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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文化精英＂，是泛指文化、艺术、科技等人才；限于自身能力，不能把受难的精英们全部记录下来以作纪念，让我深感遗憾。
我无法想象，一个罪恶的政党，能鼓噪人民任意指认谁是什么就是什么，要谁成什么就成什么；尔后几十年过去了，再轻巧恩赐般地说给谁平反了就平反了。而更让我惊讶的，是那些所谓被一纸平反了的末亡人，不仅不以行动团结起来申诉国家赔偿，追求申张公义，彰显法理良知，惩治恶行劣制，竟仍会屁颠屁颠地重去参与邪党的工作。这是出于何种心理和动机？又是为了何种难言之隐或无法言说的缘由？
也许，真如网友所言：我们都是受害者，我们也都是帮凶。
那么我想，只有当我们不再怯弱，不再去做帮凶的时候，我们才能免于苦难与被害。
本卷内容皆来自网络，大部分通过“维基百科”搜得，对此深表感谢。整编中可能在人名、时间、地点、事件和职称上有错误存在，这是要请读者诸君原谅的。
——整编者

刘崇乐：（1901年9月20日－1969年1月6日），昆虫学家，中国昆虫学创始人之一。1920年，刘崇乐毕业于清华学校，赴美国康奈尔大学攻读昆虫学，先后获得康奈尔大学农学土学位（1922年）、博士学位（1926年）。1926年，刘崇乐获得康奈尔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出任清华大学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创办附属昆虫研究所并任所长。1926年返国后至1949年前历任清华大学生物系教授、东北大学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教授、清华大学农学院昆虫系主任以及北京农业大学昆虫学系教授、系主任及该校昆虫研究所所长。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随校南迁昆明，并着手云南昆虫的研究。1945年，抗战胜利后随校返京。刘崇乐和他的哥哥刘崇宏都是清华大学教授，他在生物系任教，而刘崇宏是历史系教授。他哥哥决定赴台湾，认为他搞的东西中共党不会有用。而刘崇乐毕生热爱科学、热爱祖国，对中共党＂新中国＂有好感。1949年，刘崇乐担任北京农业大学昆虫学系主任。1952年，刘崇乐调入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昆虫研究室（即昆虫研究所前身）。1955年，刘崇乐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58年，刘崇乐担任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首任所长。刘崇乐曾進行胡蜂科、瓢虫科、虎甲科、天幕毛虫、红蜘蛛及梨实蝇等分类区系及防治的研究，发表学术论文五十余篇，专著四册、译著三册，并在国内倡导开展了昆虫病理及微生物防治、资源昆虫等领域的科学研究，获得了各方公认的成就。刘崇乐在文革期间被横加诬陷打击，進行百般的凌辱和迫害，在长期的摧残下，久病不得医治。当时年近七旬的刘崇乐患有严重糖尿病，全身浮肿，步履蹒跚，但仍被押解去农村参加三秋劳动，重病中仍遭受非人之无情迫害而无奈离世，终年68岁。其哥刘崇宏到了台湾，为台湾大学历史系主任，人们一直很敬崇他，他一直活到九十多岁才去世。

刘澍德：（1906年－1970年），作家。1937年毕业于中国大学国学系。曾任中学教师，长春大学文学院、东北大学副教授，1949年后历任云南省文联编辑室主任，昆明师院副教授，中国作家协会昆明分会副主席，云南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云南省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第二届理事。1936年开始发表作品。195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曾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云南省第三届政协委员、亚非友好协会理事、中国科学院云南分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所著颇丰。1966年文革中遭受迫害，是日逝世，终年64岁。

