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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訂閱毛澤東為什麼發動文化大革命？(6/6)
十一、孤家寡人的絕對權力
鳥盡弓藏，兔死狗烹，過河拆橋。毛澤東在利用造反派打倒政敵，鞏固和強化了他那套極左路線之後，接連發起清理階級隊伍、清查五一六和一打三反等運動，打垮了造反派。造反派既然把毛奉為最高權威，故而在來自毛主席司令部的打擊下毫無招架之功。在文革中，造反派並不是唯一的犧牲品。老紅衛兵、保守派也是毛的犧牲品。還有黨內的不同派別，也都是相繼被毛利用而又先後被毛打擊。最後只是造就了毛一個人的絕對權力。
1969年3月，中共召開九大，慶祝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說來很奇怪，在這時，毛澤東的社會基礎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薄弱。三年文革，毛澤東幾乎把全中國各個階層和黨內大部分派別都挨著個得罪個遍，但偏偏就在這樣薄弱的基礎上，毛的權勢達到頂峰。這到底是怎樣一回事呢？
韓非和馬基雅維利都講過，君主最好是讓臣民既懼怕又愛戴。如果兩者不可兼得，那麼寧肯讓人懼怕。因為愛是主動的，操之於人，別人想不愛就可以不愛；怕是被動的，操之於我，你想不怕也不行，怕就是不得不怕。但問題是，如果大家都僅僅是出於懼怕而不得不服從你，幾乎沒有什麼人是出於愛戴而真心擁護你，你的江山還能坐得穩么？
一個社會，有沒有可能被某個獨裁者或一小撮寡頭所控制呢？一般來說，這是不可能的。因為獨裁者和寡頭們不能單憑自己的力量去壓迫全社會。他們起碼要有一支效忠自己的軍隊（御林軍或曰禁衛軍），而這支御林軍自身的忠誠不可能是出於強迫。既然他們就是強迫力量自身，誰還能強迫他們呢？他們自己當然不會強迫自己，所以，他們的忠誠只能是出於自願。董卓人人都怕，是因為他擁有呂布；呂布當然不怕呂布，所以呂布效忠董卓不是出於害怕而是出於自願。
不過也有例外的情況。英國哲學家邁克爾·博蘭尼（Michael Polanyi）考慮到斯大林晚期的情況提出下述分析。他說：「通常假定，沒有自願的支持，例如信得過的禁衛軍支持，權力就無法行使。我不認為這是正確的，因為看來有些獨裁者誰都害怕，例如斯大林統治的末期，誰都怕他。事實上容易理解，單獨一個人不需要相當可觀的自願支持，就可以很容易對許多人實施統治。如果在一個群體中，每人都認為所有其他人會服從一個聲稱是他們共同上級的人的命令，所有人就會服從這個作為他們上級的人。因為每個人都擔心，如果不服從，其他人就會按照上級的命令處罰他，所以所有人僅僅猜想其他人繼續服從而被迫服從，不需要群體中的任何成員給上級以任何自願支持。群體中的每個成員甚至會感到不得不彙報同志中的任何不滿意跡象，因為他擔心，在他面前任何訴苦，都可能是密探對他的考驗；如果不彙報這種顛覆性言論，就會受到懲罰。因此，群體中的成員之間如此互不信任，以至於即使在私底下也只能表達對上級的忠誠，雖然大家暗地裡都痛恨他。這種赤裸裸的權力的穩定性隨著所控群體規模的擴大而增強，因為在少數個人夥伴之間由於互相信任碰巧結合而可能在當地形成的不滿核心，會被周圍大量被認為仍然忠於獨裁者的群眾所嚇倒而癱瘓。因此對一個大國的控制，比對在海洋中一隻船上的水手的控制還容易。」（我當初在《論言論自由》一文的「當代專制主義的奧秘」一節中里也提出過類似的分析，和博蘭尼不謀而和）。
大約是在1979年吧，《世界文學》發表了一位匈牙利作家寫的諷刺小說。總書記死了，書記處的書記們都出席葬禮。默哀開始，大家都把頭深深地低下，三分鐘過去了，五分鐘過去了，沒有一個人抬起頭來；一小時過去了，兩小時過去了，還是沒有一個人抬起頭來。每個人都竭力作出悲痛欲絕狀，好像陷入無邊的哀思以至於忘卻了時間的流逝。其實他們每個人都想抬起頭來，但誰都不敢先抬頭，誰都怕自己先抬頭而被別人視為對領袖愛得不深遭到清洗，同時每個人又都虎視眈眈，等著看有誰敢於先抬頭，然後一擁而上把他打倒。就這樣，他們低著頭，直到有一天來了輛大卡車把他們統統裝上去送進歷史博物館。直到今天，如果你到歷史博物館去參觀的話，還可以看到他們定定地站在那裡，深深地低著頭。這個故事告訴我們，即便在大獨裁者死了以後，他仍然有可能利用上述群體心理，保持住自己的巨大威懾力，使得他的繼任者們不敢反抗，哪怕他們之中的大多數都對他早就心懷不滿了。毛的如意算盤大抵就是這樣。
