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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文化精英＂，是泛指文化、艺术、科技等人才；限于自身能力，不能把受难的精英们全部记录下来以作纪念，让我深感遗憾。
我无法想象，一个罪恶的政党，能鼓噪人民任意指认谁是什么就是什么，要谁成什么就成什么；尔后几十年过去了，再轻巧恩赐般地说给谁平反了就平反了。而更让我惊讶的，是那些所谓被一纸平反了的末亡人，不仅不以行动团结起来申诉国家赔偿，追求申张公义，彰显法理良知，惩治恶行劣制，竟仍会屁颠屁颠地重去参与邪党的工作。这是出于何种心理和动机？又是为了何种难言之隐或无法言说的缘由？
也许，真如网友所言：我们都是受害者，我们也都是帮凶。
那么我想，只有当我们不再怯弱，不再去做帮凶的时候，我们才能免于苦难与被害。
本卷内容皆来自网络，大部分通过“维基百科”搜得，对此深表感谢。整编中可能在人名、时间、地点、事件和职称上有错误存在，这是要请读者诸君原谅的。
——整编者

石挥：（1915年－1957年11月），原名石毓涛，中国电影、话剧演员、导演。1934年，石挥加入北平明日剧团，开始做剧务，后来做演员和导演；1935年11月，在雷电剧团担任演员。1940年，石挥来到上海，相继参加了中国旅行剧团、上海剧艺社、苦干剧团、中国演剧社等艺术团体，参加演出了话剧《正气歌》、《大马戏团》、《秋海棠》等近30个剧目，塑造了多个身份不同、性格迥异的人物形象。1941年，石挥开始从事电影表演，拍摄了《世界儿女》、《乱世风光》两部影片后，继而先后在金星影片公司、文华影业公司主演了《假凤虚凰》、《太太万岁》、《艳阳天》、《哀乐中年》等一批有影响的影片。1950年，石挥拍摄了自己的导演处女作《我这一辈子》，并亲自担任了影片的编剧和主演，曾获文化部1949－1955私营厂优秀影片二等奖。1952年，石挥進入上海电影制片厂担任演员兼导演，先后在《腐蚀》、《姐姐妹妹站起来》、《关连长》、《宋景诗》、《情长谊深》中扮演了角色。1955年石挥导演的《鸡毛信》，该片获得英国第九届爱丁堡国际电影节优胜奖，这是最早一部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的中国儿童故事片，同年导演的戏曲艺术片《天仙配》，深受广大观众的欢迎和喜爱，并引起香港、台湾及东南亚地区的黄梅戏热潮。1957年由他导演并担任主角的电影《雾海夜航》受到了批判，同时因为他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短文《东吴大将－－假话》而被打成“右派”，并被批判。1957年11月，石挥乘坐曾拍摄过《雾海夜航》的“民主三号”客船，在海上投海自杀。

艾青：（1910年3月27日－1996年5月5日）原名蒋正涵，号海澄，曾用笔名莪加、克阿、林壁等，中国现代诗人。1929年至1932年留学法国。1932年1月，艾青启程归国。5月，艾青在上海加入中左翼美术家联盟，与画家江丰等人组织“春地艺术社”，举行“春地画会”，获鲁迅支持。1932年7月，遭国民党密探逮捕入狱，被指控为颠覆政府，判处有期徒刑6年。在狱中，艾青写出了《芦笛》、《透明的夜》、《巴黎》、《马赛》等许多诗歌，其中《大堰河——我的保姆》一诗为艾青的成名作(由于艾青当时只知道“大叶荷”这个名字的读音，而不知道实际汉字，故误写作“大堰河”)。1941年春，皖南事变发生后，艾青赴延安。1941年11月，《诗刊》创刊，艾青担任主编。至1942年5月5日终刊，《诗刊》共出六期。1941年11月初，艾青被志丹县推选为参议员，参加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在会场，艾青写作了歌颂领袖毛泽东的《毛泽东》一诗。1941年12月16日，艾青创作了《时代》一诗，集中思考时代命题。1942年3月9日，丁玲在《解放日报》副刊“文艺” 上发表《三八节有感》以及由马加撰写的小说《间隔》引发的批评。《艾青传》称，作为“文艺”副刊负责人的丁玲感受到“一种压力”，乃“来求艾青帮忙”，“不懂政治且又爱抱不平”的艾青连夜撰写了《了解作家，尊重作家》一文。3月11日，该文在“文艺”第100期发表。该文为“受批评的说几句话”，要求写作自由。当时，先后在《解放日报》副刊“文艺”上刊登的文章还有罗烽的《还是杂文的时代》，以及王实味的《政治家•艺术家》、《野百合花》等。一个月后，艾青发表了经毛泽东修改的文章《我对于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该文与《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相比，出现了若干重要观点变化，强调“文艺和政治，是殊途同归的”、“作家的团结”。