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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訂閱結束一黨獨裁 ——原山東省政協委員周春衛的公開信
【編者按｜王安娜：今天，我懷著欣慰的心情撰寫此文，在此介紹山東省政協委員周春衛女士及其公開信。
首先，我非常高興看到一位體制內人士能夠勇敢地站出來呼籲社會公平，並公開表達與這個體制切割。近年來雖然「潤」到海外的各領域、各階層大陸人士甚多，但有如此公開發聲、表明態度者鮮少。
周春衛女士在公開信中詳細描述了所謂中國「政協委員」究竟是怎樣一種角色；名義上的「參政議政、民主監督」，實際上從提案、議程乃至到每一場會議的發言，都要經過政協機構的事先審查和批准，受到嚴格的政治約束，其主要功能並非真正監督權力，而是配合併服務於中共既定的政治任務。
她的描述真實準確，對我而言也非常熟悉，往事歷歷在目。她從一個親歷者的角度，具體而形象地揭示了中國政協制度的實質就是一個精心漆飾、缺乏獨立權力，起點綴作用並最終服務於中共統治的政治花瓶。
今天的中國在習近平統治下全面倒退，百業凋敝、社會黑暗民不聊生，完全靠壓制和監控強力維護統治，國家和百姓陷入空前苦難。在這樣的環境中，我們尤其希望更多體制內外的同胞能夠清醒地認識中國的現實，看到國家正在經歷的失敗、也看到普通國民所承受的苦難，並勇敢地表達自己的聲音。
我們的沉默將加速這個國家滑向災難，所以，我們無論身處海外還是中國，都應用自己的方式關注和熱愛自己的母國，推動它走向文明進步，走向憲政民主，推動未來中國能屹立世界文明之林，讓每一個中國人都能夠享有與生俱來的基本權利，而不是生活在壓迫和恐懼之中。
我們期待、並相信越來越多的人會勇敢地站出來。
周春衛女士，歡迎你加入民主陣營
最後，謹以周春衛女士文中的結語作為本文的結束語。
「我希望有一天，中國人不再因為批評執政者而恐懼，不再因為說出自己看見的事實而害怕，不再因為講了一句不同的話而失去職務、失去事業、失去自己一手辦起來的事情；我希望有一天，一個人的意見不必先經過審查才能進入議程，政府受法律約束，司法獨立，媒體可以自由地調查權力，社會組織可以自主地運行而不必接受政黨的進入，人民可以自由地表達政治觀點，並真正擁有選擇自己政府的權利。
法律應當高於政黨。
政府應當接受人民監督。
國家屬於人民，不屬於任何一個政黨。」（2026.9.8） 】
我叫周春衛，山東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山東省第十三屆委員會委員，二〇二三年一月當選，二〇二五年一月十七日被撤銷資格；山東省中投慈善公益基金會發起人。我寫這封公開信，是為了說明一件我自己也曾經不敢想象的事：我公開退出對中國共產黨的一切認同，並公開表達我對這個政黨長期壟斷國家權力的反對。
需要先講清楚的是，這個轉變不是在國外發生的，也不是被誰說服的。恰恰相反，把我帶到今天這一步的，是我在國內的那幾年——是我作為政協委員和慈善機構負責人，在一個普通人無法進入的位置上，親眼看到的東西，以及我因為把看到的東西說出來而付出的代價。
一、我的來路
我出生在山東一個貧困的農村家庭，很早就出來做事，因為家裡供不起。貧窮是什麼，我不需要別人告訴我。也正因為如此，我一直想，等自己有能力了，要去幫那些和我小時候一樣的孩子。二〇一六年，我創辦淄博暖愛人間助學中心，後來發起成立山東省中投慈善公益基金會。七年間，我們累計募集善款及物資逾兩億元，幫扶困境兒童一萬余名，捐建希望小學十二所、圓夢書屋十余所、希望小屋百余間，項目從山東逐步擴展到西藏、新疆、貴州、湖北、吉林、山西。
