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下载 | 禁书 - 禁书网

作者 王裕延 写于 二零一三年

自十九世纪至现在的二百余年，在人类历史上不过刹那壹瞬间。在这刹那壹瞬间里，门类众多的战争峰火烧遍了世界的各个角落。战争发生的频率之高，规模之大，危害之烈实为人类史上空前所未有。据粗略统计，这些战争主要有：十九世纪初，拿破仑发动的席卷欧亚非的战争；随后拉丁美洲爆发的民族独立战争；1848年遍及欧州的革命战争；英国，继而英法联军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英法与沙俄之间爆发的克里米亚战争；美国的南北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英布战争；美西战争。二十世纪八国联军发动的侵华战争；日俄战争；两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法越战争；中东战争；美越战争；中越战争；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战争；印巴战争；英阿马岛之战。進入二十壹世纪由宗教极端势力发动的遥不可测的圣战和美国主导的世界反恐战争。这壹系列战争，还未包括中国的军阀混战和国共内战，直接造成的人员伤亡需用亿来计数，光中国的国共战争就死人五千万；财产损失更是无法统计，给整个人类造成了无穷的灾难。
战争带来的深重灾难，激起了有良知的学者、思想家和政治家的严厉谴责和深刻反思。战争的目的和根源是什么？怎样才能防止战争？这成了他们长期弹精竭虑思考研究的问题。关于战争的目的，大家都很清楚，这是壹部分人为了追求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利益最大化而为；关于战争的根源和止战的办法则还普遍停留在政治体制和经济利益的认知层面上，停留在敌对利益的冲突对抗的认知层面上；至于战争爆发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如哲学根源和错误的思想认识根源则涉及甚少。
但是，不容否认的是近两百年来，还有不少缺乏常人理智的学者、思想家和政治家却在反思战争的过程中竭力美化颂扬暴力，尽情讴歌战争。这批缺乏常人理智的人，准确地说就是指黑格尔与壹伙自觉或不自觉地追随黑格尔的门徒。这些门徒包括黑格尔左派的马克屎之流和右派的法西斯主义分子如希特勒之类。他们公开鼓吹，如黑格尔说，“战争是万物之父，之王”（转引《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如马克屎说，“暴力是每个孕育著壹个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也是壹种经济力”（引自《资本论》）；如恩格斯说，暴力“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已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引自《反杜林论》）；马克屎高调声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通过暴力“把自已变成为统治阶级”，然后“获得”“整个世界”（引自《共产党宣言》）；希特勒则声称日耳曼人必须通过战争统治支配世界。马克屎主义的止战办法是以战止战，如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主张用正义的战争去反对非正义的战争，用革命的武装去反对反革命的武装。而他他们关于“正义”和“非正义”、“革命”和“反革命”的划分，是主观随意而毫无客观性的标准可言；胜者就是“正义的”和“革命的”；败者就是“非正义的”和“反革命的”。这种是非标准出自于“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思惟逻辑。因此，马克屎主义者提出的止战办法，无异于粗鲁冒失的莽汉肩扛壹根硕大的输油管去灭熊熊大火。
可见，黑格尔和其门徒把战争和暴力冲突视为是推动历史進步发展的动力。这种观点来源于辩证唯物主义。这种辩证唯物主义，也就是黑格尔和马克屎的认识论，如斯大林所说，也是“马列主义党的世界观”。近二百年来被列宁捧为“万能”“正确”(见《马克屎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被毛泽东誉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见《论人民民主专政》），是不可抗拒的社会发展规律；也被历代独裁专制主义者奉为至宝，成了为历代野蛮罪恶的恐怖主义势力服务的工具。直至现在，这种辩证唯物主义仍僵而未死，仍然或明或暗地为社会冲突和暴力对抗推波助澜，为肆虐世界的暴恐分子注射兴奋济。因此，深入研究辩证唯物主义的产生、发展和走向，弄清它和暴力极端主义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关系，这对维护联合国宪章中阐发的人类基本价值观念，确保世界的和平与安宁，对于当今世界仍然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辩证唯物主义不是天赋的，而是历史产生的。确切地说，辩证唯物主义是随着国家的形成之后由古代的思想家为统治阶级设计的壹种治国的理念方法，这种方法如列宁所说，“是研究对象本身内部矛盾的”（引自《哲学笔记》）。
国家形成的标志是什么？让我们看看摩尔根描述的国家形成的轨迹图：在低级野蛮社会，是壹权政府，即酋长会议；在中级野蛮社会，是两权政府，即酋长会议和军事指挥官；在高级野蛮社会，是三权政府，即酋长会议、人民大会和军事指挥官（见《古代社会》第257页）。根据十九世纪流行的進化论的观点，高级野蛮社会的政府功能是逐渐消亡的，文明社会的国家功能是逐渐形成产生的。当高级野蛮社会的酋长会议逐渐变成近代的参议院，人民大会逐渐变成近代的众议院，这两者便组成近代的立法机构；当高级野蛮社会的军事指挥官或军事统帅变成近代最高行政首脑，比如早期的国王、皇帝或后来的总统（见《古代社会》第338页），这样国家便宣告诞生了。
可见，国家是由立法机构的壹伙参议院、众议院的议员代表，加上行政系统壹群大大小小的官员组成的官僚机构。国家的权力，就是由参议院与众议完的议员代表和行政系统的各级大小官员掌控，他们构成了国家的统治阶级或掌权阶级。因此，马克屎主义关于国家的统治阶级要么是由剥削阶级组成，或要么是由被剥削阶级组成的断言是违背客观事实的，因而是错误的，是蛊惑人心的。
最初的国家官员或统治阶级，都是由高级野蛮社会的酋长会议与人民大会的首领代表和各级军事指挥官的后裔世袭组成。他们利用先祖权力的余荫控制了大量财富。古代社会的财富主要是指土地和奴隶。众所周知，在高级野蛮社会里已经逐渐出现了私有制。因此，古代希腊的原始部落主义国家或中国的氏族诸侯国家，为了争夺土地、掳掠人口充当奴隶而不断進行战争。使高级野蛮社会最后阶段的数百千年间长期陷入战争动乱之中，大欺小，强凌弱，众暴寡成了国与国之间的常态关系；所有的国家都在互吞，大国吞小国，小国吞最小的国家，许多部落主义诸侯国家往往在毫不经意中被吞灭。比如范文澜记载的春秋时代的鄅国（山东临沂县北旧开阳城）国君出城到公田上督耕，邾人袭入鄅国，俘获鄅君的妻女。鄅君说“我无家可归了”，跑到邾国（山东邹县东南）要和妻女同当俘虏（引自《中国通史简编》第壹卷第173页）。
高级野蛮社会最后阶段中的这种社会大动乱，给古代思想家留下了万事万物转瞬即逝的恐怖而强烈的印象，使古代希腊著名的思想家赫拉克利特悟出了壹条重要的思想认识原理，即“万物皆流，无物常驻”，“人不能两次踏入同壹条河流。”因此，波普尔称“赫拉克利特是位发现了变化观念的哲学家。”
古代希腊人是非常优秀的民族。他们对任何事物的变化都养成了壹种刨根问底的习惯，为后人奉送了壹种科学的推理思惟的方法，为培植人类智慧之树贡献良多。赫拉克利特思惟方法最宝贵的是在于他的认识并不仅仅停留在描绘“万物皆流”的表层上，他还试图揭示“万物皆流”背后的驱动力。赫拉克利特声称社会冲突或战争是壹切变化，特别是人们之间壹切差别的动力和创造性的源泉。他坚持主张战争的结果是公正的：“战争是万物之父，也是万物之王。它证明这些是神，那些仅仅人，让这些人变成奴隶，而让前者变成主人……人们必须晓得，战争是普遍的，正义即是冲突，万物通过冲突和必然性而生成。”就我的浅薄知识所知，这是人类最早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惟方法分析社会变化运动的经典，奠定了赫拉克利特成为辩证唯物主义开山祖师的历史地位，对后来的思想家产生了持久深远的影响。由此可见，这种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理论壹开始就和暴力至上捆绑在壹起，和权力斗争，和谁战胜谁，和谁统治谁的根本大问题联结在壹起。
在此，为研究方便计，我要侧重引述赫拉克利特发现创造的“对立统壹”的辩证法规律。在他看来，壹种变化的事物必定要放弃某些属性，才能获得相反的属性。他说：“冷的物体变暖，暖的物体变冷；湿的东西变干，干的东西变湿……疾病能使我们重视健康……生与死，睡与醒，青年与老年，所有这些都是同壹的：因为壹种情形转变成另壹种情形，而后者又变回前者……对立同壹于自身；这是壹种产生于相对立状态的和谐，就与弓与琴的情形壹样……相反的东西彼此归属，不和谐的音调形成最美的和谐，壹切皆由冲突生成……向上的道路和向下的道路是同壹条……直路和弯路是同壹条路……对于神祗来说，万物皆美、皆善、皆正义；而人们将壹些东西看成不义的，而将另壹些看成正义的……善与恶是壹回事”（引自《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从这段很长的引述中可见，所谓辩证法的“同壹律”，是建立在融对抗冲突为壹体的基础之上的思想方法论，是彻头彻尾的相对论。什么“对立同壹于自身”,“相反的东西彼此相属”，“壹切皆由冲突生成”，“善与恶是壹回事”，按照这种“统壹律”，人间还有什么是非标准呢？然而这种“同壹律”却被后来的黑格尔和马克屎主义者捧上了天，成了他们扭曲是非，颠倒黑白，排斥异已，制造冤狱的工具。联系历史反思，无数的历史悲剧足以证明，“善与恶是壹回事”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同壹律”罪恶滔天。
赫拉克利特发现的变化观念引起了柏拉图的共鸣，这是因为柏拉图和他的前辈赫拉克利特同样生活在战乱频繁和政治冲突非常剧烈的时代中。据波普尔的考证，柏拉图所处的时代甚至比赫拉克利特那个时代还要动荡不安。在这种激烈变化动荡不安的社会里，柏拉图的恩师苏格拉底被专制主义恐怖分子处死，他的两个舅舅也丧命于权力的角逐场中，他本人也遭通辑被迫流亡海外，使柏拉图长期处于有国难投，无家可归的困境中；很像和他几乎同时代的中国著名思想家孔夫子那样长期颠沛流漓，惶惶然如丧家之犬也。柏拉图的苦难经历，使他对社会的变化厌恶至极，对静止安定的社会痴心神往。因此他常常教导人们：变化是邪恶 的，而静止是神圣的。由此可见，柏拉图是“稳定压倒壹切”的治国纲领的始作俑者。
柏拉图既然厌恶变化而神往静止，怎么能解释他对赫拉克利特发现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变化原理能发生共鸣呢？这应归结为古代希腊人的天性就是好刨根问底，这就决定了柏拉图壹生都在探讨古代希腊的社会为什么会如此动荡不安，壹生都在致力设计稳定静止的理想国家和理想社会而绞尽脑汁。而柏拉图在探讨社会动荡不安的原因和如何才能实现人类社会安定公平正义之时所采用的思想方法，正是受启发于赫拉克利特发现的“万物皆流，无物常驻”的认识原理。柏拉图依据“万物皆流”的认识原理所探讨的静与动，是与非，自然与约定的相互关系，便构成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内容。尽管柏拉图对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的理解诠释和赫拉克利特的理解诠释有相壹致的地方，但也有许多不同之处。对此進行比较研究，这对人们认识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的变化发展，认识柏拉图在人类思想认识史中所占的地位是很有助益的。
为了辨识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的哲学观点之异同，我们应当首先重温恩格斯的名著《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壹书。在此书中，恩格斯沿袭自古以来就流行的“灵肉分离”的理论，以先有物质还是先有意识为标准，把历代的哲学思想家区分为两大阵营，即凡承认物质存在为第壹性的哲学思想家为唯物主义阵营，凡承认精神意识为第壹性的哲学思想家为唯心主义阵营。无庸置疑，这两大阵营都是建立在“灵肉分离”论的基础之上。据恩格斯确定的标准，让我们来比较分析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的哲学观念之异同究境表现在那里。
几千年来，由于思想理论家故弄玄虚，把哲学说得非常玄乎。其实哲学壹点也不玄，它是指人们观察认识世界的壹种方法。这就是妳想把世界看成壹个什么模样的世界，妳企盼世界变成壹个什么模样的世界。这种思想方法长期为少数哲学思想家所垄断而被弄得神秘兮兮的。
赫拉克利特的哲学方法把宇宙与社会看成是壹个硕大无比的变化过程，宇宙和社会中的壹切事物都处在永恒的变化之中。因此“万物皆流，无物常驻”便成了其哲学的座右铭。变化的原因是事物内部的矛盾冲突和对抗。比如社会的变化就是由主人与奴隶的矛盾冲突和对抗引起的，这种矛盾冲突和对抗没有始端和终端。妳想保持主人的地位和避免沦为奴隶的命运，就必须通过战争诉诸暴力。因此赫拉克利说：“战争是万物之父，也是万物之王”；“战争是普遍的，正义即是冲突，万物通过冲突和必然性而生成。”也就是说，主人与奴隶的矛盾冲突和对抗，万事万物内部的矛盾冲突和对抗没完没了永无止境，这是人类无法抗拒的客观规律，可谓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由此可见，赫拉克特是属于认同存在为第壹性的唯物主义的阵营。
柏拉图的哲学和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不同。柏拉图不是把宇宙和社会看成是壹个永恒变化运动的过程，而是把宇宙和社会的始端看成是壹幅静止的画面。画面上充满著各种各样完美的画，其中有完美的国家和完美的个人。柏拉图把在时间始点上的这幅画面上的各种各样完美的画称为形式或理念。这种形式或理念是恒久不变的，不会毁灭和不会腐败的，而且是完美的、真实的、实在的和善的。这种形式和理念的画很像壁画中的美女，她们常从画中走出来与凡人卿卿我我。而柏拉图设想的静止完美的形式理念国家也在某个时期脱变为可感知的国家。根据柏拉图的描述，可感知的国家自产生之日起，便处于流变运动之中。变化的根源如赫拉克利特所说，是因为社会矛盾的对抗和冲突引起的。
第壹个可感知的国家被柏拉图称为“荣誉政体”或“荣誉政制”的国家。这种国家刚从完美的形式或理念的国家中脱变而成，所以它和理念或形式的国家比较相似。因此柏拉图把“荣誉政体”或“荣誉政制”的国家称为理想国家或理想社会。在这种国家里，统治阶级言义不言利，追求的是公平和正义。但这种理想国家或理想社会后来悄悄地发生了流变，变成了寡头政治，即富有家族的统治；继之又变成了不要法制的民主政制，最后竟出现了“潜主政制”。从此以后的国家和社会，由“言义不言利”变成了“言利不言义”了，社会冲突代替了社会和谐，昔日的公平正义消失了。从此，可以感知的国家和完美的形式理念的国家渐行渐远，向腐败衰落的方向滑行，人的灵魂也开始堕落了。因此柏拉图深叹：“变化是邪恶的，静止是神圣的。”结论是“当变化增大时，邪恶也在增加”，就会“進入人们所说的阴曹地府当中。”
由此可见，按照恩格斯的标准，柏拉图是属于认同精神意识为第壹性的唯心主义哲学家，这和赫拉克利特不同。但他又认同对抗冲突是可感知的流变中的国家发生变化的原因，这又和赫拉克利特的哲学观点产生了共鸣。根据上述事实，私下认为柏拉图是历史上最出色地、最通俗易懂地表述了灵肉分离理论的哲学家，对人类的思想认识产生了非同小可的深远影响。
社会矛盾的对抗和冲突是推动社会变化的背后驱动力。但是这种驱动力的具体表现是什么？赫拉克利特只知道主人与奴隶的冲突，而更深刻更广泛的原因则语焉不详不甚了了。但是，这个原因却被柏拉图感悟捕捉到了。他认为，由于人的堕落，由于利已心以及尤其是物质或经济上的利已心激起的内部冲突和阶级斗争，是“社会动力学”的主要力量，是壹切政治革命的推动力量。柏拉图的这壹发现直接启发了二千多年后的马克屎。马克屎在《共产党宣言》中说的“迄今存在过的壹切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的著名论断，就是柏拉图观点的翻版，这成了近代共产党人的行动思想指南。可见，柏拉图的犀利见解具有何等的历史穿透力。
柏拉图和赫拉克利特还有壹个最大的不同点是，赫拉克利特认为“战争是普遍的，正义即是冲突，万物通过冲突和必然性而生成”，这就是说，社会矛盾的对抗冲突永无止境，斗争是绝对的，斗争万岁，冲突神圣，这是无法抗拒的历史潮流，我们只能顺应其潮流；否则就会变成齑粉。柏拉图则根据“变化是邪恶的，静止是神圣的”之哲学观点认为，社会矛盾的对抗和冲突必须抑止和管控，只要找到正确的方法和措施，社会矛盾的对抗和冲突是能够抑止和管控的。用中国人能懂的哲学术语表述，赫拉克利特主张没完没了的“壹分为二”；柏拉图则神往能使社会稳定静止的“合二而壹”。现在人们来研究柏拉图制定的抑止管控社会矛盾的方针政策，这是既有趣而又能使人回味无穷的乐事。
波普尔确认柏拉图为人们创造了“斯巴达的伟大社话”。柏拉图撰写的名著《理想国家》，就是以斯巴达城邦国家为蓝本的。柏拉图从创造斯巴达神话的过程入手，提出了壹系列如何管控社会矛盾的方针政策。这些方针政策对后来历代的统治阶级，各种各类的思想家和有志于改造社会的团体，包括对近代的共产党人赢得革命和治国理政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绝不是无根据的信口开河，而是有充足事实支撑的科学论断。
据史料记载，在古代希腊先后建立了2000多个城邦 ，其中最大的城邦是雅典和斯巴达。雅典的政体形式是奴隶主民主制，斯巴达的政体形式是奴隶主贵族制。斯巴达城邦国家形成于公元前9世纪，位于伯罗奔尼撒南部肥沃的拉科尼亚平原，有发展农业的良好条件。因此，斯巴达是以农业为基础的国家，不重视甚至限制和取缔工商活动。农田靠被征服的奴隶耕种。斯巴达公民的主要职责是保卫城邦，城邦公民约1万人左右。这1万拥有特权的公民统治区域广阔的边区居民所住的区域和市邑，统治为数众多的奴隶，有说25万，也有说36万。奴隶都归国家所有，不属于私人。斯巴达所有居民（斯巴达原始居民的后裔）都必须终生从军（或至少服役到60岁）。除此以外，城邦里没有其他可接受的职业。
斯巴达城邦国家仅有1万拥有特权的公民是怎样统治数十万奴隶，并且能长期称霸伯罗奔尼撒半岛，这是柏拉图壹生着力研究的重大问题。柏拉图发现，这1万拥有特权的斯巴达公民，是通过严酷的优生学选拔出来的，个个都是从小励志磨炼训练有素身手不凡之人；他们组成了斯巴达城邦国家的统治阶级，是壹个可以随身携带武器的武装集团。柏拉图由此得出壹条重要的、垂范千古的“聪明人应当领导和统治，而无知者应当服从”的统治理论。从柏拉图的统治理论中，可以看到，自从有国家以来，统治阶级都是由聪明人，即如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左派”幼稚病》壹文中说的，统治阶级“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的领袖组成的“集团”；可见，这样的统治集团什么时候都是处于少数。少数人统治或管理多数人，这是人类历史的通则，是谁也不能否定的客观事实。但列宁却在《国家与革命》壹文中，信誓旦旦要建立壹个所谓多数人统治管理少数人的新国家；这是壹个伪概念，不是存心骗人，就是异想天开。
壹个少数人组成的领导集团或统治阶级，怎样才能管控好诸多社会矛盾并使国家稳定社会安宁？柏拉图通过对斯巴达城邦国家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深刻研究，为后人治国理政提供了有益启示。今天人们认真反思柏拉图的研究成果，看看柏拉图追求的理想国家和理想社会与现代人追求的理想国家和理想社会究竟有什么不同？柏拉图的理想国家和理想社会为什么行不通？这肯定能为我们当今建设自由民主平等富强的开放社会提供有益借鉴。
柏拉图认为，壹个国家能否稳定和安宁的首要条件，就是统治集团内部必须保持团结。用中国人比较熟悉的壹首歌词表述，“团结就是力量”，这是柏拉图告诉人们的真理。斯大林在哀悼列宁的誓词里宣称“要保护我们党的壹致，如同保护眼珠壹样”,这是重谈柏拉图的老调，没有任何新意。现在许多大型会议结束后和国与国之间的元首会谈后发表的宣言和公报里，都千遍壹律地要重申柏拉图揭示的“团结”之真理。
统治阶级内部的团结如何才能保持呢？柏拉图认为必须消除可能导致统治阶级分裂的经济利益。为此，他主张必须在统治阶级内部实行共产主义制度，废除私有财产权。壹切缴获要归公，战争中捕捉到的俘虏归国家所有，不能成为私人奴隶。特别要禁止私人占有贵重金属，不许私设小钱柜。统治阶级内部实行供给制，大家都得就餐于公共食堂。食堂就餐是否要分大灶、中灶和小灶三个等级，柏拉图未明说，这可能是我们的先辈发明补充加進去的。通过废除私有财产权，实行共产主义制度和大办公共食堂，这样就使得“每个人应当把所有人都看作如同属于壹个家庭壹样”，这就是1958年中国大办公共食堂和前苏共大肆宣传的“射秽主义大家庭”的由来和根据。
特别发人深思的是柏拉图认为，壹个国家要保持团结和社会和谐，这个国家和社会不能太富裕，也不能太贫困。贫困会驱使人们采取孤注壹掷铤而走险的手段来满足其需要，迫使人们上山为匪争当“山大王”。至于富裕，则因为大多数的变化都起源于富裕，起源于使危险的实验成为可能的财富的积累。只有壹种既不为极度的匮乏，也不为大量的财富留有空间的共产主义体制，才能把经济利益降低到壹个最低限度，并能确保统治阶级的团结。因此，柏拉图特别强调国家必须自给自足，以经济的自给自足为目的。而要做到自给自足，必须以农业为基础，搞农林牧副渔综合发展；取缔经商，割个人致富的尾巴（和资本主义相类的尾巴）；避免统治阶级依赖商人（即官商勾结）和变成商人（即下海经商）。因为依赖商人（官商勾结）的后果就会削弱权力基础；若变成商人（下海经商）将有损国家的团结与稳定。
柏拉图的观点流传到中国，便发展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富，富则修”的荒唐的“唯生产力论”；使割资本主义的尾巴曾壹度成了中国的靓丽风景线。所谓“资本主义尾巴”也就成了中国极左派无事生非攻击的靶子，他们长期以来把“穷光荣，富可耻”的被扭曲了的是非标准强加于中国人身上；使中国人过了二十多年的半饥半饱的柏拉图式的苦日子。那时候每逢春节，因物资匮乏，各级领导都要例行号召百姓大众“过革命化的春节”，这都是柏拉图的壹个国家和社会不能太富裕，也不能太贫穷之治国理念酿成的苦果。
柏拉图揭示的经济政治的治国理念对许多国家的思想主义，对许多国家的经济政治哲学宗教都产生了基础性的影响。比如对各类宗教宣扬的禁欲主义，对中古时期的贱商重农学派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和中国宋朝以降盛行的“存天理，灭人欲”之理学也有相通之处。特别是对各种各样的射秽主义学派，包括空想射秽主义和马克屎的所谓科学射秽主义更是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自古以来至现在的形形式式的射秽主义的共同特点都主张消灭废除财产私有制，实行财产公有制；都认为财产私有制是万恶之源，财产公有制是通向共产主义和人间天堂的桥梁。因此，马克屎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已的理论用壹句话来表示：消灭私有财产权。”由此可见，柏拉图不仅是耶稣基督的前身，还是各类射秽主义的鼻祖，是共产党人心目中的“孔圣人”，他们都可以称得上是柏拉图的私淑弟子。由此可见，真正的射秽主义是主张“消灭私有财产权”的射秽主义，其他拥有各类“特色”型号的射秽主义都是假射秽主义、伪射秽主义或骗人冒牌的射秽主义，充其量是希特勒的国家射秽主义。可见马克屎的射秽主义和柏拉图的共产主义理念有密切联系，但和当代中国有特色的射秽主义却不存有在什么“天然联系”。
为了管控好社会矛盾引发的冲突和对抗，避免阶级斗争影响社会稳定，柏拉图设计了这样壹种国家政权，就是赋予统治阶级壹种不可能受到挑战的优越地位，只允许统治阶级可以随身携带武器，拥有壹切政治和其他种种特权。这种政权后来成了列宁创建的“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之摹本。为了强化统治阶级内部的团结，柏拉图强调必须严格阶级区别，划清阶级界线，分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这样就能使统治阶级中的每壹位成员像训练有素的狗那样，“对其朋友及熟识者极为温和，而对陌生人刚好相反”，这就是中国人所熟悉的“对敌狠，对已和”的团结凝聚剂。历史的经验证明，通过暴力刀把子或枪杆子，通过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对敌狠，对已和”换来的团结稳定，只能维持壹时或短时期，而其深处却隐藏着暗潮的涌动。这是建立在沙滩上的稳定，是随时可以崩塌的稳定，苏联的解体就是前车之鉴。对此，中国人也是有深刻教训的。
前面已经提过，柏拉图哲学的根本理念就是：变化是邪恶的，而静止是神圣的。我们知道，壹切理念、观念和立场，其实就是壹种方法论，壹种有待事实证明的假设。根据柏拉图的理念方法假设，所有变化的起点都是完美的和善的，变化只能是远离完美和善的运动，它必定趋向不完美，趋向恶，趋向衰败。依据这种理念方法假设，柏拉图为自已确定的使命与责任就是要抑制和阻止社会远离完美和善的变化，把社会的变化运动拉回到完美和善的起点上，重新创建壹个完美和善的国家，这就是柏拉图设计的著名的“理想国”。那末，柏拉图神往痴迷的“理想国”究境有什么特征呢？
众所周知，柏拉图的理想国是建立在“斯巴达的伟大神话”的基础之上的部落主义公有制国家。根据上述对“斯巴达的伟大神话”的观察，柏拉图设计的理想国有如下几个特征：
（A）柏拉图的理想国家的经济基础是部落主义公有制。他认为只有公有制可以防止统治阶级内部出现经济利益上的两极分化，避免统治阶级因经济利益上的冲突而发生分裂。这是因为柏拉图认为统治阶级内部的团结是维护国家社会安宁，避免社会革命动荡的根本条件。我们知道，古代希腊暴发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实质上是实行公有制的斯巴达和实行私有制的雅典两个城邦国家的争霸战争。斯巴达是以农业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的封闭的部落主义公有制的国家，而雅典是以通商贸易为基础的开放的自由民主的奴隶主私有制国家。这场战争本质上是两种政治经济体制的战争。众所周知，出生于自由民主雅典的柏拉图，却认同斯巴达的政治经济体制，反对自由民主实行私制的祖国雅典。其根本原因就是柏拉图认为只有实行部落主义公有制的斯巴达，才能为他的理想国提供自给自足的经济基础，才能杜绝统治阶级经商的邪念，防止他们要么依赖商人，要么变成商人而削弱其权力基础，影响国家的团结和稳定。所以在柏拉图看来，只有公有制，只有射秽主义才能救雅典。
（B）柏拉图的理想国家赋予撑权的统治阶级不可能受到挑战的优越地位。为此，他主张统治阶级应该牢牢控制刀把子，允许统治阶级随身携带武器，并拥有壹切政治和其他种种的特权。所以这是壹个凭借暴力不受任何限制的国家政权，它能有效地对被统治阶级進行威摄遏阻，从而达到捍卫国家稳定和社会安宁的目的。列宁创建的苏维埃就是柏拉图理想国和手抄本。
（C）柏拉图理想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念是“部落是壹切，个人什么都不是”。正如柏拉图自已坦言：“部分是为了整体而存在，但整体并不为部分而存在……妳是因整体而被创造，而整体的创造并非为了妳。”这种部落国家集体至上，而个人什么也不是的价值观念，给原始部落瓦解后而被解放了的社会个体套上了无形的枷锁。社会个体身上的这种精神枷锁，被后来柏拉图式的专制主义国家施行的劝告与强制，被柏拉图的追随者的谎言和蒙骗逾套逾紧不能动弹，迫使社会个体时时刻刻“忠诚地跟随”领袖，永远“不能妄想独立行动”。由此可见，柏拉图的理想国家是没有人权，没有自由的国家，是使社会开倒车的国家。这种国家能壹时骗人，但不能长久。这类理想国家的特征盖出自于柏拉图的“变化是邪恶的，静止是神圣的”之哲学理念。
现在，就来综合比较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的哲学观念之间的异同点。不同点是赫拉克利特认为万物皆流，无物常驻；人不能两次踏入同壹条河流；对抗冲突是正义的；战争是万物之父，也是万物之王；总之，运动变化是神圣的。柏拉图则认为离开理念形式和真善美的对抗冲突引起的变化都是邪恶的，只有无冲突无对抗的社会才是静止神圣的。赫拉克利特主张通过战争暴力来确定由谁当主人，由谁当奴隶；柏拉图则主张通过教育，“在和平时期，从孩提时代开始就应当加以强化，——统治别人及被别人统治的习惯。”两者的相同点都是要解决壹个谁战胜谁，谁统治谁的问题；最终的目的是要使“所有的人都被格式化，让他们能最大限度地全体壹致地喜笑怒骂，让他们甚至能在相同的时间对相同的事情感到欣喜或悲伤。”
通过以上对辩证法的形成产生的研究，人们便能清晰地看到，辩证唯物主义是建立在“灵肉分离论”的基础之上的。这是壹种形而上学的二元论，这种理论把人的思想方法引导到极端主义的道路上。其表现诚如波普尔所说：“在逻辑领域，这种二元论呈现为普遍与特殊之间的对立。在数学思辨领域，这种二元论呈现为壹与多二者之间的对立。在认识论领域，它是以纯粹的思想为基础的理性知识与以具体经验为基础的意见二者之间的对立。在本体论领域，这是壹、本原、不变与真、实在、和多、变与虚妄、现象二者之间的对立。……在伦理学上，这是善即保存者和恶即腐坏者二者之间的对立。在政治学上，它是壹个集体主义的国家，和数目巨大的人民——众多的个人二者之间的对立；前者可以达到完美和自给自足，后者其具体的人们必定保持着不完善和依赖性，而且是为了国家的团结统壹，其特殊性应受到压制”（引自《开放社会及其敌人》1卷第168页）。我认为波普尔这段话深刻地揭示了思想极端主义产生的根源和种种表现。波普尔揭示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产生的这种种对立，归根结底源自于“灵肉分离的理论”，这种理论的最大弊端就是把人的感觉经验和知识理论对立起来。这种理论否定人的感觉经验是知识，最多只像毛泽东在《实践论》中那样承认感觉经验是不完全或不完整的知识；它根本不承认感觉经验在认识论中的基础性和决定性的作用。而无视或漠视感觉经验在认识论中的基础性和决定性的作用，这正是形形色色的乌托邦主义、激進主义和思想极端主义形成产生的根源；在中国则成了极左思潮大泛滥的根源。认识这壹点，这对人们正确研究黑格尔和马克屎主义的思想方法论，正确认识辩证唯物主义的走向是大有脾益的。
黑格尔何许人也？根据波普尔的描述，“黑格尔是赫拉克利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直接追随者”，“他代表了柏拉图与现代极权主义形式之间的‘缺环’”。“黑格尔成就了极其非凡的业绩”；但是，“他的超凡出众，只是在于缺乏创造性”。“作为壹个逻辑学大师，从纯粹形而上学的丝帽中变出真实的物质的兔子，对其强大的辩证法来说，简直如同儿戏”（均引自《开放社会及其敌人》2卷第12章）。波普尔这段描述，精采地揭示了黑格尔哲学的源头和他在哲学史上所占的地位，画龙点睛地揭穿了辩证法强大的魔术功能。
黑格尔确实创造了非凡的业绩，他的哲学曾上通影响了人类2千多年历史的赫拉克利特、柏拉图和亚里士的古代希腊哲学，下连对近两百年的人类社会产生过巨大影响的马克屎主义和德国的法西斯主义；他是博古通今和通天彻地的非凡哲学家。试问，在赫拉克利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哲学史上还有谁能与他试比高？遗憾的是尽管黑格尔能博古通今和通天彻地，但他却是壹位缺乏创造性的思想哲学家。
说黑格尔是缺乏创造性的思想哲学家，是根据波普尔的研究成果得出的严肃结论。因为他的基本哲学观念，即“绝对观念”和柏拉图的“形式”“理念”之类的哲学概念的本质是壹致的，都被视为是先于千变万化的事物而存在的。黑格尔和柏拉图同属于恩格斯确认的先有意识后有存在，先有精神后有物质的唯心主义阵营。他们都把事物的本质概念与事物的存在分割开来；把事物的存在看成是纯粹的现象或外观，把事物的本质视为并不是它们自已直接显现的那种东西。如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壹样，黑格尔至少是把有机体的本质（因而还有国家的本质）看成是灵魂和精神。
诚然，黑格尔和柏拉图的哲学也有不同之点。柏拉图认为千变万化的事物的壹切发展变化的趋势都是离开事物的理念本质而运动的，认为这是壹种下降，壹种衰变运动。在此问题上，黑格尔则追随亚里士多德，认为理念或本质处于千变万化的事物之中；或者更准确地说，黑格尔认为，理念、本质与变化中的事物是同壹的。他说，“每种现实的东西都是壹种理念”。与柏拉图相反，黑格尔认为，本质或形式或理念不是静止的，而是在变化发展的；这个观点又和赫拉克利特壹切都在变化的论点基本相同。黑格尔不认同柏拉图的千变万化之事物的运动是壹种衰变，而认为这是观念本质的“显现”和“自我创造”。它们是在朝亚里士多德的“目的因”的方向推动自已，朝“善”的方向发展，或者如黑格尔自已所说，这是走向壹种“本质上自我实现中的和实现了的目的因。”。这种本质之发展的第壹原因和目的，就是黑格尔著名的“绝对观念”。由此可见，黑格尔的“绝观念”之哲学概念，是综合了赫拉克利特“万物皆流”的辩证法的运动变化理念，综合了柏拉图的“形式理念”，综合了亚里士多德的“目的因”而形成的大杂烩式的哲学概念。在这个综合过程中，黑格尔并没有自已的新发现，没有爆发出任何丁点儿的思想火花。
至于被马克屎捧上了天的黑格尔之辩证法，完全是赫拉克利特关于辩证法之论述的老调重谈。为了证实这壹论断，只要引证波普尔披露的黑格尔和赫拉克利特的“四个壹样”就够了。波普尔说：“像赫拉克利特壹样，黑格尔相信：战争是壹切事物之父、之王。像赫拉克利特壹样，他相信战争是正义的。黑格尔写道：‘世界史是世界正义的法庭。’像赫拉克利特壹样，黑格尔通过把它推广到自然界对这种学说作了概括，以便把事物的对抗、对立和对立倾向，等等，解释为壹种战争，壹种自然发展的动力。像赫拉克利特壹样，黑格尔信仰对立面的统壹或同壹；对立面的统壹在進化中，在‘辩证的’進步中确实起了重要作用。因此，我们可以把赫拉克利特的这两个概念——对立的战争和它们的统壹或同壹——描述为黑格尔辩证法的主要观念”（引自《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2卷第77页）。由此可见，黑格尔对辩证法的运动变化之理念也没有自已的新发现新创造，是百分之百地在重弹赫拉克利特的老调子。
既然黑格尔在哲学思想领域里追随赫拉克利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过程中没有自已的新发现新创造，那末，波普尔关于“黑格尔诚就了极其非凡的业绩”之论断，岂不是把自已置于自相矛盾，“二律背反”的尴尬地位吗？否！这并不矛盾。因为哲学理念和非凡的业绩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哲学理念是指某种思想观念和思想方法，而非凡业绩是指运用某种思想观念和方法取得的成功或成就。能够发现或创造某种思想观念和思想方法的人，在人类的历史上可谓少之又少。在西方世界从古代希腊至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的时代，可以称得上创造了思想观念和思想方法的人也只有赫拉克利特、伯里克利、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少数几个思想家（严格说，在波普尔看来亚里士多德也不具有独创思想的哲学家），他们被后人称为哲人和先哲。在中国也只有老子、孔子、孟子、荀子和韩非子等几位思想家，他们被中国人称为圣人。其余的什么哲学家呀，思想家呀，注释家呀，政治家呀。革命家呀等等，还有什么帝王将相和伟大领袖，他们所取得的所谓非凡的业绩，都是运用先哲圣人发现创造的思想方法所成就的结果。这类人虽然不能说多如牛毛，但确有为数壹大批。这批人有的是自觉地，有的是不自觉地运用先哲圣人的思想方法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自觉派”，多属知识分子。在行动之前，他们总是要引经据典，看看先哲圣人怎么说，再来确定自已如何行动。当他们的行动受阻时，有的会变通办法，这就是林彪说的“活学活用派”，或像禅宗大师慧能那类的“顿悟派”。有的不知道变通而死守善道，这就是中国人非常熟悉的“凡是派”或“教条主义”。“不自觉派”，多属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随大流派，即大老粗派。他们的箴言是“大家怎么办，我也怎么办”，“占卜怎么讲，我就怎么做”。他们行动前壹般不大知道什么是先哲圣人，或者不大知道先哲圣人说了什么。比如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流氓刘邦，武夫赵匡胤，只识弯弓射大雕的成吉思汗，还有出身贫雇农家庭的朱元璋，他们歪打正著，照样在中国历史上创建了威震壹方的国家政权，“成就了极其非凡的业绩”。这也引发了毛泽东的万千感慨：“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壹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可见，“非凡的业绩”和先哲圣人的哲学理念是不可同义而言的两个概念。
黑格尔是自觉运用赫拉克利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理念和思想方法，来解读说明社会历史而取得了非凡的业绩，从而获得了空前未有的“逻辑大师”的称号。所谓黑格尔的“非凡的业绩”，只是指他解读说明社会历史的成果对后人产生了非同小可的影响而已。至于这种影响所产生的社会效果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最终还要通过亿万公众的经验实践来检验。近两百年的世界历史证明，黑格尔的“极其非凡的业绩”导致了人类思想方式方法的极端主义，这给近两百年的人类社会造成了无穷的灾难。
黑格尔的主要观念，是赫拉克利特的对立统壹说。他把这种对立统壹的学说视为不可抗拒的规律引進到自然界，把自然界视为无处无时无事无不充满著矛盾，而矛盾双方的对抗冲突和战争则成了推动自然发展的动力。他还把这种对立统壹的学说引進到人类社会中，把所有的人际关系还原为主人与奴隶，统治与服从的基本关系；把人与人、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关系视为不是妳死就是我活的关系。这种人与人的关系像《红楼梦》王熙风说的那样，“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据说这中间没有调和的余地呢！根据黑格尔的对立统壹的观点，壹个人或壹个阶级要维护自已的主人地位和避免沦为奴隶，必须通过斗争和战争，通过暴力才能证明自已的能力、决心和意志。黑格尔运用这种观点解释民族与民族和国家与国家的关系说道，每壹个“希望成为存在”的民族必须通过战争進入“历史舞台”，即通过打败其他民族，来肯定其个体或灵魂；斗争的目的是支配世界。
由此可见，所谓的“对立统壹”说，是指对立对抗冲突双方的强者吃弱者，或者弱者通过卧薪尝胆蓄积力量到壹定程度时再吃对方，这就叫对立统壹或同壹。这种对立统壹或同壹形成的社会局面，被黑格尔称为合理的存在。由此黑格尔提出了壹个影响深远持久的“两个凡是”的认识理论，“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存在的。”这种认识理论和中国盛行的“实事求是”论有异曲同工之妙，是壹种“强权即公理”的理论。“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既是现实合理的，也是实事求是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强权即公理”是“对立统壹”说的卵生产物，认为中共与中国人民之间即相互排斥又相互依存，认为中共与中国人民虽然存在利益冲突，但是中共支撑了社会秩序与国家的存在，所以中国人民离不开中共，只有消灭国家的共产主义实现之后这种对立统一才会消失是辩证唯物主义之理论的逻辑所然。
由此可见，“强权即公理”或“权有理”之权力至上的理念便成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核心灵魂。由于黑格尔和其信徒们的鼓噪宣扬，致使权力至上的对立统壹的学说，即辩证唯物主义之理论在德国风靡了壹个多世纪之久，使暴力崇拜和权力崇拜的观念渗透到许多德国人的脑海骨髓里，使其成为有德国特色的哲学。最后使德意志民族形成了壹种根深蒂固的社会理念：壹个阶级壹个政党只要拥有暴力，控制了国家政权，就能成为国家的统治阶级，成为社会的主人；壹个民族壹个国家只有通过战争才能進入世界历史舞台，才能支配统治世界。这种理念最终使德国成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也使德国成了马克屎主义的故乡，成了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发源地。这都对二十世纪的人类社会产生了巨大的破坏性影响；仅此而论，“黑格尔成就了极其非凡的业绩”并非虚言。
马克屎毫不讳言称自已是黑格尔的“门人”。他说，“正当我著作《资本论》第壹卷时，猖狂自负的，平庸的”“后生小子们”，竟把黑格尔“看作壹条‘死狗’了”；“我倒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门人，而在论价值学说的那壹章，我还在这里那里用黑格尔特有的表现方法来显示壹番”（引自《资本论》第二版的跋）。可见，马克屎以能做黑格尔的“门人”而无比的自豪之情不胜言表。
马克屎在此还特意提到了“黑格尔特有的表现方法”，那末，这是壹种什么方法呢？就是赫拉克利特发现的，被黑格尔大事弘扬宣传的“对立统壹”法，是壹种视对抗冲突为社会发展不可抗拒之规律的方法论。马克屎在《共产党宣言》中用“黑格尔特有的表现方法”描述人类历史发展过程时断言：“迄今存在过的壹切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自由民与奴隶，贵族与平民，地主与农奴，行东与帮工，简言之，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抗的地位，進行着不断的，有时隐藏，有时公开的斗争，每次结局不是全部社会结构受到革命改造，便是各斗争阶级同归于尽。”可见，马克屎用来描述社会历史的方法是壹种互毁互成的“对立统壹”法。把社会历史描述成人与人之间或不同的阶级在互相摧毁对方的过程中发展改造，结局是“各斗争阶级同归于尽”。由此可见，“对立统壹”法不是恐怖主义的方法论又是什么呢？马克屎鼓吹的这种“对立统壹”的思想极端主义，正是当代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奉行的恐怖主义理论。这些恐怖主义分子都在呼喊“真主伟大”的口号中，按马克屎宣传的思想方法，抱着炸药包奋不顾身地与被他们视为魔鬼的袭击对象，广大无辜的生灵大众同归于尽。可见，马克屎主义所谓的暴力革命学说是谁也否定不了的恐怖主义理论，只有持阶级分析论或双重是非标准的伪善者，才会否定马克屎主义的暴力学说是恐怖主义的理论。
，黑格尔痴迷笃信“战争是万物之父，也是万物之王”的战争万能论，是因为他寄希望于德意志民族通过战争進入世界历史舞台，打败其他民族，统治支配世界。而马克屎则虔诚崇敬暴力万能论，是因为他寄希望世界无产者能借助暴力手段，夺取国家政权，使自已成为国家的统治阶级，進而获得“整个世界”。因此，马克屎说，“暴力是每个孕育著壹个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引自《资本论》）；恩格斯说，暴力“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已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引自《反杜林论》）。由此，我们可以断言，崇敬暴力是马克屎主义学说的支柱。马克屎恩格斯的壹切理论研究，包括马克屎撰写的理论巨著《资本论》，都是为暴力改造社会和暴力革命寻找根据；使马克屎恩格斯和后来的列宁主持领导的三届共产国际都成了鼓吹暴力恐怖革命的培训班。事实证明，马克屎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必然要把人的思想方法往暴力恐怖极端主义的方向引進。
马克屎主义认识论的这种极端主义特别表现在恩格斯的壹段经典名言里：“革命是壹部分居民用刀枪大炮，即用非常有权威的手段强迫另壹部分居民接受其意志的动作”（引自《论权威》）。恩格斯的这段名言道出了国家形成之后的文明社会很不太平的原因；特别是深刻地揭示了近两百多年来战争烽火连年不断，武装革命此起彼伏，暴恐活动肆虐横行的根本原因。此理论昭示“壹部分居民”常借“上帝”、“真主”的名义，常以社会规律不可抗拒的名义，常用“人民利益代表”的名义，把自已的意志通过战争或暴力手段强加于人，强加于人类社会。这种极端主义的思想方法是近两百年来使人民大众陷于战争暴力之灾难中和痛苦深渊的根本原因。
不幸的是我们的史学家和理论家编写的历史书籍，总是把那些善于以“上帝”、“真主”、“人民”的名义发号施令强奸民意的人描绘成英雄伟人予以美化歌颂，诱导大众百姓顶礼膜拜。大造个人迷信和对领袖英雄崇拜的舆论氛围，企图把极端主义的思想方法公式化格式化，使之“万能”“正确”“放之四海而皆准”，使之薪火相传至永远。在二十世纪，把极端主义的思想方法，把暴力革命的思惟方法公式化格式化做得最成功的，使其流毒最深最广，害人最惨烈的莫过于前苏联的缔造者列宁。
诚然，列宁的成功，和黑格尔“成就了极其非凡的业绩”壹样，并不意味着列宁对辩证法的哲学理念方法有什么独创性的发明发现。虽然他有渊博的知识，惊人的视界，但却并不是壹个具有伟大思想和创造力的人。比如列宁在综合考察了辩证法的十六要素之后，提出了“对立面的统壹（壹致、同壹、同等作用）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互相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壹样”的重要的哲学理念，得出了“发展就是对立面的‘斗争’”的重要结论。于是“斗争是绝对的，统壹是相对”的理论，被马克屎主义者，尤其被中国的马克屎主义者追捧为是辩证法认识论发展的新阶段。只要稍为懂得哲学常识的人，都知道“斗争是绝对的”，这是二千多年前赫拉克利特说的“战争是万物之父，也是万物之王”和柏拉图说的理念本质是绝对的，永恒的，不变的新版本；而“统壹是相对的”则是柏拉图说的可感知的事物是易逝的，是壹种现象，也类似二千多年前《庄子》的《天下篇》中的“飞鸟之景，未尝动也”的说法。
其实列宁对辩证法之认识论的贡献还是很大的。第壹，他极大地强化了暴力的意志功能，提出了“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之重要理念（引自《列宁选集》第3卷第643页），这对共产党人建立的政权影响之深远只可心会不可言传。列宁认为创造控制暴力的意志是不受法律约束的，自然也不能忍受上帝或真主之类的神力的约束。在中国，这叫“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第二，他强化了暴力的目的功能。根据马克屎提出的“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已的理论用壹句话来表示：消灭私有财产权”，“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过去遗传下来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要同过去遗传下来的种种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革命纲领；列宁确认“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战胜集中的大资产阶级，要比‘战胜’千百万小业主容易千百倍；而这些小业主用他们日常的、琐碎的、看不见摸不著的腐化活动制造著为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使资产阶级得以复辟的恶果”（ 引自《列宁选集》第4卷第212页）。根据这种极端主义的思想认识，列宁明确提出“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進行的顽强斗争，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同上）。这样列宁就把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力不仅指向拥有大量财富的大资产阶级，还指向拥有少量财富的千百万小业主，甚至还指向头脑里存有习惯势力观念的贫民无产者。这就为列宁十月革命后制造震撼人类良知的专制统治提供了理论根据。
有位叫安·鲍·祖波夫的学者撰写了《二十世纪俄国史（1894—2000）》壹书，强烈谴责了列宁和其信徒制造的泯灭人心的大屠杀。详细披露了大屠杀惨不忍睹的史实画面。1918—1922年2月杀人不少于200万。当年秘密警察“契卡”奉指示“审问被告时不用找什么证据，只消让被捕者回答是什么出身，受什么教育或职业，就能决定此人死活。这就是红色恐怖的实质。”
从《二十世纪俄国史（1894—2000）》壹书中还可以看到，根据马克屎提出的“消灭私有财产权”的革命纲领，根据辩证唯物主义“斗争是绝对的”之极端主义思想方法，列宁和托落茨基1918 年就认为：在六个月内完全消灭商品生产，真正的射秽主义就会实现。所以“要强迫所有的工人吃苦受罪”，必须把日常生活条件社会化；消灭家庭，吃大锅饭……实行军事化。全国1600万人每天被强迫工作12—16 小时。仅圣彼得堡壹地，从1917年到1920年有三分之壹的人因饥饿疾病和政治原因死亡。如俄国中部省份在1916年有人口6800万，到1920年仅剩下3800万。《二十世纪俄国史（1894—2000）》壹书中把20—30 年代之交的苏联农业集体化称为“第二个农奴法”，说它是苏联开展必须的壹场对付农民的斗争。当时估计有200万富农，150万中农，800万贫农，而富农乃是滋生资本主义的势力，所以要实行消灭政策：第壹类，顽固反革命分子枪决；第二类，流放或强制迁移至边远地区；第三类，赶出原住地。1930年1月30日苏共中央的记录显示，仅仅在壹个月内就有20多万富农被剥夺财产，60多万被枪杀或遣集中营，15万被强制迁移至边远地区。消灭富农就是消灭了农业生产的中坚，苏联壹直到解体之日也未达到沙俄时代的粮食产量。
由此可见，列宁是继柏拉图和黑格尔之后的人类史上最大的极权专制主义者。由此可见，从古代到近代的极权专制主义者都有壹个共同特点，他们都运用辩证法的思惟方法，把自已的意志，或把与自已利益相关人的意志通过暴力，通过战争强加于人，强加于社会。他们罔顾社会共识和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是社会动乱的制造者，是发动争的元凶。给全社会全人类制造了无穷的灾难。
但是，列宁和柏拉图、黑格尔等极权专制主义者又有很大的区别。柏拉图和黑格尔是纯粹的哲学王和思想家，他们未掌握任何行政资源。所以他们要常借“上帝”的名义来兜售其极权专制主义的理论，并用神秘主义的外衣把其包裹得严严实实，不使其露峥嵘。而列宁却因控制了占世界陆地六分之壹的庞大的俄罗斯的国家政权，可以壹手遮天制定是非真理标准，再也不用借上帝的名义来推销极权专制主义的理论，再也不要用神秘主义的外衣来做遮羞布。他堂而皇之称自已是代表了历史发展规律的先進的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宣称无产阶级有权“把强制同说服结合起来”，“先進阶级有权实行”“严厉的，坚决的国家强制”（引自《列宁选集》第4卷第401页）。他声称，在俄国之所以要实行严厉的暴力专政，是因为“无产阶级在人口中占少数”（引自《列宁选集》第4卷第383页）。列宁这壹系列极端主义的思想方法主张，都源自于辩证唯物主义这种极端的思想方法理念。这是壹种力图不择手段把自已的意志强加于人的唯我独尊主义。由于这种辩证唯物主义在前苏联泛滥成灾，使苏共政权对内实行剥夺人权，咨意践踏自由民主平等的极权专制主义，对外奉行侵略扩张的大国沙文主义而导致苏联土崩瓦解，致使辩证唯物主义在前苏联的辽阔土地上乃至全世界由盛而衰，最终式微了。
由此可见，这种辩证唯物主义最早形成产生于古代希腊，最终成熟完备于近代德国，形成产生了以黑格尔哲学为核心的德国古典哲学和其卵生的马克屎主义。依笔者之愚，无法看出马克屎主义和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之间“有着天然联系”。
辩证唯物主义是壹种思想方法的极端主义，是因为辩证唯物主义所具有的基本特征，决定了它是壹种思想方法的极端主义。这些基本特征私下认为有：
第壹，刀把子和枪杆子是支撑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基础。
辩证唯物主义是由先哲圣人为统治阶级设计的壹种管理国家的理
念方法。这种理念方法的核心是讲矛盾的对立和统壹（同壹）的，即讲怎样才能处理好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对立统壹的相互关系，这是先哲圣人设计辩证唯物主义的初衷。
柏拉图认为，“聪明人应当领导和统治，而无知者应当服从”，有人认为这是绝对真理。因为在任何条件下，“聪明人”或“先進分子”都是少数，而“无知者”或相对的“大老粗”总是占多数。因此，统治阶级总是由少数人组成的，被统治阶级总是由多数人组成的，这就是国家问题的本质。列宁在《国家与革命》壹书中提出要建立壹个多数人统治少数人的国家，这是壹个伪概念，是哗众取宠，是吹牛，是骗人的。所以，国家应由少数聪明人或先進分子来领导管理或统治，由少数精英做顶层设计，这不是多数工农大众大轰大嗡所能胜任得了的。因此有人认为柏拉图的理念方法是被历史实践证明了的真理。但是，国家如何才能使多数无知者或“大老粗”去接受服从少数聪明人或“先進分子”的统治管理，实现少数聪明人或“先進分子”企盼的“统壹”或“同壹”，这是壹些人和赫拉克利特、柏拉图等先哲圣人及其追随者产生严重分歧的原因所在。
赫拉克利特认为，“战争是万物之父，也是万物之王。它证明这些是神，那些仅仅是人，让这些人变成奴隶，而让前者变成主人。”可见，赫拉克利特是主张用战争暴力来维护统治阶级主人和被统治阶级奴隶之间的对立统壹（同壹）关系。柏拉图则有些不同，他主张通过“说服和强制两种手段”（转引《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1卷第257页）来确保应当由最聪明最优秀的人来统始，特别强调“从孩提时代开始就应当加以强化，——统治别人及被别人统治的习惯”，即是说，培养统治别人及被别人统治的习惯必须从娃娃抓起。
柏拉图说的“说服和强制两种手段”，用中国话表述，这叫“马克屎加秦始皇”。这是壹种先礼后兵的办法，说服不成，就动用武力或其他强硬手段解决。可见，这种维护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对立统壹（同壹）相互关系的方法，其基础仍然是暴力。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的直接追随者黑格尔则主张，“当国家的特殊意志不能统壹时，它们的争端只能通过战争来解决。”自称是黑格尔之门人的马克屎和恩格斯主张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对抗冲突，只有用刀枪大炮来解决。被捧为“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屎主义的旗手列宁，主张国家可以通过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暴力来解决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对抗冲突。通过上术具体事例，我们能清楚看到，创建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大师们，都非常看重暴力，即刀把子和枪杆子在辩证唯物主义理论结构中的基础基石地位，把暴力视为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灵魂。
暴力为什么会成为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石？这是因为创建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理论的大师们，把世界的万事万物都设想为由冲突对抗的两个方面组成的，这种对抗冲突是绝对的永恒的；把冲突对抗两个方面之间出现的统壹或同壹设想为是暂时的瞬间的。而且这种统壹或同壹都是强者壹方通吃弱者壹方，是壹个吃掉壹个，是大鱼吃小鱼的结果。矛质对立短暂的统壹或同壹之后，又会出现新的对抗冲突，出现新的强者通吃弱者的结果，这种循环无穷的矛盾对抗冲突的运动被赫拉克利特称为“战争是万物之父，也是万物之王”。因此，对抗冲突暴力便成了辩证唯物主义理论结构中的基础基石和灵魂，而统壹或同壹则成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副产品。这就是“斗争是绝对的，统壹是相对的”的思想极端主义形成的原因。
把这种理论运用到社会观察中，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思想哲学家便发现国家是由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两个不断冲突对抗的阶级组成。因为统治阶级是由少数人组成，所以他们为了巩固维持自已的统治地位必须倚靠暴力。比如古代希腊斯巴达城邦国家的统治阶级只有壹万人，却要统治数十万奴隶；因此，这壹万拥有公民权又控制了国家公有财产的斯巴达党的党员组成的统治阶级，个个都必须携带武器枕戈待旦。这种道理列宁也清楚地表述过，夺取了政权的无产阶级之所以要建立“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是因为在俄国“无产阶级在人口中占少数”的缘故，因而少数人统治多数人必须倚靠暴力。
被统治者虽然是由人数众多的无知者或大老粗组成，但是敢于“彼可取而代也”，敢于起来挑战统治阶级之统治地位的人也不多，他们都是壹些勇敢分子、风流人物或“山大王”。他们深深懂得少数人要想夺取国家政权，必须依靠刀把子枪杆子，这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历史根据。由此可见，出于少数人维护统治权的现实需要和出于少数勇敢分子企划夺取政权的理论与可能的需要，使由刀把子和枪杆子组成的暴力便成了支撑辩证唯物主义对抗冲突之理论的基石，而崇尚暴力却成了产生极端主义思想方法的社会根源。
第二，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是灵肉分离的理论。
灵魂和肉体，是哲学家不可回避的精神与物质的相互关系的问题。是先有精
神，还是先有物质，自古以来成了哲学家争论不休的问题；直到19世纪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壹书中才对此争论做了总结。他断言承认先有物质的是唯物主义哲学家，承认先有精神的是唯心主义哲学家。无庸讳言，这壹结论是建立在灵肉分离，即建立在精神与物质互相分离的基础之上的，为思想极端主义的泛滥打开了闸门。但是恩格斯的这壹结论却被马克屎主义的理论家长期奉为是颠补不破的最高真理，是绝对真理。使马克屎主义者长期以来陶醉在唯物主义是真理，唯心主义是谬论的认识误区里。列宁撰写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长篇哲学专著，把凡是不赞同或对恩格斯的结论产生质疑的学者通通打成反动派、黑帮、唯灵论和不可知论，从而开创了在学术讨论中给论敌乱扣帽子无限上纲实和实行思想恐怖的极坏先例，为后来的共产党人开展残酷至极的思想路线斗争埋下了祸根。
其实，就哲学倾向而言，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是壹致的。恩格斯把其分成两大阵营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唯心主义的本体论承认“上帝”不依人的意志而存在，此曰“精神本体论”；唯物主义的本体论承认“物质”不依人的意志而存在，此曰“物神本体论”。可见，“精神”和“物神”是壹样的，都是与人毫无关系，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本体”。可见，几千年哲学史上先有精神还是先有物质的争论，实属是先有蛋，还是先鸡的争论，纯属经院哲学的争论。
无庸置疑的是自古以来，从赫拉克利特、柏拉图到黑格尔、马克屎、恩格斯和列宁，无论是主张精神本体论的唯心主义哲学家，还是主张物质本体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都视“本体论”为“本质论”。所谓“本质论”，认为“本质”是壹种永恒的，不会消逝的，不依人的意志而存在，可以长久保存的某种因素成分；它隐蔽在现象的深处，是人的感觉不能触及到的某种因素，被中国的理论家称为“内因”。而现象则是人的感觉能够触及到的东西，这是壹种易逝的，不能长久保存的东西，被中国的理论家称为“外因”。
过去的哲学家认为，要认识隐藏在现象深处的本质必须是训练有素的掌握了辩证法的思想家。只有他们才具心智上的直觉力，才能看到隐藏在现象深处的永恒不变的神圣的本质，只有他们才有本事与“本质”進行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此及彼的切磋交流。所以精通辩证法的人都不是凡人，而是置于所有普通人之上的“天才”。据说这种“天才”在世界上要几百年，在中国则要几千年才能出现壹位。他们即使不是神，也是近似神的半神半人的圣人。因此亚里士多德说，奴隶是没有推理能力的，普通百姓是不能推理的。精通辩证法的那壹小撮人对事物本质的认识被哲学家称之为“理论”。而不懂辩证法的凡人，如普通百姓，劳苦大众凭望问闻切，凭感觉体验触摸事物现象而获得的认识被哲学家称之为“经验”。而“经验”长期以来为哲学家不屑壹顾，认为这不是知识，或最多充其量认为这不是完全的知识。这种把“本质”与“现象”、“理论”与“经验”進行严格区分的理论，可以称之为“灵肉分离论”。这种“灵肉分离论”便构成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石。辩证法的大师们说的“善与恶”、“好与坏”都是壹样的混账话，还有无稽可查的“有可以变无”，“无可以变有”的神话故事，就是出自“灵肉分离”的理论。
