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費良勇
筆者前一篇文章《邪惡共振——暴君、極權制度與群體之惡的相互放大》對「邪惡共振」作了定義和分析。所謂邪惡共振，是指暴君、極權制度、官僚體系、宣傳機器以及被動員的社會力量彼此刺激、彼此強化，使暴君的錯誤、野心和惡念經過制度放大，最終演變為整個國家的大規模災難。本文進一步以這一分析框架考察1958年至1962年中國大飢荒形成、擴大和延續的政治機制。邪惡共振不僅可以通過槍支、監獄、刑場和群眾運動直接殺人，也可以通過糧食徵購、戶籍封鎖、遷徙控制、信息封鎖和基層強制，系統性剝奪人民維持生命和逃離死亡的條件。
這場持續五年的人為大飢荒造成了數以千萬計的非正常死亡。不同研究者提出的死亡數字存在很大差異。楊繼繩估計約3600萬人非正常死亡，另一些研究提出4000萬、4500萬乃至5500萬以上的估計。筆者綜合分析了許多研究資料，認為3600萬已經是保守偏低的數字。例如安徽省的死亡人數：中共官方出版的《安徽省志·人口志》承認當時安徽約有407萬人非正常死亡；當時的安徽省副省長張愷帆在回憶錄中提及安徽非正常死亡500萬人；人口史學家曹樹基通過各縣縣誌匯總推算，安徽非正常死亡人數高達633萬人；而楊繼繩在《墓碑》中計算得出安徽非正常死亡僅為226萬人。所以，筆者認為，全國非正常死亡人數在3600萬至5500萬之間是比較合理的。
筆者不能接受把全國餓死人數壓低到1600萬至2000萬甚至更低的統計。原因並不複雜：這些全國數字根本無法解釋若干重災省份已經揭露出來的人口損失。以四川為例。曾長期擔任四川省重要領導職務的廖伯康看到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總數是六千二百三十六萬，而《戶籍年報》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七千二百一十五萬七千，兩數相減正好約為一千萬。考慮到1957年到1960年有個自然增長數；同時，1961—1962年上半年四川還在餓死人。所以，他分析得出四川餓死總數為1250萬人。據其回憶，楊尚昆根據中央其它渠道內部資料核對后，認可這個數字。因此，筆者認為，這一數字具有相當高的可信度，但實際上還可能偏低，不可能偏高。例如生態環境頂級的四川省滎經縣餓死率高達53%以上。因為1957年到1960年還是有人出生，三年間人口下降了1000萬人，1961年由於李井泉作怪，四川飢荒沒有緩解，假設餓死人數與前三年的平均數差不多，還會有330萬人餓死。1962年上半年仍然有大量人餓死。江北縣1961年11月至1962年春季，單月死亡率高達1.5%-2%。
按照上述數字，僅僅四川和安徽兩個省，大飢荒死亡人數就可能達到約1657萬至1883萬。如果全國非正常死亡總數只有1600萬左右，那麼意味著中國其他二十多個省、自治區幾乎無人餓死；即使採用全國2000萬的數字，扣除四川和安徽以後，全國其他地區也只剩下一百多萬至三百多萬死亡額度。這顯然無法解釋河南、甘肅、貴州、山東、湖南、湖北、廣西等大量已經得到地方資料證明的嚴重飢荒和死亡。根據中央調查組及部分河南省委高層彙報：僅僅河南信陽地區就餓死105萬人以上。楊繼繩統計河南全省非正常死亡293萬人。因此，筆者認為，把全國大飢荒非正常死亡人數壓低到1600萬至2000萬甚至更低的統計，毫無歷史解釋力，本文不予採信。
