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文革中文化精英沉冤录》姓氏笔划 八笔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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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文革中文化精英沉冤录》姓氏笔划 八笔 (四)
这里所说的"文化精英",是泛指文化、艺术、科技等人才;限于自身能力,不能把受难的精英们全部记录下来以作纪念,让我深感遗憾。
我无法想象,一个罪恶的政党,能鼓噪人民任意指认谁是什么就是什么,要谁成什么就成什么;尔后几十年过去了,再轻巧恩赐般地说给谁平反了就平反了。而更让我惊讶的,是那些所谓被一纸平反了的末亡人,不仅不以行动团结起来申诉国家赔偿,追求申张公义,彰显法理良知,惩治恶行劣制,竟仍会屁颠屁颠地重去参与邪党的工作。这是出于何种心理和动机?又是为了何种难言之隐或无法言说的缘由?
也许,真如网友所言:我们都是受害者,我们也都是帮凶。
那么我想,只有当我们不再怯弱,不再去做帮凶的时候,我们才能免于苦难与被害。
本卷内容皆来自网络,大部分通过“维基百科”搜得,对此深表感谢。整编中可能在人名、时间、地点、事件和职称上有错误存在,这是要请读者诸君原谅的。
——整编者
林鸿荪:(1925年10月25日-1968年12月15日),力学家,化学流体力学专家。1945年春转赴美国Delaware大学化工系学习,1947年秋以优异成绩毕业,获工科学士学位和α-β-κ奖。1947年秋转到布朗大学学习应用数学,并获得该校奖学金。1949年,在美国布朗大学获数学硕士学位,并紧接着攻读博士学位。1950年夏天,正当林鸿荪埋头紧张地撰写博士论文的时候,朝鲜战争爆发了,林鸿荪再也无心继续钻研数学,他毅然放弃了不久即可获得博士学位的机会,日夜兼程回到祖国。当年冬天,经组织安排,林鸿荪来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工作。同年和在美国一起参加進步留美学生活动的杨友鸾结婚。1953年开始,他在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讲授流体力学课,指导学生的毕业论文。1955年11月,钱学森和钱伟长筹建力学研究所,林鸿荪积极主动承担了许多具体工作。1956年1月,力学研究所正式成立,林鸿荪被分配到塑性力学研究组工作,同时受钱学森的委托开辟一个新学科--化学流体力学的研究方向。1956年秋,力学所正式建立化学流体力学研究组,林鸿荪任组长,从此开始了艰难的创业历程。1958年“大跃進”开始以后,林鸿荪的工作更加繁忙。同年9月,他兼任了力学研究所学术秘书,协助钱学森、郭永怀处理日常业务工作。10月,力学研究所的机构和体制進行了大调整,把主力转向火箭和航天技术研究。当时成立了两个大机构,即负责卫星和运载火箭设计的“上海机电设计院”、研究探索高能推進剂组合与火箭发动机地面试验的“怀柔试验基地”,还建立了一个协调京沪两处工作的办事机构--134办公室。林鸿荪既是“怀柔试验基地”的业务负责人,又是134办公室的负责人之一,担子很重。1960年11月,林鸿荪加入了中共党,终于实现了他多年来所追求的夙愿。1964年1月,成立中国科学院力学所怀柔分部,林鸿荪担任负责业务工作的副主任。1965年7月,中国科学院接受了中央专委下达的研制超低空的地对空导弹任务,为此,中国科学院组织全院27个单位共同协作攻关,并建立了领导小组和总设计师组。力学所为总体设计单位,郭永怀为总设计师组组长,林鸿荪、屠善澄为副组长。前后只用了1年零3个月时间,就進行了两次试验弹的发射试验、两次飞行试验,取得了重要進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资料,也为国家培养、锻炼出一支能打硬仗的科技队伍。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超低空导弹研制工作被迫停顿。不久,林鸿荪因被指责为“特务”罪名而“隔离审查”,并受到人身侮辱和精神上的严重折磨,终于在入党8年后的1968年12月15日服安眠药自杀,时年43岁。
林巧稚:(1901年12月23日-1983年4月22日),她是北京协和医院第一位中国籍妇产科主任及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中唯一的女性。林巧稚虽然终生未嫁,但一生亲自接生了5万多婴儿,被誉为 ”万婴之母“ 。她在胎儿宫内呼吸、女性盆腔疾病、妇科肿瘤、新生儿溶血症等方面的研究做出了贡献,是中国现代妇产科学的奠基人之一。5岁的时候,母亲因患妇科肿瘤病故,母亲去世时的痛苦让她树立了一个终生理想:怀着平凡的爱做平凡的事,立志成为一名医生。据2010年第4期《文史参考》中的《林巧稚:万婴之母》一文披露,在参加上海举行的北京协和医学堂的考试时,一个女友突然晕倒了,林巧稚为了照顾病人,最拿手的英文都没有答完卷。主考官被她舍己为人的精神以及卷面的才华所感动,决定录取她入学。1939年,林巧稚前往美国芝加哥医学院進修。1940年,她被美国方面聘请为〝自然科学荣誉委员会委员〞,同年回国,成为协和医院第一位中国籍女主任。后协和医院因太平洋战争关门,林巧稚就开办了私人诊所。1948年,协和医院重新开门,她返回工作直至去世。当时,协和是24小时工作制,因此有一个规矩,即担任住院医生的女性,一旦结婚就自动解聘,女护士如果结婚也必须离职。在工作和家庭二者中,林巧稚选择了工作,并因此终身未婚。