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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楊光：漫說「政治正確」
一
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極右翼政黨在歐洲政壇重新風生水起，被認為反映了「政治正確」觀念在西方社會遭到了廣泛的反感的厭棄。
的確，特朗普和歐洲極右翼在諸多政治敏感議題上的政策主張大都明顯屬於「政治不正確」的範疇，同樣明顯的事實是，美歐民意的天平已經開始向這些明顯「政治不正確」的主張傾斜。這在四年前、八年前，還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歐美現在的大選、公投情形，如果說「政治正確」將在今後一段時間里成為票房毒藥，可能有些言過其實，但是，對於重要公職的競選人來說，適度挑戰「政治正確」比嚴格遵守「政治正確」更能獲得選民的青睞，則是不爭的事實。
二
什麼是「政治正確」？「政治正確」真的錯了嗎？為什麼那麼多的西方人士樂於嘲弄、勇於厭棄「政治正確」，將「政治正確」視為假道學、偽君子、「皇帝的新衣」，並將手中的選票投給明顯「政治不正確」的候選人？這是一個看似簡單，卻不太容易準確回答的問題。
狹義而言，「政治正確」是對公眾人物尤其是對政治人物在政治立場、公開言論、公共政策方面的一套話語約束體系。它包含一套「正確」的話語典範和一套看似四平八穩的政治立場表述，以及與之相對應的若干話語禁忌。廣義而言，「政治正確」意味著對於西方主流社會、主流輿論所接受和奉行的價值觀、政治觀、道義觀的認可和尊崇，並以此對公眾人物的公開言行構成一種政治文化和公共道義上的軟約束。
具體來說，西方所謂「政治正確」話語體系集中在種族、移民、原住民、少數族裔、宗教、女權、同性戀【小編推薦:我所知道的地球歷史與奧秘篇（十）：同性戀與吸毒】、殘障與弱勢群體、動物權利、民主化、全球化、自由貿易等議題上，它要求公眾人物必須恪守不能說某些歧視性、冒犯性話語的道德禁令，比如對黑人某個歷史名詞不能說，對恐怖組織不能冠以某種宗教名稱，對同性戀者、殘疾人士和特殊職業者不能使用某些約定俗成的稱謂——如妓女應該稱做性工作者，人妖應該稱做跨性別人士，甚至野狗也應該叫做流浪犬，否則就是「政治不正確」；而反過來，某些針對非主流族群或弱勢群體的充滿強烈族群平等主義和歷史補償主義的教育、就業、福利優惠政策則受到了「政治正確」觀念的鼓勵與庇護。
關於西方這一類「政治正確」觀念，一方面，必須認識到，這一套號稱「正確」的話語體系乃是建立在二戰、冷戰和反種族歧視、反殖民化、美國民權運動、經濟全球化、移民自由化、民主「第三波」等歷史事實和對其沉痛反省、深刻認知的基礎之上。新納粹言論、種族與性別歧視言論之所以被主流社會界定為「政治不正確」，是二戰的慘痛記憶，是白種人販奴、反猶、排華等黑暗歷史，是人類長久以來男女不平等的過往錯誤所留給後人的歷史認知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說，某種程度上，「政治正確」之具有基本正當性，在於它是平等、自由、公正、博愛等普世價值和人類良知的通俗版和大眾版。
但另一方面，也應該看到，歐洲、美國的「政治正確」觀念確有一些偏激的左翼化趨向，有時表現出上綱上線、好高騖遠、死纏爛打、劍走偏鋒，有時又顯得表裡相對、心口不一、流於形式、口惠而實不至，以至傳統人士、白人主流族群真實地感到言論自由受到了侵犯，甚或遭受了「逆向歧視」而心懷憤懣，而黑人、移民、難民等非主流族群卻也並未因「政治正確」體系的存在而獲得其夢寐以求的平等和公正。
當今歐洲陷入了難民危機，在全球化中工作機會遭受損失的美國藍領白人普遍對體制、對現狀不滿，這些狀況對「政治正確」提出了挑戰，客觀上助長了目前反「政治正確」的潮流在歐美社會的擴散。
三
在意識形態光譜上，歐美「政治正確」主要屬於左翼範疇。通常，民主黨、社會黨、工黨更堅守「政治正確」。對於「人人生而平等」的追求，對於一個沒有歧視、沒有壓迫、沒有強制以至沒有族別、沒有國界的人類烏托邦大同世界的憧憬，一直是歐美左翼人士的遠大政治理想。在政治哲學上，「政治正確」似乎是把法國大革命的平等、博愛理想過於放大，而極端化的「政治正確」則是把平等尤其是所謂「社會平等」人為拔高到了高於個人自由的地步所致。
追求平等與捍衛民主一樣，在歐美理所當然屬於「政治正確」。然而，承認每一個成人都有投票權和出任公職的權利，承認每一個人不論膚色、族裔、宗教信仰有何不同都應受到法律的平等對待，取消阻止族群交融和階層流動的各種法定界限，並不能自然而然地產生人與人、族群與族群之間的「社會平等」與「經濟平等」。在社會估價、自尊心、經濟地位方面，人們追求平等的道路既艱難且漫長。
