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罪恶证明》腐败懒政不作为：5、流脑病毒、血吸虫
1 篇帖子
• 分页： 1 / 1
《70年罪恶证明》腐败懒政不作为：5、流脑病毒、血吸虫
由 侯保林 » 2020年12月12日
本卷集中共70年罪行之大成，内容皆来自网络，搜索止于2020年9月30日。自中共篡国以来，刻意把许多人祸导致的灾难、和其罪恶行径封锁掩盖了几十年乃至今日。随着时间的碎片日积月累，许多真相在越陷越深的网络中无奈地相继沉沉睡去。现在，我将它们唤醒，一并目前那些被摧残毒化了的社会现状公开在世人面前；每篇仅取大概要义，并附上链接网址；阅者欲知详情，把文章题目或网址输入互联网即可。 －－整编者注
2020年2月24日 53年前，中国战胜了300万人感染、16万人死亡的疫情......
1967年，53年前，其实并不是一个太久远的事。更远的历史事件，比如抗战、解放战争、二战、各种运动，网上史料很多。但我搜索了一下，关于这一次大的疫情，资料并不多。
安徽日报2017年04月28日的一篇文章，有这样的内容：“以流脑为例，1967年我省报告病例有25万之多，约有一万多个孩子死于该病。而2016年，全省仅报告3例病例。”
不过，雁过留痕，历史还是有依稀的痕迹。痕迹在孔夫子旧书网。孔夫子旧书网中，那个年代关于流脑的书，1967年出版的比例很大。
另一个痕迹在一些地方的地方志中。如今读来，平静的文字与抽象的数字下面，还是感受到无数个家庭的绝望与悲伤。我摘录一些，大家可以看看。
南京
在南京解放前有史料记载发病流行12次，民国3年（1914）、民国22年至民国36年（1933～1947）、民国34年（1945）至1949年，共发病232人。南京解放后，1967年，为流行高峰年，全市发病13837人，死亡303人，年发病率464.59/10万。
南京地方志，http://221.226.86.187:8080/webpic/njdfz/njsz8-12/9/html/09Noname080.html
青岛
建国后，市传染病院每年收治流脑病人。1964年和1967年两次发生流脑流行，发病率分别为169.50/10万和390.17/10万，（青岛当时人口约140万，也就是说，大约5400人感染）病情凶险，重病以休克型为多。
——青岛市情网，http://qdsqs.qingdao.gov.cn/n15752132/n20546827/n26325895/n26326052/n26327658/151215005723564601.html
辽宁
1967年3月，辽宁地区出现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是1949年以来的第二流行高峰。发病率高达177.97/10万，病死率为5.80%。
为控制该病流行，辽宁省成立了防病指挥部，各市县也相继成立防病指挥机构。1967年共发病51931人，死亡3013人。
——辽宁省地方志网站：辽宁大事记1949－2009http://www.lnsdfz.gov.cn/lndsj/lndsj1949/201111/t20111115_748508.html
绍兴
1950年，绍兴地区发病（流行性脑脊髓膜炎），68例，死亡15例。1951年，发病220例，死亡率23例。1957年，部分乡村出现局部暴发流行，共发病1620例，死亡161例。
1966至1967年，由于人群大流动，本病在城乡各地暴发流行。1967年尤为严重，共发病29118例，死亡1040例。1969年，发病率显著下降。
——浙江绍兴市志， 第三十九卷医疗卫生， 第三章疫病防治，http://www.sx.gov.cn/col/col1462852/index.html
这些地方志中所说的“人群大流动”，一些资料中也有提到，比如，“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网站，知识天地栏目就有这样的内容：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网
1966～1967年在我国出现了空前的人群大流动，导致发生了全国性流脑大流行，发病率为403/10万，死亡16万多人。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网站http://www.chinacdc.cn/jkzt/crb/zl/lxxnjsmy/zstd/200506/t20050608_24497.html
人群大流动，空前大流动，到底怎么回事呢？
海南文昌县志直接提到了文革：
