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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陈宪辉

中华苏维埃国

苏俄在华建立国家

九壹八事变后，共产国际向中共发出了在各地发动暴动，罢工，游行，示威，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指示，同时派周恩来到江西接任苏区中央局书记，操办建立苏维埃国。周恩来不是空手来赣，而是带着共产国际起草好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等全套建国文件。

1931年11月7日，中共在江西瑞金召开了工农兵苏维埃第壹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国，公布了莫斯科制定的上述文件和经斯大林批准的下列人事任命：任命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会主席，项英、张国焘被选为副主席，朱德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也称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 兼红军总司令，博古为中华苏维埃国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毛泽东、项英、张国焘、周恩来、朱德、瞿秋白、邓发、张鼎丞、王明、彭德怀（兼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贺龙、孔荷宠、林彪、王稼祥（兼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关向应、方志敏、任弼时、沈泽民、谭震林、曾山、夏曦、刘少奇、邓子恢、罗炳辉、陈毅、张云逸、徐特立、阮啸仙等63人为中央执行委员。

与几个月后成立的满洲国壹样，中华苏维埃国也是外强扶植的傀儡国。不同的是，后者以推翻国民政府为宗旨，直接威胁著中国的首都，对中国的危害更大。中华苏维埃国在各方面都体现苏俄属国的性质：其壹，建苏维埃国是共产国际的决定；其二，建国日是共产国际决定的苏联国庆日；其三，建苏维埃国的全套文件由俄人在莫斯科制定；其四，其宪法大纲申明中华苏维埃国隶属苏联；其五，苏维埃国与广州的国民党政府壹样，高层成员名单全由俄人决定；其六，苏维埃国的工农兵苏维埃第壹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执行委员会架构是苏俄引入产物；其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的货币上印的是列宁头像；其八，《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关于国徽、国旗及军旗的决定》中规定的镰刀锤子国徽、五星红旗国旗取自苏俄寓意；其九，苏维埃国的外交、军事、劳动、财政、土地、教育、内务、司法、工农检察等九个人民委员部和国家政治保卫局（GPU）​（九部壹局）从名称到架构都照搬自苏俄；其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第十四条宣布：“我们赞成中国境内的所有少数民族都能够从中国分离出去，都能够独立自成壹国”。谁都知道，莫斯科是绝对不允许苏联境内的众多民族有权分离出去的。少数民族独立条文是莫斯科专为将中国满、蒙、新疆并入苏俄版图的目标所制定的。这时的苏俄通过其控制的“中华苏维埃射秽主义共和国”、外蒙政府、东蒙（呼伦贝尔）政权、新疆盛世才的自治政权控制着中国半壁江山；其十壹，中华苏维埃国的宗旨是“武装保卫苏联”，《红色中华》刊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周年纪念宣言》说得清楚：“准备和组织著自己的力量，随时同帝国主义军队直接作战；并领导全国工农劳苦群众和红军武装保卫中国革命的朋友——苏联”。

苏俄通过中华苏维埃建国文件给中国带来了诸多祸害。其壹是“专政”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第二条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所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国家。苏维埃政权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壹切劳苦民众。在苏维埃政权下，所有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壹切劳苦民众都有权选派代表掌握政权的管理；军阀、官僚、地主、豪绅、资本家、富农、僧侣及壹切剥削人的人和反革命份子没有选派代表参加政权和政治上自由的权利”。其二是剥夺私有财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规定：“没收壹切封建主、军阀、豪绅、地主的动产与不动产，房屋、仓库、牲畜、农具等”。这些文件以人民概念代替公民，规定共产党享有政治特权，有权剥夺指定阶级的公民资格，经济权利，人身自由，甚至生命。苏俄苏俄引入的专政说和剥夺说在中华苏维埃国存续的几年中造成控制区内人民大批死亡，人口大幅减少，在后来的新中国带给中国人数以千万计的死难。

对于外敌入侵之时成立的苏维埃国中之国，蒋介石在国民党四全大会上指出：“国家社稷被断送的最大威胁来自共产主义，共产党人不仅是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大敌，而且是以虐杀为乐的妖魔……他们必定要在家庭中和同村的各户中挑起纠纷。他们特别怂恿青年人不顾道德败坏。总之，他们向中国的家庭生活和壹切伦理观念宣战。”[1]

苏维埃国的社会

​苏维埃国将苏俄统治模式复制到了中国。这种模式对百姓全面监视，取缔自由。苏俄建立政权后设立肃反机构——政治保卫局（格伯乌GBU）。最初，肃反机构主要是对付布尔什维克党的变节者，后来对付范围扩大到全体人民。建立中共的同6102;，共产国际开始为中共培养政治保卫系统的骨干，从赴法勤工俭学生中选中周恩来作为政治保卫和情报特工培养对象，送周赴英国、德国接受系统培训。在建立黄埔军校的同时，苏俄开始将其政治保卫系统引入中共。1926年，鲍罗廷通知陈独秀，苏共将帮助中共培训政治保卫干部，建立情报特工机关，中共选派了要员顾顺章、陈赓和陆留三人从上海登俄轮赴苏，被苏共安排到伯力、海参崴等地苏俄红军特种部队接受各项特工训练。训练内容包括侦破、审讯、刺杀、爆破、劫狱、射击、秘密通讯等等。几个月后，中共的第壹批政治保卫干部携苏俄特工部门颁发的毕业证书归国。1927年，共产国际在武汉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脑的中共中央特务科（特科），下设负责中共中央领导人和机关安全的保卫股、负责镇压脱离中共者的特务股（红队）、情报股和负责收编江湖武装的匪运股。从苏俄受训归来的顾顺章兼任了保卫股长和特务股长，陈赓担任了情报股长。1928年，苏共在莫斯科召开了中共六大，在《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中正式规定中共的各政权都要建立肃反保卫机关。六大会后，莫斯科安排全体中共代表接受了政治保卫培训。随着在中国建立苏区，苏俄将其政治保卫制度移植到中国，在各苏区建立保卫部和肃反委员会。中共中央转移到江西苏区后，成立了中央政治保卫处，由从莫斯科受训归来的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兼任处长。

现代政党都有加入、退出的自由。民初以来，中国政党如云，壹人身兼数党者大有人在。没有哪个政党残酷对付想退出者。帮会、黑手党和革命党都有报复变节者的作法，但设立专门机构对付想退出者却是苏俄的作法。苏俄将这种史无前例的作法引入到中国。中共特科传承了苏俄以极端手段对付变节者的传统。特科壹号首脑周恩来、二号首脑顾顺章曾率领红队残酷报复了不少前同志，壹起策划暗杀了变节者白鑫。顾顺章变节后，周恩来率康生等壹批原先与顾没有私人关系的红队人员来到上海顾宅，将顾的家属，上门的朋友及杂工等十几人（壹说30多人）斧劈，绳勒的极端方式“满门抄斩”，埋尸庭院，上浇水泥封盖，以残酷报复警告党员变节的下场。周领导的灭门报复行动受到斯大林的夸奖。[2] 相比会党，共产党报复变节者更加残酷。共产党明确要求只讲党性不讲人性，党的利益高于壹切，其信条是为党的利益没有不能做的事。

按照共产国际的要求，中共在中央苏区设立了政治保卫局，照搬苏俄名称为GPU，下设侦察部、执行部、红军工作部、白区工作部、政治保卫队，在其它苏区也设立了政治保卫分局，政治保卫处或肃反委员会。中央苏区政治保卫局主要干部都经过苏俄培训，莫斯科受训归来的邓发接替王稼祥任治保卫局局长，上海转移来的中共特科成员们成为政治保卫局的骨干，欧阳毅、张然和、李克农、钱壮飞、李壹氓、汪金祥、李玉堂、吴烈、海景州、马竹林、卓雄、谭震林等人先后担任了政治保卫局下属各部部长。政治保卫局属下保卫队官兵武器装备最先進，配有长短枪，佩戴绿色加红框的领章，这壹“绿领章部队”就是后来中共公安部和总参谋部情报系统的前身）。

苏区的政治保卫局在各地设有各级分局，在基层单位和乡村派有特务员。与在苏俄壹样，政治保卫局不仅监视和对付中共干部，红军将士，还监视、对付区内全体民众。与苏俄的“契卡”和政治保卫局壹样，中共苏区的政治保卫局也权力无边，常常壹句“保卫局请妳去问话”就将人带走。政治保卫局可随意拘捕、审讯、处决他们指称的反革命分子而不走法律程序，被传去者多数就此失踪。保卫局还负责执行肃反屠杀，按照革命党的规矩，以枪毙，暗杀对付变节者、逃兵，以使每个党员和红军战士清楚变节和脱离革命的严重后果。1932年1月，中共中央根据苏俄政治保卫局模式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组织纲要》，规定政治保卫局实行垂直领导，下级对上级的命令绝对服从，政治保卫局向政府、红军部队派出特派员，向高级官员派出保卫员，规定政府和红军指挥机关无权改变和停止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命令。这样的政治保卫机构使苏区陷入恐怖。

在苏维埃国，民众的日常活动受苏维埃政府监视。苏维埃政府在路口设卡（递步哨），实行“赤色戒严”，盘查与逮捕被认为的可疑份子，村民离开村子须有路条，甚至串村走娘家也须事先报告，否则会被扣押。[3] 民众被强迫编入数不清的苏维埃外围组织，如：贫农团、赤卫队、赤色工会（苏维埃国中并无工人阶级，长工，推车子的、擡轿子的、挑脚的、做短工的、手艺人等被要求加入赤色工会）、雇农工会、青工组织、女工组织、革命互济会、省县区乡各级反帝大同盟、儿童团、少先队、慰劳队、歌舞队、妇女队、情报队、破坏队、运输队、担架队、洗衣队、补衣队、摊铺队、清洁队、口号扇子队、选举委员会、扩大红军委员会、土地委员会、土地登记委员会、山林委员会、建设委员会、水利委员会、桥梁委员会、仓库保管委员会、没收委员会、查田委员会、教育委员会、卫生委员会、防空防毒委员会、纪念会筹备委员会、粮食委员会、户口委员会、工农检察委员会、赤色戒严委员会等等组织。上述组织像壹张大网，将苏区的全体民众网罗進去。苏维埃政府不允许有人独立于共产党的领导之外。所有的人都被网進上述组织中的壹个或多个。上述组织中设有监视、互相检举揭发的制度，包括常委会制度、代表值日制度、内部评审制度、开生活会制度等等。[4] 民众为保全身家，不得不参加组织，接受政府安排的任务，参加诸如唱国际歌、少先歌、十骂反革命、十骂国民党、十骂蒋介石、红军歌、烧菩萨、换农民家里的“天地君亲师位”为“革命始祖马克屎”等等活动。[5]

苏维埃政府通上述组织和制度向老百姓摊派人、财、物，诸如：向每村摊派慰劳红军的毛巾、黄麻草鞋与布草鞋；强迫老百姓买“革命战争公债”；发动“退还公债运动”，要求买了公债的农民将所购的公债券退还给政府，变购买为捐献；号召捐献首饰银器等以支持革命；开展“借粮”给政府运动（政府不会偿还）；开展节约粮食支援革命运动；组织劳动合作社与耕田队，自带饭无偿为红军家属耕田；发动儿童团员“交月费壹铜板慰劳红军”；“扩红”：强制性派给各村扩红（参加红军）人数指标，其中长冈、上才溪、下才溪等乡，全部青壮年男子七至九成出外当了红军或给共产党做工。[6] 毛泽东在调查报告中承认，由于财政危机，苏区的学校、医院等福利设施日渐荒废。学童被组织成儿童团负责岗放哨，就连列宁小学的儿童也有“捉来罚扫地的，有罚禁闭的，有罚饿饭的”。[7] 毛泽东将苏区这种高度军事化、组织化的社会模式确立为自己的理想社会模式，后来在延安时期和夺取全国政权后均以苏维埃国的社会模式为样板，要求将全体人民纳入壹张大网，听从他壹个人的指挥，在二十多年后按苏区的集权社会模式建立了全民军事化的人民公社制度。