“灵肉分离论”的致命弊端就是把理论和经验立起来，把本质和现象对立起来，割裂了理论与经验，本质与现象的不可分割的关系。过去的哲学家，包括马克屎主义的哲学家都只认同理论才是科学知识，否认经验是科学知识。列宁撰写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是否认经验是科学知识的“经典”杰作。就是最重视经验，最重视调查研究，最重视走群众路线的马克屎主义者毛泽东也只认同经验是不完全的知识，仅仅是供思想加工厂加工的原材料而已。从而使过去的哲学家，包括像毛泽东在内的马克屎主义哲学家往往把理论弄成不可反驳不可批评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神圣教条。爱因斯坦说：“只要科学的陈述涉及经验的世界，它必定是可以被反驳的；同时，只要它们是不可被反驳的，那麽它们就不涉及经验的世界。”
由此可见，由于“灵肉分离论”的作祟，使得“科学的陈述”，变成了“不可被反驳”的“圣旨”，甚至还变成了不许被反驳的“圣旨”，从而使辩证唯物主义变成了统治阶级钳制舆论思想自由的工具。由此可见，所谓的“科学”“真理”壹旦离开了经验成了“不可被反驳的”东西，就会变成迷信，变成谬论，转化成思想方法的极端主义。这是引发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制造“红色恐怖”大屠杀的诱因，这是共主义运动史上思想方法极端主义产生的理论根源，也成了当今那伙梦想登天堂的人横虐人类社会的思想理论根源。
第三，辩证唯物主义是强化思想专制主义的催化剂
赫拉克利特是壹位发现了变化观念的哲学家，“万物皆流，无物常
驻”便成了他的座右铭。这种变化的哲学观念对人类的认识理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也对柏拉图发生了重大的影响。但对“万物皆流”的社会变化应该持什么态度，柏拉图和赫拉克利特便产生了差异。赫拉克利特对“万物皆流”的社会变化持“信天游”的态度，任其自流，未设置任何变化的方向目标。而柏拉图则不同。因为他的哲学理念是：“变化是邪恶的，而静止是神圣的。”因此柏拉图对“万物皆流”的社会变化是持选择态度的，是有条件地赞同“万物皆流”的社会变化。他赞成“万物皆流”的社会变化向善的方向，向静止的趋势流变；反对向腐化的方向，向邪恶的方向流变。柏拉图有条件地选择变化，目的是要阻止所有的社会变革，要使历史开倒车；其变化的趋势必然是“回到自然中去！回到我们祖先时代的最初的国家，原始国家的建立与人类的本性相适应，因而也是稳定的；回到人类堕落之前的部落父权制时代，回到那个聪明的少数人统治无知的多数人的天然的阶级统治时代”（引自《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1卷第171页）。
由此可见，柏拉图主张的社会变化是要回到自然中去，回到理想的国家和理想的社会里。那末，柏拉图的理想国家和理想社会是壹个什么样的国家和社会呢？是“壹个领袖”与“壹个主义”的国家和社会。
首先，柏拉图的理想国，是壹个领袖的理想国。对此“理想国”，柏拉图是这样设计的：“壹切当中最重要的原则是，任何人，无论男女，壹刻也不能没有领袖。也根本不能允许任何人的心灵习惯于凡事凭自已的直觉做，不管它是出于热情，还是开玩笑。但在战时或和平时期——他应当眼观领袖，忠诚地跟随他。即便在最细小的问题上，也应当听从领袖。譬如，他可以起床、活动、洗脸、吃饭……只要他被告知这么做……壹言以蔽之，他应当告诫自已，经过长时间的习惯，从来（永远）不能妄想独立行动，变得绝对不能这么做。这样大家的生活将在整个共同体中度过。没有法律或意愿比这更出色，能在确保战时救助与战争胜利方面比这更优秀，更有效果。在和平时期，从孩提时代开始就应当加以强化，——统治别人及被别人统始的习惯。”
其次，柏拉图的理想国，又是“壹个主义”的理想国。在柏拉图设计的这种“理想国”里：实行公有制，取缔私有制，禁止个人致富，强调共同伙食（办公共食堂）的重要性；国家和统治阶级（即掌权阶级）共命运，统治阶级的独特利益，即是（国家）的整体利益。柏拉图说，国家孕育人的目的，不是“让他们轻松自在各走各的路”，从孩提时代开始，就要進行严格的训练，用严格的军事纪律约束全体公民的整个生活，让全体公民和孩子们在持续的军事总动员里度过其壹生，不允许个人有丝毫自由。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写道，“在我们的生活中要尽可能地根除各种形式的和私人或个人行为。”甚至要求每个公民的器官，如“眼睛，耳朵和手”都成为国家社会的公有财产；使“所有的人都被格式化，让他们能最大限度全体壹致地喜笑怒骂，让他们甚至能在相同的时间对相同的事情感到欣喜或悲伤。”柏拉图把这类“壹个主义”的主张最后用辩证法的术语概括为：“部分为了整体而存在。但整体并不为部分而存在……妳是因整体而被创造，而整体的被创造并非为了妳。”综观上述，我们不难看出，柏拉图发明创造的“壹个主义”，其核心就是“部落是壹切，个人什么也不是。”
让人们惊叹的是，二千多年前的柏拉图运用对立统壹的法则，在“壹与多”,“特殊与普遍”，“部分与整体”的相互关系中发现了“壹个领袖”和“壹个主义”的思想专制主义法则，通过黑格尔的传承，对十九至二十世纪的德国、俄国和中国的社会变化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果说，发现了变化观念奠定了赫拉克利特成为辩证唯物主义开山祖师的地位；那末，发现了“壹个领袖”和“壹个主义”的思想专制主义的原则，便奠定了柏拉图成为政治思想专制主义开山主师的地位。请注意！柏拉图是借助辩证法来强化政治思想专制主义的鼻祖。近代社会的“壹个政党，壹个领袖，壹个主义”的极权专制主义就是发源于古代希腊的柏拉图主义。
特别令人深思的是产生于古代希腊的极权思想专制主义，在欧美西方国家影响甚微，而在二十世纪的德国、俄国和中国却影响巨大，这里的原因是什么，应从思想方法中找原因。这是因为欧美西方国家在“文艺复兴”之后盛行改良主义、進化论和实验主义的思想方法；而在德国、俄国和中国盛行的是对立统壹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辩证唯物主义自黑格尔之后成了德国的“国学”；在二十世纪则成了俄国苏联和中国的不容批评反驳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这就使思想专制主义这种极端的思想方法在二十世纪的德国、俄国苏联和中国得到极大强化，以致泛滥成灾，给这三个国家的人民群众造成了巨大的痛苦和灾难。
总之，由于辩证唯物主义崇尚暴力，足立“灵肉分离论”，具有强化思想专制主义的极大功能，从而导致辩证唯物主义成了思想方法的极端主义。
文明社会，是指由于原始社会的解体，出现了私有制和国家之后的社会。文明社会是由两大要素构成的：壹是思想方法，壹是社会制度。人的思想方法越野蛮落后，那末其社会制度也越野蛮落后；反之，人的思想方法越先進，其社会制度也越文明，所以思想方法是测试人类文明進步与否的重要标准。可见，先進文明的思想方法和先進文明的社会制度是同步壹致的。这个立论和马克屎主义的理论原则有些不同。在马克屎看来，“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以及精神生活的壹般过程”；“大体说来，亚洲生产方式、古代生产方式、封建生产方式以及现代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可以看成为社会经济形态发展中的几个演進时代”（引自《政治经济学批判壹书序言》）。因此长期以来，马克屎主义者，特别是列宁把生产方式、生产力和生产工具、生产技术的先進与否，看成是测试人类文明和社会制度進步与否的唯壹标准。他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壹般过程”（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545页）。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苏联也曾推行“对外开放的政策”，不惜重金聘请了壹批西方国家的高级技术人才参与企业管理，大量引進欧美国家先進的管理经验和生产技术；斯大林还提出了“技术决定壹切”和“领导决定壹切”的著名口号（引自《在克列姆里宫红军学院学生毕业典礼大会上的讲话》），但是由于他完全漠视忽略了思想方法，哲学理念与人类文明的同步关系，致使他主持掌控的苏联共产党顽固坚守“有特色的俄国马克屎主义”，导致苏联直到解体乃然是壹个崇信辩证唯物主义，崇信暴力专政，抑止自由民主平等之人权，排斥西方优秀文化观念的落后而封闭的野蛮国家。
由此可见，“特色”和“排斥”是内含相同的壹对概念。所谓有特色的文化就是互相排斥的文化，有特色的思想就是壹种互想排斥的思想；提倡建设有特色的文化思想就是提倡坚持壹种互相排斥的文化思想。因此，私下认为所谓有特色的文化思想，本质上是壹种封闭落后的文化思想，而不是开放進步的文化思想。这是壹种独裁专制主义和唯我独尊的新的表述方式，是壹种更能迷惑人的表述方式。马克屎主义的这种观点在《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中表现得最淋漓尽致；而这本书又曾被中国共产党人奉为“壹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壹个完全的典型”（引自《改造我们的学习》）。它曾经被中共列入延安整风的必读文献，致使有特色的互相排斥的思想文化理念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心目中深深扎根，严重影响了当代中国人的思惟方式，使得今天还有不少的中国人把有特色的互相排斥的思想文化理念，看成是贾宝玉胸前佩戴的那块像命根子似的可以镇邪服邪的宝贝石头。二十世纪的人类历史明确告诉我们，无论苏共（布）和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实践的历史经验都证明，苏共（布）的历史经验是壹种自我封闭和排拒人类优秀文化的典型。
辩证唯物主义是壹种野蛮落后的思想方法。这种思想方法是由两个基本概念构成的，壹个是“对立”，壹个是“统壹”或“同壹”，因此辩证唯物主义是讲矛盾对立统壹的哲学。根据这种哲学理念的设计，世界万事万物之间是互相对立对抗的，这种关系是强凌弱，大欺小，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关系。根据这种哲学理念的设计，每壹事物内部又由力量不对称的两个方面组成，强者壹方统治弱者壹方，弱者必须接受强者的支配，据说事物的性质就是由矛盾强者的壹方决定的。这种对抗冲突是绝对的；它们之间的统壹或同壹是短暂瞬间的。这种辩证唯物主义深刻反映了动物世界生存竞争的游戏规则。因而辩证唯物主义是野蛮的哲学，是壹种野蛮的思想方法，充斥了非人道的由动物世界散发出来的血腥味，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壹种充满血腥味的“兽性哲学”；而斯大林却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壹文中竟无比自豪地宣称，“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列主义党的世界观”！
这种反映动物世界生存竞争的游戏规则被赫拉克利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引進到人类社会，使人类社会成了英国著名作家乔治·奥威尔描绘的“动物农场”，使人类社会成了斗争的社会和斗争的世界。以致使自称为黑格尔之门人的马克屎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迄今存在过的壹切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种斗争哲学通过“十月革命壹声炮响”传到了中国，就成了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哲学；成了年年斗、月月斗、天天斗的哲学；最后被提升为最高指示：“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由此可见，反映动物世界游戏规则的辩证唯物主义在人类史上风靡了几千年，至二十世纪的中国则攀升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建立在“灵肉分离论”的基础之上的辩证唯物主义，为什么能在人类史上风靡几千年？其原因如胡适在《实验主义》壹文中所说：“古代的社会有贵贱，上下，劳心与劳力，治人与被治种种阶级。古代的知识论和道德论都受这种阶级制度的影响，所以论知识便有心与身，灵魂与肉体，心与物，经验与理性等等分别；论道德便有内与外，动机与结果，义与利，责任与兴趣等等分别。”辩证唯物主义作为壹种思想方法而言，就是这种阶级制度和等级观念的产物。由辩证唯物主义滋生出来的种种荒诞无稽的奇谈怪论都是“灵肉分离论”的结晶。但是古代社会形成产生的贵贱之阶级制度和等级观念受到了文艺复兴伟大运动的猛烈冲击，更受到了十八和十九世纪工业革命的沈重打击而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平民政治开始取代贵族政治，支撑辩证唯物主义的社会根基被彻底地动摇了。在这种历史背景里，以美国学者为代表的科学家群体创立的实验主义学说，悄然地向人类历史上风靡了二千多年的辩证唯物主义发起了挑战，从而开创了人类思想大变革的新时代，这对推动人类文明的進步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
组成实验主义学派的科学家群体，除美国学者之外，还包括英国、德国、奥地利等他国的学者科学家；可见实验主义是壹种国际性的思想学说。这和以前以个人名义命名的主义思想，如什么柏拉图主义呀，黑格尔主义呀，马克屎主义呀有本质的不同，以前的主义思想是个人天才的私人产物；而实验主义却是壹个时代的优秀科学家的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公共经验的产物。其代表人物有皮耳士、詹姆士、杜威、失勒（英国科学家）、倭斯袜（德国化学家）和马赫（奥地利物理学家）等人；其中在思想领域里影响最大的要算杜威，尤其是他的教育学说影响更大，被称为“教师的教师”，被公认为美国实验主义的领袖。
据胡适的介绍，实验主义有两个根本的观念：“第壹是科学试验室的态度，第二是历史的态度。”“实验主义不过是科学方法在哲学上的应用。”所谓“科学实验室的态度”，就是绝不承认我们所谓的“真理”是永永不变的天理，只承认壹切真理都是应用的假设；假设的真不真，全靠它能不能发生它应该发生的效果。真理不过是对付环境的壹种工具；环境变了，真理也随时改变。这种变化观念不是赫拉克利特、黑格尔、马克屎、恩格斯和列宁说的是由矛盾对立统壹引起的变化，而是受十九世纪达尔文進化论的影响，是進化论观念在哲学上的壹种应用；于是便形成了壹种“历史的态度”。所谓“历史的态度”，就是研究事物如何发生，怎样来的，怎样变到现在的样子。实验主义的这两个根本观念，便成了实验主义与以前的形形色色的哲学的分水岭，是使实验主义成为新兴哲学的标志。
正是“科学实验室的态度”和“历史的态度”使实验主义超越了灵肉分离的理论，填平了区分精神与物质的鸿沟，把人的认识理论牢牢地建立在人类经验的基础之上，从而使实验主义成了新兴的哲学。在实验主义学派看来，几千年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争论，即先有精神还是先有物质的争论，都是脱离了人的经验而发生的讨论，因而是无意义的讨论，纯属经院哲学的讨论。实验主义的领袖杜威，更是壹语破的点出了旧派哲学的根本大错，是不曾懂得“经验”究竟是什么东西。他认为，壹切理性派和经验派，唯心论和唯物论的争论，都是由于不懂得什么叫做经验。这就决定旧派哲学家往往不能区分真理与谬误，真与假的界限，致使他们长期被赫拉克利特设计的辩证法牵着鼻子瞎转。因此，正确认识什么是“经验”，这对人们摆脱千百年来辩证唯物主义对人类认识论造成的捆扰是大有脾益的。
自古以来，人们的祖先非常关注知识和科学的分类，重视探讨获取信息知识的途经。古代希腊的著名学者亚里士多德就曾经把知识分为两大类：壹种是推论的知识，壹种直观的知识。
所谓直观的知识，就是通过人们的感觉器官观察研究大自然的种种现象，直接从外部世界获得的信息知识。这类信息知识只要不是出于错觉或幻觉，都是真实可靠的。我们通常说的“眼见为实”，指的就是这类知识，被旧派哲学家称为感觉经验或感性知识。不过这类感觉经验或感性知识和亚里士多德表述的直观的知识不同，他的直观的知识被视为是把握了事物的“不可分的形式”，即事物内部的本质或本质属性。正因为这点不同，使通过感觉器官直接获得的经验知识，长期受到崇信辩证法的唯物论者和唯心论者的轻视。认为这是不真实不可靠的知识，还被中国的理论家讥笑为“壹孔之见”。
所谓推论的知识，就是通过因果关系的推论获得的知识。这种推论获得的因果知识，由于通过书籍，特别是通过教科书的推介，被社会广泛采纳和认可，致使推论成了人们获取知识的主要途经，使多数人千百年来误认为书本是知识之源；也使多数人长期不知道经验直观知识在人的认识论中所占的基础地位，以致长期忽略了对什么是经验和经验有什么功能的研究。
那么，由谁来推论呢？亚里士多德认为“奴隶整个地就没有推理的能力”，即是说，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被压迫被统治的阶级是没有推理的能力，不能享有推论的权利。亚里士多德这壹观点几乎被以前大部分的哲学家所接受；就是主张工人要夺权，农民要翻身的马克屎主义者也赞同这种观点。他们认为，推论就是从感觉经验开始到理论概念形成过程中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苦思溟想。这是壹种从具体到抽象，从“纯有”到“纯无”的推论过程。若要進行这种推论，必须像马克屎写《资本论》那样掌握完备详细的材料。可见，若按马克屎主义者主张的那种推论，非有那些大学问家，非有那些可以准备调查提纲的高级研究人员莫属，起码也得具备“三个代表”拥有的智商。看来那些中下级领导是很难胜任的，商人也不行，不识字或识字不多的工农百姓大老粗更不行，他们只能做壹些给哲学家、思想家和政治家垄断霸占的思想加工厂运送提供推论的材料的粗活；而对推论，他们只有望尘莫及。
但是杜威不认同这个观点。他常引用弥尔的话道：“推论乃是人生壹大事。……只有这件事是人的心思无时无刻不做的。”可见，在杜威看来，人人都具备了推论的能力，而且时时刻刻都在推论。离开了推论，人类就无法生存。不仅人类离开了推论不能生存，就是动物离开了推论也不能生存；动物遇到天敌都会爬树逃跑或鉆洞躲藏。不过动物的推论是壹种本能的行为，而人的推论是壹种具有高度自觉意识的推论。杜威把人的推论分为五步：（壹）推论的起点是疑难的境地；（二）确定疑难之点究竟在什么地方；（三）假定种种解决疑难的方法；（四）把每种假定所涵的结果，壹壹想出来，看那壹种假定能够解决这个困难；（五）证实这种解决使人信用；或证明这种解决的谬误，使人不信用。杜威提出的推论方法不像马克屎主义者的推论方法那样神秘玄乎难以把握，而是非常具体明白易懂容易操作，这是工农百姓大老粗也能掌握的推论方法。因此，推论是每个人不可剥夺的权利，应当受到社会尊重，得到法律的保障。杜威和亚里士多德对“推论”的不同观点，只能用时代不同了的原因来解释。
通过对人类认识史的考察研究，我们便能发现知识的推论有两种方式，壹是运用辩证法的方式推论，壹种是运用实验主义的方式推论。前者产生形成于古代希腊，至今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后者产生形成于公元19世纪后半叶，至今不到二百年的历史。运用辩证法方式進行推论的著名思想家或政治家有赫拉克利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后来者有黑格尔、马克屎、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运用实验主义方式推论的著名科学家或思想家有美国的皮耳士、詹姆士、杜威、英国的失勒、德国的倭斯袜、奥地利的马赫等壹大批西方的科学家和中国的著名学者胡适。两者的推论方式有很大的不同，现在我试图把这些区别概述如下，抛砖引玉，以期真知灼见。
恩格斯在写道：“辩证法的规律是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中抽引出来的。辩证法的规律无非是历史发展的这两个阶段和思维惟本身的最壹般的规律而已”（引自《自然辩证法》第39页）。由此可见，辩证法的源头是和自然法则、是和人类社会中的、比如神话故事和好事者的穿凿附会的臆测有密切关联。它和自然界的“大小”法则、如大鱼吃小鱼的法则，和强弱法则、如肉食动物吃草食动物的法则，和自然界里的新陈代谢等等自然法则有密切关系；它和人类社会历史中的盘古开天地，上帝造世界，上帝创造亚当和夏娃后的壹生二，二变多，然后生出了千千万万的地球子民的神话故事有密切关联；它和人类历史上好事者的穿凿附会的臆测，如中国古代的金木水火土五行相克的臆想，如古代希腊的“万物都等换为火，火也等换为万物”的穿凿附会有密切的联系。我们的哲学家就是从自然界，从人类社会中的神话故事和好事者的穿凿附会的臆想中抽引出“壹分为二”和“对立统壹”的规律，作为辩证法的核心知识传播于社会，使其成为人们推论知识的万能公式。由此可见，辩证法是和人的经验没有多大联系的思想方法，如杜威所言，是从经验外侵入人的思想认识中，究竟可靠不可靠还不可知。但是这种“可靠不可靠还不可知”的辩证法竟在人类历史上风靡了几千年，以至现在还被不少人痴迷神往，这也算是世界奇迹了。因此，人们现在很有必要对“壹分为二”和“对立统壹”之辩证法的推论公式進行辨析，以正视听。
按照“壹分为二”“对立统壹”的推论公式，赫拉克利特把国家社会看成是由“主人”和“奴隶”组成的，柏拉图则把其看成是由“聪明人”和“无知者”组成的。他们之间的利益是对立的，但他们又处在统壹的国家社会之中。可见，“对立统壹”的概念是指壹定的人与人之间的壹种关系。这是壹种什么关系呢？是“和平共处”的关系吗？毛泽东在1964年的壹次哲学谈话中指出，这不是和平共处的关系，而是壹个吃掉壹个，大鱼吃小鱼的关系。用比较文雅的语言表述，这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为了维护这种“统壹”关系，赫拉克利特主张用暴力或战争的手段，柏拉图则主张用“说服和强制两种手段”，目的要使人们从“孩提时代开始”就养成“统治别人及被别人统治的习惯”。可见，这种由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通过“壹分为二”“对立统壹”之公式，推论出来的人与人之间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是壹种专制独裁的关系，壹直维持了几千年，直到马恩列斯毛的时代还未终止。此种推论的核心问题是由谁来统治国家的问题，是由出身名门望族的贵族，如秦始皇、杨坚、李世民，还是由出身底层的流氓无产者刘邦、出身贫雇农家庭的朱元璋或无产阶级先進分子来统治国家，这都无关紧要，因为这未改变人与人这种统治与被统治的本质关系。可见，千百年来“壹分为二”“对立统壹”的辩证法已经沦为维护人压迫人，人统治人的重要工具。
历史告诉人们，个体的解放是壹场伟大的思想革命，它导致了部落制度的解体和民主制度的兴起。作为人类历史上独裁专制主义祖师爷的柏拉图，他对个体的解放和民主制度的兴起抱有极度刻骨仇视的情绪。二千多年来，这种情绪深深感染了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独裁专制主义者，直到现在仍然是反对自由民主和开放社会的大敌。那末，这种情绪是怎样形成的？有人认为，它和“对立统壹”这个辩证法的推论公式有不解之缘。
柏拉图常常教导人们，变化是邪恶的，而静止是神圣的。在此，柏拉图把“变化”和“静止”，“邪恶”和“神圣”视为矛盾对立的统壹体。根据这种穿凿附会的推论，柏拉图认为形式或理念是恒久的，不可毁灭和不会腐败的，而且又是完美的，真实的，实在的和善的，是“万物之中最为神圣的事物，而肉体则不属此列”（引自《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1卷第75页）。那末，柏拉图心目中的形式或理念和“最为神圣的事物”又是什么东西呢？就是部落主义公有制和部落主义大集体，而私有制或社会个体即肉体则不属此列。
为什么“公有制”和“大集体”能成为“万物之中最为神圣的事物”呢？因为公有制和大集体是先于私有制和社会个体（即肉体）而存在。而私有制和社会个体是从突破部落主义公有制和部落主义大集体的束缚之后演变而成的，这种私有制和社会个体是人类千百万年通过经验知识观念积累渐進的结果。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把“善”解释为“能保存有助益的事物”，把“恶”则解释为“能毁灭或能破坏壹切事物”（转引《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1卷第74页）。根据这种标准進行推论，柏拉图把保护公有制和强化大集体的英雄领袖视为是“神圣的”、“万岁万岁万万岁的‘万岁爷’”，把使公有制解体和大集体瓦解毁灭的社会个体视为“肉体”“魔鬼”，也就是中国人非常熟悉的“牛鬼蛇神”。由此可见，柏拉图运用辩证法的公式推论时，完全脱离了人类逐渐進化的历史经验，即脱离了工具的進步和知识观念的积累是导致公有制和大集体瓦解的原因，是罔顾历史事实和人类逐渐進化之经验的推论。因此，这种罔顾经验事实的推论，必然导致柏拉图的“善”“恶”标准是主观随意的。只要他认为是“善”，恶也是善；他认为是“恶”，善也是恶。最后使他得出了和辩证唯物主义“对立统壹”说的创造者赫拉克利特相同的结论，即“善与恶是壹回事”。可见，这种罔顾人类经验的“善”“恶 ”是非标准，全由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和革命领袖壹把手定夺说了算。这充分说明以“对立统壹”为核心的辩证法，是善恶不分法，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法；它能把革命变成反革命，能把同志变成敌人，是百分之百的“何其毒也”法 （引自《炮打司令部》）。这就必然使以辩证唯物主义做为指导思想，作为思想推理公式的国家和社会冤狱遍地，哀鸿遍野，处处都能听到撕心裂肺的悲号声，从而使对立统壹的世界社会成了令人生畏的动物世界和恐怖社会。
被波普尔称为是赫拉克利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直接追随者的黑格尔，他玩弄辩证法的技能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可以凭借辩证法的强大功能从形而上学的丝帽中变出真实的物质的免子，可以用来把壹种思想歪曲成它的对立面，致使黑格尔建立了壹种奇妙无比的能使“纯有”和“纯无”相同壹的理论。他说过，如果妳试图思考纯有的范畴，那麽妳就必须从它那里抽象出所有特殊的“对象的规定”，因此，正如黑格尔指出的，“剩下无仍存在着”（引自《开放社会第2卷第130页）。黑格尔就用这种赫拉克利特的“对立统壹”的方法，推论出各种美妙的同壹，诸如纯富裕与纯贫穷的同壹，纯主人与纯仆人的同壹，纯物质与纯精神的同壹。这就是中国壹度流行的“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可以变物质”的理论根源。
由此可见，黑格尔运用辩证法推论出来的“纯有”和“纯无”的这种“对立统壹”，是建立在无需任何经验和事实做支撑的推论。这是壹种无差别境界的推论，是属于辩证唯物主义最高境界的推论。对后来马克屎运用抽象思惟的方法去研究资主义社会，撰写《资本论》影响极大。通过黑格尔这种推论，壹切独裁专制主义者都可以随心所欲地获得他所需要的“对立”和“统壹”。正是这种穿凿附会的推论，使黑格尔创造了“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存在的”这种闻名于世界闻名于历史的著名推论公式；这是壹种“纯存在”和“纯合理”的统壹，这种“统壹”便产生了权力即真理的强权逻辑。正是这种逻辑使黑格尔把壹切人际关系还原为主人与奴隶，统治与服从的基本关系，使黑格尔赋予德国必须在历史舞台上维护自身，企图统治世界的责任，最终演变成严重危害人类与世界生存安全的极权主义。
最能说明辩证法本质意义，最能领会黑格尔关于“纯有”和“纯无”之“对立统壹”的无差别境界推论的，莫过于马克屎运用辩证法对商品细胞所做的经典推论和分析。马克屎称自已“在论价值学说的那壹章，我还在这里那里用黑格尔特有的表现方法来显示壹番”（引自《资本论》第二版的跋），从而发现了商品是由使用价值和价值构成的矛盾对立的统壹体。所谓“黑格尔特有的表现方法”，就是指“纯有”与“纯无”这种无差别境界推论的对立统壹法。马克屎用黑格尔的这种方法论证了工人用“纯有”的具体劳动创造了商品的使用价值，用“纯无”的抽象劳动创造了商品的价值；从而使商品成了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即“纯有”与“纯无”的矛盾对立的统壹体。马克屎此处说的“具体劳动”，就是黑格尔说的“纯粹的现象或外观”，即“纯有”；所谓的“抽象劳动”是指“壹般的劳动”，就是黑格尔说的“壹切事物的本质”，“不是它们自已直接显现的那种东西”，即“纯无”。工人的“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工人的“抽象劳动”创造商品的价值。而工人只从自已的“抽象劳动”创造的商品价值中获得了微小部分用于维持自已和家人的贫困生活，其剩余价值全被资本家攫取了。随着资本的竞争，使社会生产高度集中到数量越来越少的资本家手中，他们的财富愈积愈多；而工人的数量越来越庞大，所得却越来越少，生活越来越贫困。于是资本家的商品堆积如山无法出售，最终引发经济危机，促使工人暴动起义，夺取国家政权，建立射秽主义。事实证明，马克屎使用的“黑格尔特有的表现方法”推论分析商品生产的结论是错误的，完全经不起时间和经验事实的验证。
众所周知，自马克屎之后，由于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生产力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富翁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已经在不少国家里形成了蔚为大观能左右社会進步的中产阶级；由于劳工立法日趋成熟完备，使工人的生活得到良好保障，使他们能充分分享科学技术和生产力飞速发展创造的社会红利；从而创造了有产者和无产者双赢的局面。这种皆大欢喜的社会结局，使痴迷“黑格尔特有的表现方法”的马克屎做梦也未想到。诚然，这不是说明马克屎推论的能力不行，而是说明马克屎推论的方法错了。马克屎他关于“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对立统壹的推论，使他把历史看成是“纯有”与“纯无”对立统壹的历史；从而罔顾了人类進化的历史经验和事实，无视了随着生产工具和生产科学技术的進步和知识观念的不断积累，必然使人类所需的物质产品日渐丰富，使人类的生活水平逐渐提升的历史事实。因此，可以断言马克屎的推论纯属是壹种跳出经验之外的推论，实属经院哲学的推论。
自从马克屎去世后，玩弄辩证法的哲学大师就要算列宁了。1908年列宁发表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长篇哲学专著，就是列宁玩弄辩证法的经典名著。他运用对立统壹的辩证法進行推论，把“马克屎的全部哲学言论”都归纳为“以说明两条路线的根本对立为中心”的认识论中（引自《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356页）。此处列宁所指的两条路线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路线。根据这种“根本对立为中心”的哲学理论（即灵肉分离的理论），列宁处处坚持物质为第壹性的唯物主义路线，处处反对精神为第壹性的唯心主义路线。集中火力猛攻马赫为代表的客体和主体、物质和精神、自我与环境、肉体和灵魂不能分离的经验主义的认识路线。他严厉指责批判马赫学派搞调和折衷，是休谟和康德的不可知论，是贝克莱的唯心主义，是马克屎主义最危险的敌人。他借用工人出身的哲学家狄慈根的语言给马赫学派定性为“最可鄙的中间派”，是“烂泥壹类的东西”(同上第358页)。从而推论出什么是“党性”和什么是“真理”等重要理论概念，为后来的共产党人如何夺取政权和如何巩固政权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所谓“党性”，按列宁的说法，“马克屎和恩格斯在哲学上自始至终都是有党性的，他们善于发现壹切‘最新’流派背弃唯物主义以及纵容唯心主义和信仰主义的倾向”（引自《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358页），“哲学上的党派斗争，这种斗争归根到底表现著现代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倾向和思想体系”（同上第379页）。可见，“党性”是指对敌对阶级和敌对党派的路线倾向和思想体系自始至终保持高度警惕，时时处处保持高度自觉的对抗斗争的心理状态。所以“党性”，说到底是壹种阶级党派利益的集中表现。也就是说，“党性”是指阶级党派利益至高无上，个人利益必须无条件服从，这是从柏拉图主张的的“部落是壹切，个人什么也不是”的部落集体主义演变而来的壹种思想理念，其核心是唯我独尊的专制主义。这种党性观念必然导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思想方法的极端主义，必然导致极端主义的行动纲领。所以列宁的党性论是百分之百为权力斗争服务的纲领。
特别发人深思的是列宁在推论“党性”观念的过程中说的壹段话，“哲学上无党性的人，像政治上无党性的人壹样，是不可救药的蠢才”（引自《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302页）。如此说，不党的人，无党派的人都像列宁说的“是不可救药的蠢才”。众所周知，任何时代，无党派的人都占绝大多数；即是说懂得了解“党性”观念的人，任何时候都是少数。这岂不是说，自古以来多数人“是不可救药的蠢才”，少数人是先進分子？照此推论，柏拉图说的“聪明人应当统治，无知者应当服从”，就是“党性”。难怪列宁于1920年12月22日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公然叫让，“无产阶级不怕强制，不怕实行严厉的、坚决无情的国家强制”，“先進阶级有权实行这种强制”，因为无产阶级拥有“党性”这块镇邪的法宝。这是苏俄十月革命发生骇人听闻的红色恐怖产生的根源，是苏联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发生大屠杀的根源。按照列宁的逻辑，只有懂得了解党性的人才是聪明人，那末呼朋结党拉帮结派者都是聪明人，马恩列斯固然是聪明人；黄金荣、杜月笙也是聪明人，国民党员、共产党员都是聪明人。这是只有中了“对立统壹”之邪的人，才会发表如此荒谬绝论的观点。现在有些中国人在受到冤屈时，常誓言要用“党性担保”，即用“唯我独尊”法来表白自已的无辜，私下认为这是有些中国人根本不知道“党性”为何物引伸而来的“党性等于无辜”的大笑话。
列宁所谓的“真理”，这要从被列宁认定为俄国的马赫主义者波格丹诺夫关于真理的定义概念说起。波格丹诺夫在《经验壹元论》的序言中写道：“真理是思想的形式，是人类经验的组织形式”（引自《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121页）。这个真理概念是对是错，关键看能否正确科学地理解什么是经验。对经验的解释不同，对真理的解释也不尽相同，甚至会产生相反的解释。现在来看看列宁是怎样由于错误地理解了经验而得出了关于真理的错误结论。
马克屎、恩格斯和列宁为代表的传统哲学认为，经验是壹种感觉认识。从感觉出发，可以通向唯物主义，通向客观真理；也可以通向唯心主义、唯我论、僧侣主义、休谟和康德的不可知论。众所周知，所谓传统哲学，就是恩格斯在《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壹书中表述的是承认物质第壹性，还是精神第壹性的哲学，也就是说是先有物质还是先有精神的哲学。这种哲学的本质特征就是把物质和精神，客体和主体，环境与自我，肉体和灵魂進行了严格区分和割裂，于是形成了壹种根深底固流行了二千多年的“对立统壹”思惟方法，这就是被哲学家们统称的辩证法。可见辩证法是壹种灵肉分离法或灵肉分离论。
这种辩证法又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分；但它们又有共同之处，都把壹切事物看成是由现象和本质构成的。现象是事物的外部特征，是能被感觉器官触摸到的外部表象或现象；本质是指事物的内部结构，是感觉器官无法触摸到的，只有通过哲学家的大脑“眉头壹皱”“想壹想”和“苦思冥想”之后才能显现出来。传统哲学家把千千万万的普通百姓从感觉渠道获得的知识称为经验。因为经验的知识只是反映事物表象或现象的知识，被认为是靠不住的知识，常被传统哲学家轻视。而通过哲学家的大脑苦思冥想获得的知识则显现了事物内部的本质，被传统哲学家称为理论而格外受到重视，被捧为永远正确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几千年来，这种贱经验贵理论，把经验和理论分割开来的奇怪现象的产生，都缘因于传统的哲学家们把物质与精神，本质与现象，客体与主体，环境与自我，肉体和灵魂進行严格区分割裂的结果。
列宁的真理论就是建立在传统哲学的灵肉分离论的基础之上的。所以列宁不能正确认识经验、理论和真理的相互关系。他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壹书中，始终把经验视为壹种静止孤立和支离破碎的知识，他未认识到经验知识在人的认识论中的基础地位。我这壹判断的依据是他对“物质”这壹重要哲学概念所下的定义：“物质是标示客观存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感觉到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128页）。列宁在此把人的感觉等同于复印照相机；而复印照相机所获得的画面是静止孤立和支离破碎的知识，这和实验主义所说的经验知识风马牛不相及。
列宁根据自已的物质概念之定义断言：“承认客观的即不依赖于人和人类的真理，也就是这样或那样地承认绝对真理”（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131页）。由此可见，列宁确认的“不依赖于人和人类的真理”,是完全排除了人类经验的“纯真理”，是柏拉图的“形式理念”和黑格尔的“绝对观念”所表述的事物的本质和灵魂。列宁自已也认为“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和人以外的地球、自然界、物理世界的存在是相容的”（同上第65页）。从而使马克屎主义的真理和柏拉图的形式理念、黑格尔的绝对观念融为壹体，成了壹种神圣的、不可批评冒犯的宗教教条，对共产党人的信仰行为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壹个坚决谴责背弃唯物主义和纵容唯心主义和信仰主义倾向，认定追随马赫学派的波格丹诺夫是唯心主义、僧侣主义和唯灵论的列宁，最后在真理问题上却和柏拉图、黑格尔这类唯心主义大师为伍，充分暴露了列宁在和论敌進行论战时已经顾不得前后矛盾和混乱的逻辑；这都是因为列宁深深陷入了传统哲学“灵肉分离论”的泥潭而不能自拔的结果。
正当传统哲学和列宁为“什么是经验”和“什么是真理”壹筹莫展左支右绌之际，以杜威为代表的实验主义哲学登上了舞台，开启了思想方法革命的新时代。杜威在揭示旧派哲学对“经验”见解的五种错误之时，同时也揭示了壹种新思想方法的基本特征，也就顺理成章成了新思想方法革命的纲领，现在全文照录如下：
(1)旧派人说经验完全是知识。其实依现在的眼光看来，经验确是壹个活人对于自然的环境和社会的环境所起的壹切交涉。
（2）旧说以为经验是心境的，里面全是“主观性”。其实经验只是壹个物观
世界，走進人类的行为遭遇里面，受了人类的反动发生的种种变迁。
（3）旧说于现状之外只是承认壹个过去，以为经验的元素只是记着经过了的事。其实活的经验是试验的，是要变换现有的物事；它的特性在于壹种“投影”的作用，伸向那不知道的前途，它的主要性质在于联络未来。
（4）旧式的经验是专向个体分子的。壹切联络的关系都当做从经验外面侵入的，究竟可靠不可靠还不可知。但是我们若把经验当做应付环境和约束环境的事，那麽经验里面便含有无联络，无数贯串的关系。
（5）旧派的人把经验和思想看作绝对相反的东西。他们以为壹切推理的作用都是跳出经验以外的事。但是我们所谓经验里面含有无数推论。没有壹种有意识的经验没有推论的作用。
壹言蔽之，杜威揭示的旧派哲学对经验见解的五中错误，使我们的眼睛为之壹亮：使我们明白了旧派哲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進行推论的种种弊端，使我们看到了运用实验主义進行推论的种种优点。我想，如果我们运用杜威为代表的实验主义的思惟方法推论，必定能破解传统哲学和列宁遇到的“什么是经验”和“什么是真理”的难题，就能开辟人类思想认识的新领域新意境，实现人类文明的新跨越。其理由根据是：
第壹，实验主义为推动史学观念的重大变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根据。
既然实验主义认为经验不是主观的，而是物观的，是活人对自然环境和社会
环境所起的壹切交涉，是应付环境和约束环境的事业；那末由此可见，人类历史说到底就是活人应付环境和约束环境的历史。人在应付环境和约束环境，在创造世界的过程中，不断创造新经验，积累新知识，发现新真理，成熟完善自已的思想观念，提升自已的道德水准，推动历史的進步和发展。这就是实验主义的历史观，是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历史观，是改良渐進和平演变的历史观，这才是人的历史观，是壹种崭新的历史观。
与实验主义历史观相对应的是旧派学说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把历史视为帝王将相史，争权夺利的权力更替史。自称用辩证法创造了科学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马克屎，则把历史视为“迄今存在过的壹切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他的信徒们则把这种历史观解释为“阶级斗争，壹些阶级胜利了，壹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可见，旧的传统历史观，包括所谓马克屎主义的历史观，是壹种弱肉强食的恐怖的历史观；这不是“人史观”，而是“兽史观”。用这种史学观作为改造世界和改造社会的行动指南，必然要把人的思想引向极端主义，引向暴力冲突和人类相残。这是野蛮恐怖主义的历史观。因此，要根治当代严重捆扰人类生存安全的思想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光靠改善贫困人的生活条件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从根本上破解旧派学说的历史观和马克屎主义的史学观，即“兽史观”；代之以实验主义的史学观，即“人史观”。因为很多恐怖分子的头目，比如本拉登本人就是出身于非常富裕的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只是因为他们头脑里浸透了旧的史学观念和野蛮恐怖的兽史观念，即暴力对抗冲突的史学观念，致使他们走向暴力恐怖的不归之路。所以要从根本上清理思想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影响，广泛宣传实验主义的史学观念是壹条重要的有效途经。
第二，实验主义是能够实现思想方法革命的壹种哲学理念。
既然旧派人说的经验是专向个体分子的，比如像列宁说的经验是指感觉对客体所做的复写、摄影、反映，把经验视为个人的感觉活动和事物外部的表象；从而把经验看成是孤立的，静止的和支离破碎的东西。而实验主义则把经验看成是活人应付环境，改造世界的创造性活动，因此这种经验是壹种活的试验，是创造性的经验。比如墙上的挂钟，实验主义是从制作挂钟的活的试验过程中获得了对挂钟的经验知识，这种经验掌握了挂钟内部的结构知识，这和列宁说的个人感觉是从简单的复写、摄影、反映墙上挂钟的经验相比却有本质的区别；因为列宁所谓的经验只反映了挂钟的外部形状，未反映出也不可能反映出挂钟的内部构造，比如挂钟内部的弹簧功能是无法通过感觉的复写或用照相机摄影的手法反映出来的。可见，实验主义所说的经验是活的创造性的经验，不是像照相机那类模仿摄影的感觉经验。
只有活的试验的创造性的经验才含有无数的连络，无数的贯串关系，这再不是个人的经验而是人类共同的经验智慧。比如远古时代火的使用，弓箭的发明，陶器的制作，象形文字的发明，铁制工具的创造使用，都是人类应付环境的过程中共同试验的创造性活动的结果，不能归之于个人感觉活动的结果。比如文艺复兴时代确认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之人权观念，也不是指个人的感觉经验所为，应归之于那个时代的先進知识分子通过艰苦探索创造性的结果。工业革命机器的广泛使用，不能归之于瓦特个人的感觉经验所然，应归之于瓦特在研究总结了无数前人的劳动生产经验之后進行了艰苦创造试验性活动的结果。当代的网络通讯普及全世界，不应归之于比尔盖茨的个人经验，这是比尔盖茨为代表的壹大批杰出的科学家和工程师通过创造性的、艰苦卓绝的劳动创造的人间奇迹。这充分说明，凡是创造性的试验性的经验无论是古代的经验或者是现代的经验，无论是东方人的经验还是西方人的经验，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和不可分割的连系。
可见，富有创造性的经验都是人类共同的经验和共同的财富。因为这种经验含有无数的连络，无数的贯串关系，因此这种经验能把当代和古代连系起来，更能和未来连系起来。因为这种试验性的经验含有无数的推论，所以能把人引向遥远无际的太空，引向无穷无尽的微观世界，引向神秘莫测的生命领域创造壹个接壹个的奇迹。可见，实验主义哲学对人类经验的科学诠释像石破天惊，在人类认识史上掀起了壹场巨大革命，使实验科学获得了突飞猛進的发展，对人类未来应付环境和创造新的世界将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这样评价实验主义引发的思想方法的革命是完全正确的。
第三，实验主义推出了全新的真理观念。
众所周知，旧派的真理观念可以分为二大类。壹类被称为唯心主义的真理观。
它认为所谓的真理是上帝和神的启示，是“天理”、“天道”，是依上帝和神的意志而不依人类的意志而独立存在，所以是永恒不变的。壹类被称为唯物主义真理观。它认为真理是客观实在或客观规律被人的头脑所复写、摄影和反映的结果。唯物主义认为客观实在或客观规律是不依赖于人类的意志而独立存在，所以这种反映客观实在和客观规律的真理也是永恒不变的。
唯物主义的真理观念又可以分为二大类。壹类是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真理观念。它认为客观规律可以通过感觉壹次性地把其复写、摄影和反映出来。壹类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真理观念。它认为客观规律要通过感觉反复多次才能近似地把其复写、摄影和反映出来。马克屎和其信徒称自已的真理观念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真理观念。由此可见，上述种种真理观念，不管是唯心或唯物的，不管是形而上学或辩证法的，它们的共同特征如列宁说的都是属于“不依赖于人和人类的真理”（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131页），同属是永恒不变的、和人类的经验毫不相关的“纯真理”。在这种真理面前人是无能为力的，只能听从或顺从它的任意摆布。可见，旧派的真理观念是为历代的独裁专制统治服务的工具。今天它还在许多国家和地区仍然有旺盛的市场需求，还有相当大的魅力。
实验主义的真理观念和旧派的真理观念是完全不同的。实验主义认为经验是活人应付环境的工具，所以经验和思想知识不是相反的东西，而是壹致的。真理是用来表述经验思想知识的工具，也是被列宁严厉批判过的“真理是思想形式，是人类经验的组织形式”的那种真理。实验主义学派的壹个重要成员詹姆士则把“真理”演绎得更直白更通俗易懂：他认为真理原不过是人造的壹种工具，是为了人造的，是人造出来供人用的壹种工具。真理和人们手里这张纸，这条铁铲，这块石头，这把斧子，是壹样的东西，都是人们的工具。这种工具过去适用，故从前的人叫它做“真理”；因为它今天还有用处，所以我们还叫它做“真理”；万壹明天发生了他种事实，它不再适用了，或不再方便适用了，它就不是“真理”了。
由此可见，实验主义的真理观念是和旧派的真理观念完全不同的壹种崭新的真理观念。因为真理是人造出来供人用的工具，所以实验主义否认真理是永恒的，认定真理是会变化的，认定辨认真理的真假是普遍的社会公共经验。用公共经验来验证真理的真假叫实验主义；用私人或个人经验来品头品足真理，这叫唯我主义，或曰“对我有用就是真理”的实用主义。这两种主义，即实验主义与唯我主义或“实用主义”是不容混同的。这种崭新的真理观念彻底破除了旧派真理观念的永恒性和不依赖于人类而存在的神秘性，从而撕破了旧派真理观念的神秘外衣，使其露出了独裁专制主义的真面目。因此这种崭新的观观念壹亮相，便遭到了死抱旧派哲学观念不放的顽固分子的围追阻击，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就是围剿这种崭新观念的经典杰作。
第四，实验主义是反对思想专制主义的强大武器。
自由民主平等之人权观念自文艺复兴诞生之后，壹直被许多人质疑扭曲，在不少国家和地区长期被置于非法或半合法状态。即使自由民主平等之人权观念已经上了国家宪法，却往往在“但是”后面附加了各种条件加以限制，使其名存实亡。这除了执政者的头脑中仍有根深蒂固的思想专制观念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的复杂因素；其中之壹，早期的自由民主平等之人权观念缺乏强有力的理论支撑，还不足以抵抗千百年来形成的思想专制主义理念对人权观念的反扑。而实验主义哲学观念的形成产生，就为自由民主平等之人权观念的生存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理由，极大地增强了普通百姓民众对自由民主平等之人权的信念，为反抗思想专制之理念提供了强大的武器。
以杜威为代表的实验主义哲学的基本观念是，“经验即是生活，生活即是应付环境。”因为每个人都生活在特定的环境里，为了活下去，每个人都必须具备应付环境的能力和权利。所以杜威常引弥尔的话说道：“推论乃是人生壹大事。……只有这件事是人的心思无时无刻不做的。”而经验里面就含有无数的推论，凡是有意识的经验都有推论的作用。由此可见，人人都能推论和需要推论便构成了实验主义哲学的壹大支柱。
人权是什么？所谓人权，是指每个人都必须拥有自由而平等的推论权利。没有这种权利，人就无法生存下去；这种权利若被受到限制，人的生活质量就无法提升，人的思想观念就会长久陷入蒙昧无知的状态中，这无论对国家和社会，对百姓大众无疑都是壹种大灾难。
但在人类历史上，鼓吹禁止或限制百姓大众推论权利的却大有人在，这些人大都是执撑国家权力的统治阶级及其御用学者。他们出于要垄断推论权利之目的，极力把推论神秘化，把思想真理神秘化。历代的皇帝国王，包括拥有绝对权力的像列宁和斯大林壹类的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都把自已说的每句话，当做金科玉律不许违背的圣旨强加于社会百姓大众。因为这些皇帝国王或革命的领袖，都认为自已的每句话是受上帝和神的信任启示或受“人民”的信任委托推论出来的圣旨；而他们的推论自认为是由于上帝或神或“人民”信任授予的壹种特殊的本领，这是平凡普通的百姓不能拥有的神器。这种推论“神授说”或“民授说”，就是“天才论”，在人类历史上产生的影响是无法评估的；即是在马克屎主义的许多著作里也常常出现这种“天才论”的阴影，比如列宁在《卡尔·马克屎》壹文中就写道：“马克屎是19世纪人类三个最先進国家中三种主要思潮的继承人和天才的完成者。这三种主要思潮是：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同法国壹般革命学说相连系的法国射秽主义”，列宁鼓吹的“天才论”直到现在还如影随形影响着很多人。它曾经为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波助澜，使得许多中国人几乎天天上当受骗，天天都有诉不完的苦衷和流不完的眼泪，这是中国人不应忘却的教训。
历史上有许多哲学家和思想家千方百计为推论神授说辩解。柏拉图就是其中最重要的壹位。他告诫人们说。“任何人，无论男女，壹刻也不能没有领袖”，都应“忠诚地跟随他”，“不能妄想独立行动”，因为领袖的思想推论是正确的。据说伟大领袖说的话可以“壹句顶壹万句”。亚里士多德跟随附和柏拉图宣称，“奴隶整个地就没有推理能力。”黑格尔及其门人马克屎、恩格斯和列宁认为事物的本质或客观规律都隐藏在事物表象的深处，它们是“不依赖于人和人类的真理”；只有通过懂得辩证法的圣人的眉头壹皱或想壹想才能推论出事物的本质和客观规律，不懂辩证法的普通民众百姓是无法推论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从而把推论的作用和真理完全置于人的经验之外。总之，自古至今的哲学家和思想家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为推论神秘化寻找理论根据，都在为蒙昧主义编织迷人的外衣。此时实验主义大声地宣布：“经验里面含有无数的推论，没有壹种有意识的经验没有推论的作用”，无疑像在人类漆黑壹团的思想领域里发射了壹颗亮丽无比的照明弹，使千百年来推论神秘化的理论彻底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使人们的思想获得了极大的解放，这是自文艺复兴以来在思想领域中出现的最能发人深思的伟大事件。
“经验就是生活”，“经验里面含有无数的推论”，“推论乃是人生壹大事。……只有这件事是人的心思无时无刻不做的。”杜威说得多么好，说到了每个人的心坎里。推论像阳光、水和空气乃是人生须臾不可缺少的东西，是每个人不可剥夺的人权。推论不是国王皇帝或革命领袖的私器，不是特权阶级的专利。因此，推论的自由便成了自由民主平等和人权的基石。争取捍卫推论的权利，就是争取捍卫自由民主平等和人权。这样就使实验主义却变成了当代反对思想专制主义的强大武器。这是使深受传统文化薰染的某些中国人为什么害怕实验主义，视实验主义为洪水猛兽的重要原因。只要读过鲁迅和胡适的著作，就能深刻体会到在中国要想获得推论的权利是何等地困难，这是引发二十世纪中国社会持续动荡的重要原因；也是致使在中国首先介绍和宣传实验主义，宣传不受人惑的推论自由的著名学者胡适被中国的马克屎主义者定为“战犯”的基本原因。可见，在反对人人都有推论的权利的问题上，马克屎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确实存在某些中国学者和社会精英说的那样“有着天然联系”。
第五，实验主义为建设和谐社会指明了方向。
自文明社会形成到现在为至，人类社会出现了两种思惟方式，壹种辩证法，包括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辩证法在内的思惟方式；壹种是实验主义的思惟方式。辩证法的历史，如果从赫拉克利特算起，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实验主义的历史从皮耳士、詹姆士和杜威算起，只有不到二百年的历史。由此可以断定，辩证法是古老的思惟方式，实验主义是新兴的近代人的思惟方式。
辩证法反映了古代统治阶级在管理等级森严的国家和社会而形成的壹种思惟方式，它反映了古代社会的不同阶级或等级之间的利益冲突和对抗。因此，这种思惟方式是由两个概念组成，壹是“对立”，壹是“统壹”或“同壹”，合称“对立统壹（同壹）”，列宁称这是辩证法的核心。所以辩证法被哲学家称为“对立统壹（同壹）”法。 所谓“对立统壹（同壹）”法，就是把不同的阶级或等级，和不同的国家之间的利益看成时时处处都处于对抗冲突和互相斗争的状态，这叫“对立”；斗争的结局是强者壹方战胜弱者壹方，把其置于被统治被奴役的地位，这叫“统壹”。
列宁认为斗争是绝对的，统壹（同壹）是暂时的。因为弱者壹方虽然被战胜了，但他们不会善罢甘休，用列宁的话说他们“想复辟”，他们会卧薪尝胆积蓄力量司机反扑而战胜强者；而昔日的强者往往因骄傲自满呀，内部出现分裂呀或遭遇了天灾等等因素，又会变成弱者被打败，随即出现新的“对立统（同壹）”。这种“对立统壹（同壹）”，使复辟与反复辟循环无穷，使人类社会动乱，动乱，再动乱，没完没了看不到尽头，致使人类社会的变化出现了壹种恶性循环的顽症；到二十世纪竟暴发了两次严重危及人类生存的世界大战，还使现在的恐怖主义活动此起彼伏难以了断。这都是几千年的辩证法使人类形成了壹种类似遗传基因的习惯性的和对抗性的思惟方法酿成的灾祸。
除此之外，辩证法还呈现其他壹些不容忽视的特征：（1）辩证法玩的游戏规则是零和游戏规则。它是建立在壹方利益的所得是他方利益的所失的基础之上的，它不承认利害攸关方是平等的关系。（2）矛盾双方斗争的方式是暴力和非暴力互相交替使用。即首先使用暴力摧毁对方或打残对方，用中国人的说法，把对方彻底打翻在地，再踏上壹只脚，使其永世不得翻身；余则辅之以非暴力方式，其内容不外是城府权术，阴谋诡计，谋略算计。总之，为了达到目的，什么手段都可以使用，再也不需顾及什么社会公德和诚信；壹切道德原则必须服从目的，目的可以使手段正当化。可见，辩证法又是壹种教唆人摧毁诚信破坏社会公德的思想方法。回头看看中国的二十四史，凡是中了辩证法之邪的伟人都是满肚子祸水的坏人。（3）辩证法的心理常态是热中扫荡性的社会变革，热中对过去的历史推倒重来，热中创建壹种壹相情愿符合自已的理想愿望的所谓的新社会。像马克屎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共产党人的理论就是要“消灭私有财产权”，“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过去遗传下来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同过去遗传下来的种种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在此，马克屎简直把过去人类祖先创建的历史、和积累的经验知识观念视为儿戏，视为壹双想穿就穿想丢就丢的中国农民编织的破草鞋。由此可见，自古以来玩弄辩证唯物主义的大师们根本不懂得什么是经验，以致常把经验扭曲污名化。所以说，辩证法是壹种蔑视人类经验和蔑视人权的思想方法，是壹种建设不足破坏有余的思想方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实验主义是和古老的辩证法截然不同的思惟方法。这是建产在“经验即是生活，生活即是应付环境”的基础之上的壹种思惟方法，它高度重视经验在人类思惟过程中的基础性和决定性的作用。这是因为经验“含有无数连络，无数贯串的关系”，它不仅能使人们和古人，和前人的经验连系起来，更能使我们和未来连系起来，使人类的经验文化代代相传生命不息。因为经验“含有无数的推论”，它能把人思想伸向不知道的前途和未知的领域去不断开拓新世界，创造新奇迹。
因此，实验主义告诉人们：（壹），既要重视自已的经验，也要尊重别人的经验；因为每个人的经验都含有无数连络和无数贯串的关系。互相尊重彼此的经验，是人与人之间，也是国与国之间互相尊重的前提，也是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基础。经验告诉我们，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平等的，不是指导与被指导，不是上与下，大与小，强与弱的关系，这和辩证唯物主义主导的“对立统壹”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壹方要吃掉和吞并另壹方的人际关系是有天渊之别的。
（二），实验主义承认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存在摩擦，冲突甚至对抗的情形。但是由于实验主义认为不同群体之间的生活经验含有无数连络和无数贯串的关系，因此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群体的文化经验的切磋交流去寻找利益之间的相通处和契合点而达成妥协，这就能把矛盾点变成合作点，创造双赢的局面。互相尊重，呵护诚信，互相交流，守住公德，利已利他，创造双赢，这是实验主义和“对立统壹”的辩证唯物主义之间的又壹个天渊之别。
（三），实验主义主张的社会变革应在尊重前人的经验前提下，通过和平改良渐進积累的方式進行。这种社会改革是壹种加和减的关系，即是说，在前人的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应该加点什么，或者应该减点什么。绝不能把前人创造的历史和经验推倒重来，绝对不能搞扫荡性的社会变革，不能像马克屎主张的那样和传统的历史经验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绝不能动则使用暴力去摧毁旧制度创造新制度，不能盲从相信马克屎主张的“暴力是每壹个新社会孕育著旧社会的助产婆”的激進主义思想理念；无数的历史经验证明，这样的社会变革必然导致人类社会大动荡大破坏大劫难。这是实验主义和辩证辩证唯物主义之间的第三个天渊之别。
近两百年许多国家的历史证明，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理念治国，必然导致社会动荡不宁，人性交恶浮躁，人性诚信丧失；用实验主义理念治国就能使社会逐步走向和谐，人性向善沈稳，人际诚信日笃。可见，用实验主义的思想方法取代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这是人类文明的巨大進步。

