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的极权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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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的极权统治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20年11月22日
作者 解颜
引言
在世界上众多的古老文明中，中华文明有壹个独壹无二的特点：她是个在横向体量巨大无比、在纵向绵延数千年不曾间断的中央集权社会。没有任何壹个文明有中华文明这样体量巨大而历史悠久的权力结构。权力是中国社会的血液。
权力欲也浸透了中国人的血液。数千年来，中国在壹次又壹次改朝换代中循环。每壹次，新政权在血流成河中诞生、重复前朝的权力结构、最后重复前朝的覆亡命运。本文试图论证中国无法逃出这个轮回的原因是权力欲在中国人价值观中的主导地位。挑战者唯壹熟悉的挑战方式就是以自己的绝对权力对抗当权者的绝对权力。他们不知道自己有其它可能的抗争方式，也不知道壹个社会有其它可能的运行方式。
在当代中国，即使是在最开放的1980年代，政权从来没有放弃过绝对权力，而那个最开放的年代也以政权祭出其终极权力杀器而在血泊中落幕。
近年来，绝对权力的触角越来越长，伸向社会的每个角落，国民的自由越来越被窒息。而政权的掌握者和多数反对者有壹个共同点：他们都只认同绝对权力。同历代王朝末年的大众壹样，多数的当代中国人，包括许多知识分子，不知道壹个社会有其它可能的运行方式、自己有其它可能的抗争方式。虽然建立壹个民主和自由的政体似乎是反对者的共识，许多海外异议组织、自媒体和作者们都笃信权力斗争是达到这个目的的唯壹手段：只要我/我们掌握了权力，我/我们就会搞民主和自由。他们崇拜西方的强权式政治人物，指望着外国的飞机导弹给中国空降民主。
刘宾雁曾说：“人人心中有个小毛泽东”，这说的就是权力欲在每个中国人的价值观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这在历史上如此，在现在如此，在今后很长时间中也会继续如此。
本文讨论中国历史上的权力结构及其对中国人的价值观的塑造，展示权力欲在个人价值观中的主导地位，考察以权力欲为动机、以权力为目的的抗争方式。
许多西方学者对权力有过详细的论述，比较著名的包括社会学家韦伯【1】、福柯【2】、政治学家道尔【3】、夏普【4】、哲学家罗素【5】、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6】等。他们的研究实例主要取自西方社会。西方社会的权力结构由许多互相制约的权力关系组成。相比之下，中国社会中权力结构的基本特征是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这种权力结构对社会成员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产生的影响远未得到学界足够的重视。
本文中主要使用韦伯给出的对权力的定义：壹个人（或群体）在许多人（或群体）的意愿中使自己的意愿得以行使的能力。以上列举的其他学者给出的定义大同小异，不在本文中壹壹辨析。
权力在英文中通常译为power，但是中文里的权力和英文里的power的外延稍有不同。英文中的power外延较宽，既包括号令他人的权力，也包括征服大自然的能力、改变自己的能力等；这后壹种意义在中文中近于“力量”。英文power的两个意义有相似的心理动机，都是使自己变得更强大的动机，但是对他人产生的效果不同。中文中的“权力”通常专指号令他人的权力，即英文中power 的第壹种意义。
权力的表现形式
权力和权力欲的历史比人类本身的历史更久远。哺乳动物的社群中，为争夺社群首领的地位而大打出手是常见的事。斗殴的结果是胜者趾高气扬，败者伤痕累累、落荒而逃。打斗者之间争夺的是社群首领的权力，驱使他们参与打斗的动力是权力欲。社群首领与手下成员之间的关系就是权力关系；首领居于这个关系的上游，成员居于下游。
如果把人也归为动物的壹种，人类社会这个动物社群的规模又是任何其它动物的社群无法相比。若把壹个社群定义为成员之间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信息和物质交流平台的群体，那麽壹个国家就是壹个社群。这个社群是由成千上万个权力关系组成的壹个秩序分明的权力结构。这个权力结构有许多的层次，在其中，每个人通常既是某些权力关系的上游者，同时也是某些权力关系的下游者。
大众话题中通常讨论的权力和权力欲多与官场中的权力有关，但是从权力和权力欲的心理动机来看，它们涉及的领域广得多：所有的壹方试图以自己的意愿压制另壹方的意愿的人际关系都是权力关系，而驱动这种关系的心理因素就是权力欲。每个人在其有能力产生影响的圈子里，包括对职场的下级、对社会上地位比自己低的人、对家里的孩子和其他家庭成员，都有使用权力的欲望。
罗素把权力的作用方式分为三种：肉体权力 (by direct physical power over the body)、经济权力 (by rewards and punishments as inducements)和灵魂权力 (by influence on opinion)。【5】本文主要以这种分类方式开展讨论。
（1）肉体权力
这种权力以对下游者的惩罚，如关牢房、羞辱、恐吓、或处死等，为手段来左右下游者的意愿。靠军队和警察维持的政权权力、靠打手来立威的黑社会权力都属于这壹种，其主要的机制是通过在下游者的心中制造恐惧感来迫使他们就范。这种权力是古时候统治阶级维持权力的基本手段，也是当代的威权和极权体制维持权力的基本手段。
在多数时候，上游者并不需要真的对下游者造成伤害来制造恐惧感；他们只要保持对下游者造成伤害的威胁即可，如农夫并不需要不停地抽打他的牛，而是只需要不时扬起鞭子。这种权力关系建立日久之后，上游者的威胁在下游者的眼中就变成完全正当的行为，而不是自己的耻辱，自己的日子也显得完全正常。在表面上看起来，上游者和下游者都安居乐业，整个社会和平而和谐。和平、和谐的前提是下游者的活动范围局限在上游者圈定的无形栅栏之内。
上游者行使权力的结果是下游者失去自由；如果下游者得以成功行使自由，这意味着上游者的权力失效。在这个意义上，权力与自由是反义词。
当下游者试图突破上游者指定的自由度时，上游者的肉体权力便露出牙齿。1989年5月，政府派遣约二十五万大军包围北京以对付城中的大规模反政府游行抗议。【7】那时坊间传闻中共高层的共识是“杀二十万人，保二十年太平。”杀人可以保太平，是因为它在观者中制造了恐惧感。杀人的数量与保太平的时间成正比，是因为杀人的数量与在观者中创造的恐惧感成正比。
如果多数的民众习惯了活在恐惧和不自由之中，认为这样的生活就是正常的生活，那麽这样的权力关系就可以维持长时间的“太平”。
（2）经济权力
在近代资本主义兴起之后，权力的主要表现形式开始由赤裸裸的恐吓转变为以物质诱惑来实现的权力。这种权力关系中最常见的表现形式是雇佣关系：下游者为生计所迫而被上游者雇佣，得到的是较好的生存条件，失去的是自由，包括行为的自由和表达的自由。当代社会中许多人向往的自由实际上是摆脱受雇主的经济权力摆布的财政自由。
近几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实力迅速提高，得以对世界上许多不发达国家大举援助，以换取它们在国际舞台上对中国政权合法性的支持，这是以经济权力来左右对方的意愿的壹例。