残酷搜刮下没有反抗是不可想象的。在苏维埃政府成立壹年间，中央苏区爆发了数十起武装抗争。更多的老百姓选择逃出苏区。为防止民众逃亡，苏维埃规定各家不能招待客人住宿，如发现谁家接待了客人，不论什么人，都要和客人同罪。逃跑者被抓回可重至处死。曾有个管钱的管理员花钱买了张路条试图逃跑，抓回后被处死。甚至坐班房的人逃走了，看守班房的人要杀头。尽管如此，逃跑仍大量发生。住在红区边缘的人逃跑的机会要多壹些，有的基层干部也加入逃亡，有的地方壹晚上逃走几百人。于是，苏维埃将怀疑可能逃跑的干部调到跑不出去的红区中心地带。逃亡无路时，自杀事件大量发生。自杀者中包括大批共产党干部。苏维埃报刊谴责“自杀是革命队伍中最可耻的分子”[8] ，间接反映出苏区自杀情况之严重。

参加围剿苏区的蒋鼎文晚年披露苏区情况说：“谈到共产党在江西所采取的政策，壹言蔽之就是赤色恐怖。他们在地方上利用地痞流氓当干部，用革命翻身斗争清算为诱饵，鼓动对富有的亲友斗争，杀死亲友留下血债，使人们因怕报复便只有永远跟共产党走，永远脱离不了共产党的羁绊。在国军進剿时，这些地痞穿着便服，拿出手枪威胁老百姓，不准向国军吐露壹点匪情，甚至谁与国军接近谁便遭殃。我们進入赤区，老百姓不敢和我们多讲话，并不是老百姓不欢迎我们，而是老百姓害怕这些流氓匪干的残忍杀害。国军是流动的，不能永远驻下来保护老百姓，老百姓不能冒身家性命的危险来和国军合作。匪军可以杀人放火带走壮丁，留下残弱妇孺，国军不能这样做，国军進入赤区探不到壹点匪军消息，匪军可以留下匪干，留下儿童做国军的情报，反而对外宣传说老百姓厌恨国军，说老百姓愿意与共产党合作。甚至他们杀死不稳份子也诬赖是被国军屠杀的。我在江西行军时，时常发现被共匪屠杀的僵尸无人收殓，惨不忍睹。”[9]

苏维埃国的土地革命

​建立黄埔军校的同学会，苏俄将暴力血腥的农民运动引入中国，在广州开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彭湃和毛泽东是苏俄选定的两任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经苏俄培训，二人成了中共土地革命的两个代表人物。1928年，毛泽东奉共产国际之命推行暴力土地革命，以红色政权的名义颁布了《湘赣边区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该土地法中“没收壹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条文是他在农民运动讲习所学来的，也是共产国际《中国问题决议案》中的主要内容。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等人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意见为中共的苏维埃第壹次代表大会起草了《土地法草案》。这壹草案与《井冈山土地法》大同小异。

苏维埃国的土地革命照搬苏俄的暴力剥夺，不给地主、富农活路的政策，要求“豪绅地主分不到壹寸田，富农分不到壹丘好田”。按当时中央苏区约三百万人口有百分之五地主、富农计，至少有六万人在土地革命中被完全剥夺财产与生路。苏维埃国没有可持续财政来源，存续主要靠无偿剥夺。剥夺完地主、富农后，土地革命不能结束，需要继续以相对富裕者为剥夺对象，继续剥夺中农，最后剥夺到贫农头上。经过几年的土地革命，不仅地主、富农被消灭，连中农也被消灭，人民全体赤贫，苏区的经济基础被摧毁，经济壹片衰败，人口迅速减少。不少怀有为人民谋利益理想的红军将领对此感到幻灭，脱离了革命。例如，红军创始人之壹龚楚因看到苏维埃政权对苏区人民残酷压榨违背了他投身革命的初衷而投降了国民党。1934年，红军撤离了中央苏区，国民政府江西省主席熊式辉提出重建江西，废除中共土地革命中的土地分配，制定了以“物归原主”为原则的土地处理条例。他在调查黎川和广昌两个县的重建情况时发现，多数农民没有耕种在中共土地革命中分得的土地，任其抛荒，少数农民耕种了分得的土地，但收获后悄悄地把相当于地租的钱或粮送给原地主以维持地主和雇农的关系。熊式辉问农民为何这样，得到的回答是：“天地良心，怎么可以把别人的地抢过来，这是地痞流氓才干的事情。”[10]

《井冈山土地法》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是典型的强盗法，体现共产革命的真谛——暴力抢劫他人的财产，也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否定私有产权，政府任意剥夺，为所欲为，不受监督与制约。两土地法又可称为奴隶法，因为它们规定苏维埃政府有权剥夺壹切私有土地，实际宣布农民只能为苏维埃政府劳动，全体成为政府的奴隶。以这两土地法为代表的苏区土地革命带来的不是人民解放，而是奴隶制度。中共建国后推行的暴力土改，对工商业改造，人民公社化，大跃進等运动的源头要追溯到马克屎的暴力剥夺理论和苏俄暴力剥夺实践，要追溯到苏俄在华开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讲习内容，要追溯到苏俄在华开展的苏区土地革命，以及根据苏俄纲领制定的《井冈山土地法》。苏区土地革命和《井冈山土地法》将几片苏区变成赤贫世界。二十年后，毛泽东将苏区土地革命的套路推向全国，通过土改和合作化将土地全部收归政府时，将苏俄引入的灾难扩大到极致，将全国农村变成了赤贫世界。

苏维埃国的财政

​苏区的兵民比例远超历朝历代，庞大的中共机关和十几万大军远非贫困苏区的经济所能供养。几年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曾在延安问毛泽东：“井冈山6102;期，苏区的面积只有那麽大，人口只有两百多万，每年的税赋有限，妳们是怎样解决几十万红军粮饷的？”毛泽东“环顾左右而言他”，回避了斯诺的提问。中共前总书记向忠发的供词是这壹问题的重要参考。他披露中共的财政说：“共党经济来源：（甲）国际供给者：国际帮助中国共党每月壹万五千元美金，中国五六万元，实际上国际的款是俄国共党供给的……；（乙）赤区接济者：在赤区中所没收或抢掠的财物，统统都换成现金，再由在芜湖开发金铺子的同志张人亚兑换成现洋及钞票，交来上海给中央。……此外尚有大批现金由赤区运来；（丙）绑票或抢掠：共党的经济，有时因国际的关系壹时中断，款子不能来，亦有的因赤区的接济没有到，因此就时常采用绑票和抢掠的方法。”[11]

苏区的实情正如向忠发所披露，红色割据赖以生存的财源，次要是靠苏俄资助，主要财政来源是靠抢劫，即“打土豪”，勒索富户的钱财来解决军粮军饷。红军“打土豪”与土匪的传统办法相似。毛泽东喜爱《水浒传》壹类游民小说，熟悉江湖上打家劫舍的办法，上井冈山后主持制定了“打土豪要归公”（后来改为“壹切缴获要归公”）和“不拿群众壹针壹线”的纪律。其意思是红军只抢大户，不许见老百姓就抢。这两条纪律显示出革命党的无耻，居然在“打土豪”时标榜“不拿群众壹针壹线”。苏区都是各省边区，也是贫困地区，有钱人本来就少，军队大规模地“打土豪”很快将大户打光。于是，苏维埃将“大户”的标准迅速降低为普通农户，打土豪也就成了见财就抢。壹段时间后，苏区及周边乡村看得见的财富被抢劫殆尽。因治安和灾荒等原因，老百姓通常都会埋藏些积蓄。看得见的财富被“打”光后，红军转以百姓埋藏的财富为目标，称“挖浮财”。红军编制了“挖浮财”的指导文件，培训如何利用绑票逼出百姓埋藏的财宝。如红四军政治部编了壹份《筹款须知》，专门向红军战士传授如何向地主、商人和富农绑架勒索财物的勒索。这份勒索教材的要点包括：

第壹步 精密调查：“要找到贫苦勇敢的工农份子或流氓份子，找些土豪财物或鸦片烟，酒肉等，秘密给那些贫苦工农、小孩或流氓份子，其至许赏他们金钱以引诱他“说实话”；

第二步 在周密调查后迅速捉人（绑架）：人是活宝，只有捉到人，筹款就容易。捉人的方法要注意运用便衣队，而部队中要注意找本地人参加组织。队员出发时要化装成各色土民（每次化装要不同），暗藏手枪，特别注意趁黑夜、半夜、雨夜、雪夜，以及拂晓、黄昏这两个时候；

第三步 贴条子：地主、商人本人虽逃走了，但他走不远，有走狗随时为他们打听消息。这时必须用贴条子的办法，指出捉人的理由、要款的数目，限期接头缴款。条子要贴得多，不管地主、大商人、富农，凡在政策允许下可以筹得的，都要贴，以免漏网。但出款的人壹来心疼，二来难办到，故在写条子时要充分估计到出款人此地现有财产所值，特别是动产，按照他的能力开数目，留有交涉余地。如果数目太大，把出款人吓翻，或他此地所有动产还不过如此数目，他则索性不理，只要有壹个不缴，就会形成困难，即使再减也失去了威信；

第四步 软硬兼施加紧催款：条子既贴，绝对不要听任土豪延抗不交，或只派代表交涉，企图延期不缴，必须有计划有步骤的派人分头加紧催款。催的手段贵乎厉辣，在必要时，没收壹家的财物，烧壹家的房子，或杀壹个土豪；

第五步 “做好做歹，雷厉风行”；

第六步：优待土豪代表；

第七步 挖地窖：封建地主是守财奴，有了钱，放债怕对方没有能力还，营商怕亏本，故无论城乡土豪都喜欢埋窖，只要有好的技术热心挖窖，对于筹款当有绝大帮助。窖常埋伏在人不注意处的厕所、粪缸下、猪池下、隔楼板、瓦罐里、烟囱中，总之凡可以埋藏处都会埋藏，而这些地方都须详详细细地寻找，要检审首先要有精密的调查，特别要找土豪守家的说话，找普通人暗中观察他的行动；在那里睡觉，在那里吃饭，常到那里去，他的眼睛注意到那里，特别当妳或别人進去东找西看的时候，他的注意力在那里。如果妳有了相当把握时，便壹面继续宣传侦察，壹面便可以正式挖地找窖。这时可以酌情拘押守家者，恐吓，或不拘捕，暗中监视之，看他着急不着急，看他会守在那里不动。但主要靠自己用各种方法，如泼水于埋款地上，看水透快慢，快的土松的就有货，挖土看色气，看松紧，新色土松的有，用心量房内外的宽窄，墙壁的厚薄，是否有夹墙，量了楼下要量楼上，有的在楼板以下起隔墙，看了屋檐要开天花板，拆出看是壹层还是两层，总之不妨翻天覆地大找壹场。万壹没找到也不要放弃，还必须按屋大小，派便衣侦探潜伏周围，看白日里有什么人進去，都在那里看了某处有好久时间？神色如何？看了出来之后又怎样了，这时绝勿露形，只报告负责人，到晚上再派侦探，看他准备何时动手挖窖。因为他已挖动了，必定要趁夜里取的，妳便在他挖掘时暗中派人监视，只把人围好（防他的外面侦探知道）捉人，再强迫他完全挖出就是了。而且这种取挖人必是土豪亲信走狗甚至是儿子或本人，绝对勿轻易放掉，必要时趁夜迅速找到那些藏起来的肥土豪；