1942年5月2日，艾青应邀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转变”之后的艾青获得各方好感。1942年6月9日，在批判王实味的斗争中，艾青即席长篇发言。七天后，艾青将发言整理为长篇文章《现实不容许歪曲》，将王实味称为“我们思想上的敌人”和“我们政治上的敌人”，该文发表在1942年6月24日的《解放日报》。后来艾青委托其子艾未未编《艾青全集》时，未将该文收入。1942年下半年，艾青先后创作了《野火》、《风的歌》、《希特勒》、《献给乡村的诗》、《悼词》、《向世界宣布吧》等诗歌，掀起了创作上的小高潮。1943年2月6日，延安文化界二百多人在青年俱乐部举办欢迎边区劳动英雄座谈会，劳动模范吴满有、赵占魁、黄立德参加。3月9日，艾青创作的诗歌《吴满有》在《解放日报》刊登。但是，吴满有1948年被国军俘虏并奔向国民政府。此后艾青很少提到《吴满有》这首诗。此后，艾青随骆驼队自延安赴三边（即定边、安边、靖边）采风，随后又与诗人萧三赴南泥湾等地访问，和359旅旅长王震结下深交。1943年暮春，艾青回到延安时，整风运动中的“审干和抢救”运动已开始。艾青被询问当年“提前保释出狱”及“《广西日报》副刊供职”一事。1943年夏末，艾青被发展为中共党党员。1945年1月27日，艾青得知法国作家罗曼•罗兰逝世，乃写出《悼罗曼•罗兰》一诗。1939年，艾青出版诗集《北方》，此后到1945年，共出版《向太阳》、《火把》、《献给乡村的诗》等诗集12部。1950年夏，访问苏联，后来出版诗集《宝石的红星》。由于在毛泽东发动的批判电影《武训传》运动中，《人民文学》被视为表现消极，还发表过许多思想“错误”的作品，故1952年2月，刚创刊一年多的《人民文学》宣布停刊整顿，副主编艾青被停职。丁玲担任整风之后的《人民文学》副主编，取代艾青成为该刊物的实际负责人。此前在针对《人民文学》“错误导向”的批判中，丁玲起到了重要作用。接任《人民文学》副主编前，丁玲身兼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处长，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文艺报》主编，此番又将《人民文学》收入囊中，在文艺界权倾一时。此后丁玲紧跟毛泽东的指挥，在陈企霞的协助下，对文艺界人士大力批判攻击。1956年，艾青出版诗集《春天》。1957年，获聘为《诗刊》及《收获》的编委，出版诗集《海岬上》。1957年12月，中共中国作协党组作出决议，开除艾青中共党党籍，撤销一切职务。1958年2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开除艾青党籍的正式通知。1958年4月，艾青离开文艺界，来到黑龙江省的一个林场落户。1959年，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化大革命中，艾青多次惨遭批斗。1976年10月起，艾青重获写作自由。　

龙榆生：（1902年4月26日－1966年11月18日）名沐勋，字榆生，是中国20世纪词学名家。龙榆生生于江西万载县，1920年代先后在武昌和厦门师从黄侃（季刚）、陈衍（石遗），1928年起先后任暨南大学、中山大学、太炎文学院等校教授。1940年出任“南京国民政府”立法委员，不久脱离政治，任教于中央大学。1945年因参与汪政权被判入狱12年。1948年保外就医。1956年任教上海音乐学院，1958年被打成右派，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遭抄家后不久去世。

厉德寅：（1902年－1976年9月），经济学家。1930年赴美国留学。1934年毕业于威斯康辛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相关理论的发展及其在经济统计学中的应用》运用的数理分析最多，是中国经济学由定性分析走向定量分析的里程碑式的成果。历任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学校教授，交通银行设计处处长，全国平准基金委员会研究室主任，云南大学教授，中央银行昆明分行行长，国民政府行政院经济会议专门委员、经济部参事等职。建国后，曾任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学院教授。主讲《高等数学》、《数理统计学》。译有《数理统计导论》。1952年任上海财经学院四级教授。1958年3月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劳动教养。同年9月3日由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批准，定为历史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送青海德令哈农场劳动改造。1963年9月2日刑满释放。1964年5月回沪。1976年9月病故。

