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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基本特征

马克思主义对人性对自由对国家的看法

马克思政治哲学的逻辑起点是阶级，因此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其他学说之间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区别，以阶级与阶级斗争作为逻辑起点的内容贯穿于他的整个学说。虽然早在圣西门 傅立叶 欧文时代，就已经有阶级与阶级斗争的观念了，但他们无法将阶级与阶级斗争系统性的概括为历史哲学、政治哲学、经济学、法哲学的基点，更不可能将此概念作为工人阶级寻求解放的实践指南。马克思对阶级与阶级斗争理论的贡献，根据马克思自己的概括，基本上分为三条：（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壹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壹切阶级和進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由此可见，阶级这个概念是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关键。抽掉阶级，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就会瓦解。

与其他思想家壹个明显的区别是，马克思不是关心壹切人的命运，更不是只关心个人的命运。他关心的是当时社会中受到剥削受到压迫的整个无产阶级的命运（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共产党宣言》、《资本论》所表达的思想都说明这壹点）。他渴望无产阶级被解放。他的著述全在诉述无产阶级怎样遭受资本的剥削和压迫，希望通过马克思主义启发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与阶级觉悟，由“自在阶级”转变成“自为阶级”，指出无产阶级如果希望改变自己的命运，必须進行阶级斗争，发动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消灭私有制与雇佣劳动制度以及市场经济，建立无产阶级统治的国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在《共产党宣言》里边，马克屎、恩格斯明确表述了上述思想，但是只有当《资本论》问世，马克思才为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必然性作出了系统性的经济学的论证，使马克思的阶级斗争主张有了严谨的经济学依据。

当然了，无产阶级专政还不是马克思的最终理想。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的最终理想是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那是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因此不再有阶级斗争，不再有阶级压迫的工具，不再有国家，因为国家机器的灭亡，人对人的政治压迫因此消失。在那里没有私有制，没有雇佣劳动制度，没有剥削，没有因为生活所迫产生的社会分工，这是壹个人人自由平等，每个人可以获得全面发展的社会。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在20世纪上半叶曾鼓舞无数热血青年皈依马克思主义，投奔革命。

可见无产阶级不仅是壹个“革命阶级”，还是壹个“救世阶级”（ 到列宁时代，又出现了“救世党”、“救世领袖”），马克思把社会進步的壹切希望都寄托于这个伟大的阶级。
马克思强调，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才可以实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他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郑重地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壹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壹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根据以上简短的总结，可以发现马克思的政治哲学的逻辑框架是：无产阶级阶级通过阶级斗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然后从无产阶级专政再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理解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有两点应引起今人思考。

第壹、 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出发点是为了追求无产阶级的解放，因此他把他的思想和智慧，把他的宝贵的壹生都贡献给了这个受苦的阶级。他的学术倾向是明显的。他的道义与人格确实令人敬仰。但是因此从理论研究到学说创立，他不得不放弃某些重要的东西，如科学价值中立的原则，走向偏激。在观察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关系的时候，他满腔热情地倾注于无产阶级，细致、深入地分析无产阶级在社会中不合理的经济处境与政治地位。这使得他的理论忽视了某些重要的东西。很明显的是，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主导者与组织者，马克思对于资产阶级的积极作用，没有作出客观、中肯的评价，他对于资产阶级创立的新型文明几乎作了全盘的否定，以至于资产阶级只是作为剥削者的罪恶形象烙刻在人们的心中。这是导致（特别是经济落后的某些东方国家）对资产阶级及其文化采取消灭政策的重要原因，使这些国家在现代文明转型中走着曲折的弯路，付出了沈重的代价。

第二、 马克思学说中的若干重要结论，还只是预言而不是实践经验的概括。这就带来两个问题。壹是这些结论不能不显得很抽象、很原则，缺乏实践的可操作性；因而需要后人在实践中不断地加以补充、矫正、修正、发展，而不能认为是万古不易的教条，加以僵化。从而后来被列宁 斯大林 毛泽东 邓小平发展成极端邪恶的共产极权主义统治，为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灾难。二是这些结论是否正确还未经受实践的检验。比如资本主义制度从经济结构到政治上层建筑是否已成为社会進步的障碍，是否只有彻底否定的唯壹选择？现代民主国家是否属于马克思认为的需要消灭的旧的世界？无产阶级是否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除了对抗、对立壹面之外，是否还存在着互相协作 和平相处 共同進步的壹面？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概念，马克思说它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的“革命转变时期”，这意味着，无产阶级专政存在的时间不会太长。但经过这个“转变时期”之后，人类就進入共产主义社会，那是壹个剥削消灭、阶级消失、国家消亡、人人自由平等、可以获得全面发展的社会；如此理想的社会只经过壹个较短的“转变时期”就可以成为现实吗？如何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必然会面临许多问题，特别是这壹专政是在全部废除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与国家机器之后建立的，怎样才能确保这壹专政比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更民主、更自由？否则为什么要彻底打碎它？对于这些重大问题，无论在大的框架上还是在制度细节上，马克思都缺乏具体的说明，也不可能作出具体的说明。这不能不使他的学说潜伏著不测之命运。

马克思的人性论与自由论以及国家论

马克思根据他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在人论、自由论和国家论问题上提出了与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家们不同的理论。

1、马克思主义对人性的看法

人学即关于人性、人的本质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人的权利的学说。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在人学上的基本区别，在于是否从阶级性去观察人的本质。马克思的人性论思想充斥着他的“阶级”概念，这是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关键。马克思之前和马克思同时代的自由民主主义思想家，对人的学说都作出了有价值的贡献。他们的人学理论其研究方法奉行价值中立原则，即对所有的人壹视同仁，不会强调阶级性。不管富人、穷人，无论权贵、平民，都用同壹尺度去研究。费尔巴哈说，“人是人的最高本质”，大概就是这个意思。自由主义者研究的方法是着眼于个体的人。比如自由，那就看作为个体的人是否自由。如果每个人是奴隶，这个国家就不是自由国家？个人好比国家的细胞，如果人体中各种细胞都是健康的，人体也就健康。第三，自由主义者所关注的是人的共同属性，人的共同本质。这种共性、共同本质又分为几个方面。比如生理方面与心理方面的本质，表现为人都有生存与性爱的欲望，所谓“食、色，性也”。还有社会方面的本质，渴望自由、平等，反对奴役与压迫，反对国家或他人对个人权利的侵犯。第四，自由主义者主张每个人都应当享有同等的权利。比如康德就认为：“1、社会中的每壹个分子，作为人，都是自由的。2、社会中的每壹个分子，作为臣民，同任何壹个其他的分子，都是平等的。3、壹个普通的政体中的每壹个成员，作为公民，都是独立的。”他强调，这是壹切国家制度基本的法则，在康德看来，“每个人理所当然应当成为自己的主人，这是他们天生的权利。”因此可见，自由民主主义思想家的人学理念是近代民主政治的逻辑起点，是民主宪政的思想根源。

马克思并不满足于这些所谓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对人的共同本质的空泛论述。他认为现实的社会是壹个充斥着阶级对立的社会，各阶级的人生活在不同的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里边，因此应当关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不同人的特殊本质。虽然马克思说过，“首先要研究人的壹般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然而他進壹步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壹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虽然马克思也说过，“人类的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但是在私有制和阶级压迫下，人的这种本质不可能得到实现；如同卢梭所说：“人生而自由，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这表明，马克思虽然并不否认“人的壹般本性”，人的共同属性，但是这不是人性中最本质的东西，人的本质是看其在现实中他生存于什么样的社会关系里边，要从“社会关系的总和”中才能把握人的本质。王若水对马克思的人性论作了这样的评述，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承认抽象的永恒不变的人性，但是承认具体的在历史中变化的人性。马克思主义对具体的、在历史中变化的人性的研究，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论。”针对蒲鲁东关于“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并不存在奴隶和公民；两者都是人”的说法，马克思指出，“其实正相反，在社会之外他们才是人。”但是这样的人是不存在的；因为我们所见到的人“不是处在某种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的人，而是处于壹定条件下進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

马克思的人性论思想归根结底还是为了说明人的阶级性，因为社会关系最重要的表现是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显然工人阶级与资本家生活在绝然不同的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之中，他们的阶级意识与利益诉求各不相同，乃至对立，这种差别与对立“本身不过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人格化，是由社会生产过程加在个人身上的社会性质，是这些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产物”。所以向工人阶级与资本家谈论共同人性是没有意义的。

从壹般的共同的人性出发，每个人都有着共同的人权诉求：自由、平等、生命、财产。马克思认为从人的社会性出发，从人的阶级性出发，不同的族群，不同的阶级则有着不同的诉求指向；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下，无产阶级合理的人权诉求是不可以实现的。所以从人的社会性出发，合理的引导出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的结论，只有首先通过革命的方式改变现存的社会关系，无产阶级才可以获得正常的人权；只有在阶级对立消失的社会中，壹切人才可享有自由与平等。

于是在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概念中发生了壹种演变，也就是人的“壹般本质”与人的“社会本质”的分裂，而且彼此冲突，最终导致后者对前者的否定。马克思的人性理论中的这个分裂，是马克思过分强调人的“社会本质”，忽视人的“壹般本质”的结果。不过这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只是壹个开端，还没有以“社会本质”完全取代“壹般本质”。后人则以此为开端，只承认其“社会本质”而根本取缔了人的“壹般本质”。比如毛泽东就在马克思的人性论的基础上扩大解释，毛泽东认为：“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只有存在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越阶级的人性。”。毛泽东认为人只有阶级性而无共同的人性这种东西。毛此言以后成为人们批判、否定人性的根据。在中国，人们因此恐惧谈论人性，社会因此屠戮人性。人性论被打入冷宫，开始离开人们的思维。根据人性所天赋的自由、民主、平等的权利，也被否定。这种思维禁锢维持了很长的时间。直到上世纪80年代前期，在人性、人道主义的争论中，中国学者仍然用这个观点批判资产阶级人性论与人道主义，这种文化氛围造成了中国社会的伪善现象，很多人摆明了是追求个人利益却装出一副高大上的样子。

事实上人的本质是历史社会条件的产物，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不是决定人的本质的必然因素，比如中国社会的流氓无产者，他们对于工人阶级是不存在阶级感情的，虽然他们是从事特殊行业的雇佣劳动者，也是工人阶级，可是追求出人头地成为资本家才是他们的世界观，他们对工人阶级不存在阶级感情，他们也不会因为他们在政治上是政治奴隶就反对作为官僚资产阶级的中共实行的一党专政，历史社会条件中缺少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因素的工人阶级，会成为资产阶级的帮凶，而不是投身无产阶级革命的革命者，马克思的阶级性理论是偏激的。

2、马克思主义对自由的看法

在自由论这个核心价值观上，马克思与自由主义思想家亦存在很大的区别。自由主义的自由论所表达的是公民权利在国家制度下的实现状态。所以，第壹，自由主义也是壹种关于国家关于社会制度的学说，或者说，是与国家制度相联系的学说，是在国家存在的前提下来观察人们的自由。第二，自由仅仅指公民的个人权利是否得到国家法律的保障而不受政府的不当干预的权利。现代自由主义奠基人贡斯当对自由概念的表述是：“自由只是受法律约束、而不因某壹个人或若干人的专断意志而受到某种方式的逮捕、拘禁、处死或虐待的权利。”这种权利包括每个人表述意见、选择职业、支配财产、迁徒、结社、信仰，以及每个人选择与影响政府的权利。”。当代自由主义思想家以塞亚 柏林对自由的定义认为：“自由是壹个人能够在不受他人阻碍的情况下活动的空间。如果我被别人阻止去做我本来可以去做的事情，那么，在这个程度上，我是不自由的”。马克思的著作执着的探索人类的自由与解放，在《共产党宣言》中有壹段马克思自由观的名言，“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壹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壹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段文字已被国内学界公认为马克思自由观的经典表述。我们且以这段文字并联系马克思的整体思想来分析马克思的自由观与西方自由主义的自由观的区别。

第壹，现实的自由与未来的自由。马克思认为，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里边，每个人，特别是受到剥削的工人阶级不可能获得自由，只有消灭“资产阶级旧社会”，只有阶级消灭、国家灭亡、对抗消失之后，在“壹个联合体”里边，每个人才可以获得实践自由的条件。可见马克思所说的自由，不是现实的、此岸世界的自由，而是未来的、彼岸世界的自由。因为在现实社会制度下不可能获得自由，妳要争得自由，就要革命，推翻现存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为美好的未来而奋斗。所以马克思的自由观首先把人们引导到革命。自由民主主义则是向不自由或不完全自由的现实去争取自由，他立足于现实层面的政治压迫，去壹点壹滴地、壹步壹步地去争取自由，扩大自由。不能壹味的寄希望于未来。不能认为革命成功了，大家就全自由了。自由不是壹次性的批发，不可能壹步到位，有壹个逐步扩大和提升的过程，在自由主义者看来民主制度就是一个不断自我完善的过程，这种自由观（应当说是争取自由的方法）是切合实际的。马克思的自由观带有壹种宗教色彩（尽管他是反宗教的），因为宗教总是将人们的幸福，自由这些美好的憧景都寄托于来世，天堂，天国；马克思把自由寄托于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为了進入天堂或来世的幸福，宗教要人们从善，积德，忍耐。马克思则号召人们以暴力摧毁旧的世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与壹切宗教相区别的。

第二，国家的自由与无国家的自由。自由主义的自由始终是指国家存在条件下的自由，也就是国家机器保障之下的自由，社会不能没有公共权力，有公共权力就会有国家；而行使公共权力的国家往往会超越权力边界侵犯公民的权利。自由主义所讨论的问题就是国家既要尽职，又不能滥用权力、侵犯公民的权利。所以自由主义就是关于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关系的壹种学说。马克思则认为国家是统治阶级专政被统治阶级的工具，有国家就不可能有自由。只有阶级消灭，国家灭亡，才能有自由。也就是说，自由在国家灭亡之后才可以存在。所以马克思提出了“联合体”的概念，以有别于国家。但是“联合体”是什么样的组织机构？其功能和职责是什么？它同国家有什么区别？这壹切马克思没有说。要说，也难免会有空想的成分。可是，人类社会总要有公共管理机构。不管妳称它为什么：政府，国家，共同体，联合体。只要有这个机构存在，就存在公共权力，就存在这个机构与它治理下的公民之间的关系。如果认为这种机构的存在也不可以让公民获得自由因而也必须加以废除，那么人类就会陷入无政府的状态。马克思的自由观中存在这种令人困惑的迷思，是他把国家概念狭隘地定位于阶级压迫的机器所致，因此让他的自由观给人以壹种虚幻飘渺的感觉，远不如自由主义的自由那么实际。

第三，个人的自由与集体的自由。自由主义的自由指的是个人自由。如同贡斯当所壹再强调的，“个人自由是真正的现代自由。”，它不顾及集体自由与国家自由。马克思的自由其内涵包括：1、个人的自由发展；2、个人的自由发展与集体自由发展的关系。马克思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壹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句话可理解为个人自由是集体自由的基础（条件）；但是也可以理解为个人自由是为了集体自由，个人自由是手段，集体自由是目的。因此个人自由应当有利于集体自由，服从集体自由，亦可推理出，为了集体的自由应当限制乃至放弃个人自由。西方民主左派把这句话理解为个人的自由是集体的自由的基础，中国共匪把这句话解释为个人必须服从集体，中国共匪的结论是集体至上，国家至上。因为马克思限定了“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壹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但在现实性中存在两种可能性：个人自由可能有利于壹切人的自由；个人自由也可能不利于壹切人的自由。这后壹种情况是绝不允许的。但是我们用什么尺度以及由谁来判断个人自由是有利还是不利于壹切人的自由？当然这样的问题只有在非民主的制度下才会向人们提出，在民主制度下个人自由只要不超越法律的边界，不需要别人说三道四，也不允许政府加以干预。还有应当特别当心的是“壹切人”是指什么？对于某壹团体的成员来说是“集体”，对于每个公民来说是“国家”，而且只能是“国家”。因此只有国家才有资格代表“壹切人”，比如国家领导人可以这样说：我代表中国政府，代表中国人民。于是，所谓个人自由应有利于“壹切人”的自由实际上是：个人自由应有利于国家自由。这样的结论同毛泽东所说的：“我们主张有领导的自由，主张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是十分吻合的，而且更直率地表示国家意志应当凌驾于个人的自由权利之上。所谓“有领导的自由”，就是领导有自由，领导赐予自由妳才有自由。所谓“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就是领导作主，这是被1949年之后的中国发生的无数事实所证明。这与西方个人权利至上的价值观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因为在民主制下是权利本位，公民权利派生国家权力，在中国刚好是相反的。

3、马克思主义对国家的看法

国家的理论对于自由太重要了。自由主义以人权价值为基础建立国家学说。密尔就说过，“国家的价值，归根结底还在组成它的全体个人的价值。”，马克思主义则以阶级概念建构起国家理论。无论是国家的产生（起源），国家的本质与功能，国家的灭亡，都是同阶级与阶级斗争相联系的。

关于国家的起源，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是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产物，国家是统治阶级专政被统治阶级的工具。恩格斯认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列宁认为“是壹个阶级压迫另壹个阶级的机器”。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它只是社会发展到壹定阶段的产物；随着阶级对立和阶级冲突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的会灭亡，这是马克思关于国家的基本观念。

关于国家的性质与功能，《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委员会罢了。”所以“资产阶级国家虽然形式极其繁杂，但是本质是壹个：所有这些国家，不管怎样，归根到底是资产阶级专政。”。恩格斯认为：“国家无非是壹个阶级镇压另壹个阶级的机器，这壹点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丝毫不比君主制下差。”。对现代资产阶级国家，马克思的态度是以暴力革命加以摧毁。他以1871年巴黎公社为依据，指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在马克思主义的分类法里边，资产阶级国家指的就是存在私有制与雇佣劳动制度以及市场经济的国家，因为马克思主义认为私有制与雇佣劳动制度以及市场经济是剥削存在的基础，人又是存在阶级性的，所以根据这种思维方式，这种性质的国家产生出来的政治制度与国家机器必然是专门为资本家压迫工人阶级服务的。

打碎了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之后，用什么东西去代替旧的国家机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需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在列宁看来，是否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区别。他说：“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那么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否比资产阶级的国家更自由？恩格斯的回答是否定的。1875年恩格斯写道：“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他之所以需要国家，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壹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就不再存在了。”。列宁甚至认为，“任何国家都不是自由的，都不是人民的。”。恩格斯和列宁的话，把国家概念限制在狭隘的阶级与阶级压迫观念的思想框架里边。了解了马克思的国家观再来看看自由民主主义的国家观，是挺有意思的。

自由民主主义的国家观是以人权理论为基础的。它在表达公民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关系中建构其国家理念与制度框架。这种关系大概可以概括为以下两点：

第壹，为什么需要国家？国家（政府）是怎样建立的？

第二，国家建立之后，人们如何防范它不作恶？

关于第壹个问题，自由民主主义者认为，虽然每个人都享有天赋人权，但是在无政府的状态之下，因为社会缺少公共管理，缺乏法律约束，壹些人容易侵害另壹些人的权利，人们因此生活在纷乱的无安全保障的状态之下。人们于是联合起来，建立社会契约，根据社会契约将管理社会的权力委托给了那些治理者，国家（政府）出现了。所以政府是壹种公共权力，它来自于社会契约，来自于人民的授予，目的是维护公共秩序，保障每个人的天赋权利。

关于第二个问题，自由民主主义者认为，人不是天使，不是上帝，不是普罗米修斯。人性中存在恶的壹面。特别是那些拥有了公共权力的政府官员，如果缺乏监督与制衡，人性中的恶就会滋长，他们就会滥用权力，以权谋私，以权作恶，侵犯人权，危害社会，这就违背了人民建立政府的目的。因此国家（政府）虽然是必要的，但是它并不是壹种“善”，而是壹种“恶”，是必要的“恶”；为了防范它作恶，在建立政府的时候，就应该在制度层面在法律层面对它的权力進行限制，洛克首先提出了有限政府的思想。孟德斯鸠完成了“三权分立与互相制衡”的理论，成为美国宪法的基本框架，并为世界上许多国家效仿。之后杰斐逊又将对国家权力的制约扩展到社会领域，如利益集团，“反对党”，特别是大众媒体对国家权力的监督与制衡。这是对“以权力制约权力”的重要发展。这些原则的确立与实施，建构了防止权力运行中出轨的安全装置，让权力滥用与权力腐败的恶行无法擡头。与此相反，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的国家权力应当是统壹的，不应当是分立的。他批评议会是“空谈馆”。他肯定巴黎公社实行的“议行合壹”。他说：“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马克思的这些思想是以后社会主义国家集权体制的壹个思想渊源，列宁主政时消灭了布尔什维克之外的壹切党派，后来中国共匪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出马列主义，这种“壹党专政”的体制为共产党统治人民开创了可行的统治方式。在中国即使到了邓小平时代，对“三权分立”仍十分忌讳。他说，我们“不能照搬资产阶级民主，不可以实行三权分立那壹套。”。结果是：权力的高度垄断，必然是高度腐败。

总之政府存在的目的是为了保障人民的自由，而不是侵犯人民的自由，更不是对人民实行专政。不可以保障公民权利的政府是失职的政府，侵犯公民权利的政府，就是壹个违法犯罪的政府了，马克思的国家观与自由主义的国家观之间存在天壤之别。马克思主义设想的国家，是建立在阶级斗争的基础上的，而不是人民自由选择的结果；它凭借专政的强制力量维持与巩固，而不是凭借宪法与法律加以治理；它是阶级专政的工具，而且是壹个阶级实际上是一个政党的专利，而不是主权在民，为了保障人民的自由而存在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里边，被专政阶级认定的被专政阶级，不可以享有基本的公民权利，而且这样的国家总是進行着壹场又壹场针对被专政者的政治迫害。爱因斯坦说：“国家是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他还告诫人民：“国家应当是我们的仆从；我们不应当是国家的奴隶。”。在马克思设想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在现实层面，人是国家的奴隶，是为国家而生存的。

经济决定论的基本特征

马克思认为：人没有先天的东西，“人性就是阶级性”，“全部人类历史不是别的，就是人性的不断改变”。反对费尔巴哈的“自然”人。马克思说：“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壹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这种世界观认为人是利己还是利他是由经济层面的所有制决定的，资本主义必然带来自私跟损人利己，社会主义必然带来利他主义与大公无私。富人自然会认同资本主义，穷人自然会认同社会主义。事实上观察中国社会就会发现，一个人会认同哪种制度是历史社会条件造就的人格特质决定的，被中共狼性文化洗脑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流氓无产者普遍都是认同专制的极右派，这些人并不会因为自己不是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就认同社会主义，这些人普遍把民主社会主义当成是邪恶的东西。出身资产阶级家庭的人也未必就必然发展成右派，那些因为在资产阶级群体中缺少存在感 获得感 自我实现，因为重商文化身心受到压迫，深受基督教文化熏陶的出身资产阶级家庭的人也有可能发展成左派，比如世界各国某些左派政治人物。在批判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的分工产生的原因“是利己心的缘故”的时候，马克思说“利己心是壹个社会的、历史的范畴，它随着私有制的产生而产生”。这显然违背现代生物学的基因自私原理，事实上即使在传统单一专制计划经济社会，即使是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利用政治特权贪污腐败享受特供的共产党官僚依然是利己的。一个人的自私程度以及是否会损人利己本质上是历史社会条件决定的，一个人的人格特质是先天基因在社会文化氛围 成长环境 社会制度 个人经历的互动之下的产物。不同的世界观造就的利己方向是不同的，追求物质利益是一种利己，追求自我实现也是一种利己。即使在传统单一专制计划经济的社会里边，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损人利己的事情经常发生。马克思认为先有私有制，后有私利的追求。恩格斯在研究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时说：是利己心瓦解了原始公有制，而不是马克思所说的“私有制带来了利己心”。事实上，“利己心”是人的本能，它与所有制毫不相干；相反利他主义是壹种后天的社会属性。马克思把人的本质归结为壹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社会关系又是生产关系决定的。根据这样的逻辑，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是公还是私决定了生产关系的性质，生产关系的性质决定了社会关系的性质是公还是私，从而决定了人的本质是公还是私；所以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决定了劳动者只能“壹心为公”，为集体的利益牺牲个人利益，搞共产主义的义务劳动。“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原则在逻辑上行不通。从理论上看，如果无例外地每个人都奉行此原则，必须将利益出口到月球上去；在实践上，壹部分人奉行此原则时，正好被另壹部分奸诈的人趁机得利。共产极权主义的实践证明：公有制的建立根本不可能丝毫削弱利己心，没有民主制度公有制会演变成党有制，利己心反而带来对名义上的公有财产的疯狂地掠夺与瓜分。事实证明，人的利己心不受所有制决定，不受“壹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决定，人的本质绝不是“壹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至于根据经济决定论衍生出来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世界观根本不是普遍真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世界观认为，一个社会存在怎样的经济状态决定一个社会存在怎样的社会意识形态，决定根据社会意识形态产生出来的政治制度以及政治思想 法律思想 哲学思想 文艺思想，事实上资本主义制度是经济层面的事物，社会意识形态 政治思想 法律思想 哲学思想 文艺思想是精神层面的事物，民主制度是政治层面的事物，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意识形态跟民主制度没有必然联系，实行市场经济，实行私有制跟雇佣劳动制度的中国并没有因为在经济层面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就在政治层面产生出民主制度，就在精神层面产生出跟西方自由主义文化接近的社会意识形态，至于已经民主化的东欧国家，也不是因为之前在经济层面实行了资本主义制度才民主化的，东欧国家民主化之前在经济层面实行的是传统单一专制计划经济，没有实行市场经济，这些国家在产生西方自由主义文化产生有利于民主制度存在的社会意识形态的时候在经济层面还不是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境内的部份红顶商人并不会因为自己在经济上成为资产阶级就认同民主制度，很多没有移民美国，选择待在中国的红顶商人对于民主制度根本没有概念，中国在经济层面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是因为在政治层面邓右击败了毛左，是因为统治阶级内部在精神层面发生了变化，邓右思想击败了毛左思想。胡耀邦时代中国的私有制与市场经济成份非常薄弱，可是那个时候中国社会的自由度却比现在高，整个社会充斥着向民主社会转型的氛围。综上所述，经济决定论是一种错误的世界观。经济决定论只能适用于解释部份社会现象，并非普遍真理。虽然共匪对中国人民宣扬的世界观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可是共匪真正信奉的世界观是历史社会条件决定人的本质。共匪从来都是把维稳工作的重心放在打压异议人士的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上边，而不是放在压迫私有制 雇佣劳动制度 市场经济成份的发展上边，共匪本身也不相信简单的经济因素可以造成中国的民主化，共匪本质上认为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造成的历史社会条件改变会让中国民主化。

共匪辩证法的本质

在中国接受过党国洗脑教育的人，学过马列辩证法的人，应该都知道所谓的辩证法三大普遍规律，都知道什么是质量互变规律 对立统一规律 否定之否定规律。质量互变规律认为事物的变化由量变跟质变两个部分组成，量变是为质变做准备，质变是量变的结果。量变是原因，质变是结果。量指的是事物的规模与成都，质指的是事物不同于其他事物的本质。量变指的是本质不变的基础上数量的增加或者减少以及位移，质变指的是事物的本质发生了变化。事实上质量互变规律并不是普遍规律，很多事情根本无法与质量互变规律相适应，比如用水桶接水的过程，这个过程符合量变的状况，水桶里边的水的数量发生了变化，水在位移，可是即使水桶里边的水装满了，也不会产生质变，水不会变成黄金。可见量变不一定带来质变，至于共匪走狗根据量变到质变的原理所宣扬的关于共匪统治中国时间越久，中国就会民主化的论述是荒唐的，一个国家是否成为民主国家取决于这个国家的社会意识形态里边是否民主思想占据上风，是否存在有利于结束专制政权的历史社会条件，比如人民是否普遍因为思想启蒙具备了民主思想，比如历史進程中专制政权是否为自己种下了祸根，比如权力斗争，比如与其他国家交恶，比如社会反抗运动是否激烈是否已经拥有实质冲撞专制统治的可行方法。水无论是被加热还是被冰冻，水无论是变成水蒸气或者冰，本质上还是水，只是从液态的水变成了气态的或者固态的水了，共匪无论实行传统的单一专制计划经济还是实行党国资本主义，本质上都是运用共产专制剥夺自由民主的政治流氓。

至于对立统一规律也是荒唐的，对立统一规律宣称，矛盾是事物内部或者事物之间的对立和统一及其关系，矛盾是同一性欲斗争性的统一，从而得出事物的矛盾就是事物的发展动力的结论。这种结论是存在逻辑陷阱的，这种逻辑陷阱让已经确定性质的事物可以被灵活的定义，让人可以用自己需要的内涵来定义，最后得出自己想要的结论。传统思维方式认为矛盾本身只有对立性没有统一性，可是在共匪走狗那边就变成了既有对立性又有统一性的事物了，共匪的走狗在解释共匪与中国人民之间的矛盾的时候，在解释官民冲突的时候经常把不可调和的对立性的矛盾解释成存在统一性的矛盾，比如他们会说虽然共匪迫害中国人民，可是共匪毕竟代表秩序，中国人民没有被西方殖民者统治是共匪的功劳，然后用统一性否定对立性，事实上共匪与中国人民的矛盾只有对立性，因为毕竟共匪比殖民者更可恶，毕竟共匪杀的人远远比外国殖民者更多，而且本质上都是不让中国人民充份得到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的统治者，中国人民被本国的共匪统治，还是被外国殖民者统治，都不会改变作为政治奴隶的本质。可是在中国就是有人会用对立统一的诡辩术为共匪辩护，对立统一规律根本就不是普遍规律，这个世界上很少存在互相冲突对立又互相依存互相促進的事物，中国人民不是离开了共匪就无法存活的一种存在，奴隶脱离了奴隶主就会成为自由人，被抢劫的人脱离了土匪就会得到生命财产的充份保障。奴役与被奴役之间没有统一性，只有对立性，没有奴役就没有被奴役者，没有被奴役者就没有奴役，这句话是正确的，可是这句话不应该用来解释奴役行为的合理性。虽然没有共匪就没有中国政治奴隶，没有中国政治奴隶就没有共匪，可是这不表示共匪奴役中国政治奴隶就是合理的，共匪与中国政治奴隶之间也是不存在共同利益的。虽然共匪与中国政治奴隶之间的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是奴役现象存在的必然条件，可是这种关系不应该成为反对中国政治奴隶反共的原因。

马列辩证法还有一个所谓的普遍规律，也就是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否定之否定的理论认为事物需要经过肯定 否定 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才可以向前发展，旧事物的灭亡是新事物产生的前提，新事物一定比旧事物進步。在中国基本上共匪的走狗会把否定之否定的理论解释成论证共匪取代国民党是一种進步的论述，事实上共匪比国民党还要邪恶。所以否定之否定并非普遍规律，共匪消灭了国民党并不表示中国就成为民主国家了。父亲的死亡不是儿子诞生的前提，而且儿子不一定就比父亲進步，中国民运人士里边有很多人的子女是亲共人士，思想非常反动。面包在中国的产生也并没有让馒头灭亡，两者完全可以共同存在。

马列主义的辩证法要求别人要辩证的看待问题，看待人事物要全面的看待，一分为二的看待。这种世界观在中国已经成为共匪思想维稳的工具，为共匪辩护的人总是要求别人不要只看到共匪的不好，还要看到共匪好的一面，从而为共匪找到奴役中国人民的统治合法性。

这种世界观与人类社会的传统道德观念是严重冲突的，人类社会的传统道德观念都是善恶的看待人事物，是非的看待人事物，而不是凡是都一分为二，忽略现实层面存在的好与坏。

一分为二本来是形而上学的一种基本思维方式，属于逻辑体系，在实际的应用中必须要有逻辑前提，必须在考察确定的事物的过程中才可以正确应用，否则就会产生反智倾向。正常的人类社会的伦理是建立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的，而不是建立在马列辩证法的基础上的，中国社会之所以是非颠倒 善恶不分主要是因为马列辩证法的存在。

在马列辩证法的毒害之下，中国把一分为二当成是辩证法的精髓，以为一分为二是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马列辩证法成为作恶的人逃避责任的诡辩术。

马列辩证法与传统辩证法不一样，传统辩证法来自于黑格尔的意识形态，马克思号称他的辩证法来自于黑格尔，实际上马克思的辩证法只是对黑格尔的辩证法進行断章取义的产物。中国人谈到辩证法容易把辩证法解释成认为人类社会存在对立统一，矛盾双方对立面互相转化，通过量达到质变，否定之否定的進化过程的世界观。这种对辩证法的理解已经成为专门为共匪辩护的诡辩术，谈到共匪的罪恶，他们就说世界是对立统一的，中国人民跟共匪之间即存在对立性又存在互相依存性，虽然共匪迫害掠夺中国人民，可是毕竟共匪代表秩序代表稳定，如果共匪垮台了中国人民会成为西方列强的奴隶，所以中国人民不可以反共。而且有量变才有质变，中国的民主化需要依靠共匪在中国的长期统治，然后自上而下的完成。共匪可以推翻国民党的统治，从否定之否定的角度看共匪代表的是進步，所以共匪统治中国是历史的选择，应该支持。

马列辩证法忽略了黑格尔辩证法的最核心内容，也就是整体论的世界观跟精神性宇宙观。

黑格尔的主要著作逻辑学是对黑格尔哲学的世界观的概括与总结，他的哲学在黑格尔辩证法的思维方式的统筹之下完成了本体论 认知论 逻辑学的完美结合，黑格尔的辩证法由整体论 一元论 宇宙生命论 层次演化论 宇宙全息论组成。

黑格尔的政体论把自然 社会 精神当成是一个整体事物的不同阶段或者不同换届，宇宙在整体上是统一的，它的实质就是绝对精神的自我开展与自我实现。把神与人类社会以及自然与精神看成是一个相互演化与自我实现的逻辑整体。西方社会存在信仰与理性的争执，天国与世俗的对立，物质与精神的分裂，现象与本质的鸿沟，黑格尔认为这些事情都可以在辩证法的思维方式中得到解决。

黑格尔的一元论认为宇宙是一个整体，物质与精神并非属于不同的世界，物质与精神是合一的。马列主义认为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属于二元论，强调物质属于第一性，或者意识属于第一性都是把物质与意识分为两大部份的思维方式的产物。黑格尔的一元论认为物质是有意识的，意识是有物质属性的，物质就是意识，与马列主义的世界观完全不同。

在一元论的世界观的指导之下，宇宙被堪称是一个具有精神性特征的存在，在逻辑上表现为从存在到本质再到概括，逐渐显示的一个精神性整体，这个整体的核心就是最后完全表现出来的生命性特征，通过生命性的认识功能认识宇宙达到了把绝对理念的丰富内容完全实现出来的目标，也就是实现了自我认识。只有生命才有认识功能，黑格尔的世界把生命作为绝对理念的一个环节，让生命和绝对理念成为宇宙整体的核心内容，把生命看作是宇宙的最根本特征。

黑格尔的演化论在逻辑上分为存在 本质 概念三个阶段，与次相对应的是逻辑学 自然哲学 精神哲学，这些不同的环节 不同的杰顿不是一种时间上的顺序关系，宇宙在逻辑上包含着存在 本质 概念三个环节的全部，只是它在此时表现出来的只是某个环节的某个部份，宇宙自我显现的程度与层次和时间的先后没有必然联系，而是一种逻辑层面的层次关系，后面的逻辑环节也就是高级阶段，包含着前面的逻辑环节也就是低级阶段。高级的思维阶段可以解释低级的思维阶段，低级的思维阶段无法解释高级的思维阶段，这种思维方式与西方传统哲学中认为的事物表现为时间上的纵向发展 逐步递進的思维方式不一样。

黑格尔的宇宙全息论认为事物的每一个阶段都包含着他的全部，只是每一个阶段显现出来的状态不一样，不同阶段有不同阶段的存在方式。黑格尔的世界观与东方哲学非常接近，东方哲学的主体与客体是一体的一元思维 认为万物有灵的唯灵论 天人合一的宇宙观 向下相容的层次演化原则和显现原则 天人合一的宇宙全息论与黑格尔的世界观非常相似。

东方哲学的思维方式认为天人合一，认为物质与意识是一体的，认为物质是有意识的，是有灵性的，宇宙是一个生命体，这种唯灵论与黑格尔的世界观非常相似。东方哲学认为宇宙不但存在灵性而且和人一个有机的整体，在微观层次上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东方人喜欢把天地人作为有机的整体来看待，天地人表示了宇宙德具体层次与具体环节，人与天地相感应，可以通过道法自然达到与天地合一，从而回到生命最初的本源。

既然宇宙是一个整体，那么在这个整体中看待事物就要分层次的看，把每一个层次都堪称是宇宙整体的必然环节和宇宙存在状态的必然表现，另外一方面在宇宙整体中每一个层次都有高低上下的区别，高层次的物理规律包含着低层次的物理规律，高层次的物理规律可以制约低层次的物理规律，低层次的物理规律无法制约高层次的物理规律。

辩证法在西方经历了三个阶段，总共存在三种形态，分别是苏格拉底的辩证法 黑格尔的辩证法 马列辩证法，马列辩证法并没有完成逻辑学 本体论 方法论的统一。

苏格拉底经常使用巧妙的对话方式，通过让对话者在为事物下定义的过程中揭露他的语言逻辑矛盾，从而让对话者不断寻求事物的本质，最终在意见与知识中做出区别。这种对话方法的本质在于质疑，通过不断的质疑和否定来寻求真理，后来苏格拉底的这种对话方式被称为辩证法。

后来黑格尔把辩证法的方法论发展成向对立面转化，通过向对立面转化形成现象或者事物的新阶段的过程和途径。黑格尔认为向对立面转化的逻辑形式就是宇宙万物的普遍运动规律。

马列辩证法虽然在方法论层面继承了黑格尔辩证的部份思想，可是却在两个最主要的部份篡改了黑格尔辩证法的核心精神与基本原则，在对立统一规律上把向对立面转化的同一性原则，改成向对立面斗争的斗争性原则，从而建立阶级斗争史观，后来这种对立统一原则又被中国共匪的支持者发展成为共匪专制统治辩护的依据。把马克思论述的资本家与工人虽然相互依存同时又是相互斗争的关系，颠倒过来变成共匪与中国人民虽然尖锐对立然后又互相依存所以不应该反共的诡辩术。马列辩证法把否定之否定的原则改成事物从低级阶段進化到高级阶段的运动规律，从而得出共匪推翻国民党统治中国存在進步性的结论。


黑格尔的对立统一学说揭示了事物在某一个思维阶段包含着两个对立面，这两个对立面的关系是即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可是黑格尔认为这只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消极理性阶段，消极理性阶段的下一个阶段是积极理性阶段，進入积极理性阶段之后事物处于绝对的同一状态，对立面会消除，整个概念会变得很清楚，所有的环节重新成为一个整体，从而达到自己对自己的完全的认识。对立同一关系只是人类处在消极理性思维阶段的时候的事物显现规律，一分为二的思维状态属于处在消极理性阶段之前的一个环节，属于比消极理性还要低级的知性思维的表现，也就是说一分为二只是孤立的把现象分割为感性和理性 精神和物质 运动的和静止的，抽象的和具体的，没有看到合二为一的存在。

黑格尔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分为三个阶段，三个阶段分别为知性思维 消极理性思维 积极理性思维。认为事物在认识主体的头脑中是孤立的，彼此之间没有联系的思维方式属于知性思维。认为认识主体意识到事物之间的联系，看到了对立统一关系的存在，以及矛盾体向对立面转化的事物运动变化过程属于消极理性思维。认为认识主体对事物之间的联系的理解继续升华，超越了对立统一关系这个层次，认识到不同事物之间完全是同一的，不分彼此，从任何一个事物出发，到另一个事物之间的认识环节都是畅通的，甚至认识到认识主体和客体都是同一的，没有认识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区别，整个过程只是一种可以被称为绝对精神的事物对自己的一个认识过程，也就是认识原来是绝对精神的自我认识和自我觉醒或者自我回归的一个过程属于积极理性思维。

知性思维的部份特征被马列主义定义为形而上学，马列主义用形而上学表示与马列辩证法相对应的思维方法，马列辩证法不知道在黑格尔哲学中的思维方法不是对立的，而是分高低层次的，消极理性阶段也就是对立统一阶段不是辩证法的最终形态，也不能代表真正的辩证法。

共匪的辩证法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处于知性思维阶段的一分为二思维，就是强调绝对的把事物分为两个方面来看待，忽略合二为一的状态，让别人的思维水平永远保持在低级的阶段，比如宇宙分为物质和意识，物质独立于意识之外，强调意识要反映物质，否认天人合一的关系，瓦解人类社会的宗教信仰。要求别人看待共匪不可以只看到坏的一面，还要看到好的一面，否定别人合二为一的裁判犯罪事实的权利，为共匪建立维持统治合法性的逻辑依据。

马列辩证法把辩证法当成是变化的同义词，认为只要是不断的改变，就遵循了辩证法的原则，让别人重视改变的表象，忽略衡量变化好坏的价值原则，忽略探究变化背后的根源，让别人把中国社会的变化的原因归咎于自然的逻辑规律，让别人认为共匪取代国民党统治中国是历史的选择，让别人误以为否定之否定的变化过程，会自然的产生進步，认为社会的发展自然会纠正共产极权主义统治的错误，让别人放弃搞民运放弃反共，让共匪不受天命与道德以及民意与法律的约束。

黑格尔在讲对立统一关系的时候，也就是思维处在消极理性阶段的时候，一分为二与合二为一是不可分割的思维整体，是同时出现和存在的整体，这个整体在整体思维过程中在绝对精神的自我认识过程中处于中间阶段，也就是即分且合的阶段，中间阶段的前边的阶段也就是思维的知性阶段衔接的是分的思维，就是事物都是直接显现的，孤立存在的，彼此没有影响，与后边的阶段也就是思维的消极理性阶段衔接的是合的思维，就是思维中的事物各个环节都已经连接成一个整体，各个环节之间的差别已经消失，它的内部达到完全的同一和清楚，而在这个中间阶段也就是消极理性阶段，思维状态是即分且合，就是认识到事物即对立又统一，思维中的事物都是成双成对的出现，这就是黑格尔辩证法里边的对立统一关系的真正含义。

马列辩证法只讲一分为二忽略合二为一，让思维退化到知性阶段，如果即讲一分为二又讲合二为一，意味着把二者作为对立统一关系的一对思维范畴同时讲，意味着思维处在消极理性阶段，如果思维可以跨越这个阶段進入绝对的同一的状态，不仅仅是第二阶段中的合二为一的状态，而是对整个思维阶段的整合，意味着思维進入积极理性阶段，此时才意味着达到了对事物的完全认识。

黑格尔的哲学是整体论的产物，他讲的思维阶段是针对人和自然同一的整体世界讲的，因此结识了认知逻辑的普遍规律，任何一种逻辑规律都必须是针对一个特定事物的规律，必须确定一个研究的事物。

如果我们用系统来划分空间，宇宙在任何一个层次上都被分割为三个部分，系统 系统的内部要素 系统的外部环境，也就是系统 要素 环境。宇宙中每一个层次的系统都可以作为我们研究和思维的事物，确定研究事物的过程可以分为外中内 上中下 前中后 左中右，在时间上可以划分为过去 现在 未来，可见一分为三就是我们思维中的最初的逻辑步骤，因为思维必然是针对某一个确定的事物的，思维中产生事物的过程就是把时空一分为三的过程，因此一分为三就是思维的第一原理，也就是哲学的第一原理。

确定了事物才可以讨论事物，我们必须知道别人所说的事情是针对哪一个事物而言的，如果两个人对话不知道彼此针对的是同一个事物，双方的逻辑自然无法在同一个领域运行，讨论也就变得没有意义了。在社会生活中每一个社会学的名词都可以有不同的应用层次，而不同的应用层次就会形成不同的思想产品，如果没有一分为三的思维方式，对话就容易产生混乱。比如民运人士与共匪的支持者讨论民主，一旦民运人士说中国不存在民主制度，共匪的支持者很快会说，美国也没有民主制度，美国出兵攻打伊拉克就是专制。显然民运人士讲的民主制度指的是国家内部的政治制度，共匪的支持者讲的民主制度指的是处理国际关系的具体方法，共匪的支持者把民主制度偷换概念变成处理国际关系的具体方法，让讨论不断的转移实质的目标，让讨论丧失逻辑的理性价值，让讨论的事情失去原本的意义。

在法庭上法官审理案件的时候，一个罪犯如果以自己曾经是一个好人做了很多好事作为理由要求法官一分为二的看待事情，要求法官不要只看到他的罪行，还要看到他好的一面，要求法官不要追究他的法律责任，正常的法官不会认同这种马列辩证法的观点。

如果我们在时间上一分为三把罪犯的一生划分为三个阶段，犯罪之前 犯罪过程 犯罪之后，对于法官来讲法官裁判的是犯罪过程的性质，根据犯罪过程的好与坏合二为一计算罪犯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比如一个罪犯参与了刑事犯罪，确实存在抢劫行为，可是因为自己是被别人威胁才参与抢劫行为的，在抢劫的过程中存在消极怠工的行为，犯罪过程结束之后有感到后悔主动自首，法官确实可以对罪犯進行一定程度的减刑，可是绝对不可以根据抢劫行为发生之前罪犯的行为对罪犯一分为二，因为抢劫之前他是好人，所以抢劫过程就可以忽略不计了，法官如果没有一分为三然后一分为二再合二为一進行判决，法官的判决显然是违反公义原则的。

对于共匪的审判，在逻辑上是很清楚的，因为研究德事物是共匪对中国人民的犯罪过程，共匪的犯罪事实早已经被中国人民的苦难证明，欠缺的只是对共匪追究责任。共匪统治中国人将近七十年，这里边包含了大量的犯罪过程，运用一分为三 一分为二 合二为一的思维方式，先划分犯罪之前也就是迫害行为发生之前 犯罪过程也就是统治中国的过程中的犯罪过程迫害的过程 犯罪之后也就是犯罪过程结束之后的态度，然后再一分为二的看待犯罪过程中的好与坏，最后合二为一進行衡量，针对每一次犯罪过程進行分析，基本上共匪在每次犯罪过程中都不存在被迫因素，都是积极主动的，所以根本不存在一分为二再合二为一的基础，共匪在犯罪过程中只有积极作恶的坏处，没有因为被迫作恶所以消极怠工的好处，而且犯罪之后没有悔意，所以可以直接认定共匪属于罪大恶极。

对于共匪的统治中国的过程即使再怎样一分为二 合二为一共匪都是罪大恶极的，共匪终归是要受到审判的。

理性的人应该明白正常逻辑规律与价值规律，逻辑规律就是自然规律的表达就是哲学规律，是抽象出来的普遍规律，包含了自然和社会的全部现象的共同属性。逻辑规律在社会生活中体现为社会测量，它渗透在社会测量的过程里边，为社会测量提供理论和逻辑依据，社会测量就是社会生活过程中的逻辑判断，通过社会测量人类可以获得基本的社会事实。价值规律是人类社会根据事实判断好坏权衡利弊的社会衡量过程，价值规律支配着人类对自身行为的道德评价与人类对于自身行为以及其他人事物的评价。价值判断遵循的基本原则是普遍人性的原则也就是判断好坏与有理性原则也就是权衡利弊为依据，人类对自身行为的好坏与善恶的评价属于道德评价，依据的是普遍人性的原则，对于其他人事物与自身行为的原则与取舍属于有理性评价。人类社会所遵循的基本规律首先是价值规律，也就是价值判断的过程中体现的基本规律，不是逻辑规律，价值规律与人类社会可以直接相互作用，通过价值规律人类的社会生活才可以与最抽象的逻辑规律衔接。人类的社会生活 价值规律 逻辑规律三者之间的正常思维流程是不可以混乱的。

比如一个人喝完矿泉水之后把瓶子扔在地上，后来瓶子被另外一个人捡走用于资源回收事业，对于瓶子本身来讲，确实是存在一分为二的，即存在有用的方面又存在无用的方面，把瓶子仍在地上的人选择了瓶子的无用性，捡走瓶子的人选择了瓶子的有用性，衡量一个事物是有用还是无用对于人类来讲不属于逻辑判断，而是属于价值判断，人类社会普遍使用的衡量有用还是无用的原则是价值原则而不是一分为二的逻辑原则，如果用逻辑原则来衡量，扔掉瓶子与捡走瓶子的人都是偏激的人，因为他们没有一分为二，没有同时看到有用性与无用性。有用性或者无用性不是根据逻辑的标准来衡量的，而是根据价值的标准来衡量的，用错了观测手段与观测体系会产生错误的结论。衡量共匪的好坏需要运用价值判断，无需一分为二的逻辑判断，共匪的存在无异于增進中国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均富，共匪的存在对于中国人民来讲是有害的。

人类在价值判断中生活，价值判断为人类提供生活的原则和目的，另外一方面，在正常的价值判断的体系中，道德评价高于有用性评价，比如不可以因为觉得抢劫对自己有利就认定抢劫行为是好的，价值判断中的有用性不可以替代人权原则，共匪宣扬的价值判断忽略了人权原则，认为为了稳定就可以随便迫害别人，这种价值判断显然不是正常的价值判断。

正常的人类社会运动的是正常的价值判断，在不违反人权原则的基础上衡量选择对自己有利的人事物，取舍对自己有利的社会行为，在人权原则的基础上使用价值判断建立社会伦理与社会秩序。

辩证法中的一分为二的逻辑环节是逻辑规律的体现，一分为二无法凌驾于价值判断之上，不可以成为专门为罪恶辩护的依据，对于犯罪事实進行价值判断是社会公义的基本表现，共匪的辩证法恰恰否定了社会公义。

共匪唯物论与无神论的危害

现代物理学的飞速发展，使得人们认识世界的过程不再是首先利用人的直觉来观察事物的现象，然后通过抽象思考得出有关事物本质的结论；越来越多的则是把理论抽象得出的结论借助某些工具在实践中進行验证。例如，理论的发展，让科学家们能用“无限”这壹概念解释有限观察的现象，甚至用“空间弯曲”来解释“万有引力”。这些理论的认识早已超越了人们的有限观察能力的范围，使用先進工具的观察和实验不幸成了对科学家们早已预知结果的验证，而受观察和感知局限的哲学家们却只能试图凭借对有限观察的思考来揭示无限存在的本质。当代物理学涉及的理论之艰深，工具之复杂，耗时之长，使得建立在自然科学之上、并超越自然科学的哲学理论的進展，已经远远落后于自然科学進步的步伐。连维特根斯坦——这位本世纪最著名的哲学家之壹都感叹：“哲学仅余下的任务是语言分析”。
哲学是否已经从难以理解的抽象回归到表象、沦落到壹种类似因为绘画不出更好的艺术作品而只能涂鸦的地步呢？
从另壹角度看来，哲学不但不应该被现代科学的极速发展所抛后，科学反而应该可以为哲学发展提供更新的证据，纠正以往有限认识的错误，促使人的认识能够不断更新，進而能接近和达到对各种存在和现象本质的认识。例如，人们可以超越以往对空间的有限观察范围，借助于最新的观察工具，探测到宇宙深处的奥秘，用观察的结果检验以往对宇宙的认识是否正确。
本文不是要做壹个物理知识的介绍，也不列举物理学家们精深的物理理论、公式或算法，而是利用了他们发现的结果，并试图从他们的发现中寻找到哲学的含义。由于存在是认知的基础，有关存在和认知之间的分歧分别导致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所以这里从与“存在”有关的概念开始。

