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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老九，都需要上「五七幹校」
來源: 記憶 作者: 唐振權 
文化大革命時候，社會上把知識分子貶稱做「老九」，起因於對原來打倒和批判的五類分子地、富、反、壞、右之後，文化大革命中又增加有叛徒、特務、走資派，共八種人。人們於是又把沒有改造好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列為第九，這就是「老九」的來歷。這是文革中民間的流傳，官方正式書面的文字里沒有這樣的稱呼，而社會上誰都知道「老九」的涵義。因為極「左」思潮對知識的輕視，對人才的不尊重，所有的知識分子都靠邊站。因此也就不分什麼資產階級不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就統稱「老九」。其實，這更多的還是知識分子自己的調侃和自嘲。
1969 年秋，學校里已經沒有了學生，教師、幹部、職員們都無事可幹了，不能總是學習批判，閑獃著。這時候中央和地方機關單位也是精簡機構，編余了大批的幹部，還掛起來不少的領導幹部，為安置這些人，各單位都辦起了「五七幹校」。高等學校和各事業單位也立即效法，辦起幹校。
「五七幹校」是遵循毛澤東的「五七指示」，起名辦起的。1966 年5 月7 日的，毛澤東批轉林彪關於軍隊辦農場的報告，做出一個指示。毛批示說，各行各業均應一業為主，兼學別樣，從事農副業生產，批判資產階級。他還說，學生要學軍、學工、學農。……知識分子要到農村勞動接受貧下中農教育……。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學校不能再繼續下去了。毛總在琢磨怎樣一個辦法，讓知識分子到農村接受貧下中農教育，參加體力勞動，否則「四肢不勤，五穀不分」。毛認為當官的應該輪流的到農村去，不能總高高在上，脫離群眾，脫離工農，這樣勢必產生特權地位，走向腐化墮落。毛澤東警告，要防止蘇聯修正主義的重演。
1968 年，黑龍江省革委會，發表整改經驗，根據毛澤東「五七指示」精神，把大批機關幹部下放勞動，辦了一個農場，定名叫「五七幹校」，既教育了幹部，讓幹部勞動鍛煉，又安置了精簡下來的閑置人員。這個經驗讓毛澤東如獲至寶，毛正愁如何實現他的「反修防修」的設想，讓那麼多的知識分子和黨政幹部，都能到農村去接受教育。黑龍江這個辦法真是兩全其美，既能夠讓幹部下放去學農，接受教育，又能夠大批集中實行軍事化管理。於是讓報紙、廣播宣傳、推薦，又發表評論，責令各地、各部門、各行業都要辦「五七幹校」。知識分子和幹部們要輪流到「五七幹校」勞動鍛煉，接受貧下中農的教育。
1868 年初69 年末，北京機關學校、科研院所、社會團體都辦起了「五七幹校」，開始時只是要受教育的本人去幹校，目的只是單純地進幹校去學習鍛煉。到後來中蘇之間形勢發生驟變，因為戰備的要求，去幹校凡是能舉家全去的，不管夫妻雙方是否是同一個單位，家屬是否是在職職工，都一律同去。這時候正好中蘇邊境發生了兩次戰鬥，據傳林彪下達了一個一號命令：準備打仗，疏散人口。所有的幹校都選在南方遠離北京的地方，也正是表現了這個意圖。人們憂心忡忡，害怕真的打起仗來，不願全家分開。都很自願自覺地拖家帶口到幹校去。一切能帶的東西都帶上了，一些家連蜂窩煤都捨不得扔掉帶上了。這哪裡是去幹校學習，簡直就是舉家逃難。