二〇二三年一月，我當選山東省第十三屆政協委員。那時我是真心相信的。我以為這個身份意味著我可以為弱勢者發聲，可以把普通人的處境帶進體制里去；我也相信「為人民服務」「共同富裕」「扶危濟困」這些話是認真的。我錯了。而讓我明白自己錯了的，恰恰是這個身份本身——它把我帶到了一個可以看見另一面的位置，也讓我第一次知道，把看見的東西說出來是要付代價的。
二、我的所見所聞
慈善機構做大以後，我開始頻繁接觸省、市、縣各級官員。因為政協委員和基金會負責人的雙重身份，我被帶進了許多普通人不會進去的場合。在台上，我聽到的是人民、奉獻、廉潔、艱苦奮鬥；在台下，我看到的是另外一種生活。我不打算在這封信里點任何人的名字，也不打算把私人場合當作指控的證據——那既不公平，也不是我寫這封信的目的。我只陳述一個親歷者的判斷：在我接觸過的一部分官員當中，公開的言辭和私下的生活是兩套東西，而且兩者相距之遠，超出我此前的全部想象。
這種反差之所以讓我無法承受，是因為我同時看著另一幅畫面。我曾為一個孩子幾千元的學費四處奔走，見過一個家庭為湊不出這筆錢而低聲下氣；我也見過一頓飯、一瓶酒的花銷，超過這樣一個家庭一年甚至幾年的開支。兩幅畫面並置在眼前的時候，一些我過去不允許自己問的問題，就再也壓不下去了：如果這個黨真的代表最廣大人民的利益，為什麼掌握權力的人可以過著與人民完全不同的生活？如果官員真的在「為人民服務」，為什麼貧困兒童的學費要靠民間募捐？如果這個制度真的清廉，為什麼企業、慈善機構和社會組織必須先經營好與官員的關係，才能獲得本來就應當屬於自己的生存空間？
我過去看到的是宣傳，後來我看到的是權力實際運行的樣子。而我這個人有一個改不掉的毛病：看到了，就說出來。
三、我在政協的言論以及警告
擔任政協委員期間，我確實經常發言。我講的多數是我熟悉的領域：困境兒童的救助如何長期依賴民間而非財政；公益慈善的生存環境如何被審批和監管擠壓；社會組織的登記、年檢與項目審批如何被用作管理手段而非服務手段；社會福利政策在基層如何落空。在任何一個正常國家，這些都是普通的公共議題。
但政協委員的發言並不是自由的。按照政協的提案工作制度，委員的提案和大會發言必須經提案委員會審查立案，而這道審查的首要目的，用官方自己的表述，就是「把握提案內容的政治方向」——內容必須符合黨的基本路線。觸及禁區的提案會被「不予立案」，或者被轉為不公開的「意見和建議」，從此不再出現在任何議程上。這不是潛規則，這是寫在制度里的程序。
我很快就發現，政協歡迎的是「建言」，不歡迎的是「不同」。只要你的意見與既定政策一致，你可以盡情地說；一旦不一致，情況立刻變了。我被明確要求過：不要在會議上發表與黨的政策不一致的言論。這樣的要求，有時來自會務安排上的調整，有時來自有關領導私下的談話，有時只是一句看似隨意的提醒——「這個話題就不要講了」「你的發言稿先送來看一下」「這不是政協該討論的問題」。這些話都說得很客氣，但意思從來沒有含糊過。
還有一件事，是我後來才想明白的。中國的《代表法》明文規定人大代表在會議上的發言不受法律追究，而政協委員沒有任何同等的法律保護——多年來一直有委員呼籲制定《政協委員法》，至今沒有。這意味著一個政協委員一旦說了不該說的話，會議結束之後，沒有任何規則擋在他和有關部門之間。正因為如此，許多委員學會了只提「安全提案」：不痛不癢，不得罪人，不碰任何真問題。這不是他們怯懦，這是這套制度篩選出來的結果。
我也知道在山東，在我之前已經有過先例。二〇一七年，山東建築大學教授、時任山東省政協常委鄧相超，因為在微博上的言論遭到舉報和圍攻，被免去省政府參事職務、撤銷政協委員資格，並由所在學校辦理退休。這件事當時在山東盡人皆知。任何一個政協委員都明白它意味著什麼。