壹、存在形式和表现形式
壹切观念都是由感觉或反省来的，感觉对象是观念的第壹个来源。因此，感觉对象的存在是观念产生的基础，即认知的首要条件是感觉对象的存在性。要说明存在是认知的首要条件，最简单的证明就是笛卡尔的《第壹哲学沈思录》。在繁多的哲学理论中，或许没有比找到壹个能称为“第壹”之前的问题这样的方法更省力和简单明了的了。“存在”这个词在唯物主义者罗素的《哲学问题》里与“实在”同义，必须是特指壹个“对象”的名词而不是形容词。由于“现象”与“实在”之间存在差别，致使“存在”和“认知”之间存在着差别，因此在这里对存在和认知做了区分，将“实在”的实际存在形式称为“存在形式”，将“实在”可以被感知到的形式（或“现象”）称为“表现形式”。认识到这两者的差别，有助于屏蔽掉有限观察的局限，進壹步探究到存在的本质。
正是由于存在和认知之间有所差别，认知的过程成为联系“实在”的存在和人的认知结果形成的结论－即“观念“之间的桥梁。整个认知的过程就是“存在”通过人的感知、思考等认知方式，反映到人的思维中并得出结论，形成观念。认知的直接来源是“存在”，认知的过程则包括通过触觉、视觉、嗅觉、听觉等来自身体器官的感觉，经过“智力的思维”(而不是大脑的思维)；认知的结果则是对感知得出结论，如颜色、形状、尺寸，以及公式、定理、推论等观念。由于人的感知能力、认识能力、智力、着重点的不同，即使对于同壹个“存在”，不同的人得出的结论也不会完全相同。这些都是关于认识的基本常识和法则。
“存在”包括具有实体物质形状的“物体存在”和只能作为概念而存在的“意识存在”，即它们是以物质形式或是意识形式而存在的。例如，物体的形状、尺度、硬度、重量、味道等通过触觉感知的属性，是物质的 “物体存在”，它的属性的特性是不受其它物质的影响或不随测量工具的改变而改变；当然这里要认为水和冰不是同壹物体，虽然它们是同壹种物质。它们具有不同的形态，即在形状和体型上有所区别，所以是不同的物体。(请注意，这里是“物体”而不是“物质”。)
“意识存在”则有更多争议。意识的存在形式包括情绪的好坏、喜好或厌恶、能量，也包括只能存在于思维中的概念、意义。和其它观点的根本区别之壹，我认为壹个重要的概念就是颜色是以意识的形式存在。虽然难以相信或理解，但我认为光必须是以意识的形式存在，因为光是能量的表现形式。后面将阐述为何光以意识的形式存在的根本理由。认识光的存在本质是将认识从“物体存在” 过渡到“意识存在”的决定性跨越。
能量必定要以意识的形式存在。当我们触摸壹个物体，感知它的温度时，通常会很自然的把物体的温度作为物质的属性，因此常将温度作为物体的自然属性。但是这种认识有很大的错误，是没有认识能量是以意识的形式存在，温度、热度只是能量存在的度量形式，而光是能量的表现形式，具有温度的物体则是能量表现的介质。同意了这壹点，就容易同意后面关于光的描述。
同样，由于声波的本质也是能量，所以声音也是能量的存在形式。简单的说，由于能量是以波的形式存在，光和声音是能量的不同表现形式。
所以，光、温度、声音，这些用人的直觉所能感知的“实在”的存在本质，却是能量。
按照通常观察，人所能够感知的“物体存在”有壹些共同特性：(1)组成该物质的元素是实粒子；(2)该实粒子有静止质量；(3)该物体有小于光速的相对速度。同时具有这样三个特性的物质，才能构成具有确定形状的、可被感知的物体。光子虽然是实粒子，但是它没有静止质量，却具有恒定的、且是最大值的绝对速度，因此它不能构成物体。光子的实粒子特性，可以看作光是由意识存在到物质存在的过渡，光子是将意识表现到物质的载体。
或许有人质疑：如果能量是意识，那么该怎样认识宇宙星体发射的光？难道那些光也是星体的意识吗？其实这个问题很容易认识。既然星体总有燃烧殆尽的那壹天，它们的存在是有时间限制的，它就是有生命的。星体虽然没有大脑，它的存在却有生命这种意识形式，为什么它们发出的光就不是生命意识的表现形式呢？物理学中量子力学的大统壹理论(或GUT)中对万有引力统壹的失败，以及引力将导致星体生命的最终终结，也可以证明万有引力是决定星体具有生命过程的意识表现形式。这里没有提供物理证据，只是从万有引力的存在性上得出的壹般结论。
二、人的认知局限
如果人们认知世界的根据仅仅是来自人的感官，则会产生很大的问题。例如人的感觉途径中，触觉和嗅觉的产生不但要有外在物质的物理属性存在，还要求感知者有相应的感知功能的器官。正如瞎子不能感觉到光，嗅觉失聪的人无法嗅到气味。所以，感知观念的形成有两个要素：属于外在的感觉材料；属于内在的功能正常的器官。感觉器官是感知工具，也是感知的依据。功能不正常的感知器官将产生错误的感知，并因此得出错误的结论。即使正常的感知器官，由于其自身的存在局限性，也只能感知壹部分存在。例如，人不能凭借感觉器官来观察虚粒子这种物质的存在，尽管物理学能证明虚粒子的存在。
上述特别讲到关于光的存在本质的问题。在认识物质构成的物体的时候，物体的颜色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它和人的感知有什么区别呢？特别是当在此处把光作为“能量”这种意识存在的表现形式的时候，由于与以往认识的不同，难免产生很多争议。这里引用罗素《哲学问题》中的“现象与存在”章节，看看人们对光和颜色的认识过程：
　　为了明确我们的困难，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这张桌子上。看起来，它是长方形的、棕色的、有光泽的，摸起来，它是光滑的、冷的、硬的；我敲它的时候，它就发出木器的声响。任何人见到、摸到这张桌子，并听到它的声音，都会同意这样的描述，所以就好像不会有什么困难问题发生似的；但是，只要我们想更加精确的话，我们的麻烦就开始了。虽然我相信这张桌子“实在地”是清壹色的，但是，反光的部分看起来却比其余部分明亮得多，而且由于反光的缘故，某些部分看来是白色的。我知道，假如我挪动身子的话，那么反光的部分便会不同，于是桌子外表颜色的分布也会有所改变。可见，假如几个人同时在看这张桌子的话，便不会有两个人所看到的颜色分布恰好是同样的，因为没有两个人能恰恰从同壹个观点看见桌子，而观点的任何改变都要使光线反射的方式发生某种变动。
　　就最实用的目的来说，这些差别是无关紧要的；但是，对于壹个画家，它们可就极其重要了。画家必须摒除这样的思想习惯，即惯于断定物体所具有的颜色就是常识认为它们所“实在”具有的那种颜色；他必须养成壹种习惯，能按照物体所表现的样子来观看它们。在这里，我们已经开始遇到壹个构成哲学上的最大困难的区别了，——即“现象”与“实在”的区别，事物好像是什么和究竟是什么这两者之间的区别。画家想要知道事物好像是什么，实践家和哲学家则想要知道它们究竟是什么；而哲学家想知道的愿望比实践家的更为强烈，并且因为他知道解答这个问题的困难，也便更感到烦恼。
　　我们再回过来谈桌子，根据我们以上的发现，显然并没有壹种颜色是突出地表现为桌子的颜色、或桌子任何壹个特殊部分的颜色，——从不同的观点上去看，它便显出不同的颜色，而且也没有理由认为其中的某几种颜色比起别样颜色来就更实在是桌子的颜色。并且我们也知道即使都从某壹点来看的话，由于人工照明的缘故，或者由于看的人色盲或者戴蓝色眼镜，颜色也还似乎是不同的，而在黑暗中，便全然没有颜色；尽管摸起来、敲起来，桌子并没有改变。所以，颜色便不是某种本来为桌子所固有的东西，而是某种依赖于桌子、观察者以及光线投射到桌子的方式而定的东西。当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说到桌子的颜色的时候，我们只是指在通常的光线条件下，桌子对于壹个站在普通观点上的正常观察者所似乎具有的那种颜色。但是在其他条件之下所显示出来的其他颜色，也都有同等的权利可以认为是真实的；所以为了避免偏好，我们就不得不否认桌子本身具有任何独特的颜色了。
　　同样情况也可以适用于它的质地。壹个人可以用肉眼看见木头的纹理，但从另壹方面看过去，桌子却是光滑的、平坦的。如果我们通过显微镜来看它的话，我们就会看到粗糙不平的丘陵深谷，以及肉眼所不能看见的各式各样的差异。两者之中，究竟哪壹个是“实在的”桌子呢？自然我们总想说，通过显微镜所看见的才是更实在的，但是用壹架倍数更高的显微镜来看的时候，那就会又有所改变了。那么，我们既不能信赖我们用肉眼所看见的东西，又为什么应当信赖通过显微镜所看见的东西呢？这样说来，我们所由以出发的感官对于我们又是靠不住的了。
　　谈到桌子的形状也不见得更好壹些。我们都习惯于按照物体的“实在的”形状来加以判断，而且我们是如此之不假思索，以致于我们竟以为我们的确看到了实在的形状。但是事实上，如果我们要画画，我们就必须晓得，壹定的物体若从各个不同的观点来看，形状便会不同。如果我们的桌子“实在”是长方形的，那么，差不多从任何观点看来，它都仿佛有着两个锐角和两个钝角。如果对边是平行的，那么看起来它们就会在离观察者的远处收敛成为壹点。如果对边长度是相等的，那么看起来，仿佛较近的壹边要长些。在看壹个桌子的时候，所有这些情况通常都未曾被人注意，因为经验已经教会了我们要从外表的形状构想“实在的”形状，而“实在的”形状才是我们作为实践者所感兴趣的东西。但是“实在的”形状并不就是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它是从我们所看到的之中推论出来的东西。再者，我们在房内走来走去，我们所看见的东西也便经常地在改变着它的形状；所以，在这里，感官又似乎并不给我们提供有关桌子本身的真理，只不过提供有关桌子的现象而已。
以上引文描述了我们通过视觉对桌子的颜色与形状认识的过程。由于桌子的颜色将会随所照射的光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颜色，因此有必要认识光和颜色的本质。
颜色的本质
就物理学而言，颜色的本质是某壹频率波段的光。当不同波段的光照射到物体上的时候，物体就显示出不同的颜色。所以，物体的颜色并不是物体的属性，而是被反射的不同波段的光而已。光线虽然能使人辨别物体的长度和形状，它自身却和物体无关。它的作用就如作为独立存在的尺子，尺子虽然可以用来测量其它物体的长度，但尺子由什么材料做成却与被测量的物体无关。据此推论，光或颜色也是独立存在的，它不是物体的属性。各种物体的有不同颜色，只是因为它们对光不同波段的反射和吸收特性不同而已。而与此特性不同的是，被测量的长度是物体的属性之壹，是必定和被测量物体相关的。
光的其它特性，如折射属性，也证明了光甚至不能作为测量物体长度的尺度。不同密度下的不同折射率，使得我们用光直接测量物体时，根本不能反映实际的长度。水中的木头，看起来弯曲的；水中的鱼儿，实际位置也不处于它被从水面看到的位置。由于我们用视觉判断物体的位置时，是根据光的直线特性确定物体的位置，光的折射特性也证明了物体所反射的光、以及它的颜色不是它的自身属性；光是独立存在的物质。颜色是物体对光的不同波段的吸收与反射特性。
既然被反射的光是独立存在的，它的存在与反射它的物体无关，它为何能反映物体的颜色呢？
物理的解释是在于物体的颜色反映了物体能反射何种波长的光。被反射的光反射到人的眼睛，才感知到物体的颜色。但是被反射的光波和以及進入人眼中的光子本身没有本质变化，还是入射的光波和光子，并没有被转化成能量；那些被反射物体吸收的光子却发生了根本变化，转化成了能量。可见，被反射的光子与被观察的物体的颜色并没有关系，它们只是被因反射而改变了路径。就如不论用乒乓球还是皮球投向壹个平面，反弹的路径都会遵守同样的规律，和它们是什么类型的球无关。所以颜色不是物体的属性。
物质的相对存在
物体的另壹个属性就是电荷。电子具有的电荷是个很奇怪的属性，因为电子带有的正电荷和负电荷是如此常见、而又是具有完全相反的属性。虽然人不能看到虚粒子，人却完全能认识到正电子和负电子这两种物质。从物质的存在性的角度看，正电子和负电子作为属性完全相反的物质存在，证明了物质存在的相对性。人只能观察到实粒子物质，但是不能观察到虚粒子和反物质，只能间接通过的理论来证明它们的存在。这个观察结果是由于人的肉体的物质存在局限性决定的。因此虚粒子的存在证明了自然物质的存在也是相对的。
因此，人对物质的感知，如果仅仅是通过肉体器官的感觉来认识，可能会带来很大的误差和甚至错误。这种错误不仅包括对物体本身的错误认识，同时也会给人带来认识方法上的错误。
认识意识
因为人的肉体是物质的，人的感官也是物质的，仅凭物质的感觉来源形成的认知，就会自然而然的形成物质决定论和唯物主义。特别是在无信仰国家和文化中，比如中国的儒家、道家中，认为人的存在仅仅是作为肉体的存在。由于不能认识到意识的存在，包括生命存在的形式，因此根本无法认识到生命的本质。
认识生命存在的本质，要从认识生命的形式开始。这不仅仅是对生命这个主题的认识，还是因为对生命本质的认识是将思维方式从形象认识提高到抽象思维、将对世界的认识从物质表象过渡到意识抽象的最直接方法。“如果不是我们认识自己心灵的内容，我们是不能想象别人的心灵的；因此我们也便永远不会达到他们具有心灵这壹知识。”
物体存在和意识存在的区别在哪里？如何区别物体存在和意识存在？这不仅关系到怎样认识存在，也关系到怎样认识物质、区别物体存在的形式，并通过意识存在的表象形式来认识意识。
三、物质和物体的存在性
　　物质和物体
区分“物质”和“物体”的概念是很重要的。在《哲学问题》中，罗素有大量篇幅描述通过视觉的感知如何引导对物质的认识，甚至由此引发物质是否实际存在的争议描述。根据本篇的观点看来，罗素实际上引用了壹个不恰当的例子，即用视觉感知来辩论物质是否真正存在。
借助物理学知识的发展，在重新检验以往的哲学理论时，我们可以发现壹些新的论据支持或反对原有理论。例如，《哲学问题》中有这样的描述：“让我们把感觉中所直接认知的东西称作‘感觉材料：如颜色、声音、气味、硬度、粗细等等。”实际上，由上文可知，颜色、声音、气味、硬度、粗细是完全不相同的：颜色、声音是能量的表现形式，作为对象单独存在；而气味、硬度、粗细只能是依附于对象的属性。当物体受不同颜色的光照射时，将显示不同颜色的光；喇叭有不同的声调，只是因为不同的振动频率产生不同频率的声波；而硬度、粗细则由于必须依附与具体的对象，不能单独存在，所以硬度、粗细才是物体被感知的某个属性的量度，通常把这个量度作为物质的具体属性。当把感觉对象和感觉对象的属性相混淆的时候，自然也会把依附于物质本身的“物质的属性”当作物质本身。例如，把颜色、声音、气味、硬度、粗细统称为“感觉材料”，就容易把“物质”和“物质的属性”相混淆。因为颜色、声音是物质对象，而硬度、粗细被感觉到的物质的属性。而当他说“只要有某些光波到达眼中，无论光波所离开的那个客体有没有颜色，我们就壹定会看见某种颜色。因此，我们丝毫没有必要假定物体有颜色，也没有正当的理由作这种假定”时，他虽然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并纠正后得出了正确结论，却没有找到物体颜色的产生是“物体对光的不同反射特性”这个原因。可被感知的物体所有的存在、感觉材料、对象或实在都曾经被赋予“物质”的概念，但是只有实粒子组成的物质才能构成能被人感知的“物体”。唯物主义者所能认识的“物质”，只能是由实粒子构成的“物体”。 从物理学上讲，实粒子和虚粒子都是“物质”，但是只有实粒子才能被人通过感官的感觉来认知。“意识” 作为被感知对象，在传统意义上却常常也被笼统地归类为“物质”、“实在”、“感觉材料”等，只有当它和实际“物体”相比较时，才会被突然认识到它们于物体是有区别、是属于“意识”的。所以，过去的理论总是把意识作为不可“物体”化的物质。为了把物质和意识区别，在这里物质仅指独立存在的外界对象，包括由原子构成的物体、光子、时间。物质与认知的关系如何呢？“对于客体的认知，主要是在心灵与心灵之外的某种东西之间的关系中构成；这壹点就构成为心灵认知事物的能力”。人的从感知到认知有壹个基本特点：虽然感知需要壹个过程，但所有的认知都是在大脑中瞬间完成的。无论是对物质的触觉，对光线的识别，还是对渐变温度的感知，从感知到认知实际上都是在瞬间的时间内完成的。例如，人把手放到火或极冷的冰上，人是在瞬间意识到热或冷的，虽然在意识到之前手已经被烫伤或冻伤。这个“瞬间”时间单位，就是当外界感知从人的神经传导到大脑后，由大脑做出认知反应的时间。因此，唯物主义者的认知原则“对包含着描述的命题進行分析，其基本原则是：我们所能了解的每壹个命题都必须完全由我们所认识的成分组成”已经将自己的认识局限于现有的存在和观察能力范围内。在人的视觉、触觉两种感觉所能感知到的物质中，可以分为两类；这两类也可以作为组成自然世界的两种物质：壹类是由分子或原子等实粒子构成的有静止质量、却只能有小于光速做可变运动的物质；壹类是没有静止质量，却有恒定速度运动的物质，如光子。当按照罗素这样定义：“物理客体的总和就叫做‘物质’”的时候，由于人的认知被限定于有限存在，因此这样的描述将会更准确，即“实粒子物质的总和构成物体”。这样，他所定义的物质就被限定于原子、分子等实体粒子，由这些实体粒子构成了物体，或称“物理客体”，这样更符合他的本意。我们能看到是“物体”，而不是构成物体的分子、原子等“物质”。但是当我们谈论物体时，仍要指的是构成物体的“物质”。“物体”是物质的表现形式，原子才是实际的存在。显然，罗素此处所指的“物质”，只能是实粒子物质构成的物体。根据以上他对感觉材料的定义可知，他并没有把颜色或光当作壹种独立存在的物质，而是当作了被感知物体的属性。(虽然颜色只是花儿对白色的阳光中不同波段光的反射，但是即使是物理学家，谁会对花的绚丽颜色无动于衷呢？)显然，只有实粒子原子这类物质才能构成“物体”。这类物质的物理特性是具有不为０的静止质量，具有正能量，运动速度可变，占有空间。而光子、时间这两类物质不能组成“物体”。之所以要用实粒子、正能量这两个特性来限定，是由于人的认知有限性使得物质的存在和人的认识之间有偏差。人们总是根据物体来认识物质，但是有些物质无法组成客观物体；还有些物质虽然在理论上存在，但是不可能被人通过感知来认识到：人不能通过感知来认识作为虚粒子存在的物质。人通过感觉所能感知的物体的存在是单向度的，因此也是绝对性的。光子不能构成物体壹个原因，是由于光子没有静止质量，又具有恒定的光速。光速是宇宙中最快的、恒定的速度，是具有最大值的绝对速度，因此它不但能够作为其它物体运动速度的参照系，在物理学中也被作为描述其他物体空间位置的坐标。光子与其它具有静止质量、速度可变的实粒子原子物质在构成、运动状态这两个重要物理特性上有根本区别。人的认知局限性组成自然界的物质元素有上百种，在元素周期表中有它们各自的分类；所有有机物和无机物构成了自然界中我们所能感知到的物体。但是构成常见物体的物质却只有几种。例如，有机物的基本组成是碳、氢、氧，它们人所能看到的壹切动植物生物体的主要构成成分。由于存在于我们周围的物质是这样的丰富，甚至简单的几种物质就能构成我们所能看到的绝大多数物物体。(据统计，地壳中元素的平均重量百分比含量（称为丰度，abundance），其中10元素的含量最高，从高到低依次为：O、Si、Al、Fe、Ca、Na、K、Mg、Ti、H。10元素占地壳总重量的98%，其他元素仅占2%。其中O重量接近半数（46.95%)，原子数>60%，体积约94%，Si位于第二位。）这些物体的共同特点就是它们由分子或原子组成、是实粒子、具有正能量，是列在元素周期表上、可以组成物体的物质，并且占有空间。“这些物体都占有科学上的空间，我们可以称之为‘物理的’空间。”这个物体所在的空间，和人的肉体空间是同维度的。因此，罗素所指的“空间”，将被局限于“人的肉体”所在的空间，也就是局限于组成人的肉体的碳、氢、氧这些物质所在的空间。由以上可知，人的自身存在的有限，限制了人的认知，使能被感知的物体具有单方面的绝对存在性。物理学的唯物性，并不能解释人的所有认知。无法通过感知而认识的“意识”，虽然有各种表现形式，由于物理学并不能解释这些表现形式的存在本质，也就无法认识意识的存在形式。例如，唯物论的物理学家不能解释作为意识的表现形式的生命、价值观、权力、道德、法律等这些作为意识的表现形式的存在的本质。
人对世界的认知不仅要靠对现实世界的直觉感知，还要靠想象中的物理模型、数学的逻辑。对于物理学来说，想象中的模型大多是形象化的物理存在。现代物理的诸多理论的确立来源于对假设理论的验证。例如，万有引力被物理学家想象成物体发射的引力粒子，但这种粒子却又无法用实验仪器探测到。对于宇宙，则因为没有人见证创世的那壹刻，即使如何想象，当初的宇宙模型也只是物理性物质的有限形象化。当数学的逻辑与直观的感知相矛盾、只能用对数学的信任代替对直观的信任的时候，人的认知和实际的存在就会发生误差。
人的感知的另壹个局限就是人所在的空间对观察、感知的局限，导致的对认知的局限。从存在，到感知，再到人的认知，是壹个从客观物质到主观认识的过程。 对于所处的空间，“我们就可以假定说，的确有壹个物理空间，物体在这个空间所具有的空间关系和各个相应的感觉材料在我们个人空间中所具有的空间关系，两者是对应的。几何学所探讨的，以及物理学和天文学所假定的，便是这个物理空间。” 由于感知空间或感知工具的局限，人的感知器官如人的眼睛只能看到正能量的实粒子；对于在物理上理论上证明存在具有可测量效应、但永远不能直接检测到的虚粒子，人无法用观察和感知来证实它的存在。因此，人所能感知的物质的存在相对于人是绝对性存在。根据人所能感知的物质的单向存在性可知，唯物主义所认为的存在是壹种绝对存在。
时间的存在
根据认知形成的瞬间性特点，就能发现有壹样事物是客观存在、但是人无法通过感觉来感知，而只能通过认知间的对比来认识的物质；那就是时间。我们烦恼或感受痛苦时，时间过得很慢；我们情怀愉悦时，时间过得很快；我们睡眠时，时间过得几乎像不存在壹样。因此，对于时间的存在，人们只能通过认知间的对比来认知，而不是像对其它物质可以通过视觉、听觉、触觉的瞬间反应来感知。时间虽然靠人的感知的对比来认识，它却是壹个自然存在、不能构成物体的外界物质，它具有非粒子性。由于时间存在的非粒子性，也可以把时间看作壹个独立的外在对象。时间和光组成壹对看似互相矛盾的组合：光能被人瞬间感知，它却是能量意识的表现形式；时间不能被人瞬间感知，也没有粒子存在，它却是自然的外界物质。物理学中，任意事件的发生都可以用时间＋光速的坐标来表示。“在相对论中，时间和空间座标没有真正的差别，犹如任何两个空间座标没有真正的差别壹样。”时间与光速能够作为空间坐标，是由于两者同时具有绝对性特性。光的绝对性特性是光速；时间不是粒子，它的绝对性是它的方向性，即时间只能增加，不能倒转。时间的这个特性在相对论中有所体现，例如人虽然可以使时间变慢，但由于人不能超越光速，人不会变得比以前年轻。这就是时间的方向性。时间与认知是以往哲学的基础，时间和认知的结合形成了记忆、知识、先验、类比、序列、归纳等经典概念上的普遍性规则。例如，记忆可以被看作认知在时间上的存储，知识可以被看作认知在时间上的积累。虽然记忆和知识的形成都有“时间”这个因素，但认知或认知能力是它们的必要条件，时间只是充分条件。因为记忆和知识都是意识，和认知同质。从维度的角度看，时间属于第四维度，因此，应该把时间和长宽高这些三维坐标属性壹样的看待。既然壹个物体的长、宽、高是物体的自然属性，也应该把物体的存在时间或称“年龄”看作物体的自然属性。
认识到时间和长、宽、高壹样是物体的自然属性、时间仅仅是知识和智慧的充分条件有很大的伦理道德方面的意义。特别是儒家文化把自己的“尊老”作为文明的标志，殊不知这在哲学上体现了认知错误，在智慧上则体现了非理性。因为荣誉作为精神利益，只能和意识有关，而不能让代表时间的“年龄”这个自然属性决定“精神利益”这个意识。这个伦理的错误是因为它的强化，使年龄这个自然属性兑现为特权，违背了社会公平。儒家文化需要辨别的是：“年龄”这个自然性的时间因素不是智慧、经验、能力等意识产生的必要条件，也不是荣誉、尊敬等意识产生的充要条件。如果因为年龄比较老就理应享有被尊敬的利益，那么人的身高、体重、力气、性别、肤色等等其他自然特征的差别，也应该各自享有特殊的利益。这岂不是要求人们应该屈服于力气大的强盗吗？这种将表象区别的强化，使某些文化从伦理意识上就开始违背人人平等的思想。

四、意识及其存在形式
物质的存在形式和表现形式会对人的感知形成错觉，使人不能认识到存在物质存在的本质，犹如光、波、温度是能量的表现形式壹样，由非分子或原子这类静止质量不为0的实粒子结构组成的“存在”，其实质是另壹种存在的表现形式。
对于“被感知物质的”存在和“人的感知”的存在之间的关系，如果把外界被感知物质的存在和感觉器官之间做必然的联系，就会认为感知的存在是由器官的存在决定的，这就是产生唯物主义的源头。例如，罗素认为“必须注意的是，倘使我们的感觉是由于物体所造成的，那么就必然会有壹个物理空间，里边容纳有这些客体、我们的感官、神经和脑子。当我们和壹个客体接触的时候，我们就从它获得壹种触觉；也就是说，这时我们身体的某部分在物理空间中所占据的位置和客体所占据的空间十分接近”。这种说法是非常错误的。感觉器官只是物质化的工具，感觉器官的功能是否正常才是决定性因素；虽然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感觉器官是正常的。如果给壹个盲人讲光是壹种波动，即使人们能让他坐上颠簸的船来体验什么是波动，他仍然不能理解光是什么东西。天生没有嗅觉的人虽然鼻子外形完好，鼻子细胞代谢正常，他也无法感觉味道。睡眠状态的人，其器官组成与清醒状态下没有什么变化，但是他对外界却几乎不能感知。因此，由人的器官决定人的感知是错误的。器官只是感知的途径工具或工具，起决定作用的，是器官的功能，即是意识。由于意识常看作为不可物体化的物质，很难描述它的感知属性。人们对常见的物体很容易描述，比如壹张桌子时，可以描述这张桌子的尺寸、颜色(即反射特性)、硬度等等特性。认知的结果即观念就是意识，认知是意识最基本的组成单位。所以，意识即人对自身和外界的感知与判断。类似于认识物体的方法，由于客观物体是由实粒子的原子或分子组成，人们能够通过认识物体的属性来认识物体，那么因为认知本身就是最基本的组成单位，如果要认识“意识”的存在方式，可以通过认识作为意识形式存在的各种对象来认识“意识”。意识的表现形式可以是客观存在，也可以仅仅是壹个概念；但是意识抽象存在于人的思想中，客观存在只是意识的表现形式，例如，书本是知识意识的表现形式，法律文本是法律意识的表现形式，活的肉体是生命意识的表现形式，大脑是思维意识的表现形式。所以我们能够通过表现形式来认识“意识”存在的本质。了解意识与物质的不同存在形式，可以这样设想它们存在形式的区别：壹根绳子的最终端，必然是另外壹个物体。要么绳子的终端是系在其他物体比如船上，要么绳子是放在其他物体比如地面上（此时绳子的终端就是地面），否则绳子无法存在，那么绳子终端的物体的存在就成为绳子能够存在的第壹原因。而船或地面与绳子在表现形式上是完全不同的，不能用绳子的形象来设想船的存在形式。船与绳子的存在形式的差别，就可以设想成物质和意识之间的差别。作为物质世界的宇宙的最初起源的存在形式，就是意识。所以《圣经》说：“神是个灵”；又说：“神就是光”。“灵”与“光”两者同属于意识的存在。对于物理学家来说，由于它们研究的对象基本是外在物体、实粒子物质，因此他们是很难相信意识的存在。只有当他们追溯到物质的起源，直到宇宙的起源的时候，即使他们不得不承认有壹个上帝作为第壹动因，他们所认为的上帝仍然可能是作为壹个人的形象、或者肉体的形象，也就是物体的形象出现。这就阻止了他们对意识的认识。意识的表现形式有如下特征：主观性、主动性、目的性、选择性、施加性。其中主观性和选择性是所有意识形式的共同特征。理解意识的存在形式，可以从常见的作为意识的表现形式的事物或概念开始。常见的作为意识的表现形式的事物或概念至少包含以下几种：生命；价值观；道德；信仰；知识和技术；智慧与能力；法律；权力/所有权等。这些概念不但表现于每个人的个人生活，还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通过认识这几个表现形式的存在本质，来认识意识的存在。通过了解它们的基本概念，就能避免继续用只适用于实体物体的形象思考来理解意识的抽象存在。 1) 生命　　生命是意识的第壹表现形式。这是因为人的所有认知都是要有壹个认知的主体，即有生命的人。没有生命，其他的意识表现形式就不存在。从物体对象的角度来讲，人有“内在”“外界”之分，但这个内外只是人的肉体与外界他物之间的界限。但从存在的角度来看，生命的存在只有肉体和意识之分，而没有内外之分。各种文化中对生命本质的认识有很大差别。在东方文化中，认为生命就是肉体，所谓的生活幸福就是要懂得“养生”，以至于养生学的“内经”之类的所谓秘籍占据了中国古代文献的绝大部分；中国的武术文化更加强调了人的生命就是肉体，人的能力就体现在武功高强与肉体的强壮。因此，武术造成了习武的人对自我能力的膨胀意识与自大行为。当中国历史上出现排外的义和团战士自以为武功能力卓绝、身体刀枪不入、甚至试图用肚皮挡枪弹时，他们对能力的认识就来源于儒家文化所认为的“生命存在的本质就是肉体的存在”这壹观念。当然，用肉体挡子弹的下场可想而知。正是由于儒家文化无法认识“生命”这壹最基本的意识形式，也导致了东方人无法认识其他的意识存在形式，包括对权力、智慧、能力、法律等的认识。对肌肉力量这种能力的自信在民间通过武术这种形式助长了东方人崇尚暴力、狂妄自大的性格，同时也因对作为意识存在的权力、智慧等的无知，培育了奴性和愚昧。当要认识生命的本质时，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生命的表现形式是否就是生命的存在本质”，即生命是否就是肉体。从物理上来看，生物的肉体是由完全平常的原子组成的。就生命的化学基础而言，组成生物体和控制生物行为的基本物质是核酸分子RNA和DNA。但是是否就能认为由原子的某种堆积方式构成的RNA和DNA就能构成生命呢？当我们观察生物的活动时，就能发现生命的活动的选择性、逻辑性等复杂性。即便是单细胞生物，虽然原始，却显示出任何人工制品所无法比拟的复杂和精巧。例如，我们可以看看壹个低级的细菌。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它身上有复杂的功能和形态的网络。这细菌可以用多种多样的方式与其环境相互作用，它可以四处活动，攻击敌人，接近或逃避某些外部刺激，以壹种有控制的方式交换物质。其体内的情况象是壹个井井有条的大城市。负责進行大部分控制的是细胞核， 其中包含着遗传 “密码”，就是使这细菌得以進行繁殖的全套化学指令。控制并左右这细菌的壹切行为的化学结构是由多达上百万原子组成的分子。这上百万的原子是以复杂的、高度特殊的方式组合起来的。就生命的化学基础而言，最重要的是核酸分子，即“双螺旋”形状的RNA和DNA。即使是壹个单细胞生物，受到外界刺激和威胁时也会躲避和逃跑，而不是靠近导致死亡。虽然可以把这种选择性行为看作仅仅出于动物的本能，这种本能的行为将是动物必然选择的行为。具有选择性行为是意识的结果，也是使动物能够存在的理性结果。作出出于本能的选择不但是动物，也是人的最基本的理性，本能可以称为“第壹理性”。有选择的行为是壹种确定的、必然的行为，这种行为由行动的主体主导，是经过行为主体的意识选择，并导致可预知的结果。如果把生物体的生命看作只是壹堆毫无意义的原子按照某种偶然的方式堆积构成的肉体, 生物体的行为只是那些原子活动的偶然性导致的某种后果，那么生物体的行为也将是无法预知的。没有壹个人会承认：自己经过慎重思考后所采取的行动只是组成大脑的原子某种偶然选择的随机行为，因此思考是毫无价值的。由此可知，在“偶然性行为”的偶然性和“慎重思考后采取行动”的行为的必然性之间是有矛盾的。如果生命是偶然制造出来的，则思维也是偶然性的，就否定了思维选择的必然性。作为物体形状的肉体和作为意识形式的生命之间的区别，就如电脑的硬件和软件之间的区别。即使电脑不是由人制造，而是像自然界的其他物体那样本来就存在的，给没有软件的电脑加电流之后如果想要它靠偶然性输出某个想要的复杂结果，可能性是0。而电脑的软件不但需要从自外部输入，软件本身还是编制它的人的逻辑思维意识的产物。关于生命组成的理论还包括“整体论”和“还原论”。整体论的基本思想可以这样描述：“生命的奥秘也不在原子里，而在原子的缔合模式里，其模式即其组合方式。就是说，生命的奥秘在于DNA和RNA之类的分子结构所包含的信息之中。壹旦了解了整体现象的存在，也就用不着去寻找什么‘生命力’了。原子用不着被‘激活’才能产生生命现象。只要将原子以那种合适的复杂方式進行安排，就会出现生命。”[10]整体论仍然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例如，在原子的成千上万中组合方式中，它仍然只肯定某个特定的组合方式；只要特定原子完全按照该特定方式排列组合，就会出现生命，而这种组合方式必须是符合某个规律。其情形就如组装某辆汽车，只要把最后壹个螺丝上好，汽车就已经开动起来，而不是仅仅完成组装可以开动的汽车。对壹辆汽车来说，少了某个非关键的螺丝并不是完全不能开动；说原子的某种特定组合是产生生命的原因的说法也是不准确的，部分残缺的肉体并不影响生命。在生物体丧失生命的瞬间，构成其肉体的原子的排列组合方式和肉体有生命时并没有截然区别，但是却有完全不同的表现和价值。由此可见，“整体论”的基本观点也是基于物质决定意识，整体论无法认识到意识是独立存在的。对于“还原论”则可以概括为生命就是由原子堆积成的毫无意义的肉体。物理学家通常只是用认识物体的形象方法来认识、分析生命。如果认为生命是物体的自然产生的结果，就会否认意识的存在，否定和贬低作为意识表现形式的其他存在对象的价值。 2)价值观　　对“价值”的定义因人而异。享乐主义者会认为：价值即快乐；主张自由意志者认为：价值即愿望的满足；理性主义者认为：价值是纯粹理性的意志；工具主义者认为，价值是事物作为手段对实际地达到的目的的关系，等等。但是，所有这些定义，忽视了壹个现实中的已经存在的概念：负价值。了解负价值在现实中的存在形式，对能更清楚理解价值的含义。此处的主要目标，就是揭示“负价值”这个被忽视的概念。负价值的事例在现实中无处不在，连只会算术加减法的小学生也会遇到。例如在数字计算中，如果减去壹个正数等于加上壹个负的相反数，则被加的负数就体现了负价值。在财务事物中，如果壹方的某笔借入款项是另壹方相同数额的借出款项，在各自财务计算时该款项对壹方来说是借入的正价值，对另壹方就是借出的负价值。同样，壹笔债款对债权人和债务人双方各自的价值是相反的，对债权壹方是正价值，对债务壹方必然是负价值。壹件商品，如医药，对于壹个需要用它的使用者可能具有至关重要、决定性意义，对另壹个使用者来说会是壹文不值甚至负作用。因此，商品的价值体现要由使用者决定，而不是由商品自身或商品成本决定，价值具有相对性。正是由于商品的价值由使用者决定，可知决定商品价值的因素有以下几个：使用者的理性；使用者的判断能力；商品对使用者效用的大小。因此，价值是理性判断的结果。由于需要使用者的理性和判断，因此价值是壹个意识概念。在对外界物体认知的过程中，外界物体的存在意义不在于它能否形成是否存在的“观念”，而在于它的存在对于观察者的“价值”。“观念”是壹个中性词，就如“存在”本身是个中性词壹样；价值则是对存在的判断取向。就如两个人口袋里虽然都有钞票，等额钞票可以相互交换，但是每个人只能消费自己的钞票，各自的钞票对它的所有者和无关者的价值是不壹样的。甚至可以说，存在本身没有意义，只有“有价值”的存在才有意义。“手中的麻雀比天空的天鹅更有价值”。由于任何商品使用时都有负面作用，对于壹个商品而言，其价值就是它的正价值和负价值的总和。有了“负价值”概念的存在，就可知唯物主义者所指的“价值”，仅仅是商品的正价值，唯物主义者的商品中没有“负价值”概念的体现。所以唯物主义价值观是壹种绝对价值观，违背了“价值观”本身有相对性的基本特性。 3)能力 “能力”也是意识的壹种表现形式。能力包括两个因素：壹是实现某个目标的愿望、方法和智慧；二是实现目标所使用的工具。从存在形式和表现形式分别来看，实现目标的愿望、方法和智慧就是意识的存在形式，对工具的使用则是表现形式。由于能力作为愿望、方法和智慧而存在，因此它是壹种意识。
唯物主义者对认为能力是唯心主义有壹个很大的异议。壹个例子就是他们会设想让壹个雄心勃勃的或乐于自我表现的英雄赤手空拳地与野兽或某个困难搏斗。很自然的，人凭自己的肉体无法战胜野兽，因此唯物主义者得出结论说，唯心主义是错误的。他们甚至会从小说中来寻找这种例证。他们的错误就是忽视了工具的作用，而其原因还可以追溯到如上面所述的他们对生命的认识。由于他们认为生命就是肉体，人的能力就表现为体力的强壮。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肉体只是壹个物体，是生命存在的表现形式。在人与野兽的赤手空拳的搏斗中，人的肉体和力气只是被使用的工具，搏斗的失败只是使用工具的不当而已，并不代表目标是不可实现的，任何野兽最终都可被人制服。
当在“能力”前加限定词，特指某方面的能力的时候，则是指该能力使某方面的效率得到提高，或使某方面的效果得到加强。如“学习能力”、“工作能力”、“语言能力”、“生产力”等，就分别指“能力”使学习效率得到提高、“能力”使工作效率效率得到提高、“能力”使语言表达效果得到提高或加强、“能力”使生产效率得到提高。
与能力相关的概念还有智慧、知识、技术。同样，智慧、知识、技术也是以意识的形式存在。
本处对能力的简要叙述并不是要阐明关于能力的理论，目的只是要阐明“能力”是壹种意识。当认识到“能力”是壹种意识的时候，就会发现马克思关于生产力的理论是自相矛盾的。

4)道德
　　　关于什么是道德，如下的定义做了较全面的描述：“道德由美德、原则和规则组成，人们有义务培养美德并将其付诸实践，有义务依原则行事，有义务遵守规则”(A.J.M. 米尔恩)。“规则”是壹种概括性命令形式，它规定应该做什么，或赋予由谁做决定的权力；“原则”用于某种规定行为必须满足的要求；“美德”则泛指能力和品质的优点。作为美德、原则和规则的综合，道德存在于人的意识之中。
　　　综合美德、原则和规则的共同特点可以发现，社会有壹个最基本道德，或称为第壹道德，那就是：公正。“公正”可以规定人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并使有决定权力的人能被广泛接受；“公正”可以规范社会行为中的基本原则，使社会行为体现公正性的要求；“公正”可以克服人性的贪婪和罪恶，使人们的品质不至败坏，并使人在社会中有初步的美德。因此“公正”可以同时满三者的要求，在任何时间和地点都适用。公正既是规则，又是原则，更是美德。剩下的问题就是怎样区分什么是“公正”的问题。
与道德类似，作为约束性的规则，法律的价值并不是体现于它是白纸黑字、书面形式的条文，那样的话它和写在纸上的废话或涂鸦没有什么区别；法律的价值体现在它在人们的行为中否被违反或遵守。因此和道德壹样，法律存在于人的意识之中，法律条文只是它的表现形式。良好的思想氛围跟文化氛围可以巩固良好的社会制度，良好的社会制度可以促進良好的思想氛围跟文化氛围的产生。社会制度是群体理性的产物，即使维护社会制度的载体存在物质成份，可是社会制度不应该被看成是简单的物质，社会制度也有意识的成份存在。

5)权力／所有权
自从有人类诞生以来，就有了权力分配。什么是权力？马克斯?韦伯将权力定义为“壹个人或壹些人在某壹社会活动中，甚至是在不顾其他参与这种行动的人進行抵抗的情况下实现自己意志的可能性” 。托马斯?霍布斯认为权力是“获得未来任何明显利益的当前手段” 。而对伯特兰?罗素来说，权力是“预期效果的产生” 。丹尼斯?朗认为，“权力是某些人对他人产生预期效果的能力”。 丹尼斯?朗对权力的定义比较全面，本处采用他的定义。该定义指明了权力具有施行主体，又有施行目的，说明了权力同时具有主观性、主动性、目的性、选择性、施加性，符合意识的特征。因此权力是意识的壹种表现形式。同时权力也有自己的特征：施加效果。
对权力的专门研究，论述比较全面的著作，大概就是罗素的《权力论》以及丹尼斯?朗的《权力论》了。如果用存在形式和表现形式的方法分析有关权力的概念，就会发现罗素的作品中关于权力的阐述有不当之处。下面先概括权力的主要目的：利益。
当用物质和意识的观点分别观察世界的存在性时，我们就能很容易根据这两种存在性归纳出两种利益观：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例如奖励，通常的物质奖励可以指物质给与，精神奖励则可以是荣誉、称号等。权力带给人的利益不仅可以包括物质的占有，更多的是精神利益层次的荣誉感。所以，当罗素说“在人的各种无限欲望中，主要的是权力欲与荣誉欲”时，实际上两者是重叠的；如果按照他的观点把权力欲与荣誉欲并列，则将产生“权力”就是“物质利益”的结论。如果把他的这种权力观点运用到实际的政府权力机关中，恐怕每个权力部门都将成为谋取私利的极端腐败的部门。当他说“获得权力往往是获得荣誉的最便捷的途径”的时候，他也没有意识到权力的权威性属于和荣誉壹样的精神利益。由此可见，唯物主义者的权力观导致权力腐败是必然的。
他的另壹个关于权力本质的不适当观点是权力与平等的关系。权力本身就是社会不平等的体现。例如，某个物质或商品的所有权可以属于个人或团体共同所有，看起来是平等的，但是当该团体的每个成员行使消费的支配权时，这种权力是排他性的，即该商品只能壹次性消费，或在某壹时刻被某个人消费，排斥了其他人的消费支配权力。当他说“权力分配不均的现象在人类社会中壹向是存在的”时，他认为分配不均或权力的不平等只是权力展现在社会中的特殊现象，虽然这种特殊现象始终存在，却没有认识到权力的存在本身就是不平等的体现。
在罗素关于权力的观点中，他把权力等同于领袖，并认为“在比较怯懦的人当中，对权力的爱好伪装为对领袖服从的动力”[，这不仅否定了权力的来源和产生基础是人民大众，更否定了普通人也具有由法律所赋予的权力，否定了“普通人的权力”。普通人的权力可表现为游行、示威、舆论等，由于行使的效果没有强制性，这些权力被矮化成了“权利”。但是当普通民众行使选举权时，他们的选举结果，也就是权利效果即刻就有了强制性，这种权利(right)也就成了有强制力的权力(power)。所以，选举权就是“普通人的权力”。否认“普通人的权力”，就是否定普通人具有选举权。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丹尼斯?朗的《权力论》中。
既然权力(power)的本质是壹种意识，它是意识的形式之壹，那么带限定词的权力必定也是壹种意识，比如“所有权”。或许在其他语言中，“所有权”和“权力”在词汇构成上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两个词语，但由于所有权的行使是“壹个权力主体(即人)从原权力主体(即原所有者)单方向取得物质利益（即效果）”，完全符合“权力”的定义，所以“所有权”是权力的壹种。
由于权力关系是壹种契约关系，不平等的权力也有契约上的平等性。这种不平等的平等性在形式上表现为不同等级的职位，在意识上则体现了对单方面意志的服从，“对单方面的意志的服从”即对权威的服从。所以，“权力”的表现形式是职位，存在形式是权威。丹尼斯?朗在《权力论》中，定义了“权力的形式：武力、操纵、说服”三种形式，实际上他指的是权力实现的三种途径；“武力、操纵、说服”即不是权力的存在形式，也不是权力的表现形式。“权力”的表现形式是职位，存在形式是权威。

以上对物质、物体和意识的分类描述，最主要的目的提供了壹种分析“物质”、“实在”或“观察对象”的存在形式和表现形式的方法。提供这种方法的原因，是基于人的认知能力有限，并可能因对表现形式的感知的误导而产生错误的认识，所以将存在形式和表现形式加以区别，有助于认识存在的本质。
意识类型的抽象概念只能存在于人的意识中，无法仅用壹种表现形式就能体现它的价值。如：法律的价值并不是体现于它是列出的条文，技术的价值并不是体现于它是印刷成的书籍。它们的价值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中。如果认为法律或技术仅仅是印刷品的话，就是唯物主义的价值观。从价值的观点来看，唯物主义不但会贬低法律、道德、技术的价值，也必将贬低作为意识存在形式的人的生命的价值。
五、唯物主义的马克思理论在实践中失败的必然性
将马克思理论付之于实践中检验是从前苏联苏维埃革命成功到柏林墙的倒塌大约70年的时间。经济贫穷、道德堕落、政治狂热成了这段实践中社会的基本特征。由于唯物主义价值观被强制灌输，否定意识的存在价值，否认以上各种作为意识的表现形式的对象中意识存在的本质，因而导致了社会权力腐败、道德堕落、效率低下、创造力被束缚，甚至发生大规模的人道悲剧，整个社会陷入反理性状态。这些悲剧事件在历史真相中是有目共睹的。究其原因，它们都是马克思理论本身在实践中必然导致的结果。
之所以说这些悲剧是马克思主义实践的必然结果，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个自相矛盾、自我否定、无法修正的理论。正如壹个实粒子和壹个虚粒子相遇必然爆炸演灭壹样，壹个自相矛盾的理论在现实中是无法实现的；矛盾的双方在现实中无法共存，除非除去矛盾中的某壹方。
这里暂且不对马克思理论的早期哲学观点進行评论，而是从共产主义实践的基础理论，即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开始，来鉴定他的政治、哲学理论是建立在磐石上、建立在沙滩上，还是建立在空气中的空中楼阁。如果建立在沙滩上的建筑还能勉强支撑不倒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实践中导致的壹系列与它所设想的完全相反的悲剧现实，说明它的理论是建立在对现实的错误认识上的空中楼阁。
既然马克思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不妨就从他的经济理论《资本论》开始分析。以下分别从《资本论》的细节和马克思的主要理论，举例说明该理论是如何自相矛盾、自我否定的。
1．《资本论》的细节论述错误举例
以下列举《资本论》的第壹卷第壹篇“商品和货币”共三章中每章的前1000字中的错误类型以及例证。如果仔细辨别该书的每个细节，甚至可以断言：《资本论》的论点没有壹条是正确的。以下仅列举部分错误类型及其例证：
1) 对人和物的属性认识的错误：
(1)“商品首先是壹个外界的对象”(《资本论》第壹卷第壹篇第壹章“商品”第二节)：此处有两个错误：(1)只有相对于“内在”时，才有“外界”的划分。但是这里的“外界”是指什么呢？如果指人，那么“外界”必然是指相对于人的“内在”，即人的身体而言。这样当人的身体的壹部分如血液、甚至器官可以作为商品时，商品就不是“外界”的了，商品就没有“外界”和“内在”的区别了，因此商品必定不是“外界”的。(2)当该对象必须要“首先”于人而存在时，则除非该对象是自然资源，否则人造的任何商品都不是先与人而“首先”存在。但是现实中有几个商品不是自然资源的加工、有多少比例的商品不是由人制造的呢？只要经过制造或加工，商品就不是“首先”于人存在的。因此仅仅这句话就有两个错误。
(2)“它们的价值通过它们同金相等，同金发生壹种可以说只是在它们头脑中作祟的关系而表现出来。 因此，商品监护人必须把自己的舌头塞進它们的脑袋里，或者给它们挂上壹张纸条，以便向外界表明它们的价格” (《资本论》第壹卷第壹篇第三章“货币或商品流通”第五节)：商品是否有活的脑袋呢？而且价值会在商品的头脑中作祟？是否任何人都能把自己的舌头塞進壹个别的脑袋来说话？他在这里不是在讲事实，却是在写小说，但可悲的是他把小说中的拟人动作变成了现实中已经实现的过程。壹个完全违背事实的理论，连科学的态度都没有，怎么能成为哲学基础呢？根据字典，“荒谬”的定义就是“极端错误；非常不合情理”，可知马克思理论完全符合“荒谬”这壹称号。
2) 罔顾事实例证：
(1) “商品……壹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这种需要的性质如何，例如是由胃产生还是由幻想产生，是与问题无关的”(《资本论》第壹卷第壹篇第壹章“商品”第二节)：这是壹个完全不符合事实的断言。作为人生存的先决条件之壹，由生理饥饿产生的需要是第壹位的。人的身体存活的代表特征就是身体能够進行新陈代谢；即使没有其他任何活动和需求，生理上的基础代谢也会進行，由身体基础代谢产生的能量的消耗是人的意志无法控制的。作为生存的必要条件，对能量的需求，即胃所产生的饥饿的需求是第壹需求。
(2) “但这种有用性不是悬在空中的。它决定于商品体的属性，离开了商品体就不存在” (《资本论》第壹卷第壹篇第壹章“商品”第四节)：这里的“有用”性是个模糊的、矛盾的概念。因为壹件商品对人的作用只能有两个：要么有益，要么有害。例如壹个药物对壹个需要用它治疗疾病的病人使用就是有益，但如果把它对另壹个患其他疾病的人使用，就是有害。有益的才能称为“有用的”，才能具有正价值，反之有害的则是具有负价值。如果商品的有用性由商品决定，就不能区别药品是对病人有益或是有害、正价值或是负价值。显然商品是否具有“有用性”的判断根据应该是人，而不是商品；就如医药，商品的同壹个特性可能只对壹小部分人有益，对大部分人反而有害。如果由商品来决定自身的“有用性”价值，这种价值取向就是单向度的、绝对性的。虽然马克思发现了价值观与现实的矛盾，而不得不承认价值的相对性，但是由商品自己决定“有用性”就表明了该价值决定的单向度与绝对性，所以是绝对价值观，与价值观的相对性是自我矛盾的。“绝对价值观”在道德上将导致完全自私的价值观。
(3) “商品所有者的商品对他没有直接的使用价值。否则，他就不会把它拿到市场上去” (《资本论》第壹卷第壹篇第二章“交换过程”第四节)：在写这句话的时候，马克思完全有必要到市场上实地调查壹下卖鸡蛋的农妇，是她们自己不需要消费鸡蛋还是因为要换别的更需要的商品？农产品作为消费商品的重要壹类，对任何商品所有者肯定有直接的使用价值。
3) 不能区分基本的权力概念和对象
(1)“商品不能自己到市场去，不能自己去交换。因此，我们必须找寻它的监护人，商品所有者” (《资本论》第壹卷第壹篇第二章“交换过程”第壹节)：我无法判定在这里的“监护人”的译法是否准确。由于“监护权”是壹个法律名词，参考壹般法律条文的定义可知：(1)“监护”的对象，如果按照法律上指“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那么商品由于不是人(除非是奴隶)，“监护”壹词不适用。(2)“监护人”是可以撤销的，但是商品的具有“所有者”的属性并不能撤销，任何商品都必须被“所有者”拥有所有权。把“所有者”权利和“监护人”权利等同起来，不但是对权力对象的混淆，还将造成道德上的错误。壹个人可以是其孩子的监护人，但不是孩子的所有者，因为人只能对非人格性的物品有所有权。马克思连基本的权力概念和权力对象都无法区分，他的著作怎么能够成为正确的政治经济学说呢？
4)混乱的定义
(1) “价格是物化在商品内的劳动的货币名称。因此，商品同称为它的价格的那个货币量等价”(《资本论》第壹卷第壹篇第三章“货币或商品流通”第十八节)：常见的货币名称有：美元、英镑、日元、人民币等，而不是具有数字形态的价格，如“1美元”等；“数字+货币名称”才是价格的形式。如果“价格是货币名称”，难道1美元=美元吗？

2.马克思主要理论中的错误
如果仔细辨别《资本论》的内容，可以发现，《资本论》不但从第壹句开始就充满了谬误，甚至从头到脚没有壹句是正确的结论。它的错误不但体现在每壹个细节，连由此得出的马克思理论的几个主要组成部分，例如唯物主义价值观、辩证法、共产主义道德等概念，也是相互之间充满矛盾和相互否定的。例如：
(1) 唯物主义价值观：“唯物主义”和“价值观”之间的矛盾。“价值观”首先是壹种“观念”， 并且“价值”本身具有相对性，但唯物主义是壹种绝对价值观。由于物质和意识是以完全对立的不同形式存在的，如果必须由物质决定意识的价值，就是用壹个事件的对立面表现它的存在。正如“反射白色光线的黑色物体”不存在壹样，由物质决定的意识及其价值也是不符合事实的，因此“唯物主义的价值观”的陈述本身就是自相矛盾。
(2) 共产主义道德：在共产主义社会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分配方式中，把共产主义社会“各尽所能”的动力来源归结于共产主义道德，认为只要各人有了共产主义道德，每个人都将发挥自己的最大能力、生产产品以满足社会需要。根据上文的论证，“道德”和“能力”都是意识的表现形式，如果靠道德和能力来创造产品的话，按照马克思理论，就是“意识决定物质”了，这就否定了“物质决定意识”的唯物主义价值观。所以“共产主义道德”和“唯物主义价值观”是相互否定的。
(3) 辩证法：在辩证法的三大规律中，这里只简单证明其中的“量变到质变”理论是个错误理论。恩格斯曾经举了个自认为很明确的例子：“我们在那里举出了壹个极著名的例子——水的聚集状态变化的例子， 水在标准压力下， 在摄氏零度时从液态转变为固态， 在摄氏壹百度时从液态转变为气态，可见，在这两个转折点上，仅仅是温度的单纯的量变就可以引起水的状态的质变。”(《马恩全集》第二十卷第壹编十二章139页)：在这里他所列举的例子恰恰证明了辩证法的所谓“量变到质变”的错误。“状态”的改变并不是本质的改变，状态只是形式，是物体的表象，也是物体的属性，但它根本不是物体的“质”；状态自身也不是“质”。既然状态连“质”都不是，何来“状态的质的变化”呢？对无生命的物质来说，本质的改变只能是分子结构或原子结构的改变。而对于有生命的动植物来说，本质的改变应该是物种分类的改变，而不是组成该生物分子的原子元素（因为就身体的物质构成来讲，它们的组成有机物分子在原子成分上基本相同，所以组成生物体的原子物质并不能代表该生物的生命本质）。量的改变无论造成“状态”的改变，还是“效果”的改变，都不是导致“质”的改变；壹个物体完全可以从壹个状态转化到另壹个状态，就如水能進行从液体到气体的状态转化，但水的分子组成即“质”并没有改变。现实中，也从来没有壹种动物因为常时间的模仿另壹种动物的行为，就发生物种的改变，以至于模仿者变成了另壹种动物。

马克思的理论在实践中的失败，起源于他的理论本身的矛盾和错误。即使在现实中不断的修正、“科学化”该理论的经济方式，只要还坚持它的基本哲学理论，坚持唯物主义，就无法避免继续给社会带来严重的后果。私有化的市场经济可以改变经济贫穷，有限开放的民主可以避免人道悲剧，但用唯物主义指导的市场经济，必将导致社会道德将随物质的丰富而越来越堕落。
作为意识表现形式的生命、能力、道德、权力、价值观、智慧、知识技术、法律，是相互体现、相互保障、相互促進的，只有意识才能主导意识。例如，权力作为意识的形式，不是用来掩耳盗铃时捂住自己耳朵，也不是用来捂别人的嘴巴的，那样只是体现了权力的反理性和道德的自私性。权力既体现了能力，它又是能力和智慧实现的工具，但它绝不是反理性地欺骗自己的工具，因为权力是社会的产物，它的行使应该体现社会理性。马克思本人连“监护权”和“所有权”这些有关政治权力的基本概念都无法区分，他更无法分辨“所有权的公共性”和“支配权的排他性”之间的区别。因此当他革命成功，用公有制否定私有制之后，全部社会资源的支配权就被集中在掌握全部社会权力、却对权力无知的人手里。壹部分人用国家、全民的名义掌握全部社会资源的所有权，却独有自己享有支配权。为了达到财产共有，他们不惜用任何残忍方式褫夺人民对财产的任何支配权力，但在绝对垄断的支配权造成悲剧后，却又因为自认为道德高尚、目标崇高，而心安理得、毫无反悔。这些反理性行为都是马克思理论在实践中的必然结果。
唯物主义者既然蔑视意识存在的价值，也导致蔑视作为意识的表现形式的生命、智慧、知识技术、法律、创造能力、道德的价值。不承认生命的意识存在性，就会有导致人道灾难的悲剧发生；不承认能力的意识存在性，就会束缚人民的生产能力、造成经济贫穷；绝对价值下的道德观，必将导致自私自利；唯物主义者的权力，也将导致暴力和私人利益交换。人道的悲剧、权力的残忍、经济的崩溃、道德的自利、信仰的空虚，都是唯物主义价值在实践中的结果。共产主义者以实现人类美好愿望为社会目标，但由于唯物主义的自相矛盾，在实践中只能得到相反的结果。
但是实践中的悲剧并不能让唯物主义者反思，因为他们太过于相信人的能力。当经济理论导致物质极度匮乏，使共产主义道路无法继续时，只能通过改变经济的所有制形式的“改進”来挽救经济；而所有制的改变完全违背了马克思“经济决定政治”的理论成立的经济基础。虽然经济基础发生变化，权力结构却拒绝做相应改变，是因为他们需要用“上层”的公有制权力形式来保持这个将倾大厦的外形。当所有制的权力结构和经济结构的矛盾带来社会道德、价值观的矛盾时，他们仍然拒绝承认意识的独立存在和唯心主义，因为他们只承认“唯物主义”的正确性。价值观的绝对性，让他们不惜用强制手段维护权力和唯物主义“真理”学说的绝对性。这种坚持错误、拒绝反思的程度，使他们的理性表现得甚至不如农妇；即使目不识丁的农妇也会求神占卜，求问自己和家庭的命运；但唯物主义者即使看到现实实践中的错误，也拒绝对自己与后代“道路、真理、生命”的拯救。
反观市场经济可以发现，市场经济才是真正体现了价值观的相对特性。这种价值观以人的需要为价值标准，把人的生命作为具有无法用金钱衡量的最高价值。所以，当用唯物主义价值观指导市场经济的时候，两种价值观的冲突将使这样的市场出现更多的伪劣、假冒、侵权、甚至危害人们生命的商品；因为绝对价值观的自私性将导致商品的价值欺骗、质量低劣，对权力意识的无知将带来产品侵权。唯物主义主导的市场经济下，关系到人民生命的商品，如食品、医药、住房等，造成大量的伤亡事故是肯定、必然的，原因绝对不是来自生产者的疏忽，而是他们的价值观。随着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造成重大伤亡事故的频率将会越来越频繁。
因此，相信意识的独立存在，回归唯心主义价值观，不仅仅是回归到价值观的本意。回归到唯心主义价值观能避免唯物主义在实践中的悲剧性教训，主动提升人民的道德、知识、智慧、能力水平，提升人民的生命价值。其经济价值甚至胜过意识形态战争所花费的数以百亿的无谓经费。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思想维稳作用

