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辉:中国民族问题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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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辉:中国民族问题新思维

帖子老蒋当年剿匪不力 » 2014-03-13 9:04

张辉:中国民族问题新思维

张辉先生的《中国民族问题的新思维——大转型中的大问题和大方略》书稿分上、下两篇共十五章(十五个主题)约15万字。上篇详细地论述了为什么我们生下来就是民族的人?谁给你额头贴上了民族人的标签?列宁式民族自决权何以成为神话?为何民族区域自治是个乌托邦?如何用地方自治取代民族区域自治?别国处理民族问题有什么教训和经验?中国公民运动如何对待民族问题?共七个主题。下篇则从中国民族自治区域的前身——行省制度入手,阐释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转换——从民族自决到民族区域自治;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确立——以新疆、内蒙、广西、宁夏、西藏为例;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空洞化的自治权;中国少数民族区域自治的问题与实态——以新疆、西藏为例;其他国家民族聚居区域自治的实例;国际法关于自决权利和自治权利的有关规定;重新思考中国民族问题的解决方向;共八个主题。从这十五个主题来看,张辉对民族问题的思考重心完全是聚焦在对中国大陆现实问题的剖析与解答上。 -- 张祖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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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蒋当年剿匪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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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张辉:中国民族问题新思维

帖子老蒋当年剿匪不力 » 2014-03-13 9:07

昆明惨案 换个角度看“民不畏死”就会震惊无语 图
——为什么我要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阿波罗新闻网 2014-03-04 讯】
作者:澜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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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试验训练基地——63650部队,新疆马兰
昨夜,昆明发生惨剧,数名暴徒持刀上街砍人,造成两位数的死亡结果,一时风声鹤唳,人人自危者有之,以怨报怨者亦有之。
我简单看了一下事情经过,以及牵涉进来的民族矛盾,然后在微博上说了一句"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这句话来自老聃,意思是说,若被治之民己不畏惧死亡,再用死亡来威慑他们,是没有意义的。这句话在应用层面的延伸.可以是"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可以台湾的"雾社事件"。前者年代久远,我们先来谈谈后面这件事情。
"雾社事件",发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台湾,为《马关条约》,台湾正处于"日治"阶段,除了驻军以外,也有为数不少的移民被日本政府安置于此。大为 台湾的数支原住民部落(以赛德克族为主)对日本的统治政策(主要是土地政策)极为不满。而又不被赋予对话权利,故而计划发动暴力袭击以示反抗,但是因为日 本军队有着现代化的武器等力量上的压倒性优势,所以台湾原住民部落选择了日本在台湾设立的学校作为袭击目标,在举办运动会时,集体冲入雾社公学,用长刀和 弓箭将未成年的学生、妇女、教师皆数砍杀,造成134人死亡。2012年,台湾导演魏德圣拍了一部名为《赛德克巴莱》的电影,就是讲的这段历史。
好了,现在肯定有人会很愤怒。日本对台湾,是赤裸裸的侵略行为.而在反抗侵略时的暴力抗争,不能和疆独、藏独的恐怖行为,相提并论,你这是在混淆概念。
而这,恰恰是"武夫"思维带来的惰性结论。侵略与否成立永远不能以侵略看单方面的意志来作为判断标准,比如二战期间日本对华战争,在当时的日本看 来,绝非侵略战争,而是为了建立"东亚共荣圈"。同理,在长期以来的教盲和灌输下,以汉人为主的中国公众,也丝毫不会觉得1949年后的中国(PRC)在 对西藏、新疆等地区,是有着侵略成分的。
换而言之,强奸与否,不是强奸者说了算,而是被强奸者说了算,如果不承认这个底线,那我们不妨倒退回原始社会,今天我带人去端你家寨子,明天你再带人来取我的人头。
新疆是一个很特殊的区域。历史上的角色一直在汗国和藩国之间跳砖。辛亥革命之后,中华民国首先接管新疆,主政者名叫盛世才,此君军队出身,手段决 绝。一度有过佣兵自重之心,先亲苏以借力清洗军阀力量,后来苏联势力渐大,盛世才开始靠拢国民党,而共产党则联合苏联,支持新疆独立成立"东突厥斯坦" (没错,共产党正是"东突"的发起者)对国民党政权展开反抗,而盛世才则保持了铁腕统治,十年镇压死伤超过万人。到了1949年,盛世才随国民党败退台湾 后,他在兰州的岳父一家老小十一口被灭门复仇,这是后话。
1945年后,共产党策划的新疆独立运动终见成效,国民党无力治理新疆,其新疆的军事大员也在大势己去后相继投共,随着王震将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驶 入新疆,这个比盛世才更有决断手腕的中华人民共和开国上将又反过来对新疆表态:当初让你们独立(民族自决与联邦制),不过是说着玩玩儿,现在都消停下来 吧,盛世才和国民党的政策还是挺好的,我们共产党也要延续。
王震是个什么人呢,连中共最大的左派毛泽东都认为王震是"左倾",你们应该就能明白大体滋味了。在王震主政新疆期间,他的政策是公开的,而且很简 单,就一个字"杀",凡是不敢动手的军人,立刻撤换,七年杀了一万多人,他还想杀,但是北京坐不住了,撤了王震的职,派装甲军团去新疆制止杀人杀得停不了 手的王震部队。
这就是新疆的现代史,教科书里没有,媒体基本上也不会提及。要么被割让,要么被利用,要么被哄骗,要么被镇压,即使王震走了,共产党开始了一定程度 上的怀柔,但是新疆仍然只是汉族政权的一块版图。很简单的一个历史事实是,中国截至到1996年,总计做过45次核试验,其中大部份都在新疆进行。美日、 欧洲都有科研报告,推测的致死致伤人数实在不低,连做足的防护准备的核试验执行军队及政府科学家,都在改革开放后持续上访,申请赔偿,就不用说那些在核试 验期间只被通知"回家关门,不要出门"的新疆居民了。
所以我很难自欺欺人的说,维族是汉族的同胞。我也很难理直气状的质问,你们凭什么要对我们抱有恨意?如果是维族执政,然后在汉族城市做上述事情不知道汉族又会怎么看待"民族统一"这个口号。
当然,站在和田、喀什、昆明等死难者的角度,的确可以反诘:你们的灾难固然可悲,但是与无辜的我等又有什么关系,把张家的仇往李家去报,何故于此?
昨天晚上,我用很简单的归谬法,证明了这种反诘同样无法站得住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迫使天皇及日本海外军队的投降,同盟军阵营中的美国向日 本本土的广岛和长崎两座城市投下核弹,以无差别攻击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实现了使"二战提前结束"的诉求。若是上面的反诘成立,那么毫无疑问,我们应当清算 美国的这场行动,并对整个以美国为轴的整个同盟军挂上"恐怖份子"的标签。
归谬的目的,在于证明逻辑是否自洽,并挤出利益水分,同样以平民为攻击对象实现政治诉求,若甲行使即为正义,而乙行使则为恐怖,那么这又将回到两儿辩日的时代,度量失衡,界线模糊,最后只剩下比拳头。
1945年以来,美国多次的庆祝二战胜利,却从未在任何公开场台,宣布对日的核武器攻击是完全合理的,美国保护公民的言论自由,其学术界却鲜少对此 课题做出过多的辩证,并非噤声,而是确实没有什么好说的:投向广岛和长崎的两颗原子弹,是不具备正当性却又不得不实施的军事行动。同盟军对因此而伤亡的日 本平民负有完全的人道责任,但是如果历史重来,核弹还是要扔,因为只要天皇一天不投降,海外日军就会新增一天的时间对同盟军的士兵造成损失,这个代价,会 给同盟军各自在国内带来极高的民众压力,所以越过程序正义的红线,为了结束战争.同盟军中最大的军事单位美国就一定要背负这宗原罪。
程序正义究竟重不重要,一度是美国大学及公共社区中的热议课题。一名歹徒在纽约市中心放了炸弹,一旦爆炸可 能伤及数以万计的无辜平民。警方捉到了这名歹徒却无法从他嘴中获取炸弹情报,而警方此时收到一条线索一一只要在这名歹徒面前,杀死他1岁的儿子,就可使其 崩溃而拿到情报阻止惨剧,那么应不应该这么做?当然,这是一个没有正确答案的两难场景。在Reddit等社交平台,美国人比较倾向于"黑色英雄"的出现, 一个具体的应用场景是一一一名妻儿因为炸弹而危在旦夕的男人,设法完成了"原罪行动",他在那名歹徒面前勒死了后者1岁的儿子,歹徙崩溃交出情报,纽约万 民获救,然后这个充当"黑色英雄"的男人举枪自杀,为其犯下的凶杀罪案伏诛。此场景是旁观者都愿接受的结果,危机平息,而为了平息危机而需要沾满鲜血的双 手,却又由他人承担,与己无关,牺牲最小,欢喜皆大。
可惜的是恐怖份子也是这么想的,一旦恐怖袭击的计划制定完成,那么对于执行者而言,死亡就不再是一项阻碍行动的威慑存在,而人类社会迄今尚未出现比 死亡更高形态的制裁。由于媒体在题材上的挑选,美国对于恐怖主义的反击通常都是热点,但是美国内部亦有制衡力量(比如对中东办公室),一方面针对法律范畴 之内的诉求开启对话,一方面给予恐怖分子嫌疑犯一定程度的透明空间(前段时间关塔那摩还有塔利班的战俘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不断完善思考,永远承 认还有更高明的解决方案尚未找出,永不停止对中东政策的反思。
对于任何民族、宗教上的矛盾,对话和制裁一定是相辅相衬的双轨,只有对话而无制裁,就会带来绥靖后果,只有制裁而无对话,就会遭致物极必反,而且这个路径一定是艰难、复杂、多变而且充满妥协的。
中国的问题,在于不承认事情的上述特性,在执政党以及大多数民众看来,解决藏、疆问题,只需找到一条万能的真理或是政策即可.可以一劳永逸乃至万古长青,而按照咱们执政党的尿性,显然只会单向选择制裁而非对话,你杀过来,我杀回去,论斗狠比勇,两边倒是都不逊色。
从效率出发,我很厌恶这种"武夫"思维这也是我引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原因,人家已经做出觉悟公然行凶而且压根就没有逃窜意图.你摆出一 副红了眼的斗鸡姿态,高呼"对待恐怖分子决不手软"有你妹的用啊?有意思的是,一向以精英份子自居的铅笔社主力成员李子暘,又开始跳槽到反智主义(说民粹 主义也不为过)的阵营,说"索维尔在《知识分子与社会》一书中,严厉抨击了知识分子面对綦力犯罪总要寻找所谓深刻社会原因的愚蠢心态,并用数据指出,加大 警力投入,可立竿见影地降低暴力犯罪率。自作聪明地卖弄"深刻",是知识分子的重大道德缺陷。"亲,把所有新疆人都关到监狱里去,还可以杜绝掉外面的暴力犯罪率呢。还有皇帝认为把书都烧掉、把读书人都坑杀掉,就可以立竿见影的造就万世王朝呢。知识分子或许愚蠢.但是所有抱怀一竿子愿景、用军备竞赛的理论来解开结的无缺陷完美专家,都是往洪水里撒盐还嫌不够多的自作聪明者。
惨剧的最大意义,不是在于争先恐后的在微博上点蜡烛(见别人没点蜡烛还跟人急大喊你有没有同情心啊),而是从中吸取足够的经验和教训,理解动因、原 理以及方法,从仰望星空开始追寻世界万物的运行道理那一刻起,人类一直以来就是如此学习和进化的,孤立的观察事件,对瞬间反应的依赖.让情绪凌驾于智力智 商,都是一种偷懒行为。
有小朋友很悲惯,说你这么高冷,要是在昆明被砍杀的是你的家人,你还会这么说吗?当然不会。但文明之所以成为文明,就是因为能够钳制人性中的非理性 冲动,如果我老婆被人打了一拳,我会急得想要捅对方一刀,如果我老婆被人捅了一刀.我会气得想要杀对方全家.这就是很典型的非理性,没有什么不可承认的, 但这不构成逻辑上的断裂,因为在判断公众事件时,排除自我情感因素是最基本的常识,在有陪审团制度的国家,无论是控方还是辩方律师,都被严禁向陪审团提出 或诱导回答"如果你设身处地"之类的问题,因为数千年过去了,人类不能继续重演审判苏格拉底的闹剧。
前面说了,新疆的问题,在于"对话"渠道的缺失,在中共政府的反复渲染下,新疆的很多犯罪嫌疑人,都被冠以"恐怖分子"的名号,同时指责西方在对待 恐怖分子的定义上双重标准,基地组织你们就公认他们是恐怖份子,一到中国内部的这些"恐怖分子"上,你们就没那么斩钉截铁了。双重标准的原因很简单,比如 基地组织,其政治主张都是公开且不被保密的,本拉登生前就在录像带里说他所赞助并训练出来的人肉炸弹,是为了"摧毁美国和以色列",很显然,当这项诉求被 提出之时,关于恐怖份子的定义,就无需进行商榷了。但是中国无论是在西藏还是新疆的问题上从来都对这些"恐怖份子"的诉求讳莫如深,境内是看不到任何诉求 的,仿佛那些暴徒个个都是疯子,不要命的制造血案,是想要"吓唬汉人"。这就是我说的关于"对话渠道缺失"的举证。他们想要什么、他们代表多少人、他们是 多数还是少数、他们在施暴前有过多少次试图对话的尝试......这些问题,公众统统不知,只需要跟着政府的节拍走,履行"老鼠上街,人人喊打"的义务就 可以了。国内的民众,你自然可以如此操纵。但是西方媒体显然不吃这套,不知情,则无定论,所以海外是不可能单凭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的一份通稿就当你的传声筒 的。
无论是否持有独立主张,新疆的少数民族,也就是维吾尔族人.一直都有"民族自决"的诉求,一是延续反殖民潮流,一是共产党在解放新疆时做出过承诺。 你可以在土地等政策上对汉人实施先签约后撕毁的行径,但是新疆人不认共产党对于契约的违背,这个"民族自决",往大了说.可以是独立立国等大事,往小了 说,也可以卑微到"你要往我这儿做核试验,能不能事先打个商量,问问我的意见"这种小事。但是无论大小,共产党是一概不予理会的,你纵有干言万语.我这儿 就没有可以申诉的公堂。1949年,为"解放"新疆立下汗马功劳的新疆民主同盟代表阿合买提江・哈斯木受毛泽东邀请,乘飞机前往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结果中途飞机莫名其妙的坠毁,机上无一人生还,从此新疆再无真正意义上的民族政治领袖,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又出了个热比娅・卡德尔。
现在汉人普遍害怕维人,觉得他们享有"两少一宽"的优厚政策.又尽是小偷和骗子,维人上辆公交车都有身体周围自带斥力屏障的效果,但是维人其实也都 很怕汉人。汉人在新疆四处打洞开采石油,又是驻军又是殖民,维族自己又不被授予政治权利,对中央决定说不得半个"不"字,要么一直忍着,要么突然爆发,两 条选择哪边都是万劫不复。
于是,维人逆反,汉人盲从,两边谁都不真正了解对方,就被推上了战场的对立两端。如果放弃思考,用雷厉风行大快人心的方法,当然是"严惩不怠"、" 绝不姑怠"、"加重安保"、"谴责恐怖"等方便快捷的做法,但是2008年在库车你们是这么做的,2009年在乌鲁木齐你们也是这么做的,2011在和田 和喀什你们还是这么做的,历史一再重演,说明有些事情,真的不是不动脑子就能完美解决的啊。
说到头,我压根就不具备对新疆问题的话语权,这是国务院领公饷的官爷们才需要操心的事儿,我只是对一群喘着粗气的西西弗斯说"你们在做的是无用功"这句事实罢了。
老蒋当年剿匪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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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张辉:中国民族问题新思维