時任糧食部副部長周伯萍在1980年代口述：1961年底，陳國棟、周伯萍、賈啟允三人受命對全國人口進行抽樣調查。調查結果顯示全國非正常死亡人數達數千萬。據周伯萍描述，周恩來看完報告后大為震驚，認為該數據若泄露會引發恐慌，隨即下令立即銷毀統計原件，不許留存副本。周恩來要求銷毀的，正是毛澤東和中共的犯罪證據。如今，中共御用學者宣稱該說法屬於「重大謠言」或存在嚴重誤讀。筆者分析后認為，周伯萍說的是實話，官方闢謠是「此地無銀三百兩」。而且，大量資料顯示，從1960年開始，在各地正大量餓死人的最嚴重情況下，周恩來還決定以糧食換黃金，並年年買進黃金。周恩來同毛澤東是一丘之貉，人面魔心，口蜜腹劍，為製造、加劇和延續大餓殺不遺餘力。
這裏還必須考慮一個極其特殊的歷史條件：這場大規模死亡發生在一個新聞完全受執政黨控制、人口遷徙受到嚴格限制、戶籍和死亡資料不向社會公開、獨立調查幾乎不可能存在的極權政治環境之中。地方幹部既可能因為害怕承擔責任而瞞報死亡，也可能為了維護「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政治正確而繼續製造虛假數字。真實災情不僅不能自由傳播，報告災情本身可能成為政治罪責。因此，我們今天面對的並不是一個在自由調查、公開檔案和獨立統計條件下形成的完整資料庫，而是一個經過政治審查、行政選擇、檔案修改和後來地方志編纂多重過濾之後留下來的殘缺歷史現場。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大量地方志是在中共繼續執政、毛澤東歷史責任仍然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的環境下編纂的。地方志當然不能一概否定，其中保存了大量極其珍貴的基層人口資料，不少編纂者也曾儘力保存歷史真相；但是，已有研究發現部分地方志存在人口總數、出生人數、死亡人數、自然增長率以及遷入遷出數據彼此不能吻合的情況。例如，安徽省《無為縣誌》、《定遠縣誌》、河南省《信陽地區志》等公然大規模降低早已定案的餓死人數，篡改死亡原因。學者總結出當年編修地方志時處理餓殺歷史的幾大篡改手法：
1.死因置換：將「因飢餓非正常死亡」改寫為「因傳染病、浮腫病死亡」；
2.賬目割裂：採用統計局的不實表報，棄用更接近真實的公安局戶籍銷戶檔；
3.人口截斷：將兩三年內集中爆發的死亡人數，在賬面上人為「攤派」挪移到前後其他年份，以降低特定年份的死亡率峰值。顯然，這是極權制度、酷吏和御用文人邪惡共振偽造歷史的後果。因此，地方志本身也應該成為歷史研究的對象：不僅要研究地方志記錄了什麼，也要研究它遺漏和篡改了什麼；不僅要使用其中的數據，也要檢驗這些數據在數學上能否相互成立，在歷史上能否彼此解釋。
部分民間研究者為了避免因某一項數據偏高而使整個研究受到攻擊，也往往傾向於採用能夠獲得最低限度證明的保守數字。這種方法在學術研究中具有可以理解的理由，卻也可能產生另一種偏差：當檔案本身殘缺、死亡本身曾經遭到瞞報，而研究者又不斷選擇最低可信數字時，最後得到的數字未必接近歷史真相，也可能只是「目前能夠證明的最低死亡規模」。
因此，對五年大餓殺死亡人數的研究，不應該演變成一場簡單的「數字競價」：不是數字越高越接近真相，也不是數字越低越具有學術性。真正可靠的方法，應當是自下而上重新核算：逐省、逐縣、逐年核對總人口、出生率、死亡率、戶籍變化、遷入遷出、糧食徵購、疾病記錄、地方檔案和倖存者資料，再與全國人口統計相互驗證。尤其對於那些人口總數與出生、死亡、遷徙數據無法閉合的地區，更應重新檢查原始戶籍、公安、糧食、民政和衛生檔案。
在中共尚未全面開放大飢荒檔案、獨立學者尚不能自由查閱全部基層資料、全國逐縣逐年的死亡數據尚未得到系統公布和交叉驗證以前，任何一個數字——無論來自官方還是民間——都不應被宣布為不可討論的「最終數字」。究竟是3600萬、4500萬還是5500萬，仍然需要更多原始檔案和人口資料加以驗證。但是，無論最終數字落在這個巨大區間的什麼位置，有一點已經越來越難以用統計口徑加以掩蓋：這不是一場普通意義上的自然災荒，而是一場由政治狂熱、權力高度集中、強制徵購、信息封鎖、逃荒限制、基層暴力、糾錯機制失靈、最高統治者泯滅人性共同製造、加劇和延續的巨大人為死亡災難。
