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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文化精英＂，是泛指文化、艺术、科技等人才；限于自身能力，不能把受难的精英们全部记录下来以作纪念，让我深感遗憾。
我无法想象，一个罪恶的政党，能鼓噪人民任意指认谁是什么就是什么，要谁成什么就成什么；尔后几十年过去了，再轻巧恩赐般地说给谁平反了就平反了。而更让我惊讶的，是那些所谓被一纸平反了的末亡人，不仅不以行动团结起来申诉国家赔偿，追求申张公义，彰显法理良知，惩治恶行劣制，竟仍会屁颠屁颠地重去参与邪党的工作。这是出于何种心理和动机？又是为了何种难言之隐或无法言说的缘由？
也许，真如网友所言：我们都是受害者，我们也都是帮凶。
那么我想，只有当我们不再怯弱，不再去做帮凶的时候，我们才能免于苦难与被害。
本卷内容皆来自网络，大部分通过“维基百科”搜得，对此深表感谢。整编中可能在人名、时间、地点、事件和职称上有错误存在，这是要请读者诸君原谅的。
——整编者

何乃民：（1902年12月12日－1966年8月23 日），汽车研究专家。1915年考入北京第二中学读书，毕业后考入交通部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后称唐山交通大学，现西南交通大学），学习成绩优异，于1921年免考去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考入法国里昂中央工业学院机械系学汽车，1925年毕业取得工程师文凭，在此期间还在里昂大学学习，获得数学单科文凭。毕业后在里昂汽车厂、巴黎雪铁龙汽车厂和修理部、西瑞汽车公司以及肃来（Saurer）汽车厂实习和工作，获得了许多汽车设计、制造、修理等方面的实际知识，1927年秋回国。回国后，他谢绝了洋行、商界的高薪聘请，从1928年起就选择了教书育人，发展中国汽车运输的道路。先在南京中央军校、辎重兵学校和南京汽车机务人员训练所教书，并提议“中国必须自己制造汽车”。于1935年2月先后去法国、英国、德国、苏联、美国等5国的10余个工厂考察和工作，并参观了当时在巴黎和德国举行的国际汽车展览会，获得了大批第一手资料。1937年回国后作了极为丰富的考察报告，同年10月写成了25万字的《现代汽车工业概况》一书，1940年2月出版。这是当时中国第一本全面介绍国外现代汽车工业和公路交通的书籍，在汽车界影响深远，对国内進一步推广汽车技术起到很大作用。他在考察报告中呼吁中国要建立自己的汽车工业，建议采取：“与外人合资→自造零件，加上集中购买零件→自行装配”的技术路线。早在30年代何乃民对公路运输的重要性认识就很深刻，1935年在《高等汽车学》一书的序言中写道：“吾人认为开放中国乡村富源、启发民众教育、增進社会经济均非与筑路、行驶汽车不为功。”其后又進一步阐明：“汽车运输好比血脉流通，是大多数民众日常所不可缺少，不论飞机铁道如何发达，汽车与民众交通的重要性不会减轻。……要使民众得到汽车运输的实惠，必须在最短期内先在各省间、各大城市间建成合乎世界标准的国道。……发挥国道效用和利益，必须在国营制度下有计划的大规模的举办汽车运输，使各地货物畅通，行旅称便，经济文化交流。”1958年起在交通科学研究院任研究员和研究室副主任。何乃民1963年当选为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汽车学会第一届常务理事，同年当选为交通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第一届副主任。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他不幸于1966年8月去世，终年64岁。

