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苗青菜花黄 川西大饥荒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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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苗青菜花黄 川西大饥荒纪实

帖子要面包要自由 » 2012-05-19 15:32

力荐好书《麦苗青菜花黄》

作者:胡平 文章来源:北京之春

去年5月,香港的田园书屋出版了一本描写四川大饥荒的书《麦苗青菜花黄》,作者东夫,是记者。这本书写得非常好,我几乎逢人就推荐。

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结果造成了人类历史上死人最多的一场人为大饥荒。去年2008年,是大跃进—大饥荒50周年。在言论自由的海外,一系列有关大跃进—大饥荒的专着与文章相继问世,在美国还举行了50年来第一次大跃进—大饥荒国际研讨会。在去年出版的有关论着中,有两本特别出色。一本自然是杨继绳先生的《墓碑》,经多位名家评介,已广为人知,自不待言。另一本就是东夫这本《麦苗青菜花黄》,到目前为止,注意到这本书的人似乎还不多。我愿在此大力推荐。

和杨继绳的《墓碑》一样,东夫的《麦苗青菜花黄》也是写大饥荒的。但不同的是,《墓碑》是对大饥荒时期全中国情况的整体性考察和宏观分析,《墓碑》一书的副标题是“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麦苗青菜花黄》则是聚焦于川西平原这一局部地区,其副标题是“大饥荒川西纪事”。《墓碑》是学术的、理论的,《麦苗青菜花黄》则是文学的、历史的。

作者选取川西平原温江地区作为他描述的对象,很有典型意义。因为川西平原历来被称为天府之国,大跃进的号角就是在这里的成都会议上吹响的,四川又是大跃进—大饥荒的重灾区,当时担任省委书记的李井泉是最紧跟毛泽东的,四川饿死人是全国最多的。另外,作者本人就生于温江,长于成都,属于老三届一代,当过知青,当过兵,对四川的大跃进—大饥荒有着刻骨铭心的感受和记忆,早在文革期间就对这一问题产生了强烈的关切。作者的父亲是老干部,早先是地下党,后来在四川长期从事经济方面的调查研究工作,对四川大跃进期间相关的人和事都非常熟悉。这也为作者了解和研究四川大饥荒提供了若干有利条件。书名“麦苗青菜花黄”取自当时一首流行的革命歌曲。1958年3月,中共在成都附近的金牛坝招待所举行中央工作会议(史称成都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曾视察附近郫县的红光社。之后就有了两首歌,一首是“红光社开红花”,另一首就是“麦苗青菜花黄”。

丰富的史料与全景式描绘

在我看来,《麦苗青菜花黄》这本书至少有三大特点。首先是史料丰富翔实。为了写这本书,作者收集了包括数以百万字历史档案的大量史料,采访了数以百计的亲身经历过那段历史的各级干部和群众。其中有些重要的当事人,因为和作者本来就熟悉,或者和作者的父亲是旧交,故而对作者可以推心置腹,无话不谈。另外,作者酝酿写这本书是在20年前,那时候很多重要的当事人还健在。这就使得此书在拥有史料方面具有他人(包括后来人)难以企及的优势。早在几年前,这本书的电子版就在下面流传,部分章节还放上了互联网。国内出版的那本张素华写的《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和杨继绳的《墓碑》,在写到四川大饥荒时,都频频引用这本书。可见其史料的权威性是被同行公认的。

这本书的第二大特点是它的写作风格。197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套美国著名记者、历史学家威廉。曼彻斯特的名作《光荣与梦想》,引起很大反响。很多人读后茅塞顿开:原来历史还可以这么写!东夫这本《麦苗青菜花黄》就颇有《光荣与梦想》的风格。作者笔触所及,上自中央大政,下至基层所为;上至“伟大领袖”的指点江山,天马行空,下至省、地、县、社、队各级干部的所作所为,以及黎民百姓的起伏命运;不但写到政治、经济,而且还写到文化与社会生活,包括社会氛围,一般人的精神风貌,生活习俗,以及歌曲民谣、民间的顺口溜和牢骚怪话,等等。大跃进那几年,我正在成都上小学上初中,读东夫这本书的有关章节,感到异常亲切,许许多多当年的人和事都生动地浮现于眼前。这种感受是我读其他写大跃进时期的书——不管是理论书、历史书,乃至文学书——都不曾有过的。