為了追求平等，有時候，西方輿論和政府的政策會傾向於採取某些令人反感的政治手段。如限制經濟自由，限制遺產權，加強「再分配的正義」，如扶持非主流的弱勢群體的優惠政策和公共福利，制定強制性的教育、就業優先政策。這些政策除了對市場自發機制和政府效率造成損害之外，對政策優惠對象之外的其他個人和群體也必然會造成權利和自由的凈損失，卻未必對作為一個整體的優惠對象具有實質性的助益。也就是說，以效率、自由和權利為標準，歐美所謂「政治正確」的那些個具有強烈平等主義色彩的政策主張未必都是正確的。
四
平等與自由作為兩項最重要的普世價值，平等是民主的哲學依據，自由是人性的終極依歸，但它們之間存在著內在的張力。更一般地說，普世價值作為諸種價值並存的多元價值體系，諸善之間，善善相間，一善張揚，他善隱伏。過於強調某種價值主張而忽略他種價值，有可能求善得惡，適得其反。在這個意義上，對「政治正確」的話語體系和政策主張之平等維度進行適度的反省和調適是十分必要的。
不過，反省和調適「政治正確」是一回事，嘲弄、鄙棄以至否定「政治正確」，則是另一回事了。如果說，德國主流媒體為了維護「政治正確」而對科隆火車站的難民強姦搶劫暴行集體失聲，遭到難民輪姦的左翼女青年為了維護「政治正確」而就輪姦案的社會後果向難民群體道歉，是「政治正確」走火入魔的荒謬悲劇，那麼，新納粹主義、民粹民族主義、白人至上主義在歐美的趨於活躍，特朗普總統「禁穆令」的匆忙出台，則是鄙棄、否定「政治正確」的必然後果。這種趨勢不加阻止，假以時日，第二種後果也許會比第一種後果更加令人不能接受。資中筠女士以「偽君子」、「真小人」來區別美國人對待「政治正確」的兩種不同態度，認為偽君子雖可嘆、真小人更可恨，是極有啟發性的看法。
五
嚴格說來，任何一個時代、任何一個社會，都有自己的「政治正確」標準。在古代中國，敬天法祖、仁民愛物屬於「政治正確」，於是，官僚階層和精英人物競相標榜仁義道德、禮義廉恥，雖然他們大都實際上做不到，因而落下「滿嘴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之譏，但我們不能否認，儒家式「政治正確」本身，仍然是一種迫人向善的正約束。
筆者在翻閱突厥與回紇史時讀到一塊突厥古碑，它一面是唐朝皇帝御賜的漢文，表彰那位死去的突厥貴族多麼仁德、多麼慈孝，另一面是突厥文的頌詞，記載的卻是某時某地他殺死了多少人，某時某地又刺殺了多少人，顯見當時漢、突兩族「政治正確」的標準大相徑庭，亦讓我頓生對於儒家價值觀的「光榮與自豪」。——不過，在此說中國儒家的好話，議突厥先民的
不是，在民族問題上好像又有點「政治不正確」了。
五四運動之後，儒家的仁義道德體系終於瓦解。「新中國」之後，崇毛愛黨、階級鬥爭甚至「三忠於、四無限」代替傳統儒家價值而成為中國新的「政治正確」。至今日，中國官場和民間的「政治正確」已經道分兩途，美國大選期間，《人民日報》也曾加入嘲弄美國「政治正確」的行列，但殊不知，當代中國人的「政治正確」標準比之歐美如今廣受嘲弄的「政治正確」，仍有善惡美醜間雲泥天壤之別。最高法院的周強院長敢於公開說出「向司法獨立亮劍」這種既反政治文明且有違憲之嫌的惡劣言論，正是因為有一套異常醜陋的中共式「政治正確」標準在給他撐腰。中共嚴格管制下的互聯網路不容許任何「妄議中央」的言論出現，卻容許「留島不留人，只要周杰倫」這樣充滿血腥仇恨的言論大行其道，也是因為有民粹民族主義、大一統國家主義的中國特色「政治正確」標準在背後作祟。
不獨中國，在東亞各地，人們的「政治正確」標準比之歐美主流社會，也都還有不小的距離。比如，在偏右翼的日本，否認「侵略」、不承認「慰安婦」的言論往往不受本國輿論的譴責，至少這種譴責遠遠達不到歐美那樣的「政治正確」的高度。在香港，對內地人、中國人帶有強烈歧視意味的「驅蝗歌」、「支那」稱謂竟可堂而皇之登上主流報紙的版面和立法會場合，說明經受民主化挫折的今日香港社會已陷入政治扭曲的複雜狀況。（筆者高度不認同兩位年輕的港獨議員的宣誓方式，但亦不支持人大釋法的中央政治干預。如果兩位民選議員是在公眾譴責和主流輿論批評的壓力之下主動辭職，則說明香港社會是一個更符合普世價值的「政治正確」的良性社會。）
所以，在許多美國人、歐洲人對西方式「政治正確」感到很不耐煩並心生厭棄之際，作為一個中國人，我仍然對之抱以羡慕、景仰的態度，且堅定地相信：儘管西方式「政治正確」有某些偏激和不切實際之處，卻依然是文明政治、美好社會的指針之一。
2017/2/16
轉自：《中國人權雙周刊》首發，轉載請註明出處。
（第203期，2017年2月17日—3月2日）
來源：新公民運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