我們的幹校選在江西峽江縣，贛江之畔，倒是一個環境很不錯的山青水秀的丘陵山區。原是當地的一個農業學校，有不少的校舍，但絕容不下幾百個家庭的安置。凡是有老有小的家庭，都安排住在附近村子里農戶的家裡。幹校里的組織按連隊編製，我們探工系和機關黨政幹部，加上數學教研室編成了一個連。一到幹校的首要任務就是蓋房子，解決房子不夠住的問題。來到幹校時正是十二月份，江西還不算很冷，大家一起湊合著擠著。有幾個連隊的家屬住在了離幹校很遠的農村裡，不必來幹校參加勞動，但是要二丁抽一，一人須住在上面參加勞動。住在上面校部的，夫妻或孩子大的，分別集體住在男女大宿舍里。
我的家和戴學恕的家就在離校部不遠的村子里，我和愛人徐宏勤輪流到校部，我是參加勞動，徐宏勤在自辦的小學里教孩子。我們連因為主要是探工系的，以從工為主，為蓋房和修路鑿岩放炮，開山炸石、打鐵、電焊、車床、刨床加工、抽水發電。還有人破竹修篾，帶領體弱女同志編筐編籮，為裝石、裝土、裝糧作工具。傳說某處有煤，還被派去開鑿豎井，挖礦採煤。自造的轆轤提升渣石，當然也就挖了二十米不到，也花不起支護費用，只能作罷。這也是帶隊的軍宣隊的主意，但是再蠻幹下去，他也怕出危險擔當不起責任，停止了異想天開。還有一件更是天方夜譚的事：幹校就一台破車床、小刨床和台鑽，軍宣隊要我們敢想敢幹，破除迷信，自己造拖拉機。干機工的幾個老師不得已，提出了增添設備的要求，當然無法做到，也就不了了之。
過了冬，春耕開始了，比較年輕的教師幹部抽調出來學習開拖拉機，一部分人跟著農民，學習催芽育秧，在小塊田上用牛犁田、耙田。較大的田塊用拖拉機犁田、耙田。要插秧的田地放進水，平整田地，準備插秧。插秧時能勞動的人都一齊上陣，起秧，運秧、插秧。我們倒是不用起早貪黑，人多力量大，很快就完成了插秧任務。儘管大多數人都沒有干過多少農活，尤其是水田種稻的活，但畢竟是簡單勞動，知識分子們一看也就能跟著會幹了。毛澤東非要知識分子和幹部下到農村勞動，是否就是要這些人經歷吃苦受累，勞其筋骨，達到鍛煉改造的目的，這樣就能防修正主義，防資本主義復辟，防止腐化墮落？但是，這樣的多的人集體勞動幹上那麼一點點，談不上什麼吃苦，比起教學科研的腦力勞動，倒是輕鬆愉快的多。尤其是對這些學地質搞地質的人，這點苦簡直算不得什麼。而我們心裏真苦，苦的是我們學不能所用，在這裏荒廢時光，浪費人力。
當時所謂的政治學習，也就是開開會老一套的學「老三篇」，讀《語錄》，隔三差五地把文化大革命中揪出來的有問題的人和戴著各種帽子的「牛鬼蛇神」批鬥一下。這裏名為學校，實質上是勞動改造場所。我們同一個連的黨政機關和政治教研室的人，他們倒滿不在乎，對這些都無所謂，沒管它是什麼勞動還是學習。在小組會上他們也不過多的官話套話，會下平常更是調侃窮逗，毫無正經，和那些剛在會上遭批判的人，也談笑風生，若無其事。過去我和他們沒有什麼直接接觸，對政工幹部多是敬而遠之。現在較多的接觸，發覺他們的政治敏感性確實比我們強。他們對當時對政治一定會有自己的看法，只是不表露出來，比我們更有心機。我們探工系的人學工的頭腦還稍活泛一點，數學教研室的人卻是死軸，批判起來真是認真，平時會下對那些所謂有問題的人，也絕對不苟言笑。有一個女老師，後來還是知名教授，並且做了三屆的全國政協委員。就因為說話耿直，家庭出身是舊政府高官，文革中自然會受到衝擊。可是我們那些並不極「左」的政工幹部（極「左」的不會被發到幹校），對她從不另眼看待，還常常直呼其名。我以前認為搞政工的都左，這是很片面的。只是那些愛整人的，他們慣於跟風。現在才感到真正的政治工作者，確是有政治頭腦的，特別那些教政治理論課的更是這樣。
