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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青衣仙子 作者: 徐敏
1957年反右运动时，谭天荣是北大第一右派。佛家凡事必言因果，有人这样描述鸣放时期的谭天荣：“到了晚上，那个自称为一株毒草的同学，搬了一张桌子放在大饭厅前面的广场上，站在上面作起演讲来了。一大群的人围着，他讲了以后，一个人爬上去和他辩驳，于是他又答辩。人越来越多了，后面的人听不见，大声喊着：‘声音大些。’有几个好事者跑去找了两个话筒给他们，于是拿着话筒大声嚷着。开始是从具体的问题谈起，后来慢慢转到逻辑问题上，又转到哲学上的自由和必然的问题。我本来想挤进去参加辩论，但人太多，拼命挤也挤不进去，衣服都汗透了。每个人都拿着手巾擦汗，我不好意思再挤。只得作罢。”
这场面可谓盛况空前，但也因此埋下伏笔。
与此同时，谭天荣还写过四篇引起轰动的大字报。单看题目就很惊悚：《第一株毒草》，并随即连续写了第二、三、四株毒草。
他之所以把自己的意见称作“毒草”，是因为毛泽东曾说：“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作毒草。哥白尼关于太阳系的学说，达尔文的进化论，都曾经被看作错误的东西，都曾经经历艰苦的斗争”，“马克思主义也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在开始的时候受过种种打击，被认为是毒草。”
谭天荣以“毒草”连续命名，可见其对自己意见的自信，认为也如哥白尼、达尔文，甚至马克思一样是香花。
谭天荣所以这样做，是他坚信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但他同时也意识到，自己的观点具有异质性，很可能不被认同，不被承认是香花，而被视为“毒草”。于是他索性以“毒草”命名，摆出一副挑战的姿态，就连署名，他也耸人听闻地落款为“一个强壮而又怀有恶意的小伙子”。
在《第一株毒草》里，他向占社会舆论主导地位的报刊和“三好学生”的称谓发出质疑：“一切报刊（例如《人民日报》、《中国青年》和《物理学报》）的编辑们”——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绝对无知对辩证法的一窍不通和他们形而上学的脑袋中，装着的无限愚蠢，就是一道封锁真理的万里长城。”三好学生，“或叫白痴，或者优秀生，活着叫‘小螺丝钉’，反正都一样——他们的最大特点就是自觉地禁止自己思维。”
这样的观点已经很出格了。非但如此，谭天荣还认为马克思主义出现了危机，在他看来，“1895年以后，马克思主义按照铁的必然性转化为自身的反面（第一次否定），与此相适应的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形成相互渗透的修正主义与教条主义”；还有物理学的危机：“充满了极端盲从迷信的诡辩、谬误、牵强附会、弥缝手段的物理学已经面临毁灭”。
谭天荣的这些判断，在当时的中国，人们是闻所未闻，想都不敢想的，自然要被看作是狂人的呓语。但谭天荣不以为然，他宣称：“中国青年有的是成千上万的才子佳人，他们坚韧果断才气横溢光芒四射，他们将使国际资产阶级吃饭时丢落刀子。”
他还反驳那些不同意他看法的人：“一切都很好，只是千万不要发神经病，应该改一改那种听到一句不习惯的话，就本能地反对的条件放射或无条件反射，要不我说西郊公园比北大对你更合适。好，再见！”
像这样狂妄的姿态和语气，难免使人联想起鲁迅的《狂人日记》。从某种意义上说，谭天荣就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狂人”。而且还不止谭天荣一个人，当时北大校园内还有一位以一篇《自由主义者宣言》闻名的极右分子严仲强，也是物理系的学生。他竟然以《“疯子”的话》为他的大字报命名。即便在反右运动的高潮中，他还写了《压制不了的呼声》的大字报。他在题词中写道：“布鲁诺在被烧死前说：为真理而斗争是人生的最大幸福。”并且宣称：“诬蔑、谩骂、恐吓只能引起我鄙视的微笑，即使是最无人道的群众性孤立，我也满不在乎，为了真理，我可以牺牲一切。”
他在第二篇大字报中，反思说：“肃反时，我在班上被当作‘反革命’来斗争，起初有人怀疑，班干部就说他们不相信党。我有一个好朋友给我保证，我决不是现行反革命，他们就说这是我迷惑了他、欺骗了他，迫使我为自己捏造各种罪行。于是我平常说的任何一句话都是反动言论，任何一个举动，都是反动行为。总之我的一言一语、一举一动，都表现了我是一个彻里彻外的反革命分子”。对此，谭天荣追问道：“为什么事情竟会这样呢？”他作了一个分析：“因为群众相信党的一切都是对的。非党群众要提出不同意见，那就一定是错误的，这就不能允许他存在，就应该遭受一切打击和压制，一直到他作出了令人满意的检讨为止”。发展到后来，“有多少人因对党团员有意见而被扣上落后分子的帽子，被当作反革命来处理，有多少工作人员因为向领导提意见而受到各种非难，有多少阿谀奉承的专家青云直上。”
谭天荣在这里所说的“发展到极端，就成了党员、团员也”永远正确的神话；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党团员有意见就等于落后，落后就等于反党，反党就等于反革命的要命逻辑，在接踵而来的反右运动中，造成了太多的冤假错案。
最终，谭天荣和其他言论出格的同学，都成了劳改队里的难友。但思考仍在继续。那时候，谭天荣天天捧着一部《列宁文选》两卷集在仔细研读，这一年，正好印尼共产党主席艾地从苏联转道来中国访问。他参观了北京的菜市场，盛赞中国的西红柿便宜，四分钱就能到买一斤，而在苏联则要四个卢布才能买到一斤。按当时的汇率，一卢布约等于人民币0.4元。谭天荣从报上读到这则消息后，感慨说：中国人穷就穷在西红柿太便宜。如果中国的西红柿也能买四块钱一斤，中国的农民就富了。这话汇报上去，却被管教干部认定为“右派本质不改”，组织大家批判。谭天荣不服，在会上引经据典地进行辩解，结果被扣上“坚持反动立场”、“拒绝改造”的帽子，受到延长劳动教养一年的处罚。
此后，谭天荣在长达11年的劳教中，尽管劳动积极，遵守纪律，但仍然被认为是“反改造分子”。
正是在所谓的反改造中，他通过阅读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政变记》，在1968年写出了《中国革命和斯大林时代的终结》，阐述了他对十月革命、斯大林、1949年革命和文化大革命等问题的看法。这本书他偷偷拿给两个难友看过，三个人因此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后又不了了之。但据说公安部的内部报纸上曾刊登过“反革命分子谭天荣已被正法”的消息，只是不知为何没有执行。
没有杀他其实是正确的。
谭天荣本人一再强调：“我其实是一个书呆子，在大学里，我学的是物理学。”他终生迷恋的也是物理学。劳教期间，除了读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他更多的是在研读数理专著，推导物理学公式。他思考得最多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命运、哲学的命运，物理学的命运。他为此写了不少文章，阐述自己的观点，但寄出去的文稿大都如石沉大海，“既没有刊登，也不退稿，因此也没有退稿意见”。学术界根本就没理睬他，他的所有研究，结果都成了自话自说。
从开初到结束，谭天荣始终都是寂寞的。这个世界不需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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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5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