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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文化精英＂，是泛指文化、艺术、科技等人才；限于自身能力，不能把受难的精英们全部记录下来以作纪念，让我深感遗憾。
我无法想象，一个罪恶的政党，能鼓噪人民任意指认谁是什么就是什么，要谁成什么就成什么；尔后几十年过去了，再轻巧恩赐般地说给谁平反了就平反了。而更让我惊讶的，是那些所谓被一纸平反了的末亡人，不仅不以行动团结起来申诉国家赔偿，追求申张公义，彰显法理良知，惩治恶行劣制，竟仍会屁颠屁颠地重去参与邪党的工作。这是出于何种心理和动机？又是为了何种难言之隐或无法言说的缘由？
也许，真如网友所言：我们都是受害者，我们也都是帮凶。
那么我想，只有当我们不再怯弱，不再去做帮凶的时候，我们才能免于苦难与被害。
本卷内容皆来自网络，大部分通过“维基百科”搜得，对此深表感谢。整编中可能在人名、时间、地点、事件和职称上有错误存在，这是要请读者诸君原谅的。
——整编者

周有光：（1906年1月13日－2017年1月14日），原名周耀平，“有光”本为笔名，后来成为他的号。中国语言学家、文字学家。曾参加拟定《汉语拼音方案》（1958年公布）、建立了汉语拼音系统，被若干媒体称作“汉语拼音之父”十岁时，随全家迁居苏州，入当时初始兴办的新式学堂读书。1918年，入常州高级中学（江苏省立第五中学）预科，一年后正式升入中学，与后来同样成为语言学家的吕叔湘同学。1923年，中学毕业，成绩优异。由于家庭经济困难，本只能选择免交学费的师范学校，但无意中考上了上海圣约翰大学，后幸得亲友资助，为周有光凑齐了200元学费，遂入学。主修经济学，兼修语言学。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改入光华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继续学习。1927年，大学毕业。1933年4月30日，与张允和结婚。结婚后夫妇同往日本留学。因仰慕日本马克屎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周有光离开原本就读的东京大学，转考入京都大学，但河上肇在1933年1月就已经被逮捕入狱，周有光未能如愿作成河上肇的学生。1934年4月30日，周有光与张允和结婚一周年纪念日，他们的儿子晓平出生。1935年，放弃日本的学业返回上海，任教于光华大学，并且在上海银行兼职，同时参加了反日救国会（章乃器小组）。女儿小禾出生。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带全家逃难到四川，先在新华银行任职，后调入国民政府经济部农本局任重庆办事处副主任，主管四川省合作金库。1945年，抗战胜利复回新华银行工作，先后被派驻纽约，伦敦。工作之余，利用业余时间读书，学习。1948年，在香港参加中国民主建国会。20世纪40年代后期周有光在美国时，经朋友介绍曾与爱因斯坦会面交谈过两次。1949年，解放军攻占上海后回国，任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和上海财经学院教授，并在上海新华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兼职。1954年，因为之前已发表、出版过一些关于拼音和文字改革的论文和书籍，周有光被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邀请担任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委员。1955年10月，到北京参加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会后被留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参加制订汉语拼音方案，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研究员、第一研究室主任，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放弃了在上海的经济学教学工作。这一变动无意中帮助周有光躲过了1957年开始的，在上海以经济学界为重点的“反右运动”。1958年开始，在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讲授汉字改革课程，讲义《汉字改革概论》于1961年出版。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房子亦被造反派占去。1969年，被下放到宁夏平罗“五七干校”劳动，劳动之余，凭借带去的各种语言版的《毛主席语录》开始比较文字研究。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周有光与其他老年知识分子被放回家。1979年4月，国际标准化组织在华沙召开文献技术会议。周有光在会上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言，提议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通过国际投票，认定汉语拼音方案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ISO7098）。2012年3月，周有光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由于自己参加了1955年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而因此逃过一劫：“反右运动，美国回来的大学教授都是‘右派’，有的就自杀了；我的好朋友都自杀了……我逃过了一个上海反右运动。”针对毛泽东和中共党，他表示：“我们都相信他，都相信毛泽东这话，要搞民主的，不知道他上台以后搞了最最坏的专制。” “中国将来必须放弃共产主义，只要中国一天离不开共产主义，中国的前途就无法摆脱黑暗。” 同时他并没有为自己回国而感到后悔。2013年3月，周有光表示中国须弃专制走民主路：“中国不适合民主？这等于说中国人不适合吃西餐一样荒谬。” “贪官当然要抓，但抓了贪官不等于政府就好了，问题在于专制，不是贪官。专制下必然有贪官，民主制度下贪官少，因为人民可以讲话，你做坏事我下次不选举你，专制就不行。 ” “我们的宪法规定得很清楚，人民有很多自由，但现在一样都没有；宪法上有民主条文，但是空的，没有真的东西。大家希望它能够慢慢开明。”2014年2月《德国之声》转载德国新闻周刊《明镜》引述周有光的话说：“我一生中只对一件事情感到遗憾，共产党没有遵守承诺，中国始终没有民主。毛泽东搞得一塌糊涂。”2016年1月13日，以110岁高龄成为超级人瑞。次年1月14日清晨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嵩寿111岁。

