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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青衣仙子 作者: 徐敏
1957年反右運動時，譚天榮是北大第一右派。佛家凡事必言因果，有人這樣描述鳴放時期的譚天榮：「到了晚上，那個自稱為一株毒草的同學，搬了一張桌子放在大飯廳前面的廣場上，站在上面作起演講來了。一大群的人圍著，他講了以後，一個人爬上去和他辯駁，於是他又答辯。人越來越多了，後面的人聽不見，大聲喊著：『聲音大些。』有幾個好事者跑去找了兩個話筒給他們，於是拿著話筒大聲嚷著。開始是從具體的問題談起，後來慢慢轉到邏輯問題上，又轉到哲學上的自由和必然的問題。我本來想擠進去參加辯論，但人太多，拚命擠也擠不進去，衣服都汗透了。每個人都拿著手巾擦汗，我不好意思再擠。只得作罷。」
這場面可謂盛況空前，但也因此埋下伏筆。
與此同時，譚天榮還寫過四篇引起轟動的大字報。單看題目就很驚悚：《第一株毒草》，並隨即連續寫了第二、三、四株毒草。
他之所以把自己的意見稱作「毒草」，是因為毛澤東曾說：「正確的東西，好的東西，人們一開始常常不承認它們是香花，反而把它們看作毒草。哥白尼關於太陽系的學說，達爾文的進化論，都曾經被看作錯誤的東西，都曾經經歷艱苦的鬥爭」，「馬克思主義也是在鬥爭中發展起來的。馬克思主義在開始的時候受過種種打擊，被認為是毒草。」
譚天榮以「毒草」連續命名，可見其對自己意見的自信，認為也如哥白尼、達爾文，甚至馬克思一樣是香花。
譚天榮所以這樣做，是他堅信自己的觀點是「正確的東西，好的東西」。但他同時也意識到，自己的觀點具有異質性，很可能不被認同，不被承認是香花，而被視為「毒草」。於是他索性以「毒草」命名，擺出一副挑戰的姿態，就連署名，他也聳人聽聞地落款為「一個強壯而又懷有惡意的小夥子」。
在《第一株毒草》里，他向占社會輿論主導地位的報刊和「三好學生」的稱謂發出質疑：「一切報刊（例如《人民日報》、《中國青年》和《物理學報》）的編輯們」——他們「對馬克思主義的絕對無知對辯證法的一竅不通和他們形而上學的腦袋中，裝著的無限愚蠢，就是一道封鎖真理的萬里長城。」三好學生，「或叫白痴，或者優秀生，活著叫『小螺絲釘』，反正都一樣——他們的最大特點就是自覺地禁止自己思維。」
這樣的觀點已經很出格了。非但如此，譚天榮還認為馬克思主義出現了危機，在他看來，「1895年以後，馬克思主義按照鐵的必然性轉化為自身的反面（第一次否定），與此相適應的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形成相互滲透的修正主義與教條主義」；還有物理學的危機：「充滿了極端盲從迷信的詭辯、謬誤、牽強附會、彌縫手段的物理學已經面臨毀滅」。
譚天榮的這些判斷，在當時的中國，人們是聞所未聞，想都不敢想的，自然要被看作是狂人的囈語。但譚天榮不以為然，他宣稱：「中國青年有的是成千上萬的才子佳人，他們堅韌果斷才氣橫溢光芒四射，他們將使國際資產階級吃飯時丟落刀子。」
他還反駁那些不同意他看法的人：「一切都很好，只是千萬不要發神經病，應該改一改那種聽到一句不習慣的話，就本能地反對的條件放射或無條件反射，要不我說西郊公園比北大對你更合適。好，再見！」
像這樣狂妄的姿態和語氣，難免使人聯想起魯迅的《狂人日記》。從某種意義上說，譚天榮就是20世紀50年代中國的「狂人」。而且還不止譚天榮一個人，當時北大校園內還有一位以一篇《自由主義者宣言》聞名的極右分子嚴仲強，也是物理系的學生。他竟然以《「瘋子」的話》為他的大字報命名。即便在反右運動的高潮中，他還寫了《壓制不了的呼聲》的大字報。他在題詞中寫道：「布魯諾在被燒死前說：為真理而鬥爭是人生的最大幸福。」並且宣稱：「誣衊、謾罵、恐嚇只能引起我鄙視的微笑，即使是最無人道的群眾性孤立，我也滿不在乎，為了真理，我可以犧牲一切。」
