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的極權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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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的極權統治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20年11月22日
作者 解顏
引言
在世界上眾多的古老文明中，中華文明有壹個獨壹無二的特點：她是個在橫向體量巨大無比、在縱向綿延數千年不曾間斷的中央集權社會。沒有任何壹個文明有中華文明這樣體量巨大而歷史悠久的權力結構。權力是中國社會的血液。
權力欲也浸透了中國人的血液。數千年來，中國在壹次又壹次改朝換代中循環。每壹次，新政權在血流成河中誕生、重複前朝的權力結構、最後重複前朝的覆亡命運。本文試圖論證中國無法逃出這個輪迴的原因是權力欲在中國人價值觀中的主導地位。挑戰者唯壹熟悉的挑戰方式就是以自己的絕對權力對抗當權者的絕對權力。他們不知道自己有其它可能的抗爭方式，也不知道壹個社會有其它可能的運行方式。
在當代中國，即使是在最開放的1980年代，政權從來沒有放棄過絕對權力，而那個最開放的年代也以政權祭出其終極權力殺器而在血泊中落幕。
近年來，絕對權力的觸角越來越長，伸向社會的每個角落，國民的自由越來越被窒息。而政權的掌握者和多數反對者有壹個共同點：他們都只認同絕對權力。同歷代王朝末年的大眾壹樣，多數的當代中國人，包括許多知識分子，不知道壹個社會有其它可能的運行方式、自己有其它可能的抗爭方式。雖然建立壹個民主和自由的政體似乎是反對者的共識，許多海外異議組織、自媒體和作者們都篤信權力鬥爭是達到這個目的的唯壹手段：只要我/我們掌握了權力，我/我們就會搞民主和自由。他們崇拜西方的強權式政治人物，指望著外國的飛機導彈給中國空降民主。
劉賓雁曾說：「人人心中有個小毛澤東」，這說的就是權力欲在每個中國人的價值觀中的至高無上的地位。這在歷史上如此，在現在如此，在今後很長時間中也會繼續如此。
本文討論中國歷史上的權力結構及其對中國人的價值觀的塑造，展示權力欲在個人價值觀中的主導地位，考察以權力欲為動機、以權力為目的的抗爭方式。
許多西方學者對權力有過詳細的論述，比較著名的包括社會學家韋伯【1】、福柯【2】、政治學家道爾【3】、夏普【4】、哲學家羅素【5】、經濟學家加爾布雷斯【6】等。他們的研究實例主要取自西方社會。西方社會的權力結構由許多互相制約的權力關係組成。相比之下，中國社會中權力結構的基本特徵是不受制約的絕對權力。這種權力結構對社會成員的思維方式和價值取向產生的影響遠未得到學界足夠的重視。
本文中主要使用韋伯給出的對權力的定義：壹個人（或群體）在許多人（或群體）的意願中使自己的意願得以行使的能力。以上列舉的其他學者給出的定義大同小異，不在本文中壹壹辨析。
權力在英文中通常譯為power，但是中文里的權力和英文里的power的外延稍有不同。英文中的power外延較寬，既包括弧令他人的權力，也包括征服大自然的能力、改變自己的能力等；這后壹種意義在中文中近於「力量」。英文power的兩個意義有相似的心理動機，都是使自己變得更強大的動機，但是對他人產生的效果不同。中文中的「權力」通常專指號令他人的權力，即英文中power 的第壹種意義。
權力的表現形式
權力和權力欲的歷史比人類本身的歷史更久遠。哺乳動物的社群中，為爭奪社群首領的地位而大打出手是常見的事。鬥毆的結果是勝者趾高氣揚，敗者傷痕纍纍、落荒而逃。打鬥者之間爭奪的是社群首領的權力，驅使他們參与打鬥的動力是權力欲。社群首領與手下成員之間的關係就是權力關係；首領居於這個關係的上游，成員居於下游。
如果把人也歸為動物的壹種，人類社會這個動物社群的規模又是任何其它動物的社群無法相比。若把壹個社群定義為成員之間有共同的語言、共同的信息和物質交流平台的群體，那麽壹個國家就是壹個社群。這個社群是由成千上萬個權力關係組成的壹個秩序分明的權力結構。這個權力結構有許多的層次，在其中，每個人通常既是某些權力關係的上游者，同時也是某些權力關係的下游者。
大眾話題中通常討論的權力和權力欲多與官場中的權力有關，但是從權力和權力欲的心理動機來看，它們涉及的領域廣得多：所有的壹方試圖以自己的意願壓制另壹方的意願的人際關係都是權力關係，而驅動這種關係的心理因素就是權力欲。每個人在其有能力產生影響的圈子裡，包括對職場的下級、對社會上地位比自己低的人、對家裡的孩子和其他家庭成員，都有使用權力的慾望。
羅素把權力的作用方式分為三種：肉體權力 (by direct physical power over the body)、經濟權力 (by rewards and punishments as inducements)和靈魂權力 (by influence on opinion)。【5】本文主要以這種分類方式開展討論。
（1）肉體權力
這種權力以對下游者的懲罰，如關牢房、羞辱、恐嚇、或處死等，為手段來左右下游者的意願。靠軍隊和警察維持的政權權力、靠打手來立威的黑社會權力都屬於這壹種，其主要的機制是通過在下游者的心中製造恐懼感來迫使他們就範。這種權力是古時候統治階級維持權力的基本手段，也是當代的威權和極權體制維持權力的基本手段。
在多數時候，上游者並不需要真的對下游者造成傷害來製造恐懼感；他們只要保持對下游者造成傷害的威脅即可，如農夫並不需要不停地抽打他的牛，而是只需要不時揚起鞭子。這種權力關係建立日久之後，上游者的威脅在下游者的眼中就變成完全正當的行為，而不是自己的恥辱，自己的日子也顯得完全正常。在表面上看起來，上游者和下游者都安居樂業，整個社會和平而和諧。和平、和諧的前提是下游者的活動範圍局限在上游者圈定的無形柵欄之內。
上游者行使權力的結果是下游者失去自由；如果下游者得以成功行使自由，這意味著上游者的權力失效。在這個意義上，權力與自由是反義詞。
當下游者試圖突破上游者指定的自由度時，上游者的肉體權力便露出牙齒。1989年5月，政府派遣約二十五萬大軍包圍北京以對付城中的大規模反政府遊行抗議。【7】那時坊間傳聞中共高層的共識是「殺二十萬人，保二十年太平。」殺人可以保太平，是因為它在觀者中製造了恐懼感。殺人的數量與保太平的時間成正比，是因為殺人的數量與在觀者中創造的恐懼感成正比。
如果多數的民眾習慣了活在恐懼和不自由之中，認為這樣的生活就是正常的生活，那麽這樣的權力關係就可以維持長時間的「太平」。
（2）經濟權力
在近代資本主義興起之後，權力的主要表現形式開始由赤裸裸的恐嚇轉變為以物質誘惑來實現的權力。這種權力關係中最常見的表現形式是雇傭關係：下游者為生計所迫而被上游者雇傭，得到的是較好的生存條件，失去的是自由，包括行為的自由和表達的自由。當代社會中許多人嚮往的自由實際上是擺脫受僱主的經濟權力擺布的財政自由。
近幾十年來，中國的經濟實力迅速提高，得以對世界上許多不發達國家大舉援助，以換取它們在國際舞台上對中國政權合法性的支持，這是以經濟權力來左右對方的意願的壹例。