我們在幹校還有一個重大的勞動任務就是砍柴，食堂每天供應一千多口人的三頓飯，用大灶燒掉的就是幾千斤的柴火。一個星期有一天是砍柴日，各連隊全體動員上山砍柴，每個人的砍刀都是自備的。砍柴頭天都磨好柴刀，第二天吃完早飯，就拉上板車集體出發上山砍柴。最初砍柴還在幹校附近的山上，後來越砍越遠，不到一年，就深入到十幾里遠的深山裡。我們砍的柴不是小灌木的毛柴，因為要塞入到大灶膛里，細柴草轟燃一下就沒有了。柴火都是杯口粗細的小樹，砍過以後向前推移，砍過之處就像剃頭一樣光禿一片。老俵燒柴都是細小灌木或修枝砍下的樹枝。而我們砍柴對野生林木除大樹外一律砍盡，現在看絕對是對生態環境的破壞。那個時候為了政治需要，即使是造成荒山禿嶺，給農民的家園造成破壞，也是在所不惜。1964 年我去到湖南江西交界的大山裡的一個地質隊，看到山上滿是粗大樹木的樹樁。那是為了大鍊鋼鐵土法鍊鋼，把上百年的林木砍倒燒炭。這樣的破壞有誰來管呢？為防修改造幹部知識分子，燒一些次生山林又有什麼大了不起的。
我們種兩季稻。早稻插下以後，田間管理用不了多少人，大部分人還是忙於蓋房和修路。蓋房用的木料運到了江邊碼頭，我們百多名體力較強的男性學員兩人一組，把松樹原木接力扛運到幹校。大約十公里路程，上百根的木料完全是人力搬運了回來。很快原木打柁上樑，釘板掛瓦，房子搶在了雨季前封頂。一條大約三四公里的連接幹校另一個聚集點的石基路，也在雨季前基本上鋪好，可以通行汽車了。
我們還進行了一項大的基本建設，就是通電工程。我們從十幾公裡外的高壓電網上，引入高壓電。原來靠自行發電，電力就不足，又蓋起了很多宿舍，根本解決不了照明問題。沒有電力線路，必須我們自己栽桿架線。在縣電業局人員的指導下，我們翻山越嶺抬著幾百斤的水泥電杆，分別埋設在線路上，固定好擔鐵瓷珠以後，再大家通力合作，把電線拉架到電杆上。十公里不到的直線距離，二十幾根杆子，折騰了我們一個星期，真是把我們累壞了。這還是660 伏最低的三相高壓線（也就是最細的線），可見在崇山峻岭架設幾萬伏到幾十萬伏的，上千公里的超高壓線，該是多麼困難。電力建設的工人們和工程技術人員，艱苦的風餐露宿的野外工作條件，逢山攀登逢水跨越，不斷延伸的幸勞作業，一點也不比地質勘探工作者差。為什麼小農出身的國家領導人只認為農民辛苦？各行各業都有辛苦的地方。其實農民辛苦的不是勞動，而是農民的生存空間被擠壓得養活不了自己。中國農民可憐的一點耕地，還要接納下放幹部和知識分子，還要安置城市裡的知識青年，甚至城市裡的無業人員。大鍋飯的集體勞動，掙下的一點工分，連買口糧錢都支付不了。下放到農村的人所受到的教育是什麼？是看不到前途，看不到希望。看到的是農民的苦難，農民生活的艱辛。
春天三四月的時候，幹校所在的那個小山坳里，簡直是美極了。山丘是鬱鬱蔥蔥的松樹和灌木叢，漫山遍野的杜鵑花，把一片一片的山坡映紅，稱謂映山紅，夾雜著白色的梔子花。走進了山林，香氣襲人，沁人肺腑。我們幹校的前面流淌著一條清澈的小河，春天的雨量充沛，跌宕處嘩嘩地流水聲，發出悅耳的歌唱。小河蜿蜒曲折，轉折處形成一個一個小水潭，小河兩岸和水潭周圍是青翠的水竹，和荊棘叢生的灌木，組成了屏障，這成了我們天然的浴場。這裡有好幾個小潭，最前面是一個男浴區，中間一個較大的水潭闢為女浴區，再后又是一個男區，前後保護了女浴區，不使外人進入。每天勞動之後，小河裡傳出歡聲笑語。大人們談天說唱，孩子們嬉戲歡叫，伴隨著牛群歸家的哞叫，遠處拖拉機的轟鳴，襯著落日的晚霞，寂靜的山坳里演奏著美妙和諧的田園交響樂。