恩格斯运用柏拉图的本质主义理念写了壹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经典名著。在这部著作中，恩格斯从人们必须劳动生产以解决吃、住、穿的这类既平常又简单的事实出发，分析了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氏族制“注定要灭亡”的前提是“生产力极不发达”。分析了原始社会的人们在漫长的蒙昧和野蛮时期，由于生产力缓慢逐渐的发展，先后出现了三次社会大分工，形成了畜牧业，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等社会产业，后来终于迎来了父权代替母权的体制革命。壹夫壹妻制的家庭、私有制、国家也就产生了。贫富分化出现了，不同利益的阶级对立也随之产生了。国家是直接并且主要是从氏族内部发展起来的阶级对立中发生的，“国家是社会发展到壹定阶段上的产物；是社会陷入自身不可解决的矛盾中并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又无力摆脱这种对立情势的表现。”（3）通过上述分析，恩格斯得出了壹个重要的国家本质主义的结论：“既然国家是由于必须控制阶级对立性而产生出来的，既然它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冲突本身中产生出来的，那末它按通例说总是最强有力即在经济上占统治的这个阶级的国家，而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又成为在政治上也占统治的阶级，并且由此获得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工具”，（4）按实质说，国家“在壹切场合都是压制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机器。”（5）可见国家是壹个暴力机关，它是由军队、警察和监狱组成的用来镇压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暴力工具。列宁对马克屎和恩格斯关于国家的论述做了系统而周密的研究，写成了《国家与革命》壹书。此书進壹步展开揭示了国家本质主义的特征，对各国共产党人，尤其是对中国共产党人产生了广泛持久的影响。列宁在这部书中写道：“在马克屎看来，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壹个阶级压迫另壹个阶级的机关，是建立壹种秩序，来使这种压迫合法化、固定化，使阶级冲突得到缓和。”（6）“国家的存在表明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7）马克屎、恩格斯和列宁在论述国家问题时，都未提出国家、法律制度或运行着的国家政府机器应该具有什么职能要求和方案，而始终只是围绕“何谓国家”進行诠释论证，他们只试图“发现法律制度的本质功能。”（8）马克屎主义论述的这类国家的本质主义功能和柏拉图关于“强者应当统治和弱者应当被统治的原则”，（9）“即壹个阶级对其他阶级的不受挑战的统治没有商量的余地”，“这是稳定阶级统治的需要”等壹系列反映“自然特权原则”的观点是相吻合的。（10）也和黑格尔关于“所有的人际关系都可以还原为壹种主人和奴隶，统治与服从的基本原则”相吻合的，（11）由此可见，从柏拉图、黑格尔到马克屎、恩格斯和列宁都壹致认为，所谓“国家本质主义”，就是认定国家的本质功能是统治阶级压迫和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工具，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正如柏拉图所说，国家孕育人的目的，不是“让他们能轻松自在各走各的路。”（12）由此可见，国家本身不是最高目的，它是壹种工具和手段。相反，这个最高目的是血统（即家族）、种族和人民的利益，它是为特定的家族、种族和阶级政党团体的利益服务的。因此，国家本质主义所关心的问题是“国家是由谁创造的？”“它是由什么构成的？”“究竟应该由谁来领导和统治呢？”谁领导谁，谁镇压谁，谁战胜谁，这就构成了马克屎主义的国家本质主义的根本内容。