更加值得追問的，因而不僅是「究竟死了多少人」，而是「為什麼這麼多人可以在和平時期被餓死，卻沒有一種制度力量能夠及時制止災難」。毛澤東發動大躍進，極權制度把他的意志變成全國行動；地方官員製造虛假產量，宣傳機器把謊言變成政治真理；國家按照虛假數字徵收真實糧食，基層幹部又用暴力把徵購任務落實到每一個村莊；饑民失去糧食以後，戶籍和民兵限制他們逃生；大量死亡發生以後，新聞封鎖又阻止社會知道真相；有人試圖糾正錯誤，政治運動又把批評者變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於是，錯誤製造死亡，謊言掩蓋死亡，制度擴大死亡，恐懼阻止糾錯，而新的謊言又繼續維護製造災難的制度。這正是「邪惡共振」。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本文把1958年至1962年的這場巨大人為死亡災難稱為「五年大餓殺」。
一、不是三年自然災害，而是「五年大餓殺」
1958年至1962年的中國五年大飢荒，中共官方宣稱為「三年自然災害（1959-1961）」。從歷史氣象數據和學術研究來看，1958年至1962年，中國總體上風調雨順，僅有局部地區發生過很普通的旱澇等自然災害。這些自然因素無論在範圍還是嚴重程度上，都不足以解釋席捲全國、持續多年並造成數千萬人非正常死亡的巨大災難。歷史學者與經濟學家廣泛認同，導致幾千萬人非正常死亡的根本原因是：「大躍進」運動、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人民公社化、公共食堂、勞動力調離農業「大辦鋼鐵」；強行按照虛報產量高額徵購糧食；武力禁止逃荒；在大量人餓死的情況下，不但不開倉賑災，繼續「反右傾」破壞生產力，強行收刮農民的活命糧、種子糧和飼料；在大飢荒之際大量出口糧食和農副產品，餓死中國人來援助外國人，「寧贈友邦，勿予家奴」，主動賣國，加劇和延續大飢荒；並嚴禁真實信息傳播，用虛假信息騙人害人。大飢荒之際，暴君毛澤東還耗費大量民脂民膏為自己修建眾多豪華行宮，大肆淫亂行樂。大飢荒實際上1958年就開始了，直到1962年，天府之國的四川省還在大面積餓死人。所以，大飢荒不是三年是五年。
「大飢荒」容易使人聯想到天災、歉收和不可抗力。為了揭示暴君及國家權力通過剝奪食物和逃生能力製造大規模死亡的性質，本文將這場災難稱為「大餓殺」。「大餓殺」的準確定義為：「國家權力通過錯誤或強制性政策造成大規模飢荒后，在已經知道嚴重死亡後果的情況下，拒不開倉賑災，仍繼續控制和剝奪基本食物、限制饑民逃生、阻止有效救濟，封鎖真實信息，從而使可以避免的大規模死亡加劇、擴大和持續。它是國家製造性大規模死亡的一種特殊形式。「
筆者將這場大飢荒稱為大餓殺，還基於幾點：1.人為製造的大飢荒就是大餓殺。即使起初沒有大餓殺意圖，一旦知道大規模飢餓死亡仍繼續維持致死政策，性質就發生變化，成為有意大餓殺。2.大餓殺是大屠殺的一種特殊形式。兩者都是國家力量操縱的，有意消滅人口的手段。餓殺與屠殺本質上是相同的，只是殺人的形式不同。屠殺通過直接暴力剝奪生命；餓殺通過有組織地剝奪維持生命的條件造成死亡。二者手段不同，但共同的核心，是統治者有意識地把人的生命置於政治目標之下。3.大餓殺與大屠殺都非常殘暴。屠殺往往以瞬間暴力奪取生命，而餓殺則可能使受害者在數日乃至更長時期經歷持續的飢餓、身體衰竭、疾病、親人死亡和求生無門的痛苦。它表面上不像槍決那樣血腥，卻可能造成漫長而極端的身體與精神折磨。因此，以飢餓剝奪生命並不比直接殺戮更「溫和」，也許更殘酷。總之，大餓殺建立在無法迴避的事實鏈條上：人為製造飢荒—最高權力知情—繼續強制征糧和壓制糾錯—阻斷逃生和救濟—大規模可避免死亡持續發生。這是暴君、極權制度、黨媒、酷吏和基層執行者邪惡共振的結果。國家權力掌握食物，最高統治者知道大量人餓死，仍然維持造成死亡的制度。