帖子老蒋当年剿匪不力 » 2014-03-13 9:09

昆明暴袭事件的深层分析
作者: 野 火
我 不认同时下传媒使用“新疆暴徒”这样的字眼来诋毁新疆维吾尔族人。而应该仅仅限定在“东突暴徒”的范围内。维吾尔族人历来是爱好和平的、善良的民族。早有 学者指出,“新疆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包括认同、移民、恐怖组织等很多面向。但恐怖组织在新疆内的影响可能等于零,因为大部分的维吾尔族,虽然信仰伊 斯兰教,但从来不是像中东那样有一些真正的宗教极端分子;也从来不觉得最理想的国家制度就是政教合一。”因此,我想对那些习惯于以偏概全的媒体人说,请不 要在伤痕累累的新疆大地上撒盐了!过往的“7.5”、“2.6”事件的受害者也多是新疆人。假如中国政府是一个民主政府,尊重所有民族的人权,平等地看待 所有民族,事情就肯定会朝正面发展。所以,新疆问题的解决,从根本上还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只有通过变革不合理的专制体制,才有可能使民族矛盾逐步得到 实质性的解决。
在坊间纷传“周老虎”大案行将公布的时候,不成想中国西南一隅的昆明市却突然爆出一桩惊天血案。

3 月1日晚9时20分左右,在云南昆明火车站广场、售票厅内外,忽见8名统一着黑色圆领衫的蒙面暴徒,个个手持利刃,一路杀将而去,见人就狂砍。整个杀戮过 程只持续了12分钟左右。6男2女就被当场砍死。加上被急送医院不治身亡的共有29人,急救130人。事发时,有4名凶徒被后来赶到的警察击毙。一时间, 满地尸体。据现场目击者说,很多被刺到的男女“都是从背后插着一把刀,有的刀插得太深,只看到了刀柄”。

这显然是一起针对无辜百姓下手的 暴力恐怖袭击。据从其身着的黑色圆领上所印图文初步证实,这是谋求新疆独立的“东突”组织所为。其所作所为在性质上,与美国“911”事件并无不同。虽然 该事件的作案动机和真相暂不明了,但这种残杀无辜平民的暴行,不管它是来自哪个民族、哪个地域,都理当受到道义的强烈谴责。正如公民运动发起人杨建利博士 所指出的,“人类没有一种立场、理论可以为在昆明火车站的暴力辩护,不管施暴者曾受到过专制政府或者恶霸个人多么残酷、多么不公平的对待。今天我要说:施 暴者,你们是一群残忍血腥的孬种。”

但我不认同时下传媒使用“新疆暴徒”这样的字眼来诋毁新疆维吾尔族人。而应该仅仅限定在“东突暴 徒”的范围内。维吾尔族人历来是爱好和平的,善良的民族。早有学者指出,“新疆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包括认同、移民、恐怖组织等很多面向。但恐怖组织 在新疆内的影响可能等于零,因为大部分的维吾尔族,虽然信仰伊斯兰教,但从来不是像中东那样有一些真正的宗教极端分子;也从来不觉得最理想的国家制度就是 政教合一。”因此,我想对那些习惯于以偏概全的媒体人说,请不要在伤痕累累的新疆大地上撒盐了!过往的“7.5”、“2.6”事件的受害者也多是新疆人。

就在3月1日的当天夜里,当昆明当局派出全副武装的特警,包围了当地有名的维族聚居区——大树营时,居住在那里的维吾尔人也纷纷表示,他们对此事件感到很难受。他们也不明白凶徒的动机,有维族青年更直说“我恨他们”,因为这种暴行让他们感到“很丢新疆人的脸”。

其中有位叫安外尔的、在当地新疆菜餐厅打工的20岁维族青年说,周六(3月1日)事发时,他正在和一群汉族朋友聊天喝酒。这时,有一个汉族女孩在微信中提醒他,火车站有很多人被砍伤,他马上回复道:“就想哭,就想大声的喊。”那时,他还不知道行凶者中就有自己的维族同胞。

即 使是前些日子被中共当局以莫须有的“涉嫌分裂罪”被批捕的著名维族学者、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伊力哈木一直坚持认为,“维吾尔人追求平等自由的愿望,完全不 能脱离汉族人实现自由民主的进程,两者必须是紧密结合的。维吾尔人今日的处境,正是整个中国缺乏民主,缺少自由的产物,只有汉族人也实现了自由民主的愿 望,维吾尔人才有可能获得自由民主。”他还说,“在我哈木看来,只要生活在一个民族平等的自由的国家,是汉族人占多数还是维吾尔人占多数,这都不重要,重 要的是不是尊重各个民族的权利,是不是尊重彼此不同的文化和习惯。如果我们中国是一个真正自由民主的国家,那些周边国家的人才还会因为你制度的优越性被吸 引到这边来。”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秉持客观理性立场的维族学者,也被神经高度紧张的中共当局视为“分裂分子”而不由分说地抓捕、监禁。其 实,伊力哈木在一次面对外媒采访中被问到是否有过新疆独立的念头时,却脱口而出表达了自己反对新疆独立的根本立场。他说:“每一次新疆的民族冲突,你首先 看到的肯定是维吾尔人起来上街砍人,其实最后不都是维吾尔人死的多吗?如果中国出现民族分裂出现战乱,那肯定是维吾尔人血流成河,而不是汉族人血流成河。 不要说你们汉族有十三亿人,光是新疆的汉族人,他们掌握的资源力量,都对维吾尔人有压倒优势。”

在这里,伊力哈木实际上已含蓄地暗示了汉 族统治者在其家乡所实施的歧视性民族政策。在这种政策的强力推动下,即使新疆的经济状况这些年有所提升,当地的维吾尔族人也根本不可能享受到与汉人同样的 生活和工作的平等权利。原因是维族人现已在各个领域中都被迫边缘化,甚至包括本民族的语言文字。

但尽管如此,伊力哈木也从未对高高在上的汉人抱有偏见甚或仇视的眼光。他仍然非常理理性地认为,“如果中国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新疆是一个真正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自治区,维吾尔人会因生活在中国为傲。”可是,新疆的汉人统治者却越来越无视维吾尔族人的民主和政治权利。

事 实上,新疆问题的症结就是,维吾尔人应该依法享有真正的自治。中共早中建政之初,就承诺给予少数民族自决权。1947年国民党政府曾与新疆民族代表达成 11条协议,也承诺高度自治,但共产党执政后就不再提“民族自决”的概念,而代之以“民族自治”制度,及至后来连“民族自治”也形同虚设了。新疆早先还有 一个维吾尔族人——赛福鼎,而后来所有的民族自治区第一把手都换成了汉人。目前汉人的控制,已经超出了社会公共资源的各种领域。甚至汉族人还在维吾尔族传 统产业上取而代之。比如清真食品供应权也被汉族企业家霍兰兰经营的新疆佳雨工贸公司所垄断,提供46种清真食品。霍兰兰承认,公司的300名员工主要都是 汉人;当然公司里也有少数维吾尔人,如一位做清洁的女工。但所有的职位几乎都是汉人包揽。很多新疆的招工启示上写明了仅招汉人。这当然使维吾尔族人觉得自 己都成了边缘人。这自然导致了维汉之间的怨恨正在日积月累地加深。

由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意识形态,文化上强调无神论,政治结构上又是一个中央集权下的封闭型政治体制。这些无疑给民族地区实现民族自治制造了很多人为的障碍。因为无神论的意识形态对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宗教习俗都构成了严重打击。