周瘦鹃（1895 年－1968年8月11日），原名周国贤。中国作家、翻译家，园艺家，属于“鸳鸯蝴蝶派”代表人物之一。1912年中学毕业前患病，毛发脱光，得校长器重，留校任教，不久改行为职业作家。他在中学时代即开始从事写作，用笔名“泣红”，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说月报》上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话剧《爱之花》。1915年，周瘦鹃参加南社。此后任职于中华书局，翻译出版《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和《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其中包括高尔基作品中最早的中译），获得稿费后，得以和胡凤君结婚。自1920年起，周瘦鹃任《申报》副刊《自由谈》编辑，直到1932年底。同时，他还主编或与人合编《礼拜六》周刊、大东书局《半月》杂志（后改名《紫罗兰》和《新家庭》）、《紫兰花片》、《良友画报》等多种报刊。1931年，周瘦鹃迁居苏州，在王长河头辟紫兰小筑，人称周家花园。他往来于苏州与上海之间，继续负责申报的《春秋》副刊。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周瘦鹃与程小青两家经浙江南浔避居安徽黟县山区。次年《申报》在租界复刊，周瘦鹃也回到上海复职，居愚园路田庄，并在海格路售卖盆景维持生计。经同学蒋保厘介绍，周瘦鹃加入上海中西莳花会，在比赛中曾两度夺魁，获得彼得葛兰奖杯。第三届仅获次奖，遂愤而退出。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租界，周瘦鹃辞去《申报》副刊编务。1946年起，周瘦鹃再度隐居苏州，闭门研究盆景，开始过着陶渊明、林和靖式的隐居生活。1950年代以后，陈毅、周恩来、叶剑英等都前去拜访。在观赏盆景、盆栽之后，同他進行了亲切交谈，要他打消一切顾虑，为＂新中国＂歌唱。此后于一九六二到一九六六年期间，以“姑苏书简”形式，不定期为香港《文汇报》撰文，向港澳同胞介绍日新月异的祖国和他本人的幸福生活。曾发表有关花草园艺、游记的散文集《行云集》、《花花草草》、《花前琐记》、《花前续记》等。文化大革命中，周瘦鹃受到不堪迫害，1968年8月11日投井身亡，年73岁。

周洁夫：（1917年11月－1966年8月24日），作家。父母早逝，少年时随姐姐到上海，曾在西餐厅打工，后考進上海商务印书馆做学徒、校对员。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周洁夫从上海到延安参加八路军，先后在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学习。1939年，加入中共党。1941年，创作了第一篇短片小说《学徒》。该作品后被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列为解放区文学的代表作之一。因为在商务印书馆的经历，周洁夫参加了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所有大会印发的文件皆由其校对。因康生主导的延安肃反运动扩大化，周洁夫在被审查期间曾被短暂关押，之后被派往边区骑兵旅。抗日战争结束后，大批干部被迅速派往东北，周洁夫在1945年底前往东北，在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宣传部工作，主要是编辑民主联军的《自卫报》（后改为《战士报》）。1949年3月，周洁夫在北平与新华社军事分社记者虞丹结为夫妻。经过一段时期修整，第四野战军随后南下，大军到达武汉时，恢复了因战时移动而停刊的《战士报》，此时周洁夫任副社长兼总编辑，社长由四野宣传部长王兰西兼任。周洁夫在50年代初辞去总编辑一职，出版了长篇小说《走向胜利》和短篇小说集《老战士》等。1955年，周洁夫被调往总政治任专业创作员。期间创作了长篇小说《十月的阳光》，《祖国屏障》和长诗《开垦》等作品。1957年，周洁夫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苏联并参加了莫斯科的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活动，在红场观看了红场阅兵。回国后，出版了散文集《访苏散记》。1958年，反右运动后，中共军总政治部创作组过半成员受到牵连，创作组解散。周洁夫调往中共军文艺社任副主编。1964年底，为充实加强广州军区的创作，周洁夫调回广州军区，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文化大革命爆发后，1966年8月24日，周洁夫在住所坠楼，经抢救无效身亡。事件被认定为自杀。广州军区随即定性为叛党叛军，被开除军籍党籍。1975年，邓小平主持军委工作后，死亡原因被改为病故。时年49岁。