第八步 拍卖；

第九步最后壹著：有时各家所罚捐款都缴齐了，而我们还嫌不够，土豪商人还出得起，而时间还来得及，便要来个最后壹著，加捐，或加以“重利剥削，高擡时价”的罪名，或以曾控告过革命份子、摧残过工农运动等之政治上所不容的罪名强迫，在必要时，虽以前已罚或捐过款，也可以再杀壹个。要杀的必须更加重罚款，但这不是简单的为著筹款来个最后壹著，还有政治上的重大意义。

红四军军委书记陈毅在给上海中央的报告中写道：“红军每月至少要需要五万元左右，这笔款项大部分出在土豪身上，小部分出在城市商人……筹款的秘诀有以下几种：1、城市筹款。红军……召集商人代表……提出最低额款项，限三日交齐。此款项由商人代表自行摊派，但须依照累進的办法……每每红军写信到邻县去要款，不必派兵都可以送来。2、对豪绅的勒款。若捉住了豪绅家里的人固然可以定价赎取，这个办法比较难，因为红军声势浩大，土劣每每闻风而逃。此时只有贴条子壹个办法，就是估量豪绅的房屋的价额，贴壹张罚款的条子，如可值壹万元则贴壹百元，余类推，限两日内交款，不交则立予焚毁，每到期不交，则焚壹栋屋以示威。这个方法很有效力，红军的经济大批靠这个方法来解决。3、挖窖。豪绅许多现款藏在地下，红军壹到他房内便要搜查枪弹或现款，墙壁内、室内之低洼处，或有新痕的地方，都要去试探壹下。有时用壹盆水倾在房内，某处的水先浸没，则可查知该处土质松疏，从那里挖下去，每每得到现款或金银首饰。红军前后挖得之金子不下三四百两，挖得之现款常常可得着数百元、数千元或至万元不等。4、奖励来报告土豪窝藏处或其地窖的所在的，亦常常是有效的法子。按所得的金额的百分比例奖励他们。他们很踊跃来帮助红军。” [12]

中共湘赣省委的文件记载红军抢劫办法说：“军费很困难……我们对这壹问题是决定以下的办法：1、责令苏区土豪写家信，利用游击队或土豪代表送信到他白区的家里，限期送款来。对于某些反抗缴款的土豪立即杀壹二个威吓其他土豪，并可将他的头与罪状送到白区去…… 3、组织短枪队及精干的游击队深入白区打土豪杀反动首领，发动群众斗争和收土豪的款子（罚土豪的款子应按照他的经济状况，数目不要提得过高，务必使他很快地送现款来）……4、查田中查出的豪绅地主，除没收其财物外，须严加审讯，追出他埋藏的，并向富农罚款，尤其是最近查出的窃取土地革命利益的富农，除没收好田外应罚他壹笔钱。”[13] 中央苏区勒索筹款的案例之壹是红军活捉了国军师长张辉瓒后向国军漫天要价，勒索赎金。赎金谈成，红军派代表去拿钱，但手下人擅自杀了张，并割下张的头颅装盒放木排顺赣江漂下，使“筹款”泡汤。鄂西苏区红军常见作法是“绑活票”，即到县城里将有名的富户每家绑壹人，不“撕票”，留下活口，目的是要他家人壹坛壹坛不断地送银元去供养红军，直到无油水可榨，才把奄奄壹息的人质放回。当中难免有人质因惊吓或折磨致死，家人壹次次送钱后结果还是撕票。[14]

苏区的有钱人本来不多，红军军费的需求无限。十几万大军靠抢劫生存不可持续。当红军将农民藏匿的积蓄勒索殆尽，“打土豪”打到农民的生产资料，当期收成和种子农具时，苏区的油水已被榨干，“打土豪”的收入急剧下降。于是，红军到苏区周边的“白区”（国民党占领地区）去“打土豪”，占领壹个地方，杀地主富豪，掠夺财物以充军饷。很快，新“红区”的土豪也被打光，红军只得将抢劫范围不断扩大。

红军到周边地区抢劫的另壹方式是“打谷草”，又称“打草谷”。“打谷草”原是北方游牧民族入汉境抢劫的术语。中共打草谷的作法是动员红区的农民跟随红军到“敌占区”去抢割成熟的庄稼挑回苏区来，红军拿大头，百姓拿小头。张国焘在回忆录中记录说：“打草谷成了苏区革命群众最盼望的盛大节日”。他的这壹说法显然源于列宁“革命是人民群众的盛大节日”之言。红军的“打草谷”不光使华南经济衰败，还造成华南百姓道德沦丧。逐渐地，打过谷草的苏区农民不再愿意辛苦劳作，只盼著跟随红军外出抢劫粮食。红军和参加打谷草的苏区农民都知道，打草谷是无所谓阶级的，只是从别的佃农口中夺食。大家很清楚被抢了壹年收成的佃农将会多么悲惨，但在红色熏陶中慢慢习惯了抢劫为生，是为暴力革命戕害善良的壹个证明。红军到苏区周边“打土豪”、“打谷草”的结果是使苏区周围形成壹条数十里宽的无人区。红军只有不断扩大苏区，或长途奔袭更远的城镇抢掠才能维持生存。随着红军抢劫范围扩大，周边的商人、百姓闻风而逃，整个华南陷入灾难，无怪当时报刊和各界人士均称红军为赤匪。

被抢劫之外，苏区农民还遭受着苏维埃政府苛捐杂税、不断征粮、摊派的压榨盘剥。苏维埃政府征收名目繁多的土地税、集资款、经济公债和各种捐献，摊派款，其中土地累進税免税额低至全家总剩余粮食100斤，[15] 实际是向农民的口粮部分征税。以赤贫者为对象的苏区税收无论如何也搜刮不到多少钱。毛泽东承认：“都是山地，农民太苦，不好收税”。[16] 收不到多少捐税，苏维埃只好对赤贫农民采取另外搜刮办法——强派徭役。苏区成年男子大都被征入红军，或征去做劳工，乡村里青壮男子所剩无几，传统上不下田的小脚妇女成了田间耕种的主力。苏维埃向妇女们摊派众多无偿劳务，诸如照顾伤员、洗衣补衣、制作军鞋等等。

在工商业方面，由于红军抢劫形成的苏区周边无人区，苏区与外界的贸易断绝，区内物资奇缺，信赖流通的工商业难以生存。苏维埃没收小工厂主的政策使苏区内本来就少得可怜又难以生存的工商业绝迹。毛泽东在调查后写道：“红色区域的许多手工业生产是衰落了，烟纸等项是其最著者”，[17] “工人，木匠失业百分之三十，裁缝大部失业，泥匠失业百分之三十……私人商店除壹家江西人开的药店，全区绝迹”。[18] 工商业绝迹使苏维埃政府税收枯竭，更加依赖抢劫生存。苏区龙巖的工商业衰败是苏维埃国摧残工商业的壹个写照。毛泽东有诗云：“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巖上杭。 收拾金瓯壹片，分田分地真忙。”实际情况可不是“金瓯壹片”。龙巖成为苏区后，原有充满活力的私营造船、农具、织袜、铸锅、雨伞、油布、烟丝、染布、陶器、制糖、榨油、锡纸、硝盐、樟脑、竹器、木器、砖瓦、缝衣、竹篓、造纸等工厂作坊被苏维埃没收充公改成了红军的布厂、红军斗笠厂、汀州弹棉厂、四都兵工厂、濯田炼铁厂、熔银厂、造船厂、熬盐厂、砖瓦厂和造纸厂，或改为公营的生产合作社，在几年赤化中大批倒闭。

苏区的财政另壹来源是金融剥夺。为开辟财源，苏维埃国大力印钞发债。1930年10月，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士奇在给中央的信中说：由于经济封锁，已无土豪可打，同时耗费甚巨，均感困难，惟东古银行票币甚行畅销，几乎每天能印几万，都能销出。于是，中共总前委发出“立即动手出票子”的号召，命下属各苏区大量印刷苏维埃纸币。苏维埃国成立后，苏维埃政府继续大印钞票， 先后发行三次公债，其中两次为1932年发行的战争公债，吸收了大量民间银元。不久，中共离开苏区西逃，苏区民众手中的苏维埃钞票和公债都成了废纸。1933年，苏维埃政府发行经济公债300万元。由于地主、富农财产已被抢光，大批农民被胁迫参加红军，农民根本没有钱买经济公债。毛泽东在调查中披露，60%的儿童都买了公债，五角，壹元、二元、三元不等。[19] 摊派摊到儿童头上说明，苏区民众的钱财已被榨干。

随着红军扩充，打土豪收入减少和农村经济衰败，苏区的粮食产量越来越少，而苛捐杂税、征粮摊派越来越多，农民生活状况急剧恶化，纷纷逃亡到国统区讨饭，原本粮食富足的华南苏区陷入饥荒，苏区农民们很快全体赤贫。至此，华南苏区复制了苏联革命导致饥荒的过程。共产革命必然带来饥荒，这被多数共产国家所印证。苏维埃国财政的主要来源，打土豪、剥夺土地，苛捐杂税，摊派公债，摊派徭役，金融剥夺等等说到底都是壹回事——抢劫。打土豪是抢劫，剥夺土地也是抢劫，苛捐杂税，摊派公债，摊派徭役等等无壹不是抢劫。抢劫是土地革命、农民运动、共产革命、苏区的核心内容和根本性质。

查田运动

​根据共产国际的决议，中共在各苏区内开展暴力剥夺地主、富农的土地革命。这种暴力、无偿地剥夺私人财产的土地革命摧毁经济基础，摧毁税收的源头，虽能贴补苏区财政于壹时，但不可持续。随着打土豪的收入迅速下降，税源枯竭，各苏区很快都陷入了财政危机，迫使中共必须挖掘新的财源以解决苏区财政问题。应对财政危机，苏维埃政府的办法是继续在区开展土地革命，以剥夺私人财产补贴财政。在中央苏区，毛泽东想出了進壹步搜刮百姓财产的办法，起草了《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和《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等文件，在其中声称“要通过查田运动粉碎国民党的围剿，抓出藏在苏区的内部敌人”。毛泽东查田主意的要点如下：

壹、降低标准再划出地主、富农：在地主已被剥夺干净后，先向富农开刀，剥夺富农财产，再向中农开刀，将几年前土地革命中的百亩地主标准降到十亩或更少，以“查阶级”借口将无数已经很穷的中农“查”成 “隐瞒田产的地主、富农”，然后没收他们的财产，迫交“罚款”或“捐款”， 罚作苦役。[24] 在毛泽东试点的胜利县（今于都），几年前土地革命中已经剥夺了地主810家，富农766家。查田运动中，苏维埃降低标准又“查”出地主、富农536家。土地革命中分得土地的农民又被收回了土地，甚至被“查”成了富农剥夺私产。[25]

二、株连：例如在长冈乡，“八月查田查出地主之妻女与工农结婚的六人，从这六人收回土地三十六担六斗”，[26] 显示查田运动中的株连比历史上的连坐更加厉害。

三、分财产：苏维埃召集农民大会，以现场举手通过的方式，被查人的财产，将其中壹小部分分给红军家属，将大部分没收充作红军军费，鼓动农民当场瓜分被查人的其余财产，将其鸡鸭猪等煮了在大会上分食。