肉體權力與經濟權力經常只有壹步之遙。2014年，習近平在意識形態工作會議上講話，強調「絕不允許有人吃共產黨的飯、砸共產黨的鍋」。壹方面，這話強調共產黨把持的經濟權力；另壹方面，也警告下游者，如果不服從就沒飯吃。這就變成了肉體權力的威脅。
2020年8月17日，中共中央黨校退休教授蔡霞因批評習近平為「黑幫老大」而被開除中共黨籍和取消退休待遇。【8】在這兩個處罰之中，取消退休待遇是比開除黨籍意義遠為深長的措施。退休待遇體現的是上游者對下游者的經濟權力；取消退休待遇體現的則是肉體權力，既懲罰了作亂者，又警示所有的觀者若不服從可能招致的饑寒交迫的可怕處境。
（3）靈魂權力
古代婦女的基本倫理是「三從四德」；其中的三從是：未嫁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這在現代人看起來是社會強加于女性的不合理的權力，在當時卻是天經地義，是大多數女性毫無怨言地遵從的信條。這是因為每個女性在從小長大的過程中壹直都在被這樣的信條潛移默化，她們終其壹生也從未聽過其它與此不同的倫理道德。這就是施加於靈魂的權力。這種權力與前兩種權力的不同在於：在這種權力關係中，下游者的服從是心甘情願的。
在中國農村許多地方，在外面再頑劣作惡的孩子在家裡被父親責打時也乖乖順從。父親在這裏的權力就是忠孝文化給他的靈魂權力。孩子反抗父親不只是在反抗壹個人，而且是在反抗整個忠孝文化；這幾乎是十惡不赦之罪了。
在家庭的層面，壹個孩子對母親言聽計從，母子都和顏悅色，母親也沒有用體罰威脅或食物和玩具的誘惑來讓孩子聽話，這不壹定說明母親沒有在施用權力。如果孩子只有在遵從母親的意願時才能換來母親的和顏悅色，而稍微越界便會遭遇雷霆之怒，那麽這和平之態的維持只是因為孩子沒有意識到他的自由。母親的這種權力就是靈魂權力。
權力的這三種形式既存在於社會運作中，也滲透在個人思維方式和文化中。以中國的幾句俗語為例：
「亂世英雄起四方，有槍便是草頭王」；
「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
「三天不打，上房揭瓦」；
說的分別是統治者對平民、社會上的強勢集團對弱勢集團、父母對孩子的肉體權力。
「有錢能使鬼推磨」；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貧居鬧市無人問，富在深山有遠親」；
「書中自有黃金屋」；
說的是經濟權力。
「眾口鑠金」；
「謊言重複千遍便是真理」；
說的是靈魂權力。
這些話中多有厭惡和無奈兩種態度，反映出大眾對權力踐踏社會公正深惡痛絕，又不知道如何反抗，而不得不接受這些現實。
「棍棒底下出孝子」說的則是從肉體權力到靈魂權力的轉化：肉體權力施行日久之後，下游者就接受這種權力關係為現實，他的行為就從被迫轉為自覺，上游者的肉體權力就變為靈魂權力。
肉體權力得以產生效力，靠的是下游者的恐懼感。經濟權力得以產生效力，靠的是下游者的貪婪。靈魂權力得以產生效力，靠的是下游者有限的認知能力和行動力。如果人不知道自己該相信什麼，就容易相信聽起來言之鑿鑿的論斷。如果人不知道自己有自由、不知道該如何去實現自由，就容易聽從他人的指令。政權的愚民政策施行的就是靈魂權力：通過屏蔽真實信息和不斷重複虛假信息，大眾便忘記了自己的自由之身，乖乖地在上游者指定的軌道之中運行。
因此三種權力的成功施行靠的分別是下游者人性中的三個缺陷：恐懼、貪婪和愚昧。這裏的愚昧不是缺乏生存技能，而是意識不到自己生命的自由度和可能性。
人性的這些缺陷會永遠存在，所以權力和權力欲對人類社會的強力干預也會壹直存在下去，不管是在專制社會還是在民主社會。
人類也有彌補這三個缺陷的辦法：教育。不是關於生存技能的教育，而是關於如何獲得自由和獨立人格、如何了解自己的生命可能性、如何不再恐懼的教育。
權力欲及其心理起源
1958年，將數十萬右派掃蕩殆盡的毛澤東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講話：「秦始皇算什麼？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們鎮反，還沒有殺掉壹些反革命的知識分子嗎？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妳罵我們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壹百倍。罵我們是獨裁統治，是秦始皇，我們壹概承認，合乎實際。可惜的是，妳們說得還不夠，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9】這段話的字裡行間洋溢著壹種愉悅。這是權力欲得以充分滿足的愉悅。毛澤東與知識分子的關係是興高采烈的貓與在其利爪下心膽俱裂的老鼠的關係。
漢高祖劉邦平定江山後，高坐金殿之上，問老父親：「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這也是在恣意享受權力欲得以滿足的愉悅。許多人的人生奮鬥動力是為了向父母證明自己的能力，而年少時被父親冷落的劉邦大概也不例外，所以他在父親面前的誇耀也就格外給自己以滿足感。
權力是行使自己意願、壓制他人意願的能力，那麽權力欲就是行使自己意願、壓制他人意願的慾望。權力欲的滿足給人帶來愉悅：這是壹種作人上人的感覺、是在賽場上擊敗壹個有分量的對手的快感。擊敗的對手越強大，勝者的滿足感和成就感也就越強烈。失敗者則飽嘗挫敗感和屈辱。
在「打江山、坐江山」的說法中，「打江山」是被權力欲驅使的人生奮鬥，而「坐江山」是享受權力欲帶來的愉悅。劉邦和毛澤東的愉悅是所有渴望權力者的夢想。
人與動物的權力欲有質的區別：動物的權力欲只限於食物和繁殖，是易於滿足的慾望。而人類的權力欲是永遠都無法填滿的黑洞。
心理學家阿德勒是研究社會因素對人的性格的影響的先驅。他認為人的權力欲起源於兒時的自卑感。【10】人在幼年時，周圍所有的人都比自己個頭更高、懂得更多、更有能力；自己的意願總是被那些成年人忽略，而成年人總是把他們的意願強加給自己；兄弟姐妹比自己得到父母更多的關注、同伴比自己得到更多的玩具。這些印象在孩子的心中刻下深深的自卑感。在其後的成長過程中，他竭力試圖補償這種自卑感，而補償的方式是模仿那些有能力、有權力、能發號施令的人。他們都是他的榜樣。「他嚮往能夠打開門和搬動重物的高大身材和向許多人發號施令的能力。壹種慾望在他心中升起：變得跟這些人壹樣強大，或比他們更強大。指令他周圍的所有人成了他生活的主要目標。」【10】這就是權力欲的雛形。
補償是心理學中的重要概念。孩子並沒有足夠的智慧來發現讓他自卑的真實原因，所以他的補償通常是壹種掩蓋真正問題的企圖，試圖在別的方向上變得優秀，而這並不能解決他的真正問題。壹個例子是，我的母親自幼因天花而落下麻臉，備受旁人的嘲諷。她不明白使她自卑的真正原因是她對他人的幸災樂禍太過敏感，於是她努力學習和工作，試圖以事業的優秀來補償她的自卑感。她的努力工作不是完全出自她對事業的熱愛，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出於超過他人、獲得壹種優越感的慾望。工作優秀並不能給她帶來真正的平安，她也仍然會繼續為她的臉而自卑。其結果是她的自卑感和對權力和優越感的追求會壹直同時存在下去。