知 名学者笑蜀指出,疆藏政策必须全面反思和调整,必须问责王乐泉等人及负责机构。当民族地区发生那么多悲剧,当达赖、伊力哈木理性温和的声音也被全面剿杀之 时,我们做过什么说过什么?无条件谴责恐怖袭击的同时,坚决要求真相,要求公开,要求自由讨论,坚决批评和问责,则应该是全民反思尤其是知识界反思的第一 步。如果不进行深刻的反思,正视民族政策上的严重问题,未来的民族问题将会日益严重。当然,站在道德高地谴责暴力,是最省事的事情。但如果仅止于谴责而不 对自身的错谬进行反思;仅强化维稳,而不屑于开展平等对话,那么可以想见,更深层的裂痕,更惨烈的暴力,也可能随之向“车臣化”演变下去。应该声明的是, 暴民虽可恨,但暴政更可恶。因为暴民是暴政的畸形儿。承认问题才能解决问题。但承认问题并不意味着昆明火车站的滥杀无辜有其正当或合理的丝毫成分。

在全球化时代,主权国家内部所发生的、越来越多的重大事件虽然可能与主权国家之外的因素相关联,但这并不表明中国政府可以对国内长期存在的民族冲突问题无动于衷。

早 在2009年,就有德国《新苏黎世报》记者舒士特在详细了解了中国民族政策之后这样发出警示:“在新疆,维吾尔人的平均寿命和婴儿死亡率等一些医疗卫生的 重要指数都比汉人差。……如果不认真对待失业和就业不足的问题,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在新疆有失败的危险。”他随后还对记者说,南疆维吾尔人的失业率是世界 上最高的失业率之一。他原则上并不反对农民工,但汉族劳动力大量迁居新疆就很成问题,因为这肯定会加大维汉之间的差别,导致局势更为紧张。而新疆的汉人官 僚 “并不关心维吾尔穷人的处境,也没有落实保护维吾尔人的政策。”

不过,若将很多问题都归结为民族矛盾也许过于简单化。由于中国政治体 制改革停滞不前,官员权力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如腐败严重,分配不公导致的贫富悬殊问题,在新疆地区肯定同样存在。而且当地环境和资源保护问题、民族 文化、宗教信仰的保护以及维族青年的就业权等问题,都几乎从未引起当地汉人大小官僚的真正重视。

虽然中共官方一直公开否认,新疆问题不是 民族问题,不是政策问题,也不是宗教和人权问题,更不是不平等的问题,那究竟是什么问题?事实上,不管将事件的因由归咎于民族矛盾、分裂主义、宗教政策, 还是恐怖主义,归根结底都是由于存在 “问题”而造成的恶果。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判断。

美国也是一个多民族混杂而居的国家。但美国政府并不刻意需要给某个民族施以格外照顾性的怀柔政策,却能让各民族公民有尊严地生活在其自由、民主的土地上。尽管怀柔政策作为短期的权宜之计是有效的,但作为一项长期的国策则会遗患无穷。

假如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一样是个民主国家,尊重所有民族的人权,平等地看待所有民族,事情就肯定会朝正面发展。所以,新疆问题的解决,从根本上还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只有通过改变不合理的专制体制,才有可能使民族矛盾逐步得到实质性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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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张辉:中国民族问题新思维

帖子老蒋当年剿匪不力 » 2014-03-13 9:10

面对昆明惨案,应去如何思考
作者: 严家伟
人 们应该冷静思考一下,这样的大血案悲剧为什么会发生?昆明3.1血案中,那些蒙面暴徒,以无辜平民为袭击对象,滥杀无辜,固然不可原谅,可以说他们犯下了 反人类的罪行,是人类的公敌。但他们为什么要那样做,总得有个原因,不可能是无缘无故的。官方人士说“不是民族和宗教问题”,那么是什么问题?总不可能有 “天生”的恐怖分子,也不可能有“为恐怖袭击而恐怖袭击”的人吧!这些暴徒罪在不赦,应该严惩不贷。但他们总有施暴的原因吧?他们为什么这样的凶残、如此 的仇恨?不可能无缘无故、天生成就吧?为了根除恐怖,为了让惨剧永不再发生,政府有责任叫他们把施暴原因明明白白、源源本本地说出来。而广大民众也有权利 知道真相。唯有如此,才能对造成这一特大惨案的原因做出深刻反思,才能找到这些长期积累的仇恨以及化解的方法。如果简单地绑赴刑场,一杀了之,祸根未除, 社会就还会继续付出代价!
2014 年,岁在甲午,春节刚过,就在昆明爆出了一场肯定要写入中国近代史的惊天大惨案。3月1日晚9点刚过,在昆明火车站,一群蒙面暴徒(官方媒体最初称约十几 人、两天后又确定为8人),身着黑衣,拿着长砍刀从车站里面和售票厅附近开始行凶,然后来到火车站前的广场继续砍杀。结果截至目前已造成33人死亡(其中 有4人是被警方击毙的凶手),140余人受伤的大血案。官方媒体说,四名袭击者被击毙,一名女性袭击者被抓获。其余凶犯脱逃两天后被抓获。国人被这突如其 来的惨案惊呆了。官方将其定性为恐怖袭击。当然,接下来也像过去的突发大事件一样,就是高层领导极端重视,亲自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全力缉凶,严惩不贷。而 大陆媒体上则是满纸的愤怒谴责,铺天盖地的声讨等等。然而笔者认为光有这些还是不够的。在此事件已初步“定格”以后,除了严惩施暴凶手以外,官方更应该把 这个具体事件的具体真相更详细的告诉民众,以落实公民的知情权。

官方在案发十多个小时后的第一时间里,虽然没有提供细节,但是他们说,有 足够的证据表明,新疆地区的分裂主义分子制造了这次袭击。不过这样一句话也似乎显得太过于笼统。而中国官方的新华社则引述了中国海军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 主任尹卓的话说,他认为这一事先策划的袭击不是民族及宗教问题,而是和国外恐怖势力有关联的恐怖主义行动。长期以来北京一直把新疆的骚乱称作是维族恐怖分 子所为,说他们和被取缔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有关联。 中国政府说这些成员都在国外受过恐怖训练。至于这些新疆地区的分裂主义分子,为何要选择在昆明如此不分青红皂白的杀人,他们那么多人,还带着长砍刀等凶 器,如何能从新疆几千里外跋涉到昆明“舍近求远”而作案,更如何能逃过警方的监控?这些都是中国民众需要了解的具体真相。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的 张鸣教授则指出:“中国境内的新疆分裂分子,实际上是苏联养大的,当年三区闹分裂,屠杀汉人,主力就是俄藉的归化人军队。一色苏式装备连服装都是苏军的。 没有苏联的支持,不仅外蒙独立不了,新疆的分裂也没有戏”。

张教授所说的这些当局讳莫如深的事实,恰恰是应该让广大民众知道的。当局一提 到新疆分裂主义份子,国外恐怖势力时,往往会使当前中国许多不明历史真相的人,就以为是什么“西方敌对势力”,是美国,日本。结果根本不是,恰恰是前苏联 和今日的俄罗斯及“独联体”中的某些成员国。远在上世纪1944年新疆的“东突份子”便勾结苏联人,他们由苏联人提供武器并接受苏联训练,越过国境,进入 新疆一举攻占尼勒克。当时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命朱绍良率军平叛,一举击溃了突厥叛军。但是接下来苏联并不罢休,继续向突厥叛军提供军火与人员援助。也就是前 面张教授提到的“一色苏式装备连服装都是苏军的”,这些人1944年11月7日攻占伊宁,屠杀当地汉族军民,奸淫汉族妇女无恶不作。后来他们更在苏联军官 科兹洛夫指挥下攻占惠远城。我国军守将陈伯良、高炜壮烈牺牲。1945年4月这些叛军在苏联红军的炮兵、装甲车、飞机的支援下,更向当时新疆的省会迪化 (今名乌鲁木齐)进犯。同年9月一度推进到距迪化仅150公里的玛纳斯河西岸。妄图一举吞并新疆归入苏联。后来我国民政府大量援军抵达,才将叛军击败。暂 时稳定住了新疆。

重温这段历史,不难看出官方所称的新疆分裂势力,其背后的的推手就是苏俄。1949年中共夺取大陆政权后,因为毛泽东奉 行“一边倒”向苏联的政策,并承认了苏联分裂外蒙独立、允许苏军进驻旅顺,以及在新疆获得掠取石油等诸多特权。在丧权辱国的情况下,新疆的矛盾得以暂时缓 和。但是斯大林死后,毛泽东这个当年一切听命于斯大林的“儿皇帝”便自认为“翅膀已硬”,更一心要想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于是与赫鲁晓夫闹翻。而 苏联当局也不是“吃素”的,便一手导演了举世闻名的1960年伊犁暴乱事件,向中共还以颜色。此后近三十年中,中苏边界纷争不断,新疆的动乱也从未停止。 背后都是苏联在推波助澜。直到上世纪九十年随着苏联的崩溃,国力大减,无暇他顾。新疆所谓的分裂势力失去了靠山,才一度进入“低潮”。但是随着俄罗斯的再 度“崛起”,特别是普京这个前克格勃强人对外扩张的野心与日俱增。不但要与欧美争夺乌克兰,也视新疆为其“传统势力范围”。所以半个多世纪来与新疆民族矛 盾问题有关联的“国外势力”不是别人,就是苏俄。弄清这段历史,才不会让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去误导国人,去迁怒于什么“西方敌对势力”。

现 在人们应该冷静思考一下,这样的大血案悲剧为什么会发生?昆明3.1血案中,那些蒙面暴徒,以无辜平民为袭击对象,滥杀无辜,固然不可原谅,可以说他们犯 下了反人类的罪行,是人类的公敌。但他们为什么要那样做,总得有个原因,不可能是无缘无故的。而官拜中共“海军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的尹卓先生就简 单一句“不是民族及宗教问题”,那么是什么问题?这位“信息专家”却并未提供任何相关“信息”。中共驻疆大吏张春贤也说:“这确实不是民族问题,也不是宗 教问题,现在加一句,也不是哪个地区的问题。”实在让人一头雾水。总不可能有“天生”的恐怖分子,也不可能有“为恐怖袭击而恐怖袭击”的人吧!这些暴徒罪 在不赦,应该严惩不贷。但他们总有施暴的原因吧?他们为什么这样的凶残、如此的仇恨?不可能无缘无故、天生成就吧?为了根除恐怖,为了让惨剧永不再发生, 政府有责任叫他们把施暴原因明明白白、源源本本地说出来。而广大民众也有权利知道真相。唯有如此,才能对造成这一特大惨案的原因做出深刻反思,才能找到这 些长期积累的仇恨以及化解的方法。如果简单地绑赴刑场,一杀了之,祸根未除,社会就还会继续付出代价!