1949年中共当权后,有关部门向林巧稚发出金字请帖,邀请其登天安门观礼。在常人看来,这是一个难得的、无上荣耀的机会,但是信奉基督的林巧稚却找来协和中共支部书记说道:〝天安门开大会和妇产科有什么牵连,我谢绝参加!〞五十年代初的一天,一辆轿车来协和接林巧稚去中南海见周恩来。见面寒暄几句之后,毛泽东出现了,也说了两句客气话。周恩来直言说道:〝共产党建设‘新中国’需要各方面的人才来领导,如果林教授愿意参加共产党〞,他和毛愿意当其介绍人。林巧稚当即站起来微笑着表示感谢,〝我不能不直言相告,我是一个信仰《圣经》敬畏上帝的基督徒,共产党是无神论者的政党,我是绝对不能参加的。……〞听了林巧稚的回答,毛和周都没有再说什么。1962年,林巧稚收到一名孕妇的求助信:“我是怀了第五胎的人了,前四胎都没活成,其中的后三胎,都是出生后发黄夭折的。求你伸出热情的手,千方百计地救救我这腹中的婴儿……”新生儿溶血症作出诊断并不难,但这种病当时全国没有治愈的先例。林巧稚本可以拒绝,但她遍查资料,彻夜难眠,最后决定试一试。孩子出生很顺利,可是不到三个小时,就出现了全身黄疸,生理指标越来越糟。林巧稚冒着风险决定,给新生儿全身换血。换血开始,林巧稚先把听诊器在自己手心捂热,再轻轻贴到婴儿胸前,同时用手示意,控制抽血、输血速度。终于,婴儿的肤色由黄转红。她决定做第二次换血。三天后,第三次换血。孩子全身黄疸明显消退——录已来中国首例成功的新生儿溶血症手术患者。在上世纪成功啦!整整七天林巧稚没有离开孩子身旁,大胆的判断和精良的医术让这个婴儿成为有记五六十年代,林巧稚积极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负责组织了大规模子宫颈癌的普查和防治。她带领自己的团队走门串户逐人检查,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使子宫颈癌的死亡率大大降低。同一时期,林巧稚在全国率先开展了大规模的妇女宫颈涂片检查,这种检查方式直到今天仍具价值。她还主编了《家庭卫生顾问》《家庭育儿大全》《农村妇幼常识问答》等科普读物,让普通老百姓也能够从中受益。文革爆发后,林巧稚作为"重点改造对象"、"反动学术权威",被发配到病房做护工,清洗便盆、倒痰盂。她默默干着这些粗活,像看病一样认真。而不曾改变的是她那颗与人为善之心。当多数协和教授都停发工资被关進牛棚劳动改造时,她把自己的工资分成许多份儿,悄悄送到各家去。文革结束后,林巧稚已近80岁,身体也渐趋衰弱。1981年在80岁生日前夕,林巧稚接受了《中国青年报》记者的采访。她告诉记者:〝我是一名医生,经历了太多的生死。我不怕死,《圣经》上说:‘我必往他那里(耶稣那里)去’。〞
林默涵:(1913年1月10日-2008年1月3日),原名林烈,笔名默涵。左派活动家,著名文艺理论家。1934年,到上海一家报馆工作,向《读书生活》等报刊投稿,发表文章。1935年,林默涵东渡日本,入东京新闻学院学习,与進步朋友成立“哲学读书会”,潜心攻读马克屎主义哲学书籍。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回到祖国。不久去香港担任邹韬奋主办的《生活日报》副刊编辑,开始用“默涵”的笔名发表文章。后到上海生活书店工作,参与编辑《世界知识》、《国民周刊》、《读书与出版》,并在《自修大学》上发表学习哲学的文章。1938年他到延安,9月加入中共党。1941年5月,他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抗日战争及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他先后在《解放日报》、重庆《新华日报》、《群众》周刊、《新文化》、《大众文艺丛刊》等报刊任编辑和领导。1944年,林默涵奉命到重庆《新华日报》工作,负责建立新的通讯科,接待读者来访,回答读者来信,建立《新华信箱》,组织和联系通讯员,组织進步青年到中原解放区工作。1945年,任《新华日报》副刊部主任。1952 年5月,为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之际,林默涵为《人民日报》撰写了社论《继续为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文艺方向而斗争》。此后,他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文艺理论文章和讲话,坚持运用毛泽东文艺思想,对党的文艺政策、文艺规律、文艺创作方法、传统文化等進行了开拓性的深入研究、探讨,在我国文艺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同年任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1953年,林默涵与何其芳在《文艺报》上发表了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文章,《人民日报》作了转载。1955年,林默涵是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他通过《人民日报》编辑部得到了胡风先生的信件,“他最早敏感到这批信件的‘重要性’,建议立即上交毛泽东,是他想出四个题目要舒芜分类整理成了第一批材料,随后他又参与摘录、整理胡风的更多信件,编成了第二批和第三批材料,还写了一些按语。”