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费良勇
笔者前一篇文章《邪恶共振——暴君、极权制度与群体之恶的相互放大》对“邪恶共振”作了定义和分析。所谓邪恶共振，是指暴君、极权制度、官僚体系、宣传机器以及被动员的社会力量彼此刺激、彼此强化，使暴君的错误、野心和恶念经过制度放大，最终演变为整个国家的大规模灾难。本文进一步以这一分析框架考察1958年至1962年中国大饥荒形成、扩大和延续的政治机制。邪恶共振不仅可以通过枪支、监狱、刑场和群众运动直接杀人，也可以通过粮食征购、户籍封锁、迁徙控制、信息封锁和基层强制，系统性剥夺人民维持生命和逃离死亡的条件。
这场持续五年的人为大饥荒造成了数以千万计的非正常死亡。不同研究者提出的死亡数字存在很大差异。杨继绳估计约3600万人非正常死亡，另一些研究提出4000万、4500万乃至5500万以上的估计。笔者综合分析了许多研究资料，认为3600万已经是保守偏低的数字。例如安徽省的死亡人数：中共官方出版的《安徽省志·人口志》承认当时安徽约有407万人非正常死亡；当时的安徽省副省长张恺帆在回忆录中提及安徽非正常死亡500万人；人口史学家曹树基通过各县县志汇总推算，安徽非正常死亡人数高达633万人；而杨继绳在《墓碑》中计算得出安徽非正常死亡仅为226万人。所以，笔者认为，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在3600万至5500万之间是比较合理的。
笔者不能接受把全国饿死人数压低到1600万至2000万甚至更低的统计。原因并不复杂：这些全国数字根本无法解释若干重灾省份已经揭露出来的人口损失。以四川为例。曾长期担任四川省重要领导职务的廖伯康看到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总数是六千二百三十六万，而《户籍年报》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七千二百一十五万七千，两数相减正好约为一千万。考虑到1957年到1960年有个自然增长数；同时，1961—1962年上半年四川还在饿死人。所以，他分析得出四川饿死总数为1250万人。据其回忆，杨尚昆根据中央其它渠道内部资料核对后，认可这个数字。因此，笔者认为，这一数字具有相当高的可信度，但实际上还可能偏低，不可能偏高。例如生态环境顶级的四川省荥经县饿死率高达53%以上。因为1957年到1960年还是有人出生，三年间人口下降了1000万人，1961年由于李井泉作怪，四川饥荒没有缓解，假设饿死人数与前三年的平均数差不多，还会有330万人饿死。1962年上半年仍然有大量人饿死。江北县1961年11月至1962年春季，单月死亡率高达1.5%-2%。
按照上述数字，仅仅四川和安徽两个省，大饥荒死亡人数就可能达到约1657万至1883万。如果全国非正常死亡总数只有1600万左右，那么意味着中国其他二十多个省、自治区几乎无人饿死；即使采用全国2000万的数字，扣除四川和安徽以后，全国其他地区也只剩下一百多万至三百多万死亡额度。这显然无法解释河南、甘肃、贵州、山东、湖南、湖北、广西等大量已经得到地方资料证明的严重饥荒和死亡。根据中央调查组及部分河南省委高层汇报：仅仅河南信阳地区就饿死105万人以上。杨继绳统计河南全省非正常死亡293万人。因此，笔者认为，把全国大饥荒非正常死亡人数压低到1600万至2000万甚至更低的统计，毫无历史解释力，本文不予采信。