此书场面宏大而又描写细腻,称得上是对那个时代的一个全景式描绘。由于这一特点,这本书很适合普通读者,尤其是那些未曾经历过大饥荒时代的读者。就体裁而论,《麦苗青菜花黄》也可算报告文学。若角逐尤利西斯国际报告文学大奖,我以为十拿九稳。正想推荐,但可惜的是,朋友告诉我,这项大奖已于大前年停止了。实在令人遗憾。依我看,这本《麦苗青菜花黄》本身还是一部很好的电视连续剧脚本。我希望有一天能搬上荧光屏幕,一定能造成巨大轰动。

贯穿于叙述之中的深刻理解

当代中国之事,有两大难:一是难在揭示真相,一是难在给出解释。依我之见,最难是解释。大跃进—大饥荒的荒唐与惨烈,不要说没经历过的人觉得匪夷所思,就连亲身经历过的人在时过境迁之后也常常觉得不可理喻。《麦苗青菜花黄》这本书是描述性的,不是理论性的。作者很少在书中发议论。但是从他的记叙中,我们可以感觉到作者深刻的理性思考和精辟的洞察力。这就是本书的第三大特点:作者把他的理解贯穿于叙述,从而使得读者在听完故事之余,也理解了很多原来感到很难理解的问题。这里我举两个例子。

大跃进期间最令人费解的一个现象就是流行全国的浮夸风,上上下下都吹牛皮说大话,高指标高得离谱,放“卫星”更是欺世盗名。那么,这股浮夸风到底是怎么刮起来的呢?《麦苗青菜花黄》这本书告诉我们,浮夸风是因为毛泽东提出的“两本帐”制度刮起来的。毛在58年1月写的《工作方法六十条》里发明了“两本帐”制度,即在制定生产计划的时候,中央要定两个指标,一个是必须完成的指标,一个是期望完成的指标,后者要比前者高出许多。地方也要搞两本帐,一个是必须完成的指标,一个是期望完成的指标。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也就是说,中央期望完成的,就是地方必须完成的。这样一级一级下来,层层加码,等到了基层,基层的计划指标势必大大高于中央的第一本帐即中央的实际要求。这等于明确规定下面的人搞高指标,而这种高指标可以是虚的,完不成也不要紧。这就给接踵而来的恶性浮夸打开了大门。

在这里,毛的想法是,高指标是迫使下面千方百计夺取高产的强大动力,指标越高,压力越大,干劲越大,要求一万,说不定就能干到三千五千,要求一千,就祇有五百八百了。“放卫星”是同样的道理。郫县红光社宣称他们有一块亩产万斤稻谷的卫星田,地委有干部表示不相信,省委书记李井泉在会上大发雷霆,说:“谁不相信水稻一万斤,谁就不是共产党!”“亩产一万斤是共产党的创造,你不相信,你的党性到哪里去了?你居心不良!”吓得另一位地委干部赶快对李井泉说需不需要我们地委作检讨?李井泉没好气地说“不要”。在稍微平静了一下后,李井泉竟又冒出这样的话:“没有一万,也有五六千嘛,这是群众的积极性嘛……”可见,其实李井泉也不相信万斤田。这一点当时很多农民都看穿了。他们说:“国民党时候瞒上不瞒下,现在是瞒下不瞒上,搞假卫星上面是通了的……”李井泉的逻辑无非是:放卫星表现了群众的积极性,就算数字有夸张也没什么关系,总是增产了嘛。你非要去查个一清二楚,不是别有用心是什么?

大跃进—大饥荒这段历史还有一个相当令人困惑的问题。由于大跃进遭到惨败,毛泽东不得不听任刘少奇等务实派对经济政策进行调整,在62年1月份的七千人大会上也被迫做了点自我批评。在那时,毛的处境显然很被动。然而等到这一年9月举行的八届十中全会,毛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却得到了包括刘少奇等务实派在内的全体与会者的赞同,于是毛重新赢得了主动权。这无疑是一次重大的历史性转折。问题是,毛泽东何以能在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里就走出低谷,化被动为主动,重新主导局面,并为日后发动文革、打倒刘少奇埋下伏笔呢?