周巍峙：(1916年6月－2014年9月12日)，原名良骥，中国音乐家和文艺评论家。曾担任文化部代部长、中国文联主席。1926年，随在国民革命军当官、参加北伐战争的父亲赴绍兴、上海等地参与革命歌咏运动。1930年，在上海《申报》图书馆当练习生。1931年，在戈公振主持的《申报》图画周刊部当秘书。“九一八事变”后，历任“国际联盟调查团”中国代表处宣传干事、邹韬奋主持的《生活日报》筹备处文书、李公朴先生秘书，参加筹建《申报》图书馆及补习学校工作，参与组织青年工作，并在《申报》发表文章，宣传抗日。1934年至1937年，在上海从事左翼文艺活动及進步出版工作，任中国音乐家协会执行干事，组织领导群众音乐团体从事抗日救亡歌咏活动，在工人、学生及店员中开展革命工作。创作了《前线進行曲》、《上起刺刀来》等多首抗日歌曲，编辑出版了第一本救亡歌曲集《中国呼声集》。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与救国会领袖李公朴等人奔赴华北前线，从事抗战宣传工作。同年参加八路军，曾任《全民通讯社》编辑、前线记者，中国音乐家协会常务理事，八路军临汾办事处秘书、学兵队音乐教员等职。1938年赴延安，同年7月加入中共党。同年11月，率西北战地服务团赴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先后任西北战地服务团指挥、副主任、主任，中共中央北方分局文委委员，北岳区党委文委委员，北岳区文救会主任，晋察冀边区文联宣传部部长，边区音协主席。1939年，首次指挥演出了《黄河大合唱》。1950年创作《打败美帝野心狼》，后定名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1964年，组织了大型音乐舞蹈《东方红》的创作排练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了严重冲击，被批斗、隔离审查、下放咸宁“五七”干校劳动长达十年。周巍峙带着“法国特务”帽子被下放到咸宁向阳湖，被编在干校4连，属“中央专案组”审查对象，他劳动最多的是放鸭子，最多时他放鸭达到300多只，鸭子产蛋率高达93%，获得“鸭司令”称号。1976年10月，担任文化部电影局核心小组组长，参与清查工作，为众多文艺界人士平反昭雪。

周信芳：（1895年1月14日－1975年3月8日），名士楚，字信芳，艺名“麒麟童”。老生麒派创始人。中国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一生演出剧目超过650出。七岁时在杭州登台演娃娃生，艺名“七龄童”。1907年在上海演出时传单误植为“麒麟童”，其后便一直沿用。11岁起学习谭鑫培派老生；1908年到北京的科班“喜连成”做带艺入科（带艺搭班边学边演）实习演员。1909年，周信芳到俄罗斯巡回演出，可能是最早出国表演的京剧演员之一。1915年至1926年间，先后在上海丹桂第一台、更新舞台、大新舞台、天蟾舞台演出，排演了连台本戏《汉刘邦》、《天雨花》、《封神榜》等。在此期间两度赴北京、天津演出，将《萧何月下追韩信》、《鸿门宴》、《鹿台恨》、《反五关》等戏介绍给北方观众，人称“麒派"。1927年参加南国社，在《雷雨》中饰周朴园。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积极参加救亡活动，并演出《徽钦二帝》、《文天祥》、《史可法》等戏，激起观众强烈的爱国热情。随后又继续演出了《香纪》、《董小宛》、《亡蜀恨》等具有民族意识的戏。1940年1月23日，为救济灾民，京剧大师周信芳与文化界人士联合义演话剧《雷雨》。1943年，周信芳被选为上海伶界联合会会长，支持京剧界進步组织艺友座谈会的活动，并与中共党的地下组织有联系。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在上海排演《文天祥》、《徽钦二帝》、《明末遗恨》等新戏，以激发人们的爱国心，提高人们斗志。他还曾编演《民国花》、《宋教仁》等时装京剧（京剧现代戏）。1949年以后，他参与编演新戏，移植演出了昆曲《十五贯》，创演了《义责王魁》和《海瑞上疏》。1950年起历任上海市文化局戏曲改進处处长、华东戏曲研究院院长兼华东京剧实验学校校长，上海京剧院院长（1955年起，创院院长）等公职，并在1959年7月1日参加中共党。著有《周信芳演出剧本选集》、《周信芳戏剧散论》、《谈麒派艺术》、《周信芳舞台艺术》等书，后辑成《周信芳文集》。1960年代后，他与当权派产生种种意见上的分歧，他编演的现代京剧（京剧现代戏）《杨立贝》未获准上演。在文化大革命中因《海瑞上疏》被诬蔑为“大毒草”而受到迫害，1968年3月24日被捕入狱；一年后被软禁在家中，直到1975年心脏病发逝世。