时任粮食部副部长周伯萍在1980年代口述：1961年底，陈国栋、周伯萍、贾启允三人受命对全国人口进行抽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达数千万。据周伯萍描述，周恩来看完报告后大为震惊，认为该数据若泄露会引发恐慌，随即下令立即销毁统计原件，不许留存副本。周恩来要求销毁的，正是毛泽东和中共的犯罪证据。如今，中共御用学者宣称该说法属于“重大谣言”或存在严重误读。笔者分析后认为，周伯萍说的是实话，官方辟谣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而且，大量资料显示，从1960年开始，在各地正大量饿死人的最严重情况下，周恩来还决定以粮食换黄金，并年年买进黄金。周恩来同毛泽东是一丘之貉，人面魔心，口蜜腹剑，为制造、加剧和延续大饿杀不遗余力。
这里还必须考虑一个极其特殊的历史条件：这场大规模死亡发生在一个新闻完全受执政党控制、人口迁徙受到严格限制、户籍和死亡资料不向社会公开、独立调查几乎不可能存在的极权政治环境之中。地方干部既可能因为害怕承担责任而瞒报死亡，也可能为了维护“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政治正确而继续制造虚假数字。真实灾情不仅不能自由传播，报告灾情本身可能成为政治罪责。因此，我们今天面对的并不是一个在自由调查、公开档案和独立统计条件下形成的完整数据库，而是一个经过政治审查、行政选择、档案修改和后来地方志编纂多重过滤之后留下来的残缺历史现场。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大量地方志是在中共继续执政、毛泽东历史责任仍然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的环境下编纂的。地方志当然不能一概否定，其中保存了大量极其珍贵的基层人口资料，不少编纂者也曾尽力保存历史真相；但是，已有研究发现部分地方志存在人口总数、出生人数、死亡人数、自然增长率以及迁入迁出数据彼此不能吻合的情况。例如，安徽省《无为县志》、《定远县志》、河南省《信阳地区志》等公然大规模降低早已定案的饿死人数，篡改死亡原因。学者总结出当年编修地方志时处理饿杀历史的几大篡改手法：
1.死因置换：将“因饥饿非正常死亡”改写为“因传染病、浮肿病死亡”；
2.账目割裂：采用统计局的不实表报，弃用更接近真实的公安局户籍销户档；
3.人口截断：将两三年内集中爆发的死亡人数，在账面上人为“摊派”挪移到前后其他年份，以降低特定年份的死亡率峰值。显然，这是极权制度、酷吏和御用文人邪恶共振伪造历史的后果。因此，地方志本身也应该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不仅要研究地方志记录了什么，也要研究它遗漏和篡改了什么；不仅要使用其中的数据，也要检验这些数据在数学上能否相互成立，在历史上能否彼此解释。
部分民间研究者为了避免因某一项数据偏高而使整个研究受到攻击，也往往倾向于采用能够获得最低限度证明的保守数字。这种方法在学术研究中具有可以理解的理由，却也可能产生另一种偏差：当档案本身残缺、死亡本身曾经遭到瞒报，而研究者又不断选择最低可信数字时，最后得到的数字未必接近历史真相，也可能只是“目前能够证明的最低死亡规模”。
因此，对五年大饿杀死亡人数的研究，不应该演变成一场简单的“数字竞价”：不是数字越高越接近真相，也不是数字越低越具有学术性。真正可靠的方法，应当是自下而上重新核算：逐省、逐县、逐年核对总人口、出生率、死亡率、户籍变化、迁入迁出、粮食征购、疾病记录、地方档案和幸存者资料，再与全国人口统计相互验证。尤其对于那些人口总数与出生、死亡、迁徙数据无法闭合的地区，更应重新检查原始户籍、公安、粮食、民政和卫生档案。
在中共尚未全面开放大饥荒档案、独立学者尚不能自由查阅全部基层资料、全国逐县逐年的死亡数据尚未得到系统公布和交叉验证以前，任何一个数字——无论来自官方还是民间——都不应被宣布为不可讨论的“最终数字”。究竟是3600万、4500万还是5500万，仍然需要更多原始档案和人口资料加以验证。但是，无论最终数字落在这个巨大区间的什么位置，有一点已经越来越难以用统计口径加以掩盖：这不是一场普通意义上的自然灾荒，而是一场由政治狂热、权力高度集中、强制征购、信息封锁、逃荒限制、基层暴力、纠错机制失灵、最高统治者泯灭人性共同制造、加剧和延续的巨大人为死亡灾难。
