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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訂閱聯合國門前的自焚之後:重新思考中共在西藏問題上真正害怕什麼
作者： 段荊棘（Ginger Duan）
北京真正的軟肋不是國際社會的行動,而是中國民眾日益覺醒的認知
2026年7月2日,生於內地康區甘孜州的流亡藏人洛嘎·讓贊(Lobga Rangzen)在紐約聯合國總部外自焚。他以藏語中意為」獨立與自由」的詞為名。他自焚的前一天,中國的《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剛剛施行。他在生前發布的視頻里痛斥這部法律抹除藏人身份,並呼籲流亡藏人擔起歷史責任,為民族自由獨立而奮鬥。
他選擇這個地點也是有意為之。自1950年西藏的申訴首次遞交這個新生的國際組織起,藏人就一直寄望于聯合國主持公道。聯合國大會在1959年、1961年和1965年通過了涉藏決議,其中1961年的決議明確援引藏人的自決權。然而197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之後,這一議題便從該組織的議程上消失了。讓贊的自焚,是對此後六十年沉默的控訴。
他死後數周,世界各地的藏人社區接連遊行示威。CNN、自由亞洲電台等媒體作了報道;聯合國秘書長發言人表示哀悼,美國國務院國務卿重申對藏人的支持。隨後幾天之內,報道便銷聲匿跡。沒有哪國政府說出比例行公事式的同情更多的話。
幾十年來,藏人行政中央的代表和各藏人人權組織在日內瓦、華盛頓和布魯塞爾鍥而不捨地工作,推動通過了《解決西藏問題法》(Resolve Tibet Act)等立法。北京的立場從未改變: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唯一存在過的渠道,即2002年至2010年間與達賴喇嘛特使的九輪會談,毫無成果,而這些會談停擺已逾十五年。
寄望國際社會施壓來改變西藏現狀,這條路已經走到了頭。自1959年以來,世界一直聽得見藏人的呼喊。同情已經僵化為例行程序:聲明、譴責、呼籲對話。僅靠外部壓力推動中國共產黨在西藏問題上讓步,希望渺茫;也沒有哪國政府表現出任何超越口頭表態的意願。
但北京害怕另一種壓力,它來自中文世界的內部。
北京真正害怕的
一年前,長沙的國家安全警察以涉嫌」煽動分裂國家」為由拘押了張雅迪。她22歲,漢族,此前在法國求學。她的」罪行」是為」華語青年挺藏會」(Chinese Youth Stand for Tibet)撰稿和編輯,這是我創辦的一個漢藏雙語交流平台。張雅迪在毛澤東的家鄉湖南出生長大,父母都是漢族。我們的成員也幾乎都是漢人。
很多人問,一個漢人為什麼要為藏人冒坐牢的風險。更有價值的問題是:北京為什麼把一個小小的志願者媒體項目當成國家安全威脅,併為此拘押一名大學生?
中共很清楚,它在西藏的統治不僅依靠安保開支,還依靠漢族多數的默許——而這種默許是幾十年虛假宣傳製造出來的。自1959年起,官方宣傳就教導中國公民:舊西藏是野蠻的農奴社會,達賴喇嘛是最大的農奴主。其中流傳最久的一個神話是:西藏的僧侶拿人皮做鼓。1990年代一首講這個故事的流行歌曲《阿姐鼓》,出自一位漢族作曲家之手,而他對這個故事的了解全是二手的,來自曾經進藏的兄姐。中國網民至今仍把這首歌當作藏人野蠻的證據。
在中共偏好的敘事里,解放軍是西藏的救星,佔領就是解放。普通中國人為中共的西藏政策辯護,並非出於惡意;大多數人真誠地認為這項政策根本無可指摘。
漢人對這套敘事的接受,是中共在西藏統治的根基——但它比看上去更脆弱。2025年,西藏自治區自身只籌得318億元地方財政收入,支出卻達3100億元。據自治區的預算報告,填補缺口的是2538.8億元中央轉移支付,占預算八成以上,既用於民生項目,也供養一套龐大的維穩機器。而這份預算還不包括青海、四川、甘肅和雲南藏區的開支。