肉体权力与经济权力经常只有壹步之遥。2014年，习近平在意识形态工作会议上讲话，强调“绝不允许有人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壹方面，这话强调共产党把持的经济权力；另壹方面，也警告下游者，如果不服从就没饭吃。这就变成了肉体权力的威胁。
2020年8月17日，中共中央党校退休教授蔡霞因批评习近平为“黑帮老大”而被开除中共党籍和取消退休待遇。【8】在这两个处罚之中，取消退休待遇是比开除党籍意义远为深长的措施。退休待遇体现的是上游者对下游者的经济权力；取消退休待遇体现的则是肉体权力，既惩罚了作乱者，又警示所有的观者若不服从可能招致的饥寒交迫的可怕处境。
（3）灵魂权力
古代妇女的基本伦理是“三从四德”；其中的三从是：未嫁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这在现代人看起来是社会强加于女性的不合理的权力，在当时却是天经地义，是大多数女性毫无怨言地遵从的信条。这是因为每个女性在从小长大的过程中壹直都在被这样的信条潜移默化，她们终其壹生也从未听过其它与此不同的伦理道德。这就是施加于灵魂的权力。这种权力与前两种权力的不同在于：在这种权力关系中，下游者的服从是心甘情愿的。
在中国农村许多地方，在外面再顽劣作恶的孩子在家里被父亲责打时也乖乖顺从。父亲在这里的权力就是忠孝文化给他的灵魂权力。孩子反抗父亲不只是在反抗壹个人，而且是在反抗整个忠孝文化；这几乎是十恶不赦之罪了。
在家庭的层面，壹个孩子对母亲言听计从，母子都和颜悦色，母亲也没有用体罚威胁或食物和玩具的诱惑来让孩子听话，这不壹定说明母亲没有在施用权力。如果孩子只有在遵从母亲的意愿时才能换来母亲的和颜悦色，而稍微越界便会遭遇雷霆之怒，那麽这和平之态的维持只是因为孩子没有意识到他的自由。母亲的这种权力就是灵魂权力。
权力的这三种形式既存在于社会运作中，也渗透在个人思维方式和文化中。以中国的几句俗语为例：
“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
“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
“三天不打，上房揭瓦”；
说的分别是统治者对平民、社会上的强势集团对弱势集团、父母对孩子的肉体权力。
“有钱能使鬼推磨”；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
“书中自有黄金屋”；
说的是经济权力。
“众口铄金”；
“谎言重复千遍便是真理”；
说的是灵魂权力。
这些话中多有厌恶和无奈两种态度，反映出大众对权力践踏社会公正深恶痛绝，又不知道如何反抗，而不得不接受这些现实。
“棍棒底下出孝子”说的则是从肉体权力到灵魂权力的转化：肉体权力施行日久之后，下游者就接受这种权力关系为现实，他的行为就从被迫转为自觉，上游者的肉体权力就变为灵魂权力。
肉体权力得以产生效力，靠的是下游者的恐惧感。经济权力得以产生效力，靠的是下游者的贪婪。灵魂权力得以产生效力，靠的是下游者有限的认知能力和行动力。如果人不知道自己该相信什么，就容易相信听起来言之凿凿的论断。如果人不知道自己有自由、不知道该如何去实现自由，就容易听从他人的指令。政权的愚民政策施行的就是灵魂权力：通过屏蔽真实信息和不断重复虚假信息，大众便忘记了自己的自由之身，乖乖地在上游者指定的轨道之中运行。
因此三种权力的成功施行靠的分别是下游者人性中的三个缺陷：恐惧、贪婪和愚昧。这里的愚昧不是缺乏生存技能，而是意识不到自己生命的自由度和可能性。
人性的这些缺陷会永远存在，所以权力和权力欲对人类社会的强力干预也会壹直存在下去，不管是在专制社会还是在民主社会。
人类也有弥补这三个缺陷的办法：教育。不是关于生存技能的教育，而是关于如何获得自由和独立人格、如何了解自己的生命可能性、如何不再恐惧的教育。
权力欲及其心理起源
1958年，将数十万右派扫荡殆尽的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讲话：“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壹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妳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壹百倍。骂我们是独裁统治，是秦始皇，我们壹概承认，合乎实际。可惜的是，妳们说得还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9】这段话的字里行间洋溢着壹种愉悦。这是权力欲得以充分满足的愉悦。毛泽东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是兴高采烈的猫与在其利爪下心胆俱裂的老鼠的关系。
汉高祖刘邦平定江山后，高坐金殿之上，问老父亲：“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这也是在恣意享受权力欲得以满足的愉悦。许多人的人生奋斗动力是为了向父母证明自己的能力，而年少时被父亲冷落的刘邦大概也不例外，所以他在父亲面前的夸耀也就格外给自己以满足感。
权力是行使自己意愿、压制他人意愿的能力，那麽权力欲就是行使自己意愿、压制他人意愿的欲望。权力欲的满足给人带来愉悦：这是壹种作人上人的感觉、是在赛场上击败壹个有分量的对手的快感。击败的对手越强大，胜者的满足感和成就感也就越强烈。失败者则饱尝挫败感和屈辱。
在“打江山、坐江山”的说法中，“打江山”是被权力欲驱使的人生奋斗，而“坐江山”是享受权力欲带来的愉悦。刘邦和毛泽东的愉悦是所有渴望权力者的梦想。
人与动物的权力欲有质的区别：动物的权力欲只限于食物和繁殖，是易于满足的欲望。而人类的权力欲是永远都无法填满的黑洞。
心理学家阿德勒是研究社会因素对人的性格的影响的先驱。他认为人的权力欲起源于儿时的自卑感。【10】人在幼年时，周围所有的人都比自己个头更高、懂得更多、更有能力；自己的意愿总是被那些成年人忽略，而成年人总是把他们的意愿强加给自己；兄弟姐妹比自己得到父母更多的关注、同伴比自己得到更多的玩具。这些印象在孩子的心中刻下深深的自卑感。在其后的成长过程中，他竭力试图补偿这种自卑感，而补偿的方式是模仿那些有能力、有权力、能发号施令的人。他们都是他的榜样。“他向往能够打开门和搬动重物的高大身材和向许多人发号施令的能力。壹种欲望在他心中升起：变得跟这些人壹样强大，或比他们更强大。指令他周围的所有人成了他生活的主要目标。”【10】这就是权力欲的雏形。
补偿是心理学中的重要概念。孩子并没有足够的智慧来发现让他自卑的真实原因，所以他的补偿通常是壹种掩盖真正问题的企图，试图在别的方向上变得优秀，而这并不能解决他的真正问题。壹个例子是，我的母亲自幼因天花而落下麻脸，备受旁人的嘲讽。她不明白使她自卑的真正原因是她对他人的幸灾乐祸太过敏感，于是她努力学习和工作，试图以事业的优秀来补偿她的自卑感。她的努力工作不是完全出自她对事业的热爱，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出于超过他人、获得壹种优越感的欲望。工作优秀并不能给她带来真正的平安，她也仍然会继续为她的脸而自卑。其结果是她的自卑感和对权力和优越感的追求会壹直同时存在下去。
自卑感和优越感的本质是壹样的：都是基于对他人的敌意，都是在自己与他人之间筑起高墙、将世界视为弱肉强食的丛林。