与此同时,作为一个法治社会,一个 公民社会,对这些哪怕是被称作人类公敌,犯下反人类罪行的嫌犯,他们也应享有与一般人同样的人权。也应该在一个程序正义和审判公正的环境里接受审判,而不 能就是一只“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而任意处置。唯有如此,才能以理服人。在大陆网上,今天有人贴出了一张据称是3.1恐袭案中被擒获的女刀手,年纪不大几乎 稚气未脱。于是这位网友建议:“一定要好好保护她,防止被灭口,严禁刑讯逼供,组建律师团提供帮助,使之获得尽可能公正的审判……只有这样,才可能找到事 实的真相,才能追究他们的罪责,让正义得到伸张,让未来更少这样的悲剧发生”。笔者认为讲得非常有道理。尹卓先生称这些袭击者“是和国外恐怖势力有关联的 恐怖主义行动”。因而只有在严守程序正义和审判公正的环境中,才能弄清他们背后与之“有关联”的国外恐怖份子是美国的,还是俄国的,还是其他什么地方的? 才能最后使真相大白于天下。

昆明的3.1事件也让我们认识到,任何国家的平民都可能遭受到恐怖袭击这样的“飞来横祸”。因而任何人也不可 把别人遭到的“飞来横祸”当作“笑话”来看。回想当年美国9.11事件时,无辜死难者上千,其中还有华人。可就有那么一批中国人公然欢呼雀跃,大声叫好。 而中国政府对这样丧尽良知的人,别说惩诫、连申斥也没有。党办媒体对此更视而不见,实则就是纵容。当时更有一个中国大陆旅游团正在美国旅行,这帮子人竟公 开举杯欢庆,美国政府忍无可忍,只好勒令他们离境。然而如此给中国丢脸的这帮人,回国后却未受到任何一点处分哪怕公开予以谴责也没有。请问有关当局居心何 在?然而在昆明3.1事件后美国大使馆在悼念昆明死者时,用了“毫无意义的暴力行为”一语,竟然使某些人大为不满。指责美国官方回避用恐怖主义一词是“别 有用心”。其实这句话是美国官方近年用以哀悼在恐怖袭击中死难的人时最常用的。正如有人指出的:这词比用“恐怖主义”更为准确。因为生命应该用来去做有意 义的事,而不是浪费在一些不断制造暴力,制造麻烦,使生命白白丧失的冲突中。

美国官方的这一用语,既是谴责之词,更体现出高度的理性。可 是有的人却偏要别人哪怕在一个用词上,也必须与自己的党“高度保持一致”,这既不理性,也不现实。若再与当年9.11中你们自己“欢呼雀跃”或听任“欢呼 雀跃”不加谴责相比较,那就更是十足的“双重标准”了。其实这样的双重标准,还并非只用于9.11事件。例如伊拉克的恐怖份子用人体炸弹杀害的也是无辜平 民。可是大陆官方及媒体上都不称其为恐怖袭击与恐怖份子,更不说他们是人类的公敌。而称之为“反美武装”。你“反美”怎么杀伊拉克无辜平民?那么残暴的手 段,难道还不是恐怖份子吗?又如对塔里班、哈马斯的恐怖袭击,许多时候也是这样暧昧的态度。

昆明的3.1事件,从另一个角度看,也给国人上了一堂生动的反恐课。应该让国人对此类事件有个清醒的认识了。既然说恐袭份子是人类的公敌,那么今后当这类事发生在欧、美民主国家,特别发生在美国的时候,请不要面带幸灾乐祸的笑容去“隔岸观火”了!
老蒋当年剿匪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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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张辉:中国民族问题新思维

帖子老蒋当年剿匪不力 » 2014-03-13 9:18

斯伟江:恐怖活动和边疆治理

一,恐怖分子诉求是什么?

昨天流传最广的一条微博,也是韩寒转的一条,如下:

“我反对一切针对平民的恐怖主义行为,无论你的命运是多么悲惨动机是多么高尚,当你把伤害无辜的普通人作为手段时,你就是人类的敌人、可耻的懦夫和人人可诛的罪犯。我没有兴趣听你的任何故事,不会在乎你的诉求,不可能跟你谈判并妥协,唯一要做的事就是:当场格杀,事后追剿,绝不原谅”。

其实,不在乎你的诉求,这正是恐怖分子所想要的。如果大家还记得,911之后,发现,中国的东突也加入了拉登训练营。我们以拉登为例,看下拉登的目的和手段。

“拉登的最终诉求,是认为伊斯兰国家已经半西方化,而且,美国在伊斯兰国家也有驻军,他希望在伊斯兰国家,能发动穆斯林革命,由伊斯兰主义者掌权,从而完成第一阶段的任务,改革穆斯林的伊斯兰教仪式,使其走上正确的道路。那么为什么直接打击西方国家,如何能够加速革命的到来呢?

任何明智的人都知道,美国政府必然会对穆斯林世界发动一次,甚至大规模的武装侵略,以彻底根除恐怖分子的根源,而且,美国也不会十分关心侵略过程中,哪一方受损害的问题,美国的侵略行径很可能会疏远许多穆斯林人和美国的关系,把他们推向本地的伊斯兰组织一边,尤其是在阿拉伯国家,人民很可能会起来反抗亲美政府,将伊斯兰主义者推上权利的宝座”《战争》P238-239 温格戴尔 江苏人民出版社

“拉登的投入获得了合理的回报,在不到20个月的时间里,美国就侵略并占领了两个穆斯林国家,伴随侵略带来的新闻图片给穆斯林世界带来巨大的屈辱和痛苦,美国对阿富汗和伊拉克军事占领之后,不可避免地会实施一系列暴行并犯下错误,从而制造了更多的新闻图片。”(同上书)。

但美国在和穆斯林世界的宣传方面也下了很大的功夫,这从奥巴马在埃及开罗的演讲中就可以看出,美国人当然也会针对拉登的宣传,进行反宣传,另外,美国也确实从军事模式转换成更加传统的反恐模式,恐怖分子都是平民,不是军队,通常对付他们的工具应该是警察、情报收集以及安全措施。

恐怖份子所想的,就是制造恐怖和仇恨,让你报复,追剿,如果你扩大打击范围,造成民族对立,在这个过程中,你犯更多的措,他的同盟者会更多,从而最终去实现他的目标,边疆独立。

而且和越南对付美国一样,美国人死一个,越南人要死十个,但越南人的目的是,让美国人受不了他们军人的死亡,最终由于美国人伤亡太多而退出,事实上,美国人打赢了几乎所有的在越南的战争,但SoWhat,武力解决不了所有的问题。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根据中国刑法,杀人犯你也要问动机,问主观故意,当场格杀,这在法律上也是允许的,事后追剿,当然可以,问题是,他们都是平民演化的,你要下功夫的,其实正是要问,这些平民为什么会和野兽一样,毫无人性?同时,你也要注意,他们的诉求是通过什么途径来实现,我们要破坏他们的计划。

二,新疆,旧疆?

新疆到底是新开拓的,还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隋时期,新疆东南部鄯善(新疆若羌)人隋朝版图,唐太宗武功空前,灭东突厥,西域胡人所居伊胡七城降唐,在哈密设西伊州。640年平高昌,设西州及安西都护府,(新疆吐鲁番东南)648年取库车,后置龟兹,(和田),(喀什),碎叶等四镇,658年平西突厥,(现在的东突恐怖分子,想建立的,应该是延续1933年起在喀什搞的东突伊斯兰共和国有关),唐时疆域很大,和其国力也由关系。

唐后期吐蕃崛起,和唐争夺安西四镇,北宋就不用谈了,辽国疆域到新疆的。元的疆域很大,囊括新疆大部分地区,14世纪在察台台汗国治下。到了明代,对新疆地区为擦察合台后裔亦力把里的领土,而介于亦力把里和甘肃之间的嘉峪关以外的哈密等卫,也在明朝的羁糜统治之下。清代疆域较大,1720年,西藏入清,1755年平定天山北路准格尔部,1759年平定图谋独立的天山南路的回部(维吾尔),天山南北路全部入清版图。

后来,到清末,沙俄就介入新疆,侵占了新疆西部的大片领土。1864年,沙饿趁新发生回民起义(暴乱?)要挟清廷签订塔城条约,1871年沙俄出兵强占伊利,1881年签订伊利条约,几乎每一订约,中国都要被割去大片领土。1884年的喀什准格尔条约,中俄西北边界划定。1891年沙俄占领了乌孜别里山口以南的大片帕米尔,1895年,英俄在伦敦订约私分帕米尔。中国政府不予承认。(以上来自邹逸鳞编著《中国历史地理概述》页101一125)

疆域的大小往往和国力强盛有关,在晚清新疆发阿古柏叛乱,同治13年,李鸿章和左宗棠之间海防和陆防之争,李鸿章建议放弃新疆,将军力和军费转入东南海防。(汤仁泽著《强迫轰鸣下的尊严;1840年到1911年的中国故事》页142),最后清廷以左宗棠为是,平定阿古柏叛乱,新疆改设行省。

关于驻军筑城,清政府在平定准格尔叛乱之后,曾修建了六座满城,由八旗子弟驻防,同治三年,始发于库车的农民起义,迅速席卷全疆,满城惠远被攻克,将军自杀。辛亥革命之后,新疆满城走向衰微,辛亥革命是新疆满城衰落的根本转折点,之前可以分三个时期,乾隆到同治初的兴盛期,同治年间的破败,光绪年间的恢复期。(周长山等主编《历史、环境和边疆》页341-343)。

以上,可以看出,边疆的兴衰,和中原休戚相关。新疆是新,是旧,也一目了然。1912年的新疆总督杨新增将军在一次演讲中说:
“新疆孤悬塞外,自汉唐以来,时叛时附,多半因中原多事,兼顾不暇,-中原金钱花费在新疆的,早已不可胜数,中原对新疆的负担如此之重,倘若一旦把握不住,那么外有强邻之虎视,内有外蒙古的狼贪,只怕此一大好河山即将沦于异族之手。”(潘志平《东突的历史和现状》页94)

三,东突的背景和来由

和拉登诉求一样的是,泛伊斯兰主义,也就是拉登的第二阶段目的,希望全世界都信奉伊斯兰,看似宗教性质,实际上是政治运动。东突的背景之一,就是这个。其次,是泛突厥主义,泛突厥主义就皇一直梦想看建立一个由亚得里亚海到中国的大突厥国,这个泛突厥主义,也曾被翻译成大土耳其主义,当然,土耳其政府也不敢公开予以实质性支持,因为这个野心也太大了。二十世纪之交,奥斯曼土耳其的精英,”重新发现了”泛突厥的历史文化.即便不会公开支持,但土耳其境内的泛突厥主义者,会同情、支持中国境内的泛突厥分子。潘志平等著《东突的历史和现状》第二章。

1928年杨新增被刺身亡,金树仁接手.东突浮现了,1930年新疆的农民起义,其特征是,1,反汉色彩,将汉族统治者和汉族群众混为一谈。不加区别地加以排斥、杀戮。2,宗教色彩,圣战,死为殉教者,活为英雄好汉。3,分裂色彩。1933年新疆大乱,金树仁完全失控,后盛世才坐上新疆王宝座,和入疆的甘肃军阀马仲英混战,(马也是解救伊斯兰兄弟的名义)。此时,在南疆伊敏在和田成称王,东突伊斯兰共和国在南疆的喀什上演。背后是英国。

1933年11月12日,东突共和国的闹剧在喀什开场,英国驻喀什领事馆的外交宫出席了成立大会,蓝底白色星月旗为“国旗”,根据其“宪法”,是政教合一的类似伊朗体制”,但就算英国也不敢予以承认,土耳其也一样不敢承认。由于这个政权也反苏,苏联直接了当告诉中国政府,倘若中国政府管理新疆,我们不去过问,但如果你们听任第二个满洲国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采取行动保护自己。苏联就给金树仁和盛世才分别提供了巨大帮助,很快,这个所谓的政权就做鸟兽散,苏联这么做,是为了新疆亲苏.当然符合其国家利益,二战时,盛世才认为苏联不行了,1943年投靠反苏的蒋介石之后,苏联就支持伊利的东突,在伊利,塔城和阿勒泰地区,汉人基本不存在了,有暴力清洗,也由强制迁徙。在苏联的支持下,这个所谓的东突厥还进军迪化(乌鲁木齐),和国民党的军队隔河对抗。

国际形势变化,苏联在雅尔塔会议上要到了外蒙独立,作为交换,蒋介石要到了斯大林的不干涉新疆,在中苏友好条约中,苏联政府在条约附件中声明,关于新疆最近之事,-苏联政府无干涉中国内政之意。

1945年,没有了苏联支持的东突就内部分裂,1946年东突所谓的政府和国民政府谈判,达成和平协议,同意恢复回归到国民政府治理之下,苏联将这个所谓政府的主席召回去了。

根据和平协议,这伊利,塔城,阿勒泰的三个区直接归属于省联合政府,这里的人在国共斗争之中,分成几派,其中一派就是中国共产党所支持的,就是说的三区革命,后来国共逐鹿中原,中共取得胜利,最后也和平解放新疆,并设立自治区。中苏关系好时,东突就消弭了,但之后中苏关系变坏时,苏联还支持过东突,但总的来说,国际环境不具备大气候。(以上总结基本归纳自《潘志平等著的《东突的历史和现状》民族出版社)

但911前后的国际大气候,就慢慢开始影响中国新疆,这个话题很复杂,可以另文研究。另,美国打掉阿富汗的塔利班,客观上对中国反恐起了一定作用,但并没力量彻底剿灭塔利班。