二、暴君與黨媒邪惡共振，謊言製造和擴大災難
在漫長的五年大餓殺期間，以《人民日報》為代表的中國官方媒體對全國範圍內大規模缺糧、大面積餓死人的慘烈真相進行了全面、長期的隱瞞和封鎖，在公開報道中未曾吐露隻言片語。在大飢荒爆發初期的1958年，中國媒體正忙於為「大躍進」推波助瀾，頭版頭條頻繁放糧產量「衛星」。例如，《人民日報》曾報道過「早稻畝產三萬六千九百多斤」等荒謬的虛假新聞。當大面積飢荒在1959至1961年進入最嚴重的階段時，媒體的基調則變成了宣傳人民公社的「優越性」以及工農業建設的「輝煌成就」，用「形勢大好」的輿論掩蓋了餓殍遍野的現實。直到1960年底，面對全面崩潰的經濟和嚴重的民生困境，紙包不住火了，官方媒體才首次側面提及糧食短缺，但絕口不提「飢荒」與「死人」，而是將其全部問題歸咎於天災。1960年12月29日，《人民日報》在頭版發表文章，標題為《我國農業生產今年遭受特大天災，六億人民滿懷信心克服嚴重困難》。文章將糧食匱乏定性為「一半以上農田受到程度不同災害」，並強調「公社抗災大顯優越性」，用愛國主義和政治動員代替了災情的真實通報。這種新聞管制和真相封鎖，導致全國各地的災情無法通過公開渠道進行互通，極大地延誤了正常的救災時間，謊言不斷殺人，使得這場悲劇最終成為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飢荒。
1961年5月，時任國家主席劉少奇在對《人民日報》工作組講話時曾嚴厲批評道：「這個時期，有報紙的害處比沒報紙的害處更大。錯誤的宣傳造成很大惡果。」他指出，《人民日報》宣傳生產建設的浮夸風、盲目推廣公共食堂、高喊「三年進入共產主義」，明知脫離實際卻沒有進行真正的考察和研究。這實際上觸及了極權信息制度的根本問題：當新聞不能監督權力，而只能證明權力正確時，國家便失去了最重要的災難預警系統。普通人失去的首先是真話，隨後可能就是糧食，最後則可能是生命。
在中共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將大飢荒成因歸結為「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此話已經擴大了天災的影響，降低了毛共的罪責，但是，毛澤東還是極端痛恨劉少奇，一度退居二線，進入魔鬼洞修鍊」亂世惡典「，四年後為了打倒劉少奇，發動文革爭權奪利，不惜生靈塗炭，再次將中國人推進萬丈火坑之中。
筆者的一位姑父（姓劉）寫了一首順口溜在民間流傳：「共產黨好，共產黨好，共產黨來了吃不飽。狗吃人，人吃人，幸福生活何時了。」他被打成壞分子，受到管制，文革中受到批鬥侮辱毒打后自殺。可見，龐大的宣傳機器未講一句真話，一個講真話，揭露災難並諷刺中共的的農民遭到全面封殺。有道是：「共產黨，像豺狼，跑到哪裡哪遭殃。哪裡有了共產黨，哪裡人民苦難長。「
三、暴君與極權制度邪惡共振，大躍進導致大餓殺