四、人身消灭。如同几年前的湖南农民运动壹样，“查田运动”也是暴力掠财运动。运动中，经贫农团大会多数人举手通过，被查人或以暗藏敌对分子罪名处死。

1933年2月，中共苏区中央局批准了毛泽东起草的文件，下达了《关于查田运动的决议》，要求将毛泽东在瑞金县云集区叶坪乡试点的查田运动推广各苏区。中共在打土豪分田地时保证说，农民对分得的土地有买卖、租佃之权，不会再行分配。但随着查田运动展开，苏维埃政府将“有钱人”、地主的标准不断降低，再查出壹批地主，壹些原本分得土地的农民成了地主，田地再被剥夺。这种反复实施分田地作法被内部人称为翻饼。有的地方壹年翻饼两、三次，种田收成达到温饱线者都不可避免地被划成地主。农民认识到分得的田并不是自己的，随时将被剥夺，丧失种粮积极性，粮食产量大幅降低。翻饼的结果是苏区农业衰败，饥荒蔓延。针对中央苏区的翻饼式查田，王明提出批评说：“有壹种现象阻碍苏区农业生产的振兴，这就是再三不断地重新分配土地”。[27] 王明作为共产国际的传令兵当然不可能指出查田运动真正性质。查田运动实际是壹场打干净“土豪”后再以贫苦农民为目标的新壹轮“打土豪”运动。由于真正有钱人早已在“打土豪”中被打光，苏维埃从贫苦农民中查出再多的“地主”也榨不出多少钱财，中共中央通过推广查田运动解决财政危机的目标未能实现。

扩红运动

为应付国民党围剿，中共苏区不断征兵扩充红军。苏维埃《宪法大纲》规定的自愿征兵制并不可当真。在苏区，没有人自愿当兵，扩红须依靠强制摊派兵额。苏维埃政权通过共青团，赤卫军，少先队，贫农团，工会，女工农妇代表会等众多团体控制到每壹个人，苏区民众在苏维埃的扩红运动中无处逃遁。

1932年12月，中央苏区发动了新壹轮的突击扩红运动，要求在年底前扩红25000人，派出突击队到各省各县去抓壮丁，抓到后集中押送到红军各部。中共中央扩红运动文件中有“保障路上不逃亡”， “小孩老弱不合格的到其他机关工作，如伙夫、事务员、交通员等等”条文，不仅说明扩红强抓强迫，还说明不仅是壮丁，连少年、老弱也抓。毛泽东要求将“查田”、“抓反革命”和“扩红”三运动结合起来，给各村定出指标限期完成。老红军刘英披露当时苏区抓壮丁的情况说：“第二次扩红，毛泽东直接领导我。他给我的批语是谁反对扩红就杀谁。后来又来电话，要三天找出反革命。于是县保卫局就抓来壹批人，硬说人家是改组派。在这种高压下扩红，创造红军壹百万，谁敢不当红军呀？……当时苏区的规矩是，谁家有红军，谁家的土地就由村民代耕，到最后抽壮丁抽到兴国全县无壹壮丁可抽，田只能让童与姑们去代耕。”[28] 强迫抓来的兵壹有机会当然逃跑。江西苏区政府的通令透露：“江西全省动员到前方配合红军作战的赤卫军模范营、模范少队在几天内开小差已达全数的四分之三，剩下的不过四分之壹，所逃跑的不仅是队员，主要的领导干部也同样逃跑，如胜利县、博生县（今宁都）送去壹团十二个连逃跑了十壹个团、营、连长，永丰的营长政委也跑了，兴国的连长跑了几个，特别是那些司务长拐带公家的伙食大批的逃跑。”[29]

“扩红”运动中，不仅抓到的壮丁逃跑，苏区百姓也大量逃亡。1934年“（于都）大部分模范赤少队逃跑上山，罗凹区十分之八队员逃跑上山，罗江区有300余人逃跑，梓山、新陂、段屋区亦发生大部分逃跑，有的集中壹百人或二百人在山上，有的躲在亲朋家中”、“新陂区密坑乡精壮男子完全跑光了。”[30] 老红军李壹氓回忆道：“四十岁以上的男人很多都陆续地跑出苏区，到国民党区投靠亲友。有时搞到壹点什么东西，也偷着回来壹两次接济家里。他们在家里实在是难以活下去。……这种逃跑现象各县都有，特别是那些偏僻的山区里面，跑起来人不知鬼不觉。”[31] 没能逃亡的民众纷纷以装病、自残逃避兵役，甚至自杀抗争。[32] 有的农民被逼得自残甚至投河自尽，有的青年女子怕当军属主动嫁老头子。曾经在兴国负责扩红的刘守仁回忆道：“扩红到最后是强制报名参军；人们躲起来或干脆跑到外地去，甚至跳河自杀，有的人被扩進了红军，半途上又跑掉了，即使捉住枪毙，也仍有人开小差。”[33] 经过不断扩红，苏区农村的青壮男子差不多都当了兵，务农的重担落在老、幼、妇女身上，[34] “上杭县才溪乡，共有二千余人口，在壹次壹次的扩军突击后，乡里只剩下壮丁七人。”[35] 中共建国后宣传国民党“抓壮丁”黑暗，而上述事实告诉人们，真正黑暗的是苏区的扩红运动。

共产党到来之前，各边区都有土匪山寨。但土匪的扩张适可而止，边区社会青壮男人务农者多，土匪少，经济生活可以持续。然而在苏维埃政权之下，青壮界人全都吃粮当兵，苏维埃社会几乎无人从事生产，只能靠到周边白区去抢劫维持。在土地革命、打土豪、查田、抓反革命与扩红等运动的多重摧残下，苏区经济崩溃，区内土豪被打光，稍有财产者被“查”光，跑光，民众全体赤贫，即使没有国民党军围剿，苏维埃与红军也只能像游牧民族逐水草迁移壹样，必须向有“土豪”可打的新区迁移了。

解放区土改

千百年来，中国乡村保留着血缘社会的自治形态，不存在严重的阶级对立，农民有土地，有迁徙、经商的自由，没有革命的要求。清末以来中国农民越来越苦。乡村自治领袖彭禹廷说：“十多年来受军队祸害，我们全县六万多家，没有壹家不苦，不过有大苦小苦之分罢了。”他所言的河南镇平县情况代表了当时中国农村的状况。1920年代，苏俄将暴力土地革命引入了中国，其土地革命理论颠覆传统的伦常、道德体系，把农民贫苦、不幸归咎于地主的剥削，教唆农民欠债不还、剥夺富有者的财产甚至生命。其实，清末以来中国农民越来越苦的原因不是因为地主剥削，而主要因为革命，先是日本输入种族革命，造成军队数量翻番和长期战乱，然后是苏俄输入共产革命，造成军队数量再翻番，带给中国更大规模的战祸。革命战乱之外，中国农民之苦来自自然灾害和人多地少的现实。南京国民政府1934～1935年的全国土地调查结果显示，农村小地主多，大地主少，全国80%以上的土地由小地主（即自耕农户）拥有；千亩以上的大地主拥有的土地不到总耕地的2%，河北、河南、山东三省自耕农的比例超过七成，农村雇工经营者多，出租和放债者少；短期租佃者多，长期固定租佃者少；租额因经营变动者多，固定不变者少，多数地主给雇工的报酬合理，合乎当时的经济情况，农民和地主和谐相处；农村土地不是高度集中在地主手中，在贫困地区，农村地主很少或根本没有地主；全国农村人年均收入85元，地主人年均收入是这个平均值的3.6倍，是雇农的4.2倍，[1] 地主与农民收入差别不大。

祸害农民的军队中，以红军为最甚。中共主要依靠“打土豪”养兵，给农民带来最惨的劫掠，几年就将苏区及周边搞到民穷财尽。红军之所以长征，政府军围剿之外的重要原因是苏区已经被榨干了油水，红军必须去另辟根据地。西安事变后，中共宣布服从国民政府，承诺停止暴力土地革命，跟随国民政府实行减租减息和累進税制。抗战期间，停止“打土豪”的中共收入减少，苏联提供的资助和国民政府提供的军饷又有限，必须另辟财源。毛泽东为中共制定了避战保存实力，专注扩张地盘和军队的抗战时期总方针。其中，扩张地盘是为了扩大收租、收税区域以供养不断增加的军队。然而，地盘翻番的扩张速度赶不上军队数十倍扩张的速度，苏联又暂停资助，毛泽东采取了两项办法应对财政危机：壹是制售鸦片，二重拾暴力土地革命的套路，剥夺地主敛财。在剥夺地主方面，中共各根据地抛弃停止暴力土地革命的承诺，开始新壹轮的剥夺地主。例如，1942年在山东莒南等地农村以“双减”、“查减”等名义，召开数千人乃至万人的斗争地主大会，剥夺了数千地主。[2] 这时的斗争地主只是掩盖暴力夺财的说法。因为，长期“减租减息”已使地主变成了贫苦农民，超过平均水平的财产基本被剥夺干净，在中共华北控制区内基本没有了富豪的地主。当时“关中无地主”、“华北无地主”的说法正是农村人多地少，土地平均化，农民全体都穷情况的真实写照。

在抗战胜利前的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在报告中称中共将继续实行减租减息政策。据此，陜甘宁边区政府计划试办土地公债，称以公债筹款征购地主多余的土地分给无地农民。这壹办法既不合经济常理，也不合革命党的规矩。革命党不事生产，生存只能靠搜刮民众，所谓公债筹款到头来只能另类无偿搜刮。1946年５月４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刘少奇主持制定的《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五四指示》），其中要求地主退租、退息，将多年所收地租退给农民，退不出就以地抵租，将地契交给雇农，称以此办法实现“耕者有其田”。刘少奇主持制定的指示还没实施，东北开战，中共急需开辟财源应付暴增的军费及偿还苏联的军火债。出院重新主持中央的毛泽东推翻了刘少奇刚刚宣布的“继续实行减租减息”政策，指责赎买，和平土改政策为右倾机会主义，指责《五四指示》中“壹般不动富农土地、决不侵犯中农利益”的规定不适应战争的需要，要求重拾“打土豪”的办法，实行“急风暴雨”的暴力土改。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暴力土改在东北解放区率先展开。曾是东北民主联军战士的管惟炎教授回忆东北暴力土改之血腥写道：中共军队進入村庄，只要看到房子比较好就认定是地主富农，要求主人缴出浮财，屠杀不从者。以东北的宽甸为例：当地有两万人，计有两千人被杀，如此暴力屠杀的所谓土改在东北全面实施。[3]

在华北，地主富农家埋藏的金银成为运动掠夺的主要目标。“所有大户的祖坟都被掘开，多数地主逃亡或被杀，地主家属被抓来拷打审问。”[4] 为逼地主富农交出财宝，土改主持者召开斗争大会、游街示众，侮辱殴打，用刑折磨。酷刑包括：吊打，压杠，夹手指，灌辣椒水，指尖插钢针，烧红的烙铁烙，毒打地主让家属目睹，毒打家属让地主目睹，有的地方还鼓动地痞流氓“积极分子”扒光妇女衣服，肆意侮辱，游街示众，甚至轮奸地主妻女，以逼迫交出埋藏的钱财。斗地主场面通常伴随撕心裂肺的惨叫声。无数农民被指为地主、富农迫害致死，或不堪凌辱自杀。“壹位乡长被捆在树上，用树皮刮出骨头，惨死在路边。”[5]

