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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65)
來源: 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 作者: 高華
在中組部的眼中，司馬璐雖是一個參加革命不久的新同志，但他出身好，政治面目清楚。司馬治璐出身於蘇北海安縣貧苦農民家庭，其父在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被地方民團以「通匪」罪名殺害，在社會底層爬滾幾年後，司馬璐於1935年參加了中共在上海的外圍組織，並加人了共青團。1937年初。司馬璐被黨組織派往位於鎮江的由國民黨江蘇省省主席陳果夫作後台的「私立江蘇流通圖書館」開展地下工作。1937年4月下旬，司馬璐被捕，由於未暴露身分，在坐牢一個月零七天後被交保釋放，旋即在上海加入了中共。「八一三」后，司馬璐經西安八路軍辦事處和雲陽鎮審查小組的審查，輾轉前往延安，因病在邊區醫院治療數月後，于也8年3月，在延安中組部受到陳雲的親自接見。
陳雲向司馬璐提出兩個問題。第一，在鎮江是否加入了國民黨？第二，被捕后是否寫過「悔過書」？在得到滿意的答覆、並仔細審閱過有關司馬瑞的書面材料后，陳雲親自分配司馬璐前往延安最神秘的機構——位於棗園的中共「敵區工作委員會」，向康生的助手曾希聖（時任「敵區工作委員會」主任秘書）報到。
與司馬璐相比，黃葯眠雖是1928年加入中共的老同志，並曾出任過黨的高級職務，但因黃葯眠被捕后曾在獄中寫過「悔過書」，從此就失去了黨的信任。接待黃葯眠的不是中組部部長陳雲，而是中組部的一般工作人員。據黃葯眠回憶：中組部工作人員對他談了下面一番話：
「看了你的材料以後，我們認為你是在敵人面前屈服。這是你歷史上的一個政治污點。關於黨籍問題，以後再解決。現在先分配你到新華社去工作，作翻譯。」
「我問他：『你所說的黨籍問題以後再解決，是恢復黨籍，還是重新入黨？』他的答覆是：『重新人黨』。我心裏想，所謂重新人黨，就是十年黨齡丟了。坐了三、四年監，還要留下政治污點，我從前也搞過黨的工作，我是很懂得這句話的具體含義。」
黃葯眠申辯道：「你說的留下政治污點，我是不能接受的，從我個人這件事，孤立地看，你這個估計是對的，但從當時的整個形勢看，上海黨、團中央局，幾乎全部垮台，紛紛自首叛變的時候，就只有我一人判處十年徒刑，現在對我的處理，這不正如叛徒李一凡說的……國民黨把你們當作共產黨來軍法處理，而將來共產黨又會把你們作為叛徒處理嗎？」
中組部工作人員回答說：
「我沒有說你是叛徒，只是說你在敵人面前屈服。現在是抗日戰爭時期，我們無法進行進一步的調查研究，所以暫時就這樣吧，你先去上班吧！」。
黃葯眠的安置情況屬於中組部分配的第一種類型：對有特殊專長的來延人員，雖有歷史問題，但已基本審查清楚，可直接分配工作。黃葯眠通曉英、俄語，曾在莫斯科作過翻譯，因此被分配至新華社。可謂專業對口。
另一種分配類型是，將來延人員先分配到抗大、陝北公學或中央黨校，經過一段時間的政治學習和審查后，再分配具體工作。建國后曾長期擔任江蘇省省長的惠浴宇1937年冬經八路軍辦事處的介紹，到達延安。惠浴宇是1928–1930年江蘇省海州地區黨的領導人，1930年在上海被捕。直至1937年才被國民黨釋放出獄。惠在獄中無任何「自首」、變節行為，他的這段歷史已由在延安的當年獄中難友提出證明，因此惠浴宇在經歷了一段審查後於1938年4月被分配至抗大總校，並被告知，他可以重新人黨，惠浴宇就在這種情況下於1938年重新入黨。以後惠浴宇在其它同志的鼓勵下，給當年江蘇省委負責人陳雲寫了一封信，請陳云為他1928—1930年的黨籍作出證明。陳雲接見了惠浴宇，與他進行了詳細的談話，最後肯定了惠浴宇的黨籍，這樣，惠的黨籍就從1928年算起。不久，惠浴宇就從延安抗大總校被分配至皖南新四軍總部。