更加值得追问的，因而不仅是“究竟死了多少人”，而是“为什么这么多人可以在和平时期被饿死，却没有一种制度力量能够及时制止灾难”。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极权制度把他的意志变成全国行动；地方官员制造虚假产量，宣传机器把谎言变成政治真理；国家按照虚假数字征收真实粮食，基层干部又用暴力把征购任务落实到每一个村庄；饥民失去粮食以后，户籍和民兵限制他们逃生；大量死亡发生以后，新闻封锁又阻止社会知道真相；有人试图纠正错误，政治运动又把批评者变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于是，错误制造死亡，谎言掩盖死亡，制度扩大死亡，恐惧阻止纠错，而新的谎言又继续维护制造灾难的制度。这正是“邪恶共振”。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文把1958年至1962年的这场巨大人为死亡灾难称为“五年大饿杀”。
一、不是三年自然灾害，而是“五年大饿杀”
1958年至1962年的中国五年大饥荒，中共官方宣称为“三年自然灾害（1959-1961）”。从历史气象数据和学术研究来看，1958年至1962年，中国总体上风调雨顺，仅有局部地区发生过很普通的旱涝等自然灾害。这些自然因素无论在范围还是严重程度上，都不足以解释席卷全国、持续多年并造成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巨大灾难。历史学者与经济学家广泛认同，导致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根本原因是：“大跃进”运动、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人民公社化、公共食堂、劳动力调离农业“大办钢铁”；强行按照虚报产量高额征购粮食；武力禁止逃荒；在大量人饿死的情况下，不但不开仓赈灾，继续“反右倾”破坏生产力，强行收刮农民的活命粮、种子粮和饲料；在大饥荒之际大量出口粮食和农副产品，饿死中国人来援助外国人，“宁赠友邦，勿予家奴”，主动卖国，加剧和延续大饥荒；并严禁真实信息传播，用虚假信息骗人害人。大饥荒之际，暴君毛泽东还耗费大量民脂民膏为自己修建众多豪华行宫，大肆淫乱行乐。大饥荒实际上1958年就开始了，直到1962年，天府之国的四川省还在大面积饿死人。所以，大饥荒不是三年是五年。
“大饥荒”容易使人联想到天灾、歉收和不可抗力。为了揭示暴君及国家权力通过剥夺食物和逃生能力制造大规模死亡的性质，本文将这场灾难称为“大饿杀”。“大饿杀”的准确定义为：“国家权力通过错误或强制性政策造成大规模饥荒后，在已经知道严重死亡后果的情况下，拒不开仓赈灾，仍继续控制和剥夺基本食物、限制饥民逃生、阻止有效救济，封锁真实信息，从而使可以避免的大规模死亡加剧、扩大和持续。它是国家制造性大规模死亡的一种特殊形式。“
笔者将这场大饥荒称为大饿杀，还基于几点：1.人为制造的大饥荒就是大饿杀。即使起初没有大饿杀意图，一旦知道大规模饥饿死亡仍继续维持致死政策，性质就发生变化，成为有意大饿杀。2.大饿杀是大屠杀的一种特殊形式。两者都是国家力量操纵的，有意消灭人口的手段。饿杀与屠杀本质上是相同的，只是杀人的形式不同。屠杀通过直接暴力剥夺生命；饿杀通过有组织地剥夺维持生命的条件造成死亡。二者手段不同，但共同的核心，是统治者有意识地把人的生命置于政治目标之下。3.大饿杀与大屠杀都非常残暴。屠杀往往以瞬间暴力夺取生命，而饿杀则可能使受害者在数日乃至更长时期经历持续的饥饿、身体衰竭、疾病、亲人死亡和求生无门的痛苦。它表面上不像枪决那样血腥，却可能造成漫长而极端的身体与精神折磨。因此，以饥饿剥夺生命并不比直接杀戮更“温和”，也许更残酷。总之，大饿杀建立在无法回避的事实链条上：人为制造饥荒—最高权力知情—继续强制征粮和压制纠错—阻断逃生和救济—大规模可避免死亡持续发生。这是暴君、极权制度、党媒、酷吏和基层执行者邪恶共振的结果。国家权力掌握食物，最高统治者知道大量人饿死，仍然维持造成死亡的制度。