自卑感和優越感的本質是壹樣的：都是基於對他人的敵意，都是在自己與他人之間築起高牆、將世界視為弱肉強食的叢林。
這樣看起來並不成功的補償策略是孩子心智不成熟時的下意識的想法，而等到他們心智成熟時，這樣的補償策略已經被他們實踐了十多年、或幾十年，已經與他們的自我完全融為壹體，他們已經很難意識到自己的補償策略與其初衷原來是南轅北轍。如果他們沒有強大的自省和糾錯能力，他們會將這種對自己無助、與他人競爭和為敵的活動繼續終生。
如果成年人總是以權力降伏孩子、恐嚇孩子、以自己的意願碾壓孩子的意願，孩子就會認為敵意是人與人的關係的正常狀態，而他的成年人榜樣們的手段是處理衝突的最佳方式。雖然他離成年人的權力競技場中的搏殺還在許多年之外，這種敵意和競爭意識註定了他的理解中的人際關係是壹方贏另壹方必輸的權力關係。
對於大多數人，兒時形成的權力欲的雛形壹生都不會改變，是他們的生命之舟的永不停息的馬達。權力欲有兩種表達方式：有的人努力學習、工作、在自己認定的某個方向上變得優秀、變得比其他人更強大；有的人扮成弱者、受害者，以博取他人的關注和同情，給自己帶來好處。可以把前壹種努力稱為碾壓型權力欲，后壹種稱為操縱型權力欲。
碾壓型權力欲的壹個小尺度的例子是孩子在年齡很小時就懂得以哭鬧撒潑來使父母就範；壹個大尺度的例子是壹些國家的統治者把自己的國家說成是外國強權的受害者，在國民之中創造「國恥」等印象。這比只靠恐懼感的高壓統治更能獲得民意支持。中共於1942年的強迫每個幹部「向黨交心」的延安整風之所以能獲得成功，壹個原因是中共把自己扮成在強大的國民黨和日本勢力環伺之下的弱者，所以若不與領袖同心同德，我們的滅亡就在眼前。
如果成年人能放下身段，尊重孩子的認知能力和判斷節奏，寬容他的無助，給他的心結以恰到好處的點撥，為他的每壹點進步喝彩，孩子會對這個世界生出友好的印象，他眼中的世界就不再是威脅環伺的叢林。他會發展出成熟的心態來對待他人。他會不只關心自己的意願，也關心別人的意願。善良、體貼的同伴也能起到同樣的作用。阿德勒把壹個人為他人著想的能力稱為社會感 (social feeling)。
人的價值觀中通常是權力欲與社會感並存。權力欲讓他與人為敵，社會感讓他與人為友。如果壹個國家中的多數人以權力欲為主導價值觀，那麽這個國家中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基調就是互為敵意、互不信任的權力關係。這個國家與其它國家的關係也是互為敵意、互不信任的權力關係。
社會中有能力的人需要有釋放權力欲的方向，而這樣的釋放必須不威脅到權力結構的生存。中國古代士大夫階層的「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 的價值觀就正好滿足了這樣的要求。這是依附於權力結構的攀緣，既讓攀緣者的生命得以充實，權力結構也因此獲得了生命力。
恐懼感
我的父母親在共產黨新中國的教育中長大，也在恐懼感中長大。在我的兒時記憶中，他們的面孔是寫滿了驚慌的面孔，不斷警告我在外面不要亂說話，否則必引禍上身 – 那時我還不到十歲。但他們並沒有受過公開批鬥和羞辱。他們只是那些場面的觀眾。
權力擁有者公開羞辱反對者、槍決地主和反革命有兩個動機：壹個是權力欲的滿足，是神氣的貓作弄可憐的老鼠的動機；另壹個是在觀者之中製造恐懼感，以鞏固其權力的穩定。他們的批鬥和公審大會是權力的課堂，其主要教育對象就是我的父母親這樣的平頭百姓。通過羞辱壹些人，他們給觀者的意識中刻下這樣的信息：誰不服我們，誰就是這樣的下場。
在肉體權力橫行的時代，大眾的恐懼感尤為強烈，由恐懼感而生的求生欲在他們的價值觀中就佔有了壓倒壹切的地位。
人有極強的適應環境的能力。在恐懼感中日久，恐懼感便漸漸從前景淡化為背景，以至於不再感覺到恐懼感的存在。同時，他們調整自己的行為習慣，不再挑戰上游者指定的自由尺度，最終下游者和上游者達成默契，權力關係就這樣達到穩定平衡。這個穩定平衡的條件是下游者的恐懼程度在自己可以忍受的限度之內，而下游者對自由的需要程度在上游者可以忍受的限度之內。如果下游者對自由的需要開始增加、或者對恐懼的容忍度開始減少，平衡就被打破。
如同有經驗的農夫純熟于駕馭他的牛，有經驗的上游者也純熟于駕馭下游者的恐懼感。下游者的安全感來自於對上游者的順從、來自於在權力結構內做壹顆不惹是生非的螺絲釘。即使是有了權力、控制了相當資源的人，其安全感也是有條件的，因為他們的權力和資源來自於他們對權力結構的依附，而權力結構隨時可以沈下臉來，給他們釜底抽薪。近年來大批大陸富人和高官家屬移民、移資海外都是由於不安全感。
劉邦和毛澤東並沒能長久享受美滿靜好的帝王歲月。平生大願得足之前，驅使他們奮鬥的是赤裸裸的權力欲。平生大願得足后，他們開始被失去權力的恐懼感駕馭。他們不斷設局構陷曾在鞍前馬後幫他們打下江山的壹個又壹個功臣。毛澤東整天疑神疑鬼，嚴重神經衰弱。
劉邦和毛澤東是在中國人看來實現了人生終極理想的人物。他們情緒緊張的後半生說明，壹方面，權力欲是永遠不能填滿的黑洞；另壹方面，恐懼感是比權力欲更基本的人類需要，所以，如同壹個人再光鮮亮麗的衣著也掩蓋不住他眉宇間的愁苦，他手中再大的權力也無法補償他的恐懼感。
權力的組織方式
「大海航行靠舵手
萬物生長靠太陽
雨露滋潤禾苗壯
幹革命靠的是毛澤東思想
魚兒離不開水呀
瓜兒離不開秧
革命群眾離不開共產黨
毛澤東思想是不落的太陽」
在文化大革命時期，這首歌曲曾響徹大江南北。壹群群成年人深情脈脈地唱起「魚兒離不開水呀，瓜兒離不開秧」的場面有些滑稽，如同被施了《哈利波特》中的奪魂咒。不難想象，毛澤東在當時的中國翻云為雲、覆手為雨，其權力是來自於大眾的狂熱支持。
羅素認為，「社會科學中最基本的概念是權力，就像物理學中最基本的概念是能量。」【5】權力在人類歷史上有這樣重要的地位，除了由於領袖們的永遠無法填滿的權力欲，另壹個或許更為基本的原因是成千上萬大眾的忠實跟隨。
大眾對領導者的跟隨出於幾種心理：權力欲、獨立判斷和行動力的缺乏、和恐懼感。
（1）權力欲。雖然權力壹詞聽起來有濃厚的強制意味，許多人對權力的服從是完全出於自願。依附於強大的權力、聚集在某壹面大旗之下、眼看著這架權力機器所向披靡時，追隨者們感到自己也擁有了權力。這也是壹種權力欲。
1951年，響徹全中國的歌曲是自豪感滿滿的「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志願軍戰士和後方的支持者們唱起這歌時，是在與毛澤東壹起享受著權力欲的滿足。
羅素對此的觀察是：「當人們心甘情願地跟隨壹個領袖時，領袖率領的這個組織的權力就是他們渴望得到的權力，領袖的勝利就是他們的勝利。」【5】如果沒有那麽多願意為納粹事業肝腦塗地的德國人，希特勒就興不起什麼風浪。
當代許多中國人都為中國政府有能力「集中力量辦大事」而自豪、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之夢而自豪。這也是跟隨者的權力欲。
（2）獨立判斷和行動力的缺乏。在崇拜權力的文化中，做不依附於群體的自由人是艱難的。他要有勇氣為自己獨闢蹊徑；他完全不知道這蹊徑會將他帶到哪裡，而要獨自承擔起他的決定的全部後果。他享受不到依附於組織權力所帶來的權力欲的滿足，卻要承擔前路不知所終的恐懼感。只有少數在價值觀中將自由置於恐懼感之上的人願意這樣做。
