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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慘案 換個角度看「民不畏死」就會震驚無語 圖
——為什麼我要說「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阿波羅新聞網 2014-03-04 訊】
作者：瀾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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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試驗訓練基地——63650部隊，新疆馬蘭
昨夜，昆明發生慘劇，數名暴徒持刀上街砍人，造成兩位數的死亡結果，一時風聲鶴唳，人人自危者有之，以怨報怨者亦有之。
我簡單看了一下事情經過，以及牽涉進來的民族矛盾，然後在微博上說了一句"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這句話來自老聃，意思是說，若被治之民己不畏懼死亡，再用死亡來威懾他們，是沒有意義的。這句話在應用層面的延伸.可以是"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可以台灣的"霧社事件"。前者年代久遠，我們先來談談後面這件事情。
"霧社事件"，發生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的台灣，為《馬關條約》，台灣正處於"日治"階段，除了駐軍以外，也有為數不少的移民被日本政府安置於此。大為 台灣的數支原住民部落(以賽德克族為主)對日本的統治政策(主要是土地政策)極為不滿。而又不被賦予對話權利，故而計劃發動暴力襲擊以示反抗，但是因為日 本軍隊有著現代化的武器等力量上的壓倒性優勢，所以台灣原住民部落選擇了日本在台灣設立的學校作為襲擊目標，在舉辦運動會時，集體沖入霧社公學，用長刀和 弓箭將未成年的學生、婦女、教師皆數砍殺，造成134人死亡。2012年，台灣導演魏德聖拍了一部名為《賽德克巴萊》的電影，就是講的這段歷史。
好了，現在肯定有人會很憤怒。日本對台灣，是赤裸裸的侵略行為.而在反抗侵略時的暴力抗爭，不能和疆獨、藏獨的恐怖行為，相提並論，你這是在混淆概念。
而這，恰恰是"武夫"思維帶來的惰性結論。侵略與否成立永遠不能以侵略看單方面的意志來作為判斷標準，比如二戰期間日本對華戰爭，在當時的日本看 來，絕非侵略戰爭，而是為了建立"東亞共榮圈"。同理，在長期以來的教盲和灌輸下，以漢人為主的中國公眾，也絲毫不會覺得1949年後的中國(PRC)在 對西藏、新疆等地區，是有著侵略成分的。
換而言之，強姦與否，不是強姦者說了算，而是被強姦者說了算，如果不承認這個底線，那我們不妨倒退回原始社會，今天我帶人去端你家寨子，明天你再帶人來取我的人頭。
新疆是一個很特殊的區域。歷史上的角色一直在汗國和藩國之間跳磚。辛亥革命之後，中華民國首先接管新疆，主政者名叫盛世才，此君軍隊出身，手段決 絕。一度有過傭兵自重之心，先親蘇以借力清洗軍閥力量，後來蘇聯勢力漸大，盛世才開始靠攏國民黨，而共產黨則聯合蘇聯，支持新疆獨立成立"東突厥斯坦" (沒錯，共產黨正是"東突"的發起者)對國民黨政權展開反抗，而盛世纔則保持了鐵腕統治，十年鎮壓死傷超過萬人。到了1949年，盛世才隨國民黨敗退台灣 后，他在蘭州的岳父一家老小十一口被滅門復讎，這是后話。
1945年後，共產黨策劃的新疆獨立運動終見成效，國民黨無力治理新疆，其新疆的軍事大員也在大勢己去后相繼投共，隨著王震將第一野戰軍第一兵團駛 入新疆，這個比盛世才更有決斷手腕的中華人民共和開國上將又反過來對新疆表態：當初讓你們獨立(民族自決與聯邦制)，不過是說著玩玩兒，現在都消停下來 吧，盛世才和國民黨的政策還是挺好的，我們共產黨也要延續。
王震是個什麼人呢，連中共最大的左派毛澤東都認為王震是"左傾"，你們應該就能明白大體滋味了。在王震主政新疆期間，他的政策是公開的，而且很簡 單，就一個字"殺"，凡是不敢動手的軍人，立刻撤換，七年殺了一萬多人，他還想殺，但是北京坐不住了，撤了王震的職，派裝甲軍團去新疆制止殺人殺得停不了 手的王震部隊。
這就是新疆的現代史，教科書里沒有，媒體基本上也不會提及。要麼被割讓，要麼被利用，要麼被哄騙，要麼被鎮壓，即使王震走了，共產黨開始了一定程度 上的懷柔，但是新疆仍然只是漢族政權的一塊版圖。很簡單的一個歷史事實是，中國截至到1996年，總計做過45次核試驗，其中大部份都在新疆進行。美日、 歐洲都有科研報告，推測的致死致傷人數實在不低，連做足的防護準備的核試驗執行軍隊及政府科學家，都在改革開放后持續上訪，申請賠償，就不用說那些在核試 驗期間只被通知"回家關門，不要出門"的新疆居民了。
所以我很難自欺欺人的說，維族是漢族的同胞。我也很難理直氣狀的質問，你們憑什麼要對我們抱有恨意?如果是維族執政，然後在漢族城市做上述事情不知道漢族又會怎麼看待"民族統一"這個口號。
當然，站在和田、喀什、昆明等死難者的角度，的確可以反詰：你們的災難固然可悲，但是與無辜的我等又有什麼關係，把張家的仇往李家去報，何故於此?
昨天晚上，我用很簡單的歸謬法，證明了這種反詰同樣無法站得住腳：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為了迫使天皇及日本海外軍隊的投降，同盟軍陣營中的美國向日 本本土的廣島和長崎兩座城市投下核彈，以無差別攻擊造成大量平民傷亡，實現了使"二戰提前結束"的訴求。若是上面的反詰成立，那麼毫無疑問，我們應當清算 美國的這場行動，並對整個以美國為軸的整個同盟軍掛上"恐怖份子"的標籤。
歸謬的目的，在於證明邏輯是否自洽，並擠出利益水分，同樣以平民為攻擊對象實現政治訴求，若甲行使即為正義，而乙行使則為恐怖，那麼這又將回到兩兒辯日的時代，度量失衡，界線模糊，最後只剩下比拳頭。
1945年以來，美國多次的慶祝二戰勝利，卻從未在任何公開場台，宣布對日的核武器攻擊是完全合理的，美國保護公民的言論自由，其學術界卻鮮少對此 課題做出過多的辯證，並非噤聲，而是確實沒有什麼好說的：投向廣島和長崎的兩顆原子彈，是不具備正當性卻又不得不實施的軍事行動。同盟軍對因此而傷亡的日 本平民負有完全的人道責任，但是如果歷史重來，核彈還是要扔，因為只要天皇一天不投降，海外日軍就會新增一天的時間對同盟軍的士兵造成損失，這個代價，會 給同盟軍各自在國內帶來極高的民眾壓力，所以越過程序正義的紅線，為了結束戰爭.同盟軍中最大的軍事單位美國就一定要背負這宗原罪。
程序正義究竟重不重要，一度是美國大學及公共社區中的熱議課題。一名歹徒在紐約市中心放了炸彈，一旦爆炸可 能傷及數以萬計的無辜平民。警方捉到了這名歹徒卻無法從他嘴中獲取炸彈情報，而警方此時收到一條線索一一隻要在這名歹徒面前，殺死他1歲的兒子，就可使其 崩潰而拿到情報阻止慘劇，那麼應不應該這麼做?當然，這是一個沒有正確答案的兩難場景。在Reddit等社交平台，美國人比較傾向於"黑色英雄"的出現， 一個具體的應用場景是一一一名妻兒因為炸彈而危在旦夕的男人，設法完成了"原罪行動"，他在那名歹徒面前勒死了後者1歲的兒子，歹徙崩潰交出情報，紐約萬 民獲救，然後這個充當"黑色英雄"的男人舉槍自殺，為其犯下的兇殺罪案伏誅。此場景是旁觀者都願接受的結果，危機平息，而為了平息危機而需要沾滿鮮血的雙 手，卻又由他人承擔，與己無關，犧牲最小，歡喜皆大。
可惜的是恐怖份子也是這麼想的，一旦恐怖襲擊的計劃制定完成，那麼對於執行者而言，死亡就不再是一項阻礙行動的威懾存在，而人類社會迄今尚未出現比 死亡更高形態的制裁。由於媒體在題材上的挑選，美國對於恐怖主義的反擊通常都是熱點，但是美國內部亦有制衡力量(比如對中東辦公室)，一方面針對法律範疇 之內的訴求開啟對話，一方面給予恐怖分子嫌疑犯一定程度的透明空間(前段時間關塔那摩還有塔利班的戰俘在《紐約時報》上發表文章)，不斷完善思考，永遠承 認還有更高明的解決方案尚未找出，永不停止對中東政策的反思。
對於任何民族、宗教上的矛盾，對話和制裁一定是相輔相襯的雙軌，只有對話而無制裁，就會帶來綏靖後果，只有制裁而無對話，就會遭致物極必反，而且這個路徑一定是艱難、複雜、多變而且充滿妥協的。
中國的問題，在於不承認事情的上述特性，在執政黨以及大多數民眾看來，解決藏、疆問題，只需找到一條萬能的真理或是政策即可.可以一勞永逸乃至萬古長青，而按照咱們執政黨的尿性，顯然只會單向選擇制裁而非對話，你殺過來，我殺回去，論鬥狠比勇，兩邊倒是都不遜色。
從效率出發，我很厭惡這種"武夫"思維這也是我引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的原因，人家已經做出覺悟公然行兇而且壓根就沒有逃竄意圖.你擺出一 副紅了眼的鬥雞姿態，高呼"對待恐怖分子決不手軟"有你妹的用啊?有意思的是，一向以精英份子自居的鉛筆社主力成員李子暘，又開始跳槽到反智主義(說民粹 主義也不為過)的陣營，說"索維爾在《知識分子與社會》一書中，嚴厲抨擊了知識分子面對綦力犯罪總要尋找所謂深刻社會原因的愚蠢心態，並用數據指出，加大 警力投入，可立竿見影地降低暴力犯罪率。自作聰明地賣弄"深刻"，是知識分子的重大道德缺陷。"親，把所有新疆人都關到監獄里去，還可以杜絕掉外面的暴力犯罪率呢。還有皇帝認為把書都燒掉、把讀書人都坑殺掉，就可以立竿見影的造就萬世王朝呢。知識分子或許愚蠢.但是所有抱懷一竿子願景、用軍備競賽的理論來解開結的無缺陷完美專家，都是往洪水裡撒鹽還嫌不夠多的自作聰明者。
慘劇的最大意義，不是在於爭先恐後的在微博上點蠟燭(見別人沒點蠟燭還跟人急大喊你有沒有同情心啊)，而是從中吸取足夠的經驗和教訓，理解動因、原 理以及方法，從仰望星空開始追尋世界萬物的運行道理那一刻起，人類一直以來就是如此學習和進化的，孤立的觀察事件，對瞬間反應的依賴.讓情緒凌駕于智力智 商，都是一種偷懶行為。
有小朋友很悲慣，說你這麼高冷，要是在昆明被砍殺的是你的家人，你還會這麼說嗎?當然不會。但文明之所以成為文明，就是因為能夠鉗制人性中的非理性 衝動，如果我老婆被人打了一拳，我會急得想要捅對方一刀，如果我老婆被人捅了一刀.我會氣得想要殺對方全家.這就是很典型的非理性，沒有什麼不可承認的， 但這不構成邏輯上的斷裂，因為在判斷公眾事件時，排除自我情感因素是最基本的常識，在有陪審團制度的國家，無論是控方還是辯方律師，都被嚴禁向陪審團提出 或誘導回答"如果你設身處地"之類的問題，因為數千年過去了，人類不能繼續重演審判蘇格拉底的鬧劇。
前面說了，新疆的問題，在於"對話"渠道的缺失，在中共政府的反覆渲染下，新疆的很多犯罪嫌疑人，都被冠以"恐怖分子"的名號，同時指責西方在對待 恐怖分子的定義上雙重標準，基地組織你們就公認他們是恐怖份子，一到中國內部的這些"恐怖分子"上，你們就沒那麼斬釘截鐵了。雙重標準的原因很簡單，比如 基地組織，其政治主張都是公開且不被保密的，本拉登生前就在錄像帶里說他所贊助並訓練出來的人肉炸彈，是為了"摧毀美國和以色列"，很顯然，當這項訴求被 提出之時，關於恐怖份子的定義，就無需進行商榷了。但是中國無論是在西藏還是新疆的問題上從來都對這些"恐怖份子"的訴求諱莫如深，境內是看不到任何訴求 的，彷彿那些暴徒個個都是瘋子，不要命的製造血案，是想要"嚇唬漢人"。這就是我說的關於"對話渠道缺失"的舉證。他們想要什麼、他們代表多少人、他們是 多數還是少數、他們在施暴前有過多少次試圖對話的嘗試......這些問題，公眾統統不知，只需要跟著政府的節拍走，履行"老鼠上街，人人喊打"的義務就 可以了。國內的民眾，你自然可以如此操縱。但是西方媒體顯然不吃這套，不知情，則無定論，所以海外是不可能單憑中共外交部發言人的一份通稿就當你的傳聲筒 的。
無論是否持有獨立主張，新疆的少數民族，也就是維吾爾族人.一直都有"民族自決"的訴求，一是延續反殖民潮流，一是共產黨在解放新疆時做出過承諾。 你可以在土地等政策上對漢人實施先簽約后撕毀的行徑，但是新疆人不認共產黨對於契約的違背，這個"民族自決"，往大了說.可以是獨立立國等大事，往小了 說，也可以卑微到"你要往我這兒做核試驗，能不能事先打個商量，問問我的意見"這種小事。但是無論大小，共產黨是一概不予理會的，你縱有干言萬語.我這兒 就沒有可以申訴的公堂。1949年，為"解放"新疆立下汗馬功勞的新疆民主同盟代表阿合買提江・哈斯木受毛澤東邀請，乘飛機前往北京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 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結果中途飛機莫名其妙的墜毀，機上無一人生還，從此新疆再無真正意義上的民族政治領袖，直到上世紀九十年代又出了個熱比婭・卡德爾。
現在漢人普遍害怕維人，覺得他們享有"兩少一寬"的優厚政策.又儘是小偷和騙子，維人上輛公交車都有身體周圍自帶斥力屏障的效果，但是維人其實也都 很怕漢人。漢人在新疆四處打洞開採石油，又是駐軍又是殖民，維族自己又不被授予政治權利，對中央決定說不得半個"不"字，要麼一直忍著，要麼突然爆發，兩 條選擇哪邊都是萬劫不復。
於是，維人逆反，漢人盲從，兩邊誰都不真正了解對方，就被推上了戰場的對立兩端。如果放棄思考，用雷厲風行大快人心的方法，當然是"嚴懲不怠"、" 絕不姑怠"、"加重安保"、"譴責恐怖"等方便快捷的做法，但是2008年在庫車你們是這麼做的，2009年在烏魯木齊你們也是這麼做的，2011在和田 和喀什你們還是這麼做的，歷史一再重演，說明有些事情，真的不是不動腦子就能完美解決的啊。
說到頭，我壓根就不具備對新疆問題的話語權，這是國務院領公餉的官爺們才需要操心的事兒，我只是對一群喘著粗氣的西西弗斯說"你們在做的是無用功"這句事實罷了。

