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孽党》柯庆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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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孽党》柯庆施
由 侯保林 » 2021年1月22日
本卷集中共党第一代党匪的主要人物，并通过每位些许的历史事件来显现其人的恶劣禀性，同时也将一些被埋没的历史真相再次向世人公开。所有内容皆来自网络。人们可以看到，但凡卷入了这似绞肉机的共产体制，如不尽早脱离，像陈独秀、张国涛等，那么其结果，不是为争权夺利在倾轧互斗中悲惨痛苦地被灭亡，能活下来的，就几近魔鬼了。与前两卷相同，每篇取大概要义，并附上链接网址；阅者欲知详情，把文章题目或网址输入互联网即可。
－－整编者注
2016年7月26日 周恩来满脸通红怒斥柯庆施：你算老几
1950年7月，当曾任石家庄市长的柯庆施拟任南京市委书记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及华北局书记聂荣臻等曾联名致电华东局，称他“在团结干部及履行工作任务方面是有缺点的”，望华东局“随时注意加以帮助”。而这之前，柯庆施的个人履历上已经有着不良记载：1933年中央派他赴满洲省委执行任务时他因畏惧敌情中途脱逃却谎称已去，延安整风中曾给他这一问题的结论是“犯有在危险时刻动摇并欺骗组织的错误”。
按理来说，这样一位“问题官员”不会太得重用。然而他于1950年8月任南京市委书记，两年后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1954年接替陈毅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上海局（当年大区撤销后唯一组建的中央局）书记，1958年八届五中全会上并非政治局候补委员的他擢升政治局委员，同年还兼任上海市市长、华东协作区主任、南京军区第一政委，1960年任重建的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1964年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升任国务院副总理，仕途青云直上。
一
翻检史书可见，柯庆施琢磨毛泽东喜好行事者，最早当是在“射秽主义改造”后期。薄一波在其《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指出，最主要者是柯庆施向南巡的毛泽东所讲的一个情况所致，“说他经过调查，县、区、乡三级干部中，有百分之三十的人反映农民要‘自由’的情绪，不愿意搞射秽主义”。
南方视察回京后的毛泽东就带着怒气与忧虑走上前台，开始力排众议，大刀阔斧地推進农业合作化；不知底里、主张合作化步伐应当稳妥的邓子恢，自然就被他斥为“小脚女人走路”。而对于所谓“小脚女人走路”的批判，不仅带动了整个射秽主义改造的急速前進，也导致了1956年共和国经济建设的冒進。
柯庆施的这次向毛泽东進言，无疑是为自己博得了头彩。他更加事事紧跟最高领袖，以抢得风气之先为能事。
1957年底，柯庆施便在中共上海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一篇急躁冒進味道浓烈的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射秽主义的新上海》。这篇升虚火的文章无疑是及时地支持了毛泽东批判反冒進、准备大跃進的想法。自感“曲高和寡”在北京找不到知音的毛泽东，在这里找到了。他指示《人民日报》刊登柯庆施的这篇文章。次年一月的南宁会议上，柯庆施便成了唯一不断被毛泽东点名表扬的明星。毛泽东甚至拿出柯庆施的这篇文章对周恩来说：“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会议期间的多次讲话中，65岁的毛泽东屡称56岁的柯庆施为“柯老”，据说这是当时党内唯一被毛泽东尊称为“某老”而实际年龄比毛泽东小的人。
自从成为政治局委员，柯庆施与毛泽东接近的机会就更多了，他也能更便利地从领袖的言论中领悟其意向和思路，然后以得风气之先的果敢予以鼓吹和阐发。
八大二次会议后，大跃進运动便在全国各条战线铺开。高指标和浮夸风首先空前泛起。柯庆施自然是这万马奔腾中一马当先、睥睨一世者了。6月，由他主政的华东协作区在农业口率先放“卫星”，说华东五省市去年粮食总产715亿斤，今年夏收203亿斤，加上秋季将有1,200亿斤，比去年增长近70%。
