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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林西
新华社于2026年6月19日发表了题为《伟大征程丨三大改造：一场前所未有的深刻的社会变革》的党史长文。文章回顾了1953年至1956年期间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重点强调了中共在历史上通过“和平赎买”等方式对私营企业进行“公私合营”的历程。
中共党媒《人民日报》2026年6月20日刊发《社会主义改造记（伟大征程）》。这篇文章主要回顾了中共建政初期的“三大改造”（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肯定了这段历史对今日发展的意义。
《人民日报》2026年6月21日刊发《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记（伟大征程）》主要回顾了中国共产党自1956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后，如何在没有现成经验可循的背景下，克服曲折与困难，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历程与历史启示。
这三篇文章在海外媒体及自媒体欣起了广泛讨论热潮，对此进行了不同的解读。有人认为该文高调颂扬当年的“公私合营”和对私有制的改造，是对民营经济发展信号的释放。也有人将其与当前的经济环境联系起来，进行了关于所有制和民营企业营商环境的广泛讨论，大多数观察人士则担忧中共再用公私合营名义侵占民营企业的资产。
本文把中共建政后关于对民营企业的一系列政策做了梳理，特别是对公私合营的历史事件做个介绍，以便读者对现在中共党媒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这三篇文章所传达的信号有所判断。
公私合营的历史
根据维基百科，公私合营是中共合并资本主义工商私有财产的一种过渡手段，中共的表述是在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收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财产之后，在1956年，针对民族资本家和私营个体劳动者，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和运动。官方说法是为了恢复国民经济和向社会主义过渡，中共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了“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
从1951年12月开始，中共发动了一场席卷全国的“三反五反”运动，各地纷纷采取了清算大会、批斗大会等形式，普遍出现给资本家戴“高帽子”和进行体罚的现象。“三反五反”是1951年至1952年间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两场大规模群众性政治运动。三反运动（1951年底开始）：在国家机关、部队和国营企事业单位开展，内容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旨在整顿党风，清除内部腐败。五反运动（1952年初开始）：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内容为“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旨在打击资本家的违法行为，加强对私营经济的监督和改造。据不完全统计，上海从1952年1月至4月，因运动而自杀者就达到了876人，平均每天的自杀人数几乎都在10人以上，其中有很多资本家是全家一起自杀。在暴风骤雨般的群众怒吼下，资本家成为被鄙视、被彻底妖魔化的族群。这场运动巩固了新政权，但也因打击面过大及极端化的群众运动方式，造成了部分工商业停顿和人员伤亡，后于1952年10月结束。
1953年至1956年期间，中共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所谓的“社会主义改造”，叫做“三大改造”。按照官方说法，这一变革实现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向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转变，标志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确立。
1953年6月，中共中央根据中央统战部的调查，起草了《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意见》。10月，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召开了会员代表大会，传达了中共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1954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223次政务会议通过《公私合营暂行条例》。1954年9月，全国人大颁布了中共建政后的第一部宪法，它正式确定了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明确提出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逐步以全民所有制代替资本家所有制。1955年下半年，不少大中城市出现了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的趋势。