昆明暴襲事件的深層分析
作者: 野 火
我 不認同時下傳媒使用「新疆暴徒」這樣的字眼來詆毀新疆維吾爾族人。而應該僅僅限定在「東突暴徒」的範圍內。維吾爾族人歷來是愛好和平的、善良的民族。早有 學者指出，「新疆問題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包括認同、移民、恐怖組織等很多面向。但恐怖組織在新疆內的影響可能等於零，因為大部分的維吾爾族，雖然信仰伊 斯蘭教，但從來不是像中東那樣有一些真正的宗教極端分子；也從來不覺得最理想的國家制度就是政教合一。」因此，我想對那些習慣於以偏概全的媒體人說，請不 要在傷痕纍纍的新疆大地上撒鹽了！過往的「7.5」、「2.6」事件的受害者也多是新疆人。假如中國政府是一個民主政府，尊重所有民族的人權，平等地看待 所有民族，事情就肯定會朝正面發展。所以，新疆問題的解決，從根本上還是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只有通過變革不合理的專制體制，才有可能使民族矛盾逐步得到 實質性的解決。
在坊間紛傳「周老虎」大案行將公布的時候，不成想中國西南一隅的昆明市卻突然爆出一樁驚天血案。

3 月1日晚9時20分左右，在雲南昆明火車站廣場、售票廳內外，忽見8名統一著黑色圓領衫的蒙面暴徒，個個手持利刃，一路殺將而去，見人就狂砍。整個殺戮過 程只持續了12分鐘左右。6男2女就被當場砍死。加上被急送醫院不治身亡的共有29人，急救130人。事發時，有4名兇徒被後來趕到的警察擊斃。一時間， 滿地屍體。據現場目擊者說，很多被刺到的男女「都是從背後插著一把刀，有的刀插得太深，只看到了刀柄」。

這顯然是一起針對無辜百姓下手的 暴力恐怖襲擊。據從其身著的黑色圓領上所印圖文初步證實，這是謀求新疆獨立的「東突」組織所為。其所作所為在性質上，與美國「911」事件並無不同。雖然 該事件的作案動機和真相暫不明了，但這種殘殺無辜平民的暴行，不管它是來自哪個民族、哪個地域，都理當受到道義的強烈譴責。正如公民運動發起人楊建利博士 所指出的，「人類沒有一種立場、理論可以為在昆明火車站的暴力辯護，不管施暴者曾受到過專制政府或者惡霸個人多麼殘酷、多麼不公平的對待。今天我要說：施 暴者，你們是一群殘忍血腥的孬種。」

但我不認同時下傳媒使用「新疆暴徒」這樣的字眼來詆毀新疆維吾爾族人。而應該僅僅限定在「東突暴 徒」的範圍內。維吾爾族人歷來是愛好和平的，善良的民族。早有學者指出，「新疆問題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包括認同、移民、恐怖組織等很多面向。但恐怖組織 在新疆內的影響可能等於零，因為大部分的維吾爾族，雖然信仰伊斯蘭教，但從來不是像中東那樣有一些真正的宗教極端分子；也從來不覺得最理想的國家制度就是 政教合一。」因此，我想對那些習慣於以偏概全的媒體人說，請不要在傷痕纍纍的新疆大地上撒鹽了！過往的「7.5」、「2.6」事件的受害者也多是新疆人。

就在3月1日的當天夜裡，當昆明當局派出全副武裝的特警，包圍了當地有名的維族聚居區——大樹營時，居住在那裡的維吾爾人也紛紛表示，他們對此事件感到很難受。他們也不明白兇徒的動機，有維族青年更直說「我恨他們」，因為這種暴行讓他們感到「很丟新疆人的臉」。

其中有位叫安外爾的、在當地新疆菜餐廳打工的20歲維族青年說，周六（3月1日）事發時，他正在和一群漢族朋友聊天喝酒。這時，有一個漢族女孩在微信中提醒他，火車站有很多人被砍傷，他馬上回復道：「就想哭，就想大聲的喊。」那時，他還不知道行兇者中就有自己的維族同胞。

即 使是前些日子被中共當局以莫須有的「涉嫌分裂罪」被批捕的著名維族學者、中央民族大學副教授伊力哈木一直堅持認為，「維吾爾人追求平等自由的願望，完全不 能脫離漢族人實現自由民主的進程，兩者必須是緊密結合的。維吾爾人今日的處境，正是整個中國缺乏民主，缺少自由的產物，只有漢族人也實現了自由民主的願 望，維吾爾人才有可能獲得自由民主。」他還說，「在我哈木看來，只要生活在一個民族平等的自由的國家，是漢族人占多數還是維吾爾人占多數，這都不重要，重 要的是不是尊重各個民族的權利，是不是尊重彼此不同的文化和習慣。如果我們中國是一個真正自由民主的國家，那些周邊國家的人才還會因為你制度的優越性被吸 引到這邊來。」

然而就是這樣一位秉持客觀理性立場的維族學者，也被神經高度緊張的中共當局視為「分裂分子」而不由分說地抓捕、監禁。其 實，伊力哈木在一次面對外媒採訪中被問到是否有過新疆獨立的念頭時，卻脫口而出表達了自己反對新疆獨立的根本立場。他說：「每一次新疆的民族衝突，你首先 看到的肯定是維吾爾人起來上街砍人，其實最後不都是維吾爾人死的多嗎？如果中國出現民族分裂出現戰亂，那肯定是維吾爾人血流成河，而不是漢族人血流成河。 不要說你們漢族有十三億人，光是新疆的漢族人，他們掌握的資源力量，都對維吾爾人有壓倒優勢。」

在這裏，伊力哈木實際上已含蓄地暗示了漢 族統治者在其家鄉所實施的歧視性民族政策。在這種政策的強力推動下，即使新疆的經濟狀況這些年有所提升，當地的維吾爾族人也根本不可能享受到與漢人同樣的 生活和工作的平等權利。原因是維族人現已在各個領域中都被迫邊緣化，甚至包括本民族的語言文字。

但儘管如此，伊力哈木也從未對高高在上的漢人抱有偏見甚或仇視的眼光。他仍然非常理理性地認為，「如果中國是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新疆是一個真正落實民族區域自治法的自治區，維吾爾人會因生活在中國為傲。」可是，新疆的漢人統治者卻越來越無視維吾爾族人的民主和政治權利。

事 實上，新疆問題的癥結就是，維吾爾人應該依法享有真正的自治。中共早中建政之初，就承諾給予少數民族自決權。1947年國民黨政府曾與新疆民族代表達成 11條協議，也承諾高度自治，但共產黨執政后就不再提「民族自決」的概念，而代之以「民族自治」制度，及至後來連「民族自治」也形同虛設了。新疆早先還有 一個維吾爾族人——賽福鼎，而後來所有的民族自治區第一把手都換成了漢人。目前漢人的控制，已經超出了社會公共資源的各種領域。甚至漢族人還在維吾爾族傳 統產業上取而代之。比如清真食品供應權也被漢族企業家霍蘭蘭經營的新疆佳雨工貿公司所壟斷，提供46種清真食品。霍蘭蘭承認，公司的300名員工主要都是 漢人；當然公司里也有少數維吾爾人，如一位做清潔的女工。但所有的職位幾乎都是漢人包攬。很多新疆的招工啟示上寫明了僅招漢人。這當然使維吾爾族人覺得自 己都成了邊緣人。這自然導致了維漢之間的怨恨正在日積月累地加深。

由於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實質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意識形態，文化上強調無神論，政治結構上又是一個中央集權下的封閉型政治體制。這些無疑給民族地區實現民族自治製造了很多人為的障礙。因為無神論的意識形態對少數民族的文化傳統和宗教習俗都構成了嚴重打擊。

知 名學者笑蜀指出，疆藏政策必須全面反思和調整，必須問責王樂泉等人及負責機構。當民族地區發生那麼多悲劇，當達賴、伊力哈木理性溫和的聲音也被全面剿殺之 時，我們做過什麼說過什麼？無條件譴責恐怖襲擊的同時，堅決要求真相，要求公開，要求自由討論，堅決批評和問責，則應該是全民反思尤其是知識界反思的第一 步。如果不進行深刻的反思，正視民族政策上的嚴重問題，未來的民族問題將會日益嚴重。當然，站在道德高地譴責暴力，是最省事的事情。但如果僅止於譴責而不 對自身的錯謬進行反思；僅強化維穩，而不屑於開展平等對話，那麼可以想見，更深層的裂痕，更慘烈的暴力，也可能隨之向「車臣化」演變下去。應該聲明的是， 暴民雖可恨，但暴政更可惡。因為暴民是暴政的畸形兒。承認問題才能解決問題。但承認問題並不意味著昆明火車站的濫殺無辜有其正當或合理的絲毫成分。