在当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柯庆施还别出心裁地首创了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的口号。因此，英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麦克法夸尔指出：“免费供应膳食的问题显然是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提出来的。”柯庆施的这个口号显然又极得毛泽东的欢心，在随后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曾多次谈到“吃饭不要钱”。
二
喧嚣一时的大跃進并没能持续多久。在7月共和国历史上著名的庐山会议前期，亲历此次会议的李锐后来在《庐山会议实录》中称柯庆施是“左派”司令部的挂帅者，说以他为首的一部分人始终是在窥测风向，对上年的兴风作浪、迎合抬轿不仅没有丝毫内疚，反而犯阿Q之病：触动不得，一触即跳，过于护短，过于保护自己。在16日彭德怀的上书被毛泽东批示印发后，柯庆施以他特有的政治敏感立即领悟到了领袖的意图。因此在毛泽东表态之前，他就已称彭德怀的信为“毒草”。
21日，当张闻天在小组会上发言支持彭德怀信中的意见时，柯庆施不断插话责难。次日，毛泽东找人谈话。柯庆施说，现在很需要主席出来说话，顶住这股风，不然队伍就散了，人都被彭德怀拉过去了。
共和国的建设从1961年起進入了一个艰难的调整时期。在次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柯庆施则对刘少奇代表中央提交的报告中关于形势的分析和提出的任务极为不满，提出了一连串的质问：“《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要不要？多少年解决吃穿用？十五年赶上英国要不要？……干劲还要不要？用什么方法鼓干劲？……指标要不要？”并且说，“越看越没劲”。对于这一时期周恩来、陈毅主持的文艺政策的调整，柯庆施也颇为不满。周恩来在会上批评文艺界的一些错误做法为“五子登科”，柯则不准在上海传达这一讲话。以至于周恩来在后来的一次会议上气愤地说：“你算老几？”
三
1962年后，随着反对苏共“现代修正主义”的展开，毛泽东的注意力从“大跃進”的挫折中重新转向了阶级斗争，意识形态领域首当其冲成了他审视的重点。意识到最高领袖兴奋点转移的柯庆施也立即跟進，开始频频瞩目文坛。
他在翌年初上海文艺工作者联欢晚会上的讲话中说：今后在创作上，作为指导思想，一定要提倡和坚持“厚今薄古”，要着重提倡写解放后十三年，要写活人，不要写古人、死人•••••
1963年1月6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报道了柯庆施的这个讲话。“大写十三年”这一奇怪提法立即招致了文艺界的强烈批评，但是却和当时正欲染指政坛，却在北京无人理睬的“流动哨兵”江青的想法不谋而合。
此后，善于揣摩的柯庆施再出新招：他在上海推动开展故事会活动，用讲故事的方式对工农兵進行阶级教育。12月9日，中宣部《文艺情况汇报》报导了他的这一新举措：柯庆施同志亲自抓曲艺工作。看到这则材料的毛泽东特地批示要北京市领导彭真、刘仁一阅，此中的深意显然是批评北京迁就文艺界、墨守成规，不如上海抓得紧、有新招，看来他后来指责北京“针插不進、水泼不進”的念头这时即已生成。
1964年初，柯庆施被发现患有肺癌并住院治疗和休养。延至翌年4月，病死于成都，终年63岁。
－－https://www.aboluowang.com/2016/0726/775968.html
2016年2月18日 柯庆施之死的真相
柯庆施之死的真相
1965年4月5日，正值清明节。四川省委的李井泉、李大章、廖志高等人晚上设宴招待正在成都的朱德、董必武、贺龙、聂荣臻、柯庆施。席间，有人提议男宾、女宾分桌，夫人们另开一桌。于是，柯庆施夫人于文兰坐到女宾桌那边去了。柯庆施有病，只能吃清淡饮食，忌油腻，夫人遵医嘱，很注意“管制”他的饮食。那天，柯庆施从晚六时入宴，至晚九时才回招待所卧室。
1965年4月10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报“柯庆施同志患重病治疗无效，于1965年4月9日下午六时三十分在成都逝世，享年六十三岁”。
盖棺未论定
常言道：“盖棺论定。”柯庆施虽然早在1965年病逝，时至今日却尚未“论定”。柯庆施病逝时，身兼一系列显赫职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南京军区第一政委、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对于这么一个已去世45年的“大人物”，官方一直没给他一个明确的说法。
柯老？柯大鼻子？柯怪
柯庆施年纪不大就被尊称为“柯老”，原因在于其资格老。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柯庆施是“我们党最早见过列宁的同志”。