由此，我們就能理解1976年四五運動的偉大意義了。當千千萬萬的民眾各自暗中懷著對毛、對文革的不滿，來到天安門廣場悼念周恩來時，他們猛然發現：原來有那麼多別的人也和自己想的一樣！於是，毛的受萬眾擁戴的神話破滅了。毛自己當然非常清楚這一點，所以他要對他的親信們說：「我死後，可能不出一年，長了不出三、四年，會有翻天覆地。民心、軍心，我看不在我們這邊。你們要信！」四五運動雖然遭到鎮壓，但由於它明明白白地揭示出人心所向，這就給予華國鋒葉劍英等人巨大的信心，使得他們敢於在毛死後一舉粉碎四人幫。不過從另一個角度想，如果毛不是在四五運動被鎮壓后不到半年時間就撒手人間，而是像鄧小平那樣，在六四后又活了七、八年，因而有足夠的時間穩住陣腳，調整應對，情況又會如何呢？
十二、毛的身後
眾所周知，毛澤東生前對接班人問題可謂殫精竭慮，費盡心機，為此不惜在黨內發動了一次又一次的殘酷清洗；然而毛一去世，屍骨未寒，自己的老婆和一班親信就被打成「反革命」鋃鐺入獄，那顯然不合乎毛本人的意願。因而人們有理由懷疑毛澤東本來留有一份包括指定接班人在內的遺囑，對「四人幫」一派有利，但是被華國鋒等先下手為強，「一舉粉碎『四人幫』」，這份遺囑也就被封鎖或銷毀了。
上述推測固然有它的道理，不過，我還是傾向於認為毛澤東並沒有就接班人問題留下遺囑或密詔。畢竟，毛澤東不是皇帝，他不能通過一紙遺書或密詔確定接班人選。共產黨也沒有靠領袖遺囑或密詔確立接班人的先例或傳統。例如著名的列寧遺囑，其中雖然對幾位「親密戰友」逐一評判，但並沒有明確表示要誰接班的意思。
一般來說，如果獨裁者決定用遺囑的方式確立接班人，那麼，他需要讓朝野上下——起碼是文武重臣——都知道有這樣一份遺囑的存在，並且對之嚴加保管；否則，「睡在身邊的赫魯曉夫」從中破壞，在「偉大領袖」死後作亂，或者把遺囑塗改偽造，或者乾脆扣下不發（對外就說沒有），那豈不前功盡棄，壞了大事？
我不相信毛留有指定接班人的遺囑，更重要的理由是，作為共產黨的最高領導人，毛澤東並不能單獨確立自己的繼位人選；因為在理論上，領袖的權力不是屬於領袖自己（這點和古代的皇帝有別），而是屬於黨。在程序上，毛澤東只能提出某一職位的人選，然後還須經過黨的最高權力機關討論通過。這意味著，毛澤東如果想把某人確立為自己的接班人，他只能在生前就完成相應的安排。劉少奇的接班人地位是這樣確立的，林彪的接班人地位也是這樣確立的。華國鋒是由毛親自提名，再經由政治局通過而出任黨的第一副主席（注意：當時特彆強調是「第一」副主席，以拉開和其他副主席的距離）和國務院總理，成為僅次於毛的第二號人物，並保持這種地位直到毛去世，這等於是宣布了華的接班人身份。因此，要說毛的本意只是把華當作一個過渡性人物，另留下遺囑讓「四人幫」掌握大權，並且一直到臨終都秘而不宣，這種分析是站不住腳的。
毛在晚年對接班人問題機關算盡，但最終還是失算了；不過也不盡然。如果毛向左派（「四人幫」）一邊倒，右派要抗爭，只能公開打出「非毛」「反毛」的旗幟，若右派獲勝，哪裡還會有今天的毛澤東紀念堂？毛讓華接班，指望華能平衡左右兩派，沒想到華與右派聯手，利用其正統地位而輕易地打倒了左派。這就應了毛在林彪事件后公布的那封先前寫給江青信里的一種預言，右派果然在毛死後鬧事，但還是打出毛的旗號。毛的名字竟被利用來作反毛的事，但毛的名字卻也因此而得到保護。就這點而言，毛並沒有全盤失算；你甚至可以說，以毛犯下的滔天大罪，包括對他的黨所犯下的滔天大罪，毛身後的名譽居然還能得到該黨的精心保護，他的算計已然是很精明的了。
十三、還會再來一次文革嗎？
在文革這場大災難過去三十多年後的今天，我們卻聽到有不少人高呼「再來一次文革」。初聽之下，很是讓人驚訝。
不過認真讀一讀這些人的文章講話，我們發現，原來他們所呼籲的文革並不是我們平時所說的文革。他們所說的文革是群眾起來批鬥當權派，是群眾在中共最高領導人的發動和支持下批鬥當權派，批鬥貪污腐敗的大小官員。有的人還憤憤地說，要是再來一次文革，一定要把那些當權派整得更厲害點。
