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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林西
新華社於2026年6月19日發表了題為《偉大征程丨三大改造：一場前所未有的深刻的社會變革》的黨史長文。文章回顧了1953年至1956年期間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重點強調了中共在歷史上通過「和平贖買」等方式對私營企業進行「公私合營」的歷程。
中共黨媒《人民日報》2026年6月20日刊發《社會主義改造記（偉大征程）》。這篇文章主要回顧了中共建政初期的「三大改造」（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並肯定了這段歷史對今日發展的意義。
《人民日報》2026年6月21日刊發《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探索記（偉大征程）》主要回顧了中國共產黨自1956年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確立后，如何在沒有現成經驗可循的背景下，克服曲折與困難，尋找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艱辛歷程與歷史啟示。
這三篇文章在海外媒體及自媒體欣起了廣泛討論熱潮，對此進行了不同的解讀。有人認為該文高調頌揚當年的「公私合營」和對私有制的改造，是對民營經濟發展信號的釋放。也有人將其與當前的經濟環境聯繫起來，進行了關於所有制和民營企業營商環境的廣泛討論，大多數觀察人士則擔憂中共再用公私合營名義侵佔民營企業的資產。
本文把中共建政后關於對民營企業的一系列政策做了梳理，特別是對公私合營的歷史事件做個介紹，以便讀者對現在中共黨媒新華社和《人民日報》的這三篇文章所傳達的信號有所判斷。
公私合營的歷史
根據維基百科，公私合營是中共合併資本主義工商私有財產的一種過渡手段，中共的表述是在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收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財產之後，在1956年，針對民族資本家和私營個體勞動者，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政策和運動。官方說法是為了恢復國民經濟和向社會主義過渡，中共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採取了「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
從1951年12月開始，中共發動了一場席捲全國的「三反五反」運動，各地紛紛採取了清算大會、批鬥大會等形式，普遍出現給資本家戴「高帽子」和進行體罰的現象。「三反五反」是1951年至1952年間中國共產黨在全國範圍內開展的兩場大規模群眾性政治運動。三反運動（1951年底開始）：在國家機關、部隊和國營企事業單位開展，內容為「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旨在整頓黨風，清除內部腐敗。五反運動（1952年初開始）：在私營工商業者中開展，內容為「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旨在打擊資本家的違法行為，加強對私營經濟的監督和改造。據不完全統計，上海從1952年1月至4月，因運動而自殺者就達到了876人，平均每天的自殺人數幾乎都在10人以上，其中有很多資本家是全家一起自殺。在暴風驟雨般的群眾怒吼下，資本家成為被鄙視、被徹底妖魔化的族群。這場運動鞏固了新政權，但也因打擊面過大及極端化的群眾運動方式，造成了部分工商業停頓和人員傷亡，後於1952年10月結束。
1953年至1956年期間，中共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了所謂的「社會主義改造」，叫做「三大改造」。按照官方說法，這一變革實現了生產資料私有制向社會主義公有制的轉變，標志著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在中國的確立。
1953年6月，中共中央根據中央統戰部的調查，起草了《關於利用、限制、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意見》。10月，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召開了會員代表大會，傳達了中共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政策。1954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第223次政務會議通過《公私合營暫行條例》。1954年9月，全國人大頒布了中共建政后的第一部憲法，它正式確定了國營經濟的主導地位，明確提出國家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採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逐步以全民所有制代替資本家所有制。1955年下半年，不少大中城市出現了資本主義工商業全行業公私合營的趨勢。
