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支聯會及要員被控煽動顛覆案續審，前副主席鄒幸彤傳召三名辯方證人作證，但法官多次禁止1989年6月4日凌晨與天安門廣場學生一起撤離的時任記者展示六四現場照片和錄音，亦不許證人發表對「4.26社論」的意見，強調法庭不會考慮相關證據和就當年事件的是非作判斷。
（來源：法廣RFI 作者： 香港特約記者 麥燕庭 ，文章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和觀點。）
支聯會案審訊上周完成控方向被告盤問環節，周一(30日)起由三名辯方證人作供，今(31日)早會由前支聯會常委關振邦出庭作證。而首位在昨天作供的，是當年任職《星島日報》的女記者蔡淑芳，她自該年4月下旬起一直留在北京採訪，直至六四事件發生，是留守在天安門廣場最後一位離開的記者。
蔡淑芳在庭上憶述當年于天安門廣場採訪的見聞，以及她對「4.26社論」(當年《人民日報》4月26日的社論)指學生為「動亂」的看法。當鄒幸彤在庭上展示和讀出「4.26社論」中指學生受別有用心的人利用，「製造種種謠言，謾罵丶攻擊黨和國家領導人，公然違反憲法」等內容時，被法官阻止和打斷。
法官質疑是否有需要知道當年北京的情況，強調法庭不會對六四所發生的事件作是非判斷；鄒幸彤則堅稱，六四並非單一事件，而是一場民主運動，重申本案涉及支聯會成立的基礎，了解當年的民運，可協助法庭判斷支聯會有否抹黑政府。不過，法庭不接納鄒的說法，稱證人在北京的見聞丶拍攝的相片和當年的錄音與本案無關，法庭只會考慮 2018年中國憲法的內容，以及2020年《港區國安法》與本案有關的元素，終止鄒提問與1989年六四有關的情況。
鄒幸彤其後轉問證人在六四事件后發生的事。蔡淑芳表示，當年因目擊屠殺和開槍，帶著廣場上的人要記者說出真相的叮囑回港，就六四時的經歷撰寫報道及文章，跟進當年被捕者的情況，搜集死亡和失蹤者的人數，其間，曾為支聯會擔任義工和協助安頓和照顧當年由北京逃來香港的流亡人士。
就支聯會綱領中的「結束一黨專政」是否等於結束某一個黨的問題，鄒幸彤傳召另一名多年來均有參与支聯會六四燭光集會及遊行的市民岑麗芳作供。岑表示，以她的理解，兩者並不等同，又說自己只是家庭主婦，每年參与支聯會的晚會和遊行，是要悼念在天安門廣場死去的學生和民眾，並沒有因為認同支聯會的五大綱領而採取過其他行動。
對於鄒幸彤早前認同法官李運騰以「改朝換代」來形容「結束一黨專政」的途徑，經另一被告李卓人的辯護大律師沈士文質疑後，鄒幸彤澄清，支聯會內部討論並沒有用過「改朝換代」的字眼，指當日只是以普通人的理解來認同法官用辭，因為透過巨大政治改革把專政演變成真正民主，可說是「改朝換代」，但這並不代表另外兩名被告的立場。
另一位主審法官陳仲衡追問鄒幸彤，「巨大政治改革」是否要改變共產黨的領導地位。鄒幸彤則表示，此說法不是針對由誰領導或共產黨領導本身，重申由誰領導應是人民的選擇。在回應李卓人一方的質問時，鄒確認，以非暴力抗爭進行重大政治改變，可能是共產黨接受民間由下而上的壓力而作出妥協，並以真正民主方式領導國家。
案件今天已進入第22日聆訊，其間，李卓人妻子鄧燕娥丶前支聯會常委鄧岳君丶香港「天安門母親」運動成員劉家儀和曾為支聯會擔任義工的人士，都有到庭旁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