憑良心說，這真是一個世外桃源。如果沒有煩心的政治鬥爭，沒有假話空話的學習討論，這樣的生活豈不是神仙般的日子。拿著全額的工資，帶著家眷，從城市裡躲避到這裏休養來了。這在全世界也是絕無僅有的。毛澤東也未曾想到的，本來要我們勞其筋骨，餓其肌膚，達到脫胎換骨的鍛煉。結果是在這裏享了福。什麼鍛煉改造，是使用國家和人民的錢，浪費折騰，上下一齊糊弄，做一點欺世盜名的花架子。其實我們在這裏真沒有吃多少苦，倒是過著「無憂無慮」的幸福生活，享受大自然之樂。但是我們並沒有心曠神怡的心情。沒有誰來念這個好，沒有人感激這種「幸福」，沒有人打心裏願意接受這些。這是在浪費國家的財富，浪費人民的血汗，也是浪費我們自己的生命，浪費寶貴的時間。
北大和清華的幹校也在江西，在鄱陽湖邊上的鯉魚洲。他們可沒有我們幸運，那裡沒有山清水秀，沒有花香松濤。湖泊平原炎熱潮濕不說，最糟糕的是水裡有血吸蟲。兩校的教師幹部，得上了血吸蟲病的人真不少，而且是終身難愈的。這更是對人才的摧殘。這樣的鍛煉和改造，不是把人往死里送？這個賬算到誰的頭上？
我在種菜班上種了一時期的菜。我們種菜當然不能滿足自己的需要，但是也要種一點，大約有二十多畦。種菜作業主要是澆水和施肥。我從來沒有挑過擔子，種菜每天都需要挑水和挑糞。我一點一點地練習著挑擔子，開始肩腫胳臂酸，慢慢地練得適應了，滿滿的兩桶水，也可以挑著走幾百米。我們天天都要從廁所大糞坑裡舀糞，走在田埂小路上，把糞挑到菜地。然後又從小河裡挑水，糞桶里兌上水潑向菜地。潑糞時有時迎著風向，弄得滿臉糞水甚至濺到嘴裏，糞水不僅臭味難當，還又苦又咸簡直不是滋味。開始時噁心的不得了，時間一長，也沒覺得髒了，也許這就算是被改造過來了。的確就是為了改造，收穫的一點菜送到食堂，也只能是一點搭配，食堂做菜基本還是靠買來的。種菜也倒沒有覺得什麼苦累，我們地質學院的知識分子沒有多少嬌氣，幹什麼也不怵頭，沒有幹不了的。原本改造就是帶有懲罰的含義，偏偏這些人滿不在乎，對這些人又能改造些什麼呢？
七月份早稻成熟開鐮收割，一方面要搶收，抓緊脫粒、晒乾、風選，然後裝袋過秤入庫；另一方面要搶種，趕緊翻土犁田、放水耙平，把晚稻秧苗及時插到田裡。這就是最忙的雙搶季節。這時候真是不分白天黑夜，在田地上、在打穀場里忙收忙種。連隊組織女同志不時向作業地點送水，送綠豆湯，食堂也加餐做夜宵，供應幹活的勞力。南方此時正是烈日當空，驕陽似火，一天的緊張戰鬥，全仗著在小河裡洗浴汗水，驅散熱氣，解除疲勞。這時候勞動之餘，在小河清涼的水裡一泡，才感到無比地放鬆和愜意。黑夜還需要打著手電筒，拿著棍子打草驚蛇，到小河裡去洗澡。一個月下來，人們一個一個皮膚黝黑髮亮，超過當地農民。南方農民幹活並不赤背光膀子，這是北方人的習慣，農民們看到也感到新鮮。我們和當地農民鮮明的對比，一眼就區別開來了。
雙搶最忙碌的時候，接到北京徐宏勤家裡來的電報，說她母親摔了，腿部骨折住院，她趕緊請假帶著兩個孩子回京。我也請了一天假，坐船到樟樹，把他們送上了火車。我應該跟著送到上海，再轉車到北京，但正是大忙時節，沒有辦法，只好托上海的同學幫忙買票轉車。她到了北京照顧，媽媽病情好轉。原本說好了再回到幹校，這時候她看到北京許多單位，正在大抓「516」。她一想我一定不會脫掉干係，就決定不再回來了。回到他們學校和校長一說，就留下回學校上班了。
