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纪录:评估中华人民共和国》王飞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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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纪录:评估中华人民共和国》王飞凌
★继《中华秩序》之后
当代中国研究学者 王飞凌 “中国三部曲”最新续作!
首次以大量详实的纪录和数据,
全面评估中共党国的治理方式与社会代价——
何以中共付出世界级的治理成本,治理纪录却非常平庸?
◆
“中共最优化”、“中国次优化”是理解中共党国运作之道的密钥!
当中国的财富掌控在极少数不受监管、但自信放纵的寡头手中,
“中共最优化”会输出到全球,
把“世界次优化”带给我们吗?
随着中国的经济及军事力量双双往世界第一冲刺,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政治体系,将益发影响全人类,远不只是仅仅塑造中国人民的命运及未来。在如此发展之下,评议这个另类的政治体系和独特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型,以及理解中国社会内部的实际发展情况,对全世界来说都是迫切之举。
▋“中共最优化”是什么?“中国次优化”又是什么?
延续2017年出版的《中华秩序:中原、世界帝国与中国力量的本质》对古代中国秦汉政体和天下秩序的精辟解读,王飞凌带领读者聚焦于现代中国,即“中共暨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政治治理、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文化及环境保育等四个领域,展开全面性的评估。
“中共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真实面貌究竟如何?作者指出,中共为了维系专制,以达成统治的“最优化”,实际上导致了内部治理各方面的“次优化”。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它的治理表现基本上是平庸的,大多为次优化、不可取的,更经常是灾难性、甚至是悲剧性的。
换言之,中华人民共和国仅仅是中共的权力载具,促使中共肆无忌惮地以牺牲民主法治、人民的幸福乃至社会信任为代价,企图重整世界秩序,更進一步地维持政权的终极安全。如今的中国已成为“国家强、中央富、人民穷”的压榨掠夺型政体。
▋中共付出世界级的治理成本,为何呈现出非常平庸的治理纪录?
中共的治理本质上依靠强权和诡计,在牢牢控制政治生活、司法制度、教育、资源分配和社会流动的情况下,党国付出了近乎世界级的治理成本,呈现出的治理纪录却优劣参半。
以经济发展为例,在外国资金及技术的推动之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确实历经了数十年惊人的经济成长,成为按GDP衡量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及最大出口国。然而,与一般认知相违的是,1990至2010年代这一由“后发者优势”推动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对1950至70年代低增长、不增长,甚至负增长的“延迟修正”。此外,中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所造成的巨大赤字和经济泡沫,也拖累了中国经济,遑论惊人的低效和缺乏创新。
另一方面更关键的是,中共沿袭历史上秦汉政体出于政治目的而审查、控制信息的悠久传统,始终强制性垄断中国的所有信息,宣称“党要管理(所有网络)数据”。中共的数字游戏,本质是以“对内洗脑、对外宣传”的方式来稳固统治。因此,中国经济的官方数字,大多由西方咨询公司在中国的分支机构包装并背书;许多极具影响力的中国观察家都因而做出错误、甚至是可笑,但却极具影响力的判断和预测。确实,不假思索地使用中国的大数字,极易导出一些学者宣布“中国第一”的惊人结论。
从资本回报、能源消耗及其他标准来看,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依旧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其统治菁英阶层已经获得了世界级的财富及生活方式。中国的崛起,更确切地说,是中共党国力量的崛起。
▋从“佛系”、“躺平”到“润学”,中国为何会流行这些词汇?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官僚体系,学者估计,领国家工资的“广义”干部,总人数到2021年已超过8,000万人。如此庞大的人数,光是维持其运作就让中国纳税人付出了天文数字。2019年,一份网络流传的数据分析得出结论:中国“养”公务员的成本在五年内跃升了77.5%,大幅超过GDP的增长。此外,为维持党国庞大的财政需求,中国人民背负了沉重的税收负担:在中国,收入超过12,307美元即面临45%的最高税率;相较美国,年收入超过539,900 美元所面临的最高税率仅37%。
从整体生活水平、社会安定、人口流动及选择自由等一系列社会经济发展的比较指数来衡量,中国更有着创下世界纪录的社会与经济不平等。官方公布的中国家庭收入中位数仅为美国的7%,不到韩国的10%,为全世界的46%,为印度的108%。即使考虑到购买力平价,中国大多数人的生活仍处于典型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按照国际标准,中国有近一半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这就是中国的中产阶级流行佛系和躺平,以及“润学”弥漫在中国菁英之间的主要原因。这些流行词汇折射出中国人越来越多的无力感、愤怒、恐惧和绝望,也意味着统治菁英和普通人民之间陷入恶性的治理循环。
此外,承受中共治理灾难的,不仅仅是中国人,还有中国环境和中国文化。北京官方吹嘘高铁、移动支付、网购、共享自行车汽车为中国的所谓“新四大发明”,由假历史和伪科学所支撑,这种自我欺骗和自我膨胀,已经大幅取代了谦虚、守礼和理性的美德,深深地腐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和娱乐。党国带来的巨大影响,将在社会、文化、心理和生态等方面涉及好几代人。
▋《中国纪录》一书给出残酷的答案!人类文明会因此被改变吗?
