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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上海生死劫(141)
來源: 上海生死劫 作者: 鄭念
那晚，我輾轉不能成眠。在夜的空寂之中，我靜靜地躺著，回憶著那已逝去了的歲月。我的女兒，在我眼皮下漸漸長大了，由澳大利亞堪培拉一個胖呼呼的圓臉嬰兒，成為一位風姿綽約的上海姑娘。我終究未能為她徹底平反，我為自己無法衝破種種阻力而失望！我為在一九四九年把她從香港帶到上海而自責。我責問自己，怎麼看了那麼多有關斯大林統治下的蘇聯的書，卻還看不到個人崇拜之國的本質？
第二天，有關電影廠的追悼會見報。曼萍的名字，也在這些已亡故的藝術家之中。另外，我本人得以平反的消息也傳開了。從第二年元月直到春節期間，許多人來探望我。在以往那陰鬱的日子里，要與我保持距離或迴避我們母女倆的親友，現在表示出我是他們最親熱最接近的人了。他們喋喋不休地表示為我擔憂，為曼萍的早逝而流淚，有些人想搬過來與我同住，以便可以照顧我。也有人提出，要把他們的孩子過繼給我。但沒有一個人企圖向我解釋，為什麼在我最需要他們之時，沒有人給我一丁點的同情和幫助。不過他們對此毫無羞愧之意。一是因為當時他們自己也陷入困境之中，二是因為這些人和其他成千上萬中國人一樣，生活在極左派的陰影里。他們想，我對此是能夠理解的。
銀行歸還我的錢鈔，即便不算抄走的現金，我也花用不完。在居委會支部書記處，我得悉文革中被紅衛兵破壞的託兒所幼兒園，將計劃重建。我向支部書記捐獻了六萬元人民幣（按一九七八年的匯率，約合四萬美金）。我還將現金作為禮物，送給我和丈夫的親戚，還有曾經幫過我忙的青年、我的老傭人，及亞細亞老職員的遺屬。她們的丈夫們，已在文革中去世了。政府為了吸收落實政策時發出的貨幣，在市場上投放了許多家用電器，如日本進口的電視機、電冰箱等，還組織旅遊社開展風景區的遊覽。投放的商品價格昂貴，如日立牌二十英寸彩電，定價在兩千元人民幣以上。但上海市民對消費品的需求，已如饑似渴，因此大家都急著要搶購。
一九七九年新春，中美正式建交了。這種外交關係的發展，解除了人們從前學英語時所持的一種本能的恐懼。當我每天清早，去公園參加太極拳訓練班時，可以看到在長椅上、走廊里、亭樓間，到處都是在大聲朗讀英語單詞的青年。「美國之音」廣播的英語課，也極受人歡迎。青年們都敢於購置高靈敏度的收音機以便收聽外語廣播。事實上，除了英語課，他們也收聽英語新聞廣播，這是毫無疑義的。因為政府並不採取措施以阻止這種傾向，即便不學習英語的人，也可以公開收聽「美國之音」。過去在中國，一貫禁止收聽短波，那些秘密收聽的人，也絕不敢把聽得的內容四下擴散傳播。
現在大家不但自己聽，還要公開議論。學校里英語被作為第一外語，就是只有七、八歲的稚童，也在學習英語。如今，每每碰到當年稱我為「特務及帝國主義走狗」的小學生們，我也以「good morning」和「good afternoon」與他們招呼。
新年過後，上海外語學院英語系黨支部書記，來登門邀請我任他們的英語教師。
「我是專程來聘任你參加我們的英語教學工作的。現在我們迫切需要培養外語人才，尤其是英語方面。我們英語系正在籌劃擴充人員，擬招聘一批新教師。」他多少帶點矜持地笑著說了一通，為當前掀起的英語熱而感到欣然。
我已聽說過，過去亞細亞公司有一位醫生，也被上海外語學院聘去當英語教師。但我卻不願受聘，因為這會影響我出國的。無職業，是我可以取得出國護照的有利條件。因為如是，當局就不可能再以「工作需要」而來留難我的申請了。但我必須委婉地推辭掉，不致惹得他們不高興。
「你們的登門拜訪讓我感到非常榮幸。」我說：「你是系的書記，擔子很重，卻仍在百忙中抽時間來聘任我，我真覺得十分光榮。但我想我恐怕心有餘而力不足。我過去曾有過一段十分不愉快的經歷，而且我還動過一次大手術。」
「這些我都了解。」他說，「我已和公安局聯繫過了。」
「既然你已經與公安局聯繫過了，那你也一定知道，我是最近才獲平反。我需要時間處理一些個人的私事。」我對他說。
「你願意為人民服務嗎？」
「為人民服務」是共產黨的著名口號。這是從一九四四年毛澤東追悼共產黨員張恩德之死的一篇文章里摘錄出來的名言。每當共產黨對人們提出任務而不被對方所接受時，就會用「你願為人民服務嗎？」來質問對方。
自然我不能對他說我不願為人民服務，因此只得想個兩全其美的法子來權且應付一下。
「你能同意讓我在家裡收教學生嗎？」
「你意思是，個別給他們輔導？」
「是的。」
「我怕我們學校無這種先例。你不來學校授課，我們怎麼給你支付薪水呢？」
「我可以不計報酬，義務教學。正如你所說的，為人民服務嘛。」
他沉吟了一下，說：「我把你的意見帶回去與學校討論一下，決定后再與你聯繫。」
他告辭了。
從此再也沒有聲息了。我給他出了個難題，令他手足無措，卻也顧全了他的體面。這樣不是我回絕了他，而是他回絕了我。這是對付某些「老子說了算」的人的唯一妙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