何家槐：（1911年－1969年）笔名永修、先河等，中国作家。1918年入义乌稠川小学学习，国文甚佳。校长方志青常在师生面前夸奖他。曾有一老师听后不服，诘问道：“闻古人能一目十行，家槐比之如何?”方先生捋须笑曰：“一目三行。”1924年，何家槐考入金华省立第七中学。1929年发表作品，1932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此时的小说风格朴素自然。1934年加入中共党。同年秋，他担任了“左联”组织部部长。这时，王淑明担任宣传部长。这样，他和王淑明、徐懋庸三人组成了“左联”行政领导小组。不久，他又担任了“左联”闸北区委书记，领导“左联”作家编刊物、写文章，参加工人运动。这一年的9月18日，上海举行了声势浩大的“九一八”纪念游行，何家槐担任领队。1936年春，“左联”解散后，革命文艺界就着手准备成立新的统一战线组织，何家槐与茅盾、王任叔、王统照、周立波等34人作为发起人，呼吁成立中国文艺家协会。6月7日，中国文艺家协会召开成立大会，何家槐和茅盾、郁达夫、洪深等110人一起签名参加这一协会，并被选为候补理事。6月15日，他与鲁迅、巴金、曹禺、吴组缃等63人联名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1937年8月13日，日军入侵淞沪。何家槐参加由钱亦石、杜国庠领导的战地服务团。翌年受中共党的派遣，奉命到国民党军队中做抗日宣传工作和统战工作。起初担任国民党第八集团军司令部战地服务队编印股股长，后到由张发奎任司令的第四战区长官司令部任秘书。期间编辑了《张发奎将军抗日言论集》一书。1946年春，国民党宪兵特务欲将他逮捕，由于得到张的掩护，得以“复员”名义携妻带子自广州潜回家乡义乌，蛰居花厅译著。下半年在义亭大成中学任教。初冬，何家槐胃溃疡复发，大量吐血，生命垂危，而又无钱医治。只好托人在《文汇报》上登出一则启事，向外界求援。中共党得知后，让人寄钱《文汇报》转交给何家槐。1958年9月赴波兰科学院、莫斯科大学讲学。1964年9月调广州任暨南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校党委委员和广东省文联副主席。著有短篇小说集《恶行》、《暧昧》、《竹布衫》、《寒夜集》以及散文集《怀旧集》、《稻粱集》、《旅欧随笔》，杂文集《冒烟集》、《寸心集》，文学评论集《一年集》、《故事新编及其它》、《海淀集》、《鲁迅作品讲话》，译著有《小说与人民》、《建设斯大林格勒的人们》、《论俄国作家》等。1966年初夏，被作为“三十年代文艺黑线人物”而遭批斗。其后迫害不断加剧。1969年2月在监禁中患脑溢血逝世，终年59年。

何思敬：（1896年12月20日－1968年4月14日），笔名何畏。中国作家、哲学家和法学家。早年留学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社会学系。1921年，创造社同人，与郁达夫、成仿吾、陶晶孙、郭沫若等创办内部刊物《green》。1926年9月参加创造社广州大会，选为创造社出版总部第一届监察委员。1930年创造社刊物改变方向而随从参加左联。1932年，加入中共党。1938年，進入延安，历任抗日军政大学教授、延安大学法学院法律系主任、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员、政策研究室负责人。1945年，参加国共谈判，任中央法律委员会委员。中共国成立后，担任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法律系主任，并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等，从德文原版翻译马克屎、恩格斯的著作，包括《法律家射秽主义》、《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恩格斯论教育和生产劳动的结合》和《马克屎、恩格斯论共产主义的全面教育》等著作。1968年4月14日，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残酷迫害，于批斗中被殴打致死。

何万福：（１９０５年—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３日），北师大外语系副教授。他并非正规大学出身，是从乐文馆毕业，过去该馆有一些白俄教授俄语。何教授为人忠厚老实，从不惹是生非。据他教过的学生说，他对自己的学生极好，爱护备至，讲课生动活泼，寓教于乐。在又一次被批斗后，何万福教授在太平湖（一说龙潭湖）投水自尽。尸体被发现后，在衣服口袋中发现纸条，上写“士可杀不可辱”。时年６１岁。此前，被红卫兵揪斗，勒令劳改，有人还记得看到他身穿老北京式样小褂，前后四片用扣袢连着，在楼里面打扫厕所。遭此虐待的何万福感觉受到侮辱，当晚未回家，直接沉湖。 　