我還是沒有停。我認為一個政協委員如果連自己看到的問題都不能說，這個職務就失去了全部意義；如果所有人都只說被允許說的話，那麼這個機構存在與否並沒有分別。所以我繼續在會上、在提案中、在與官員的接觸中，講我認為應當講的話。
我今天必須把這一點說清楚，因為後來發生在我身上的一切，根源都在這裏。
四、曲線的打壓從慈善下手
我沒有因為發言受到任何公開處分。這個體制通常不這樣做——直接因言獲罪太難看，也太容易留下痕迹。對我的打壓是從另一個方向來的，從我最在乎、也最脆弱的那一邊來的：我的慈善機構。
基金會影響力擴大以後，省級有關方面開始要求我們在機構內部設立中國共產黨黨支部。這不是我們出於慈善工作的需要主動提出的，而是在政治和行政壓力之下逐步接受的安排。黨支部成立之後，事情開始變化：有關方面通過口頭暗示、政治要求和行政壓力，要求我們配合所謂「政治任務」。所有這些要求的背後，是同一套籌碼——登記、年檢、項目審批，以及這個機構還能不能繼續存在。
其中我最無法接受的是這樣一件事。我們是向社會募捐、用於幫助貧困兒童和困難家庭的慈善機構，而我們被要求向指定的政府機關捐款、捐物、提供資金支持，前後累計三千余萬元。這些捐贈在形式上都可以被稱為「自願」。但請設想一下：面對一個握有審批權、監管權和政治資源的政府部門，一個民間慈善組織說「不」，代價是什麼？年檢怎麼辦？項目怎麼批？機構還能不能運轉？以後還能不能繼續做慈善？在這樣的權力關係里，「自願」兩個字本身就是一個笑話。
我很清楚這些壓力從何而來。一個在政協不斷發表與黨的政策不同意見的人，同時又掌握著一個有資金、有影響力、有社會動員能力的慈善組織——在他們看來，這本身就是一個需要處理的問題。他們不必因為我的言論處分我，他們只需要讓我知道：我最在乎的那些東西——那些孩子，那個機構，那些還沒有建完的希望小屋——都在他們手裡。這就是我所理解的「打壓」：它不針對你的觀點，它針對你的軟肋。它不留下任何可以申訴的文件，因為從頭到尾沒有一份文件提到過你說的話。
公安機關有國家財政，政府部門有財政預算，而我們募到的每一分錢，本來是為那些孩子募的。我辦慈善，是為了幫窮人，不是為了供養權力；我募捐，是為了讓貧困的孩子能上學，不是為了替有財政撥款的機關完成他們的「政治任務」。這件事讓我第一次真正明白一個道理：在這個體制下，一個社會組織只要有了資金、有了影響力、有了社會資源，權力就一定會進來，控制它，並要求它服從；而如果這個組織的負責人還不肯閉嘴，那麼這個組織本身就會成為讓她閉嘴的工具。
二〇二五年一月十七日，政協山東省第十三屆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九次會議通過決定，撤銷我的省政協委員資格。在此之前，沒有人問過我一句話；在此之後，也沒有人向我說明理由。對於一個因為發言而被反覆提醒、反覆警告的人來說，這個結果並不難理解。
五、這不是幾個官員的問題
我曾經為自己的政協委員身份感到榮譽，後來才明白，政協所謂的「參政議政」，與真正的權力監督之間隔著一條我跨不過去的鴻溝。我可以就困境兒童、公益慈善、社會福利提出建議，卻不能監督握有行政權力的人；我可以在會上發言，卻必須先確認我要說的話是否與既定政策一致；我可以參加各種政治活動，而真正重大的決定，從來不在我們這些人手裡。當一個協商機構從制度上就要「把握政治方向」、把不合口徑的意見篩掉的時候，它提供的就只是政治參与的形式，而不是制衡權力的制度。