马克思告诉人们这个世界就是壹分为二然后对立统壹的世界，那种观点让很多人认为西方社会本质上也是少数统治者统治多数被统治者的社会，很多人会认为西方社会本质上也是专制的共匪的那壹套制度未必不符合中国的国情所以不会积极的追求民主大概是受了马克思的观点的驯化，统治者跟被统治者虽然是对立的但是也是统壹的。

尽管统治者跟被统治者之间存在掠夺与被掠夺之间的矛盾但是统治者跟被统治者始终是相互依存的，共匪虽然贪腐虽然掠夺广大中国人民但是毕竟共匪的存在维持了基本的社会秩序，共匪的统治本质上也是在提供壹种管理服务，如果共匪灭亡了说不定会出现社会动荡，马克思的哲学是有利于共匪巩固统治的。

至于马克思的辩证法就更有利于类似共匪那种政治流氓为他们自己的流氓行为寻找合理性了，辩证的思维就是耍流氓的思维，比如壹个人把另外壹个人打成了残疾人虽然让另外壹个人成为残疾人但是让对方懂得了生命的可贵让对方比以前更坚强了，如果用辩证的思维去分析换壹个角度去思考也是好事，所以被打成残疾人的那个人不应该去追究把他打成残疾人的那个人的责任。

马克思主张的无神论跟历史唯物主义在促進人的堕落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无神论认为生前做坏事死后不会遭受报应。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之所以做坏事是历史社会条件所造成的历史必然，共匪的官员可以大量的贪污腐败并且认为不需要内疚因为中国会出现专制制度是历史的必然， 谁在专制制度中做官都会贪污腐败，就是因为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毒害。

根本马克思的说法人只能在历史社会条件的框架之下发挥主观能动性，根据马克思的说法中国官员贪污是必然的，如何贪污是中国官员的主观能动性决定的。

存在基本上就是必然，存在不壹定就是合理的。

不合理的人事物就要被改革或者是革命，极权专制的存在就很不合理。

社会运动本质上是受壹定规律支配的自然的历史过程，这种观点未必没有道理，但是存在不壹定就是合理的。

君主专制曾经存在过，可是君主专制的存在就很不合理，所以君主专制灭亡了，共匪应该也会灭亡。

自由民主会取代极权专制，存在当然有原因，那个原因是历史社会条件决定的，但是共匪出版的哲学出版物把存在是有原因的这个概念偷换成存在即是合理的就很容易误导别人。

比如会让没有机会用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生活的人们相信壹党专政比自由民主好，共匪喜欢说历史选择了共匪选择了壹党专政，可是壹党专政不合理。

凭什么共匪可以垄断真理 垄断经济利益 垄断政治权力，不合理的制度就要推翻，把历史社会条件造成的不幸说成是合理的很容易把实际上是阻碍人类進步的逆流美化成顺应人类進步的主流。

存在是否合理是要看他是否与人类的進步相适应，不能促進人类進步的文明应该被抛弃，某些地方因为文化因素不能民主化不表示专制就有利于他们的進步。

某些地方不能民主化是因为历史社会条件的限制，但是不能因为这样就否定民主制度。

匪谍无非是利用很多中国人从小接受党国洗脑教育认同对立统壹的原则所形成的在政治思想觉悟上面的弱点，似乎这个世界上无论哪个国家本质上都是统治者跟被统治者的对立统壹，中国是这样西方民主国家也是这样。

让中国人误以为统治者跟被统治者之间既有对立性也有壹致性，对立性就体现在统治者掠夺被统治者上面，壹致性就体现在统治者跟被统治者相互依存上面，西方社会本质上也是对立统壹的。

让中国人误以为中国的国情不适合民主，就算实行了民主也不能改变对立统壹的本质，如果在社会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实行民主说不定西方列强会趁虚而入然后结果更糟糕。

让很多中国人误以为共匪虽然贪腐但是如果西方列强统治者了中国说不定社会财富会更加的向少数人集中，接受了这种观点的人基本上会成为共匪的拥护者。

让很多中国人误以为共匪跟广大人民群众之间既有对立性也有壹致性，共匪是掠夺广大人民群众没错，但是共匪毕竟也是壹个管理部门，没有了共匪提供基本的社会管理被统治者怎么可能会拥有基本的生存环境，如果共匪垮台了西方列强统治中国人被统治者不壹定会比以前生活的更好，就算西方列强没有统治中国民主制度也不会改变对立统壹的本质。

让很多中国人误以为还是不要追求什么民主了，量变到壹定程度就会出现质变，坏到壹定程度就会产生好的效果，共匪越是积极的掠夺广大人民群众就越是要积极的進行经济建设，就越是要让广大人民群众赚钱。

让很多中国人误以为共匪虽然积极的掠夺广大人民群众但是也确实改善了很多人的生活水平，所以共匪还是有统治合法性的。

马克思告诉中共宣传工作的重要性

中国社会就是上层是一小撮独立人格跟灵性很强可是却没有良知的恶人，中层是一群有独立人格然后灵性差一点的已经奴性化不敢反抗强权的人，基层就是一群没有独立人格没有灵性的工具人，这种社会形态如果永远不改变肯定对共匪最有利，开放言论自由就意味着思想的解放跟这种社会形态的灭亡，这正是共产畜牲否定言论自由的原因。

没有言论自由，共匪就可以运用谎言愚弄广大被统治者，广大被统治者在思想上会成为共匪的人质。

因为趋利避害的本性所衍生出的边界忧虑，人确实容易有那种希望周围的人都很愚蠢，希望周围的环境对自己越不复杂对自己越有利越好的倾向，可是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就让人丧失独立的人格让别人在思想上沦为他人的人质，这种行为终归是扼杀人的是侵犯人权的是应该受到抵制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就是认为人改造世界的过程也被历史社会条件支配，马克思那一套本质上还是决定论，虽然跟封建时代传统的相信命运的说法不一样，可是仍然是一种历史的决定论。

只是传统的决定论以解释个人的历史为主，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以解释社会群体的历史为主，本质上都是把人当成是无法真正支配自己的物种。

一个社会的经济结构决定一个社会的社会意识形态然后社会意识形态决定人的本质，很多时候是经济结构跟社会意识形态互相作用推动着人的本质的演变，人的本质的演变往往是历史社会条件支配的，也就是经济结构的总和跟社会意识形态的总和以及他们之间互动的情况所支配的。

政治信仰 法治观念 道德观念 宗教信仰 艺术形式 哲学思想的总和就是社会意识形态，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意识形态为资本主义制度服务，保障私有产权的政治信仰，维护市场经济跟自由贸易的法治观念，奋斗光荣的道德观念，以及对上帝的信仰，各种鼓吹发财跟宣扬物质文化生活如何快乐的综艺内容，还有唯心主义的哲学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意识形态，为巩固资本主义制度而服务。

中国作为党国资本主义国家，也有跟党国资本主义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形态，认为国家需要稳定的政治信仰，维护权力市场经济跟党国特权的人治观念，越流氓混的就越好不需要原则的道德观念，以及对共匪的信仰，还有各种鼓吹纵欲主义跟贬低贫穷的综艺内容，还有功利主义跟极端使用主义的哲学，构成了党国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意识形态，为巩固党国资本主义制度服务。

生活在哪种社会就会面临哪种社会意识形态，从而作为个人的人会形成特有的属于那个社会制度的人格特质。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了共匪如何愚弄被统治者，告诉了共匪只要得到了布置社会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就可以对广大被统治者進行驯化，共匪反对言论自由的根本原因就是为了维护专制统治，担心言论自由会阻碍他们驯化广大被统治者。虽然共匪对中国人民宣扬的世界观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可是共匪真正信奉的世界观是历史社会条件决定人的本质。

共匪党文化对中国社会的污染

中国是壹个充满歧视的社会，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主导中国社会的社会意识形态，很多中国人都会歧视农民工 歧视城市穷人 歧视外地人 歧视外型肥胖的人 歧视黑人 歧视穆斯林 歧视印度人 歧视特定职业的从业人员 歧视女性，即使是那些攻击海外民运的小粉红，平时也会歧视别人，北方人喜欢用南蛮子来称呼南方人，南方人喜欢用土包子来称呼北方人，某些有父权思想的小粉红还会歧视女性。

极端实用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意识形态所主导的中国社会是壹个互害的社会，难以形成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互相信任的社会氛围。

被中国共匪以及小粉红定义为辱华事件的社会事件，纯属是共匪国小粉红自卑心理发作的结果，共匪国小粉红用情绪勒索跟言语暴力的方式骚扰海外民运的行为是一种反智倾向，这种反智倾向充份的表现了部份中国人极端自卑极端希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因为过度自卑误以为没有受到别人的尊敬，就通过情绪勒索跟言语暴力的方式霸凌别人的巨婴心态。

共匪国小粉红运用情绪勒索跟言语暴力的方式逼迫批判共匪国与中国共匪的人道歉的行为，实质上已经构成了对别人的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的侵犯，何况中国文化里边本来就有糟粕文化，不止是外国人可以批判，中国人更应该用批判精神的态度面对本国文化中的负面内容，积极的在批判中得到反思，不懂得反思的人是不会進步的。

共匪国小粉红存在严重的双重标准，这个双重标准就是不允许外国人评论中国，共匪国小粉红却可以大肆批判西方国家批判西方文化，甚至共匪国小粉红的主子们可以壹边宣传反美壹边在美国生活。

发生在中国，用来煽动民族主义，被共匪定义为辱华事件的社会事件所引发的论战除了部份小粉红是因为反智倾向自发参加之外，也有共匪的积极介入，中国现在的经济状况非常不好，共匪需要炒作壹些事情需要转移国内人民的注意力。

事实上最歧视中国人的恰恰是被共匪国小粉红长期吹捧的共匪，共匪不止壹次强调中国人不配拥有壹人壹票选举政府的民主制度，不止壹次把中国人定义为只能接受壹党专政的政治奴隶，共匪甚至在特定的城市划分低端人口，剥夺被划分为低端人口的居民的居住权，中国人如果真的要反对歧视，要做到自己不歧视别人，首先应该改变自己的意识形态结构，放弃社会达尔文主义 父权思想 极端实用主义的世界观，只有这样才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傲慢心态，改变认为自己高人壹等的优越感，改变趋炎附势排斥非权贵人口的行为模式。

中国要避免被共匪歧视，就必须结束共匪建立的专制统治，只有这样才可以获得完整的人权，才可以免于遭受共匪刻意施加的种族歧视政策，才可以摆脱政治奴隶的状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民。

至于对华人共匪的反感即使是壹种歧视，也是存在合理性的，因为华人共匪蔑视生命，因为华人共匪常常用历史决定论与环境决定论那壹套为共匪的杀人行为辩护。

他们把共匪迫害广大中国人民的历史看成是壹种受壹定的规律支配的自然的历史过程，历史的演变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反而决定人的意志，他们把共匪搞的镇反大屠杀是特定的历史因素与社会环境造成的必然结果。

他们认为共匪的杀人行为是因为当时中国经历了太多动荡，所以统治者的心态希望稳定，外加当时的社会环境不允许中国出现动荡，而共匪又长期经历战乱所以在心态上希望稳定，所以共匪选择去屠杀异议人士是有情可原的。

根据他们的说法换壹个角度思考共匪也是受害者，共匪的行为虽然残暴但是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

可是对于他们看不起的人，就算杀了壹个人也是该死的。

可是发生在西方国家的随机杀人案，虽然只杀了壹个人，可是却有华人共匪跑过来批判，建议政府严惩随机杀人的那个人。

根据他们为共匪辩护的时候所使用的逻辑，只杀了壹个人的杀人犯为什么就要被严惩，难道那个杀人犯不是因为小时候没有受到好的教育，然后人格发展上出了问题，才会做出极端的行为吗。

为什么华人共匪的历史决定论与环境决定论的思维壹分为二的看待杀人凶手，不可以作为让那个杀人犯免除死刑的依据。

华人共匪显然是双重标准，原因很简单。

杀人凶手即使只杀了壹个人，但是因为他是华人共匪不喜欢或者是瞧不起的人，所以他就该死。

实际上希望不喜欢的人去死是人之常情，无论是华人共匪还是其他人都差不多。

没有必要过份的掩饰，我反共我支持中国民主化所以我希望亲共人士消失。

同样的道理如果民运人士死了华人共匪不会幸灾乐祸吗，应该会吧。

如果妳们会幸灾乐祸妳们就没有资格谴责别人，共匪五毛死了我就是兴奋。

把反共与反共匪五毛区分开是没有意义的，共匪造就的邪恶很大程度上是以共匪五毛为载体施加给别人的。

共匪统治之下的五毛，很多人在世界观上面已经被共匪改造了，他们的世界观以及他们准备向人民兜售的价值观，基本上都是对自由民主的发展没有正面意义的。

共匪五毛因为长期被共匪统治，他们的民族性他们的国民心态与民族性与自由派中国人的世界观是存在本质冲突的。

共匪五毛的邪恶总是会伤害中国民运的生存与发展的，抵制共匪五毛实际上就是维护中国民主运动的生存与发展。

有人说共匪五毛的邪恶是因为历史的特殊性成长环境的特殊性造成的，应该对共匪五毛多壹些包容。

可是我们回到壹个比较现实的问题上思考，当壹个小偷或者是强盗要伤害妳的时候妳的第壹反应是先思考这个小偷或者是强盗从小成长环境不好然后产生同情，还是会觉得很愤怒，还是会觉得对方很可恶。

当某些共匪国小粉红发泄仇日情绪的时候，他们是否会先去思考，所谓的日本侵略者是因为从小成长环境不好，长期被日本的军国主义者洗脑，然后因为受到蛊惑去选择参与侵略战争。

小粉红为什么不能放下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为什么不能包容认同日本侵华的日本人民，就像妳们叫我们包容那些破坏中国民主运动的共匪五毛壹样。

很多共匪五毛因为从小接受的教育是党国洗脑教育，从小就被灌输自由民主是不好的，壹党专政是有优越性的，民主化道路是错的，只有被共匪统治中国才有救，中华民族才可以实现所谓的伟大复兴，所以他们会主动参与配合共匪扼杀中国民主运动，面对那些包藏祸心的共匪五毛，某些人说他们会那样做是因为环境造成的，应该包容他们理解他们，可是面对日本的军国主义者，共匪五毛为什么不包容了，不理解了，难道他们不是环境造成的吗，于是小粉红开始说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他们必须抵制日本的军国主义者。

好吧，他们担心他们的祖国受到伤害，所以他们抵制日本，同样的道理，我们是因为担心中国民主运动受到伤害，所以我们选择抵制亲共的共匪五毛。

某些混入民运队伍的人喜欢说专制是民运的敌人，共匪五毛不是民运的敌人，这样划分根本就不客观。

共匪五毛在共匪布置的社会环境中生活，共匪的邪恶基本上是会传染给共匪五毛的。

基本上共匪的党国文化所形成的价值观念就是中共五毛的价值观念，因为利益关系共匪在中国前途上的诉求就是某些共匪五毛在中国前途上的诉求。

就拿那些在共匪建立的党国资本主义制度底下依靠依附在权力寻租者周围赚了钱的既得利益者来说吧，他们出于本能会维护共匪的极权统治，所以视民运人士为威胁极权统治的不安定因素，民运人士不仅仅是共匪要铲除的，也是他们要铲除的。

比如中国民运坚持的中国民主运动，对于共匪来讲是有利于极权统治的因素，还是可能会带来和平演变的不利于极权统治的因素，当然是不利因素啦。

共匪处于巩固极权统治，强化党国资本主义的统治基础，需要扼杀中国民主运动，而那些共匪国的既得利益者，他们为了维护既得利益，需要帮助共匪对付民运人士。

共匪的邪恶共匪对民运的企图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共匪五毛尤其是自干五的邪恶，也是某些共匪五毛尤其是共匪国自干五对民运的企图。

认为专制是民运的敌人，然后自干五不会是民运的敌人，把反共与反对自干五区分开是别有用心的，根本就是在淡化民运人士的敌我意识，共匪国干五就是民运的敌人，把共匪国自干五当成敌人来对待很正常。

共产专制在经济层面的基本特征


前言

无论从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角度分析，还是从肯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工人阶级都应该反对共产极权主义统治，无论是中国毛左还是中国邓右都是工人阶级的敌人，本文的主要内容是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角度论述共产极权主义统治对工人阶级的危害，以及分析解救工人阶级的方法。


第一章 从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角度谈工人阶级需要反共的原因



　 1、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马克思认为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是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定义“商品价值实体”的理论却不可以成立。马克思指出：“如果把商品体的使用价值撇开，商品体就只剩下壹个属性，即劳动产品这个属性。在它们的生产上耗费了人类劳动力，积累了人类劳动。这些物，作为它们共有的这个社会实体的结晶，就是价值，商品价值。”，“形成价值实体的劳动是相同的人类劳动，是同壹的人类劳动力的耗费”，“社会必要劳动量，或生产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该使用价值的价值量”。这里马克思把人类劳动创造的价值，直接定义为“商品价值”的实体，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直接决定商品包含的“价值量”，既缺少实证依据，理论上也难以自洽。就好像劳动产品与商品间没有必然联系壹样，“产品价值”与“商品价值”间也没有必然关联；不進行交换的劳动产品，永远都不是商品，不具有商品价值属性，所谓“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没有意义。只有在市场供求平衡状态下，当产品使用价值被交换、获得商品交换价值属性时，其内含的劳动量才具有交换筹码意义，所谓“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才对同质劳动产品具有等劳交换的尺度意义，一家木材公司的懒木匠生产的椅子不能因其耗时多而多卖钱，才能成为决定劳动产品商品交换价值的尺度。而且壹旦商品供求失衡，譬如商品量增价跌，“劳动量值”作为交换筹码就失效了，这家木材公司的高级木匠做的椅子也只能低价出售；或者当不同质级劳动无法用同类劳动衡量比较时，比如天才画家的佳作与平庸工匠的仿品，即使双方都在同样的社会平均生产力水平的基础上進行创作，使用的都是一样质量的创作工具，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个概念根本无法衡量衡量天才画家与平庸工匠之间的价值，用心思考的天才画家与随便应付的平庸工匠之间根本无法根据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个概念来计算两个人真正的劳动量，“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会丧失等价交换的尺度意义。

　　2、超质劳动

　　关于马克思提出的“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概念，它们其实是劳动分级概念：简单劳动，是低质劳动；复杂劳动，是高质劳动。但仅用这两个概念，却难以准确揭示生产力進步带来的劳动创造力变化，更难以解释先進生产力增创产品价值的原理。因为复杂劳动不壹定代表先進生产力；而体现先進生产力的操作性劳动，恰恰未必是复杂劳动。比如手工作坊里边的复杂劳动未必就比机械化工厂里边的简单劳动更有效率，同时尽管复杂劳动创造的产品价值是简单劳动的倍数，但是复杂劳动付出的学习和劳动成本也是简单劳动的倍数。如马克思指出的：“比社会平均劳动较高级较复杂的劳动，是这样壹种劳动力的表现，这种劳动力比普通劳动力需要较高的教育费用，它的生产要花费较多的劳动时间，因此它具有较高的价值。既然这种劳动力的价值较高，它也就表现为较高级的劳动，也就在同样长的时间内物化为较多的价值”。这样，复杂劳动创造的较多产品价值、同等条件换取的较多商品价值，减去其较高的学习成本，便不壹定能产生盈余价值、不壹定为社会增创财富。这便是“复杂劳动”、“简单劳动”概念的局限性，也是马克思在实际操作中使用的是同质的、无差异劳动概念的原因。

　　只有我们已熟悉的“超质劳动”概念，才能揭示出生产力進步带来的劳动创造力的变化。所谓超质劳动，就是指劳动者操作工具或者机器，以简单劳动完成复杂劳动任务的劳动、以低质劳动创造高质劳动成果的劳动。这样生产力的進步就不是壹个低质简单劳动通过学习、实践向高质复杂劳动提升的过程，而是壹个借助先進工具、先進劳动方式不断把高质复杂劳动简化为低质简单劳动的过程。正由于工厂超质劳动存在，才能为资本创造出巨大的可能性盈利空间来。

　　3、集成劳动

　　工厂劳动实际上是壹种具有汇智合力性质的集成劳动。“集成劳动”不是创新概念，而是马克思已采用的“总体劳动”或“生产总体运动”概念。所谓集成劳动，就是指在资本家统壹组织指挥下，工厂指挥、管理、技术、操作系统各岗位雇员为完成生产总目标的分工合力劳动，也是技术、管理、决策者的创造力与操作工人劳动力整合发挥效能的劳动。“集成劳动”的主体不是单数个体，而是复数群体，包括工人、科技管理人员、职业经理人和资本家。某些不在生产现场的资本家，尽管不直接参与甚至不直接指挥生产劳动，但他们的劳动仍在工厂各环节中发挥着作用。因此集成劳动创造的价值，绝不能仅仅归功于工人劳动，资本家因劳动合理获取部分工厂盈利，是不能算做剥削的。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核心是劳动价值论跟剩余价值论，先谈劳动价值论好了。我认为劳动价值论概括的说法就是被称为价值规律的三句话：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交换以价值量为基础，遵守等量社会必要劳动相交换的原则;价格随供求关系变化而围绕价值上下波动。其中最后壹句是说价格与价值的关系，它是如何得来的，则完全未作说明。而前两句话的论证思路交代的比较清楚，简述如下：根据商品能交换的事实推断出商品内必有壹个共同物，它由商品的某个属性所承载，这壹共同物不仅属性相同而且数量相等。然后把商品的自然属性代表这共同物的可能性全部排除，最后剩下的就只有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才能代表此共同物，即商品所含的价值量。同时也得到商品交换是按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接下来又谈价值如何计量问题，因为 2个完全相同的商品，其共同物(价值量)当然也相同。但是考虑到劳动的熟练程度，卖力程度以及生产条件不同，具体劳动的生产能力事实上存在很大差异，所以马克思说要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表示价值量，具体劳动需要按壹定时间内的商品生产量比照同壹时间内同壹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的生产量進行折算。最后马克思用价值规律的前两句话给出了商品价值的完整定义，为叙述方便，称这2句话是马克思提出的2个价值定义原则，并稍作解释如下：

　　

原则1 “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马克思举例说，“在英国采用蒸汽织布机以后，把壹定量的纱织成布所需要的劳动可能比过去少壹半。实际上，英国的手工织布工人把纱织成布仍旧要用以前那样多的劳动时间，但这时他壹小时的个人劳动的产品只代表半小时的社会劳动，因此价值也降到了它以前的壹半。”这就是说，同壹商品的不同生产者的劳动是不平等的，需要比照标准条件下生产的社会必要劳动進行折算，得出当量系数。此系数可以是0.5，也可以是1.5。

　　

原则2 “商品交换以价值量为基础，遵守等量社会必要劳动相交换的原则”。马克思下面的话说得更清楚：“ 在这里，单个商品是当作该种商品的平均样品。因此，含有等量劳动或能在同样劳动时间内生产出来的商品，具有同样的价值量。壹种商品的价值同其他任何壹种商品的价值的比例，就是生产前者的必要劳动时间同生产后者的必要劳动时间的比例。”也就是说对不同商品而言，按原则1计算得到的每壹种商品的壹小时社会必要劳动所代表的价值是相等的。

　　

如果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上述理解大体是正确的话，则在我看来其漏洞多多，择其要者提出如下质疑。

　　

壹 缺乏事实根据

　　

不妨就从马克思为原则1所举的织布工例子说起，“英国的手工织布工人把纱织成布仍旧要用以前那样多的劳动时间，但这时他壹小时的个人劳动的产品只代表半小时的社会劳动，因此价值也降到了它以前的壹半。”马克思这样讲真的那么理直气壮?他如何回答手工织布工的如下质疑：蒸汽织布工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仗着有蒸汽机吗?而且还不是自己的，论技术含量，论工作复杂性他们未必比的赢我们，凭啥我们的劳动只能当他们的壹半?既然价值是劳动创造的，那么使用不同的机器所带来的高效率就不算真本事。可见如此定义的劳动价值连工人内部都摆不平，更不必说提供机器的出资人了。事实上人类劳动离不开工具的使用，熟话说七分工具三分手艺，没有金刚鉆别揽瓷器活。否认工具和机器对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品质的作用是毫无道理的，不过是壹种意识形态的偏见。更重要的是没有出资人提供工具和机器，商品生产根本就不能進行，市场经济的壹切活动也就无从谈起。

　　

原则2同样缺乏事实根据。现代经济学告诉我们，专业化和贸易的好处(即市场经济内在的动力机制)是基于比较优势的原理，而不是因为商品里有个“共同物”。当每个人都从事自己擅长的，有比较优势的工作时，社会总产量就会提高，通过贸易会使每个人获益。而交易双方都能获益的的价格，壹般来说在两者的机会成本之间。曼昆的经济学原理壹书中有壹个农人和牧牛人的故事，说的是有农人和牧牛人两人，开始时各自生活，互不往来。两人均壹天工作8小时，4小时种地，4小时养牛。农人花1小时平均可收获4盎司土豆，或者得到1盎司牛肉;牧牛人1小时可获得的6盎司土豆，或3盎司牛肉。因此农人每天收获16盎司土豆4盎司牛肉，牧牛人每天收获24盎司土豆12盎司牛肉。有壹天，牧牛人提议说“农人，妳就别养牛了专门种地吧，需要的牛肉由我提供，妳可用15盎司土豆向我换5盎司牛肉”。 农人壹想，好啊，这样壹来每天可得到17盎司土豆5盎司牛肉，比原来还多了1盎司土豆和1盎司牛肉，何乐而不为;牧牛人则壹天可得到13盎司牛肉27盎司土豆，增加了1盎司牛肉3盎司土豆。这个故事清楚地说明了贸易交换并不是按劳动时间相等的原则進行的。而是因为牧牛人用1小时40分钟生产的5盎司牛肉与农人用3小时45分钟生产的15盎司土豆交换的结果能使双方都受益。用机会成本分析，对农人而言只要牛肉的价格低于4盎司土豆，他用土豆去买牛肉就比自己养牛合算，对牧牛人而言，只要牛肉的价钱高于2盎司土豆，则用牛肉去买土豆就比自己种土豆合算。因此所谓商品交易遵守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相等的原则并不符合事实。

　　

二 逻辑不自洽

　　

马克思的论证思路也有问题。壹是逻辑不严密，前面提到的农人和牧牛人的故事，说明商品交换并不壹定要有壹个什么“共同物”。即使有个“共同物”，严格地说劳动也并非是唯壹的，生产商品过程中都会产生成本，也都有二氧化碳排放。按马克思的逻辑，这个制造成本甚至碳排放量也都可算作商品的非自然属性的固有属性，为什么制造成本和碳排放量就不能作为价值的承载属性呢?可见马克思的逻辑推理并未穷尽所有可能，因此结论是不可靠的。此类逻辑不严密的地方还有不少，下面还会说到。

　　

二是马克思竟没有对劳动力作出明确的定义。所谓“无差别人类劳动”究竟是仅仅指人在体力和脑力上的耗费，耗费越多劳动价值就越高;还是不管借不借助工具和机器，凡是生产商品的能力强，其劳动价值就高。连这些概念都不愿明确区分，商品价值怎么可能定义清楚，上面提到的工人阶级的内部争议其实也是因此而起的。这且不提，更为严重的问题是，种类繁多的劳务工种和五花八门的商品交织在壹起，同壹商品的生产中有不同工种，不同商品生产中要用同壹工种，这些劳动价值该如何计量?比如甲乙2人，都是车工，加工的工件相似，分别在两个生产不同商品的企业工作，这2个企业在行业内都属于具有正常生产条件的企业，可甲开的是老式车床，乙开的则是数控车床，甲干1件活的时间，乙可以干完2件。是不是甲的劳动价值就只相当于乙的1/2呢?错!按马克思社会必要劳动的定义，他们所在企业的工人平均壹小时生产的商品所凝结的价值便都为1小时社会必要劳动。而甲乙2人工种不同，同样会出现上述劳动价值既相同又不同的悖论。其实马克思的例子中将织布厂的锅炉工都视为织布工本身就大有问题。

　　

三是马克思有关劳动价值的论述中，从未涉及价格问题，只在说到价值规律时，提了壹句：价格随供求关系变化而围绕价值上下波动。但是价格是人们天天要接触的事情，马克思却以壹句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就打发了，这也是很奇怪的。再说价格是货币单位，价值是时间单位，两者不在同壹范畴，如何能围绕着上下波动呢?逻辑上似乎也讲不通。怪不得词条解释的编者也不得不承认古典劳动价值论始终没有解决价格的决定问题。

　　

四是两个定义原则在处理使用工具导致生产能力的变化上采用不同的互相矛盾的标准。按原则1，马克思因为蒸汽机织布工生产效率高壹倍，就规定他们的劳动价值比手工织布工大壹倍。可是按原则2的规定，各行业的社会必要劳动又都是等价的，似乎不同行业之间在机械化自动化水平方面不存在差别。劳动密集型行业，服务行业和资本密集型行业相比在机械化自动化水平方面存在的天渊之别，难道马克思真的没有看到?

　　

五是涉嫌循环论证。 分析定义的逻辑结构可以发现，原则1从同壹商品价值相等出发定义劳动(社会必要劳动);原则2则从等量劳动(社会必要劳动)即等价出发，定义商品的等价交换。这不是典型的循环定义吗?正确的方法应该是，不管是同壹的商品还是交换的商品，要么都用原则1处理;要么都用原则2处理。如果统壹按原则2，以等量劳动定义价值相等，那就应该对等价的同壹商品同样采用原则2，只要劳动具有平均熟练程度和平均劳动强度，就应认为它们创造的价值是相等的。在马克思的织布工例子中，手工织布工的劳动与蒸汽织布工的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就应是相等的，而1米布的价值则可定义为2/3小时社会壹般劳动(假定手工织布工1小时劳动织1米布，蒸汽织布工1小时劳动织2米布)。这样定义价值，逻辑才是统壹的，既可理直气壮的回答手工织布工的质疑，也解决了不同行业关于劳动价值的争议，并且还符合马克思关于生产资料应归社会共有的政治主张，当然这样壹来马克思将很难回答如下问题：手工织布工明明1小时只生产了1米布，却能得到1.5米布的报酬，这种情况在市场经济现实中有可能发生吗?面对如此严重的悖论，马克思选择了壹个缓兵之计，将从资本家那里夺来的权益暂时划归蒸汽织布工所有，待以后论述剩余价值理论时再将其收归社会公有;如果统壹按原则1，从价值相等出发定义劳动。那么商品交换也应从价值相等出发，要么论证实际商品交换的比例确实等于两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比例。要么按类似原则1的方法，将生产壹定量某特殊商品，如1盎司黄金所需要的必要劳动时间定义为全社会必要劳动的基准时间(“黄金时间”)，然后以市场上实际发生的与1盎司黄金的交换比例来算出其他商品相对于此“黄金时间”的当量值。例如市场上1吨小麦可换1盎司黄金，其中壹盎司黄金所代表的 “黄金时间”设为100小时，1 吨小麦所凝结的必要劳动时间设为200小时，那么小麦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相对于“黄金时间”的当量系数就为0.5，也就是说小麦行业的1 小时必要劳动时间凝结了0.5小时“黄金时间”。某单位商品凝结的“黄金时间”k的折算公式如下：

　　

k=100/ab(小时)

　　

式中：a-壹盎司黄金可交换的某单位商品的数量;

　　

b-每单位该商品所凝结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这样定义也能保证逻辑统壹，虽然无法解决手工织布工的质疑，但能解决劳动密集型行业与资本密集型行业劳动价值之间事实上存在明显差别的悖论，而且计算处理也并不复杂。马克思作为壹代伟人，可从英国蒸汽机织布工的例子中创造出“社会必要劳动”的新概念，难道想不到用类似的方法，将黄金行业的必要劳动定义为全社会的基准劳动，岂非咄咄怪事。但话又说回来，假如真的以“黄金劳动”作为全社会的基准劳动，那就相当于承认黄金就是货币，价值就是价格。对于做买卖的人来说价格怎么形成是壹目了然的，就卖家而言那就是成本加税费再加利润。如果价值与价格直接挂钩，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劳动价值论，因为劳动价值论的壹些结论，如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与人们日常的交易行为和经验完全相悖，人们交易时从来只问价格，那里问过商品生产所需的时间。所以马克思只好选择以等量劳动相交换定义不同商品间的等价关系。为避免人们将价值混同于价格，马克思还壹再强调商品价值的本质属性，交换价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综上所述，马克思所以犯循环定义的错误，实在是形势所迫，左右为难，最后也顾不得逻辑不逻辑了，只好利用模糊的劳动概念，以壹个“价值由社会必要劳动决定”的说法让劳动价值论与日常生活经验相衔接，又以不起眼的循环定义手法，用等量社会必要劳动相交换原则来替代市场上商品交换的实际规则，从而坚持了劳动创造价值的原则立场。

　　

三 在经济领域几乎没有应用

　　

壹个科学理论必定能在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如牛顿的《自然科学的哲学原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

　　

在各自领域均有无可争议的应用。反观劳动价值论的情况就不是那回事了，上面提到商品和劳动种类都数不胜数，相互交织，又因为价值计量方法完全没有可操作性，所以马克思从未实际考察统计过壹个商品的价值，即所花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后来是否有人实际统计过、不得而知，但即使有，其真实性也很值得怀疑，因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计算需要很多人择系数，例如：什么是正常的生产条件，什么是平均劳动强度和平均熟练程度，各工种是否壹律平等，不能平等的话又如何折算，由谁来认定，谁来折算等等。因此系数选取要做到完全客观几乎不可能。所以不仅市场经济中根本不用劳动价值那壹套东西，就是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也不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表示社会总产值或国民总收入，也不用劳动时间作为凭证進行物资交换，而仍然用货币作为物资交换的媒介。尽管计划经济时代物资的价格由政府制定，但政府制定物价所依据的方法也仍是参照市场经济的壹套，按成本加利润来计算价格，壹般加5%的利润。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的出工不出力，大锅饭的弊端也从反面证明了劳动价值论的谬误。其实劳动价值论的真正用途是在政治领域，就如马克思所声称的那样，这是他为共产主义运动——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而专门锻造的思想武器。说的难听一点就是共产党用来抢劫人民财产的借口！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被马克思主义者们认为是找到了无产阶级贫穷的真正原因，即所谓资产阶级剥削了他们的剩余价值，于是他们以为只要消灭了资产阶级，就没有了剥削，天下就太平、美好了。然而，剩余价值论存在着根本性的错误，它揭示不了无产阶级贫穷的真正原因，资产阶级也不是应该打倒的。 　　

马克思认为，劳动力价值由下面三个因素组成：1、维持劳动者生存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2、劳动者繁殖后代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3、劳动者接受教育和训练所支出的费用。另外他还加上历史道德的因素。(马克思既反对劳动力成为商品，但这里却又给劳动力开价，这真是壹件滑稽的事情。)

　　

在上述定义的基础上，马克思认为，剩余价值是雇佣工人所创造的并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超过劳动力价值的那部分价值，它是雇佣工人剩余劳动的凝结，体现了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所谓剩余劳动就是剩余劳动时间進行的劳动。

　　

马克思显然忽略了壹个关键性的重要问题，那就是，劳动力价值是怎么体现的呢?难道工人只要進行了劳动就创造了价值?显然不是这样。事实上，劳动力价值是通过产品(物化品或服务)来体现的，劳动力只有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其价值才得以体现。当然，生产的产品越多、质量越好则劳动力创造的价值就越大。

　　

作为资本家，他是要把工人生产的产品变成商品卖出去才能获得利润。那么，工人的劳动力价值是多少呢?就算妳说工人还创造了剩余价值，那又是多少呢?不管那么多了，总之，总共是多少妳说吧，100元?OK，资本家就给他100元，这样，工人不能说资本家剥削了吧?好的，这些产品，资本家拿去卖150元，扣除材料等等成本，还赚了20元，这20元跟妳工人没关系的，不是剥削妳工人的，更谈不上是剥削什么剩余价值的。资本家开工厂，总是要赚钱的，如果不赚钱，他开工厂干什么?好玩啊?

　　

如果那些产品卖不到150元，那么资本家就不会招工人来進行生产了，于是工人连靠劳动赚取生活费的机会都没有了。事实上，资本家在决定开工厂搞生产的时候，就考察了劳动力的价值水平和所生产商品的市场行情，進行了分析评估，有赚才会做。资本家在招工人的时候，就是根据考察的劳动力的价值与工人达成的协议，这是两厢情愿的事，谈何剥削，又哪来的剩余价值?

　　

不论是采用计时制还是计件制，工人按劳动合约完成了规定的劳动量就可以不干了，他为什么要用剩余劳动时间去创造剩余价值让资本家去剥削呢?这不是傻瓜吗?显然，只有当额外工作另有报酬的情况下工人才会干，那么，工人在剩余劳动时间的劳动也取得了报酬，谈何资本家剥削了工人在剩余劳动时间创造的剩余价值呢?

　　

事实上，劳动力价值根本就不可能制定壹个标准来准确计算，比如，马克思认为劳动力价值中包含了维持劳动者生存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和劳动者繁殖后代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那么劳动者繁殖后代按几个来计算?是否有男女之别?每个劳动者维持生存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是不同的，又按什么标准来计算?显然这些都是很难量化、无法确定壹个真正合理的标准的。劳动力价值只能是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根据价值规律和通过斗争磨合来调整。

　　

就算能够计算出壹个具体的劳动力价值，并按照这个数目付给工人工资，那么就应该不存在剥削了，工人应该满意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就应该没有了，但是资本家在出售商品的时候还是会把工人工资打入商品成本，在商品成本之上的价格出售商品，这样，资本家还是会赚钱。既然能赚钱，那么随着生产的延续乃至扩大，赚的钱就会越来越多，就必然会导致资本家的财富比工人多很多。

　　

工人如果对资本家的招工条件不满意，他可以不進去，即便是進去后觉得工资低了，他也可以离开，当所有的工人都嫌工资低了，还可以通过罢工来要求提高工资，甚至还可以通过武力来進行斗争(例如英国工人破坏机器);而资本家则有三种选择：解雇工人、工厂停办、与工人妥协。这壹切，双方都是从如何对自己最有利来考虑的，跟剩余价值毫无关系。剩余价值纯粹就是壹个杜撰出来的虚无的东西，是为了鼓动无产阶级起来造反而编造的壹个看似有道理的理由。

　　

在剩余价值论被提出之前，是不是无产阶级就没有反对过资产阶级呢?当然不是。那时无产阶级根本就没有“被剥削剩余价值”的概念，那么他们是为了什么而反对资产阶级呢?农民与地主、奴隶与奴隶主，他们之间矛盾的原因又是什么?假如以后又出现什么新的阶级与阶级的矛盾，难道我们又要去寻找其特殊原因吗?所有这些矛盾难道没有壹个共同的根本原因吗?难道我们就不能找到其共同的根本原因从而针对它来选择壹种最佳方法以预防以后的各种矛盾吗?马克思主义者们总是忽略了事物的共性，不能抽象地看待事物，抓不住问题的根本实质。

　　

事实上，工人跟资本家的斗争也罢，农民跟地主的斗争也罢，奴隶跟奴隶主的斗争也罢，都根本不需要其他的什么堂而皇之的理由，唯壹的理由就是：是否愿意承受这样壹种不平等的状况。

　　

人都是自私的，都需要维持生存并追求更大的幸福。如果工人阶级不是自私的，那就去为资本家无私奉献嘛，还搞什么斗争?斗争的目的无非就是为了争取利益，这没什么好掩饰的。

　　

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由于各种外在客观原因和个人能力的原因，人与人的利益出现了不平等的现象，人如果能够、愿意承受这种不平等现象，那就相安无事，如果不能、不愿意承受，那么就必然会去斗争。斗争的方式有很多种，人们会根据实际情况来选择轻重程度不同的斗争方式，诸如辞职、罢工、游行示威、武装斗争等等。

　　

在决定要去進行斗争的时候，人们所要考虑的是：1、斗争是有风险的，可能连自己既有的利益都会损失掉，甚至会付出生命代价，自己是否敢于、愿意、有能力承担这种风险;2、斗争要达到怎样的目的、效果?

　　

第1个问题简单得多，有时候想都不用想，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候，就不顾壹切了;第2个问题对于个人来说也比较简单，而对于壹个群体来说就比较复杂了。事实上，历史上很多次群体斗争就是因为这个问题考虑得不好，以致没能达到好的效果，即使是斗争胜利了，也只能是狂欢壹阵子，最多是使自己获得壹时的利益，却没能长久，没能对社会发展起到良好的作用。

　　

就工人阶级来说，如果是把资本家打倒了，怎么办呢?把生产资料归公、搞平均主义?由于人的能力是不同的，如果能力强的人不能靠他的能力获得更多的利益，那么他就不会有积极性，这样对社会的发展是不利的。允许能力强的人靠其能力获得更大的利益，他在为自己谋取到更大的利益的同时，也是为社会创造了更大的财富，这样也就使得能力差的人也能获得更大的利益。这何乐而不为呢?剥夺别人获得更大利益的权利，实际上也就剥夺了自己获得更大利益的权利。

　　

我们要追求的平等不是利益量上的平等，不是平均主义，而是人的基本权利上的平等，人们通过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可以使自己的利益得到保障并能去追求更大的利益。

　　

有的人说，可以实行有限差别制，能力强的人能够靠他的能力获得比别人更多的利益，但限制在壹定程度上，不能比别人差得太多。这种模式也是不利于社会发展的，既然获得的利益有限，其发挥的能力也就会有限。因此，不能对人们所获得的利益進行限制，而这壹前提就是，必须允许人们有私有财产，并使其得到保护。既然允许人们有私有财产，如果不让其投资生产，那么就是对社会资源的壹种浪费，不利于更好地促進社会发展，所以应该允许人们将私有财产拿去投资生产，而这样壹来，就必然又会出现资本家。

　　

这就是说，无产阶级把资本家打倒以后，只有实行允许有私人财产并利用私人财产進行投资生产的社会形式才是对社会发展最有利的，这等于是又回到了资本主义。既然是这样，那还打倒资本家干什么?况且，妳今天利用武力抢夺了资本家的财产，明天别人也会用武力抢夺妳的财产，这样等于是谁的利益都没有保障，这相当于社会长期处于无序状态。如果把财产交给共产党，再让共产党用一党专政的方式進行支配，我相信经历过毛左官僚计划经济跟邓右权力市场经济的没有失去独立人格跟理性思考能力的中国工人都知道这样做的结果。所以，打倒资本家、抢夺其财产的做法是不利于社会稳定、发展的，是不合理的。实际上，在壹个基本权利平等的社会，谁都有可能成为明天的富翁，但如果没有壹个永恒的规则去保护人们正当获得的利益，这种富翁当着也不稳当，也没什么意思。所以中国的富翁都陆陆续续移民到那些能保障私有财产的国家去，因为他们担心中国什么时候又来壹场革命把他们的财产抢夺掉。

　　

既然无产阶级抢夺资本家的财产的这种做法是不利于社会发展的，是不合理的，那么，无产阶级应该怎样跟资本家斗争呢?那就最多只能是罢工、游行示威。可是，如果资本家不肯妥协，怎么办?这就只能是通过政府来协调处理。虽然通过武力夺取资本家的财富的做法对社会发展是不利的，但是如果无产阶级对他们的生活状况实在忍受不了了，并且团结了足够的力量，那肯定是会发生武装斗争的，那时候他们不仅仅是对资本家不满了，对政府也不满了，因为政府没能帮他们解决问题。政府为了防止发生武装斗争，就必然要采取措施来处理，当然，这取决于事态的发展。资本家不会因为几个工人随便闹壹下就妥协，政府也不会因为少数群众随便闹壹下就出面解决。不管是工人还是资本家或者政府，大家都是通过权衡来决定的。

　　

所以，斗争其实不需要理由，只需要权衡。大家都是为了利益，无非是找到壹个平衡点。

　　

壹般来说，工人不到无法忍受的地步是不会去斗争的。如果壹个政府总是等到问题发生的时候再来处理，那么这个政府是不负责任的，而且事情壹旦发生，就很难说会是怎样的情况。壹个明智的、负责任的政府，应该是平时就通过壹些措施来保障低收入人群的生活，使社会不至于出现激烈的矛盾，诸如实行最低工资标准，通过社会福利、救济、保险等等措施来保证人民的基本生活。这些东西都是资本主义国家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摸索出来的经验，而恰恰是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些方面做得很不够。

　　

社会不可能没有矛盾，消除了这壹种矛盾，就必然会出现另外的矛盾，而另外的矛盾有可能是更糟糕的。所以，我们不应该试图把矛盾消除掉(例如把资本家消灭)，而应该是让矛盾处于壹种既有活性又有制约的良性状态，这样才既能促進社会发展，又不至于使矛盾激化。社会矛盾的活性因素就是允许人们追求更大的利益、允许存在利益量的差别，制约就是政府制定的壹系列保障低收入人群利益的措施。

　　

壹个国家，若要想让政府能够真正为普通民众的利益着想，那就只能是实行真正的民主制度，人民有权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其利益自然就能得到有效的保障。

　　

“物尽天择、适者生存”这样的丛林法则不能成为人类社会的法则，壹个好的社会奉行的法则应该是“生有保障、能者发达”。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实行的党国资本主义制度所衍生出来的那种恶性竞争，必然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尤其是那些靠权力和非法手段擭取利益的现象猖獗，更使民众感到愤慨。


传统的共产党的观点里边，国营企业就是全民所有制的象征，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象征，共产党的壹党专政是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目标的最佳方式。这种道德上的伪装，让共产党可以比以往的资本家更加兄残的剥削工人提供了理论依据，因为在全民所有制的伪装之下，实际上还是雇佣劳动者的工人成了所谓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而成为超级的资本家的共产党则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领路人了。这种国家资本主义的制度设计，比任何壹种其他的资本主义的制度设计都要邪恶。它不但让剥削者可以更加疯狂的剥削，更让剥削者多了壹层道义上的光环。为了让人们认清，这种道德上的伪装背后的邪恶，我们有必要对国家资本主义進行批判，从而清除混入社会主义者队伍中的投机人士。所有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应该明白无论是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还是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让拥有不受制约的权力的人掌握经济命脉就是灾难。为了让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清楚的明白这种共产专制的邪恶，我们必须从共产专制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两种状态下所带来的灾难進行分析，才能从根本上明白共产专制的邪恶，才能避免被那些伪装成社会主义者的投机人士利用。

现代社会都是社会化生产，产品的生产必须分工协作才能進行。涉及分工协作，就涉及到产品在各分工协作者之间的分配问题。人们進行生产合作是为了获得物质产品，只有在生产合作符合壹定的分配目标的前提下，生产合作才能形成。因此，生产的分工协作形式实际上已经内定了产品的分配形式，有什么样的分工协作方式，就会有什么样的产品分配方式。分配是由生产的分工协作关系来决定的，有什么样的分工协作关系就有什么样的产品分配关系。
　　
产品生产无非有两种投入：壹是活的有能动性的劳动，包括普通劳动者的劳动和其他企业家、军官、官员、科学家、艺术家、银行家等等的劳动；二是死的物的必须依靠人的劳动才能发挥作用的生产资料，包括土地、资金、物品、产权等等壹切无意识的生产要素。
　　
因此，现代社会生产的分工协作关系也有两种，壹是由生产资料所有者出资，购买劳动力，购买各种生产资料，从而形成企业生产；二是由相同的劳动者進行合作，解决生产资料问题，建立合作企业生产。前者是资本主义私有企业的分工协作方式，后者是社会主义追求的劳动者平等合作的分工协作方式。
　　
因此，产品的分配形式相应地也有两种，壹种是生产出的产品归提供联合劳动的劳动者所有；壹种是归提供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所有。前者我们称之为按劳分配，后者我们称之为按资分配。
　　
按劳分配的说法，根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依据劳动价值论，产品的价值是由生产产品的劳动者创造的。如果要实现这种按劳分配，就是要实现壹种让产品的所有权归产品的生产者所有的生产方式、社会制度，从而实现劳动者、人、无产阶级等的自由与解放。因此，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按劳分配的本质，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是要实现按劳分配，把劳动者创造的价值归还给劳动者自己，而不是由壹个被共产党以壹党专政的方式统治的国家所占有。
　　
而根据资本主义的经济学，产品的价值来源是资本，是资本家依靠所拥有的资本進行投资的结果。谁投资于企业生产，企业生产就归谁所有，这就是按资分配。在资本主义生产要素理论中，各生产要素是由资本为中心组合起来形成生产的，所形成的生产也归资本的所有者所有。由此决定，劳动获得工资收入，土地获得地租，而两者之外的所有收入归资本家所有。
　　
显然，我们判断壹种生产方式是不是按劳分配，只需看其生产劳动成果是否归生产劳动者所有就可以了。按资分配就是企业所有权归企业出资者所有；按劳分配是企业所有权归企业劳动者联合所有。毫无疑问，这才是按劳分配的本质和意义，是真正的按劳分配。
　　
在全民所有制企业中，国家不是企业劳动者。全民所有制企业实际上是由国家依据所拥有的生产资料，雇佣壹定的劳动力進行社会生产，生产的所有权归国家或全民所有的壹种生产方式。显然，这与私企的形成方式是相同的，只不过壹者是国家出资，是掌握国家的共产党出资，壹者是私人出资而已。因此，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生产方式并不是按劳分配，而是壹种实质上的按资分配。
　　
只要生产的所有权不归生产者自己所有，任何形式的分配都不是按劳分配。是不是按劳分配，取决于企业生产的所有者和劳动者的关系，只要所有者和劳动者不相同，就不是按劳分配。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所有权并不归企业的劳动者所有，而是归企业的出资者，因此这是壹种按资分配的生产方式。
　　
按劳分配不止是壹个企业内部的劳动者的工资报酬要与劳动贡献相挂钩，从而多劳多得；更是劳动者要拥有和占有自己的所有劳动成果，在此基础之上再多劳多得。劳动者不能拥有自己的劳动成果，无论如何都不是按劳分配。劳动者的劳动成果不止是工资收入，也包括企业的利润在内，只有把企业的利润也分给劳动者，由劳动者自己占有和管理，才叫按劳分配。
　　
显然，根据按劳分配的基本原则，这种全民所有制的计划经济也是壹种按资分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为劳动者并未获得自己的劳动成果。在这种国有企业之中，“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资本关系没有被消灭，反而被推到了顶点”。
　　
提供资本的资本家不壹定是个人，也可能是经过共产党包装过的某个单位，某个组织，甚至某个国家；而能進行企业生产劳动的不会是国家或某个虚拟的、物的、没有主观能动性的什么东西或虚幻的共同体，而只能是壹个个活生生的劳动者个人。因此，真正的按劳分配只有壹种形式，就是具体生产的所有权归具体的生产劳动者自己所有，即联合生产劳动形式。反映到具体的企业中，既不是私有企业，也不是共产党所谓的国营企业，更不是什么法人企业、合伙制企业、股份制企业，而只能是企业所有权归企业劳动者平等共有的员工所有制企业。
　　
国家不是劳动者，全体劳动者也不等于具体劳动者，具体的社会生产只有由具体的劳动者占有才有意义，也才科学。国家或全体劳动者都只是壹种虚拟的共同体，是壹种被动之物，无法進行主动的社会生产，也没有对物质利益的实际自然需要，更没有对自然人的需要進行及时反应和生产的本能。国家可以对社会经济進行计划管理，但对具体企业生产的占有和管理注定是不能有效合理的。国家无法及时有效地了解和掌握人民群众千奇百怪、多种多样、变化多端的物质生活需要，因此也不可能满足人民纷繁芜杂的生产与生活需求。由共产党统治的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半个多世纪的国有计划经济实践早已证明了这壹切！
　　
同时，壹个人、壹个组织或机构可以代表另壹些人的利益，却显然不能占有这些人的利益。国家可以代表劳动者，却并不就是劳动者；国家可以代为管理劳动者的利益，却不可以占有劳动者的利益；生产劳动成果归国家所有，就无法归劳动者所有，这都是客观现实。因此，从按劳分配的角度来讲，共产党的所谓国营企业所谓的全民所有制以及计划经济根本就不是按劳分配，根本是错误、没必要也毫无意义的，是不符合真正的共产主义的基本发展要求的。国家的这种类似中介的作用既没必要、也没意义，只会为人民带来贫穷，为社会生产的发展带来阻碍。
　　
劳动者自己的具体利益及其实现，人民自己微观层面的生存与发展，均无需国家来操办，不应由国家来主导管理和计划安排。劳动者自己有能力解决自己的事情，也只有自己才能解决好自己的事情。国家只需满足劳动人民的这种生产与生活需要，以最好的社会制度、物质条件为劳动人民创造最好的生产与生活条件就可以了。只有把企业生产经营管理权和所有权交给企业劳动者自己，壹切由企业劳动者自己来掌握，才能有效满足劳动者个人和社会发展的需求，才能最终有效地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国家对人民的具体生产与生活的管理、计划和分配必然都是盲目的，不可能科学的，只会是划蛇添足，只能把事情搞糟！而且，在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中，国家对劳动者的这种代表，仅仅是国家自己的说法和做法，是国家的壹厢情愿，并没有经过劳动人民以有效的、民主的形式和程序来认可和确认，这种代表本身就有问题。
　　
传统的共产国家的国营企业存在种种弊端和问题的根源正在于国家对劳动者的劳动的这种占有和管理上。本来应由劳动者自己占有和管理的生产劳动，却要由国家来计划、安排和决定，国家怎么可能像具体的壹个个劳动者个人那样有效、及时的掌握经济信息，从而最好的经营和管理自己的生产与生活事务呢？具体细微、变化多端的企业生产，偏要由庞大笨拙的掌握国家行政机构的共产党来占有和管理，这必然导致企业生产的效率低下，导致属于共产党内部成员的企业官僚大规模的腐败，导致工人贫穷困苦等的社会弊端。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不但没有实现按劳分配，反而根本就是壹种按资分配的生产关系，不但没有实现无产阶级的经济解放，甚至比资本主义私有经济更加压制无产阶级的自由和利益。难怪社会主义国家会普遍失败，这些国家普遍以这种资本主义按资分配的生产方式来实现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目标，这种南辕北辙、缘木求鱼的做法又怎么能不失败呢？社会主义国家近半个世纪的实践证明了这壹切。前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主要就是因为国有计划经济的无效与失败而重新选择了资本主义。
　　
不可否认，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的目的在于实现按劳分配，让劳动者成为自己劳动的主人。但是目的如此，事实却是完全相反。虽然像前苏联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那样的传统的共产国家号称是代表全体劳动者或全体人民占有和管理社会生产的，由国家来决定和安排企业生产的壹切，然后再由国家把企业的劳动成果依据所谓按劳分配原则，分配给工人等，但这种代表，这种方式是没有必要、多此壹举的，而且也必然是不合理、不科学的。如果把社会生产的所有权直接交给企业的劳动者，则可以更加科学有效的实现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目标，也更加符合社会经济的基本原则要求，能够更好的满足人民和社会发展的客观物质需要。
　　
共产党所倡导的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的分配是由国家统壹计划分配的。虽说是要实行按劳分配，但是国家怎么能确切知道各个劳动者的劳动量有多少，该获得多少收入和报酬呢？壹个劳动者的劳动价值是多少，国家根据什么来判断？怎样来判断？这种判断具有科学合理性、可行性吗？显然，是不可能的。
　　
真正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真正的共产主义，应该是劳动者是自觉地，因此也是自由自主地参加社会劳动的，是壹种自由的联合劳动。而在国有计划经济下，劳动者是否参加社会劳动、怎样参加要由国家来决定。真正的按劳分配是劳动者拥有所有自己创造的产品，只不过这种产品表现为是社会的产品，其中的壹部分重新用作社会生产资料，而另壹部分则以自己劳动时间的壹定比例進行分配，由劳动者全部拿回来作为自己的消费资料。而国有计划经济既没有表明劳动者的全部劳动成果是劳动者自己的，也没有确定合理的消费品的分配依据和比例，结果使按劳分配名存实亡，国家占有了劳动者的劳动成果，而这个国家又是共产党的国家，分配也就成了实质上的国家分配、按共产党的意志分配。
　　
实际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设想是存在壹定空想成份的。所谓的在取消了私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有组织的运用计划经济的生产方式，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根据社会平均生产力水平，根据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進行按劳分配根本无法操作。首先在全国范围内，劳动者个人的自觉劳动其实无法直接成为社会总劳动的有效构成。劳动者个人的自觉劳动只有在与其他具体的劳动者合作，并其产品通过社会认可之后，才能有效成为社会总劳动的构成；其次，根据劳动价值论在進行按劳分配时，哪一种生产方式，什么生产条件，哪一个工人的劳动能力可以作为衡量社会平均生产力水平的标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又要如何计算，在现实中根本无法对劳动者个人的劳动时间進行数量上的精确计算。个人也好，国家也好，任何壹个组织单位都无法正确确定壹个人的具体劳动的劳动时间应该是多少。因此，在全社会的范围内，根据劳动时间确定按劳分配的标准是行不通的。按劳分配在实践过程中沦为彻底的按权力分配，毛泽东时代根据按劳分配原则所设计出来的等级工资制度显然不是按劳分配。只有在有限的企业的范围内，尽可能的由劳动者个人自己占有自己的劳动，并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通过市场交换的方式来最终确定其产品的价值，才能在壹定程度上，相对最好地衡量、确定和执行按劳分配。
　　
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实际上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存在缺陷的设想在现实中進行应用的表现和结果。马克思主义的空想成份正是国有计划经济种种缺点与弊端的根源。
　　
然而，马克思的设想在全国范围内行不通，但在企业范围内却几乎是完美无缺的。劳动者个人的自觉协作劳动有效组成企业的集体劳动，集体劳动成果在不废除市场经济的前提下通过市场交换行为有效构成社会总劳动。企业中有限的劳动者集体可以通过自由谈判协商的方式，初步确定每个劳动者的基本劳动贡献，从而就可以在最有效的范围内实现真正的按劳分配。而马克思是主张取缔市场经济并由壹个抽象的虚拟的名义上的国家来占有生产资料，因此，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虽然是实践马克思主义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的结果，实际上员工所有制企业才真正可以实现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理想，才真正的共产主义的原则。
　　
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的失误，实际上只是扩大了社会主义联合劳动的范围内，把本来应该首先应用在企业范围内進行的联合劳动，根据马克思主义在设想上的失误，应用在了整个社会的范围内之内，从而导致了社会主义实践的挫折和失败。因此，国有计划经济的正确改革实际上很简单，就是把社会主义联合劳动的范围内从整个社会，还原到企业就可以了。应把国有计划经济变为集体市场经济，把被共产党以国家的名义占有的企业还给工人，把国营企业变为员工所有制企业。要适应更大规模的生产社会化要求，只需在劳动者拥有所有权的基础前提之上，再進行各集体企业之间的联合，或其他進壹步深入、广泛的联合即可。