何其芳：（1912年2月5日－1977年7月24日），中国著名诗人，散文家，文学评论家，“红学”理论家。著作主要有：散文集《画梦录》（成名作）、诗集《预言》等。1931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35年毕业，在天津南开中学和山东莱阳乡村师范学校（现鲁东大学）任教，创办刊物《工作》，发表过大量诗歌与政论文章，如：《汉园集》《夜歌》《预言》《夜歌与白天的歌》等，深受读者喜爱。他早年诗华丽哀婉，引人神伤，充满个性的光芒。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何其芳回到老家万州任教。1938年入延安，加入中共党，任“鲁艺”主任，并做过朱德的私人秘书受到极大器重，文风大变，此时代表作：《生活是多么广阔》，《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1949年中共国成立后，基本放弃创作（但仍创作了象《我们最伟大的节日》这样的作品），主要从事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研究（红学）以及教学工作，历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和书记处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评论》主编等职。1957年在对胡风的政治运动中，措辞激烈，与胡风激烈交恶。最后，在文革中也不能幸免，被打为“走资派”，1977年7月24日病逝。

邵鹤亭：（１９０２年—１９６６年９月），教育家。1920年毕业于江苏省立常州中学。曾就读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教育系。１９２８年留学法国，在巴黎大学攻读教育学和哲学，获博士学位。1932年留学回国，担任常州中学校长。1935年至1938年担任江苏省立苏州中学校长，后历任国立中央大学师范学院院长，中大、复旦大学教授，国民政府教育部专员兼科长，国立编译馆编纂兼中国教育全书编纂处主任等职务。中共国成立后，１９５０年起，任教育部参事和北师大教授。主要著作有：《尤莱士思想与革命理论之研究》《训导原理》《社会思想与教育》《 孔子的教育思想》（毛礼锐、邵鹤亭合著）、《中国古代教育史》（毛礼锐、瞿菊农、邵 鹤亭主编），主要译著有《为美国反动派服务的杜威教育学》（〔苏〕谢伏金著，陈友松 、邵鹤亭翻译）、《教育史》（〔苏〕沙巴也娃著，邵鹤亭、李子卓等译）。１９６６年９月某日，邵鹤亭教授及夫人的遗体躺在北师大教师宿舍工四楼前，二人身上均裹着毯子，是跳楼自杀。此前，邵鹤亭已经遭到多次批斗，家中也多次被抄。在一次批判会后，有人曾经听到邵鹤亭反复低语：义不容辱。有人说，批斗者让邵鹤亭给邱椿做“孝子”打幡，性情刚烈的邵鹤亭不堪其辱，且他已经接到通知到劳改队去报到，邵鹤亭自杀正是报到日前一天。

邵荃麟：（1906年－1971年）。原名邵骏远，曾用名邵逸民、邵亦民，笔名荃麟、力夫、契若。现代文学评论家、作家。“不当阔少爷，宁做革命人。”出自他口。1926年，大学就读于复旦大学，期间加入共青团和中共党，并开始从事共青团和中共党的相关工作。1928年1月，出任共青团浙江省委书记和中共浙江省委常委。1934年1月，担任反帝反战大同盟宣传部长，同年被捕入狱。1937年出狱。出狱后在浙江、贵州、重庆等地做宣传工作。1936年前后开始文学写作和翻译，早期作品有《糖》、《车站前》等。1938年任中共浙江省委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先后在杭州、金华、丽水等地参与领导抗日宣传和文化工作，并编印刊物。主编《东南战线》，并为《现代文艺》、《现代青年》、《改進》、《抗战戏剧》等刊物撰写文章，创作了四幕话剧《麒麟寨》等作品，宣传抗日，反对投降。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转移到桂林工作，任中共党的文化工作组组长，主编《文化杂志》，创办《青年文艺》，积极扶持文艺新作，对青年作者做了大量的辅导工作。1944年，担任中共重庆局文委委员。1946年，赴香港出任工委副书记、文委书记。49年，调往担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计划局长。1953年起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兼中共党组书记、作协创作委员会第一副主任。主要著作有短篇小说集《英雄》、《宿店》、《喜酒》，剧本《麒麟寨》，翻译有《被侮辱与被损害的》、《阴影与曙光》等。出版有《邵荃麟评论选集》。1962年7月，他在大连主持召开了“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强调“现实主义深化”，提倡人物形象多样化，除正反两类人物形象外，还应该写中间状态的人物。这对于克服农村题材小说创作的浮浅单调现象起了积极作用。但后来他的这一论点被说成是主张用写“中间人物”来反对写英雄人物，被诬为“黑八论”之一。他因此受到公开批判。文化大革命中遭残酷迫害，于1971年6月10日含冤病死监狱中。