幸虧她這樣決定了，果真是那樣。9 月份之後，幹校開始了聲勢浩大的清查「516」分子的運動，成了幹校的中心工作。我自然是重點被清查的對象，《東方紅報》編輯的身份，被當作是「516」，那是絕對沒跑的。我也預感到災難的來臨，在清查到我頭上之前，我趕緊利用了一個星期天，把徐宏勤和孩子們的東西，託運回到北京。不久以後，我也就失去了自由，被所謂的隔離審查，實際上就是被看管了起來，沒完沒了地責令寫材料，交待問題。在我之前，已經拿下了好幾個重點的「516」分子了。
1970 年前多半年，先是忙於基本建設，又是忙於農業生產。直到秋收大忙之後，幹校的中心工作就是清查「516」，幾乎是用了一年的時間，到1971 年10 月，都是搞的這一項政治鬥爭。那真是戰果累累，地質學院的教師幹部三分之一的人，被打成「516」。1971 年沒有了基本建設，農業生產也已是輕車熟路，所以那些執行上級命令者，就全力以赴地抓「516」。越抓越多，抓人的那些人，不少自己最後也成了「516」。我被關了四個多月，從70 年10 月到71 年2 月，交待了他們所想要的所謂「516 問題」，把我放了出來，恢復了人身自由，回到了連里參加農業生產勞動。
那真是沒有多少事好乾。我們二十多人管理了一片十幾畝的麥田，鋤鋤草、鬆鬆土，麥穗長出來之後，人們輪流地到田間轟鳥。那是一長條的山坡地，農村生產隊閑棄的土地，無法種稻，我們反正人多就試著播種了小麥，起一點看管的作用。一塊孤零零的狹長麥田，左面是河，右面是山林。麥子出穗之後，成了眾鳥之的，我們不能不在田邊四周設人轟鳥，否則顆粒無收。難怪農民放棄這塊田。對我們來說，收多收少都是無所謂的，不能讓我們閑獃著。我們只能採取人力轟鳥的笨辦法，從清晨天麻麻亮到晚上擦黑，都派人輪流值守。堅持了個把月和鳥戰鬥，直到割完麥運回場地。就是這樣還是讓鳥連吃帶禍害損失了不少。
儘管清查「516」如火如荼，表面很緊張，但是人們似乎並沒有把這個當作多大的政治鬥爭，不像過去搞反右那樣。抓出來的「516」就好像沒事似的，照樣都是嘻嘻哈哈。宿舍里最熱鬧的就是抬杠。說起「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反對的說，應該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因為魔代表的是造反的，道是玉皇大帝。爭辯者反駁：道是如來佛，孫猴子翻不過如來佛的手心。又有人反駁，如來不是道，道是如來的下屬，可以翻過來，如來是至高無上的絕對權威。又有人爭辯說沒有絕對權威，魔是人民群眾，權威也能打倒。「哈哈！『516』就是要造反……」。激烈的爭辯，讓搞政治的老師感到要出格，趕忙岔開問道：不管魔和道誰大誰小，到底什麼是魔？魔和鬼有什麼區別？眾嘴紛紛：「魔就是鬼，魔鬼魔鬼嘛！」「魔是鬼頭，要不鬼怎麼叫小鬼。」「魔比鬼有本事，道行深。」「那麼，魔就是經過深造了的鬼。」「不對，不用上學，魔是鬼中傑出者，打拚出來的。」「不，他是不擇手段，踩著別的鬼爬上來的。」有一人突然語出驚人；「你們看魔字怎麼寫，魔就是長了麻子的鬼！」大家轟然大笑，一場抬杠也就收場了。仔細想想也很有意思，這種調侃和起鬨，不也是一種深層的對勞動改造的滿不在乎么？似乎還有點影射什麼。