马克思所鼓吹的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以及有组织有计划的社会化大生产，还有按劳分配的制度实际上是壹种可以让政治投机份子可以掠夺壹般民众的制度，在共产党的传统理论主导的共产极权主义国家里边，社会占有的前提必须是实现国有化，然后国有化的国家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必须代表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敌人。至于所谓的有组织有计划的社会化大生产也必须由所谓的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来领导，也就是必须由共产党来领导。按劳分配也必须建立在根本无法精确计算的社会平均生产力水平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个虚幻的概念上面，结果在实践中就变成了共产党可以对壹般民众予取予求。因为在有组织有计划的社会化大生产中，同壹企业中不同劳动者的个人劳动量和劳动成果根本无法精确计量，劳动的质和量无法互相转换，如造原子弹的工程师和推手推车的工人的劳动量和劳动成果根本无法比较，马克思虽然提出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是有差别的，一个小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简单劳动与一个小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复杂劳动的劳动量与劳动价值是无法相等的，可是毕竟马克思定义的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指的是广义的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内部不同职业之间的具体劳动价值差异如何根据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计算马克思并没有具体的论述，关于不同职业之间如何具体的根据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计算劳动量与劳动价值合理的确定工作收入，马克思是没有具体论述的，因此在分配方面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找不到具体的标准，如果叫人们接受平均主义，为各种不同的职业设定一个特定的生产方式 生产条件 以及劳动熟练程度作为社会平均生产力水平，在这个基础之上只要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耗费是一样的，无论哪种职业都是一样的薪水，但是这样做真的是壹种合理的分配方式吗？事实上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根本就无法实现合理的分配，根本无法合理的将劳动成果作了必要扣除后归还给劳动者个人所有。如果真的按照劳动量与用劳动量来代表的的劳动产品之间的等价交换原则来交换生活资料，根本没有可行性，如果在社会平均生产力水平的基础上制作一把石斧的劳动量是一天，制作一张渔网的劳动量也是一天，制作石斧的人工作完壹天之后只能买壹张渔网。而且制作石斧的人要跟制作渔网的人進行交换之前必须出示用录像的方式记录并确定对象在生产石斧与渔网的过程中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一天的录像凭证，不然无法進行等价交换。显然用劳动量去换取用劳动量所代表的劳动产品也是不可取的，只会让社会材富的分配更加畸形，中国在取消了货蔽实行票证制度的那段时间就是最好的证明。如果实行工资制度，各种不同职业的劳动价值要如何计算，各种不同的职业不同的劳动量贡献的大小如果用货蔽来表现该如何表现？谁来规定工资的标准？无论是中国在毛泽东时代所实行的什么八级工资制度，政府官员二十六级工资制度，还是其他世界历史上社会主义实践中实行过的所谓的按劳分配原则，不可能有统一的，精确的分配原则，全部都是“按长官意志分配”或者说是“按权力意志来分配”。因此，只要所有马克思主义者，不管是以前的、现在的、还是将来的，如果他们都无法提出“在有组织有计划的社会化大生产中同壹企业中不同劳动者的个人劳动量和劳动成果的精确的计量方法”，那么他们就不可能有任何有力的理论和事实来证明按劳分配的正确性！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在实践中让广大没有权力的壹般民众变成了共产党的奴隶，不但没有消灭他所说的剥削，反而带来了新的剥削。表面上资本垄断已经不存在了，实际上资本垄断只是换了壹种形式而已。

按生产要素分配，就是按资本分配，因为除了工人的劳动能力以外，主要的生产要素，生产所需要的原料与生产所需要的工具，都具有商品属性，都是资本，按生产要素的分配，在实践中就是根据人们占有生产所需要的原料，以及所需要的工具的多少来分配。在非公有制经济中，所谓的民营企业家也就是资本家，他们以创办民营企业的名义，把原料与工具垄断在自己的手中，没有占有这些生产要素的工人，就只能去给资本家打工，只能让那些在商品流通环节中的掌握资本的中间人，不从事生产性劳动的资本家剥削。他们生产的产品卖到市场中去，主要的利润归老板，工人只能得到非常微薄的壹部份收入。改革开放之后的共产党与之前的传统的共产党不同的是，他不主张废除商品经济，主张按生产要素分配，却又主张让壹个权力不受制约的政党，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用所谓的国营企业去做生意，国营企业有行政权力作为后盾，完全不必惨与市场竞争，就可以垄断整个行业。虽然国营企业的原料与工具，不是被表面上的资本家占有，但是实际上这些生产要素，已经被掌握在共产党权贵的手中，共产党权贵成了最大的资本家。给共产党打工的工人，所生产出来的产品，被卖出去之后，那个利闰由共产党权贵支配。共产党权贵继续根据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原则，也就是按资本分配的原则把主要的利闰交给他们自己，因为他们是国营企业中真正占有生产资料的人。中国的国营企业本质上是党营企业，不生产免费的产品，不让内部产业工人分享剩余价值，不生产便宜的产品而是利用垄断谋取暴利，企业利润不会成为社会福利而是成为太子党的商业利润，不会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计算国营企业产品的价格然后让工人根据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计算出来的工分進行兑换实行按劳分配。中国的国营企业本质上是共匪用来行使资产阶级法权谋取商业利润的隶属于共匪的私营商业机构，根本不具备公有制经济的基本性质。无论企业是民营企业还是国营企业，只要工人不能直接占有生产资料，直接占有生产所需要的原料与生产所需要的工具，不能直接占有除了工人的劳动能力以外的主要生产要素。工人被资本家剥削的本质就不会改变，唯壹的区别是民营企业的老板是壹般的资本家，国营企业的老板是有公职人员身份的资本家。但是私有制与雇佣劳动制度的本质，商品经济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无论实行这种制度的人把这种制度叫做混合经济或者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制度本质上还是资本主义的。这种制度并不会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劳动者与劳动的客观条件，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的本质。掌握资本的少数人可以支配工人的剩余劳动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的本质不会改变，工人作为被剥削者的阶级地位不会改变。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的国有化比私有制更坏的壹个地方在于，在私有制的条件下，民营企业走向垄断需要壹个漫长的过程，在竞争的过程中，资本家们为了争夺他们认为优质的工人，会试着比其他人开出更高的薪水，工人在资本家竞争的过程中，可以享受壹点工资成长的好处。国有化之后，政府直接垄断整个行业，从事某个行业的工人，没有地方可以选择，只能去那个国家所代表的企业里边工作，因为垄断，因为不需要竞争，工人的工资难以成长。再加上民主制度已经不存在了，实行高度国有化的国家，普遍靠壹党专政来维持。统治者用法律确定工人应该得到多少，工人就只能得到多少。工人的劳动能力在不存在竞争的环境下，失去了评价机制，工资的价格在也不必随着市场环境而改变了。国家给工人多少钱，工人就得到多少钱，工人组成工会要求增加工资，是不可能的，因为共产党垄断了政治权力，工人壹旦组建工会，就会被共产党以煽动颠复国家政权罪的名义镇压。因为共产党的国营企业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运行，所以自然不会提供公共服务，国营企业生产的产品本质上是商品，需要用钱买，国营企业垄断了市场，同时也垄断了价格，在壹党专政的基础上占有国营企业的共产党权贵，不会在意购买力的水平，所以国营企业所生产出来的产品的价格不会比壹般民营企业所生产出来的产品要便宜，国营企业壹方面在市场上赚钱，壹方面又剥削企业内部的工人。这不但不会消灭剥削，反而带来了新的剥削。事实已经证明，只要工人不能直接占有生产资料，只要拥有不受制约的权力的人去掌握经济命脉的极权统治的本质不变，无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工人始终是被剥削者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要实现真正的共产主义，必须是在经济高度民主化的基础上，让工人真正占有企业的生产资料并直接参与企业的分配，只有这样，工人才能真正的在经济上被解放。


第二章 从肯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角度谈工人阶级需要反共的原因


根据中共自己的说法，中共存在统治合法性因为解放了工人阶级，让工人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事实上中国工人阶级没有因为中共的统治得到解放，中国工人阶级是被统治阶级。中国工人阶级在经济上只是雇佣劳动者，在政治上没有自己的代表，在文化上受制于中共的党文化与资本家的企业文化的压迫。无论用哪种主流的界定社会主义的标准来评价中国都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既不是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那种建立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生产资料社会所有然后在有组织有计划的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生活资料按劳分配的奉行科学社会主义的国家，更不是那种托派的共产党所坚持的实行自由民主的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也不是社会自由主义者所主张的那种政治上自由民主经济上建立社会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事实上中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中国是一个奉行权力市场经济的国家，中共在中国建立了最坏的资本主义制度。中共建立的国营企业即不生产免费产品，也不让企业内部的工人分享剩余价值，不承担合理调控物价的责任而是利用垄断谋取暴利，企业利润不是成为社会福利开支，而是被太子党拿去贪污。中国的国营企业就是党营事业，国营企业里边的工人以雇佣劳动者的身份为作为资方的中共谋取商业利润的过程就是最好的证据，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说法，劳动产品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产物，中国早就废除了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计算工分的制度，中国的国营企业生产出来的劳动产品并不是在工分的基础上進行等价交换而是作为一种本质上跟私有制企业制造出来的消费品没有不同的消费品对消费者進行出售。中共实际上是一个极右翼政党，从中共放任红顶资本家压迫工人阶级的行为中就可以看出来。中国红顶资本家以及外国资本家普遍都不希望中国民主化，因为中国民主化会让他们失去可以让他们充份谋取暴利的廉价劳动力市场。中国工人阶级里边找回独立人格的成员最希望结束中共建立的专制统治，他们不会接受保共改良。事实上中共害怕工人阶级起来反抗，也最痛恨民运阵营里边的偏向左翼自由主义的成员。中国的左右分类法跟西方国家很不一样，通常实际上是极右翼的毛左或者邓右也就是中共本身才是唯一的左翼，其他派系都是右翼。如果把中共放在西方国家，用西方国家的左右分类法進行划分，极端反对福利国家反对补偿正义的中共实际上属于极右翼政党。海外民运大多数不敢以左翼自居，一部份人是因为深受中国左右分类法的影响，形成了特有的思维方式，另外一部份人是因为担心被误以为是中共的同路人，还有一部份人是因为以前深受中共名义上的伪左运动的迫害，精神上存在阴霾所以对左翼存在心理上的障碍。所以他们大多数习惯用左翼来称呼中共，这样做在客观效果上只能是美化中共，这种结论与中国内部的工人阶级反对派的认知是截然相反的。要在中国工人阶级内部唤醒工人阶级的反共意志，只有深入揭批中共的极右翼本质，然后树立一个左翼自由主义的变革方向，才能真正促進中国工人阶级对中共的离心离德，从而把他们拉拢到民运阵营里边。

共匪改革开放之后基本上已经接受了资产阶级庸俗派的观点了，基本上接受了商品的交换价值由消费者针对商品的主观评价来决定的观点了。工人只是得到工资是因为工人没有本事，资本家得到商品的主要利润工人得到工资是合理的。按照马克思主义针对商品的交换价值的定义，商品的交换价值也就是售价是由不变资本跟可变资本跟剩余价值组成的，原料 厂房 设备的消耗是不变资本，工人的工资是可变资本，不变资本跟可变资本是商品的成本，商品的交换价值也就是商品的售价减去商品的成本之后所得到的利润就是剩余价值，那个剩余价值是工人创造的，应该归工人。可是共匪没有让工人有机会分享剩余价值，共匪也在搞剥削，共匪也不允许工人阶级分享剩余价值。共匪已经不能用宣称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方式来证明壹党专政的优越性了，更不可能充份的从收入分配的角度论证壹党专政比自由民主好。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跟剩余价值论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没有工人把面粉变成面包，面粉还是面粉不会成为面包的，面包的交换价值不会产生，除了面粉的价格以及生产面包所使用的产地所产生的租金以及燃气设备所耗费的成本以外的利润就是工人创造的，可是因为工人不是老板，那部份利润只有壹部份会成为工人的工资，另外壹部份会成为资本家的收入，工人的劳动有壹部份是有偿的，另外壹部份是无偿的，所以工人被资本家剥削。比如生产壹个面包需要价值壹块钱的面粉，生产面包所耗费的燃气费用是壹块钱，生产面包所使用机器价值壹百块钱，在正常的使用状态下生产壹百个面包就会损坏，所以每生产壹个面包机器的成本是壹块钱，生产面包所使用的厂房每天的租金是十块钱，在正常的生产力水平之下壹天可以生产十个面包，每生产壹个面包的租金成本是壹块钱，生产壹个面包出去人力劳动以外的成本是四块钱，不变资本的投资也就是原料 燃料 机器 厂房的成本是四块钱，经过工人的劳动之后面粉成为面包，面粉成为面包之后售价六块钱，也就是交换价值是六块钱，六块钱的交换价值减去四块钱的成本，生产壹个面包可以有两块钱的利润。根据马克思的说法这两块钱的利润是工人在生产面包把面粉加工成面包的过程中的劳动创造出来的，比如资本家在可变资本的投资上投资了壹块钱，可变资本也就是工人生产面包的工资，比如资本家给了工人壹块钱的工资，剩下壹块钱留给了他自己，就意味着工人生产面包的劳动过程中有壹半的劳动是有偿的必要劳动，有壹半是无偿的剩余劳动，无偿的剩余劳动所创造价值就是剩余价值。资本家留给他自己的那壹块钱就是剩余价值，就是依靠剥削工人所获得的利润，了解了什么是剥削之后，我们就不难发现中国也有剥削，中国内部的私营的食品加工企业就存在剥削，比如生产面包的企业就存在剥削。

前边讲了食品加工厂的产业资本家的剥削，下边我们讲壹下商业资本家的利润来源跟剥削，商人只能从他所售商品的价格中获得商业利润。撇开地租不说，他出售商品所赚得的利润，等于商品的购买价格和它的出售价格的差额中扣除纯粹流通费用也就是商业工人的工资以后的余额。

商业利润是产业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商业资本家获得商业利润的方法是商业差价，即产业资本家用低于商品生产价格的价格(出厂价格)，把商品卖给商业资本家，商业资本家再按照商品的生产价格，把商品卖给消费者，卖价和進价之间的差额就是产业资本家转让给商业资本家的那壹部分剩余价值，形成商业利润。这是商业利润的主要来源。商业利润要靠商业雇员的劳动来实现。商业雇员的某些劳动，如包装、保管、运输等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是生产在流通中的继续；商品买卖、簿记等劳动实现商品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商业利润的实质是剩余价值，它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商业利润反映着商业资本家和产业资本家共同瓜分剩余价值的关系以及商业资本家剥削产业工人和商业雇员的关系。商业店员同产业工人壹样，也是劳动力的出卖者，他们虽然不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但却为商业资本家实现商品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商业店员的劳动时间也分为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在必要劳动时间内所实现的剩余价值，用以补偿商业资本家用来支付商业店员工资的可变资本；在剩余劳动时间内实现的剩余价值，除其中壹部分用来补偿工资以外的商业资本家的各种费用开支外，其余的部分则被商业资本家作为商业利润无偿占有。商业资本家就是通过剥削商业店员的剩余劳动，来获得产业资本家让渡给商业资本家的那壹部分剩余价值的。

首先，把商业利润看成是由于单纯的加价而产生的，这是壹种假象。商业利润是产生于商品的销售价格与购买价格之间的差额，但这个余额并不构成商业利润的全部，因为其中壹部分必须用来补偿商业资本家所支出的纯粹流通费用也就是商业工人的工资。在这里为了便于研究，暂时撇开补偿纯粹流通费用这部分，假定这个余额的全部构成商业利润。

就产业资本家而言，商品的出售价格和购买生产要素价格之间的差额，等于商品的生产价格和它的成本价格之间的差额，或者，就社会总资本而言，等于商品的价值与资本家耗费在商品上的成本价格之间的差额。“这个差额又归结为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总量超过物化在商品中的有酬劳动量的差额”，即在生产过程中形成产业利润。商业资本家则不同，他的活动范围仅限于流通领域，它不能创造价值，仅能实现价值，因此，商业利润只能形成于商品购买价格和出售价格之间差额，即在购买价格上加价后出售。

商业利润的源泉是产业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商业资本家获得商业利润的方法是商业差价，即产业资本家用低于商品生产价格的价格(出厂价格)，把商品卖给商业资本家，商业资本家再按照商品的生产价格，把商品卖给消费者，卖价和進价之间的差额就是产业资本家转让给商业资本家的那壹部分剩余价值，形成商业利润。这是商业利润的主要来源。

商业利润要靠商业雇员的劳动来实现。商业雇员的某些劳动，如包装、保管、运输等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是生产在流通中的继续；商品买卖、簿记等劳动实现商品的价值和剩余价值。

商业利润的实质是剩余价值，它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商业利润反映着商业资本家和产业资本家共同瓜分剩余价值的关系以及商业资本家剥削产业工人和商业雇员的关系。

商业店员同产业工人壹样，也是劳动力的出卖者，他们虽然不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但却为商业资本家实现商品的价值和剩余价值。

商业店员的劳动时间也分为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在必要劳动时间内所实现的剩余价值，用以补偿商业资本家用来支付商业店员工资的可变资本；在剩余劳动时间内实现的剩余价值，除其中壹部分用来补偿工资以外的商业资本家的各种费用开支外，其余的部分则被商业资本家作为商业利润无偿占有。商业资本家就是通过剥削商业店员的剩余劳动，来获得产业资本家让渡给商业资本家的那壹部分剩余价值的。

商业利润也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商业资本家雇佣商业职工从事商品买卖活动，这种活动虽然不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但通过出卖商品能为商业资本家实现商品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商业职工的劳动时间也分为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在必要劳动时间内出卖商品所实现的剩余价值，用以补偿商业资本家支付给商业职工的工资，在剩余劳动时间内实现的剩余价值，构成商业利润。所以，商业资本家所获得的商业利润，既是剥削产业工人的结果，又是剥削商业职工的结果。

举例来讲，食品加工厂的产业资本家六块钱壹个的面包卖给了开商店的商业资本家，开商店的商业资本家以十二块钱壹个的价格出售面包，六块钱买進的面包十二块钱卖出去得到六块钱的利润，这六块钱是商业工人在包装 保管 运输 销售劳动 会计的流通劳动的过程中实现的商品的流通利润，商业资本家从这六块钱利润里边拿出二块钱支付给商业工人作为工资，剩下四块钱留给自己作为商业利润，根据马克思的说法这四块钱就是商业资本家从商业工人身上剥削掉的剩余价值。商业工人不直接生产商品，实质上只是帮商业资本家瓜分由产业工人通过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创造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所代表的货币，可是商业工人因为只是商业资本家的雇佣劳动者，所以商业工人的流通劳动也存在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依靠游说消费者卖出去的商品所带来的营业额所代表的商业利润并不主要归商业工人所有，这些商业利润主要的部份会变成剩余价值被商业资本家无偿占有。改革开放之后的商业工人普遍都是需要为商业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的被剥削者，改革开放的本质对于商业工人来讲就是允许商业工人被商业资本家剥削，允许私营商店存在就是为商业资本家剥削商业工人创造条件。

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论的正确性



为什么要学习和坚持劳动价值论？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基础，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指出：马克屎“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壹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马克思的两大发现即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阐明了雇佣劳动制度的本质，“这个问题的解决是马克思著作的划时代的功绩。它使明亮的阳光照進了经济学领域，而在这个领域中，从前社会主义者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壹样曾在深沈的黑暗中摸索。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以此为起点，以此为中心发展起来的。”而否定劳动价值论，就必然会否定剩余价值论，以此为基础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就被抽掉了根本，共产主义运动也自然而然成为乌托邦分子的胡闹。

资产阶级非常明白劳动价值论的重要性。1867年9月，《资本论》1卷在德国出版，出版后官方经济学家鸦雀无声，但在德国工人阶级中却迅速传播开来，“被认为是德国世袭财产的卓越的理论思维能力，已在德国的所谓有教养的阶级中完全消失了，但在德国工人阶级中复活了”。《资本论》1卷出版后不到壹年时间，1868年7月4日，壹个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说：“驳倒价值理论是反对马克思的人的唯壹任务，因为如果同意这个定理，那就必然要承认以铁的逻辑所做出的差不多全部结论。”资产阶级非常明白，要推翻马克思的全部结论，就必须从推翻劳动价值论开始。所以壹百多年以来，从庞巴维克到晏智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把反对劳动价值论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这也正是我们今天学习和坚持劳动价值论的重要意义。

下面就几个资产阶级经常攻击、在社会上也容易造成混淆的几个问题共同讨论劳动价值理论。

机器是否创造价值

对于机器是否创造价值，必须先明确价值的概念。政治经济学中，价值是指人类无差别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耗费。首先，价值是社会关系的表现，劳动价值论所考察的劳动是专属于人的劳动。从具体劳动角度考察，“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劳动是人的有目的的生产活动，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本质活动，也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首要条件。从抽象劳动角度考察，“把劳动的有用性质撇开，生产活动就只剩下壹点：它是人类劳动力的耗费。尽管缝和织是不同质的生产活动，但二者都是人的脑、肌肉、神经、手等等的生产耗费”，只有人类的劳动才是创造价值的劳动。其次，劳动价值论研究和强调的是人的劳动在壹定历史阶段所特有的社会性，也即在商品生产关系中劳动的特性。由于“商品价值体现的是人类劳动本身，是壹般人类劳动的耗费”，这种无差别劳动“是每个没有任何专长的普通人的机体平均具有的简单劳动力的耗费”。“把劳动产品表现为只是无差别人类劳动的凝结物的壹般价值形式，通过自身的结构表明，它是商品世界的社会表现。因此，它清楚地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中，劳动的壹般的人类的性质形成劳动的特殊的社会的性质。”现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的体力劳动越来越多被自动化机器所取代，脑力劳动也部分被电脑代替，如果根据这壹现象得出机器也创造价值的结论，实际上是没有理解价值的概念，不清楚价值是对社会关系的反映，体现的是人们之间的生产关系，是商品生产者特殊的社会生产关系。

既然机器本身不创造价值，那么机器对于价值形成有什么作用呢？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专门探讨过机器同商品价值的关系。壹是使用机器将提高劳动生产率，使单位时间内生产的使用价值更多，“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壹点是壹目了然的”。二是机器是不变资本的壹部分，机器损耗的价值将转移到新产品当中，“像不变资本的任何其他组成部份壹样，机器不创造价值，但它把自身的价值转移到它所生产的产品上。”三是机器只是过去的死劳动，机器运转不能使价值增殖，资本家获得剩余价值的来源不是机器所代替的劳动，而是在机器生产的基础上所使用的活劳动。

因此，回答机器是否创造价值，需要明确以下问题：第壹，从创造价值角度，人的劳动与物的运转有什么区别？第二，高度自动化的生产线是否创造价值？机器人生产的商品价值来源于哪里？

在回答机器是否创造价值的基础上，还可以按照同样的思路，解释以下几个问题：第壹，死劳动是否创造价值？死劳动对商品价值形成具有什么作用？死劳动不仅包括机器，还包括原料、工具等，死劳动对商品价值形成的作用同机器是壹样的。第二，畜力是否创造价值？事实上，从政治经济学上看，畜力也是提高人类劳动生产率的壹种工具或机器，尽管畜力是壹种活的生物，但它仍是壹种死劳动，使用畜力运输所增加的商品成本，是历史上饲养牲畜的死劳动的转移。

知识分子是否创造价值

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有两种情形。壹是误认为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只有体力劳动者才创造价值，脑力劳动不创造价值；二是受“新经济”、“知识经济”等概念误导，认为新知识新技术也是可以创造价值的。

我们仍然必须回到价值的基本概念上。价值是人类无差别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耗费，其中既包括体力劳动，又包括脑力劳动。只要脑力劳动凝结在有形的商品上，这种脑力劳动就创造了价值。并非只有知识分子才進行脑力劳动，工人在劳动过程中也要付出脑力劳动的，并且随着社会進步和生产发展，劳动者掌握越来越多的科学技术知识，因此在创造价值的劳动中脑力劳动地位日益重要。在马克思时代，就出现了这样壹种趋势，壹些科技工作者或技术人员原先是游离在生产过程以外的，“正如在自然机体中头和手组成壹体壹样，劳动过程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在壹起了。后来它们分离开来，直到处于敌对的对立状态”，但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这些人逐步被纳入到生产过程中，生产劳动的范围扩大了。因此，马克思提出了“总体工人”的概念，“产品从个体生产者的直接产品转化为社会产品，转化为总体工人即结合劳动人员的共同产品。总体工人的各个成员较直接地或者较间接地作用于劳动对象。”“随着劳动过程本身的协作性质的发展，生产劳动和它的承担者即生产工人的概念就必然扩大。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现在不壹定要亲自动手，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壹个器官，完成他所属的某壹种职能就够了。”也即，直接或间接从事物质产品生产的劳动都是生产劳动，参与生产、并耗费了脑力和体力的劳动都创造价值。

与知识分子是否创造价值相似，还经常会遇到以下几个问题。壹是设计人员是否创造价值？按照马克思的“总体工人”的概念，当前设计工作已经成为产品生产的壹个重要环节，设计人员已经成为总体工人的壹个器官，完成产品图纸设计职能。二是与商品生产无关的科学或科技研究人员是否创造价值？例如天文学家发明了某种理论，这个肯定不会创造价值，同商品生产无关。那么数学家发明某种算法可以大大提高运算速度并对提高生产率形成影响，这位数学家是否创造了价值呢？仅对提高劳动生产率有帮助，并不创造价值。提高劳动生产率是使单位时间内可以生产更多使用价值，并不是现实的去生产商品，既然没有直接或间接参与到商品生产中，当然不会创造价值。我们所讲的价值，是特定社会关系下的生产劳动，并非所有对人类社会有益的劳动都创造价值、都影响商品生产关系。为人类历史作出巨大贡献和创造价值无关，科研工作者的工作同教师、社会管理者是壹样的，是社会進步不可缺少的，这同是否创造价值没有关系。

当然将科研工作者变为资本的附属物，纳入到商品生产关系中，变为资本家“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这才是对科技進步最大的阻碍。三是壹张刻有资本论的光盘价值应如何计算？这也是壹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事实上无论这张光盘刻有多么伟大独到的思想，其价值仍是c、v、m三个组成部分，仍是生产光盘的原料和机器耗损，加上付出的人工成本，再加上利润。至于壹些垄断资本出的光盘要远超过盗版光盘价格，是因为计入了知识产权使用费用，这涉及到垄断条件下商品价值的转换形式，也即个别商品利润被平均利润和垄断利润取代，在3卷中有相关的内容。此外，知识产权本身就是对科技发展的壹种反动，科技属于全人类，但却只归壹小部分寡头使用，这本身就是垄断资本主义阻碍生产发展的壹种表现。

资本家的劳动是否创造价值

壹些资本主义的辩护士说私营企业主是劳动者，是创造价值的劳动者。壹些资本家亲自出马，说他们起早贪晚，要协调好各方人际关系，要频繁应付政府官员，还要承担资本经营的风险，天天想着万壹破产了怎么办，工作压力如此之大，怎么会不创造价值呢？首先要把资本家的劳动同经营管理活动区别开来。壹是资本家的劳动不是雇佣工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所進行的那种劳动。作为处于与雇佣工人对立的地位的资本家，特征就在于不是自己从事劳动，而是驱使别人劳动，并无偿占有别人的剩余劳动。二是资本家的劳动也不是受雇佣的工程师和科技人员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所進行的那种劳动。即使资本家当中有的曾经从事过科学技术工作，现在壹般说来则已经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去继续从事这种工作，市场会向企业供给它所需要的各种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三是资本家的劳动是指资本家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壹定阶段上用他的部分时间从事企业的部分管理工作的活动，即“监督劳动”和“指挥劳动”。

在现代企业制度条件下，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是经理阶层，不是资本家。在资本论中有壹段话很有意思，资本家为了必须维护自己无偿获取剩余价值的权利，因此他为自己辩护：“难道工人光用壹双手就能凭空创造产品，生产商品吗？难道不是他给工人材料，工人才能用这些材料并在这些材料之中来体现自己的劳动吗？社会上大多数人壹贫如洗，他不是用自己的生产资料，棉花和纱锭，对社会和由他供给生活资料的工人本身進行了莫大的服务吗？难道他的服务不应该得到报酬吗？”这壹逻辑不成立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工人把棉花和纱锭变为棉纱，不也就是为他服务了吗”，既然如此，为什么工人不能占有这壹“服务费用”即剩余价值呢？所以资本家立马变换说法，“难道他自己没有劳动吗？难道他没有从事监视和监督纺纱工人的劳动吗？他的这种劳动不也形成价值吗？”

马克思接着写道：“他的监工和经理耸肩膀了。而他得意地笑了笑，又恢复了他原来的面孔。”事实上生产经营的管理监督劳动是监工和经理做的，所以他们“耸肩膀”了。无论如何，资本家都是要取得剩余价值的，资本家无法从自身对生产的作用得出有助于自己的结论，所以“他把这壹类虚伪的遁词和空话都交给他为此目的雇用的政治经济学教授们去讲”。只有经理阶层可能创造价值，“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壹种关于管理工资的新的欺诈勾当在股份企业中发展起来，这就是：在实际的经理之外并在他们之上，出现了壹批董事和监事。对这些董事和监事来说，管理和监督实际上不过是掠夺股东、发财致富的壹个借口而已。”

其次看生产中经理阶层的管理监督劳动。有别于资本家的“经理”属于生产劳动者的范围，“所有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商品生产的人，从真正的工人到(有别于资本家的)经理、工程师，都属于生产劳动者的范围。正因为如此，最近的英国官方工厂报告‘十分明确地’把在工厂和工厂办事处就业的所有人员，除了工厂主本人以外，全都列入劳动者的范畴”。经营管理在商品生产活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凡是直接生产过程具有社会结合过程的形态，而不是表现为独立生产者的孤立劳动的地方，都必然会产生监督劳动和指挥劳动”。但这种经营活动“具有二重性”。壹是符合社会化生产要求的指挥劳动，“凡是有许多个人進行协作的劳动，过程的联系和统壹都必然要表现在壹个指挥的意志上，表现在各种与局部劳动无关而与工场全部活动有关的职能上，就象壹个乐队要有壹个指挥壹样。这是壹种生产劳动，是每壹种结合的生产方式中必须進行的劳动。”二是监督被统治阶级反抗的劳动，“凡是建立在作为直接生产者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所有者之间的对立上的生产方式中，都必然会产生这种监督劳动”，这种监督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也是不可缺少的”。经理阶层的管理监督劳动，“既包括执行由壹切社会的性质产生的各种公共事务，又包括由政府同人民大众相对立而产生的各种特殊职能”。

因此，对于资本家劳动是否创造价值，事实上就是回答这样几个问题：壹是管理劳动是否创造价值；二是指挥生产的劳动与监督压迫的劳动有什么区别；三是在现代企业制度下，资本家是否还進行指挥生产的管理活动。

三产是否创造价值

壹产、二产中的劳动基本上都是创造价值的。三产中既有创造价值的劳动，也有不创造价值的劳动。必须要明确生产和服务的区别，马克思说：“生产劳动便是生产商品的劳动，非生产劳动便是生产个人服务的劳动了。前壹种劳动表现在壹个可卖的物品上，后壹种劳动必须在操作时被消费。前壹种劳动包括壹切在实物形态上存在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肉和书籍。（但形成劳动力自身的劳动除外。）壹切依某种方法满足个人需要（幻想的或现实的需要）或反乎本人志愿被迫到本人身上来的劳动都属于第二种。”三产中以人为对象的服务活动，例如理发等，没有“实物形态”，属于非生产劳动；而以有形商品为对象的活动，如餐饮业、汽车维修等，属于生产劳动，维修业实际上就是商品生产的延长线。在同壹行业内部，既有可能包括生产劳动，又可能包括非生产劳动。例如文艺活动，本身不创造价值，但如果把文艺活动刻成光盘，这部分加工商品的劳动就创造价值；卫生行业，给人看病是非生产劳动，没有实物形态的商品，但如果生产药品，或加工某种药材，都是把劳动凝结在有形商品之上，是创造价值的。

此外，还有两个比较有意思的相关问题。第壹，交通运输业是否创造价值，客运和货运是否创造价值。交通运输业既包括生产劳动，又包括非生产劳动。客运是典型的提供个人服务的非生产劳动，这种劳动在发生时同时被消费，不创造价值；货运将劳动凝结在可卖的商品上，以实物形态存在，是创造价值的。第二，商业是否创造价值，纯买纯卖是否创造价值，仓储、包装是否创造价值。商业活动中，纯买纯卖并未改变商品的任何存在状态，没有劳动付出，是不创造价值的；仓储、包装、冷藏等活动，将劳动凝结于有形商品之上，属于在商品上追加的劳动，是创造价值的。

如何看待生产要素理论

在以上四个具体问题基础上，下面着重讨论壹下两个流行的理论，壹是要素价值论，二是边际效用价值论。要素价值论不是壹个新理论，早在200年之前就产生了。当前壹些曲解劳动价值论的观点，用的都是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的观点。要素价值论的最终目的是“资本价值论”，是要为资本家占有剩余价值正名。跟前面举的资本论中那个资本家壹样，这种理论认为资本家提供了生产资料，只说工人的劳动创造了价值，资本家的投资没有创造价值是不对的。其实早在18世纪萨伊就说过同样的话：“把创造价值的力量，完全归之于人的劳动，是壹种错误。”萨伊是法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他认为商品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形成这个商品的劳动、资本、土地三要素自身具有价值，从而构成商品的价值。他说：“事实己经证明，所生产出来的价值，都是归因于劳动、资本和自然力这三者的协力。”劳动、资本和自然力共同创造价值，工人劳动得到的报酬是工资，资本家提供资本并管理生产得到的报酬是利润，地主掌管土地及其使用得到的报酬是地租，这就是三要素理论。现在还有人提出人力也是壹种重要资源，企业家（指经理阶层）同前三种生产要素壹起共同创造价值，所以经理分割剩余价值、按照利润提成定年薪是理所应当的，这就是“四要素理论”。还有人提出自然资源也参与了价值创造过程，例如细菌参加了酿酒生产，这是“五要素理论”。

马克思早就批驳了萨伊的“生产要素论”。根本区别在于马克思将资本看作社会关系，看作人类历史特定阶段存在的特定关系，而西方经济学家把资本看作是物，看作是机器、厂房等物品，他们根本不懂得、也不愿意懂得机器、厂房等本身并不就是资本，只有在特定的关系下才是资本。当然，资产阶级经济学也根本不承认资本体现了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的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

要素价值论有几个方面的错误，其中壹些错误已经在前面的几个问题中讨论到了。壹是把劳动和劳动力混为壹谈，劳动创造价值，而劳动力是壹种特殊的商品，劳动者所获得的报酬是维持劳动力再生产和延续后代所必须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二是把土地和劳动对象混为壹谈，在农业劳动中土地是劳动对象，是自然物，但地主通过对土地的所有权向租地资本家征收地租，正是特定的生产关系的产物。三是把资本和劳动资料混为壹谈，劳动资料是客观的物，但如何使用劳动资料，如何通过占有生产资料获得剩余劳动，是不同生产关系的产物。四是把使用价值和价值混为壹谈，作为客观物的生产要素是参与创造使用价值的，对形成商品的特定效用产生影响，但这些要素并不因此创造价值。五是混同了价值创造和价值转移。通过劳动者的具体劳动，在机器、厂房等生产资料上的不变资本把生产过程中消耗掉的原有价值转移到新生产的商品中去，它既不改变原有的价值量，也不创造新价值。死劳动不创造价值，只有活劳动才创造新价值。六是混同了生产领域的价值创造和分配领域的价值分配。在市场经济中，资本和土地不创造任何价值，却能在利息和地租的形式上占有剩余价值。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的剥削收入不是取决于资本和土地在创造价值中的贡献，而是取决于财产权，即生产关系的法律表现，本质上取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

要素价值论者之所以抱着“资本创造价值”、“资本创造剩余价值”等错误理论不放，本质上是由于他们否认剥削的立场，由此必然产生壹系列的理论错误。总结起来，理解要素价值论所存在的问题，需要明确两方面的内容：壹是要素价值论的基本内容和当前表现；二是自然物和死劳动对使用价值生产有什么作用，对创造价值和形成价值有什么作用。

如何看待边际效用价值论

边际效用论的集大成者是庞巴维克，在19世纪末西方庸俗经济学掀起“边际革命”，要用边际效用论取代劳动价值论，以利息时差论否定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目前这壹理论在知识界仍有很大的影响，但基本上还是庞巴维克的那些理论。庞巴维克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壹个根本缺陷就在于只考虑交换价值，不考虑使用价值，使用价值的“边际效用”将影响商品的交换价值；还认为劳动不是商品间的唯壹共同属性，此外还有稀缺性、作为供求的对象、被占有以及引起人们消费欲望等属性。庞巴维克把利润、利息、地租等各种剥削收入都归结为人在不同时期内对物品效用的主观评价不同的结果。

如何批判庞巴维克的理论不详细说了，壹些关键问题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仅举壹个例子，在以效用为基础的各种理论中，都有壹个共同的问题无法回答。同壹商品，在不同时间、地点等条件下，对使用者的效用都是不同的。例如壹个人吃了7个饼吃饱了，他吃的第1个饼同第7个饼对他自己的效用是不相同的，但为什么在市场上不同效用的饼却以同样价格出售，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出发可以解释，但从个人主观感受出发，效用理论无法解释。全面分析各类商品关系，只能回到劳动价值论才能解决。

19世纪末、20世纪初，庞巴维克先后出版《卡尔•马克思体系的终结》和《资本与利息》两本书，有体系的否定劳动价值论。仅两年后，希法亭就写了《驳庞巴维克对马克思的批判》，对其理论進行批判。希法亭的批驳也很到位，在《驳庞巴维克对马克思的批判》壹书第3章《主观主义的观点》中，希法亭揭示了以庞巴维克为首的经济学心理学派在方法论上的错误。希法亭指出，生产价格变化的现象说明孤立的考察商品或资本，绝不可能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现象。只有所处的社会关系及其变化，才制约并能阐述个别资本的运动，这些个别资本本身只不过是总资本的壹部分。但是，政治经济学的心理学派的代表没有看到这种社会联系，因而必然对那种旨在揭示经济现象的社会制约性的理论产生误解，总是从自己个人主义的观点上来理解和表述这种理论。在马克思看来，经济现象不从属于个人愿望，而受社会关系支配的客观规律决定。庞巴维克所认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矛盾其实只是他自己对马克思的理论做出的主观主义解释的结果。商品形式是考察经济现象的起点，但是在商品形式中存在着迷惑人的假象，这是由人的社会关系采取物的客观属性而产生的。商品只有作为社会物，它才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使用价值不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每壹种从使用价值出发的价值理论，都是从物与人的个别关系出发，而不是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出发，因此就陷入了从主观的个人关系得出客观的社会标准的错误。总结起来，对于边际效用价值论，关键在于两个问题：壹是使用价值对价值创造是否有作用；二是个别人对物的效用的主观评价，能否影响作为社会关系的价值的标准。

中共对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论的否定

邓右的支持者：关于剥削的问题，我就壹直想不明白，如果工人不被雇佣，就不被剥削了，但也无法生存了。能说这种剥削是坏的吗?资本家给了工人壹个将劳动力转化为金钱的机会，是不是有理由得到报酬，就像今天的服务业壹样?

马克思主义者：《资本论》中对妳的这些问题都有非常清楚的回答，我先简单地说壹下，资本家借以剥削工人或者说给工人提供工作岗位的资本也是以前剥削工人的产物，是工人创造出来的，也就是说，资本家的所有资本，都是工人生产出来的，都应该归工人所有，都是工人自己的财产，我为什么要被妳雇佣?这些财产归他们的真正主人——全体工人所有，工人是自己工厂的主人也是自己工厂的劳动者，所获得的巨额利润不归妳资本家所有，而是将壹部分作为扩大再生产的积累金，剩下的利润分配给全体工人使用，我为什么要忍受妳的剥削?

法国重农学派说：“剩余价值是‘壹种独立的可供支配的财富，是他(财富的占有者—)没有出钱却可以拿去卖得财富。”

《资本论》第十二章说：“资本自行增殖的秘密归结为资本对别人的壹定数量的无酬劳动的支配权。”第十七章：“在奴隶劳动下，所有权关系掩盖了奴隶为自己的劳动，而在雇佣劳动下，货币关系掩盖了雇佣工人的无偿劳动。”关于剩余价值的问题，如果能够把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认真学下来，我想，搞清楚是没有问题的。

《资本论》第二十二章《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中说：“200磅追加资本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它的生产过程我们是壹清二楚的。这是资本化了的剩余价值，它壹开始就没有壹个价值原子不是由别人的无酬劳动产生的。合并追加劳动力的生产资料，以及维持这种劳动力的生活资料，都不外是剩余产品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即资本家每年从工人阶级那里夺取的贡品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用从被征服者那里掠夺来的货币去购买被征服者的商品。”这个问题就很明了。

邓右的支持者认为“如果工人不被雇佣，就不被剥削了，但也无法生存了”、“资本家给了工人壹个将劳动力转化为金钱的机会”。

马克思主义者：资本家付给工人的金钱，即购买工人劳动力的货币，本身就是从工人阶级那里通过剥削的手段掠夺的，本身就是属于工人阶级的财富，将工人阶级创造的财富抢掠过去，然后用本属于工人阶级的财富去购买工人阶级被迫出卖的劳动力，同时又将劳动力创造的剩余价值占为己有，在这个过程中，抢掠者经过精彩的魔术表演，壹转身就成了伟大的慈善家。

邓右的支持者：也有很多人都是白手起家啊。先是当工人，有点积蓄之后就开始办企业了。也有些人是自己做壹些小生意或者别的职业什么的，有了积蓄就开始雇佣别人。不能说这些开创性的资本也是靠剥削工人得来的吧。

马克思主义者：这些开创性的资本在他们的总资本中又能占多大比例呢?如果只是白手起家，作为壹个个体劳动者即个体户，不去剥削别人，那只能作为壹个跟农民类似的小私有者，而个体的劳动能力是有限的，是不可能成为大资本家的。如果他成为了壹个大资本家，除了中了彩票的可能之外，那壹定是从事了剥削别人的事业。

邓右的支持者：问题是这些肯定是存在的，中国美国哪里都有，就算比例很小，那也能否说明不是所有的“剥削”都是非正义的?

马克思主义者：所有的剥削都是非正义的，因为剥削就是对别人无酬劳动的占有权，相当于变相抢劫。这些开创性的即没有剥削别人之前的资本，是正义的，但所有的剥削都是非正义的。而且，这部分开创性的资本，在壹般资本家的总资本中所占的比例，是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

邓右的支持者：问题是如果没有他们的雇佣，就会工人失业甚至没法生存。而雇佣给了工人壹个将劳动力转化为生活资料的机会，资本家是否应该因此得到报酬?就像现在的服务业壹样，那些职介所、婚介所也都是给人壹个机会，他们就拿到了报酬，也没人说这个不合理啊。

马克思主义者：“如果没有他们的雇佣，就会造成工人失业甚至没法生存”这个问题，上文马克思已有回答。工人可以夺回资本家拿走的本属于他们的财富，工人自己给自己工人提供劳动岗位不可以吗？

《共产党宣言》：“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壹步壹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壹切生产资料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地增加生产力总量。”

《资本论》第壹章：“最后，让我们换壹个方面，设想有壹个自由人联合体，它们用共同的生产资料進行劳动，并且自觉把它们许多个人的劳动力当作壹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社会的产品。这些产品的壹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壹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壹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因此，这壹部分要在他们之间進行消费。”

“这样，劳动时间就会起双重作用。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著各种劳动只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比例。另壹方面，劳动时间又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劳动中所占份额的尺度，因而也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产品的个人消费部分所占份额的尺度。”

邓右的支持者：我们先不讨论那部分非正义来源的原始资本，我们现在讨论有着正当来源的原始资本的资本家好吗?他们用自己的资本，为别人创造了将劳动力转换为生活资料的机会，是不是理应为提供了这种服务而得到报酬呢?他后来的资本积累是不是应该看成是他把这些报酬继续当作了资本，并继续给更多的人将劳动力转换为生活资料的机会，他也得到了更多的报酬。这是不是合理的?

马克思主义者：按妳刚才的例子，婚介所职介所给人介绍劳动机会，他得到的报酬是和他的劳动相称的，但不管原始资本合法或非法，资本家获得的报酬远大于他自己劳动或他支付给工人的生活资料，工人壹部分的劳动时间生产他自己的劳动力价值即资本家支付给工人的生活资料，剩下的剩余劳动时间就给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这部分剩余价值不用给工人支付任何报酬，工人和资本家在签订雇佣合同表面上看似妳情我愿，但本质上还是壹种不等价交换。

邓右的支持者：这些“剩余价值”为什么不能理解成是工人支付给资本家的报酬呢?资本家也在为工人提供服务啊，即提供机会给工人将劳动力转换为生活资料的服务。服务是必须有报酬的。假设我想买壹台出厂价是2000块钱的手机，但如果想2000块钱买，必须去距离我家很远的电视机厂里面买。这样我就会选择花2100块在自家附近的商店里买，商家赚的100块钱不能看作是剥削吧，这是他提供服务应得的。同样，如果把“剩余价值”看作是工人给资本家服务的报酬，那也只是报酬高低的问题，工人通过谈判，通过罢工等手段就能达到提高工资的目的。就像是上面我让商家赚100块钱的问题还是200块钱的问题，我可以跟商家谈判甚至以不买威胁。

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的理论基础是劳动价值论，也就是说，劳动是壹切财富的源泉，壹切依据这个理论推导而来。假如说这个资本家投入了劳动，就是妳说的服务，那工人的壹部分劳动时间生产自己的劳动力价值即自己的生活资料，另壹部分极小的时间生产出资本家的劳动力价值，在将这两部分都生产出来之后的剩余劳动时间生产的剩余价值，就无偿的归了资本家所有，这不是剥削是什么?

邓右的支持者：问题是资本家的劳动力价值应该怎么计算呢?资本家也要進行组织、分析、决策工作，这些工作创造多少价值?应得的报酬是多少呢?这种属于无形的价值应该怎么计算呢?这是很实际的问题，比如国有企业老总(他也是在提供服务)的应得报酬是多少?艺术家劳动创造的价值应该怎么计算?这种计算肯定很复杂。

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组织、分析、决策工作”这些事情，更多的是资本家雇佣的高级打工仔、职业经理人及高级白领做的事情，用马克思的话说：“难道他自己没有劳动吗？难道他没有从事监视和监督纺纱工人的劳动吗？他的这种劳动不也形成价值吗？但是，他的监工和经理耸肩膀了。”

尤其是在资本主义進入垄断阶段后，恩格斯说：“如果说危机暴露出资产阶级无能继续驾驭现代生产力，那么，大的生产机构和交通机构向股份公司、托拉斯和国家财产的转变就表明资产阶级在这方面是多余的。资本家的全部社会职能现在由领工薪的职员来执行了。资本家除了拿红利、持有剪息票、在各种资本家互相争夺彼此的资本的交易所中進行投机以外，再也没有任何其它的社会活动了。”

既然资本家可以不参加劳动，仅仅凭借企业所有权、生产资料所有权、资本所有权就可以剥削工人，那么那些参加了壹部分劳动的资本家，其所得必然远远高于他的劳动创造——因为企业所有权这种最大的最根本性的权力必然会对分配产生重大影响。

明显的把進行具体组织工作及分析决策的职业经理人和依靠资本所有权進行不劳而获的资本家混淆了，职业经理人依靠自身脑力劳动所获得的高额工资与资本家依靠资本获得的巨额利润相较，是微不足道的。

由于资本家依靠生产资料所有权就可以剥夺工人大部分劳动成果，那么为了维持这种剥削，维护这种统治，资本家必须要将剥削所得分壹部分给高级职业经理人，形成壹个中间阶级。如果职业经理人像工人壹样被资本家残酷剥削，那么职业经理人即中产阶级必然会联合工人推翻资本家的统治。所以职业经理即中产阶级也参与瓜分了底层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在毛时代，社会主义工厂里的厂领导的工资和高级工人差不多但比壹般工人要高。毛时代工厂领导(相当于现在的职业经理人)和工人的工资差距如果是壹两倍，那么今天资本家及高级经理与工人的差距已经扩大到十倍甚至千百倍。这个扩大的部分，难道不是剥削么?

