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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３年第６期《当代》杂志，发表了安徽作家陈桂棣、春桃夫妇耗时３年完成的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这篇报告文学一面世，即引起巨大反响。
　　
　　全书用文学方式记述了农村税费改革的起因与推行的全过程，内容多是“禁区”和第一次披露的幕后新闻，所涉及的人物上至中央领导、省市地方大员，下至农村基层干部、广大农民，绝大多数都点出了真名实姓。
　　
　　“不少人是哭着看完的。”陈桂棣说。
　　
　　两个作家的震惊
　　
　　我们本来就是农民的后代，并且都在农村度过了无瑕的童年岁月，今天，当我们奔走在已经变得陌生的田野，却依然像回到了母亲的怀抱，内心的冲动几乎要溢 出满眼的泪水……但是，当我们拿出了今天的作家已经少有的热情与冷静，走近中国农民时，我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与隐痛。 ——《中国农民调查》引言
　　
　　１９９３年农历大年三十。
　　
　　陈桂棣在老家——淮北平原的一个普通村庄，遇到了一名亲戚，“这天人们都回家过年了，可他还拉了一架子车白菜去卖。年三十几乎没人买东西，这车白菜最 后只卖了５块钱。用这５块钱，他们一家人买了点肉，包了顿饺子，算是过了这个年。”陈桂棣说，他当时被震撼了，在他的印象里，自从农村实行了“大包干” 后，农民的日子已经过得相当好了。
　　
　　“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想写一部农民的作品，到今天《中国农民调查》完成，这个念头已经整整１０年了。”
　　
　　１９９５年，陈桂棣采访淮河污染问题时，在沿河４个省所到之处“满眼都是农民”，农民们困苦的生活状况促使他再次思考：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改革开放的源头，受益应该最多的农村，依然如此贫困。
　　
　　５年后，一件偶然的事情，再次坚定了他想写一部农村题材作品的决心。这年３月１日，妻子吴春桃（笔名春桃）回江西萍乡老家生孩子，在她住的产房旁边， 一个农村产妇的丈夫悲痛欲绝，不停用头撞墙。他的妻子生产前几个月，就被查出了“前置胎盘”，虽然这是一个危险的病症，但是只要住院，得到良好的照顾，一 般都可以安全生产。但住院要３０００块钱，这个农民家庭凑不够这笔钱。他们只好回农村找当地的接生婆，接生婆一次只收１００到２００元。生产当天，产妇不 断出血，接生婆也没了办法，最后，当产妇被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死亡。
　　
　　“我感到震撼和恐惧。”春桃说，她１１岁的时候，父亲因工伤离开人世，由母亲到城里顶父亲的工作，她才来到城市，从一个农民变成了一个城里人。她生产 的时候，得了“孕高症”，就是民间所说的“产前风”。“如果没有１１岁的那次命运偶然，我还是一个农民的话，我的命运肯定和那个农村产妇一样。”
　　
　　一天后，陈桂棣和春桃的孩子呱呱落地。这一天还有两件事让陈桂棣夫妇记忆深刻：时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给国务院领导写了《农民真苦， 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信；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明确指出“确立在安徽省以省为单位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
　　
