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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對影片《移山》的幾點質疑——卡瑪
作者: FreeChina 日期: 08/02/2018
最近以來，由於《紐約時報》對《移山》和我正在拍攝的《天安門》兩片有所報道，在中、英文新聞界引起了一系列有關的爭論。應《北京之春》的邀請，我在這裏就一些事實問題作出幾點說明。
首先需要說明的一點是，作為非盈利性的獨立製片人，我的影片和《移山》在製片方針上有所不同。在「六四」事件發生後，中國大陸上只有政府能就這一事件發表官方報道和評論；在海外，人們從媒體上看到的也只能是粗線條、簡單化、不完整的報導，而形形色色的運動參与者對中國的現狀和前途也有著相當不同的看法。因此，我在整個製片過程中，希望做到不但能盡最大努力澄清事實真相，而且也能給各種沒有機會亮相的參与者提供一個舞台。而《移山》一片則僅僅是幾位知名學生領袖的自我回顧。另外，在經過仔細與原始資料對照後，我發現該片在敘述和資料片的引用上多處與事實不符，並且有幾位學生領袖在該片中的敘述與他們在中文出版物中的說法有相當的距離。《移山》的導演Apted說：「我從來沒有說過該片是客觀的、理性的、照顧到了各方面的觀點的。Trudie(該片製片人——筆者注)只想拍出一部充滿感情色彩的電影來表現人們付出的代價。」(順便說一句，《世界日報》在翻譯《紐約時報》該文時刪去了這段話，並非我在這裏杜撰。)作為政治宣傳片，這倒也無可非議。所有政治宣傳品，特別是競選廣告作品，多是片面的、充滿感性色彩的產物。搞政治的人無一例外要動員一切對他有利的輿論，同時迴避甚至壓制對他不利的觀點與事實，這是盡人皆知的。然而，民主制度與專制制度的重要區別在於，民主社會允許其他人對各種政治人物在觀點上提出反駁以及在事實上提出質疑。因此，我在這裏就《移山》一片在事實上的矛盾之處提出一些疑問。
(一)關於學生領袖的產生經過
李祿在影片中說：「我一到北京(四月二十七日)，就去找各大學的學生組織及其核心人物。經過和他們的談話，我發現很多人想法都一致，即我們必須通過民
主選舉學生領袖來使得運動合法化。在一周之內，許多大學都進行了選舉，這樣，領導核心就加強了。」在李祿說話的同時，影片的畫面上出現了學生投票唱票的場面。雖然李祿沒有直說他自己便是這樣選舉出來的，但是由於影片將他放在最核心的地位，因此這整個畫面和李祿畫外音的配合，毫無疑問地告訴西方觀眾說，李祿這個領導核心成員便是通過這樣的程序產生的。
事實上，影片中的畫面取自四月二十八日北大原官方研究生會的臨時代表大會的場面，主持人是北大研究生厲偉。黑板上的大字寫的是「研究生臨時代表大會
」。根據原始影片，厲偉將會議的目的闡述如下：「以哪個機構來代表我們同政府對話？因為政府現在特彆強調合法性問題，我們要選出一個合法的機構拉代表我們去同政府對話。」可見這次選舉是為產生與政府對話的代表機構而舉行的。從影片中所包含的學生髮言的片段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會議是根據原來研究生會的章程進行的。結果是選出了一些新的代表機構成員。象這樣注重民主程序的選舉在八九年的運動中實屬罕見。而所有經過某種程序選舉出來的學運負責人在運動的過程中都先後被主張更激烈行動的人取代了。