二、暴君与党媒邪恶共振，谎言制造和扩大灾难
在漫长的五年大饿杀期间，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中国官方媒体对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缺粮、大面积饿死人的惨烈真相进行了全面、长期的隐瞒和封锁，在公开报道中未曾吐露只言片语。在大饥荒爆发初期的1958年，中国媒体正忙于为“大跃进”推波助澜，头版头条频繁放粮产量“卫星”。例如，《人民日报》曾报道过“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等荒谬的虚假新闻。当大面积饥荒在1959至1961年进入最严重的阶段时，媒体的基调则变成了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以及工农业建设的“辉煌成就”，用“形势大好”的舆论掩盖了饿殍遍野的现实。直到1960年底，面对全面崩溃的经济和严重的民生困境，纸包不住火了，官方媒体才首次侧面提及粮食短缺，但绝口不提“饥荒”与“死人”，而是将其全部问题归咎于天灾。1960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文章，标题为《我国农业生产今年遭受特大天灾，六亿人民满怀信心克服严重困难》。文章将粮食匮乏定性为“一半以上农田受到程度不同灾害”，并强调“公社抗灾大显优越性”，用爱国主义和政治动员代替了灾情的真实通报。这种新闻管制和真相封锁，导致全国各地的灾情无法通过公开渠道进行互通，极大地延误了正常的救灾时间，谎言不断杀人，使得这场悲剧最终成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饥荒。
1961年5月，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在对《人民日报》工作组讲话时曾严厉批评道：“这个时期，有报纸的害处比没报纸的害处更大。错误的宣传造成很大恶果。”他指出，《人民日报》宣传生产建设的浮夸风、盲目推广公共食堂、高喊“三年进入共产主义”，明知脱离实际却没有进行真正的考察和研究。这实际上触及了极权信息制度的根本问题：当新闻不能监督权力，而只能证明权力正确时，国家便失去了最重要的灾难预警系统。普通人失去的首先是真话，随后可能就是粮食，最后则可能是生命。
在中共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将大饥荒成因归结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此话已经扩大了天灾的影响，降低了毛共的罪责，但是，毛泽东还是极端痛恨刘少奇，一度退居二线，进入魔鬼洞修炼”乱世恶典“，四年后为了打倒刘少奇，发动文革争权夺利，不惜生灵涂炭，再次将中国人推进万丈火坑之中。
笔者的一位姑父（姓刘）写了一首顺口溜在民间流传：“共产党好，共产党好，共产党来了吃不饱。狗吃人，人吃人，幸福生活何时了。”他被打成坏分子，受到管制，文革中受到批斗侮辱毒打后自杀。可见，庞大的宣传机器未讲一句真话，一个讲真话，揭露灾难并讽刺中共的的农民遭到全面封杀。有道是：“共产党，像豺狼，跑到哪里哪遭殃。哪里有了共产党，哪里人民苦难长。“
三、暴君与极权制度邪恶共振，大跃进导致大饿杀