　　税费改革就是为了减轻农民负担，陈桂棣和春桃觉得是拿起笔的时候了。
　　
　　
　　写，还是不写？
　　
　　
　　我们同样不可能想到，问题严峻到我们竟不止一次地怀疑自己的能力和勇气，怀疑如此重大而敏感的课题，作家能够胜任吗？——《中国农民调查》引言
　　
　　２０００年国庆，陈桂棣和春桃把半岁的儿子托付给老邻居照看，正式开始采访。
　　
　　“原定计划是采访一年，写作一年，结果整整花了３年时间。”
　　
　　采访开始不久，就遇到了困难。
　　
　　“我们的初衷是做一次正面宣传。但随着采访越来越深入，发现问题要复杂得多。”陈桂棣说，在土地改革、大包干和税费改革这三次农村三大改革中，有两次 都是安徽农民走到了最前面，但安徽却给外界留下了灾民、小保姆、农民工的形象，他们最初想用笔把安徽的形象改正过来，当时安徽是全国第一个搞税费改革试点 的省份，税费改革也就成了文章的重点。
　　
　　税费改革有多重要？“只有把农民负担写到位，读者才能知道这项改革的分量。”
　　
　　２００１年３月，经过半年的采访，陈桂棣和春桃已经跑遍了安徽和临近省份的５０多个县市的农村，农民的负担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想。
　　
　　“这么多‘负面‘的东西，都是内参上才能写的，能公开写出来吗？”
　　
　　这半年采访的内容，成为《中国农民调查》里第一部分的素材，陈桂棣和春桃写完这一部分后，在文章里发问道：“农民负担在各地依然是屡禁不止，涉及农民负担的恶性案件更是时有发生，且又源源不断，这是为什么？这究竟是为什么？”
　　
　　“要了解清楚，就要找专家。”陈桂棣来到了北京。
　　
　　经过一个多月，采访过三农专家温铁军、农业部农业经济研究中心负责人朱守银、中国社会学会长陆学艺和税费改革第一人何开荫等大批专家后，陈桂棣认为自己找到了那个“究竟是为什么”。
　　
　　“税费改革上连着农村户籍制度、农村金融体制和粮食购销政策的改革，尤其是最根本的土地制度的改革；下连着农村基层财税体制、财务制度、农村义务教育 和农村科技体制的改革，特别是最重要的乡镇村级机构的改革……中国农业应该免除一切面向农民征收的农业税及其附加……”
　　
　　但是到了这个时候，陈桂棣和春桃却发觉手中的笔难以落下。“这些，能写吗？这是内参也不能写的东西。”
　　
　　三个涉农大案
　　
　　“乍看上去，这些事件只是涉农案中的个案，但因案件的性质各不相同……无疑就把当今中国的‘三农’问题和盘托出了。” ——安徽大学文学教授王达敏
　　
　　陈桂棣和春桃最后决定，这篇文章不仅要写，而且还要严格按照真实情况来写。
　　
　　文章开篇讲了３个涉农大案：利辛县路营村农民丁作明带头向县委反映村干部乱收提留款、农民负担过重等问题，被村干部及乡领导记恨，在派出所被活活打 死；固镇县小张庄村干部横征暴敛，村民上访要求清算村财务账目，刑期未满就当上村干部的村委会副主任竟然带着儿子，在众目睽睽下向村民清账小组的代表大开 杀戒，造成四死一伤；临泉县王营村党员王俊彬等人向上级组织反映村干部乱摊牌、乱集资、乱罚款，结果整个村庄遭到执法部门镇压，１０００多名村民逃到邻 省，王俊彬被开除党籍，被公安部门作为犯罪分子通缉追捕，最后惊动中央，蒙冤的农民最终讨回公道。
　　
　　“乍看上去，这些事件只是涉农案中的个案，但因案件的性质各不相同，其涵盖的政治、经济、法制乃至道德的社会问题也不相同，将它们触目惊心的内幕揭示出来，并予以犀利深刻的剖析，无疑就把当今中国的‘三农’问题和盘托出了。”安徽大学文学教授王达敏这样评论。
　　
　　这几个个案也是文章里修改次数最多的地方，“每个都修改了三四遍，从头到尾都要有证据。”“写第二个案子的时候，我们把３０多万字的人民大学的刑法讲义‘啃’了一遍。”陈桂棣和春桃说。
　　
　　讲述完毕农民个体的命运，文章转入理性思考和对策分析，各级官员的名字相继出现。
　　
　　这部分一开始，就讲内幕：安徽省老干部陆子修在一次全省减负汇报会上，对几个地市的书记点名“开刀”，会后时任省委书记的卢荣景夸赞陆讲得好，陆子修却“没好气地说：