刘文辉：（1937年－1967年3月23日），自由民主斗士。1957年，在上海沪东造船厂工作的刘文辉被划为“右派分子”，到浙江嵊泗机械厂当辅助工，时年20岁。曾主动要求到海南岛工作。实想偷渡出境，1962年被抓并指控为有“蓄谋叛国投敌”等“现行反革命罪行”，被押送回上海“监督改造”，和其父母兄弟一起住在上海日晖新村11号。文革开始后，刘曾写了二本小册子《冒牌的阶级斗争与实践破产论》，《通观五七年来的各项运动》，但是在红卫兵抄家时被抄走，不知下落。1966年9月28日，刘文辉写成了《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万言书，反驳中共中央在同年8月8日发出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他与弟弟刘文忠一起把文章复写了十四份，每份有十张信纸。刘文忠在1966年国庆节休假时去杭州向北大、清华、复旦等14所最著名的学校匿名投寄了这篇文章。因为这篇文章，刘文辉在1966年11月26日被逮捕。1967年3月23日，刘文辉被判处死刑并立即枪决。《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上列出的刘文辉“罪行”有：1957年“疯狂地攻击共产党的领导和射秽主义制度，大肆污蔑我历次政治运动和各项方针政策”，1962年“为首组织反革命集团，阴谋劫船投敌，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展后，竟针对我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编写了反革命的‘十六条’，分别散发到全国八大城市十四所大中院校，用极其恶毒的语言咒骂我伟大领袖；疯狂攻击我射秽主义革命新阶段是‘穷兵黩武主义的新阶段’，射秽主义制度是‘战争的策源地’，诬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是‘全民大迫害’。同时大肆宣扬资产阶级的‘和平、民主、平等、博爱’，竭力吹捧苏修、美帝……”法院宣称，为“确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顺利進行”，“判决反革命犯刘文辉死刑，立即执行”。时年30岁。刘文辉的弟弟刘文忠先后被关押13年。文革后他们得到“平反”。1982年1月6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针对刘文辉家属的多次申诉作出判决，平反纠正，“宣告刘文辉无罪”。在此前，刘文辉父亲刘宗汉和弟弟刘文忠的“反革命罪”也被彻底平反。2004年，刘文忠写的《风雨人生路》一书在澳门出版。书中记叙了刘文辉和他们一家人的故事。

刘盛亚：(1915年 2 月 －1960 年 4 月 4 日)，笔名 S. Y , 作家，翻译家。少年时随父刘运筹（北平农学院院长）旅居北平，曾就读于北平私立文治中学，在学期间与老师黄现璠和同学李石锋、张天授共同创办蓓蕾学社，以出版進步书籍和创办進步刊物为媒介来达到弘扬新文化、新文艺、新史学、新教育的“四新”宗旨。蓓蕾学社创立不久即相继创办了進步文艺旬刊《菡萏》、《蓓蕾》，由李石锋任主编，刘盛亚任主笔，旬刊重点放在新文艺创作和评论上，作为主笔的刘盛亚以锐利的文笔累出杰作，成为“蓓蕾学社四杰”之一。1935年赴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留学，1938年回国后被聘为四川大学与内迁乐山的武汉大学教授，同时由戏剧家熊佛西聘为四川省立戏剧学校导师，时与江安执教国立剧专的吴祖光同被誉为南北神童。后返重庆，一度担任过《新民报》副刊主编，还由郭沫若聘为属下群益出版社总编辑。后历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成都文协理事，群众出版社总编辑，《西方日报》周末文艺主编，《大公报》文艺主编，重庆戏协执委兼创作部长，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重庆文联执委，专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重庆分会理事、主席团成员。著有长篇小说《夜雾》、《彩虹曲》、《水浒外传》，传记文学《木工黄荣昌》，译著戏剧剧本《巴黎圣母院》、《浮士德》，诗集《尼伯龙根歌》、《少年游》、《歌德诗选》、《海涅诗选》，短篇小说集《萝茜娜》、《蔡特金传》等。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送劳动改造。1960年饿死于服苦役的峨边沙坪劳教营。时年45岁。

