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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訂閱沒有體制外的人民：改變中國的人從哪裡來？
作者： 艾地聲Edysen
經常看到一種很有意思的現象：一些最激烈反對現體制的人，同時也最執著于尋找「純潔的反抗者」。按照這種邏輯不斷追問下去，最後會發現一個荒謬的結果：我們竟然找不到合格的人民了。因為我們試圖尋找的，其實是一種根本不存在的人——從出生那一天起就站在體制之外，從未被教育、宣傳、利益和生活塑造，從未妥協，從未恐懼，從未相信，從未沉默，甚至從未犯過錯誤的「純潔反抗者」。這樣的人在哪裡？幾乎不存在。
經常看到一種很有意思的現象：一些最激烈反對現體制的人，同時也最執著于尋找「純潔的反抗者」。你過去是不是黨員？是不是體制內的人？是不是吃過體制的飯？是不是和官員打過交道？是不是曾經說過擁護這個制度的話？是不是曾經相信改革？是不是做生意時依靠過政府關係？甚至，你是不是直到自己的利益受到損害以後才開始反抗？只要其中某一項答案是「是」，這個人的反抗就可能受到懷疑。
如此，一個企業家過去與政府合作，後來與體制決裂，有人說假的；一個幹部或者黨員後來公開反思，有人說洗白；一個知識分子過去相信改革，後來轉向反對，有人說投機；一個普通人過去歲月靜好，直到自己的房子、土地、企業或者親人受到傷害才開始維權，又有人說鐵拳沒有砸到自己頭上時為什麼不說話？
按照這種邏輯不斷追問下去，最後會發現一個荒謬的結果：我們竟然找不到合格的人民了。因為我們試圖尋找的，其實是一種根本不存在的人——從出生那一天起就站在體制之外，從未被教育、宣傳、利益和生活塑造，從未妥協，從未恐懼，從未相信，從未沉默，甚至從未犯過錯誤的「純潔反抗者」。
這樣的人在哪裡？幾乎不存在。
一、尋找「純潔反抗者」，仍然是革命思維
值得警惕的是，這種政治潔癖表面上極端反體制，思維方式卻可能仍然沒有擺脫革命政治遺留下來的敵我二分。革命政治最熟悉的世界，是把人分成兩個陣營：敵人和自己人；革命者和反革命；進步和反動；人民和人民的敵人。一旦一個人被划入敵人陣營，他過去做過什麼、現在發生了什麼變化，都可能變得不再重要。因為身份壓倒了行為，出身壓倒了選擇，歷史壓倒了現在。
這種思維最危險的地方，並不只是它製造仇恨，是它取消了人的變化。一個人昨天屬於體制，所以今天永遠屬於體制；一個商人過去依附權力，所以後來不可能真正反抗權力；一個知識分子過去相信改革，所以後來對制度的批判就一定不徹底；一個普通人曾經沉默，所以他後來覺醒也沒有資格。如果這種邏輯成立，政治轉型反而成為不可能，因為舊制度中的人永遠不能變成新制度中的人。
問題也正在這裏。如果舊制度中的人不能改變，我們還能依靠誰改變舊制度？
二、沒有體制外的人民
絕大多數構成民族與人民的人，是無力掙脫既有政體最初的捕獲的。沒有人出生以前能夠選擇自己的國家，一個中國孩子出生的時候，國家已經在那裡，政府已經在那裡，學校、戶籍、土地制度、考試製度、宣傳系統和法律秩序也已經在那裡。什麼叫成功，什麼叫失敗；什麼可以公開表達，什麼最好保持沉默；怎樣讀書，怎樣就業，怎樣經商，怎樣與政府打交道——一個龐大的制度世界先於個人存在。
人首先面對的是一種政治的既定性，用最樸素的話說：在什麼山上，先唱什麼歌。一個政體最強大的力量，也從來不只是警察、軍隊和監獄，更深刻的力量是，它構成了人的生活世界。人在其中出生，在其中接受教育，在其中謀生，在其中尋找安全和成功，也在其中形成自己最初的是非判斷。
政體不僅統治人，政體還塑造人，這就是政體的捕獲。如果絕大多數人首先都是被既有政體捕獲的人，那麼一個非常簡單的結論就是：改變政體的人，也只能從被政體捕獲的人中產生，沒有另外一群人民。
三、真正值得研究的不是「你過去是誰」
所以，對於政治轉型真正重要的問題，不應該只是你過去是誰，應該是你後來為什麼變了？一個企業家為什麼從依附權力走向要求產權？一個律師為什麼從相信法律走向質疑製造法律的權力？一個記者為什麼從接受審查走向拒絕說謊？一個幹部為什麼從體制內部走向公開批評？一個普通人為什麼從「政治與我無關」，走向為一個陌生人的遭遇發聲？甚至一個曾經堅定相信這個制度的人，為什麼有一天突然開始懷疑？
這些變化才是真正值得研究的政治社會學，政治轉型歸根到底，就是大量的人發生這樣的變化。一個社會真正的變化，從來不是突然憑空出現一群新人，是舊制度中的人開始變成不同於昨天的自己。
四、為什麼說「改革已死」