毛泽东发起“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盲目追求超高速的经济发展，提出“超英赶美”的口号，增产指标被层层下达并不断加码，逼迫各级官员说假话，放卫星。毛共官媒推波助澜，鼓励浮夸风潮。毛泽东严厉批判“反冒进”，将怀疑高指标的官员打成“右倾保守”。地方官员为了自保，欺上瞒下，疯狂虚报粮食产量（如“亩产万斤”、“亩产数万斤“），导致中央自欺欺人，误以为粮食过剩。毛泽东强迫大量劳动力大办钢铁，搞其它运动式建设，以至于农业生产缺乏劳动力，严重下降。1958年大量粮食甚至无人收割，烂在地里。政府按照虚假的高产量比例向农民强行征购粮食，甚至收刮了农民的口粮、种子粮和饲料粮。人民公社化削弱了家庭经济和农民自主安排生产、储粮与自救的能力。大办公共食堂，强推大锅饭造成了前期的粮食极端浪费，几个月内便耗尽了村社库存，随后食堂无米下锅，直接导致大面积断粮。单独看其中任何一个错误，也许未必足以制造全国性大灾难，真正可怕的是这些错误同时发生，并且通过同一个高度集中的政治制度彼此强化。这就是综合性邪恶共振。
四、暴君与皇屁精邪恶共振：庐山会议由可能纠错变成新灾难
1959年的庐山会议，是理解“大饿杀”性质的一个关键转折点。此前，大跃进已经暴露出严重问题。毛泽东本人在1958年末也已经注意到一些地方存在过度劳动、缺粮、疾病甚至死亡，并曾要求纠正某些极端做法。这说明，最高领导层并非始终对灾情毫无所知。如果此后政策能够继续纠偏，如果能够允许地方如实报告，如果能够降低征购、恢复农业生产并及时救济，那么灾难的规模可能完全不同。
1959年庐山会议前期，中共中央原本旨在总结经验，纠正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直言不讳地指出“大跃进”中存在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及浮夸风等问题。流氓成性的毛泽东心胸极为狭窄，感到面子和淫威受损，勃然大怒，对彭德怀新仇旧恨一起算。毛泽东的大儿子毛岸英违背防空纪律炒鸡蛋吃被美军炸死，打破了毛泽东建立毛家王朝的如意算盘。毛泽东将这笔帐算在彭德怀头上。毛泽东印发彭德怀的信并严厉批判，会议主题随即由“纠左”转变为“反右倾”。毛泽东还召皇屁精林彪上山充当打手，恶毒攻击彭德怀“长后眼”、“想当英雄”等。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被打成“反党集团”，免去职务并遭受长期批判。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运动使中共痛失纠错良机，导致“大跃进”的错误继续蔓延和扩大，政治斗争深入到全党基层，导致人人自危，正常的不同意见表达被等同于政治反叛，敢说真话的干部受到打击，迎合上级的谎言和虚报产量现象变本加厉。基层官员不敢上报饿死人的实情，反而采用暴力手段大肆搜刮农民的活命粮，错失了最佳的开仓放粮救灾时机。大饿杀日益惨烈，毛泽东罪上加罪。不管毛泽东最初是否有大饿杀意识和计划，但庐山会议以后，毛泽东显然采取了大饿杀政策和措施。
五、暴君与酷吏邪恶共振，大饿杀期间不顾人民死活加速还债
毛泽东夜郎自大，当了国王还想当海上霸王，妄图同赫鲁晓夫争夺社会主义国家领导权，发起荒诞野蛮的九评苏共。1960年7月中苏关系公开恶化之后，毛泽东不顾人民死活，在饿殍遍野的情况下主动提出提前还清苏联债务。1960年7月18日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指示周恩来计算欠苏联的账。周恩来表示尚欠苏联几十亿卢布，按常规需要10年还清。在几千万人饿死的惨景下，毛泽东居然好强地表示：“延安时期那么困难，我们吃辣椒也不死人……要勒紧裤腰带，争取五年内把债务还清。”毛泽东和中共高层当时认为，如果一面向苏联进行理论和意识形态的公开论战，一面又拖欠苏联的债务，就会显得“理不直、气不壮”。为了获得绝对的道德与政治高地，必须尽快斩断经济牵绊。可见，毛共高层，一帮流氓吸血鬼，吃了人民的血汗，完全不为人民着想，只想到自己的面子和特权，谁想过救民于水火呢？毛泽东口口声声“为人民服务”，完全是欺骗老百姓的鬼话。大饥荒期间中国加速向苏联等国运送粮食和农副产品。毛泽东为了在苏联面前“争口气“，却让数千万人民”断了气“。1965年中共宣称提前还清对苏欠款。这“提前“二字是大规模饿杀农民换来的。