1956年初，全国范围出现社会主义改造高潮，资本主义工商业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公私合营大体上经过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和全行业公私合营两个阶段。首先，企业由私人所有所有变成公私共有；其次，企业家不再参与企业经营管理。最后，企业利润按照“四马分肥”原则分配。“四马分肥”是中共建政初期私营企业和公私合营企业的营业额分配方式。在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前，企业营业额的30%作为税收上交，10%至30%作为企业公积金，5%至15%作为职工奖金，剩下的25%分配给企业领导和股东。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后，企业营业额不再分配给企业领导和股东，而是由中国共产党按照企业领导和股东的参股份额每年向他们支付5%的利息，利息一直支付至1966年9月文化大革命爆发。中共对私人股权的“赎买”改行“定息制度”，统一规定年息五厘。不过，这一定息是“一刀切”的，不论企业盈利状况如何，也不考虑私股股东的意愿。实际这一定息不但远低于一般工厂的盈利，也低于银行当时的定期存款利息。生产资料由国家统一调配使用，资本家除定息外，不再以企业管理者身份行使职权，有些逐步变成企业职工。
作者： 林西
据不完全统计，短短1953年到1956年的3年时间，中共对私营工商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迫使超过12万多家私人企业实行“公私合营”，随后在1966年将这些企业全部据为“国有”。所谓的赎买，公私合营私股的核定是由政府单方面来核定的，多少由政府说了算，企业家对自己的企业的价值根本没有话语权，中共说多少就是多少。同时，对于企业的无形财产，如商标、品牌、技术秘密等都忽略不计。举例说，茅台酒厂的前身是“荣和烧房”，“成义烧房”和“恒兴烧房”。1952年，“荣和烧房”第四代经营者王秉干以所谓私藏枪械被中共枪毙，“荣和烧房”资产只象征性补偿500元就被没收。中共再以1.5万元强制拿走“成义烧房”，以2.5万元强制拿走“恒兴烧房”，中共就这样把这三家私营企业合并成了贵州省国营茅台酒厂，现在成了价值超过1.5万亿人民币的全球最大白酒企业。
1966年9月，十年定息年限期满，公私合营企业最后转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政府按照原定的向资本家支付定息的年限已满，决定不再支付定息，公私合营的企业就变成了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按现时的概念，即一夜之间股民股票归公，房奴房产归公。未经任何合法手续，私营股份被没收为国有，公私合营企业全部变成了国营企业。
1966年开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把这些付息的钱和私人企业家的家底又几乎全部以“抄家”的形式抄走。文化大革命中，原先的资本家不仅在经济上被彻底剥夺，还遭受了系统性的肉体摧残与人格侮辱。他们被划定为“阶级敌人”。红卫兵对资本家家庭进行残酷抄家，掠夺其金银珠宝、古玩字画及现金。许多资本家家庭被扫地出门，赶往条件恶劣的农村或边远地区接受劳动改造。在批斗大会上，资本家被迫戴高帽、挂黑牌、下跪、“坐喷气式飞机”（反剪双臂），遭受广泛的殴打、剃阴阳头和侮辱，甚至发生大量非正常死亡事件。迫害不仅针对资本家本人，其子女在升学、就业和婚姻等方面也受到严格限制，被剥夺社会上升通道。
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爆发，以红卫兵为绝对主力的“破四旧”运动，是指“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为名义的打砸抢抄家行为。据不完统计，在破“四旧”过程中，全国总共约有1,000多万户被抄家。据统计，仅1966年8月的一个月内，北京市被抄家的达11万多户，被赶回原籍的有8万多人。上海市从8月份，红卫兵抄家就达8万多户。据不完全统计，从1966年6月至10月初，全国红卫兵收缴的现金、存款和公债券就达428亿元人民币，黄金118.8万余两、古董1,000多万件，被抄走的资产据说价值达到2,500亿到3,000亿人民币。红卫兵抄家时，还私自批斗、抓人，甚至私设公堂，滥施酷刑，打人致死。因为多年兵荒马乱，中国人凡家中有点积蓄的都存些金子，防备动乱年月衣食之需。但在红卫兵看来，金子是资本家、地主或反动派的象征，许多人在抄家时因被抄出金银首饰而被活活打死。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针对公私合营的政策，在1979年1月，中共中央出台的《党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问题》规定：公私合营时股票股息发放到1966年9月结束，现有资产阶级工商业者要求领取在此前应领未领股息是可以的。但国家财政部又在当年下发文件，确定不再清退私股股金。
1983年2月，中共统战部和国务院商业部联合发文规定：国家已按年息五厘发给定息，发至1966年3季度，公私合营资产（包括核定投资房屋）已属国家所有，不应退还本人。此后全国发生多例私股定息或股权的诉讼，皆因上述政策文件的原因而败诉。有学者对这一不应退还政策提出了质疑。既然向私股股东支付定息，就说明公家承认私股股东对于合营财产的所有权。自1966年9月之后不再支付定息，并不说明一夜之间这些财产就转归国有。