这样看起来并不成功的补偿策略是孩子心智不成熟时的下意识的想法，而等到他们心智成熟时，这样的补偿策略已经被他们实践了十多年、或几十年，已经与他们的自我完全融为壹体，他们已经很难意识到自己的补偿策略与其初衷原来是南辕北辙。如果他们没有强大的自省和纠错能力，他们会将这种对自己无助、与他人竞争和为敌的活动继续终生。
如果成年人总是以权力降伏孩子、恐吓孩子、以自己的意愿碾压孩子的意愿，孩子就会认为敌意是人与人的关系的正常状态，而他的成年人榜样们的手段是处理冲突的最佳方式。虽然他离成年人的权力竞技场中的搏杀还在许多年之外，这种敌意和竞争意识注定了他的理解中的人际关系是壹方赢另壹方必输的权力关系。
对于大多数人，儿时形成的权力欲的雏形壹生都不会改变，是他们的生命之舟的永不停息的马达。权力欲有两种表达方式：有的人努力学习、工作、在自己认定的某个方向上变得优秀、变得比其他人更强大；有的人扮成弱者、受害者，以博取他人的关注和同情，给自己带来好处。可以把前壹种努力称为碾压型权力欲，后壹种称为操纵型权力欲。
碾压型权力欲的壹个小尺度的例子是孩子在年龄很小时就懂得以哭闹撒泼来使父母就范；壹个大尺度的例子是壹些国家的统治者把自己的国家说成是外国强权的受害者，在国民之中创造“国耻”等印象。这比只靠恐惧感的高压统治更能获得民意支持。中共于1942年的强迫每个干部“向党交心”的延安整风之所以能获得成功，壹个原因是中共把自己扮成在强大的国民党和日本势力环伺之下的弱者，所以若不与领袖同心同德，我们的灭亡就在眼前。
如果成年人能放下身段，尊重孩子的认知能力和判断节奏，宽容他的无助，给他的心结以恰到好处的点拨，为他的每壹点進步喝彩，孩子会对这个世界生出友好的印象，他眼中的世界就不再是威胁环伺的丛林。他会发展出成熟的心态来对待他人。他会不只关心自己的意愿，也关心别人的意愿。善良、体贴的同伴也能起到同样的作用。阿德勒把壹个人为他人着想的能力称为社会感 (social feeling)。
人的价值观中通常是权力欲与社会感并存。权力欲让他与人为敌，社会感让他与人为友。如果壹个国家中的多数人以权力欲为主导价值观，那麽这个国家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调就是互为敌意、互不信任的权力关系。这个国家与其它国家的关系也是互为敌意、互不信任的权力关系。
社会中有能力的人需要有释放权力欲的方向，而这样的释放必须不威胁到权力结构的生存。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的“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的价值观就正好满足了这样的要求。这是依附于权力结构的攀缘，既让攀缘者的生命得以充实，权力结构也因此获得了生命力。
恐惧感
我的父母亲在共产党新中国的教育中长大，也在恐惧感中长大。在我的儿时记忆中，他们的面孔是写满了惊慌的面孔，不断警告我在外面不要乱说话，否则必引祸上身 – 那时我还不到十岁。但他们并没有受过公开批斗和羞辱。他们只是那些场面的观众。
权力拥有者公开羞辱反对者、枪决地主和反革命有两个动机：壹个是权力欲的满足，是神气的猫作弄可怜的老鼠的动机；另壹个是在观者之中制造恐惧感，以巩固其权力的稳定。他们的批斗和公审大会是权力的课堂，其主要教育对象就是我的父母亲这样的平头百姓。通过羞辱壹些人，他们给观者的意识中刻下这样的信息：谁不服我们，谁就是这样的下场。
在肉体权力横行的时代，大众的恐惧感尤为强烈，由恐惧感而生的求生欲在他们的价值观中就占有了压倒壹切的地位。
人有极强的适应环境的能力。在恐惧感中日久，恐惧感便渐渐从前景淡化为背景，以至于不再感觉到恐惧感的存在。同时，他们调整自己的行为习惯，不再挑战上游者指定的自由尺度，最终下游者和上游者达成默契，权力关系就这样达到稳定平衡。这个稳定平衡的条件是下游者的恐惧程度在自己可以忍受的限度之内，而下游者对自由的需要程度在上游者可以忍受的限度之内。如果下游者对自由的需要开始增加、或者对恐惧的容忍度开始减少，平衡就被打破。
如同有经验的农夫纯熟于驾驭他的牛，有经验的上游者也纯熟于驾驭下游者的恐惧感。下游者的安全感来自于对上游者的顺从、来自于在权力结构内做壹颗不惹是生非的螺丝钉。即使是有了权力、控制了相当资源的人，其安全感也是有条件的，因为他们的权力和资源来自于他们对权力结构的依附，而权力结构随时可以沈下脸来，给他们釜底抽薪。近年来大批大陆富人和高官家属移民、移资海外都是由于不安全感。
刘邦和毛泽东并没能长久享受美满静好的帝王岁月。平生大愿得足之前，驱使他们奋斗的是赤裸裸的权力欲。平生大愿得足后，他们开始被失去权力的恐惧感驾驭。他们不断设局构陷曾在鞍前马后帮他们打下江山的壹个又壹个功臣。毛泽东整天疑神疑鬼，严重神经衰弱。
刘邦和毛泽东是在中国人看来实现了人生终极理想的人物。他们情绪紧张的后半生说明，壹方面，权力欲是永远不能填满的黑洞；另壹方面，恐惧感是比权力欲更基本的人类需要，所以，如同壹个人再光鲜亮丽的衣着也掩盖不住他眉宇间的愁苦，他手中再大的权力也无法补偿他的恐惧感。
权力的组织方式
“大海航行靠舵手
万物生长靠太阳
雨露滋润禾苗壮
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鱼儿离不开水呀
瓜儿离不开秧
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
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这首歌曲曾响彻大江南北。壹群群成年人深情脉脉地唱起“鱼儿离不开水呀，瓜儿离不开秧”的场面有些滑稽，如同被施了《哈利波特》中的夺魂咒。不难想象，毛泽东在当时的中国翻云为云、覆手为雨，其权力是来自于大众的狂热支持。
罗素认为，“社会科学中最基本的概念是权力，就像物理学中最基本的概念是能量。”【5】权力在人类历史上有这样重要的地位，除了由于领袖们的永远无法填满的权力欲，另壹个或许更为基本的原因是成千上万大众的忠实跟随。
大众对领导者的跟随出于几种心理：权力欲、独立判断和行动力的缺乏、和恐惧感。
（1）权力欲。虽然权力壹词听起来有浓厚的强制意味，许多人对权力的服从是完全出于自愿。依附于强大的权力、聚集在某壹面大旗之下、眼看着这架权力机器所向披靡时，追随者们感到自己也拥有了权力。这也是壹种权力欲。
1951年，响彻全中国的歌曲是自豪感满满的“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志愿军战士和后方的支持者们唱起这歌时，是在与毛泽东壹起享受着权力欲的满足。
罗素对此的观察是：“当人们心甘情愿地跟随壹个领袖时，领袖率领的这个组织的权力就是他们渴望得到的权力，领袖的胜利就是他们的胜利。”【5】如果没有那麽多愿意为纳粹事业肝脑涂地的德国人，希特勒就兴不起什么风浪。
当代许多中国人都为中国政府有能力“集中力量办大事”而自豪、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梦而自豪。这也是跟随者的权力欲。
（2）独立判断和行动力的缺乏。在崇拜权力的文化中，做不依附于群体的自由人是艰难的。他要有勇气为自己独辟蹊径；他完全不知道这蹊径会将他带到哪里，而要独自承担起他的决定的全部后果。他享受不到依附于组织权力所带来的权力欲的满足，却要承担前路不知所终的恐惧感。只有少数在价值观中将自由置于恐惧感之上的人愿意这样做。
在多数人的价值观中，自由远不如求生欲来得重要，所以他们更愿意去依附于组织权力，丢失自己，把自己变成领导者的自我的壹部分。