在多數人的價值觀中，自由遠不如求生欲來得重要，所以他們更願意去依附於組織權力，丟失自己，把自己變成領導者的自我的壹部分。
1936年，埃德加斯諾訪問延安。後來，他把他與毛澤東的長談記載在《紅星照耀中國》中：「首先，切莫以為毛澤東可以做中國的『救星』。這完全是胡說八道。決不會有壹個人可以做中國的『救星』。但是，不可否認，妳覺得他的身上有壹種天命的力量。這並不是什麼曇花壹現的東西，而是壹種實實在在的根本活力。妳覺得這個人身上不論有什麼異乎尋常的地方，都是產生於他對中國人民大眾，特別是農民——這些佔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貧窮飢餓、受剝削、不識字，但又寬厚大度、勇敢無畏、如今還敢於造反的人們——的迫切要求做了綜合表達，達到了不可思議的程度。」
斯諾話音未落，「他是人民大救星」的歌曲便響徹陜北的溝溝壑壑。救星替大眾的「迫切要求」做了「綜合表達」，所以大眾不必再費力思考，只要肝腦塗地跟著救星走就可以了。
另壹方面，群體的領導者也不希望跟隨者具有獨立意願。這是權力欲與愛心的不同：權力擁有者只希望下游者服從自己的意願，而有愛心的人尊重對方的獨立意願，並幫助對方實現這些意願。
領導者把跟隨者們當作隨時可以犧牲的籌碼，而跟隨者的自我已經完全融入了組織，所以「拋頭顱灑熱血」的犧牲也不再是極其痛苦的事。
（3）恐懼感。在壹個社會中，如果多數下游者認同上游者的權力，這就會在餘下的少數不認同者之中產生恐懼感，逼迫他們服從。不屬於群體的人是壹盤散沙，其中只有極少人有勇氣與強大的群體對峙。
這三種心理因素在每個跟隨者之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
壹方面，跟隨者需要領導者；另壹方面，領導者也需要跟隨者。首先，有人可供呼喝滿足了他們的權力欲。許多把持了社會資源的上游者在說起自己手下有多少人時都有毛澤東糞土秦始皇時的那種滿足感。其次，他們需要炮灰來鋪他們的宏圖大志之路。
組織的強大權力來自於領導者和追隨者的合作。在壹個強有力的組織中，跟隨者把自我融入了組織，整個組織只有壹個意願。這就是絕對權力結構的壹致性，千百萬人跟隨壹個人的意願起舞。壹個典型例子是毛澤東和跟隨他拋頭顱灑熱血的成千上萬中國共產黨員們：靠著領導者的權力欲、跟隨者的權力欲、跟隨者的缺乏獨立行動力、和組織施加於每個成員的恐懼感，這個組織有了空前的凝聚力和空前的權力。
絕對的權力
歷史學家阿克頓勛爵有壹句流傳極廣的名言：「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
那麽什麼樣的權力是絕對權力呢？試比較幾個例子：
（1）中國古代的皇帝對大臣的權力。這可以說是絕對權力的經典範例，因為前者對後者可以生殺予奪，而後者對前者無任何反抗之力。
（2）壹個專橫的校長對其手下的老師的權力。校長有權力訓斥手下的老師、給他穿小鞋、甚至解僱他，但對老師並沒有生殺予奪的權力。如果老師有不為五斗米折腰的骨氣，他有拂袖而去另謀高就的自由。但老師並沒有任何能力影響專橫的校長的行為。
（3）壹個盡責卻嚴厲的母親對溫順的孩子的權力。這個關係與前兩個例子的不同是：皇帝對大臣、校長對老師都可能有敵意，或許早已欲除之而後快，母子關係卻是世界上最為親近的人際關係。與前兩個例子的相似之處是，這裏的上游者（母親）同樣不認為下游者（孩子）有行使其獨立意願的權利，而下游者也同樣沒有能力影響上游者的行為。
（4）現代企業中壹個經理與其屬下的職員的關係。毫無疑問，經理有左右職員的意願的權力，但是，職員拿出的最新調研成果可能會改變經理的意願；職員做出的驕人業績也會使經理即使對他有成見也不得不收斂。在這個關係中，經理的權力受到了制約。拉平了雙方之間的權力關係的是職員的調研成果、業績和公司的文化。
前三個例子中的上游者雖然職位不同，但對下游者的控製程度是壹樣的。他們對各自的權力關係的態度也是壹樣的：都不認為下游者有行使其獨立意願的權利，或者說，都不認為下游者的意願有合理合法性。下游者都是只有兩種可能的選擇：要麼完全服從上游者的意願，要麼徹底否認這個權力關係，面臨被嚴懲的代價。最後壹個例子中經理的權力則受到來自下游者的壹定程度的制約，所以不是絕對權力。
從這幾個例子來看，可以把絕對權力定義為上游者不承認下游者的獨立意願、下游者沒有能力制約上游者的行為的權力。這種權力關係可以存在於政權結構中、各種機構中、及家庭中。
絕對權力關係與非絕對權力關係之間並沒有清晰的分界線。可以把權力的絕對程度用壹個直觀的幾何概念 – 垂直度 – 來表示。高度垂直的權力關係就是絕對權力關係。
垂直權力關係的典型例子是軍隊，其自上而下的指令結構極為清晰，每個成員都以服從其上游者為天職，也容不得其下游者的任何異議。在這個垂直權力結構中的任何壹個節點，比如壹個團長，只要他服從於其上游的師長的絕對權力，師長就准許他在他的團里行使絕對權力。
團長得到了他的地位給他的權力，但也付出了代價：他失去了不服從這個權力結構的自由。如果他看重權力欲勝過看重自由，他就願意承受這個損失。
在中國古代，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說法。這是皇帝的絕對權力。皇帝的權力來自於其先祖靠殺人立威樹立的肉體權力，他們手中掌握的對臣民的權力也是肉體權力。
皇帝們並未完全把握靈魂權力。他們要依仗忠孝綱常文化和其衣缽傳人來維持靈魂權力。即使是歷史上公認的曠代明君如李世民和康熙也不過是以精明和勤政聞名，並不是時代的精神領袖。
中國共產黨建政后雖然將國號改為共和國，也不再使用君臣的稱呼，對權力的絕對控制卻比古代大大加強。政權將三種權力形式同時使用：靠羞辱、公審和誅殺壹部分人以樹立肉體權力；靠奪走中上層階級的財產以樹立經濟權力；靠強大的宣傳媒體施行輿論教育以樹立靈魂權力，使多數人心甘情願服從，並讓他們將這種心甘情願傳給下壹代。
從近代開始，中國的暴動領袖們開始注重靈魂權力的使用。洪秀全和孫中山在這方面都成就卓著：洪秀全自稱是上帝的兒子，孫中山說革命「必須在唯壹領袖之下，絕對服從。」「我是推翻專制，建立共和，首倡而實行之者。如離開我而講共和、講民主，則是南轅而北其轍。」【11】他們都成功地感召了壹大批忠實的追隨者。
最後的集大成者則是毛澤東。毛不僅擁有了古代皇帝的肉體權力，還擁有了古代皇帝沒有的萬民精神領袖的地位。其名句「壹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就是對只擁有肉體權力的古代帝王的蔑視。毛對中國人的靈魂的操縱程度超過了有史以來的所有帝王，毛的權力也是比古代帝王的權力更絕對的權力。
毛澤東去世后，鄧小平時代的中國人有了多壹些的自由，但政權的絕對權力的本質並未改變。改革開放是絕對權力讓自己活下去的壹種手段，所以在改革開放開始威脅到自己的生存時把它收回也是份內的事。絕對權力是如來佛，改革開放是其手掌中的孫猴子。
垂直權力結構中不存在不受母結構控制的其它任何組織，所以其中的個人之間是隔絕的。每壹個可能的反抗者面對的都是他們個人與強大的組織之間的權力鬥爭。極少有人能在這樣的對峙中不心生恐懼。這決定了垂直權力結構的穩定性。