海南文昌
1967年，发生流脑流行，全县21个公社(镇)和3个国营农场共发病643例，死亡57例，亡死率为8.86％。时值“文化大革命”，人群流动量大，发病面广，蔓延快，救治药物奇缺，死亡率较高。
——海南史志网，文昌县志 ，第二十三编卫生，第四章卫生防疫，http://www.hnszw.org.cn/data/news/2010/12/47939/
上海川沙的县志说得更清楚：
上海川沙
建国初期，“流脑”发病率高，疫情起伏大。“文革”初期，受大串联影响，引起暴发流行。1966年发病2015例，1967年上升至4916例，发病率868／10万。
——上海市川沙县志第二十八卷（五）https://www.xcslib.com/renwen_show.php?id=1001
这个记载，就直接指向了文革中的串联。串联并不遥远，亲历者现在六、七十岁。那么，人口大流动，红卫兵串联的规模在什么量级呢？
1966年，中央文革表态支持全国各地的学生到北京交流革命经验，也支持北京学生到各地去進行革命串联。9月5日的《通知》发表后，全国性的大串联活动迅速开展起来。当时串联师生乘坐交通工具和吃饭住宿全部免费，成为"文化大革命"很特殊的一道风景。
毛泽东先后8次接见红卫兵，共1100-1300万人，这个数据源于王令金著《马克屎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進程及其规律》中央编译出版社的书。
想象一下绿皮车厢中挤满了一车的红卫兵，大家都不知道流脑，也没防护，昏昏沉沉坐车，一起待上几十个小时。这就是曾光所说的，火星带到全国各地。大串连使地方各级党政机构逐渐陷入瘫痪状态，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妨碍了正常的生产和交通运输。
串联与流脑的关系，其他文献中也能找到痕迹：
1966年秋至1967年春适逢流脑爆发，大串联加剧了疫情的传播。而卫生部因“文化大革命”已无法开展正常工作。
历史珍贵不应该被遗忘，而令人感叹的是，如此大的一次疫情，却静悄悄的躺在历史中。－－https://cj.sina.com.cn/articles/view/1961718870/v74ed745601900py46
2020年3月6日 【历史回眸】并不久远却被遗忘的一场疫病
“流脑”全称“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是细菌感染导致的化脓性脑膜炎，易感者是青少年，它通过飞沫传播，传染性强，发病率与死亡率都非常高。
1966年时，中国流脑病死率为1.1%，到1967年初即高达4.04%，1967年春，流脑病死率竟高达5.49%，为什么呢？这完全是中国政治运动引发的大规模传染疫病。
1966年“五一”之后，清华、北大附中一些中学生，以干部子弟为主，自发成立了“红卫兵”。8月5日，毛泽东给“红卫兵”写信，对他们的“革命造反活动”予以“坚决支持”。中央文革很快表态，支持全国各地的学生到北京交流“革命经验”、支持北京学生到各地 “革命串连”。8月18日，在周恩来的安排下，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检阅几十万红卫兵及师生民众。
自称“煽射秽主义的风，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火”的周恩来，8月27日在“首都红代会”上说：“我们来就是帮助你们建立联络站……我们有责任帮助你们，不光成立总站，还在成立分站，给你们干革命的方便。给你们架专用的电话线，准备交通工具、吃住……”
9月5日，国务院通知，要求组织外地师生来京参观学习，开展“文化大革命”，规定交通一律免费。12月15日，中共提出组织学生下乡“串连”，于是，北京等地红卫兵到各地鼓动造反，各地也到北京学习，他们还去延安、井冈山、瑞金、韶山等中共盘踞过的地方参观，运动风潮迅速推广到农村，席卷了全国，中国出现了1949年以来第一次人口集中大流动。
1966年底到1967年初，是红卫兵“大串连”的高峰，也是“流脑”疫情的高发期。首例病人是广东阳春县潭水中学的一名学生，他北上“串连”回到学校后，1966年11月17日，在马水公社家中发病。自他开始，“流脑”从南至北，沿公路干线以西蔓延开。到1967年，阳春县发病4452例、死亡312 例。通过“大串连”，该县中学生又把“流脑”迅速传播到全国各地。先是各大城市爆发，接着，扩散到中小城市及边远农村地区，很多偏僻山区及农村因“大串连”被感染侵袭，疫病不可阻止地爆发了。