對這些政策的不滿早已在暗中發酵。在中文互聯網上,一部分漢民族主義者已經在質問政府為何給少數民族高考加分,並譏之為」超國民待遇」。隨著中國經濟放緩,對這筆財政負擔的抱怨愈發尖銳。這種怨氣是易燃的,它隨時可能燒向少數民族,正如燒向中共一樣。
黨可以對外國的譴責置之不理,卻無法無視一個開始質疑北京治藏的國內公眾。用中文、在中文平台上向這批公眾流利發聲的漢人,是中共在民族邊疆的噩夢。越來越多的漢人對中共的西藏政策心懷不滿。我們要做的,是把他們已經在問的問題引向別處:與其問」我們為什麼要為他們買單?」,不如問」這些錢究竟買到了什麼,又讓誰受益?」
達賴喇嘛幾十年前就看清了爭取漢人合作的重要性。他在世界各地的西藏辦事處任命中文聯絡官,並在一定程度上圍繞爭取漢人民心來構建他的中間道路方針。但藏人行政中央的中文能力已經萎縮,流亡機構的中文部門淪為邊緣的點綴。
我們這個團體——華語青年挺藏會——是在中文互聯網上自發形成的,成員都是精熟現代華文語彙的年輕人。藏人之所以歡迎我們,正是因為這個缺口空了太久。
掉進」兩張桌子」之間
在我們之前,也有漢人接過這份擔子。2008年,杜克大學學生王千源僅僅因為試圖在支持西藏與支持中國的抗議者之間調停,就遭到民族主義者鋪天蓋地的辱罵。出身共產黨家庭的已故歷史學家李江琳花了多年記錄流亡藏人的口述史,她的《1959:拉薩!》(Tibet in Agony)還原了達賴喇嘛1959年出走的原因。今年7月,1989年起即投身民主運動的活動人士張毅因在色拉寺展示達賴喇嘛照片而被拉薩警方拘留,並於7月28日被正式逮捕。
漢人一個接一個地走到同一種歷史責任感面前。我的那一刻發生在2018年,當時我在一所藏族中學任教;那所學校兩年前被政府強行關閉。
然而像華語青年挺藏會這樣的團體,落進了一個制度盲區。張雅迪被捕時,關注止於她個人;幾乎沒有哪家藏人媒體或西方媒體採訪過我們的組織,問問我們在做什麼,或者漢人究竟為什麼要為藏人挺身而出。我們遞給基金會的提案石沉大海。一位資深同行最近對我說:你們掉進了兩張桌子之間的縫裡。
在國際媒體、政府機構和基金會裡,」西藏組」和」中國組」是兩個世界。多數中國問題專家對西藏不太關注。西藏問題專家對中國的行政、法律和社會知之甚少,對西藏自治區以外的藏區尤其如此,而大多數藏人正生活在那裡。
這個缺口解釋了為什麼:用中文平台喚起關注的挺藏華人倡導者,至今無人資助、無人報道、無人保護——而北京卻把我們的成員當作國家安全威脅來起訴。中共高度重視我們挺藏會的工作,甚至要以分裂國家的罪名刑事起訴。西方的基金會和新聞編輯室,卻還沒有真正意識到我們的存在。
漢藏兩族毗鄰而居數千年。我們飲同樣的江河之水,在這個政權消失之後,我們的未來仍將緊緊相連。正因如此,我認為漢人推動的行動主義的興起,是西藏問題上最具戰略意義的新動向之一。
國際倡導讓西藏的事業延續了七十多年,這項工作必須繼續。但洛嘎·讓贊的自焚,以最慘烈的方式暴露了它的邊際效益正在遞減。他在聯合國門前的台階上活活燒死,世界卻幾乎沒有注意到。
國際社會不會改變西藏的命運。仍然可能帶來改變的,是中國說漢語的多數人口中不斷上升的認知。誰想改變西藏的未來,就應該開始資助、報道並保護正在做這件事的人。
英文鏈接：https://thediplomat.com/2026/09/after-a-self-immolation-at-the-un-rethinking-what-beijing-fears-on-tib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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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外交家（The Diplomat）/議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