那如何衡量资本家通过自身劳动创造的那部分价值?劳动力价值根据的是生产他们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即他每天吃穿用以及上学等活动花的钱。企业管理者的劳动属于复杂劳动，复杂劳动创造的价值是简单劳动创造的价值的倍数，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两者的报酬不会相差太多，主要依据劳动时间计量工资。因为之所以能够从事复杂劳动，是因为他接受了较高等的教育，也就是有较高的人力资本投资，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的是全社会的免费教育，也就是说，这种人力资本的投资者是社会，所以复杂劳动相较于简单劳动多得的报酬应归社会所有，壹部分作为生产积累资金，另壹部分分配给全社会的劳动者。

《资本论》第五章：“比社会平均劳动较高级的较复杂的劳动，是这样壹种劳动力的表现，这种劳动力比普通劳动力需较高的教育费用，它的生产要花费较多的劳动时间，因此它具有较高的价值。既然这种劳动力的价值较高，它也就表现为较高级的劳动，也就在同样长的时间内物化为较多的价值。”

但这并不意味着分配会很复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现在怎样解决关于对复杂劳动支付较高工资的全部重要问题呢?在私人生产者的社会里，训练有学识的劳动者的费用是由私人或其家庭承担的，所以有学识的劳动力的较高工资的价格也首先归私人所有；熟练的奴隶卖的贵些，熟练的雇佣工人得到较高的工资。在按社会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里，这种费用是由社会来承担的，所以复杂劳动所创造的成果，即比较大的价值也归社会所有。”关于这个归社会所有的有关产品的分配，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壹章也早有回答：“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社会的产品。这些产品的壹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壹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壹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因此，这壹部分要在他们之间進行消费。”

经常在网上看到各种各样否定剩余价值论和“剥削”概念、篡改劳动价值论的文章。我认为，对于这些文章的作者来说，作为人，可以没有手，没有胳膊，或没有腿，没有什么都行，但唯不能缺少大脑，如果壹个人连大脑都没有了，那能不能称得上人就很难说了。同样，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不管怎么发展，怎么“与时俱進”，怎么“本土化”，怎么不“教条主义”，如果将作为政治经济学核心和科学社会主义基石的剩余价值理论和“剥削”概念给否定了，那还能是马克思主义吗?妳可以把它叫做狗主义屁主义，狗屁主义或者叫特色主义也无妨，但就是不能叫做马克思主义。

中国的制造业与零售业中的工人阶级，大多数是穷苦出身，很多根本没有机会读到大学，根本没有办法系统的了解马克思主义。读到大学的人，即使接触到阶级斗争史观，也不会主动去跟工人阶级宣扬，壹种人是因为怕被共匪迫害。另外壹种是被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物质文化生活所腐蚀，或者是被共匪的洗脑宣传所蛊惑 认为坚持在壹党专政的基础上发展资本主义，可以让他们在机会平等的条件下赚钱，所以不会用马克思主义去激发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意识。很多工人阶级被共匪洗脑，只是接受了单纯的伟光正教育，认为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中国的时候，中国人生活的很辛苦，然后共产党出来革命了，让中国人翻身得到解放，他们根本不知道当时共匪用来批判国民党没有统治合法性的主要依据是什么，以及共匪只是壹个从事政治投机活动的政治流氓。共匪以前说工人阶级没有老板有钱是因为老板用生产剩余价值的方式剥削工人，所以工人才会变得很穷，非公有制经济 民营企业家 按生产要素分配这种资本主义的核心组成部份，是造成工人阶级普遍贫穷的根源，而国民党维护的就是这种制度，妳去夺回剩余价值去抢劫老板，国民党会把妳抓起来，所以国民党是反动派，是维护剥削者的走狗，国民党就该被打倒。既然是这样改革开放之后的共匪也是在做国民党以前在做的事情，工人阶级是不是有理由对共匪進行革命，由于讯息的不对称，中国的工人阶级根本不了解这些事情，如果工人阶级可以充份的接触马克思主义，当他们有了阶级斗争史观的时候，再用阶级斗争史观去检视共匪，他们会不会把共匪当成革命的对象，如果会，这应该会很有戏剧性，我建议中国境内那些希望推翻共匪统治的人，可以尝试壹下去推广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对工人阶级推广。

马克思所鼓吹的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以及有组织有计划的社会化大生产，还有按劳分配的制度实际上是壹种可以让政治投机份子可以掠夺壹般民众的制度，因为他说的社会占有的前提必须是实现国有化，然后国有化的那个国家根据列宁的解释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必须代表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敌人。

至于所谓的有组织有计划的社会化大生产也必须由所谓的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来领导，也就是必须由共产党来领导。

按劳分配也必须建立在根本无法精确计算的社会平均生产力水平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个虚幻的概念上面，结果在实践中就变成了共产党可以对壹般民众予取予求。

因为在有组织有计划的社会化大生产中，同壹企业中不同劳动者的个人劳动量和劳动成果根本无法精确计量，劳动的质和量无法互相转换，如造原子弹的工程师和推手推车的工人的劳动量和劳动成果根本无法比较，因此分配也不可能有统壹标准，除非叫人们接受平均主义，为各种不同的职业设定壹个特定的生产方式 生产条件 以及劳动熟练程度作为社会平均生产力水平，在这个基础之上只要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耗费是壹样的，无论哪种职业都是壹样的薪水，但是这样做真的是壹种合理的分配方式吗？即使马克思曾经提出过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的说法，可是究竟如何衡量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在分配上的差别，如何根据工种划分间单劳动与复杂劳动，马克思根本没有具体的解释。

事实上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根本就无法实现合理的分配，根本无法合理的将劳动成果作了必要扣除后归还给劳动者个人所有。

如果真的按照劳动量与用劳动量来代表的的劳动产品之间的等价交换原则来交换生活资料，根本没有可行性，如果在社会平均生产力水平的基础上制作壹把石斧的劳动量是壹天，制作壹张渔网的劳动量也是壹天，制作石斧的人工作完壹天之后只能买壹张渔网，因为根据马克思的说法石斧跟欲望是同样价值的无差别的抽象劳动所创造的。

显然用劳动量去换取用劳动量所代表的劳动产品也是不可取的，只会让社会材富的分配更加畸形，中国在取消了货蔽实行票证制度的那段时间就是最好的证明。

如果实行工资制度，各种不同职业的劳动价值要如何计算，各种不同的职业不同的劳动量贡献的大小如果用货蔽来表现该如何表现？谁来规定工资的标准？无论是中国在让毛左很怀念的时代所实行的什么八级工资制度，政府官员二十六级工资制度，还是其他世界历史上社会主义实践中实行过的所谓的按劳分配原则，不可能有统壹的，精确的分配原则，全部都是“按长官意志分配”或者说是“按权力意志来分配”。

因此，只要所有马克思主义者，不管是以前的、现在的、还是将来的，如果他们都无法提出“在有组织有计划的社会化大生产中同壹企业中不同劳动者的个人劳动量和劳动成果的精确的计量方法”，那么他们就不可能有任何有力的理论和事实来证明按劳分配的正确性！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在实践中让广大没有权力的壹般民众变成了共产党的奴隶，不但没有消灭他所说的剥削，反而带来了新的剥削。

表面上资本垄断已经不存在了，实际上资本垄断只是换了壹种形式而已。



邓右上台之后提出了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概念，按生产要素分配也就是按资本分配，因为除了工人的劳动能力以外，主要的生产要素，生产所需要的原料与生产所需要的工具，都具有商品属性，都是资本，按生产要素的分配，在实践中就是根据人们占有生产所需要的原料，以及所需要的工具的多少来分配。

在非公有制经济中，所谓的民营企业家也就是资本家，他们以创办民营企业的名义，把原料与工具垄断在自己的手中，没有占有这些生产要素的工人，就只能去给资本家打工，只能让那些在商品流通环节中的掌握资本的中间人，不从事生产性劳动的资本家剥削。

他们生产的产品卖到市场中去，主要的利润归老板，工人只能得到非常微薄的壹部份收入。

改革开放之后的共产党与之前的传统的共产党不同的是，他不主张废除商品经济，主张按生产要素分配，却又主张让壹个权力不受制约的政党，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用所谓的国营企业去做生意，国营企业有行政权力作为后盾，完全不必惨与市场竞争，就可以垄断整个行业。

虽然国营企业的原料与工具，不是被表面上的资本家占有，但是实际上这些生产要素，已经被掌握在共产党权贵的手中，共产党权贵成了最大的资本家。

给共产党打工的工人，所生产出来的产品，被卖出去之后，那个利闰由共产党权贵支配。

共产党权贵继续根据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原则，也就是按资本分配的原则把主要的利闰交给他们自己，因为他们是国营企业中真正占有生产资料的人。

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

无论企业是民营企业还是国营企业，只要工人不能直接占有生产资料，直接占有生产所需要的原料与生产所需要的工具，不能直接占有除了工人的劳动能力以外的主要生产要素。

工人被资本家剥削的本质就不会改变，唯壹的区别是民营企业的老板是壹般的资本家，国营企业的老板是有公职人员身份的资本家。

但是私有制与雇佣劳动制度的本质，商品经济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无论实行这种制度的人把这种制度叫做混合经济或者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制度本质上还是资本主义的。

这种制度并不会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劳动者与劳动的客观条件，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的本质。

掌握资本的少数人可以支配工人的剩余劳动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的本质不会改变，工人作为被剥削者的阶级地位不会改变。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的国有化比私有制更坏的壹个地方在于，在私有制的条件下，民营企业走向垄断需要壹个漫长的过程，在竞争的过程中，资本家们为了争夺他们认为优质的工人，会试着比其他人开出更高的薪水，工人在资本家竞争的过程中，可以享受壹点工资成长的好处。

国有化之后，政府直接垄断整个行业，从事某个行业的工人，没有地方可以选择，只能去那个国家所代表的企业里边工作，因为垄断，因为不需要竞争，工人的工资难以成长。

再加上民主制度已经不存在了，实行高度国有化的国家，普遍靠壹党专政来维持。

统治者用法律确定工人应该得到多少，工人就只能得到多少。

工人的劳动能力在不存在竞争的环境下，失去了评价机制，工资的价格在也不必随着市场环境而改变了。

国家给工人多少钱，工人就得到多少钱，工人组成工会要求增加工资，是不可能的，因为共产党垄断了政治权力，工人壹旦组建工会，就会被共产党以煽动颠复国家政权罪的名义镇压。

因为共产党的国营企业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运行，所以自然不会提供公共服务，国营企业生产的产品本质上是商品，需要用钱买，国营企业垄断了市场，同时也垄断了价格，在壹党专政的基础上占有国营企业的共产党权贵，不会在意购买力的水平，所以国营企业所生产出来的产品的价格不会比壹般民营企业所生产出来的产品要便宜，国营企业壹方面在市场上赚钱，壹方面又剥削企业内部的工人。

这不但不会消灭剥削，反而带来了新的剥削。

事实已经证明，只要工人不能直接占有生产资料，只要拥有不受制约的权力的人去掌握经济命脉的极权统治的本质不变，无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工人始终是被剥削者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要实现真正的共产主义，必须是在经济高度民主化的基础上，让工人真正占有企业的生产资料并直接参与企业的分配，只有这样，工人才能真正的在经济上被解放。

在没有民主政体的基础上，按生产要素分配也不会发展成同样具备重要性的各生产要素占有利润的比例一样，然后生产要素内部的成员根据劳动量的大小進行按劳分配的局面就不会形成，尤其是在中国，因为国家被中共官僚集团与红顶资本家垄断所以无法真正做到合理的按生产要素分配。

中共压迫工人运动

曾经在中国的佳士科技公司发生的工人运动虽然被镇压了，可是这次工人运动所产生的社会效应还是值得肯定的，参与抗争的工人表现了成熟的阶级意识。如果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维方式看待佳士科技公司，佳士科技公司资方成立的企业工会根本不能代表工人阶级，他们只是帮助资方维护利益驯化员工的工具。如果佳士科技公司的员工懂得运用正确的劳动价值理论去分析事情，必然不会把原本合理的诉求看成是没有必要争取的。因为佳士科技公司的员工理解了劳动价值理论，所以理直气壮的组建独立工会要求增加福利，反对削减福利。按照劳动价值理论的定义，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代表的劳动量决定的。反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抉定商品价值的人们反对按劳分配的人们认为：“使用价值是商品交换的核心内容。无论是简单商品经济，还是发达商品经济都是如此。排斥使用价值的价值是毫无意义的。使用价值始终是商品生产者追逐的情人。既然取得使用价值实体，满足需要是商品交换的目的，那么，人们在交换中比较双方产品的着眼点只能是使用价值，而不是别的什么。只有能够反映使用价值大小的某些属性的量，才能成为商品交换的比例。但是，仅仅承认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是不够的。”


　　不应该否认使用价值对于价值的决定性作用。它们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少了任何一方另外一方就无法存在。商品的价值构成是由制造商品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抽象出来的壹般劳动，只是在“抽象”的过程中，把具体劳动和商品使用价值的差别性舍掉了，否则就无法抽象，但舍掉具体的差别，并非否认具体劳动和使用价值的作用，正像具体劳动是抽象劳动的母体壹样，使用价值也是商品价值的母体。其实，作为商品价值的物质承担者的商品使用价值，其载体的多重功能是万万轻视不得的，正因为许多经济论者并没有真正弄清使用价值的载体功能，才在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关系上纠结不已。

　　假设，农民可以用壹头弱驴与另壹个农民‘等价交换’壹头壮驴。经验告诉我们，不论弱驴与壮驴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相等的，还是前者大于后者，这笔交易都是不现实的。因为对农民来说，弱驴的使用价值不及壮驴。相反，天上掉下来的壮驴却可以与人工喂养的壮驴進行‘等价交换’。可见，在商品交换关系中，使用价值并非只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而是交换价值的直接决定者。”

　　这个例子看似有理，实质上却把这个理讲“歪”了。这个问题，正涉及使用价值物质承载的壹个重要功能，即使用价值的“效用”，是实现商品价值的首要前提。其间，使用价值作为物质载体，附在它身上的商品价值或壹般劳动量，会随着载体的耗损而同步耗损或转移。拿这个例子来讲，首先举得不规范。同类商品之间是不会相互交换的，它最多是个别人的行为，如袜子换袜子，有意义吗？其次，如果作为价值载体的使用价值本身有缺陷，在交换中是不能够完全实现它的价值的，尽管它内含的抽象劳动量和其他同类使用价值壹样多。壹只桃子烂了，它就卖不出其他好桃子同等的价钱，因此，壹只病弱的驴子，怎么可能和壹只健康的驴子“等价”呢？第三，即使拿壹只年老驴子和壹只青壮驴子相比，即便伺养前者付出的壹般劳动量要比后者多，也不会卖出青壮驴子壹样的价钱，只会低价甚至无价“抛出”，因为伺养年老驴子所付出的劳动量，已经随着这只驴子多年的劳作，比如磨豆腐，转移到豆腐中去了，这只作为“载体”的驴子，也耗损的差不多了，它能和青壮驴子相比吗？就像妳能用旧袜子换人家的新袜子吗？妳旧袜子中的“价值”或“劳动量”，已经被妳“穿”得差不多了。但是，如果此类交换不是在同类使用价值中進行，而是在异类使用价值中進行，情形就不同了。比如壹台大半新的洗衣机只能换壹台大半旧的电视机，那么我们就可以从这两种电器无法类比的使用价值的交换看到其后面的交易规则了——即按两种电器各自耗损掉的“价值量”進行换算。比如洗衣机的购买价格是五千元，而电视机的价格是一万元，由货币直接度量的“抽象劳动”，在电视机中是洗衣机中的壹倍。当洗衣机用到大半新时，其耗损的价值量假定为一千元，而电视机虽然用到了大半旧，但其内存价值仍有4000元，于是交易成功——仍是“等价交换”。

　　因此，只有使用价值“完好无损”，才能保证其中包含的价值“完好无损”地实现，这是作为商品价值物质载体的使用价值的第壹个保值功能；而商品价值在其载体——使用价值上，是随着其物质载体的耗损而同步耗损，这是使用价值的物质承载功能的第二个规律。而作为价值物质载体的使用价值还有第三个最为重要的功能或规律，即商品使用价值的物质属性或效用，直接决定社会对该商品的需求总量，这对此类商品内包含的价值能否全部实现，生死攸关，非同小可。也正是在使用价值的第三种功能上，引发的关于价值和使用价值关系的困惑最多，以致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也在这个问题上将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混为壹谈。

　　我们先来看看这样壹个例子：假设在市场上，野生甲鱼每斤可卖到90元，而人工喂养的甲鱼每斤只卖到20元。如果从直观上看，显然，野生甲鱼没有经过任何人工喂养，但它的营养价值却远远超过家养甲鱼，因而，它的价值是直接由它的使用价值决定的。这个直观事实似乎以无可辩驳的论据支持、印证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即实际效用决定其价值的立论。这个令人困惑的难题在古典经济学时代就被经济学家们发现，并最终导致了著名的李嘉图之问：“我不能克服这样的困难：在地窖里收藏了三四年的酒，或最初在劳动方面花费了也许还不到2先令，后来却值100镑的橡树。”后来，人们用水与鉆石来概括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所面临的“价值悖论”：水对人极端重要，是生命的支柱，但在通常情况下，价格却很低；而鉆石是奢侈品，对于人的生存而言没有任何用处，通常情况下价格却很高，为什么？”由于壹直没有解决这个困惑，李嘉图只得在他的劳动价值论上作出折衷和妥协：“有效用的商品，其交换价值来自两个方面：壹是稀缺性，壹是为了获得它们所需要耗费的劳动量”

　　李嘉图始终没有能够解决这个难题。那么，这个难题究竟找到了怎样的答案呢？到了1870年代，边际主义兴起，经济学家才能够解答这壹问题。答案很简单：价值只能来自个体消费者的主观评估。有人花了几十年时间研究壹种东西，但拿到市场上却没有壹个消费者问津，那么，它就没有任何经济价值，不管我在这上面投入了多少劳动。商品和服务的价值是消费者评估的结果，商品和服务的相对价格是由消费者对这些产品的评估和欲望之水平和强度所决定的。

　　但这样的答案只会引起更多的矛盾或困惑。比如，按照商品使用价值的效用决定其价值的论断，在商品“效用”不变的情况下，商品的价值也应不变。继续用上面那个例子说明：比如野生甲鱼的“效用”即营养价值是人工喂养甲鱼的四倍，每斤卖90元，那么，在野生甲鱼和家养甲鱼效用都不变的情况下，它们的价值和价值之比也应该不变，但事实却不是这样，它们的市场价格和价格之比处于常态的变动之中。我们常看到的，野生甲鱼有时降到60元、50元壹斤，而家养甲鱼有时又涨到100元、150元壹斤。如果说，前者效应不变价值也不变之说，是“消费者评估的结果，”而后者价格随市而变是“消费者对这些产品的评估和欲望之水平和强度所决定的。”这显然没有说服力，因为价值的认定和价格的变动都是销售者说了算，而所有的消费者都希望商品的价格都降到冰点才好。有人会说，这是消费者用脚投票的结果。那么，既然用脚投票，我们只好无奈地回到供求关系之说：前者降价，是因为野生甲鱼的市场供应量多了，后者涨价，是因为家养甲鱼的市场供应量少了。然而，供求关系之说虽很简单，但它却推翻了“效用”决定价值的理论，因为两种甲鱼的营养价值并没有变；同时也推翻了“消费者评估说”，因为消费者最终不是跟着感觉走，而是跟着价格走。这样，决定野生甲鱼和家养甲鱼的价值及价值之比还有第二种力量，即供求关系。那么，商品价值的最终决定者究竟是其使用价值的“效用”还是市场供求关系？如果是“效用”，那么就应该坚持商品的效用不变其价值也应该不变，如果是供求关系，那么商品“效用”在商品价值的构成上，就根本无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因为供求关系将商品的“效用”降到冰点的事实在市场经济中比比皆是。于是，在这个无法解决的矛盾面前，壹些经济学家们只好用“二元价值论”自圆其说，即商品价值是由使用价值和市场供求关系共同决定的，商品中包含的劳动和商品价值无关。这就是“劳动价值论无用”论的来源。

　然而，人们忽略了这样壹个问题，只要市场供求关系对商品价格产生影响，商品价值的构成，就和其中包含的抽象劳动脱不了关系。因为商品的市场交换中有两个最基本的事实和商品中包含的劳动息息相关。第壹个事实，商品生产者制定商品价格的主要依据，是商品制造过程中的生产价格，即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而各种生产要素以货币形式表现的价格，是以其中包含的壹般劳动量为计量单位的；第二个事实：消费者用以交换商品的，是同等价格的货币。而这个货币量则是他工资或其他收入的壹部分，同时也是他劳动报酬的壹部分。也就是说，消费者是用他壹部分劳动报酬换取商品的，因而，消费者和商品生产者“等价交换”的只是双方商品和货币中包含的等量抽象劳动。

　　这样，商品使用价值作为商品价值的第三种功能便清晰起来：壹种商品的使用价值即特殊属性，决定了社会对这种商品的需求总量。而满足这种总需求的商品总量，又是由其中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总量即价值总量（或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总量）来衡量其衡量的货币表现，则是这种商品的价格总量。于是，戏剧化的情形便发生了。当这类商品的供应总量和社会对这种商品的需求总量相壹致时，则此类商品价值总量和其价格总量相壹致，意味着全体消费者用自己的劳动（报酬）总量换取等量劳动的商品，因而此类商品的单位价值得以全部实现；然而，当此类商品的供应总量多于其社会需求总量时，其中超出的部分就卖不出去，卖主只得降价抛售，这样，单位商品价值就无法全部实现，如果此类商品同样能够卖光，其中无法实现的价值并没有“蒸发”，而是无偿地转移到了消费者手中，因为他们用包含壹定劳动量的货币换取了包含更多劳动量的消费品，其后果，当然是商品生产者吃了亏，他必须调整此类商品的生产才能维系他的企业不致破产；相反，如果此类商品的供应总量少于社会对它的总需求，则商品价格就会上涨，商品生产者由此获得的超额利润是由广大消费者买单的。

　　因此，商品使用价值作为价值物质载体的第三种功能，直接决定了每件商品的价值能否完全实现（对商品生产和销售者而言），同时也直接决定了商品不能实现的价值部分和商品卖出后的超额利润在生产（销售）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相互转移。这样，使用价值的这种第三种功能，则能解答李嘉图的百年之问：如果稀缺商品的社会总需求是10，其价值总量或社会必要劳动总量的货币表现为10万元，那么每件商品的单位价格是1万元；但是，当这种稀缺商品的市场供应总量只有1，那么这1件商品的价格就会上涨10倍，这意味着，这位消费者必须付出这种稀缺商品社会需求总量的全部价值或价格，才能将这壹件“万千宠爱集于壹身”的宝贝买回来。而这件价格10万元的“宝贝”是有它的实际“身价”的，即壹万元。只是在供求关系悬殊的情况下，社会需求总量中其他9件同类商品的价值，因为其没有“现身”，被这壹件“现身”的商品“吸附”在自已身上了。

　　对李嘉图之问而言，壹瓶葡萄酒窖藏之前只值2先令，窖藏之后，它因为“窖藏”付出的劳动假定升值为2英磅。然而它在市场上却卖出了壹百英磅的价格，那么，最合理的解释就是，窖藏多年的葡萄酒在市场上极为稀缺，需求量为10，供应量只有1甚至更少，壹位钟情于窖藏葡萄酒的傻瓜消费者就以这类窖藏葡萄酒的社会总需求量的全部价格买下了这瓶酒。这样，这位窖藏者所获得的98英磅的超额利润，就是这位傻瓜消费者双手奉送的。当然，如果因窖藏酒赚钱太多，窖藏者多了起来，窖藏酒的供应量增加到十，和其社会总需求壹致，那样，窖藏酒的价格就会跌到和它的实际价值相壹致的价位了。

　　其实，李嘉图将商品分为稀缺商品和普通商品，并断言前者的价值首先是由其稀缺性构成的二元理论，仍然停留在直观层面上。因为从直观层面看，任何稀缺商品的高昂价格，都直接来自于其稀缺的品质和独特的属性。比如野生甲鱼独到的营养价值，窖藏葡萄酒独特的品味等等。但在这个表象之下，人们往往忽略了壹个事实，稀缺商品的获得，往往要付出更多更复杂的劳动，而稀缺商品的价值，则仍然是由隐藏在商品稀缺品相后面的那只无形的手——劳动构成的。野生甲鱼价格的高昂，说明捕捉它要付出更多的劳动、更长的时间、更复杂的技术，甚至是可遇不可求，而捕捉壹只野生甲鱼所付出的劳动和时间，会比伺养壹只甲鱼多出几倍。而野生甲鱼资源越稀少，付出的捕捉劳动就越多，其价值也就越高昂；窖藏葡萄酒不仅需要窖藏的条件，而且更重要的是需要付出漫长的时间。如果妳租壹个地窖需要付租金，窖藏需要保持壹定温度，那么租金和保持温度的设施以及妳本人付出的劳动都是窖藏葡萄酒的成本或增殖的部分。因此，稀缺商品供应量不变的情况下，其社会需求总量越高，它的价格也就越高；而稀缺商品的供应量越少，为之付出的劳动就越多，它们的价值也就越高。

　　另外，壹些以观赏和收藏为消费对象的特殊稀缺商品，如艺术品，其“使用价值”的特殊属性及其“效用”，是和人们用于壹般生活消费的普通商品是不同的，其界定的尺度也不相同。比如绘画、书法的观赏收藏价值，即它们的“使用价值”和“效用”，是由“知名度”这个尺度界定的。壹名绘画作者的知名度越高，其作品的“观赏、收藏”效用就越大，而作品的知名度是和它的社会需求量成正比的：知名度越高，需求量就越大；而知名度和它的供应量成反比：知名度越大，供应量就越小，因为壹流的艺术家或其他什么家，总是处于极少数的顶层，这是自然法则。

　　比如，两名画家在创作中付出的训练、劳动、思考可能壹样多，但他们的作品能否完全实现其价值，则会因其知名度不同而大相径庭。

　　假如其中壹名画家名声大噪，观赏者、慕名收藏者趋之若鹜，那么，这位画家的作品不仅能够完全实现它的价值，而且能够卖出超出其价值许多倍的价格。因对为对这名画家作品的社会总需求可能是100，而其供应总量可能只有5，那么这名画家出售作品所获得的利润空间，则是他作品价值的20倍。当然，也许并不是壹名观赏者或收藏者壹次性用对这名知名画家作品社会总需求的总价格购买他的作品，但这个“20倍”的利润空间则是客观存在的，也许会由观赏者或收藏者之间的数次“转让”或“转手”把这个利润空间填满。然而，如果这位知名画家死了，其作品的供应量永远定格在壹个恒数上，或这个恒数仍因散失破损等原因减少，但对其作品的社会需求总量却在不断增加，那么，年代越久远，其作品的观赏、收藏价值就越大，价格就越高，直到这寥寥几幅作品将各个时期社会对其需求总量构成的价值总量全部“吸附”到自己身上，那样，这些作品就是“天价”了，而当初这位画家在创作中付出的学习、训练、劳动、思考等“价值”，则像壹滴海水，演没在这“天价”的汪洋大海之中。

　　同时，假如另壹名画家画了壹辈子没有人要，他的作品没有人赏识和收藏，壹幅也卖不出去，那么，他为创作付出的所有劳动或价值，则因为其作品没有“效用”或观赏、收藏的使用价值而无法实现，也就是说，他白做了。

　　这就是商品使用价值“第三种功能”的神奇作用。

从事资本运作是生产要素的壹部份，从事生产劳动也是生产要素的壹部份。佳士科技公司的产业工人从事具体的劳动产品的生产，佳士科技公司的员工所提供的服务本身就是壹种劳动产品。


佳士科技公司不同于其他性质的公司，不存在复杂的资本运作，在跟共匪進行官商勾结的过程中早已经建立了固定的销售通路，也已经拥有了现成的生产技术，不存在复杂的资本运作以及技术研发，因为生产技术早就有人设计好了，公司的利润的产生，除了基本的设备，除了生产设备 厂房 原料以外，没有公司的员工的劳动，佳士科技公司的利润是不会产生的。


无论是工龄很长的产业工人，还是新来的产业工人，除了生产设备与厂房本身的成本以及燃料成本之外所产生的利润，基本上来自于员工们的劳动所产生的社会功能在市场机制中的被认同程度在货蔽量上的体现，而这种货币量的增加，佳士科技公司的利润的增加，必然离不开公司的员工特别是产业工人所耗费的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尺度的劳动量的增加，比如在同一件商品的基础上产生的两个供给与需求没有出现失衡的订单，一个订单比另一个订单更有利润必然是作为产业工人的工作人员的劳动量不同来决定的，订单越大劳动量就越大，销售的收入就越高，公司获得的利润就越多，如果这种利润的增加不是建立在公司请了更多的员工来分担增加的劳动量的基础之上的，公司的员工比以前付出更多应该得到更多的回报，可是佳士科技公司的员工却在超时劳动创造超额利润的时候被削减了福利。


当然了这些利润，资方可以拿走壹部份，因为按生产要素分配，资方参与了投资，参与了资本运作。但是劳方参与了具体的生产劳动，利润有增加的时候，资方赚钱的同时，应该增加员工的收入，增進员工的福利待遇，而不是削减员工们的福利待遇。即使用按生产要素的原理解释佳士科技公司的劳资分配状况，这也是壹种剥削，所以佳士科技公司的抗议是正当的。


虽然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并不是完全正确，忽视了不同性质的劳动以及不同的劳动产品即使在生产过程中耗费了一样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但是劳动的复杂程度以及脑力与体力的具体耗费之间的差异，完全忽视具体的劳动耗费无法精确计算的问题，忽视不同的劳动产品即使在生产过程中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一样，因为具体劳动的复杂程度不同，因为使用价值的不同，不同的劳动产品如果单纯的根据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進行等价交换是不科学的。但是也不应该否认，同样一种工作，同样一种劳动产品的生产，如果工作量比以前延长了，必然会带来更多的利润的这个基本事实。工人的工作时间被延长了，公司赚了更多的钱，就应该增加工人的福利，所以佳士科技公司的员工组建独立工会争取更多的福利是有正当性的。

中共建立的党营企业的本质

关于共匪拒绝放弃国营企业垄断的原因，各种流派的学者都提出过自己的看法，可是很少有人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分析共匪为什么坚持国营企业垄断，其实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進行分析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共匪不愿意放弃国营企业垄断，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分析可以得出共匪坚持国营企业垄断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权力寻租保护剥削。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及其逻辑推论剩余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石。它正确、完善与否，壹百多年来世界上有很多争议。在此，先简单回顾壹下这个理论的基本内容。

假设壹个工厂有1个资本家，100个工人。它的总产值G是每年1000万元。其中，原材料、能源的损耗和厂房、设备的折旧为600万元，工人总工资为200万元。马克思将前面的600万元称为不变资本或转移价值M，而V=G-M=1000-600=400万元，称为可变资本或创造价值。马克思认为，V全部是工人劳动创造的，而工人的总工资只有200万元，那么V的其余部分，即400-200=200万元，这部份属于被资本家剥削去的剩余价值C。此例中剥削率为C/V=200/400=50%。

如果马克思这个理论是对的，那么壹个必然的逻辑结果就是，被剥削的剩余价值应该如数返还给每个工人。另壹个合理的推论就是按劳分配。如果某个工人，或者某个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较平均水平高，那么这个人、这个企业也应获得与其劳动成果相对应的较高收入。否则如果平均分配，那也是壹种剥削，生产率低的人或企业剥削生产率高的人或企业。

然而不管这种说法对不对，哪怕是在号称实践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或者前苏联、东欧国家，马克思这个劳动价值论实际上也没有被认真执行。国营企业的分配模式是根据共匪的意志進行分配，原则是国家拿大头，集体拿中头，个人拿小头。这个大、中、小的比例关系绝对不是1.2:1.1:1.0这样的接近比例，而是通常至少各差了壹个数量级。最绝对的时候，企业100%的利润要上缴，后来松动壹点，也要缴90%以上。再后来更宽松一点了，国营企业里边的官员有了更大的支配权。即使剩下的部分也主要不是用于给企业内部的产业工人发奖金，而是作为企业自留资金。这个资金也不是工人可以随便动用的，可以被共匪肆意瓜分。所以国营企业也有很多人也在抱怨，他们得到的工资和福利相比他们创造的价值太少了。

有人会说，那是因为国家要代表全体人民搞建设，搞福利，所以需要暂时牺牲壹部分人的利益，集中资源办大事。姑且先不论这种观点在逻辑上和程序上是否有足够的合理合法性，如果严格按照劳动价值论要求，那么就必须先确认每个劳动者实际创造了多少价值，然后，国家再征调或者借用其中的多少，这样才是清楚明白和公平正当的。然而，共匪有这样做过吗？从来没有，国营企业的利润最终被共匪贪污了。劳动者既不知道自己实际创造了多少价值，也不知道其中有多少被征调或者借用，甚至不知道究竟是征调还是借用？

如果这些产品或价值是借用，那就意味着是国家欠劳动者的，必须归还。总要有壹个归还计划，还要加上合理利息补偿，而不管国家的经济状况如何，因为那不是个别劳动者的责任，而是借贷人，即政府的责任。然而，共匪控制的国营企业有这种归还计划吗？没有。连是征调还是借用都不清楚，甚至连劳动者自己到底创造了多少价值也不知道，还什么？怎么还？

首先，劳动者就总在抱怨自己得到的工资和福利比自己创造的价值少得多，也就是说远未还清。然后，这种分配主要依据计划的规定，而与个别人、个别企业的劳动生产率高低基本无关。如果是归还，那么显然个别人、个别企业的工资和福利的也应和个别人、个别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至少大致成正比。否则搞大锅饭，平均分配，实际是在相同的行政级别下大体平均，那就是劳动生产率低的人和企业剥削了劳动生产率高的人和企业。这种剥削是否也应该被批判和纠正？

其实，所有这些理论和实践脱节的矛盾，如果换壹个角度看就很好理解了。因为根本无法计算具体的劳动量，例如科学研究、企业管理等复杂劳动的价值，实际上在共匪控制的国营企业的内部的分配也不是依据劳动价值论，而是根据各生产要素在生产力的形成中的贡献大小分配。西方经济学中的生产要素，壹般分资本、劳动、土地、企业家才能四项，可以抽象简化为资本和劳动两项，土地、企业家才能可以合并到广义资本要素中。既然是按照生产要素对生产力的贡献大小决定分配，那么自然贡献大的要素所占的比例就大。所不同的仅仅是，市场经济通过市场决定各生产要素贡献大小，共匪控制的国营企业是共匪通过自己的意志规定各生产要素贡献大小，如此而已。共匪规定国家拿大头，集体拿中头，个人拿小头的分配原则。这个比例是怎样来的？其实，也就是参考壹般市场经济下形成的劳资分配比例关系，而不可能是从天而降，无中生有的。也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国家征调某些劳动者创造的部分价值，并不需要解释和说明，更不需要归还。在共匪统治的国家，整个国家都是共匪的，共匪可以随意以国家的名义占有社会财富，尤其是处在计划经济时代的共产极权主义国家，整个社会资源的分配权在共匪手里，共匪以国家占有的名义让自己成为最富裕的阶层。因为事实上，国家并不认为这壹部分价值是这些劳动者创造的，而是国家作为资本所有者的投资收益。全民所有制的名称也说明了这壹点，资本所有权是全体公民，这个投资的收益也归全体公民所有，而不是个别企业的劳动者。政府是代表全体公民收取和利用投资收益，并不是说这个投资收益不存在。根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根本没有什么资本投资人的投资收益可言，不管这个投资人是谁。因为任何壹个企业的可变资本V都只能是该企业的劳动者创造的，投资人不管他是什么身份，最多只能收回不变资本M部分，甚至连这部分也收不回，因为可能有“罪恶”。在马克思的分类法里边投资人就是剥削者，共匪用马克思的理论否定了资本家的资本收益权，作为以国家的名义抢劫社会财富的理论依据，可是共匪夺取政权之后以国家的名义占有社会财富享受资本收益权，马列主义只是名义上反对资本家剥削，可是对于共匪占有生产资料获取收益却是支持的，如果说共匪是为劳苦大众追求利益的，显然是荒唐的，共匪实际上也是剥削者。

中国的国营企业本质上是党营企业，不生产免费的产品，不让内部产业工人分享剩余价值，不生产便宜的产品而是利用垄断谋取暴利，企业利润不会成为社会福利而是成为太子党的商业利润，不会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计算国营企业产品的价格然后让工人根据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计算出来的工分進行兑换实行按劳分配。中国的国营企业本质上是共匪用来行使资产阶级法权谋取商业利益的商业机构，所以应该用党营企业来称呼共匪建立的国营企业。

讲了这么多，应该可以分析出共匪为什么拒绝放弃国营企业垄断的原因了，只要被共匪支配的政府还可以通过控制国营企业的方式实质上瓜分社会财富，放弃国营企业垄断就意味着共匪要失去巨大的经济利益，所以共匪坚决反对美国提出的解除垄断的诉求，这种做法对于作为中国社会最大的剥削者的共匪来讲是一种正常的趋利避害的做法。


如果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正确的，工人阶级必须反共，因为共匪就是中国最大的资产阶级最大的剥削者，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共匪实际上是维护剥削的统治阶级，只有消灭共匪才可以消灭剥削。

第三章 决定论世界观与争取结果平均对于工人阶级的积极意义以及按劳分配面临的困境

左翼的结果平等与右翼的机会平等本质上是决定论与自由意志论之间的对抗，如果决定论是成立的机会平等就没有意义。西方民主国家认同左翼价值观的人有很多是比较倾向决定论的，因为自由意志论的信徒始终找不到能够彻底反驳决定论的依据。无论是心理学领域中的行为主义学派的观点，还是斯宾诺沙的决定论，戴维 迈尔斯的社会心理学，都是支持结果平等的。

如果用决定论来解释这个世界，每个人的所作所为都是命运的壹部份。我们并没有决定世界的能力，我们的自由的感觉实则是壹种假象，但这种假象是如此的迷人和如此的逼真，或者说可能的真相实际上永远无法达到：壹个超宇宙的智慧无法存在，因此记忆所有过去与未来的设备不可能存在，因此这个宇宙尽管壹直是单线索的以决定论的方式向前演化，但所有在其中的智慧都无法预测其演化方式，都无法知道自己的宿命，因为决定自己宿命的因素实在是太广泛了：万物之间皆有联系因果，而意识的自由确是可以真真切切可以感受的，正如同Matrix中被接管所有信息输入输出渠道的未来人类，虽然没有怀疑我们也是那样的壹种悲惨境遇（我们的情况是这些信息的渠道太广泛以至于我们的意识没有足够的精力去接管或处理，这样我们的自由意识实际上与整个世界是无限联系起来的），因为历史的单壹图象，所以意识与量子壹样，也只是存在无穷可能，但瞬间内还是波涵塌陷，唯壹选择壹种状态，而且这种选择是内秉其先前状态的——这点是独断的和最值得争论的……

也许妳还未被心理学的证据说服，但脑神经科学研究却可能对妳拥有自由意志的信念给予致命壹撃。这些神经科学研究均指出，我们的行为都是大脑无意识的神经活动所决定，而且这些活动都出现在我们作出有意识的决定之前。

生理学家 Benjamin Libet (1983) 的实验是其中最早兼最著名的研究。在这实验里，参与者前面有壹个按钮，他们被告知可以在任何时间按下按钮，只要每当他们感受到意欲移动手指按掣的冲动时，就做出这壹动作，并记下他们感受到这壹冲动的准确时间。整个过程，Benjamin Libet 会运用脑电图来观察参与者的大脑。研究发现，某种脑神经活动出现的时间比参与者感受到行动冲动的时间早了约 300 毫秒。

Benjamin Libet 由此得出结论：意识总是来得较晚。早在我们有意识按下按钮前的 300 毫秒，大脑的神经连结已经为我们做出了移动手指的决定。这就是说，妳以为自己拥有自由意志下意识决定行动，但实际上妳的大脑在妳不知道、仍没作出有意识决定的时侯，已经早壹步做了决定。

如果只有壹场实验，我们大可以抱持怀疑态度。但 Benjamin Libet 公布实验结果后，许多科学家進行了类似实验，并对实验装置加以改善，都得出同壹结果。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神经科学家 John-Dylan Haynes (2011) 的实验研究。实验中要参与者选择按左边还是右边的按钮。研究发现，某种无意识的脑神经活动能预测参与者所作的决定，而且这个大脑活动在参与者作出选择前七至十秒就会发生。

这真是让人咋舌的研究发现。当妳随意在左右按钮之间作出选择时，如果有人观察妳的大脑，就能在妳有意识地作出选择前，提前足足七至十秒预测到妳决定按哪边掣，那么妳的行为显然不是妳有意识的决定，而是由妳大脑无意识的神经活动所导致。

在壹个生物的肉体里，同它的心灵活动相对应的、以及同它的自觉活动或任何其他活动相对应的时空事件（考虑到它们的复杂结构和公认的物理化学的统计学解释），如果不是严格地决定的，无论如何也是统计地决定的。对于物理学家我要强调的是，和有些人所持的意见相反，依我看来，在这些时空事件中，量子的测不准性是起不了有关生物学上的作用的，除非是在减数分裂、自然突变和射线诱发突变等这样壹些事件中，提高了这些时空事件的纯粹偶然性的特性时，量子的测不准性才会起作用——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很明显的，为大家所公认的。 为了進行论证，让我把这壹点当作是壹个事实，即假如不存在关于“宣称自己是壹架纯粹的机器”的这种人所共知的不愉快的心情，那么，我相信，每壹位没有偏见的生物学家都会这样看的。这是因为关于自己是壹架纯粹的机器的这种说法，被认为是同直接内省所证明的自由意志相矛盾的。 但是直接经验本身，不管是如何的多种多样和如何的不壹致，在逻辑上却是不会相互矛盾的。因此，让我们来看壹下，我们能否从下面两个前提中引出正确的、不矛盾的结论来： （1）我的肉体作为壹架纯粹的机器，是遵循自然界的定律而起作用的。 （2）然而，根据无可置辩的直接经验，我知道，我总是在指导著肉体的运动，并且能预见其结果，这些结果可能是决定壹切的和十分重要的，在那种情况下，我感到要对运动负起全部责任。 我认为，从这两个事实得出的唯壹可能的结论是，我——最广义上的我，就是说，凡是说过“我”或者感觉到“我”的每壹个有意识的心灵——总是按照自然界的定律在控制着“原子运动”的人，如果有这样的人的话。 在文化界里，有些概念（那些概念在其他民族中曾经有过、或者仍然有着更广泛的含义）已经被限定了，并变得专门化了，要用它所要求的简单措词来表达这个结论，那是轻率的。用基督教的术语来说：“因此我是万能的上帝”，这句话听起来既是渎神的，又是狂妄的。不过请妳暂时把这些涵义撇开不管，先考虑壹下上面的结论，是否就是生物学家能够用以壹下子证明上帝的存在和灵魂不朽的结论。 就其本身而言，这并不是壹种新的真知灼见。据我所知，最早的记载可以追溯到大约2500年以前，或者还要早壹些。根据早期的著名的奥义书，印度人在他们的思想里已经认识到阿特玛（ATHMAN，我）=梵（BRAHMAN）这壹概念（即个人的自我等于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永恒的自我），这是壹点也不渎神的，而是代表了对世上事件最深刻的洞察的精髓。所有吠檀多派（Vedanta）的学者，在学会了这句话以后，都努力地把这个最伟大的思想真正地融化在他们的心灵之中。 此外，许多世纪来的神秘主义者，每个人都独立地，但彼此完全和谐壹致地（有点像理想气体中的粒子），描述了他或她壹生的独特经验。这些经验可概括成壹句话：我已成为上帝。 对于西方的意识形态来说，这种思想壹直是陌生的，尽管叔本华和其他壹些人支持这种思想；尽管那些真正的情侣，在他们互相凝视时，会意识到他们的思想和他们的喜悦，在数目上来说，已经是合二而壹了——已不仅是相似或相等的了；壹般说来，他们感情上过于激动而不能从事清晰的思维，在这方面他们也和神秘主义者很相像。 请允许我再作壹些進壹步的评论。意识从来不是在复数中被经验的，而只是在单数中被经验的。即使在意识分裂或双重人格的病理事例中，两个人格也是先后交替出现的，决不是同时出现的。诚然，我们在梦中同时扮演了许多角色，但这也不是没有差别的：我们总是其中的壹个，我们总是以这个角色或那个角色的身份直接地行动和说话，而当我们常常热切地期待另壹个人的回答或反应时，我们并不意识到这个事实，即恰恰是我们自己控制了他的言行，就像我们控制自己的言行壹样。

众多这壹观念（奥义书的作者是着重反对这种观念的）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意识发现它自身是同壹个有限范围的物质，即同肉体的物理状态紧密相连的，并且是依赖于它的（要考虑到在肉体发育期间心灵的变化，如在青春、成年、衰老等时期内的变化，或者要考虑到发热、酒醉、麻醉和脑损伤等的影响）。可是，存在着大量的相似的肉体。因此，意识或心灵的众多化似乎是壹个含意深远的假设。或许所有纯朴坦直的人们和大多数的西方哲学家都曾经接受过这个假设。 这个假设几乎直接导致了灵魂的发现，有多少个肉体就有多少个灵魂，同时也导致了这样的问题：灵魂是否也像肉体那样总是要死亡的；或者它们是否是不死的，并能依靠它们自身而存在的。前壹种抉择是令人生厌的；后壹种则忘记了、忽视了、或者是否认了众多性假设所依据的事实。人们还曾提出过不少更蠢的问题，例如动物也有灵魂吗？甚至还问女人有没有灵魂，还是只有男人才有灵魂？ 这些结论，尽管还只是推测的，壹定会使我们怀疑众多性假设，而所有官方的西方宗教都是受到过这个假设的影响的。如果剔除明显的迷信，保留其关于灵魂的众多性的朴素观念，同时又用宣布灵魂是要死亡的，或者是要同各自的肉体壹起死亡的说法来“修补”众多性的观念，那么，我们是不是倾向于更为荒谬的谬论呢？ 唯壹可能的抉择是单纯地守住直接经验，即意识是单数的，关于意识的复数则是未知的；这里只有壹个东西，但看上去却像有好多个，实际上这只不过是由壹种错觉（梵文是“玛耶”，意即“幻”）产生的这壹个东西的壹系列的不同方面而已。在有很多面镜子的房间里，也会产生同样的幻镜。高里三喀峰和珠穆朗玛峰同样也是从不同的山谷看到的同壹个山峰而已。 当然，还有许多精心构思的鬼故事盘踞在我们的心中，妨碍我们去接受这种简单的认识。比如，据说在我的窗外有壹棵树，但我并没有真正看到这棵树。这棵真正的树通过壹些巧妙的设置使它自身的映像投入了我的意识之中，那就是我所知觉的东西，而关于这些巧妙的设置，只有它们的最初的而且是相当简单的几步是探索到了的。如果妳站在我的旁边望着同壹棵树，树也设法把壹个映像投入妳的灵魂。我看到的是我的树，妳看到的是妳的树（非常像我的树），而这棵树自身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对于这种放肆的言论，康德是要负责的。在认为意识是壹个只有单数而无复数的名词的观念中，很容易换成另壹种说法，即显然只有壹棵树，而所谓映像这壹套把戏不过是壹种无稽之谈而已。 然而，我们每壹个人都有无可争辩的印象，即他自己的经验和记忆的总和形成了壹个统壹体，这是完全不同于任何其他人的。他把它叫做“我”。可是，这个“我”又是什么呢？ 我想，妳如果认真地分析壹下，妳将会发现它不过是比许多个单壹资料（经验和记忆）的成份为多壹点的东西，就是说，它是壹块油画画布，在它上面聚集了这些资料。而且，经过仔细的内省，妳将发现妳之所谓“我”者，实在是指把那些资料聚集在它上面的那种基本材料。妳可能来到了壹个遥远的国家，看不到妳所有的朋友，妳可能差不多把他们全忘了；妳有了新朋友；妳和他们壹道亲热地生活，就像妳过去同妳的老朋友壹道亲热地生活壹样。在妳过着新的生活的同时，妳还记得起过去的生活，但是这个事实将会变得愈来愈不重要。妳可以用第三人称来谈论“青年时代的我”；而妳正在阅读的那本小说中的主角，也许对妳来得更亲切，对妳来说，肯定比“青年时代的我”更为生动和更为熟悉。然而妳并没有中断，也没有死亡。即使壹个有本领的催眠术者，成功地完全抹去了妳早期的全部记忆，但妳不会觉得他已经杀死了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有生命死亡的悲哀。 将来也永远不会这样的。

当我们把意愿作为基本的心理现象加以考虑时，我们发现在这壹术语下理解的事实构成了发展链条中的壹些环节。这种发展的低级阶段，也就是简单的随意活动，被归入冲动的表现；而这种发展的高级阶段，也就是选择活动，则是意志本身的表现。在回顾本能的表现时，我们已经相当熟悉了壹些现象，这些现象的心理条件是某种冲动行为，与此同时，生理组织的特性对它们的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现在，我们主要考虑随意活动的第二种形式，也即高级的形式，它便是意志本身的活动，以及它与意识过程的关系。 我们从动物王国中觅得了说明本能活动的壹些最佳例子。可是，另壹方面，在目前关于意志的调查中，我们将仅仅限于人类的意识，尽管意志活动也常常存在于动物世界，尤其存在于较为高级的动物中间，这是确定无疑的。但是，由于意志的概念普遍限于选择范围，因此随意活动的问题壹般又称为意志问题，并且仅限于人类，原因在于这壹问题不仅对于我们了解意志的本质具有极其重要性，而且对于我们了解意志活动与我们其他内部经验实的关系也极为重要。这个问题长期以来把心理学家和哲学家分成两个对立的阵营，因此它是壹个该由我们自己的心理来加以回答的问题。这个问题便是"意志的因果性"。

二 壹种冲动的活动，正如我们已经见到的那样，是单壹地决定的活动，在意识中存在壹种动机。意志活动产生自不同动机之间的选择，不论是清楚地意识到还是模糊地意识到。因此，在冲动中，"我们自己活动的情感"比起在意志中更少得到发展。由于后者涉及在各种冲动的动机之间作出壹种抉择，因此"我们自己活动的情感"在意志中是随着"自由情感"而产生的。 但是，如果自由是拥有意志的结果，是选择性意志的结果，那么两者的关系如此经常地被调换是如何发生的呢？我们不是说"我是自由的，因为我能行使意志"，而是倾向于说下面的话，"我能行使意志，因为我是自由的"。这难道不是把因果关系混淆起来了吗？十分清楚，我们的自由意识只能在行使意志的力量中汲取源泉。囚徒之所以是不自由的，因为他的意志是无效的。囚徒壹旦出狱，他将十分高兴，但这是愿望，而非意志。坚信我们做事的力量是行使意志所不可缺少的条件，它是活动的决心。那么，我们究竟如何解释下面的事实，即扎根于意志的自由意识却否认了它的起源，并且使它本身成为意志的原因，尽管实际上它不是原因而是结果呢？ 我们知道，当我们按照自己的力量，不受外部障碍的阻止而采取行动时，我们是自由的。我们把通过我们自己的力量来采取的行动称作意志活动，并且把此视作我们自由的结果。但是，我们把什么东西假设为这种自由的原因呢？看来，这壹点在因果的链条上出现了突然的断裂。我们说正是自由的概念排斥了任何壹种因果的想法。这是因为，如果自由概念依赖于某种原因或其他东西，那么它便停止成为它所成为的东西也就是它不再成为自由。自由和需要是相互排斥的。 现在，注意壹下我们得出这壹结论所经历的步骤。如果我们说正是意志概念排除了因果关系的任何想法，这种说法是难以证明为正确的。因为我们不知道壹种意志的所有原因不能被认作该概念的必然含意。因此，能做的事情便是这样：排除因果关系的自由概念作为壹个中间因素而被动的進入，壹方面意志服从于因果关系，而另壹方面意志又不受因果关系的支配。现在，意志屈从于特定的因果关系，即自由的因果关系，而又不受壹般因果关系的支配，即不受自然过程的因果关系的支配。 正是这壹观点引起了"决定论"和"非决定论"之间的冲突，前者坚持主张"因果律"的普遍有效性，而后者则是以自由为出发点。决定论者说道："意志不可能是自由的，因为壹种自由的意志不可能与世界过程的实际的因果联结相壹致。自然规律将会被奇迹所取代。不！每种活动，不论看上去如何自由，壹定是有其原因的。这是必然发生的事，动因无法帮助自身。"可是，非决定论者回答说："意志是自由的，因为我们拥有意志自由的直接意识。自然的必然性与个人自由是对立的。但是，后者得到了内在良知声音的保证，要求动因对其每壹项活动负责。"

自由意志的反对者坚持认为上述假设是壹派胡言；而自由意志的追随者则认为这壹假设是必要的。那么，论战的双方哪壹方正确呢？ 首先，我们必须认为，所有关于意志自由的伦理争论都是不适当的。这些争论会推动我们，它们可能会使我们倾心于人类意志自由的假设，但是却无法证明任何东西。即使否认意志的自由会危及良知的有效性，并动摇我们整个伦理体系的基础，科学仍会按其历程发展，如果能引用可靠的证据来证明意志不是自由的话。可是，幸亏情况不是这样。不论哪种理论守住了阵地，实践始终未被问津。妳们可能记得康德曾经说过："唯有在自由观念下行事的每个人，他的活动实际上是自由的。也就是说，他受到自由所必然携带的壹切规律的支配，正如他的意志被证明不受理论哲学满足的约束壹样。"不容否认的事实是，我们具有的自由意识使得宿命论成为不可能，除非这种意识本身也被认为包含在普遍的因果关系之中。因为这种自由意识告诉我们，我们具有的活动力量不受任何壹种强制力量的有意驱使，不管这种强制力量是来自外部还是来自内部。但是，这种自由意识并没有告诉我们，我们的活动是没有原因的。意志自由的捍卫者和反对者在他们混淆强制的力量和原因方面很少达成壹致意见。确实，这两者是完全不相容的概念，我们不能说地球被迫转动，但是我们却可以说人类被迫去死。只有壹个人知道他是自由的，方才可以被强制。宿命论者所犯的错误是摧毁了自由，并用强制取代了自由的位置，强制实际上是产生于自由的壹种条件，但是，如果没有自由，也就无法把强制构想出来。 因此，如果我们从自由的本身意义上看待自由概念的话，我们将会说，"意志是自由的"。因为在壹个有目的的随意活动中起阻碍作用的任何东西，在意识看来都被感受为是壹种强制，而意志便是这种强制的对立物。自由和强制是壹对相对而互补的概念，它们必然与意识相联系。在意识之外，它们都是想象的概念，只有壹种神话般的想象可以将它们与事物联系起来。如果我们说，"地球屈从于强制，因为它绕着太阳转"，我们可能正好断言了太阳的自由，因为它使行星转动。

赫尔巴特曾在某个地方讲过："如果我们认为自己是不自由的，那么我们实际上就是不自由的了。但是，如果我们把自由归之于我们自己，那么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实际上是自由的。"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话这样讲："如果我们知道壹种现象的原因，那么接下来必然是该现象确有原因。但是如果我们不知道壹种现象的原因，那么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原因。"这壹错误的推论恰恰是绝对的非决定论的追随者们在作结论时提出的。他们作出这壹推论的前提是，我们无法在意识中发现决定意志的壹切原因，意志本身便是我们活动的首要原因。 有人试图通过進壹步的肯定论据来支持来自意识的这种否定证据。我们被告知，在自然界中，每个发生的事件都以事物的先前情况为先决条件，而每个发生的事件是事物不可避免的结果。这种先前的情况本身必须有壹个先行者，如此等等。但是，对于这种无限系列的开端，我们必须假设壹种原始的、自发的冲动，如果这个世界的起源变得可以理解的话。现在，如果壹旦表明某个方面处于普遍的因果关系之外的话，那么去想象在世界的发展历程中产生的任何数量的因果联结系列，而且每壹种系列均有其特定的开端，将不存在任何困难。如果我现在实施某种随意活动，那么，这壹事实以及它的壹切结果都意味着壹种新系列的开始，它们的每壹项均由自然原因所决定，除了第壹项外，因为它超越自然原因能达到的范围。 在这壹争论中有两个弱点。首先，关于事物的第壹个开端之假设对意识来说是不可能的，不论图景般地描绘还是概念般地描绘；其次，即使假设了世界的第壹开端，那么，类似的开端能在世界发展的过程中发生的假设将成为壹种类比的推论，这种推论缺乏壹切肯定的基础。

在赞成或反对意志自由的这种或那种争辩中，基本错误越陷越深。这种基本的错误表现为，对整个问题的考虑仅在自然的因果关系的概念下進行。首先，把它作为壹个心理经验的问题来陈述。如果我们从这壹观点出发对它進行考虑，我们便可以立即看到，心理原因，无论是随意活动的心理原因还是意识的其他表现的心理原因，是不可能完全被发现的，原因在于下述两点：第壹，它们存在于意识之外，而且属于壹系列难以达到的过去经验；第二，它们形成了更为普遍的意识连结的壹部分，个体的心理仅仅构成了其中的壹个环节。妳们知道，个体意志的壹般方向是由"社会的集体意志"决定的，在这个社会的集体意志中生活着意志的拥有者。尤其在这种联结中，我们发现有理由相信，我们的心理生活的因果关系在自然的因果关系的规律（例如因果相等的规律）之下是无法立即予以归类的。 三 根据自然界的因果律试图构筑壹个民族的历史或人类的历史不仅在实践中是徒劳的，而且在原则上也是错误的。如果个人能够说，除了他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所从事的活动以外，他还能以其他方式行事，那么我们也壹定能够在谈论历史的每壹个事件时说，它可能以不同方式发生。在这两种情形里，自然的因果关系缺乏其必要性。对于历史事件和个体的随意活动来说，我们只能引证决定性的动机，我们无法证明强制的原因。在这壹方面，历史事件的概念和随意活动的概念恰巧是相等的。唯壹的区别是，壹个涉及社会，另壹个则涉及个体。 壹个社会的普遍意志仅仅存在于大批个体意志的表现之中。个体和他的随意活动包含在越来越普遍的意志的同心圆中，首先发生的是个体所直接隶属的小型社会的普遍意志；然后，个体带着这种意志屈从于较大社会的意志；接着，个体带着这种较大的社会意志又隶属于更加综合性的意志；如此等等。个体在其中所处的关系成为他随意活动的主要决定因素。但是，壹个社会的普遍意志通常又反过来为更有能量的壹些个体的意志所左右，而这种更有能量的个体为社会大多数成员的个体意志所默许。 意志表现的频率与意志效应的大小成反比，这是写在历史上的壹条规则。通过全民行动而使历史進程发生突然改变是极其罕见的事情。我们可以提到社会中普遍意志活动的壹些事件，可以说它们构成了历史的里程碑。在事件与事件之间的时间间隔中，普遍意志大部分是不活跃的；尽管在社会内部发生了壹些变化，而且在方向上时而向这边时而又向那边摆动，但是它们并不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它们像个体的意志在服从于冲动和情绪（个体的生活方式在这些冲动和情绪下暴露无遗）时发生的变化壹样。由少数杰出人士的普遍意志所作出的决定已经让位于壹些几乎注意不到的影响，这些影响所起的作用是相似的，并且通过外部条件或内部变更之方式而直接或间接地起作用。 正如我们所了解的那样，个体意志的主要决定因素是社会意志。在动荡的年代，事件的发展進程往往把个体也卷了進去，而在这些时期，当普遍意志不活跃时，社会就处于我们所谓的平衡状态。但是，从先前历史产生的社会情况，从外部的自然原因产生的社会情况，以及从特别有力的个体意志的影响中所产生的社会情况，必然会在事物的普遍進程中对个体的随意活动产生决定性影响；因此，人们只能期望在头等重要的历史事件之间消逝的长久间隔中，社会的恒定情况将会使组成该社会的壹些个体的随意活动带有某种壹致性。