随后的事,竟由最高领袖捉刀,写出了著名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材料按语”,以此作为运动的纲领性文字,“把一大批跟胡风有些来往的人都打成了‘反革命’,投進监狱,進而又在全国发动了更大规模的‘肃反’,千千万万个无辜者,被隔离、逮捕、关押,直到被夺去生命。”林默涵曾是参与胡风事件全过程的领导人之一。1959年林默涵被任命为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副部长。1961年,林默涵等组织文艺界集体讨论起草了《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文艺十条》),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工作的"成功"经验。他还组织领导了现代京剧《红灯记》、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创作工作,并参与了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创作。主要作品有杂文集《狮和龙》、《浪花》,文艺论集《在激变中》、《林默涵文论集》、《林默涵劫后文集》、《心言散集》,专论《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旗帜》等。文化大革命期间,林默涵受到迫害,被关押达十年之久。1975年到江西丰城钢铁厂监督劳动。这里该说一件事--诗人牛汉在《为冯雪峰辩诬》的文章说道:--1957年底冯雪峰撰写《鲁迅全集》第6卷中《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注释。鲁迅这篇文章对30年代的周扬、夏衍等“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的描述,显然让周扬等长久不安,如鲠在喉;这在50年代对确立他们“正确路线”代表的地位肯定造成尴尬。因此,借着冯雪峰的被打倒,便以威胁利诱手段,要他“承担责任”撰写这篇文章的注释,为周扬他们“洗冤辩白”。冯雪峰难以抗拒,便起草了初稿。周扬他们对这个初稿并不满意,1957年11月的某天,在林默涵办公室,对注释作了改写。由周扬口述,林默涵当场修改,周扬又改了一次。稿子送出后,林默涵还给当时《鲁迅全集》编辑室负责人王士菁两次去信,称“鲁迅答徐懋庸文,经与周扬、荃麟同志商量,作了一些修改,请再斟酌”。时至80年代初在北京召开的第二次冯雪峰学术研讨会上,……几个发言者对冯雪峰在30年代与鲁迅的革命情谊作了热情的赞扬。坐在会场的林默涵举手插话:“我提个问题,请解答。冯雪峰是《鲁迅全集》的主持人和定稿人,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注释中,作了歪曲事实的说明,辱没了鲁迅。这则注释是冯雪峰写的,这难道是对鲁迅友情的忠诚表现吗?请大家研讨。”(凭记忆追记,大意不错)会场上顿时哑默无声。这时,我站起来大声说:“我能解答这个问题。”……我说:“这个问题我以为不应由林默涵同志提出,默涵同志应该是能够解答这个疑问的当事者,至少是熟知内情的人。……”
林昭:(1932年1月23日-1968年4月29日),女,思想先驱和自由斗士。林昭1943年考入苏州萃英中学。她受母亲的影响,对中共党的革命行为抱有很大的热情,在景海高中毕业后,林昭不顾父亲反对,于1949年7月考進“革命摇篮”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决心“与家庭生不来往,死不吊孝”,投身到革命中去,甚至曾经无中生有地揭发过自己的父亲,多年后,林昭对此感到很不安:“他们要我井里死也好,河里死也好,逼得我没办法,写了些自己也不知道的东西,我不得不满足他们……我没存心诬陷你”。毕业后林昭随苏南农村工作团参加苏南农村土改。1952年开始在《常州民报》、常州文联工作。2004年8月11日《冰点》的《寻找林昭》文章称:土改队努力地工作着。为了让农民看到工作队的权威和力量,他们将地主放在冬天的水缸里,冻得彻夜嚎叫。林昭把这称为“冷酷的痛快”,认为只有这样的斗争,才能够显示改革的决心,灭掉地主的威风。为了与身为国民党的父亲划清界线,本名彭令昭的林昭抛弃父姓,改名为林昭。1954年,林昭以江苏省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立志作毛泽东时代最好的记者。林昭在北大疯狂地阅读许多她喜欢的书,同学常看到她从图书馆抱出许多线装书。她观察到现实并非她想像般美好,因而陷入“爱与恨的一盆糨糊”。但在北大自由的学风中,她开始成长,开始思考。在想到自己曾亲自揭发父亲的“罪行”时,她痛苦得哭出来,写信给母亲发誓说:“今后宁可到河里、井里去死,绝不再说违心话!” 由于林昭勤学多思,受到游国恩教授的赞赏,建议林昭调入文学专业,未果。林昭与另一位才女张玲任校刊编辑,负责副刊《未名湖》。1955年春,林昭参加了北大诗社,任《北大诗刊》编辑。1956年秋,《北大诗刊》停办后,林昭成为综合学生文艺刊物《红楼》的编委会成员之一,被称为“红楼里的林姑娘”。该刊物主编是乐黛云。《红楼》第2期的责任编辑是林昭和张元勋。1957年5月19日,张元勋等贴出大字报《是时候了!》,这是为了响应中央的鸣放号召,随后几天北大的大字报越来越多,学生互相辩论,有人认为大字报中的右倾言论是反革命煽动。5月22日,林昭在辩论中公开反对那些上纲上线的批评,并说:“我料到一旦说话也就会遭到像今晚这样的讨伐!我一直觉得组织性与良心在矛盾着!”5月29日,《红楼》编辑部举行会议,宣布将张元勋与李任开除出《红楼》编委会,原因是他们参加右派刊物《广场》编委会,林昭在发言批判时对张元勋说:“我有受骗的感觉!”