　　根据以上对柏拉图、黑格尔、马克屎、恩格斯和列宁关于国家本质主义的论述梳理，我们可以清析看到国家本质主义有如下几个特征：（A）既然国家是镇压被统治阶级的暴力工具，可见暴力，即以军队、警察和监狱支撑的国家公权力是国家本质主义的基础，由此形成了国家本质主义的壹个重要特征是暴力崇拜和权力崇拜。谁控制了军队、警察和监狱这类暴力工具，谁就控制了国家权力。所以缔造暴力，控制国家权力便成了历代风流人物竞相猎取功名的根本途径。（B）国家本质主义的另壹个特征是特别关注由谁来领导和掌控国家权力。根据柏拉图的“聪明人应当领导和统治，而无知者则应当服从”的这种观点，集中表现了权力归谁所有是国家本质主义中最基本的特征。在柏拉图看来，天生的统治者应该统治，天生的奴隶就应该被奴役。这是壹种本原特权论的认识论，就是说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是自然形成的。国家的统治者既然是天生自然的，这就意味着他们是不需要通过公民的投票选举产生的统治者。因此，“聪明的人应当领导和统治，而无知者则应当服从”，也成了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法则了。柏拉图的这种本源特权论就是国家本质主义。这种本源特权论在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这种本源特权论又有三种表现形式：我称之为本源精神特权论，本源自然特权论和本源经济特权论。现在我们来比较壹下这三种“本源特权论”，私下认为可以加深对国家本质主义的认识。“本源精神特权论”认为，世界万物都是上帝创造的，因此国家的领导人是上帝挑选的选民，在中国则被认为是真龙天子。“本源自然特权论”认为，国家的领导人应该出自血统高贵的家庭或种族，在柏拉图看来，生来高贵但却退化了的孩子可以被降下去，但任何生来低贱的都不能提升上来；（13）统治者的血统必须纯正，血统混杂的人必定是变异荒谬不规则的人，让这类人担当国家统治的重任，必然会招致冲突和对抗；（14）在中国则认为国家领导人应该出自名门望族、士宦家庭或将门之家，用老百姓的话说，这叫“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打地洞”，用“文革”期间高干子女的话说：“父亲英雄儿好汉，父亲反动儿混蛋”。“本源经济特权论”的创建人马克屎则认为，国家领导人应从代表先進生力的先進的无产阶级中产生；列宁则认为应出自先進阶级中的先進分子，即无产阶级政党中“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的领袖，他们有权实行最坚决最严厉最无情的国家强制，斯大林称他们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具有特种性格的人”；毛泽东则认为国家领导人应从“先進的人们”中产生，他们有权用“马克屎加秦始皇”的方法去“教育落后的人们。”那末，国家领导人和统治者的权力又是从那里来的呢？柏拉图的老前辈赫拉克利特早已提供了答案：“战争是万物之父，也是万物之王。它证明这些是神，那些仅仅是人，让这此人变成奴隶，让前者变成主人。”可见战争暴力是权力之父，也是权力之王。柏拉图信其是，黑格尔信其是，马克屎也信其是，毛泽东更是深信不疑。马克屎在《资本论》的名著中不是说过和赫拉克利特壹样的话吗？“暴力是每个孕育著壹个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毛泽东则说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可见在封闭的专制社会里，国家权力都是通过暴力抢夺来的。说权力是人民给的，这纯系谎言。只有在开放社会里通过普选产生的国家领导人，他们的权力可以说得上是人民给的。由此可见，所谓国家本质主义，说穿了，就是暴力崇拜主义和权力崇拜主义。运用这种主义治国的人或政党集团必然反对自由民主人权。（C）国家本质主义的第三个特征是国家权力至上，它的核心理念是“国家是壹切，个人什么也不是”，这种权力具有无限的扩张性。用列宁在《无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壹书中的话说，这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权力。用毛泽东的话说，这是和尚打伞，无法（佛）无天。因此运用国家本主义理念治国的国家，是不容许言论结社自由的，并视自由民主人权是颠覆国家政权的洪水猛兽，视自由民主主义知识分子是异己力量。

　　以上就是我对国家本质主义的形成和国家本质主义的基本特征所做的简要说明和分析。

　　中国几千年治理国家的模式，和柏拉图的国家本质主义理念大同小异。中国的国家本质主义是建立在“唯上智下愚而不移”的基础之上的。“上智”是指那些像舜尧禹“其力如神，其仁如天”的在权力角逐场中的成功者；“下愚”就是指黎民百姓。中国的权力和柏拉图痴迷的纯正血统有不解之缘，“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打地洞”，就是这种不解之缘生动而又通俗的注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间，这种纯血统论延展为“父亲英雄儿好汉，父亲反动儿混蛋”，成了区分“红X类”和“黑Y类”的标准，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祸水肆虐横行推波助澜。北京有位年轻人遇罗克就是因为批判这种血统论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中国，通向权力的门必须经过血统、门第、出身以及各种社会关系的严格审查验证。这种审查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严格，以致1949年以后达到了“唯成分论”“唯出身论”的登峰造极的层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血统论，使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少见的别出壹格的光怪陆离的政治漫画。反思研究中国历史的血统论，这对我们告别愚昧野蛮，步入進步文明的时代是大有脾益的。

　　中国自夏朝起，公共权力，也即国家权力归家族所有，随血统关系传承。自夏至商兄终弟及，国家权力在兄弟之间传承，还保留着原始社会血缘关系的不少痕迹。从周朝起，国家权力的传承才由兄终弟及过渡到父子相传的世袭制度。秦王赢政于公元前221年统壹中国后宣布：“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用当代曾广泛流行的话说，就是希望自己创建的政权能够“万岁！万岁！万万岁！”这是所有独裁者的美梦，这叫“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但事与愿违，秦始皇的专制政权传到二世，就因天下大乱而灭亡。他还动用能动用的国家资源寻找长生不老药，期望自己能“万寿无疆”。为了确保自己的政权永存，确保自己永远处于“东西南北中”的居中主宰的地位，把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归皇帝壹人掌握，政事不论大小，全由皇帝壹人裁决，中央文件不经过他的点头同意壹律无效。他废除了诸侯世袭制度，以设郡县代之。郡县行政长官均由皇帝直接任命，随时可以调遣，制定严刑苛法管束人民；上自朝廷，下至乡亭，构成巨大的统治机器，掌管这部机器的各部分人是流通不定的大小官吏，这部机器的操纵人便是皇帝。这就是“东西南北中”，皇帝是中心。皇帝必须独揽壹切，视权力为个人私产。秦始皇不仅专注权力的高度集中，他还高度重视意志的统壹，在全国推行“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他极端鄙视和残酷迫害对他的政权持“看壹看”之观望态度的知识分子。他采用李斯建议，严禁私学诽谤朝廷，惑乱民心；下令焚书坑儒，在中国历史上首开钳制言论思想自由的先河；彻底剪除敢于反叛、怀疑和抵制朝廷权威的思想意识，目的在于阻止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松动变化。秦始皇创建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集中体现了国家本质主义的治国理念，自古迄今，为历代执政国柄者沿袭采用。从此，以家天下为特征的皇帝权力的世袭制度，在秦始皇统壹中国后被最终确立，历经二千多年，至清朝傅仪终止。在中国通过世袭制度排除那些反叛，怀疑，敢于抵制朝廷权威的人士窥探国柄，防止政治权力向家族外转移。可见，政治权力与血缘关系紧密相连，与家族紧密结合，所以我国历史上的权力斗争，往往表现为骨肉相残。三国时代的诗人，魏国皇帝曹丕之弟曹植深深感叹：“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以及唐初李世民在玄武门前舞弄的刀光剑影斩杀自己兄和弟即可佐证。在中国，国家本质主义和血缘关系同属古代部落主义观念影响的产物。这种权力传承制度长期被披上“命运”“天意”的自然神秘的外衣，使得我国历史上第壹位农民暴动大王陈胜愤愤不平地爆发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呐喊，他是中国最早对国家本质主义進行质疑的人。中国几千年的社会动荡不已，几百次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和统治阶级内部无法统计的骨肉相残，印证了柏拉图的预言：国家的动乱是由统治阶级的内部分裂引起来的，是由争权夺利引起的。历史上无数次的暴力冲突，都是围绕“谁应当统治国家”引起的。壹句话，都是由国家本质主义的治国理念惹的祸。

　　满清王朝被推翻以后，国家权力才从血缘关系的外衣中剥离出来，国家权力归持枪者集团所占有，为武装集团的最高领导人所有。毛泽东说，从孙中山到蒋介石，都视军队如生命，有军则有权。壹切军阀，都爱兵如命，都看重有军则有权的原则。毛泽东由此得到启发，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个观点和马克屎的“暴力是每个孕育著壹个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的论断是壹致的，（15）也和赫拉克利特的“战争是万物之父，也是万物之王”的观点是壹致的。共产党要夺取政权，必须掌握枪杆子，建设强大的军队。从此，国家本质主义的神秘外衣被抖搂。但是国家本质主义的实质没有变化，即权力崇拜和暴力崇拜，权力和暴力归谁掌握，即“谁应当统治国家”的问题仍然存在。谁创建政权，权力就归谁所有，这和谁生孩子，孩子就归谁所有的道理壹样，纯属柏拉图的“本源（自然）论）”。中国二十世纪整整壹百年，从孙中山反清讨袁北伐，到蒋介石时代的国共内战；从1949年毛泽东取得了大陆政权之后揭批高饶反党集团，批胡风，反右派，到庐山会议上整彭德怀；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整刘少奇、邓小平，批林批孔批周公和批邓转弯；以及“文革”结束后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精神污染，反对和平演变等壹系列所谓事关存亡的政治斗争，无不围绕“谁应当统治国家”，无不围绕“谁主沈浮”而展开。在毛泽东看来，我领导创建的政权应归我所有，我身后由谁来继承，必须由我钦点，由我指定自己放心的人来继承。任何人，包括他的亲密战友或最受信任的同志都不许染指，这是天经地义不容怀疑。这种独占垄断权力的欲望，就是国家本质主义的集中表现，也是1949年后中国大陆社会大动荡的根源。