1956年初，全國範圍出現社會主義改造高潮，資本主義工商業實現了全行業公私合營。公私合營大體上經過個別企業的公私合營和全行業公私合營兩個階段。首先，企業由私人所有所有變成公私共有；其次，企業家不再參与企業經營管理。最後，企業利潤按照「四馬分肥」原則分配。「四馬分肥」是中共建政初期私營企業和公私合營企業的營業額分配方式。在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前，企業營業額的30%作為稅收上交，10%至30%作為企業公積金，5%至15%作為職工獎金，剩下的25%分配給企業領導和股東。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後，企業營業額不再分配給企業領導和股東，而是由中國共產黨按照企業領導和股東的參股份額每年向他們支付5%的利息，利息一直支付至1966年9月文化大革命爆發。中共對私人股權的「贖買」改行「定息制度」，統一規定年息五厘。不過，這一定息是「一刀切」的，不論企業盈利狀況如何，也不考慮私股股東的意願。實際這一定息不但遠低於一般工廠的盈利，也低於銀行當時的定期存款利息。生產資料由國家統一調配使用，資本家除定息外，不再以企業管理者身份行使職權，有些逐步變成企業職工。
作者： 林西
據不完全統計，短短1953年到1956年的3年時間，中共對私營工商企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迫使超過12萬多家私人企業實行「公私合營」，隨後在1966年將這些企業全部據為「國有」。所謂的贖買，公私合營私股的核定是由政府單方面來核定的，多少由政府說了算，企業家對自己的企業的價值根本沒有話語權，中共說多少就是多少。同時，對於企業的無形財產，如商標、品牌、技術秘密等都忽略不計。舉例說，茅台酒廠的前身是「榮和燒房」，「成義燒房」和「恆興燒房」。1952年，「榮和燒房」第四代經營者王秉干以所謂私藏槍械被中共槍斃，「榮和燒房」資產只象徵性補償500元就被沒收。中共再以1.5萬元強制拿走「成義燒房」，以2.5萬元強制拿走「恆興燒房」，中共就這樣把這三家私營企業合併成了貴州省國營茅台酒廠，現在成了價值超過1.5萬億人民幣的全球最大白酒企業。
1966年9月，十年定息年限期滿，公私合營企業最後轉變為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政府按照原定的向資本家支付定息的年限已滿，決定不再支付定息，公私合營的企業就變成了完全社會主義性質的全民所有制企業。按現時的概念，即一夜之間股民股票歸公，房奴房產歸公。未經任何合法手續，私營股份被沒收為國有，公私合營企業全部變成了國營企業。
1966年開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實際上把這些付息的錢和私人企業家的家底又幾乎全部以「抄家」的形式抄走。文化大革命中，原先的資本家不僅在經濟上被徹底剝奪，還遭受了系統性的肉體摧殘與人格侮辱。他們被劃定為「階級敵人」。紅衛兵對資本家家庭進行殘酷抄家，掠奪其金銀珠寶、古玩字畫及現金。許多資本家家庭被掃地出門，趕往條件惡劣的農村或邊遠地區接受勞動改造。在批鬥大會上，資本家被迫戴高帽、掛黑牌、下跪、「坐噴氣式飛機」（反剪雙臂），遭受廣泛的毆打、剃陰陽頭和侮辱，甚至發生大量非正常死亡事件。迫害不僅針對資本家本人，其子女在升學、就業和婚姻等方面也受到嚴格限制，被剝奪社會上升通道。
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爆發，以紅衛兵為絕對主力的「破四舊」運動，是指「破除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為名義的打砸搶抄家行為。據不完統計，在破「四舊」過程中，全國總共約有1,000多萬戶被抄家。據統計，僅1966年8月的一個月內，北京市被抄家的達11萬多戶，被趕回原籍的有8萬多人。上海市從8月份，紅衛兵抄家就達8萬多戶。據不完全統計，從1966年6月至10月初，全國紅衛兵收繳的現金、存款和公債券就達428億元人民幣，黃金118.8萬余兩、古董1,000多萬件，被抄走的資產據說價值達到2,500億到3,000億人民幣。紅衛兵抄家時，還私自批鬥、抓人，甚至私設公堂，濫施酷刑，打人致死。因為多年兵荒馬亂，中國人凡家中有點積蓄的都存些金子，防備動亂年月衣食之需。但在紅衛兵看來，金子是資本家、地主或反動派的象徵，許多人在抄家時因被抄出金銀首飾而被活活打死。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針對公私合營的政策，在1979年1月，中共中央出台的《黨對民族資產階級政策問題》規定：公私合營時股票股息發放到1966年9月結束，現有資產階級工商業者要求領取在此前應領未領股息是可以的。但國家財政部又在當年下發文件，確定不再清退私股股金。
1983年2月，中共統戰部和國務院商業部聯合發文規定：國家已按年息五厘發給定息，發至1966年3季度，公私合營資產（包括核定投資房屋）已屬國家所有，不應退還本人。此後全國發生多例私股定息或股權的訴訟，皆因上述政策文件的原因而敗訴。有學者對這一不應退還政策提出了質疑。既然向私股股東支付定息，就說明公家承認私股股東對於合營財產的所有權。自1966年9月之後不再支付定息，並不說明一夜之間這些財產就轉歸國有。