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将提意见的言论说成是右派分子乘机向党進攻。1957年秋,张元勋、林昭等人被打成右派分子,林昭吞服大量安眠药自杀,但被及时抢救过来。于是她被认定为对抗组织、“态度恶劣”,遭到加重处分:劳动教养三年。林昭不服,跑到团中央质问:“当年蔡元培先生在北大任校长时,曾慨然向北洋军阀政府去保释‘五四’被捕的学生,现在他们(指北大领导)却把学生送進去,良知何在?” 1957年12月25日,张元勋被秘密逮捕,判处有期徒刑8年。北大当时约有八千学子,其中约有1500名师生被打成右派,他们中的许多人,被开除公职与学籍,发配到边疆荒野,20多年后才得以平反。1958年6月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并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林昭也从北京大学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主任罗列到人大新闻系来后是副主任,正主任是安岗。林昭是被打成右派分子后由罗列带过来的,她是北大第一批右派分子。后因罗列怜其体弱多病,冒险为之说情,林昭得以留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专业资料室接受群众“监督改造”。林昭在新闻系资料室监督劳动期间与同在资料室“劳动考察”的人大学生“右派分子”甘粹产生爱情,他们提出结婚申请,但上级批评他们谈情说爱是抗拒改造,不准他们结婚。1959年9月,甘粹被发配到新疆進行劳动改造。林昭病情加重,冬天咳血加剧,请假要求回上海休养。1960年春,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批示准假,林昭由母亲接回上海。通过调养,林昭病情渐有好转。在上海养病期间,受到江浙一代结社文化的影响,并认识了兰州大学的研究生顾雁、徐诚,当时兰大的张春元等人,正在准备筹办针砭时弊的《星火》杂志,随后林昭的长诗《海鸥之歌》和《普鲁米修斯受难之日》,在《星火》第一期上发表。但很快涉及《星火》的人员,都被抓捕。1960年10月,林昭被逮捕入狱。1962年初,林昭得以保外就医。9月,林昭在苏州与黄政商量并且起草了“中国自由青年战斗同盟”的纲领和章程。期间还曾要求上海的无国籍侨民阿诺,将《我们是无罪的》、《给北大校长陆平的信》等带到海外发表。1962年12月,林昭又被捕入狱。在狱中林昭曾多次绝食、自杀,并且分别两次给当时的上海市长柯庆施、《人民日报》写信,反映案情并表达政治见解,都没有回音。林昭在狱中,因为没有笔纸,便用血在白色的被单上写作。另外,由于林昭拒绝违心地服从,被狱卒视为表现恶劣,遭受较严重的虐待,林昭在血书中写到:“光是镣铐一事人们就玩出了不知多少花样来:一副反铐,两副反铐,时而平行,时而交叉,等等不一。臂肘之上至今创痕犹在不消说了,最最惨无人道酷无人理的是:不论在我绝食之中,在我胃炎发病痛得死去活来之时,乃至在月经期间,不仅从未为我解除过镣铐,甚至从未有所减轻!比如在两副镣铐中暂且除去一副”。1965年3月23日,林昭开始在狱中写《告人类》。1965年5月31日,开庭审判,林昭被判有期徒刑20年。林昭随后血书《判决后的申明》。《判决后的申明》部分内容:……这是一个可耻的判决,但我骄傲地听取了它!这是敌人对于我个人战斗行为的一种估价,我为之由衷地感到战斗者的自豪!……我应该作得更多,以符合你们的估价!除此以外,这所谓的判决与我可谓毫无意义!我蔑视它!看着吧!历史法庭的正式判决很快即将昭告于后世!你们这些极权统治者和诈伪的奸佞歹徒、恶赖、窃国盗和殃民贼,将不仅是真正的被告更是公诉的罪人!公义必胜!自由万岁!林昭 主历 一九六五年六月一日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在中央的直接批示和干预之下,林昭被列为应该处决的反革命分子。1968年4月29日,林昭接到被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改判死刑的判决书后,随即被绑赴上海龙华机场执行枪决,终年36岁。5月1日,公安人员来到林昭母亲家,索取5分钱子弹费。林昭被捕一个月后,其父服药自杀;其母则精神失常,后因医院拒绝医治,1975年在上海外滩自杀。林昭弟弟彭恩华,2004年8月3日逝世于美国犹他州桑迪市,享年59岁。林昭的妹妹彭令范1980年后移居美国。2004年4月22日,林昭骨灰由苏南新闻专科学校与北大部分师生集资立碑,并被安葬在江苏省苏州市木渎镇灵岩山的安息公墓。林昭的尸体至今下落不明,墓里只保留着林昭生前的一件衣服和一缕头发。林昭墓碑背面镌有她1964年写的诗句“自由无价,生命有涯,宁为玉碎,以殉中华。”2019年4月28日,湖南公民谭兵林等人赴苏州纪念林昭,在火车站出站口被拦截遣返。在稍早些日子前来林昭墓地祭拜的上海公民朱金安等人,也遭在墓地附近监视的警察驱赶。而前一年曾祭拜林昭的湖南公民朱承志则被苏州警方以“寻衅滋事罪”为名逮捕,至今未有释放。
我无法想象,一个罪恶的政党,能鼓噪人民任意指认谁是什么就是什么,要谁成什么就成什么;尔后几十年过去了,再轻巧恩赐般地说给谁平反了就平反了。而更让我惊讶的,是那些所谓被一纸平反了的末亡人,不仅不以行动团结起来申诉国家赔偿,追求申张公义,彰显法理良知,惩治恶行劣制,竟仍会屁颠屁颠地重去参与邪党的工作。这是出于何种心理和动机?又是为了何种难言之隐或无法言说的缘由?