第三種分配類型是，對那些有較嚴重政治歷史問題，一時又不易審查清楚，但在政治上表現左傾的人員，則勸其返回國統區活動。
陳雲、李富春創立的幹部審查制度，猶如一道堅固的攔河大壩，經過層層的沖刷，已儘可能將「可疑」分子排拒於延安之外。被允許留在延安效力的「有問題」人員，則盡在組織的控制與掌握中。在陳雲、李富春的主持下，中組部的各項工作井然有序，有條不紊，與康生領導的肅反機關保持著密切的合作關係，但在1938—1939年，中組部的幹部審查和安置工作，尚有若干靈活性，因而給許多去延人員留下不錯的印象。
例如，李富春對因在延安備受冷遇、歧視而決定回到國統區的黃葯眠就曾給予誠懇的挽留。1938年春，分配到新華社工作的黃葯眠因心緒不佳，病卧在床，而黃葯眠的上級、昔日在莫斯科的舊友徐冰（邢西萍），則因黃葯眠有「歷史問題」，對黃十分冷淡，不僅對黃的生活和工作情況不聞不問，甚至將黃葯眠退回了中組部。走投無路的黃葯眠，只得寫信向昔日的舊友周揚求助，在周揚的關照下，黃葯眠一度「寄食」在邊區文藝家協會。不久，心灰意冷的黃葯眠向中組部提出申請，要求去國統區作文化工作，很快得到批准。正當黃葯眠準備啟程時，遇到了中組部副部長李富春。1929年，黃在中共江蘇省委工作期間，李富春是黃的上級。在李富春的熱情挽留下，黃葯眠改變主意，決定繼續留在延安。然而黃葯眠在中組部辦交涉時仍受到冷遇，又使黃產生疑慮，覺得李富春「怎麼會不知道（自己）已到了延安」？「是誰派工作人員和（自己）談話的呢」？最後，黃葯眠抱定「要革命也不一定要在延安」的決心，一氣之下離開了延安。
黃葯眠因受不了中組部工作人員的冷落和歧視，負氣離開延安，從他個人而言，是黃的自尊心和清高與黨嚴格的審查制度不相合拍，沒能經受住黨的「考驗」。其實，中共對從事白區工作的幹部實行嚴格的審查，是一項廣泛應用於任何人的政策，並非僅僅針對黃葯眠，即使那些從未被國民黨逮捕，地位較高的幹部也得經受中組部或其它部門的「過濾」，楊子烈和王世英在延安受審查的情況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楊子烈是張國燾夫人，也是1921年參加中共的黨內元老之一。楊子烈從二十年代初起就廣泛參加了中共領導的一系列革命活動，她不僅是中共婦女運動領袖之一，還曾經兩次赴莫斯科深造。1931年春張國燾被派往鄂豫皖根據地，楊子烈被中共中央留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1934年中共在上海的組織遭國民黨破壞后，楊子烈失去了組織聯繫，她先返鄉避亂，又重返上海學產科，直到國共合作實現后才經南京八路軍辦事處介紹，帶著兒子輾轉來到延安。楊子烈歸隊后，最急切的要求就是希望中組部恢復她的黨籍，儘管楊子烈是中共老幹部，她的丈夫張國燾此時仍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和邊區政府代主席，但是，中組部還是要調查她與組織失去聯繫后的種種表現，同時要在工作中考驗她。楊子烈被分配到邊區政府做政治教員，她還義務在邊區的中央醫院做產科醫師。儘管楊子烈工作熱情積極，受到院長傅連章的高度評價，但她的黨籍仍未能恢復。蔡暢當時和她丈夫李富春都在中組部工作，參加了對楊子烈脫黨后一段歷史的審查，雖然蔡暢與楊子烈是相識十多年的熟人，對楊子烈的過往歷史十分了解，但也未能解決她的黨籍問題。直到I938年6月，毛澤東批准楊子烈攜子離開延安，前往武漢投奔張國燾時，她的黨籍一直未能恢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