言，似乎經不起深究，否則就不容易理解周朝八百年各地差異性何以持久而頑固，更不要說與周朝享有共同時間「共時性」的周邊族群，他們後來也紛紛加入「中國」，成為「中國」概念中極為重要的周邊因素，如周初即已存在的西楚、百越、肅慎、犬戎。這些族群的文明基因不可能在加入「中國」概念后被完全無視。所以，我一直傾向於討論先秦諸族之融合，一定要多考慮周邊因素，或後世所說的所謂「非漢人因素」。然而，兩千年歷史學的主流敘事，基本上無視周邊的存在，而周邊諸族又由於各種原因，或沒有文字沒有記錄，或被有意無意地忽視、無視、摧毀。總而言之，從今天的視角討論周制，既要看到其主體之封邦建國，又要看到「共時」之周邊後來加盟「中國」時所帶來的不一樣。
至於秦制，也有類似情形。因為中國史並不只是漢人的歷史，甚至也不只是中原的歷史，所以將兩千年中國史視為秦制一個單色調，可能並不准確，也不恰當。與秦漢帝國「共時」存在的匈奴與中原有密集交往，甚至也有婚姻交換，而匈奴大部分或者說主體後來漸漸融入「中國」，他們的文明實際上也就帶給了「中國」不一樣。因此，後世中國文明中理所當然具有匈奴族群的因素。
東漢解體，「第一帝國」秦漢王朝結束，中國進入分治時期。先是漢帝國主體部分一分為三，但是應該注意，魏、蜀、吳三國的總面積大於東漢晚期，尤其是東南、西南在吳、蜀精心治理下獲得了前所未有的開發，成為後世中國兩個最重要的經濟區域。三國的體制，合起來像周制，分開看更像秦制，但又不是秦王朝那樣的殘忍和嚴刑峻法。三國分治，沒有一家不想統一別人，但也沒有一家有這個力量，因而分治讓三國保持了適度的張力，這也是他們內部治理相對不錯的一個外部環境。
接著是晉朝短暫的統一，這個新建的大一統王朝並沒有延續兩漢體制，有意重回西漢初年封建與郡縣的混合體制，分封諸王並要求這些諸侯王離開京城到各自封國，甚至都督諸州軍事。各諸侯國行政由諸王主導，社會經濟文化則遵從自發秩序，由漢代以來逐漸形成的世家大族分別管理，模式不一。政治上的大一統沒有過多影響經濟的自由、文化的多元，此時的知識人類似於古希臘的自由民，延續東漢晚期以及三國時期的風氣，享有相對自由的表達空間。就此而言，晉朝的體制既不是原本意義上的周制，更不是秦制，而是一種新的嘗試。可惜，晉朝統一極短，重建封國導致「八王之亂」，進而晉朝大一統統治結束，北部中國諸多異族政權崛起並深刻影響南部中國，伴隨著「永嘉南渡」使大量士大夫帶領大量部曲族人在南方僑置郡縣。於是，南方先是東晉，進而南朝之宋、齊、梁、陳；北朝則起於十六國，直至隋唐再建統一。
來源：尚曦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