　　众所周知，这种垄断权力的欲望起源于权力崇拜和暴力崇拜。根据波普尔的研究认为，人有权力崇拜的倾向。权力崇拜是人类最坏的偶像崇拜，是洞穴时代的遗迹之壹，也是人类的壹种奴性。（16）而权力崇拜和暴力崇拜是壹个东西，它既很古老又很现代。说它很古老，有文字记载的可以见之于赫拉克利特说的名言：“战争是万物之父，也是万物之王。它证明这些是神，那些仅仅是人，让这些人变成奴隶，而让前者变成主人……人们必须晓得，战争是普遍的，正义即是冲突，万物通过冲突和必然而生成。”（17）说它很现代，可见之于马克屎在《资本论》中说的“暴力是每壹个孕育著壹个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可见之于毛泽东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18）然而，不管古代和现代的权力崇拜和暴力崇拜都起源于恐惧，起源于自然界中的生存竞争和自然选择。达尔文的進化论告诉我们，生物界中雄性动物为了取得垄断独占对雌性动物的交配权，彼此之间進行残酷激烈的博斗，直到把对方咬得遍体鳞伤，使对方颤抖恐惧，彻底放弃非分之想为止。生物之间的不同群落为已争夺生存空间和资源，双方展开大战，直到把对方赶尽杀绝为止，很像共产党内的左派为夺取权力而采取的斗争策略。这样使强者传种繁衍，使弱者陶汰绝种，这叫弱肉强食。这种弱肉强食的自然现象大量显现于人类社会，使人类社会和动物世界逞现出很多相同的特征。这证明了人类原属于动物的壹种，是属于灵长类动物中的高等动物而已，证明人类社会是从动物世界中演化而来的。人类和动物，人类社会和动物世界的相同特征，就是弱肉强食。在生存竞争，自然选择和弱肉强食中，存在壹种追求不受限制，不受制约，不受牵制的权力斗争，像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中说的那样，追求壹种“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权力。可见，权力崇拜和暴力崇拜发源于动物的本性，自然也就成了人的本性。

　　但这不是说人类和动物，人类社会和动物世界没有区别了。区别还是有的：第壹，动物和动物世界中的强者从来不進行任何包装，它们根本不懂得什么是包装，因为它们是属于万般皆下品之流。它们之所以感觉自己是强者，就是因为自己身强力壮，凶狠超群，居高临下，像列宁在1920年12月22日的壹次报告中自我标谤的那样是属于先進阶级和先進分子，有资格实行对国家的独占垄断强制，如此而已。当人类与其祖先分手告别進入到另壹世界时，权力不再是个体的健壮体力，而是壹种众人的合力，能控制驾驭这种合力的人被称为“强人”。这种“强人”比老祖宗高明多了，懂得千方百计对自己進行美化包装。人之所以被称为万物之灵，就是因为“强人”，或中国人习惯称之为“人上之人”的人懂得自我包装，善于自我包装。据考证，有文字记载的权力包装起源于远古的犹太人，他们认为“强人”是“上帝的选民”。后来的柏拉图认为“强人”就是“少数聪明人”。再后来黑格尔认为“强人”是懂得和掌握了历史发展规律的人。黑格尔的门徒马克屎认为“强人”是先進生力的代表。马克屎的忠实信徒列宁认为“强人”是先進阶级中的先進分子，他们有权对落后群众实行国家强制，而这类“强人”“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来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列宁这里所说的“领袖”和前文所说的“身强力壮、凶狠超群、居高临下”的动物世界中的头领的本质是壹样的。是列宁首先把“代表”系统化理论化建构化，首先视“强人”为人类社会代表的始作俑者。什么“苏维埃代表”、“人民代表”、“党代表”等等“代表”之类的名称都是列宁发明创造的。列宁的这套理论传入中国，便形成了人们所熟知“三个代表”的理论。毛泽东壹生都把自己的想法说成是群众的愿望，壹生都以党代表和人民代表自居。这种“代表”是通过枪杆子造出来的，不是通过普通百姓选举出来的。可见，“代表”理论这个古老的理论，是壹个能够不断变换外部包装与时俱進的理论体系。历史已经证明，运用这个理论体系管理国家管理社会，只能导致极权专制的政治体制，导致只承认强权，无视多数人的基本权利，导致弱肉强食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这种体制下的人类和社会尽管与动物和动物世界有很大区别，但却聊无实质差异。可见，在极权专制政治体制下的“强人”无异是壹群沐猴而冠的人，他们与动物世界的强者又相差有几呢！第二，说极权专制政治体制的那群强人是壹群沐猴而冠的人，是因为他们只是像列宁说的“凭借暴力不受任何法律限制”而盗用人类社会的代表名义独占笼断社会资源的沐猴王而已。而人类中却有不少和强人逆向而行的“贤人”，他们怀抱“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冲天勇气探索限制强人独占笼断权力欲望的思想体系，设计限制社会权力无限膨胀和社会大众能有效控制社会权力的制度框架。使社会权力能受限制，受牵制，能切切实实地为社会大众服务，而不是为某社会集团或某社会阶级服务。使社会权力脱去神秘外罩，洗涤柏拉图，黑格尔以及后来的马克屎主义者强加到它身上的阶级烙印；努力使社会权力透明化，从而使人类社会日渐向文明進化的轨道滑向，告别野蛮的原始部落社会，远离动物世界。这种探索历经千百年，终于在十七十八世纪探索出能够有效控制社会权力无限膨胀的“三权鼎立”的制度框架，形成了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人权思想价值体系，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从此使高等动物中灵长类中的人完成了从动物世界到人类社会的跨越。现在世界上不少国家就是按照这种制度框架和价值观念体系，把弱肉强食中的“强人”关在“笼子里”办公和发号施令，使他们想胡作非为也不能胡作非为，这就保征了国家和社会的稳定進步发展，这才是真正的社会革命。而柏拉图擦洗画布式的社会变革，黑格尔、马克屎和列宁鼓吹的暴力变革，目的就是要确立极权专制统治，使权力逃避社会监督，帮助强人从约束监督权力的“笼子”里逃逸。因此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是使历史开倒车的革命，其结局必然使人类社会回到野蛮的社会中，回到和动物世界壹样的部落主义社会里，这是浪漫主义的乌托邦。苏联和东欧射秽主义的坍塌，充分说明极权专制主义行不通。可以预测，用“特色论”包装的极权主义也行不通，终有壹天要改弦易辙，告别沐猴而冠的世界而聚集到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人类社会中，共享人间的欢乐。

　　毛泽东的壹生既是反对强但又是追求强权的壹生。据毛泽东自己在保安对美国记者斯诺的披露，他小时候就曾和他的母亲、弟弟、加上他家雇佣的长工结成统壹战线，反对专制独裁的父亲，并且累累得胜。毛泽东在叙述这段经历时，毫不掩饰他小小年纪反对强权和追求强权的喜悦情趣，这证实了波普尔说的“人有权力崇拜的倾向”是何等的正确。毛泽东在1910年秋写了壹首《七绝？呈父亲》的言志诗：“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需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这显示了毛泽东在未冠之年就为将来成为强者出人头地树立了不成功则成仁的坚定信念，这和蒋介石很有相同之处。这反映了当年的年轻书生普遍怀抱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名”和“博取功名利禄”的儒家普世价值取向。1928年4月，朱德率领湘南农军上井冈山和毛泽东领导的红军会师。此后，朱毛磕磕碰碰相处半个世纪，成就了中共党史上的传奇佳话。朱毛之间分歧的原因是什么呢？上井冈山之后，朱德处处感到“前委管得太多”，“权力太集中”，甚至认为毛泽东主持的前委是“书记专政”，主张成立军委。毛泽东认为，军队指挥需要集中敏捷，由前委领导更有利于作战，设军委实际是分权主义，而毛泽东需要的是集权主义。毛泽东在闽西赣南苏区起草撰写的决议著作和通信不少是针对朱德而发。如果独揽大权是战争千变万化的形势所需，尚有理由为人谅解；但是建国后，朱德对毛泽东独揽大权，专制独行，对同志经常進行过火斗争屡屡表达的不解不满，而招致毛泽东的壹而再、再而三的不大不小的打击报复和羞辱，这就充分说明毛泽东的治国理念存在严重的国家本质主义偏向。据周恩来在1966年5月23日批判朱德的会议上披露，毛主席常说，高饶彭黄的事，朱德都沾过边，说明朱德对毛泽东处理高饶彭黄的事情持有异议。1956年朱德率团出席苏共二十大会议期间拍电报给毛泽东表示支持反对个人迷信，而个人迷信是依附在国家本质主义上面的阴魂，这就触动了毛泽东的敏感神经，使毛泽东十分生气。他说“朱总司令这个人十分糊涂。”紧随其后，把和毛泽东壹直并挂的朱德肖像被取下，以示毛泽东的愤懑；1958年后任命毛泽东的老部下林彪取代朱德为中央军委第壹副主席，再泄毛泽东的愤懑。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因朱德对彭德怀遭批判持同情态度，因此在8月1日批判彭德怀的常委会上只是就信的内容而谈，态度比较温和，当即被毛泽东羞辱为“隔靴掻痒”，连军委副主席的职务也被取消了。1965年朱德参加上海12月会议，不赞成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顶峰的提法；1966年5月朱德在中央政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处理彭、罗、陆、杨持消极态度，不肯助纣为虐；又在《五？壹六通知》通过投票时弃权。朱德为此在1966年5月23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遭到严厉批判和围攻。主持批判会议的是刘少奇，对朱德批判最凶最卖力的竟是陈毅和周恩来，他们无中生有地指责朱德“要搞政变”、“要黄袍加身”、“是定时炸弹”。还有许多和林彪“四人帮”并无瓜葛的革命元老和高干也纷纷对憨厚老实的朱德元帅无限上纲，狠斗恶打。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即将爆发之际中共高层演出了壹场祸水他引，通过害别人保自己手中的权力，竞相向毛泽东献媚骨的闹剧，这正是马克屎主义权力至上的国家本质主义之理念造的孽。堂堂憨厚老实的朱德元帅长期遭受毛泽东的抑压，在“文革”暴风雨即将来临之际，又遭长期患难相共的同伴战友的狠斗恶打，这充分说明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高层信守奉行的是只问权力归谁所有，不问权力是否应受限制；只讲专政，不讲自由民主人权的国家本质主义理念。这是导致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大动荡的壹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这种说法的根据吗？为此，我认为必须搞清楚三个问题。第壹，毛泽东的国家本质主义理念是怎样形成的？第二，毛泽东和秦始皇有着怎样化解不开的情结？第三，国家本质主义是怎样影响中国社会的？
　　第壹，众所周知，在秋收起义上井冈山之后，毛泽东的身分是特派员和党代表，他没有作战经验。当初壹个没有作战经验的人，怎么能取得军队的绝对指挥权，研究这个问题，有助于我们弄明白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本质主义。毛泽东的政治优势首先体现在他是特派员和党代表的身分上。毛泽东是中共壹大的代表，是中共的创始人之壹，具有他人无可争辩的经历。此时，具有和毛泽东有同样资历而又努力为权力打拼的壹大代表只有张国焘。毛泽东是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人，张国焘是继秋收起义之后鄂豫皖根据地的创建人。他们两人都在中共党史上具有呼风唤雨咤咤风云的能量。在中国，资历和权力是有密切关系的，资历越深权力越大，说话就越响，这是其壹。另壹方面，中国革命是十月革命的继续，在中国这是毫无疑义的公论。苏俄党代表在其内战期间定亁坤的绝对威力为毛泽东的党代表罩上了神圣的光环。因此毛泽东在上井冈山的途中通过三湾改编便顺顺当当确立了对军队的领导权，全面控制掌握了这支数量很少规模又小的工农红军，事务巨细且由毛泽东壹人说了算。1928年4月朱毛会师后，毛泽东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前委书记。但是朱德很快感到“前委管得太多”，“权力太集中”，并抱怨毛泽东主持的前委是“书记专政”。朱德以自己在军事方面的优势向毛泽东的“书记专政”发起挑战，使得毛泽东壹气之下撂挑子养病去了。直到古田会议通过党内斗争，毛泽东制订了新的政治游戏规则，才恢复了自己在政治方面的优势，重新取得了前委书记对红军的指挥权。嗣后，又通过长期的斗争，特别是通过延安整风的七斗八斗，毛泽东最终才于1943年3月20日才按列宁确立的“采用‘不方便的’和‘非民主’的方法”推举为中央政治局的主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并且确立了在中央书记处讨论问题时“有最后决定权”，正式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最高地位。从而证实了古代希腊的哲人赫拉克利特关于战争“能使人成为神”的伟大预言，也使毛泽东自己关于斗争能使人“其乐无穷”的“乐言”变成了现实。也是毛泽东之所以对“不方便的”和“非民主的”的列宁专制主义乐此不疲的原因。这种“不方便的”和“非民主的”之列宁主义原则，最后竟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而且是神圣的，不容批评怀疑的共产党的权力运行规则。毛泽东非常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最后决定权”，并把这个“最后决定权运用到“弹钢琴”上，他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壹文中写道：“学会‘弹钢琴’。弹钢琴要十个指头都动作，不能有的动，有的不动。”（19）从而使党委委员成为自己手中伸屈自如的十个指头，把自己手中的权力运用自如出神入化，使自己终于成为黑夜中的“北斗星”、清晨初升的“红太阳”。毛泽东就是这样把自己手中的权力视为“天命”“自然”的产物，以致神化成了万能的帝王权力。1949年毛泽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了孙中山创建的中华民国之后反复重申，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壹切的。从而把这类社会领域中的建构性规则和东西南北中，金木水火土之类的自然特征粘合在壹起，使党的领导神秘化和“本源（自然）化”，为他即使外行，党委书记和党代表也要领导壹切，控制壹切，为“领导壹加上去，混乱就会立刻停止”的理论寻找神的支持，（20）制造党委书记和党代表威力无比，所向披靡，能呼风唤雨的神话。与此同时，毛泽东对懂业务技术的“长”的领导壹直心存疑虑芥蒂，这也许是1929年古田会议前撂挑子治病的寒蝉效应。据薄壹波披露：1956年春，毛主席听取34个部委汇报时，对厂长负责制提出严厉批评，我和重工业部长被称为“壹长主义者”。后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主席又责问周总理：推行“壹长制”究竟根据那个党中央的命令，是北京的党中央，还是莫斯科的那个党中央（在此以前，讨论教育体制时，毛主席又提出，大学搞校长制，工厂搞厂长制，这是哪个国家的）？（21）其实毛泽东本人也心知肚明，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从苏联搬过来的，党委书记和党代表定亁坤都是从莫斯科那里搬来的。只是苏联老大哥的法宝到中国后被毛泽东垄断独占，如何取舍运用，由毛泽东壹人定夺，不许其他人染指，如此而已。从薄壹波的那段引文中，壹方面反映出毛泽东竭力要使党委书记成为像政教合壹、凌驾于行政权力之上的神职人员那样的内心秘密；另壹方面反映出在经济科学文化建设的和平年代里，毛泽东最担心政治委员或党代表的大权旁落的壹种失落感。毛泽东不仅不让懂业务的“长”过问权力，也不允许其他高级领导，包括像刘少奇这样的高级领导按党章规定应该行使的权力。1953年5月19日毛泽东声色具厉地批评刘少奇、杨尚昆：“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需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这样使政治委员和党代表的权力成了包揽壹切独占壹切的绝对权力。在“擡斗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毛泽东”的圣歌伴唱下，偌大的中国，竟成了壹个人说了算，壹把手定亁坤的国家。1964年12月毛泽东当众训斥壹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刘少奇：妳有什么了不起，我只要动壹个小指头就可以把妳打倒。1966年5月由康生传达的毛泽东在谈到中央的另壹位大员彭真的时候说到：彭真是壹个渺小人物，我只要动壹个小指头就可以打倒他。这类事就是朱德在井冈山年代抱怨的“书记专政”的继续发展以至恶性膨胀。在毛泽东天威莫测的面前，权重壹时的刘少奇和彭真的命运是如此可悲，那末亿万苍生的蚁民命运就可想而知了。毛泽东对权力的独占垄断和对权力不受任何制约限制的滥用，这是国家本质主义所然；毛泽东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国家本质主义大展示。这种国家本质主义曾使数不胜数的中国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曾使中国社会长久动荡不安。而现在的中国人不仅无视和遗忘了国家本质主义曾经对国家民族造成的巨大灾难，反而还用“中国特色论”对其实施美化包装，认为不受牵制不受制约高度集中的国家权力是中国射秽主义的总优势，这是中华民族的最大悲哀。

　　第二，《毛泽东？尼克松在1972》壹书中记录了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就断断续续和毛泽东、周恩来保持过联系的法国文化部长和作家马尔罗谈及对毛泽东的印象时说过：“有壹次我问过他是不是把自己看作是中国最后几个伟大皇帝的继承人，毛说‘我当然是他们的继承人’。”（22）马尔罗在这里说的“中国最后几个伟大皇帝”，不知是指谁？按中国人的评断，肯定不是嘉庆、道光、咸丰，更不是同治、光绪、宣统。毛泽东的著名词作《沁园春？雪》只推荐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等几位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皇帝与当代“风流人物”试比高，鲜有人知道他称赞过中国最后的几位什么皇帝。就我所知，毛泽东最热中于和秦始皇试比高。记得毛泽东的兼职秘书李锐记录了他说过的壹段名言：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460个儒，我们坑了他4万6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壹些反革命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妳骂我秦始皇，不对，我们要超过秦始皇壹百倍。有人骂我们是独裁者，是秦始皇，我们壹概承认，合乎实际。可惜的是，妳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毛泽东这段话集中展示了他对权力和暴力的崇拜超过秦始皇壹百倍的价值取向。我们知道，秦始皇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是暴力暴政的象征和代名词。秦始皇的价值取向是法家学说中的暴力文化。它源于荀子韩非子的霸道理念，在中国的历史上是和儒家的仁义文化、王道理念相对立的壹种价值观念。尽管中国的历代统治阶级在治理国家时往往儒法兼备，王道和霸道交互使用；但不同的政治家的价值取向往往有差异，有的侧重暴力霸道，有的侧重仁义王道。秦始皇是运用暴力霸道治国的典型。而毛泽东竟要超过秦始皇壹百倍，充分说明秦始皇与毛泽东的关系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两人有化解不开的情结，这就是极端的专制独裁，是属于极端的反自由民主人权的价值体系，是开放社会的敌人。我在此所说的秦始皇和毛泽东是开放社会的敌人，绝对不是要否定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绝对不是要把他们打倒，再踏上壹只脚，像毛泽东对张国焘、彭德怀、刘少奇、林彪和蒋介石那样，使他们永世不得翻身。我说他们是开放社会的敌人，是说他们的思想体系和价值取向不利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过渡，仅此如已。历史上往往有许多独裁专制者曾为社会为人类作出过重大杰出贡献。众所周知，秦国的兴起强大起因于专制极权主义者商鞅废井田、开阡陌、奖励耕战的变法，使黔首黎民，即类似后来的农民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这为秦始皇横扫六合，统壹中国奠定了基础；取得了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的伟大成就。实现了“黔首安宁，不用兵革”、“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的天下人所响往的社会理想。因此，贾谊在《过秦论》中说：秦始皇时，“民莫不虚心而仰上”，足见秦始皇获得了农民的由衷拥戴，这是秦始皇了不起的伟大成就。可以说二千多年的中国历史里，还没有壹个政治家取得了像秦始皇这样伟大的成就，包括二十世纪“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那众多风流人物。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战争消除了清朝被推翻后的数十年的封建割据，使中国大陆实现了统壹，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推翻了孙中山创建的中华民国，使农民暂时获得了土地，让农民高兴了两三年，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值得书写的壹笔。蒋介石领导的北伐战争，名义上实现了国家的统壹；但凭靠这种名义上的国家统壹，蒋介石却坚持领导了八年抗战，历经千辛万苦赶跑了日本帝国主义，结束了中华民族壹百多年的屈辱苦难史，使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成了中国近代史上争取民族独立的英雄。但不知何故蒋介石这壹成就，在大陆的历史教科书里竟不翼而飞成了毛泽东的囊中物。因此我们谈及专制独裁者时，并不是要对他们全盘否定彻底打倒，而是要对他们在历史上的贡献按照事实给予充分的肯定，我们反对的是专制独裁者处处力图对社会对个体实行严密的国家控制，把个体的人当成实现目的的工具，不把个体当人对待。如果要论功行偿，秦始皇应当是中华民族史上第壹受偿人。现在有些中国人出于权力心结，竟掠人之美，把毛泽东捧上了天。千方百计用马克屎主义外衣和阶级分析论对毛泽东進行美化包装，出于“与其妳独裁，不如我独裁”的列宁创造的独裁理论，对以前的历史否定扭曲，对以前独裁者应该给予的历史地位却以“俱往矣”壹笔勾销，把毛泽东的独裁专制说成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屎列宁主义，岂不令人笑掉大牙！如果毛泽东的独裁专制主义算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屎列宁主义，那末，除了证明马克屎列宁主义也是独裁专制主义外，还能说明什么呢？

　　我们知道，秦始皇的独裁专制源于他荒唐的乌托邦愿望。他想在自己话著的时候，做完壹切要做完的事情，好让子孙世守，二世三世传至万世。所谓“当职既定，后嗣循业”，就是他唯壹的愿望。为了实现这壹愿望，他企求长生不老。但他又知道死是到底不可避免的，因而在骊山大造坟墓。为了使自己创建的政权像铁打的江山万万年，他发大军击匈奴，并筑长城。还大兴土木建造阿房宫这类豪华宫殿，让子孙代代饱福。筑长城、寻长生不老药、造坟墓、建宫殿，耗费了无数物力人力。据史学家统计，秦时全中国人口二千万，被征发造宫殿坟墓壹百五十万人，守五岭五十万人，蒙恬率防匈奴兵三十万人，筑长城五十万人，加上其他杂役，总数不下三百万人，占总人口百分之十五，而且都是青壮劳动力。使用如此巨大的民力，使自己浪漫主义的欲望付之现实，实非民力所能胜任。由是苛暴刑法产生了，秦始皇的暴政也就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可见，秦始皇的专制独裁产生于不切实际的愿望理想，产生于乌托邦的浪漫主义。在中国的理论界，曾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把浪漫主义分成反动的和革命的两种，在我看来不管是革命的和反动的浪漫主义都是异想天开想入非非，用这种理念治国，只能祸国殃民。毛泽东独裁专制产生的原因和秦始皇独裁专制产生的原因十分相似。毛泽东和秦始皇壹样想在自己活着的时候，做完壹切要做的事情，他要使私有制绝种，要在自己有生之年超过英国赶上美国，要用三个五年计划建成共产主义，于是发动大跃進，要创造壹天等于二十年的发展奇迹，组织动员强迫6000多万农民上山砍树掘矿炼钢铁。当自己的浪漫主义的理想碰壁时，“上怨老天，外怨苏联，内怨右倾机会主义不同调”和阶级敌人搞破坏。于是他痛下决心要挖掉资本主义复辟的根子，使自己创建的政权像铁打的江山万万年，使自己开创的事业能二代三代传至万代。因此他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要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强化国家暴力。他和秦始皇壹样怀有长生不老的奇怪诉求。据李锐的记载，1950年毛泽东在审查中宣部拟订的庆祝“五壹”国际劳动节的标语口号时，亲自动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后面加上了壹条“毛主席万岁！”由此可见，毛泽东和秦始皇两人的独裁专制不仅形似，而且神也相似。因此，“马克屎加秦始皇”便成了毛泽东的治国理念。在毛泽东的心目中，秦始皇是暴力是纪律，是国家强制的象征。在这上面披上壹件马克屎列宁主义的外衣，便成了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就是靠这个无产阶级专政，创造了“超过秦始皇壹百倍”的业绩，无数苍生妻离子散，光大跃進的直接后果就引发了三年大饥荒，饿死三千万黎民百姓。加上十年“文革”大浩劫，使很多中国人，包括像刘少奇、彭德怀、贺龙这样的开国元勋惨遭迫害致死。这等等，就是毛泽东说的，“有人骂我们独裁统治，是秦始皇，我们壹概承认，合乎实际。可惜的是，妳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毛泽东就是这样不断补充和充实秦始皇的独裁专制理念，使得自己变得比秦始皇更秦始皇，使新文化运动在中国传播的自由民主科学的理念被“马克屎加秦始皇”壹扫而光，使中国人谈自由谈民主谈人权就色变，使中国的历史开倒车，又回到秦始皇的野蛮时代，这就成了毛泽东壹辈子和秦始皇化解不开的情结。
　　第三，国家本质主义是怎样影响中国社会的呢？在论述这个问题之前，先把马克屎恩格斯和列宁关于国家的本质功能再综合归纳壹下，我们可以从中加深认识马克屎主义的国家理论是典型的国家本质主义理论。它强调国家权力是统治阶级的权力，国家权力是凭借暴力不受法律约束的权力；它只讲专政，强调国家是统治阶级压迫被统治阶级的工具，被统治阶级不得享有自由民主和人权。可见，国家本质主义是无道理可讲的霸道主义。我们知道，马克屎在《费尔巴哈论纲》中表述了壹个非常著名的观点：“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说明世界，而问题却在于要改变世界。”因此，改变或改造世界便成了马克屎主义的行动宗旨。在马克屎主义看来，改造世界就是改造社会，要把人类社会改造成没有剥削，没有阶级，没有城乡差别，没有工农差别，没有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这说明马克主义的理想目标崇高伟大非常诱人。问题是通过什么途径和手段来实现这壹崇高伟大诱人的目标。马克屎主义认为只有掌握国家政权才能实现这个目标。因此，马克屎主义主张无产阶级要夺取国家政权，使自己成为国家的统治阶级，然后通过无阶级专政来改造社会。那末，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按照列宁的定义，“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列宁坚信这种专政壹定能够成功，“因为它善于把强制和说服结合起来”，“先進阶级有权实行这种强制。”（23）列宁认为这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强制，被强制的人不能享有自由民主。凡是有暴力存在的地方，有国家强制力起作用的地方就不可能有自由和民主。列宁公开主张，自由民主是统治阶级的特权。由此可以断言，无产阶级专政或马克屎列宁主义是没任何道理可讲的霸道主义。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壹文中，把马克屎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演绎为“对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在《驳“舆论壹律”》的文章里，毛泽东写道：“先進的人们以民主和说服的方法去教育落后的人们，克服落后的思想制度。”对于反革命，“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所以从马恩列斯毛的有关论述来看，无产阶级专政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壹个思想改造，壹个暴力改造。这两个方面的改造都离不开国家强制，即暴力强制和思想强制，行使改造的主体是先進阶级，即无产阶级和其政党，说白了就是这个政党的领袖集团。按列宁的说法，他们是先進阶级中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的代表，也是毛泽东所称的“先進的人们”。被改造或被专政的对象是反动派、反革命、落后的群众，“落后的人们”。这种把把人区分成“先進的人们”和“落后的人们”，这是百分之百的柏拉图的古老理论，没有自己的半点创意；马恩列斯毛把它当成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根据，这充分说明马克屎主义的国家理论是柏拉图揭示的国家本质主义理论的翻版。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壹文中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对“千百万的习惯势力”進行“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的斗争。可见，列宁所说的无阶级专政的对象是千百万小私有者，这是白纸黑字确凿无疑的了。这和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常说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多数人向少数人专政的说法是完全自相矛盾的。事实上无产阶级专政是少数人向多数人专政，因为“先進分子”和“先進的人们”无论在什么时间什么时代都是少数，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流行的语言称呼，这叫“壹小撮”。毛泽东就是根据列宁的论述，把无产阶级专政言简意赅地概括为“马克屎加秦始皇”，这是少数人（“壹小撮”）向多数人专政的经典表述，目的就是要建立高度集中的权力体系，用暴力和恐怖手段实施社会改造，这就是马克屎列宁主义的国家体质主义的根本特征。这种国家本质主义，必然会致使国家权力以其全部功能渗透和控制人们的整个生活，迫使个人成为为国家权力服务的工具。就是说必然导致国家权力不把公民、市民和具体个人当作服务对象和目的，而把公民、市民和具体个人视为国家机器中的螺丝钉，国家权力运转的工具，视为被控制国家权力的少数聪明人或先進分子任意驱赶的牛和马。毛泽东壹向自诩为“无法无天”的人，因此他建立的政治体制也是“无法无天”的政治体制，他领导的国家也是“无法无天”的国家。他们要控制每个公民思想和行动，办法就是不断的思想改造，不断的斗私批修和什么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壹句话，不允许公民有自己的独立思想和独立的立场，像柏拉图说的那样，国家孕育人的目的，不是“让他们轻松自在各走各的路……。”众所周知，运用国家本质主义即无产阶级专政的理念治国，前苏联是典型，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登峰造极。这充分证明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是多数人向少数人专政的理论是骗人的谎言。

　　1949年毛泽东取得了全国性的政权之后，在“马克屎加秦始皇”的治国理念指导下，毛泽东大力推行思想改造，批胡适，批胡风，反右派，彻底剥夺知识分子的思想权利和说话的自由；大力推行射秽主义改造，大跃進和两条道路的斗争，剥夺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和千百万小业主的壹点少得可怜的财产，把广大的农民和个体所有者捆绑得严严实实，稍有违规抗旨，立即遭到批判斗争和囚禁。根据李锐的记载，1958年在云南陆良县马街乡出现了使用皮鞭的“督战队”，强迫群众出工。陈盛年（时任省监委副书记兼陆良县县委书记）还在全县推广这个经验。他说：“生产不跃進是大是大非问题，打人是小是小非问题。”“打人是促進派，不打人是促退派。”1958年曾被毛泽东视察过的河北省徐水县的农民，因抵制县委书记的浮夸，被县委书记张国忠带领的人马检查发现，结果把五个小队长捆绑在树上，接受现场斗争，喝骂，拳打脚踢，然后送到监狱劳改。壹个叫高先的小队长，劳改三个月就死了。有人说，张国忠就是法律。1958年8月和10月，张国忠搞过两次捕人高潮，指示县乡村三级组成劳改队，下达捕人指标，限额完成。他还亲自在漕河公社主持捕人现场会，壹次逮捕358人。张国忠认为，逮捕人能起大作用，能激发人们的生产积极性。毛泽东就在强迫命令盛行的徐水县发出了“人民公社好”的最高指示，这不是壹件非党耐人寻味的事情吗？1958年，徐水县共逮捕4643人。这4643人中有包括两名支部书记在内的31人死去。其实，在大跃進的过程中，逼死，打死人的事也绝非罕见。1959年11月至1960年7月，河南信阳地区为追逼粮食，下令由公安机关逮捕的人数就达1774人，其中36人死在狱中，短期拘留的达1072人，死在拘留所的有667人。大跃進期间，对农民实行饥饿纪律的最大祸害莫过于毛泽东大力坚持要办的公共食堂，以致刘少奇也感慨万分地说：“有人想在吃饭问题上把群众卡起来，那比捆绑还厉害。”1958年这种自上而下由毛泽东主张的“书记挂帅”强迫农民的大跃進，给国家给民族给社会造成了巨大灾难。面对这种灾难，毛泽东从未做过认真的自我批评，仅仅轻描淡写地说些缺乏经验，付了壹笔学费之类无关痛痒的话而已，还远不如古代封建皇帝而对社会灾难有下“罪己诏”的勇气。对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强制（按：这就是国家本质主义的根本特征）毫无反省之意，把因国家强制引起的社会不满和怨言，只在“七千人大会”上仅用“霸王别姬”的典故壹付笑谈中，说明毛泽东对人民的痛苦态度十分冷漠，这是对“人民的大救星”的极大讽刺和嘲弄。紧接着于1962年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制订了人人皆知的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党的基本路线；在全国深入持久广泛地开展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的斗争，通过斗争，使权力再次空前未有地集中到毛泽东壹人手里，使无产阶级专政成了赤裸裸的领袖专政。不仅使全国农民黎民百姓老老实实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即使党内各级领导，包括中央高干也得老老实实诚惶诚恐，最终把全国推到了万劫不复的十年“文革”的大乱中。由此可见，毛泽东建国后搞的思想改造，射秽主义改造，反右派，大跃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都是毛泽东把中国人分成“先進的人们”和“落后的人们”惹的祸，都是国家本质主义惹的祸，都是国家权力高度集中、国家权力不受牵制、不受制衡惹的祸。其祸根就是源自人有权力崇拜的倾向，源自于马克屎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念。马克屎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念就是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级专政。这种价值观念是赫拉克利特、柏拉图和黑格尔思想体系的延续，严重保留着动物世界里生存竞争弱肉强食的遗传基因。毛泽东说：“共产党产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斗争的哲学”就是弱肉强食的哲学。因此，马克屎主义就是弱肉强食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弱肉强食的专政。弱肉强食是不受任何限制，不受任何牵制的无法无天。因此，毛泽东的射秽主义是不讲道理，不讲法制，无视自由民主人权的霸道射秽主义，是充满血腥暴力的射秽主义。毛泽东的行动及其行动造成的后果和他口口声声要“为人民服务”，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要坚决站在农民大多数壹边完全是两回事，这足够证明他是壹个典型言行不壹，口是心非，文过饰非的人。这是因为毛泽东的壹生是追求权力追求成功的壹生。只要有利于他对权力和成功的追求，什么手段都可以使用，什么事都可以做，他深信目的可以使手段正确。因此，言行不壹，口是心非，文过饰非，说壹套做壹套，对毛泽东来说从来不会感到犹豫，不存在任何个人的良心道德问题，从而给中国人造成了罄竹难书的苦难。这正是权力高度集中的霸道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这正是1949年以后引发中国社会大动荡的根源。