1936年，埃德加斯诺访问延安。后来，他把他与毛泽东的长谈记载在《红星照耀中国》中：“首先，切莫以为毛泽东可以做中国的‘救星’。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决不会有壹个人可以做中国的‘救星’。但是，不可否认，妳觉得他的身上有壹种天命的力量。这并不是什么昙花壹现的东西，而是壹种实实在在的根本活力。妳觉得这个人身上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这些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穷饥饿、受剥削、不识字，但又宽厚大度、勇敢无畏、如今还敢于造反的人们——的迫切要求做了综合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
斯诺话音未落，“他是人民大救星”的歌曲便响彻陜北的沟沟壑壑。救星替大众的“迫切要求”做了“综合表达”，所以大众不必再费力思考，只要肝脑涂地跟着救星走就可以了。
另壹方面，群体的领导者也不希望跟随者具有独立意愿。这是权力欲与爱心的不同：权力拥有者只希望下游者服从自己的意愿，而有爱心的人尊重对方的独立意愿，并帮助对方实现这些意愿。
领导者把跟随者们当作随时可以牺牲的筹码，而跟随者的自我已经完全融入了组织，所以“抛头颅洒热血”的牺牲也不再是极其痛苦的事。
（3）恐惧感。在壹个社会中，如果多数下游者认同上游者的权力，这就会在余下的少数不认同者之中产生恐惧感，逼迫他们服从。不属于群体的人是壹盘散沙，其中只有极少人有勇气与强大的群体对峙。
这三种心理因素在每个跟随者之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
壹方面，跟随者需要领导者；另壹方面，领导者也需要跟随者。首先，有人可供呼喝满足了他们的权力欲。许多把持了社会资源的上游者在说起自己手下有多少人时都有毛泽东粪土秦始皇时的那种满足感。其次，他们需要炮灰来铺他们的宏图大志之路。
组织的强大权力来自于领导者和追随者的合作。在壹个强有力的组织中，跟随者把自我融入了组织，整个组织只有壹个意愿。这就是绝对权力结构的壹致性，千百万人跟随壹个人的意愿起舞。壹个典型例子是毛泽东和跟随他抛头颅洒热血的成千上万中国共产党员们：靠著领导者的权力欲、跟随者的权力欲、跟随者的缺乏独立行动力、和组织施加于每个成员的恐惧感，这个组织有了空前的凝聚力和空前的权力。
绝对的权力
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有壹句流传极广的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那麽什么样的权力是绝对权力呢？试比较几个例子：
（1）中国古代的皇帝对大臣的权力。这可以说是绝对权力的经典范例，因为前者对后者可以生杀予夺，而后者对前者无任何反抗之力。
（2）壹个专横的校长对其手下的老师的权力。校长有权力训斥手下的老师、给他穿小鞋、甚至解雇他，但对老师并没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如果老师有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骨气，他有拂袖而去另谋高就的自由。但老师并没有任何能力影响专横的校长的行为。
（3）壹个尽责却严厉的母亲对温顺的孩子的权力。这个关系与前两个例子的不同是：皇帝对大臣、校长对老师都可能有敌意，或许早已欲除之而后快，母子关系却是世界上最为亲近的人际关系。与前两个例子的相似之处是，这里的上游者（母亲）同样不认为下游者（孩子）有行使其独立意愿的权利，而下游者也同样没有能力影响上游者的行为。
（4）现代企业中壹个经理与其属下的职员的关系。毫无疑问，经理有左右职员的意愿的权力，但是，职员拿出的最新调研成果可能会改变经理的意愿；职员做出的骄人业绩也会使经理即使对他有成见也不得不收敛。在这个关系中，经理的权力受到了制约。拉平了双方之间的权力关系的是职员的调研成果、业绩和公司的文化。
前三个例子中的上游者虽然职位不同，但对下游者的控制程度是壹样的。他们对各自的权力关系的态度也是壹样的：都不认为下游者有行使其独立意愿的权利，或者说，都不认为下游者的意愿有合理合法性。下游者都是只有两种可能的选择：要么完全服从上游者的意愿，要么彻底否认这个权力关系，面临被严惩的代价。最后壹个例子中经理的权力则受到来自下游者的壹定程度的制约，所以不是绝对权力。
从这几个例子来看，可以把绝对权力定义为上游者不承认下游者的独立意愿、下游者没有能力制约上游者的行为的权力。这种权力关系可以存在于政权结构中、各种机构中、及家庭中。
绝对权力关系与非绝对权力关系之间并没有清晰的分界线。可以把权力的绝对程度用壹个直观的几何概念 – 垂直度 – 来表示。高度垂直的权力关系就是绝对权力关系。
垂直权力关系的典型例子是军队，其自上而下的指令结构极为清晰，每个成员都以服从其上游者为天职，也容不得其下游者的任何异议。在这个垂直权力结构中的任何壹个节点，比如壹个团长，只要他服从于其上游的师长的绝对权力，师长就准许他在他的团里行使绝对权力。
团长得到了他的地位给他的权力，但也付出了代价：他失去了不服从这个权力结构的自由。如果他看重权力欲胜过看重自由，他就愿意承受这个损失。
在中国古代，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说法。这是皇帝的绝对权力。皇帝的权力来自于其先祖靠杀人立威树立的肉体权力，他们手中掌握的对臣民的权力也是肉体权力。
皇帝们并未完全把握灵魂权力。他们要依仗忠孝纲常文化和其衣钵传人来维持灵魂权力。即使是历史上公认的旷代明君如李世民和康熙也不过是以精明和勤政闻名，并不是时代的精神领袖。
中国共产党建政后虽然将国号改为共和国，也不再使用君臣的称呼，对权力的绝对控制却比古代大大加强。政权将三种权力形式同时使用：靠羞辱、公审和诛杀壹部分人以树立肉体权力；靠夺走中上层阶级的财产以树立经济权力；靠强大的宣传媒体施行舆论教育以树立灵魂权力，使多数人心甘情愿服从，并让他们将这种心甘情愿传给下壹代。
从近代开始，中国的暴动领袖们开始注重灵魂权力的使用。洪秀全和孙中山在这方面都成就卓著：洪秀全自称是上帝的儿子，孙中山说革命“必须在唯壹领袖之下，绝对服从。”“我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首倡而实行之者。如离开我而讲共和、讲民主，则是南辕而北其辙。”【11】他们都成功地感召了壹大批忠实的追随者。
最后的集大成者则是毛泽东。毛不仅拥有了古代皇帝的肉体权力，还拥有了古代皇帝没有的万民精神领袖的地位。其名句“壹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就是对只拥有肉体权力的古代帝王的蔑视。毛对中国人的灵魂的操纵程度超过了有史以来的所有帝王，毛的权力也是比古代帝王的权力更绝对的权力。
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时代的中国人有了多壹些的自由，但政权的绝对权力的本质并未改变。改革开放是绝对权力让自己活下去的壹种手段，所以在改革开放开始威胁到自己的生存时把它收回也是份内的事。绝对权力是如来佛，改革开放是其手掌中的孙猴子。
垂直权力结构中不存在不受母结构控制的其它任何组织，所以其中的个人之间是隔绝的。每壹个可能的反抗者面对的都是他们个人与强大的组织之间的权力斗争。极少有人能在这样的对峙中不心生恐惧。这决定了垂直权力结构的稳定性。