但这个和中国古代历史的麻烦不同的是,产生了民族国家的理论,也就是民族自决权。这个也是中西政治思想中正当性的冲突之一。
绝大多数中国人接受大一统的观念,而且由于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提倡民族自决也会导致国家分裂,而这么多年的教育,都是以大一统为本,要是鸡失去了屁股和尾巴,恐怕很多中国人接受不了这地图。

四,新疆的出路

第一,中原要稳定转型

从前面的分析看,中原的治乱是边疆稳定的核心。中原的治乱是最关键的,如果中原一旦发生动荡,边疆必定是大动乱,对位于新的汉人和维人,都是大劫难。因此,中原的治理是第一位的,现在中原也是靠硬维稳,官民矛盾对立,你能想象在新疆,除了官民矛盾,还有民族矛盾,对立恐怕是更激烈。

因此,治理新疆的第一策,恐怕是中原的平稳转型,如果中原不改革,治乱循环是历史规律,边疆的动乱不可避免。

分裂势力,一定是要由国际势力支持,才会有气候,如果中原是稳定的,外交必定也有足够的力量,可以以不变应万变。也有足够的能力来争取维族人民的心。

第二,攻心为上,维汉平等

如王力雄所言,新疆目前维汉人口相当,实力是均势,这样的情况下,往往最后会有僵局。以前历史上的血流成河,不是吓唬人的,是真实的。以目前的情形看,军队基本上是汉族,但是,如前面所言,东突分子其背后,往往是国际势力而且,如果一旦有广大的群众基础,往往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

如同《边界与民族》的作者何星亮研究员所说,构成国家者,国民与国土,大凡分疆立界,既分地也分人。土地为国之基,不能再生絮殖,一旦分定,难以改变。故各国立界,以争夺土地为首要目的,-然而,民心向背是最关键的。

分裂主义者,最核心的就是要争夺民心,发动恐怖袭击,他们的目的,是希望汉族军队、警察对维族进行野蛮的报复,(正常的侦察,打击当然是应该的),这样,他们可以在维族人民中争取更多的支持者,一旦民心反汉,他们的目的就会部分达到。

这话说说容易,但据我去新疆的所知,重要部门的一把手都是汉人,国家的资源也绝大多数是汉人企业,或者中央企业所占据,维族人的不平等感,恐怕是存在的。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作为汉族人,你需要换位思考。争取民心,尤其是新疆地区普通维族人的心,是最重要的政策。看一下,元朝和清朝的民族政策就可以了。元朝分四等,其国祚短,而清朝满汉基本平等,国祚长。

以清朝为例,满汉大臣是一样的,不然曾文正公,左宗棠,谁来作为国之支柱?当然,现在这样的做法,有一定的风险,但治国,一定是要推诚置腹,既然你相信维族人大多数是爱国的,那么就要提拔、支持维族中的优秀人才。这不是传统的以维治维,这是一种新的民族平等政策。

维汉平等,恐怕还包括一定程度的民族自治之中。这话说来大,但可以一步步做起来。

维汉平等,恐怕在宗教政策上也需要调整。不要害怕伊斯兰,可以多培养和平的伊斯兰宗教领袖。

第三,资源本地化,一定要就地倾斜

新疆有巨大的自然资源,但这些自然资源都为中央企业或者汉族企业所占有经营,这种情形应该改善,只是政府所收取的新疆的资源费用,要平等地分配给当地居民,可能这个福利会比沿海好,这不是坏事,以资源换支持,也是新加坡,乃至阿拉伯国家的方法。

另外,现在国家对能源企业收取的资源税收太低,应该调整。尤其要注意维族人的就业问题。

第四,反恐要依法,要有节制,要尊重维族人的人格

据了解,在王乐泉治疆时,开头反恐是露头就打,后来发展为追着打,挖着打,现在不知道什么政策了。但有没有过火的地方?因为中国的反恐和美国不同,美国是外来的恐怖分子居多,只要加强海关等就行。

而中国,新疆的恐怖分子多是中国国民,你总不能禁止维族人自由流动吧,因此,在检查时,要注意尊重法律上形式上的平等,对维汉一样要平等对待。包括对维族人在沿海的,住店、旅行的合法权益,一定是要平等保护。争取民心是第一位的。

我觉得除了学习美国,要更多地向以色列学习,因为以色列内部也有大量的阿拉伯人,其内外的反恐经验会更丰富。

以上的问题,不能仅仅是新疆问题,也包括西藏问题。

尾巴

我也就是一个书生,对边疆的经验也来自一点点亲身经历,更多的来自书本和思考,维族的问题,不仅仅是维族人的问题,也是汉族人的问题,既是政府的问题,也有民众的问题,如果你真心哀悼在昆明火车站受害的人,你希望这样的悲剧不要重演,你希望国家不要分裂,你恐怕得了解一下,普通维族人的遭遇,体会一下他们的心态,了解一下,这些恐怖分子,为什么在这样的土壤里滋生出来?如果你不对土攘施药,那么,下一个长出来的恐怖分子,袭击的不是昆明,就是其他地方。

以杀止杀,希望只用剿灭的方法来对付恐怖分子,追剿也需要,但恐怕光这解决不了问题,这和韭菜一样,杀了还会长,因为土壤还在。

恐怖分子最让人恐怖的是,在昆明火车站里面的,可以是你,我,任何人。这就和海明威所说,我们不是孤岛,正因为我们不是孤岛,所以,我们要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要治标,也要治本。

不是因为恐怖分子的恐怖活动而调整民族政策,如果民族政策客观上有问题,那就必须调整。虽然现在似乎不是马上调整的好时机,但,希望在这个事件冷下来之后,改变原来的征服-治理的模式,而走向现代模式,多元化。对民族地区和汉族地区,都必须要进行合法性的转型。所谓国家富强的中国梦,未必能构成治理的合法性,所谓,你的西域,我的东土。国富未必民富,一定是要从争民心出发,也就是林肯说的,民有,民治理、民享的合法性。这个问题,恐怕边疆比中土更迫切,因为那里矛盾是双重的。如在《中南海来信一》中所说,要是中原的民主问题,遭遇边疆的民族问题,恐怕会焦头烂额,饭一口口吃,会减少动荡。

未雨绸缪,现在的新疆、西藏问题,恐怕已不是如古人所说,明者防祸于未萌,智者图患于将来。现在的情况,祸患已经成形,更需要,达治乱之要点,遏将来之袭击。

希望这篇草草而就的小文,能对你的思考有所帮助,也希望批评指正。

2014年3月2日
老蒋当年剿匪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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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张辉:中国民族问题新思维

帖子老蒋当年剿匪不力 » 2014-03-13 9:19

昆明惨案:谴责与反思不可偏废

笑蜀

相比大陸當局的疆藏政策,民國疆藏政策高明太多,尤其是楊增新的治疆政策。大陸當局疆藏政策全面僵化全面失敗,而將疆藏問題徹底封閉不許討論更不許批評,則最失敗。疆藏政策必須全面反思和調整,必須問責王樂泉等人及負責機構。這都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因此把昆明慘案完全歸因為壓迫反抗關係而予同情,則萬難苟同。我們並不知道昆明慘案的真相是什麼。真相未明即如此斷言,是否太立場先行、太意識形態化?新疆問題不同內地問題,不同西藏問題,而的確有複雜的國際背景。壓迫是長期的和全面的,但縱然如此,跟昆明慘案之間也只是或然而非必然關係。未明真相前就把或然誇大為必然,差之毫釐必然謬之千里。這就好比敘利亞問題。敘利亞動盪之初確實就是反抗壓迫反抗專制,所以國際社會一邊倒地支持反抗軍。但後來的反抗軍就複雜太多了,不乏被所謂聖戰綁架的陰影,國際社會的態度也為之一變,再沒有一邊倒的支持。今天的新疆問題,跟敘利亞問題並非沒有相近之處,來自中東的宗教原教旨主義和現代恐怖主義未必不是重要成因,因而未必是壓迫反抗能夠完全解釋的。
當然無論什麼原因,當局對疆政策都難辭其咎。新疆問題全面複雜化之前,有六十年的相對承平時間,這漫漫六十年難道不是當局自己浪費的麼?全面複雜化難道不等於對疆政策的全面失敗麼?無視人心迷信暴力與高壓,則是對疆政策全面失敗的總根子。所有這些必須正视必須抨擊。
但所有這些並不能自動賦予恐怖襲擊以正當性,不能說人世間只有制度之惡,其他一切惡都不是惡,其他一切惡都是正當的需要同情的。甚至对昆明慘案這種有組織的屠戮無辜平民,都試圖同情。是的,昆明慘案真相未明,但無論什麼真相,有組織的屠戮無辜平民都屬於恐怖襲擊,都是萬惡,都罪在不赦。原因不是理由,任何原因都不能為恐怖襲擊開脫。無論真相是什麼,昆明慘案都是中國版的911,我的態度跟我當初對美國911的態度完全一致,即無條件譴責恐怖襲擊與哀悼逝者。
但,僅僅譴責與哀悼仍不夠。原因不是理由。但原因必須澄清,真相必須澄清,才可能避免悲劇。如果說对恐怖袭击的盲目同情反映人心之毒可能助長恐怖,那麼以需要無條件遣責為由壓制討論與批評、拒絕反思與調整則是典型的制度之惡。这不僅助長仇恨和絕望,為宗教原教旨主義和現代恐怖主義提供了溫床;甚至其本身就是一種恐怖主義。兩種都屬於極端勢力,屬於互為鏡像的共生關係。
這即是說,無條件遣責和全面反思不衝突。不僅不衝突而且不可偏廢。不僅政府要反思,全民都要反思,知識界尤其要反思,我自己也必須反思。當民族地區那麼多悲劇發生,當達賴、伊力哈木的理性溫和的聲音都被無情地全面剿殺,我們做過什麼說過什麼?我自己做過什麼說過什麼?今天的悲劇,難道沒有我們、沒有我自己的一份責任?覆巢之下無完卵,事到臨頭還不全面反思包括反思自己,還只是一味地掩飾或一味地推諉,還只是仇恨一切痛駡一切,這個民族就真的是深淵了。無條件譴責恐怖襲擊的同時,堅決要求真相,要求公開,要求自由討論,堅決批評和問責,則應該是全民反思尤其是知識界反思的第一步。
老蒋当年剿匪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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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张辉:中国民族问题新思维

帖子老蒋当年剿匪不力 » 2014-03-13 9:20

为什么胡萝卜也不管用?