也许,真如网友所言:我们都是受害者,我们也都是帮凶。
那么我想,只有当我们不再怯弱,不再去做帮凶的时候,我们才能免于苦难与被害。
本卷内容皆来自网络,大部分通过“维基百科”搜得,对此深表感谢。整编中可能在人名、时间、地点、事件和职称上有错误存在,这是要请读者诸君原谅的。
——整编者
林鸿荪:(1925年10月25日-1968年12月15日),力学家,化学流体力学专家。1945年春转赴美国Delaware大学化工系学习,1947年秋以优异成绩毕业,获工科学士学位和α-β-κ奖。1947年秋转到布朗大学学习应用数学,并获得该校奖学金。1949年,在美国布朗大学获数学硕士学位,并紧接着攻读博士学位。1950年夏天,正当林鸿荪埋头紧张地撰写博士论文的时候,朝鲜战争爆发了,林鸿荪再也无心继续钻研数学,他毅然放弃了不久即可获得博士学位的机会,日夜兼程回到祖国。当年冬天,经组织安排,林鸿荪来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工作。同年和在美国一起参加進步留美学生活动的杨友鸾结婚。1953年开始,他在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讲授流体力学课,指导学生的毕业论文。1955年11月,钱学森和钱伟长筹建力学研究所,林鸿荪积极主动承担了许多具体工作。1956年1月,力学研究所正式成立,林鸿荪被分配到塑性力学研究组工作,同时受钱学森的委托开辟一个新学科--化学流体力学的研究方向。1956年秋,力学所正式建立化学流体力学研究组,林鸿荪任组长,从此开始了艰难的创业历程。1958年“大跃進”开始以后,林鸿荪的工作更加繁忙。同年9月,他兼任了力学研究所学术秘书,协助钱学森、郭永怀处理日常业务工作。10月,力学研究所的机构和体制進行了大调整,把主力转向火箭和航天技术研究。当时成立了两个大机构,即负责卫星和运载火箭设计的“上海机电设计院”、研究探索高能推進剂组合与火箭发动机地面试验的“怀柔试验基地”,还建立了一个协调京沪两处工作的办事机构--134办公室。林鸿荪既是“怀柔试验基地”的业务负责人,又是134办公室的负责人之一,担子很重。1960年11月,林鸿荪加入了中共党,终于实现了他多年来所追求的夙愿。1964年1月,成立中国科学院力学所怀柔分部,林鸿荪担任负责业务工作的副主任。1965年7月,中国科学院接受了中央专委下达的研制超低空的地对空导弹任务,为此,中国科学院组织全院27个单位共同协作攻关,并建立了领导小组和总设计师组。力学所为总体设计单位,郭永怀为总设计师组组长,林鸿荪、屠善澄为副组长。前后只用了1年零3个月时间,就進行了两次试验弹的发射试验、两次飞行试验,取得了重要進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资料,也为国家培养、锻炼出一支能打硬仗的科技队伍。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超低空导弹研制工作被迫停顿。不久,林鸿荪因被指责为“特务”罪名而“隔离审查”,并受到人身侮辱和精神上的严重折磨,终于在入党8年后的1968年12月15日服安眠药自杀,时年43岁。
林巧稚:(1901年12月23日-1983年4月22日),她是北京协和医院第一位中国籍妇产科主任及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中唯一的女性。林巧稚虽然终生未嫁,但一生亲自接生了5万多婴儿,被誉为 ”万婴之母“ 。她在胎儿宫内呼吸、女性盆腔疾病、妇科肿瘤、新生儿溶血症等方面的研究做出了贡献,是中国现代妇产科学的奠基人之一。5岁的时候,母亲因患妇科肿瘤病故,母亲去世时的痛苦让她树立了一个终生理想:怀着平凡的爱做平凡的事,立志成为一名医生。据2010年第4期《文史参考》中的《林巧稚:万婴之母》一文披露,在参加上海举行的北京协和医学堂的考试时,一个女友突然晕倒了,林巧稚为了照顾病人,最拿手的英文都没有答完卷。主考官被她舍己为人的精神以及卷面的才华所感动,决定录取她入学。1939年,林巧稚前往美国芝加哥医学院進修。1940年,她被美国方面聘请为〝自然科学荣誉委员会委员〞,同年回国,成为协和医院第一位中国籍女主任。后协和医院因太平洋战争关门,林巧稚就开办了私人诊所。1948年,协和医院重新开门,她返回工作直至去世。当时,协和是24小时工作制,因此有一个规矩,即担任住院医生的女性,一旦结婚就自动解聘,女护士如果结婚也必须离职。在工作和家庭二者中,林巧稚选择了工作,并因此终身未婚。1949年中共当权后,有关部门向林巧稚发出金字请帖,邀请其登天安门观礼。在常人看来,这是一个难得的、无上荣耀的机会,但是信奉基督的林巧稚却找来协和中共支部书记说道:〝天安门开大会和妇产科有什么牵连,我谢绝参加!〞五十年代初的一天,一辆轿车来协和接林巧稚去中南海见周恩来。见面寒暄几句之后,毛泽东出现了,也说了两句客气话。周恩来直言说道:〝共产党建设‘新中国’需要各方面的人才来领导,如果林教授愿意参加共产党〞,他和毛愿意当其介绍人。林巧稚当即站起来微笑着表示感谢,〝我不能不直言相告,我是一个信仰《圣经》敬畏上帝的基督徒,共产党是无神论者的政党,我是绝对不能参加的。……〞听了林巧稚的回答,毛和周都没有再说什么。1962年,林巧稚收到一名孕妇的求助信:“我是怀了第五胎的人了,前四胎都没活成,其中的后三胎,都是出生后发黄夭折的。