1921年10月4日下午2时，巡警突然包围了陈独秀住所，除了陈独秀被捕之外，同时被捕的还有陈独秀夫人高君曼以及包惠僧（中共一大代表）、杨明斋（中共早期著名活动家，当时与张太雷刚从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归来）、柯庆施，共五人。上海报纸纷载陈独秀被捕的消息，柯庆施的名字也曝光于媒体。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花了很多钱营救五人（保金达500两白银），10月26日五人出狱。
1922年1月，20岁的柯庆施与张国焘、邓培前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受到列宁接见，并同列宁握过手。
早年，柯庆施有两个雅号：因长了个大鼻子，人称“柯大鼻子”；还有个雅号叫“柯怪”。这个“柯怪”源于柯庆施在1919年3月10日为自己取的笔名“怪君”。
柯庆施18岁时在安徽老家有过一次婚姻，進入延安之后，又有过一次短暂的婚姻——与小他20来岁的李锦结婚。李锦原本与王若望相恋，正在谈婚论嫁时，被柯庆施插了一脚。不过，李锦与柯庆施结合不久，便告离婚。接着，柯庆施在担任延安女子大学副校长时，与该校政治处女干部曾淡如（曾化名李蜀君、李淑云）相爱，于1941年结婚。曾淡如是四川邻水县人，小柯庆施4岁，于1926年在四川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5月担任中共遂安临时县委书记，1940年春来到延安。
延安整风期间，柯庆施受到审查，主要问题是1933年中央派他从上海赴满洲省委执行任务时，携带大量经费，因敌情紧张，他不敢去，把经费在天津花掉。然而他却向组织报告说，火车不通满洲，后来又改口说已去过满洲，写出假报告。这一欺骗行为，直至1935年中共满洲省委向中央汇报工作时才被戳穿。
柯庆施是如何起家的
柯庆施虽然资格老，但他与毛泽东的关系一般。博得毛的好感，是在1956年柯主持上海工作不久。
1956年7月11日，中共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柯庆施步上讲台，作了长长的报告，题为《调动一切力量，积极发挥上海工业的作用，为加速国家的射秽主义建设而斗争》，提出以“充分地利用上海工业潜力，合理地发展上海工业生产”作为上海工业的新方针。毛泽东正在杭州。听到从上海传来的消息，派了秘书田家英前往上海，取来了柯庆施的报告。毛泽东看毕，大加赞赏，说了几句夸奖柯庆施的话。经过毛泽东亲笔修改，《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柯庆施的报告。
张春桥成了柯的爱将
张春桥来上海工作比柯庆施早。1950年6月，张春桥在上海任新华通讯社华东总分社社长。1951年11月起任上海《解放日报》副总编辑，后来成为社长兼总编辑。
柯庆施这么看重张春桥，是因为他与张春桥有旧：1947年11月当柯庆施出任石家庄市市长的时候，张春桥担任市政府的喉舌——石家庄日报社社长。头脑灵活、善于出点子的张春桥很受柯庆施的喜欢，被提升为石家庄市政府秘书长，同时仍兼任石家庄日报社社长。
张春桥为柯庆施起草了洋洋数万言的长篇报告，标题为《乘风破浪，加速建设射秽主义的新上海！》。一看标题，毛就发出了赞赏之声：“乘风破浪，好！”毛泽东还亲自动笔，修改了这一报告。
险些取代周恩来出任总理
1958年1月“南宁会议”。毛泽东在会上猛烈抨击“反冒進”。说“反冒進”使全国人民泄了气，还说那些主张“反冒進”的同志离右派只有50米了！毛泽东所批评的那些主张“反冒進”的同志，是指周恩来和陈云。
紧接着，在1月16日的会议上，毛泽东称赞了柯庆施的报告。
从南宁会议上的这段话，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柯庆施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射秽主义的新上海！》极为欣赏。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你不是反冒進吗？我是反反冒進的！”
毛泽东还说，“北京不出真理，真理出在上海”。
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是有以柯庆施代替周恩来为总理的设想的。虽然没有正式提出来，但是以周恩来的敏锐，当然是感觉到的。在1958年6月9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委婉地提出说，请考虑自己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贺龙、罗荣桓、陈毅、李先念、陈伯达、叶剑英、黄克诚。会议挽留周恩来继续担任总理。会后，邓小平拟了个会议记录，写道：会议认为周恩来“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并把这个记录报送了毛泽东。