罗静予：(1911年－1970年)，中国电影技术家。少年辍学，自谋生计，1926年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考入中共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七混成旅宣传队，1928年加入中共党。1931年到上海，同党组织失去联系，决定走技术救国的道路，先后在无线电工程、电信、报务等专业技术学校学习，并刻苦钻研电影技术。抗日战争爆发后，赴武汉参加筹建中国电影制片厂，1937－1938年，在该厂负责编辑 5集新闻片《抗战特辑》，分别记录了芦沟桥事变前后的抗战动态、日本侵略者种种暴行罪证，以及1937年9月10日上海抗战和难民救济实况；特别可贵的是记录了八路军在晋北英勇作战的情形和平型关战役的胜利。在此期间，他还负责编辑其他7集《电影新闻》以及多部新闻短片。1937年同年，黎莉莉加入中国电影制片厂，结识了为人厚道的罗静予，不久后俩人就正式结婚，郭沫若担任他们的证婚人。1938年底，中国电影制片厂迁到重庆，并决定在香港成立大地影业公司，他任经理和制片人，他还利用业余时间装配录音机，为蔡楚生导演的故事片《孤岛天堂》录音。1941年，赴美参加电影工程学会年会，抗战胜利后回国，担任中国电影制片厂厂长。他利用厂长职务展开進步活动，抵制国民党的文化专制，拖延反动影片的摄制，支援進步电影活动，掩护中共党地下党员，因而被捕入狱，出狱后，于1948年赴西欧考察电影技术。1949年初，罗静予取道香港回国，参加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和中华全国电影艺术工作者协会成立大会。中共国成立后，历任文化部电影局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兼制片处处长、中国电影器材公司经理、北京电影制片厂总工程师等职。文革期间，罗静予因不堪忍受批斗自杀身亡。

罗隆基：（1896年7月30日－1965年12月7日），著名学者，民主人士。1921年赴美留学，先后入威斯康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学，后赴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1928年回国，任教于上海光华大学，并参与创办《新月》杂志。1929年7月罗隆基在《新月》上发表《论人权》一文，认为“人权破产，是中国目前不可掩盖的事实“，需发动“人权运动”，“争回人权”，“国家的功用，就在保障人权”，还仿照欧美政治学说列举了35条“目前所必争的人权”。1930年11月因发表反对中国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言论，被逮捕。被光华大学开除之后，到中国公学任教。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罗隆基主张抗日。1932年1月，接受刘豁轩邀请，北上天津，担任《益世报》社论主笔；又接受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的聘请，同时兼任南开大学政治系教授。罗隆基在《益世报》上不断发表言辞激烈的社论，如《一国三公僵政局》、《可以战矣》、《再论对日方针》、《剿共胜利不算光荣》、《攘外即可安内》等，批评政府的对日方针。1933年秋，罗隆基的专车在海光寺附近遭到枪击，罗隆基险遭暗杀。此后不久，《益世报》由于受到压力，被迫辞退了罗隆基。主张抗日的宋哲元控制北平、天津地区后，《益世报》再次聘任罗隆基就任社论主笔，直到1937年8月天津被日军占领，《益世报》停刊。罗隆基是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之一。抗战胜利后从事民主运动，与周恩来、董必武等来往甚密。曾参加国家社会党，后与张东荪一起退出。主要著作有《人权论集》、《政治论文集》和《斥美帝国务卿艾奇逊》等。1957年5月22日，中共中央统战部举行座谈会。罗隆基在会上发言，建议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一个委员会，检查“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失误偏差。而该委员会须由执政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三方面组成。这就是著名的“成立平反委员会”的主张，它与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储安平的“党天下”一起被毛泽东称为三大右派政治理论。1957年6月被划为“右派”。1957年7月，同居十年的女友浦熙修在中共的要求下公开“揭发”罗隆基，指其为“披着羊皮的狼”，与其断绝关系。1958年1月26日被撤消民盟中央副主席职务，同月31日被撤消全国人大代表资格与森林工业部部长职务。工资从四级降到九级。1965年12月7日子夜，因心脏病在北京去世。他和章伯钧被划为头号大右派，称为“章罗联盟”。由于是右派之首，1980年时没被平反，至今仍被扣上这顶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