他在第二篇大字報中，反思說：「肅反時，我在班上被當作『反革命』來鬥爭，起初有人懷疑，班幹部就說他們不相信黨。我有一個好朋友給我保證，我決不是現行反革命，他們就說這是我迷惑了他、欺騙了他，迫使我為自己捏造各種罪行。於是我平常說的任何一句話都是反動言論，任何一個舉動，都是反動行為。總之我的一言一語、一舉一動，都表現了我是一個徹里徹外的反革命分子」。對此，譚天榮追問道：「為什麼事情竟會這樣呢？」他作了一個分析：「因為群眾相信黨的一切都是對的。非黨群眾要提出不同意見，那就一定是錯誤的，這就不能允許他存在，就應該遭受一切打擊和壓制，一直到他作出了令人滿意的檢討為止」。發展到後來，「有多少人因對黨團員有意見而被扣上落後分子的帽子，被當作反革命來處理，有多少工作人員因為向領導提意見而受到各種非難，有多少阿諛奉承的專家青雲直上。」
譚天榮在這裏所說的「發展到極端，就成了黨員、團員也」永遠正確的神話；以及由此產生的對黨團員有意見就等於落後，落後就等於反黨，反黨就等於反革命的要命邏輯，在接踵而來的反右運動中，造成了太多的冤假錯案。
最終，譚天榮和其他言論出格的同學，都成了勞改隊里的難友。但思考仍在繼續。那時候，譚天榮天天捧著一部《列寧文選》兩卷集在仔細研讀，這一年，正好印尼共產黨主席艾地從蘇聯轉道來中國訪問。他參觀了北京的菜市場，盛讚中國的西紅柿便宜，四分錢就能到買一斤，而在蘇聯則要四個盧布才能買到一斤。按當時的匯率，一盧布約等於人民幣0.4元。譚天榮從報上讀到這則消息后，感慨說：中國人窮就窮在西紅柿太便宜。如果中國的西紅柿也能買四塊錢一斤，中國的農民就富了。這話彙報上去，卻被管教幹部認定為「右派本質不改」，組織大家批判。譚天榮不服，在會上引經據典地進行辯解，結果被扣上「堅持反動立場」、「拒絕改造」的帽子，受到延長勞動教養一年的處罰。
此後，譚天榮在長達11年的勞教中，儘管勞動積極，遵守紀律，但仍然被認為是「反改造分子」。
正是在所謂的反改造中，他通過閱讀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政變記》，在1968年寫出了《中國革命和斯大林時代的終結》，闡述了他對十月革命、斯大林、1949年革命和文化大革命等問題的看法。這本書他偷偷拿給兩個難友看過，三個人因此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團」，后又不了了之。但據說公安部的內部報紙上曾刊登過「反革命分子譚天榮已被正法」的消息，只是不知為何沒有執行。
沒有殺他其實是正確的。
譚天榮本人一再強調：「我其實是一個書獃子，在大學里，我學的是物理學。」他終生迷戀的也是物理學。勞教期間，除了讀馬克思、恩格斯著作，他更多的是在研讀數理專著，推導物理學公式。他思考得最多的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命運、哲學的命運，物理學的命運。他為此寫了不少文章，闡述自己的觀點，但寄出去的文稿大都如石沉大海，「既沒有刊登，也不退稿，因此也沒有退稿意見」。學術界根本就沒理睬他，他的所有研究，結果都成了自話自說。
從開初到結束，譚天榮始終都是寂寞的。這個世界不需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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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5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