柯关于“迷信”和“盲从”的名言
1958年3月8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史称“成都会议”。
毛泽东在会上讲话，谈及个人崇拜问题，提出了“两种崇拜”的观点。
就在这次会议上，“凡事‘左’三分”的柯庆施“紧跟”毛泽东，说出了这么一段“名言”：“我们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我们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
正可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柯庆施如此献媚取宠的话，居然博得了毛的欢心。
当时，正处于“大跃進”岁月，柯庆施还有一句“名言”：“共产党员不说三分大话不算数，有三分大话，七分可靠就行了。”正是这一类“大话”，刮起了1958年的浮夸风。
为“女客人”提供基地
就在柯庆施提出“大写十三年”之后，引起了“女客人”的注意。1963年2月下旬，“女客人”又一次南下，来到上海。所谓“女客人”，是上海市政府交际处给第一夫人江青的代号。
在柯庆施的支持下，江青在上海建立了“基地”——“大批判”基地和“样板戏”基地。
1964年6月5日至7月31日，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期间，江青大出风头，在大会上发表了主旨演讲《谈京剧革命》，一句也不提北京市委，却三次表扬了上海市委，亦即表扬柯庆施。
突然病故于成都
就在江、张、姚秘密“合作”《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时候，柯庆施已经病重。1964年4月20日柯在上海华东医院做了手术，切除了有癌灶的那一叶肺。当时周恩来专程来上海，柯庆施做手术时在医院守候了3个小时。9月，柯庆施由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陪同去北戴河养病。天气渐冷，10月23日起去广州养病，逐渐复原。1965年3月，柯庆施在广州经过仔细的体检，确认手术治疗是成功的，准备回上海主持工作。
然而，1965年4月10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报“柯庆施同志患重病治疗无效，于1965年4月9日下午六时三十分在成都逝世，享年六十三岁”。
柯庆施之死的真相
1965年4月5日，正值清明节。四川省委的李井泉、李大章、廖志高等人晚上设宴招待正在成都的朱德、董必武、贺龙、聂荣臻、柯庆施。席间，有人提议男宾、女宾分桌，夫人们另开一桌。于是，柯庆施夫人于文兰坐到女宾桌那边去了。柯庆施大笑：“今天解放了！”本来，柯庆施有病，只能吃清淡饮食，忌油腻，夫人遵医嘱，很注意“管制”他的饮食。那天，柯庆施一“解放”，尽兴而食，从晚六时入宴，至晚九时才回招待所卧室。
柯庆施回屋后，看了些文件。临睡前又吃了一把炒花生米。夜十二点多，柯庆施腹痛，保健医生胡允平马上前来诊治。
凌晨二时多，胡允平报告柯庆施的两位秘书，即吴云溥和陈文。据吴云溥回忆，当时“女客人”正在上海，王一平通报了“女客人”，“女客人”马上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很关心柯庆施的病况。
清晨六时，因柯庆施病情加重，柯庆施秘书打长途电话给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陈丕显，要求火速派上海医护小组前来诊治——虽然四川医生已守候在柯庆施床前，但柯庆施宁肯相信上海医生。
到达成都之后，医生们发现治疗对象是“老病号”。四川医生的诊断结果为“胆囊炎并发胰腺炎”。上海医生经过仔细诊查，认为：“第一为胆囊炎，第二为胰腺炎。”因为柯庆施在1964年曾患胆囊炎，是由他们诊治的，当时的症状跟这一次相似。于是，这一次主要按照胆囊炎来医治，也虑及胰腺炎。
4月7日下午，于文兰向上海医生反映，柯庆施由于连日无法入眠，情绪烦躁不安。上海医生经过讨论，决定注射镇静剂。下午3点，方兆麟给柯庆施注射镇静剂“硫苯妥钠”之后，薛邦祺守候在柯庆施床前。柯安然入眠，发出轻微鼾声。一直守候在外间的上海医生们，轻轻地舒了一口气。
入夜，柯庆施的病情陡然转危：呼吸急促，呈喘息状，立即输氧，蓦地，柯庆施心跳停止。医生立即做胸外心脏按摩，渐渐地，柯恢复呼吸和心跳。医生们通宵不眠，不断为柯庆施做人工呼吸、胸外心脏按摩。
8日，在紧张的抢救中度过。9日上午，柯庆施病情又转危。中午，柯庆施心跳停止——出现了最危险的讯号。医生和护士们排成一队，轮流为柯做胸外心脏按摩。每人做几分钟，就累得直喘气，赶紧由另一人接替。柯庆施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而抢救仍在继续中。连续不断的胸外心脏按摩，使柯庆施的肋骨压断好几根。直到下午6时30分，柯庆施已毫无起死回生的希望，抢救工作这才歇手。