中共政治局委员康生与晋绥分局书记、军区政委李井泉合作推出的山西兴县木栏杆村土改先進典型是中共华北血腥土改的壹个缩影。木栏杆村没有地主，村中壹千多亩地属于邻村牛姓地主，五十多户村民中除几户自耕中农外都是牛姓地主的佃户。李井泉听到木栏杆村无地主的汇报后说：全村没有壹户地主，这能说得通吗？划成分不能光看土地占有情况，还要看政治表现，看铺的摊子大小，看祖辈上干过什么事情，是否曾经有过剥削行为。于是，土改工作队制定了“查三代”划成分的办法，通过查看农民的祖坟划成分，将十几户祖坟有围墙、石碑的穷苦农户划为了地主、富农。在挖浮财行动中，工作队挖出了张拖喜、张拖长兄弟多年积攒的200大洋，作为浮财剥夺。两兄弟找工作队投诉。工作队认为，既然村里搞出了十几地主、富农，就应当有恶霸地主，于是将张氏兄弟定为了“恶霸地主”。木栏杆村的村民了解张氏兄弟的为人，壹起为他们求情。工作队宣布对恶霸不杀不能平民愤，处决了张氏兄弟。康生、李井泉得知试点村出搞出了恶霸，表扬了工作队，要求推广先進经验。[6]

在冀鲁豫解放区，土改运动主持人要求对地主实行“扫地出门净光、浮财追光、果实分光”的“三光”政策，及对地主实行出门报告，身带白条，否则格杀勿论的政策，要求地主逃跑要杀保人偿命，以致地主家家准备棺材。更骇人听闻的是，有地方把地主家的孩子摔死。[7] 在晋绥解放区，由牛友兰等著名绅士在土改中遭遇可见中共土改运动之惨烈。牛友兰早年于北京大学求学，后返乡办学并成为兴县地区首富。抗战中，他的五座宅院和壹所花园被八路军120师来占用为军区司令部和边区行政公署（如今的晋绥革命纪念馆）。在中共的“四大动员”（扩兵、献粮、献金、做军鞋）活动中，他还捐出2.3万元大洋作为兴县农民银行的基金，捐出大批棉花布匹解决了八路军壹个团的冬装。他捐出“8000银圆和125石粮食。”[8] 在土改运动中，工作队逼迫他再交出“底财”，将他在晋西北行政公署作副主任的儿子牛荫冠拉来陪斗，逼其子铁丝牵父游街。被斗争、游街后，牛友兰绝食自杀。此外，著名绅士王作相被打死后开膛破肚，抛尸河中，著名绅士刘少白、孙良臣在斗争大会上被活活打死。毛泽东的《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壹文中提到两位开明绅士，壹个是陜甘宁边区的李鼎铭，另壹个就是晋绥边区的刘少白。牛友兰、刘少白、孙良臣都是陜甘宁边区参议会成员，这些曾经支持中共边区政府乡绅领袖都如此惨死，其他地主在土改运动中的命运只有更惨。1946年夏，中共永年县的土改运动中召开了斗争汉奸宋品忍大会，将宋活剐几千刀，最后将剩下的几根骨头喂了狗。[9] 铁丝牵父游街的牛荫冠回忆晋绥土改的情景时说：“我记得我们晋绥党校搬家时，从兴县搬到宁武县，沿途发现被打死的不少，其中有壹个区长被绑在树上，用树皮刮他的肉，满身流血，刮到骨头，最后刮死。”[10]

1946年夏，刘少奇在西柏坡主持召开了交流土改经验的“全国土地会议”。会上，晋察冀解放区介绍了把地主全家老小赶出家门去流浪、讨饭的“扫地出门”经验；晋绥解放区介绍了“查三代”“查”出恶霸地主的经验，以及根据木栏杆村等地“土改试点”总结出的土改经验。晋绥解放区土改经验要点包括：派土改工作组（工作队、工作团）秘密進村：绕开根据地原有的中共基层组织；“扎根串联”：找那些衣衫、房子最破烂者为依靠对象（中共后来在建国后的土改运动、四清运动中沿袭了这壹套路）；“发动群众”：启发动员贫苦者的“阶级觉悟”，激发农民仇富情绪，向他们灌输“阶级仇恨”观念，动员他们诉苦；组织斗争：组织农民批斗、殴打和迫害地主及家属；剥夺地主财产。被毛泽东批“右倾”后，刘少奇转而积极推动暴力土改以赢回毛的信任，在会上指示将上述土改经验在各解放区推广，主持颁布了中共中央《全国土地法大纲》（共16条）。

传统乡村中，勤劳，务正业者均有作佃户和自耕农的机会。不务正业、好吃懒做的地痞、无赖、二流子最为贫穷，最具仇富心态。会议要求以这些最贫穷，衣衫褴褛者为“基本群众”，依靠他们在农村中“串联”，扩大“基本群众”队伍，安排这些人带头斗争地主，带头喊口号，给地主戴高帽、挂牌子，动手殴打地主，甚至穿上鼻子拉着游街，称这样的局面为“群众发动起来了”。“全国土地会议”的另壹决定是在全国解放区推广将地主全家“净身扫地出门”的经验，要求每村必须按照下达的指标“划出”地主。按照毛泽东、刘少奇的残暴土改指标，各解放区在大会后“划出”地主的比例高达近30%，其中晋绥解放区划出地、富的人口比例更达到了40％。[11] 根据谢觉哉日记记载，200多户的木庵康宁村在土改中被“划出”了90多户地主、富农；118户的李家口村在土改中最初划出8户地主，2户富农，后在上级的要求之“划出”地主、富农多达53户；泉台三井镇壹康姓中农被“划”成了富农，父子6人2人被杀，3人自杀，家产被全部没收，唯壹剩下的八路军儿子得讯回乡后愤而自杀。刘少奇主持推出的《土地法大纲》是中国农村的另壹大灾难。这壹大纲的主要内容为：按人头平均分配土地、废除土改以前的农民债务、土改的执行机关是农会和贫农团、组织人民法庭等等。大纲字面上没有明说杀地主，但“以农会和贫农团为执行机关”，“组织人民法庭”等规定的实际意思是赋予贫农团和农民大会杀人权，是按照苏俄在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唆的杀人夺财作法，鼓动农民杀人。由于农民大会在多数村庄不可能经常召开，贫农团成了农村中是最高权力机关。如同1920年代农民运动中“壹切权力归农会”，农会随意杀人情况壹样，各根据地的土改工作队鼓动农民杀害地主，让农民手上或多或少沾上地主的血，交上“投名状”，断了他们的退路。

土地会议和土地法大纲给华北农村带来了屠杀狂潮，中共在解放区土改运动中酷刑折磨、杀害了数以万计的地主。在山西黎城，工作队已宣布土改结束。然而当刘少奇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的“地主杀我们壹个人，我们杀他二十个人”讲话传达到黎城后，工作队赶紧执行指示，在壹个晚上就将关押中百余地主全部杀害。亲历土改运动的农民回忆说：打死人很多，几乎每村都有。有攀比风气，人家村打死地主，咱村没有，不代表咱落后了吗？地主富农有的是被斗完后枪毙的，有的是被乱棍打死的，滨海区被杀者有壹万多人”。[12] “批准杀人的权力在区壹级，二十来岁的区长或区委书记掌握著全区十多万人的生杀大权。深夜，年轻的区委书记（或区长）坐在煤油灯下，根据各乡上报的材料，勾画明日的杀人名单。冀晋区阜平县许多村庄将地主扫地出门，半月左右时间打死300余人。冀东区杀死7600人，蓟县马伸桥在打土豪斗争大会上半小时内打死48人，乐亭县处决、自杀100多人。”[13] “壹些地方允许贫农团成立‘人民法庭’，冀东某村甚至让村民投黄豆来决定谁该被划为地主处死。有个农民因其祖父雇过壹个长工而被斗争，小学生们被动员起来用锥子、剪子、小刀、铁钉在他身上戳眼、掏洞、割肉，直至他断气。”[14]

土改中杀人的方法有：乱棍打死、开膛破肚、“砸核桃”（石头砸死）、“冻豆腐”（把人脱光淋上水在雪地里冻死）、活埋、吊死、“掌天灯”（烧死）、“砖头会”（砸死）、“坐飞机”（摔死）、“倒拖葱”（拖死）、“过筛子”（铁筛子筛死）、“刮树”（活活刮死）等等。在胶东、晋绥、河北等地，杀地主、富农的手段有剥皮、砍头、活埋、石头砸死、火烧、拖在马后、树上吊等等。壹种办法叫坐针柜。把放衣服存粮食的躺柜拿来，中间去掉隔板，在里面撒上枣树针，把被斗的人全身衣服扒光，扔進躺柜里，盖上盖，然后来回摇柜，摇到受害人肉肿皮烂；还有壹种办法叫扔四方墩。将被斗地主从长城烽火台上推下，不死拉上来再推，再推还不死，那就大石头砸，直到脑浆迸裂。韩姓教书先生之妻被土改积极分子认定是坏人，从四方墩上推下摔死。土改积极分子田某有意在推前松开她的腰带，拉住她的裤角管，让她赤裸下身而死。壹个叫周二的药铺掌柜，被人剥光上衣，头朝后着地，身上坐人拉着壹路狂磨，磨到后脑勺塌陷，肋骨露出，脑浆、鲜血壹路。[15] 贫雇农口号是：“斩草除根，将地主、富农全家杀绝”，甚至包括地主家怀了孕的女人。[16] 在人口很少的山西兴县，千余人被杀害，近千人自杀，六十三人被扫地出门后冻饿而死。[17]

在晋察冀，土改政策被表述为“百分之九十五群众要求打人、杀人，领导机关不能制止”； “百分之九十以上人的意见就是政策，就是法院”；“壹升租子也是剥削”；“将地主扫地出门”；“从肉体上消灭地主阶级”。“土地会议”后，阜平县土改工作队在半个月中杀了三百多人，平山县三天打死了壹百多人，晋察冀区土改复查统计显示有四千多人被杀害，受迫害者有几十万人之多。[18] 被杀害的地主之外，有更多被“扫地出门”的农户在东北、华北的寒冬中冻饿而死。上述例证显示解放区土改运动杀人规模之巨大。如此残酷屠杀的土改引致还乡团回来残酷报复毫不奇怪。壹场所谓的土地改革，将千百年来和谐自在中国农村变成了仇恨和仇杀的世界。

雷震远神父评论解放区土改说：“共产党执行莫斯科渗透中国的计划，开展阶级斗争。……农民中实际没有什么显明的阶级存在。因此共产党必须造出阶级的分别，煽动阶级斗争以攫取人民财产。共产党划定阶级并没有确定标准，壹个村庄上田地最多的便被列为地主。划分阶级的尺度伸缩性很大，这个村庄的地主在另壹村庄上可能是中农。财产之剥夺通过暴力流血的方式。达成此目的的重要方法共有四种：第壹是翻身会，把工人和雇农联合起来，变成他们原来主人的主人；第二是复仇会，让穷人向富人报仇；第三是清算会，以偿还旧债的借口抢掠富人，每壹个活着的人或他的祖先所曾做过的任何坏事都须累积利息偿还。壹件莫须有的坏事自然永远可以找到；第四，贫农会，即穷人和雇农的组织。这部份人比其他任何人都享有优先权，直属于共产党中央政府行政机构的指挥。”[19]