作者:斯科特·莱德尼茨,西恩·罗伯茨

10月28日,一辆车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爆炸,导致两名无辜的路人死亡约40人受伤。尽管手段简单,但是这起由来自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维吾尔穆斯 林发起的事件被定性为一起恐怖主义事件。这起事件是近年来维吾尔人首次在维吾尔自治区以外实施政治暴力事件。这一起事件似乎是维吾尔人与中国政府间逐渐升 级的紧张关系的产物。
维吾尔人将维吾尔自治区视作故土,这一主张激化了他们和中国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这种关系在过去二十年间呈上升趋势,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具有争 议的政策来把维吾尔人整合进中国的版图中。(上图中,居住在土耳其的维吾尔人燃烧中国国旗以纪念“7·5”事件)政府用铁腕政策来维系这一整合(大棒), 但是它将最大的赌注压在用日益繁荣来鼓励维吾尔人的忠诚度(胡萝卜)。不幸的是,中国被过时的发展战略所引导,它只带来了更多的不稳定。
中国的最具争议的整合手段压制了维吾尔人的文化并且侵犯了他们的人权。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政府采取政策来限制维吾尔人自由践行伊斯兰的 权利并且在维吾尔自治区抵制所有的政治组织和言论。政府以“非法宗教活动”、“分裂主义”、“恐怖主义”之名逮捕参与者,他们最后被处决。近年来,中国政 府采取强行学生学习中国普通话而限制维吾尔语的教育政策,政府还减少了维吾尔文资料的出版和传播。
但是这些强制性的文化转型手段只是冰山一角。中国政府还在维吾尔自治区采取了宏大的经济发展计划,并且让来自农村的维吾尔人在中国内地的院校和工厂接受教育或者打工。这些用“柔性”的整合维吾尔人的尝试不仅没有缓和维汉之间的紧张关系,反而恶化了这种关系。
这让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和民众感到受挫,他们本以为这些仁慈的措施可以给维吾尔人提供新的机会和更好的生活。但是维吾尔人并没有感到欣喜。实际上,在近现代,许多国家已经试图通过经济发展来缓和的少数民族人口的情绪,结果却都产生了相同的效果。
通过建立联合民族来实现现代化的构想可以回溯到数世纪之前。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德国、英格兰、法国等欧洲的民族国家,在国家领导人的共同努力下,通过 通信和运输技术的进步,使他们祖先时的零散体称为联合体。现代国家不仅开始征税和建立军队,他们还资助国家的教育系统来宣传意识形态并用一种民族语言来教 育学生。经济发展使国民产生了对国家的忠诚度和归属感。根据马克思和自由市场现代化理论,经济的稳定和繁荣可以带来国家的和睦与团结。
20世纪,一些开国者试图用自上而下的规划和工业化,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实现欧洲用几个世纪实现的目标。这种方法在实现高速增长时很有效,但是在建立 联合的政体时就不怎么成功了。在土耳其,即使禁止并压制库尔德语和文化,领导人却试图用发展教育和基础设施的经济发展战略来把库尔德人整合进新的国家里。 这种战略只引发了暴力分裂运动。今天,土耳其政府通过实施新的改革被迫顺应库尔德人依旧强劲的库尔德身份意识。
苏联同样依靠发展来整合辽阔帝国上的人民。俄国革命之后,布尔什维克试图通过物质资料的发展来消除民族意识(包括反苏联的民族主义的威胁)。福利的 提高会将人们约束在苏维埃帝国中,而宏观经济增长将消除民族之间的不同,最终让拉脱维亚人和乌兹别克人成为苏联的主体。我们现在知道,这一计划没有实 现,70年的发展带来了生活水准的可观的提升,但是没有抹杀民族主义。最激烈地反对苏联的正是那些富人。
为什么繁荣不能收买忠诚?
首先,和导致政治的政治被动相比,经济发展更趋向于导致更大的政治参与。现代化理论的学者意识到,实现城市化的 数十年前,教育和提高收入给人们提供了更多发展自己兴趣和为自己发言的途径。和对国家帮助他们实现政治觉醒表示感激相比,新兴有权阶层要求更有责任的政 府,有时甚至会推翻它们。这是19世纪欧洲实现民主化的最直观的形式。它同时也是反殖民主义运动的体现,他们的领导人正是在殖民主义政权的教育体系中成长 起来的中产阶级。
发展未能平息民族主义的第二个原因是,发展的不均衡,特别是在它快速增长和国家主导的情况下。即使名义上用于少数民族群众,集中投资的好处也往往无 法达到目标。相反,国家的发展资源往往会落入一批彼此联系紧密的精英手中(经常是少数民族地区的移民而不是少数民族的代表自身)或者是让某些地区(经常是 城镇)获益,这会增加多数民族和少数民族的总体不平等,从而激化怨恨。经济繁荣和发展会引导多数民族的民众移民少数民族地区,导致少数民族地区的原住居民 被边缘化。当人们受到经济和文化的双重边缘化,这种被排斥的感觉反而会加剧他们不同于多数民族的意识并给他们提供可以团结起来的原因。
现代化失败的第三个原因是人们除了物质富足之外还珍惜特定的理想。金钱固然很好,但是追求公平、公正、自决或尊严的欲望会成为人类行为的强力驱动。 虽然阿拉伯起义的部分原因是失业和对精英腐败的失望,但示威者呼吁建立更加美好的社会。“面包,自由和尊严”成为埃及解放广场上民众的一致呼声。此类价值 呼吁同时也会出现在文化被边缘群体的运动中,他们用维护自己的语言、文化和传统的诉求回应官方的打压。
让我们把话题拉回维吾尔人身上。由于维吾尔人在自己的故土被边缘化,中国的密集的发展计划只激化了维吾尔自治区的冲突。发展在许多情况下,已经代替 传统的维吾尔社区,众所周知的例子便是文化象征、喀什古城的破坏。另一方面,为了大型项目的建设,政府强行搬迁维吾尔人。加之中国的政策鼓励汉族移民涌入 该地区以追求经济机会,这使维吾尔人的人口比例开始下降。最后,维吾尔人在城市遭到日益严重的就业歧视,因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效益大多流入汉人手中。
中国在维吾尔自治区的实施的经济发展使用的是过期的自上而下的发展模式,这对当地的GDP很有好处,但是未必对当地民众的平均生活质量有利。结果,许多维吾尔人认为中国的发展计划是对他们的最起码的生存的威胁。
为了缓和维吾尔自治区的民族的紧张关系,由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的失败并不能作为发展永远不能减轻冲突和动荡的证据。但是,引入身份政治来考虑问题 时,发展计划必须包括所有的民族和群体并且促进财富的公平分配。如果不考虑这些因素,中国政府将继续面临发展政策倒行逆施的后果。像发生在天安门的袭击也 许将更加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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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张辉:中国民族问题新思维

帖子老蒋当年剿匪不力 » 2014-03-13 9:21

马小芹:美国政府为何没有新疆政策

(刊于《领导者》总第55期(2013年12月))

每当一些极端分子在新疆或中国境内其他地方制造暴力事件,国内官方和民间对美国的反应都感到困惑。同样受害于恐怖活动,为什么美国官方及媒体对中国毫无恻隐之心,反而敦促中国改善人权?是美国对中国有双重标准,还是在政策上把藏疆台一类问题作为牵制中国的手段?

本文通过五个方面讨论以上问题。第一,国内目前对美国涉疆政策理解中的一些缺陷。第二,在涉疆(以及涉藏)问题上,美国政策为什么讲人权避主权。第三,美国国会在美国对外人权政策上的特殊角色。第四,中国境内发生暴力或恐怖事件,美国为什么不同情。第五,如何克服美国的偏见,使美国官方与民间对中国民族地区问题有更客观的看法。

国内近期有关研究的局限

由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三位研究人员撰写的《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涉疆问题》一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12月),代表了国内近期对此问题最全面系统的研究。此书总的结论是准确和中肯的:

中美之间目前还不存在一个独立的“新疆问题”。美国政府尚未形成完整、系统的新疆政策。美国未来对新疆问题的政策考虑将取决于美国总体战略利益的考虑,取决于美国政府整体的对华政策,取决于中美关系的变化与发展,也取决于新疆局势的稳定与发展情况。目前新疆问题还不是中美关系中的核心问题。在中美关系良好、互有需要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对新疆问题会采取较为谨慎的态度。美国不会为新疆问题破坏中美关系的大局,牺牲美国更为重要的经贸,安全利益。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强大,美国对新疆的政策应该会更加谨慎,更加有所顾忌。

同时,该书作者对美国关注新疆问题的动机之理解,显出对美国国内政治的一知半解。这一点突出体现在该书把美国政府的动机完全归咎于权宜之计:

然而,新疆问题将继续是美国用来牵制中国的一张牌。美国在应对金融危机、反恐、防扩散等问题上对华的倚重越来越多,而制约、打压中国的牌越来越少,特别是在马英九当选台湾领导人、台海局势趋于平稳的情况下,新疆问题与西藏问题已成为美国更加倚重的对付中国的两张牌。

上述段落里的分析忽略了美国政府政策制定程序中多元因素的作用。其中既有现实主义和各种利益的因素,也不乏理想主义或美国价值观下的道义因素。在新疆问题上积极向政府施加压力的各种势力,如美国国会、非政府组织、学界、媒体以及公众等,又恰恰更多地是从道义角度去关注新疆(及西藏)问题。这一点该书作者也充分了解和承认:

从总体上看,美国国会、非政府组织、学术界和媒体对新疆主要关注的无非是新疆维吾尔人的政治权利问题、维吾尔族的宗教信仰问题、维吾尔族的文化语言传承问题、维吾尔族的就业问题以及新疆的人口迁徙与计划生育政策等具体问题。

然而上面的“无非”二字,无疑暴露出作者对美国各方所关心的人权问题所表达出的轻视。不仅如此,“无非”二字还透出作者对美国人是否真的关心维族人权的质疑。这种轻视和质疑折射了中美之间巨大的文化鸿沟。由于近代历史的原因,中国人自然而坚定地视“主权”高于“人权”,也往往把西藏、新疆问题首先看作是“主权”问题。而美国人没有同样的历史记忆,他们有的是民主制度的熏陶和后现代化社会的价值观,因而他们自然而坚定地注重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对他们来说“主权”是为“人权”服务的,而不是相反。如果主权不能为人权服务,那主权对个人还有何意义?

近期的斯诺登揭秘一案,生动地示范了在美国民众中很普遍的“人权”高于“主权”的自由价值观。斯诺登为了公民隐私权及知情权这些个人权利,不惜揭发政府机密,损害主权国家的利益。斯案以来在美国各家大媒体的网站留言上,许多美国读者都支持他的行为,希望他逃离、避难成功。呼吁政府赦免斯诺登的请愿书,签名数量很快就超过了美国政府要求的十万人。参议员兰德·保罗(前总统候选人罗恩·保罗之子)还开了网页,征集公众签名和捐款,准备把侵犯公民隐私权的美国国家安全局告上法庭。

讲人权,避主权

以中国人主权至上的角度去理解美国对他国人权问题的关注,不免会有偏差。在上述中国社科院的研究里,中美关系里的新疆问题及新疆人权问题的意义最终被归咎到对“东突”组织的支持上:

美国的一些反华势力试图利用这些议题把“疆独”运动道德化,在“人权”的旗号下支持“东突”组织的分裂活动,同时尽力抹黑中国的形象和中国政府的新疆政策。在一定的气候下和一定的时间段内它们的负面作用可能会影响、甚至破坏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大局,影响中国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由于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和脆弱性,一旦中美关系因突发危机发生重大变故,美国政府在新疆问题上的态度也必然会发生变化,美国对“东突”组织的支持也会变得更加明显和强力。

也就是说,国内分析者关心的还是“主权”问题,而并不把“人权”问题当真。而从美国人的逻辑看,这是本末倒置。无论是美国的左派或右派,他们都可能因为人权问题而支持“东突”甚至“疆独”,而不是为了支持“东突”或“疆独”而提出人权问题。美国有位研究新疆的学者写了一本书,书名是《维吾尔人:自己土地上的陌生人》。意思说汉人在新疆成了主导民族,将维族人边缘化。按此逻辑,如果维族人在政治上无决策权,宗教活动上受限,文化语言上被非主流化,就业和人口结构方面不断被内地移民挤兑,那么这还是维族人祖祖辈辈生存的土地吗?这才是美国对新疆的人权关注有可能转为同情或支持“东突”及“疆独”的因果关系。

当然现实里美国支持“疆独”的可能性并不大,尤其是在美国反恐战争以后。比如,研究中国回族及伊斯兰教的Dru Gladney教授2009年5月在美国国会的听证会上称,新疆留在中国境内有助于避免中亚诸国的不稳定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影响,因此美国不应鼓励新疆独立,但应继续支持维吾尔人对自由权利的争取。同样,在西藏问题上美国的官方原则和政策也是“讲人权,避谈主权”,以免介入不可调停的历史争议,恶化中美关系。笔者在华府的一家智库有关藏区的研讨会上,亲自听到曾在奥巴马政府负责东亚事务的杰夫·贝德强调“支持人权,不支持主权”这一点。