求你伸出热情的手,千方百计地救救我这腹中的婴儿……”新生儿溶血症作出诊断并不难,但这种病当时全国没有治愈的先例。林巧稚本可以拒绝,但她遍查资料,彻夜难眠,最后决定试一试。孩子出生很顺利,可是不到三个小时,就出现了全身黄疸,生理指标越来越糟。林巧稚冒着风险决定,给新生儿全身换血。换血开始,林巧稚先把听诊器在自己手心捂热,再轻轻贴到婴儿胸前,同时用手示意,控制抽血、输血速度。终于,婴儿的肤色由黄转红。她决定做第二次换血。三天后,第三次换血。孩子全身黄疸明显消退——录已来中国首例成功的新生儿溶血症手术患者。在上世纪成功啦!整整七天林巧稚没有离开孩子身旁,大胆的判断和精良的医术让这个婴儿成为有记五六十年代,林巧稚积极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负责组织了大规模子宫颈癌的普查和防治。她带领自己的团队走门串户逐人检查,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使子宫颈癌的死亡率大大降低。同一时期,林巧稚在全国率先开展了大规模的妇女宫颈涂片检查,这种检查方式直到今天仍具价值。她还主编了《家庭卫生顾问》《家庭育儿大全》《农村妇幼常识问答》等科普读物,让普通老百姓也能够从中受益。文革爆发后,林巧稚作为"重点改造对象"、"反动学术权威",被发配到病房做护工,清洗便盆、倒痰盂。她默默干着这些粗活,像看病一样认真。而不曾改变的是她那颗与人为善之心。当多数协和教授都停发工资被关進牛棚劳动改造时,她把自己的工资分成许多份儿,悄悄送到各家去。文革结束后,林巧稚已近80岁,身体也渐趋衰弱。1981年在80岁生日前夕,林巧稚接受了《中国青年报》记者的采访。她告诉记者:〝我是一名医生,经历了太多的生死。我不怕死,《圣经》上说:‘我必往他那里(耶稣那里)去’。〞
林默涵:(1913年1月10日-2008年1月3日),原名林烈,笔名默涵。左派活动家,著名文艺理论家。1934年,到上海一家报馆工作,向《读书生活》等报刊投稿,发表文章。1935年,林默涵东渡日本,入东京新闻学院学习,与進步朋友成立“哲学读书会”,潜心攻读马克屎主义哲学书籍。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回到祖国。不久去香港担任邹韬奋主办的《生活日报》副刊编辑,开始用“默涵”的笔名发表文章。后到上海生活书店工作,参与编辑《世界知识》、《国民周刊》、《读书与出版》,并在《自修大学》上发表学习哲学的文章。1938年他到延安,9月加入中共党。1941年5月,他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抗日战争及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他先后在《解放日报》、重庆《新华日报》、《群众》周刊、《新文化》、《大众文艺丛刊》等报刊任编辑和领导。1944年,林默涵奉命到重庆《新华日报》工作,负责建立新的通讯科,接待读者来访,回答读者来信,建立《新华信箱》,组织和联系通讯员,组织進步青年到中原解放区工作。1945年,任《新华日报》副刊部主任。1952 年5月,为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之际,林默涵为《人民日报》撰写了社论《继续为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文艺方向而斗争》。此后,他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文艺理论文章和讲话,坚持运用毛泽东文艺思想,对党的文艺政策、文艺规律、文艺创作方法、传统文化等進行了开拓性的深入研究、探讨,在我国文艺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同年任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1953年,林默涵与何其芳在《文艺报》上发表了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文章,《人民日报》作了转载。1955年,林默涵是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他通过《人民日报》编辑部得到了胡风先生的信件,“他最早敏感到这批信件的‘重要性’,建议立即上交毛泽东,是他想出四个题目要舒芜分类整理成了第一批材料,随后他又参与摘录、整理胡风的更多信件,编成了第二批和第三批材料,还写了一些按语。”随后的事,竟由最高领袖捉刀,写出了著名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材料按语”,以此作为运动的纲领性文字,“把一大批跟胡风有些来往的人都打成了‘反革命’,投進监狱,進而又在全国发动了更大规模的‘肃反’,千千万万个无辜者,被隔离、逮捕、关押,直到被夺去生命。”林默涵曾是参与胡风事件全过程的领导人之一。1959年林默涵被任命为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副部长。