我也曾經相信「黨領導一切」意味著效率。後來我想明白了一個更基本的問題：當一個政黨同時領導政府、公安、檢察院、法院、媒體、企業和社會組織的時候，還有誰能夠監督這個政黨？公安錯了，誰來制約公安？地方政府錯了，誰來追究地方政府？黨的決定侵犯了公民和社會組織的權利，誰能夠真正說「不」？當所有的權力最終都通向同一個中心，所謂監督就只剩下內部監督，而不是人民對權力的監督。
這才是我厭惡這個制度的根本原因。如果問題只是幾個壞官員，換掉他們就可以了。但我遇到的不是幾個人，而是一套邏輯：不同的意見先在立案環節被篩掉，再被勸阻，再被警告；如果還不停，就從你在乎的地方下手；最後，把你從這個位置上拿掉，不必給理由。這套邏輯不需要任何人特別惡毒，它只需要一個沒有外部監督、沒有權力制衡的結構，就會自動運轉。
六、我的立場
我今天可以非常明確地說：我不再相信中國共產黨，也不再認同它壟斷國家政治權力的制度。這個轉變不是因為我在國外聽了什麼，也不是因為誰影響了我；恰恰相反——是因為我進去過，是因為我做過政協委員，是因為我長期與各級官員打交道，是因為我說過不同的話，並且親身承受了說不同的話的後果。
一個政黨同時掌握行政、立法、司法、公安、宣傳和社會組織，權力必然失去邊界。這不是道德問題，這是結構問題。因此，我的立場是：
我反對一黨長期壟斷國家政治權力。
我反對黨凌駕於國家和法律之上。
我反對黨控制公安、司法、新聞媒體、企業和社會組織。
我支持獨立的司法。
我支持新聞自由。
我支持結社自由與言論自由。
我支持公開透明的政府。
我支持人民能夠自由選擇並更換自己的執政者。
任何政治領導人，無論權力多大，都必須接受法律和人民的監督。國家不屬於任何一個政黨，人民更不屬於任何一個政黨。
七、我支持王瑞琴的呼籲
二〇二〇年五月，青海省第十一屆政協委員王瑞琴發表《致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的一封公開信》。她在信中逐條列舉了這個政權的所作所為，指出所謂「中國夢」已經變成一個人的「皇帝夢」，並呼籲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行使憲法賦予的權力，罷免習近平，啟動民主。她在信的最後寫道：用生命愛中國。
王瑞琴，前青海政協委員，企業家、公益人士，2018年流亡美國，創辦光傳媒。
我支持王瑞琴，支持她在那封信里表達的全部主張。
我支持她，首先是因為她說出了一個政協委員本來就應當說的話。她的追問是：憲法明確規定兩會代表有權監督和糾正中央政府的錯誤決定，如果連「妄議中央」都不被允許，還談什麼參政議政？如果不能參政議政，每年花費巨資召開的兩會，存在的意義又是什麼？這個追問，與我在山東省政協碰到的是同一堵牆。她在全國層面遇到的，我在一個省的層面遇到過；她被要求閉嘴的理由，和我被要求閉嘴的理由，是同一個理由。
我支持她，也因為她後來的遭遇印證了我在這封信里說的每一句話。王瑞琴發表那封公開信時，人已經在美國。她並沒有因此安全：有關部門轉而騷擾她在國內的親屬，凍結她公司的資產，調取財務資料，最終迫使她公開發表聲明與家人斷絕關係。這就是這個體制一貫的手法——它不與你辯論，它去找你在乎的人和你在乎的事。我在前面寫過，對我的打壓是從慈善那一邊來的；王瑞琴的遭遇說明，這不是我一個人的經歷，這是一套成熟的、被反覆使用的辦法。
因此，我在這裏明確表達我的要求：
我要求中國共產黨結束一黨專政，結束對國家權力的壟斷。
我要求結束以黨代政、以黨代法，讓憲法和法律真正高於政黨。
我要求中國共產黨交出對司法、公安、新聞媒體、企業和社會組織的支配，讓它們各歸其位。
我要求開放黨禁與報禁，保障結社自由與言論自由。
我要求把選擇和更換執政者的權利，交還給中國人民。
