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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沧桑家事，记忆永恒》后的一点感想——赵文滔先生

王孝娴是一位老师，她一生，教书育人，作为园丁，她把一批批幼苗送進科学的殿堂，广阔的社会，碌碌一生，孜孜不倦，人民养育了她，她也为社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她是一位尽责的老师。

直到退休，拖着半身病痛，她才有时间回忆她的“沧桑家事”。

走進知识的殿堂——大学，是每个学生的理想。

然而，谁又会知道，她在这个殿堂——天津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小小年纪，却被中国的特殊政治株连风浪莫名地掀入大海，承受了几近灭顶之灾的灾难。

作工程师的梦破灭，危难中才走進教书育人的行列。

她的父亲王本菼先生于1938 年在抗日战乱中从北平的北京大学随校迁赴云南，从三校组成的西南联大地学系毕业。

当时，清朝复亡，军伐混战，内战连连，外敌入侵，民不聊生，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思想状态是，在社会变革中：“学一门技术，为国效劳”；在从事自己的专业劳动中，解决生活问题。

“地学系”就是后来称为的“地质系”。

（52 年院系调整，北京地质学院就是以北大、清华的地学系为基础成立的。

）王本菼先生毕业时，正是国难当头，毕业后为了生活，也为了发挥其专业特长，战乱中曾在西南有色金属产地从事过艰难危险的勘测工作。

他还以地质专家的身份参与西沙群岛磷酸盐矿的储存量勘察，和同事写出了极有见地的勘察报告。

（现存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

他和一般知识分子一样，解放之后，只看到社会的变革是美好的。

大区还没有撤销时，他担任过中南区重工业部钻探总队副总队长。

从技术的角度说，他完全有条件发展成“专家”。

然而从政治角度他却完全没有理解毛泽东自己说的他是“斯大林加秦始皇”以及“新农民革命”的社会变革的真谛。

不要说作为一个学习理工科专业的他，即便是历史系毕业生，当时也没想到，把毛和“农民革命”来类比。

更没有和洪秀全、李自成等“农民革命家”来类比。

当时的知识分子也不可能懂得许多。

后来爱国思想鼓舞他自动申请到西北艰苦环境去开拓工作而远赴甘肃。

刚去不久他就赶上了收拾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

划右派是有指标的。

很自然的，新来的人大部分是被“划”的目标。

甘肃的“官风”极具地方特色和原始性，不久他就被送到著名的夹边沟去劳教。

一个家庭的支柱被撤，顷刻间就面临家庭危机。

她的家庭应该说是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家庭。

祖父参加过清代的科举。

大半生在故乡办学，为桑梓教育服务。

年届古稀，孤身一人，前不久刚被儿子接到兰州赡养。

作为一个老知识分子，他哪里见过什么“政治运动”。

1957 年的反右运动，突然把儿子打成“右派分子”，弄走了去劳动教养。

老人被迫“留诗自缢”未必就完全是因为失去唯一赖以生活的儿子，没有了生路。

那个时代的老知识分子考虑最多的恐怕还是传统文化的“诚、信、厚”。

在他头脑里解不开的问题应该是：“知子莫如父”，何来“莫须有”？这个不解的难题。

直到他被迫自缢时，他都想不明白。

所以老人的留诗最后还有：“扶筇时上望乡台”对儿子的悬念。

单位还逼着让立刻腾房。

家里就留下没有工作的母亲。

当即陷入无法应对的窘境。

正在天津大学三年级读书的王孝娴不得不被迫休学，赶赴兰州，接过这一付家庭重担。

好不容易经人帮助谋得了一个可以勉强养母维生的工作。

接着又要被伐到“陇西荒原”。

甘肃本就是贫穷地区，那“陇西”更属于不毛之地。

一个刚届成年的女孩带着一个家庭妇女——母亲，要去荒地谋生，岂不是死路一条？就在这“危难时刻”，她在南宁的好友向她伸出了真诚友谊之手，才把她引到南宁，真正走上了教书育人之路。

让人始料不及的是他的叔父从唐山工学院毕业，在贵州教书，为了和当地领导的不法行为作斗争，竟然也被冤狱十年，1979 年给平反时，已经重病缠身。

按理说，无产阶级是不唯心的，不相信宿命的。

为什么不幸会连连出现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那么这不是社会、制度、掌权人的关系是什么原因呢？艰难啊，她这一生。

甘肃的地方官真的是“政绩”斐然。

到了1960年，仅仅两年，他们就创建了胜过奥斯维辛、古拉格的以饿死人，活人吃死人为特点的消灭人的记录，在夹边沟作了试点。

王本菼先生没有任何问题，更没有所谓的“罪行”，却被施以原始性的闻所未闻的处罚方式，不幸于1960 年11 月被饿死在夹边沟。

政不惊人誓不休。

人已经被他们整死了，甘肃却在1960 年12 月给王本菼来了个 “摘帽子”。

还说是按“正常死亡”对待。

说这话的人是谁我不知道，但突然想起1946 年4 月17 日，共产党当时的中宣部长陆定一发表在《新华日报》质问王芸生先生的文章里的一句话：“……这几句话是负责任的话，还是只当放屁放一放的呢？”人重要不重要？科学技术重要不重要？知识重要不重要？不重要，都不重要。

金口玉言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圣人出，黄河清”。

他就是“圣人”。

超英赶美，砍树炼钢，亩产万斤……这就是“农民革命”的特点。

1978 年，中央下发55 号文件给“右派”“改正”。

正式说明王本菼作为一个有色金属的专家，当年是被“划”错了。

也就是说他本人“没问题”。

二十年过去了。

被迫悬梁叫作自缢；活活饿死叫作“正常死亡”；被权系狱，只作平反，免惩罪犯；以及当时作为一个无辜的女孩——王孝娴被伤害的一生变故由谁来负责？作恶多端者概无责任，没有人承担任何责任。

那末，这些真正的罪行是谁的责任？没有人。

没有人！死者已逝，活着的，最多允许你的也就是“记忆永存”。

在中国，历史是一本学不完的教科书。

永远学不完的教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