刘旭沧：（1913年－1966年），中国著名摄影家。1932年加入三友影会。1945年参与创办《美术生活》月刊，任编辑。1945年后任中青摄影学会指导，邦达广告公司经理，宇宙电影公司、中国电影器材供应公司摄影部摄影师，中国摄影学会理事。1949年后，历任中国摄影家协会第一、二届常务理事和上海分会副主席。早期作品曾入选国际沙龙摄影展览，并多次获奖。作品有《窥》、《黄山苍松》、《将相和》等。从1932年起，刘旭沧的作品先后参加过美国芝加哥博览会上海预展、全国美展、天津影展、法文学会影展、大同大学影展、北京联合影展、中国摄影学会影展、黄山名胜影展等。还曾选送英、美、法、德、日、瑞士等25个国家，295个国际沙龙影展，并获奖54项，在国际影坛上有较大影响。1956年到1966年，每届全国影展都有他的作品入选，在摄影界有较高的知名度。十年浩劫开始后，这位卓有成就的著名摄影家受到残酷迫害。据刘旭沧的子女回忆，那些日子里刘旭沧几乎都是在沉默中度过。家里再也听不到娓娓动人的话语，再也看不到和蔼可亲的笑容。眼看着凝聚了毕生心血的影集、影作及所有的摄影器材，全被塞入麻袋，一袋袋地被拖走、烧毁……他的精神崩溃了。据他的女儿世琬医生说，爸爸一生摄影作品达19万张，全部被付之一炬。刘旭沧于1966年在上海离世，享年53岁。

刘宝瑞：（1915年－1968年10月8日），中国相声第六代演员。曾向崇寿峰学艺，十三岁时拜相声家张寿臣为师。十四岁赴天津，与马三立、赵佩茹、李洁尘等在南市联兴茶社相声大会演出，并在广播电台播音，开始崭露头角。1940年从济南回北京，在启明茶社相声大会演出，声誉鹊起。后去南京、上海等地献艺。刘宝瑞以单口相声表演而著称，被称为“单口相声大王”。1940年代末，赴香港演出，首先把相声艺术介绍给予港澳观众。1949年10月中共建政后，怀抱对中共的期望，刘宝瑞从香港回到大陆，参加了中国曲艺团，后调至中国广播说唱团。刘宝瑞勇于探索，擅于借鉴吸收独角戏、评话、电影、戏剧等姐妹艺术的优点，大胆革新创造，形成了声、容、情、神兼备的独特艺术风格。文化大革命其间刘宝瑞遭受严重冲击和迫害，后下放至北京郊区劳动，1968年10月8日在北京房山农场劳动时遭现场批斗，当晚逝世。死因有多种说法，或是胃穿孔病逝，或是被人殴打致死，或是死于自杀，遗体被草草掩埋，经多方寻找至今尚未寻获。

刘克林：（1924年－1966年8月6日），报人，记者。在赵世炎之侄赵一鹤先生的介绍下，1939年刘克林14岁时加入中共党。1946年在成都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先在重庆《大公报》，后调香港《大公报》工作。中共国成立后，历任上海、北京《大公报》总编室、评论部、国际部等采编部门的主任。抗美援朝期间，在朝鲜战场上采写了大量战地通讯。1963年调中共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工作。1964年以新闻专员名义随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出访亚、非、欧洲14个国家。在这前后还参加了60年代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写作。文革中被迫害致死。1966年8月6日从办公楼六楼跳下死亡。年仅42岁。刘自立在＂忆父亲刘克林＂一文中有这么一段话：－－父亲当然不全是明确的"遗民"之感，他曾撰文大声疾呼，在革命岁月里，不当罗亭，要当英沙罗夫！然而，他的理想，在他逝世前的岁月里，愈来愈逼近死亡。我记得文革初起，他从钓鱼台返回沙滩（中宣部所在地）。工作与生活似处在严重的失序状态中，一如他被派去参加"四清"所遭遇到的纠葛与困扰一样，失序的混乱与忧郁，为他带来险恶的预兆。这种"非延安出身"的情结，最与造反派之谓"阶级异己分子"挂上了钩。之所以说理想使父亲焕然、豁然；理想的挫折、挫败使父亲戚然，惶然，都因为他视理想为绝对。一个理想主义者，本不是城府若深，一肚子"党文化"的营营苟苟之辈。他非但没有任何"厚黑"的分子，连"浅黑"、微黑也谈不上。至终不过四十二岁的父亲，始终是一个青年。