－－https://www.weibo.com/p/230418893863e60102w2v1?pids=Pl_Official_CardMixFeedv6__4&feed_filter=2
－－整编者注
2016年7月26日 周恩来满脸通红怒斥柯庆施：你算老几
1950年7月，当曾任石家庄市长的柯庆施拟任南京市委书记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及华北局书记聂荣臻等曾联名致电华东局，称他“在团结干部及履行工作任务方面是有缺点的”，望华东局“随时注意加以帮助”。而这之前，柯庆施的个人履历上已经有着不良记载：1933年中央派他赴满洲省委执行任务时他因畏惧敌情中途脱逃却谎称已去，延安整风中曾给他这一问题的结论是“犯有在危险时刻动摇并欺骗组织的错误”。
按理来说，这样一位“问题官员”不会太得重用。然而他于1950年8月任南京市委书记，两年后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1954年接替陈毅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上海局（当年大区撤销后唯一组建的中央局）书记，1958年八届五中全会上并非政治局候补委员的他擢升政治局委员，同年还兼任上海市市长、华东协作区主任、南京军区第一政委，1960年任重建的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1964年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升任国务院副总理，仕途青云直上。
一
翻检史书可见，柯庆施琢磨毛泽东喜好行事者，最早当是在“射秽主义改造”后期。薄一波在其《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指出，最主要者是柯庆施向南巡的毛泽东所讲的一个情况所致，“说他经过调查，县、区、乡三级干部中，有百分之三十的人反映农民要‘自由’的情绪，不愿意搞射秽主义”。
南方视察回京后的毛泽东就带着怒气与忧虑走上前台，开始力排众议，大刀阔斧地推進农业合作化；不知底里、主张合作化步伐应当稳妥的邓子恢，自然就被他斥为“小脚女人走路”。而对于所谓“小脚女人走路”的批判，不仅带动了整个射秽主义改造的急速前進，也导致了1956年共和国经济建设的冒進。
柯庆施的这次向毛泽东進言，无疑是为自己博得了头彩。他更加事事紧跟最高领袖，以抢得风气之先为能事。
1957年底，柯庆施便在中共上海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一篇急躁冒進味道浓烈的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射秽主义的新上海》。这篇升虚火的文章无疑是及时地支持了毛泽东批判反冒進、准备大跃進的想法。自感“曲高和寡”在北京找不到知音的毛泽东，在这里找到了。他指示《人民日报》刊登柯庆施的这篇文章。次年一月的南宁会议上，柯庆施便成了唯一不断被毛泽东点名表扬的明星。毛泽东甚至拿出柯庆施的这篇文章对周恩来说：“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会议期间的多次讲话中，65岁的毛泽东屡称56岁的柯庆施为“柯老”，据说这是当时党内唯一被毛泽东尊称为“某老”而实际年龄比毛泽东小的人。
自从成为政治局委员，柯庆施与毛泽东接近的机会就更多了，他也能更便利地从领袖的言论中领悟其意向和思路，然后以得风气之先的果敢予以鼓吹和阐发。
八大二次会议后，大跃進运动便在全国各条战线铺开。高指标和浮夸风首先空前泛起。柯庆施自然是这万马奔腾中一马当先、睥睨一世者了。6月，由他主政的华东协作区在农业口率先放“卫星”，说华东五省市去年粮食总产715亿斤，今年夏收203亿斤，加上秋季将有1,200亿斤，比去年增长近70%。
在当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柯庆施还别出心裁地首创了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的口号。因此，英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麦克法夸尔指出：“免费供应膳食的问题显然是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提出来的。”柯庆施的这个口号显然又极得毛泽东的欢心，在随后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曾多次谈到“吃饭不要钱”。
二