六、大饥荒期间苏联没有逼债，反而援助中国
根据中苏两国解密的历史档案、官方文献以及历史学家（如沈志华、杨继绳等）的考证，在1958年至1962年中国大饥荒期间，苏联不仅没有“逼债”，反而向中国提供了援助和缓债方案。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于1961年2月27日正式致函毛泽东，提出鉴于中国发生食品供应方面的困难，苏联愿意向中国提供粮食与物资援助，在1961年8月底前，以“借用”的方式向中国提供100万吨小麦和50万吨古巴蔗糖；允许中国对苏联易货贸易中尚未交货的10亿卢布货物延期5年偿还，且不计利息。同年苏联还通过借用方式，向中国周转了20万吨至30万吨粮食，用以直接缓解中国东北等地的局部粮荒。
毛泽东这个流氓暴君为了自己的面子，只接受了50万吨古巴糖，拒绝了100万吨小麦。中方当时提出将苏联的100万吨粮食“留作后备”。由于当时中苏关系已出现裂痕，且中国已经开始从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际市场成功进口大批粮食，这100万吨后备粮食最终没有使用。如果在1961年8月底前，接受这笔粮食，并及时发放，按照每个人100公斤粮食，加上野菜、草根、树皮等可以勉强活命计算，可以少饿死1000万人。四川也不至于直到1962年还大量饿死人。
七、毛泽东打肿脸充胖子的卖国外交多饿死大量中国农民
大饿杀期间，毛共还打肿脸充胖子，主动卖国，饿杀中国人来援助外国人。在1961年大饿杀最严重的时期，中国对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等国的经济和粮食援助支出，已经接近当时偿还苏联外债的金额。1962年以后，中国的援外支出甚至超过了偿还外债的数额。为了援外，多饿死大量农民。宁赠外邦，勿予家奴。饿死中国人来援助外国人，这就是真实的毛泽东卖国思想。根据酷相周恩来1964年在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在大饿杀这几年里，中国不仅提前还清了外债，还拿出了比偿还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去无偿支援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和古巴等社会主义及民族主义国家。
这里真正需要讨论的，并不是中国是否应该停止援助其他国家，而是灾难时期国家资源的伦理优先次序。国际援助本身并非错误，一个正常国家帮助遭受灾难的其他民族，甚至是一种文明责任。但是这种责任存在一个基本前提：国家首先不能让自己的人民大规模饿死，不能饿死本国人来援助外国人。而且，这些受援国当时并没有灾难，生活水准甚至比中国高得多。毛共援外只是为了独裁者的面子，为了扩大国际影响。毛泽东的主动卖国比慈禧打了败仗被动卖国可耻多了。
八、无视人民苦难坚持发展尖端武器
在大饥荒期间，毛共对人民的苦难熟视无睹，国家继续将大量财力和资源投入到了尖端国防武器如两弹一星的研制项目中。在全国物资极度匮乏的背景下，国家对从事尖端武器研发的科研人员、基地和军工企业给予了特殊的粮食与副食品供应保障。中国当时面临的外交和军事压力主要是毛泽东的倒行逆施造成的，而且对中国主权和领土安全的威胁并不十分迫切。在数千万民众面临饿死威胁时，国家未能将救灾和保障人民基本生存权放在第一位，这无论如何也是没有道理的。如果当时将部分资金或出口换汇的资源用于进口粮食、赈济灾民，原本可以大大缓解饥荒。中国这样的大国，当然需要发展尖端武器，但先赈灾结束大饥荒，晚一点再研制武器，为什么不可以呢？