　　
　　‘好个屁！’你们这些话会上为什么不说？我心甘情愿地当了一回你们的‘打手’。”
　　
　　１９９８年，朱啊基到南陵县考察粮食收购政策执行的情况，南陵县和芜湖市领导联手造假，连续４天４夜突击调运１０００多吨粮食运到峨岭粮站，最终不仅玷污了总理奔波的求实求真之心，亵渎了他对９亿农民的关爱之情，还给总理决策提供了虚假、错误的信息。
　　
　　“报告文学要求真实，只有真实才有价值。”有时候为了核实一个细节，陈桂棣和春桃要打几个电话，实地跑三四趟，“文章里每一件事情都有证据。”
　　
　　“陈桂棣现象”
　　
　　陈桂棣是有些“硬骨头”的人。——１９９６年７月２６日《南方周末》
　　
　　《中国农民调查》发表后，安徽当地一家报纸把该书带来的反响总结为“陈桂棣现象”。
　　
　　陈桂棣，国家一级作家，曾获首届鲁迅文学奖；春桃，在《当代》刊发过《失忆的龙河口》、《民间包公》等作品，曾获当代文学奖。很早前，他们的作品就被人总结出４个特点：敢啃硬骨头，真实，准确，激情有力。
　　
　　１９９５年，陈桂棣用１０８天时间走访了淮河沿岸４８座城市，第二年在《当代》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淮河的警告》的长篇报告文学，在这部报告文学里，他 首次披露了鲜为人知的污染实例及触目惊心的污染数字，并且对污染原因、对策作了详尽的分析，专家们认为，这是中国第一部“公害文学”。
　　
　　《中国农民调查》在安徽引起巨大反响，《当代》杂志在合肥市一周内全部脱销。省农业厅领导专门派人到合肥市作协买书，却空手而回。安徽省内的３家报纸 总共用了６个整版 介绍了这部作品和作者，当地电视台先后制作了３期节目，“最近，在省里召开的会议上，大家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问对方看了这本书没有。有一次，会议中间还专 门留了一段时间，给与会者用来讨论这部作品。”安徽当地一家媒体的记者说。
　　
　　合肥市一名副书记书只看了一半就激动难奈，给陈桂棣打电话：“你们从文我从政，你们的血是热的，我这个从政的，血也不是凉的。”
　　
　　在全国范围内，《中国农民调查》也成为关注的热点。网络上，各大网站均有此书的评论文章。１月１３日陈桂棣和春桃受中央电视台邀请赴京，参加春节特别节目的录制。
　　
　　《南方周末》２００３年特刊，向他们夫妻“特别致敬”。
　　
　　对话：
　　
　　“我们做了别人不愿做的事”
　　我们多次怀疑自己的勇气
　　
　　记者：看完《中国农民调查》后，有一个明显的感觉，这和以往的报告文学很不一样。
　　
　　陈桂棣：确实如此。有人看完了说我们“不务正业”——农业专家和社会学家应该做的事被我们两个作家给做了。我们在采访的时候，发现很多农业专家谈农业 的时候很厉害，但一涉及到政策就回避掉了，而知识分子在研究课题的时候，很少把农业问题和社会问题结合起来。这两个知识圈子没有对接。我举一个例子，曾经 有一个研究农村医疗体制改革的专家，向我征询他的改革方案，我看完以后只说了一句话，按这个方案，只能研究出误区，投多少钱都没用。他大吃一惊，问我为什 么，我回答他，现在的农村基层政府就像是“黑洞”，把周围所有的物质都吸进去，不管什么钱，都会被挪用。有人说我们用文学的语言写了一篇经济学论文，我觉 得这个评价挺有意思。
　　
　　记者：由作家来写“三农”问题，一定很困难吧？
　　
　　春桃：我们在写作之前，就意识到这篇文章应该有“平民意识，历史眼光”，用老百姓的感情来写，用历史的眼光来评价党的农业政策。《中国农民调查》在农 民负担如何形成的这一部分有６万字，我们从上世纪５０年代开始谈，讲了国家四代领导人是怎么解决农业问题的，甚至还提到了历史上各朝代曾经执行的农业政 策。这对读者了解我们现在的”三农“问题有帮助。
　　
　　陈桂棣：大原则是确定的，但修改则非常多。我们碰到过三次困惑，写作和这次改革同步进行，两者都是一波三折，有时候甚至还不得不暂时停下来。我们确实很多次怀疑过自己的能力和勇气。我们做了件别人不愿意做的事。