中共发动土改运动的预定目标之壹是依照“支部建在连上”控制军队的作法，在每个村庄建立党支部，实行“支部建在村上”、“财政建在村上”，以土改中认定的地痞流氓积极分子为农村领导。中共冀察热辽中央分局副书记，热辽土改工作团团长黄火青在1948年10月的土改总结会上说：“自愿捐粮、捐款全是假的。侵犯中农，打击面大。有中农说：‘当兵（参加傅作义军）背起枪来打农会。’有的准备在火线上用枪打死斗争过他而又壹同参军的贫农，热中更影响到巩固部队，部队大批逃亡，开小差。二流子打算著吃斗争饭，不事生产，侵犯中农。杀人如麻！为什么杀那麽多人呢？ 因为有追浮财和肉体消灭思想。北票县委宣传部长就是这个思想的典型。有的人同志说：‘地主、富农抓住就杀没错。’见好院就搬，见东西就抢，乱打乱杀，解放区百姓大逃亡，壹个村壹个村，全村人逃往国统区、傅军占领区。好多村子人都跑完了，搞成无人区。有壹些流氓成分的村干部，敢说敢干，不怕地主，斗争开始时，作用很大。但破坏有余，建设不足，对清算积极，对土地和生产却毫无兴趣。群众开始发动时，什么积极分子都可利用，来者不拒，流氓和投机分子很容易混上台，他们做的坏事，群众不敢说。”冀热辽中央分局宣传部长赵毅敏在冀察热辽党代表会报告中说：“在冀察热辽，土改中提拔的干部很多二混子与烟民。他们确起了先锋作用，但由于流氓本性，只有壹部分改邪归正，另壹部分则堕落腐化，挥霍经济果实，认为是共产发财机会到了。”黄火青、赵毅敏的内部报告证明，傅作义关于他得到人民群众广泛支持，人民争先恐后加入傅军不用动员之说是真实的。亲历解放区土改的王宁（周小舟夫人）在回忆录中证实：“我亲身看了那个土改，想起来很难受。斗地主，其实不是什么大地主，只是劳动力缺乏，请个工人，种种地，就叫地主了。斗的时候，搭个架子，把那些人吊起来。干部有的是痞子干部，真正的老实农民到那时惹不起那些痞子干部。” [20]

土改运动消灭了千百年来作为农村领导者乡绅阶层，代之以地痞流氓。流氓无产者原处社会边缘，怀有怨恨、报复心理，壹旦掌握决定他人命运的权力必然滥用。河北曲阳县独古庄贫农团是土改后流氓、无赖在乡村当权的典型。由流氓、无赖组成的独古庄贫农团为勒索粮食，毒打中农张洛坡家四口，“用棉花塞住嘴，然后吊打、用火烧、晕醒后再用灯烧耳朵”，致张残废。无赖本性懒惰，缺乏生产积极性，掌权后要求“吃净闹光”，在土改中宁要浮财而不要土地，不愿辛勤耕作，声称“吃吧，咱村地主富农多着哩”。该村早已進行过平分和复查，村中已没有地主、富农，但他们为捞取好处而“见肥就咬”，封门、没收财物。在工作组進村前后，贫农团接连封了八户的门，将被封户当天逐出。[21] “在分房分地结束之后，土改积极分子分了地主的妻女。地主都被斗死了，或逃亡失踪了。这些女人被农会干部统统招来，作为财产再分配给村里讨不起老婆的男人。有些地主命大，没被斗死，可他的老婆还是被农会干部强行夺走，再分配给别的男人。不仅仅地富和斗争对象的女人被分配掉，就是富裕中农也不例外。”[22] 地痞、流氓不仅出现于土改运动积极分子中，还出现在中共干部中。在晋绥党校的“搬石头”会上，家庭成分是地主富农的干部被要求挂著“王八蛋”牌子，坐指定的“王八蛋席”，[23] 如此整肃设计应是出于党内高层中的痞子之手。

中共土改运动的预定目标之二是要求农民无偿为中共的战争服务，即“支前”（支援前线）。土地改革并不是要解决农村的经济问题，而是要获得“取之不尽”的财政资源，将巨额军费负担由分散的乡村负担。美国记者杰克·贝登(Jack Belden)考察河北土改后写道：“恐怖的手段越来越厉害，人口中相当壹部分被消灭。土改的结果让农民人人都害怕，极度紧张，因此中共要农民参军、出夫、出粮、出钱时，农民壹句怨言也不敢发，还得表现积极。”动员农民支前与动员参军套路壹样的强迫手段。在土改中工作队和贫农团随意杀人的恐怖中，农民不敢拒绝支前。晋冀鲁豫区领导人潘复生的说：“农村中的党建、征兵、征粮等壹切工作都必须围绕着土改这个中心任务来完成，不進行土改就无法开展其他工作。只有党在学会了通过阶级斗争这壹核心任务来发动群众以后，才开始走向胜利”。彭真在《平分土地与整顿队伍》壹文中说：“农民壹翻身，就会要求武装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我们应动员大批党员和翻身农民参加解放军，依靠他们提高我们军队的质量，使之成为更能打胜仗更能坚决支持土改的人民武装。”就这样，中共通过土改控制农村和农民，征集了难以想象的物资和人力投入战争：在辽沈战役中动员了1.4万副担架、4万辆大车、10万随军民工，30余万人的民兵武装；在平津战役中动员了30余万民工和40余万人的民兵武装；淮海战役，共动员民工543万人，征集担架20万副，大小车88万辆，挑子30万副，牲畜76万头，总共筹运粮食10万斤。其中，山东解放区筹集了粮食10亿斤、食油72万斤、食盐87万斤和难以计数的蔬菜送到前线，胶东、渤海、鲁中南三区妇女做了军鞋762万双，军袜22万双，军衣736万套，军被178万床。[24] 刘少奇1949年4月在“天津讲话”中承认：解放战争时期政府财政这样困难，负担最重的是农民，他们又要出公粮，又要当兵，又要当伕子，支持前线，优抗代耕，出教育费等等。如同土地改革运动在中共语汇中意味屠杀抢劫壹样，中共动员意味着逼迫，意味着不响应召唤就没有活路。可以想象，这样的土改运动、支前运动对农业造成的摧残有多大。事实上，土改运动使大片农田荒芜，许多地区颗粒无收，是1946至1948年大饥荒的主要原因。

中共土改运动的预定目标之三是动员农民参军。参与斗争和杀害地主后，农民为避免地主组织还乡团回来报复被迫参军，跟着共产党去打国民党。中共的革命史称：农民得到了土地，翻了身，踊跃参军支前。事实并非如此。农民不愿离开土地和家庭去打仗，想尽各种办法逃避参军。临沭县土改中动员参军的情况具有代表性。那里的参军动员是逼迫和哄骗相结合。逼迫手段包括“绑、打、押、罚”，“妳不去就揭妳家的锅，封妳家的门”；哄骗手段包括：“保证到部队后就回来”，“参军后妳家就不受穷了”，“灌酒，趁精神恍惚时问‘愿意吧’”等等。有参军者后来回忆说：“谁自愿是婊子养的。动员参军比国军和鬼子厉害，躲都没处躲，逼得群众砍手、脚，上吊、投井、喝卤水、装疯癫。”[25]

中共的暴力土改运动持续整个国共战争期间。暴力土改必然激起农民的大规模反抗。在苏联，革命后剿灭白匪内战长期持续，苏共所谓的白匪其实主要是反抗暴力土地革命的农民武装。在中国土改运动的情况大致相同。从解放区逃亡的地主在国民党军支持下组成武装还乡团回乡报复，然后大批被中共军队镇压。中共称这种镇压农民武装反抗的行动为“剿匪”。暴力土改从东北解放区开始，推向全国各解放区，所谓“剿匪”也从东北开始，推向了全国，壹直持续了十多年。与苏联的情况壹样，被消灭的数以百万计的所谓“匪”中，绝大多数是反抗暴力土改的农民暴动队伍。

中共的暴力土改运动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罪行，是共产革命带给中国的灾难。它开启了中国农村最黑暗的时代。这场地痞流氓剥夺、屠杀正经农民的运动彻底颠覆了传统道德，封死了勤劳致富的道路，开启中国人道德败坏進程。国民党主张保护乡绅，反对杀人夺财的土地革命，这是它与苏俄决裂，与中共开战的动因之壹。土改运动后，中共的党文艺推出了无数作品长期歌颂著这壹运动。其中最有名的两篇代表性长篇小说是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和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共相关段落编入了小学教材，长久地向学生灌输阶级仇恨。两作品同获“斯大林奖金”，是土改灾难之苏俄输入性质的壹个证明。党文艺的土改文艺作品欺骗世人说，土改中的残暴是由于“恶霸地主”破坏活动所导致。事实上，土改运动的残暴是因为毛泽东指责温土改右倾，明确要求土改要激烈、要暴力，即中共所谓的暴风骤雨方式。小说《暴风骤雨》的故事梗概是，1946年到1947年，中共“土改工作队”在萧队长率领下進驻东北元茂屯开展土改，通过发动群众，肃清了以恶霸地主韩老六和杜善人为代表的反革命破坏势力，取得了土地改革的胜利。其土改运动背景是，“东北松江省委负责人张秀山公开主张农民对地主的打击越激烈就越人道，强调农民的斗争‘不要受任何条文限制和约束，放手本身就是政策’”。[26] 六十年后，导演蒋樾来到元宝村“暴风骤雨纪念馆”拍摄，问壹个农民当年扛长工的如何悲惨，农民回答：“我给他扛活他给我钱啊”。刘福德老人坦言：“是那些品质不好的人把土改运动掀起来的。地主、富农比壹般人宽裕点儿，也得去劳动，吃的也都是壹般粗粮。暴风骤雨就是武装土改，每个人都有枪，许多地主分子被押到镇东门外枪决。当时，元宝村和相邻的钢铁村会两家撵（比），妳毙壹个，我也毙壹个，两村共700户人，土改运动中在镇东门外共枪决了73人。”当年的土改工作队队员高凤桐老人回忆《暴风骤雨》中地主“韩老六”的原型说，他在这里干了六年，担任保长是群众选的。他家穷不喽嗖的，整两个钱，也维持不著啥生活，老婆在小学教音乐，给小学生做点校衣，和那个书上写的不壹样。”[27] 2006年，记者田磊采访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原型温泉屯。当年参加土改的老人说：“那时其实并没有大地主恶霸。但是，每个村都要求斗地主，就斗了有300亩地的顾家三兄弟和地更少的李家三兄弟。他们都是破落地主，人不坏，经常资助四邻，在灾年舍粥给乡亲。分地后，村民们暗地里会觉得对顾家和李家不公平，分到的地并没有去种。毕竟，那是人家的东西。”[28]

土改运动

中共暴力土改

​抗战后期，中共为贴补迅速扩张的军费抛弃停止土地革命的承诺，在控制区内恢复了杀人夺财的土地革命，不过不沿用苏俄输入的土地革命之名，而改称土地改革。经过抗战6102;期长期的减租减息，地主的收入日益微薄，超过平均水平的财产被剥夺干净，农村呈人多地少，土地占有平均化状况。在推翻国民政府的战争中，中共为了偿还苏联军火债和应付军费开支，在解放区全面开展暴力土改运动，没有地主也要斗出地主，将划定地主的标准壹再降低。中共解释农民贫困的原因为土地分配不公和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压榨。事实并非如此。民国以来，中国农民贫穷的首要原因是兵祸。革命带来军队暴增，使农民遭受越来越多兵匪搜刮和战乱祸害。例如，红军靠“打土豪”维持，打完了大土豪就打小土豪，最后将稍有钱财者壹律剥夺。各路军队的军饷、政府的开支以各种名义最终均由地主承担。费孝通在考察报告中指出：“以1948年吴县斜塘的壹份资料为例，每亩田要负担十三项地方费用，有壮丁费、公路费、电杆费、慰劳费、自卫自治费、乡镇经常费、冬防粥、衣、弹药费、临时军草、保丁、保干事、保队附饷费、难民费、船捐等。这十三项加起来，每亩田负担85斤白米。完全靠地租生活至少需400亩上下。有田二三百亩的地主生活还赶不上壹个有田几十亩的自耕农。”