在全球化時代，主權國家內部所發生的、越來越多的重大事件雖然可能與主權國家之外的因素相關聯，但這並不表明中國政府可以對國內長期存在的民族衝突問題無動於衷。

早 在2009年，就有德國《新蘇黎世報》記者舒士特在詳細了解了中國民族政策之後這樣發出警示：「在新疆，維吾爾人的平均壽命和嬰兒死亡率等一些醫療衛生的 重要指數都比漢人差。……如果不認真對待失業和就業不足的問題，中國的少數民族政策在新疆有失敗的危險。」他隨後還對記者說，南疆維吾爾人的失業率是世界 上最高的失業率之一。他原則上並不反對農民工，但漢族勞動力大量遷居新疆就很成問題，因為這肯定會加大維漢之間的差別，導致局勢更為緊張。而新疆的漢人官 僚 「並不關心維吾爾窮人的處境，也沒有落實保護維吾爾人的政策。」

不過，若將很多問題都歸結為民族矛盾也許過於簡單化。由於中國政治體 制改革停滯不前，官員權力得不到有效的監督和制約，如腐敗嚴重，分配不公導致的貧富懸殊問題，在新疆地區肯定同樣存在。而且當地環境和資源保護問題、民族 文化、宗教信仰的保護以及維族青年的就業權等問題，都幾乎從未引起當地漢人大小官僚的真正重視。

雖然中共官方一直公開否認，新疆問題不是 民族問題，不是政策問題，也不是宗教和人權問題，更不是不平等的問題，那究竟是什麼問題？事實上，不管將事件的因由歸咎於民族矛盾、分裂主義、宗教政策， 還是恐怖主義，歸根結底都是由於存在 「問題」而造成的惡果。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判斷。

美國也是一個多民族混雜而居的國家。但美國政府並不刻意需要給某個民族施以格外照顧性的懷柔政策，卻能讓各民族公民有尊嚴地生活在其自由、民主的土地上。儘管懷柔政策作為短期的權宜之計是有效的，但作為一項長期的國策則會遺患無窮。

假如中國政府和美國政府一樣是個民主國家，尊重所有民族的人權，平等地看待所有民族，事情就肯定會朝正面發展。所以，新疆問題的解決，從根本上還是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只有通過改變不合理的專制體制，才有可能使民族矛盾逐步得到實質性的解決。

面對昆明慘案，應去如何思考
作者: 嚴家偉
人 們應該冷靜思考一下，這樣的大血案悲劇為什麼會發生？昆明3.1血案中，那些蒙面暴徒，以無辜平民為襲擊對象，濫殺無辜，固然不可原諒，可以說他們犯下了 反人類的罪行，是人類的公敵。但他們為什麼要那樣做，總得有個原因，不可能是無緣無故的。官方人士說「不是民族和宗教問題」，那麼是什麼問題？總不可能有 「天生」的恐怖分子，也不可能有「為恐怖襲擊而恐怖襲擊」的人吧！這些暴徒罪在不赦，應該嚴懲不貸。但他們總有施暴的原因吧？他們為什麼這樣的兇殘、如此 的仇恨？不可能無緣無故、天生成就吧？為了根除恐怖，為了讓慘劇永不再發生，政府有責任叫他們把施暴原因明明白白、源源本本地說出來。而廣大民眾也有權利 知道真相。唯有如此，才能對造成這一特大慘案的原因做出深刻反思，才能找到這些長期積累的仇恨以及化解的方法。如果簡單地綁赴刑場，一殺了之，禍根未除， 社會就還會繼續付出代價！
2014 年，歲在甲午，春節剛過，就在昆明爆出了一場肯定要寫入中國近代史的驚天大慘案。3月1日晚9點剛過，在昆明火車站，一群蒙面暴徒（官方媒體最初稱約十幾 人、兩天後又確定為8人），身著黑衣，拿著長砍刀從車站裡面和售票廳附近開始行兇，然後來到火車站前的廣場繼續砍殺。結果截至目前已造成33人死亡（其中 有4人是被警方擊斃的兇手），140餘人受傷的大血案。官方媒體說，四名襲擊者被擊斃，一名女性襲擊者被抓獲。其餘兇犯脫逃兩天後被抓獲。國人被這突如其 來的慘案驚呆了。官方將其定性為恐怖襲擊。當然，接下來也像過去的突發大事件一樣，就是高層領導極端重視，親自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全力緝兇，嚴懲不貸。而 大陸媒體上則是滿紙的憤怒譴責，鋪天蓋地的聲討等等。然而筆者認為光有這些還是不夠的。在此事件已初步「定格」以後，除了嚴懲施暴兇手以外，官方更應該把 這個具體事件的具體真相更詳細的告訴民眾，以落實公民的知情權。

官方在案發十多個小時后的第一時間里，雖然沒有提供細節，但是他們說，有 足夠的證據表明，新疆地區的分裂主義分子製造了這次襲擊。不過這樣一句話也似乎顯得太過於籠統。而中國官方的新華社則引述了中國海軍信息化專家諮詢委員會 主任尹卓的話說，他認為這一事先策劃的襲擊不是民族及宗教問題，而是和國外恐怖勢力有關聯的恐怖主義行動。長期以來北京一直把新疆的騷亂稱作是維族恐怖分 子所為，說他們和被取締的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有關聯。 中國政府說這些成員都在國外受過恐怖訓練。至於這些新疆地區的分裂主義分子，為何要選擇在昆明如此不分青紅皂白的殺人，他們那麼多人，還帶著長砍刀等凶 器，如何能從新疆幾千裡外跋涉到昆明「捨近求遠」而作案，更如何能逃過警方的監控？這些都是中國民眾需要了解的具體真相。而北京「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系的 張鳴教授則指出：「中國境內的新疆分裂分子，實際上是蘇聯養大的，當年三區鬧分裂，屠殺漢人，主力就是俄藉的歸化人軍隊。一色蘇式裝備連服裝都是蘇軍的。 沒有蘇聯的支持，不僅外蒙獨立不了，新疆的分裂也沒有戲」。

張教授所說的這些當局諱莫如深的事實，恰恰是應該讓廣大民眾知道的。當局一提 到新疆分裂主義份子，國外恐怖勢力時，往往會使當前中國許多不明歷史真相的人，就以為是什麼「西方敵對勢力」，是美國，日本。結果根本不是，恰恰是前蘇聯 和今日的俄羅斯及「獨聯體」中的某些成員國。遠在上世紀1944年新疆的「東突份子」便勾結蘇聯人，他們由蘇聯人提供武器並接受蘇聯訓練，越過國境，進入 新疆一舉攻佔尼勒克。當時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命朱紹良率軍平叛，一舉擊潰了突厥叛軍。但是接下來蘇聯並不罷休，繼續向突厥叛軍提供軍火與人員援助。也就是前 面張教授提到的「一色蘇式裝備連服裝都是蘇軍的」，這些人1944年11月7日攻佔伊寧，屠殺當地漢族軍民，姦淫漢族婦女無惡不作。後來他們更在蘇聯軍官 科茲洛夫指揮下攻佔惠遠城。我國軍守將陳伯良、高煒壯烈犧牲。1945年4月這些叛軍在蘇聯紅軍的炮兵、裝甲車、飛機的支援下，更向當時新疆的省會迪化 （今名烏魯木齊）進犯。同年9月一度推進到距迪化僅150公里的瑪納斯河西岸。妄圖一舉吞併新疆歸入蘇聯。後來我國民政府大量援軍抵達，才將叛軍擊敗。暫 時穩定住了新疆。

重溫這段歷史，不難看出官方所稱的新疆分裂勢力，其背後的的推手就是蘇俄。1949年中共奪取大陸政權后，因為毛澤東奉 行「一邊倒」向蘇聯的政策，並承認了蘇聯分裂外蒙獨立、允許蘇軍進駐旅順，以及在新疆獲得掠取石油等諸多特權。在喪權辱國的情況下，新疆的矛盾得以暫時緩 和。但是斯大林死後，毛澤東這個當年一切聽命於斯大林的「兒皇帝」便自認為「翅膀已硬」，更一心要想當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人。於是與赫魯曉夫鬧翻。而 蘇聯當局也不是「吃素」的，便一手導演了舉世聞名的1960年伊犁暴亂事件，向中共還以顏色。此後近三十年中，中蘇邊界紛爭不斷，新疆的動亂也從未停止。 背後都是蘇聯在推波助瀾。直到上世紀九十年隨著蘇聯的崩潰，國力大減，無暇他顧。新疆所謂的分裂勢力失去了靠山，才一度進入「低潮」。但是隨著俄羅斯的再 度「崛起」，特別是普京這個前克格勃強人對外擴張的野心與日俱增。不但要與歐美爭奪烏克蘭，也視新疆為其「傳統勢力範圍」。所以半個多世紀來與新疆民族矛 盾問題有關聯的「國外勢力」不是別人，就是蘇俄。弄清這段歷史，才不會讓某些別有用心的人去誤導國人，去遷怒於什麼「西方敵對勢力」。

現 在人們應該冷靜思考一下，這樣的大血案悲劇為什麼會發生？昆明3.1血案中，那些蒙面暴徒，以無辜平民為襲擊對象，濫殺無辜，固然不可原諒，可以說他們犯 下了反人類的罪行，是人類的公敵。但他們為什麼要那樣做，總得有個原因，不可能是無緣無故的。而官拜中共「海軍信息化專家諮詢委員會」主任的尹卓先生就簡 單一句「不是民族及宗教問題」，那麼是什麼問題？這位「信息專家」卻並未提供任何相關「信息」。中共駐疆大吏張春賢也說：「這確實不是民族問題，也不是宗 教問題，現在加一句，也不是哪個地區的問題。」實在讓人一頭霧水。總不可能有「天生」的恐怖分子，也不可能有「為恐怖襲擊而恐怖襲擊」的人吧！這些暴徒罪 在不赦，應該嚴懲不貸。但他們總有施暴的原因吧？他們為什麼這樣的兇殘、如此的仇恨？不可能無緣無故、天生成就吧？為了根除恐怖，為了讓慘劇永不再發生， 政府有責任叫他們把施暴原因明明白白、源源本本地說出來。而廣大民眾也有權利知道真相。唯有如此，才能對造成這一特大慘案的原因做出深刻反思，才能找到這 些長期積累的仇恨以及化解的方法。如果簡單地綁赴刑場，一殺了之，禍根未除，社會就還會繼續付出代價！

與此同時，作為一個法治社會，一個 公民社會，對這些哪怕是被稱作人類公敵，犯下反人類罪行的嫌犯，他們也應享有與一般人同樣的人權。也應該在一個程序正義和審判公正的環境里接受審判，而不 能就是一隻「過街老鼠人人喊打」而任意處置。唯有如此，才能以理服人。在大陸網上，今天有人貼出了一張據稱是3.1恐襲案中被擒獲的女刀手，年紀不大幾乎 稚氣未脫。於是這位網友建議：「一定要好好保護她，防止被滅口，嚴禁刑訊逼供，組建律師團提供幫助，使之獲得儘可能公正的審判……只有這樣，才可能找到事 實的真相，才能追究他們的罪責，讓正義得到伸張，讓未來更少這樣的悲劇發生」。筆者認為講得非常有道理。尹卓先生稱這些襲擊者「是和國外恐怖勢力有關聯的 恐怖主義行動」。因而只有在嚴守程序正義和審判公正的環境中，才能弄清他們背後與之「有關聯」的國外恐怖份子是美國的，還是俄國的，還是其他什麼地方的？ 才能最後使真相大白于天下。

昆明的3.1事件也讓我們認識到，任何國家的平民都可能遭受到恐怖襲擊這樣的「飛來橫禍」。因而任何人也不可 把別人遭到的「飛來橫禍」當作「笑話」來看。回想當年美國9.11事件時，無辜死難者上千，其中還有華人。可就有那麼一批中國人公然歡呼雀躍，大聲叫好。 而中國政府對這樣喪盡良知的人，別說懲誡、連申斥也沒有。黨辦媒體對此更視而不見，實則就是縱容。當時更有一個中國大陸旅遊團正在美國旅行，這幫子人竟公 開舉杯歡慶，美國政府忍無可忍，只好勒令他們離境。然而如此給中國丟臉的這幫人，回國后卻未受到任何一點處分哪怕公開予以譴責也沒有。請問有關當局居心何 在？然而在昆明3.1事件后美國大使館在悼念昆明死者時，用了「毫無意義的暴力行為」一語，竟然使某些人大為不滿。指責美國官方迴避用恐怖主義一詞是「別 有用心」。其實這句話是美國官方近年用以哀悼在恐怖襲擊中死難的人時最常用的。正如有人指出的：這詞比用「恐怖主義」更為準確。因為生命應該用來去做有意 義的事，而不是浪費在一些不斷製造暴力，製造麻煩，使生命白白喪失的衝突中。

美國官方的這一用語，既是譴責之詞，更體現出高度的理性。可 是有的人卻偏要別人哪怕在一個用詞上，也必須與自己的黨「高度保持一致」，這既不理性，也不現實。若再與當年9.11中你們自己「歡呼雀躍」或聽任「歡呼 雀躍」不加譴責相比較，那就更是十足的「雙重標準」了。其實這樣的雙重標準，還並非只用於9.11事件。例如伊拉克的恐怖份子用人體炸彈殺害的也是無辜平 民。可是大陸官方及媒體上都不稱其為恐怖襲擊與恐怖份子，更不說他們是人類的公敵。而稱之為「反美武裝」。你「反美」怎麼殺伊拉克無辜平民？那麼殘暴的手 段，難道還不是恐怖份子嗎？又如對塔里班、哈馬斯的恐怖襲擊，許多時候也是這樣曖昧的態度。

昆明的3.1事件，從另一個角度看，也給國人上了一堂生動的反恐課。應該讓國人對此類事件有個清醒的認識了。既然說恐襲份子是人類的公敵，那麼今後當這類事發生在歐、美民主國家，特別發生在美國的時候，請不要面帶幸災樂禍的笑容去「隔岸觀火」了！

斯偉江：恐怖活動和邊疆治理

一，恐怖分子訴求是什麼?