尤其是李祿和柴玲，根本就不是由本校同學選舉產生的。柴玲本人對此有過非常詳細的敘述。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八日，在柴玲和美國自由撰稿人金培力(Philip Cunningham)的談話中有涉及到她如何成絕食團總指揮的這樣一段話：「第二天(五月十五號——筆者注)早上我，還有李祿找到我，就是現在的副總指揮。他很痛心，他說，如果政府這樣(以下幾個字聽不清)看著同學們一個個這樣消耗生命的話，那我們就採取更極端的措施，他說我們就自焚，如果，如果，政府能夠忍心眼看著這些孩子一個一個死掉的話，那麼我們就成第一死掉的人。我把這些話拿到廣播站說了，我說我自己願意做這個絕食團的總指揮吧，好象是，不記得怎麼說的了。而參加這個絕食團(原意似應是「參加絕食團領導」——筆者注)唯一的資格應該是在同學們犧牲之前你願意首先犧牲自己來使更多的同學們活下去。」
李祿本人在《回顧與反思：八九學運歷史回顧與反思研討會記錄》(德國萊因筆會一九九三年出版)中說：「我們既然不是直接選出來的，至少可以直接罷免，可
以直接辭職。」(第二百四十頁)至於在當時的運動中是否有可能進行普選，對於在群眾運動中通過行動爭取群眾而得到領袖地位的方式應如何評價，是完全可以展開討論的問題。我並非認為李祿和柴玲沒有擁護者，但是，李祿在影片中想給西方觀眾造成他是民主選舉出來的領袖的印象，並且將毫不相干的畫面嫁接到他的敘述上，未免有些不誠實。
(二)關於絕食初到廣場時的景象
李祿在影片中描述了絕食學生最初進入廣場時的情景：「我們一進入廣場(五月十三日——筆者注)，發現那裡空無一人，情況不能比這再糟糕了。」與此相配合
的畫面，是顯得陰暗而空蕩的廣場。從建築物的影子的角度來判斷，時間是早上。
事實上，絕食學生進入廣場的時間是五月十三日下午，考察西方媒體的現場錄像，在學生到達之前，廣場上已經聚集了數量可觀的歡迎人群。他們在高呼口號
，等待絕食學生的到來。當學生進入廣場時，他們通過的是夾道歡迎的牆，而李祿本人也在絕食隊伍中。自然，比起數日後百萬群眾聚集廣場的場面來，這時的人數確實不算太多，但總沒有象李祿說的那樣：「The square is empty， Nobody was there except us。」不明白他這樣說有什麼必要。
(三)關於戒嚴之初
李祿在描述完他在五月二十一日舉行的婚禮之後，緊接著說：「雖然每個人都感到了即將來臨的危險，但是沒有哪個人想離開廣場。」而李祿、柴玲、張伯笠
等人共同回憶的情況則與此不同。在從上層渠道得到了軍隊準備屠城的消息後，他們決定讓指揮人員離開廣場躲藏起來。在《回顧與反思》一書中，張伯笠說：「第二天大家就都嚇跑了。說我們保命費的問題，就是那天發的緊急行動費。這是二十一日，那天我離開了廣場，到了徐剛家。給我們錢後大家就趕快散，絕食團的使命已經結束。趕快疏散，那天晚上要鎮壓。但是第二天沒有鎮壓，沒有打，天下太平。有人就打電話告訴我，說『很好很好，沒打，看來沒問題。』我們就研究怎麼辦。後來大家取得了一致的意見，就是：堅持下去。既然他這次沒敢打，以後他很可能就是還打不下去。所以在這個思想指導下，我們重又回到了廣場。」(第二百零七頁至二百零八頁)柴玲的說法和張伯笠大同小異：「當時指揮部作出了暫時撤離的決定，……五月二十二日下午，我又回到廣場，發現沒有任何事情發生。」(第二百二十四頁)李祿也說：「二十一日常委會作出決議要轉入地下，……」(第二百二十三頁)「我同意了五月二十一日的保命費，但是我一直沒有取。因為那天晚上我結了婚之後就覺得離開廣場有犯罪感，所以我把他們都勸走了以後，我自己那天晚上沒有走，所以我就沒拿保命費。」(第二百六十頁)根據香港《新報》一九八九年六月三號的報導：「據記者獲得的錄音顯示，……郭海峰表示，作為指揮人員，柴又是總指揮，學生都沒撤，提前撤對嗎？而柴則說，提前撤是保護火種，……李祿則承認把一千元轉去了外頭。」不知道李祿到底哪種說法是事實。