建国前夕，中国农民党领袖董时進博士上书毛泽东，请求共产党停止土改运动。他在意见书指出：共产党关于土地改革的文件和政要讲话提出的不到乡村人口10%的地主富农占有70%至80%土地的结论依据不正确。民国时期土地委员会对16省175万户农户中调查的结果显示，36%的农户拥有五亩以下耕地，24%农户拥有五至十亩，13%农户拥有十至15亩，壹千亩以上的大地主只占0.02%。这壹结论与本人在四川，江西农村的考察结果大致相同。在中国，封地或土地世袭的封建制度，两千多年前就结束了。中国的土地不是分配不均，而是人口太多，土地太少，农村劳力大量剩余。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租赁基于双方自愿，土地拥有者中绝大多数是靠勤劳和善于经营起家的。地主不是壹个阶级，“有恒产”的传统令工农兵学商个阶层的人购买土地出租，例如進城女佣和黄包车夫蓄钱置地，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户租出土地，另外又向地主租土地耕作为生的情况普遍存在。自耕农刻苦勤奋，目标是成为富农或地主。拥有土地不是犯罪，多数土地拥有者极少数人用不法手段夺取土地才是犯罪。如果平分土地，会将劳力束缚在土地上，阻碍中国工业化。平分土地后，土地细化，难实行机械化，且农民在小块土地上没有致富的可能，对土地长远投资缺乏热忱，土地将退化。土改后，分到土地者的高涨情绪过了壹段时期就会低落，因为他们耕种所得，都要上缴国家，没有发家致富成为富农地主的可能。再者，土地改革后，由于失却了地主富农的累進赋税，将给国家税收带来困难。地主富农是农村的先進生产力，他们的财产和土地不可侵犯，他们应当受到尊重，而不是被羞辱，被残酷地斗争。应当用技术手段改進农业，例如推广良种，兴修水利，放干冬水田，提高复种指数，推广美国式的农场，实现机械化、化学化，同时提倡节制生育、优生优育，发展其他产业，将农村劳动力转移出去。[1]

中共要通过土改运动控制农村、农民和粮食，获取资源，当然不会接受董博士的建议。 1950年6月，中共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将已在解放区开展了几年的土改运动推向全国。同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宣布土改的目的和任务是“废除地主阶级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藉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没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家具、多余粮食及其农村中多余的房屋……统壹地、公平合理地分配给无地少地及缺乏其它生产资料的贫苦农民所有，也分给地主同样的壹份，使地主能依靠自己的劳动维持生活。保护工商业；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地，其它财产”。中共在《土地改革法》中宣称土改的对象是共产党到来前三年间占有数量较多的土地，出租土地剥削农民的乡绅。人们按常识理解，既然是改革，应该是作价转让。在《土地改革法》颁布后的政协第壹届大会二次全体会议上，有代表们针对中共解放区暴力土改提出，中共只须颁布壹纸法令就能够达到均贫富，重新分配土地目的，可以不搞阶级斗争。毛泽东拒绝了政协代表的呼吁，要求将在全国展开暴力剥夺地主的土改运动。

虽然《土地改革法》中没有说拥有较多的土地是罪行，但在土改运动中，中共对地主不仅没收土地，剥夺金银、耕畜、家具、粮食及房屋，还要发动农民斗争、殴打和屠杀地主。在土改还算温和的江苏，斗争地主的大会已经极为残酷血腥了。中共在昆山县的土改运动中组织了1，352次斗争会，每会批斗五、六个地主，该县1，751户在乡地主平均每户经过三、四次斗争会。[2] 土改斗争大会的会场基本是酷刑折磨场。现场对地主实施的刑罚包括：捆绑、逼跪、殴打、吊、坐老虎凳、蹲水缸、浇冷水、头上压石头、剥光衣服、逼爬、逼学狗叫、逼吃屎、戳乳房、烧阴毛等等。[3] 在高淳县固城区安新乡的土改中，中农赵仲生母子被绑起来吊了壹夜。[4] 中共江阴县委在总结中承认，土改斗争会上殴打，逼跪，剥衣服、浇冷水、吊打的情况普遍存在。[5]

与镇反运动的情况壹样，毛泽东要求土改不得温和，而要“狂风暴雨”，要求杀地主。按照他的要求，土改批准杀地主的权力也被下放到了基层区壹级，土改工作小组讨论决定杀人名单，区长或区委书记根据各乡土改工作组上报材料批准杀人。当年云南省镇雄县罗坎区土改工作组成员张家正回忆说：“土改工作组下到农村后首先是访贫问苦，串联、扎根子，找壹些最穷的人用来做依靠对像。我们找穿得最破，生活最穷的人扎根子。这些人多是好吃懒做、偷鸡摸狗的二流子。工作组再下壹步要做的就是先轰开，后攻入。先轰开，就是杀地主，确定了这个村第壹批杀二十个、三十个。杀地主的手段有：剥皮、砍头、活埋、石头砸死、火烧、拖在马后、树上吊等等。斗地主的手段就更多了，把碗敲碎让地主跪在上面，很多人的两个膝盖跪烂了。另外还有十指点灯，十个指头缠上棉花，再沾上油点燃。”亲历土改的作家铁流回忆道：“土改中杀人像杀只鸡……也不脱衣服，也不赏酒饭，五花大绑，插上标子，甩上刑车。解放前有人说共产党来了要开红山（大肆杀人），谁也不相信，这回亲眼看见了。杀第壹批时，我执内勤（外勤是当地农会的武装，现称民兵），那没头没脑的尸体壹大遍，真叫惨不忍睹。”[6] 亲历者侯工回忆写道：“1952年发生的事我大多忘记了，但是有壹件事至今还记得，就是去看斗地主，地点就在侯氏宗祠门前。我亲眼看到了共产党斗争女地主的残暴与兽行。她的田地早已被没收，房屋（在村里算中上等级的房屋）也被没收了。虽然已经壹贫如洗，但是仍然有人怀疑她有金饰没有交齐。参加斗争的人采取“挤牙膏”方式对她施加各种毒刑，她始终还是说没有。残暴之徒将壹个黑蚁巢放進她的裤裆里，再把裤脚绑紧。因为她的手被反绑着，她只能哇哇叫喊著在地上打滚。当天晚上，她因为被辱就上吊死了。”

调查十二县市，采访四百位土改工作队队员、民兵、幸存地主、地主子女的学者谭松介绍川东土改情况说：“川东是贫穷山区，很少良田千亩的大地主，土改前川东地主平均每人所有土地仅十四点五九亩。许多被打成地主的其实是自耕农，或只是相较富裕的农民，而且中共划分地主非常随意，甚至有当教师不需下田劳动也被打成地主。在最穷的巫溪县，壹家有两个煮饭鼎罐就被划为地主。中共在土改中设立人民法庭，下放杀人权，鼓励杀人。壹位当年土改工作队员戴廷珍说：‘批斗之后就是枪毙，我们每到壹个地方都要杀人。’土改中作队为逼地主交出浮财使出种种残暴下流手段和酷刑，诸如‘背火背篼’（强迫背炭火铁皮桶）、‘抱火柱头’（强迫抱烧红铁管）、‘吊木脑壳’（捆头吊）、‘烧飞机洞’（脱光女子裤子火烧下身）、‘点天灯’（在头上用粘土围壹个圈，注入桐油点灯）等等。壹个地主媳妇交不出金银，被脱光衣服遭受碳烤活人酷刑，烤得奶子和肚皮往下滴油。中共利用地痞流氓对地主施残暴酷刑，积极分子、民兵公开对地主女子施行残忍的性虐待，强迫未婚女子脱裤分开两腿被人摸下身，将木块、铁条和脱粒后的玉米棒插進女人下体反复朝里捅。壹位叫黎明书的男子回忆说，他的姐姐黎琼瑶当年二十出头的未婚女子，被逼交出洋钱，交不出先被暴打灌辣椒水，然后被扒光衣服用猪鬃毛扎乳头，无法忍受当天跳堰塘自杀。壹位土改民兵连长李朝庚接受采访说，土改时忠县有个未婚女子梁文华还未结婚，本身不是地主，因为是全县著名美女，就被十多个土改民兵抓去轮奸致死。土改彻底改变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土地制度，摧毁传统中国农村的伦理和文化传统，消灭了农村精英阶层，使中国农民沦落为无法自由迁徙的农奴，为中国带来长远的恶果。” [7]

在广东，华南大员叶剑英、方方根据侨乡的实际情况决定不学北方的暴力土改，提出“宁慢勿乱”，制定了较为温和的《广东土地改革实施办法》，规定土改不激烈斗争，剥夺地主但给活路。毛泽东对叶、方的温和土改政策不满，称“广东土改迷失方向，我要打快板，方方打慢板”，称广东、广西、福建是土改中的“三个小乌龟”，“犯了土改右倾错误”，调曾在东北主持血腥土改的陶铸、赵紫阳主持中南局。毛欣赏陶在广西“剿匪战”中血腥屠杀，欣赏被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邓小平赞为“宝贝”、“土改专家”的赵紫阳在东北和晋察冀的暴力土改经验。陶、赵清楚毛泽东嫌叶剑英、方方、古大存主持的土改不够暴力，到任后立即提出 “对地主要狠”。广东本地干部抵制南下大员带来的血腥土改经验，于是陶、赵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广东土改落后原因在于干部不纯，建议整肃广东本地干部。毛泽东批示“依靠大军，依靠南下干部，由大军和南下干部挂帅”，将代表广东本地干部的叶剑英、方方调离广东。在毛泽东支持下，陶铸发动了“反地方主义”运动，以“地方主义分子”、“反党集团案”罪名整肃了数以万计的广东本地干部，整肃的手段包括关押，用刑，杀害，例如将中山县有数十位反对血腥土改的干部和广东全省约5%的土改工作队员被杀害，将更多的土改工作队员清洗。[8]

“反地方主义”的同时，陶铸废除了叶剑英制定的温和《广东土地改革实施办法》，下达斗地主，杀地主的计划指标，将批准杀地主的权限下放到区级，要求“绝不让壹个阶级异己分子漏网”。在陶铸、赵紫阳的主持下，广东的土改运动“村村见红”，每个村子至少要杀壹个地主以向上级交差，全村没有够格地主就降低标准以最富裕的农民为“顶替地主”杀害交差，每县杀人数千，全省杀人数十万。当时的农村没有暴富机会，地主的家财都是祖祖辈辈的血汗积累。对于数代积累的家财壹朝被暴力剥夺，外加人身凌辱，多数地主都无法承受，自杀事件大量发生。例如在粤西地区，仅在1953年初就有1165人在土改中自杀，很多地主全家老幼绑在壹起投塘自杀，池塘漂尸在土改中见多不怪。[9] 广东是被毛泽东批评土改右倾的省，那些受毛赞赏的省更加血腥。

1952年，中共将土改划定地主的标准降低，从中农中再划出第二批地主，对他们再展开斗争和屠杀，并对不愿要地主的财产，不愿参加斗地主的老实农民以对抗土改的罪名展开同样的残酷的迫害。这种降低标准再划壹批地主的作法再现了当年红军降低标准再打出壹批土豪最后将稍微有点钱财者都打光的作法。到1953年春，中共宣布完成了土地改革，全国三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分得约七亿亩土地，近300万头耕畜，近4000万件农具，以及3800万间房屋和105亿斤粮食，而将暴力剥夺和残酷迫害上千万地主、富农以及中农，屠杀了两百万地主、富农和奉行温和土改的中共干部的罪恶隐瞒。