昨天流傳最廣的一條微博，也是韓寒轉的一條，如下:

「我反對一切針對平民的恐怖主義行為，無論你的命運是多麼悲慘動機是多麼高尚，當你把傷害無辜的普通人作為手段時，你就是人類的敵人、可恥的懦夫和人人可誅的罪犯。我沒有興趣聽你的任何故事，不會在乎你的訴求，不可能跟你談判並妥協，唯一要做的事就是:當場格殺，事後追剿，絕不原諒」。

其實，不在乎你的訴求，這正是恐怖分子所想要的。如果大家還記得，911之後，發現，中國的東突也加入了拉登訓練營。我們以拉登為例，看下拉登的目的和手段。

「拉登的最終訴求，是認為伊斯蘭國家已經半西方化，而且，美國在伊斯蘭國家也有駐軍，他希望在伊斯蘭國家，能發動穆斯林革命，由伊斯蘭主義者掌權，從而完成第一階段的任務，改革穆斯林的伊斯蘭教儀式，使其走上正確的道路。那麼為什麼直接打擊西方國家，如何能夠加速革命的到來呢?

任何明智的人都知道，美國政府必然會對穆斯林世界發動一次，甚至大規模的武裝侵略，以徹底根除恐怖分子的根源，而且，美國也不會十分關心侵略過程中，哪一方受損害的問題，美國的侵略行徑很可能會疏遠許多穆斯林人和美國的關係，把他們推向本地的伊斯蘭組織一邊，尤其是在阿拉伯國家，人民很可能會起來反抗親美政府，將伊斯蘭主義者推上權利的寶座」《戰爭》P238-239 溫格戴爾 江蘇人民出版社

「拉登的投入獲得了合理的回報，在不到20個月的時間里，美國就侵略並佔領了兩個穆斯林國家，伴隨侵略帶來的新聞圖片給穆斯林世界帶來巨大的屈辱和痛苦，美國對阿富汗和伊拉克軍事佔領之後，不可避免地會實施一系列暴行並犯下錯誤，從而製造了更多的新聞圖片。」(同上書)。

但美國在和穆斯林世界的宣傳方面也下了很大的功夫，這從奧巴馬在埃及開羅的演講中就可以看出，美國人當然也會針對拉登的宣傳，進行反宣傳，另外，美國也確實從軍事模式轉換成更加傳統的反恐模式，恐怖分子都是平民，不是軍隊，通常對付他們的工具應該是警察、情報收集以及安全措施。

恐怖份子所想的，就是製造恐怖和仇恨，讓你報復，追剿，如果你擴大打擊範圍，造成民族對立，在這個過程中，你犯更多的措，他的同盟者會更多，從而最終去實現他的目標，邊疆獨立。

而且和越南對付美國一樣，美國人死一個，越南人要死十個，但越南人的目的是，讓美國人受不了他們軍人的死亡，最終由於美國人傷亡太多而退出，事實上，美國人打贏了幾乎所有的在越南的戰爭，但SoWhat，武力解決不了所有的問題。

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恨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愛，根據中國刑法，殺人犯你也要問動機，問主觀故意，當場格殺，這在法律上也是允許的，事後追剿，當然可以，問題是，他們都是平民演化的，你要下功夫的，其實正是要問，這些平民為什麼會和野獸一樣，毫無人性?同時，你也要注意，他們的訴求是通過什麼途徑來實現，我們要破壞他們的計劃。

二，新疆，舊疆?

新疆到底是新開拓的，還是」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隋時期，新疆東南部鄯善(新疆若羌)人隋朝版圖，唐太宗武功空前，滅東突厥，西域胡人所居伊胡七城降唐，在哈密設西伊州。640年平高昌，設西州及安西都護府，(新疆吐魯番東南）648年取庫車，後置龜茲，（和田)，(喀什)，碎葉等四鎮，658年平西突厥，(現在的東突恐怖分子，想建立的，應該是延續1933年起在喀什搞的東突伊斯蘭共和國有關)，唐時疆域很大，和其國力也由關係。

唐後期吐蕃崛起，和唐爭奪安西四鎮，北宋就不用談了，遼國疆域到新疆的。元的疆域很大，囊括新疆大部分地區，14世紀在察台台汗國治下。到了明代，對新疆地區為擦察合台後裔亦力把里的領土，而介於亦力把里和甘肅之間的嘉峪關以外的哈密等衛，也在明朝的羈糜統治之下。清代疆域較大，1720年，西藏入清，1755年平定天山北路准格爾部，1759年平定圖謀獨立的天山南路的回部(維吾爾)，天山南北路全部入清版圖。

後來，到清末，沙俄就介入新疆，侵佔了新疆西部的大片領土。1864年，沙餓趁新發生回民起義(暴亂?)要挾清廷簽訂塔城條約，1871年沙俄出兵強佔伊利，1881年簽訂伊利條約，幾乎每一訂約，中國都要被割去大片領土。1884年的喀什准格爾條約，中俄西北邊界劃定。1891年沙俄佔領了烏孜別里山口以南的大片帕米爾，1895年，英俄在倫敦訂約私分帕米爾。中國政府不予承認。(以上來自鄒逸鱗編著《中國歷史地理概述》頁101一125）

疆域的大小往往和國力強盛有關，在晚清新疆發阿古柏叛亂，同治13年，李鴻章和左宗棠之間海防和陸防之爭，李鴻章建議放棄新疆，將軍力和軍費轉入東南海防。(湯仁澤著《強迫轟鳴下的尊嚴;1840年到1911年的中國故事》頁142)，最後清廷以左宗棠為是，平定阿古柏叛亂，新疆改設行省。

關於駐軍築城，清政府在平定準格爾叛亂之後，曾修建了六座滿城，由八旗子弟駐防，同治三年，始發於庫車的農民起義，迅速席捲全疆，滿城惠遠被攻克，將軍自殺。辛亥革命之後，新疆滿城走向衰微，辛亥革命是新疆滿城衰落的根本轉折點，之前可以分三個時期，乾隆到同治初的興盛期，同治年間的破敗，光緒年間的恢復期。(周長山等主編《歷史、環境和邊疆》頁341-343)。

以上，可以看出，邊疆的興衰，和中原休戚相關。新疆是新，是舊，也一目了然。1912年的新疆總督楊新增將軍在一次演講中說:
「新疆孤懸塞外，自漢唐以來，時叛時附，多半因中原多事，兼顧不暇，-中原金錢花費在新疆的，早已不可勝數，中原對新疆的負擔如此之重，倘若一旦把握不住，那麼外有強鄰之虎視，內有外蒙古的狼貪，只怕此一大好河山即將淪于異族之手。」(潘志平《東突的歷史和現狀》頁94)

三，東突的背景和來由

和拉登訴求一樣的是，泛伊斯蘭主義，也就是拉登的第二階段目的，希望全世界都信奉伊斯蘭，看似宗教性質，實際上是政治運動。東突的背景之一，就是這個。其次，是泛突厥主義，泛突厥主義就皇一直夢想看建立一個由亞得里亞海到中國的大突厥國，這個泛突厥主義，也曾被翻譯成大土耳其主義，當然，土耳其政府也不敢公開予以實質性支持，因為這個野心也太大了。二十世紀之交，奧斯曼土耳其的精英，」重新發現了」泛突厥的歷史文化.即便不會公開支持，但土耳其境內的泛突厥主義者，會同情、支持中國境內的泛突厥分子。潘志平等著《東突的歷史和現狀》第二章。

1928年楊新增被刺身亡，金樹仁接手.東突浮現了，1930年新疆的農民起義，其特徵是，1，反漢色彩，將漢族統治者和漢族群眾混為一談。不加區別地加以排斥、殺戮。2，宗教色彩，聖戰，死為殉教者，活為英雄好漢。3，分裂色彩。1933年新疆大亂，金樹仁完全失控，后盛世才坐上新疆王寶座，和入疆的甘肅軍閥馬仲英混戰，(馬也是解救伊斯蘭兄弟的名義)。此時，在南疆伊敏在和田成稱王，東突伊斯蘭共和國在南疆的喀什上演。背後是英國。

1933年11月12日，東突共和國的鬧劇在喀什開場，英國駐喀什領事館的外交宮出席了成立大會，藍底白色星月旗為「國旗」，根據其「憲法」，是政教合一的類似伊朗體制」，但就算英國也不敢予以承認，土耳其也一樣不敢承認。由於這個政權也反蘇，蘇聯直接了當告訴中國政府，倘若中國政府管理新疆，我們不去過問，但如果你們聽任第二個滿洲國的話，那麼我們就必須採取行動保護自己。蘇聯就給金樹仁和盛世才分別提供了巨大幫助，很快，這個所謂的政權就做鳥獸散，蘇聯這麼做，是為了新疆親蘇.當然符合其國家利益，二戰時，盛世才認為蘇聯不行了，1943年投靠反蘇的蔣介石之後，蘇聯就支持伊利的東突，在伊利，塔城和阿勒泰地區，漢人基本不存在了，有暴力清洗，也由強制遷徙。在蘇聯的支持下，這個所謂的東突厥還進軍迪化(烏魯木齊)，和國民黨的軍隊隔河對抗。

國際形勢變化，蘇聯在雅爾塔會議上要到了外蒙獨立，作為交換，蔣介石要到了斯大林的不干涉新疆，在中蘇友好條約中，蘇聯政府在條約附件中聲明，關於新疆最近之事，-蘇聯政府無干涉中國內政之意。

1945年，沒有了蘇聯支持的東突就內部分裂，1946年東突所謂的政府和國民政府談判，達成和平協議，同意恢復回歸到國民政府治理之下，蘇聯將這個所謂政府的主席召回去了。

根據和平協議，這伊利，塔城，阿勒泰的三個區直接歸屬於省聯合政府，這裏的人在國共鬥爭之中，分成幾派，其中一派就是中國共產黨所支持的，就是說的三區革命，後來國共逐鹿中原，中共取得勝利，最後也和平解放新疆，並設立自治區。中蘇關係好時，東突就消弭了，但之後中蘇關係變壞時，蘇聯還支持過東突，但總的來說，國際環境不具備大氣候。(以上總結基本歸納自《潘志平等著的《東突的歷史和現狀》民族出版社)

但911前後的國際大氣候，就慢慢開始影響中國新疆，這個話題很複雜，可以另文研究。另，美國打掉阿富汗的塔利班，客觀上對中國反恐起了一定作用，但並沒力量徹底剿滅塔利班。