这种普遍的影响由统计事实得到证实。我们发现，每年发生的刑事犯罪数目、自杀人数和结婚人数可以在几十年中保持恒定，原因在于文明国度从以往历史中产生的社会条件也几乎保持不变。奎特莱特曾经表明，每年的婚姻人数比起每年的死亡人数来，甚至更加稳定，当然，自杀的情况是个例外因为在自杀事件中，意志是无话可说的。奎特莱特还证实了，只要司法程序保持恒定，那么对罪案的起诉和惩处可在任何壹个国家保持不变，刑事犯罪的发生在与年龄和性别有关的数量、性质和分布方面表现出惊人的稳定性。而且，在自杀事件方面也同样表现出规律性。这种规律性甚至延伸到了死亡方式的选择。每年差不多有同样数目的人上吊身亡、开枪自杀、服毒致死和投水自尽。从所有这些稳定性中，我们不得不得出结论说，对壹个民族而言，历史地决定的社会条件在个体公民的随意活动中起决定性影响。

在对不同的自然界進行的观察中，我们的结论得到了進壹步的证实。这种自然界为我们提供了孤立某些因素的手段，而这些因素结合起来构成壹个社会的状态。如果我们对有助于决定那种社会状态的统计表所显示的绝对规律性中出现的壹些轻微偏差進行比较，那么我们便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将这些轻微的偏差追踪至它们的原因上。于是，可以表明，饥荒增加了盗窃的犯罪人数，同时却减少了婚姻人数。暴发性传染病，像霍乱那样，伴随着结婚人数的减少，但是，霍乱等传染病结束以后不久，结婚人数又有明显增加。后面的现象可以归之于由传染病引起的死亡率的增加。看来，社会正在无意地加速填补死亡造成的人口空缺。不管个体的活动是如何缺乏规则，社会的活动却表现出完全壹致。但是，这种规律性看来也是壹种盲目需求的产物。每种活动都伴有明确的、用数字表示的规律，没有任何壹种个体意志可以将它改变。 但是，如果在个体活动的这种累积中，没有任何东西的踪迹可以归之于个体意志的影响，那么我们难道不能得出结论说，这种影响是幻觉吗？难道自然规律的例外不只是壹个明显的例外（当我们的观察延伸到相当宽广的领域时，它便消失了）吗？不错，人们已经得出了这壹结论。据说，统计数字表明，随意活动在可以测量的程度上有赖于壹系列外部因素。那就是说，我们内部的意志与外部自然世界的偶发事件相壹致。不存在没有规律的现象，但是，两者都是壹些现象，它们的规律无法从特殊的例子中推断出来。这样壹来，据认为，意志自由问题的解决应求助于经验。而且，这种解决的办法是决定论。 但是，在统计学的事实中没有东西能使这样的结论具有正当的理由。这些事实仅仅表明由社会条件施加的影响构成了决定意志的原因之壹。无论它是唯壹的原因，还是从其他地方发现的壹系列协调的原因关于那些问题，他们无话可说。 在把我们的观察从个体延伸至大型社会时，我们排除了单单引起个体的所有原因，或者单单决定社会的壹小部分的原因。这种情况与物理学中使用的程序是相同的。为了排除可能会破坏观察结果的偶然影响，人们進行了大量观察。观察开展得越多，就越有可能产生这样的情况，即各种独立的障碍之源（它们在加和减两个方面起作用）将会互相补充，从而使整个数目的平均数将按照观察的实际事实为我们提供壹个结果。但是，当我们认为，由于统计使我们取消了对个体的影响，因此这些影响不再存在时，这种情况与物理学中所说的在壹系列观察中排除的偶然错误在特定的情形中不再存在壹样糟糕。物理学家可以忽略它们，仅仅因为它们对物理学家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可是心理学家却不能这样。摆在他面前的问题是，除了由社会状态施加的影响以外，是否还存在着对具有个体特征的意志施加影响的進壹步决定因素。心理学家不该忽略特定的情形所显示的偏差，因为它们的存在证明了这种次级的决定因素确实存在。 统计学本身告诉我们说，决定随意活动的个体条件的效应实际上可以在壹个社会的不同圈子里以不同程度進行追踪。犯罪、自杀和婚姻的人数随着年龄、性别、收入、职业等等而变化。那就是说，壹俟统计学越来越深入到细节中去，它便指向更为特定的类型的影响，这种类型有赖于那个社会的特定圈子里社会状态的特定性质。统计学所能做到的对于统计学来说，鉴于许多原因，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就是跟着它的调查走，直到它到达这样壹些圈子里，也即它们的成员在性别、年龄、职业等方面绝对相似的圈子里。统计学将为我们提供关于随意活动的正常数字，甚至关于狭窄圈子里随意活动的正常数字，而且我们可以从它们那里计算出力量，用此力量，每个个体通过其生活而被吸引到特定的随意活动中去。但是，只要还有人拒绝这种力量，我们将被迫考虑壹种个人因素，如果我们打算了解特定的随意活动的因果关系的话。 四 意志的决定因素在壹个民族的社会条件中有其根源，这些决定因素的存在可以通过统计显示出来。意志的决定因素是在自然过程和历史的因果关系中产生的。因此，它们的作用证明了意志不是非决定性的。但是，统计数字只能发现随意活动的外部原因；至于随意活动的内部原因，我们则完全被蒙在鼓里。这些内部的原因构成了个人因素，而这种个人因素就其性质而言肯定会逃过任何壹种统计的观察。

它是否以因果方式操作，如果是这样的话，这种因果关系的形式是什么，这些问题当然是统计考察的粗略平均数所无法决定的。

个人因素以各种方式与决定意志的其他壹些因素发生冲突。于是，普遍意志为个体意志的决定提供了原因，但是它仍然让个人因素去决定由普遍意志所瞄准的结果是否也会成为个体意志的目标。壹种决定性的影响以同样方式继续由整个社会中的社会状态来加以实施，并且在个体所属的职业圈子里由社会状态来继续实施；但是这里需要再次强调的是，意志的独立活动没有个人因素的决定性协作是不可能实施的。 现在的问题，这种个人因素是什么？在意志的所有决定因素中哪种因素是不可缺少的？当我们考虑了决定活动的外部原因的每壹种原因时，我们仍然发现意志是非决定的。因此，我们必须称这些外部条件不是原因，而是动机，它们不是意志的原因，而是意志的动机。在原因和动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原因必然会产生结果，可是动机就不是这样了。确实，壹个原因也有可能是无效的，或者其结果发生了改变，这是由于出现了第二种原因或相反的原因而引起的，但是即使到了那时，结果仍然显示出原因的迹象，而且以可以测量的形式显示出原因的迹象。壹种动机可以决定意志，也可以不决定意志；如果情况属于后者，那么便不会产生任何明显的结果。 动机和意志的联结的不确定性是由于（而且仅仅是由于）个人因素的存在。由于这个缘故，所有的动机看来都不足以对随意活动作出完整的解释；它们不可能是强制的原因，但是却保留着部分的决定作用。至于意志的动机之所以不足以对它作出解释，仅仅因为个人因素本身的性质和它与外部因素的协作方式完全不为人们所了解。与此同时，壹个无效的动机对完整的意志不留下任何痕迹，这壹事实导致壹种推论，即外部动机和内部因素并不像自然界中的大多数原因那样進行合作，而是人格成为活动的直接原因，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不谈"个人因素"，因为那种表述方法意味着其他因素的同时合作。由于随意活动的壹切直接原因都形成自人格，我们必须从人格的深层之处寻找意志的起源也就是从性格中去寻找。 性格是随意活动的唯壹的直接原因。动机不过是随意活动的中介原因。在性格的动机作用和因果关系之间存在着这样壹种基本差别动机是通过密切考察壹种活动的外部条件而被直接提供的，或者至少是被这样决定的，可是因果关系的最终基础对我们来说仍然壹无所知，因为它们涉及个体心理发展的壹系列心理条件。 我们根据壹个人的性格对外部动机所作的反应来对壹个人進行评估。那就是说，我们根据壹个人的随意活动来判断壹个人的性格；我们从随意活动的效果来确定壹个人的性格，而且，除了根据这些效果作出判断以外，无法再用其他办法来加以界定。可是，人格的真正性质至今还是壹个谜。因此，不论何时，当我们达到解决这些哲学问题的限度时，还留下最后壹个问题，它是我们无法解开的壹个谜。但是，在这种情形里，那个棘手的难点似乎清楚地摆在我们面前，它位于壹系列可认识的原因和结果中间。决定意志的动机是自然的因果关系链条中的壹部分。然而，个人性格（它能单独构成意志）在这因果关系中无法安排壹个位置。因此我们无法立即地和经验主义地决定，就个体之间和社会之间存在的每种差别的根源和起源而言，人格本身是隶属于自然的因果关系的。 据说，壹个人的性格是空气和光、营养和气候、教育和命运的结果。它是由所有这些影响所决定的，正像任何其他自然现象壹样。这种断言是无法论证的。性格本身有助于决定教育和命运，这壹假设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说，它是壹种原因的结果。心理遗传的壹些事实使得以下情况极其可能，如果我们的调查能够渗透到个体生活的真正开端，我们便该发现壹种独立人格的核心，它并非从外面可以决定的，因为它是先于壹切外部决定的。 可是，另壹方面，壹种求助于经验的证明方法同样无法证明性格不是外部影响的产物。如果两个人的全部生活历程绝对壹致，那么他们的性格特征会不会表现出壹致性呢？我们说不准，因为这种情况在经验中从未实现过。只要经验的缺乏容许在这个问题上作出任何回答，我们就该假设真理存在于两个极端之间某个地方：性格部分地是生活条件的结果，部分地则是人格的先天拥有。但是，关于性格的因果关系的進壹步问题并未由该回答予以解答，因为性格的开端并非个体生活引发的，它仍有可能是某些更为普遍的因果关系的条件。

如果决定论的说法是成立的，机会平等就没有意义，表面上存在人人都可以参与竞争的机会也不能真正确保真正诚实创造辛勤劳动的人有机会全面发展，那些用机会平等反对结果平等的人，他们只是利用机会平等的价值观驯化别人或者是用来攻击对手，他们私底下应该也清楚环境对人的作用。他们无法说明历史社会条件如何均等，机会平等的存在根本没有多少正面意义，人本来就是环境的产物，就算存在人人都可以参与竞争的法律保障也无法确保大多数人的全面发展，尤其是那些幼年时代就被环境中错误的世界观扼杀的人，他们自然会在以后的竞争中输给那些带给他们负面的心理暗示的人。认同决定论的心理学流派认为历史经验相同行为模式就会相似，根据心理学领域的行为主义学派的相关分析人的行为是先天基因跟后天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先天基因是每个人不能选择的。至于后天环境，人们在出生之前他们出生之后所要面对的家庭环境以及社会环境就已经存在了，人们最初的想法跟思维方式是他们出生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家庭环境以及社会环境在他们出生之后对他们施加影响所形成的。这种最初的想法跟思维方式将决定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向哪个方向运动，这种想法跟思维方式将作为因果规律的源头在环境的运动之下支配着人们的行为，是环境决定着人而不是人决定着环境，所以就算保留机会平等对于不幸的人也是不利的。

我思故我在是那些愚蠢的自由意志论者的说法，实际上就算壹个人在壹生中在因果关系的支配之下在环境的刺激之下在不同的阶段可以改变很多次生活态度，真正支配人的命运的也并不是人本身，反对民营企业建立血缘特权让流氓无产者去改朝换代本质上也是在用另外壹种根据时机衍生出来的特权否定原来的特权不会改变不公正的本质的。每个人都无权选择下丘脑 海马体 前额叶 边缘系统的结构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人根本没有对命运的支配权的，每个人在跟环境的互动中会成为哪种类型的人实际上是由因果关系决定的，只要市场经济还存在有的人就是会在表面上看起来是公正的竞争的环境中成为基层民众。没有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跟剩余价值论之前欧文就根据决定论主张了社会主义只要决定论还可以成立追求建立经济上平等的自由人联合体的左翼就还是会存在的。

即使看明白了决定论的基本原理还是无法支配命运的，因为人的精力始终是有限的，根本无法装载各种不同的思维方式跟行为模式并且可以充份的了解各种不同的思维方式跟行为模式在不同的时机遇到不同的人事物会有怎样的结果正是因为这样人本质上还是命运的产物。既然是这样所谓的相对的公正也是不存在的，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根本不存在根据体力劳动跟脑力劳动的耗费以及成果進行计算然后区分阶级差别的竞争机制，表面上的竞争跟奋斗本质上是根据谁在投机取巧的基础上更接地气谁就获得更多的财富这个法则建立的竞争机制这种竞争机制不是公正的也是不利于社会進步的。


真正造成不平等的根源，除了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外历史社会条件的不平等，每个人的际遇是不平等的，可以思考的时间与空间是不平等的 人际环境也是不平等的，以及先天因素所造成的生理差异以及智能差异，是造成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的根源。壹个出身贫困家庭的人，因为基本上没有太多时间去思考谋生以外的事情，精神与思想上的压迫让他们没有几乎什么时间思考，文化环境的狭隘，以及人际环境的局限，周围也没有人会给他们思想上的启蒙，基本上让他们几乎没有什么空间去思考，于是他们就在他们的生活圈子里边形成了具有惯性的思维，基本上他们的人生的轨迹也就被确定下来了。壹个出身富裕家庭的人，虽然有时间与空间去思考，因为人际环境上某些积极因素的缺失，也会变得单纯变得无知，只要人们不是超然的普惠的，就不可能真正的主动的自由的支配他们自己。除非人在刚出生的时候脑袋里边就存储了大量的不同的价值观，以及不同的思维模式，还有不同的行为模式，并且可以预知各种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思维模式，不同的行为模式在接触不同的人事物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不同的结果。如果能具备这样的条件才算是真正的的主动的自由的支配他们自己，如果不具备这种条件，不同的社会条件所产生的因果关系就会支配着人们，不然本质上还是处在先尽人事后听天命的状态，经历过之后才能从过往经验中发现因果规律，因为支配人们的行为的思维模式是在人们认知过往经历的过程中形成的。即使人们有时候会主动的寻求改变现状，可是改变到什么程度也无法跳脱世界观层次的局限，世界观的层次是由历史社会条件决定的，每个人在竞争中是成功还是失败要经历壹个表面上的奋斗过程，但是实际上结果早就已经注定好了。

私有制只是经济层面不平等的根源，人际层面的不平等的根源不是私有制，如果私有制是人际层面不平等的根源，为什么有些人生在资本家的家庭却会沦为无产者，可见私有制并不是人际层面真正巩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主要因素，私有制只是造成经济层面不平等的辅助因素，造成经济层面的不平等的人际层面的因素还是命运，要真正实现平等不是只消灭私有制 而是建立壹个不允许竞争与独占，只允许合作与分享的社会。最终还是要回到比马克思更早的共产主义者的观点上面啊，只要人们可以清醒的认识到，社会分工是必要的，但是具备不同社会功能的人，不应该被市场机制的评价而产生价格高低上的区别，每个人具体的人力上的付出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也是无法精确计算的，没有哪个老板愿意给老实的工人更多的收入。

而表面上的公平竞争所造成的结果也是命运造成的，随着社会的发展，需求层次的变化，当结果上的差异影响了人们在需求上的释放的时候，人们就会自然的追求共产主义所追求的消灭阶级差别啦。自由民主应该可以消灭共产专制，未必可以消灭人们去追求根据共产主义的平等观所衍生出来的消灭阶级差别的社会的愿望啊，造成人们在竞争中会成功或者会失败的因素往往不是人本身可以支配的因素比如时机方面的因素，比如壹个成功的人在人际竞争中之所以会成功，基本上是因为他遇到的对手没有机会提前接触并领悟他所有机会接触并领悟的知识，没有机会提前接触并认知他所有机会接触并认知的事物，这就造成了他的思想比他的对手丰富，他可以驯化他的对手的结果。

很多事情从表面上看好像是个人努力程度的不同造成的，本质上还是运气上的不平等造成的啊，这种本质上因为运气上的差异所造成的不平等 非常具有迷惑性啊，总是让旁观者以为失败的壹方是因为不够努力，正是这种迷惑性，让人们相信机会平等然后结果可以不平等的筛选机制，只要大多数人懂得了用决定论的观点来认识事物，估计市场经济距离灭亡的那壹天应该会越来越近吧。

進化论还有无神论把宗教和道德当成是欺骗，败坏人们的精神寄托摧毁道德对人们的约束力，告诉人们弱肉强食 适者生存 要在竞争中采取各种手段发展壮大，让人们相信反传统反潮流的变化可能出现更進化的更好的结果，让人相信人在本质上是动物，人的本性来源于动物，人的欲望是人最本质的本性，甚至是進化出来的最好的本性，为无底线的实用主义解除了思想上的约束，与现代的民主国家所鼓吹的伦理自由不同，進化论虽然承认人的动物性，却反对契约对人的约束，无神论更是强化了進化论邪恶的部份，人们壹心希望進化他们自己，壹面放纵著進化他们自己，壹面在紧张的竞争和焦虑中生存变得越来越自私，当自私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各种不道德的行为和犯罪就会出现了，人们之间失去理解和信任，人们在生活中逐渐失去安全感，少数人获取短暂的享受之后，换来的是道德沦丧 心理畸形 物欲膨胀 没有底线的竞争，社会的畸形以及两极分化，资源的枯竭 环境的污染，除了儒教以外，進化论还有无神论也是危害人类社会的思想瘟疫，公平竞争就是壹个伪概念啊。

每个人是否拥有同样优质的父母，以及同样优质的成长环境，每个人是否可以在同样的历史社会条件之下培养思维能力。如果不能，怎么可能有公平竞争啊。如果不可能有公平竞争，那么占据人口优势的中下阶层应该站出来消灭竞争。公平竞争就是壹个伪概念，每个人是否拥有同样优质的父母，以及同样优质的成长环境，每个人是否可以在同样的历史社会条件之下培养思维能力，如果不能，怎么可能有公平竞争。如果不可能有公平竞争，那么占据人口优势的中下阶层应该站出来消灭竞争。相信進化论相信无神论的人最害怕决定论，只要越来越多的人明白公平竞争的欺骗性的时候，属于大多数人的弱势群体就不会容易再接受结果的不平等。到了那个时候，弱肉强食将被重新定义，如果要比拳头，资本家是打不过工人的，无论是体力上还是人数上，资本家都处于劣势，如果用拳头来决定弱肉强食，资本家应该沦为中下阶层。可是只要还有很多人相信自由意志，就不会有太多的人站出来改变规则，无论是比什么只要存在竞争就没有公平存在，如果是比体力之外的能力胜者往往是历史社会条件方面拥有优势所以人格发育程度比别人好的人，或者是先天遗传因素方面占据优势的人，或者是即拥有历史社会条件方面的优势又拥有先天遗传因素方面的优势的人，只要存在竞争就是在根据外因筛选出胜利的人跟失败的人，所以追求结果平等仍然是有市场的。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公平竞争是不存在的，大脑神经科学已经充份的证明了这壹点。从大脑神经科学来看，人类的思考与情绪主要是由大脑中的两个部分控制影响。壹个是前额叶，主要负责理性思考，我们期望的“完美小孩”“完美对象”所该具备的所有能力和功能，都是由前额叶控制，例如：会推论因果关系、能思考解决方案、能分析情势、能评估后安排优先级等。能有壹位具有强大前额叶功能的伴侣和小孩，是多么的幸运又幸福呀！

另壹个部分就是杏仁核，这个位于大脑核心位置的两颗杏仁大的组织，只负责让人做三件“态度不好”的反应：攻击、逃跑、发呆（简称攻逃呆）。前额叶在大脑的外层表面，杏仁核被藏在大脑的核心，从演化上来看，应该是重要的部位会放在中间被好好保护著，是吧？但是杏仁核只负责攻逃呆，有什么好重要的呢？客倌，您不知道杏仁核有多重要呀！它可是危机处理中心，若您生活在几千年前的野外，壹走出山洞就看见灰熊站在妳的山洞门口，您也只能想办法找个武器和牠打壹架；或是快点逃，至少要跑赢隔壁的那壹个，才能活下来；或是好好躲起来，想尽办法不要动、不要出声、呼吸轻壹点、不要散出气味，或许灰熊没有看到您，也就走掉了。您说，攻逃呆重不重要？！

当人类不住野外，改为群居，和壹群人住在壹起有没有生存危机？有！最大的生存危机是什么？“不被喜欢”！壹个不被喜欢的人会被霸凌，可能会被围殴致死、会被遗弃、会被忘记分享食物和资源给他，死亡率很高耶！所以只要人类壹觉察到“不被喜欢”，攻逃呆就出现了，而且十万分之两秒就马上反应了。（前额叶启动要0.2秒，怎么也抢不赢杏仁核！）攻击，包括：指责、超理性讲大道理、借兵来证明真的很多人认为妳是错的、批评、翻旧帐、甚至暴力相向。逃跑，包括：打岔、说笑话转移注意力、怪罪别人、推讬只是模仿旁人、工作狂找理由不面对、专注某事不理会、生病、扮演被害者与无能力弱者。发呆，包括：呆僵、发呆、装作听不见、没反应、麻木。

研究发现当杏仁核启动时，攻逃呆平均维持十八分钟，而且会让前额叶停滞四小时。所以，越是出生在家庭贫困家人暴戾之气严重，或者是家庭富裕家人急功近利为人浮躁的家庭的小孩，越没有机会得到优质的大脑发育过程，所以在日后的社会竞争中很容易沦落为弱者。因为他们的前额叶壹直在停滞呀！真的没机会长大与成熟呀！

独立生存能力的第壹点是独立思考能力，认清整个人类社会运作的规律。这壹点非常不容易：因为人类社会已经发展到无比庞大复杂。人受自身环境视野的限制，就像管中窥豹，只见壹斑。但是，处于社会金字塔越高的人，看得越清楚，因此他们也得以聚累大量资源。而越底层的人，生活在对社了解肤浅而产生的幻象当中，无法解释自己生活的苦闷的来源更无从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人类贫富最本源的不均，是来自信息不均，本质就是教育不均。

　　就算在现在这个信息时代，壹个中国贫困山区或者城市边缘的读者看到了专门分析环境因素的外归因的文章，因为缺乏理解所需的亲身体验，而无法从文字中得到半点启发，所以他们读完后，仅仅平添纠结，觉得还不如读鸡汤舒服。

　　大部分人并不能认清人类社会运作的规律，也无从把真实清晰的社会观传递给孩子？于是他们就把自己理解那套完全错误的传递给孩子，结果就是“坑娃”。桑德斯的崛起说明美国基层民众的认知水平比中国基层民众的认知水平好很多，所以他们起来争取结果平等支持桑德斯。

既然自由意志与机会平等是伪概念，个人发展情况是命运决定的，是否人类社会还存在真正根据多劳多得進行按劳分配的可能性，经过论证我们会发觉这种可能性并不存在。长期以来，劳动量与劳动 价值在人们的心目中是壹个非常神秘、高度抽象的概念，除了政治经济学，几乎再 没有其他学科真正地提及它。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了三个概念“价值”、“劳动价值”和“劳动量”，但他没有在根本上把这三个概念区分开来，而且在他看来，这三个概念几乎是完全相同的。

劳动的形式是复杂多样的，那么，不同形式的劳动量到底如何统壹度量，这是关系到 劳动价值论是否成立的大问题。要对劳动量進行统壹度量，就必须找到劳动的共同属性（或通约性），然而，人类的壹般劳动过程存在若干通约性，究竟应该采用哪壹种通约性来作为劳动量统壹度量的基本尺度才是最佳的，长期以来存在着激烈的争论。

以消耗时间的形式来度量劳动量

劳动过程的第壹个通约性，那就是所有劳动都需要花费壹定的时间。 李嘉图提出用最不熟练程度的劳动者在最劣等条件下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来度量劳动量，按照这种方法所得出的商品价值量是壹个随机的、不可确定的量，它会随着不同“最不熟练劳动者”的劳动耗时的变化而变化，也会随着不同“最劣等生产条件”的变化而变化。马克思提出用“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度量商品价值量，即“平均熟练程度的劳动者在社会现有的标准生产条件下，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来度量劳动量”。

1、时间形式度量方法的优点。 壹简便易行。马克思将壹个“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含有的劳动量定义为劳动价值，从而避开了复杂的劳动价值计算问题。这种方法只要先确定壹个标准状态的劳动量，再根据几个折算法则将其他非标准状态的劳动量折算成标准状态的劳动量，就可以定性分析任壹生产和劳动状态下的劳动量支出情况。这几个折算法则就是：复杂劳动折算成加倍的简单劳动；高 劳动强度折算成加倍的低劳动强度；高 劳动熟练度折算成加倍的低劳动熟练度；恶劣劳动条件下的劳动折算成加倍的优越劳动条件下的劳动。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社会，体力劳动占较大比例，劳动时间与非劳动时间的区分较为容易，劳动强度、 劳动复杂度和劳动熟练度的比较也较为容易，采用时间形式度量劳动量的方法就显得简便易行。 二 定性分析直观明了。采用时间形式度量劳动量的方法可以直观地描述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情况；还可用以说明，只有直接的、“活”的劳动才能创造新的价值，而任何货币与资本只是间接的、“死”的劳动，不能创造新的价值，只能在生产过程中進行价值的转移。

2、时间形式度量方法的缺点。 壹 定量性较差。采用时间形式度量方法无法建立劳动（价值）量与劳动强度、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复杂度等变量的量化关系。 二 适应性差。采用这种度量方法很难区分劳动时间与非劳动时间，很难区分劳动强度、劳动复杂度和劳动熟练度的大小，在对分散的劳动时间、多变的劳动强度、劳动熟练度和劳动复杂度的劳动進行度量时，则表现出较差的适应性。 不稳定性高。任何壹门科学均要求其度量单位所代表的实际内涵具有较高的稳定性，不能因地域和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价值理论的基本度量单位所代表的实际内涵也应具有较高的稳定性。然而，单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代表的实际劳动量会随着社会区域和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变化而变化，是壹个极不稳定的值。例如，某种形式的手工劳动条件在不发达国家属于正常的劳动条件，而在发达国家可能属于恶劣的劳动条件；某壹杂技演员所進行的劳动属于熟练劳动，但在杂技之乡可能只算作非熟练劳动；某壹脑力劳动在过去属于复杂劳动，但到今天可能只算作简单劳动。采用时间度量方法与采用货币度量方法壹样，只能求出劳动量的相对值，而不能求出其绝对值。因此不同时空范围内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价值内涵之间难以進行相互换算，难以進行空间上的横向比较和时间上的纵向比较，从而表现出极大的时空局限性。

由于马克思当时所处的社会生产力状态属于大机器生产，具有以下几个特点：壹机器是主要的生产资料；二劳动方式和劳动条件都基本相似；劳动时间与非劳动时间的区分较为明显；四劳动强度、劳动复杂度和劳动熟练度的定性区分也较为容易；伍信息劳动无论是在人数上还是在产值上都只占很小的比重。此时，采用时间形式度量劳动量倒是壹种简便易行的方法。但是，随着社会向信息时代的发展，这种度量方法越来越暴露其弱点：无法对复杂的社会现象、社会趋势和社会变量進行定量描述；无法圆满解释许多新的社会现象。因此，除了政治经济学，再没有其他社会科学采用这种度量方法。

以身体化学变化形式来度量劳动量

从人体内发生化学变化的角度来看，劳动过程还有第二个可通约性，那就是劳动者的身体内部会发生壹系列生物化学变化，测量这些化学变化的形式和程度可以近似地了解劳动量的耗费情况。

劳动就是向外界输出能量、物质和信息的过程，它建立在人体内部各个器官、组织和系统的生理运动的基础之上，而每壹种形式的生物运动都会发生相应的生物化学变化。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这些化学变化可以越来越充分地、准确地测量出来，从而有可能精确地计算出劳动者的劳动耗费量。格格夫在《论各种物理力的相互作用》中提出：“壹个人在24小时進程中完成的劳动量，可以由身体化学变化的研究近似地予以确定，因为物质的转化形式，是动力业经发生作用的程度的指标”。实践表明，能量代谢率的变化可以近似反映出体力劳动强度的变化情况。

能量代谢量与能量代谢率：人体的产热量称为能量代谢量，用Qem来表示，其度量单位是焦耳；人体在单位时间内的产热量称为能量代谢率，用EMR来表示，其度量单位是焦耳/时，即

EMR=Qem/T (3-1)

机体能量代谢率的计算可参考有关书籍，也可由下式近似地進行计算

能量代谢率≈20210×耗氧速度 (3-2)

影响机体能量代谢率的因素主要有：

1、肌肉活动。骨胳肌不仅数量多，而且活动强度变化很大，对机体的能量代谢率的影响显著，剧烈的体力运动可使能量代谢率大幅度提高。

2、环境温度。人体能量代谢率在20～30℃的环境中最为稳定，当环境温度低于20℃时，由于骨胳肌紧张度逐渐增加，能量代谢率逐渐提高；当环境温度高于30℃时，由于体内新陈代谢速度加快，呼吸、出汗和循环等功能加强，能量代谢率也会随之提高。

3、精神活动。脑组织的能量代谢虽然很旺盛，在安静状态下的能量代谢率约占全身的16%，但波动幅度不大，脑力劳动对能量代谢率的耗费不大。只有当精神紧张和情绪激动时，能量代谢率才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下表中列出了某壹身高1.7米、体重50公斤、年龄20岁的男性的能量代谢率与运动量的关系。

劳动或运动时的能量代谢率（焦耳/时）

情躺：躺卧 开会 洗衣 打排球 踢足球

产热量 240 300 900 1400 2000

由上表可以看出，能量代谢率可以大概的反映体力运动的强度，但它不能具体统计壹个人壹天的脑力劳动和生体力运动的强度。

事实上，脑力劳动与生理力劳动所发生的生物化学变化是非常复杂的，特别是脑力劳动时，大脑神经系统所发生的壹系列生物化学变化是异常复杂的，没有尖端的测量技术和科学的智能学理论是无法精确测量和计算脑力耗费量的，因此采用身体化学变化的形式来度量劳动量是不现实的。我们最多可以在特定的情况下根据能量代谢率计算出两个人壹生大概的劳动量，比如我们可以找壹对同壹天出生，没有先天生理瑕疵身体素质接近，后天饮食习惯接近，不同工作可是每天都工作八个小时，生活作息相似，人际环境的顺遂程度类似，娱乐活动基本壹洋的人，根据能量代谢率的程度观察壹个人的器官衰竭速度跟死亡年龄，从而大概的统计出壹个人壹生的脑力跟体力的耗费程度，可是这种方法无法运用到收入分配领域，因为统计出两个人谁的壹生付出的最多的时候付出最多的那个人已经提前死去了。

以牺牲安乐的形式来度量劳动量

从主观意识的角度来看，劳动过程还有第三个可通约性，就是增加了劳动者壹定形式和壹定程度的痛苦，或牺牲了劳动者壹定形式和壹定程度的安乐、自由与幸福，因此，亚当斯密提出用劳动者在劳动时所牺牲的“安乐、自由与幸福”的量来衡量其劳动耗费量。

劳动者所付出的劳动量是壹个客观值，由此而感受到的痛苦的增加量或安乐的减少量却是壹个主观值。主观值虽然可以反映客观值，但这种反映会受多种主观因素的制约而发生壹定的偏差，因此劳动者所牺牲的“安乐、自由与幸福”的量并不能准确地反映出他所付出的劳动耗费量。此外，劳动者在许多情况下所進行的劳动并不意味着牺牲了“安乐、自由与幸福”，有些劳动本身包含着快乐。只有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社会里，劳动是壹种负担，是壹种谋生手段，枯燥的、繁重的、压抑个性的劳动会给劳动者带来直接的、明显的肉体和精神痛苦。这时劳动给劳动者所产生的痛苦增加量或安乐减少量可以近似地反映劳动量的付出情况。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直接的劳动时间不断缩短，劳动强度不断下降，劳动复杂度不断上升，劳动与生活越来越相互渗透，劳动所带来的、可以感受到的痛苦越来越少，劳动本身将逐渐成为人们的“第壹需要”，这时再以牺牲安乐的量或感受痛苦的量来度量劳动量将显得越来越不准确。

以支付工资的形式来度量劳动量

在商品经济社会，作为商品的劳动力用工资或口粮就可以购买到，因此劳动过程还有第四个可通约性，那就是劳动量可以用工资或口粮来获取。

配第在研究“在劳动和土地之间发现壹种自然的等价关系”时就提出来了用工资或口粮来度量工人的劳动量。斯密也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它所购买的劳动来决定的，即由工资来决定的。工资的本质在于购买生活资料，用以补偿劳动者的劳动耗费，从而维持劳动者自身的简单再生产或扩大再生产。虽然，劳动耗费量与工资存在某种对应关系，但是，采用支付工资的形式来度量劳动量的方法至少存在如下问题：

(1)工资是劳动耗费量的市场反映值，而不是客观值，市场反映值围绕客观值上下波动。当劳动力市场的供大于求时，工资就要小于劳动耗费量；当劳动力市场的求大于供时，工资就要大于劳动耗费量；只有当劳动力市场处于供求平衡时，工资才可能等于劳动耗费量。即使如此，工资的变化情况还受许多具体的主观和客观偶然因素的影响。

(2)工资收益并不是劳动者的全部实际收入，许多无形的收入如单位福利和社会福利构成工人收入的壹部分，许多无形的负担如单位负担或社会负担将降低工资的实际效用，这将使工资与劳动耗费量進壹步脱节。

(3)工资以货币为度量单位，货币本身也是壹种商品，其价值含量也是壹个可变的量，因此以货币为单位来衡量某壹事物的劳动量和劳动价值量，也必然是壹个不确定的量。

不过，采用支付工资形式来近似地度量劳动量和劳动价值量，具有较好的灵活性和简便性。

以使用价值产出形式来度量劳动量

如果用生产系统的使用价值产出量来描述劳动价值，则存在另外壹些问题：

(1)壹般情况下，劳动耗费量与劳动过程的使用价值产出量往往没有严密的对应关系。有时，劳动耗费量增长很大，但产出的使用价值却增长很小，特别是当劳动强度接近生理极限时，产出的使用价值几乎没有明显的增长。

(2)使用价值产出量受到众多因素如生产手段、生产工具、环境条件、风险概率等的影响而表现出较大的变动性和不确定性，因而难以准确反映劳动量或劳动价值的耗费情况。例如，有些人虽然付出了巨大的劳动，但因种种原因而失败了，另壹些人因碰到好的机遇很容易就取得了成功；有些人因有良好的生产条件而取得了较多的收益，而另壹些人则因恶劣的生产条件而毫无所获。

在日常的生活中，人们常常以壹个人所取得的成绩大小来判断这个人所付出的劳动量，实际上这是不客观、不公正的。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用使用价值产出量来描述劳动价值的付出量是笼统的、不精确的和不客观的。

马克思指出：“无论有用的劳动或生产的活动怎样的不同，这总归是壹个生理学上的真理：它们是人类机体的功能，并且无论每壹种这样的功能有怎样的内容和形式，它在本质上总是人类脑髓、神经、肌肉、感官等等的支出”（《资本论》第壹卷第47页）。人的具体的劳动过程非常复杂，有体力的劳动（主要劳动器官是人类机体的运动系统），脑力的劳动（主要劳动器官是人类机体的大脑神经系统），生理力的劳动（主要劳动器官是人类机体除运动系统和大脑神经系统以外的生理系统）。各种劳动因劳动工具、劳动对象和劳动环境等不同，劳动的内容和形式存在很大的差异，人的脑髓、神经、肌肉、感官等方面的支出千差万别，如果单纯地采用某种与人的脑髓、神经、肌肉、感官等方面的运动情况的物理学或化学指标，来反映和描述人的劳动耗费量，将会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偏差性和局限性。

目前，理论界普遍采用马克思的观点，即根据劳动者所付出的劳动时间来度量劳动量，而马克思之所以提出这个观点，主要是根据他自己假设的两个基本命题：壹劳动价值量由劳动量来决定；二劳动量由劳动时间来决定。马克思把人类的劳动量抽象为劳动过程中所体现出的时间特性，即劳动量在本质上反映的是劳动过程的时间广延性，从而把第二个基本命题作为壹个假设或概念定义确立下来。显然，马克思本人并没有对第二个基本命题進行具体的论证。长期以来，既没有人对此找到充分的理论依据，也没有人提出任何有说服力的异议。因此，这两个基本命题是否成立，至今仍然是壹个谜。

由于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是以“剩余价值学说”为基石，而“剩余价值学说”又是建立在这两个未经充分论证的基本命题之上。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苏联跟中国分别被苏联共产党跟中国共产党利用，演变成特权制度的理论依据。官僚权力是“复杂劳动”，是简单劳动的“累加”或“倍乘”，那么他们就理所当然地安富尊荣，组成收入层级，凌驾于劳动人民之上，壹个集体主义的社会始终没有形成，反而被等级森严的社会取代了。等级社会能够是公有社会吗？它就只是官僚私有社会。普通劳动者处于被经济压迫的地位，其劳动付出再多也不能僭越这种收入等级，那么这样的等级社会是能够被普通劳动者衷心拥护的吗？是不可能的，它是必然要瓦解的。它仅有的壹点社会主义性质——计划经济，最终也被官僚私有集团瓦解掉，去继续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去了。这是旧的劳动价值论不能批判的，也是其反动之处。

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需要壹定的机体内环境，以维持劳动行为的正常進行。机体内环境包括生理环境、心理环境和精神环境三个方面。而劳动者的机体内环境的形成与维持需要消费壹定数量、壹定种类和壹定质量的生活资料并将其转化为劳动潜能以后才能得以实现。

劳动者在其生长发育阶段通过消费活动来吸收外部的物质、能量和信息，并通过学习、培养、锻炼等将其转化为内部组织的生理功能、心理功能和精神功能，为以后的劳动行为建立和维持适宜的机体内环境；当劳动的复杂度得到发展，就会给机体的内环境提出更新、更高的要求，这就要求追加更多的外部的物质、能量和信息来改善原有的机体内环境；当劳动者在生长发育阶段或修养治疗阶段，还没有具备劳动能力，此时要求家庭和社会给予壹定的物质、能量和信息，来对机体的内环境進行构造、修补和发展；当劳动者因健康或年龄而丧失劳动能力后，即停止劳动行为以后，在客观上还要求壹定的物质、能量和信息来对机体的内环境進行赡养性维持和修养性处理。

机体的内环境存在壹个平衡性问题。当机体适宜的内环境建立以后，需要不断地输入生活资料并将其转化为劳动潜能来维持其平衡，如果劳动潜能的输入过程停止，机体的内环境就会失去平衡。机体内环境的失衡分为三种类型：

弹性失衡。

当机体所短缺的劳动潜能较少时，如果及时地补入等量的劳动潜能，就可完全恢复到原有的平衡状态，这种失衡就称为弹性失衡。

塑性失衡

当机体所短缺的劳动潜能较多时，如果及时地补入等量的劳动潜能，并不能完全恢复原有的平衡状态，只有及时地补入更多的劳动潜能，才能完全恢复到原有的平衡状态，这种失衡称为塑性失衡。

质变性失衡。

当机体所短缺的劳动潜能很多时，机体的内环境就会发生不可逆转的退化，这时无论补入多少劳动潜能都不能完全恢复原有的平衡状态，这种大幅度的失衡就称为质变性失衡。

只有当劳动量的付出量与生活资料的消费量（它在劳动者机体内所产生的劳动潜能）保持在壹定水平时，机体内环境才能保持相对平衡的状态。

人类的劳动过程是千差万别的，它随着劳动者作用方式、劳动对象和劳动条件的不同而不同，不同的劳动过程将会产生不同的劳动量。要对不同形式的劳动量進行统壹度量，就必须找到劳动的共同属性（或通约性）。不难发现，这些千差万别的劳动过程存在着三个基本通约性：壹时间通约性，即都需要耗费壹定的时间来完成整个劳动过程；二产出通约性，即都要生产出壹定数量（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的使用价值；③投入通约性，即都要消费壹定数量的生活资料使用价值来补偿，才能及时地恢复劳动者的劳动能力。

究竟应该采用哪壹种通约性来作为劳动量统壹度量的基本尺度才是最佳的，长期以来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前面已经分析了，采用劳动的时间通约性和产出通约性来度量劳动量具有许多无法克服的致命弱点。唯壹的前途是，如何从劳动的投入通约性着手来度量劳动量：人类的劳动过程就是人类机体向外界输出能量、物质和信息的过程，而这种过程必须是以壹定的生活资料的消费作补偿源或动力源，或者说，人类的任何劳动都必须以壹定的生活资料使用价值消费量作为基本代价。

不难发现，采用“社会必要补偿性生活资料的使用价值消费量”来度量劳动量，具有以下优点：

尺度稳定性高。

由于生活资料使用价值的度量单位是能量单位，具有极高的稳定性，因而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劳动量的度量单位也具有极高的稳定性，不会因地域的变化而变化，也不会因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直观性强。

用具体的、可感觉到的生活资料形式来度量劳动量，比用抽象的时间形式更容易理解和更具有直观性。

可量化性高。

由于把劳动者产出的劳动价值量与投入的生活资料使用价值量联系起来，建立了壹个新的投入产出模型，有利于与经济学、 价值工程学等数学化程度较高的学科建立联系，从而可大大推進价值理论的数学化和自然科学化。

适应性广或灵活性高

这种度量方法无需对生产条件、劳动强度、劳动熟练度和劳动复杂度等做特别的规定，从而具有广泛的时空适应性和灵活性。

然而，采用这种劳动量的度量方法将会面临如下突出的问题：

消费与劳动的脱节

消费过程与劳动过程的“脱节”现象，即生活资料的消费过程与劳动过程并不总是直接地联系起来的。具体表现：壹劳动者在休息时不進行生产劳动但仍需要消费生活资料；二劳动者在处于生长发育期和衰老期的时候也不進行生产劳动但仍需要消费生活资料；劳动者在接受教育时需要消费各种生活资料但并不直接付出劳动量。

消费与耗费的不均匀

劳动者所消费的生活资料使用价值与其所耗费的劳动量不对等，即劳动者有时消费的生活资料使用价值足够补偿劳动量的耗费，有时又不足以补偿劳动量的耗费。

消费效益的不均衡

消费量与劳动量的“不均衡”现象，即不同消费熟练度的劳动者在消费相等的生产资料使用价值后所付出的劳动量不相等。具体表现：壹有些人只消费生活资料，而不進行生产劳动；二有些人只進行了很少的劳动但消费了很多的生活资料；③有些人虽進行了很多的劳动但只消费了很少的生活资料。

劳动效益的不均衡

劳动量与劳动价值量的“不均衡”现象，即不同劳动熟练度的劳动者在付出相同劳动量后所得到的劳动价值量不同。具体表现为：有些人付出了很大的劳动量但只能产生很少的劳动价值量，有些人只付出了很少的劳动量却产生了很多的劳动价值量。

劳动强度与劳动复杂度的差异

提高劳动强度或劳动复杂度都将会增加劳动者的劳动量，但各自增加劳动量的方式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应该如何区分？

1 、 区分“劳动潜能”与“劳动量”，以解决“消费与劳动脱节问题”。生活资料使用价值通过人的消费过程转化为劳动潜能，并通过人的劳动过程转化为劳动量，由于劳动潜能能够在壹定时间范围和壹定程度上進行“提前支取”或“延后贮存”，从而消除消费过程与劳动过程所存在的时间距离。

2 、区分“补偿不足”、“补偿平衡”和“补偿有余”的使用价值消费量，以解决“消费与耗费不对等问题”。劳动者在進行劳动前后必须消费壹定形式和壹定数量的生活资料使用价值来补偿其劳动耗费，只有在补偿性消费阶段，劳动者所消费的生活资料使用价值量与劳动量才能存在着壹定的对应关系。

3 、区分“期望使用价值”与“使用价值”，以解决“消费效益不均衡问题”。对于不同消费熟练度的劳动者，相同的生活资料使用价值将会产生不同的劳动量，消费熟练度越高，消费相同的生活资料使用价值将会产生越多的劳动量。

4 、区分“劳动量”与“劳动价值”，以解决“劳动效益不均衡问题”。劳动价值量是指壹般劳动熟练度所付出的劳动量，是壹种“社会必要劳动量”，劳动熟练度越高的劳动者会以相同的劳动量产生越多的劳动价值量。

5 、区分“主劳动量”与“附加劳动量”，以解决“劳动强度与劳动复杂度相差异问题”。把劳动量分解为“主劳动量”和“附加劳动量”两个分量，根据这两个分量对于劳动量的不同影响方式来精确定义劳动强度和劳动复杂度，从而可知，劳动强度的提高主要通过主劳动量的提高来完成，劳动复杂度的提高主要通过附加劳动量的提高来完成。

显然，生活资料使用价值消费量与劳动者的劳动耗费量（即劳动量）是不可能对等的，必须对“生活资料使用价值消费量”的内涵進行规定，并对其進行两个方面的条件限制，

劳动量的度量方式：采用“补偿性生活资料使用价值消费量”来度量劳动者的劳动量。

这里要掌握两个方面的规定与条件限制：

“生活资料使用价值”：

价值形态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价值层次包括温饱类、安全与健康类、人尊与自尊类、自我发展与自我实现类四个方面；表现形式包括商品和非商品（如服务）两个方面；享受范围包括个体生活与居住条件、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三个方面；享受方式包括个体独享（即工资、补贴、保险等）、集体共享（即集体福利）和社会共享（即社会福利）三个方面；价值延伸范围包括幼儿与少年成长、中年与青年发展和老年退休三个方面；价值使用途径包括生活、教育（含义务教育费和职业培训）和工作三个方面；价值用途包括赡养父母、养育子女和维持自己生活三个方面；价值体现方式包括工资、补贴和保险（含劳动保险、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三个方面；等等。

“补偿性”。

生活资料的消费可分为三种基本情况：补偿不足、补偿平衡、补偿有余。实践表明，劳动者在進行劳动前后必须消费壹定形式和壹定数量的生活资料使用价值来补偿其劳动耗费量，否则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就得不到可持续的维持和发展，如果所消费的生活资料使用价值小于壹定值，则会出现“补偿不足”，此时劳动的耗费量大于劳动的补偿量，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将受到损害而逐渐萎缩；如果所消费的生活资料使用价值大于壹定值，则会出现“补偿有余”，此时劳动的耗费量小于劳动的补偿量，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将得到增强而逐渐发展；如果所消费的生活资料使用价值正好等于壹定值，则会出现“补偿平衡”，此时劳动的耗费量正好等于劳动的补偿量，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将会维持原状。这就表明，只有在“补偿平衡”状态，劳动者所消费的生活资料使用价值量与劳动量才能有壹定的对应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采用这种方式来度量劳动量，没有必要对劳动强度和劳动复杂度進行特殊限制：壹劳动强度的提高将会直接导致劳动量（具体而言是主劳动量）的增长，从而直接导致补偿性的生活资料使用价值消费量的增长，而且在劳动强度较小时，这种增长是线性的，超过壹定程度，这种增长将是非线性的，劳动强度增大到壹定限度，工作量的微小增长将会导致劳动强度的极大增长。在壹定的社会历史时期，某壹特定的劳动岗位，通常存在壹个最佳的劳动强度；二劳动复杂度的提高将会导致劳动量（具体而言是附加劳动量）的增长，从而直接导致补偿性的生活资料使用价值消费量的增长，由于这种劳动量主要产生于教育与培训阶段，通常不产生于实际工作阶段，经常是“提前预支”，往往被人们所忽略，而且这种劳动量往往同时也凝聚了他人（如父母、教师、师傅、传媒工作人员等）的劳动量，往往被人们所误解。

显然，对于同壹劳动领域、同壹劳动岗位和同壹劳动产品，在相同的劳动时间内，不同的劳动者往往会付出不同的劳动量，为此，将“社会必要的劳动量”或“社会平均的劳动量”定义为劳动价值，即

劳动价值：

社会平均的劳动量或社会必要的劳动量。

不难发现：全社会的劳动量的总量等于劳动价值的总量。

由于劳动量可以采用“生活资料使用价值补偿性消费量”来進行度量，那么劳动价值就可以采用“社会平均的生活资料使用价值补偿性消费量”或“社会必要的生活资料使用价值补偿性消费量”来進行度量。

对于确定的生产系统，由于同壹劳动性质的劳动价值服从边际效用规律，随着劳动量的不断增加，生产系统所产生的劳动价值不断下降，并最终趋于劳动量，由此可得。

劳动价值与劳动量均衡规律：

对于确定的生产系统和相同性质的劳动，其劳动价值围绕劳动量上下波动。当劳动价值大于劳动量时，劳动者就会自发地增加劳动量（主要是通过增加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调整劳动性质、促進劳动力输入等方式），劳动价值就会在“边际效用规律”的作用下逐渐下降，并趋近于劳动量；当劳动价值小于劳动量时，劳动者就会自发地减少劳动量（主要是通过减少劳动时间、降低劳动强度、促進劳动力输出等方式），劳动价值就会在“边际效用规律”的作用下逐渐上升，并趋近于劳动量。当劳动量等于劳动价值时，此时就称作劳动价值与劳动量处于均衡状态。当然了，这种计量方式仍然不是最精准的反映劳动价值跟劳动量之间的关系的计量方式。

中国工人容忍市场经济存在的原因，不应该是因为相信市场经济可以带来合理的收入分配，而是因为专制计划经济本身无法有效的反映供需关系跟组织生产，同时也应该明白市场经济最大的优势只是比起专制计划经济可以更有效的反映供需关系跟组织生产可是市场经济所带来的收入分配未必是合理的，中国工人在利用市场经济建设国家的同时应该积极的参与社会运动，结束中共建立的壹党专政，建立民主制度，并投票支持真正的左翼政党，只是依靠改革开放之后建立的党国资本主义权力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初次分配不会让工人广泛的分享社会利益，必须存在左翼政党追求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不然对于工人阶级是非常不利的。

结论

综上所述，共产极权主义统治最大的受害者是工人阶级，工人阶级最应该反对共产极权主义统治，工人阶级最需要民主制度，没有民主制度资本家可以去做红顶资本家继续做生意，没有民主制度工人阶级根本无法得到解救。


共产专制对农民的压迫

中国的农民，始终生活在土地寻租的社会中没有被解放，中国没有被赤化以前实行的是土地私有制，大多数农民是有私有土地的自耕农，是传统的小农经济，即使没有私有土地的农民 也是有高度的经济自由权的，可以从地主那边承包土地耕种，打算生产哪些农产品地主是不管的，生产出来的农产品地主也无权支配，农民可以自由的支配，可以留给他们自己，也可以拿去卖给别人，只是定期要缴纳土地税而已，土地税也是根据，承包土地的面积大小来决定的。

中共占领中国之后，实行了纯粹的农奴制，彻底的剥夺了中国的农民的经济自由权，土地全部被没收，农民被发配到生产队，生产什么，如何分配全部由中共来决定，农民除了壹年四百斤左右的口粮之外，剩下的粮食必须交给中共。

毛泽东根本没有解放中国的农民，而是让中国的农民成为纯粹的农奴，很多时候农民连基本的口粮都无法保障，比如壹个农民壹年生产了五百斤的粮食，按理说只要缴纳壹百斤粮食就好了，但是各级政府为了讨好上级为了征收更多的粮食会制定农业指标，甚至虚报农业产量，比如只有五百斤却要上报六百近 农民原本要上缴壹百斤却必须上缴两百斤，很多农民因为这样而遭受饥荒，然后饿死。

毛泽东时代的土地寻租是体现在征收农产品上边，按照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标准，中国的农民壹直都是农奴，毛泽东时代是建立在井田制基础上的传统的农奴制度，毛泽东死后中共实行的是建立在井田制基础上的佃农制度，毛泽东时代虽然消灭了表面上的土地寻租，但是农民彻底的失去了经济自由权，就算不必用剩余劳动去生产地租，但是利用农业生产资料生产出来的生活资料要被中共拿走壹大半，农民除了可以得到中共规定他们应该得到的基本口粮之外，根本没有任何经济自由，基本上是壹无所有的，毛泽东死后共匪实行了佃农制度，在土地全部被收归共匪所有的基础之上，释放了壹部份经济自由权给农民，但是因为农民没有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土地，中共对他们征收了几十年的农业增值税，中共成了他们的地主，他们要向中共缴纳耕地占用税 生猪税 车船税 由公积金 公益金 行管金 教育费附加 计划生育费 民兵建设训练费 乡村道路建设费和优抚费组成的八项杂税 村提留乡统筹作为地租以及农业生产过程中针对种子 化肥 农药征收的实质上属于地租的消费税，中共依旧可以征收土地 支配承包权 决定农业用地的用途 垄断农产品的销售通路，只要中共愿意介入基本上农民无法阻止，中共的村书记与地方政府取代了传统的地主，成为了土地寻租者，土地被用来作为从事资本寻租的工具的商品属性始终还是存在的，土地的所有制还是资本寻租者的所有制。

根据中国农民调查的统计，共匪对农民曾经使用过的掠夺名目主要分为六大类。

集资类——乡镇办公楼集资费、乡镇教学楼集资费、乡镇科技网集资费、乡镇医疗门诊部集资费、乡镇党员活动中心集资费、乡镇影剧院集资费、建乡镇企业集资费、改造乡镇环境以及打击刑事犯罪经费补助集资费……。
　　管理类——乡村办公房修缮费、乡村干部差旅费招待费、乡村党团员活动费、乡镇党代会人代会会议费……
　　教育类——民办教师工资费、公办教师补贴费、校舍建改造费、学校正常办公费、报刊图书资料费、教学仪器与文体器材设备费……
　　计生类——独生子女保健费、节育手术营养费、计划生育委员补贴费；计划生育小分队补贴费……
　　干部类——党支部书记补贴费、村委会主任补贴费、会计补贴费；民兵连长补贴费、治安委员补贴费、团支部书记补贴费、妇女主任补贴费、村民小组长误工补贴费、兽医员农技员广播员护林员护坡员报刊
　　投递员清洁卫生人员补贴费、电工水工木工瓦工以及村里安排的壹切勤杂工的补贴费……
　　训练类——民兵训练生活补助费、民兵训练误工补助费、看守枪支弹药执勤补助费……公益类——敬老院建设费、敬老院服务人员补贴费、合作医疗建设费、农村医务人员补贴费、烈军属优待费、残废军人优待费、现役义务兵家属优待费、老弱病残复员退伍军人优待费、工伤民工照顾费、困难户照顾费、五保户照顾费……其他类——交通建设义务工补贴费、文明村建设用工补助费、开街建集修路费、宅基规划费、房屋准建费、种子检疫费、畜禽防疫费、牲畜保槽费、架设电线费、统壹灭鼠费、派出所民警购置对讲机和摩托车费、司法人员服装费……、村干部及非生产人员支出费、计划生育支出费、公益事业与优抚支出费、……
　　挖空心思类——乡镇学校赞助费、辅导费、试卷费、资料费、扫帚费、生猪税、屠宰税、增值税、所得税、城建税；或不管养猪与否，壹律按人头征收猪头税；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时有结婚证书工本费、介绍信费、婚姻公证费、婚前检查费、妇幼保健费、独生子女保证金、婚宴消费费、杀猪屠宰税、结婚绿化费、儿童乐园筹建费、计划生育保证金、晚育保证金、夫妻恩爱保证金、金婚保证金等１４种税费（源自陈桂棣、春桃：《中国农民调查》）毛泽东说：人的思想壹旦解放，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村乡镇干部能在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时发明“夫妻恩爱保证金”的税费名目，真是可列入吉尼斯记录的空前绝后奇迹。
　　这种暴征横敛得以畅通无阻后，更加荒谬绝伦挖空心思的掠夺名目就会随着任何壹项政策法令的颁行而再生。