疫情伴着“大串连”串连了。据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回忆：“高峰时，每天進出北京的红卫兵数量达到 150万～170万人之多！北京各医院凡是能待人的地方……包括走廊上都躺满了病人。”
一位广西梧州的中学生当年曾“串连”到广州，他回忆说：“在广州市，住進了荔湾区的一个学校接待站里，那里的教室横七竖八的人满为患。晚上还好端端地睡着，第二天就见有人被抬走了，是用白布兜头兜面盖住那种呢，而且还是隔三岔五地就有人被抬走。”
学生大面积死亡后，人们谈病色变，只能自行胡乱预防求治。全国很多地方抢购中草药，服大桉叶、龙胆草、松毛甘草等等，人心惶惶。
1967年2月、3月，中共发布停止长途步行“串连”的通知，取消原定春暖后進行“大串连”的计划，“大串连”终于停止了。
“大串连”时的脑流疫情，已经扩展了全国23个省、市自治区，染疫的青少年高达304.4万，死亡人数16.7万，仅广东省发病的就有195,745人，病死10,770人；辽宁发病者有51,931人，死亡3013人；绍兴共发病29,118例，死亡1040人。专业研究者认为，因有的地方偏僻闭塞，死亡实际数字要比统计的多一些。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0/3/3/n11912272.htm
X年x月x日 血吸虫 －－维基百科
血吸虫，又名裂体吸虫，属扁形动物门，主要指所有归类在裂体属下19个同属的物种。其中有6种可以寄生人类，主要者有三种，分别流行于中东、亚洲和南美洲地区，分布范围较广，且是可以感染人类的主要三种血吸虫；另外三种则局限于北非、马来半岛、湄公河流域，由于多为动物株（zoophilic strain），对人的影响较小。血吸虫成长的过程都必须经过在淡水螺类体内的寄生阶段，才有能力感染其他宿主，而血吸虫寄生后多选择在宿主体内的静脉血管定居，所引起的症状表现各有不同，皆统称为血吸虫症（或血吸虫病），被世界卫生组织公布在六大热带医学疾病之一。
在血吸虫的生活史中，有两个宿主，一个是被成虫寄生的人和其它哺乳动物，称为终宿主，许多种哺乳动物都可成为血吸虫的终宿主；另一个是被幼虫寄生的钉螺，叫中间宿主，钉螺是日本血吸虫的唯一中间宿主。
血吸虫对人体损害导致症状称为“血吸虫病”，血吸虫病俗称“大肚子病”，属于人和牛、羊、猪等哺乳动物感染血吸虫所引起的一种传染病和寄生虫病；血吸虫人对人畜危害以虫卵损害为最为严重；虫卵沉着在宿主的肝脏及肠壁等组织，形成虫卵肉芽肿，最后导致肝脾肿大、肠壁纤维化、肝硬化和腹水；儿童如果反复感染血吸虫会引起发育不良、智力减退、生殖机能不好，形成血吸虫性“侏儒症”，丧失劳动力。
血吸虫传播途径：人畜传播主要有钉螺、粪便、水源。
中国只有日本血吸虫病(因本病首先在日本发现，病原虫的生活史也首先经日本学者详细研究而阐明，故得名)，20世纪50年代以前曾流行于长江以南大部分产粮区，患者多达1000余万人。经大规模群众性防治，至70年代发病人数已降至250万，台湾仅发现动物感染日本血吸虫。
根据2003年中国卫生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时提供的数据，大陆地区有427个县（市、区）存在疫情，受威胁人口6500万，钉螺分布面积达2.22万公顷，洞庭湖、鄱阳湖的江湖洲滩地带，四川、云南的部分山区为重疫区。据卫生部门发布的统计资料，2003年全国有血吸虫病人84万，比2000年增加了15万；其中急性感染人数明显增加，2003年发生了30多起急性血吸虫病爆发疫情，2003年流行区７省报告急性感染1114人，较2002年同期上升2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血吸虫
2003年10月17日 湖南血吸虫疫情加剧 洞庭湖几成“毒湖”
《中国血吸虫病防治》杂志披露，2002年，我国南方12个血吸虫病流行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共有427个流行县(市、区)，37246个流行村，流行村总人口为6453万人；全国共有血吸虫病人81万人，其中晚期病人26046人；疫情最重的湖南省血吸虫病人达到21万人之多，环洞庭湖的岳阳市、常德市、益阳市是湖南省最大的疫区，媒体惊呼，由于湖水已经变成了传染血吸虫病的疫水，这个总面积达2700多平方公里的全国最大淡水湖已经变成了“毒湖”！