整体而言,本书认为1949年至今的中共党国,在基因上乃是一种前现代的威权、甚至极权政体(中华帝制秦汉式政体),加上舶来的意识形态,略微修改后的复辟。
然而,这种治理模式作为一种最优化的专制统治形式,却机敏而具有韧性;它使中共在十分不利的情势下,仍保有惊人的寿命和权力。中共不择手段地使用暴力和诡计来统治,不惜一切代价只为永远掌权。
中华世界的历史显示,一个蓄意为恶、次优化而不可取,但却坚定而狡诈的力量,往往会出人意料地成功征服、统治整个已知世界,悲剧性地改变人类文明的方向。中国的崛起,或者更确切地说,中共暨中华人民共和国党国力量的崛起,正日渐形成一个全球性的大挑战,人类文明也因此面临关键而影响长远的选择。
国际赞誉
“王飞凌成功地将热情的理念与丰厚、深入且有条理的学术研究相结合。书中对中共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政策及其成效的许多最尖锐的批评,都来自中国的出版物。也因此,在所有深入理解中国的书籍中,《中国纪录》带给我们最为有力的思想冲击,超越所有在毛泽东去世后出版的同类作品。”──罗杰‧盖斯德(Roger Garside),英国前驻华外交官、《中国政变:自由的大跃進》(China Coup: The Great Leap to Freedom)作者
当代中国研究学者 王飞凌 “中国三部曲”最新续作!
首次以大量详实的纪录和数据,
全面评估中共党国的治理方式与社会代价——
何以中共付出世界级的治理成本,治理纪录却非常平庸?
◆
“中共最优化”、“中国次优化”是理解中共党国运作之道的密钥!
当中国的财富掌控在极少数不受监管、但自信放纵的寡头手中,
“中共最优化”会输出到全球,
把“世界次优化”带给我们吗?
随着中国的经济及军事力量双双往世界第一冲刺,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政治体系,将益发影响全人类,远不只是仅仅塑造中国人民的命运及未来。在如此发展之下,评议这个另类的政治体系和独特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型,以及理解中国社会内部的实际发展情况,对全世界来说都是迫切之举。
▋“中共最优化”是什么?“中国次优化”又是什么?
延续2017年出版的《中华秩序:中原、世界帝国与中国力量的本质》对古代中国秦汉政体和天下秩序的精辟解读,王飞凌带领读者聚焦于现代中国,即“中共暨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政治治理、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文化及环境保育等四个领域,展开全面性的评估。
“中共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真实面貌究竟如何?作者指出,中共为了维系专制,以达成统治的“最优化”,实际上导致了内部治理各方面的“次优化”。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它的治理表现基本上是平庸的,大多为次优化、不可取的,更经常是灾难性、甚至是悲剧性的。
换言之,中华人民共和国仅仅是中共的权力载具,促使中共肆无忌惮地以牺牲民主法治、人民的幸福乃至社会信任为代价,企图重整世界秩序,更進一步地维持政权的终极安全。如今的中国已成为“国家强、中央富、人民穷”的压榨掠夺型政体。
▋中共付出世界级的治理成本,为何呈现出非常平庸的治理纪录?