《麦苗青菜花黄》这本书用了不少篇幅,记叙了从七千人大会到八届十中全会之间发生的一些事情。其中,作者也引述了王光美和刘源的一段回忆录。这段回忆写道,在62年6月,毛在中南海游泳池边召见刘少奇。刘少奇本来希望毛能接受其他几个政治局常委的意见,同意农民搞包产到户,但被毛拒绝。双方的情绪都很激动。刘冲口而出:“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毛反问:“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你怎么办?”在这里,作者加进一句说明。作者指出,毛这样讲是在提醒刘,作为他指定的接班人,他们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这样,读者一下子就明白了为什么刘少奇会顺从毛泽东的原因,因为刘知道,大饥荒的滔天罪恶,其责任不仅在毛,而且也在党。真要老老实实地承认错误,共产党的专制政权恐怕就保不住了。到了8月的北戴河会议,毛泽东讲得更露骨,他一开口就是:“今天来讲共产党垮得了垮不了的问题。共产党垮了谁来?反正两大党,我们垮了,国民党来。国民党干了二十三年,垮了台,我们还有几年。”毛泽东这些话有力地唤起了共产党上层对政权的危机意识。深刻的危机意识强化了中共上层的一体感。务实派领导人发现,为了防止一党专制受到冲击,他们必须注意维护毛的权威,必须以阶级斗争的名义加强国家机器的威慑力。

中共至今仍未还地于民

直到今天,仍有人为大跃进辩护。理由是,当年中共发动大跃进,是为了早日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祇不过限于当时的认识水平,犯了很多错误而已。对于这种辩护,先前很多人已经做过反驳。这里祇消再讲一个政治笑话。

问:“共产主义是科学还是艺术?”答:“当然是艺术。如果是科学,他们就该先拿小白鼠做试验了。”

也许有人会进一步争辩说:不,在当年,集体化、人民公社化不是强迫的,而是确实得到广大农民热烈响应的。这里,我引用东夫《麦苗青菜花黄》一书的最后一段:1980年底,因反对大跃进极左路线而在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前温江地委农工部部长申培林,终于解除变相监禁,首次走上温江街头,巧遇当年的一个初级社社长,两人打开了话匣子。末了,老社长长叹一声:“哎,三十年啊,冤冤枉枉转了一大圈,如果像你当初说的,入社自由,退社自由,不晓得今天是啥样!”

我敢断言,如果有退社自由,就绝不会有“被集体化”(秦晖语),就绝不会有大饥荒。还要提醒一句,直到今天,也没有真正实行退社自由。不要忘了,当年集体化,农民可是带着属于自己所有的那份土地入社的,真要实行退社自由,谁要退社,就该把谁那份土地再退还给谁。现在吵吵嚷嚷的什么新土改,什么土地流转,其实都不得要领。说到底,不就是承认不承认农民有退出权的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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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麦苗青菜花黄 川西大饥荒纪实

帖子周贞琪 » 2012-05-20 11:37

子孙后代牢记血泪勿忘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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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麦苗青菜花黄 川西大饥荒纪实

帖子锻炼身体学翻墙 » 2012-12-12 9:48

大饥荒为何没大动乱?把国家变集中营的五手段
【阿波罗新闻网2012-12-12讯】
作者:黄克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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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导致了全国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为什么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动乱?这是因为,国家从五个方面采取了严厉的社会控制措施。

一、胡作非为引起社会震动,而当政者不从自身找原因,反而认为没有肃清“残余反革命”所致,用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手段推动政治运动,成为对社会进行控制的模式。

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仅在党内有不同意见,农民和工商业者更不愿意。尤其是农民,土改刚分得田地,就要搞合作,他们并不心甘情愿,加上接下去采取匪夷所思的行为,群体性事件经常发生,农村干群关系剑拔弩张。

如1955年4月6日到9日,安徽萧县发生5起大规模抢粮事件,哄抢粮食24万斤,打砸四个区、乡政府和粮站。而责任完全是地方政府:先虚报粮食产量,然后实行高征购,用打骂、捆绑、关押的方式强迫农民卖粮,等到农民没有饭吃时,又向农民返销粮食,来回折腾,返销的粮食少,不能维持生活,有的人家一天只吃一顿饭,向干部反映,受到申斥,激起民变,最后逮捕108人,枪决四人。因抢粮被枪毙,并没有阻止人们的反抗。1957年2月22日,肥西、舒城两县接壤地发生暴乱,提出了“要饭吃,要土地”,“现在的政府不是人民政府”的口号,暴乱者99%是农民。两县公安干警和省里派去的武警,将其包围,发生枪战,当场打死49人,抓获34人,投案自首10人,为首的农民程千发自杀。