73岁的黄福业和老伴住在一栋偏房里，除了电灯，屋子里没有一样电器。“怎么会感染上血吸虫病”这样的问题在老人看来显得非常幼稚。老人说：“我这一生可能几千次几万次被传染上血吸虫。在(上世纪)70年代冬天修洞庭湖大堤前，每年湖水一涨，水就漫進我家院子来了，那时候防汛是站在洪水中，那些都是疫水嘛，一接触就染上了。另外，我经常去湖里打草，捞鱼，也要沾水。所以没有办法，要生活啊，明明知道要染病，还是不得不去沾水。”10年前就丧失了劳动力，老两口没种地，没养猪鸡牲口，两个儿子每年供给1200斤稻谷和10斤肉给他们过日子，无其他任何经济来源。3个女儿每年给他一两百元，老人就靠这点钱每年去看门诊抓药。
9月27日下午，我们见到了在岳阳县血防医院住院的“晚血”病人晏伟雄，他今年58岁。早在1988年，他的妻子就因为“晚血”割除巨型脾而死。晏伟雄自己一人养活两个孩子，事实上他早就是个血吸虫病人，但他无暇顾及，直到今年2月份胃胀、拉肚子、厌食、乏力的频率增加，他才到医院门诊查病，一查吓一跳：晚血！“在害死我老婆十多年后，它又要来夺我的命了。”
晏伟雄对自己体内的血吸虫既仇恨又害怕。但家中没钱，他花了很长时间，才从信用社贷到了500元，两个在广州打工的儿子又凑了1000元，他才在9月中旬住進了县血防医院。但是躺在病床上的他仍然一筹莫展：“这个病治疗一个月要花5000元，每天100多元，我只缴纳了几百元钱，医药费现在都还是医生担保着的，以后怎么还这笔费用我还不知道，唉……”
9月27日记者来到鹿角镇羊庙村羊庙小学时，被焦点访谈曝光的鹿角镇血防站的巡疗队正在这里查病和为患者化疗，给血吸虫病患者免费服用吡奎酮。这是上个世纪80年代德国人发明的、在治疗血吸虫病方面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药物，杀虫率达到80%以上，是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首选药品，我国已经能自行生产，价格低廉。
面对记者，站长方杰宇只能连连认错：“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从思想上对不起老百姓，也对不起上级领导……”再往深处谈，他就没话了，急得副站长许千里和几名年轻医生在旁边干着急：“你说嘛，我们也很冤枉，上面只喊防治防治，就是不给我们钱。我们站最近一次领工资是在今年5月份，最高的才领了500多元。我们也想把工作干好，但我们也得吃饭呀。就拿这次整风来说，也是只叫我们干活，但我们的工资还是没有说法。”这支巡疗队的装备异常简陋，只有血压计、体温表等三四件器械，价值不到千元。
与湖南省血防所所长李岳生同名的岳阳县血防办原副主任李岳生，把血吸虫病反弹的原因归纳为“三个不到位”。第一是政策不到位。1999年9月生效的《湖南省血吸虫病条例》，在落实中没有产生应该产生的约束力。比如，岳阳县芦苇收入的15%就没有按照规定缴作血防经费，这至少使血防经费减少了100万元左右。第二是经费不到位。现在该县血防队伍共183人，县财政今年拨款114万元，就有57万元用于支付员工的“三金”(即医疗保险金、养老保险金和失业保险金)，在扣除县血防办机关的办公经费38万元，只剩下19万元给乡镇血防站的173人发放工资，平均每人不到1千元，各乡镇血防系统因此不得不把工作重点转移到解决员工吃饭问题上。与此同时，省里给的资金不到位，以前省里每年会给县里10万元，但从2001年开始省里不再给下面一分钱，而改发药物；但这些药物又不一定是下面实际需要的药物，派送到乡镇的药物不一定用得完，药物有限期最长时间为两年，保管药物成了很多血防站头痛的问题。这次被“焦点访谈”曝光的倒卖药物事件也有这方面的客观原因。第三，改革不到位，以前省里每年都有几个关于血防系统改革的文件，但文件没有涉及血防改革的根本办法，只是鼓励抓钱，没有讲到多少提高人员素质、更新设备和为疫区患者服务的问题。
－－news.sina.com.cn/c/2003-10-17/00181935989.shtml
2017年7月27日 瘟神缘何送走又重来
浙江的年轻人很少听说过“血吸虫病”这种疾病，可对于年纪大些的人，这是一个让他们印象深刻的传染病。
昨天，杭州市疾控中心通报，来自余杭的8岁女孩和她的父亲感染了血吸虫病，虽经治疗已处康复期，但他们的肾脏可能会因此留有轻微受损。
现在又到了学生暑期出游的旺季，而我国的安徽、江西、湖南和湖北等省的长江沿线、鄱阳湖和洞庭湖周边，特别是由于近期洪涝灾害多发，存在血吸虫中间宿主钉螺易感地带扩大的可能。
疾控专家为此发出“警示”：暑期出游请提防血吸虫病，在流行区不下河、不下湖嬉水游泳，避免接触当地情况不明的河水、湖水、渠水等自然水体是最好的预防方法。
－－qjwb.zjol.com.cn/html/2017-07/27/content_3551837.htm?div=0
2020年2月24日 53年前，中国战胜了300万人感染、16万人死亡的疫情......