毛澤東發起「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盲目追求超高速的經濟發展，提出「超英趕美」的口號，增產指標被層層下達並不斷加碼，逼迫各級官員說假話，放衛星。毛共官媒推波助瀾，鼓勵浮夸風潮。毛澤東嚴厲批判「反冒進」，將懷疑高指標的官員打成「右傾保守」。地方官員為了自保，欺上瞞下，瘋狂虛報糧食產量（如「畝產萬斤」、「畝產數萬斤「），導致中央自欺欺人，誤以為糧食過剩。毛澤東強迫大量勞動力大辦鋼鐵，搞其它運動式建設，以至於農業生產缺乏勞動力，嚴重下降。1958年大量糧食甚至無人收割，爛在地里。政府按照虛假的高產量比例向農民強行徵購糧食，甚至收颳了農民的口糧、種子糧和飼料糧。人民公社化削弱了家庭經濟和農民自主安排生產、儲糧與自救的能力。大辦公共食堂，強推大鍋飯造成了前期的糧食極端浪費，幾個月內便耗盡了村社庫存，隨後食堂無米下鍋，直接導致大面積斷糧。單獨看其中任何一個錯誤，也許未必足以製造全國性大災難，真正可怕的是這些錯誤同時發生，並且通過同一個高度集中的政治制度彼此強化。這就是綜合性邪惡共振。
四、暴君與皇屁精邪惡共振：廬山會議由可能糾錯變成新災難
1959年的廬山會議，是理解「大餓殺」性質的一個關鍵轉折點。此前，大躍進已經暴露出嚴重問題。毛澤東本人在1958年末也已經注意到一些地方存在過度勞動、缺糧、疾病甚至死亡，並曾要求糾正某些極端做法。這說明，最高領導層並非始終對災情毫無所知。如果此後政策能夠繼續糾偏，如果能夠允許地方如實報告，如果能夠降低徵購、恢復農業生產並及時救濟，那麼災難的規模可能完全不同。
1959年廬山會議前期，中共中央原本旨在總結經驗，糾正1958年「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左」傾錯誤。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信，直言不諱地指出「大躍進」中存在的「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及浮夸風等問題。流氓成性的毛澤東心胸極為狹窄，感到面子和淫威受損，勃然大怒，對彭德懷新仇舊恨一起算。毛澤東的大兒子毛岸英違背防空紀律炒雞蛋吃被美軍炸死，打破了毛澤東建立毛家王朝的如意算盤。毛澤東將這筆帳算在彭德懷頭上。毛澤東印發彭德懷的信並嚴厲批判，會議主題隨即由「糾左」轉變為「反右傾」。毛澤東還召皇屁精林彪上山充當打手，惡毒攻擊彭德懷「長后眼」、「想當英雄」等。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人被打成「反黨集團」，免去職務並遭受長期批判。廬山會議后的「反右傾」運動使中共痛失糾錯良機，導致「大躍進」的錯誤繼續蔓延和擴大，政治鬥爭深入到全黨基層，導致人人自危，正常的不同意見表達被等同於政治反叛，敢說真話的幹部受到打擊，迎合上級的謊言和虛報產量現象變本加厲。基層官員不敢上報餓死人的實情，反而採用暴力手段大肆搜刮農民的活命糧，錯失了最佳的開倉放糧救災時機。大餓殺日益慘烈，毛澤東罪上加罪。不管毛澤東最初是否有大餓殺意識和計劃，但廬山會議以後，毛澤東顯然採取了大餓殺政策和措施。
五、暴君與酷吏邪惡共振，大餓殺期間不顧人民死活加速還債
毛澤東夜郎自大，當了國王還想當海上霸王，妄圖同赫魯曉夫爭奪社會主義國家領導權，發起荒誕野蠻的九評蘇共。1960年7月中蘇關係公開惡化之後，毛澤東不顧人民死活，在餓殍遍野的情況下主動提出提前還清蘇聯債務。1960年7月18日的北戴河會議上，毛澤東指示周恩來計算欠蘇聯的賬。周恩來表示尚欠蘇聯幾十億盧布，按常規需要10年還清。在幾千萬人餓死的慘景下，毛澤東居然好強地表示：「延安時期那麼困難，我們吃辣椒也不死人……要勒緊褲腰帶，爭取五年內把債務還清。」毛澤東和中共高層當時認為，如果一面向蘇聯進行理論和意識形態的公開論戰，一面又拖欠蘇聯的債務，就會顯得「理不直、氣不壯」。為了獲得絕對的道德與政治高地，必須儘快斬斷經濟牽絆。可見，毛共高層，一幫流氓吸血鬼，吃了人民的血汗，完全不為人民著想，只想到自己的面子和特權，誰想過救民於水火呢？毛澤東口口聲聲「為人民服務」，完全是欺騙老百姓的鬼話。大飢荒期間中國加速向蘇聯等國運送糧食和農副產品。毛澤東為了在蘇聯面前「爭口氣「，卻讓數千萬人民」斷了氣「。1965年中共宣稱提前還清對蘇欠款。這「提前「二字是大規模餓殺農民換來的。