绝对权力存在于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在许多的家庭中，父母亲的权力不容孩子挑战；在许多公司和学校中，领导的权力不容下属挑战；在学术界，学术权威独霸壹方，垄断所有的物质和理念资源。家里的严父、公司领导和学术权威都是心中只有自己的意愿，没有下游者的意愿。这些都是绝对权力。
引言
在世界上众多的古老文明中，中华文明有壹个独壹无二的特点：她是个在横向体量巨大无比、在纵向绵延数千年不曾间断的中央集权社会。没有任何壹个文明有中华文明这样体量巨大而历史悠久的权力结构。权力是中国社会的血液。
权力欲也浸透了中国人的血液。数千年来，中国在壹次又壹次改朝换代中循环。每壹次，新政权在血流成河中诞生、重复前朝的权力结构、最后重复前朝的覆亡命运。本文试图论证中国无法逃出这个轮回的原因是权力欲在中国人价值观中的主导地位。挑战者唯壹熟悉的挑战方式就是以自己的绝对权力对抗当权者的绝对权力。他们不知道自己有其它可能的抗争方式，也不知道壹个社会有其它可能的运行方式。
在当代中国，即使是在最开放的1980年代，政权从来没有放弃过绝对权力，而那个最开放的年代也以政权祭出其终极权力杀器而在血泊中落幕。
近年来，绝对权力的触角越来越长，伸向社会的每个角落，国民的自由越来越被窒息。而政权的掌握者和多数反对者有壹个共同点：他们都只认同绝对权力。同历代王朝末年的大众壹样，多数的当代中国人，包括许多知识分子，不知道壹个社会有其它可能的运行方式、自己有其它可能的抗争方式。虽然建立壹个民主和自由的政体似乎是反对者的共识，许多海外异议组织、自媒体和作者们都笃信权力斗争是达到这个目的的唯壹手段：只要我/我们掌握了权力，我/我们就会搞民主和自由。他们崇拜西方的强权式政治人物，指望着外国的飞机导弹给中国空降民主。
刘宾雁曾说：“人人心中有个小毛泽东”，这说的就是权力欲在每个中国人的价值观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这在历史上如此，在现在如此，在今后很长时间中也会继续如此。
本文讨论中国历史上的权力结构及其对中国人的价值观的塑造，展示权力欲在个人价值观中的主导地位，考察以权力欲为动机、以权力为目的的抗争方式。
许多西方学者对权力有过详细的论述，比较著名的包括社会学家韦伯【1】、福柯【2】、政治学家道尔【3】、夏普【4】、哲学家罗素【5】、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6】等。他们的研究实例主要取自西方社会。西方社会的权力结构由许多互相制约的权力关系组成。相比之下，中国社会中权力结构的基本特征是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这种权力结构对社会成员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产生的影响远未得到学界足够的重视。
本文中主要使用韦伯给出的对权力的定义：壹个人（或群体）在许多人（或群体）的意愿中使自己的意愿得以行使的能力。以上列举的其他学者给出的定义大同小异，不在本文中壹壹辨析。
权力在英文中通常译为power，但是中文里的权力和英文里的power的外延稍有不同。英文中的power外延较宽，既包括号令他人的权力，也包括征服大自然的能力、改变自己的能力等；这后壹种意义在中文中近于“力量”。英文power的两个意义有相似的心理动机，都是使自己变得更强大的动机，但是对他人产生的效果不同。中文中的“权力”通常专指号令他人的权力，即英文中power 的第壹种意义。
权力的表现形式
权力和权力欲的历史比人类本身的历史更久远。哺乳动物的社群中，为争夺社群首领的地位而大打出手是常见的事。斗殴的结果是胜者趾高气扬，败者伤痕累累、落荒而逃。打斗者之间争夺的是社群首领的权力，驱使他们参与打斗的动力是权力欲。社群首领与手下成员之间的关系就是权力关系；首领居于这个关系的上游，成员居于下游。
如果把人也归为动物的壹种，人类社会这个动物社群的规模又是任何其它动物的社群无法相比。若把壹个社群定义为成员之间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信息和物质交流平台的群体，那麽壹个国家就是壹个社群。这个社群是由成千上万个权力关系组成的壹个秩序分明的权力结构。这个权力结构有许多的层次，在其中，每个人通常既是某些权力关系的上游者，同时也是某些权力关系的下游者。
大众话题中通常讨论的权力和权力欲多与官场中的权力有关，但是从权力和权力欲的心理动机来看，它们涉及的领域广得多：所有的壹方试图以自己的意愿压制另壹方的意愿的人际关系都是权力关系，而驱动这种关系的心理因素就是权力欲。每个人在其有能力产生影响的圈子里，包括对职场的下级、对社会上地位比自己低的人、对家里的孩子和其他家庭成员，都有使用权力的欲望。
罗素把权力的作用方式分为三种：肉体权力 (by direct physical power over the body)、经济权力 (by rewards and punishments as inducements)和灵魂权力 (by influence on opinion)。【5】本文主要以这种分类方式开展讨论。
（1）肉体权力
这种权力以对下游者的惩罚，如关牢房、羞辱、恐吓、或处死等，为手段来左右下游者的意愿。靠军队和警察维持的政权权力、靠打手来立威的黑社会权力都属于这壹种，其主要的机制是通过在下游者的心中制造恐惧感来迫使他们就范。这种权力是古时候统治阶级维持权力的基本手段，也是当代的威权和极权体制维持权力的基本手段。
在多数时候，上游者并不需要真的对下游者造成伤害来制造恐惧感；他们只要保持对下游者造成伤害的威胁即可，如农夫并不需要不停地抽打他的牛，而是只需要不时扬起鞭子。这种权力关系建立日久之后，上游者的威胁在下游者的眼中就变成完全正当的行为，而不是自己的耻辱，自己的日子也显得完全正常。在表面上看起来，上游者和下游者都安居乐业，整个社会和平而和谐。和平、和谐的前提是下游者的活动范围局限在上游者圈定的无形栅栏之内。
上游者行使权力的结果是下游者失去自由；如果下游者得以成功行使自由，这意味着上游者的权力失效。在这个意义上，权力与自由是反义词。
当下游者试图突破上游者指定的自由度时，上游者的肉体权力便露出牙齿。1989年5月，政府派遣约二十五万大军包围北京以对付城中的大规模反政府游行抗议。【7】那时坊间传闻中共高层的共识是“杀二十万人，保二十年太平。”杀人可以保太平，是因为它在观者中制造了恐惧感。杀人的数量与保太平的时间成正比，是因为杀人的数量与在观者中创造的恐惧感成正比。
如果多数的民众习惯了活在恐惧和不自由之中，认为这样的生活就是正常的生活，那麽这样的权力关系就可以维持长时间的“太平”。
（2）经济权力
在近代资本主义兴起之后，权力的主要表现形式开始由赤裸裸的恐吓转变为以物质诱惑来实现的权力。这种权力关系中最常见的表现形式是雇佣关系：下游者为生计所迫而被上游者雇佣，得到的是较好的生存条件，失去的是自由，包括行为的自由和表达的自由。当代社会中许多人向往的自由实际上是摆脱受雇主的经济权力摆布的财政自由。
近几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实力迅速提高，得以对世界上许多不发达国家大举援助，以换取它们在国际舞台上对中国政权合法性的支持，这是以经济权力来左右对方的意愿的壹例。
肉体权力与经济权力经常只有壹步之遥。2014年，习近平在意识形态工作会议上讲话，强调“绝不允许有人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壹方面，这话强调共产党把持的经济权力；另壹方面，也警告下游者，如果不服从就没饭吃。这就变成了肉体权力的威胁。