针对突然出现的动荡,当政者们不从自身找原因,而是认为没有肃清“残余反革命”。1955年3月21日,毛泽东在党代会上说:“国内残余反革命势力的活动还很猖獗,我们必须有针对性地、有分析地、实事求是地再给他们几个打击。”根据他的指示,全国范围“镇反运动”开展起来了,各省向中央报告镇反计划,包括捕人、杀人数据。安徽上报1955年计划逮捕反革命2.5万人,由于时间紧,省公安厅要求采取集中统一行动在10月底采取“摸一批捉一批的办法,逮捕人数不得低于5000名。11月份,实行全党动手,全面动员,统一行动,集中搜捕,拟逮捕1万名左右。”结果全年共逮捕27611名“反革命”,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抵制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农民和抵制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工商界人士。

用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手段推动政治运动的开展,从此就成了中国对社会进行控制的模式,尽管名称不一定叫“镇压反革命运动”,但是实质是一样的。比如“四清”运动中划分四个阶段,其中最后阶段就是对敌斗争阶段,“文化大革命”中的“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也是镇压反革命。

二、对社会进行控制的第二个手段,就是那些出身好的农民,因抵制人民公社、抵制“大跃进”、抵制共产风、抵制吃食堂等等行为,给他们戴地富帽子不合适,于是就量身定做了“新生的反革命”和“坏分子”帽子。

据安徽省公安厅统计,1954年全省共有地富、反革命分子33.7万多人,到1958年底为71万多人。这就意味着在合作化、“大跃进”运动中给38万人带上“四类分子”帽子。他们任人宰割,也是饿死最多的群体。到1979年中央决定为其摘帽时,安徽只剩下29万“四类分子”,这就是说共有42万“四类分子”在此期间被整死、饿死。

为了不被戴上“四类分子”帽子,成为专政对象,农民即使有满腔怨恨,也只好隐忍。但仍有铤而走险者。仅1960年12月到1961年2月两个月,全省发生哄抢、盗窃国家粮库粮食事件847起,损失粮食、山芋180万斤。据对淮南、芜湖、马鞍山三市和和南陵、六安等13个县调查,参与哄抢者5495人,都是普通农民,因为断炊家里都有饿死的人。1960年12月27日一天就发生抢粮28起,在抢粮过程中杀死干部和仓库管理员26人,作案者全是农民。

三、对社会控制的第三个手段,就是把社员严密控制起来,让他们无可逃遁。

按照“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原则,让他们从事农业生产、大炼钢铁、兴修水利,干部严格管理,劳动场所有民兵看守;有的地方男女分开住宿,夫妻不能过正常生活,稍有不满者,即遭到批斗,甚至戴上“反革命”、“坏分子”帽子,或送到劳改队。公社社员完全失去人身自由、行动自由。公共食堂普及后,社员家里锅碗盆勺被没收,拿去炼铁,动辄不给饭吃,逼得他们不得不就范。

四、第四是广设收容审查站,把逃难的群众拦截、遣送回来,不让他们外逃谋生。

从1958年到1960年,国务院、公安部先后发出多次通知,要求全国做好收容遣送工作,不要让农民流入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影响国家形象。安徽先后设立100多个收容遣送站,据38个县市不完全统计,三年中先后收容遣送40.8万人。有的人被收容后,被迫给收容单位干活、做苦力。被收容的人吃不饱饭,还要做重体力活,加上打骂、虐待,不少人死在收容遣送站。仅宿县1960年在收容审查中就扣押3005名外流人员,长期不放,无偿劳动,死在收容所的237人。

1960年12月,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给安徽省委转来一封群众来信,反映他1960年10月9日到合肥探亲,被合肥市胜利路派出所抓进收容所,尽管他说明自己是来探亲并提出亲戚家庭住址、门牌号码,收容所就是不放人,直到11月8日,才逃跑出来。省委公安厅派人到合肥收容所检查,据对在册的24300名被收容审查的人员甄别,有6527人不该收容,其中有2314人是外出必须路过合肥的,1950人是到合肥探亲访友的,809人是到合肥看病的,554人是到合肥购物的,还有的居然是晚上看戏、到澡堂洗澡回去晚,被当做外流人收容。

五、除了收容审查,还有一条就是不断地搜山,把群众活命的一线希望也给掐断了。

安徽省西部和南部都是山区。在饥饿、死亡面前,不少人逃往山区,去找野生动、植物充饥。面对人口大量死亡,政府不是想办法救人,而是兴师动众,省委指示公安机关,要不断搜山,把逃亡的“地富反坏”抓回来接受改造。1960年出动60余万人次,搜查出所谓1000多“反坏分子”嫌疑人,结果只有23个地主,12个反革命,他们没有现行破坏活动,如果不是为了活命,谁愿意到深山老林去风餐露宿?