邵洵美：（1906年－1968年5月5日），原名邵云龙。著名作家、出版家、翻译家、诗人。同仁中有＂孟尝君＂之称谓。1924年春留学剑桥大学经济系。不到两年，因经费不足，未拿学位即回国。1927年曾任南京市政府秘书3个月。1928年开始创办书店，出版书刊。先成立金屋书店，主编《狮吼》、《金屋》等杂志。1930年11月“国际笔会中国分会”成立，当选为理事，并任会计。1933年编辑《十日谈》杂志，并发表第一篇小说名为《贵族区》。同年创办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出版《新月》、《论语》、《时代画报》、《万象》等刊物，“新诗库丛书”、“自传丛书”等，影响很大。1933年萧伯纳受国际笔会中国分会之邀赴上海，因笔会仅有名义而无经费，时任分会秘书的邵洵美自掏腰包四十六银圆，在南京路（上海）功德林菜馆招待吃素的萧伯纳。但后来报纸报导赴宴的有蔡元培、宋庆龄、杨杏佛、鲁迅、林语堂等，没提邵洵美。抗战期间，主编《自由谭》。1938－1939年间出版毛泽东《论持久战》英文本（项美丽翻译，序文为邵自译）。1949年《论语》因讽刺政府被勒令停刊。其时，胡适曾拜访过邵洵美，并已为其定了两张赴台机票。邵以不忍离开家人与工厂无法处理为由婉谢。叶公超得悉，说服海军用军舰带邵家的人与印刷机器一道迁台。邵也谢绝了。此前好友罗隆基已约见过邵洵美，并与他作了一席深谈。罗向他细述了中共对待知识份子的政策，使邵洵美感到释然。1950年迁居北京，不久，《人民日报》一连7天批判上海时代书局出版物中的错误，使出版社被迫停止经营。邵洵美作品有：天堂与五月（诗集）1927，花一般的罪恶（诗集）1928，一朵朵玫瑰（诗集）1928，火与肉（论文）1928，诗二十五首（诗集）1936，论幽默（文论）编选，1949等。另译有马克•吐温、雪莱、泰戈尔等人的作品。1958年因一封英文信以“反革命罪”被捕入狱，1962年4月释放。1966年文革中再遭迫害抄家，一件珍贵的北宋官窑烧制的桃形笔洗被抄走。1968年5月5日病逝。

苏青：（1914年－1982年），女，本名冯允庄，早年发表作品时署名冯和仪，后以苏青为笔名。作家，小说家、散文家、剧作家。海派女作家的代表人物。1933年考入国立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外文系，后肄业移居上海。1935年，为发抒产女苦闷，写作散文《产女》投稿给《论语》杂志，后改题为《生男与育女》发表，是为创作的开始。1940年代初因婚姻变故而成为以文为生的职业作家，作品主要发表于《宇宙风》、《逸经》、《古今》、《风雨谈》、《天地》等杂志。1943年，代表作品长篇自传体小说《结婚十年》开始在《风雨谈》连载，因内容不避谈性事，一时被目为大胆女作家而毁誉纷纷；该书次年出版单行本，半年内再版九次，到1948年底，已有18版之多。又被称为“犹太女作家”。苏青写作了大量散文小品，结集为《浣锦集》、《涛》、《饮食男女》、《逝水集》，此外还有长篇小说《歧途佳人》等。为三四十年代海派文学女作家的代表人物，“上海文坛最负盛誉的女作家”。同时進入出版界，曾主办《天地》杂志，创办《小天地》杂志及四海出版社。抗战胜利后，作为落水作家被传讯。苏青一向直言不讳，用词犀利，时有惊人之语。胡兰成曾评价其文章风格：“苏青为人作文，是世俗的，百无禁忌的。” 苏青亦曾在《谈女人》中大胆断言：“我敢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女人不想永久学娼妇型的！” 苏青在世时一度与其相同时代的著名女作家张爱玲齐名，时称“苏张”。张爱玲曾如此评论苏青：“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甘心情愿的。”而苏青亦曾表示：“女作家的作品，我从来不大看，只看张爱玲的文章。”然而，张爱玲的文学作品更受到后世重视，苏青与之相比则较少被提起。1949年后留居上海，担任越剧团专职编剧。曾编写《江山遗恨》、《卖油郎》、《屈原》、《宝玉与黛玉》、《李娃传》等剧目。其中1954年《宝玉与黛玉》演出连满300多场，创剧团演出最高记录。文革中多次受批斗。1982年病逝。