孙越崎：（1893年10月16日－1995年12月9日），原名孙毓麒，曾用名孙世棻，中国现代能源工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中国实业家，中华民国及中共国政治人物。17岁时，孙越崎考入绍兴简易师范学校，1911年底毕业。1913年，孙越崎進入上海复旦公学中学部学习，结识了教师邵力子、同学罗家伦、俞大维等人。1915年5月，袁世凯接受了日本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条》，孙毓麒愤而更名“越崎”，意为使中国越过崎岖而走上康庄大道。1916年，孙越崎自复旦公学中学部毕业后，進入天津北洋大学文科预备科学习，后在父亲的劝说下，于同年考入北洋大学矿冶科。1919年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后，孙越崎作为天津北洋大学学生会会长参加此次集会。会上，孙越崎第一个站起来，代表北洋大学全体学生表态坚决罢课，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孙越崎等人还发起成立了天津学生联合会。同年6月4日，在天津学生举行游行示威时，孙越崎和马骏、谌志笃、沙主培作为天津学生代表，前往直隶省长公署，与直隶省省长曹锐谈判，要求省长曹锐给北京政府发电报，让北京政府释放被捕的北京学生，并拒绝签署卖国条约。最终请愿取得胜利。1923年秋，孙越崎赴中国东北，参观了抚顺煤矿、本溪煤矿、鞍山制铁所等等。1924年初，中俄官商合办穆棱煤矿公司（今鸡西矿务局的前身），应督办蔡运升之邀，孙越崎不顾家人反对，冒雪奔赴穆棱（今鸡西），参加了的穆棱煤矿的创建工作。孙越崎被任命为中方矿务股长兼机械、工程股长，率领中方人员开掘第二号直井，与俄方人员开掘的第一号直井進行比拼。孙越崎工作5年零8个月后，穆棱煤矿建成投产。1927年孙越崎结识了前来调查的北京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并在翁文灏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地质学会和中国矿冶工程学会。孙越崎还编写了《吉林穆棱煤矿纪实》一书，1930年由中国矿冶工程学会出版，翁文灏作序。1929年秋，孙越崎赴美国斯坦福大学采矿系学习。临走前，他专程拜望邵力子老师，邵力子嘱其“出去要好好学习，学成以后一定要报效祖国！”1931年9月，孙越崎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学习。回国途中，他又绕道欧洲，在1932年春，花了40多天考察了英、法、德等国的采矿业。1932年7月，经莫斯科和西伯利亚返回哈尔滨家中。孙越崎不愿定居在日本统治下的满洲国，所以在家呆了不到20天便南下来到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下的北平。1932年11月，孙越崎应翁文灏之邀来到南京，在刚刚成立的国防设计委员会（即日后资源委员会的前身）任专员兼矿室主任。1933年3月，孙越崎在津浦路沿线调查煤矿资源，写成《津浦铁路沿线煤矿调查报告》。同年9月，孙越崎和严爽被派往陕西考察石油。1934年春，得知陕北有石油后，国防设计委员会辖下成立了陕北油矿勘探处，孙越崎被任命为处长。在陕北延长县，孙越崎组建了中国第一支油矿钻井队，并率队打出了油井，炼出了汽油。(后来，1935年4月，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占领了延长县，接管了延长油矿。延长油矿成了后来陕甘宁边区的重要工业资源。)1934年7月，英方股东、中福公司董事长吴德罗夫赴庐山向蒋介石表达对河南省政府派往中福煤矿的领导人的不满，要求南京国民政府派员整理。蒋介石于1934年9月在庐山当面请翁文灏出任中福煤矿整理专员，翁文灏于1934年11月来到中福煤矿。孙越崎应翁文灏之邀，赴中福煤矿担任中福公司总工程师，并在翁文灏不在焦作时代理整理专员。孙越崎着手整理，很快扭亏为盈。1941年3月，甘肃油矿局在重庆成立，隶属资源委员会，孙越崎被任命为总经理，受命创建玉门油矿。随后，该油矿采购并定制钻井、开采及炼油的设备，开始進行建设。1942年11月，玉门油矿已经完成该年生产汽油180万加仑的目标，为中国的抗日战争提供了巨大的物质力量。孙越崎被誉为“煤油大王”。1942年夏，因经营玉门油矿卓有成绩，中国工程师学会授予孙越崎“金质工程奖章”。