那不可思议的年代,国家就是从这五个方面把社会控制得如铁桶一般,整个华夏大地俨然成为一座集中营。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刘诗雨         来源: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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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麦苗青菜花黄 川西大饥荒纪实

帖子锻炼身体学翻墙 » 2012-12-15 15:30

中国的奇耻大辱

核心提示:《墓碑》揭示中国大饥荒中死亡3600万人。人为悲剧发生的原因,是极权主义的政治制度。作者认为必须保持真实的记忆,为遇难者立碑,如果因此发生不测,就让这本书竖在那里,也做作者的墓碑。

原文:China’s Great Shame
作者:杨继绳 纽约时报
发表:2012-11-13
本文由Fish翻译。


三千六百万人中国人,包括我的叔叔(就像一个父亲一样把我养大),饿死在1958年和1962年之间,大家称那次人祸为‘大饥荒’。在数以千计的例子中,极度的饥饿使人同类互食。
饿死的人数相当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死亡人数的2倍,6倍于斯大林时代乌克兰大饥荒的遇难者(1932年-1933年),也6倍于二战期间被希特勒杀死的犹太人数量。
50年后,在曾经发生过饥荒的地方,仍不能自由讨论过去的这段历史。我写的书《墓碑》只能在香港,日本和西方世界出版。《墓碑》在大陆仍然被拥有‘历史健忘症’的中国政府所禁止。


信息与新闻在共产党第18届全国代表大会期间被极度限制。从上周开始到现在结束,中国共产党完成了10年一次的领导层过渡。
许多人否认饥饿发生,比如最近人民日报声称享受言论自由,尽管他们昏庸地声称饥饿事件为“三年自然灾害”。
但是那些年里并没有瘟疫,洪水和地震造成大饥荒那样的恐怖。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中国政府不会允许真实故事被曝光,在20世纪70年代末,毛泽东的经济政 策早被遗弃,自此以后,中国的食品足够丰富。我想说原因还是政治:曝光大饥荒事件可能会破坏共产党的合法性,因为现在的执政党还一直坚持毛泽东的遗产。即 使他们的遗产是极权主义的共产制度。这种极权主义就是导致大饥荒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正如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所指出的,在任何一个民主国家,从未发生过 大饥荒。

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国家的控制渗入国民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农村人口被控制,成为了一个彻底的农业化集体。国家管理粮食生产,并且限制申购和粮食分配。农耕的人们被全国性的户籍制度限制。在城市,当局为居民发行粮票而取代了市场。
大跃进开始,毛泽东于1958年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目标,不择手段来达到他想要的结果。随之带来了许多恶性循环;各种从下级而来的夸张的生产报告,使得上级 设置更远大的目标。报纸的头条吹嘘的每英亩水稻产量达800000磅。当粮食没有按报纸上说的产量交付时,政府就指责农民私自囤积粮食。紧接而来的就是一 家一家的地毯式搜索。
同时,由于快速的工业化大跃进,农民的烹饪器具必须回炉,以便大炼钢铁。家庭烹饪被取消,农民被迫到大型公共食堂吃饭。他们被告知可以放心吃饱。事实是食 物短缺,没有来自国家的援助。地方上的共产党员掌控了‘饭杓子’,这一权力被滥用,他们用别人的牺牲,来拯救自己的家庭。快要饿死的的农民则无路可寻。
在1959年上半年,人民的痛苦是如此之大,中央政府批准了补救措施。比如允许农民家庭耕种土地的产粮小部分留给自己。他们觉得这样,可能会减低饥荒的影 响。但是,当彭德怀(当时中国国防部长)写信给毛泽东说,事情进展不顺利。这让毛泽东感到,他的思想立场和他的个人权力受到挑战。他迫害彭德怀,开展了一 场铲除“右倾”的活动。粮食补救措施被取消,数以百万的官员被处分。他这么做导致的结果就是超大规模的人民被饿死。
到1960年年底,中国的人口比上一年下降了1000万!令人惊讶的是,许多地方的粮仓拥有充足的粮食,大多保留为赚取外汇的硬通货或者援助外国,但是粮仓并不对饥饿的农民开放。一个地方官员说:“我们的人民是多么好,他们宁可饿死在路边也不闯入粮仓。”
作为一名记者和当代史的学者,我觉得我有责任找到发生大饥荒的根本原因。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走访了十几个省市,采访了百余名证人,并收集了成千上万的文档。由于大饥荒是被禁止的话题,我只能在采访时用各种借口,比如“农业政策研究”或“粮食问题研究”。
共产党领导人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系统,声称要解放全人类。他们称为“通往天堂的路”,但实际上,这是一条走向灭亡之路。
我希望不仅是对在大饥荒中死亡的3600万人民的纪念,也是一个真正的墓碑,预示着导致大饥荒的极权政治体制的灭亡。我知道这这样做的风险:如果因为我想保持真实的记忆而发生不测,就让这本书竖立在那里,也作为我的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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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麦苗青菜花黄 川西大饥荒纪实