　　
　　我们为是否点官员的名争吵过
　　
　　记者：你们统计过被点名的官员人数吗？
　　
　　陈桂棣：我们没有准确地计算过。不过有人计算了一下，说两届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和安徽省５届领导的名字都在这篇文章里出现过。其他各级官员的名字就更多了，可能有几百人吧。
　　
　　春桃：他们很多人还在任，不少还升了官。
　　
　　记者：这篇文章一旦发表，这些官员的功过是非就摆在了读者面前，非要把他们的名字写出来吗？
　　
　　陈桂棣：这么多领导官员的名字出现在报告文学里，中国好像没有先例。写作的时候，为了这个，我们还吵了一架。春桃不同意写，我坚持。报告文学讲的是真实，如果不提真名，全篇都是某某某，读者肯定会怀疑这篇文章的真实性。
　　
　　春桃：我觉得这样写风险太大，后果难料。何况文章里的有些人还是我们的朋友，如果都写出来，连朋友都做不成了。
　　
　　记者：这些朋友在文章发表后责问过你们吗？
　　
　　春桃：没有。他们没主动找我们，我们也不好意思找人家。
　　
　　陈桂棣：有一个安徽的官员，听说我把他说的话写进了文章，还写了他的名字，立即否认曾经见过我们，对别人说从来没接受过我们的采访。我的上帝！我听到 脑子都炸了，这些人都是省级干部！后来过了几周，他看了文章，态度又转了１８０度，再有人问他是不是说过那样的话，他回答别人，‘就是我说的嘛，除了我， 当时还有很多人在场，他们都可以作证‘。听到他这么说，我才放下心。
　　
　　目前没有压力，在正常工作
　　
　　记者：对可能发生的风险，你们有没有应对的计划？
　　
　　陈桂棣：当时我想，如果安徽这个地方呆不下去了，就去春桃的湖南老家，或者到北京，我们在北京找个工作应该还是不成问题的。不过到现在，并没有压力，我们都正常工作。
　　
　　春桃：我们更担心小孩，每次记者来家里采访，我们都把他送到别人家，他的照片也不能出现在媒体上。
　　
　　农民常常不敢说话
　　
　　记者：你们采访这些官员主要是通过什么途径？
　　
　　陈桂棣：有时主动提出采访要求，有时通过私人关系，有时候完全是靠运气。有一次到北京采访农业部的一个官员，我听过这个人的名字，就直接找到他的办公室，和他聊了起来，后来他又给我介绍了很多人。
　　
　　记者：是不是采访农民的时候更容易些？
　　
　　陈桂棣：我和春桃都是农民的孩子，我们对农民充满深情。但是农民常常不敢说话，为了让他们信任我们，我和他们一个锅里搅勺，一个屋檐下睡觉。农民还非常敏感，和他们打交道，首先要尊重他们。
　　
　　下一部书写治淮功过
　　
　　记者：很多人看你们这部作品都流泪了，你们觉得是什么打动了读者？
　　
　　陈桂棣：我接到过一个电话。一名音乐教授突然半夜给我打电话，声音里带着哽咽，问王营村的农民最后有没有赢，没有赢他就不看我们的书了。我说他们赢了，他听完“啪”地就挂了电话。我想，农民们的生活处境也许就是最打动人心的地方吧。
　　
　　春桃：我们希望这篇文章的读者是城市人和决策者，让城市人对农村了解更多，给决策者提供依据。
　　
　　记者：你们有没有开始计划下一部作品？
　　
　　陈桂棣：下一部，我们想写淮河２０００年的历史，重点是治淮功过。（王雷）
　　
　　
　　社评
　　让更多的人真正关注“三农”问题
　　
　　