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春，孙越崎辞去四川4个煤矿和甘肃油矿局总经理职务，作为国民政府行政院经济部东北区特派员，被行政院经济部、战时生产局派赴中国东北，主持接收东北地区的重工业，办公地点设在沈阳，同时，孙越崎还兼任行政院河北平津区敌伪产业处理局局长，局址设在北平。身兼数职的孙越崎在北平、沈阳等地穿梭。1946年1月，孙越崎兼任资源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钱昌照任主任委员）。1946年5月，资源委员会改为直属行政院，孙越崎兼任副委员长（钱昌照任委员长）。1947年1月，孙越崎辞去了平津区敌伪产业处理局局长职务，并交卸了经济部东北区特派员职务，到南京专任资源委员会副委员长。1948年2月，中共军占领鞍山后，孙越崎得知鞍山钢铁公司员工无一伤亡并获得优待。这令孙越崎感触颇深。1949年3月，何应钦内阁成立，孙越崎出任中华民国工商部（5月与其他部会合并成立经济部）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1948年10月，孙越崎在南京以资源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动员各工矿采取行动保护工矿，结果资源委员会各厂矿企业及32000余名职员、几十万技术工人，全部坚守岗位。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引退”，孙越崎随即下令将已运至长江下关码头的各厂器材运回厂内安装复工，未运往台湾。1949年4月26日，孙越崎自上海飞往广州。到广州后，孙越崎当即电令中南、西南、西北各地区资源委员会所属厂矿的负责人50多人来广州领取资金，以备必要时给员工发工资。1949年5月底，孙越崎辞职离开广州赴香港。到香港后，孙越崎同中共党取得联系，得知周恩来欢迎他随时赴北平。为争取资源委员会设在香港的国外贸易事务所進行活动。当时，国外贸易事务所在香港存有价值五、六百万美元的钨、锑、锡、汞等用于出口的矿产品。孙越崎在中共香港党组织的领导下，策动该事务所员工组织了“保护矿产品委员会”，与时任中华民国经济部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刘航琛作斗争，并取得胜利。1949年11月14日，该事务所员工通电全中国宣告“起义”，归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并发电向中共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致敬，获毛泽东复电嘉勉。1950年3月，孙越崎遭到中国国民党开除党籍，并受到中华民国政府以叛党叛国罪通缉。资源委员会是中华民国政府中经营全中国重工业的部门，下辖121个总公司，近千个生产单位，职员3.2万多人，技术工人六、七十万人。这些人员全部留在了中国大陆。曾任资源委员会委员长的翁文灏和钱昌照后来也经孙越崎电请，从海外回到北京。后来孙越崎回忆称，他之所以要背叛重用他的蒋介石，是因为“蒋介石政府实在太腐败，太不像话了！”1949年11月4日，孙越崎携家属从香港乘船返回北京。中华民国政府派出四艘军舰拦截孙越崎所乘船只，幸亏船主改道，军舰错截了其他船只，孙越崎方才幸免于难。1950年3月，孙越崎经邵力子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1952年，在中共掀起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中，孙越崎和原资源委员会的一些主要人员遭到怀疑，并受到审查。孙越崎的老朋友卢作孚也在同时开展的五反运动中自杀身亡，这给孙越崎的刺激很大。1952年6月，在政府机构调整中，在填写志愿时，孙越崎写下了“愿意到煤矿技术工作”。不久，孙越崎被分配到唐山开滦煤矿（当时是中国第一大矿）担任总管理处第三副主任。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当时住在北京女儿家中的孙越崎随即受到冲击。因无北京户口，孙越崎被遣返回唐山，不久便失去人身自由，工资停发，被以“特嫌”的罪名关入“牛棚”，隔离审查一年半。在隔离审查期间，他先后接待了600多人次的外调，均为专案组就原资源委员会在各地的人员的所谓“问题”找他核对，孙越崎顶住了逼供、诱供，坚决不写违心的材料。孙越崎还遭到抄家，停发工资，并被监督参加挖防空洞等体力劳动。孙越崎的妻子王仪孟因受到欺辱，患上精神分裂症，两度自杀，幸而都被抢救过来，保全了性命。孙越崎夫妇因为文化大革命而被赶入唐山一处小平房居住。1973年，孙越崎重获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