六、大飢荒期間蘇聯沒有逼債，反而援助中國
根據中蘇兩國解密的歷史檔案、官方文獻以及歷史學家（如沈志華、楊繼繩等）的考證，在1958年至1962年中國大飢荒期間，蘇聯不僅沒有「逼債」，反而向中國提供了援助和緩債方案。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於1961年2月27日正式致函毛澤東，提出鑒於中國發生食品供應方面的困難，蘇聯願意向中國提供糧食與物資援助，在1961年8月底前，以「借用」的方式向中國提供100萬噸小麥和50萬噸古巴蔗糖；允許中國對蘇聯易貨貿易中尚未交貨的10億盧布貨物延期5年償還，且不計利息。同年蘇聯還通過借用方式，向中國周轉了20萬噸至30萬噸糧食，用以直接緩解中國東北等地的局部糧荒。
毛澤東這個流氓暴君為了自己的面子，只接受了50萬噸古巴糖，拒絕了100萬噸小麥。中方當時提出將蘇聯的100萬噸糧食「留作後備」。由於當時中蘇關係已出現裂痕，且中國已經開始從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際市場成功進口大批糧食，這100萬噸後備糧食最終沒有使用。如果在1961年8月底前，接受這筆糧食，並及時發放，按照每個人100公斤糧食，加上野菜、草根、樹皮等可以勉強活命計算，可以少餓死1000萬人。四川也不至於直到1962年還大量餓死人。
七、毛澤東打腫臉充胖子的賣國外交多餓死大量中國農民
大餓殺期間，毛共還打腫臉充胖子，主動賣國，餓殺中國人來援助外國人。在1961年大餓殺最嚴重的時期，中國對朝鮮、越南、阿爾巴尼亞等國的經濟和糧食援助支出，已經接近當時償還蘇聯外債的金額。1962年以後，中國的援外支出甚至超過了償還外債的數額。為了援外，多餓死大量農民。寧贈外邦，勿予家奴。餓死中國人來援助外國人，這就是真實的毛澤東賣國思想。根據酷相周恩來1964年在第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告，在大餓殺這幾年裡，中國不僅提前還清了外債，還拿出了比償還外債數額要大得多的資金和物資，去無償支援朝鮮、越南、阿爾巴尼亞和古巴等社會主義及民族主義國家。
這裏真正需要討論的，並不是中國是否應該停止援助其他國家，而是災難時期國家資源的倫理優先次序。國際援助本身並非錯誤，一個正常國家幫助遭受災難的其他民族，甚至是一種文明責任。但是這種責任存在一個基本前提：國家首先不能讓自己的人民大規模餓死，不能餓死本國人來援助外國人。而且，這些受援國當時並沒有災難，生活水準甚至比中國高得多。毛共援外只是為了獨裁者的面子，為了擴大國際影響。毛澤東的主動賣國比慈禧打了敗仗被動賣國可恥多了。
八、無視人民苦難堅持發展尖端武器
在大飢荒期間，毛共對人民的苦難熟視無睹，國家繼續將大量財力和資源投入到了尖端國防武器如兩彈一星的研製項目中。在全國物資極度匱乏的背景下，國家對從事尖端武器研發的科研人員、基地和軍工企業給予了特殊的糧食與副食品供應保障。中國當時面臨的外交和軍事壓力主要是毛澤東的倒行逆施造成的，而且對中國主權和領土安全的威脅並不十分迫切。在數千萬民眾面臨餓死威脅時，國家未能將救災和保障人民基本生存權放在第一位，這無論如何也是沒有道理的。如果當時將部分資金或出口換匯的資源用於進口糧食、賑濟災民，原本可以大大緩解飢荒。中國這樣的大國，當然需要發展尖端武器，但先賑災結束大飢荒，晚一點再研製武器，為什麼不可以呢？