刘宾雁：（1925年2月7日－2005年12月5日），笔名刘浏、刘克、申明、刘子安、金大白等，作家、记者和持不同政见者。1942年初中毕业。1943年起就投身抗日救亡活动，并在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地下工作，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刘在天津耀华中学任教，1946年至1950年从事青年组织工作。1951年至1957年在《中国青年报》担任记者，发表文学作品，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刘宾雁不断揭露中国官员贪腐，并公开要求中国共产党推行自身改革。《纽约时报》称刘是极富使命感的调查记者，因为在《人民日报》等刊物发表文章、评论，成为在中国大陆广为人知、最受钦佩的作家之一；“作为一个党员和中共官方出版物的撰稿人，在一个历史上几乎不存在公开的异见表达的国家——这也许是有关他职业生涯最了不起的一点。”他曾写道“共产党管一切，唯独不管共产党。”。1986年12月，作为党内民主派，他与王若望、方励之二人一同被邓小平点名，要求开除党籍。次年1月正式开除，成为党内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批斗典型。1956年4月，刘宾雁在当月《人民文学》杂志发表小说《在桥梁工地上》；6月和9月，发表《本报内部消息》及其续篇，批判了中共官僚主义体制和压制新闻自由的审查制度，引起全国关注。1957年5月13日，他在《中国青年报》发表文章《上海在沉思中》，批评中共上海市委压制言论自由，影响广泛。刘宾雁被毛泽东指责为“企图制造混乱”，被打成右派。1957年7月19日，《中国青年报》举行批判刘宾雁“座谈会”。1958年至1962年，刘宾雁被遣送农村劳动改造。1961年至1966年，刘宾雁返回《中国青年报》当杂工。1966年3月，刘宾雁被“摘帽”；但1966年6月初，又被指“反党”，并再度被下放农村劳动改造至1977年。1978年至1979年，刘回京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译文》编辑。在1979年获得平反，同年九月发表报告文学《人妖之间》揭露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地方官员最大贪污案，在民间引起更大反响。在1979年至1987年期间，他担任《人民日报》高级记者，发表大量揭露社会问题的报道和报告文学作品，如《第二种忠诚》等。1985年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大会上当选为副主席。刘宾雁的作品在1980年代的中国有很大的影响，并使他得到了“中国的良心”的称号。1988年春，刘宾雁在美国讲学。1989年六四事件后，刘宾雁公开反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武力镇压，宣布在海外开始流亡生活，7月去巴黎与严家其、万润南等人发起成立民主中国阵线，11月被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决议开除其中国作家协会会籍，并撤消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主席团委员和理事等职，亦被中国政府禁止返回中国。刘宾雁于2002年患直肠癌，其后扩散到肺部与肝区，2005年12月5日，当地时间凌晨零时25分左右，刘宾雁因直肠癌在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新布朗斯维克（New Brunswick）之罗伯特•伍德•约翰逊医院（Robert Wood Johnson University Hospital）去世，终年80岁。刘宾雁遗言：“自由民主不能解决中国的所有问题。”