但這個和中國古代歷史的麻煩不同的是，產生了民族國家的理論，也就是民族自決權。這個也是中西政治思想中正當性的衝突之一。
絕大多數中國人接受大一統的觀念，而且由於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提倡民族自決也會導致國家分裂，而這麼多年的教育，都是以大一統為本，要是雞失去了屁股和尾巴，恐怕很多中國人接受不了這地圖。

四，新疆的出路

第一，中原要穩定轉型

從前面的分析看，中原的治亂是邊疆穩定的核心。中原的治亂是最關鍵的，如果中原一旦發生動蕩，邊疆必定是大動亂，對位於新的漢人和維人，都是大劫難。因此，中原的治理是第一位的，現在中原也是靠硬維穩，官民矛盾對立，你能想象在新疆，除了官民矛盾，還有民族矛盾，對立恐怕是更激烈。

因此，治理新疆的第一策，恐怕是中原的平穩轉型，如果中原不改革，治亂循環是歷史規律，邊疆的動亂不可避免。

分裂勢力，一定是要由國際勢力支持，才會有氣候，如果中原是穩定的，外交必定也有足夠的力量，可以以不變應萬變。也有足夠的能力來爭取維族人民的心。

第二，攻心為上，維漢平等

如王力雄所言，新疆目前維漢人口相當，實力是均勢，這樣的情況下，往往最後會有僵局。以前歷史上的血流成河，不是嚇唬人的，是真實的。以目前的情形看，軍隊基本上是漢族，但是，如前面所言，東突分子其背後，往往是國際勢力而且，如果一旦有廣大的群眾基礎，往往不是那麼容易對付的。

如同《邊界與民族》的作者何星亮研究員所說，構成國家者，國民與國土，大凡分疆立界，既分地也分人。土地為國之基，不能再生絮殖，一旦分定，難以改變。故各國立界，以爭奪土地為首要目的，-然而，民心向背是最關鍵的。

分裂主義者，最核心的就是要爭奪民心，發動恐怖襲擊，他們的目的，是希望漢族軍隊、警察對維族進行野蠻的報復，（正常的偵察，打擊當然是應該的)，這樣，他們可以在維族人民中爭取更多的支持者，一旦民心反漢，他們的目的就會部分達到。

這話說說容易，但據我去新疆的所知，重要部門的一把手都是漢人，國家的資源也絕大多數是漢人企業，或者中央企業所佔據，維族人的不平等感，恐怕是存在的。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作為漢族人，你需要換位思考。爭取民心，尤其是新疆地區普通維族人的心，是最重要的政策。看一下，元朝和清朝的民族政策就可以了。元朝分四等，其國祚短，而清朝滿漢基本平等，國祚長。

以清朝為例，滿漢大臣是一樣的，不然曾文正公，左宗棠，誰來作為國之支柱?當然，現在這樣的做法，有一定的風險，但治國，一定是要推誠置腹，既然你相信維族人大多數是愛國的，那麼就要提拔、支持維族中的優秀人才。這不是傳統的以維治維，這是一種新的民族平等政策。

維漢平等，恐怕還包括一定程度的民族自治之中。這話說來大，但可以一步步做起來。

維漢平等，恐怕在宗教政策上也需要調整。不要害怕伊斯蘭，可以多培養和平的伊斯蘭宗教領袖。

第三，資源本地化，一定要就地傾斜

新疆有巨大的自然資源，但這些自然資源都為中央企業或者漢族企業所佔有經營，這種情形應該改善，只是政府所收取的新疆的資源費用，要平等地分配給當地居民，可能這個福利會比沿海好，這不是壞事，以資源換支持，也是新加坡，乃至阿拉伯國家的方法。

另外，現在國家對能源企業收取的資源稅收太低，應該調整。尤其要注意維族人的就業問題。

第四，反恐要依法，要有節制，要尊重維族人的人格

據了解，在王樂泉治疆時，開頭反恐是露頭就打，後來發展為追著打，挖著打，現在不知道什麼政策了。但有沒有過火的地方?因為中國的反恐和美國不同，美國是外來的恐怖分子居多，只要加強海關等就行。

而中國，新疆的恐怖分子多是中國國民，你總不能禁止維族人自由流動吧，因此，在檢查時，要注意尊重法律上形式上的平等，對維漢一樣要平等對待。包括對維族人在沿海的，住店、旅行的合法權益，一定是要平等保護。爭取民心是第一位的。

我覺得除了學習美國，要更多地向以色列學習，因為以色列內部也有大量的阿拉伯人，其內外的反恐經驗會更豐富。

以上的問題，不能僅僅是新疆問題，也包括西藏問題。

尾巴

我也就是一個書生，對邊疆的經驗也來自一點點親身經歷，更多的來自書本和思考，維族的問題，不僅僅是維族人的問題，也是漢族人的問題，既是政府的問題，也有民眾的問題，如果你真心哀悼在昆明火車站受害的人，你希望這樣的悲劇不要重演，你希望國家不要分裂，你恐怕得了解一下，普通維族人的遭遇，體會一下他們的心態，了解一下，這些恐怖分子，為什麼在這樣的土壤里滋生出來?如果你不對土攘施藥，那麼，下一個長出來的恐怖分子，襲擊的不是昆明，就是其他地方。

以殺止殺，希望只用剿滅的方法來對付恐怖分子，追剿也需要，但恐怕光這解決不了問題，這和韭菜一樣，殺了還會長，因為土壤還在。

恐怖分子最讓人恐怖的是，在昆明火車站裡面的，可以是你，我，任何人。這就和海明威所說，我們不是孤島，正因為我們不是孤島，所以，我們要防止類似事件的發生，要治標，也要治本。

不是因為恐怖分子的恐怖活動而調整民族政策，如果民族政策客觀上有問題，那就必須調整。雖然現在似乎不是馬上調整的好時機，但，希望在這個事件冷下來之後，改變原來的征服-治理的模式，而走向現代模式，多元化。對民族地區和漢族地區，都必須要進行合法性的轉型。所謂國家富強的中國夢，未必能構成治理的合法性，所謂，你的西域，我的東土。國富未必民富，一定是要從爭民心出發，也就是林肯說的，民有，民治理、民享的合法性。這個問題，恐怕邊疆比中土更迫切，因為那裡矛盾是雙重的。如在《中南海來信一》中所說，要是中原的民主問題，遭遇邊疆的民族問題，恐怕會焦頭爛額，飯一口口吃，會減少動蕩。

未雨綢繆，現在的新疆、西藏問題，恐怕已不是如古人所說，明者防禍於未萌，智者圖患于將來。現在的情況，禍患已經成形，更需要，達治亂之要點，遏將來之襲擊。

希望這篇草草而就的小文，能對你的思考有所幫助，也希望批評指正。

2014年3月2日

昆明慘案：譴責與反思不可偏廢

笑蜀

相比大陸當局的疆藏政策，民國疆藏政策高明太多，尤其是楊增新的治疆政策。大陸當局疆藏政策全面僵化全面失敗，而將疆藏問題徹底封閉不許討論更不許批評，則最失敗。疆藏政策必須全面反思和調整，必須問責王樂泉等人及負責機構。這都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因此把昆明慘案完全歸因為壓迫反抗關係而予同情，則萬難苟同。我們並不知道昆明慘案的真相是什麼。真相未明即如此斷言，是否太立場先行、太意識形態化？新疆問題不同內地問題，不同西藏問題，而的確有複雜的國際背景。壓迫是長期的和全面的，但縱然如此，跟昆明慘案之間也只是或然而非必然關係。未明真相前就把或然誇大為必然，差之毫釐必然謬之千里。這就好比敘利亞問題。敘利亞動盪之初確實就是反抗壓迫反抗專制，所以國際社會一邊倒地支持反抗軍。但後來的反抗軍就複雜太多了，不乏被所謂聖戰綁架的陰影，國際社會的態度也為之一變，再沒有一邊倒的支持。今天的新疆問題，跟敘利亞問題並非沒有相近之處，來自中東的宗教原教旨主義和現代恐怖主義未必不是重要成因，因而未必是壓迫反抗能夠完全解釋的。
當然無論什麼原因，當局對疆政策都難辭其咎。新疆問題全面複雜化之前，有六十年的相對承平時間，這漫漫六十年難道不是當局自己浪費的麼？全面複雜化難道不等於對疆政策的全面失敗麼？無視人心迷信暴力與高壓，則是對疆政策全面失敗的總根子。所有這些必須正視必須抨擊。
但所有這些並不能自動賦予恐怖襲擊以正當性，不能說人世間只有制度之惡，其他一切惡都不是惡，其他一切惡都是正當的需要同情的。甚至對昆明慘案這種有組織的屠戮無辜平民，都試圖同情。是的，昆明慘案真相未明，但無論什麼真相，有組織的屠戮無辜平民都屬於恐怖襲擊，都是萬惡，都罪在不赦。原因不是理由，任何原因都不能為恐怖襲擊開脫。無論真相是什麼，昆明慘案都是中國版的911，我的態度跟我當初對美國911的態度完全一致，即無條件譴責恐怖襲擊與哀悼逝者。
但，僅僅譴責與哀悼仍不夠。原因不是理由。但原因必須澄清，真相必須澄清，才可能避免悲劇。如果說對恐怖襲擊的盲目同情反映人心之毒可能助長恐怖，那麼以需要無條件遣責為由壓制討論與批評、拒絕反思與調整則是典型的制度之惡。這不僅助長仇恨和絕望，為宗教原教旨主義和現代恐怖主義提供了溫床；甚至其本身就是一種恐怖主義。兩種都屬於極端勢力，屬於互為鏡像的共生關係。
這即是說，無條件遣責和全面反思不衝突。不僅不衝突而且不可偏廢。不僅政府要反思，全民都要反思，知識界尤其要反思，我自己也必須反思。當民族地區那麼多悲劇發生，當達賴、伊力哈木的理性溫和的聲音都被無情地全面剿殺，我們做過什麼說過什麼？我自己做過什麼說過什麼？今天的悲劇，難道沒有我們、沒有我自己的一份責任？覆巢之下無完卵，事到臨頭還不全面反思包括反思自己，還只是一味地掩飾或一味地推諉，還只是仇恨一切痛駡一切，這個民族就真的是深淵了。無條件譴責恐怖襲擊的同時，堅決要求真相，要求公開，要求自由討論，堅決批評和問責，則應該是全民反思尤其是知識界反思的第一步。