1967年，53年前，其实并不是一个太久远的事。更远的历史事件，比如抗战、解放战争、二战、各种运动，网上史料很多。但我搜索了一下，关于这一次大的疫情，资料并不多。
安徽日报2017年04月28日的一篇文章，有这样的内容：“以流脑为例，1967年我省报告病例有25万之多，约有一万多个孩子死于该病。而2016年，全省仅报告3例病例。”
不过，雁过留痕，历史还是有依稀的痕迹。痕迹在孔夫子旧书网。孔夫子旧书网中，那个年代关于流脑的书，1967年出版的比例很大。
另一个痕迹在一些地方的地方志中。如今读来，平静的文字与抽象的数字下面，还是感受到无数个家庭的绝望与悲伤。我摘录一些，大家可以看看。
南京
在南京解放前有史料记载发病流行12次，民国3年（1914）、民国22年至民国36年（1933～1947）、民国34年（1945）至1949年，共发病232人。南京解放后，1967年，为流行高峰年，全市发病13837人，死亡303人，年发病率464.59/10万。
南京地方志，http://221.226.86.187:8080/webpic/njdfz/njsz8-12/9/html/09Noname080.html
青岛
建国后，市传染病院每年收治流脑病人。1964年和1967年两次发生流脑流行，发病率分别为169.50/10万和390.17/10万，（青岛当时人口约140万，也就是说，大约5400人感染）病情凶险，重病以休克型为多。
——青岛市情网，http://qdsqs.qingdao.gov.cn/n15752132/n20546827/n26325895/n26326052/n26327658/151215005723564601.html
辽宁
1967年3月，辽宁地区出现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是1949年以来的第二流行高峰。发病率高达177.97/10万，病死率为5.80%。
为控制该病流行，辽宁省成立了防病指挥部，各市县也相继成立防病指挥机构。1967年共发病51931人，死亡3013人。
——辽宁省地方志网站：辽宁大事记1949－2009http://www.lnsdfz.gov.cn/lndsj/lndsj1949/201111/t20111115_748508.html
绍兴
1950年，绍兴地区发病（流行性脑脊髓膜炎），68例，死亡15例。1951年，发病220例，死亡率23例。1957年，部分乡村出现局部暴发流行，共发病1620例，死亡161例。
1966至1967年，由于人群大流动，本病在城乡各地暴发流行。1967年尤为严重，共发病29118例，死亡1040例。1969年，发病率显著下降。
——浙江绍兴市志， 第三十九卷医疗卫生， 第三章疫病防治，http://www.sx.gov.cn/col/col1462852/index.html
这些地方志中所说的“人群大流动”，一些资料中也有提到，比如，“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网站，知识天地栏目就有这样的内容：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网
1966～1967年在我国出现了空前的人群大流动，导致发生了全国性流脑大流行，发病率为403/10万，死亡16万多人。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网站http://www.chinacdc.cn/jkzt/crb/zl/lxxnjsmy/zstd/200506/t20050608_24497.html
人群大流动，空前大流动，到底怎么回事呢？
海南文昌县志直接提到了文革：
海南文昌
1967年，发生流脑流行，全县21个公社(镇)和3个国营农场共发病643例，死亡57例，亡死率为8.86％。时值“文化大革命”，人群流动量大，发病面广，蔓延快，救治药物奇缺，死亡率较高。
——海南史志网，文昌县志 ，第二十三编卫生，第四章卫生防疫，http://www.hnszw.org.cn/data/news/2010/12/47939/
上海川沙的县志说得更清楚：
上海川沙
建国初期，“流脑”发病率高，疫情起伏大。“文革”初期，受大串联影响，引起暴发流行。1966年发病2015例，1967年上升至4916例，发病率868／10万。