絕對權力存在於中國社會的各個角落。在許多的家庭中，父母親的權力不容孩子挑戰；在許多公司和學校中，領導的權力不容下屬挑戰；在學術界，學術權威獨霸壹方，壟斷所有的物質和理念資源。家裡的嚴父、公司領導和學術權威都是心中只有自己的意願，沒有下游者的意願。這些都是絕對權力。
引言
在世界上眾多的古老文明中，中華文明有壹個獨壹無二的特點：她是個在橫向體量巨大無比、在縱向綿延數千年不曾間斷的中央集權社會。沒有任何壹個文明有中華文明這樣體量巨大而歷史悠久的權力結構。權力是中國社會的血液。
權力欲也浸透了中國人的血液。數千年來，中國在壹次又壹次改朝換代中循環。每壹次，新政權在血流成河中誕生、重複前朝的權力結構、最後重複前朝的覆亡命運。本文試圖論證中國無法逃出這個輪迴的原因是權力欲在中國人價值觀中的主導地位。挑戰者唯壹熟悉的挑戰方式就是以自己的絕對權力對抗當權者的絕對權力。他們不知道自己有其它可能的抗爭方式，也不知道壹個社會有其它可能的運行方式。
在當代中國，即使是在最開放的1980年代，政權從來沒有放棄過絕對權力，而那個最開放的年代也以政權祭出其終極權力殺器而在血泊中落幕。
近年來，絕對權力的觸角越來越長，伸向社會的每個角落，國民的自由越來越被窒息。而政權的掌握者和多數反對者有壹個共同點：他們都只認同絕對權力。同歷代王朝末年的大眾壹樣，多數的當代中國人，包括許多知識分子，不知道壹個社會有其它可能的運行方式、自己有其它可能的抗爭方式。雖然建立壹個民主和自由的政體似乎是反對者的共識，許多海外異議組織、自媒體和作者們都篤信權力鬥爭是達到這個目的的唯壹手段：只要我/我們掌握了權力，我/我們就會搞民主和自由。他們崇拜西方的強權式政治人物，指望著外國的飛機導彈給中國空降民主。
劉賓雁曾說：「人人心中有個小毛澤東」，這說的就是權力欲在每個中國人的價值觀中的至高無上的地位。這在歷史上如此，在現在如此，在今後很長時間中也會繼續如此。
本文討論中國歷史上的權力結構及其對中國人的價值觀的塑造，展示權力欲在個人價值觀中的主導地位，考察以權力欲為動機、以權力為目的的抗爭方式。
許多西方學者對權力有過詳細的論述，比較著名的包括社會學家韋伯【1】、福柯【2】、政治學家道爾【3】、夏普【4】、哲學家羅素【5】、經濟學家加爾布雷斯【6】等。他們的研究實例主要取自西方社會。西方社會的權力結構由許多互相制約的權力關係組成。相比之下，中國社會中權力結構的基本特徵是不受制約的絕對權力。這種權力結構對社會成員的思維方式和價值取向產生的影響遠未得到學界足夠的重視。
本文中主要使用韋伯給出的對權力的定義：壹個人（或群體）在許多人（或群體）的意願中使自己的意願得以行使的能力。以上列舉的其他學者給出的定義大同小異，不在本文中壹壹辨析。
權力在英文中通常譯為power，但是中文里的權力和英文里的power的外延稍有不同。英文中的power外延較寬，既包括弧令他人的權力，也包括征服大自然的能力、改變自己的能力等；這后壹種意義在中文中近於「力量」。英文power的兩個意義有相似的心理動機，都是使自己變得更強大的動機，但是對他人產生的效果不同。中文中的「權力」通常專指號令他人的權力，即英文中power 的第壹種意義。
權力的表現形式
權力和權力欲的歷史比人類本身的歷史更久遠。哺乳動物的社群中，為爭奪社群首領的地位而大打出手是常見的事。鬥毆的結果是勝者趾高氣揚，敗者傷痕纍纍、落荒而逃。打鬥者之間爭奪的是社群首領的權力，驅使他們參与打鬥的動力是權力欲。社群首領與手下成員之間的關係就是權力關係；首領居於這個關係的上游，成員居於下游。
如果把人也歸為動物的壹種，人類社會這個動物社群的規模又是任何其它動物的社群無法相比。若把壹個社群定義為成員之間有共同的語言、共同的信息和物質交流平台的群體，那麽壹個國家就是壹個社群。這個社群是由成千上萬個權力關係組成的壹個秩序分明的權力結構。這個權力結構有許多的層次，在其中，每個人通常既是某些權力關係的上游者，同時也是某些權力關係的下游者。
大眾話題中通常討論的權力和權力欲多與官場中的權力有關，但是從權力和權力欲的心理動機來看，它們涉及的領域廣得多：所有的壹方試圖以自己的意願壓制另壹方的意願的人際關係都是權力關係，而驅動這種關係的心理因素就是權力欲。每個人在其有能力產生影響的圈子裡，包括對職場的下級、對社會上地位比自己低的人、對家裡的孩子和其他家庭成員，都有使用權力的慾望。
羅素把權力的作用方式分為三種：肉體權力 (by direct physical power over the body)、經濟權力 (by rewards and punishments as inducements)和靈魂權力 (by influence on opinion)。【5】本文主要以這種分類方式開展討論。
（1）肉體權力
這種權力以對下游者的懲罰，如關牢房、羞辱、恐嚇、或處死等，為手段來左右下游者的意願。靠軍隊和警察維持的政權權力、靠打手來立威的黑社會權力都屬於這壹種，其主要的機制是通過在下游者的心中製造恐懼感來迫使他們就範。這種權力是古時候統治階級維持權力的基本手段，也是當代的威權和極權體制維持權力的基本手段。
在多數時候，上游者並不需要真的對下游者造成傷害來製造恐懼感；他們只要保持對下游者造成傷害的威脅即可，如農夫並不需要不停地抽打他的牛，而是只需要不時揚起鞭子。這種權力關係建立日久之後，上游者的威脅在下游者的眼中就變成完全正當的行為，而不是自己的恥辱，自己的日子也顯得完全正常。在表面上看起來，上游者和下游者都安居樂業，整個社會和平而和諧。和平、和諧的前提是下游者的活動範圍局限在上游者圈定的無形柵欄之內。
上游者行使權力的結果是下游者失去自由；如果下游者得以成功行使自由，這意味著上游者的權力失效。在這個意義上，權力與自由是反義詞。
當下游者試圖突破上游者指定的自由度時，上游者的肉體權力便露出牙齒。1989年5月，政府派遣約二十五萬大軍包圍北京以對付城中的大規模反政府遊行抗議。【7】那時坊間傳聞中共高層的共識是「殺二十萬人，保二十年太平。」殺人可以保太平，是因為它在觀者中製造了恐懼感。殺人的數量與保太平的時間成正比，是因為殺人的數量與在觀者中創造的恐懼感成正比。
如果多數的民眾習慣了活在恐懼和不自由之中，認為這樣的生活就是正常的生活，那麽這樣的權力關係就可以維持長時間的「太平」。
（2）經濟權力
在近代資本主義興起之後，權力的主要表現形式開始由赤裸裸的恐嚇轉變為以物質誘惑來實現的權力。這種權力關係中最常見的表現形式是雇傭關係：下游者為生計所迫而被上游者雇傭，得到的是較好的生存條件，失去的是自由，包括行為的自由和表達的自由。當代社會中許多人嚮往的自由實際上是擺脫受僱主的經濟權力擺布的財政自由。
近幾十年來，中國的經濟實力迅速提高，得以對世界上許多不發達國家大舉援助，以換取它們在國際舞台上對中國政權合法性的支持，這是以經濟權力來左右對方的意願的壹例。
肉體權力與經濟權力經常只有壹步之遙。2014年，習近平在意識形態工作會議上講話，強調「絕不允許有人吃共產黨的飯、砸共產黨的鍋」。壹方面，這話強調共產黨把持的經濟權力；另壹方面，也警告下游者，如果不服從就沒飯吃。這就變成了肉體權力的威脅。
2020年8月17日，中共中央黨校退休教授蔡霞因批評習近平為「黑幫老大」而被開除中共黨籍和取消退休待遇。【8】在這兩個處罰之中，取消退休待遇是比開除黨籍意義遠為深長的措施。退休待遇體現的是上游者對下游者的經濟權力；取消退休待遇體現的則是肉體權力，既懲罰了作亂者，又警示所有的觀者若不服從可能招致的饑寒交迫的可怕處境。