為什麼胡蘿蔔也不管用？

作者：斯科特·萊德尼茨，西恩·羅伯茨

10月28日，一輛車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爆炸，導致兩名無辜的路人死亡約40人受傷。儘管手段簡單，但是這起由來自中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維吾爾穆斯 林發起的事件被定性為一起恐怖主義事件。這起事件是近年來維吾爾人首次在維吾爾自治區以外實施政治暴力事件。這一起事件似乎是維吾爾人與中國政府間逐漸升 級的緊張關係的產物。
維吾爾人將維吾爾自治區視作故土，這一主張激化了他們和中國政府之間的緊張關係。這種關係在過去二十年間呈上升趨勢，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實施具有爭 議的政策來把維吾爾人整合進中國的版圖中。（上圖中，居住在土耳其的維吾爾人燃燒中國國旗以紀念「7·5」事件）政府用鐵腕政策來維繫這一整合（大棒）， 但是它將最大的賭注壓在用日益繁榮來鼓勵維吾爾人的忠誠度（胡蘿蔔）。不幸的是，中國被過時的發展戰略所引導，它只帶來了更多的不穩定。
中國的最具爭議的整合手段壓制了維吾爾人的文化並且侵犯了他們的人權。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以來，中國政府採取政策來限制維吾爾人自由踐行伊斯蘭的 權利並且在維吾爾自治區抵制所有的政治組織和言論。政府以「非法宗教活動」、「分裂主義」、「恐怖主義」之名逮捕參与者，他們最後被處決。近年來，中國政 府採取強行學生學習中國普通話而限制維吾爾語的教育政策，政府還減少了維吾爾文資料的出版和傳播。
但是這些強制性的文化轉型手段只是冰山一角。中國政府還在維吾爾自治區採取了宏大的經濟發展計劃，並且讓來自農村的維吾爾人在中國內地的院校和工廠接受教育或者打工。這些用「柔性」的整合維吾爾人的嘗試不僅沒有緩和維漢之間的緊張關係，反而惡化了這種關係。
這讓中國的政策制定者和民眾感到受挫，他們本以為這些仁慈的措施可以給維吾爾人提供新的機會和更好的生活。但是維吾爾人並沒有感到欣喜。實際上，在近現代，許多國家已經試圖通過經濟發展來緩和的少數民族人口的情緒，結果卻都產生了相同的效果。
通過建立聯合民族來實現現代化的構想可以回溯到數世紀之前。我們今天所知道的德國、英格蘭、法國等歐洲的民族國家，在國家領導人的共同努力下，通過 通信和運輸技術的進步，使他們祖先時的零散體稱為聯合體。現代國家不僅開始徵稅和建立軍隊，他們還資助國家的教育系統來宣傳意識形態並用一種民族語言來教 育學生。經濟發展使國民產生了對國家的忠誠度和歸屬感。根據馬克思和自由市場現代化理論，經濟的穩定和繁榮可以帶來國家的和睦與團結。
20世紀，一些開國者試圖用自上而下的規劃和工業化，在幾十年的時間里實現歐洲用幾個世紀實現的目標。這種方法在實現高速增長時很有效，但是在建立 聯合的政體時就不怎麼成功了。在土耳其，即使禁止並壓制庫爾德語和文化，領導人卻試圖用發展教育和基礎設施的經濟發展戰略來把庫爾德人整合進新的國家裡。 這種戰略只引發了暴力分裂運動。今天，土耳其政府通過實施新的改革被迫順應庫爾德人依舊強勁的庫爾德身份意識。
蘇聯同樣依靠發展來整合遼闊帝國上的人民。俄國革命之後，布爾什維克試圖通過物質資料的發展來消除民族意識（包括反蘇聯的民族主義的威脅）。福利的 提高會將人們約束在蘇維埃帝國中，而宏觀經濟增長將消除民族之間的不同，最終讓拉脫維亞人和烏茲別克人成為蘇聯的主體。我們現在知道，這一計劃沒有實 現，70年的發展帶來了生活水準的可觀的提升，但是沒有抹殺民族主義。最激烈地反對蘇聯的正是那些富人。
為什麼繁榮不能收買忠誠？
首先，和導致政治的政治被動相比，經濟發展更趨向于導致更大的政治參与。現代化理論的學者意識到，實現城市化的 數十年前，教育和提高收入給人們提供了更多發展自己興趣和為自己發言的途徑。和對國家幫助他們實現政治覺醒表示感激相比，新興有權階層要求更有責任的政 府，有時甚至會推翻它們。這是19世紀歐洲實現民主化的最直觀的形式。它同時也是反殖民主義運動的體現，他們的領導人正是在殖民主義政權的教育體系中成長 起來的中產階級。
發展未能平息民族主義的第二個原因是，發展的不均衡，特別是在它快速增長和國家主導的情況下。即使名義上用於少數民族群眾，集中投資的好處也往往無 法達到目標。相反，國家的發展資源往往會落入一批彼此聯繫緊密的精英手中（經常是少數民族地區的移民而不是少數民族的代表自身）或者是讓某些地區（經常是 城鎮）獲益，這會增加多數民族和少數民族的總體不平等，從而激化怨恨。經濟繁榮和發展會引導多數民族的民眾移民少數民族地區，導致少數民族地區的原住居民 被邊緣化。當人們受到經濟和文化的雙重邊緣化，這種被排斥的感覺反而會加劇他們不同於多數民族的意識並給他們提供可以團結起來的原因。
現代化失敗的第三個原因是人們除了物質富足之外還珍惜特定的理想。金錢固然很好，但是追求公平、公正、自決或尊嚴的慾望會成為人類行為的強力驅動。 雖然阿拉伯起義的部分原因是失業和對精英腐敗的失望，但示威者呼籲建立更加美好的社會。「麵包，自由和尊嚴」成為埃及解放廣場上民眾的一致呼聲。此類價值 呼籲同時也會出現在文化被邊緣群體的運動中，他們用維護自己的語言、文化和傳統的訴求回應官方的打壓。
讓我們把話題拉回維吾爾人身上。由於維吾爾人在自己的故土被邊緣化，中國的密集的發展計劃只激化了維吾爾自治區的衝突。發展在許多情況下，已經代替 傳統的維吾爾社區，眾所周知的例子便是文化象徵、喀什古城的破壞。另一方面，為了大型項目的建設，政府強行搬遷維吾爾人。加之中國的政策鼓勵漢族移民湧入 該地區以追求經濟機會，這使維吾爾人的人口比例開始下降。最後，維吾爾人在城市遭到日益嚴重的就業歧視，因為區域經濟發展的效益大多流入漢人手中。
中國在維吾爾自治區的實施的經濟發展使用的是過期的自上而下的發展模式，這對當地的GDP很有好處，但是未必對當地民眾的平均生活質量有利。結果，許多維吾爾人認為中國的發展計劃是對他們的最起碼的生存的威脅。
為了緩和維吾爾自治區的民族的緊張關係，由政府主導的發展模式的失敗並不能作為發展永遠不能減輕衝突和動蕩的證據。但是，引入身份政治來考慮問題 時，發展計劃必須包括所有的民族和群體並且促進財富的公平分配。如果不考慮這些因素，中國政府將繼續面臨發展政策倒行逆施的後果。像發生在天安門的襲擊也 許將更加普遍。

馬小芹：美國政府為何沒有新疆政策

（刊于《領導者》總第55期（2013年12月））

每當一些極端分子在新疆或中國境內其他地方製造暴力事件，國內官方和民間對美國的反應都感到困惑。同樣受害於恐怖活動，為什麼美國官方及媒體對中國毫無惻隱之心，反而敦促中國改善人權？是美國對中國有雙重標準，還是在政策上把藏疆台一類問題作為牽制中國的手段？

本文通過五個方面討論以上問題。第一，國內目前對美國涉疆政策理解中的一些缺陷。第二，在涉疆（以及涉藏）問題上，美國政策為什麼講人權避主權。第三，美國國會在美國對外人權政策上的特殊角色。第四，中國境內發生暴力或恐怖事件，美國為什麼不同情。第五，如何克服美國的偏見，使美國官方與民間對中國民族地區問題有更客觀的看法。

國內近期有關研究的局限

由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三位研究人員撰寫的《美國對華政策中的涉疆問題》一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12月），代表了國內近期對此問題最全面系統的研究。此書總的結論是準確和中肯的：

中美之間目前還不存在一個獨立的「新疆問題」。美國政府尚未形成完整、系統的新疆政策。美國未來對新疆問題的政策考慮將取決於美國總體戰略利益的考慮，取決於美國政府整體的對華政策，取決於中美關係的變化與發展，也取決於新疆局勢的穩定與發展情況。目前新疆問題還不是中美關係中的核心問題。在中美關係良好、互有需要的情況下，美國政府對新疆問題會採取較為謹慎的態度。美國不會為新疆問題破壞中美關係的大局，犧牲美國更為重要的經貿，安全利益。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日益強大，美國對新疆的政策應該會更加謹慎，更加有所顧忌。

同時，該書作者對美國關注新疆問題的動機之理解，顯出對美國國內政治的一知半解。這一點突出體現在該書把美國政府的動機完全歸咎於權宜之計：

然而，新疆問題將繼續是美國用來牽制中國的一張牌。美國在應對金融危機、反恐、防擴散等問題上對華的倚重越來越多，而制約、打壓中國的牌越來越少，特別是在馬英九當選台灣領導人、台海局勢趨於平穩的情況下，新疆問題與西藏問題已成為美國更加倚重的對付中國的兩張牌。

上述段落里的分析忽略了美國政府政策制定程序中多元因素的作用。其中既有現實主義和各種利益的因素，也不乏理想主義或美國價值觀下的道義因素。在新疆問題上積極向政府施加壓力的各種勢力，如美國國會、非政府組織、學界、媒體以及公眾等，又恰恰更多地是從道義角度去關注新疆（及西藏）問題。這一點該書作者也充分了解和承認：

從總體上看，美國國會、非政府組織、學術界和媒體對新疆主要關注的無非是新疆維吾爾人的政治權利問題、維吾爾族的宗教信仰問題、維吾爾族的文化語言傳承問題、維吾爾族的就業問題以及新疆的人口遷徙與計劃生育政策等具體問題。

然而上面的「無非」二字，無疑暴露出作者對美國各方所關心的人權問題所表達出的輕視。不僅如此，「無非」二字還透出作者對美國人是否真的關心維族人權的質疑。這種輕視和質疑折射了中美之間巨大的文化鴻溝。由於近代歷史的原因，中國人自然而堅定地視「主權」高於「人權」，也往往把西藏、新疆問題首先看作是「主權」問題。而美國人沒有同樣的歷史記憶，他們有的是民主制度的熏陶和後現代化社會的價值觀，因而他們自然而堅定地注重個人的自由和權利。對他們來說「主權」是為「人權」服務的，而不是相反。如果主權不能為人權服務，那主權對個人還有何意義？

近期的斯諾登揭秘一案，生動地示範了在美國民眾中很普遍的「人權」高於「主權」的自由價值觀。斯諾登為了公民隱私權及知情權這些個人權利，不惜揭發政府機密，損害主權國家的利益。斯案以來在美國各家大媒體的網站留言上，許多美國讀者都支持他的行為，希望他逃離、避難成功。呼籲政府赦免斯諾登的請願書，簽名數量很快就超過了美國政府要求的十萬人。參議員蘭德·保羅（前總統候選人羅恩·保羅之子）還開了網頁，徵集公眾簽名和捐款，準備把侵犯公民隱私權的美國國家安全局告上法庭。

講人權，避主權

以中國人主權至上的角度去理解美國對他國人權問題的關注，不免會有偏差。在上述中國社科院的研究里，中美關係里的新疆問題及新疆人權問題的意義最終被歸咎到對「東突」組織的支持上：

美國的一些反華勢力試圖利用這些議題把「疆獨」運動道德化，在「人權」的旗號下支持「東突」組織的分裂活動，同時儘力抹黑中國的形象和中國政府的新疆政策。在一定的氣候下和一定的時間段內它們的負面作用可能會影響、甚至破壞中美關係健康發展的大局，影響中國的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由於中美關係的複雜性和脆弱性，一旦中美關係因突發危機發生重大變故，美國政府在新疆問題上的態度也必然會發生變化，美國對「東突」組織的支持也會變得更加明顯和強力。

也就是說，國內分析者關心的還是「主權」問題，而並不把「人權」問題當真。而從美國人的邏輯看，這是本末倒置。無論是美國的左派或右派，他們都可能因為人權問題而支持「東突」甚至「疆獨」，而不是為了支持「東突」或「疆獨」而提出人權問題。美國有位研究新疆的學者寫了一本書，書名是《維吾爾人：自己土地上的陌生人》。意思說漢人在新疆成了主導民族，將維族人邊緣化。按此邏輯，如果維族人在政治上無決策權，宗教活動上受限，文化語言上被非主流化，就業和人口結構方面不斷被內地移民擠兌，那麼這還是維族人祖祖輩輩生存的土地嗎？這才是美國對新疆的人權關注有可能轉為同情或支持「東突」及「疆獨」的因果關係。

當然現實里美國支持「疆獨」的可能性並不大，尤其是在美國反恐戰爭以後。比如，研究中國回族及伊斯蘭教的Dru Gladney教授2009年5月在美國國會的聽證會上稱，新疆留在中國境內有助於避免中亞諸國的不穩定及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影響，因此美國不應鼓勵新疆獨立，但應繼續支持維吾爾人對自由權利的爭取。同樣，在西藏問題上美國的官方原則和政策也是「講人權，避談主權」，以免介入不可調停的歷史爭議，惡化中美關係。筆者在華府的一家智庫有關藏區的研討會上，親自聽到曾在奧巴馬政府負責東亞事務的傑夫·貝德強調「支持人權，不支持主權」這一點。

至於美國政客中一部分「反華分子」是否別有用心，也需要具體分析。尤其要弄懂他們反華背後的動機：為什麼反華？反什麼？美國華人全國委員會會長薛海培先生，曾任美國奧巴馬總統競選團亞裔事務顧問，深諳美國政界及其運作。他曾寫道：