苏阿芒：（1936年11月－1990年9月23日），中国诗人，作家，翻译家。自学21门外语，通晓世界语、英语、日语、俄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法语、波兰语、瑞典语、捷克语、葡萄牙语、丹麦语、挪威语等21种语言。并用20多种文字在世界4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表作品。1936年11月生于安徽石台，1936年随父母寓居天津，五岁时学习日语，9岁学习英语，14岁学习俄语，13岁时第一次用中文写诗。19岁时用外语发表作品。高中毕业后，1954-1966年间在事业单位从事英语教研与翻译工作。1957年加入国际世界语协会，此后历任国际世界语协会博物馆馆长，国际世界语文学《世界文学》特约撰稿人，国际世界语青年联合会中央委员等职。作品有《来自中国的诗（上下册）》（意大利语）1979、《夏日的悲歌》（世界语）1982、《迟开的素馨花》（汉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1966年文革期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1968年4月被捕入狱。1979年1月平反释放，同年3月，被分配到百花文艺出版社担任外文编辑一职。但因在文革期间迫害致残，出狱后身体每况愈下，最终于1990年9月23日病逝于天津。

严凤英：（1930年4月13日－1968年4月8日），女，中国著名黄梅戏演员，乳名鸿六儿，曾用名黛峰，严十岁开始学唱黄梅调，为族人所不容。后跟随严云高学戏，取艺名凤英。起初扮演彩女、丫环，转演于宿松、望江、石台县。后又从艺于著名花旦丁永泉。1945年春天，严凤英在桐城练潭张家祠堂第一次登台演出，参演的剧目是《二龙山》。虽然她在剧中扮演的是一个不重要的角色女寨主佘素贞的丫环，但却是她黄梅戏舞台表演的起点。为此，她触犯了族规，差点被捆起来淹死。1946年，严凤英来到安庆市，先在群乐剧场演出，以《小辞店》、《游春》两曲戏轰动安庆。1947年学唱京剧，后来又拜白云生为师学唱昆曲。1948年，社会动荡不安，不满20岁的严凤英流落到上海，后又辗转到南京。为生计所迫，严凤英易名严岱峰，先在舞厅伴舞，后结识京昆世家甘贡三之子甘律之，学唱昆曲《游园惊梦》等。严凤英对京昆艺术的刻苦追求，为后来她在黄梅戏中的精湛演技奠定了良好基础。1949年，安徽省为了发展黄梅戏，邀请严凤英回到安庆。1951年，严凤英重返安庆舞台，继续在“群乐剧场”演出（后改名为“胜利剧场”），党派干部和新文艺工作者帮助改戏改人改制，使她“接触新文艺思想”，除演出传统剧目外，还配合土改、反霸、抗美援朝、宣传婚姻法等。在1952年上海举行的第一次华东戏曲会演，严凤英以黄梅戏传统小戏《打猪草》和折子戏《路遇》（《天仙配》）闻名沪上，获得广泛赞誉，时年22岁。1952年夏，她参加了安徽省暑期艺人训练班，认真学习了中央人民政府《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思想变化之更大，“旧社会把我当成草，新社会把我当作宝”。以前苦难的经历使她对中共党、对＂新中国＂充满了感情。为了宣传新婚姻法，安徽省排演了黄梅戏电影《天仙配》（1954年），严在剧中饰演七仙女。先后有一亿多人观看了这个影片，创造了当时戏曲影片上座的最高纪录，严也因此扬名全国。后又排演了黄梅戏电影《女驸马》（1958年）、《牛郎织女》（1963年）等，均获得很高赞誉。文革初期，严凤英在＂新中国＂被以“三名三高”、“黑线人物”、“封资修代表”的罪名惨遭迫害，愤而吞安眠药自杀，时年38岁。死后还被军代表以寻找“特务发报机”为由，割开喉管，挖出内脏，惨不忍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