实际上中国的农民从来就没有被中共解放从来就没有真正的翻身，土地寻租本身并没有因为中共的出现而被消灭，很多的农民给他们所谓的人民政府支付完地租之后，剩下那壹点农业利润只是勉强维持温饱，很多人被迫要去做兼职成为廉价的劳动力人口，要去城市里边打工，于是形成了壹个中国特有的群体也就是农民工，农民被中共利用去打国民党成为炮灰，死了很多的人，结果生活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改善，还是在底层艰苦的生活，从中国的工人与农民的处境中不难看出 即使按照共产国际的标准，中共也没有统治中国的合法性，中国很多民运人士只是针对结束中共的壹党专政很有兴趣，对于结束中共的壹党专政之后建立怎样的宪法确立怎样的社会制度缺乏设想，关于农业问题中国在结束中共的壹党专政之后应该首先改革土地制度，在农业用地方面尊重私有产权的基础上清除土地寻租的空间，也就是说可以购买私有土地但是不能把私有土地承包给自耕农赚取地租，绝对不允许包产到户的行为，绝对不允许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成为农业雇佣劳动者，绝对不允许只是占有土地但是却没有使用土地進行农业生产的人利用对土地的占有剥削自耕农，这就从根本上消灭了土地剥削。

私有土地应该允许买卖，因为壹个自由的劳动者尤其是农民，当他们希望不再从事农业生产之后应该有出售土地的自由，但是只能保值或者是适度增值不能谋取暴利，比如某位地主最初购买土地的时候花了多少钱，那些钱相当于多少头猪的价格土地管理部门要進行统计，比如壹块土地相当于壹万头猪的价格，以后就算物价上涨土地价格上涨货币贬值土地出售价格上涨，那位地主出售土地之后只能完全获得相当于壹万头猪的出售价格的土地交易收入，比如那位地主原先购买土地的时候花了相当于壹万头猪的价钱比如那个时候壹万头猪的售价是壹万块钱，等到那位地主出售土地的时候因为物价变动壹万头猪相当于两万块钱，那么那位地主出售土地所获得的收入中两万以内的收入应该全部归那位地主所有，从而做到不扼杀那位地主原来的奋斗确保财产保值并且也让那位地主可以得到壹份持有土地期间对土地的开垦以及维护所做出的贡献的合理回报。

可是土地的增值除了作为自耕农的地主的努力之外也有社会大众的努力所以超出两万块钱的部份，剩下增值的部份可以看作是因为是社会進步土地周围的部份被开发所造成的是社会大众共同努力的结果所以三分之二要作为社会福利支出，地主只能获得三分之壹这样做符合社会公正的原则又可以防止出现土地炒作的状况有利于避免因为土地造成贫富的两级分化从而也保障了人民改变生活方式的经济自由的权利，实现了这两项政策之后就基本上完成了在社会市场经济的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的工作了。

以后土地的交易将完全成为单纯以改变生活方式为目的而不再具有炒作土地谋取暴利的功能了，农业用地的合理使用也有有了制度性的保障，这样做最符合农民的利益，以后他们打算发展合作社经济的时候也不会出现因为没有私有土地而沦为毛泽东时代那种生产队的农奴了，也不会像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半农奴因为没有私有土地所以必须向党国支付耕地占用税以及购买种子 农药 化肥过程中的消费税了，再也不用向党国支付八项杂费跟村提留乡统筹了，再也不用缴纳公积金、公益金、行管金、教育费附加、计划生育费、民兵建设训练费、乡村道路建设费和优抚费了，也从根本上避免了自由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因为土地私有所出现的地租剥削以及土地兼并的状况出现，这样从根本上保证了农民可以在拥有私有土地的基础上自由的结合，在自由的联合的集体经济中充份获取利益，只有这种符合社会市场经济原则的土地制度才可以充份的促進中国的农业经济的進步充份的保障农民的利益。


共产专制对货币的控制

中国政府为对付经济危机滥发货币与控制汇率的货币政策，大大削弱了货币作为交易媒介的作用，常常导致人民币实际含金量国内国外不壹致，人民币出现内贬外升（或持平）。不断的超发货币与死守汇率，使这种不壹致（俗称剪刀差）不断扩大，将对中国的对外开放带来两方面的影响：

它使中国同样货币在国内国外不能买到同质同量商品，或同质同量商品国内国外价格不同。国外商品因汇率因素将大量涌入中国，国家被迫加大关税或非关税措施，以狙击国外商品。否则很难维持经常项目的贸易顺差和平衡。这会增加国外商品進入中国的限制，引起他国的不满和反制。另外，中国出口商品受汇率影响，价格在国外相对升高，将日渐失去价格竞争力，由此遏制中国商品出口。所以，人民币内贬外升，会日渐成为商品跨国流动的货币壁垒。

人民币内贬外升，使货币（或资本）在跨国流动过程中产生大量的套利空间。如目前国内企业大量在国外的收购（美其名走出去），带来大量的资本外流，就与人民币内贬外升密切相关。千百万的人民币在国内只能买壹套房，兑换成美元在美国则可买数套房。当这种套利足以影响壹个国家的金融体系，甚至产生金融危机时，国家将被迫实行严厉的资本管制。壹旦实行资本管制，货币的自由兑换受到冲击，经济要素的跨国流动因为缺乏有效的交易媒介将大幅削弱。

匪谍长期鼓吹所谓美国维持美元体系是为了剥削全世界，这种说法实际上根本不能成立。首先，美元体制是世界贸易的需要，而其他国家在贸易中，根本不愿意让世界各国的货币参考，比如人民币绝不愿意被盯着币值。美元体制的壹个重要特征是自愿性，也就是各国自愿参照美元，没有任何的强制性。

其次，美国作为美元供应国，壹贯的收紧，不存在所谓“印美元发财”的问题。印刷美元是给非常敏感和透明的问题，美国壹量化宽松壹下，中国就要美国向中国“解释”。而中国却是年年宽松。

最后，中国的各级政府预决算是不公开的，所以，别人无从知道政府到底量化宽松了多少人民币，印刷了多少人民币。也从来找不到政府印刷人民币的具体数字和时间，这对美元来说是不可能的。人民币这样做有自己的苦衷，目的之壹就是阻止各国准确掌握参考人民币实际币值，从而掌握人民汇率的主动性。

而别国在这种情况下，肯定不愿意维持壹个人民币体制。

在国际贸易和结算中，壹国愿意参照哪国的货币，都是自己的权力，妳爱参考欧元就参考欧元，没有任何人或者国家会反对妳这样做。
　　
据说有些国家愿意和人民币接轨，俄罗斯愿意和人民币接轨。只能说这些国家非常的有个性，在摸不清人民币实际状况的时候，就大胆的“壹口价”。
估计是政治经济学的成分多壹些。

壹般来说。社会增加多少物资，就应该发行多少货币。
　　
　　
货币如何投向市场？有信贷，补贴，社会福利建设，充实政府财政等等。
　　
为什么民主国家都是福利国家？就是因为他们新增货币大多用在全体人民的身上，用来补贴薄弱产业比如农业。民主国家基本上增发的货币，是通过社会福利的方式投向市场，养老，医疗等等。而中国却让这些公务员们糟蹋。
而中国新增货币则多是给国企贷款，给公务员发工资。
　　
共匪采取的壹个重要的方法是给公务员增加工资，让公务员把这些钱花出去。这样做是不利于社会公平的。
民主国家的政府花的钱是用来补贴薄弱产业，比如农业，或者用来给弱势群体补助，比如美国的社会住宅。
　　　　　　

共匪几十年来，放开的印刷货币。
美国1997年紧缩货币，结果美国人房贷出现危机。
欧洲2006年紧缩货币，结果欧洲政府财政出现危机。
　　
共匪的血汗出口祸害了全世界，共产党的权贵们个个吸饱了血。在顶不住压力的时候，提出要紧缩货币。
但是效果是不好的，因为共匪根本不愿意把经济发展红利分给劳工，提高社会福利拉动内需，壹旦有需求不足，共匪马上想到的就会是印货币推动贬值,搞内需和发展中小企业，都是共产党的权贵们需要割肉的，共匪根本不愿意。

中国要搞内需，附庸在体制内的利益集团不允许。
症结在于：出口经济，在分配上不要分给劳工利益，内需经济，就要提高劳工福利。
内需经济，就要扶植中国的中小企业消化初级产品，而中小企业多数是体制外的，补贴体制外的企业，共匪根本舍不得花钱。

共匪购买了大量的房地美和房利美的债务。
第壹是因为是共匪压榨劳工的血汗出口，侵蚀了美国底层人民的工作机会，导致他们无法续贷。这是赎罪。
第二是因为购买美国国债，这改变了美元的供求关系，会促成美元在市场上升值，缓解美元贬值对共匪的血汗出口的影响。
　　
匪谍对于壹些东西，只会告诉人们壹半事实，另壹半是不能告诉人们的。于是很多人什么都不懂，然后批判美国。当面对所有事实的时候，他们也只有自我催眠了。
其实都是共匪的宣传导致的恶果。

内需经济，就要分出经济红利非劳工，拉动消费。
另外，中国实行的是国家资本主义与权贵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很多资本家主要是通过以前的价格双轨制完成原始积累的。什么人才能在体制内外倒卖物资赚取差价，应该只有共匪吧。
共匪依靠国家资本主义与权贵资本主义赚钱，共匪必然积极的捍卫建立在国家资本主义与权贵资本主义基础上的经济制度。

美国确实想极力维持美元本位的地位，这是因为美国主张自由贸易，如果没有美元本位，世界贸易壹片混乱。美国维持美元本位的唯壹方法是维持美元信用。

内需经济，就要分出经济红利给劳工，拉动消费。
什么叫做血汗出口？就是因为出口占壹国GDP达到巨大份额的时候，这个国家的内部分配就会失衡。因为不需要培养内部市场，在政策面上劳工只要给最低工资就行了。而内需经济，则不壹样。

美国储备黄金，确实是为了维持美元结算的，美元结算是贸易自由的基础。
　　
首先，黄金结算已经不合时宜，这个基本上是共识。而没有其他的货币“愿意”和“能够”被各国货币参考。美元担当了重任。
其次，美国这并不是强制，只是暗示如果各国回到黄金本位，那么别国并不会因此得到什么好处。这是因为总有人对美元结算有想法，认为黄金结算更可靠。
　　
美国储备大量黄金，其实是为了推动世界贸易的发展。假如，世界各国不再认同美元结算，壹致同意回到黄金结算，那么美国也无可奈何。

美元币值如果像亚洲国家货币那样波澜起伏，那么世界贸易就会惊心动魄，国际结算就壹团糟。
美元结算，决定了美元不可能乱来。乱来的结果是国际贸易体系的崩溃。如果是黄金本位，美元就轻松多了。
　　
这只是说，美国作出“牺牲”在维持世界的自由贸易的实现。

美国努力维持美元结算的局面，这并不是说美国对世界各国有任何强制性。
不管美国储备多少黄金，哪个国家愿意用欧元结算这是这个国家的自由，这样做的时候，只要考虑目前的和潜在的贸易伙伴愿不愿意。

匪谍总是炒作美元的霸权，实际上只是在恶意抹黑美国。
事实上美国主张美元体制，只是为了各国间发展国际贸易。而且美元是需要作出牺牲的，因为美国要努力保证美元币值稳定，其他货币则不要考虑这壹点。
美元被参考，哪个国家愿意被这样？人民币吗？
　　
如果说美元体制让美国得利，那只能从美国在国际贸易的发展中，获得了好处。但是很多年来，由于其他国家操作货币，美国在贸易中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

共产专制对股票市场的控制

在西方国家的经济理论中，股市是壹个国家经济的晴雨表。当经济状况好时，股市就红火。当经济状况糟糕时，股市就冷清。

但中国股市却不是这样。当中国经济状况好时，这股市反而直线下跌。当中国股市从六千多点的高位狂泻到壹千八百点时，正是中国整体经济形势大好之时。

中国股市是中国政府开的壹个超级大赌场，让几亿中国股民在这个大赌场里做壹下发财的美梦而已。当然能在里面做发财美梦的毕竟只是极少数人。多数人在里面做的是壹场恶梦。在这个大赌场里，政府是最大的庄家，政府以“证监会”的面目出现在大庭广众的面前。“证监会”也是最大的赢家。不论赌场里的输赢如何惨烈，它都包赚不赔。

中国企业把中国股市当成壹个圈钱的地方。壹个企业千方百计想上市，是想通过股市把股民的钱圈到自己手中。上市时圈壹次钱还不够，以后多次以送股、配股为名再圈钱。

中国企业想上市不容易，得勾兑“证监会”的高官。这就给了“证监会”大员们吃黑钱的天大良机。

各地的券商和庄家实际上是政府在股市的大小代理人。代理人知道政府的底牌。他们在操纵著股市的涨跌。决定大盘涨跌的大型上市公司基本上都是中共直接控制的党营企业，中共可以直接动用国库的钱购买自己的党营企业发行的股票進行炒作，中国没有言论自由没有选举制度，散户根本无法了解党营企业的真实经营情况，也没有选举制度可以让中共成为失去党营企业失去国库支配权的在野党。基本上中国股市的必然规律就是中共掠夺中国的股民，中国的散户只能被中共宰割。真正认真的研究经济在金融领域从事资源优化配置工作的一般股民根本赚不到钱，因为整个制度设计是为中共服务的。美国的中央银行买股票护盘与中共动用党国资本炒作股票市场瓜分散户的储蓄这两者之间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中国的股票市场以流通中共的党营事业所发行的股票为主，中共动用党国资本动用养老金炒作股票市场的本质实际上就是中共拿中国人的钱投资他自己的公司然后再骗中国人跟着投资最后瓜分中国人的财富。美国的中央银行是被民选政府约束的国营银行，所以不可能随便损害普罗大众的利益，中国的国营银行实际上是被中共控制的党营银行，专门为中共谋取特殊利益服务。

外国壹只股票的涨跌看的是经营业绩。中国壹只股票的涨跌炒作的是题材。什么“企业重组”；什么“中共多少大召开”乱七糟八，什么都成了炒作股票上涨的理由。炒作题材的目的只有壹个：让散户们成为股票的最大买主，再跌下去逼散户们割肉出局。

中国股市庄家的操作手法也不复杂。当庄家在低价位看好壹只股票（2000点价位）时，就抄底购入。当庄家抄底成功后，就拉擡股价。当然在拉擡股价的过程中，找上几个股评员吹壹吹，把股民的眼球吸引过来这效果就更好。当股民追涨股价达到庄家的预期（4000点价位）后，庄家也不壹定马上出手抛盘。当股价超过庄家预期（5000—6000点价位）后，庄家开始抛盘。庄家抛盘股价有所下跌（4000点到4500点价位）。这时股评员就力劝股民们“逢低吸股”。股民想的是这壹股票跌了这么多了，肯定会有“报复性反弹”，现在买入正是时机，遂大量购入。这时才是庄家抛盘的最好时机。壹但抛盘成功。这只股票就直线下跌。股票下跌，散户心慌，忍痛割肉，庄家再低价抄底接盘。再拉擡，再抛售。如此周而复始，散户们的钱不知不觉就進了庄家手中。十年前，中国股市到六千多点的最高点位时，正是散户们持股比例最高时。从此以后，中国股市飞流直下到壹千八，不知有多少股民的血汗钱被庄家洗劫壹空。

许多股民热衷于看有关专家的股市专著，搞什么“股市技术分析”。他们的错误就在于把中国的股市当成西方国家的股市了。而没看到中国经济和中国股市的特殊性。中国股市的涨跌完全被政府和其手下的庄家们控制着，岂是股评家和专家们能把握的？岂是股市专家们所能描述出来的？

中国股市从第壹个最高价位1700点跌下后，经许多年的沈寂再被擡到了第二个最高价位2400点，又是许多年的沈寂被壹呼拉地擡到第三个最高价位6000多点。暴跌后又拉到5000多点。随后又是暴跌。虽然有李克强总理的“暴力救市”，也无济于事。如果没有七到八年或更长的时间，这股市就没有复苏的可能。而中国股市的下壹次高潮到来的前提是：中国散户股民的资金再次大量入场。中国股市下壹次高潮肯定又是暴涨加暴跌。持续时间很短暂。再回到不死不活的状态，等待下下次的暴涨暴跌。

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反对针对民间刊物的政治审核，马克思在论述与巴黎公社相适应的政治制度的时候主张一人一票直接选举政府而且人民可以随时罢免政府，马克思说共产主义的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在社会形态层面的设想是国家机器的消灭自由人联合体的建立，共匪在现实中的作为是针对民间刊物進行政治审核，剥夺人民用一人一票的方式选举政府与罢免政府的政治权利，运用专制统治扼杀人的自由促進人的片面畸形发展，不断的扩大国家机器的统治力防止自由人联合体的雏形公民社会的诞生。这些都是事实，也是习惯于胡搅蛮缠的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者所不愿意面对的事情。

中国的国营企业本质上是党营企业，不生产免费的产品，不让内部产业工人分享剩余价值，不生产便宜的产品而是利用垄断谋取暴利，企业利润不会成为社会福利而是成为太子党的商业利润，不会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计算国营企业产品的价格然后让工人根据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计算出来的工分進行兑换实行按劳分配。中国的国营企业本质上是共匪用来行使资产阶级法权谋取商业利润的隶属于共匪的私营商业机构，根本不具备公有制经济的基本性质。

共产主义的目标是消灭三大差别，消灭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消灭工人与农民的差别，消灭城乡差别。共匪既然要实现共产主义，就应该逐步消灭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待遇，消灭白领工人与贫农之间的地位差别，消灭城市与农村的建设差别。事实上共匪的所作所为是在扩大三大差别，让中国距离共产主义越来越遥远。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回应一下，为什么共匪一边高喊共产主义理想，一边在扩大三大差别。

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共匪发展私有制与实现消灭共产主义消灭私有制的目标并不冲突，同时又没有具体解释发展私有制与实现共产主义消灭私有制的目标之间的逻辑自恰性的论述，违反基本的形式逻辑，这样的论述如果放在精神医学的领取去检验，应该属于思维形式障碍的症状，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者的这种论述如果不是在说相声的状态下進行的，真的应该去精神病院接受治疗，思维形式障碍长期无法痊愈会让人丧失正常人的思维能力。

无论用哪种主流的界定社会主义的标准来评价中国都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既不是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那种建立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生产资料社会所有然后在有组织有计划的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生活资料按劳分配的奉行科学社会主义的国家，更不是那种托派的共产党所坚持的实行自由民主的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也不是社会自由主义者所主张的那种政治上自由民主经济上建立社会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事实上中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中国是一个奉行权力市场经济的国家，共匪在中国建立了最坏的资本主义制度，在政治上一党专政经济上实行权力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共匪得到的利益方面的刺激越多广大中国人民受到的掠夺也就越多。

人类社会或许经历了极权专制的计划经济 权力市场经济 自由市场经济 社会市场经济 自由民主的计划经济之后确实可以進入共产主义社会，可是共匪绝对不是促進人类社会進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進步力量共匪是阻碍人类社会進入共产主义社会的政治流氓，人类社会从权力市场经济过渡到自由市场经济的时候共匪会灭亡的中国应该也不会例外的。

共匪长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進行断章取义，找出他们认为有利的部份，然后把对他们有利的部份跟中国邓右的党国资本主义嫁接在壹起，工农大众的普选权，共匪喜欢谈抽象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关于工农大众的言论自由权以及促進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的论述是中共不愿意面对的。

共匪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不会强调被托洛茨基总结出来的马克思的经济民主理论，不会强调产业民主，不会强调工人在企业的普选权与领导权，因为这样只能刺激被党营企业与私营企业统治的中国工人起来造反。

更不会把马克思主张的消灭三大差别列为具体的国家发展归化的目标，因为中国目前因为中国执政党的统治城乡差别 工农差别 体力劳动者跟脑力劳动者的差别正在扩大，沿海城市与内陆农村的差别 白领工人与壹般农民的差别 农业资本家与产业工人的差别 体力劳动者被脑力劳动者奴役的程度 体力劳动者受歧视的程度都因为中国执政党的统治在不断的扩大，如果中国政府鼓励中国人继承并实践马克思关于消灭三大差别的理念，只能是引导广大中国人民起来造反推翻中国现在的执政党。

共匪长期歪曲解释马克思关于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的论述，共匪对中国的统治对社会的专政经常被共匪的支持者解释成复杂劳动，广大工农大众的血汗劳动经常被解释成简单劳动，共匪在经济上拥有大量特权经常被解释成按劳分配。

根据马克思的说法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是消灭国家消灭政府消灭政党然后实现完全的个人自治，根据共匪的官方宣传，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仅仅是共同富裕，这样解释共匪建立的国家机器就不用灭亡了，而且共同富裕是很抽象的概念，马克思追求的共产主义社会绝对不仅仅是早就共同富裕而是为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提供保障。

共匪宣扬马克思的时候不会把马克思的地租理论与重建个人所有制的理论搬出来，因为共匪目前就是中国最大的地主，共匪对中国农民建立的税负实际上就是马克思讲的地租剥削，共匪实行土地党有让中国农民成为共匪的佃农本质上违反了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的主张，中国农民目前并不是没有税负拥有自己的土地同时又无权雇佣农业工人剥削农业工人只能自己利用私有土地务农的自耕农，宣扬马克思的地租理论与重建个人所有制结果只能是刺激中国农民造反。

共匪从来不会在纪念马克思的时候不会谈马克思对金融资本的批判带来的思想启蒙，因为共匪建立股票市场建立高利贷市场本身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背叛，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说法股票只是金融资本家通过虚拟资本瓜分工人剩余价值的凭证，高利贷只是金融资本家掠夺债务人的工具。

共匪的党校虽然也讲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论，可是基本上都是运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论否定西方国家的私有制，从来不会运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论否定中国的私有制，如果运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论否定中国的私有制就意味着把马克思主义跟邓小平主义对立起来了。

共匪不可能恢复传统专制计划经济，不可能消灭传统私有制，中国政府里边的各级官员普遍已经习惯了从资本家那边收受贿赂，中国政府官员的亲属部份已经成为依靠剥削产业工人生产劳动依靠剥削商业工人流通劳动发财的产业资本家与商业资本家了，继续宣传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论意味着为中国政府官员的家属培养掘墓人。

共匪喜欢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下功夫，比如吹捧壹下辩证思维，号召广大中国人民继续运用对立统壹的辩证思维分析人事物，继续用辩证思维把共匪制造的大屠杀 大饥荒 大掠夺辩证的理解成情有可原之恶，继续坚持认为共匪虽然奴役广大中国人民可是中国政府的存在可以维持基本社会秩序可以抵抗西方列强的入侵，所以共匪跟广大中国人民即是对立的又是相互依存的世界观。量变到一定程度就是质变经常成为保共改良理论的理论依据，保共改良理论认为共匪统治中国的时候越长就越会改革。否定之否定的观点经常被共匪用来作为取代之前的执政党统治中国的合法性依据，因为共匪否定了国民党所以共匪就比国民党好，事实上共匪跟国民党都是政治流氓。

还有就是宣扬壹下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煽动广大中国人民去理解当官就是为了捞钱的基本规律，从而淡化广大中国人民对贪官的仇恨。

共匪从来不会高度肯定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以及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形态互相作用互相决定的论述，反而会把马克思原本的论述歪曲成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从而避免广大中国人民通过运用这些原理总结出共匪利用对社会的专政操纵社会意识形态对广大中国人民洗脑的结论。

共匪喜欢歪曲解释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定义，把列宁的先锋队理论解释成对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继承与发展，把号称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匪代表无产阶级专政社会解释成无产阶级专政，然后把壹党专政解释成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

共匪经常把马克思的自由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理论拿出来炒作壹下，然后得出中国邓右利用壹党专政高度控制中国经济，共匪不实行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实行党国资本主义制度存在合理性的结论。

共匪喜欢经常歪曲解释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到高级阶段因为社会矛盾的尖锐会引发无产阶级革命会诞生社会主义的论述，把这种论述歪曲成资本主义发展到高级阶段会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最后利用这种歪曲解释把中国邓右发展党国资本主义的行为解释成为实现社会主义创造机会，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

马克思关于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集体主义思想在中国被中共歪曲成个人服从集体然后集体服从领袖的奴才思想，事实上如果中国境内的无产阶级要联合起来，他们革命的对象就是共匪所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所组成的既得利益集团。

如果运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来解释共匪体制内的人，他们是党国所有制的受益者所以他们必然在思想上坚持壹党专政。

实际上共匪实践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部份在于在局部范围内废除专偶制的部份，中国政府官员共享情妇的行为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废除专偶制这个基本主张的具体实践，共享情妇确实在实质上在一定程度上废除了专偶制。

至于社会党国际所主张的民主社会主义，完全不同于共匪所说的社会主义。共匪所说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马列毛邓主义，是无产阶级進行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由自封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生产资料收归党国所有的国营经济、仍存在资产阶级法权残余作为必要补充的社会制度。这种社会主义与左翼自由派所说的“社会主义”显然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马列毛邓主义与欧美的左翼自由派所说的“社会主义”，在细节上有所区别，欧洲左翼自由派的社会主义本质上是建立在政治民主化加思想自由化基础上的实行混合经济的福利国家，是在存在民主制度的基础上发展宏观调控建立社会市场经济，中国人在谈社会主义的时候，壹般是指马列毛邓主义。西方自由派所说的“社会主义”，明确地说是民主社会主义，而不是模糊不清的社会主义。

从邓小平到习近平，共匪壹直在说，中国在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挂羊头卖狗肉的“社会主义”，本质上是是官僚资本主义。

德国基本法（宪法）确定德国的经济是“社会市场经济”；而共匪自称中国的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德国采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事实上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与中国邓右宣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社会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以政治民主化为前提的，在政治民主化的基础上实行宏观调控谋求建立民主公有化的公营事业，以及完成高工资搞福利的目标。中国邓右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就是党国资本主义，在壹党专政的基础上发展权力寻租与党国所有制经济。

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从十九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直到今天欧洲各国左翼政党的产生，这个过程与共匪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两回事。

1864年，英法德意四国工人代表在伦敦开会，决议创立“国际工人协会”，后来被称为“第壹国际”。当时马克思代表德国工人参加“第壹国际”的工作。1889年“第二国际”成立，恩格斯参加成立大会，担任主席。“第二国际”是马克思主义性质的各国工人政党的国际组织，又被称为“社会主义国际”或“社会党国际”。

第壹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第二国际”分裂。1919年，在列宁领导下成立“第三国际”（又称“共产国际”）。“第三国际”宣称“第二国际”所属的政党是改良主义、修正主义的政党。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及工人党酝酿恢复“社会党国际”。1951年在德国法兰克福召开国际社会党第壹次代表大会，重新成立社会党国际，并通过纲领性宣言《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与任务》（又称《法兰克福宣言》）。195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通过《哥德斯堡纲领》。1989年社会党国际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第18次代表大会，会上通过了《社会党国际人权纲领》（又称《斯德哥尔摩宣言》）。这两个宣言和壹个纲领标志着社会党国际以人权为最高纲领，宣扬中所宣扬的意识形态与共匪坚持的马列毛邓主义的意识形态完全不同。

所以，二战以后恢复成立的社会党国际，是民主社会主义的产物。如果仍然称其为社会主义运动，就壹定要在前面加上“民主”二字，称为民主社会主义运动。今天的社会党国际所主张的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共所说的社会主义，是本质上相反的两类不同的社会主义。

共匪在他们的教科书上阐述了马克思的理论，说明马克思是壹个伟大的学者、思想家、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不过对中国人来说，关于马克思了解得最多、最为熟悉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被共匪处理过的马克思主义。尤其在当前，习近平重新强调高举马克思主义，强调全党全国要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我们更应该关注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更应该说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有什么关系。

我们在此简单扼要地补这个缺。我们壹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共匪几十年来向十多亿人民灌输的、在中国高校教科书中阐述的马克思主义，它来源于列宁、斯大林所解释的马克思主义，其根源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等文献中阐述的共产主义理论体系，列宁、斯大林所解释的马克思主义与原汁原味的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概述如下：马克思创立的剩余价值理论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是剥削，马克思还论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无产阶级经过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打碎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最终过渡到共产主义；全人类壹定会实现共产主义。

如果我们阅读马克思的全部原著，来研究马克思的理论，那么马克思理论的内容必定远远超出共匪定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内容。而且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晚年对以前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作了修正。马克思曾声称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恩格斯在去世前明确地否定了暴力革命，认为工人政党可以通过非暴力的手段使资本主义和平進入社会主义。马克思在晚年也有否定暴力革命的言论。所以马克思理论不等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理论中有正确的成分，有可取之处。

可是有不少中国人把马克思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混为壹谈，他们认为，既然马克思理论有可取之处，也就是共匪定义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马列毛邓主义有可取之处。他们大错特错了，共匪定义的马克思主义是错误的理论，必须完全否定。今天习近平重新强调马克思主义，是开历史倒车，他必将自取灭亡！

中国特色的共产专制

改革开放不是共匪现实合法性的来源，中国人的物质生活有所改善，并非是共匪的功劳，更不是一党专政的功劳。

中国之所以没有发生大规模的饥荒，并非是因为共匪给了中国人多少物质财富。

更不是因为一党专政的优越性所带来的，中国人之所以能吃上饭了，那是因为传统的共产专制，全盘国有化与计划经济的路线走到了尽头，让中国的经济几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共匪为了保住政权被迫放弃全盘国有化与计划经济的发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开放一些经济自由 恢复私有制 恢复雇佣劳动制度 把当年推翻国民党统治时期所主张要消灭的资产阶级法权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又重新建立了起来。

用资本主义社会中传统的按生产要素分配取代了计划经济时代的按劳分配，在农业方面结束了传统的农奴制，恢复了建立在井田制基础上的佃农制度，农民虽然还是为土地所有者创造地租的佃农，但是比起计划经济时代的纯粹的农奴地位多少有了一点经济上的自由了，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决定务农的时候要生产哪些农产品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把生产出来的农产品拿去市场上進行买卖了。

中国人在得到了这一点仅有的经济自由之后，通过他们自己的努力得到了温饱，但是因为一党专政没有改变，国家资本主义与权贵资本主义无法充份的保障他们的经济利益，让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处于被共匪掠夺的状态。

他们可以得到温饱不应该感谢共匪，更不必感谢一党专政，相反的如果没有共匪，没有一党专政，他们根本不必经历毛泽东时代那种几乎完全失去经济自由权的灾难，或许早就得到温饱了。

之前共匪为了发展传统的共产专制，不给他们经济自由权，让他们没有办法自由的选择工作，不能让他们有机会做生意赚钱，只能在共匪的国营工厂中做工奴，只能在共匪的生产队里边做农奴，只能按照共匪制定的生产指标生产，只能在共匪根据他的权力意志建立的分配制度底下得到共匪分配给他们的微薄收入，造成生产力发展停滞不前，共匪为了避免因为经济全面崩溃而失去政权，在一定程度上允许中国人自由的选择工作 允许中国人做生意赚钱，允许中国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不为共匪工作，可以为自己工作，可以为自己讨生活，让中国人自己去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然后中国人凭借着血汗经济得到了温饱。

所以中国人就应该感谢共匪了吗？如果没有共匪几十年瞎折腾，如果中国人很早以前就可以生活在有经济自由权的社会里边，会有大跃進吗？会有大饥荒吗？会有饿死几千万人吗？会拖延那么久才得到基本的温饱吗？一个恶霸因为不善待自己的奴隶，把自己的奴隶打成重伤，后来因为担心自己的奴隶因为伤势过重而死去 ，因为担心自己的奴隶再也没有办法再被他驱使，所以把他的奴隶送去医院接受治疗，让他的奴隶活了下来，恢复了基本的劳动能力，因此那个奴隶要感谢那个恶霸吗？中国人要感谢共匪吗？ 除了患有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中国人以外，应该没有人会感谢共匪吧！

共匪实行所谓的改革开放只是用新的掠夺制度取代了旧的掠夺制度，共匪的土匪本质是没有变的，共匪只是一个政治流氓，当他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失势的时候就用共产主义去推翻资本主义，当他发现在一党专政的基础上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更方便掠夺，他就马上复辟资本主义制度。

从毛泽东建政到邓小平改革开放不过就是一个耍流氓的过程，共匪之所以改革开放复辟资本主义，无非是因为以前那种全盘国有化和计划经济的社会难以维持，显然不如在一党专政的基础上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更方便也更加能够充份的掠夺一般民众。

在计划经济时代，共匪要亲自参与宏观经济的具体治理，比如整个国家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如何分配，都是要共匪亲自去统筹。

尽管在那种全盘国有化与计划经济的社会里边，共匪可以通过建立特供制度来掠夺一般民众，但是由于那种制度太过于僵化，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而且会让共匪不得不亲自参与宏观经济的部署与治理，全盘国有化和计划经济的统治方式显然不如在一党专政的基础上建立资本主义制度负担更小更便于掠夺一般民众。

在计划经济时代，因为没有了市场经济，商品经济 ，没有一种自然形成的供需关系帮助共匪分析社会上到底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所以共匪的经济计划常常因为严重偏离经济发展的起码需要而造成大饥荒。

而且由于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人们失去了衡量劳动价值的尺度，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又没有在社会财富的分配上给出能够做到合理分配的尺度，所以在全面共产专制的社会里边，人们渐渐发现作为有权阶级的共匪不会跟作为没权阶级的他们均贫富，所谓的平均主义不过是一般民众普遍的一样贫穷，吃一样的大锅饭，而掌握权力的共匪却享受各种特供待遇，住别墅，坐豪华轿车，吃各种一般民众根本吃不到的东西。

后来共匪实行了工分制度，表面上看上去似乎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事实上工资等级的划分只是共匪根据人们权力地位大小来确定的，出身成份比较好的小孩可能是八级工人，出身成份比较坏的小孩可能只是六级工人，甚至更低。

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无法找到个人投入与集体生产成果之间，既客观又可量化的因果联系，所以所谓的工分制度沦为了彻头彻尾的权力分配。

由于计划经济只能带来平均主义和权力分配，所以对当时中国的生产力发展带来的极大的破坏，人们基本上没有生产积极性，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共匪也越来越不能从那种制度里边获取他所需要的经济利益。

而且那种制度需要供养一整套庞大的行政体系来指挥经济生产，这就使得共匪早期根据马克思主义建立起来的计划经济制度越来越难以维持，共匪实行所谓的改革开放与其说是他为了顺应民意不如说他是在大环境的逼迫下不得不做的一种决定，所谓的改革开放只是共匪基于自身利益需要而建立的一种新的掠夺制度而已。

因为资本主义要走向正常化人性化，就不可能离开民主制度 共匪一方面在政治上实行一党专政，却在经济上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在不放弃垄断政治权力，政治权力可以直接介入市场运作的基础上，在不放弃垄断土地 国营企业 金融 行政审批权力的基础上，允许市场经济 商品经济存在，这样只能带来最坏的资本主义也就是权贵资本主义制度。

在一党专政的基础上建立资本主义制度，对于一般民众来讲绝对是灾难，但是对于共匪来讲是最好的最方便掠夺一般民众的制度。

恢复了市场经济 商品经济共匪就不必亲自参与宏观经济的具体治理了，供需关系会自然的主导社会的生产，还能帮共匪分析出哪个领域最赚钱，然后共匪就可以通过权力寻租的方式介入那个领域進行掠夺，不必再向计划经济时代那样辛苦了，当共匪看到人们购房需求高涨的时候，就去圈地炒地，掠夺买房者，农村的土地再也不像计划经济时代那样，只是生产公粮的工具，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农村的土地多了一层商品属性，农村的土地成为共匪用来赚取地租的寻租工具，在中国农民不可以拥有私有土地的情况下，共匪作为拥有国有土地的地主，就去利用对国有土地的占有去向农民收取所谓的土地承包费 耕地占用税 车船税 生猪税赚取地租掠夺农业收益，并利用土地流转，通过各种侵害农民权益的投机行为谋取暴利，当共匪看到某一个工业领域发展的好，就马上让他的党营事业進入到那个领域進行垄断经营谋取暴利，当共匪发现股民投资很积极的时候，就马上利用对金融系统的控制去圈股民的钱，当地方政府没有钱挥霍积累了巨大的债务的时候，共匪就利用对金融系统的垄断滥发货币，缓解地方债务，当共匪发现市场上借贷充足的时候，就利用对金融系统的垄断，利用没有利率市场化的优势对借贷者進行掠夺，当共匪发现某一个行业很热门要投资的人非常多，就马上加强行政审批利用行政审批的权力去敲诈去勒索准备要投资的人，当中国人手头上有一点钱的时候，共匪就马上制定一系列的所谓税收政策来洗劫中国人的财富。

改革开放之后的共匪利用教育产业化 医疗市场化 房屋商品化疯狂的掠夺广大中国人民的血汗，这从根本上证明了改革开放只是共匪换了一种掠夺广大中国人民的方式。

至于思想控制方面，邓右共匪与毛左共匪只是形式上有区别，本质上都是在钳制思想，都是在输出愚民宣传。毛左时代的钳制思想，主要是为了维护传统专制计划经济，所以主要针对的是主张市场经济的学者。邓右时代的钳制思想，主要是为了维护权力市场经济，所以主要针对的是主张实行民主制度反对权力寻租的民运人士。在愚民宣传方面，毛时代主要是宣扬毛个人的人格魅力以及共产主义理想，毛时代的人虽然反智倾向很严重，平庸的邪恶很严重，可是毕竟没有邓右时代那种深受极端实用主义 极端功利主义 社会达尔文主义 厚黑文化熏陶的人那么厚黑。邓右时代因为共产主义理想已经因为毛时代的经济崩溃失去了公信力，所以邓右干脆直接让中国社会在极端实用主义 极端功利主义 社会达尔文主义 厚黑文化的环境中彻底道德沦丧，让大多数人只信权钱色，这样就没有人关心公共事务了。邓右长期让中国人在温饱中挣扎，在险峻厚黑的人际环境中生活，除了没有时间与空间思考自由民主人权法治之外，更收获了人格的谎言化与奴性化。

中国社会就是上层是一小撮独立人格跟灵性很强可是却没有良知的恶人，中层是一群有独立人格然后灵性差一点的已经奴性化不敢反抗强权的人，基层就是一群没有独立人格没有灵性的工具人，这种社会形态如果永远不改变肯定对共匪最有利，开放言论自由就意味着思想的解放跟这种社会形态的复灭，这正是共产畜牲否定言论自由的原因。

共匪在所谓的改革开放之后，并没有变得多善良，反而比以前更坏了，共匪实行所谓的改革开放不过是让共匪掠夺中国人的方式变得更精致化了。

一旦失去了一党专政，共匪所建立的那一套国家资本主义与权贵资本主义相结合的制度就必然会失去生存的土壤。

共匪为了保护他的专制利益，自然在政治上会反对自由民主，压迫中国人追求自由民主的诉求，这也从根本上决定了共匪必然会与自由民主为敌，拒绝自由民主自然会成为共匪在政治上所必须要坚守的原则，中国人千万不要指望共匪会主动的给你们自由民主。

只是反毛左不反邓右的人是假反共人士，真正的反共应该是反对一切共产极权主义统治对人的压迫，无论是来自于官僚计划经济的压迫还是来自于权力市场经济的压迫。

改革开放之后的共匪恨透了左翼民运人士，他们经常从中共背叛社会主义的目标的角度批判共匪，共匪是伪左所以怕左不怕右，共匪不怕右翼民运攻击共匪没有充份实行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右翼民运对共匪的攻击根据中国人目前普遍的思想倾向很难促進中国人对共匪的离心离德，右翼民运很多都是强调效率 淘汰 竞争的，中国境内很多反共人士之所以反共就是因为难以忍受共匪过度追求效率牺牲公正，过度讲究淘汰的逆淘汰机制，以及党国资本在经济领域带来的恶性竞争。

某些反左不反共的花瓶民运，很有可能是共匪特务。共匪长期用花瓶民运边缘化真民运，在民运内部搅浑水，让花瓶民运垄断海外异议人士对中国的解释权，

中国境内的反共人士，至少我接触过的普遍都是从左的角度走上反共道路的，他们是觉得共匪压迫人的自由跟全面发展，觉得共匪扼杀民主垄断社会财富背叛社会主义的目标所以才反共，右翼民运对他们根本没有思想启蒙意义。

至于那些依附于共匪体制内的权力寻租者发财，发财之后害怕被共匪清算，希望移民海外，他们希望离开中国也是出于自身趋利避害的考虑，与右翼民运的宣传无关。

何况这些人本质上向往即可以保护他们的私有财产同时又坚持文化保守主义的社会意识形态与生活方式的右翼精英专政雅痞统治国家，所以这些人即使移民海外也不可能跟中国民运人士结盟，因为他们也不喜欢自由主义。

某些右翼阵营里边的所谓民运人士，最近竟然公开鼓吹精英专政，为右翼极权专制辩护，我觉得右翼阵营里边那些只反左不反共的人才是共匪的同路人。

只批判毛左同时肯定与邓右殊途同归的政治势力跟统治方式的结果只能是从侧面巩固邓右共匪在中国的统治合法性，共匪在海外早就开始采取牺牲毛左形象间接为邓右树立正面形象的搅浑水战略了。

某些坚持右翼立场的民运人士无论他们主观上是不是支持共匪，客观效果上都在帮现实层面的共匪進行思想维稳。

毛左共匪已经在野四十年了，毛左共匪的罪恶当然需要反思，避免历史重演。

可是只是批判毛左共匪并不能促進中国人民对现实层面的共匪的离心离德，毕竟现在是邓右共匪在执政，一九七八年以后中国的苦难是邓右共匪造成的，一边批判毛左共匪一边鼓吹跟邓右共匪相似的意识形态跟统治方式，或者一边批判毛左一边肯定邓右共匪的人，只能是在客观效果上发挥维护邓右共匪统治的效果。

在我看来毛左共匪跟邓右共匪都批判，反对一切形式的共产极权主义的人才是真正的反共人士，经常批判自由主义左派很少批判共匪特别是邓右共匪的右翼花瓶民运是共匪特务。

习包子根本没有准备朝着民运人士所希望的方向在改革，五毛说习包子放权了，纯属胡说八道。

习包子上台之后共匪国存在的共匪党政军一把抓，行政 立法 司法三权合一的极权专制政体，根本没有改变，否认这一点的人除非根本没有生活在中国，或者极端泯灭良知，至于温家宝曾经主张过的政企分开跟县政府普选更没有实现。

习包子一上台就在意识形态方面强调教育界应该抵制西方民主思想，并且要求文艺界学习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以及号召党员干部学习如何专政人民枫桥经验，在参观共匪央视的时候积极肯定共匪央视工作人员关于央视姓党的表态，修改教科书在官方史观层面肯定文革，在意识形态斗争方面更加积极主动，大搞大外宣，强调在意识形态斗争中要敢于采取主动。

习包子在经济上大搞党進民退，制定不利于私营企业生存的政策压迫私营企业的生存空间，甚至要求在私营企业里边充份发展党组织，并且在关于土地政策的讲话中谈到要坚持土地党有，坚持拒绝自由市场经济，坚决不放弃权力寻租对经济活动的不当干预。

在政治制度建设方面，任命坚决反对司法独立的人负责司法部门的工作，大搞选择性反贪腐，整肃敌对阵营的官员，放任自己阵营的官员贪腐。

贪腐有理论在中国很流行，可是鼓吹贪腐有理论的人忽略了民主国家搞薪养廉的基础是民众有选举权，民意代表有立法权，人民根据政绩抉定官员的薪水，共匪本质上是壹个剥夺人民选举权罔顾民意的强盗集团，根本没有资格享受各种特权。有人说不让共匪贪腐共匪就不做事了，如果完成政府的本职工作就有资格谋取特殊利益，马路上的清洁工人也可以在完成了本职工作之后谋取特殊利益，别人都必须在法律的压迫下自我约束，只有共匪可以在法外之地自由的掠夺，这不合理。

虽然习包子不断的巩固个人权力，共匪内部终归还是群体分赃的结构，只有得到共匪内部各派系或者最大的派系认可，让共匪内部的各派系或者最大派系认为可以巩固党国权力寻租制度，可以最大的限度的维护并增進党国整体利益的人才能成为共匪国的国家元首，习包子如果真的想改革早就被别人拉下来了。

上述这些状况可以证明习包子从上台以来的各种倒行逆施都是朝着民运人士所希望的方向的反面在努力，这说明习包子根本不是民运人士所指望的开明派领导人。

散布习包子可以带领中国走向民主化，号召中国人民把中国民主化的希望寄讬在独裁者的良心发现上边，让基层民众放弃反抗等待独裁者施舍民主的人，不是思想上糊涂就是帮共匪搅浑水的五毛。

共产专制对私有财产的侵犯

毛左共匪与邓右共匪都侵犯私有财产，毛左共匪不止是实质上侵犯私有财产，在形式上也消灭了私有财产，比如实行配给制就是在形式上对私有财产的消灭。邓右共匪虽然形式上保留私有财产，可是实质上并不保护私有财产。在中国赚了钱之后，很快就会面临共匪的公检法税各种部门的敲诈勒索，如果不接受他们的敲诈勒索，他们就会对妳罗织罪名，把妳连根拔起。所以妳要被迫应酬他们，在饭局中把自己的身体搞坏，在精神上忍受着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被侵犯的痛苦。邓右共匪本质上只是在壹定程度上为中国人民创造讨饭空间，当中国人民赚到钱的时候再掠夺他们。

在民主国家壹个人如果赚了很多钱，最多是面临左翼政党建立的高税收制度，交完税促進了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提升了整体的社会福利，自己也受益之后私有财产是安全的。如果为富不仁会受到言论自由环境中出现的批判的围剿，被边缘化。在中国赚到钱，结果就是面临共匪的公检法税单位的掠夺，这种掠夺不会促進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提升社会福利水平，最多就是把民间的资本家的财富转移到官僚资产阶级那边。如果得罪了共匪，即使没有为富不仁，也会遭受被共匪控制的媒体对妳進行的人格谋杀，因为妳没有言论自由妳也没有公共舆论空间可以为自己申辩。

在民主国家即使某些地方存在个别官商勾结，可是因为民主国家存在言论自由 司法独立 新闻自由 在野党 公民团体，任何壹方都不敢太侵犯另外壹方，于是官商双方会形成恐怖平衡，官员如果长期敲诈商人不为商人办事，如果商人很少对官员行贿又总是让官员为他办事，因为存在言论自由 司法独立 新闻自由 在野党 公民团体，壹方很容易用同归于尽来威胁另外壹方迫使对方收敛，所以不会出现类似中国那种官员可以把商人随便连根拔起的情况。中国是壹党专政的国家，商人即使对索贿的官员行贿也得不到恐怖平衡的保障。

反共对于中国的富人实际上也是必要的，中国人的消极自由依靠共匪施舍，没有制度保障，积极自由根本没有行使的空间，只要是找回独立人格，精神上正常的人应该不会愿意接受这种压迫。

在共匪国再厚黑再低调行事，最多就是在民间人际活动中避免壹些人际冲突。可是避免不了被共匪的掠夺，因为中国人赚钱需要通过共匪，共匪知道他们的虚实，共匪搞市场机制就是为了先让中国人赚钱，再掠夺他们。而且共匪本身就精通厚黑那壹套，而且共匪是即邪恶又有独立人格的，妳在共匪面前玩厚黑玩低调也不能让妳蒙混过关。所以再低调，共匪该掠夺妳还是会掠夺，所以很多人选择移民。

邓右共匪上台之后所主导的政治迫害，已经与毛左共匪时代的政治迫害不一样了，毛左共匪时代的政治迫害是真的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划分阶级敌人，邓右共匪上台之后的政治迫害，主要是运用社会心理学的原理，在资讯不对称的情况下，针对被迫害的一方進行断章取义式的人格谋杀，塑造一种不利于被迫害的一方的社会情境 情绪效应 人际知觉，从而达到损害被迫害的一方的名誉的目的，即使对方并不是大奸大恶的人。对于邓右共匪准备吹捧的人，邓右共匪同样是运用社会心理学的原理，在资讯不对称的情况下，针对被吹捧的一方進行造神，塑造一种有利于被吹捧的一方的社会情境 情绪效应 人际知觉，从而达到为被吹捧的一方造神的目的。生活在这种环境下的人，是没有自由，没有尊严的，是有压迫感的。

共产专制对人权的侵犯

共匪没有资格批判美国的人权状况，在美国不存在来自于政治制度与法律层面的不平等，共匪所列举的所谓证明美国人权状况恶化的事件，大多都是一般民众之间个别的民事纠纷，这种民事纠纷在分配日益不公的中国根本就是见怪不怪了。

在中国更多的人权灾难来自于政治制度与法律层面的不平等，更多的来自于国家机器对一般民众的人权的侵害。

首先中国的法律体系就不是约束共匪的而是约束一般民众的，比如规定共匪对中国的绝对领导权，比如一系列莫须有的罪名，比如所谓的煽动颠复国家政权罪，比如阴谋颠复国家政权罪，比如所谓的扰乱公共秩序罪。

这些罪名缺乏具体的司法解释，所以在实践中成为共匪用来镇压一般民众的工具。

骂政府行使舆论监督的权利叫煽动颠复国家政权，行使结社自由的权利组建政党参与公共事物的管理叫阴谋颠复国家政权，通过集会游行示威的方式進行抗议叫扰乱公共秩序。

虽然中国的废纸宪法中国的选举法规定中国应该是实行委任直选的民主国家，应该采取选举人团制度选举国家元首，人民有权通过一人一票的方式选举人大代表，然后人民代表大会负责组建政府，拥有最高的立法权，可是因为中国的宪法规定必须坚持共匪对中国的绝对领导。

所以中国的选举法基本上处在一种被冻结状态，人民实际上不可以自由选举的，以独立参选人的身份出来参选人大代表是不可能的。

所以中国不存在真正的经过民意授权的立法机构，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只是代表共匪的意志并不能真正的反映民意。

因为中国人与共匪在政治层面上在法律层面上的不平等 让中国人的人权根本得不到来自于制度层面上的保障，所以中国每年才会发生几十万起的大规模的群体性抗争事件。

当然了，参与抗争的只是比较勇敢的一部份人，很多人在极权专制的统治之下变得人人自危。

中国根本不存在司法独立，当发生一般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利益的冲突的时候，司法基本上会沦为迫害一般民众的工具。

在美国就算偶尔会出现暴力执法，因为有一人一票因为有三权分立还有舆论监督，人们还可以上街抗议，基本上来自于国家机器对人的迫害会从根本上得到遏制，而且美国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

在美国发生的贪污腐败案件大多都是个别人的瑕疵，而发生在中国的贪污腐败大多是制度性的瑕疵，而且大多都是大规模的通过权力寻租的方式对一般民众的掠夺行为。

共匪控制着中国的经济命脉，共匪在土地 金融 国企 行政审批等领域大肆的掠夺一般民众。

没有正常的公民权利的中国人只能选择忍受，实在无法忍受也顶多就是去上访维权，只有期待共匪的善意。

中国没有军队国家化，一般民众根本没有充份参与公民运动的机会。

中国人基本上就是政治奴隶，中国政府根本没有资格批评美国的人权状况。

共匪说美国对弱势群体缺乏保障更是胡说八道，无论是教育还是医疗还是住房方面的保障，中国的所谓社会保障体系根本就没有办法与美国比。

看看中国那些留守儿童，看看那些中学就没有上完就出来打工的人，看看那些因为看不起病而自焚的穷人，看看那些因为买不起房子，或者租不起象样的房子而只能住在地下室或者一居室里边的劳苦大众，实在不觉得共匪有什么资格去批评美国。

至于就业与失业的问题，美国的失业者大多是根本不愿意出来工作，因为美国有比较完善的失业救济制度，即使父母不管了也不一定要出来工作，因为美国政府会照顾他们。

可是在中国，为什么没有那么多所谓的草莓族，那是因为很多人必须出来工作。

共匪不会藏富于民，中国人也没有正常的公民权利，根本不能决定政府税收的使用。

中国的失业者如果不出来工作，除非家里边有积蓄，除非他们的父母还会继续养他们，政府是不会保障他们可以继续维持基本生活的。

中国的劳资分配比例是严重失衡的，人均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远远低于美国。

至于所谓的种族歧视问题，在美国的所谓种族歧视大多是来自于观念上的歧视，真正公民权利上的不平等是不存在的。

在中国大多是政府对一般民众的歧视，大多是公民权利的不平等所带来的歧视，共匪是上等人一般民众是政治奴隶。

至于共匪说美国是金钱政治是家族政治更是胡说八道，美国有完善的民主制度，富人要随便贿赂政府是不可能的，不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的政府会因为选举而失去执政权。

所谓的金钱政治不过就是说美国的政府偶尔会扶持民营企业的发展，可是这个对经济发展有利，哪一个要发展经济的国家不会这样做。

可是共匪与资本家勾结在一起压迫工人，或者联合起来通过垄断市场的方式掠夺一般民众，不算金钱政治吗？至于所谓的家族政治无非就是说美国曾经出现过父亲那一代做过总统，然后儿子那一代也做过总统的现象，这很正常，人家是民主选举上台的 又不是来自于专制权力的任命所带来的。

中国的国家领导人是共匪内定出来的，根本没有经过民意授权，所以根本没有合法性，共匪有什么资格批判美国？共匪对美国人权状况的批判根本没有正当性，中国根本还是权力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专制权力，不是依靠建立在自由与法治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本身，更没有民主制度，所以缺乏财富的再分配。

实际上中国社会比美国要不平等的多，官僚计划经济时代在分配的时候根本不用丝毫在意市场的供需关系。

复辟了资本主义之后因为没有政治配套，没有自由民主，权力寻租者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比起以前更容易掠夺一般民众了，国企 土地 金融 行政审批 教育 医疗 基本上都成了共匪掠夺一般民众的工具。

国企垄断市场，土地掠夺城市买房者还有农民，金融成为圈钱工具，行政审批勒索小业主，教育榨干国民储蓄，医疗让工薪阶层破产。

共匪去批判美国的人权状况，根本原因还是希望转移视线，通过放大美国社会的阴暗面，通过无限上纲的方式来塑造一种好像天下乌鸦一般黑的感觉。

无非是打算告诉中国人，美国也不是人间天堂，在中国，让你们有口饭吃就不错啦，中国人那么多哪有那么多福利可以给你们啊，无非就是让中国人接受没有人权的生活。

说白了就是为了巩固统治，共匪批判美国的人权状况绝对不是因为他多么有正义感，完全是为了对中国内部被他统治的人進行统战。

党国资本主义的本质

中国实行的所谓改革开放政策只是让一小部份人富裕了起来，这一小部份人除了共匪体制内的人就是依附在他们周围的人，大部份中国人根本没有因为共匪的所谓改革开放政策变得富裕啊。下面我们就来整理一下，中国都有哪些人富裕了啊。

壹，国企改制，侵吞国有资产。这部份人多数是太子党或者其他高层的政府官员，利用国家政策变化，国企改制，政企分开的机会，大肆侵吞国有资产，中饱私囊，亏了社会，肥了个人。他们财富暴涨的速度也是非常惊人的。