1971 年9 月份，我被批准回京探親一個月。回到學校，看到四處冷冷清清，學校留守看攤的沒有多少人。我也沒住在校內，徐宏勤回到小學之後，在學校附近的一個大單位里，借了一間平房住。我休假還不到一個月，幹校就來電報催我回去，說傳達重要文件，參加學習討論。回到幹校之後，傳達林彪叛逃的「913」事件，的確令人震驚。我感到驚愕的是，抓「516」要我們交代的重點，就是反「中央文革」、反江青、反林彪。黨章上定下的接班人，毛澤東的親密戰友，成了十惡不赦的敵人，這真是做夢也想不到的。學習文件，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團，成了我們幹校的主要任務，清查「516」早就扔到了一邊去了。
1970 年，地質學院決定外遷到湖北，湖北省選址在荊州。1971 年北京派出的軍宣隊，也要換成湖北派出的軍宣隊。原來北京的軍宣隊是空軍政治學院的，本身絕大多數也是知識分子或准知識分子，只是林彪一套的「三忠於四無限」貫徹執行得特別好，多數是政治指導員出身，能說會道（「913」之後他們的下場極慘）。相比之下，荊州軍分區派出的軍宣隊，都是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不高的大兵出身，他們對大學里的知識分子根本玩兒不轉。軍宣隊的領導於是決定，把「五七幹校」搬回湖北，便於管理。1972 年春節過後，我們就忙於準備搬家。他們也不考慮經濟損失，不考慮搬遷的複雜性，硬是要搬家。結果是折騰得剛剛在湖北沙洋落腳，形勢發生變化，軍宣隊指揮不靈了，一個一個灰溜溜地溜走了。
湖北沙洋原是公安部所屬全國最大的勞改農場之一，文化大革命后認為不安全，撤銷遷到更遠的大西北了。方圓幾十里的農場，安置了北京湖北幾十個單位的「五七幹校」。我是第一批打前站到達沙洋的人員之一，我們的任務就是想辦法安置全部人員的住宿。在這裏只能是搭建臨時的窩棚，不能再像江西那樣建設半永久性的平房。又是花了不少的錢。購買了毛竹、葦席，搭成了圓拱形葦棚，上面再糊上泥，實際就是當地放鴨子人住的棚子，稱為鴨棚。我們剛去的時候已是是初夏，盛夏棚子里是40 度以上的高溫，人們只能在外邊用雨布塑料布扯起涼棚休息。夜晚午後再回到棚內睡覺。
我在沙洋幹校基本上沒有住在農場，我被派在沙洋鎮上舒服地住在鎮招待所里，接待從江西到武漢，再坐船到沙洋的人員和行李物資。江西過來的人員分成了數批，多數人坐汽車到幹校農場，也有少數的坐船過來，下船後用卡車送到幹校農場。大宗的行李是從火車貨運到武漢，包駁船運到沙洋，我再找馬車拉到農場。我駐守在沙洋鎮差不多有兩個月，完成了全部的物資和行李的轉運工作，回到了幹校農場。這時候派來的軍宣隊已經悄悄地撤走了，幹校歸在遷到江陵的地質學院校部直接領導了。我的任務已經完成，八月份我申請回京探親。到了10 月，我寫信問幹校，說我要回去，他們回信叫我別回去了，這裏的人都要回北京，那裡沒法過冬。我的東西他們會給我運回來的。幹校就這樣稀里糊塗地結束了。沒有結業式，沒有鑒定，沒有任何說法，作鳥獸散。我想，所有的上千個「五七幹校」大概都是如此。至今，官方文件從來也未提起這個勞民傷財的「五七幹校」。連公開的文藝作品，也沒有涉及過這個題材，看來這是一個諱莫如深的話題。中國現代史上的一個偉大創舉——五七幹校，將來有誰來書寫這一筆呢？
現在有時候，我們退休了的人碰到了一起聊天，其中有些去過幹校的人，開玩笑地說：我們是經過幹校學習深造的，我們比你們（指沒去過幹校的人）學歷高，我們是「高材生」，說起來有些調侃。拋開政治的層面，政治的糾纏，那段生活還真是令人懷念的。
《記憶》2016年6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