美國及西方確有逢中必反的反華人士，但那畢竟只是極少數。就是對他們也要加以細化和分解，知道人家不滿的出處和動機，這樣就能在對應時做到有理有據有節。比如美國的右翼反華和左翼反華就很不一樣。美國右翼反華，早期是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的反共，眼下則是作為維持美國全球主導權的一種條件反射。但左翼並不會因此輕易買單。美國左翼並不認同這種「美國第一」或把窮兵黷武作為對付中國崛起的國策，他們更有和平主義傾向，支持國際主義和多邊主義，這在奧巴馬政府對外政策中已十分明確。

右翼反華勢力的反共及美國至上的意識形態，的確可以成為為了削弱中國而支持疆獨的動機。但同時，美國的右翼勢力熱衷反恐戰爭且厭惡伊斯蘭教，這一點又會相對制衡他們支持疆獨的動機。而美國政界和民間的左翼反華勢力，正如薛海培所指出，並非是為了美國的戰略利益而遏制中國。相反，左翼更多是出於理想主義和對人權問題的感性關切，因為左翼畢竟在美國國內也是為社會弱勢群體說話的。出於美國本身的反恐事業及對中亞地區穩定的戰略需要，左右翼的政客和知識精英都明曉「疆獨」並不符合美國的利益。

誠然，不少美國政客為了佔領道德高地而拿中國的人權問題作秀，而並非真正關心維族人權。即便如此，人權問題可以被當成旗幟正說明了它在美國價值觀和公共話語里的地位，因為關心人權問題可以迎合美國社會裡有關的非政府組織和民眾。同時，即便有個別政客支持獨立，也不一定都是「別有用心」的反華分子。如前參議員克萊本·佩爾就是位德高望重、重社會公平的共和黨老參議員（從1961至1997年共在國會任議員36年），美國政府有一項為貧困學生提供的助學金就以佩爾命名。由於二戰期間他曾作為海軍的一員接受與日作戰解放台灣的訓練，佩爾終生對台灣的民主事業感興趣，並在國會做了不少相關的推動工作。佩爾在天安門事件及蘇聯崩潰后也曾提過美國應該支持中國的分裂勢力，但他的本意並不是削弱中國，而是以此為壓力促進中國民主化、摒棄專制制度。

美國是否並不在乎中國的民主，只在乎中國的實力？這是國內比較流行的看法。在習近平主席今年六月初與奧巴馬總統舉行中美兩國首腦會晤前夕，上海太平洋國際戰略研究所秘書長、高級分析員袁鐵成寫了一篇「給習近平的外交戰略備忘錄」，其中也表達了這一觀點。袁文稱：「美國最擅長的就是，打著理想主義的旗號，做現實主義的事兒。」而美國華人全國委員會會長薛海培不同意這一觀點。他反駁說：「我們都有自己的價值觀和不同的生活經歷。在對美國的重大（對華）意圖作出結論之前，我們要對美國和美國決策過程多加了解。輕率的和主觀性很強的看法，最終導致受害更多的還是中國。」

我認為薛先生在此問題上更有發言權。他不僅長期身居華府，還時常與國會打交道，參与民主黨代表大會，在國會參与推動有關美國亞裔及華裔的一些法案。

國會在人權政策上的角色

儘管美國國會不直接制定和執行外交政策，但自1970年代以來在這方面發揮著越來越積極的作用。在關注和干涉他國的人權問題上，國會不必為外交關係全局考慮，因此它總是比美國總統更為積極。最初原因始於1970年代初的水門事件。尼克鬆濫用總統職權使國會失去了對總統直屬機構的信任，因而開始更多地通過國會的立法機制牽制其行為，包括本來屬於總統府的對外政策。在美國執政當局出於現實利益往往不計他國內政的情況下，國會對人權問題的關心與總統府形成鮮明對比。因此，國會的意向和作用是外國政府在分析美國政府對外政策時需要重視的。美國國會對中國尤其喜歡說三道四。不少對中國不利的政策，大都出自國會，尤其在人權問題上。

美國國會對國際上人權問題的關注正好也始於1970年代，因為這期間世界上發生了一系列舉世矚目的侵犯人權事例。如烏干達伊迪·阿明軍事政變后的恐怖統治與大屠殺；柬埔寨紅色高棉的大規模政治清洗與屠殺；南非種族隔離政策引發的黑人反抗運動與政府鎮壓；薩爾瓦多軍事政變后的暴力統治與血腥內戰。此外，1970年代勃列日涅夫的緩和政策使蘇聯的異議人士有機會移民到西方，也讓西方更多地了解到蘇聯內部的政治迫害；台灣2·28事件后開始赴美留學和工作的本省台灣人也在1970年代走向政治成熟，在美國形成小規模的專業人士組織，參与美國主流政治，遊說國會議員，揭露國民黨的白色恐怖統治，推動台獨。

美國國內的研究顯示，美國國會近年來幾乎成了全球的人權請願平台，也稱「世界性的國會」。對各種利益集團及普通公民（包括新移民）來說，來自基層選區的國會議員比總統府遠為開放，容易直接接觸。因此立法機構成了美國國內外民間組織和個人爭取影響美國對外政策的後門。大公司和財力豐厚的遊說集團往往靠政治捐款影響議員，但無財力的小型社會團體和個人也可通過有效的遊說方法達到影響政策的目的。

比如最初推動台獨的「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開始主要靠鎖定和接觸幾位與台灣有關係或對人權問題特別關心的議員，其中包括上面提到的佩爾參議員、肯尼迪參議員等所謂的「四人幫」。由於國會不便介入主權爭議，FAPA便把遊說戰略的重點轉向議員熱衷的人權和民主化議題。1980年代期間，FAPA在美國國會的支持者為推動台灣民主化做了不少努力。目前，FAPA在美國國會的遊說活動主要致力於推動國會通過「台灣保護法」，支持台灣入聯、入世的國會決議，以及繼續向台灣銷售武器。

境外藏人也很好地掌握了遊說美國國會的方法。由於1970年代中美關係的緩和，美國不再公開支持和援助境外藏人的武裝顛覆活動。遭受一段時期的邊緣化后，境外藏人在西方顧問的指導下於1980年代初找到了尋求美國支持和資助的新途徑，這就是轉向國會，轉向人權議題，從而為冷戰後的美國和美國國會支持境外藏人找到了新的理由或借口。這一轉向的成功使境外藏人在世界舞台上重獲新生，而達賴喇嘛個人在西方人眼裡的魅力也為這一新策略的成功發揮了重要作用。如今境外藏人對遊說美國國會駕輕就熟，有專門的遊說組織「國際聲援西藏運動」，其總部就設在華府。該組織成員積极參与有關西藏問題的國會聽證會，推動有關西藏問題的國會決議和撥款，併為國會議員及其助手提供有關西藏的信息。他們的一面之詞也成為國會議員關於西藏消息的主要來源之一。

由於各種原因，境外維吾爾人的遊說活動遠不如藏人成功。他們起點晚，沒有境外藏人從印度帶來的英語優勢，不像藏人那樣有易於讓西方人接受的宗教，也不像境外藏人那樣擁有一批西方的鐵杆專家顧問，更沒有達賴喇嘛那樣廣受西方公眾歡迎的魅力型領袖。儘管國會每年的中國人權聽證會上都會提及新疆的種種問題，但國會目前尚無有關新疆的立法或決議。

由於以上的原因，奧巴馬政府沒有「新疆政策」並未引起國會的反彈。但這已經引起美國「民主基金會」主席Carl Gershman的不滿。這位猶太人在對外推行民主問題上頗有「新保守主義」的意識形態。儘管此基金會由國會撥款，但具體發款由基金會各評審組根據申請者的情況決定。由於Gershman不滿奧巴馬沒有新疆政策，他便為支持維族獨立的團體多撥了款，併為他們在華府四處呼籲。據薛海培稱，奧巴馬政府沒有「新疆政策」的另一原因是他們確實知道國際伊斯蘭極端運動對維吾爾族有實實在在的影響。

美國國會影響美國對外政策的渠道有多種，包括：（1）立法，如「對台關係法」、「天安門制裁法」；（2）法規延續，如1994年前每年審議中國最惠國待遇的延續；（3）專項撥款，如1980年代以來長期對境外藏人的撥款；（4）特批保護或援助，如「天安門綠卡」、FAPA力爭的「台灣安全保護法」；（5）譴責性議案或決議，如譴責中國侵犯人權的各種決議。與美國曆屆總統的對外政策不同的是，國會通過的法案一旦生效則很難改變。從這個意義上說，美國國會的對外政策應該受到重視。

美國為何不同情中國

2013年4月發生的巴楚暴力事件，與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相距不到十天，為什麼美國人在反恐問題上不肯對中國「投桃報李」，對中國發生的慘案表示同情並對暴力分子予以譴責，相反還責成中國負責地查清此案？美國是否有雙重標準？

旅居瑞典的華人評論人茉莉在香港《爭鳴》雜誌上就此發表的評論，給出了基本上準確的答案。她說，稍稍了解美國對新聞自由與公民知情權的重視，就會知道這一切都源於中美的不同價值觀。在整個巴楚事件的報道里，只有中國政府官方的一家之言。而BBC駐北京記者顧求真（Damian Grammaticas）在前往巴楚實地採訪時，很快就被當地警方以安全理由勒令離開。官方不容許外界做公開的、獨立和中立的調查，必然使西方媒體和中國民間都對官方的一面之詞產生很大的疑惑。

美國之音就此事採訪了正在北京的一位研究中國少數民族問題的澳大利亞學者James Leibold，他表達了相同的看法，並特別指出地方官員往往急於把此類事件怪罪于宗教勢力和恐怖分子以推卸責任。根據筆者在敏感民族地區的觀察，他的這一說法並非沒有根據。出於客觀公正的考慮，這位澳大利亞學者同時指出，境外世維會的說法也是一面之詞。世維會稱暴力事件起於當地警方在管制維族人時首先槍殺了一位年輕的維吾爾人。

鑒於國內官方與世維會的說法針鋒相對，提倡公開、獨立和中立的調查不無道理。只有這樣才能讓國內外公眾，尤其是國內外的維吾爾人和對中國不了解而時有偏見的西方人，相信調查的結果。因此，按美國「無新聞自由便無真相」的邏輯，美國並沒有雙重標準。在真相出現之前，美國政府不能表明立場去譴責任何一方或對一方付出同情心。這就是美國政府發言人首先要求中國政府對巴楚事件進行「徹底、透明和可靠的調查」的原因。

同樣，2013年10月28日天安門恐怖襲擊事件之後，美國媒體在起初對事件進行報道后，轉而集中關注中國政府如何控制網上對此事的官方和非官方報道。例如，有些美國報道指出有兩位法國記者在出事現場，但他們拍的照片被中國警察刪去；有的提到對10·28事件做了獨立報道的唯一中國媒體是《南方都市報》，但其網站上的報道很快被官方刪去。日本政府也借有日本旅客受傷為由，要求中國政府提供相關信息。在中國政府公布調查結果並將事件定性為恐怖襲擊之後，美國國務院發言人仍在11月4日表達了保留意見，聲稱美方目前還在調查衝撞事件始末，尚不能得出結論。

由於缺乏中國境內外媒體獨立的調查和報道，美國媒體開始對中方把事件定性為恐怖事件表示質疑。美國許多電視台在報道此事時用了1989年天安門事件時的鏡頭，折射出他們在道義上把兩次事件相等同（即無辜民眾與專制政府抗爭）。CNN在11月1日報道10·28天安門恐怖襲擊事件時，標題是「天安門衝撞案：恐怖主義還是絕望的吶喊？」。報道中，恐怖分子成了「值得同情的被壓迫者」，而死在他們車輪下的人們，都不值一提。CNN通篇大談新疆漢維民族矛盾，稱中國政府覬覦新疆豐富的資源，又在新疆遍布警察，監視維族人民的活動，大肆逮捕並限制新疆維族宗教自由。