順便要提一下的是，吾爾開希同時從另外的上層渠道得到了同樣的消息。他首先想到的不是保存自己這個「火種」，而是其他同學的生命安全。於是，趕緊來
到廣場。據劉燕在《回顧與反思》中回憶：「我和開希到了廣場指揮部之後，找人都找不著。……開希就說『在這種情況下，請同學們趕快撤到使館區去。』」(第二百六十四頁)吾爾開希此後而被指責為「破壞組織程序」並因此被罷免，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柴玲在五月二十八日與金培力的談話中也提到：「就是吾爾開希，就是他，曾經利用他的影響，他所處的領袖地位，對整個學運造成了很大破壞作用。這已經發生兩次了，最後一次給我們堅決抵制，而且把他罷免了。」
(四)關於戒嚴後廣場的秩序
李祿說：「五月二十三日，我們建立了包括學生、知識分子、工人、市民的『Central Command Post』(中文指的是什麼組織不清楚——筆者注)，柴玲是總指
揮，我是副總指揮。這大概可以說是整個運動中最恐怖的時期，而且大概也是最成熟的時期。」
當時在北京包括了學生、知識分子、工人、市民在內的組織只有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李祿在這裡是否說柴玲和他分別是這一組織的總指揮與副總指揮
呢？如果這樣，顯然不符合事實。另外，根據他們自己的回憶，這一時期是廣場上最混亂的時期。柴玲在與金培力的談話中表示：「最好、最團結的就是絕食團那段時間。」而戒嚴之後，「政府一方面逐漸形成鐵板一塊，而同學這邊怎麼樣，同學這邊勢必熱情要降下去，而且軍心動搖，甚至有的同學開始慰問解放軍，同學這邊，首先大部分同學軍心不穩，都很失望，他們不知道，說我們到底要要求什麼，下一步要幹什麼，有些同學就很傷心地走了。而且同學中出現了一些那樣的情況。他們打著民主的旗號，是想把募來的錢自己藏起來，而且又有些同學把市民給的錢拿去商店買東西。只是聽說，但我想這個消息會有人證明的。更可怕的是，有些同學逐漸被政府收買，他們作一種學生中的特務和姦細。這麼跟他們講，你們能讓同學們撤走的話，那你們就是人民的功臣，國家的功臣，人民會記得你，國家會記得你。如有些死硬派不撤的話，那麼周圍的便衣隨時可以調動。」
在筆者對王丹的採訪中，他回憶道：「五月二十七號的聯席會議上，首先是我們想聽一聽廣場上的情況。當時柴玲和封從德參加了。他們介紹了廣場上的一些
情況，給我們的印象是比較亂，山頭林立，衛生和人員比較混雜。這種情況下，我們普遍感覺到不能讓這種情況繼續下去。而且因為當時這麼長期僵持，大家已經開始覺得不一定會有好的效果。所以我們就建議以整個聯席會議為名義當場向柴玲他們建議撤出。當時得到柴玲封從德他們的同意，舉手表決，全體通過。在會上就擬定了一個決議，這個決議是全體通過的。包括柴玲在內。然後我們拿著這個決議就到了廣場上去，然後在召開的記者招待會上宣布。」這些記載中反映出來的戒嚴後廣場上混亂的秩序，與李祿在影片中所宣稱的那種在他與柴玲的領導下運動的「成熟」是不相符合的。
(五)關於天安門廣場的最後時刻