现代国家治理应当存在一个最低原则：当大规模生命危险已经发生时，保障基本生存应当获得最高政策优先级。武器可以晚一些研制，大型工程可以推迟，政治工程可以取消。因此，大饥荒期间继续维持大量非救灾性战略投入，至少值得从国家资源优先顺序的角度重新审视。
九、暴君与酷吏邪恶共振，大饿杀期间大修行宫
更加荒诞的是，在大饿杀期间，毛泽东授意，或者是皇屁精酷吏为了讨好暴君，花费大量人力物力为皇帝修建大量行宫。这些工程是在数千万人被饿死，全国经济极度困难、物资极度匮乏的背景下进行的，耗费了巨额的国家财政资金、建筑材料和人力资源。
典型行宫实例：
这种“一边是饿殍满地，一边是广建行宫”的现象，在历史研究中被普遍认为是极其荒诞的。毛泽东在饥荒最严重时曾假惺惺宣布“不吃肉”，但他可以吃虾吃鱼吃补品。仅仅修建这些行宫，就多饿死大量老百姓。各地党政官员为了迎合暴君，动用国家机器的绝对权力，在全国主要城市和风景区为暴君修建了庞大的行宫网络，还为暴君选美，让暴君骄奢淫逸，尽情享乐。这些建筑中的绝大多数，毛一生中仅居住过寥寥数次，甚至从未入住，造成了极大的资源浪费。有道是：暴君行宫多，全国饿殍多。
十、暴君与制度邪恶共振：救民者受罚
四川省荥经县在大饥荒时期出现了一位开仓救民的大英雄。他就是时任荥经县凤仪公社的武装部长李文中。在1959年至1961年的“荥经惨案”期间，该县超过一半的人被饿死。面对地方政府拒绝开仓的绝境，李文中选择挺身而出，率领民兵与饥民持枪抢库、开仓放粮，将粮食分发给垂死的百姓，这一壮举在当时被毛共定性为“凤仪反革命武装暴动案”。李文中被处有期徒刑20年。他用自己的生命和前途为代价，在人间地狱般的灾难中拯救了无数乡亲的生命。李文忠是饥民的救星，毛泽东是饥民的灾星。毛泽东才是泯灭人性的反革命头子。
在大饿杀期间，面对毛共严酷的极左政策、高征购和饿殍遍野，中国各级官场还有其他官员，在不同程度上想方设法甚至冒死救民。他们的救民举措主要分为“地方官员开仓放粮”、“省级大员抗命截粮”以及“基层干部瞒产私分”三种类型。
在大饿杀时期，最普遍的救民行为被称为“瞒产私分”。由于上报的虚假“产量卫星”太高，如果老老实实按比例上缴，农民将颗粒不剩。当时全国有大量的生产队私分粮食。为了逼出这些藏起来的“救命粮”，毛共高层在全国发动了极为残酷的“反瞒产私分”运动。大批不愿交出百姓口粮的基层队长和会计被民兵吊打、肉刑折磨，仅在河南信阳地区，因“瞒产私分”被逮捕的基层干部和农民就达1万多人，许多人死在监狱或直接被活活打死。
这些在灾难中选择保护百姓的官员和干部，大多数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反革命”，遭到政治清洗。他们的选择在客观上为濒临绝境的中国农民留下了最后一口救命粮。毛泽东在1959年2月的郑州会议上曾承认：“农民瞒产私分是完全有理由的……我们手伸得太长，拿得太多，他们就不得不瞒产私分。”但这个好话说尽，坏事干绝的暴君，并没有从此开始赈灾，反而在1959年夏天的庐山会议上打倒讲真话的彭德怀，发动“反右倾”斗争，使“左”倾错误进一步升级，大大加剧和延长了大饿杀。
十、历史政治学的哥德巴赫猜想：毛泽东大饿杀意识和计划
笔者提出一个历史政治学的“哥德巴赫猜想“：”毛泽东是否有大饿杀意识和计划？“我们目前尚未发现一份由毛泽东签署的文件，明确写着要通过饥饿大规模消灭人口。因此，不能把“毛泽东预先制定了大饿杀计划”当作已经证实的历史事实。但是，一个更加困难、也更加重要的问题仍然存在：毛泽东明知高产数字严重失实，明知按虚假产量征购会夺尽农民口粮，明知农村已经出现大规模饥饿和死亡，却仍然压制批评、禁止媒体报道，维持政治高压，相当长时期内继续推行大规模致死政策，这种行为究竟应当如何定性？是严重政策错误？是对死亡的冷酷放任？还是在政治目标压倒人的生命以后，早就形成了事实上的“大饿杀意识”？本文把这个尚待更多档案证明的问题称为“毛泽东大饿杀计划猜想”。它不是结论，而是一项需要历史学、人口学、政治学和法学共同检验的假说。我希望多位”陈景润“能够证明：当统治者已经知道自己的政策正在造成大规模死亡，却为了面子、路线、权威和政治目标继续维持吃人政策时，从什么时候开始，灾难性政策转化成了“有意识地实施和利用大饿杀”？