喧嚣一时的大跃進并没能持续多久。在7月共和国历史上著名的庐山会议前期，亲历此次会议的李锐后来在《庐山会议实录》中称柯庆施是“左派”司令部的挂帅者，说以他为首的一部分人始终是在窥测风向，对上年的兴风作浪、迎合抬轿不仅没有丝毫内疚，反而犯阿Q之病：触动不得，一触即跳，过于护短，过于保护自己。在16日彭德怀的上书被毛泽东批示印发后，柯庆施以他特有的政治敏感立即领悟到了领袖的意图。因此在毛泽东表态之前，他就已称彭德怀的信为“毒草”。
21日，当张闻天在小组会上发言支持彭德怀信中的意见时，柯庆施不断插话责难。次日，毛泽东找人谈话。柯庆施说，现在很需要主席出来说话，顶住这股风，不然队伍就散了，人都被彭德怀拉过去了。
共和国的建设从1961年起進入了一个艰难的调整时期。在次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柯庆施则对刘少奇代表中央提交的报告中关于形势的分析和提出的任务极为不满，提出了一连串的质问：“《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要不要？多少年解决吃穿用？十五年赶上英国要不要？……干劲还要不要？用什么方法鼓干劲？……指标要不要？”并且说，“越看越没劲”。对于这一时期周恩来、陈毅主持的文艺政策的调整，柯庆施也颇为不满。周恩来在会上批评文艺界的一些错误做法为“五子登科”，柯则不准在上海传达这一讲话。以至于周恩来在后来的一次会议上气愤地说：“你算老几？”
三
1962年后，随着反对苏共“现代修正主义”的展开，毛泽东的注意力从“大跃進”的挫折中重新转向了阶级斗争，意识形态领域首当其冲成了他审视的重点。意识到最高领袖兴奋点转移的柯庆施也立即跟進，开始频频瞩目文坛。
他在翌年初上海文艺工作者联欢晚会上的讲话中说：今后在创作上，作为指导思想，一定要提倡和坚持“厚今薄古”，要着重提倡写解放后十三年，要写活人，不要写古人、死人•••••
1963年1月6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报道了柯庆施的这个讲话。“大写十三年”这一奇怪提法立即招致了文艺界的强烈批评，但是却和当时正欲染指政坛，却在北京无人理睬的“流动哨兵”江青的想法不谋而合。
此后，善于揣摩的柯庆施再出新招：他在上海推动开展故事会活动，用讲故事的方式对工农兵進行阶级教育。12月9日，中宣部《文艺情况汇报》报导了他的这一新举措：柯庆施同志亲自抓曲艺工作。看到这则材料的毛泽东特地批示要北京市领导彭真、刘仁一阅，此中的深意显然是批评北京迁就文艺界、墨守成规，不如上海抓得紧、有新招，看来他后来指责北京“针插不進、水泼不進”的念头这时即已生成。
1964年初，柯庆施被发现患有肺癌并住院治疗和休养。延至翌年4月，病死于成都，终年6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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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2月18日 柯庆施之死的真相
柯庆施之死的真相
1965年4月5日，正值清明节。四川省委的李井泉、李大章、廖志高等人晚上设宴招待正在成都的朱德、董必武、贺龙、聂荣臻、柯庆施。席间，有人提议男宾、女宾分桌，夫人们另开一桌。于是，柯庆施夫人于文兰坐到女宾桌那边去了。柯庆施有病，只能吃清淡饮食，忌油腻，夫人遵医嘱，很注意“管制”他的饮食。那天，柯庆施从晚六时入宴，至晚九时才回招待所卧室。
1965年4月10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报“柯庆施同志患重病治疗无效，于1965年4月9日下午六时三十分在成都逝世，享年六十三岁”。
盖棺未论定
常言道：“盖棺论定。”柯庆施虽然早在1965年病逝，时至今日却尚未“论定”。柯庆施病逝时，身兼一系列显赫职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南京军区第一政委、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对于这么一个已去世45年的“大人物”，官方一直没给他一个明确的说法。
柯老？柯大鼻子？柯怪
柯庆施年纪不大就被尊称为“柯老”，原因在于其资格老。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柯庆施是“我们党最早见过列宁的同志”。
1921年10月4日下午2时，巡警突然包围了陈独秀住所，除了陈独秀被捕之外，同时被捕的还有陈独秀夫人高君曼以及包惠僧（中共一大代表）、杨明斋（中共早期著名活动家，当时与张太雷刚从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归来）、柯庆施，共五人。上海报纸纷载陈独秀被捕的消息，柯庆施的名字也曝光于媒体。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花了很多钱营救五人（保金达500两白银），10月26日五人出狱。