現代國家治理應當存在一個最低原則：當大規模生命危險已經發生時，保障基本生存應當獲得最高政策優先順序。武器可以晚一些研製，大型工程可以推遲，政治工程可以取消。因此，大飢荒期間繼續維持大量非救災性戰略投入，至少值得從國家資源優先順序的角度重新審視。
九、暴君與酷吏邪惡共振，大餓殺期間大修行宮
更加荒誕的是，在大餓殺期間，毛澤東授意，或者是皇屁精酷吏為了討好暴君，花費大量人力物力為皇帝修建大量行宮。這些工程是在數千萬人被餓死，全國經濟極度困難、物資極度匱乏的背景下進行的，耗費了巨額的國家財政資金、建築材料和人力資源。
典型行宮實例：
這種「一邊是餓殍滿地，一邊是廣建行宮」的現象，在歷史研究中被普遍認為是極其荒誕的。毛澤東在飢荒最嚴重時曾假惺惺宣布「不吃肉」，但他可以吃蝦吃魚吃補品。僅僅修建這些行宮，就多餓死大量老百姓。各地黨政官員為了迎合暴君，動用國家機器的絕對權力，在全國主要城市和風景區為暴君修建了龐大的行宮網路，還為暴君選美，讓暴君驕奢淫逸，盡情享樂。這些建築中的絕大多數，毛一生中僅居住過寥寥數次，甚至從未入住，造成了極大的資源浪費。有道是：暴君行宮多，全國餓殍多。
十、暴君與制度邪惡共振：救民者受罰
四川省滎經縣在大飢荒時期出現了一位開倉救民的大英雄。他就是時任滎經縣鳳儀公社的武裝部長李文中。在1959年至1961年的「滎經慘案」期間，該縣超過一半的人被餓死。面對地方政府拒絕開倉的絕境，李文中選擇挺身而出，率領民兵與饑民持槍搶庫、開倉放糧，將糧食分發給垂死的百姓，這一壯舉在當時被毛共定性為「鳳儀反革命武裝暴動案」。李文中被處有期徒刑20年。他用自己的生命和前途為代價，在人間地獄般的災難中拯救了無數鄉親的生命。李文忠是饑民的救星，毛澤東是饑民的災星。毛澤東才是泯滅人性的反革命頭子。
在大餓殺期間，面對毛共嚴酷的極左政策、高徵購和餓殍遍野，中國各級官場還有其他官員，在不同程度上想方設法甚至冒死救民。他們的救民舉措主要分為「地方官員開倉放糧」、「省級大員抗命截糧」以及「基層幹部瞞產私分」三種類型。
在大餓殺時期，最普遍的救民行為被稱為「瞞產私分」。由於上報的虛假「產量衛星」太高，如果老老實實按比例上繳，農民將顆粒不剩。當時全國有大量的生產隊私分糧食。為了逼出這些藏起來的「救命糧」，毛共高層在全國發動了極為殘酷的「反瞞產私分」運動。大批不願交出百姓口糧的基層隊長和會計被民兵吊打、肉刑折磨，僅在河南信陽地區，因「瞞產私分」被逮捕的基層幹部和農民就達1萬多人，許多人死在監獄或直接被活活打死。
這些在災難中選擇保護百姓的官員和幹部，大多數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或「反革命」，遭到政治清洗。他們的選擇在客觀上為瀕臨絕境的中國農民留下了最後一口救命糧。毛澤東在1959年2月的鄭州會議上曾承認：「農民瞞產私分是完全有理由的……我們手伸得太長，拿得太多，他們就不得不瞞產私分。」但這個好話說盡，壞事干絕的暴君，並沒有從此開始賑災，反而在1959年夏天的廬山會議上打倒講真話的彭德懷，發動「反右傾」鬥爭，使「左」傾錯誤進一步升級，大大加劇和延長了大餓殺。
十、歷史政治學的哥德巴赫猜想：毛澤東大餓殺意識和計劃
筆者提出一個歷史政治學的「哥德巴赫猜想「：」毛澤東是否有大餓殺意識和計劃？「我們目前尚未發現一份由毛澤東簽署的文件，明確寫著要通過飢餓大規模消滅人口。因此，不能把「毛澤東預先制定了大餓殺計劃」當作已經證實的歷史事實。但是，一個更加困難、也更加重要的問題仍然存在：毛澤東明知高產數字嚴重失實，明知按虛假產量徵購會奪盡農民口糧，明知農村已經出現大規模飢餓和死亡，卻仍然壓制批評、禁止媒體報道，維持政治高壓，相當長時期內繼續推行大規模致死政策，這種行為究竟應當如何定性？是嚴重政策錯誤？是對死亡的冷酷放任？還是在政治目標壓倒人的生命以後，早就形成了事實上的「大餓殺意識」？本文把這個尚待更多檔案證明的問題稱為「毛澤東大餓殺計劃猜想」。它不是結論，而是一項需要歷史學、人口學、政治學和法學共同檢驗的假說。我希望多位」陳景潤「能夠證明：當統治者已經知道自己的政策正在造成大規模死亡，卻為了面子、路線、權威和政治目標繼續維持吃人政策時，從什麼時候開始，災難性政策轉化成了「有意識地實施和利用大餓殺」？