文化大革命在1976年结束后，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此次会议标志着中国将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开启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历史新时期。经过二十多年错误政策的动乱后，面对千疮百孔的经济和摇摇欲坠的政权，中共对私营企业及私营主采取了新的放松管制的新的赎卖政策，在笔者另外一篇文章《中国的私营企业主生存状态日益边缘化》有提及这一段历史。关于中共建政初期通过公私合营剥夺私营企业资产的历史就此结束。
作者： 林西
极左路线的信号
新华社于2026年6月19日《伟大征程丨三大改造：一场前所未有的深刻的社会变革》，《人民日报》2026年6月20日刊发《社会主义改造记（伟大征程）》21日刊发《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记（伟大征程）》这三篇文章重提中共建政时“三大改造”的成就，重提“公私合营”，分析人士认为，这释放出中共当局继续走极左路线的信号，也可能是为二十一大提前预热。这三篇文章的用意并非是中共要对民营企业搞新的“公私合营”，而是在习近平所谓“两个不能否定”舆论导向下为“十五五”开局年造势活动中一个最新宣传攻势。
这三篇文章引起的争论其实更多仍然是植根于中共近年越来越左的政治高压和经济管控让民营企业对私人财产制度的安全保障的担忧。由于政策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由此引发的对国内经济前景的担忧，中国大量私人资本外逃，高净值人群（身家百万美元以上）大量移居海外。国际金融协会（IIF）估算显示，国内家庭与企业每年向境外转移的资金规模达数千亿美元（如近期创纪录的年流出量超8000亿美元）。
笔者的另外一篇文章详细阐述了，中国的私营企业在政府办事和市场准入审批环节，融资环节，税务环节，司法环节，环保和安全执法环节，市场投标环节，招聘雇佣员工环节等多方面受到与国有资本的歧视性对待，使得中国的私营企业主在中国日益高压的管控政策下，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得不到有效的保护，甚至社会身份日益边缘化。
有观察人士也关注到，2021年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及相关配套法规，已赋予国家在“紧急状态”下征用一切民间资产的法律权力。若台海局势升级或内部出现政治危机，这一条款可以成为对特定行业民企实施全面国有化的法律依据，且完全无需走正常立法程序。这也反映出现在中国民营企业对未来政局可能出现的地缘政治冲突带来的不安全感和一种敏感性的焦虑。
6月19日，新华社高调刊发《三大改造：一场前所未有的深刻的社会变革》文章，并加了“伟大征程”标签。该文大肆颂扬1953-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尤其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公私合营”。文章引用习近平的话，将当年以国家的名义强制把私产变成公产，包装为“实现了从社会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性跨越”，并声称这为今日“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宝贵经验”。
现在实际情况是中国实行的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这种结构中，国有经济发挥主导作用，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私营经济（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形式）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中国民营经济实际已经变成56789（“56789”是一组常用来概括中国私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地位和贡献的核心数据。它表明私营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以及90%以上的企业数量）的真实结构。
基于现在中共更关注的对国内政局的有效管控，目前在高科技和AI的加持下，中共在中国境内已经构建了强大的科技监控网络，所有民众，特别是重要的民营经济人士都处于监控记录之下。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一直以经济的增长来突出其合法执政地位。民营经济现在占经济56789的作用已经达成各界共识的情况下，再走历史的老路进行公私合营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今日中国处在威权向极权统治的转变中，官媒喉舌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发表纪念公私合营成就的文章所体现的就是，中共统治思想越来越把民营经济当作随时可以进行合并处理或者进行政策性处置，这也中国的民营经济人士要警惕未来的原因。中共可能还会渐进式出台一些限制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家的政策，悬在民营企业家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从未放下。
作者林西为中国民营企业家，公民力量民营企业家维权项目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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