——上海市川沙县志第二十八卷（五）https://www.xcslib.com/renwen_show.php?id=1001
这个记载，就直接指向了文革中的串联。串联并不遥远，亲历者现在六、七十岁。那么，人口大流动，红卫兵串联的规模在什么量级呢？
1966年，中央文革表态支持全国各地的学生到北京交流革命经验，也支持北京学生到各地去進行革命串联。9月5日的《通知》发表后，全国性的大串联活动迅速开展起来。当时串联师生乘坐交通工具和吃饭住宿全部免费，成为"文化大革命"很特殊的一道风景。
毛泽东先后8次接见红卫兵，共1100-1300万人，这个数据源于王令金著《马克屎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進程及其规律》中央编译出版社的书。
想象一下绿皮车厢中挤满了一车的红卫兵，大家都不知道流脑，也没防护，昏昏沉沉坐车，一起待上几十个小时。这就是曾光所说的，火星带到全国各地。大串连使地方各级党政机构逐渐陷入瘫痪状态，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妨碍了正常的生产和交通运输。
串联与流脑的关系，其他文献中也能找到痕迹：
1966年秋至1967年春适逢流脑爆发，大串联加剧了疫情的传播。而卫生部因“文化大革命”已无法开展正常工作。
历史珍贵不应该被遗忘，而令人感叹的是，如此大的一次疫情，却静悄悄的躺在历史中。－－https://cj.sina.com.cn/articles/view/1961718870/v74ed745601900py46
2020年3月6日 【历史回眸】并不久远却被遗忘的一场疫病
“流脑”全称“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是细菌感染导致的化脓性脑膜炎，易感者是青少年，它通过飞沫传播，传染性强，发病率与死亡率都非常高。
1966年时，中国流脑病死率为1.1%，到1967年初即高达4.04%，1967年春，流脑病死率竟高达5.49%，为什么呢？这完全是中国政治运动引发的大规模传染疫病。
1966年“五一”之后，清华、北大附中一些中学生，以干部子弟为主，自发成立了“红卫兵”。8月5日，毛泽东给“红卫兵”写信，对他们的“革命造反活动”予以“坚决支持”。中央文革很快表态，支持全国各地的学生到北京交流“革命经验”、支持北京学生到各地 “革命串连”。8月18日，在周恩来的安排下，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检阅几十万红卫兵及师生民众。
自称“煽射秽主义的风，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火”的周恩来，8月27日在“首都红代会”上说：“我们来就是帮助你们建立联络站……我们有责任帮助你们，不光成立总站，还在成立分站，给你们干革命的方便。给你们架专用的电话线，准备交通工具、吃住……”
9月5日，国务院通知，要求组织外地师生来京参观学习，开展“文化大革命”，规定交通一律免费。12月15日，中共提出组织学生下乡“串连”，于是，北京等地红卫兵到各地鼓动造反，各地也到北京学习，他们还去延安、井冈山、瑞金、韶山等中共盘踞过的地方参观，运动风潮迅速推广到农村，席卷了全国，中国出现了1949年以来第一次人口集中大流动。
1966年底到1967年初，是红卫兵“大串连”的高峰，也是“流脑”疫情的高发期。首例病人是广东阳春县潭水中学的一名学生，他北上“串连”回到学校后，1966年11月17日，在马水公社家中发病。自他开始，“流脑”从南至北，沿公路干线以西蔓延开。到1967年，阳春县发病4452例、死亡312 例。通过“大串连”，该县中学生又把“流脑”迅速传播到全国各地。先是各大城市爆发，接着，扩散到中小城市及边远农村地区，很多偏僻山区及农村因“大串连”被感染侵袭，疫病不可阻止地爆发了。
疫情伴着“大串连”串连了。据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回忆：“高峰时，每天進出北京的红卫兵数量达到 150万～170万人之多！北京各医院凡是能待人的地方……包括走廊上都躺满了病人。”
一位广西梧州的中学生当年曾“串连”到广州，他回忆说：“在广州市，住進了荔湾区的一个学校接待站里，那里的教室横七竖八的人满为患。晚上还好端端地睡着，第二天就见有人被抬走了，是用白布兜头兜面盖住那种呢，而且还是隔三岔五地就有人被抬走。”