2020年8月17日，中共中央党校退休教授蔡霞因批评习近平为“黑帮老大”而被开除中共党籍和取消退休待遇。【8】在这两个处罚之中，取消退休待遇是比开除党籍意义远为深长的措施。退休待遇体现的是上游者对下游者的经济权力；取消退休待遇体现的则是肉体权力，既惩罚了作乱者，又警示所有的观者若不服从可能招致的饥寒交迫的可怕处境。
（3）灵魂权力
古代妇女的基本伦理是“三从四德”；其中的三从是：未嫁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这在现代人看起来是社会强加于女性的不合理的权力，在当时却是天经地义，是大多数女性毫无怨言地遵从的信条。这是因为每个女性在从小长大的过程中壹直都在被这样的信条潜移默化，她们终其壹生也从未听过其它与此不同的伦理道德。这就是施加于灵魂的权力。这种权力与前两种权力的不同在于：在这种权力关系中，下游者的服从是心甘情愿的。
在中国农村许多地方，在外面再顽劣作恶的孩子在家里被父亲责打时也乖乖顺从。父亲在这里的权力就是忠孝文化给他的灵魂权力。孩子反抗父亲不只是在反抗壹个人，而且是在反抗整个忠孝文化；这几乎是十恶不赦之罪了。
在家庭的层面，壹个孩子对母亲言听计从，母子都和颜悦色，母亲也没有用体罚威胁或食物和玩具的诱惑来让孩子听话，这不壹定说明母亲没有在施用权力。如果孩子只有在遵从母亲的意愿时才能换来母亲的和颜悦色，而稍微越界便会遭遇雷霆之怒，那麽这和平之态的维持只是因为孩子没有意识到他的自由。母亲的这种权力就是灵魂权力。
权力的这三种形式既存在于社会运作中，也渗透在个人思维方式和文化中。以中国的几句俗语为例：
“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
“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
“三天不打，上房揭瓦”；
说的分别是统治者对平民、社会上的强势集团对弱势集团、父母对孩子的肉体权力。
“有钱能使鬼推磨”；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
“书中自有黄金屋”；
说的是经济权力。
“众口铄金”；
“谎言重复千遍便是真理”；
说的是灵魂权力。
这些话中多有厌恶和无奈两种态度，反映出大众对权力践踏社会公正深恶痛绝，又不知道如何反抗，而不得不接受这些现实。
“棍棒底下出孝子”说的则是从肉体权力到灵魂权力的转化：肉体权力施行日久之后，下游者就接受这种权力关系为现实，他的行为就从被迫转为自觉，上游者的肉体权力就变为灵魂权力。
肉体权力得以产生效力，靠的是下游者的恐惧感。经济权力得以产生效力，靠的是下游者的贪婪。灵魂权力得以产生效力，靠的是下游者有限的认知能力和行动力。如果人不知道自己该相信什么，就容易相信听起来言之凿凿的论断。如果人不知道自己有自由、不知道该如何去实现自由，就容易听从他人的指令。政权的愚民政策施行的就是灵魂权力：通过屏蔽真实信息和不断重复虚假信息，大众便忘记了自己的自由之身，乖乖地在上游者指定的轨道之中运行。
因此三种权力的成功施行靠的分别是下游者人性中的三个缺陷：恐惧、贪婪和愚昧。这里的愚昧不是缺乏生存技能，而是意识不到自己生命的自由度和可能性。
人性的这些缺陷会永远存在，所以权力和权力欲对人类社会的强力干预也会壹直存在下去，不管是在专制社会还是在民主社会。
人类也有弥补这三个缺陷的办法：教育。不是关于生存技能的教育，而是关于如何获得自由和独立人格、如何了解自己的生命可能性、如何不再恐惧的教育。
权力欲及其心理起源
1958年，将数十万右派扫荡殆尽的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讲话：“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壹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妳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壹百倍。骂我们是独裁统治，是秦始皇，我们壹概承认，合乎实际。可惜的是，妳们说得还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9】这段话的字里行间洋溢着壹种愉悦。这是权力欲得以充分满足的愉悦。毛泽东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是兴高采烈的猫与在其利爪下心胆俱裂的老鼠的关系。
汉高祖刘邦平定江山后，高坐金殿之上，问老父亲：“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这也是在恣意享受权力欲得以满足的愉悦。许多人的人生奋斗动力是为了向父母证明自己的能力，而年少时被父亲冷落的刘邦大概也不例外，所以他在父亲面前的夸耀也就格外给自己以满足感。
权力是行使自己意愿、压制他人意愿的能力，那麽权力欲就是行使自己意愿、压制他人意愿的欲望。权力欲的满足给人带来愉悦：这是壹种作人上人的感觉、是在赛场上击败壹个有分量的对手的快感。击败的对手越强大，胜者的满足感和成就感也就越强烈。失败者则饱尝挫败感和屈辱。
在“打江山、坐江山”的说法中，“打江山”是被权力欲驱使的人生奋斗，而“坐江山”是享受权力欲带来的愉悦。刘邦和毛泽东的愉悦是所有渴望权力者的梦想。
人与动物的权力欲有质的区别：动物的权力欲只限于食物和繁殖，是易于满足的欲望。而人类的权力欲是永远都无法填满的黑洞。
心理学家阿德勒是研究社会因素对人的性格的影响的先驱。他认为人的权力欲起源于儿时的自卑感。【10】人在幼年时，周围所有的人都比自己个头更高、懂得更多、更有能力；自己的意愿总是被那些成年人忽略，而成年人总是把他们的意愿强加给自己；兄弟姐妹比自己得到父母更多的关注、同伴比自己得到更多的玩具。这些印象在孩子的心中刻下深深的自卑感。在其后的成长过程中，他竭力试图补偿这种自卑感，而补偿的方式是模仿那些有能力、有权力、能发号施令的人。他们都是他的榜样。“他向往能够打开门和搬动重物的高大身材和向许多人发号施令的能力。壹种欲望在他心中升起：变得跟这些人壹样强大，或比他们更强大。指令他周围的所有人成了他生活的主要目标。”【10】这就是权力欲的雏形。
补偿是心理学中的重要概念。孩子并没有足够的智慧来发现让他自卑的真实原因，所以他的补偿通常是壹种掩盖真正问题的企图，试图在别的方向上变得优秀，而这并不能解决他的真正问题。壹个例子是，我的母亲自幼因天花而落下麻脸，备受旁人的嘲讽。她不明白使她自卑的真正原因是她对他人的幸灾乐祸太过敏感，于是她努力学习和工作，试图以事业的优秀来补偿她的自卑感。她的努力工作不是完全出自她对事业的热爱，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出于超过他人、获得壹种优越感的欲望。工作优秀并不能给她带来真正的平安，她也仍然会继续为她的脸而自卑。其结果是她的自卑感和对权力和优越感的追求会壹直同时存在下去。
自卑感和优越感的本质是壹样的：都是基于对他人的敌意，都是在自己与他人之间筑起高墙、将世界视为弱肉强食的丛林。
这样看起来并不成功的补偿策略是孩子心智不成熟时的下意识的想法，而等到他们心智成熟时，这样的补偿策略已经被他们实践了十多年、或几十年，已经与他们的自我完全融为壹体，他们已经很难意识到自己的补偿策略与其初衷原来是南辕北辙。如果他们没有强大的自省和纠错能力，他们会将这种对自己无助、与他人竞争和为敌的活动继续终生。
如果成年人总是以权力降伏孩子、恐吓孩子、以自己的意愿碾压孩子的意愿，孩子就会认为敌意是人与人的关系的正常状态，而他的成年人榜样们的手段是处理冲突的最佳方式。虽然他离成年人的权力竞技场中的搏杀还在许多年之外，这种敌意和竞争意识注定了他的理解中的人际关系是壹方赢另壹方必输的权力关系。