帖子锻炼身体学翻墙 » 2013-01-10 16:22

大饥荒 - 周恩来下令毁证

发言人: VOA, on 1/6/2013 11:38:00 PM 显示/隐藏文字


大饥荒 - 周恩来下令毁证


杜林, 李肃

01.06.2013

华盛顿 — 开场白:中国上个世纪中叶发生的那场大饥荒饿死了数千万人。中国共产党当时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和刘少奇发生了什么样的意见分歧呢?被誉为“人民的好总理”的周恩来当年为饥饿的人民做了什么?后来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当年如何处理欺上瞒下,造成成千万人饿死的高级官员?

解说:前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在对“大饥荒”进行调查过程中发现,中国上层领导人对于“大饥荒”中大量饿死人的事实并非不知道,但是采取了各种方式文过饰非,掩盖真相。随着真相的逐步揭秘,人们发现,一些在过去形象很好的领导人在那场大灾难中也曾经扮演过不光彩的角色。

*周恩来下令毁证*

杨继绳:61年底,有三个人搞了调查(各地饿死人情况),当时粮食部长陈国栋、统计部长贾启允、还有粮食部办公厅的主任周伯萍。周伯萍80年代在社科院人口所讲课作报告,他承认说,的确是他们搞了一个调查,死了几千万,周恩来看了说赶紧销毁。过了一个礼拜周恩来问他们:“你们销毁了没有”?他们说销毁了,我们三个人一起销毁的,连板都销毁了。

解说:前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1997年在《中共党史研究》上发表了《“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一文,承认中国长期以来都将“大饥荒”时期的人口统计视为绝密,严防外泄。

*宁可四川饿死人,不可北京饿死人*

对于造成这场“大饥荒”的“大跃进”,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也是支持的。同时,邓小平积极推进了保城市,丢农村的政策。

杨继绳:当时有个说法,说在四川山村饿死一个人,和在北京街头饿死一个人,影响哪个大?后来演变为“宁可四川饿死人,不可北京饿死人”,这是后来演变的话。开始说的是在北京饿死人的政治影响比在四川山村饿死人的影响要大,从全局考虑。这话说了,是邓小平说的。

解说:有了邓小平这句话,当时担任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的李井泉就积极宣扬“丢卒保车”的重要性,四川百姓的身家性命就这样被丢掉了。曾担任解放军成都军区《战旗报》编辑的王东渝(化名东夫)在香港出版的《麦苗青菜花黄-大饥荒川西纪事》一书中说,1960年底,四川省委在工作会议上再次提出农村按每人每天半斤留粮,这是1959年底定下的标准。温江地委书记宋文彬说:1959年底实施这个标准后,一个冬春已经饿死了那么多人,再出乱子怎么办?李井泉反问宋文彬:“乱子已经出了,是先保京、津、沪,先保成都,还是先保你温江?”据当时担任巴中县委主管农业的副书记周永开回忆:当时从上到下贯彻的指示是:“京、津、沪缺粮,如果出问题,影响国际形象,不得了。”

中国现代史专家丁抒透露,在四川饥荒最严重的时候,邓小平不但不追究老部下李井泉的责任,还几次保李过关:

“在1962年1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明朗写了封匿名信给中央,控告李井泉,说四川饿死了很多人,李井泉有责任。这封匿名信被中央收到以后就开始要李井泉在四川组的小会上检查。”

“邓小平两次到四川去为他开脱,说该检讨的都检讨了,就是那么多问题。四川出的问题中央也有责任,然后说停止追查李井泉的个人责任,保护李井泉过了关。”

*毛刘分歧:几分天灾,几分人祸?*

杨继绳:刘少奇原来是紧跟毛泽东的,比毛泽东还左,说的话还要极端,后来回湖南调查一个月之后态度就转变了。

解说:1961年5月31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总起来,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显然,这与当时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看法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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