学生大面积死亡后，人们谈病色变，只能自行胡乱预防求治。全国很多地方抢购中草药，服大桉叶、龙胆草、松毛甘草等等，人心惶惶。
1967年2月、3月，中共发布停止长途步行“串连”的通知，取消原定春暖后進行“大串连”的计划，“大串连”终于停止了。
“大串连”时的脑流疫情，已经扩展了全国23个省、市自治区，染疫的青少年高达304.4万，死亡人数16.7万，仅广东省发病的就有195,745人，病死10,770人；辽宁发病者有51,931人，死亡3013人；绍兴共发病29,118例，死亡1040人。专业研究者认为，因有的地方偏僻闭塞，死亡实际数字要比统计的多一些。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0/3/3/n11912272.htm
X年x月x日 血吸虫 －－维基百科
血吸虫，又名裂体吸虫，属扁形动物门，主要指所有归类在裂体属下19个同属的物种。其中有6种可以寄生人类，主要者有三种，分别流行于中东、亚洲和南美洲地区，分布范围较广，且是可以感染人类的主要三种血吸虫；另外三种则局限于北非、马来半岛、湄公河流域，由于多为动物株（zoophilic strain），对人的影响较小。血吸虫成长的过程都必须经过在淡水螺类体内的寄生阶段，才有能力感染其他宿主，而血吸虫寄生后多选择在宿主体内的静脉血管定居，所引起的症状表现各有不同，皆统称为血吸虫症（或血吸虫病），被世界卫生组织公布在六大热带医学疾病之一。
在血吸虫的生活史中，有两个宿主，一个是被成虫寄生的人和其它哺乳动物，称为终宿主，许多种哺乳动物都可成为血吸虫的终宿主；另一个是被幼虫寄生的钉螺，叫中间宿主，钉螺是日本血吸虫的唯一中间宿主。
血吸虫对人体损害导致症状称为“血吸虫病”，血吸虫病俗称“大肚子病”，属于人和牛、羊、猪等哺乳动物感染血吸虫所引起的一种传染病和寄生虫病；血吸虫人对人畜危害以虫卵损害为最为严重；虫卵沉着在宿主的肝脏及肠壁等组织，形成虫卵肉芽肿，最后导致肝脾肿大、肠壁纤维化、肝硬化和腹水；儿童如果反复感染血吸虫会引起发育不良、智力减退、生殖机能不好，形成血吸虫性“侏儒症”，丧失劳动力。
血吸虫传播途径：人畜传播主要有钉螺、粪便、水源。
中国只有日本血吸虫病(因本病首先在日本发现，病原虫的生活史也首先经日本学者详细研究而阐明，故得名)，20世纪50年代以前曾流行于长江以南大部分产粮区，患者多达1000余万人。经大规模群众性防治，至70年代发病人数已降至250万，台湾仅发现动物感染日本血吸虫。
根据2003年中国卫生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时提供的数据，大陆地区有427个县（市、区）存在疫情，受威胁人口6500万，钉螺分布面积达2.22万公顷，洞庭湖、鄱阳湖的江湖洲滩地带，四川、云南的部分山区为重疫区。据卫生部门发布的统计资料，2003年全国有血吸虫病人84万，比2000年增加了15万；其中急性感染人数明显增加，2003年发生了30多起急性血吸虫病爆发疫情，2003年流行区７省报告急性感染1114人，较2002年同期上升2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血吸虫
2003年10月17日 湖南血吸虫疫情加剧 洞庭湖几成“毒湖”
《中国血吸虫病防治》杂志披露，2002年，我国南方12个血吸虫病流行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共有427个流行县(市、区)，37246个流行村，流行村总人口为6453万人；全国共有血吸虫病人81万人，其中晚期病人26046人；疫情最重的湖南省血吸虫病人达到21万人之多，环洞庭湖的岳阳市、常德市、益阳市是湖南省最大的疫区，媒体惊呼，由于湖水已经变成了传染血吸虫病的疫水，这个总面积达2700多平方公里的全国最大淡水湖已经变成了“毒湖”！
73岁的黄福业和老伴住在一栋偏房里，除了电灯，屋子里没有一样电器。“怎么会感染上血吸虫病”这样的问题在老人看来显得非常幼稚。老人说：“我这一生可能几千次几万次被传染上血吸虫。在(上世纪)70年代冬天修洞庭湖大堤前，每年湖水一涨，水就漫進我家院子来了，那时候防汛是站在洪水中，那些都是疫水嘛，一接触就染上了。另外，我经常去湖里打草，捞鱼，也要沾水。所以没有办法，要生活啊，明明知道要染病，还是不得不去沾水。”10年前就丧失了劳动力，老两口没种地，没养猪鸡牲口，两个儿子每年供给1200斤稻谷和10斤肉给他们过日子，无其他任何经济来源。3个女儿每年给他一两百元，老人就靠这点钱每年去看门诊抓药。