中共的治理本质上依靠强权和诡计,在牢牢控制政治生活、司法制度、教育、资源分配和社会流动的情况下,党国付出了近乎世界级的治理成本,呈现出的治理纪录却优劣参半。
以经济发展为例,在外国资金及技术的推动之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确实历经了数十年惊人的经济成长,成为按GDP衡量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及最大出口国。然而,与一般认知相违的是,1990至2010年代这一由“后发者优势”推动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对1950至70年代低增长、不增长,甚至负增长的“延迟修正”。此外,中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所造成的巨大赤字和经济泡沫,也拖累了中国经济,遑论惊人的低效和缺乏创新。
另一方面更关键的是,中共沿袭历史上秦汉政体出于政治目的而审查、控制信息的悠久传统,始终强制性垄断中国的所有信息,宣称“党要管理(所有网络)数据”。中共的数字游戏,本质是以“对内洗脑、对外宣传”的方式来稳固统治。因此,中国经济的官方数字,大多由西方咨询公司在中国的分支机构包装并背书;许多极具影响力的中国观察家都因而做出错误、甚至是可笑,但却极具影响力的判断和预测。确实,不假思索地使用中国的大数字,极易导出一些学者宣布“中国第一”的惊人结论。
从资本回报、能源消耗及其他标准来看,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依旧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其统治菁英阶层已经获得了世界级的财富及生活方式。中国的崛起,更确切地说,是中共党国力量的崛起。
▋从“佛系”、“躺平”到“润学”,中国为何会流行这些词汇?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官僚体系,学者估计,领国家工资的“广义”干部,总人数到2021年已超过8,000万人。如此庞大的人数,光是维持其运作就让中国纳税人付出了天文数字。2019年,一份网络流传的数据分析得出结论:中国“养”公务员的成本在五年内跃升了77.5%,大幅超过GDP的增长。此外,为维持党国庞大的财政需求,中国人民背负了沉重的税收负担:在中国,收入超过12,307美元即面临45%的最高税率;相较美国,年收入超过539,900 美元所面临的最高税率仅37%。
从整体生活水平、社会安定、人口流动及选择自由等一系列社会经济发展的比较指数来衡量,中国更有着创下世界纪录的社会与经济不平等。官方公布的中国家庭收入中位数仅为美国的7%,不到韩国的10%,为全世界的46%,为印度的108%。即使考虑到购买力平价,中国大多数人的生活仍处于典型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按照国际标准,中国有近一半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这就是中国的中产阶级流行佛系和躺平,以及“润学”弥漫在中国菁英之间的主要原因。这些流行词汇折射出中国人越来越多的无力感、愤怒、恐惧和绝望,也意味着统治菁英和普通人民之间陷入恶性的治理循环。
此外,承受中共治理灾难的,不仅仅是中国人,还有中国环境和中国文化。北京官方吹嘘高铁、移动支付、网购、共享自行车汽车为中国的所谓“新四大发明”,由假历史和伪科学所支撑,这种自我欺骗和自我膨胀,已经大幅取代了谦虚、守礼和理性的美德,深深地腐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和娱乐。党国带来的巨大影响,将在社会、文化、心理和生态等方面涉及好几代人。
▋《中国纪录》一书给出残酷的答案!人类文明会因此被改变吗?
整体而言,本书认为1949年至今的中共党国,在基因上乃是一种前现代的威权、甚至极权政体(中华帝制秦汉式政体),加上舶来的意识形态,略微修改后的复辟。
然而,这种治理模式作为一种最优化的专制统治形式,却机敏而具有韧性;它使中共在十分不利的情势下,仍保有惊人的寿命和权力。中共不择手段地使用暴力和诡计来统治,不惜一切代价只为永远掌权。
中华世界的历史显示,一个蓄意为恶、次优化而不可取,但却坚定而狡诈的力量,往往会出人意料地成功征服、统治整个已知世界,悲剧性地改变人类文明的方向。中国的崛起,或者更确切地说,中共暨中华人民共和国党国力量的崛起,正日渐形成一个全球性的大挑战,人类文明也因此面临关键而影响长远的选择。
国际赞誉
“王飞凌成功地将热情的理念与丰厚、深入且有条理的学术研究相结合。书中对中共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政策及其成效的许多最尖锐的批评,都来自中国的出版物。也因此,在所有深入理解中国的书籍中,《中国纪录》带给我们最为有力的思想冲击,超越所有在毛泽东去世后出版的同类作品。”──罗杰‧盖斯德(Roger Garside),英国前驻华外交官、《中国政变:自由的大跃進》(China Coup: The Great Leap to Freedom)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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