文化大革命在1976年結束后，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開了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此次會議標志著中國將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開啟了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歷史新時期。經過二十多年錯誤政策的動亂后，面對千瘡百孔的經濟和搖搖欲墜的政權，中共對私營企業及私營主採取了新的放鬆管制的新的贖賣政策，在筆者另外一篇文章《中國的私營企業主生存狀態日益邊緣化》有提及這一段歷史。關於中共建政初期通過公私合營剝奪私營企業資產的歷史就此結束。
作者： 林西
極左路線的信號
新華社於2026年6月19日《偉大征程丨三大改造：一場前所未有的深刻的社會變革》，《人民日報》2026年6月20日刊發《社會主義改造記（偉大征程）》21日刊發《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探索記（偉大征程）》這三篇文章重提中共建政時「三大改造」的成就，重提「公私合營」，分析人士認為，這釋放出中共當局繼續走極左路線的信號，也可能是為二十一大提前預熱。這三篇文章的用意並非是中共要對民營企業搞新的「公私合營」，而是在習近平所謂「兩個不能否定」輿論導向下為「十五五」開局年造勢活動中一個最新宣傳攻勢。
這三篇文章引起的爭論其實更多仍然是植根于中共近年越來越左的政治高壓和經濟管控讓民營企業對私人財產制度的安全保障的擔憂。由於政策環境的不確定性以及由此引發的對國內經濟前景的擔憂，中國大量私人資本外逃，高凈值人群（身家百萬美元以上）大量移居海外。國際金融協會（IIF）估算顯示，國內家庭與企業每年向境外轉移的資金規模達數千億美元（如近期創紀錄的年流出量超8000億美元）。
筆者的另外一篇文章詳細闡述了，中國的私營企業在政府辦事和市場准入審批環節，融資環節，稅務環節，司法環節，環保和安全執法環節，市場投標環節，招聘僱佣員工環節等多方面受到與國有資本的歧視性對待，使得中國的私營企業主在中國日益高壓的管控政策下，人身安全和財產安全得不到有效的保護，甚至社會身份日益邊緣化。
有觀察人士也關注到，2021年修訂的《國防動員法》及相關配套法規，已賦予國家在「緊急狀態」下徵用一切民間資產的法律權力。若台海局勢升級或內部出現政治危機，這一條款可以成為對特定行業民企實施全面國有化的法律依據，且完全無需走正常立法程序。這也反映出現在中國民營企業對未來政局可能出現的地緣政治衝突帶來的不安全感和一種敏感性的焦慮。
6月19日，新華社高調刊發《三大改造：一場前所未有的深刻的社會變革》文章，並加了「偉大征程」標籤。該文大肆頌揚1953-1956年的社會主義改造，尤其是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公私合營」。文章引用習近平的話，將當年以國家的名義強制把私產變成公產，包裝為「實現了從社會主義革命到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性跨越」，並聲稱這為今日「中國式現代化」提供了「寶貴經驗」。
現在實際情況是中國實行的是「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在這種結構中，國有經濟發揮主導作用，控制國民經濟命脈；私營經濟（非公有制經濟的重要形式）則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和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中國民營經濟實際已經變成56789（「56789」是一組常用來概括中國私營經濟在國民經濟中地位和貢獻的核心數據。它表明私營經濟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GDP），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以及90%以上的企業數量）的真實結構。
基於現在中共更關注的對國內政局的有效管控，目前在高科技和AI的加持下，中共在中國境內已經構建了強大的科技監控網路，所有民眾，特別是重要的民營經濟人士都處於監控記錄之下。自從改革開放以來，中共一直以經濟的增長來突出其合法執政地位。民營經濟現在占經濟56789的作用已經達成各界共識的情況下，再走歷史的老路進行公私合營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今日中國處在威權向極權統治的轉變中，官媒喉舌新華社和《人民日報》發表紀念公私合營成就的文章所體現的就是，中共統治思想越來越把民營經濟當作隨時可以進行合併處理或者進行政策性處置，這也中國的民營經濟人士要警惕未來的原因。中共可能還會漸進式出台一些限制民營經濟和民營企業家的政策，懸在民營企業家頭上的達摩克里斯之劍從未放下。
作者林西為中國民營企業家，公民力量民營企業家維權項目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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