CNN的上述報道自然引起一些境外維人的追捧並借題發揮。比如一位網名為UighurTibet的留言者說：「維族人拿到護照很難，這就是為什麼許多維族人徒步逃到阿富汗的原因。他們逃離中國的管控，受到塔利班的歡迎。也許有些維族人在那裡受訓準備對抗中國的侵略和壓迫，但是維族人不針對別人，只針對中國人。塔利班在美國搞襲擊也是為了保護自己，維吾爾族試圖抗爭佔領他們土地的中國政權，反抗『東突厥斯坦國土』上的壓迫。你如果明白中國是怎麼對待維吾爾族的，你就會明白為什麼會有這次反抗。維吾爾族人曾經集中訓練過，要抵抗中國的入侵；就像日本入侵中國時中國人也有反抗一樣，如果你是為了保護你的家園而戰，那麼就不是恐怖主義而是正義之戰。有些在歐洲的維吾爾族人，想要尋求人權機構的幫助，因為在中國他們過不上好日子。維吾爾族和9·11沒有關係，是中國體制逼迫維吾爾族去加入世界恐怖主義，維吾爾族僅僅會對中國的入侵反抗。」

上述留言明顯迎合西方的價值觀及西方在藏疆問題上對中國的判斷。可以想象，如果中國在新疆恐怖事件的調查和信息上繼續保持不透明，一些境外維人的片面說辭將逐漸對西方的媒體、公眾乃至政界產生更大的影響。

如何克服偏見，影響美國的涉疆政策

首先，在不完全信任西方記者和學者的情況下，要允許和鼓勵他們與國內的記者和學者合作進行採訪或調研。儘管內地單位，尤其是學術單位，積極鼓勵中外交流與合作，而在新疆、西藏這些敏感的民族地區舉辦國際性的研討會，卻極難得到批准。境外記者和學者要做公開及深入的調研也幾乎不可能。合作調研可以化解雙方的不少誤解，了解對方看問題的角度，為境外學者全面深入了解當地政策及執行情況提供條件，增進雙方對調研結果的信任。限制境外的記者和學者，最終只能對中國不利。正如本文篇首所提社科院美國所的研究指出的：

美國學者所掌握的關於新疆的材料有很大的局限性和片面性。畢竟只有少部分學者到訪過新疆。有些學者即便去過新疆考察，他們在那兒的時間也很短，接觸的範圍較窄，對新疆諸多複雜問題缺乏深入、全面的了解。特別是他們對中國政府的民族政策理解片面，難以全面、客觀地看待新疆問題。

第二，要理解境外記者和學者因採訪調研受限而產生的對中國的敵對情緒。試想，如果中國的記者和學者在西方國家也遭受種種限制，甚至因為個人的觀點被禁止入境，中方人員會有何種感受？對習慣學術和言論自由的西方人來說，我們更沒有理由指望他們諒解中國的做法，並相信中國官方的一面之詞。相反，對境外記者和學者的限制只能加劇他們對中國官方政策及一切說法的懷疑。

第三，要相信大多數西方記者和學者是能夠客觀公正的。從越戰到水門事件到伊拉克戰爭，美國記者都為揭露本國政府的道德逆行做了積極的貢獻。美國的學界也不像中國的學者那樣，受政府種種條框的限制，更不以維護官方立場為己任。儘管他們有共同的價值體系，但具體觀點是多元和獨立的。西方記者客觀公正的一面在汶川地震期間得以充分證明。由於災區對西方記者幾乎完全開放，西方記者對中國的救災工作熱情而肯定的報道，充分讓世界看到中國政府和人民的積極一面。誠然，對救災的報道必然有同情的因素，但試想，如果當時國內禁止境外記者涉足災區，西方記者的報道必定會集中在眾多危房背後的腐敗原因和當地政府掩蓋真情等負面焦點上。

最後，在新疆反恐問題上，中國要贏得美國及西方的理解其實並不難。暴力恐怖活動自1990年代初在新疆的蔓延，與改革開放后的一些催動因素有關。由於西方尤其美國本身也受害於伊斯蘭極端宗教勢力，讓西方記者和學者在實地全面充分地了解這些因素只會對中國有利。

這些因素主要集中於兩個方面。一是政府在1980年代初撥亂反正，除了扶持修復傳統的清真寺廟，更出資興建了大批新寺廟。宗教場所的泛濫一方面加劇了宗教氣氛，另一方面為非法宗教活動提供了方便與空間。在維族人口比例最高（近97%）的新疆和田地區，一百多萬信教人口有四千多座寺廟，平均每兩百多人就有一座，遠比每七千多信徒一座寺廟的伊朗要多。整個新疆的清真寺數量超過了任何一個中東國家。在邊遠農村，寺廟的普及遠遠甚於現代教育的普及。比如在和田地區下的於田縣，170多座村莊共有700多座寺廟，平均每村4.5座。始於1990年代初的暴力恐怖活動，不少起於極端宗教分子通過農村寺廟進行煽動、強迫籌款及脅迫參与。

二是改革開放和冷戰後中東及中亞各國伊斯蘭教勢力的影響和滲透。中國改革開放后允許麥加朝覲及外資引進（建廟、交流），由於初期管制不嚴而從沙烏地阿拉伯帶入了保守和極端的瓦哈比教派影響。蘇聯解體后，活躍于阿拉伯國家的極端宗教組織伊扎布特進入中亞國家，進而又滲入新疆。其公開使命是通過「聖戰」建立單一的伊斯蘭教法統治的國家。兩股極端宗教勢力都有異於維族傳統的宗教理念，它們對教義做偏執和狹隘的解讀，排斥和反對一切與它們解讀不同的意識形態和生活方式。在南疆一些地區，極端宗教勢力指責維族習俗違反伊斯蘭教義，禁止維族傳統的唱歌、舞蹈、繪畫、雕塑，倡導婦女穿長袍黑巾蒙面、男子留大鬍子才是虔誠的穆斯林。在教育程度低、信息不通又受現代化衝擊的邊區，宗教極端主義有其市場和愚弄百姓的空間。淳樸而虔誠的百姓或因壓力或因想做好穆斯林而屈服於極端宗教勢力。

中國政府目前採取了諸多措施，抑制極端宗教的影響。但西方報道往往強調這些政策對宗教活動的限制，而忽略這些政策的初衷。誠然，宗教政策的具體執行存在不少偏差乃至過激。但如果西方記者有機會全面了解極端宗教勢力在南疆的影響，他們會用另一種心態和角度來評判中國在新疆對「宗教自由」的限制。

結束語

與其了解美國政府涉疆（及涉藏）政策，更重要的是了解美國人對新疆民族關係、人權和宗教自由問題的真實看法；與其責怪美國政府和民間的偏見，更重要的是國內自省民族政策上和信息管制方面的失誤。

目前國內的新疆和西藏政策強調經濟發展和改善民生，但以筆者本人在敏感民族地區的經歷，中央政府「為民做主」的理念和發展戰略不一定能使受惠民族對政府有「感恩」的感情。相反，無論政府在經濟上付出多少投資，各種政治性的限制使政府的善意可能前功盡棄，也為少數極端分子和世維會提供了政府踐踏人權的借口。在南疆的一所高校，連漢族學生都向筆者抱怨說，學校的管制比高中還嚴厲。而維族學生抱怨說有的漢族老師在教室里蠻橫地摘去她們的頭巾。這所學校還被樹為維穩的榜樣。一所鄉村小學的漢族老師告訴筆者，在穆斯林的齋戒節期間，學校規定維族小學生必須返校吃飯，對拒吃的甚至強行餵食。在不少高校里，學生宿舍的走廊里裝有監控的攝像頭。

試想，如果異族的滿清政府當今仍然執政，並限制漢人祭祖崇儒，限制漢人過春節上寺廟；如果異族的打工者擠滿了漢族人小區，在語言和工作上更有競爭力，而且政府的一切輔助政策不足以平衡異族的優勢，漢族人會如何著想？在這種情況下出現一些漢族極端分子，煽動極端行為並在民眾里得到一些共鳴，也就不難理解了。

這方面的例子還很多。最明顯的是對維族婦女頭巾的管制。頭著露臉的花巾本是維族婦女傳統的習俗，與進口的保守黑巾蒙面有根本的區別。然而，嚴厲的宗教管制政策忽視這一區別，禁止所有公職人員、教師及在校學生戴任何頭巾。這種「一刀切」的做法不免會引起溫和穆斯林的反感，反而使政府必要的宗教管制政策失去一定的群眾基礎。這一點可以從她們「消極對抗」的行為里看到：一旦出了機關和學校的大門，許多維族婦女和女學生會迅速帶上露臉的頭巾。這種過分的管制無疑也給了西方以批評中國限制宗教自由的理由。反省和糾正此類過分管制不僅有利於化解西方人的偏見，也更有利於團結廣大溫和的維族百姓。

（相關簡介：馬小芹，民族問題研究者。限於篇幅，未保留文章註釋，有需要的讀者可向本刊編輯部索取。）

主編的話


暴力的來源
作者： 金 鐘



更新於︰2014-03-10

今春以來，流年不利，接二連三發生暴力流血事件。二月二十六日香港明報資深編輯劉進圖被刀砍重傷，急救脫險；三月一日夜晚，昆明火車站發生維族暴徒濫殺事件，三十三人死亡，百餘人受傷。三月八日一架飛往北京的馬航客機，在南海神秘墜毀，無一生還，其中有一百五十餘名中國人。不少人懷疑是遭到恐怖襲擊，真相還在調查中。十天之內發生如此嚴重的連續暴力慘案，令人震驚不已。在對受難者及親屬們表示深切同情之餘，我們不能迴避的問題是，這些生命和鮮血的付出是因為什麼？暴力的根源何在？預防之道何在？

香港人對劉進圖事件已經有了很多的思考和反應，雖然尚未破案，聚焦十分明確，那就是新聞自由不容任何暴力的侵犯。但是昆明慘案，我們看到的傳媒焦點是官方的表態，案情的報導與評論仍然受到控制，和香港及馬航事件不能相比。無他，屬於中國的敏感新聞，涉及「疆獨」問題。在北京兩會上，記者圍堵新疆的黨委書記張春賢，要他解釋事件的相關問題，他一派官腔，什麼大氣候小氣候云云，根本說不清凶殺的原因，但是高調表示，新疆的維穩一定要加大力度「嚴打高壓」！

事實是，「東土獨立運動」已經呈現暴力抗爭的趨勢，就像「藏獨」採取自焚那樣無語的訴求一樣，從自由派的角度而言，完全可以譴責或不贊成他們的行為方式，甚至理念，但是我們必須面對，必須理解，才能弱化矛盾與降低衝突的代價。

昆明的濫殺，顯然帶有強烈的民族仇恨，一名十多歲的少女，竟然是見人就殺的狂徒，這種並非精神錯亂的行為，必有其心理支撐。在我們追究紅衛兵在文革初期「紅八月」的瘋狂行為時，不是一樣面對理解的困擾嗎？她們究竟被什麼魔鬼纏了身啊。報導說，宋彬彬道歉，有一個細節：不久前，一位女同學告訴她，親見紅衛兵同伴將一個「階級敵人」扔進開水鍋中活活燙死。宋彬彬頓時大悟，她應該站出來道歉。同樣的花季少女，同樣的野獸般殘忍！這樣的暴行在中共革命和執政的二十世紀漫長歲月中，又有多少！文革中的廣西人吃人，吃掉四類分子心肝，道縣事件一夜之間將幾千戶地富家庭殺光，嬰孩也不剩。

為了什麼？你死我活的鬥爭哲學，邪說一大堆。無孔不入的灌輸和欺騙——原來共產黨就是暴力黨，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政權就是鎮壓之權（毛林名言）。用大規模的暴力打內戰，暴力搞運動，暴力維穩，哪怕血流成河，屍骨如山。他們信仰暴力，和伊斯蘭教徒信仰安拉一樣。蘇東共黨順應潮流，放棄暴力專政，落實民族自決，還政於民。中共卻抓緊「刀把子」不放，視「蘇東波」為噩夢，從毛鄧到江胡習，一脈相承，沒有改變。他們的字典裡從來沒有憲政民主，更沒有「民族自決權」，他們根本不能理解藏族和維族、台灣和香港人們的信仰和價值觀。因此，中國的民族問題，共產黨不打開自省之門，就只有槍桿子來解決，嚴打高壓，最後，冤冤相報、以暴易暴，永無終結。

（2014-3-9 香港）

解決這些問題很考驗各方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