二，从地方官员那里得到矿产或者其他自然资源的开发权的私营老板。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本来属于公有的由国家开发的各类矿产自然资源被壹些人的私有财产了，地方官员利用权力進行权力寻租，商人用行贿等不正常手段得到大量国家贷款，進行资源开发，以降低安全投入和降低工人工资为代价获得大量非正常暴利。不但造成矿产等自然资源的不合理的开发，也是矿山事故频发的罪魁祸首。

三，建设行业的工头。建设行业是政府资金投入大，吸收劳动力多的行业，同时也是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合理的行业。中国各类大小建设工程，本应有规范的集体性质的建筑工程公司承建，建筑工人，劳动待遇，劳动时间，安全技能培训，财务管理等都应有明确的规范和监管。而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因为只是恢复了市场经济却没有建立民主制度，工程的发包和承建壹直存在不合理、不规范的现状。很大壹部分是县市级挂牌国家承建公司，他们承揽到工程项目后，获取壹层利润后发包给多数没有资质和技术的农村的工头，很多工程项目甚至是层层发包，转包壹次就要获取壹层利润。而最后壹级的工头通过降低工人工资、提高劳动时间、降低安全投入、几乎没有福利待遇为手段大量榨取农民工的血汗，同时造就了很多劣质工程。近些年曝光的此类工程也不少，“峻工之日也是倒塌之日”，好像是笑话，又确实存在的现象。这些工头财富积累的速度也是非常惊人，壹年少则几十万，多则几百万很正常！而工程质量问题多现，安全事故频发，农民工的血汗钱难要等不正常的问题几乎年年都有。

四，地方官员以及房地产开发商。地方官员依靠对土地的垄断把土地高价出让给房地产开放商，房地产开发商多数利用银行的资金進行房地产开发建设，为了弥补征地成本，为了赚取暴利，用高房价掠夺买房者。而买房的市民多数要依靠银行信贷买房。不合理的高房价和百姓有限的收入把银行推向风险的位置，也即次贷现象，最终必然引发国家大的危机。因此中国民主化之后与基本居住需要有关的房地产最好由国家计划建设开发，以保障大部分老百姓的居住为目标，辅之以部份比例的商品房作补充，作为部分高收入群体的需要。

五，市场经济中新兴的资本家。这部分人大部分头脑市场意识较强、敢于冒险、敢于开辟市场。他们在中国改革开放后涌现出来，创造了壹定的社会材富。他们主要是壹些各类特色种、养、殖、加工专业户，及壹些酒楼、饭店、商贸、工厂等私营企业主，他们主要依靠利用市场经济中的机遇发材，但由于资本的趋利性，他们当中也有壹些人走向努力压榨他们的雇工的去增加自身的财富的行列。黑煤窑事件、黑工厂现象等大量曝光反映了这方面的问题。对于这部份人必须制订合理的用工政策和税收政策并加强对其生产的监管，尽量平衡财富的分配，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广大工人阶级的权益。如果没有建立民主制度，基本上不可能落实。

六，贪污腐败的壹般官僚权贵阶层。这部人是历代深恶痛绝却又难以根治的群体。权力的特殊性和人趋利性总是会让壹部分官员置国法和人民的利益的不顾，挺而走险，以权谋私，贪污受贿、权钱交易，获取大量不义之财。中国的腐败问题也已成为广大中国人民呼声最强烈的问题。除了建立民主制度在制度上的规范、监管外没有别的办法，把官员的收入、工作能力放到广大中国人民的监督之下才可以从根本上遏制贪污腐败。

七，金融机构的无低押贷款，不正常贷款。这壹部份人多数和官员有壹定的特殊的利益关系，利用政策的不完善，获取大量巨额国家贷款，最后无力偿还。也是造成很多金融坏账的主要原因。

八，進出口资源、商品的操控。这壹部份人数不多，但赚取的暴利也是非常惊人，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利，高官的特殊的利益关系，龚断性的特点，大肆为个人敛财，贪心无尽。

九，证券市场的操控。这部份人数也不多，也多是具有官员背景的人物。利用媒体，造假信息，虚推股市，暗箱操作，获取大量不正当财富。他们的财富增长率也许让多数国人叹为观之。

说完富人再说说穷人。城市的穷人主要是国营企事业单位改制，政府官员，利用国家政策变化，国企改制，政企分开的机会，大肆侵吞国有资产，中饱私囊，亏了国家，肥了个人。无故解雇不同意见的人员，而致其失业、失去社保。

穷人大多数集中在农村，约有3亿外流就业赚钱养家糊口。赚钱的主要手段是依靠双手劳动，集中在建筑、工业品制造、私营小贩、服务业。在工头、资本家、腐败官僚的压榨、欺压下换得收入很有限和微薄，还要负担养老、养小、住房、上学、就医、高物价和各类必须的生活消费，因此大多没有多少的储蓄！他们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创造了大量社会财富，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可是因为中国不是民主国家，中国的政治制度以及经济制度抉定了他们无法充份的分享所谓的改革开放带来的成果。

共产专制与基督宗教的冲突

中国境内的合法基督徒大多数都是伪基督徒，当我说真正的基督徒不会认同信奉无神论同时又不建立民主制度的共匪，结果他们马上引用罗马书十三张的第一句话，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为中国伪基督徒辩护，真正的基督徒应该不会认为罗马书十三章第一句话可以成为叫人不要反抗暴政，不要参与政治的具体论述，首先十三章只是假设政府根据本份行事，而且也确定了政府只是神的仆役的地位，应该履行抑恶扬善的义务，当时的保罗也没有受到尼禄暴政的直接迫害。

而且十二章有讲你不可为恶所胜，你要以善胜恶，所以遇到邪恶暴政的时候应该用爱去改变，而不是毫无原则的服从任何权威，他们用罗马书十三章的第一句来回应我对中国舔共伪基督徒的批判，根本就是在搅浑水。耶利米书中讲的很清楚，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神是坚察人心的，试验人肺腑的，要照各人所行和他作事的结果报应他。诗篇中有说，神阿，求你定他们的罪。愿他们因自己的预谋跌倒。愿你在他们许多的过犯中，把他们逐出，因为他们背叛了神。真正的基督徒，应该有是非观念。

基督徒并非不能参与政治，很多西方国家的国家元首尤其是在野党出身的，同时也是基督徒。用善来改变邪恶的方式方法有很多种，只有中国伪基督徒会认为基督徒不能参与政治。耶利米劝告君王说，妳们要施行公平和公义，拯救被抢夺的脱离欺压人的手，不可亏负寄居的和孤儿寡妇，不可以强暴待他们，在这地方也不可流无辜人的血。基督信仰与政治参与并不冲突，甚至鼓励政治参与。诗篇里边更是强调，妳们当为贫寒的人和孤儿伸冤；当为困苦和穷乏的人施行公义。当保护贫寒和穷乏的人，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参与政治并且反对政治强权，是得到基督信仰认同的。中国境内号称自己是基督徒，一边反对别人的政治参与，同时自己又成为共匪政权的成员的人是伪基督徒。

真正的基督徒必然是反对共匪的，在中国以合法姿态存在的基督徒基本上都是伪基督徒。中国伪基督徒喜欢把共匪说成是政府单位里边的基督徒，他们自己是政府单位外边的基督徒，共匪跟基督教没有本质上的冲突，这种说法本身包含着偷换概念跟混淆视听的本质。马列主义强调人的阶级性，资产阶级是坏人，无产阶级是好人，否定性恶论宣扬的普遍人性，认为人的本质是所有制决定的是统治方式决定的，在所谓的公有制社会跟阶级专政的社会里边，人的利己本性可以被战胜，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所谓的公有制跟阶级专政外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导可以创造新人。

中国伪基督徒总是把福音书跟雅各书也批判社会不公跟马列主义希望解放全人类的口号嫁接在一起，因此找到基督教可以跟共匪勾兑的借口。事实上基督教跟马列主义有很大的区别，首先马列主义宣扬暴力革命宣扬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消灭私有产权，建立一个集体生产劳动的社会。马列主义本质上以仇恨以暴力革命以划分阶级为出发点，圣经里边虽然有谴责富人跟社会不公的内容，可是毕竟基督教承认人性有罪，所以不会根据阶级划分好坏，凡是接受救恩的人，无论阶级出身都因信称义，成为神的儿女。基督教宣扬的爱而不是以暴制暴，不但要爱家人爱邻居甚至需要爱敌人，这与马列斗争学说完全不同。

中国伪基督徒喜欢把使徒行传里边对公有制社会的描述跟实行党有制的共匪嫁接起来，因此得出基督教跟共匪是同路人的结论，这是在是对使徒行传的误读。首先使徒行传里边讲的公有制是由一群因为理念接近而自然结合的人建立的，是以爱为出发点的，是共享的。共匪建立的党有制是专制性的强迫，而且共匪建立的党有制并不是全民共享，无论是党营企业还是土地党有还是其他自然资源党有，虽然名义上是公有的，可是支配权收益权是共匪支配的。中国伪基督徒生活在中国，为什么硬要把共匪跟基督教嫁接在一起。启示录中是有讲过基督教的天堂，可是共匪所谓的共产主义的天堂，根据马列主义的说法，共产主义天堂是需要经历原始社会 奴隶制社会 封建社会 资本主义社会 社会主义社会也就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社会之后才可以進入，而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根据马列主义的说法是一个由共产党实行专政统治的社会。虽然基督教也有关于天堂的描述，可是基督教的天堂跟共匪的共产主义天堂，完全是两回事。

基督教关于原罪与新人的定义跟共匪对人的定义完全水火不容，创世纪中记载，亚当因为偷吃了禁果，堕落犯罪。人类从亚当身上继承了堕落的一面，堕落的一面是不分阶级不分族群的，是普遍人性。这跟共匪宣扬的阶级先锋队理论完全不同，基督教不会为肉身人类造神，共匪会为肉身人类造神。真正的基督徒如果跟共匪搞勾兑就是否定基督教本身，在中国所有合法的所谓基督徒，都必须先学习共匪的理论再接受共匪的领导才可以从事表面上的宗教活动。

马克思说宗教就是精神鸦片，宗教的产生是因为人类无法正确认识自然界。真正的基督徒不会一边亵渎著上帝跟主耶稣，一边参加宗教活动，一边接受共匪的无神论教育，一边自称基督徒的人是撒谎者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宣扬中国允许真正的基督教合法存在，不是真的对中国不了解就是故意搅浑水。至于把伪基督徒的胡说八道解释成真理的人，非要把基督教改造成一个可以跟共匪嫁接的一种存在，本质上就是在扼杀基督教帮共匪制造思想人质。

​共匪利用对国家机器的控制造神 杀人 奸淫 偷盗 搞司法迫害 搞强拆 真正的基督徒不可能是亲共的，基督宗教反对个人崇拜，光是这一点就跟共匪水火不容了，真正的基督徒不会相信共匪的造神，所以共匪很不爽，选择迫害他们。

共产专制与儒教文化

很多学者认为文革是在消灭儒教，可是我却认为共匪发动的文革的本质实际上是发展儒教，而不是真正消灭儒教，我们可以从文革的基本特征与儒教的基本特征结合起来观察的过程中了解文革本质上是在发展儒教。很多人或许不认同认为文革是发扬儒教的观点，认为文革本质上是消灭儒教。事实上支配文革的思维方式本身就是儒教的思维方式，而不是儒教真正的敌人自由主义的思维方式。从文革发起到文革结束，尽管充斥着对孔子个人谄媚封建势力的批判，可是终归文革的落脚点是在落实对毛泽东个人的畏惧，也就儒教追求的畏大人的专制礼法上边的。

虽然文革充斥着红卫兵的广泛参与，可是红卫兵的所作所为终归是在实践被共匪统治的广大中国人民对毛泽东的克己复礼的目标。红卫兵广泛参与文革参与批斗参与武斗，并非是针对坚守精英主义立场维护精英专政的保守派势力，而是针对反对共匪一党专政的自由派人士以及作为邓右共产党前身的修正主义共产党人，没有一点关于人民普遍在自由自然的基础上参与政治讨论与政治决策的政治诉求。

文革虽然批判了孔子的人格特质，可是对儒教本身坚持的精英主义与精英专政没有任何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的批判，文革中不准对毛泽东提出反对意见的政治迫害行为完全就是在落实儒教主张的非礼勿言，把毛泽东塑造成不可以随便评论的圣人。文革时期宣扬的跟党走，本质上还是儒教宣扬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纲常伦理，只是君臣的纲常演化成共匪跟中国人民的纲常了。

文革时期的毛泽东虽然名义上没有以精英自居，可是纵容红卫兵随便迫害不认同毛语录的观点的异议人士的行为，本质上还是在发扬儒教奉行的畏圣人之言的畏惧思想，先动用专制权力创造圣人然后再要求别人服从圣人，这种做法跟东亚大陆利用儒教维护统治的传统封建君王本质上没有区别。支配文革时期针对接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哲学的政治迫害行为的意识形态本质上还是儒教信奉的非礼勿听的专制理念，很多学者在反思文革的时候总觉得文革是针对儒教的文化灭绝运动，实际上文革本身就是在实践儒教信奉的基本理念，不然无法解释文革时期为什么一堆自由派遭受了秉持儒教思维方式的人的政治迫害。

关于文革时期发动的知识份子下乡劳动的政治运动，表面上看好像是在反对孔子在樊迟面前对工农大众的评价，可是在实际效果上却落实了儒教宣扬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精英专政目标。知识份子变成了必须跟党走，不可以提出异议的工具人，关于知识份子下乡劳动的驯化宣传本质上是用共匪的视野取代知识份子的视野，实质上压迫了知识份子的独立人格。

毛泽东在文革时期对待异议人士的做法跟孔子对待少正卯的做法是一样的，都是回避思想交锋，直接运用专制礼法实行政治迫害，将对方定义为破坏正常社会秩序的坏人。毛泽东应该是孔子的崇拜者，而不是孔子的反对者，反对孔子的人太多了，毛泽东显然不是在思维方式领域反对孔子创造的儒教的自由派。文革时期宣扬的战天斗地的观点虽然在名义上与孔子宣扬的畏天命的观点是抵触的，可是在另外一方面又大肆鼓吹共产党统战中国是历史的选择是历史的必然，任何希望改变共产党统治中国的局面的人都是反动的，在实际效果上传承了儒教畏天命的观点。

文革充份的发扬了儒教的孝道文化，只是实践儒教孝道文化的对象从传统意义上的父母，变成了党国。文革时期虽然宣扬子女可以反对传统意义上的父母，可是同时又主张共产党就是父母，号召中国人民做党国的螺丝钉做没有主体性的工具人，本质上还是在实践儒教的孝道文化，如果文革本质上是反对儒教，完全可以宣扬西方的自由主义文化。

很多人认为文革是民粹主义的产物，我认为文革是精英主义的产物，文革中宣扬的斗私批修跟欧美白左发动的工农大众的私利至上，反对少数精英主义右翼雅痞实行的精英专政，主张用多数决的高税收政策实现工农大众的私利的民粹主义运动是水火不容的，文革本质上是大多数人牺牲私利去实现少数统治精英维护政治权力的私利的精英主义运动。

文革时期对社会群体的划分方法本质上还是儒教的非君子即小人的划分方法，没有支持共产党就必然是坏人，把没有支持共产极权主义同时也反对其他形式的极权主义的异议人士划分为坏人。文革更是充份的发扬了儒教宣扬的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的狭隘民族主义排外思想，文革时期的反美宣传可以证明这一点。

文革时期兴起的排斥自由主义辩论文化的扣帽子文化本质上也是儒教的产物，儒教著作大学这本书中宣扬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修其身，先正其身，欲正其身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全部都是结论，没有论证过程，这大概跟儒教的教义本身就压迫思考有关。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人民总是服从圣人的结论没有自己的思考，估计多少跟儒教散布的反智倾向对人民的束缚有关，文革本身没有摆脱这种反智倾向。

文革时期处决别人的标准刚好就是儒教的四诛，儒教的礼记四诛更是中国有史以来最露骨最公开肯定人权犯罪的著作，礼记四诛中强调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儒教的四诛公然的把统治者屠杀民间维权人士与坚持独立人格的自由派的行为合理化，礼记四诛中强调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巧以疑众，杀。这种世界观更是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来扼杀发明创造跟个人独立性的思想，很多人因为受到这种世界观的束缚放弃了原本坚持的东西。文革本身就是在实践儒教的思诛，因为文革针对的对象本身就是儒教四诛中所无法接受的人。

孔子把精神太监颜回树立为做人的典范，文革时期的做人典范雷锋也是精神太监。文革时期学习毛语录的教育活动本身就是在实践儒教主张的放弃逻辑思辨的理念，儒教主张的放弃逻辑思辨的理念出自孔子宣扬的有教无类的主张。孔子宣扬的所谓有教无类，可以从孔子自己讲的话里边找到有教无类的本质。礼记 缁衣中曾有这样的记载，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则义不定，行无类也。孔子所强调的无类并非不分高低贵贱，除了他本来就是宣扬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世界观之外，他在礼记 缁衣中也表达过他对于无类的理解就是行为的法式比较，显然无类指的是接受教化的人应该放弃逻辑思辨的接受教化。文革时期学习毛语录只能接受灌输不能独立思考的愚民教育，本质上还是儒教的产物。文革的发动者的人格特质跟孔子的人格特质非常相似，都是表面上宣扬礼法私底下淫乱的人，孔子跟生活淫乱南子的交往，毛泽东私底下玩弄多名女性。很多人觉得文革是反对儒教，实际上从文革的细节中可以发觉很多儒教极权主义的基本特征，正是因为这样我认为文革是发扬儒教，真正被文革在一定程度上消灭的是与儒教水火不容的自由主义。

共匪输出儒教的原因

中国孔子提倡等级 君权 父权 夫权，提倡愚忠 愚孝。孔子认为君臣父子夫妻各有其位，所以社会根本不需要平等，从而导致中国人长期以来只认专制不认民主。孔子宣扬的精英主义思想跟精英专政制度扼杀了很多中国人建立公民人格的机会，共匪在美国推崇孔子学院实际上是希望利用孔子输出极权主义。因为马列极权的形象太不好了，直接不加掩饰的输出马列极权主义会引发西方人的反感，用孔子来输出极权主义反而比较容易让西方人放下心防。可是对于自由派中国人来讲，共匪的阴谋是很明显的，共匪对西方人宣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明显是在压迫个人主体性，在散布一种与自由主义相违背的世界观。

孔子强调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强调专制礼法，完全否定政府本身的意义，把国家看成是属于精英阶层而不是属于庶民的一种存在。孔子在家庭伦理方面强调的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完全违反家庭民主，让下一代成为上一代的附庸。

孔子强调人民应该根据统治者的意志行事，不应该去探究原因不应该有自己的想法，于是提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主张。这种做法造成中国社会几千年来都是少数精英的思考与想法取代大多数的庶民的思考与想法，造成中国人长期在思想上充当统治阶级的人质。

孔子强调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子用简单的分类法划分中国社会的人群，把中国社会的人群氛围君子跟小人，实际上人性的复杂不是简单的君子跟小人就可以概括的，在君子跟小人之间还有一种折衷的状态，孔子的分类法让中国人在为人处世方面的思维方式变得简单，很多人不是很教条就是很厚黑，无法建立理性思维，扼杀了群体理性的产生。

孔子在教育方面重视叙述扼杀思辨压迫创造，孔子述而不作的思维长期禁锢著中国人的思想，所以很多中国人只是重视吸取上一代的东西，没有自己的思考跟创造。孔子信而好古的思维让中国人迷信古人，不敢通过思辨与反思的方式整理古人厚黑的一面。

孔子强调父权压迫女权，孔子宣扬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这种世界观成为中国社会男性压迫女性的依据，让中国社会成为父权社会。

孔子有狭隘的民族主义思维方式，孔子曾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这种思维方式让极端民族主义在中国获得了在文化领域跟道德领域的优越感，成为盲目排外主张的理论依据。

孔子宣扬自扫门前雪的思维方式，孔子主张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种思维方式扼杀了公民社会的产生，让中国人长期被个人服从集体然后集体服从领袖的虚假集体主义操纵，无法形成集体关心公共事物的集体主义思维方式与公民社会。孔子是一个精英主义者，非常看不起工农大众，孔子跟樊迟聊天的时候曾经公然的贬低工农大众。

孔子喜欢搞假大空，表面上强调礼法私底下却跟生活淫乱的南子交往，可见孔子本人就很厚黑。孔子可以说是中国文化中负面文化的代表人物，共匪在美国输出孔子学院除了控制留学生收集情报之外还有意识形态侵略的意图，因为孔子的儒教极权主义思想如果成为美国社会主流的社会意识形态，美国会被严重削弱，美国的民主制度也会灭亡，失去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的美国将不再是共匪国的威胁。

儒教极权主义的本质

孔子学院不止是情报机构，还是共匪输出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输的工具。孔子思想本质上就是极权主义思想，孔子的极权主义思想的余毒至今还在污染著中国。


孔子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守本分，思不出其位，孔子把提出不同政见的社会堪称是混乱的社会，在现代民主社会任何人都没有必然的理由要被束缚在特定的位置上，孔子的思想与现代民主社会的思想是水火不容的。孔子讲究畏天命 畏大人 畏圣人之言，庶民就应该服从所谓的圣人的教化，可是在专制社会里边，所谓的圣人往往是假大空的统治者刻意塑造出来的，而且即使是真正在人民存在独立人格的基础上自行推崇的圣人，他的言行也可能只是跟他所处的特定的时代相适应，孔子在封建专制政体存在的基础上教育人民要敬畏上层精英，结果只能是扼杀人民的思辨能力跟独立人格。孔子曾说 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鲁迅先生曾经驳斥过这种说法，鲁迅先生认为任何独裁者都会以道义的代表自居，如果遵循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的世界观，结果只能是人民的思想自由跟言论自由受到钳制，永远在精神上成为独裁者的奴隶。


孔子宣扬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把政治看成是精英基层的事情，政府官员的事情，官老爷可以考虑人民不能考虑，这种世界观实际上就是中国几千年来维持专制统治的思想根源，既然政治不是非政府官员的事情，作为非政府官员自然就没有必要拥有选举权了，每个人都考虑自己份内的事情，自然也就不会寻找制度弊端了。孔子宣扬非礼勿视 非礼勿听 非礼勿言 非礼勿动，凡是不符合精英阶层的礼制规定的东西就不能接触，最终把人民的思想活动束缚在精英阶层的小框架里边。


儒教的礼记四诛更是中国有史以来最露骨最公开肯定人权犯罪的著作，礼记四诛中强调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公然的把统治者屠杀民间维权人士的行为合理化，礼记四诛中强调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巧以疑众，杀。这种世界观更是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来扼杀发明创造跟个人独立性的思想，很多人因为受到这种世界观的束缚放弃了原本坚持的东西。礼记四诛中强调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这种世界观从根本上否定了言论自由与社会舆论监督的正当性，否定了逻辑层面的思辨过程。礼记四诛中强调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直接否定了宗教信仰自由，为多数霸凌少数提供了理论依据。


孔子散布的儒教极权主义是不讲现代群体理性的，孔子散布的世界观长期压迫中国社会哲学思辨跟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国在近现代落后于西方国家，很大程度上跟孔子思想被上升为官学有关。孔子本人就有严重的专制人格，从他拒绝跟少正卯進行思想交锋，同时又无法做到求同存异，害死少正卯的过程中就可以看出来。


孔子在做官的时候强调居，吾语汝其故。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壹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壹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则兼有之。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以饰邪营众，强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诛也。是以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止，周公诛管叔，太公诛华仕，管仲诛付里乙，子产诛邓析、史付，此七子者，皆异世同心，不可不诛也。诗曰：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斯足忧矣。孔子宣称有五种罪大恶极的表现是不可以宽恕的，内心自由喜欢冒险 行为怪癖一意孤行 言语虚伪喜欢辩论 广泛记录并散布负面新闻 认同错误的观点宣扬错误的观点的表现是罪大恶极的。这五个罪大恶极只有第二条是行为，其他都属于思想言论的范畴，而且都是抽象的形容词没有具体的界定标准，最多是建立在所谓的圣人的个人好恶的基础上。这五个罪大恶极在畏大人畏惧圣人之言的封建专制社会成为用莫须有的罪名迫害别人的理论依据，至今很多专制国家仍然在沿用这种抽象的莫须有的罪名迫害异议人士。少正卯只是要求用一点平等的法取代儒教的礼制，就被孔子定义为罪大恶极。


孔子把精神太监颜回树立为做人的典范，本质上跟共匪把党国顺民树立为做人的典范的性质是一样的。至于孔子宣扬的所谓有教无类，可以从孔子自己讲的话里边找到有教无类的本质。礼记 缁衣中曾有这样的记载，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则义不定，行无类也。孔子所强调的无类并非不分高低贵贱，除了他本来就是宣扬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世界观之外，太在礼记 缁衣中也表达过他对于无类的理解就是行为的法式比较，显然无类指的是接受教化的人应该放弃逻辑思辨的接受教化。


论语中有讲，孝敬父母尊敬兄长的比较不容易造反，实际上孝敬父母尊敬兄长与是否忠于统治者没有直接关系，只有孔子认为统治者就好比是人民的父母人民的兄长。虽然孔子曾经说父有争子，不行无礼；士有争友，不为不义。故子从父，奚子孝？臣从君，奚臣贞？审其所以从之之谓孝、之谓贞也。可是结合孔子在其他方面的论述来看待，孔子也并非是反对奴性，孔子最多是在如何对独裁者履行愚忠方面提倡变通。儒教著作大学这本书中宣扬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修其身，先正其身，欲正其身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全部都是结论，没有论证过程，这大概跟儒教的教义本身就压迫思考有关。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人民总是服从圣人的结论没有自己的思考，估计多少跟儒教散布的反智倾向对人民的束缚有关。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否定人民作为一个具体的个体的主体性，否定人民存在的意义。综上所述，孔子的儒教本质上是为极权主义服务的，共匪对美国输出孔子输出儒教，不仅可以发挥孔子学院的情报机构作用，不仅可以利用孔子学院钳制学术控制海外留学生，同时还可以达到输出极权主义奴化美国人民的目的。

自由主义左派才是最反共的群体

最近有一些学者总是试图把白右价值冒充成美国价值，好像自由主义左派特别是白左坚持的社会自由主义不是美国价值，好像政府权力小社会责任大的社会自由主义不是托马斯 杰佛逊在建国的时候所坚持的初衷，疯狂的攻击真正关心中国人权状况的美国白左跟民主党，把历史上跟现实上并不是很在意中国人权状况喜欢跟共匪做生意的共和党吹捧成政治正确的代表，我觉得这些学者非常可疑，虽然某些人也打着反共的旗号，实际上却是在搅浑水。

杜鲁门成立北约 制定马歇尔计划 甘乃迪跟约翰逊成立欧盟 经济上孤立共匪，反倒是共和党经常扯后腿，艾森豪威尔结束杜鲁门发动的针对共匪卫星国的韩战，尼克森结束约翰逊发动的针对共匪卫星国的越战，共和党人基辛格经常散布共匪无害论。无脑吹捧白右的学者完全忽略这些基本事实，硬是要把民主党跟共匪混为一谈。

事实上共和党在上个世纪末，强烈主张人权原则跟经济利益脱钩，硬要跟共匪做生意，于是才有布什上台之后的共匪加入世贸组织的事情发生。

至少我认识的共匪子女普遍都支持共和党，他们比较喜欢那种即反对福利国家可以让他们少缴税，同时在文化生活方面又坚持保守主义立场，可以帮他们压迫白左跟黑左的生存空间，缓解他们的边界忧虑的传统自由主义右派，中国的反共人士里边，至少我接触过的，大多数意识形态都跟民主党比较接近。

很少有人是因为觉得自己有超出常人的本领，一旦支持经济层面的无政府状态的自由主义右派上台，他们拥有的超出常人的本领就会有机会被充份发挥出来，从而让他们自己成为大托拉斯老板，所以他们选择反共，追求建立一个自由主义右派主导的国家。

大多数反共人士都是因为觉得共匪本质上是极右翼政党，都是觉得共匪建立的权力寻租制度带来了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觉得共匪坚持的党国特色保守主义立场严重压迫了个人在文化生活方面的自由跟全面发展，认为共匪是福利国家的敌人是社会财富再分配的敌人，认为共匪压迫人的自由跟全面发展，所以选择反对共产极权主义的立场。

我接触过的中国反共人士跟民主党的意识形态比较接近，反对右翼雅痞统治，反对精英主义，认同自由派在文化生活层面的主张，对自由主义与社会公正的理解偏向于托马斯 杰佛逊跟约翰 罗尔斯比较接近，基本上是自由主义左派的信徒。

我觉得自由主义左派跟共匪的意识形态冲突比较多，民主党如果了解共匪的本质，应该也会成为反共阵营的成员，因为左翼自由主义跟共产极权主义是水火不容的，中国的自由主义左派更容易促進一般民众对共匪的离心离德，最终结束共匪一党专政的政治势力应该是自由主义左派。

至于中国人在美国最合适最志同道合的思想盟友，应该是自由主义左派，应该是白左，是坚持社会自由主义的白左，是民主党，不是坚持自由保守主义的白右不是共和党。

只反毛左不反邓右不是真正的反共

中国境内的反共人士，至少我接触过的普遍都是从左的角度走上反共道路的，他们是觉得中共压迫人的自由跟全面发展，觉得中共扼杀民主垄断社会财富背叛社会主义的目标所以才反共，右翼民运对他们根本没有思想启蒙意义。

至于那些依附中共体制发财，发财之后害怕被中共清算，希望移民海外，他们希望离开中国也是出于自身趋利避害的考虑，与右翼民运的宣传无关。

何况这些人本质上向往即可以保护他们的私有财产同时又坚持文化保守主义的社会意识形态与生活方式的右翼精英专政雅痞统治国家，所以这些人即使移民海外也不可能跟中国民运人士结盟，因为他们也不喜欢自由主义。

某些右翼阵营里边的所谓民运人士，最近竟然公开鼓吹精英专政，为右翼极权专制辩护，我觉得右翼阵营里边那些只反左不反共的人才是中共的同路人。

只批判毛左同时肯定与邓右殊途同归的政治势力跟统治方式的结果只能是从侧面巩固邓右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合法性，中共在海外早就开始采取牺牲毛左形象间接为邓右树立正面形象的搅浑水战略了。

某些坚持右翼立场的民运人士无论他们主观上是不是支持中共，客观效果上都在帮现实层面的共产党進行思想维稳。

毛左已经在野四十年了，毛左的罪恶当然需要反思，避免历史重演。

可是只是批判毛左并不能促進中国人民对现实层面的共产党的离心离德，毕竟现在是邓右共产党在执政，一九七八年以后中国的苦难是邓右共产党造成的，一边批判毛左一边鼓吹跟邓右相似的意识形态跟统治方式，或者一边批判毛左一边肯定邓右的人，只能是在客观效果上发挥维护邓右共产党统治的效果。

毛左跟邓右都批判，反对一切形式的共产极权主义的人不是中共特务，经常批判自由主义左派很少批判中共特别是邓右共产党的人是中共特务。

共匪不会改良

习包子根本没有准备朝着民运人士所希望的方向在改革，五毛说习包子放权了，说习包子准备实现中国的民主化，纯属胡说八道。

习包子上台之后共匪国存在的共匪党政军一把抓，行政 立法 司法三权合一的极权专制政体，根本没有改变，否认这一点的人除非根本没有生活在中国，或者极端泯灭良知，至于温家宝曾经主张过的政企分开跟县政府普选更没有实现。

习包子一上台就在意识形态方面强调教育界应该抵制西方民主思想，并且要求文艺界学习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以及号召党员干部学习如何专政人民枫桥经验，在参观共匪央视的时候积极肯定共匪央视工作人员关于央视姓党的表态，修改教科书在官方史观层面肯定文革，在意识形态斗争方面更加积极主动，大搞大外宣，强调在意识形态斗争中要敢于采取主动。

习包子在经济上大搞党進民退，制定不利于私营企业生存的政策压迫私营企业的生存空间，甚至要求在私营企业里边充份发展党组织，并且在关于土地政策的讲话中谈到要坚持土地党有，坚持拒绝自由市场经济，坚决不放弃权力寻租对经济活动的不当干预。

在政治制度建设方面，任命坚决反对司法独立的人负责司法部门的工作，大搞选择性反贪腐，整肃敌对阵营的官员，放任自己阵营的官员贪腐。

虽然习包子不断的巩固个人权力，共匪内部终归还是群体分赃的结构，只有得到共匪内部各派系或者最大的派系认可，让共匪内部的各派系或者最大派系认为可以巩固党国权力寻租制度，可以最大的限度的维护并增進党国整体利益的人才能成为共匪国的国家元首，习包子如果真的想改革早就被别人拉下来了。

上述这些状况可以证明习包子从上台以来的各种倒行逆施都是朝着民运人士所希望的方向的反面在努力，这说明习包子根本不是民运人士所指望的开明派领导人。

散布习包子可以带领中国走向民主化，号召中国人民把中国民主化的希望寄讬在独裁者的良心发现上边，让基层民众放弃反抗等待独裁者施舍民主的人，不是思想上糊涂就是帮共匪搅浑水的五毛。

反共民运人士应该具备的基本常识

专制政体不可能受到充份的监督，专制政体中的独裁者的权力也不可能受到充份的制衡，共匪所谓的加强监督只是自己监督自己的政治作秀，相信共匪可以依靠自己监督自己做到自我完善，就好比是相信有杀人动机的人在没有法律的约束之下可以做到不杀人一样。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到高级阶段会進入社会主义的说法的基本前提是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无可调和的社会矛盾，最终工人阶级会因为无法忍受雇佣劳动制度起来造反推翻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并不认为维护资本主义社会最终会让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社会主义制度，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人类社会将经历官僚计划经济 权力市场经济 自由市场经济 社会市场经济这五个阶段最终進入自由民主的计划经济阶段建立自由人联合体，共匪改革开放的所作所为只是把官僚计划经济改造成权力市场经济并且不断的用专政的手段压迫中国社会内部的民主诉求，任何一个还没有泯灭良知的人都应该不会相信共匪会帮中国完成从党国资本主义国家向民主社会主义国家过渡的任务。

美国的中央银行买股票护盘的行为严格讲起来跟社会主义无关，因为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论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消灭金融资本消灭虚拟经济消灭资本市场，而且美国央行买股票护盘与共匪动用党国资本炒作股票市场瓜分散户的储蓄这两者之间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中国的股票市场以流通共匪的党营事业所发行的股票为主，共匪动用党国资本动用养老金炒作股票市场的本质实际上就是共匪拿中国人的钱投资他自己的公司然后再骗中国人跟着投资最后瓜分中国人的财富。美国的中央银行买股票护盘与共匪动用党国资本炒作股票市场瓜分散户的储蓄这两者之间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中国的股票市场以流通共匪的党营事业所发行的股票为主，共匪动用党国资本动用养老金炒作股票市场的本质实际上就是共匪拿中国人的钱投资他自己的公司然后再骗中国人跟着投资最后瓜分中国人的财富。美国的中央银行是被民选政府约束的国营银行，所以不可能随便损害普罗大众的利益，中国的国营银行实际上是被共匪控制的党营银行，专门为共匪谋取特殊利益服务。

美国的全民健保思想源自于西方社会民主主义关于福利国家的设想，跟共匪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以及邓小平的修正主义理论完全是不同的思想体系，更何况中国根本就没有全民健保，所谓美国学习中国的社会主义搞全民健保的说法根本就不成立。

普选制不仅可以充份的表达基层民众的民意，更重要的是他可以集思广益，不像共匪的专政制度只是让一小撮自封是专家实际上只代表少数人的特殊利益的人决定国家建设的方向。六四屠杀完全就是政治迫害，只有那些无耻的共产畜牲才会认为六四屠杀不是政治迫害。

中国从来就没有出版自由，共匪在意识形态斗争的过程中从来都是采取進攻的而不是防守的，共匪长期有组织有计划的利用民主国家的言论自由开办媒体以及创建专门输出共匪的党国意识形态的民间组织统战海外，活跃在西方国家的孔子学院跟邓小平理论研究会还有某些专门表达共匪的立场共匪的观点各种报纸跟电视台都是共匪用来从事意识形态侵略的工具，计划经济走向崩溃之后共匪知道输出传统的社会主义会引发西方人的反感，所以改为输出儒教的奴才文化跟中国的党国资本主义制度可是共匪意识形态侵略的本质没有改变。

台湾的民主不是别人施舍的，而是台湾人争取来的，蒋经国从来就没有开放真正的言论自由跟真正的政党政治，是台湾人通过争取才换来了废除动员勘乱临时条款跟废除划分政治思想犯的恶法以及总统直选，台湾在威权时代所得到的经济成就离不开美国的支持，台湾的电子产业的核心技术也大多数来自于美国。

所谓的百分之一对百分之九十九只是占领华尔街运动的一个宣传口号，反映的并不是真正美国社会财富分配的结果，事实上中国的基尼系数超过了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跟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关联并不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谴责的最多的是产业资本家跟商业资本家谴责他们剥削产业工人在生产劳动中创造的剩余价值以及商业工人在流通劳动中创造的剩余价值，然而所谓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基本诉求根本不是废除允许民间人士投资工厂开办商店的市场经济制度更不是建立一党专政。

美国长期误判形势让共匪有机会趁机发展壮大

今年的美国独立日国庆，心情比较沉重，因为我觉得美国已经战略失误几十年了，很多地方积重难返。几十年来美国都是联合次要敌人对付主要敌人，联合最有生命力的极权主义势力对于原本可以自我瓦解的极权主义势力，美国如果再不觉醒，搞不好整个自由世界都会被中国共匪赤化。为了避免这种事情的发生，有必要梳理一下美国几十年来的战略失误。

一、联合苏联对付纳粹

二战时期美国联合苏联对付纳粹，以为纳粹才是自由世界最大的威胁，事实上纳粹对自由世界的威胁远远不如苏联。首先纳粹是一个本土的极端民族主义的政权，苏联是输出国际主义的共产极权主义政权。纳粹奉行的国家社会主义基本上就是现在中间派政策，经济即反对左派同时又限制财团，虽然政治上极权，因为对于私有财产的剥夺没有苏联严重，纳粹对德国人的控制远不如苏联对俄国人的控制要严重。纳粹虽然迫害犹太人，可是对于雅利安人是真诚的好，纳粹鼓吹精英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跟特别对待雅利安人，纳粹的意识形态远不如共产主义具有侵略性，最多只能在德国遭受英国与法国压迫的时候的特定环境下利用民族挫败感短暂的崛起。纳粹的目标只是创建雅利安人精英的人间天堂，所以无法充份收买世界各国缺乏理性判断的基层民众。

苏联与纳粹完全不同，苏联有共产主义跟国际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在原始资本主义向现代资本主义过渡的阶段非常具有煽动性，因为它诉求国际主义，诉求解放全人类。基本上在所有没有机会接触到批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政治理论的世界各国的基层社会的基层民众群体中都很有煽动性，所以苏联比纳粹更有渗透别国的能力。美国当年联合苏联对付纳粹，纳粹是被消灭了，可是代价却是让苏联壮大，开始对美国发动冷战，美国为了应付这场冷战耗费了庞大的国家资源。如果当年美国不联合苏联，或者先对付苏联再对付纳粹，或许没有必要通过几十年的美苏冷战才完整消灭苏联的目标，也不会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

二、联合中国对付苏联

苏联比纳粹可怕，中国比苏联更可怕。美国在对付苏联的过程中联合了中国，造成美国今天不得不面对极权强敌的局面，这种战略失误比联合苏联对付纳粹还要可怕。美国几十年来没有认识到中国比苏联可怕，不明白中共与苏共的区别。

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共是苏共虽然都属于共产极权主义政党，可是统治方式却非常的不一样。苏共实行的是传统的单一制专制计划经济，在经济上虽然维持着对经济社会的控制，可是因为单一制专制计划经济缺乏经济诱因与吸血的能力，所以苏共很难从苏联的经济体中吸收维持统治的营养。整个苏共官僚体系除了少数上层寡头享受特供产品非常富裕之外，基层官员基本上没有油水可以捞，而且还会成为组织生产的生产队长成为实质上的劳动者，所以在苏联统治的后期基本上苏联官僚大多数都不会积极的维护苏联的存在。中共则完全不一样，改革开放让中共建立了党国资本主义制度，中共完全可以不用亲自進入生产队，只需先让中国人出来赚钱，然后再利用权力寻租敛财就可以谋取暴利。

在开放市场经济的情况下，中共的权力系统垄断著土地、能源、银行、金融、电信、铁路及空中运输等社会经济命脉，中国人虽然获得了壹定的生产经营活动权，但是中共通过司法、行政、工商、银行、金融、民政、公安、消防、城管等垄断机构，各级官员以全复盖的审批、检查、证照、手续等手段，保持着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严格的干预、勒索和管控。所以中国人本质上只是给中共打工，跟苏联人不同的地方在于苏联人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为苏共打工，中国人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为中共打工。中共以掠夺、吸血的方式来维持对中国社会绝对主导和垄断地位，这种掠夺手段是非暴力且较隐蔽的。这些手段包括：印钞，土地财政、房地产经济、高物价、高资源使用成本，包括土地，房屋等物化资源成本和产业化了的教育、医疗等服务性资源成本，高税费，股市吸血池，易入难支且多轨的社会保障，对劳动力的低人权廉价使用。除了上述日常掠夺手段，中共各级官员还可通过封存、转移、征收、罚没、充公等公开通过专制恶法的法律程序或非公开手段掠夺个人财产或民营企业的财富。因为中共建立的一党专政加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还是可以继续让资本家做生意，最多只是牺牲自由牺牲尊严牺牲对私有财产稳定的保障，可是还是有机会在臣服于权力寻租者的基础上在没有被掠夺之前及时行乐，所以很多人即使明知道要被割韭菜还是要成为为中共打工的螺丝钉，为中共输血。中共有权通过权钱交易 权权交易 权力寻租的方式，通过行政权力，通过准入 审批的决定权影响着财富的获得 归属和流动，所以要在中国赚钱必须拥护中共，必须跟中共建立共犯结构。所以中共远比苏共更具备群众基础，苏共消灭市场经济，得罪了所有准备经商赚钱的人，单一专制计划经济又无法让党内各阶层官员都有机会捞钱。


在思想文化方面苏共严格实行禁欲主义控制，让世俗娱乐无法成为麻痺苏联的基层民众的精神鸦片，以至于苏联的基层民众比中国基层民众更容易无聊，更容易有时间跟空间思考对共产党不利的事情。中共的意识形态的控制方式比苏共精明，在放松对世俗娱乐的控制的情况下，维持着政治意识形态的严格壹元化，公众没有真正的言论自由，也没有现代文明社会公民应享有的其它广泛人权自由，没有信息自由，信仰自由，学术自由，教育与受教育自由，没有个人权力自由及各种社会政治权力。中共权力系统只是控制与政治意识形态有关的各个领域，教育、学术、科技、传媒影视、文学、艺术如果只是宣扬纵欲主义宣扬世俗娱乐就自由放任，如果出现危害政治意识形态安全的内容就会对出现这些内容的载体進行高度垄断取缔、操纵和政治审核。这种精明的控制方式，即缓解并麻痺了社会不满情绪，让中国人在世俗娱乐的支配下苦中作乐，同时又封杀了政治异议的威胁。而且还可以在国际社会留下开放包容的形象，让不了解邓右共产党的统治方式的人，以为包容世俗娱乐的中国已经朝着民主社会迈進了。

在国际关系方面苏联因为实行单一专制计划经济，只跟华约国家做生意，根本无法在经济领域渗透自由世界。中国因为实行了党国资本主义，开辟了贸易市场，并且利用中国的低人权 低工资 低福利优势在经济领域充份的渗透了自由世界，并且可以利用经济渗透嫁接政治渗透跟文化渗透，中国的危害性远比苏联要大，苏联完全可以自己搞死自己，中国却可以扰乱自由世界并且利用自由世界维持生存。

结论

美国长期相信经济决定政治的世界观，认为跟中国做生意可以促進中国的民主化，事实上在中国是政治决定经济，中国转型成为党国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因为政治上毛左被邓右取代。中国因为不是自由市场经济，而且中共的统治方式特别的另类，中国的经济越发展中共的极权统治就越巩固，美国被几十年的错误思想支配，先后造就了苏联与中国两个非常具有威胁性的敌人，今天美国面临的生存危机主要是因为对共产极权主义统治缺乏了解。美国应该放弃经济决定政治的思维方式，开辟出一条务实可行的对抗共产极权主义的发展道路，继续用经济决定政治的思维方式看待中国，继续忽略中国的极权主义全球扩张，美国会越来越被动，但愿共产极权主义可以彻底走入历史。

国民共三党的意识形态情况

国民党在意识形态上跟共匪非常接近，国民党只是反对马列主义里边有利于唤醒工农大众革命意识的内容，国民党并不反对马列主义里边驯化工农大众奴役工农大众的部份。

国民党是反对劳动价值论跟剩余价值论可是国民党绝对支持发展党国资本，国民党是反对阶级斗争史观可是国民党绝对支持经济决定论，国民党的民生史观就是马列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国民党确实反对计划经济可是绝对支持党国对经济的绝对控制，只是这个绝对领导的基础是市场经济，国民党跟共匪壹样都支持土地党有。

国民党认同的上智下愚存在差别天然合理的平等观跟列宁的阶级先進论是壹样的，国民党跟共匪在意识形态上根本就不存在水火不容的冲突。

国民党提出的军政 训政 宪政的阶段论跟共匪的阶段论殊途同归，都是把民主说成是国家发展的最后阶段，好像在这之前都不能搞民主，这种世界观扼杀了民主政体本身作为调和社会矛盾的工具的意义。

共匪的走狗国民党支持共产专制反对共产主义所追求的社会目标，国民党历史上的反共也从来都不是为了捍卫自由民主。

国共的历史恩怨完全是奉行权力市场经济跟奉行官僚计划经济的两个政治流氓之间的恩怨，当时苏联支持中国境内的共匪想要利用中国境内的共匪取代国民党，当时的国民党是本土专制政权，当时的共匪是外来殖民者的代理人，当时中国境内的共匪是依靠主张计划经济来发动群众的，国民党在那个时候本身就是壹个专制政体，跟共匪唯壹的区别就是奉行权力市场经济，跟毛泽东在革命时期所坚持的经济立场有所不同。

国民党跟共匪历史上的冲突纯粹是壹种政治流氓之间为了各自利益的厮杀，国民党害怕共匪取代他们成为中国新的专制政权，国民党历史上的反共跟维护自由民主这个基本出发点是无关的。

经过几十年的历史变迁共匪已经成为中国唯壹的统治集团，国民党在台湾人民跟美国政府的压力之下被迫接受了民主制度，因为历史因素跟现实利害共匪有吞并台湾并且在台湾扶持代理人的需要，国民党有寻求外部势力帮助他们在台湾生存的需要。

改革开放之后的共匪把孙中山用儒教同化世界用以党领政包装壹党专政用党国资本主义取代传统的市场机制那壹套继承了下来并发扬光大了，所以今天的国民党跟共匪之间早就没有了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反而在有了共同的利益所以国共最终会走到壹起。

国民党会沦为共匪的走狗壹点也不意外，从国民党与共匪的政党属性的相似度，以及国民党与共匪的历史渊源，还有国民党的现实处境的角度分析，不难发现，国民党沦为共匪的走狗是壹种必然。

共匪与壹般的土匪不壹样的地方就在于，壹般土匪只是抢劫货币或是壹般的生活物资，而共匪抢劫的是生产资料，壹般土匪顶多让壹个人的钱包里边的钱暂时减少，而共匪则是改变生产资料的所有关系改变经济生活中的生产关系让自己永远做最富有阶层让北抢劫者永远做奴隶。

土匪不会把富源垄断起来，共匪会把富源垄断起来，然后在利用政治上的专制权力通过制定计划与下达指令的方式支配生产方式分配方式，利用对社会资源的占有来掠夺壹般老百姓的财富。

国民党本质上和共匪有非常相似的地方，国民党与共匪都是在政治上拒绝民主，在经济上主张国有化，国民党的创始人说人民要经过国民党的长期训政才能实现民主，在国民党不认为人民有能力行使民主之前就必须由国民党用壹党专政的方式来统治，共产党的创始人干脆直接说民主就是资产阶级玩弄工人阶级的工具，根本就不需要民主。

国民党和共匪都是以国家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然后搞掠夺，都是通过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的方式来谋取特殊利益，共匪那个叫国营企业，国民党那个叫党营事业，唯壹区别就在于共匪在意识形态上是追求高度国有化与计划经济的社会，也是在那种国有化为主并且计划经济凌驾在市场经济的制度之下实现自己利益的，而国民党则是在私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实现自己利益的。

国民党之所以没有完全成为共匪，那是因为国民党并没有充份的掌握像共匪那样强大的国家机器，没有能够顺利的建立共匪所建立的那种专制制度，所以无法实施像共匪那样的极权统治，所以国民党只能成为世界上第二富裕的政党，富裕程度无法取代共匪。

但是这并不表示国民党不希望像共匪那样，熟悉国民党历史的人大概会很清楚，历史上国民党权力越大的时候，国有化的程度就越高，政党以国家的名义所占有的资源所掠夺的财富就越多，市场经济的运作就越受到那些追求特殊利益的特权人士的不当干预，国民党的腐败程度就越严重。

国民党以前反共那是因为不希望和另外壹个强盗集团分享利益，认为他们自己处于强势地位，可以很快把共匪消灭，然后只有他壹个强盗集团来占有中国，绝不是因为国民党认同自由民主所以不接受极权专制，因为国民党本身以及国民党的统治方式本身也不民主。

现在国民党已经没有了共匪那种强悍，为了在台湾生存被迫接受台湾民主化，台湾民主化以后的国民党，从来就不是壹个民主政党，没有党员普选，党内基本上还是寡头统治，虽然国民党内部还是不民主的体制，但是在台湾社会生存，又不得不在壹定程度上遵循民主的程序，这种民主的程序让国民党逐渐的失去了以往那种可以对壹般老百姓予取予求的特权，国民党也因为无法顺应台湾社会的发展需要逐渐被台湾人民抛弃，国民党本质上是壹个既得利益集团的政党，他们不可能真正顺应民主化的潮流，顺应台湾社会的发展需要進行改革。

那样做当然国民党会生存下来，但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就没有办法保障，所以国民党不可能真正的改良，这是国民党作为既得利益集团的政党的这种本质所决定的。

所以由既得利益集团所组成的国民党要生存就只能去寻求共匪的支持，利用与共匪的那壹点历史渊源，利用在台湾残余的社会资源以帮助共匪统战台湾的方式从共匪那里换取利益。

至于那些在野的时候诈骗台派选民，执政的时候成为守护中华民国党国体制的既得利益者的民主進步党人，本质上只是利用浅碟文化招摇撞骗的政治流氓，这些人脑袋里边装的是中国小农意识 儒教极权主义思想 厚黑文化，从台湾国族主义的角度讲，这些人是拥有中国劣根性的中国人。这些人与国民党不和纯粹是因为自己没有成为党国体制的受益者，所以在野的时候消费台派理念，打着支持台派的旗号与国民党竞争，一旦上台执政马上成为中国民国党国体制的守护者。他们根本不准备创建台湾共和国，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真正构思过建国蓝图，他们也不希望中华民国消失，因为他们不是真正的台派，对于台派理念不是真正的信仰，自然不会有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 道路自信，所以没有面对中华民国消失 台湾共和国诞生的思想准备。这些人所谓的反中只是政治正确搭配整人私货的政治话术，只要是他们看不顺眼的人，哪怕对方是台派也要被他们抹红。如果是他们看着顺眼的人，即使是中国共匪，也可以享受入台核准率百分之九十四的优待。这些人也根本不是追求真正的政治進步，他们希望台湾永远处在蓝绿对决统独对决的状态之下，永远处在既不是总统制也不是内阁制没有三权分立的状态之下。因为这些没有水准的政治流氓的学识根本不足以面对左右分野的成熟政党政治，一旦左右分野取代蓝绿对决，一旦台湾变成经济增长停滞右派就被左派赶下台，只有经济增长缺少分配正义跟社会福利右派就被左派赶下台的左右竞争，这些治国无能的政治流氓很快就会被淘汰。一旦台湾成为纯总统制或者纯内阁制成为三权分立的国家，这些人根本没有机会继续利用党国体制摆烂。

民主進步党人里边的蔡派的政治作风跟邓右共匪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只有程度上的区别，基本上他们就是在台湾的共产党，除了因为他们自己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捞钱的财团党，所以无法完全接受古典共匪的劳动价值理论与剩余价值理论以及传统单一专制计划经济理论，其他方面已经跟邓右共匪没有什么区别了，唯一的区别只是因为自己没有拥有一个完全受自己支配，可以随便侵犯人权的国家暴力机器，所以无法充份碾压政治上的反对派。

国民党跟民主進步党内部都有阻碍中国民主化的反动势力，国民党内部里边有壹部份买办觉得中国民主化之后他们会失去跟中共建立的党国资本主义制度做生意的机会，这些人特别认同儒教极权主义，仇恨直接民主，民主進步党里边有壹部份人对民族自决与住民自决思想缺乏信心同时又不愿意运用自由主义反对极权主义，认为中国民主化之后消费台独会失去操作空间，表面上鼓吹台独私底下又跟中共勾兑，这群人不是从自由主义反对极权主义的立场出发坚持台独的，也不是从西方自由民主文化反对中国儒教极权主义文化的角度出发坚持台独的，他们要的只是壹种即扼杀了中国境内的自由主义信徒跟台湾互动的机会，不得罪中共，同时又可以跟中国境内的中共精英建立勾兑平台的关系架构。这些人身上不具备台湾国族主义者应该具备的人格特质，他们在思想上属于吸收了中国糟粕文化，秉持着中国世界观的中国人，这些人更不是台湾民族主义者，因为他们对于平铺史观没有概念，比如民主進步党里边的海霸王派。

他们消费台湾独立纯粹只是因为不愿意跟中国人壹起生活，纯粹是因为血统种族主义倾向，纯粹是因为害怕生存空间被中国人挤压的边界忧虑，纯粹是为了搞政治投机，这两股势力都是中共私底下拉拢跟利用的对象，中国的民主化还是需要依靠中国人自己，台湾最多作为壹个样板可以给中国民运人士提供借鉴，台湾也有台湾自己的利益，他们也不愿意过多的招惹中共，虽然即使他们不招惹中共依然改变不了中共对台湾继续進行统战的事实。

台湾内部的种族主义者有相当壹部份缺乏自由主义的世界观，我不相信他们可以理性的面对中共，很多都是壹边表态反抗中国壹边对中共暧昧不明，他们反中国人的时候并不是因为在世界观层面无法接受中国文化中奴性与厚黑的部份，他们本人的思维模式与行为模式里边也有这些东西，这些人大多数都有容易被中共邓右利用的浮躁的重商文化倾向与文化保守主义倾向。

蔡骨子里舔中国共匪精英，反中国庶民，让这个人继续做四年，舔共匪精英反中国庶民的思维方式会继续成为支配台中两国水性杨花互动的内在逻辑。我们爱台自由派中国庶民，还是一样被边缘化，就跟国民党时代一样。目前所谓的两岸交流，根本没有广大反共爱台的中国人的份，不摧毁共匪的政权，中国人始终都是没有迁徙自由的奴隶，广大反共爱台的中国人一样会因为意识形态因素被共匪软禁不能進入台湾。无论你在对岸如何用功读书，如何品学兼优，由于你是反共的，你永远也无法成为交换学生来台湾读书，更不可能自由的来台湾游玩或者移民定居，只能眼巴巴的看着那些五毛自由出入台湾，自由的亲身享受台湾，吃台湾美食，玩台湾小女孩，亲身实地的欣赏台湾的美景，继续垄断著两岸交流中的存在感 获得感 自我实现。综上所述，国民共三党是爱台自由派中国庶民的三合一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