　　毛泽东去世后，全体中国人，包括深受毛泽东权力高度集中之害的中共高层开始对过去不讲个人良心道德，不讲自由民主人权的暴力射秽主义進行反思。其标志就是1978年中共召开的十壹届三中全会。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改革开放的口号，做出了停止“阶级斗争为纲”和向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移的决策。在邓小平“首先使壹部分人富裕起来”的口号下，释放了国家控制的部分社会资源，把土地经营权（不是所有权）交给农民，按“抓大放小”的原则，把效益不好的中小企业交给从权力机关剥离出来的下海党工官员经营。实现了部分社会资源由政治权力配置向市场效益配置的过渡，使毛泽东时代的贫穷射秽主义过渡到首先使壹部分人富裕起来的射秽主义。由于分田到户，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很快解决了按中国标准的温饱问题。但是这种改革只局限经济体制，对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则丝毫未触及。因此在“首先使壹部分人富裕起来”的口号下，握有权力的党政官员及其家属子女亲朋好友，抓住国家经济转型过程中实行价格双轨制的机遇从事“官倒”聚敛钱财，壹夜暴富。而暴富冒头的都是高干子弟和其亲戚朋友。伴随官倒而来的是行贿受贿、贪污腐败之风席卷全国。这种“官倒”腐败现象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很多有识之士，主要是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大学生对这种“官倒”腐败现象進行了深刻的剖析研究，得出了全民赞同的结论，引发这类“官倒”贪污之源就是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我们知道，邓小平改革的立脚点是“首先使壹部分人富裕起来”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射秽主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不容改变，思想言论自由和基本人权必须受到严格限制，这仍然是毛泽东说的“马克屎加秦始皇”那壹套。“四项基本原则”是国家本质主义的具体展示，是维护实现国家本质主义的工具。至于“首先使壹部分人富裕起来”和“四项基本原则”之间的关系，稍微有些思维能力的人都能壹目了然，后者为前者护航。“四项基本原则”是要为首先致富的人提供强大的权力支撑和舆论保障。大家知道，在中国有条件首先致富的人，大都是那些具有官僚背景的人，他们靠权力致富，首先成了靠权力致富的“倒爷”。由于他们巧取豪夺，很快成了众矢之的，引起了很多中国人，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对邓小平推行的改革产生了质疑和强烈不满。他们纷纷申讨官倒，强烈要求惩治贪污腐败，要求改革政治体制，要求国家公权力必须依法受到制衡和透明运转，让全国人民能民主监督国家公权的使用，要求开放思想言论新闻结社自由，必须保障基本人权，这种要求得到党内部分高层领导的理解同情和支持，比如胡耀邦和赵紫阳都积极主张，并试图采取措施改革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主张开放思想言论自由，改善党的领导，保障人的基本权利。但是这种社会呼声诉求却遭到了邓小平为首的党内元老的强烈反弹。他们把这种社会呼声定性为资产阶级自由化。胡耀邦被迫辞职。嗣后，由于胡耀邦的去世，要求自由民主人权的呼声進壹步高涨，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百万国民聚会天安门强烈表达了这壹诉求。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元老最终把这种社会诉求定性为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暴乱。从而制造了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六？四”流血事件。赵紫阳被撤销职务，为此还失去了人身自由，直到离开人世。可见，使权力和经济相结合的改革是邓小平开革开放的败笔，也是引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社会大动荡的根本原因。

　　1989年6月4日，邓小平调动野战部队，动用坦克对聚会北京天安门广场的青年学生重拳出击，这使全世界壹片哗然，这种政府行为在世界历史上实属罕见。使中国人大为错愕。中华民族是壹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历史的惨案不断发生。远的不说，北洋军阀和蒋介石时代曾记录了多次惨案，但是实施这类惨案的主体都是警察特务而已，未动用野战部队；施暴工具是皮鞭、木棒、水笼头，加上几枝汉阳造的老套筒和手枪之类。毛泽东在世发生的1976年4月5日北京天安门清明祭事件，平息事件的主体是首都的民兵和工人，使用的武器是棍棒，这些惨案都没有动用野战部队，更没有动用坦克。因此邓小平血洗“六？四”的作法使中国人大为错愕，使邓小平的改革形象大损，充分暴露了邓小平的治国理念仍然是“马克屎加秦始皇”。这次事件使中国人如梦初醒，中国人需要什么？需要人权！这个“人权”不仅仅是生存权，能够填饱肚皮和生儿育女的具有中国射秽主义特色的传宗接代的人权，而且还需要言论自由批评监督政府的权利；要求拥有生命保障和个人尊严的人权；要求依法治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人权。邓小平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即“马克屎加秦始皇”，是绝对不允许普通群众黎民百姓批评监督毛泽东这批开国功臣创建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绝对不能容忍普通群众黎民百姓批评马克屎列宁创建的思想和主义，即极权专制主义。邓小平调动野战部队动用坦克镇压“六？四”青年学生，就是根据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不受任何法律约束”而采取的军事行动。不错，毛泽东、邓小平也讲过欢迎人民群众和民主党人士监督共产党监督政府。邓小平就此于1957年4月8日专门撰写了《共产党要接受监督》的文章。他写道“所谓监督来自三个方面”，“第壹，是党的监督”，“第二，是群众监督”，“第三，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监督”。这三条后来只剩下壹条“是党的监督”。这就是十壹届三中全会以来反复宣传的党管党，党内互相监督，党委委员互相监督。“共产党要接受监督”，就成了共产党自己监督自己，自己管自己，使共产党的各级领导获得了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双重身分。第二条和第三条却成了装饰民主门面的假话。1957年毛泽东授权邓小平挂帅大整右派，那末，邓小平写的《共产党要接受监督》的文章，也随之成了毛泽东的“阳谋”策略的组成部分了，成了毛泽东钓鱼的钓竿，引蛇出洞的诱饵。1957年邓小平主持制订划分右派的标准，其中有壹条就是“恶毒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污蔑工农干部和革命积极分子”。（24）凭这壹条就把许多响应整风号召的人民群众，即按宪法规定的国家主人打成反革命、反动派和资产阶级右派，而长期被专政被剥夺自由民主的权利。这样使所有中共官员及向其靠拢的积极分子，这些自称为“人民公仆”和“人民勤务员”的人，都成了中共卵翼下的碰不得说不得、“老虎屁股”不能模的特权分子；而人民群众则彻底失去了法律的保护。党的官员要想置于谁死地，只要说他“攻击党的领导，损害党的权威，污蔑党的干部”就可以了。由党委书记壹句话“妳攻击我，目的在反党”而被扣上帽子的右派，数量相当大。五十五万右派，多数是属于共产党大大小小的干部和积极分子假公济私打击报复的牺牲品。中共官员的特权产生于国家本质主义是毫无疑义的。这足以说明邓小平是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思想专制主义的坚定捍卫者，他骨子里是反对人民群众、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对共产党的批评与监督的；也证明了邓小平是党内特权的坚定捍卫者。邓小平壹辈子最揪心的事，就是担心他和他的老战友、老革命、老高干手中的权力会白白流失，落到不听话不听指挥的人手中。他抵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反对“两个凡是”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老革命老高干手中的权力被毛泽东支持的什么“造反派”“社会渣滓”和“妳办事，我放心”的“凡是派”抢去了。他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就是要严防老革命老高干手中的权力旁落到不听话不听指挥的人手中，要确保他们手中的权力能传递给他们认为的可靠接班人，以保证他们“三代”“四代”能首先富裕起来。壹句话，邓小平最关心的是“权力归谁所有”这个国家本质主义的根本问题。这就是邓小平不惜壹切代价也要镇压“六？四”学生运动的内在原因。这绝非像邓小平说那样：“这场风暴迟早要来。这是国际大气候和中国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壹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邓小平这段话回避了凭借暴力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无产阶级专政应负的责任，回避了人的良心和道德的谴责，归根结底这都是国家本质主义惹的祸。通过邓小平对”六？四“学生运动的暴力镇压，给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打了壹支强心针，使那些老革命老高干的后代更加有恃无恐地在国家权力的荫庇下，抓紧聚敛财富，使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迅速催生了壹种畸形的权力资本主义，这就是有中国特色的射秽主义。由此可见，邓小平重拳镇压“六？四”学生运动，表明了他是凭借暴力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国家本质主义的忠实信徒。

　　邓小平在1989年5月31日与李鹏、姚依林的壹次谈话中说：“对腐败现象我也很不满意啊！反对腐败，几年来我壹直讲，妳们也多次听我讲过，我还经常查我家里有没有违法乱纪的事。腐败的事情，壹抓就能抓到重要的案件，就是我们往往下不了手。这就会丧失人心，使人以为我们在包庇腐败。”（25）邓小平这段话是非常耐人寻味的。第壹，“官倒”腐败在1989年成了全国人人喊打的老鼠，使得因说“不管白猫黑猫，能捉老鼠的就是好猫”而闻名中国的邓小平，最担心自己家里出现“官倒”老鼠，使他也赶快撇清与过街老鼠的关系。“对腐败现象我也很不满意啊！”“我也经常查我家里有没有违法乱纪的事。”第二，反映了邓小平对泛滥成灾的过街老鼠显得壹脸无奈。“腐败的事情，壹抓就能抓到重要案件，就是我们往往下不了手。”为什么“往往下不了手”呢？邓小平害怕触及这个难言的本质问题，即国家本质主义的问题。第三，反映了邓小平内心深处的恐惧。“这会丧失人心，使人们以为我们在包庇腐败。”此时的邓小平最担心的是因全党全国性的腐败会影响自己的权力，他不去认真思考腐败产生的根源，思考如何建立惩诒腐败和预防腐败的政治法律框架，而是考虑如何平息民怨保住自己的权力。邓小平之所以不去认真反思社会腐败的根源，壹方面因为他不愿也不敢去触及引发社会腐败的国家本质主义的问题，从而动摇对“四项基本原则”的信念；另壹方面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马克屎主义阶级分析的思维模式，使邓小平对产生腐败的根源壹无所知。邓小平不懂得权力是腐败的根源，不懂得绝对权力是导致绝对腐败的根源，这对权力至上，以追求权力为最高目标的马克屎主义者来说，确实是壹个致命的问题。邓小平更不懂得或不愿知道人都有权力崇拜的倾向，任何壹个人都有可能被权力腐蚀，大权腐蚀高官大人物，小权腐蚀握有小权的小人物，绝对权力腐蚀皇帝、总统、主席、总书记和顾问主任，比如前苏共总书和前苏维埃主席。中国共产党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等老革命老高干，从来都没有认识到权力会对他们所认为的先進阶级和先進分子产生腐蚀的危险。在他们看来，权力只有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才会产生腐败，因为资产阶级是垂死的、腐朽的阶级。而权力壹旦被无产阶级这种所谓的先進阶级，被共产党员这类先進分子控制掌握，就能像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说的那样，能迅速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清理社会腐败。共产党人认为，社会腐败是资产阶级意识和生活方式腐蚀的结果，是由精神污染的环境造成的，而这些东西是不能腐蚀共产党人的。因为共产党员是圣人，按斯大林的说法，共产党员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按中国有些人的说法，共产党员是先進分子，“三个代表”，他们能够靠理想、靠马克屎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靠铁的纪律（按：勿忘邓小平说的“我们往往下不了手”），“拒腐蚀，永不沾”。理想信念和铁的纪律，壹定能够给共产党人被上壹层攻不破打不烂的防腐盔甲。在毛泽东他们看来，共产党人中即使有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打中落马的，那是个别少数的“意志薄弱者”，不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不能算是先進分子和“三个代表”。因此，共产党人根本忽略了“人都有权力崇拜倾向”的遗传基因，忽略了人的本性是自私利己，忘记了自己是普通人中的壹部分，忘记了我们的老祖宗是从动物世界那里演化过来的人，自称自己是什么“伟大、光荣、正确”的人上人。共产党人的这种盲目自信，使他们失去了权力能腐蚀人的警惕，最终在苏联酿成了腐败亡党亡国的、对共产党人来说是“灾顶之灾”；在中国则形成了积重难返的社会腐败，致使像被中国人称之为“改革总设计师”的邓小平也显得壹脸无奈，“对腐败现象我也很不满意啊！”“腐败的事情，壹抓就能抓到重要的案件，就是我们往往下不了手。”邓小平说的是真话啊！
　　由于邓小平对权力必然要腐蚀人的事实缺乏清醒的认识，对社会腐败的根源知之甚少，因此他想不出任何惩治社会腐败的新套路。他的反腐治腐的思路只能停留在传统的抓大案要案的认识上。他说：“腐败、贪污、受贿，抓壹二十件”，“要雷厉风行地抓，要公布于众”，“不管是谁，壹律受惩罚”。这就是传统的杀壹儆百或杀鸡给猴看。中国几千年都是这样反腐治腐，直到现在还是这样反腐治腐，这是壹种治标不治本的方法。其效果最多只能暂时取信于民，这就是是我们常说的形象工程，只是为了“取信于民”而已。邓小平说的“壹定要取信于民”，就是属于这类形象工程。中共建国后的反腐治腐都是治标不治本的形象工程。目前中共中央纪委经常高调声称的“反腐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就是虚张声势按抚老百姓的形象工程。这类形象工程不仅使反腐治腐的效果不能彰显，而且使社会腐败变成了越反越腐越治越腐的顽症，成了令中共第壹号头痛问题。难道这个问题没有解决的办法吗？也成了中国社会大众百思不解、备感困惑的问题。解决的办法是有的。问题的关键是要认清找准，同时还要勇于正视社会腐败的根源。既然“人都有权力崇拜的倾向”，既然权力是社会腐败的根源，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那末对权力严格依法限制牵制和制约，这便是抑制社会腐败最有效的方法。具体的办法是：壹，使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分开，使它们互相牵制制约，靠权力制约权力，用中医的专业术语表达，这叫“以毒攻毒”，这就是壹部分中国人经常热议的三权鼎立，事实证明，这是世界上许多国家防腐治腐的行之有效的方法。二，国家官员定期民主选举，不能由上级直接任命或由壹党的组织定夺，防止公权力被壹个政党中的少数人垄断。须知，少数人垄断国家权力，这是导致社会腐败最根本的原因。参与选举国家官员的人民代表也必须通过选举产生，不能由上级官员指定；中国地广人众，省市壹级领导和国家级的领导不能民众直选，只能由省市级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间接选举；但是这种间接选举必须是差额选举，不能搞等额选举。县市和乡镇必须全民直选，这样才能使人民群众对国家官员实行切切实实的监督，起码使人民群众在选举期间能用自己的选票行使壹次监督权。三，切实保障思想言论和新闻结社自由，使人民群众有批评揭发监督国家官员的权利，这种权利必须得到法律的保护，国家不可任意侵犯，比如像邓小平1957年制订划分右派标准所做的那样。按照这三条办法做，社会腐败就能得到有效抑制。世界上许多国家就是采用这三条办法较好地解决了治理社会腐败的问题，创造了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环境。但这三条，却遭到了中共的元老们和跟随中共元老为夺取政权而奋勇打拼的老革命的激烈反对，因为这三条触动了他们的权力神经和根本利益，触动了权力归谁所有这类国家本质主义的根本问题。他们宣布这三条是资产阶级反共反射秽主义反马克屎主义的自由化理论。这种论断我绝对认为是站不住脚的，是出于对历史无知而做的凭空妄断。因为这三条是为牵制制衡制约权力设置的政治架构，是为防制权力腐败设计的理论框架。我们此前已经探讨过，在落后封闭的野蛮社会里，权力高度集中是壹种不受牵制不受制衡不受制约的弱肉强食主义，使人类和动物聊无差异。自从人类進化到十七十八世纪，设计了对权力制衡的理论，即设计了三权鼎立、民主选举、思想言论新闻结社自由等制度来牵制制衡和制约高度集中的权力，限制强人对权力的垄断独占的欲望，使人类完成了从动物世界到人类社会的跨越。这是人类从野蛮社会到文明社会，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过渡所产生的重要成果，是属于全人类的共同财富，这是衡量现代文明国家和现代文明社会的首要标志。因此，断言自由民主的理论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硬要给属于全人类的文明成果贴上资产阶级的标签，这是壹种出于贪婪权力和迷恋权力导致的无知妄断。说自由民主的理论是反共反射秽主义反马克屎主义的理论与历史事实完全不相副。因为三权鼎立，民主选举，思想言论新闻结社自由的制度设计是在共产党、马克屎主义和什么科学射秽主义未诞生之前就已经完成了，它的设计绝对不是为了反共反射秽主义反马克屎主义。可见，“自由化”并不存在反共反射秽主义反马克屎主义的初衷，而是共产党人蓄意要反对牵制、制衡和制约权力高度集中而杜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以纵视听，并千方百计对“自由化”進行污名化，以图彻底搞臭自由民主的思想体系。共产党人为什么要仇视自由民主的价值理论呢？这是由于共产党人的宗旨和马克屎主义的价值观决定了他们要反对自由化、反对人类社会進步的文明成果！那末，共产党人的宗旨是什么呢？马克屎在《共产党宣言》写道：共产党人“只有用强力推翻全部现存社会制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然后才能获得“整个世界”。那末，无产阶级专政又是什么呢？列宁说，“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可见，共产党人的宗旨就是要夺取权力，建立“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共产党人掌握了这种权力，就能变私产为公产，没收工厂土地，搞暴力拆迁，暴力征地，大干射秽主义，就能过上衣食无忧的共纳税人之产的生活。苏共的历史证明和咱们中国的社会现实也证明，共产党人只要掌握了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反过来又能把公产变私产，使国家或全民所有的财产流向私人腰包，催生出壹个腐败的鱼肉百姓的特权阶层，这就是现在中国人恨之入骨但又对他们无可奈何的“黑领阶层”。苏联共产党的历史证明，离开了不受法律约束的权力，共产党人什么也办不成，到手的东西也会统统丧失。因此，用马克屎主义价值观武装走来的共产党人是典型的权力崇拜迷，典型的暴力崇拜迷，是典型的权力和暴力万能论者。可见，不是三权鼎立，民主选举和思想言论新闻结社自由的“自由化”要反共反射秽主义反马克屎主义，而是共产党人为了维护自己手中不受制衡制约的权力，为了维护自己手中的特权要反对自由化，要反对人类自由民主的文明成果。可见，三权鼎立，民主选举和思想言论新闻结社自由的制度设计的伟大历史功绩，就在于它能抑止人对权力和暴力的独占垄断的欲望。这就从根本上触犯了共产党人的大忌，击中了马克屎列宁主义价值观念中权力崇拜的要害，成了马克屎列宁主义运用暴力恐怖手段独霸世界改造世界的最大障碍。这是招致信仰马克屎列宁主义的共产党人对自由民主价值观念疯狂仇视和激烈攻击的根本原因。邓小平和他的继任人不仅断然否认不受限制的权力高度集中是致使社会腐败的根源，反而还确认不受牵制、制衡和制约的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是射秽主义的总优势。把中国沿袭几千年的政治体制贴上“射秽主义总优势”的标签反复宣传，还把它冠上有中国特色的射秽主义。这就把毛泽东的”马克屎加秦始皇“改头换面成了“射秽主义加秦始皇”。使秦始皇役计的那套老皇历和独裁专制的政治体制不仅未弱化，反而与时俱進更加强化。力图在中国使权力高度集中的趋势不可逆转，以组织提拔代替民主选举，代表大会未开，上级指定的官员先期空降而至，使官本位愈演愈烈。现在虽然不提党的壹元化领导，但是党的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非但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严重。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权力臣服于党委书记而无法发挥应有的监督作用。行政长官的权力受制于党委书记，公检法不能独立，司法不能独立，新闻媒体不能独立，形成了以党委书记为核心的金字塔权力结构，使得书记的权力不受制约，书记的权力可以为所欲为。他们打着“为人民服务”的旗号，跃居道德的最高点，使其所属的每壹个人都成为权力金字塔结构中的壹块砖。据有些资料统计，全国在职处级干部有182万人，这种不受制衡牵制的权力政治体制促使他们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热中迎合上级的政治要求，以求政治利益的极大化，以及最大化地扩张地方或部门的财政能力。用通俗的话说，这伙官僚群朝亁夕惕梦寐以求的就是升官发财，扩充地盘。大官发大财，小官就发小财，凡是有点权力的人，都能从公有制的经济中捞取和自己的权力相般配的财富。这就是马克屎主义者长期宣传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理想。这就为那些和权力有缘的，尤其是和手握大权的高干及其子女亲朋有缘的人聚敛社会财富洞开大门，导致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创造的社会财富高度集中到少数拥有官僚背景的人手里。这是壹帮黑领富豪，他们攫取民脂民膏，出卖公权力，侵吞国家财富，损害国家民族利益，败坏社会道德伦理，践踏法律底线。他们是国家的公敌，人类的公敌。这些丧失信仰的黑领们早已将发财致富作为他们的宗教，将金钱作为他们的教主。这就是当代中国的奇特处。现在的中国究竟奇特在什么地方，奇特在中国三十余年来出现了权力与资本的结合，也就是官僚资产阶级与资本主义的结合，从而形成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壹种新的社会体系。这种体系就是中国理论宣传部门反复唸刀的“有中国特色的射秽主义”。这种“有中国特色的射秽主义”的奇特之处集中表现在金融、外贸、土地开发、大型工程、证劵等五大领域中，担任主要职务的基本上都是高干子弟。中国的亿万富豪，据新华网发表的北京科技大学教授赵晓的文章称，“中国大陆财富过亿的富豪91%是高干子弟”。2011年2月12日，网上又传出了中国铁道部长刘志军被“双规”落马的消息，又增添了凸现当今中国奇特的材料，据初步统计，拥有18名情妇的刘志军在位期间，铁道部系统在海外吃回扣，贪污腐败工程款，由铁道部系统倒买倒卖火车票总数额高达600亿人民币，其中和刘志军家族有关的有120亿。中纪委透露，参与国外采购高铁相关设备的28位铁道部官员竟然有19位在海外有帐户，12位的帐户开在瑞士银行。所有28位都有亲属在海外，其中有16位直系亲属在海外。身价数百亿元的刘志军在中国黑领富豪中其实根本不值得壹谈。真正的超极富豪往往与垄断性的政治权力成正比，权力与资本的重合是中国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也是后果。

　　根据以上对国家本质主义的分析，可见何谓国家本质主义，通俗地说，这是壹种权力崇拜主义和暴力崇拜主义。每个人都有权力崇拜的倾向。这种权力崇拜产生于远古人类的洞穴时代，可以说权力崇拜是与人生俱来的壹种本性。这种本性源于动物世界的生存竞争，自然选择和弱肉强食。正因为这种权力根源，使人类长期以来对权力陷入盲目性，不知怎样认识它，不知如何驾驭它。因此，使权力长期充满著神秘性，任其不受牵制和制衡，导致人类对权力长期产生壹种恐惧和害怕心理。像我们的祖先对天然火的认识壹样，在未认识火的特性之前，见到火就像其他的动物拚命逃离而恐惧万状。自从我们的祖先认识了火的特性并能控制使用火为自己服务的时候，才使人和动物产生了不可逾越有鸿沟，使人终于成了人。人类自从动物世界分离出来之后的漫长岁月里，不分人种，彼此彼此，并无先進与落后，野蛮与文明之分。这种区分是人类社会形成很久很久以后的事情。其中壹个重要的区分标准就是对权力的认识。最初的人类只有公权没有私权，公权壹直被部落酋长控制掌握。部落酋长拥有生杀予夺的暴力。请看《史记》的记载：尧通过“流共工于幽陵”，“放讙兜于崇山”，“迁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而使“天下咸服”。原始部落社会解体之后，这种公权逐渐被柏拉图所说的是由“聪明人”所控制，后来被黑格尔所说的是由懂得历史发展规律的人所控制，再后来被马克屎和列宁所说的是由先進阶级和先進分子所控制。这种理论传到中国后至现在，认为公权力应掌握在真正的马克屎主义者手里或“三个代表”手里。私权就是人权，是随私有制的产生而产生。私权产生之后，壹直被公权视为异端，被公权左看右看都不顺眼。那些掌握公权力的人壹直把私权或人权看成是万恶之源，是破坏社会稳定的魔鬼，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从而千方百计要加以扼杀痛剿。几千年来有无数的个体因捍卫自己的基权利，为了争壹句说话的权利却被视为大逆不道而惨遭迫害。这种事情在各个国家和各个民族都反复发生过，不过中国尤其多而已，差别就是这壹点。长期以来，人类为捍卫私权或人权的尊严進行了前仆后继的不懈斗争，直至十七和十八世纪，欧洲出现了壹批人文主义者，他们大声疾呼，公权必须限制，私权或人权必须尊重，不得受公权的任意侵犯。这就是著名的《人权宣言》之由来，这就是西方国家的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三权鼎立”政治框架产生的原因，这是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念。运用这种价值观念治理的国家或社会，被称为文明国家或文明社会，这种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日趋稳定和谐，欧洲由长期的四分五裂战火纷飞的动荡地区，已走向大联合大和解的政治经济军事壹体化，充分证明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念是讲法制讲道理尊重人权促和谐的文明价值观念，具有无限的生命力。相反，按照马克屎列宁主义价值观念建立起来的庞大苏维埃联盟竟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壹个晚上轰然坍塌，这是因为马克屎列宁主义是不讲道理、依靠权威暴力专政治国的霸道主义。它的口号虽然是“要解放全人类”，但它首先关注的是壹党之私、集体之私和集团之私的霸道主义，是不得人心的权力高度集中的射秽主义，是壹种公权至上，蔑视人权的射秽主义。常言道“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中国的改革何去何从，只要对自由民主主义和马克屎列宁主义進行理性简单地比较壹下，答案就不言而喻了。