（3）靈魂權力
古代婦女的基本倫理是「三從四德」；其中的三從是：未嫁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這在現代人看起來是社會強加于女性的不合理的權力，在當時卻是天經地義，是大多數女性毫無怨言地遵從的信條。這是因為每個女性在從小長大的過程中壹直都在被這樣的信條潛移默化，她們終其壹生也從未聽過其它與此不同的倫理道德。這就是施加於靈魂的權力。這種權力與前兩種權力的不同在於：在這種權力關係中，下游者的服從是心甘情願的。
在中國農村許多地方，在外面再頑劣作惡的孩子在家裡被父親責打時也乖乖順從。父親在這裏的權力就是忠孝文化給他的靈魂權力。孩子反抗父親不只是在反抗壹個人，而且是在反抗整個忠孝文化；這幾乎是十惡不赦之罪了。
在家庭的層面，壹個孩子對母親言聽計從，母子都和顏悅色，母親也沒有用體罰威脅或食物和玩具的誘惑來讓孩子聽話，這不壹定說明母親沒有在施用權力。如果孩子只有在遵從母親的意願時才能換來母親的和顏悅色，而稍微越界便會遭遇雷霆之怒，那麽這和平之態的維持只是因為孩子沒有意識到他的自由。母親的這種權力就是靈魂權力。
權力的這三種形式既存在於社會運作中，也滲透在個人思維方式和文化中。以中國的幾句俗語為例：
「亂世英雄起四方，有槍便是草頭王」；
「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
「三天不打，上房揭瓦」；
說的分別是統治者對平民、社會上的強勢集團對弱勢集團、父母對孩子的肉體權力。
「有錢能使鬼推磨」；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貧居鬧市無人問，富在深山有遠親」；
「書中自有黃金屋」；
說的是經濟權力。
「眾口鑠金」；
「謊言重複千遍便是真理」；
說的是靈魂權力。
這些話中多有厭惡和無奈兩種態度，反映出大眾對權力踐踏社會公正深惡痛絕，又不知道如何反抗，而不得不接受這些現實。
「棍棒底下出孝子」說的則是從肉體權力到靈魂權力的轉化：肉體權力施行日久之後，下游者就接受這種權力關係為現實，他的行為就從被迫轉為自覺，上游者的肉體權力就變為靈魂權力。
肉體權力得以產生效力，靠的是下游者的恐懼感。經濟權力得以產生效力，靠的是下游者的貪婪。靈魂權力得以產生效力，靠的是下游者有限的認知能力和行動力。如果人不知道自己該相信什麼，就容易相信聽起來言之鑿鑿的論斷。如果人不知道自己有自由、不知道該如何去實現自由，就容易聽從他人的指令。政權的愚民政策施行的就是靈魂權力：通過屏蔽真實信息和不斷重複虛假信息，大眾便忘記了自己的自由之身，乖乖地在上游者指定的軌道之中運行。
因此三種權力的成功施行靠的分別是下游者人性中的三個缺陷：恐懼、貪婪和愚昧。這裏的愚昧不是缺乏生存技能，而是意識不到自己生命的自由度和可能性。
人性的這些缺陷會永遠存在，所以權力和權力欲對人類社會的強力干預也會壹直存在下去，不管是在專制社會還是在民主社會。
人類也有彌補這三個缺陷的辦法：教育。不是關於生存技能的教育，而是關於如何獲得自由和獨立人格、如何了解自己的生命可能性、如何不再恐懼的教育。
權力欲及其心理起源
1958年，將數十萬右派掃蕩殆盡的毛澤東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講話：「秦始皇算什麼？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們鎮反，還沒有殺掉壹些反革命的知識分子嗎？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妳罵我們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壹百倍。罵我們是獨裁統治，是秦始皇，我們壹概承認，合乎實際。可惜的是，妳們說得還不夠，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9】這段話的字裡行間洋溢著壹種愉悅。這是權力欲得以充分滿足的愉悅。毛澤東與知識分子的關係是興高采烈的貓與在其利爪下心膽俱裂的老鼠的關係。
漢高祖劉邦平定江山後，高坐金殿之上，問老父親：「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這也是在恣意享受權力欲得以滿足的愉悅。許多人的人生奮鬥動力是為了向父母證明自己的能力，而年少時被父親冷落的劉邦大概也不例外，所以他在父親面前的誇耀也就格外給自己以滿足感。
權力是行使自己意願、壓制他人意願的能力，那麽權力欲就是行使自己意願、壓制他人意願的慾望。權力欲的滿足給人帶來愉悅：這是壹種作人上人的感覺、是在賽場上擊敗壹個有分量的對手的快感。擊敗的對手越強大，勝者的滿足感和成就感也就越強烈。失敗者則飽嘗挫敗感和屈辱。
在「打江山、坐江山」的說法中，「打江山」是被權力欲驅使的人生奮鬥，而「坐江山」是享受權力欲帶來的愉悅。劉邦和毛澤東的愉悅是所有渴望權力者的夢想。
人與動物的權力欲有質的區別：動物的權力欲只限於食物和繁殖，是易於滿足的慾望。而人類的權力欲是永遠都無法填滿的黑洞。
心理學家阿德勒是研究社會因素對人的性格的影響的先驅。他認為人的權力欲起源於兒時的自卑感。【10】人在幼年時，周圍所有的人都比自己個頭更高、懂得更多、更有能力；自己的意願總是被那些成年人忽略，而成年人總是把他們的意願強加給自己；兄弟姐妹比自己得到父母更多的關注、同伴比自己得到更多的玩具。這些印象在孩子的心中刻下深深的自卑感。在其後的成長過程中，他竭力試圖補償這種自卑感，而補償的方式是模仿那些有能力、有權力、能發號施令的人。他們都是他的榜樣。「他嚮往能夠打開門和搬動重物的高大身材和向許多人發號施令的能力。壹種慾望在他心中升起：變得跟這些人壹樣強大，或比他們更強大。指令他周圍的所有人成了他生活的主要目標。」【10】這就是權力欲的雛形。
補償是心理學中的重要概念。孩子並沒有足夠的智慧來發現讓他自卑的真實原因，所以他的補償通常是壹種掩蓋真正問題的企圖，試圖在別的方向上變得優秀，而這並不能解決他的真正問題。壹個例子是，我的母親自幼因天花而落下麻臉，備受旁人的嘲諷。她不明白使她自卑的真正原因是她對他人的幸災樂禍太過敏感，於是她努力學習和工作，試圖以事業的優秀來補償她的自卑感。她的努力工作不是完全出自她對事業的熱愛，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出於超過他人、獲得壹種優越感的慾望。工作優秀並不能給她帶來真正的平安，她也仍然會繼續為她的臉而自卑。其結果是她的自卑感和對權力和優越感的追求會壹直同時存在下去。
自卑感和優越感的本質是壹樣的：都是基於對他人的敵意，都是在自己與他人之間築起高牆、將世界視為弱肉強食的叢林。
這樣看起來並不成功的補償策略是孩子心智不成熟時的下意識的想法，而等到他們心智成熟時，這樣的補償策略已經被他們實踐了十多年、或幾十年，已經與他們的自我完全融為壹體，他們已經很難意識到自己的補償策略與其初衷原來是南轅北轍。如果他們沒有強大的自省和糾錯能力，他們會將這種對自己無助、與他人競爭和為敵的活動繼續終生。