　　虽然农民占我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但是，他们却是一个地位最低、受关照最少、最易受到伤害、经常被城里人瞧不起的弱势群体。不少官员明明是自己工作不到 位甚至失职，往往把责任推到农民身上，比如，不少官员把村民自治搞不好，归咎于“农民素质低，缺乏民主意识”；说农村税费难征缴，归罪于“农民是刁民”； 城市出现脏乱差等问题，不少市政官员将其归因于“农民工或农村流动人口”。但是，他们却很少去反思自己为农民做了些什么，更没有想到他们的幸福生活在很大 程度上是建立在农民的辛勤劳动和奉献基础上。当我们城里人在讨论“轿车进家庭”、“假期出国游”的时候，是否想到是占我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支撑着我们城 里人的生活提前“与世界接轨”？当我们看到我国经济增长居全世界首位的时候，我们是否想到我们的农民兄弟每年无偿奉献２万亿元人民币给国家？我们有多少人 想真正去知道和了解占我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呢？
　　
　　尽管我们天天口头上在谈论“三农”问题，尽管国家也不断地出台各种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尽管在历次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农民问题、农业问题都摆在显 要位置，可是效果如何呢？迄今为止，“三农”问题不但没有得到解决，相反却愈演愈烈，似乎成为一个社会顽疾。那么这里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
　　
　　首先，我觉得出在我们对“三农”问题缺乏真正的了解和把握。尽管《中国农民调查》作者一直关心社会现实问题，但是正如他们自己所说的，进入农村调查 后，他们才大吃一惊 。如果作者不在农村进行长期的深入调查，如果只是走马观花，那不是照样上当受骗吗？因为在我们接收到的信息中大多都是正面的，只报喜不报忧，好像农村已经 很不错了。我到过的一些中西部农村，除了人口增多、人地矛盾越来越紧张、生态恶化外，跟几十年前没有什么变化。这样的状况往往是最被遗忘的。不真正了解 “三农”问题，就不可能真正找到解决问题的对策和药方。
　　
　　其次，“三农”问题不仅仅是个经济发展问题，更是一个社会和政治问题。正如《中国农民调查》作者指出的，如果不把“三农”问题与社会问题联系起来，就 不可能解决“三农”问题。《中国农民调查》也向我们昭示着“三农”问题之所以很难解决，是因为牵涉到方方面面的人物和关系，下到世界上最小的官即村干部， 在与农民的关系上，不少基层干部已经结成利益同盟，一个小小的村官打死四人，仍然受到上级官员的包庇和纵容，罪犯仍然可以在监狱里指挥村里的工作。这说明 什么问题呢？这里涉及到人事制度、官员利益、农民的权益保障等等政治问题。
　　
　　《中国农民调查》之所以有如此大的社会反响，除了客观、全面的报道外，也昭示了“三农”问题的严重性。我觉得这种严重性不仅仅限于农民，而应是对于我 们整个国家、整个社会而言的。如果在我国快速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却不能分享到发展的好处，那么，这种不均衡会演变成一个严重的社会问 题。如果我们长期漠视这个问题，那么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也会受到损害。对我们城市居民来说，尽管我们的生活日新月异，如果我们的农民兄弟仍旧生活在贫困状 态，仍然受到各种盘剥，那么“三农”问题就会向城市蔓延：农民为了逃避“三农”问题，就会涌入城市，我们的城市还能把自己封闭起来吗？当然解决“三农”问 题，需要给农民更多的表达自己利益的渠道，需要让他们强大起来，仅仅靠外部的呼吁，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中国农民调查》已经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我敬佩作者的勇气和责任精神，更感谢他们为全社会展示了农村的真实情景！让我们有更多的人去真正关心农民、农村问题。
　　
　　南方都市报特约评论王春光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