土改运动是共产革命祸害性质的壹个标志。苏共在建立共产政权后立即发动了消灭富农的运动，中共在苏维埃国时期已经开始了这种杀人抢劫运动，国共战争期间将此运动推行整个解放区，在建国后再推行全国。苏共的消灭富农运动，苏共发动的土地革命，中共在苏区的“打土豪分田地”与中共建国前后的土改运动本质上都是壹回事，都是共产革命打消灭剥削旗号，召集地痞流氓抢劫杀害正经农民，以抢劫的民财充军费的运动。在推翻国民政府战争中，中共通过土改运动控制了解放区的农村和农民，将内战的巨额军费分散给解放区的几亿农民负担，调动数百万农民为战争提供资源和服务。建国后，毛泽东立即挑起了向世界宣战的朝鲜战争，需要更多的资源，因此要進行更大规模的“打土豪”，要控制全国的农村和农民。因此，他称土改运动为“取得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首要条件”。

在土改运动这样的史上最大规模杀人抢劫中，没有农民揭杆而起是不可想象的。在几年前的国、共战争中，中共最早在东北推行暴力土改，导致解放区周边的地主活不下去，不得不组织还乡团报复，解放军再以剿匪名义镇压反抗者和还乡团，因此中共的所谓剿匪战也最早在东北展开。随后，中共的暴力土改扩大到华北，所谓剿匪战也扩大到了华北。从1946年东北“暴风骤雨”土改到1955年的农业合作化的十年间，中共在各地大规模的剿匪战没有停过，有260万反抗武装被中共正规军武力镇压。[10] 这些被镇压的所谓匪中，大部分是反抗暴力土改的农民武装。中共在历史教科书中赞扬历代的农民暴动，却以剿匪战的说法掩盖了建国前后十年间反抗土改暴行的农民暴动。这些暴动中有可歌可泣的英勇故事，这段历史有待重新书写。

土改运动带来的壹大灾难是消灭了乡绅阶层。孟子曰：“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茍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11] 他在两千年前就指出，拥有壹定数量的财产是让人遵守社会秩序、维持善良的必要条件，壹无所有的游民必然作恶。传统中国社会中，人们抱有“有地才稳”的观念，认为有产业，才有责任心。所以不论在城、在乡、为官、为商、为民都会以余钱置田产。千百年来，中国政府规模很小，县级官员很少，小县衙数人而已，县衙之下无官府，广大乡村由乡绅领导。乡绅，即地主，担负著乡村兴办学校、赈济灾民、修桥补路、兴修水利、调解纠纷、举办舞龙灯、赛龙舟、唱大戏等乡村文化活动的责任。他们绝大多数乐善好施，怜贫恤老，肩负著乡村中的社会救济责任。例如，1842年无锡连降大雪，无锡训导余治奔走于同城士绅之间，募资设立“恤寒会”，贫民得有棉衣，摊贩得有风帽，孤老得有暖被。该会更雇人挑担送炭，以济贫冻之家。余治还呼吁无锡各乡设“庇寒所”供大雪毁屋之贫民借宿；1843年苏州降雪奇寒，士绅每日预备炒饭和姜汤，凡过往贫民皆得壹碗；光绪年间，陜西乡绅严作霖等倾力赈灾，为地方志赞为“其行谊有超出古今任侠之上者”。严作霖发出募灾公启说：“好善之士，凡遇各省灾荒，无不慷慨解囊，救援恐后。然未有壹省之灾关系全天下之局，普天率土，皆当引以为切肤之痛，而不容稍存漠视，如今日秦中之赈务者也……数十万饥寒之众，倘无以还定安集之，其关系于大局者实非浅鲜”。[12] 上述善举代表着乡绅群体的积善传统。

乡绅地主多是勤劳俭朴、善于经营的“田秀才”，种田的“好把式”。他们受教育程度高，农具比较齐全，资金比较充足，生产具有壹定规模，有动力、有知识去提高生产水平，改進农业技术，培育良种。他们的农、副业产量是当地最高水平，他们的先進耕作方法为农民起著示范作用，代表着农村的先進生产力。古诗中的春社就是乡绅领导乡村的写照。春社是春耕大忙季节之前的村民大会，由村中德高望重的乡绅地主召集，每个农户的当家人出席，商讨本年度耕牛、农具、种子、肥料、水资源的分配和调剂、预防旱涝灾害等生产大事。乡绅是乡土中国的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科举废止后，各地的新学堂几乎全部是士绅捐资创办。乡绅们是理所当然的乡村领袖，是民国时陈炯明、阎锡山、梁漱溟、晏阳初等人推动乡村自治所要依靠的“好人”。然而，千年来领导中国乡村的“好人”阶层被中共以土改的名义暴力消灭，农村从此失去了有责任心，有救济责任感，代表先進生产力的精英阶层。

土改运动带来的另壹大灾难是痞子无赖成了乡村的领导者。这些人就是孟子所说的“放辟邪侈，无不为已”者。他们缺乏同情心，没有道德底线，易于被煽动起仇恨，什么坏事都敢作，他们大多文盲，能力素质低下，没有责任感，不事生产，好吃懒做，很多人在土改分得田地后不去耕种，而是转卖给别人立即挥霍。这些人掌权后将人性中的恶充分发挥。几年后，他们成了全国农村造假，吹牛，“放卫高产星”的带头人，成了大饥荒中的挨家挨户搜刮粮食的基层打手。他们没有领导乡村生产的正经本事，却能创造出骇人听闻、下流至极的迫害招数。

土改运动带来的第三大灾难是划分阶级成分。中国自古有地主，但没有地主阶级说，有富裕农民，但没有富农阶级说。地主阶级、富农阶级，甚至富农概念与土地革命，苏维埃说法壹样，由苏俄在华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时引入中国的邪说。共产党在农民运动中推出富农说的用意是，在够不上小地主的农民中再划壹批人称为富农，以便多剥夺壹批民财。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1950年8月发布的《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称：地主：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的劳动，而靠剥削为生的，叫做地主……；富农：富农剥削的方式，主要是剥削雇佣劳动（请长工）；富农出租大量土地超过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数量者，称为半地主式富农”。从字面上看，中共的这壹决定好像是对农民经济状况的壹种评估。而实际上，中共将农村中的富裕阶层划定为罪犯，不但要财，还要命，对不杀者也要作为长期的打击、整肃对象。土改运动中，中共宣称地主、富农经过三年“改造”后可以改变成分，届时只有农民，不再有剥削阶级。但土改运动后，中共给幸存的地主、富农戴上“地主分子”、“富农分子”的帽子，在此后三十年中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力、居住行动自由，对他们残酷迫害，使幸存的地主富农戴着地主分子、富农分子的帽子含冤离世的，使他们的子女承袭种姓之罪，继续成为“成分不好”，“出身不好”的贱民，在上学，就业等方面长期受到歧视和迫害。常言说，打了不罚，罚了不打。像这样将有产者剥夺后到赤贫后再杀，再斗，再长期株连迫害，是共产革命所独有的罪恶，也是人类历史上最恶毒记录。

中共的土改运动是对世界文明潮流的反动。它否定生命权和财产权，否定人与人平等，否定妥协和宽容，煽动斗争、仇恨、抢劫和杀人，让痞子、无赖、懒汉不劳而获，并作农村的领导者，颠覆勤劳致富的传统道德观念，使世代和平相处，和谐自在的乡土中国变成了谋财害命的仇恨世界。它在人民中划分阶级，给全体农民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从经济学角度讲，土改运动摧毁了土地和地租的市场，使土地不可能再向种田能手集中，使农业失去活力，使农民失去生产积极性，造成农民长期贫困，城乡差别越来越大。土改后三十年间，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下降，农村经济雕敝，农村基层领导劣质化，是土改灾难的继续。文革后，中共对建国之初被剥夺的部分有影响的工商业者有所退赔，但是对在土改中被剥夺杀害的地主无平反，无退赔。土改运动五十多年后，中共提出了“和谐社会”的口号，但拒绝为当年杀害两百万地主富农谢罪天下。

土改运动展现了中共领袖们灵魂的丑恶。毛泽东、刘少奇为代表的壹大批地主出身的中共高层比谁都清楚小地主的疾苦。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中鼓励斗地主，杀地主，烧地主宅子，提出“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口号，同时保护自己的地主大宅。张国焘在土地革命问毛说：“所谓‘有土皆豪’，难道有壹小块土地的自耕农，也算是‘豪’吗？妳自己也算得是湖南的壹位绅士，难道也‘劣’吗？”“他（指毛）是个不肯认输的人，只是大笑壹阵，说不过是为了当前实况的需要，才说出这些话的。”[13] 毛泽东不只是随便为了情况需要说些激烈言论，而是积极鼓动农民杀其他人家的地主。刘少奇在回忆文章中强调其地主祖父、地主父亲是老实厚道的庄稼人，克勤克俭，苦心经营而逐渐发家，但在土改运动中，他和其他中共革命家们都与毛泽东壹样，壹面保护自己的地主之家，壹面大力推动屠杀其他地主。

对于在土改中分得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的农民来说，土改运动是壹场骗局。因为，中共在建国之前就策划好了要实行农业合作化，将土地收归政府控制。土改运动中，中共中央于1951年9月召开了第壹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于1953年2月作出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强制农民加入合作，以集体的名义将农民的私有土地和主要生产资料收归政府控制。广大农民的自耕农梦只作了壹年多，在土改运动分得的土地连同土改前的私有土地被中共以合作化的名义全部没收。经济学家杨小凯指出：“1950年在中国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不但违反了抗战中共产党作出的不再侵犯地主财产的宪政承诺，而且犯下了许多刑事罪，杀害了很多地主及其家属。这种国家恐怖主义行为不但是壹种对经济学的无知，而且也是国家机会主义的极端，国家政权犯下反人类罪，谋杀罪。这类罪行的合法化，为日后历次政治运动中国家犯下的反人类罪行开了先例。中共官方的宣传壹直声称土改得到农民支持。土改虽被宣传为解放生产力的手段，但它实际被用来作为政治动员的手段，用政治迫害和威胁来动员群众，树立起共产党的权威。在土改后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五反等壹系列运动中，用任意侵犯人权，不经司法程序，用党所控制操纵的群众运动来推动政府的政策等等，成为1950—1979年中国执政党治理国家的主要手段。土地改革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是长期的，只能从国与国长期发展的表现看出来。土地改革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人对财产权的信心，也挖掉了公民政治权利的财产权基础。对人们投资和经营私人财产和企业有根本性的影响。”[14]

为维护土改运动的合理性，中共在土改运动后长期丑化地主、乡绅，将编造的恶霸地主故事选入教材，煽动阶级仇恨和阶级斗争。《白毛女》是这种煽动的代表作之壹。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发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要求文艺要有阶级性，要为阶级斗争服务。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鲁艺）院长周扬组织贺敬之、丁毅等人，按照“阶级斗争”要求改编“白毛女”故事，在杨白劳欠债不还的事实上虚构出，黄世仁为霸占喜儿要求本利全还，将杨白劳逼上绝路、大春参加了八路军等情节，将黄世仁描写成为富不仁，逼死人命，霸占少女的恶霸，编出了歌剧《白毛女》剧本。1943年5月，歌剧《白毛女》在延安公演。周扬感到该剧虽有了阶级斗争主题，但在体现“文艺为政治服务”方面还不够力度，决定对其主题再次“提炼”为“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并以这个剧向中共七大献礼。中共七大召开前壹天，七大代表们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观看了《白毛女》。毛泽东、刘少奇盛赞了该剧，刘并表示黄世仁罪大恶极应该枪毙。根据刘少奇此言，故事原型，乡绅黄世仁被枪毙，成了中共“党文艺”的牺牲品。土改运动后，歌剧《白毛女》成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代表作，被冤杀的黄世仁在死后成了恶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