柴玲在影片中描述了她所見到的天安門廣場的最後時刻：「最後的時刻到了。在離我們一百碼的地方，軍隊、機槍、和坦克向我們逼來。」接下來，柴玲講了她當時如何給同學們講了個螞蟻的故事，之後，她繼續描述廣場的情形：「人們在天安門廣場四周阻擋坦克和部隊。軍隊向人們開槍。在看到人們就在我們身邊倒下
之後，我們才意識到他們用的不是橡皮子彈。有個年輕姑娘舉著手擋在坦克前。坦克朝她開了過去，但她沒有動，而坦克也沒有停。長安街上血流成河。」
根據記錄片的習慣，柴玲的敘述只能被理解為她親眼所見。從她的上下文看來，坦克機槍來到了廣場中間，向廣場上包括她在內的學生開槍，在她身旁有人倒
下，還有個小姑娘被坦克壓死，因此，她自然屬於屠刀下的倖存者。但是，柴玲本人多次重複，也有多人證明的是，六月三日開槍的當晚柴玲一直在廣場中心。而當時與她同在紀念碑上的人沒有一個說看見有人在身邊倒下。另外，關於那位姑娘被坦克壓死的情節，柴玲在《回顧與反思》中卻說這是她從別人
那裡聽來的：「六月四日我們撤下來以後，我見到一個博士生，他跟我說了這樣一句話，『有一個小女孩叉著手站在坦克面前說，你要是來就從我身上壓過去。後來坦克就是從她身上壓過去了。』」(第二百二十九頁)如果說她在逃亡過程中錄製的「我是柴玲，我還活著」中所講的許多她不可能親眼見到的事情，例如說工自聯的人通通死了等等，是受當時逃亡過程中的疲憊、驚恐、憤怒等情緒的影響，那麼在「六四」已經過去數年，本人狀態也已穩定，他是否應該說話更負責一些呢？但也可能這並非柴玲的過錯，而是影片製作人剪輯的結果。
另外，與柴玲的最後的話向配合的畫面，是一個倒在地上，頭流鮮血的人。對這段影片資料我是熟悉的。根據西班牙電視台六月三日晚間的拍攝路線考察，這
一鏡頭是建國門橋上軍隊的裝甲車與一輛卡車相撞，有一位騎車人被撞死，亦即畫面上的那位死者。因此，這一畫面與柴玲關於「擋軍車的女孩」的敘述並不相干。
類似情形在《移山》中比比皆是。這部影片在處理「六四」屠殺時，將六月三日至五日之間的鏡頭不分時間地點而是按照人物敘述的需要剪接在一起。其實，共產黨在「六四」之後拍攝的「平暴」影片，用的基本上也是同樣的手法。耳聞者不是不可以發言，但要說明是耳聞。實際上，在東西長安街上親眼見到開槍、甚至受了槍傷的人是不難找到的，只有他們才有資格以目擊者的身份向世界作證。影片中類似的問題不少，由於時間和篇幅的限制，我只提出這樣幾點。
有人可能會說，既然共產黨殺了人，還要計較這些細節幹什麼？照此推論，似乎是只要共產黨做了傷天害理的事情，我們無論說什麼、怎麼說都有理。然而，
還有什麼能夠比事實本身更有理有力呢？謊言，無論出自於什麼人，無論它的內容是什麼，都只能損害說謊者的信譽。而我總希望反對共產黨的人比共產黨在各方面做得要好一些。
李祿在影片中說了這樣一段話：「我一再回憶那些日子，思索我們是否應該在屠殺之前就離開天安門廣場。但是我覺得離開與否，後來的情況也不會有什麼兩
樣。」在《回顧與反思》中，李祿對這種「情況不會兩樣」的局面作出了比較詳細的說明。「如果我們撤離廣場，之間的區別是這個鎮壓是公開的，還是秘密的，當
時認為秘密的屠殺比鎮壓可能會更嚴重。」(第三百零三至三百零四頁)誰都清楚，當秘密屠殺發生時，針對的便主要不會是街頭的老百姓了。這牽涉到中國進步的代價由誰來付的問題。由於本文的目的是有限的，我在這裏僅僅指出這一事實，留待其他人對此進行評論。
運動的參加者，特別是學生領袖們在運動中表現出來的種種弱點，一些是因為年輕缺乏經驗，一些是共產黨多年教育的結果，另一些是人性的普遍弱點。我覺