1961年,林默涵等组织文艺界集体讨论起草了《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文艺十条》),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工作的"成功"经验。他还组织领导了现代京剧《红灯记》、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创作工作,并参与了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创作。主要作品有杂文集《狮和龙》、《浪花》,文艺论集《在激变中》、《林默涵文论集》、《林默涵劫后文集》、《心言散集》,专论《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旗帜》等。文化大革命期间,林默涵受到迫害,被关押达十年之久。1975年到江西丰城钢铁厂监督劳动。这里该说一件事--诗人牛汉在《为冯雪峰辩诬》的文章说道:--1957年底冯雪峰撰写《鲁迅全集》第6卷中《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注释。鲁迅这篇文章对30年代的周扬、夏衍等“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的描述,显然让周扬等长久不安,如鲠在喉;这在50年代对确立他们“正确路线”代表的地位肯定造成尴尬。因此,借着冯雪峰的被打倒,便以威胁利诱手段,要他“承担责任”撰写这篇文章的注释,为周扬他们“洗冤辩白”。冯雪峰难以抗拒,便起草了初稿。周扬他们对这个初稿并不满意,1957年11月的某天,在林默涵办公室,对注释作了改写。由周扬口述,林默涵当场修改,周扬又改了一次。稿子送出后,林默涵还给当时《鲁迅全集》编辑室负责人王士菁两次去信,称“鲁迅答徐懋庸文,经与周扬、荃麟同志商量,作了一些修改,请再斟酌”。时至80年代初在北京召开的第二次冯雪峰学术研讨会上,……几个发言者对冯雪峰在30年代与鲁迅的革命情谊作了热情的赞扬。坐在会场的林默涵举手插话:“我提个问题,请解答。冯雪峰是《鲁迅全集》的主持人和定稿人,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注释中,作了歪曲事实的说明,辱没了鲁迅。这则注释是冯雪峰写的,这难道是对鲁迅友情的忠诚表现吗?请大家研讨。”(凭记忆追记,大意不错)会场上顿时哑默无声。这时,我站起来大声说:“我能解答这个问题。”……我说:“这个问题我以为不应由林默涵同志提出,默涵同志应该是能够解答这个疑问的当事者,至少是熟知内情的人。……”
林昭:(1932年1月23日-1968年4月29日),女,思想先驱和自由斗士。林昭1943年考入苏州萃英中学。她受母亲的影响,对中共党的革命行为抱有很大的热情,在景海高中毕业后,林昭不顾父亲反对,于1949年7月考進“革命摇篮”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决心“与家庭生不来往,死不吊孝”,投身到革命中去,甚至曾经无中生有地揭发过自己的父亲,多年后,林昭对此感到很不安:“他们要我井里死也好,河里死也好,逼得我没办法,写了些自己也不知道的东西,我不得不满足他们……我没存心诬陷你”。毕业后林昭随苏南农村工作团参加苏南农村土改。1952年开始在《常州民报》、常州文联工作。2004年8月11日《冰点》的《寻找林昭》文章称:土改队努力地工作着。为了让农民看到工作队的权威和力量,他们将地主放在冬天的水缸里,冻得彻夜嚎叫。林昭把这称为“冷酷的痛快”,认为只有这样的斗争,才能够显示改革的决心,灭掉地主的威风。为了与身为国民党的父亲划清界线,本名彭令昭的林昭抛弃父姓,改名为林昭。1954年,林昭以江苏省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立志作毛泽东时代最好的记者。林昭在北大疯狂地阅读许多她喜欢的书,同学常看到她从图书馆抱出许多线装书。她观察到现实并非她想像般美好,因而陷入“爱与恨的一盆糨糊”。但在北大自由的学风中,她开始成长,开始思考。在想到自己曾亲自揭发父亲的“罪行”时,她痛苦得哭出来,写信给母亲发誓说:“今后宁可到河里、井里去死,绝不再说违心话!” 由于林昭勤学多思,受到游国恩教授的赞赏,建议林昭调入文学专业,未果。林昭与另一位才女张玲任校刊编辑,负责副刊《未名湖》。1955年春,林昭参加了北大诗社,任《北大诗刊》编辑。1956年秋,《北大诗刊》停办后,林昭成为综合学生文艺刊物《红楼》的编委会成员之一,被称为“红楼里的林姑娘”。该刊物主编是乐黛云。《红楼》第2期的责任编辑是林昭和张元勋。1957年5月19日,张元勋等贴出大字报《是时候了!》,这是为了响应中央的鸣放号召,随后几天北大的大字报越来越多,学生互相辩论,有人认为大字报中的右倾言论是反革命煽动。5月22日,林昭在辩论中公开反对那些上纲上线的批评,并说:“我料到一旦说话也就会遭到像今晚这样的讨伐!我一直觉得组织性与良心在矛盾着!”5月29日,《红楼》编辑部举行会议,宣布将张元勋与李任开除出《红楼》编委会,原因是他们参加右派刊物《广场》编委会,林昭在发言批判时对张元勋说:“我有受骗的感觉!”