筆者認為可以分成三個階段論證：
第一階段是冒進與製造條件。毛澤東發動大躍進，推動極高指標，鼓勵政治競賽和浮夸，國家又根據虛假的糧食產量實施徵購。這一階段可以追問他到底在多大程度上相信所謂高產數字，以及明知這些數字不真實，為何要根據虛誇數字強征糧食？毛澤東激勵假大空放衛星時，已經為高徵購埋下伏筆，秋後算賬。這是毛澤東一貫作風，延安整風、思想改造、反右運動和後來的文革等，都是預設誘餌，引蛇出洞，翻手為雲，覆手為雨。毛澤東在這個階段究竟有沒有大餓殺意識和計劃？
第二階段是明知後果而繼續。在大規模飢餓死亡關頭，拒不開倉賑災，卻暴力阻止逃荒，剝奪最低生存權，實施「就地餓殺」。堅持反動路線，1959年廬山會議由糾「左」轉向反右傾，打擊批評者、維持高徵購、搶劫活命糧，封鎖餓殺信息，大量出口糧食還債、贈送或廉價賣給外國，這絕非「無意失誤」，而是顯然實施了大餓殺政策。
第三階段是政治目標高於救命。大餓殺三年以後，1961年中共才開始大規模進口糧食，調整政策，但賑災並不得力，四川各地到1962年仍有嚴重死亡。而毛澤東根本無視人民的苦難和生命，從來沒有想過儘快結束大餓殺。1962年8月在北戴河會議上，毛澤東為了個人的面子、淫威和權力，嚴厲批評「黑暗風」（對形勢估計過分黑暗）、「單幹風」（包產到戶）和「翻案風」，胡吹階級鬥爭。這至少說明，在毛澤東的政治價值排序中，「防止再次發生大規模飢餓死亡」沒有成為壓倒其他政治目標的永久最高原則。
結語：歷史定性為「五年大餓殺」
1958年至1962年發生在中國的巨大死亡災難，究竟應該如何命名？這不僅僅是一個文字問題，而是一個歷史責任問題。根據上述討論，大災難不是源於自然災害，而是暴君毛澤東和極權制度、宣傳機器和酷吏等邪惡共振造成的。因此，筆者提出「五年大餓殺」這個歷史定性概念。
本文認為，「五年大餓殺」應當作為一個歷史政治學概念接受進一步研究。它不是為了用一個更激烈的詞語取代「大飢荒」，而是為了迫使歷史重新回答一個被長期迴避的問題：當一個擁有糧食、軍隊、公安、戶籍、宣傳和基層組織全部控制權的國家，在已經知道人民大量餓死的情況下，仍不能把挽救生命置於一切政治目標之上，這種大規模可避免死亡究竟應由誰負責，又應當如何定性？
暴君毛澤東無疑應當承擔最高政治責任。這決不能僅僅說成是「無知」和「錯誤」。按照紐倫堡原則，毛澤東和眾多酷吏都犯下了反人類滔天大罪。毛澤東是大餓殺首犯。
追究毛澤東責任不能代替制度反思，制度責任也不能為毛澤東個人開脫。只反暴君而保留能夠製造無限權力的制度，未來仍可能產生新的暴君；只批判抽象制度而迴避最高決策者的個人選擇，又會把主動發動、拒絕糾錯和壓制救災淡化為沒有主體的「歷史錯誤」。數千萬死者真正留給中國人的，不應只是一個死亡數字，而應是一條現代政治文明的底線：任何工業化目標、意識形態、國家威望、國際競爭和領袖權威，都不能高於人的生命；任何政府在人民大規模死亡時，首先承擔的義務都必須是公開真相、停止致死政策、開放救濟和拯救生命。如果一個制度連這一最基本的原則都不能保證，那麼無論它宣稱自己的理想多麼偉大，都沒有資格要求人民為它的理想陪葬。這種制度必須被埋葬掉！這是今天重新研究這段歷史的最高意義。
2026年8月12日寫于紐倫堡
主要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