使壹个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与和睦相处，这不仅是中国人，也是世界各国人民千年的企盼和百年的美梦。如何使这壹企盼和美梦变成现实，强烈地吸引了千百年来世界各国的智者仁人的关注目光。尤其是自19世纪以来，有许多杰出的学者和思想理论家对此進行了契而不舍的探索。他们都比较壹致地认为，为了使人类的千年企盼和百年美梦变成现实，必须找到科学的治国理念。于是他们设计了各种的治国方案并付诸实践，有的取得了较理想的效果，促成了社会的安定和繁荣；有的效果不够理想，引发了长期的社会动荡和战乱，致使政治经济的发展停滞不前，使人民群众长期生活在饥寒交迫的困境中，甚至最终导致国家民族的解体。现在，我不揣浅陋把自己了解的各种治国方案归纳为两种不同的治国理念，这就是“维稳”和“安民”。
所谓“治国理念”，是指对国家的起源，性质和作用的壹种认知。这种认知不是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而是在国家产生之后经历了很长的时间才逐渐形成的。因此，当今所指的治国理念是几千年的治国经验的总结和升华。这种治国理念可以追溯到19 世纪的著名学者和思想理论家的著作中，其中最具权威的著作要数1877年美国学者摩尔根发表的《古代社会》和1884年恩格斯发表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现在我先从“安民”的治国理念谈起。
“安民”的治国理念，依我的浅陋之见，首先出自19 世纪美国的著名学者路易斯·亨利·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壹书。他在该书中科学地考察了国家的形成和演变过程，发现了近代国家的主要政府制度，“实生根于野蛮阶段，而推其萌芽之始，则又在更早的蒙昧阶段。”近代的参议院是从古代的酋长会议发展而来，近代的众议院是从古代的人民大会发展而来，这两者合组成近代的立法机构。又如近代的最高行政首脑，无论是封建国王和立宪国王，无论是皇帝或总统，都是从古代的军事统帅中发展而来的，这是自然的合乎逻辑的发展结果（见《古代社会》第318页）。可见，根据摩尔根的观点，国家的形成产生绝非像后来马克屎和恩格斯所断言的那样，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
摩尔根在考察了近代国家和古代氏族部落之间的联系之后，还侧重考察了近代国家和古代氏族部落之间的重大区别。这就是古代的氏族部落是建立在“以纯人身关系为基础”的根基之上，而近代国家是建立在“以地域和财产为基础”的根基之上（见《古代社会》第6页）。因为古代氏族部落和近代国家的立脚根基不同，这就决定了这两者的作用功能存在很大区别。古代氏族部落组织的功能作用就是保护本氏族部落成员的个人安全，使他们在处于忧患困难之际能互相支援、保卫和代尝损害的义务（见《古代社会》第74页）。近代国家的功能就是通过地域关系来处理财产和处理个人的问题（见《古代社会》第6页），这决定了国家的职能就是“守土安民”。因此，我认为国家“守土安民”的职能是从《古代社会》这部不朽著作中得出的自然的，合乎逻辑的治国理念。因为摩尔根是历史上第壹位用科学理性的态度考察了国家的起源和功能的伟大学者，私下认为“安民”的治国理念是摩尔根的壹大发现，这为推动人类社会的進步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守土”，就是国家的领土主权完整不受任何侵犯；“安民”，就是公民的生命财产尊严，思想言论自由的权利，即公民的基本权利，也就是人权不受侵犯。这两个“不受侵犯”就是维护壹个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及社会和睦不可缺少的条件。在专制主义政治体制的国家里，由于统治阶级，即掌权阶级只承认国家的主权至上，千方百计贬抑公民的基本人权；他们打着舍小家顾大家的旗号，任意侵犯公民的财产、生命、自由的基本权利，这是导致专制主义政治体制的国家社会动荡不安，民怨沸腾的根本原因。
“安民”这种治国理念是历史進步发展的产物，不是摩尔根“眉头壹皱，计上心来”的发现。自从文艺复兴运动以来，许多思想家在同专制主义的国家权力進行了持久不懈的斗争，为保障公民的财产、自由和生命的基本权利進行了不懈的努力；最终形成了林肯总统在《葛底斯堡的演说》中揭示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治国理念，并誓言要使这个治国理念“永世长存”，要使“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壹代二代三代传之万代，从而确立了近代的人权观念在欧美社会不可动摇的地位。这为欧美社会的繁荣稳定，为欧洲各国步向政治经济壹体化奠定了基石。因此，巩固的不可任意侵犯的人权成了当代的立国之本，国家繁荣强盛之本，国家现代化之本。可见 ，“安民”充满著现代公民社会的色彩，是壹种全新的治国理念。
自由是人权中的核心灵魂，它是壹种不可剥夺的权利。这种权利不是出自深思熟虑，而是出自本能。但它却是人类的发明创新之源，蕴藏着无限的创造力，给社会的進步发展提供了无穷的动力。因此拿破仑说：“科学尊重人的创造精神”（引自《拿破仑传》第52页），也就是说，科学也尊重人的自由。所以，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把自由民主科学相提并论是有根据的。经验证明，自由还为科学认知提供了源源不绝的原始材料；可以说没有自由就没有科学，自由是科学之母。可见自由和人的创造精神不是出自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的产物，也不是出自纪律的产物。自由和人的创造精神是要突破领导组织计划纪律的约束而存在。
因此鼓吹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有纪律的自由的那伙人，纯系是壹群以讹传讹不愿思考问题的懒虫。毛泽东有壹句著名的口头禅，“有话就说，有屁就放”，他老人家也认可说话放屁无须经过领导组织的批准，无须列入计划的范围，不应受纪律的约束。企求用组织领导计划纪律来约束钳制思想言论自由，净化社会舆论和网络空间，这无异是壹种禁止限制他人放屁的歪理。这种“歪理”名曰“独裁专制”，它曾经或将继续给人类社会制造无穷灾难。人类進化的历史证明，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没有科学，人类的创造力就会衰竭枯萎。对不妨碍不损害他人的自由采取容忍宽容的态度，尤其是掌权的领导阶级对自由是否采取容忍宽容的态度，这是区别人和动物的分水岭。
因此，捍卫思想言论自由就是捍卫人权，这已经成了文艺复兴之后响彻世界的最强音。但是遗憾得很，由于几千年的专制文化，特别是明清以降超强的文化专制主义在中国周边筑起了壹道密不透风的围墙，长期使中国人无法听到这个世界的最强音，只能偶尔听到壹些微弱的回音。这就为中国的卫道思想家和乡愿姿意扭曲自由人权提供了挥洒的空间，使自由人权长期在中国成了青面僚牙的妖魔，为官场腐败的滋生漫延提供了温床。
目前在神州大地流行壹种有中国特色的人权理论，名叫“人权是生存权”，也就是毛泽东确认的“只要有饭吃就行”的人权（引自《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这种“人权”理论在当今的中国理论和网络世界里可谓甚嚣尘上。支持推崇这种“人权”的特色理论家们，疯狂地攻击和扭曲自由民主的人权，把其视为是西方列强对外侵略扩张，干涉他国内政，制造颜色革命的工具；这引起了很多自由民主人士的忧虑和不满，更引起了众多中国人的好奇与探索。那末，这是壹种什么“人权”呢？
这种“人权”的核心是“生存第壹”，“吃饭第壹”。这种“只要有饭吃就行”的“人权”最能打动平民百姓的论据是“自由不能当饭吃”。这种中国版的“人权”最终追求的目标是享受天伦之乐、老婆孩子热坑头。什么财产生命尊严不受侵犯呀，自由不许剥夺呀，统统让它见鬼去，只要吃饱肚子就“自由”了。这那里是“人权”？这纯系是“动物权”，是豺狼虎豹之类的“生存权”。为了这种“生存权”，为了抢饭吃，什么手段都可以使用，杀富、劫富、仇富是实现这种“人权”或“生存权”的根本途径。中国历代的农民起义，包括毛泽东领导的打土豪分田地的农民革命战争，和以“消灭私有财产权”为宗旨的什么射秽主义革命和射秽主义改造，都是围绕杀富、劫富、仇富而展开。
可见中国版“吃饭第壹”的“生存权”，是建立在损害他人财产，伤害他人性命和自由基础之上的“人权”，这和豺狼虎豹的“生存权”，和“动物权”有何异？可见“人权是生存权”，这是壹种假人权理论，伪人权理论。这种豺狼虎豹式的“人权”理论是长期引发中国社会大动荡的根源，是危害中国的独立自由民主富强和破坏中国社会稳定的第壹号天敌。
与中国版“吃饭第壹”的“人权”相对应的是西方自由民主的人权，是壹种维护财产生命尊严和思想言论自由不受侵犯的人权。这种人权的核心就是自由。这种自由不是杀富、劫富、仇富的自由，不是贪污腐败的自由，不是壹把手说了算、壹把手为所欲为的自由；而是全社会发明革新创造的自由。只有不断的发明革新创造，社会才能不停顿地進步发展繁荣，财富才能井喷式地增长，人类才能最终吃饱肚子。中国几千年的文明社会最缺乏就是这种发明革新创造的自由。十壹届三中全会只给了中国人壹点点这种自由，就立马解决了笃信“吃饭第壹”的毛泽东长期为之疲惫不堪未能解决的吃饭问题。十壹届三中全会给中国人的那点点自由，就是西方版的发明革新创造的自由。我想，如果中国共产党多给壹点中国人这种自由，中国的面貌肯定会得到更大的改观。
这就是我对“安民”治国理念，对自由民主人权的解读。
与“安民”的治国理念相对应的是“维稳”的治国理念。“维稳”的治国理念，依我的浅陋之见，首先揭诸于马克屎生前托付的，由恩格斯撰写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之名著中。恩格斯这部1884年出版的名著比摩尔根1877年发表的《古代社会》晚七年。这两部名著都为探讨近代国家的起源、性质和功能作用各自发表了不同的观点，都各有壹批热心的读者和信徒。
摩尔根认为，国家是从古代社会的氏族部落组织進化演变而形成的；恩格斯（包括马克屎）则认为国家是社会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摩尔根认为国家的作用就是保卫国家的领土不受侵犯，保护公民的生命财产和自由尊严不受侵犯；恩格斯则认为国家是统治阶级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工具，是壹个阶级镇压另壹个阶级的机器。从这两种对国家的起源、性质和功能作用的不同表述，可以清楚地看到摩尔根坚持壹种守土安民的治国理念，坚持林肯提出的“民有、民治、民享”的自由民主的治国理念；恩格斯则坚持壹种国家是维护统治阶级的权力和意志不能动摇的治国理念，坚持自柏拉图以降的独裁专制主义的治国理念。
马克屎和恩格斯的这种治国理念，被后来的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获得了淋漓尽致的发挥阐述和展开，从而形成了完备的马克屎主义的治国理念。这种治国理念的核心就是“维稳”，它是建立在在人与人相互关系的这块基石之上的，宗旨就是要维护统治阶级的绝对权力和意志不能动摇，这就是我们当今耳熟能详的“稳定压倒壹切”之大政方针形成的理论根源。
我们知道，摩尔根的治国理念是和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近代的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念壹脉相承，特别是和林肯提出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治国理念有直接的关联；而马克屎主义的价值观念却是壹种古老的价值观念的继续和延伸。它继承了古代赫拉克利特“战争是万物之父，也是万物之王。它证明这些是神，那些仅仅是人，让这些人变成奴隶，而让前者变成主人”的暴力至上的价值观念；它继承了柏拉图“聪明人应当领导和统治，而无知者应当服从”的权力至上的政治理念；它继承了黑格尔矛盾对立不可调和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辩证法的哲学原则。可见，马克屎主义的治国理念，是壹种古老的专制主义的治国理念。
历史证明，古今中外凡是坚持专制主义治国理念的独裁者都坚信自己是“天然”的主人，神圣的“天子”；坚信自己是先進阶级先進政党的代表，还自封是“X代表”。古代的专制独裁者认为自己代表了“天命”，当代的独裁专制主义者认为自己代表了社会发展的规律，代表了先進的文化和代表了先進的生产力，他们都认为自己是绝顶聪明的“天才”，是理所当然的统治者。因此，他们的意志权力就是国家的意志权力，是神圣不可动摇的意志权力。这伙“代表”组成了列宁说的可以“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统治阶级，是有权实行“严厉的、坚决无情的国家强制”的先進阶级，他们控制的权力是“不与任何人分掌而直接凭借群众武装力量的政权”。所以我们可以断言，列宁是古今独裁专制主义治国理念的空前绝后的集大成者。是列宁全面精深阐述和展开了马克屎、恩格斯的“维稳”治国理念。这种治国理念曾全面深入贯彻于前苏联和1949年后的中国大陆，给前苏联和中国社会造成了致命或重大的损伤。
那末，马克屎主义的“维稳”治国理念有什么特点呢？它和自由民主主义的“安民”治国理念有什么重大区别呢？
要正确认知马克屎主义的“维稳”治国理念，首先必须弄清楚国家的统治阶级是什么。按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壹书中的说法，国家“总是最强有力即在经济上占统治的这个阶级的国家，而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又成为政治上也占统治阶级，并由此获得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工具。”由此可见，在恩格斯看来，经济上占统治的阶级就是国家的统治阶级。也就是说，占有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的有钱人或富人就是国家的统治阶级。恩格斯在该书中还确认古代的奴隶主，后来的封建贵族地主，近代的资本家富翁就是国家的统治阶级。恩格斯的这壹国家观念壹直被马克屎主义者，更是被中国的马克屎主义奉为天经地义的真理。我认为，恩格斯关于国家统治阶级的定义是违背客观事实的，因而是错误的。
我们只要稍微浏览壹下历史，便能发现占有生资料和社会财富的有钱人或富人都是国家统治阶级敲诈勒索的首要对象。不然，17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和18世纪的法国资阶级为什么要带头革命造反；为什么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富甲壹方的豪强地主商贾被抄家灭族或被强迫离开故居迁徒远方；为什么近代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受尽了各路军阀的欺凌讹诈，这都充分证明古今中外许多占有生产资料或社会财富的有钱人或富人，不是国家的统治阶级；相反，他们往往成了国家统治阶级的最大受害者或首要受害者。
可见国家不是像恩格斯断言的那样，国家“总是最强有力即在经济上占统治的这个阶级的国家”，而是属于那些垄断控制了国家权力的同伙，即是掌权阶级的国家。只有掌权阶级才是国家的统治阶级，而非掌权阶级或无权阶级（按：不等于无产阶级）就是被统治阶级，这是壹个由无权的穷人和富人共同组成的被统治阶级。由此可见，权力与生产力及社会财富之类的经济因素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
那末，决定权力的因素是什么呢？是暴力。赫拉克利特说：“战争是万物之父，也是万物之王。它证明这些是神，那些仅仅是人，让这些人变成奴隶，而让前者变成主人”。可见，战争暴力才是权力之父，是关系壹个人是主人还是奴隶，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的决定因素。因此毛泽东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是几千年权力斗争的最高经验总结。毛泽东的观点和赫拉克利特的观点是壹致的，和恩格斯的观点却存在极大的区别。
那末，暴力又是什么呢？按恩格斯的提法，暴力“本源的东西”是什么呢？暴力“本源的东西”不是马克屎说的那样，“是壹种经济力”(引自《资本论》第壹卷第828页）；也不是恩格斯说的暴力“本原的东西”，“是经济力量，是占有大工业这壹强大的手段”（引自《反杜林论》第171页）。我认为暴力“本源的东西”是生物个体的意志和体能的展示，是大自然赋予生物个体生存竞争的壹种能力。在生物世界里，尤其是在动物的群落里，特别是在高等动物的群落中，所谓暴力“本源的东西”，就是谁拥有不服输的意志和强壮的体魄，谁就能成为兽中王。比如猴王、狮王、虎王，它们都拥有不服输的意志和强壮的体魄才成了动物世界的主人，成了威风凛凛能够独占垄断和异性交配权利的兽中之王，它的意志便成了那个动物群落中谁也不能抗拒的意志；而相反的同类却成了可怜巴巴的被统治者。可见，暴力“本源的东西”不是“经济力”，不是“经济力量”，更不是“占有大工业这壹强大的手段”。
达尔文的進化论告诉我们，人和人类社会是由灵长类的高等动物和其群落的长期演变進化而形成的。所以人类社会中的暴力和动物世界中的暴力存在相同的基因和本源。人类社会中的暴力是人的意志和能力的展示，谁拥有不服输的顽强意志和非同寻常的组织能力，谁就能成为人中王，就能当皇帝当总统，当主席当总书记。在此，私下认为，不服输的意志是壹个人能否成为人上人，人中之王，能否挤進国家统治阶级的行列，能否成为掌权阶级的关键因素。
所谓“不服输的意志”，就是指人的某种特质和精神，这是壹种经得起失败的折腾，经得起困难的磨炼的壹种精神。“不服输”，对动物而言，这是壹种本能的行为；对人而言，“不服输”则成了壹种自觉的思想意识。这种思想意识千方百计要把个体暴力组织提升成为集体暴力，使之成为政党集团的暴力，使之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并被升华成为壹种重要的“不服输”的理论。这种思想意识和理论被毛泽东精辟概括为“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致胜利”（引自《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这种“不服输”的精神是猴王、狮王、虎王成功的原因，更是皇帝、总统、主席和总书记成功的原因。这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不仅适用动物世界，也适用人类世界。
毛泽东就是经过了二十多年的“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的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通过了二十多年在战场上流血流汗摸爬滚打的痛苦磨炼，最后成了二十世纪中国壹言九鼎的革命领袖，确立了他在党内军内的绝对权威，确立了以他的意志为国家的意志。从此，使全国不分男女老幼都要和他同乐同悲同哭同笑，致使全国形成了壹种“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称赞我称赞，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進”的权力意志高度统壹的政治局面，充分证明革命领袖的意志拥有无穷的魔力。所以暴力不仅是意志的展示，也是权力的展示，是权力的基础。
这就是毛泽东可以不当国家的主席，但是党的主席和军委主席那是非当不可的。邓小平则比毛泽东做得更聪明，莫说国家主席他不当，就是党中央主席他也不当；什么权都可以不要，但是军委主席这个权万万不能丢。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暴力可以成为把壹个人的意志强加于人，或可以使他人折服于自己意志的壹种工具。头可断，血可流，但是权力不能丢；砍头不要紧，权力最要紧，这是共产党人在武装夺权的斗争中锤炼出来的党性。所以，国家统治阶级的意志不能动摇，这就是马克屎主义的国家权力观，也是古老的、传统的统治阶级的国家权力观。
通过对统治阶级就是掌权阶级，掌权阶级的意志就是国家的意志的认知辩析之后，我们就能比较容易把握马克屎主义的“稳定压倒壹切”，即权力压倒壹切的“维稳”治国理念的特征。在未正式剖析马克屎主义的“维稳”治国理念的特征之前，我认为有必要回忆林彪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说的壹段堪称是马克屎主义的经典名言：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巩固政权也靠这两杆子。林彪这段话之所以堪称马克屎主义的经典名言，因为它言简意赅地披露了马克屎主义维稳治国理念的基本特征。根据林彪的启示，我把马克屎主义的维稳治国理念的基本特征概括如下：
第壹，枪杆子维稳，即暴力维稳。我们知道，马克屎主义的治国理念是传统专制主义理念的继承和发扬，是赫拉克利特、柏拉图和黑格尔治国理念的继承和发扬。这种治国理念的基点核心就是柏拉图说的，“聪明人应当领导和统治，而无知者应当服从。”那末，如何才能使这种“统治”与“服从”的关系确立起来而又不动摇呢？这就是赫拉克利特说的，通过暴力来证明“聪明人”是“神”，是“主人”；证明“无知者”“仅仅是人”，是“奴隶”。这是黑格尔辩解的“壹切现实的皆是合理的；壹切合理的皆是现实的”，即是说聪明人应当领导和统治是现实合理的，无知者应当服从统治也是现实合理的。这就是恩格斯主张的“维稳”，是“壹部分居民用刀枪大炮，即用非常有权威的手段强迫另壹部分居民接受其意志的动作”（引自《论权威》）。用中国共产党人发掘的马克屎主义的精髓来表述，这叫“实事求是”。
马克屎和恩格斯就是根据历史事实，“实事求是”或“唯物”地提出了国家是统治阶级镇压被统治阶级，是“聪明人”统治“无知者”的工具的治国理念。这种治国理念的实质是要维护“统治阶级”、“聪明人”，即掌权阶级的意志权力不动摇。这种意志权力集中体现在皇帝说的话是“金科玉律”，是“圣旨”；哲学王和思想家，比如古代的柏拉图，后来的黑格尔，近代的马克屎、恩格斯以及列宁、斯大林说的话都是“万能”、“正确”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当代的毛泽东、邓小平和“三个代表”讲的话都是胜似“九重天”的壹言九鼎。对圣人伟人讲的话必须像中世纪的教徒对“圣经”那样虔诚笃信，不许质疑批评；否则就是犯上，谋反，反革命，破坏社会稳定；就必须進行专政，株连，杀无赦。这就是“稳定压倒壹切”，“权力压倒壹切”的真谛，是马克屎主义枪杆子维稳治国理念的第壹个特征。
第二，笔杆子维稳。其内容是：（1）紧紧抓住舆论导向维稳。严格规定所有的宣传工具，如报刊、电视、网络等必须成为执政党的喉舌，必须引导公众舆论为维护执政党的伟大、光荣、正确的形象服务。共产党的宣传部也就成了消弭民怨，禁止发牢骚泄愤懑的，用来制造各种政治氛围的“公共舆论局”，这是人云亦云不许独立思考的“公共舆论局”。
共产党人抓舆论导向的拿手戏就是抓典型和靠典型引路。共产党人树立的典型都是出自为维护党的形象，出自为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目的服务的，说白了就是为了维护壹号领袖的形象和权威树典型。为此可以隐瞒事实或加点事实；可以歪曲事实或捏造事实；可以指鹿为马或颠倒黑白；可以不择手段诱导公众出卖良心和灵魂。比如上世纪六十年代在全国学“毛著”的群众运动中树立的典型，如雷锋、廖初江、黄祖示、丰福生、李素文、陈永贵等等都是属于这类典型，他们都成了过眼烟云的典型。这个典型群体中最后只剩下壹个雷锋，但他却成了像关公之类的“忠”的符号“忠”的偶像而不再是鲜活的人了，这给中国人留下了回味无穷的思考。这种舆论导向的结果，竟出现了共产党人办的《真理报》无真理，《消息报》无消息，《人民日报》人民群众不爱看的咄咄怪事。由此看来，为了某种目的而人为树的典型是没有任何生命力的，它对社会造成的影响肯定是负面大于正面，这类典型越多，社会的负面观感就越大，这对维稳治国只能帮倒忙。
不断变换理论翻新维稳。世界上没有那壹个国家像中国那样，在短短的半个多世纪中推出了那么多治国理念的新理论新花样，什么马克屎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呀；什么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理论呀；什么科学治国，中国梦呀，很像舞台上“妳方唱罢我登台”的戏剧表演。每届领导上任，都要在价值观念的表述上弄点新花样，搞点新花招，都想在历史上留下壹点“不朽”的什么东西，使得中国的老百姓眼花缭乱，莫衷壹是，无所适从。这是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念失衡的壹种表现，是缺乏理论自信的表现，是导致当今中华民族出现信仰危机的壹大原因，使当今的中华民族成了壹个没有信仰的可悲的民族。
这些理论花样都随研究维稳治国的新形势，研究维稳治国斗争的新动向而不断推陈出新。而且每次的理论花样翻新，都要制造壹批维稳治国的惩治打击对象。上世纪五十，六十至七十年代，先后推出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知识分子臭老九当做维稳治国的打击对象；八十至九十年代推出资产阶级自由化知识分子，不同政见者和动乱分子做为维稳治国的惩治对象；進入二十壹世纪，则把反对官商勾结暴力拆迁的受难公民当做破坏社会稳定的村匪路霸钉子户加以惩治打击。凤凰卫视还曾披露了山东某地竟敢胆大妄为把上访伸冤的农民弟兄从中央信访办门口处捕获扭送到精神病院“治疗”，大造维稳恐怖气氛。
制定双重是非标准维稳。双重是非标准的灵魂是马克屎主义的阶级分析论。通过阶级分析论把犯同样错误的人進行区隔，分别做不同的结论和处理。比如犯同样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毛泽东犯错误是失误，周恩来犯错误是违心，而林彪、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壹批老革命老功臣，以及在“文革”中掘起的新贵“四人帮”犯错误是反革命，这是“州官可以放火，百姓不能点灯”的老把戏。
我认为二十世纪对中国人和中国社会造成最大伤害的，莫过于这种双重是非标准，即阶级分析的理论。马克主义的阶级分析论传人中国后，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道德观念進行了壹场大洗劫大扫荡，彻底撕立了中国社会和族群联系的纽带，把中国社会分为光明的和黑暗的，把中国人分为敌人和朋友两大阵营，分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两大派，把中国人贴上各种各样的“份子”标签符号，极大地扭曲了中国人的道德思想观念和做人的底线；把明清以后形成的极权专制主义文化擡升到壹个新的高度。这种新的专制主义，即马克屎主义的阶级分析论表现为极端的唯我独尊和以我划线，对与己不同的思想观点進行彻底封杀，对敢于犯颜直谏的志士仁人如彭德怀，辽宁的张志新，江西赣州的李九莲進行严厉惩处。以上就是马克屎主义笔杆子维稳治国理念的第二个特征。
第三，均贫富维稳。众所周知，支配中国几千年的主流价值观念，就是孔夫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术思想。孔夫子有段名言集中概括了他提出的治国理念：“丘也闻有国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引自《伦语·季氏第十六》）。这是中国几千年的统治阶级遵行的维稳治国理念。历代的独裁专制主义者，除昏庸的帝王都非常重视“均贫富”治国的理念，都相信“财聚人心散，财散人心齐”的治国经验谈。他们都重视镇压无法无天咨意兼并土地危害农民生命安全的豪强恶霸，重视惩治鱼肉百姓的贪官污吏，力推耕者有其田的“均田制”，力行平徭均赋以争取民众对自己的好感；他们都知道“得民心者昌，失民心者亡”的道理，都懂得民心的向背和百姓群众的支持是自己能否稳坐天下的合法根据。这些孔夫子的治国理念在中国的史藉中都能找到，我相信这不是史学家的胡编乱造。
把孔夫子（公元前552—前479）的学术理念和比他稍后的古代希腊的著名思想家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的学术理念進行比较，便能发现这两者有很多惊人的相通之处。大家知道柏拉图之所以闻名古今，就是因为他设计了壹种理想的国家社会。这种理想的国家社会是壹种均贫富的国家社会。在这种理想的国家社会里，没有私有财产，没有人压迫人的现象，共同劳动，产品平均分配，大家过著安贫乐道令后人称羨不已的幸福的好日子。这和孔夫子的“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的愿景完全相符。
遗憾的是柏拉图设计的这种理想的国家社会最终像苏联那样解体了。这种理想的国家社会为什么会瓦解崩塌呢？柏拉图认为，这是因为产生了私有制，是理想国家里的居民追求财富贪图享乐的结果。于是柏拉图得出了壹个影响了人类社会几千年的重要结论：要建成理想的国家社会，必须消灭私有制。因为私有制是壹切罪恶之源，是人类道德堕落，灵魂龌龊的根源。柏拉图的这壹重要观点被后来形形式式的射秽主义学派所继承，也为马克屎继承了。他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用壹句话来表示：消灭私有财产权。”
从此，“消灭私有财产权”的口号，促成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更成了共产党人凝聚无产者或财产不多的小私有者，贫苦农民，流氓痞子和行踪江湖，落草深山的强盗土匪打家劫舍杀富济贫的旗帜，成了二十世纪世界革命暴动的旗帜。革命的结果在苏联建立了显赫壹世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射秽主义国家，也就是两千多年前柏拉图憧景的理想国家和理想社会。
为了巩固稳定苏联创建的无产阶级专政，列宁、斯大林遵照马克屎主义的国家理念，通过暴力没收资产阶级的财产收归国有；通过消灭富农实现了农业集体化，从而在苏联建立了没有私有制的均贫富社会。众所周知，苏联终于解体了。使曾经壹度消灭了的私有制，又像白居易的诗歌所描绘的那样“离离原上草，壹岁壹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充分说明私有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漫天的无产阶级革命烈火无法摧毁它的无限生命力。由此可见，共产党人的“消灭私有财产权”，和唐吉诃德与风车搏斗的故事壹样，是壹场倒行逆施荒唐可悲的人间闹剧。
由于柏拉图的学术理念和孔夫子的学术思想存在很多契合点，使得马克屎主义的“消灭私有财产权”的射秽主义在中国畅行无阻风行壹时，使毛泽东的眼睛为之壹亮，仿佛找到了巩固工农联盟的灵丹妙药，这就是“使私有制绝种”。毛泽东在《农业合作化的壹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壹文中信心满怀地声称，使私有制绝种，实现农业合作化，抑制农村中的自发势力，我们就能在无产阶级射秽主义的基础上，巩固同农民的联盟，全体农村人民就会壹年壹年地富裕起来。可见，毛泽东把“消灭私有财产权”，建立均贫富的射秽主义社会，视为是“维稳治国”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关键举措。
结果呢？则事与愿违。1956年，当射秽主义改造宣布完成之时，也就是使私有制绝种之日起，便意味着全国社会开始進入大动乱之时。从而使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以中国特有的方式在古老的神州大地空前激化起来了：1957年反右派，弄得举国上下人心惶惶；1958年的“大跃進”和大括“共产风”，引发全国三年大饥荒；紧接着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终于酿成了史无前例的十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大革命”不仅乱了敌人，也使共产党几乎受到瘫痪式的创伤，使全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反复折腾，使全国人民的生活苦不堪言。这归根究底都是“消灭私有财产权”，搞什么射秽主义改造，使私有制绝种闯的大祸。最终使“均贫富”维稳治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成了划饼。若不是19 78年十壹届三中全会果断制止纠正这种荒唐的理论和荒唐狂热的行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和中国社会的前途就真的会令人不堪其忧了。
目前中国有壹批“左袒派”的理论家极力鼓噪，不许否定射秽主义改造的什么“成就”；认为否定共产党人的“消灭私有财产权”的理论纲领，就是背叛马克屎主义，挖共产党人的政治墙脚，破坏社会稳定，颠覆无产阶级政权，搞颜色革命，充分暴露了“左袒派”的险恶居心就是要否定十壹届三中全会振兴中华民族的战略决策。苏联的解体和中国社会的长期动荡证明，消灭私有财产权，均贫富维稳治国行不通。这就是马克屎主义均贫富维稳治国的第三个特征。
通过上述对“维稳”和“安民”两种的治国理念的渊源、性能和作用的考察分析，我们可以清晰看到这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治国理念。现在我要把形成这两种不同治国理念的最基础的政治、经济和哲学方面的“本源的东西”揭示如下：
（A）马克屎主义维稳的治国理念是建立在壹个阶级压迫另壹个阶级的基础之上的，是壹种人压迫人，可以任意侵犯人权的治国理念；安民的治国理念是建立在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基础之上的，是壹种捍卫人权不受侵犯的治国理念。
（B）马克屎主义维稳治国理念关注的是国家权力归谁所有，它的价值取向是如何巩固掌权阶级手中的权力不动摇；安民治国理念关注的是权力如何使用，它的价值取向是如何捍卫全体公民的财产生命自由尊严的权利不受侵犯。前者把关注政治权力放在第壹位，认为只要统治阶级的权力巩固了天下就能太平；后者则把关注民生经济放在第壹位，认为只有公民的财产生命自由尊严受到充分尊重和保护，天下才能太平。
（C）两者的哲学根源不同。马克屎主义维稳治国理念的哲学根源是唯物主义辩证法，其渊源可以追溯到赫拉克利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为代表的哲学体系中，这是壹种古老的哲学体系。这种哲学承认矛盾对立的事物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存在，对矛盾对立统壹的规律我们只能顺应它，认识它，不能违背它；只能因势利导，变更矛盾对立双方的地位，促使矛盾发生有利于自己的转化，使自己时时处处能把握机会占据矛盾主要方面的统治地位。由此可见，唯物主义辩证法是壹种争夺统治权的哲学，是为统治阶级控制国家权力進行剥削和统治辩护的哲学，是壹种鼓吹“人压迫人”、“人斗人”和“人整人”的哲学，是壹种“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哲学。黑格尔曾用这种哲学为普鲁士封建专制主义的皇权统治辩护；马克屎主义者则用这种哲学来论证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为共产党人“不与任何人分掌”“政权”的壹党专政辩护。
安民治国理念的哲学根源是实验主义，这是在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的基础之上的产生形成的壹种崭新的哲学体系，这和古老的鼓吹人压迫人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是截然不同的壹种哲学体系。何谓实验主义？按胡适的看法，实验主义有两个根本的观念：“第壹是科学试验的态度，第二是历史的态度。这两个根本观念都是19世纪科学的影响。所以我们可以说，实验主义不过是科学方法在哲学上的应用”（引自《胡适选集》第552页）。科学试验的态度和历史的态度都不承认“真理”是永远不变的天理，它只承认壹切真理都是应用的假设；假设的真不真，全靠它能不能发生所应该发生的效果。也就是说，壹种思想观念真不真，看它能不能给社会人类带来有益的具有正面效应的结果。任何思想观念都是工具，对社会人类有益的思想观念就坚持，对社会人类不利的思想观念就抛弃。
安民这种治国理念的宗旨是要维护公民的财产生命自由尊严不受侵犯。这种治国理念在欧美等许多国家试验了几百年或几十年，都获得了巨大的社会效益，推动了世界科学技术和有关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使人类的生活质量获得了很大的提高，安居环境获得了很大的改善。近几百年来欧美国家的试验证明，安民的治国理念是真理。
反之，由于马克屎主义维稳的治国理念是建立在壹个阶级压迫另壹个阶级的基础之上；因此，使它成了壹种人压迫人的政治理念。这种治国理念把捍卫统治阶级的政权摆放到压倒壹切的中心位置上，以致围绕权力归谁所有引发了种种不可调和的矛盾，长期使社会发生动荡，频频危及多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使人民的生活长期得不到提高改善。因此，尽管几千年掌权的统治阶级为维稳治国穷于奔命，他们都企盼自己的政权能像秦始皇设计的那样壹世二世三世传之万世，或像总设计师设计的那样壹代二代三代传之万代；结果呢，他们的政权像走马灯似的不断背离自己的理念初衷，从甲手到乙手转换不停。几千年掌权的统治阶级维稳治国的试验证明，维稳的治国理念只对少数掌权的统治阶级有巨大的利禄，而对人民大众则弊多利少，对人类社会制造的负面效应大大超过了正面效应，这是我们应该摒弃的历史包袱，应该割去的社会毒瘤。我们不应该在“理论自信”的幌子下，把历史包袱和自己背上的痈疽当宝贝传给子孙后代。
通过上述比较，“维稳”和“安民”两种治国理念孰优孰劣就不言而喻了。因此，为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计，为共产党的长久执政计，我冒昧陈言，必须抛弃马克屎主义的维稳治国理念，抛弃撕裂社会族群的、马克屎主义的、唯物主义“人压迫人”的辩证法的思维模式，代之以安民的治国理念和实验主义的思想方法。

只要翻开历史壹看，壹种奇特的文化现象便展现在妳的眼前：20世纪是光怪陆离、五花八门的代表，可以概称“X代表”诞生的世纪，是X代表泛滥成灾的世纪。这类代表的发源地就是十月革命的故乡俄罗斯。俄罗斯名目繁多的“苏维埃代表”像蒲公英的种子随风飘洒，传播到世界各地，传播到了拥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这种文化现象是喜是忧，它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对人类的思想方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个问题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兴趣，也引起了我的关注和兴趣。

本拙著是我多年研究“代表”文化现象的结果。现在我把自己的研究结果公诸于众，是非曲直，吁请读者评述。我深知，本拙著中表述的观点肯定会引发歧义，会被习惯向左看齐的中国人指责为离经叛道，有悖中国特色和国情的奇谈怪论。但愿读者如古人所云：“奇文共欣尝，疑义相与析”，在疑义相析的过程中，我乐意接受读者最严苛的评判

。

壹 述代表的起源



说起“代表”的起源，可谓源远流长。其源头隐藏在动物群落的生存竞争的残酷斗争中。动物群落中的雄性强者为了独占性的支配权利，往往展开妳死我活的嘶咬武斗，胜者成了兽王，如猴王，狮王，虎王是也。它们成了适者生存，成了负责继续藩衍后代和传递香火的代表。兽王便成了“代表”的最初胚胎。

根据达尔文的進化论，人是从灵长类的高等动物中進化而来的，最初的人类社会是从灵长类的群落中演化而来的。因此，原始社会的部落酋长都是从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即与异族部落的同仁進行拳打脚踢加嘶咬的搏斗中脱颖而出的成功者，他们构成了人类最原始的社会代表。可见人的“代表”和“兽王”的产生有相似之处。

原始社会尽管存在部落酋长这类代表，但在原始社会部落成员壹律平等的社会氛围里，不可能形成制度性的代表；制度性的代表是在原始社会崩溃，文明社会形成之后产生的。

根据马克屎主义的观点，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大量剩余产品，逐渐产生了私有制和等级制，即马克屎主义认定的阶级。等级制和阶级的出现，标志著文明社会取代了原始社会。于是等级制度和阶级区分便成了制度性代表赖以生存的土壤和立足的根基。这种制度性代表的产生，和古代原始部落酋长的产生，和兽王的产生的条件极为相似，都是通过暴力产生的，通过激烈的社会冲突斗出来的。正如古代希腊极力鼓吹暴力，崇拜暴力的著名思想家赫拉克利特所说的那样，“战争是万物之父，也是万物之王。它证明这些是神，那些仅仅是人，让这些人变成奴隶，而让前者变成主人。”

赫拉克利特在此所指的由战争崔生出来的“主人”，就是我们今天所称的“代表”；他所指的“奴隶”，类似我们今天所称的“被代表”，被统治被专政的阶级。从此，等级制度也随之成了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和壹张名片。



二 代表理论的文化根源



从前文中我们可以看出，“代表”绝非上帝派来的美丽天使，他们是由战争和暴力崔生出来的怪胎，从头到脚浑身充满血污，龇牙咧嘴，半人半兽令人可憎。为了漂洗这类代表身上的血污，修饰这类代表的可憎面目，古代便出现了著名学者思想家为其包装打扮。古代希腊著名的学者思想家柏拉图就是其中的代表。