得有這些弱點本身是非常可以理解，甚至往往是令人同情的。然而，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就必須掩蓋、認同、甚至讚賞這些弱點。更重要的是，將指出這些的弱點等同於贊成共產黨的暴力，這與共產黨一貫的強權邏輯是一脈相承的。
多年以來，共產黨將自己標榜為全民長遠利益的唯一代表，任何人說話都必須「站穩立場」——也就是說，如果有誰不贊成他們的說法，就是站在「敵人」一
面。我認為，我沒有義務在共產黨或其他什麼人劃定的虛假的選擇範圍內二者必擇其一。任何一個健康的社會必須容納各種不同的角色，我在拍攝《天安門》的過程中，試圖要做的便是盡量使這部影片成為一部「客觀的、理性的、照顧到了各方面觀點的」作品。不顧客觀的人可以隨意編造，而要想客觀卻談何容易。固然，我的影片可以增加更多的聲音，但是要想在三小時之內要表現這樣一個龐大而複雜的事件不得不進行許多困難的取捨。為了彌補我個人選擇中必定存在的不足，在電影拍攝完畢之後，我打算要將這幾年我們搜集來的一切影片、文字資料整理成可以對公眾免費開放的資料庫，從而讓公眾有可能通過他們自己的研究和觀察來在更深的程度上認識這次運動和中國的問題。
羅勃特·休斯在《culture of complaint》一書中說：「人類追求涇渭分明的善惡劃分的需要是根深蒂固的。然而，這種追求往往將歷史變成了說教，從而剝
奪了歷史人物的人性，否定了他們既有卑微也有崇高、既有奮鬥也有失敗的歷程。因此，保持歷史色彩斑斕的原貌，防止歷史被僵硬陳腐的信條漂成蒼白，正是歷史學家的任務。」(第一百四十二頁)
另外還有一點必須指出的是，《移山》一片雖然是按照西方競選中的政治宣傳品的方式製作出來的，但是它所處的環境與那類政治宣傳品卻不同。西方的政治
宣傳要打動的對象是孤疑挑剔的選民和新聞界，同時面對著政治對手毫不留情的挑戰。而《移山》這類宣傳品的對象卻基本上是雖然充滿同情心和正義感但對中國的事情卻一知半解的西方觀眾。因此，《移山》一片所處的環境與共產黨的宣傳品所處的環境倒有幾分相象：它用不著去認真核對事實，以防知道內情的人挑毛病；也不面臨政治敵手挑戰約束，因為在流亡社會中，一旦有某幾個人由於某種偶然的原因佔據了顯要的政治地位，佔有了大大超出他人的資源，公平政治敵手的出現便極不容易。甚至在語言上，影片中的人物除了身處中國大陸的魏京生和王丹外，說的都是英文。事實上，《移山》本身便是少數人進一步鞏固自己政治地位的努力，同時也是他們佔據了這些政治地位的結果，而許多頭腦清醒，具有獻身精神的民運參与者反而得不到注意。在這種情況下，西方社會在中國問題上產生了一種畸形的輿論傾斜，對於人們開展關於中國前途的討論具有非常不健康的影響。
即便如此，在哪怕是非常欣賞《移山》的美國人中也有人對該片的理解和李祿的期待有差距。《波士頓環球報》在讚揚該片的文章中寫道：「影片中最感人的
便是另一位倖存者柴玲在攝影機前聲淚俱下的內疚之情，因為她認為也許是由於自己的錯誤決定使得一些學生喪失了生命。」這位記者並沒有認清楚，說那番話的並不是柴玲，而是不同意李祿、柴玲在運動中行為的王超華。當《移山》在波士頓電影節上上映時，一位對中國沒有多少知識的美國觀眾在看完電影後當即說：「那裡面唯一一個值得我信任來當政治領袖的人就是王超華，可惜正好她不想當。」可見真假也不是那麼容易混淆的。□
原載《北京之春》
來源：中 國 人 權 支 持 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