9月27日下午，我们见到了在岳阳县血防医院住院的“晚血”病人晏伟雄，他今年58岁。早在1988年，他的妻子就因为“晚血”割除巨型脾而死。晏伟雄自己一人养活两个孩子，事实上他早就是个血吸虫病人，但他无暇顾及，直到今年2月份胃胀、拉肚子、厌食、乏力的频率增加，他才到医院门诊查病，一查吓一跳：晚血！“在害死我老婆十多年后，它又要来夺我的命了。”
晏伟雄对自己体内的血吸虫既仇恨又害怕。但家中没钱，他花了很长时间，才从信用社贷到了500元，两个在广州打工的儿子又凑了1000元，他才在9月中旬住進了县血防医院。但是躺在病床上的他仍然一筹莫展：“这个病治疗一个月要花5000元，每天100多元，我只缴纳了几百元钱，医药费现在都还是医生担保着的，以后怎么还这笔费用我还不知道，唉……”
9月27日记者来到鹿角镇羊庙村羊庙小学时，被焦点访谈曝光的鹿角镇血防站的巡疗队正在这里查病和为患者化疗，给血吸虫病患者免费服用吡奎酮。这是上个世纪80年代德国人发明的、在治疗血吸虫病方面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药物，杀虫率达到80%以上，是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首选药品，我国已经能自行生产，价格低廉。
面对记者，站长方杰宇只能连连认错：“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从思想上对不起老百姓，也对不起上级领导……”再往深处谈，他就没话了，急得副站长许千里和几名年轻医生在旁边干着急：“你说嘛，我们也很冤枉，上面只喊防治防治，就是不给我们钱。我们站最近一次领工资是在今年5月份，最高的才领了500多元。我们也想把工作干好，但我们也得吃饭呀。就拿这次整风来说，也是只叫我们干活，但我们的工资还是没有说法。”这支巡疗队的装备异常简陋，只有血压计、体温表等三四件器械，价值不到千元。
与湖南省血防所所长李岳生同名的岳阳县血防办原副主任李岳生，把血吸虫病反弹的原因归纳为“三个不到位”。第一是政策不到位。1999年9月生效的《湖南省血吸虫病条例》，在落实中没有产生应该产生的约束力。比如，岳阳县芦苇收入的15%就没有按照规定缴作血防经费，这至少使血防经费减少了100万元左右。第二是经费不到位。现在该县血防队伍共183人，县财政今年拨款114万元，就有57万元用于支付员工的“三金”(即医疗保险金、养老保险金和失业保险金)，在扣除县血防办机关的办公经费38万元，只剩下19万元给乡镇血防站的173人发放工资，平均每人不到1千元，各乡镇血防系统因此不得不把工作重点转移到解决员工吃饭问题上。与此同时，省里给的资金不到位，以前省里每年会给县里10万元，但从2001年开始省里不再给下面一分钱，而改发药物；但这些药物又不一定是下面实际需要的药物，派送到乡镇的药物不一定用得完，药物有限期最长时间为两年，保管药物成了很多血防站头痛的问题。这次被“焦点访谈”曝光的倒卖药物事件也有这方面的客观原因。第三，改革不到位，以前省里每年都有几个关于血防系统改革的文件，但文件没有涉及血防改革的根本办法，只是鼓励抓钱，没有讲到多少提高人员素质、更新设备和为疫区患者服务的问题。
－－news.sina.com.cn/c/2003-10-17/00181935989.shtml
2017年7月27日 瘟神缘何送走又重来
浙江的年轻人很少听说过“血吸虫病”这种疾病，可对于年纪大些的人，这是一个让他们印象深刻的传染病。
昨天，杭州市疾控中心通报，来自余杭的8岁女孩和她的父亲感染了血吸虫病，虽经治疗已处康复期，但他们的肾脏可能会因此留有轻微受损。
现在又到了学生暑期出游的旺季，而我国的安徽、江西、湖南和湖北等省的长江沿线、鄱阳湖和洞庭湖周边，特别是由于近期洪涝灾害多发，存在血吸虫中间宿主钉螺易感地带扩大的可能。
疾控专家为此发出“警示”：暑期出游请提防血吸虫病，在流行区不下河、不下湖嬉水游泳，避免接触当地情况不明的河水、湖水、渠水等自然水体是最好的预防方法。
－－qjwb.zjol.com.cn/html/2017-07/27/content_3551837.htm?div=0
1 篇帖子
• 分页： 1 /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