有人曾經抽象地反駁「改革已死」：既然從來沒有真正的改革，怎麼會有改革已死？我並不否認這種批判包含道理。如果所謂改革必須意味著執政者主動放棄權力壟斷，最終建立民主憲政，那當然可以說，中共從來沒有這樣的改革。但這仍然沒有回答歷史中的人是怎樣生活的。我門討論的不是一場抽象意義上的「真正改革」有沒有存在過，是人們是否曾經相信改革可能存在。
答案顯然不能簡單歸零。曾經有很多人相信市場經濟的發展會帶來法治，相信私人產權的發展最終會限制公權力，相信中產階級壯大會促進政治開放，相信新聞會越來越自由，相信律師、媒體、社會組織和公民社會能夠逐漸成長，相信司法改革能夠慢慢推動依法治國，甚至相信經濟改革走到一定階段以後，政治體制改革終究無法迴避。這些判斷可能過於樂觀，有些甚至從一開始就是誤判。但我要強調一句：錯誤的希望也是希望，有限甚至虛假的改革，也可能產生真實的改革預期；歷史不能因為一種希望後來破滅，就宣布這種希望從未存在。
五、「改革已死」，死的是一種政治預期
「改革已死」，真正值得觀察的並不是政府以後還會不會推出名為「改革」的政策。當然還會，機構可以改革，稅收可以改革，金融可以改革，教育可以改革，國企也可以改革。真正死亡的是另外一種東西：越來越多人不再相信這些改革最終能夠約束權力本身。
改革從來不只是政策，改革也是一種時間意識。一個人為什麼願意等，因為相信明天會比今天好一點；為什麼願意忍，因為相信制度還有自我修復能力；為什麼接受漸進，因為相信今天得不到的東西，明天可能得到。改革主義真正重要的政治資源，從來不是幾個被稱為「改革派」的官員，是社會對於未來仍然可以漸進改善的信任。當這種信任持續消失，真正死亡的就是改革預期；當改革預期死亡以後，人與政體之間的關係就開始發生變化。
六、政治轉變不是一道開關
但這種變化絕不是昨天服從，今天革命。真實的人沒有這麼簡單，人的政治意識更像是一條漫長的道路：既定性——捕獲——服從——希望——參与——失望——疏離——絕望——抵抗。不是每個人都會走完全程，有人永遠停留在服從，有人失望以後犬儒化，有人退出公共生活，有人選擇移民，有人轉向宗教，有人開始維權，有人從保護自己的利益，逐漸走向保護別人的權利；有人形成明確的政治反對，也有人在絕望以後滑向仇恨和暴力。
必須看到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絕望不會自動產生自由；它既可能產生公民，也可能產生暴民；既可能產生自治，也可能產生民粹；既可能產生對於制度的理性反思，也可能產生尋找另一個強人的衝動。這就是為什麼「改革已死」如果只剩下一句憤怒的口號，是遠遠不夠的。真正的問題應該是：改革已死以後怎麼辦？
七、改革已死，不等於革命復活
中國過去一個多世紀的政治思想，很容易掉進一個二元陷阱：改革，或者革命；改革不成，就革命；漸進道路堵死，就重新想象暴力。但經歷過二十世紀以後，我們至少應該明白：摧毀舊秩序，並不會自動產生自由秩序。
一個人因為痛恨舊制度而拿起武器，並不能因此獲得統治別人的正當性；一個組織能夠推翻政府，也不能因此自動取得建立新制度的天然權利。暴力可以製造政治事實，卻不能製造政治正當性。所以，我願意把今天中國的困境概括為：改革已死，革命無能。前一句意味著，不能繼續把自由寄託于統治者最終主動完成自我約束；后一句意味著，也不能重新回到「打碎舊世界就自然產生新世界」的革命神話。
那麼，路在哪裡？
八、不要首先尋找救世主，要尋找公民
這時，問題應該改變。不要首先問誰能夠奪取政權，應該問什麼樣的人能夠組成一個自由共和國；不要首先問誰來領導人民，應該問人民怎樣成為不需要被永久領導的公民；不要首先問哪一個反對派最純潔，應該問一個普通人怎樣從服從走向自主？
問題一旦這樣改變，政治的基本單位也發生變化。一個農民開始保護自己的土地；一個業主要求知道公共維修基金去了哪裡；一個勞動者要求獲得自己的工資；一個消費者要求契約得到履行；一個企業家要求產權不被隨意剝奪；一個律師堅持程序正義；一個記者拒絕把明明知道是假的東西繼續寫下去；一個父親為了孩子追問學校和政府的責任；一個普通人第一次為了一個與自己毫無關係的人遭受的不公而站出來說話。這些事情看起來都很小，甚至很多時候根本沒有被稱為政治。但公民正從這裏產生，一個人首先意識到我不是權力任意處置的對象，然後進一步意識到別人也不是；第一句話產生權利意識，第二句話產生公共正義。
九、公民先於憲政，私法先於公法
這也是為什麼我越來越堅持兩個判斷：公民先於憲政，私法先於公法。