1922年1月，20岁的柯庆施与张国焘、邓培前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受到列宁接见，并同列宁握过手。
早年，柯庆施有两个雅号：因长了个大鼻子，人称“柯大鼻子”；还有个雅号叫“柯怪”。这个“柯怪”源于柯庆施在1919年3月10日为自己取的笔名“怪君”。
柯庆施18岁时在安徽老家有过一次婚姻，進入延安之后，又有过一次短暂的婚姻——与小他20来岁的李锦结婚。李锦原本与王若望相恋，正在谈婚论嫁时，被柯庆施插了一脚。不过，李锦与柯庆施结合不久，便告离婚。接着，柯庆施在担任延安女子大学副校长时，与该校政治处女干部曾淡如（曾化名李蜀君、李淑云）相爱，于1941年结婚。曾淡如是四川邻水县人，小柯庆施4岁，于1926年在四川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5月担任中共遂安临时县委书记，1940年春来到延安。
延安整风期间，柯庆施受到审查，主要问题是1933年中央派他从上海赴满洲省委执行任务时，携带大量经费，因敌情紧张，他不敢去，把经费在天津花掉。然而他却向组织报告说，火车不通满洲，后来又改口说已去过满洲，写出假报告。这一欺骗行为，直至1935年中共满洲省委向中央汇报工作时才被戳穿。
柯庆施是如何起家的
柯庆施虽然资格老，但他与毛泽东的关系一般。博得毛的好感，是在1956年柯主持上海工作不久。
1956年7月11日，中共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柯庆施步上讲台，作了长长的报告，题为《调动一切力量，积极发挥上海工业的作用，为加速国家的射秽主义建设而斗争》，提出以“充分地利用上海工业潜力，合理地发展上海工业生产”作为上海工业的新方针。毛泽东正在杭州。听到从上海传来的消息，派了秘书田家英前往上海，取来了柯庆施的报告。毛泽东看毕，大加赞赏，说了几句夸奖柯庆施的话。经过毛泽东亲笔修改，《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柯庆施的报告。
张春桥成了柯的爱将
张春桥来上海工作比柯庆施早。1950年6月，张春桥在上海任新华通讯社华东总分社社长。1951年11月起任上海《解放日报》副总编辑，后来成为社长兼总编辑。
柯庆施这么看重张春桥，是因为他与张春桥有旧：1947年11月当柯庆施出任石家庄市市长的时候，张春桥担任市政府的喉舌——石家庄日报社社长。头脑灵活、善于出点子的张春桥很受柯庆施的喜欢，被提升为石家庄市政府秘书长，同时仍兼任石家庄日报社社长。
张春桥为柯庆施起草了洋洋数万言的长篇报告，标题为《乘风破浪，加速建设射秽主义的新上海！》。一看标题，毛就发出了赞赏之声：“乘风破浪，好！”毛泽东还亲自动笔，修改了这一报告。
险些取代周恩来出任总理
1958年1月“南宁会议”。毛泽东在会上猛烈抨击“反冒進”。说“反冒進”使全国人民泄了气，还说那些主张“反冒進”的同志离右派只有50米了！毛泽东所批评的那些主张“反冒進”的同志，是指周恩来和陈云。
紧接着，在1月16日的会议上，毛泽东称赞了柯庆施的报告。
从南宁会议上的这段话，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柯庆施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射秽主义的新上海！》极为欣赏。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你不是反冒進吗？我是反反冒進的！”
毛泽东还说，“北京不出真理，真理出在上海”。
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是有以柯庆施代替周恩来为总理的设想的。虽然没有正式提出来，但是以周恩来的敏锐，当然是感觉到的。在1958年6月9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委婉地提出说，请考虑自己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贺龙、罗荣桓、陈毅、李先念、陈伯达、叶剑英、黄克诚。会议挽留周恩来继续担任总理。会后，邓小平拟了个会议记录，写道：会议认为周恩来“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并把这个记录报送了毛泽东。
柯关于“迷信”和“盲从”的名言
1958年3月8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史称“成都会议”。
毛泽东在会上讲话，谈及个人崇拜问题，提出了“两种崇拜”的观点。