笔者认为可以分成三个阶段论证：
第一阶段是冒进与制造条件。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推动极高指标，鼓励政治竞赛和浮夸，国家又根据虚假的粮食产量实施征购。这一阶段可以追问他到底在多大程度上相信所谓高产数字，以及明知这些数字不真实，为何要根据虚夸数字强征粮食？毛泽东激励假大空放卫星时，已经为高征购埋下伏笔，秋后算账。这是毛泽东一贯作风，延安整风、思想改造、反右运动和后来的文革等，都是预设诱饵，引蛇出洞，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毛泽东在这个阶段究竟有没有大饿杀意识和计划？
第二阶段是明知后果而继续。在大规模饥饿死亡关头，拒不开仓赈灾，却暴力阻止逃荒，剥夺最低生存权，实施“就地饿杀”。坚持反动路线，1959年庐山会议由纠“左”转向反右倾，打击批评者、维持高征购、抢劫活命粮，封锁饿杀信息，大量出口粮食还债、赠送或廉价卖给外国，这绝非“无意失误”，而是显然实施了大饿杀政策。
第三阶段是政治目标高于救命。大饿杀三年以后，1961年中共才开始大规模进口粮食，调整政策，但赈灾并不得力，四川各地到1962年仍有严重死亡。而毛泽东根本无视人民的苦难和生命，从来没有想过尽快结束大饿杀。1962年8月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为了个人的面子、淫威和权力，严厉批评“黑暗风”（对形势估计过分黑暗）、“单干风”（包产到户）和“翻案风”，胡吹阶级斗争。这至少说明，在毛泽东的政治价值排序中，“防止再次发生大规模饥饿死亡”没有成为压倒其他政治目标的永久最高原则。
结语：历史定性为“五年大饿杀”
1958年至1962年发生在中国的巨大死亡灾难，究竟应该如何命名？这不仅仅是一个文字问题，而是一个历史责任问题。根据上述讨论，大灾难不是源于自然灾害，而是暴君毛泽东和极权制度、宣传机器和酷吏等邪恶共振造成的。因此，笔者提出“五年大饿杀”这个历史定性概念。
本文认为，“五年大饿杀”应当作为一个历史政治学概念接受进一步研究。它不是为了用一个更激烈的词语取代“大饥荒”，而是为了迫使历史重新回答一个被长期回避的问题：当一个拥有粮食、军队、公安、户籍、宣传和基层组织全部控制权的国家，在已经知道人民大量饿死的情况下，仍不能把挽救生命置于一切政治目标之上，这种大规模可避免死亡究竟应由谁负责，又应当如何定性？
暴君毛泽东无疑应当承担最高政治责任。这决不能仅仅说成是“无知”和“错误”。按照纽伦堡原则，毛泽东和众多酷吏都犯下了反人类滔天大罪。毛泽东是大饿杀首犯。
追究毛泽东责任不能代替制度反思，制度责任也不能为毛泽东个人开脱。只反暴君而保留能够制造无限权力的制度，未来仍可能产生新的暴君；只批判抽象制度而回避最高决策者的个人选择，又会把主动发动、拒绝纠错和压制救灾淡化为没有主体的“历史错误”。数千万死者真正留给中国人的，不应只是一个死亡数字，而应是一条现代政治文明的底线：任何工业化目标、意识形态、国家威望、国际竞争和领袖权威，都不能高于人的生命；任何政府在人民大规模死亡时，首先承担的义务都必须是公开真相、停止致死政策、开放救济和拯救生命。如果一个制度连这一最基本的原则都不能保证，那么无论它宣称自己的理想多么伟大，都没有资格要求人民为它的理想陪葬。这种制度必须被埋葬掉！这是今天重新研究这段历史的最高意义。
2026年8月12日写于纽伦堡
主要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