对于大多数人，儿时形成的权力欲的雏形壹生都不会改变，是他们的生命之舟的永不停息的马达。权力欲有两种表达方式：有的人努力学习、工作、在自己认定的某个方向上变得优秀、变得比其他人更强大；有的人扮成弱者、受害者，以博取他人的关注和同情，给自己带来好处。可以把前壹种努力称为碾压型权力欲，后壹种称为操纵型权力欲。
碾压型权力欲的壹个小尺度的例子是孩子在年龄很小时就懂得以哭闹撒泼来使父母就范；壹个大尺度的例子是壹些国家的统治者把自己的国家说成是外国强权的受害者，在国民之中创造“国耻”等印象。这比只靠恐惧感的高压统治更能获得民意支持。中共于1942年的强迫每个干部“向党交心”的延安整风之所以能获得成功，壹个原因是中共把自己扮成在强大的国民党和日本势力环伺之下的弱者，所以若不与领袖同心同德，我们的灭亡就在眼前。
如果成年人能放下身段，尊重孩子的认知能力和判断节奏，宽容他的无助，给他的心结以恰到好处的点拨，为他的每壹点進步喝彩，孩子会对这个世界生出友好的印象，他眼中的世界就不再是威胁环伺的丛林。他会发展出成熟的心态来对待他人。他会不只关心自己的意愿，也关心别人的意愿。善良、体贴的同伴也能起到同样的作用。阿德勒把壹个人为他人着想的能力称为社会感 (social feeling)。
人的价值观中通常是权力欲与社会感并存。权力欲让他与人为敌，社会感让他与人为友。如果壹个国家中的多数人以权力欲为主导价值观，那麽这个国家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调就是互为敌意、互不信任的权力关系。这个国家与其它国家的关系也是互为敌意、互不信任的权力关系。
社会中有能力的人需要有释放权力欲的方向，而这样的释放必须不威胁到权力结构的生存。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的“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的价值观就正好满足了这样的要求。这是依附于权力结构的攀缘，既让攀缘者的生命得以充实，权力结构也因此获得了生命力。
恐惧感
我的父母亲在共产党新中国的教育中长大，也在恐惧感中长大。在我的儿时记忆中，他们的面孔是写满了惊慌的面孔，不断警告我在外面不要乱说话，否则必引祸上身 – 那时我还不到十岁。但他们并没有受过公开批斗和羞辱。他们只是那些场面的观众。
权力拥有者公开羞辱反对者、枪决地主和反革命有两个动机：壹个是权力欲的满足，是神气的猫作弄可怜的老鼠的动机；另壹个是在观者之中制造恐惧感，以巩固其权力的稳定。他们的批斗和公审大会是权力的课堂，其主要教育对象就是我的父母亲这样的平头百姓。通过羞辱壹些人，他们给观者的意识中刻下这样的信息：谁不服我们，谁就是这样的下场。
在肉体权力横行的时代，大众的恐惧感尤为强烈，由恐惧感而生的求生欲在他们的价值观中就占有了压倒壹切的地位。
人有极强的适应环境的能力。在恐惧感中日久，恐惧感便渐渐从前景淡化为背景，以至于不再感觉到恐惧感的存在。同时，他们调整自己的行为习惯，不再挑战上游者指定的自由尺度，最终下游者和上游者达成默契，权力关系就这样达到稳定平衡。这个稳定平衡的条件是下游者的恐惧程度在自己可以忍受的限度之内，而下游者对自由的需要程度在上游者可以忍受的限度之内。如果下游者对自由的需要开始增加、或者对恐惧的容忍度开始减少，平衡就被打破。
如同有经验的农夫纯熟于驾驭他的牛，有经验的上游者也纯熟于驾驭下游者的恐惧感。下游者的安全感来自于对上游者的顺从、来自于在权力结构内做壹颗不惹是生非的螺丝钉。即使是有了权力、控制了相当资源的人，其安全感也是有条件的，因为他们的权力和资源来自于他们对权力结构的依附，而权力结构随时可以沈下脸来，给他们釜底抽薪。近年来大批大陆富人和高官家属移民、移资海外都是由于不安全感。
刘邦和毛泽东并没能长久享受美满静好的帝王岁月。平生大愿得足之前，驱使他们奋斗的是赤裸裸的权力欲。平生大愿得足后，他们开始被失去权力的恐惧感驾驭。他们不断设局构陷曾在鞍前马后帮他们打下江山的壹个又壹个功臣。毛泽东整天疑神疑鬼，严重神经衰弱。
刘邦和毛泽东是在中国人看来实现了人生终极理想的人物。他们情绪紧张的后半生说明，壹方面，权力欲是永远不能填满的黑洞；另壹方面，恐惧感是比权力欲更基本的人类需要，所以，如同壹个人再光鲜亮丽的衣着也掩盖不住他眉宇间的愁苦，他手中再大的权力也无法补偿他的恐惧感。
权力的组织方式
“大海航行靠舵手
万物生长靠太阳
雨露滋润禾苗壮
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鱼儿离不开水呀
瓜儿离不开秧
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
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这首歌曲曾响彻大江南北。壹群群成年人深情脉脉地唱起“鱼儿离不开水呀，瓜儿离不开秧”的场面有些滑稽，如同被施了《哈利波特》中的夺魂咒。不难想象，毛泽东在当时的中国翻云为云、覆手为雨，其权力是来自于大众的狂热支持。
罗素认为，“社会科学中最基本的概念是权力，就像物理学中最基本的概念是能量。”【5】权力在人类历史上有这样重要的地位，除了由于领袖们的永远无法填满的权力欲，另壹个或许更为基本的原因是成千上万大众的忠实跟随。
大众对领导者的跟随出于几种心理：权力欲、独立判断和行动力的缺乏、和恐惧感。
（1）权力欲。虽然权力壹词听起来有浓厚的强制意味，许多人对权力的服从是完全出于自愿。依附于强大的权力、聚集在某壹面大旗之下、眼看着这架权力机器所向披靡时，追随者们感到自己也拥有了权力。这也是壹种权力欲。
1951年，响彻全中国的歌曲是自豪感满满的“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志愿军战士和后方的支持者们唱起这歌时，是在与毛泽东壹起享受着权力欲的满足。
罗素对此的观察是：“当人们心甘情愿地跟随壹个领袖时，领袖率领的这个组织的权力就是他们渴望得到的权力，领袖的胜利就是他们的胜利。”【5】如果没有那麽多愿意为纳粹事业肝脑涂地的德国人，希特勒就兴不起什么风浪。
当代许多中国人都为中国政府有能力“集中力量办大事”而自豪、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梦而自豪。这也是跟随者的权力欲。
（2）独立判断和行动力的缺乏。在崇拜权力的文化中，做不依附于群体的自由人是艰难的。他要有勇气为自己独辟蹊径；他完全不知道这蹊径会将他带到哪里，而要独自承担起他的决定的全部后果。他享受不到依附于组织权力所带来的权力欲的满足，却要承担前路不知所终的恐惧感。只有少数在价值观中将自由置于恐惧感之上的人愿意这样做。
在多数人的价值观中，自由远不如求生欲来得重要，所以他们更愿意去依附于组织权力，丢失自己，把自己变成领导者的自我的壹部分。
1936年，埃德加斯诺访问延安。后来，他把他与毛泽东的长谈记载在《红星照耀中国》中：“首先，切莫以为毛泽东可以做中国的‘救星’。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决不会有壹个人可以做中国的‘救星’。但是，不可否认，妳觉得他的身上有壹种天命的力量。这并不是什么昙花壹现的东西，而是壹种实实在在的根本活力。妳觉得这个人身上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这些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穷饥饿、受剥削、不识字，但又宽厚大度、勇敢无畏、如今还敢于造反的人们——的迫切要求做了综合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