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将提意见的言论说成是右派分子乘机向党進攻。1957年秋,张元勋、林昭等人被打成右派分子,林昭吞服大量安眠药自杀,但被及时抢救过来。于是她被认定为对抗组织、“态度恶劣”,遭到加重处分:劳动教养三年。林昭不服,跑到团中央质问:“当年蔡元培先生在北大任校长时,曾慨然向北洋军阀政府去保释‘五四’被捕的学生,现在他们(指北大领导)却把学生送進去,良知何在?” 1957年12月25日,张元勋被秘密逮捕,判处有期徒刑8年。北大当时约有八千学子,其中约有1500名师生被打成右派,他们中的许多人,被开除公职与学籍,发配到边疆荒野,20多年后才得以平反。1958年6月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并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林昭也从北京大学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主任罗列到人大新闻系来后是副主任,正主任是安岗。林昭是被打成右派分子后由罗列带过来的,她是北大第一批右派分子。后因罗列怜其体弱多病,冒险为之说情,林昭得以留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专业资料室接受群众“监督改造”。林昭在新闻系资料室监督劳动期间与同在资料室“劳动考察”的人大学生“右派分子”甘粹产生爱情,他们提出结婚申请,但上级批评他们谈情说爱是抗拒改造,不准他们结婚。1959年9月,甘粹被发配到新疆進行劳动改造。林昭病情加重,冬天咳血加剧,请假要求回上海休养。1960年春,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批示准假,林昭由母亲接回上海。通过调养,林昭病情渐有好转。在上海养病期间,受到江浙一代结社文化的影响,并认识了兰州大学的研究生顾雁、徐诚,当时兰大的张春元等人,正在准备筹办针砭时弊的《星火》杂志,随后林昭的长诗《海鸥之歌》和《普鲁米修斯受难之日》,在《星火》第一期上发表。但很快涉及《星火》的人员,都被抓捕。1960年10月,林昭被逮捕入狱。1962年初,林昭得以保外就医。9月,林昭在苏州与黄政商量并且起草了“中国自由青年战斗同盟”的纲领和章程。期间还曾要求上海的无国籍侨民阿诺,将《我们是无罪的》、《给北大校长陆平的信》等带到海外发表。1962年12月,林昭又被捕入狱。在狱中林昭曾多次绝食、自杀,并且分别两次给当时的上海市长柯庆施、《人民日报》写信,反映案情并表达政治见解,都没有回音。林昭在狱中,因为没有笔纸,便用血在白色的被单上写作。另外,由于林昭拒绝违心地服从,被狱卒视为表现恶劣,遭受较严重的虐待,林昭在血书中写到:“光是镣铐一事人们就玩出了不知多少花样来:一副反铐,两副反铐,时而平行,时而交叉,等等不一。臂肘之上至今创痕犹在不消说了,最最惨无人道酷无人理的是:不论在我绝食之中,在我胃炎发病痛得死去活来之时,乃至在月经期间,不仅从未为我解除过镣铐,甚至从未有所减轻!比如在两副镣铐中暂且除去一副”。1965年3月23日,林昭开始在狱中写《告人类》。1965年5月31日,开庭审判,林昭被判有期徒刑20年。林昭随后血书《判决后的申明》。《判决后的申明》部分内容:……这是一个可耻的判决,但我骄傲地听取了它!这是敌人对于我个人战斗行为的一种估价,我为之由衷地感到战斗者的自豪!……我应该作得更多,以符合你们的估价!除此以外,这所谓的判决与我可谓毫无意义!我蔑视它!看着吧!历史法庭的正式判决很快即将昭告于后世!你们这些极权统治者和诈伪的奸佞歹徒、恶赖、窃国盗和殃民贼,将不仅是真正的被告更是公诉的罪人!公义必胜!自由万岁!林昭 主历 一九六五年六月一日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在中央的直接批示和干预之下,林昭被列为应该处决的反革命分子。1968年4月29日,林昭接到被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改判死刑的判决书后,随即被绑赴上海龙华机场执行枪决,终年36岁。5月1日,公安人员来到林昭母亲家,索取5分钱子弹费。林昭被捕一个月后,其父服药自杀;其母则精神失常,后因医院拒绝医治,1975年在上海外滩自杀。林昭弟弟彭恩华,2004年8月3日逝世于美国犹他州桑迪市,享年59岁。林昭的妹妹彭令范1980年后移居美国。2004年4月22日,林昭骨灰由苏南新闻专科学校与北大部分师生集资立碑,并被安葬在江苏省苏州市木渎镇灵岩山的安息公墓。林昭的尸体至今下落不明,墓里只保留着林昭生前的一件衣服和一缕头发。林昭墓碑背面镌有她1964年写的诗句“自由无价,生命有涯,宁为玉碎,以殉中华。”2019年4月28日,湖南公民谭兵林等人赴苏州纪念林昭,在火车站出站口被拦截遣返。在稍早些日子前来林昭墓地祭拜的上海公民朱金安等人,也遭在墓地附近监视的警察驱赶。而前一年曾祭拜林昭的湖南公民朱承志则被苏州警方以“寻衅滋事罪”为名逮捕,至今未有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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