我也想對仍然在任的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說一句話。我知道你們的處境，因為那也曾經是我的處境：話到嘴邊先想一遍能不能說，提案遞上去先掂量能不能立案，會上舉手之前先看一眼別人怎麼舉。我在那個位置上待過，我不打算居高臨下地要求任何人去犧牲。我只想說：這個國家不會因為我們都保持沉默而變好；而歷史會記住，在最需要有人說話的時候，那些被授予了發言資格的人，究竟說了什麼。
八、我的思想準備
我很清楚我今天寫下這些話意味著什麼。對一個曾經的省政協委員來說，這不是普通的政策批評，而是與自己曾經所屬的政治體系公開決裂。在國內的時候，我說的還只是具體政策；今天我說的，是這個政黨不應當壟斷國家權力。前者已經讓我被反覆警告、讓我的慈善機構被反覆施壓、讓我最終失去政協委員的資格。後者會帶來什麼，我不敢想。
我擔心因為這些公開言論被長期訊問、監控、限制自由，或者被以其他罪名追究；我擔心我會被要求撤回這些話，被要求公開認錯，被要求否認我對這個政黨和這個制度的批評，被要求按照他們需要的方式作出「認罪」和政治表態。如果我拒絕，我不知道後果是什麼。我也擔心我在國內的親屬會因此受到牽連——他們已經很清楚地讓我知道，我在乎什麼，他們就從哪裡下手。
這兩個先例擺在我面前，我看得很清楚。鄧相超只是在微博上轉發了幾句話，並沒有否定這個政黨執政的正當性，人在國內，被免職、被撤銷委員資格、被辦理退休。王瑞琴人在美國，公開要求罷免最高領導人，於是她國內的親屬被騷擾、公司資產被凍結，最後不得不發表聲明與家人斷絕關係。前者說明在國內說話的代價，後者說明人在境外也並不安全。而我今天所說的，比鄧相超要遠得多，與王瑞琴則是同一個性質。
在一個真正的法治國家，一個人批評執政黨，不會因此失去自由。我不相信今天的中國能夠保障我這樣的權利；我也不相信一個曾經的省政協委員，在公開要求這個政黨結束一黨專政之後，回去還能得到獨立、公正、不受政治干預的對待。
結語
我曾經是這個體制的一部分。我相信過它，配合過它，甚至為進入它而感到榮譽。也正因為我走近過它，我才看見了過去看不見的東西：我見過孩子為幾千元學費發愁，也見過一頓飯花掉一個普通家庭幾年的生活費；我向社會募捐去幫窮人，又被要求把這些錢捐給有國家財政的機關；我以為政協委員可以監督政府，最後發現，連說一句不同的話都要先看是不是符合「政治方向」。從相信，到懷疑，到失望，我走了幾年。今天我把話說出來，不是一時衝動，而是我用親身經歷換來的政治選擇。
如果因為我表達了這些政治觀點，因為我公開批評中國共產黨，因為我拒絕再服從這個體系，我就無法安全回到自己的祖國——那麼這件事本身，就是我在這封信里所控訴的一切最直接的證明。
我希望有一天，中國人不再因為批評執政者而恐懼，不再因為說出自己看見的事實而害怕，不再因為講了一句不同的話而失去職務、失去事業、失去自己一手辦起來的事情；我希望有一天，一個人的意見不必先經過審查才能進入議程，政府受法律約束，司法獨立，媒體可以自由地調查權力，社會組織可以自主地運行而不必接受政黨的進入，人民可以自由地表達政治觀點，並真正擁有選擇自己政府的權利。
法律應當高於政黨。
政府應當接受人民監督。
國家屬於人民，不屬於任何一個政黨。
這是我今天的立場！
周春衛
原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山東省第十三屆委員會委員
二〇二六年9月8日
【光傳媒首發，轉載請標明出處：https://ipkmedia.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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