孙瑜：（1900年3月21日－1990年7月11日），原名孙成玙，中国内地导演、编剧。自小饱受中国古典诗书的熏陶，青少年时代就写过诗，曾经把唐代诗人、他的四川老乡李白的诗翻译成英文。故有“诗人导演”一称。1914年入南开中学，1920年入北京清华大学文科。并与同学组织了“苔岑诗社”，创作研究中国古体诗词；同年，与同学一起选租文艺片在校园大礼堂放映；此外，还在罗明佑组织的影评征文比赛中，以一篇题为《赖婚的一个科学评论》的4000字影评，获得第一名，获赠华北电影公司真光电影院长期免票及50本《赖婚影评选集》。1922年，翻译杰克•伦敦的短篇小说《豢豹人的故事》；同年，翻译托马斯•哈代的中篇小说《娱他妻子》；此外，还在茅盾主编的文学选刊《小说月报》上发表文章 。1923年，从清华学校高等科毕业，获得赴美公费留学的机会，作为三年级插班生進入麦迪逊威斯康辛州立大学学习文学与戏剧。后转赴纽约摄影学院、哥伦比亚大学、比拉斯哥戏剧学院学习电影剧作、摄影、洗印、剪辑、化装等专业课程 。1926年，自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回国。1927年，孙瑜進入长城画片公司担任编导。 1928年，执导个人首部电影《渔叉怪侠》。1929年春季，進入民新公司，并编导了武侠电影《风流剑客》；同年，新组成的联华影业公司请孙瑜执导首部影片《故都春梦》（朱石麟、罗明佑编剧），并首次与阮玲玉合作，影片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生活中旧知识分子的苦难历程；此外，还执导了滑稽短片《自杀合同》。1930年，为新组建的联华公司编导剧情电影《野草闲花》，该片则首次使用了白话体字幕和配音插曲，插曲为《寻兄词》。1931年，由其执导的剧情电影《野玫瑰》上映 。1932年，执导由黎莉莉、袁丛美共同主演的爱情电影《火山情血》；同年，执导剧情电影《天明》，该片讲述了渔村中一对表兄妹来到大城市谋生的故事。1933年执导由阮玲玉、黎莉莉搭档主演的剧情电影《小玩意》。1934年执导剧情电影《体育皇后》。1936年，由其执导的剧情电影《到自然去》上映。1937年执导电影《联华交响曲》。1940年，执导剧情电影《长空万里》；同年，由其执导的剧情电影《火的洗礼》上映 。1945年，开始担任中国电影制片厂驻美代表 。1950年，由其执导的传记电影《武训传》上映，该片以清朝末年武训的生平事迹为主题 ，影片被《大众电影》评为10部“最佳国产影片”之一 。1955年，与郑君里联合执导剧情电影《宋景诗》。1957年，与蒋君超联合执导剧情电影《乘风破浪》；同年，在《文汇报》发表《尊重中国电影的艺术传统》一文，提出导演是摄制组的“三军统帅”的观点 ；此外， 还参演了剧情电影《暴风中的雄鹰》。1958年，执导由魏鹤龄主演的剧情电影《鲁班的传说》。1960年，赴贵阳执导戏曲片《秦娘美》，该片根据梁少华梁耀庭的原著改编，这是孙瑜执导的最后一部影片。1966年文革爆发，因影片《武训传》被点名批判，遭到长期迫害。1968年3月，被关進“牛棚”一年又两个月 。1969年冬季，被送進奉贤“五七干校”劳动，两天后因脚伤返回上海住院治疗 。1978年获得“解放＂。

孙泱：(1913年－1967年10月5日)，孙炳文的儿子，孙维世的哥哥，人民大学副校长和政治部主任。早年在日本东京明治大学肄业，1938年入党，长期在部队工作，并在延安担任朱德秘书。中共建国后，历任国家计委军局局长，西南师范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党委书记，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对国民经济计划学理论颇有研究。著有《我国过渡时期射秽主义经济规律》、《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故事》、《共产主义道德品质讲话》等。1927年4月20日其父孙炳文被国民党处决时，孙泱14岁，女儿孙维世才5岁。此后，朱德对孙炳文家人关心甚多。孙泱也就长期随朱德工作，任朱德秘书。所以，后来孙泱参加了《朱德传》的编写。1966年6月13日在文化广场首次批斗孙泱大会。孙泱被说成是苏修特务、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是蓝衣社特务。因为孙泱始终拒绝揭发朱德的“罪行”，1967年10月5日，“中央文革孙泱专案组”对孙泱动用了电刑：一根特制的铁棍一头接上了220伏的电流。专案组的打手将带电的一头捅向孙泱的后背。孙泱顿时浑身抽搐，发出凄惨的呻吟。他昏了过去，扑倒在地。打手不住地把电棍摁在孙泱身上，看着他一阵阵地抽搐，直至心脏停止了跳动。以致连泼了两盆水，也没有浇醒。事后留了个自杀的样子。时年54岁。而周恩来的干女儿、他妹妹孙维世的结局，似乎比他更惨。