就在这次会议上，“凡事‘左’三分”的柯庆施“紧跟”毛泽东，说出了这么一段“名言”：“我们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我们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
正可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柯庆施如此献媚取宠的话，居然博得了毛的欢心。
当时，正处于“大跃進”岁月，柯庆施还有一句“名言”：“共产党员不说三分大话不算数，有三分大话，七分可靠就行了。”正是这一类“大话”，刮起了1958年的浮夸风。
为“女客人”提供基地
就在柯庆施提出“大写十三年”之后，引起了“女客人”的注意。1963年2月下旬，“女客人”又一次南下，来到上海。所谓“女客人”，是上海市政府交际处给第一夫人江青的代号。
在柯庆施的支持下，江青在上海建立了“基地”——“大批判”基地和“样板戏”基地。
1964年6月5日至7月31日，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期间，江青大出风头，在大会上发表了主旨演讲《谈京剧革命》，一句也不提北京市委，却三次表扬了上海市委，亦即表扬柯庆施。
突然病故于成都
就在江、张、姚秘密“合作”《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时候，柯庆施已经病重。1964年4月20日柯在上海华东医院做了手术，切除了有癌灶的那一叶肺。当时周恩来专程来上海，柯庆施做手术时在医院守候了3个小时。9月，柯庆施由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陪同去北戴河养病。天气渐冷，10月23日起去广州养病，逐渐复原。1965年3月，柯庆施在广州经过仔细的体检，确认手术治疗是成功的，准备回上海主持工作。
然而，1965年4月10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报“柯庆施同志患重病治疗无效，于1965年4月9日下午六时三十分在成都逝世，享年六十三岁”。
柯庆施之死的真相
1965年4月5日，正值清明节。四川省委的李井泉、李大章、廖志高等人晚上设宴招待正在成都的朱德、董必武、贺龙、聂荣臻、柯庆施。席间，有人提议男宾、女宾分桌，夫人们另开一桌。于是，柯庆施夫人于文兰坐到女宾桌那边去了。柯庆施大笑：“今天解放了！”本来，柯庆施有病，只能吃清淡饮食，忌油腻，夫人遵医嘱，很注意“管制”他的饮食。那天，柯庆施一“解放”，尽兴而食，从晚六时入宴，至晚九时才回招待所卧室。
柯庆施回屋后，看了些文件。临睡前又吃了一把炒花生米。夜十二点多，柯庆施腹痛，保健医生胡允平马上前来诊治。
凌晨二时多，胡允平报告柯庆施的两位秘书，即吴云溥和陈文。据吴云溥回忆，当时“女客人”正在上海，王一平通报了“女客人”，“女客人”马上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很关心柯庆施的病况。
清晨六时，因柯庆施病情加重，柯庆施秘书打长途电话给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陈丕显，要求火速派上海医护小组前来诊治——虽然四川医生已守候在柯庆施床前，但柯庆施宁肯相信上海医生。
到达成都之后，医生们发现治疗对象是“老病号”。四川医生的诊断结果为“胆囊炎并发胰腺炎”。上海医生经过仔细诊查，认为：“第一为胆囊炎，第二为胰腺炎。”因为柯庆施在1964年曾患胆囊炎，是由他们诊治的，当时的症状跟这一次相似。于是，这一次主要按照胆囊炎来医治，也虑及胰腺炎。
4月7日下午，于文兰向上海医生反映，柯庆施由于连日无法入眠，情绪烦躁不安。上海医生经过讨论，决定注射镇静剂。下午3点，方兆麟给柯庆施注射镇静剂“硫苯妥钠”之后，薛邦祺守候在柯庆施床前。柯安然入眠，发出轻微鼾声。一直守候在外间的上海医生们，轻轻地舒了一口气。
入夜，柯庆施的病情陡然转危：呼吸急促，呈喘息状，立即输氧，蓦地，柯庆施心跳停止。医生立即做胸外心脏按摩，渐渐地，柯恢复呼吸和心跳。医生们通宵不眠，不断为柯庆施做人工呼吸、胸外心脏按摩。
8日，在紧张的抢救中度过。9日上午，柯庆施病情又转危。中午，柯庆施心跳停止——出现了最危险的讯号。医生和护士们排成一队，轮流为柯做胸外心脏按摩。每人做几分钟，就累得直喘气，赶紧由另一人接替。柯庆施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而抢救仍在继续中。连续不断的胸外心脏按摩，使柯庆施的肋骨压断好几根。直到下午6时30分，柯庆施已毫无起死回生的希望，抢救工作这才歇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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