至于美国政客中一部分“反华分子”是否别有用心,也需要具体分析。尤其要弄懂他们反华背后的动机:为什么反华?反什么?美国华人全国委员会会长薛海培先生,曾任美国奥巴马总统竞选团亚裔事务顾问,深谙美国政界及其运作。他曾写道:

美国及西方确有逢中必反的反华人士,但那毕竟只是极少数。就是对他们也要加以细化和分解,知道人家不满的出处和动机,这样就能在对应时做到有理有据有节。比如美国的右翼反华和左翼反华就很不一样。美国右翼反华,早期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反共,眼下则是作为维持美国全球主导权的一种条件反射。但左翼并不会因此轻易买单。美国左翼并不认同这种“美国第一”或把穷兵黩武作为对付中国崛起的国策,他们更有和平主义倾向,支持国际主义和多边主义,这在奥巴马政府对外政策中已十分明确。

右翼反华势力的反共及美国至上的意识形态,的确可以成为为了削弱中国而支持疆独的动机。但同时,美国的右翼势力热衷反恐战争且厌恶伊斯兰教,这一点又会相对制衡他们支持疆独的动机。而美国政界和民间的左翼反华势力,正如薛海培所指出,并非是为了美国的战略利益而遏制中国。相反,左翼更多是出于理想主义和对人权问题的感性关切,因为左翼毕竟在美国国内也是为社会弱势群体说话的。出于美国本身的反恐事业及对中亚地区稳定的战略需要,左右翼的政客和知识精英都明晓“疆独”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诚然,不少美国政客为了占领道德高地而拿中国的人权问题作秀,而并非真正关心维族人权。即便如此,人权问题可以被当成旗帜正说明了它在美国价值观和公共话语里的地位,因为关心人权问题可以迎合美国社会里有关的非政府组织和民众。同时,即便有个别政客支持独立,也不一定都是“别有用心”的反华分子。如前参议员克莱本·佩尔就是位德高望重、重社会公平的共和党老参议员(从1961至1997年共在国会任议员36年),美国政府有一项为贫困学生提供的助学金就以佩尔命名。由于二战期间他曾作为海军的一员接受与日作战解放台湾的训练,佩尔终生对台湾的民主事业感兴趣,并在国会做了不少相关的推动工作。佩尔在天安门事件及苏联崩溃后也曾提过美国应该支持中国的分裂势力,但他的本意并不是削弱中国,而是以此为压力促进中国民主化、摒弃专制制度。

美国是否并不在乎中国的民主,只在乎中国的实力?这是国内比较流行的看法。在习近平主席今年六月初与奥巴马总统举行中美两国首脑会晤前夕,上海太平洋国际战略研究所秘书长、高级分析员袁铁成写了一篇“给习近平的外交战略备忘录”,其中也表达了这一观点。袁文称:“美国最擅长的就是,打着理想主义的旗号,做现实主义的事儿。”而美国华人全国委员会会长薛海培不同意这一观点。他反驳说:“我们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和不同的生活经历。在对美国的重大(对华)意图作出结论之前,我们要对美国和美国决策过程多加了解。轻率的和主观性很强的看法,最终导致受害更多的还是中国。”

我认为薛先生在此问题上更有发言权。他不仅长期身居华府,还时常与国会打交道,参与民主党代表大会,在国会参与推动有关美国亚裔及华裔的一些法案。

国会在人权政策上的角色

尽管美国国会不直接制定和执行外交政策,但自1970年代以来在这方面发挥着越来越积极的作用。在关注和干涉他国的人权问题上,国会不必为外交关系全局考虑,因此它总是比美国总统更为积极。最初原因始于1970年代初的水门事件。尼克松滥用总统职权使国会失去了对总统直属机构的信任,因而开始更多地通过国会的立法机制牵制其行为,包括本来属于总统府的对外政策。在美国执政当局出于现实利益往往不计他国内政的情况下,国会对人权问题的关心与总统府形成鲜明对比。因此,国会的意向和作用是外国政府在分析美国政府对外政策时需要重视的。美国国会对中国尤其喜欢说三道四。不少对中国不利的政策,大都出自国会,尤其在人权问题上。

美国国会对国际上人权问题的关注正好也始于1970年代,因为这期间世界上发生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侵犯人权事例。如乌干达伊迪·阿明军事政变后的恐怖统治与大屠杀;柬埔寨红色高棉的大规模政治清洗与屠杀;南非种族隔离政策引发的黑人反抗运动与政府镇压;萨尔瓦多军事政变后的暴力统治与血腥内战。此外,1970年代勃列日涅夫的缓和政策使苏联的异议人士有机会移民到西方,也让西方更多地了解到苏联内部的政治迫害;台湾2·28事件后开始赴美留学和工作的本省台湾人也在1970年代走向政治成熟,在美国形成小规模的专业人士组织,参与美国主流政治,游说国会议员,揭露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统治,推动台独。

美国国内的研究显示,美国国会近年来几乎成了全球的人权请愿平台,也称“世界性的国会”。对各种利益集团及普通公民(包括新移民)来说,来自基层选区的国会议员比总统府远为开放,容易直接接触。因此立法机构成了美国国内外民间组织和个人争取影响美国对外政策的后门。大公司和财力丰厚的游说集团往往靠政治捐款影响议员,但无财力的小型社会团体和个人也可通过有效的游说方法达到影响政策的目的。

比如最初推动台独的“台湾人公共事务会”(FAPA),开始主要靠锁定和接触几位与台湾有关系或对人权问题特别关心的议员,其中包括上面提到的佩尔参议员、肯尼迪参议员等所谓的“四人帮”。由于国会不便介入主权争议,FAPA便把游说战略的重点转向议员热衷的人权和民主化议题。1980年代期间,FAPA在美国国会的支持者为推动台湾民主化做了不少努力。目前,FAPA在美国国会的游说活动主要致力于推动国会通过“台湾保护法”,支持台湾入联、入世的国会决议,以及继续向台湾销售武器。

境外藏人也很好地掌握了游说美国国会的方法。由于1970年代中美关系的缓和,美国不再公开支持和援助境外藏人的武装颠覆活动。遭受一段时期的边缘化后,境外藏人在西方顾问的指导下于1980年代初找到了寻求美国支持和资助的新途径,这就是转向国会,转向人权议题,从而为冷战后的美国和美国国会支持境外藏人找到了新的理由或借口。这一转向的成功使境外藏人在世界舞台上重获新生,而达赖喇嘛个人在西方人眼里的魅力也为这一新策略的成功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今境外藏人对游说美国国会驾轻就熟,有专门的游说组织“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其总部就设在华府。该组织成员积极参与有关西藏问题的国会听证会,推动有关西藏问题的国会决议和拨款,并为国会议员及其助手提供有关西藏的信息。他们的一面之词也成为国会议员关于西藏消息的主要来源之一。

由于各种原因,境外维吾尔人的游说活动远不如藏人成功。他们起点晚,没有境外藏人从印度带来的英语优势,不像藏人那样有易于让西方人接受的宗教,也不像境外藏人那样拥有一批西方的铁杆专家顾问,更没有达赖喇嘛那样广受西方公众欢迎的魅力型领袖。尽管国会每年的中国人权听证会上都会提及新疆的种种问题,但国会目前尚无有关新疆的立法或决议。

由于以上的原因,奥巴马政府没有“新疆政策”并未引起国会的反弹。但这已经引起美国“民主基金会”主席Carl Gershman的不满。这位犹太人在对外推行民主问题上颇有“新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尽管此基金会由国会拨款,但具体发款由基金会各评审组根据申请者的情况决定。由于Gershman不满奥巴马没有新疆政策,他便为支持维族独立的团体多拨了款,并为他们在华府四处呼吁。据薛海培称,奥巴马政府没有“新疆政策”的另一原因是他们确实知道国际伊斯兰极端运动对维吾尔族有实实在在的影响。

美国国会影响美国对外政策的渠道有多种,包括:(1)立法,如“对台关系法”、“天安门制裁法”;(2)法规延续,如1994年前每年审议中国最惠国待遇的延续;(3)专项拨款,如1980年代以来长期对境外藏人的拨款;(4)特批保护或援助,如“天安门绿卡”、FAPA力争的“台湾安全保护法”;(5)谴责性议案或决议,如谴责中国侵犯人权的各种决议。与美国历届总统的对外政策不同的是,国会通过的法案一旦生效则很难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国会的对外政策应该受到重视。

美国为何不同情中国

2013年4月发生的巴楚暴力事件,与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相距不到十天,为什么美国人在反恐问题上不肯对中国“投桃报李”,对中国发生的惨案表示同情并对暴力分子予以谴责,相反还责成中国负责地查清此案?美国是否有双重标准?

旅居瑞典的华人评论人茉莉在香港《争鸣》杂志上就此发表的评论,给出了基本上准确的答案。她说,稍稍了解美国对新闻自由与公民知情权的重视,就会知道这一切都源于中美的不同价值观。在整个巴楚事件的报道里,只有中国政府官方的一家之言。而BBC驻北京记者顾求真(Damian Grammaticas)在前往巴楚实地采访时,很快就被当地警方以安全理由勒令离开。官方不容许外界做公开的、独立和中立的调查,必然使西方媒体和中国民间都对官方的一面之词产生很大的疑惑。

美国之音就此事采访了正在北京的一位研究中国少数民族问题的澳大利亚学者James Leibold,他表达了相同的看法,并特别指出地方官员往往急于把此类事件怪罪于宗教势力和恐怖分子以推卸责任。根据笔者在敏感民族地区的观察,他的这一说法并非没有根据。出于客观公正的考虑,这位澳大利亚学者同时指出,境外世维会的说法也是一面之词。世维会称暴力事件起于当地警方在管制维族人时首先枪杀了一位年轻的维吾尔人。

鉴于国内官方与世维会的说法针锋相对,提倡公开、独立和中立的调查不无道理。只有这样才能让国内外公众,尤其是国内外的维吾尔人和对中国不了解而时有偏见的西方人,相信调查的结果。因此,按美国“无新闻自由便无真相”的逻辑,美国并没有双重标准。在真相出现之前,美国政府不能表明立场去谴责任何一方或对一方付出同情心。这就是美国政府发言人首先要求中国政府对巴楚事件进行“彻底、透明和可靠的调查”的原因。

同样,2013年10月28日天安门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美国媒体在起初对事件进行报道后,转而集中关注中国政府如何控制网上对此事的官方和非官方报道。例如,有些美国报道指出有两位法国记者在出事现场,但他们拍的照片被中国警察删去;有的提到对10·28事件做了独立报道的唯一中国媒体是《南方都市报》,但其网站上的报道很快被官方删去。日本政府也借有日本旅客受伤为由,要求中国政府提供相关信息。在中国政府公布调查结果并将事件定性为恐怖袭击之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仍在11月4日表达了保留意见,声称美方目前还在调查冲撞事件始末,尚不能得出结论。

由于缺乏中国境内外媒体独立的调查和报道,美国媒体开始对中方把事件定性为恐怖事件表示质疑。美国许多电视台在报道此事时用了1989年天安门事件时的镜头,折射出他们在道义上把两次事件相等同(即无辜民众与专制政府抗争)。CNN在11月1日报道10·28天安门恐怖袭击事件时,标题是“天安门冲撞案:恐怖主义还是绝望的呐喊?”。报道中,恐怖分子成了“值得同情的被压迫者”,而死在他们车轮下的人们,都不值一提。CNN通篇大谈新疆汉维民族矛盾,称中国政府觊觎新疆丰富的资源,又在新疆遍布警察,监视维族人民的活动,大肆逮捕并限制新疆维族宗教自由。