斯诺话音未落，“他是人民大救星”的歌曲便响彻陜北的沟沟壑壑。救星替大众的“迫切要求”做了“综合表达”，所以大众不必再费力思考，只要肝脑涂地跟着救星走就可以了。
另壹方面，群体的领导者也不希望跟随者具有独立意愿。这是权力欲与爱心的不同：权力拥有者只希望下游者服从自己的意愿，而有爱心的人尊重对方的独立意愿，并帮助对方实现这些意愿。
领导者把跟随者们当作随时可以牺牲的筹码，而跟随者的自我已经完全融入了组织，所以“抛头颅洒热血”的牺牲也不再是极其痛苦的事。
（3）恐惧感。在壹个社会中，如果多数下游者认同上游者的权力，这就会在余下的少数不认同者之中产生恐惧感，逼迫他们服从。不属于群体的人是壹盘散沙，其中只有极少人有勇气与强大的群体对峙。
这三种心理因素在每个跟随者之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
壹方面，跟随者需要领导者；另壹方面，领导者也需要跟随者。首先，有人可供呼喝满足了他们的权力欲。许多把持了社会资源的上游者在说起自己手下有多少人时都有毛泽东粪土秦始皇时的那种满足感。其次，他们需要炮灰来铺他们的宏图大志之路。
组织的强大权力来自于领导者和追随者的合作。在壹个强有力的组织中，跟随者把自我融入了组织，整个组织只有壹个意愿。这就是绝对权力结构的壹致性，千百万人跟随壹个人的意愿起舞。壹个典型例子是毛泽东和跟随他抛头颅洒热血的成千上万中国共产党员们：靠著领导者的权力欲、跟随者的权力欲、跟随者的缺乏独立行动力、和组织施加于每个成员的恐惧感，这个组织有了空前的凝聚力和空前的权力。
绝对的权力
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有壹句流传极广的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那麽什么样的权力是绝对权力呢？试比较几个例子：
（1）中国古代的皇帝对大臣的权力。这可以说是绝对权力的经典范例，因为前者对后者可以生杀予夺，而后者对前者无任何反抗之力。
（2）壹个专横的校长对其手下的老师的权力。校长有权力训斥手下的老师、给他穿小鞋、甚至解雇他，但对老师并没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如果老师有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骨气，他有拂袖而去另谋高就的自由。但老师并没有任何能力影响专横的校长的行为。
（3）壹个尽责却严厉的母亲对温顺的孩子的权力。这个关系与前两个例子的不同是：皇帝对大臣、校长对老师都可能有敌意，或许早已欲除之而后快，母子关系却是世界上最为亲近的人际关系。与前两个例子的相似之处是，这里的上游者（母亲）同样不认为下游者（孩子）有行使其独立意愿的权利，而下游者也同样没有能力影响上游者的行为。
（4）现代企业中壹个经理与其属下的职员的关系。毫无疑问，经理有左右职员的意愿的权力，但是，职员拿出的最新调研成果可能会改变经理的意愿；职员做出的骄人业绩也会使经理即使对他有成见也不得不收敛。在这个关系中，经理的权力受到了制约。拉平了双方之间的权力关系的是职员的调研成果、业绩和公司的文化。
前三个例子中的上游者虽然职位不同，但对下游者的控制程度是壹样的。他们对各自的权力关系的态度也是壹样的：都不认为下游者有行使其独立意愿的权利，或者说，都不认为下游者的意愿有合理合法性。下游者都是只有两种可能的选择：要么完全服从上游者的意愿，要么彻底否认这个权力关系，面临被严惩的代价。最后壹个例子中经理的权力则受到来自下游者的壹定程度的制约，所以不是绝对权力。
从这几个例子来看，可以把绝对权力定义为上游者不承认下游者的独立意愿、下游者没有能力制约上游者的行为的权力。这种权力关系可以存在于政权结构中、各种机构中、及家庭中。
绝对权力关系与非绝对权力关系之间并没有清晰的分界线。可以把权力的绝对程度用壹个直观的几何概念 – 垂直度 – 来表示。高度垂直的权力关系就是绝对权力关系。
垂直权力关系的典型例子是军队，其自上而下的指令结构极为清晰，每个成员都以服从其上游者为天职，也容不得其下游者的任何异议。在这个垂直权力结构中的任何壹个节点，比如壹个团长，只要他服从于其上游的师长的绝对权力，师长就准许他在他的团里行使绝对权力。
团长得到了他的地位给他的权力，但也付出了代价：他失去了不服从这个权力结构的自由。如果他看重权力欲胜过看重自由，他就愿意承受这个损失。
在中国古代，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说法。这是皇帝的绝对权力。皇帝的权力来自于其先祖靠杀人立威树立的肉体权力，他们手中掌握的对臣民的权力也是肉体权力。
皇帝们并未完全把握灵魂权力。他们要依仗忠孝纲常文化和其衣钵传人来维持灵魂权力。即使是历史上公认的旷代明君如李世民和康熙也不过是以精明和勤政闻名，并不是时代的精神领袖。
中国共产党建政后虽然将国号改为共和国，也不再使用君臣的称呼，对权力的绝对控制却比古代大大加强。政权将三种权力形式同时使用：靠羞辱、公审和诛杀壹部分人以树立肉体权力；靠夺走中上层阶级的财产以树立经济权力；靠强大的宣传媒体施行舆论教育以树立灵魂权力，使多数人心甘情愿服从，并让他们将这种心甘情愿传给下壹代。
从近代开始，中国的暴动领袖们开始注重灵魂权力的使用。洪秀全和孙中山在这方面都成就卓著：洪秀全自称是上帝的儿子，孙中山说革命“必须在唯壹领袖之下，绝对服从。”“我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首倡而实行之者。如离开我而讲共和、讲民主，则是南辕而北其辙。”【11】他们都成功地感召了壹大批忠实的追随者。
最后的集大成者则是毛泽东。毛不仅拥有了古代皇帝的肉体权力，还拥有了古代皇帝没有的万民精神领袖的地位。其名句“壹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就是对只拥有肉体权力的古代帝王的蔑视。毛对中国人的灵魂的操纵程度超过了有史以来的所有帝王，毛的权力也是比古代帝王的权力更绝对的权力。
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时代的中国人有了多壹些的自由，但政权的绝对权力的本质并未改变。改革开放是绝对权力让自己活下去的壹种手段，所以在改革开放开始威胁到自己的生存时把它收回也是份内的事。绝对权力是如来佛，改革开放是其手掌中的孙猴子。
垂直权力结构中不存在不受母结构控制的其它任何组织，所以其中的个人之间是隔绝的。每壹个可能的反抗者面对的都是他们个人与强大的组织之间的权力斗争。极少有人能在这样的对峙中不心生恐惧。这决定了垂直权力结构的稳定性。
绝对权力存在于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在许多的家庭中，父母亲的权力不容孩子挑战；在许多公司和学校中，领导的权力不容下属挑战；在学术界，学术权威独霸壹方，垄断所有的物质和理念资源。家里的严父、公司领导和学术权威都是心中只有自己的意愿，没有下游者的意愿。这些都是绝对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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