這當然不是說憲法不重要。正因為憲法太重要，所以它不能只是一張寫滿漂亮詞語的紙。真正的憲政必須擁有社會學基礎，而這個基礎首先來自一個個具有獨立人格、權利意識和契約精神的人。我的身體是不是我的？我的房子是不是我的？我的勞動所得是不是我的？我的人格能不能被任意羞辱？政府為什麼能夠拿走我的財產？警察為什麼可以進入我的住宅？別人承諾我的事情是不是必須履行？我能不能與別人自由組成一個共同體？
這些看起來都是非常瑣碎的民法問題，但它們實際上訓練著一種對於自由政治至關重要的人格：一個具有邊界的人。當一個人知道自己的邊界在哪裡，他才會進一步追問國家的邊界在哪裡，權利意識由此開始限制權力。這就是我所謂「私法憲政主義」的一個基本出發點。
十、從臣民到公民，才是最困難的革命
專制制度最深刻的捕獲，不只是讓人服從某一個政府，是讓人習慣等待。等待清官，等待明君，等待中央，等待改革派。甚至有一天成為反對派以後，又開始等待另一個英雄、另一個領袖、另一個組織或者另一場革命來拯救自己。如果只是換了一個等待對象，那麼捕獲實際上還沒有結束。
真正的掙脫髮生在一個非常普通的時刻：一個人意識到——我的生活首先是我的責任，我的人格不需要權力批准，我的權利不是統治者賞賜的禮物；我可以與別人訂立契約，我可以建立共同體，我可以幫助陌生人；我也可以在必要的時候對權力說不。這一聲「不」也許非常微弱，但從政治意義上說，一個重要變化已經發生：被治理者開始成為權利主體，臣民開始成為公民。
十一、我們沒有另外一群人民
回到文章最開始的問題。為什麼我反對執著尋找「純潔的反抗者」？這不僅不現實，而且可能把我們重新帶回一種極端的敵我革命思維。政治轉型不是清洗歷史，共和國也不是一個只有政治上從未犯過錯誤的人才有資格進入的天堂。如果一個人必須證明自己從未相信過舊制度、從未依附過舊制度、從未從舊制度獲益、從未沉默、從未妥協，才有資格成為未來共同體的一員，那麼未來的共和國最終還能剩下多少人？
更重要的是：一個自由社會存在的意義，恰恰在於承認人能夠改變。人可以反思，可以悔悟，可以退出，可以重新選擇；昨天的黨員可以成為今天的異議者，昨天依附權力的企業家可以成為今天要求產權的人，昨天相信改革的知識分子可以成為今天批判制度的人；昨天沉默的普通人可以成為今天的維權者。
真正應該判斷的，不是一個人的血統和出身，是他的行為；不是他曾經屬於哪裡，是他現在選擇什麼。如果我們連這種變化都不承認，那麼我們反對的那套以身份劃分敵我的政治邏輯，實際上仍然活在我們自己身上。
十二、改變中國的人從哪裡來？
答案其實並不浪漫。他們不會從天上來，也不會突然從某個體制之外的世界降臨。他們就在今天的社會裡，在企業里，在學校里，在法院里，在政府機關里，在農村和城市裡，在沉默的人群里，甚至也在我們今天並不喜歡的人中間。
他們中的很多人今天仍然可能相信體制，仍然可能順從，仍然可能恐懼，仍然可能沉默，甚至仍然可能從既有秩序中獲益。但是政治真正值得關注的，從來不是給所有人拍下一張永恆不變的身份照片，是觀察人的移動。從相信到懷疑，從服從到質疑，從依附到自主，從私人抱怨到公共表達，從維護自己的利益到理解陌生人的權利，從等待別人拯救，到開始承擔自己的責任，從被政體捕獲，到成為獨立的公民。
所以，「改革已死」不是終點。它只是舊希望耗盡之後，我們重新尋找政治主體的起點。改革已死，意味著不能再把中國的未來完全寄託于統治者主動改變自己；革命無能，意味著也不能幻想通過一次暴力清算創造一個全新的人民；剩下來的，是更加緩慢，也更加困難的工作：人的工作。
我們沒有另外一群人民，沒有一群未經舊制度塑造、等待著接管中國的完美公民。我們只有這些真實的人——有恐懼，有軟弱，有利益，有過去，有錯誤，也具有反思、學習、聯合和改變自己的可能。
中國未來最深刻的政治轉型，也許並不是某一天突然更換了一面旗幟，是越來越多生活在舊制度中的人開始意識到：我首先是一個人，然後才是一個被治理者。當越來越多的人能夠這樣理解自己，並且同樣承認別人的人格、權利與自由的時候，一個新的政治共同體才真正開始形成。
所以，改變中國的人從哪裡來？答案只能是從今天的中國人中來，從曾經相信的人中來，從曾經沉默的人中來，從曾經服從的人中來，甚至從曾經依附這個體制的人中來。沒有體制外的人民，真正的政治轉型，從來不是找到一群純潔的人去取代另一群不純潔的人；是讓被舊制度塑造的人，逐漸獲得超越舊制度的能力。這才是從「改革已死」走向公民生成的真正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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