且不說把文革中的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和批鬥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說成是整治貪官污吏，大有扭曲文革本來面目之嫌。問題是，即便按照三年文革論，批判反動路線和揪斗各級當權派也只是其中的一段而非全版。看來，在高呼「再來一次文革」的朋友那裡，文革就像一條香腸，想從哪兒切就可以從哪兒切，想吃哪段就可以吃哪段。文革是一部十集電視連續劇，他們不要前面三集，也不要後面四集，只要中間三集。他們不要批三家村，不要對文化界黑幫黑線的全面專政，不要紅八月，也不要清理階級隊伍，不要清查五一六，不要一打三反，不要上山下鄉；只要中間一段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只要揪斗當權派造反奪權。多愜意啊。
更令人忍俊不禁的是，這些高呼「再來一次文革」的朋友們，就象一切想入非非的吃後悔葯者一樣，在他們關於再來一次文革的想像中，別人，尤其是他們的敵人和對手們，統統都照上次文革的老劇本原封不動、一字不差地重演一遍，而唯有他自己和他們的戰友們卻可以憑著事後的聰明作出大不相同的選擇。天下哪有這等好事？你有了后見之明，別人不也一樣嗎？要是再來一次文革，你計劃在文革第三集第四集把你的對手整死，沒準兒你的對手卻早就琢磨著趕在第一集第二集就先把你整死呢。
可見，關於再來一次文革，關於再來一次文革我要如何如何的說法，都是經不起分析的。它們只是表達一種情緒而已。
從上述分析我們可以發現，文革是空城計，只能玩一次，可一不可再。文革之所以能搞起來，能搞成那個樣子，就在於當時人們都不知道（或自以為知道而其實不知道）毛到底要做什麼以及毛到底要怎麼做。發動文革的一個重要前提是對毛的個人迷信個人崇拜。當時的人，不論是出於年幼無知還是出於老奸巨猾，都是要跟毛走的，至少是不會正面反對毛的。這個前提不成立，一切就無從談起。如果劉少奇、陶鑄、賀龍以及林彪等一大批老幹部們事先就知道他們將被折磨得家破人亡，死無葬身之地，他們還會在文革開始時舉手支持毛么？如果老紅衛兵們事先知道他們的父母也是運動的對象，他們自己也會從小太陽變成反動分子，他們還會去創建紅衛兵，為毛澤東打前鋒嗎？如果造反派事先知道他們的造反只不過是為毛利用打擊其政敵，一用完就拋棄就進監獄，而後建立起來的社會是個更糟糕的社會，他們還會願意充當這樣的工具和犧牲品嗎？
我們可以斷言，如果再來一次文革，幾乎所有的人都會作出和第一次文革截然不同的選擇，所以第二次文革必定會很不相同於第一次文革。更何況今日中國並沒有當年那種對領袖的個人崇拜。所以根本就不會再發生一次文革。我不是在「歷史不會重複」或「人不能兩次踏入同一條河流」這種泛泛的意義上說不會再發生文革，我是在更強得多的意義上說不會再發生文革。
至於有些人說「文革仍然在繼續」，「文革在中國還沒有結束」，他們所說的「文革」只是一種引申，一種比喻。它實際上指的是一黨專政、政治迫害或鉗制言論以及諸如此類。其實，那些高呼「再來一次文革」的人無非是痛感今日中國貪污腐敗泛濫成災，希望民眾奮起抗爭。對此我們深表贊同。不過我們不贊成「再來一次文革」這種說法，因為這種說法太不清晰太不準確，它太容易引起誤解，太容易喚起許許多多善良的人們的痛苦記憶，因此招致強烈的反感和抵觸。既然有的是更清晰更準確的說法，為什麼不用更清晰更準確的說法呢？
2006年9月，2016年2月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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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自胡平著《毛澤東為什麼發動文化大革命》，台灣允晨文化出版公司，2016年6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