如果成年人總是以權力降伏孩子、恐嚇孩子、以自己的意願碾壓孩子的意願，孩子就會認為敵意是人與人的關係的正常狀態，而他的成年人榜樣們的手段是處理衝突的最佳方式。雖然他離成年人的權力競技場中的搏殺還在許多年之外，這種敵意和競爭意識註定了他的理解中的人際關係是壹方贏另壹方必輸的權力關係。
對於大多數人，兒時形成的權力欲的雛形壹生都不會改變，是他們的生命之舟的永不停息的馬達。權力欲有兩種表達方式：有的人努力學習、工作、在自己認定的某個方向上變得優秀、變得比其他人更強大；有的人扮成弱者、受害者，以博取他人的關注和同情，給自己帶來好處。可以把前壹種努力稱為碾壓型權力欲，后壹種稱為操縱型權力欲。
碾壓型權力欲的壹個小尺度的例子是孩子在年齡很小時就懂得以哭鬧撒潑來使父母就範；壹個大尺度的例子是壹些國家的統治者把自己的國家說成是外國強權的受害者，在國民之中創造「國恥」等印象。這比只靠恐懼感的高壓統治更能獲得民意支持。中共於1942年的強迫每個幹部「向黨交心」的延安整風之所以能獲得成功，壹個原因是中共把自己扮成在強大的國民黨和日本勢力環伺之下的弱者，所以若不與領袖同心同德，我們的滅亡就在眼前。
如果成年人能放下身段，尊重孩子的認知能力和判斷節奏，寬容他的無助，給他的心結以恰到好處的點撥，為他的每壹點進步喝彩，孩子會對這個世界生出友好的印象，他眼中的世界就不再是威脅環伺的叢林。他會發展出成熟的心態來對待他人。他會不只關心自己的意願，也關心別人的意願。善良、體貼的同伴也能起到同樣的作用。阿德勒把壹個人為他人著想的能力稱為社會感 (social feeling)。
人的價值觀中通常是權力欲與社會感並存。權力欲讓他與人為敵，社會感讓他與人為友。如果壹個國家中的多數人以權力欲為主導價值觀，那麽這個國家中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基調就是互為敵意、互不信任的權力關係。這個國家與其它國家的關係也是互為敵意、互不信任的權力關係。
社會中有能力的人需要有釋放權力欲的方向，而這樣的釋放必須不威脅到權力結構的生存。中國古代士大夫階層的「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 的價值觀就正好滿足了這樣的要求。這是依附於權力結構的攀緣，既讓攀緣者的生命得以充實，權力結構也因此獲得了生命力。
恐懼感
我的父母親在共產黨新中國的教育中長大，也在恐懼感中長大。在我的兒時記憶中，他們的面孔是寫滿了驚慌的面孔，不斷警告我在外面不要亂說話，否則必引禍上身 – 那時我還不到十歲。但他們並沒有受過公開批鬥和羞辱。他們只是那些場面的觀眾。
權力擁有者公開羞辱反對者、槍決地主和反革命有兩個動機：壹個是權力欲的滿足，是神氣的貓作弄可憐的老鼠的動機；另壹個是在觀者之中製造恐懼感，以鞏固其權力的穩定。他們的批鬥和公審大會是權力的課堂，其主要教育對象就是我的父母親這樣的平頭百姓。通過羞辱壹些人，他們給觀者的意識中刻下這樣的信息：誰不服我們，誰就是這樣的下場。
在肉體權力橫行的時代，大眾的恐懼感尤為強烈，由恐懼感而生的求生欲在他們的價值觀中就佔有了壓倒壹切的地位。
人有極強的適應環境的能力。在恐懼感中日久，恐懼感便漸漸從前景淡化為背景，以至於不再感覺到恐懼感的存在。同時，他們調整自己的行為習慣，不再挑戰上游者指定的自由尺度，最終下游者和上游者達成默契，權力關係就這樣達到穩定平衡。這個穩定平衡的條件是下游者的恐懼程度在自己可以忍受的限度之內，而下游者對自由的需要程度在上游者可以忍受的限度之內。如果下游者對自由的需要開始增加、或者對恐懼的容忍度開始減少，平衡就被打破。
如同有經驗的農夫純熟于駕馭他的牛，有經驗的上游者也純熟于駕馭下游者的恐懼感。下游者的安全感來自於對上游者的順從、來自於在權力結構內做壹顆不惹是生非的螺絲釘。即使是有了權力、控制了相當資源的人，其安全感也是有條件的，因為他們的權力和資源來自於他們對權力結構的依附，而權力結構隨時可以沈下臉來，給他們釜底抽薪。近年來大批大陸富人和高官家屬移民、移資海外都是由於不安全感。
劉邦和毛澤東並沒能長久享受美滿靜好的帝王歲月。平生大願得足之前，驅使他們奮鬥的是赤裸裸的權力欲。平生大願得足后，他們開始被失去權力的恐懼感駕馭。他們不斷設局構陷曾在鞍前馬後幫他們打下江山的壹個又壹個功臣。毛澤東整天疑神疑鬼，嚴重神經衰弱。
劉邦和毛澤東是在中國人看來實現了人生終極理想的人物。他們情緒緊張的後半生說明，壹方面，權力欲是永遠不能填滿的黑洞；另壹方面，恐懼感是比權力欲更基本的人類需要，所以，如同壹個人再光鮮亮麗的衣著也掩蓋不住他眉宇間的愁苦，他手中再大的權力也無法補償他的恐懼感。
權力的組織方式
「大海航行靠舵手
萬物生長靠太陽
雨露滋潤禾苗壯
幹革命靠的是毛澤東思想
魚兒離不開水呀
瓜兒離不開秧
革命群眾離不開共產黨
毛澤東思想是不落的太陽」
在文化大革命時期，這首歌曲曾響徹大江南北。壹群群成年人深情脈脈地唱起「魚兒離不開水呀，瓜兒離不開秧」的場面有些滑稽，如同被施了《哈利波特》中的奪魂咒。不難想象，毛澤東在當時的中國翻云為雲、覆手為雨，其權力是來自於大眾的狂熱支持。
羅素認為，「社會科學中最基本的概念是權力，就像物理學中最基本的概念是能量。」【5】權力在人類歷史上有這樣重要的地位，除了由於領袖們的永遠無法填滿的權力欲，另壹個或許更為基本的原因是成千上萬大眾的忠實跟隨。
大眾對領導者的跟隨出於幾種心理：權力欲、獨立判斷和行動力的缺乏、和恐懼感。
（1）權力欲。雖然權力壹詞聽起來有濃厚的強制意味，許多人對權力的服從是完全出於自願。依附於強大的權力、聚集在某壹面大旗之下、眼看著這架權力機器所向披靡時，追隨者們感到自己也擁有了權力。這也是壹種權力欲。
1951年，響徹全中國的歌曲是自豪感滿滿的「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志願軍戰士和後方的支持者們唱起這歌時，是在與毛澤東壹起享受著權力欲的滿足。
羅素對此的觀察是：「當人們心甘情願地跟隨壹個領袖時，領袖率領的這個組織的權力就是他們渴望得到的權力，領袖的勝利就是他們的勝利。」【5】如果沒有那麽多願意為納粹事業肝腦塗地的德國人，希特勒就興不起什麼風浪。
當代許多中國人都為中國政府有能力「集中力量辦大事」而自豪、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之夢而自豪。這也是跟隨者的權力欲。
（2）獨立判斷和行動力的缺乏。在崇拜權力的文化中，做不依附於群體的自由人是艱難的。他要有勇氣為自己獨闢蹊徑；他完全不知道這蹊徑會將他帶到哪裡，而要獨自承擔起他的決定的全部後果。他享受不到依附於組織權力所帶來的權力欲的滿足，卻要承擔前路不知所終的恐懼感。只有少數在價值觀中將自由置於恐懼感之上的人願意這樣做。
在多數人的價值觀中，自由遠不如求生欲來得重要，所以他們更願意去依附於組織權力，丟失自己，把自己變成領導者的自我的壹部分。