CNN的上述报道自然引起一些境外维人的追捧并借题发挥。比如一位网名为UighurTibet的留言者说:“维族人拿到护照很难,这就是为什么许多维族人徒步逃到阿富汗的原因。他们逃离中国的管控,受到塔利班的欢迎。也许有些维族人在那里受训准备对抗中国的侵略和压迫,但是维族人不针对别人,只针对中国人。塔利班在美国搞袭击也是为了保护自己,维吾尔族试图抗争占领他们土地的中国政权,反抗‘东突厥斯坦国土’上的压迫。你如果明白中国是怎么对待维吾尔族的,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会有这次反抗。维吾尔族人曾经集中训练过,要抵抗中国的入侵;就像日本入侵中国时中国人也有反抗一样,如果你是为了保护你的家园而战,那么就不是恐怖主义而是正义之战。有些在欧洲的维吾尔族人,想要寻求人权机构的帮助,因为在中国他们过不上好日子。维吾尔族和9·11没有关系,是中国体制逼迫维吾尔族去加入世界恐怖主义,维吾尔族仅仅会对中国的入侵反抗。”

上述留言明显迎合西方的价值观及西方在藏疆问题上对中国的判断。可以想象,如果中国在新疆恐怖事件的调查和信息上继续保持不透明,一些境外维人的片面说辞将逐渐对西方的媒体、公众乃至政界产生更大的影响。

如何克服偏见,影响美国的涉疆政策

首先,在不完全信任西方记者和学者的情况下,要允许和鼓励他们与国内的记者和学者合作进行采访或调研。尽管内地单位,尤其是学术单位,积极鼓励中外交流与合作,而在新疆、西藏这些敏感的民族地区举办国际性的研讨会,却极难得到批准。境外记者和学者要做公开及深入的调研也几乎不可能。合作调研可以化解双方的不少误解,了解对方看问题的角度,为境外学者全面深入了解当地政策及执行情况提供条件,增进双方对调研结果的信任。限制境外的记者和学者,最终只能对中国不利。正如本文篇首所提社科院美国所的研究指出的:

美国学者所掌握的关于新疆的材料有很大的局限性和片面性。毕竟只有少部分学者到访过新疆。有些学者即便去过新疆考察,他们在那儿的时间也很短,接触的范围较窄,对新疆诸多复杂问题缺乏深入、全面的了解。特别是他们对中国政府的民族政策理解片面,难以全面、客观地看待新疆问题。

第二,要理解境外记者和学者因采访调研受限而产生的对中国的敌对情绪。试想,如果中国的记者和学者在西方国家也遭受种种限制,甚至因为个人的观点被禁止入境,中方人员会有何种感受?对习惯学术和言论自由的西方人来说,我们更没有理由指望他们谅解中国的做法,并相信中国官方的一面之词。相反,对境外记者和学者的限制只能加剧他们对中国官方政策及一切说法的怀疑。

第三,要相信大多数西方记者和学者是能够客观公正的。从越战到水门事件到伊拉克战争,美国记者都为揭露本国政府的道德逆行做了积极的贡献。美国的学界也不像中国的学者那样,受政府种种条框的限制,更不以维护官方立场为己任。尽管他们有共同的价值体系,但具体观点是多元和独立的。西方记者客观公正的一面在汶川地震期间得以充分证明。由于灾区对西方记者几乎完全开放,西方记者对中国的救灾工作热情而肯定的报道,充分让世界看到中国政府和人民的积极一面。诚然,对救灾的报道必然有同情的因素,但试想,如果当时国内禁止境外记者涉足灾区,西方记者的报道必定会集中在众多危房背后的腐败原因和当地政府掩盖真情等负面焦点上。

最后,在新疆反恐问题上,中国要赢得美国及西方的理解其实并不难。暴力恐怖活动自1990年代初在新疆的蔓延,与改革开放后的一些催动因素有关。由于西方尤其美国本身也受害于伊斯兰极端宗教势力,让西方记者和学者在实地全面充分地了解这些因素只会对中国有利。

这些因素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政府在1980年代初拨乱反正,除了扶持修复传统的清真寺庙,更出资兴建了大批新寺庙。宗教场所的泛滥一方面加剧了宗教气氛,另一方面为非法宗教活动提供了方便与空间。在维族人口比例最高(近97%)的新疆和田地区,一百多万信教人口有四千多座寺庙,平均每两百多人就有一座,远比每七千多信徒一座寺庙的伊朗要多。整个新疆的清真寺数量超过了任何一个中东国家。在边远农村,寺庙的普及远远甚于现代教育的普及。比如在和田地区下的于田县,170多座村庄共有700多座寺庙,平均每村4.5座。始于1990年代初的暴力恐怖活动,不少起于极端宗教分子通过农村寺庙进行煽动、强迫筹款及胁迫参与。

二是改革开放和冷战后中东及中亚各国伊斯兰教势力的影响和渗透。中国改革开放后允许麦加朝觐及外资引进(建庙、交流),由于初期管制不严而从沙特阿拉伯带入了保守和极端的瓦哈比教派影响。苏联解体后,活跃于阿拉伯国家的极端宗教组织伊扎布特进入中亚国家,进而又渗入新疆。其公开使命是通过“圣战”建立单一的伊斯兰教法统治的国家。两股极端宗教势力都有异于维族传统的宗教理念,它们对教义做偏执和狭隘的解读,排斥和反对一切与它们解读不同的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在南疆一些地区,极端宗教势力指责维族习俗违反伊斯兰教义,禁止维族传统的唱歌、舞蹈、绘画、雕塑,倡导妇女穿长袍黑巾蒙面、男子留大胡子才是虔诚的穆斯林。在教育程度低、信息不通又受现代化冲击的边区,宗教极端主义有其市场和愚弄百姓的空间。淳朴而虔诚的百姓或因压力或因想做好穆斯林而屈服于极端宗教势力。

中国政府目前采取了诸多措施,抑制极端宗教的影响。但西方报道往往强调这些政策对宗教活动的限制,而忽略这些政策的初衷。诚然,宗教政策的具体执行存在不少偏差乃至过激。但如果西方记者有机会全面了解极端宗教势力在南疆的影响,他们会用另一种心态和角度来评判中国在新疆对“宗教自由”的限制。

结束语

与其了解美国政府涉疆(及涉藏)政策,更重要的是了解美国人对新疆民族关系、人权和宗教自由问题的真实看法;与其责怪美国政府和民间的偏见,更重要的是国内自省民族政策上和信息管制方面的失误。

目前国内的新疆和西藏政策强调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但以笔者本人在敏感民族地区的经历,中央政府“为民做主”的理念和发展战略不一定能使受惠民族对政府有“感恩”的感情。相反,无论政府在经济上付出多少投资,各种政治性的限制使政府的善意可能前功尽弃,也为少数极端分子和世维会提供了政府践踏人权的借口。在南疆的一所高校,连汉族学生都向笔者抱怨说,学校的管制比高中还严厉。而维族学生抱怨说有的汉族老师在教室里蛮横地摘去她们的头巾。这所学校还被树为维稳的榜样。一所乡村小学的汉族老师告诉笔者,在穆斯林的斋戒节期间,学校规定维族小学生必须返校吃饭,对拒吃的甚至强行喂食。在不少高校里,学生宿舍的走廊里装有监控的摄像头。

试想,如果异族的满清政府当今仍然执政,并限制汉人祭祖崇儒,限制汉人过春节上寺庙;如果异族的打工者挤满了汉族人小区,在语言和工作上更有竞争力,而且政府的一切辅助政策不足以平衡异族的优势,汉族人会如何着想?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一些汉族极端分子,煽动极端行为并在民众里得到一些共鸣,也就不难理解了。

这方面的例子还很多。最明显的是对维族妇女头巾的管制。头着露脸的花巾本是维族妇女传统的习俗,与进口的保守黑巾蒙面有根本的区别。然而,严厉的宗教管制政策忽视这一区别,禁止所有公职人员、教师及在校学生戴任何头巾。这种“一刀切”的做法不免会引起温和穆斯林的反感,反而使政府必要的宗教管制政策失去一定的群众基础。这一点可以从她们“消极对抗”的行为里看到:一旦出了机关和学校的大门,许多维族妇女和女学生会迅速带上露脸的头巾。这种过分的管制无疑也给了西方以批评中国限制宗教自由的理由。反省和纠正此类过分管制不仅有利于化解西方人的偏见,也更有利于团结广大温和的维族百姓。

(相关简介:马小芹,民族问题研究者。限于篇幅,未保留文章注释,有需要的读者可向本刊编辑部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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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张辉:中国民族问题新思维

帖子老蒋当年剿匪不力 » 2014-03-13 9:38

主編的話


暴力的來源
作者: 金 鐘



更新於︰2014-03-10

今春以來,流年不利,接二連三發生暴力流血事件。二月二十六日香港明報資深編輯劉進圖被刀砍重傷,急救脫險;三月一日夜晚,昆明火車站發生維族暴徒濫殺事件,三十三人死亡,百餘人受傷。三月八日一架飛往北京的馬航客機,在南海神秘墜毀,無一生還,其中有一百五十餘名中國人。不少人懷疑是遭到恐怖襲擊,真相還在調查中。十天之內發生如此嚴重的連續暴力慘案,令人震驚不已。在對受難者及親屬們表示深切同情之餘,我們不能迴避的問題是,這些生命和鮮血的付出是因為什麼?暴力的根源何在?預防之道何在?

香港人對劉進圖事件已經有了很多的思考和反應,雖然尚未破案,聚焦十分明確,那就是新聞自由不容任何暴力的侵犯。但是昆明慘案,我們看到的傳媒焦點是官方的表態,案情的報導與評論仍然受到控制,和香港及馬航事件不能相比。無他,屬於中國的敏感新聞,涉及「疆獨」問題。在北京兩會上,記者圍堵新疆的黨委書記張春賢,要他解釋事件的相關問題,他一派官腔,什麼大氣候小氣候云云,根本說不清兇殺的原因,但是高調表示,新疆的維穩一定要加大力度「嚴打高壓」!

事實是,「東土獨立運動」已經呈現暴力抗爭的趨勢,就像「藏獨」採取自焚那樣無語的訴求一樣,從自由派的角度而言,完全可以譴責或不贊成他們的行為方式,甚至理念,但是我們必須面對,必須理解,才能弱化矛盾與降低衝突的代價。

昆明的濫殺,顯然帶有強烈的民族仇恨,一名十多歲的少女,竟然是見人就殺的狂徒,這種並非精神錯亂的行為,必有其心理支撐。在我們追究紅衛兵在文革初期「紅八月」的瘋狂行為時,不是一樣面對理解的困擾嗎?她們究竟被什麼魔鬼纏了身啊。報導說,宋彬彬道歉,有一個細節:不久前,一位女同學告訴她,親見紅衛兵同伴將一個「階級敵人」扔進開水鍋中活活燙死。宋彬彬頓時大悟,她應該站出來道歉。同樣的花季少女,同樣的野獸般殘忍!這樣的暴行在中共革命和執政的二十世紀漫長歲月中,又有多少!文革中的廣西人吃人,吃掉四類分子心肝,道縣事件一夜之間將幾千戶地富家庭殺光,嬰孩也不剩。

為了什麼?你死我活的鬥爭哲學,邪說一大堆。無孔不入的灌輸和欺騙——原來共產黨就是暴力黨,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政權就是鎮壓之權(毛林名言)。用大規模的暴力打內戰,暴力搞運動,暴力維穩,哪怕血流成河,屍骨如山。他們信仰暴力,和伊斯蘭教徒信仰安拉一樣。蘇東共黨順應潮流,放棄暴力專政,落實民族自決,還政於民。中共卻抓緊「刀把子」不放,視「蘇東波」為噩夢,從毛鄧到江胡習,一脈相承,沒有改變。他們的字典裡從來沒有憲政民主,更沒有「民族自決權」,他們根本不能理解藏族和維族、台灣和香港人們的信仰和價值觀。因此,中國的民族問題,共產黨不打開自省之門,就只有槍桿子來解決,嚴打高壓,最後,冤冤相報、以暴易暴,永無終結。

(2014-3-9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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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张辉:中国民族问题新思维

帖子老蒋当年剿匪不力 » 2014-04-03 11:23

解决这些问题很考验各方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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