孙维世：（1920年11月30日－1968年10月14日），女，小名孙光英，孙炳文之女，周恩来与邓颖超义女。中共国话剧及电影导演。孙维世的父亲孙炳文是周恩来早年战友。1927年4月，孙炳文在清党中在上海龙华被国民政府下令处决，当时孙维世才5岁多。1938年，孙维世加入中共党。1938年春，任锐、孙维世她们母女一起進入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来又一起转入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周恩来、邓颖超致信任锐说：“愿将烈士遗孤当成自己的女儿。”并且经常写信教育鼓励孙维世说：“你是我向党负责的女儿。”孙维世也把周恩来和邓颖超当成父母，经常去看望，或者住在周恩来家。1939年7月，周恩来骑马摔伤，右臂骨折。中共中央决定送周恩来到苏联治疗。孙维世得知后请求同去。毛泽东批准她到苏联学习。1946年9月，孙维世坐火车从苏联回中国。1948年，孙维世选中了李键庆、李翎编剧，张鲁作曲的小秧歌剧《一场虚惊》，亲任导演，剧中只有两个人物，孙维世的导演构思新颖，她还增加了序幕与尾声，11月中旬《一场虚惊》彩排，大获成功，受到榆次县老乡喜爱。到长辛店演出时，受到铁路工人欢迎，多年后还有曾参加过二七大罢工的长辛店老工人说：“我们认识解放军是从看《一场虚惊》开始的。”1949年12月，孙维世和师哲等人一起为毛泽东、周恩来同斯大林举行的中苏领导人会谈担任翻译及文秘工作。孙维世任中国代表团的翻译组组长，陪同毛泽东出席会谈。1950年8月8日，周恩来、邓颖超结婚25周年纪念日，孙维世为他们举行了一个简朴的纪念仪式，周恩来、邓颖超非常高兴。1952年，孙维世导演果戈理名剧《钦差大臣》。1954年，孙维世导演契诃夫名剧《万尼亚舅舅》。两剧均获得成功。1956年9月，在孙维世提议下，中共国文化部组建了中央实验话剧院，欧阳予倩任院长，孙维世任副院长兼总导演。后来，孙维世根据周恩来的批示，前往大庆油田，访问“铁人”王進喜，并拜工人为师，以大庆生活为题材创作了话剧《初升的太阳》。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初期，孙维世被当作“反动艺术权威”受到批判，每天刷碗、刷盘子、洗厕所。1967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孙泱（孙维世之兄）被打成日本特务、苏修特务、国民党特务。不久，1967年10月6日，孙泱死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地下室。孙泱死后，孙维世受到软禁。1967年12月，以“特嫌”罪名将孙维世的丈夫金山投入监狱。并借搜查金山“罪证”的名义，抄走大批孙维世与中共高层往来的信件、照片、资料。1968年3月1日夜，孙维世在家被逮捕。孙维世被关進北京市公安局系统的看守所，名字被改为“孙伪士”，并定为“关死对象”。1968年10月14日，孙维世死于半步桥街的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的五角楼，终年48岁。死后双手仍然被反铐在背后，头颅上面插着一根钉子，手铐脚镣都没有除下，比其父亲孙炳文的死要残忍百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