1936年，埃德加斯諾訪問延安。後來，他把他與毛澤東的長談記載在《紅星照耀中國》中：「首先，切莫以為毛澤東可以做中國的『救星』。這完全是胡說八道。決不會有壹個人可以做中國的『救星』。但是，不可否認，妳覺得他的身上有壹種天命的力量。這並不是什麼曇花壹現的東西，而是壹種實實在在的根本活力。妳覺得這個人身上不論有什麼異乎尋常的地方，都是產生於他對中國人民大眾，特別是農民——這些佔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貧窮飢餓、受剝削、不識字，但又寬厚大度、勇敢無畏、如今還敢於造反的人們——的迫切要求做了綜合表達，達到了不可思議的程度。」
斯諾話音未落，「他是人民大救星」的歌曲便響徹陜北的溝溝壑壑。救星替大眾的「迫切要求」做了「綜合表達」，所以大眾不必再費力思考，只要肝腦塗地跟著救星走就可以了。
另壹方面，群體的領導者也不希望跟隨者具有獨立意願。這是權力欲與愛心的不同：權力擁有者只希望下游者服從自己的意願，而有愛心的人尊重對方的獨立意願，並幫助對方實現這些意願。
領導者把跟隨者們當作隨時可以犧牲的籌碼，而跟隨者的自我已經完全融入了組織，所以「拋頭顱灑熱血」的犧牲也不再是極其痛苦的事。
（3）恐懼感。在壹個社會中，如果多數下游者認同上游者的權力，這就會在餘下的少數不認同者之中產生恐懼感，逼迫他們服從。不屬於群體的人是壹盤散沙，其中只有極少人有勇氣與強大的群體對峙。
這三種心理因素在每個跟隨者之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
壹方面，跟隨者需要領導者；另壹方面，領導者也需要跟隨者。首先，有人可供呼喝滿足了他們的權力欲。許多把持了社會資源的上游者在說起自己手下有多少人時都有毛澤東糞土秦始皇時的那種滿足感。其次，他們需要炮灰來鋪他們的宏圖大志之路。
組織的強大權力來自於領導者和追隨者的合作。在壹個強有力的組織中，跟隨者把自我融入了組織，整個組織只有壹個意願。這就是絕對權力結構的壹致性，千百萬人跟隨壹個人的意願起舞。壹個典型例子是毛澤東和跟隨他拋頭顱灑熱血的成千上萬中國共產黨員們：靠著領導者的權力欲、跟隨者的權力欲、跟隨者的缺乏獨立行動力、和組織施加於每個成員的恐懼感，這個組織有了空前的凝聚力和空前的權力。
絕對的權力
歷史學家阿克頓勛爵有壹句流傳極廣的名言：「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
那麽什麼樣的權力是絕對權力呢？試比較幾個例子：
（1）中國古代的皇帝對大臣的權力。這可以說是絕對權力的經典範例，因為前者對後者可以生殺予奪，而後者對前者無任何反抗之力。
（2）壹個專橫的校長對其手下的老師的權力。校長有權力訓斥手下的老師、給他穿小鞋、甚至解僱他，但對老師並沒有生殺予奪的權力。如果老師有不為五斗米折腰的骨氣，他有拂袖而去另謀高就的自由。但老師並沒有任何能力影響專橫的校長的行為。
（3）壹個盡責卻嚴厲的母親對溫順的孩子的權力。這個關係與前兩個例子的不同是：皇帝對大臣、校長對老師都可能有敵意，或許早已欲除之而後快，母子關係卻是世界上最為親近的人際關係。與前兩個例子的相似之處是，這裏的上游者（母親）同樣不認為下游者（孩子）有行使其獨立意願的權利，而下游者也同樣沒有能力影響上游者的行為。
（4）現代企業中壹個經理與其屬下的職員的關係。毫無疑問，經理有左右職員的意願的權力，但是，職員拿出的最新調研成果可能會改變經理的意願；職員做出的驕人業績也會使經理即使對他有成見也不得不收斂。在這個關係中，經理的權力受到了制約。拉平了雙方之間的權力關係的是職員的調研成果、業績和公司的文化。
前三個例子中的上游者雖然職位不同，但對下游者的控製程度是壹樣的。他們對各自的權力關係的態度也是壹樣的：都不認為下游者有行使其獨立意願的權利，或者說，都不認為下游者的意願有合理合法性。下游者都是只有兩種可能的選擇：要麼完全服從上游者的意願，要麼徹底否認這個權力關係，面臨被嚴懲的代價。最後壹個例子中經理的權力則受到來自下游者的壹定程度的制約，所以不是絕對權力。
從這幾個例子來看，可以把絕對權力定義為上游者不承認下游者的獨立意願、下游者沒有能力制約上游者的行為的權力。這種權力關係可以存在於政權結構中、各種機構中、及家庭中。
絕對權力關係與非絕對權力關係之間並沒有清晰的分界線。可以把權力的絕對程度用壹個直觀的幾何概念 – 垂直度 – 來表示。高度垂直的權力關係就是絕對權力關係。
垂直權力關係的典型例子是軍隊，其自上而下的指令結構極為清晰，每個成員都以服從其上游者為天職，也容不得其下游者的任何異議。在這個垂直權力結構中的任何壹個節點，比如壹個團長，只要他服從於其上游的師長的絕對權力，師長就准許他在他的團里行使絕對權力。
團長得到了他的地位給他的權力，但也付出了代價：他失去了不服從這個權力結構的自由。如果他看重權力欲勝過看重自由，他就願意承受這個損失。
在中國古代，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說法。這是皇帝的絕對權力。皇帝的權力來自於其先祖靠殺人立威樹立的肉體權力，他們手中掌握的對臣民的權力也是肉體權力。
皇帝們並未完全把握靈魂權力。他們要依仗忠孝綱常文化和其衣缽傳人來維持靈魂權力。即使是歷史上公認的曠代明君如李世民和康熙也不過是以精明和勤政聞名，並不是時代的精神領袖。
中國共產黨建政后雖然將國號改為共和國，也不再使用君臣的稱呼，對權力的絕對控制卻比古代大大加強。政權將三種權力形式同時使用：靠羞辱、公審和誅殺壹部分人以樹立肉體權力；靠奪走中上層階級的財產以樹立經濟權力；靠強大的宣傳媒體施行輿論教育以樹立靈魂權力，使多數人心甘情願服從，並讓他們將這種心甘情願傳給下壹代。
從近代開始，中國的暴動領袖們開始注重靈魂權力的使用。洪秀全和孫中山在這方面都成就卓著：洪秀全自稱是上帝的兒子，孫中山說革命「必須在唯壹領袖之下，絕對服從。」「我是推翻專制，建立共和，首倡而實行之者。如離開我而講共和、講民主，則是南轅而北其轍。」【11】他們都成功地感召了壹大批忠實的追隨者。
最後的集大成者則是毛澤東。毛不僅擁有了古代皇帝的肉體權力，還擁有了古代皇帝沒有的萬民精神領袖的地位。其名句「壹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就是對只擁有肉體權力的古代帝王的蔑視。毛對中國人的靈魂的操縱程度超過了有史以來的所有帝王，毛的權力也是比古代帝王的權力更絕對的權力。
毛澤東去世后，鄧小平時代的中國人有了多壹些的自由，但政權的絕對權力的本質並未改變。改革開放是絕對權力讓自己活下去的壹種手段，所以在改革開放開始威脅到自己的生存時把它收回也是份內的事。絕對權力是如來佛，改革開放是其手掌中的孫猴子。
垂直權力結構中不存在不受母結構控制的其它任何組織，所以其中的個人之間是隔絕的。每壹個可能的反抗者面對的都是他們個人與強大的組織之間的權力鬥爭。極少有人能在這樣的對峙中不心生恐懼。這決定了垂直權力結構的穩定性。
絕對權力存在於中國社會的各個角落。在許多的家庭中，父母親的權力不容孩子挑戰；在許多公司和學校中，領導的權力不容下屬挑戰；在學術界，學術權威獨霸壹方，壟斷所有的物質和理念資源。家裡的嚴父、公司領導和學術權威都是心中只有自己的意願，沒有下游者的意願。這些都是絕對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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