柏拉图极力把从战争中脱颖而出的“主人”或“代表”，打扮成主张正义平等的聪明人，把因战争失败沦为奴隶的“被代表”贬称为无知的人。可见，柏拉图伸张的正义平等被深深打上了等级制的烙印，是属于自然主义或具体的正义平等，如列宁在《国家与本命》壹书中伸张的那种阶级的正义与平等如出壹辄。柏拉图由此提出了壹条极其重要的政治原则，“聪明人应当领导和统治，而无知者应当服从。”这条政治原则影响了人类社会几千年，直到现在还大有人把其捧为颠扑不破的真理。

在古代中国，大约比柏拉图稍早的年代出现了壹们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夫子，他极力把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成功者捧为“知天命”的君子，捧为“圣人”，视为聪明的上等人，视为“上知”；把其失败者贬称为“小人”，愚蠢的“民”，视为“下愚”。他提出了和柏拉图相似的政治原则是“学而优则仕”，“唯上知与下愚不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孔夫子这类政治原则几千年来壹直被中国的统治者捧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至宝，其影响至现在乃经久不衰。柏拉图和孔夫子不约而同的见解耐人寻味，使人深深感叹“天下英雄所见略同”。

他们的最大共同点是，孔夫子主张“学而优则仕”，柏拉图则主张“聪明人应当领导和统治”，这已成了中西方几千年独裁专制的政治理念。特别是孔夫子提出的“唯上知与下愚不移”和柏拉图的“聪明”与“无知”不可逆的认知理念，更是成了中西方独裁专制的精神支柱。依靠这种精神支柱，比如在中国，壹些流氓痞子，大字不识半斗的凶横和尚，弱智残障和三岁孩童都能登上皇帝宝坐，成为“真命天子”而为国人顶礼膜拜。充分显示了孔夫子和柏拉图的政治理念是为“谁应当统治”服务的工具。而“谁应当统治”，这是权力崇拜和暴力崇拜的最核心的问题。可惜人类不是上帝创造的，而是从灵长类这种高等动物進化来的。因此，人的血液中充斥着权力崇拜和暴力崇拜的基因，使历代人类中的强者和“代表”像“兽王”壹样，视权力为命根子，对独占垄断权力充满著贪婪的欲望，这是人类最坏的恶劣习俗。

通常说，为了牢牢掌握手中权力，历代统治阶级都采用列宁说的靠“暴力和欺骗”，靠后来毛泽东主张的“马克屎加秦始皇”。林彪把上述马克屎主义的主张概括为“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巩固政权也靠这两杆子。”把这些名人的主张对比壹下，公正而言，林彪的提法似乎更正确壹些。因为控制政权不能全靠欺骗。林彪说的“笔杆子”是指学者文人，不能把他们和骗子混为壹谈。学者文人创造的理论，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知识，这些理论知识对人类社会的進步发展，不完全是负能量，而且包含了正能量。所以对人类历史上留下来的理论知识，必须進行科学具体的鉴别和分析；把这些理论知识用“欺骗”壹词概括否定，或把其视为“马克屎主义”而完全肯定，都是违背了科学的认知规律。



三 论“代表理论”的文化根源对人的思想方法的影响



只要对人类的历史稍加研究，便能发现支撑独裁专制主义和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的支柱，就是等级制度和灵肉分离的理论，这也是“代表理论“产生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

根据马克屎主义的观点，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剩余产品，出现了私有制，出现了阶级，国家就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统治阶级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工具。最早的国家是奴隶制国家，是由原始社会的部落组织演变而来的国家。所以最初的国家被称为部落主义国家，或城邦诸侯国家，其首领被称为国王或诸侯王。

由于奴隶制部落主义国家规模小，人口少，彼此还保留浓厚的血缘关系，基本上属于壹祖之子孙。所以社会上的等级制或阶级划分显得很简单，仅分为贵族、平民和奴隶。此时虽然产生了社会等级和阶级，但还未形成等级制度。此时虽然产生了人死后魂魄还存在的观念，但还未形成灵肉分离的理论。

随着诸侯国之间为掠夺人口和土地资源而不断发生战争，国家的数量不断减少，最后只剩下几个大国。有的地区，比如我们中国，最后只剩下壹个统壹的秦帝国。大国的特点是版图大，人口多。国家的首领不再以“王”称呼，而是以“皇帝”称呯了。随着统壹大国的出现，各地的乡土宗教开始融合，最后形成了世界性的大宗教，这就是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要统治壹个大的国家，绝不是治国如像烹小虾那样简单，这绝不是皇帝壹个人所能为的。皇帝必须依靠自己精心挑选的团队，赋予他们大小不等的权力，组成壹个宝塔式的权力机构。塔尖是皇帝，接着是内阁首辅大臣，地方诸侯和骑士，这些人被皇帝授权代表行使国家权力。他们垄断了国家的壹切权力，他们才是国家的统治阶级。这就是中世纪欧洲世俗社会存在的等级制度和实际的代表制度。与此相随，宗教王国里也产生了等级制度，上有教皇，下设大小不等的主教和传教士，分别在各国各地区代表教皇行使传教布道的权利。

法国是欧洲等级制最典型的国家，第壹等级是宗教界里的神职人员；第二等级是国王和贵族；第三等级是农民、工人和城市资产阶级。第壹等级控制了思想意识支配权，第二等级垄断了所有的政治权力，第三等级是创造社会财富的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掌握了大量社会财富，是最重要的纳税大户；但在政治思想上却没有话语权。第壹第二等级便成了法国的统治阶级，第三等级就成了被统治阶级。

中国长期流行壹种观点，其实也是马克屎主义的观点，认为有钱有财产的人就是统治阶级。比如恩格斯就说，国家“按通例说总是最强有力即在经济上占统治的这个阶级的国家”（见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是极其错误的观点。法国第三等级中的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是最强有力的阶级，但在政治上却没有话语权，证明恩格斯说的“通例 ”是“不通之例”，因而是错误的。这充分证明，所谓国家的统治阶级，是由那伙垄断国家权力的官僚政客组成的。依财产的多寡来区分谁是统治阶级或被统治阶级，谁应该成为革命的打击对象，这是产生“红眼病”，社会仇富心态的社会根源。因此可以说，马克屎主义就是“红眼病”主义，是“仇富”主义。这是引发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大动荡的壹大原因，是导致毛泽东领导中国社会变革屡屡失误的重要原因。

中国自秦始皇统壹中国后，皇帝之下中央设立宰相三公，地方设立郡守县令，里正乡长，由他们代表皇帝行使国家权力。汉朝中后期出现了士族参政，逐渐形成了士族集团，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产生了九品官人法。高级职务被高级士族垄断，以至形成了“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权力等级结构，任何人（包括皇帝）不能侵犯高级士族做高级官的特权，其影响直至现在乃隐然可见。

在封建专制社会里，等级制度最终被确立起来了。这种等级制度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第壹，它把人类社会分成了利益彼此对立的两大集团。壹个是只享受权利不尽义务的特权阶级集团；壹个是只尽义务不能享受正当权利的受压迫受剥削的集团。《水浒传》里有首民歌“赤日炎炎似火烧，田里禾苗半枯焦；农夫心里如汤煮，王公孙子把扇摇。”充分反映了等级制度对人的思想方法，对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是撕立族群撕立社会的祸首，是引发官逼民反之社会动荡的祸根。

第二，等级制度把社会个体分为两种人，有出令的和受令的；有治人的和被治的；有劳心的和劳力的；有代表的和被代表的；有享受权利不尽义务和只尽义务不能享受权利的。众所周知，刘邦就是根据这种理念把其所属分成“功人”和“功狗”。刘邦的“功人”是指运筹帷屋，搞战略顶层设计的出令人；“功狗”是指攻城掠地，冲冲杀杀的受令人。这种等级代表制度把人的认识理论和经验实践看成两截不相连贯的事，为特权阶级，即行使大小权力的各级代表垄断是非，愚弄欺骗百姓大众提供了理论根据。

代表等级制度对人的思想方法产生的最大影响，就是崔生了人肉分离之理论的形成。这种人肉分离的理论反映到宗教上，这就为人死后灵魂的去向做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安排，壹是上天堂，壹是下地狱。上等人的灵魂上天堂，这就是中国人说的“壹人得道，鸡犬升天”，“道”即权力之谓也。下等人的灵魂，即平民百姓的灵魂進地狱，除此外别无选择。这样，宗教就为人的命运的不可选择做出了默认安排。这是斯大林和其同道们在残酷的权力斗争中惯用的“要么上天堂，要么下地狱”的“二者必居其壹”式的历史主义思想方法论的最初萌芽。

灵肉分离理论反映到哲学或人的认识理论上，便产生了两种“本体论，壹是精神本体论，就是哲学家说的“唯心论”；壹是物质本体论，就是哲学家说的“唯物论”。

认为皇帝是老天爷在人类社会的代表的中国神传文化精神本体论认为，世界是由老天爷创造的，人的命运是由老天爷决定的。因此，人的壹切思想行为都必须遵照老天爷的意志行事。否则就要受到老天爷的惩罚。

物质本体论认为，世界是由物质组成的，是按照壹定的规律运动的。物质世界和规律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就是中国古代圣人说的“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物质本体论认为，客观规律能为人们所认识，但人们不能废除或创造规律，只能顺应和适应它。在中国这叫顺乎自然，无为而治。人必须接受客观规律的命运按排，否则就会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

精神本体论和物质本体论，唯心论和唯物论表面看来截然相反水火不相容，但本质上它们是殊途同归的，都是灵肉分离论的产物。它们都承认人的命运不能由人自己安排掌握，不能由人自己选择，必须由超越于人的上帝或神或客观规律来安排掌握，彻底否定了人的理性经验对物质世界对人类社会的巨大能动作用。

可见，灵肉分离的理论是壹种被扭曲了的认识论，是为独裁专制主义培养造就良民和驯臣服务的，是独裁专制主义统治人民大众的最重要的手段和工具，古今中外都是这样。可惜自古以来，这种灵肉分离的理论产生的弊端祸根，未引起思想理论界的注意和重视，反而以种种方式受到推崇袒护，这就更需引起人们的深思了。

由此可见，等级制度和灵肉分离理论，是支撑独裁专制主义和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的两根台柱子。千百年来，百姓大众对等级特权制度怒不可遏，对利用权力致富的官僚特权阶层特别恼火，这几乎成了历代农民起义和农民暴动的根本原因，成了引发社会动荡的基本根源。可见，农民造反不是“仇富”，而是反对“等级特权”。但是由于柏拉图包装的自然主义或等级主义的自由民主平等的影响太深了，以至无数次的农民起义或暴动，都根本无法动摇千百年来形成的等级制观念。于是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便应运而生了。

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说到底就是要用约定的自由民主平等，去取代自然主义的生存竞争自由，去取代自然主义的等级或阶级的民主，去取代自然主义的“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平等。壹言蔽之 ，文艺复兴运动就是用约定的自由民主平等去取代自然主义的自由民主平等。至于什么叫自然主义的自由民主平等，读者可以参阅列宁在《国家与革命》壹书中的第五章的第二节，他在这壹节里反复阐述的所谓具体的阶级的自由，阶级的民主和阶级的平等，就是自然主义的自由民主平等。

文艺复兴时期的启蒙思想家，首先萌发了人类可以通过自己的理性经验，设计壹种自由民主平等的游戏规则，去取代由上帝启示安排之下的圣人确立的自然主义的自由民主平等。通过这种游戏规则，使本来不自由的变成自由，本来不民主的变成民主，本来不平等的变成平等。此地所指的“本来”就是自然而然的“自然”。这种新的思想观念，推翻了千百年来人的命运由上帝和神安排，由自然规律主宰的专制主义理念，变成了人类有权追求自由民主平等的政治理念。

可见，文艺复兴时代产生的自由民主平等不是乌托邦，不是神话，而是人的理性经验发展到壹定时代的产物。在这种理念的感召下，英国于17世纪爆发了革命，美国18世纪发生了独立战争，法国于1789年推翻了建立在等级压迫的基础之上的专制王朝。从而使文艺复兴运动的理念在全世界得到广泛传播，使自由民主平等的价值观念受到世界各民族的认同而成了普世价值观。因此，那种把自由民主平等说成是美国人的价值观念，是美国的乌托邦的中国人，是缺乏历史常识的，是中国典型的“不知汉魏晋”的“桃花源中人”。

但是，灵肉分离的理论并未因18世纪的欧洲革命受到触动，反而还受到历代统治阶级的推崇和袒护，还被广大百姓民众当成抚慰心灵创伤的灵药。可见，灵肉分离的理论还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哩！法国革命结束后，崇尚灵肉分离论的思想家和学者还用更精致的方法把其包装起来，用来复辟巩固独裁专制主义政权。其中最名气的思想家和学者莫过于德国的黑格尔。

黑格尔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直接追随者。他用神奇万能的辩证法，轻而易举地把柏拉图的“形式”“理念”改造成“绝对观念”，创造了近代史上最负盛名的“精神本体论”。他运用“绝对观念”解释了世界是怎样创造的，普鲁士王朝是怎样产生的，威廉三世是怎样成了普鲁士的皇帝，怎样成了绝对观念的载体和历史必然性的产物。壹句话，黑格尔用他发明的“绝对观念”把德意志民族和普鲁士王朝装备起来了。他用运动，矛盾冲突斗争的观念为德意志民族称霸世界和统治世界的必然性指明了道路，成了后来卑斯麦的铁血政策和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精神支柱，最终使德国成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给人类造成了罄竹难书的灾难。

黑格尔的“壹切现实的皆是合理的；壹切合理的皆是现实的”之著名理念中所谓的“壹切现实”，是指现存的社会秩序，现存的权力归属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因而都是合理现实的，都是有效的，是万万不许变动的，这和中国的“实事求是”之说具有异曲同工之妙。是为强权政治服务的，是为历史的必然性，为独裁专制的普鲁王朝辩护的。

他的“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之著名论断，是反对理性主义的自由，是伸张具体的自然主义的自由。因为黑格尔在此所言的“必然”，是指现存的社会秩序，现存的权力归属；是属于壹种必然的权力或权力的必然。谁掌握了这种必然的权力，谁就能获得为所欲为什么都能干的自由，就能像毛泽东说那样，可以像和尚打伞无法（佛）无天。可惜，能认识这种“必然”的人，什么时候都是少数人。所以黑格尔鼓吹的自由，是为少数人的等级特权服务的自由；他主张的自由是少数独裁专制者无法无天的自由。因此，黑格尔犯了把人的认识方法和人的基本权利混为壹谈的错误，犯了用自然主义的自由民主平等，即具体的自由民主平等去取代文艺复兴时期启蒙思想家主张的约定的自由民主平等，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性主义之自由民主的错误。因此，我们可以断言，“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是壹种反动口号， 是黑格尔反对文艺复兴运动的，最具代表性的壹种理论观念。

众所周知，马克屎主义者都深信黑格尔说的“必然”，是指客观规律，认识了客观规律就能自由。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就是持这种观点的，斯大林在《苏联射秽主义经济问题》中，和毛泽东关于“人类的历史，就是壹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的说法就反映了这种观点。这是天大的谎言。布鲁诺不是认识了客观规律吗？结局如何呢？被野蛮专制的宗教裁判所活活烧死。彭德怀认为“大跃進”是小资级的狂热病，林彪坚持主张设国家主席，实践证明彭德怀和林彪都认识了所谓的“客观规律”，按道理这两位开国功臣该“自由”了；结果如何呢？他们都非但没有实现毛泽东认为的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发展，反而最终都丧失了自己曾为之奋斗终身而获得的自由，最后竟滑落到了凄凄惨惨戚戚的“必然王国”的灭顶之灾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遇罗克和张志新不是都认识了客观规律吗？结果又如何呢？他们都和布鲁诺的下场壹样可悲。

由此可见，“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认为只要扬起了理想的风帆，就能到达自由的彼岸，这是十足的谎言。再次证明，壹切谎言，不管是谁鼓吹的，不管是什么革命家思想家，或者是什么文学家，还有什么天真烂漫的诗人，不管其动机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都是为独裁专制主义服务的反动口号。

马克屎主义是从黑格尔主义中脱胎而出的壹种思潮，这是由马克屎本人承认了的公开秘密（见《资本论第二版的跋》）。马克屎主义的核心理论和黑格尔主义刚好相反，是属于崇尚“物质本体论”的壹种思潮。这种思潮认为，世界是物质的，是按壹定的规律运动的。这种规律能被人认识，但人不能违背它，只能顺应它。否则，就会遭到客观规律的惩罚。马克屎根据这种物质本体论，运用黑格尔的辩证法，壹反黑格尔的绝对观念创造历史的神话，极力鼓吹阶级斗争创造历史的神话。马克屎说：“迄今存在过的壹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见 《共产党宣言》）中国马克屎主义的总代理毛泽东则说：“阶级斗争，壹些阶级胜利了，壹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见《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用阶级斗争创造历史去取代上帝创造历史，取代绝对观念创造历史，就是用“物质本体论”去取代“精神本体论”，用壹种神话去取代另壹种神话。这种理论或神话更替被马克屎主义的信徒们捧上了天，认为这是人类思想认识史上的最深刻的壹次革命，事实是如此吗？让我们来具体分析壹下。

主张阶级斗争创造历史的马克屎主义者认定，只有先進的，革命的阶级才有资格创造历史；而落后的，反动的阶级是没有资格创造历史的。而区分先進与落后，革命与反动的标准是什么呢？看其能否代表先進的生产力。

马克屎及其信徒们认为，只有工业革命后产生的无产阶级这类少数人群体才能代表先進的生产力，其他阶级都是行将没落的阶级。至于农民，与其说是革命的，不如说是反动的。可见，马克屎和其信徒们认为只有少数人组成的先進阶级才有资格创造历史。

这是否定壹切，唯我独革，唯我独尊，主张和旧传统旧观念实行彻底决裂的为众人熟悉的极左观点。由此可见，马克屎和恩格斯是共产党内极左派的老祖宗。这不是我造谣，请读者读壹读马克屎和恩格斯合写的《共产党宣言》就知道。由此可见，马克屎和恩格斯终生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运动是否定壹切的极左运动。这是无须解释的自明真理。

因为马克屎主义只把无产阶级视为是先進革命的阶级，所以马克屎主义者自然而然地认为创造历史的重任落到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了。列宁则干脆把创造历史的重任赋予给“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的身上(见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左派”的幼稚病》)。这也是列宁津津乐道的“与其妳独裁，不如我独裁”的重要原因。这就是说，只有区区少数无产阶级的先進分子才有资格创造历史。

根据马克屎主义的观点，生产力是由科学技术、生产工具和使用工具的人组成的。因为无产阶级（只占总人口中的少数）是使用机器生产的阶级，因此无产阶级是代表先進生产力，代表先進科学技术和先進思想文化的阶级，是最有前途的阶级。可见，马克屎和其信徒们是“代表”理论的始作俑者。可见，这种少数先進分子创造历史的理论和上帝创造历史的理论大同小异，其区别无非是五十步与壹百步而已。与此同时，值得玩味的是马克屎和其信徒们却把管理组织机器生产的工厂主，把研发机器生产的科学技术工程人员视为腐朽没落的反动阶级，是多余的人，而被定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对象或改造对象，这岂不是荒天下之大唐，滑天下之大稽吗！。

由此可见，马克屎把工业革命后使用什么工具当成区分先進与落后、革命与反动的标准，从而把因社会分工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扭曲为革命与反动，先進与落后的水火不相容的对立关系，扭曲为“代表”与“被代表”、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并把这种对立关系视为如同赫拉克利特的“主人”与“奴隶”不可移；如同柏拉图的“聪明人”与“无知者”不可移；如同孔夫子的“上知与下愚不可移”。马克屎主义的这种认识论便是马克屎主义的信徒坚信不疑的阶级分析论。正是这种理论使马克屎主义与文艺复兴运动相悖而行，使马克屎主义与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念相悖而行。这是壹种被精心包装的灵肉分离的理论，是为“谁应当统治”服务的理论。

在阶级分析理论的指引下，马克屎发表了《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宣言》就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统治世界的宣言；它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夺取政权，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这是壹篇运用物质本体论和阶级斗争论创造历史的观念，论证“谁应当统治”或“谁应当成为代表”的宣言。因此，我们可以断言，凡是涉及“谁应当统治”或“谁应当成为代表”的理论，壹定是阶级斗争的理论，壹定是把理论和经验视为两截不相联贯的灵肉分离的理论。马克屎主义就是建立在阶级斗争和灵肉分离的理论基础之上的壹种哲学。

这种灵肉分离的理论集中反映在马克屎和恩格斯共同筹划、由恩格斯执笔写的《反杜林论》，以及恩格斯晚年写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重要的哲学文献中，反映在列宁写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笔记》等马克屎主义的哲学经典专著之上。这些哲学经典专著的立论基点就是“物质”、“存在”是第壹性，“精神”、“意识”是第二性的灵肉分离之理论。这种处处以“物质本体论”“壹以贯之”的人肉分离的理论，主张真理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是可以离开人而存在的神圣理论，从而否定理论与经验的有机联系；把自然科学家主张的真理是可以用经验证实的理论假设视为是“唯我主义 ”“唯灵论”，视为反动腐朽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而严加批判；把主张真理有待经验证实的理论假设的科学家，视为是为资产阶级统治服务的有学位的奴仆（见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种灵肉分离的“物质本体论”，即“物质”、“存在”是第壹性，“精神”、“意识”是第二性的理论对后来的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斯大林扛着“物质本体论”的旗号，在灵肉分离论的支配下主持撰写了《联共（布）党史》。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斯大林遵循马克屎的“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之教诲，把“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即思想的武器和物质的武器看成两截不相连贯的事。从而把“批判的武器”，即把思想学术讨论搁置壹旁；却专注“武器的批判”，用暴力杀戮的专政手段，残酷镇压“反对派”，即政治哲学理念不同于自己的“反对派”。从而把自己打扮成无产阶级利益的“先進代表”，这里所说的“先進代表”，其实就是把持苏共政权的特权派。这些特权派还自诩是由“特殊材料”铸造的共产党员，列宁的忠实信徒。全书沾满著用“武器的批判”产生的斑斑血迹，是为“谁应当统治”或“谁应当成为代表”提供了壹部血写的教科书。

《联共（布）党史》后来被毛泽东捧为“圣经”，捧为“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践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壹个完全的典型。”（见《改造我们的学习》）这个“完全的典型”成了指导延安整风的理论指南，成了毛泽东建国后的治国指南，成了毛泽东“阶级斗争，壹抓就灵”的理论源泉。这给中华民族造成的苦难是无法用语言表述。而现在还执迷不悟阶级斗争和热中权力的人，还处处以“特殊材料”自诩的“联共”式的党员和“苏维埃代表”们，即被众多中国人鄙夷的“唱红派”“左撇子”，则成了阻碍当今社会進步开放的最大阻力，这难道还不够壹目了然吗？



四 重新认识实验主义方法论的革命意义



重新认识实验主义方法论的革命意义，这只是针对中国人而言。

长期以来中国人总以为马克屎主义理论的形成，是人类认识史上的壹场大革命。显然这是有悖历史事实的错误认识。因为马克屎主义的认识理论没有脱离柏拉图和黑格尔思想认识理论的窠臼，它充斥着等级观念和灵肉分离论的神秘主义色彩，被深深打上了特定的阶级烙印。它的价值取向是特定的阶级利益和最大的权力，而不是客观公正地对世界和人类社会進行科学理知的论证和理性的认知评估。这是壹种诉诸利益情感的，非理性主义的思想方法。

美国的实验主义和以柏拉图、黑格尔与马克屎等人命名的主义思想的根本不同点，就是它旗帜鲜明坚决彻底地反对等级观念，反对灵肉分离的理论，它的价值取向是要建立壹个自由民主平等的和谐社会。这是壹种超越利益取向的理性主义的思想方法。这种价值观念长期受到被马克屎主义支配的中国人的非难，亵渎和污名化，被视为是腐朽没落的垄断寡头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被视为是鄙弃神圣真理的“唯我主义”。特别是在中国大力宣传实验主义的著名学者胡适被定为“战犯”之后，实验主义竟也成了“纸老虎”，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而被取缔。这极大地妨碍了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与世界接轨和对外开放，把中华民族长期置于闭塞的社会环境中而失去了民族活力，这是中华民族的不幸，这是中国社会的不幸。

当今的中国，要想顺利地实现和世界接轨和对外开放，关键是要正确认知美国，妥善处理与美国的利益纠葛。要正确认知美国，必须研究美国的实验主义。因为美国的实验主义对美国的影响，正如中国的儒学对中国的影响壹样，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研究美国的实验主义，不仅能正确了解美国人在想什么，他们需要什么，还能使我们从美国的实验主义中吸取丰富的思想营养来丰富充实中国的文化。

我们反对盲目崇美，但是我们要诚心诚意做知美派。要真正能成为知美派，正确认知美国的实验主义，这是绕不开的壹道坎，这对化解中美两个民族长期积淀的歧见，这对加深中美两国人民的互相了解，这对不断推动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迈向新的台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近来在中国的学术界流行壹种什么中美两国的矛盾，是制度结构性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矛盾的观点。我认为这是非理性主义的危险判断，是继续运用黑格尔马克屎主义的思想方法去认知中美两国的矛盾，非常不利于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不利于两国建立壹种新型的大国关系。我们只要通过对两国深层次的文化渊源的研究，找到两国人民心灵深处之间相通的人性共识，就壹定能破解中美两国命中注定冲突的宿命论和化解两国之间的种种矛盾。国与国之间的相处方式不是不可选择的，并非“左撇子”想像的只有壹种非冲突不能相处的方式。

事实上，改革开放后，我们向美国文化学习吸收了很多有益的东西，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社会经济的现代化，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人是不会忘记的，这在改革开放前处处宣传美国是“纸老虎”的时代是不可想象的。可以这样说，不向美国学习，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很难在三十多年左右时间，已经成为经济总量占全球第二位的经济体。忘记了这壹点，中国人势必犯大错误。现在因改革开放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矛盾，面对中国社会的民主呼声跟官方意识形态真空的邓右开始鼓吹极端民族主义，有些支持邓右的极端民族主义者似乎又忘乎所以，飘飘然起来了，“纸老虎”的观念又在他们的思想深处里作祟，胡适批评过的东方民族夸大狂又开始发作，竟不知天高地厚要把美国的优秀文化抛之脑后。另壹方而，学美国是否学过了头，引起了部分中国人的无穷忧虑；但是，“怎样才算学过了头”，也值得全国人民深思。因此，研究美国的实验主义，这对消除学美国引起的忧虑很有必要；这对素来有“吾从先進”的优秀传统的中华民族，对渴望改革开放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不单是壹种学术研究和文化交流的需要，更是壹种不可推诿的历史责任。

现在，我想根据胡适的《实验主义》的推介文章，对美国的实验主义在思想方法领域中掀起的巨大变革谈谈自己的壹些看法，以期引起中国人对美国的实验主义的关注和研究兴趣，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尽自己的壹点绵薄之力。

首先我声明，我未学英语，孤陋寡闻，从未接触实验主义的原著。我对实验主义的了解都是通过胡适大师的介绍；所以本拙著大量引述胡适的著作，这是自然而然的事。仅此而言，我是名实相符的“文抄公”。我且不以此为耻，诚然也不以此为荣，只是出于尊重事实，尊重胡适大师的纯真。但在“抄袭”的过和中，也夹叙着我个人的壹些观点；这些观点反映了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考和忧虑，寄托了我对传统文化的无限希望。

反对等级制和灵肉分离的理论，不是美国实验主义的首创。古代农奴和农民发动的无数次起义，目标就是要摧毁万恶的社会等级制。但是由于他们缺乏科学的政治理念，每次起义非但未能触动罪恶的等级制；其结果往往是用新的不平等去代替旧的不平等。即使在马克屎主义旗号下進行的革命，也未能触动罪恶的等级制，其结果也是用壹种新的不平等去代替旧的不平等，用什么行政二十七级或二十八级去代替中国历史上的九品官人法。

同样，对灵肉分离的理论在过去不是没有人反对批判，只是因为他们缺乏科学的认知手段做支撑，致使他们对灵肉分离之理论的批判像昙花壹现稍纵即逝，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鲜能为人知晓。比如中国南北朝时期范缜写的《神灭论》，即使用今日的学者眼光来评判，他对灵肉分离之理论的犀利分析，也足以令当代人惊叹不己。

美国实验主义的伟大贡献，在它紧紧依靠文艺复兴以来培植的格外坚牢的科学政治理念，紧紧依靠19世纪众多科学家提供的格外精密的科学认知手段，对千百年来形成的等级制度观念和人肉分离的理论做了颠覆性的革命批判，揭示了人类认识历史上的深刻革命。这对社会的進步开放，对自由民主平等价值观念的推广普及产生了持久的积极的影响。

美国的实验主义反映了19至20世纪欧美科学家群体的壹种思想方法论。它不是指某壹个人的主义或思想，而是综合了美国的著名学者皮耳士、詹姆士、杜威、以及失勒（英国科学家）、倭斯袜（德国的化学家）、马赫（奥地利的物理学家）等人的学说。实验主义的发起人皮耳士，是美国著名的数学家、名学家、物理学家；给“实验主义”起名的詹姆士，是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和哲学的教授；后来成为实验主义领袖的杜威，是美国著名的教育哲学家，他的教育学说在美国影响极大，被美国人称做“教师的教师”。

把美国的实验主义和其他以个人命名的“主义”“思想”“理论”相比，比如和马克屎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相比，我们可以发现，实验主义更像壹座硕大无比的熔炉，综合和融合了许多世界壹流科学家和学者的理论精华，提炼出壹种行之有效的科学的方法论——这就是美国著名的实验主义方法论。这是科学家的思想方法论，是为科学家认知评估客观世界服务的壹种方法理论；不是服务于权力斗争的政客理论。因此，实验主义不过是科学方法在哲学上的应用而已。由此可见，实验主义尤其说美国科学家的思想方法，不如说它是全世界科学家的思想方法。它是教科学家怎样思想的，它不像以匡治世界弊端，拯救人民于水火为宗旨的什么主义思想和理论那样，容易和乌托邦结缘，容易和诉诸情感的非理性主义同流合污。不过实验主义的思想方法仅在美国和欧洲壹些国家得到普遍推广；在其他不同程度保留等级制的国家和地区的推广水平却要逊色多了；而在马克屎主义占治治地位的国家，即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被强调得过了头的国家，实验主义却遭到强烈的抵制和敌视。

美国实验主义的壹大功劳，就是发现了壹种“历史的真理论”。据胡适的介绍，这种真理论关注的重点，在于真理如何发生，如何得来，如何成为公认的真理。真理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人胎里带来的。真理原来是人造的，是为了人造的，是人造出来供人用的，是因为它们大有用处所以才给它们“真理”的美名的。

我们所谓的真理，原不过是人的壹种工具。真理和我们手里这张纸，这条粉笔，这块黑板，这把茶壸是壹样的东西；和农民手里的锄头，掏粪工人使用的粪桶尿杓是壹样的东西，都是我们的工具。因为从前这种观念曾经发生功效，故从前的人叫它做“真理”；因为它的用处至今还在，所以我们还叫他做“真理”。万壹明天发生他种事实，从前的的观念不适用了，它就不是“真理”，我们就该找别的真理来代替它了。胡适的的这段精彩的推介文字写得何其好，是何等地发人深思。

美国的实验主义撕破了遮掩真理的神秘面纱，这是人类思想认识史上的壹大革命，使人的耳目为之壹新。实验主义把真理视为和教师用的粉笔，农民用的锄头，掏粪工人使用的粪桶尿杓是壹样的东西，都是人造的，是人造出来供人使用的工具。也就是说，变更真理这类思想观念，像教师换壹根粉笔，农民换壹把锄头，掏粪工人更换壹只粪桶壹把尿杓那样简单方便。这种理论给美国人创造了壹种变更思想观念的良好宽松的社会氛围，使美国人稳稳当当站到了变更思想观念最有利的平台上，使美国人成了当今世界最具活力最富创造性的民族。

我们知道，壹个民族，壹个国家的進步发展，关键取决于这个民族和国家的思想观念能否不断更新与世俱進，能否持久地保持壹流的价值观念。有了壹流的价值观念，就能创造出壹流的政治体制，创造出壹流的科学技术文化。美国的实验主义为美国创造了壹流的价值观念，壹流的政治体制，壹流的科学技术文化，这是有目共睹的，这是没有疑义的事实。有人说，20 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是因为他们创造了世界壹流的科学技术文化。但我认为，20世纪之所以是美国人的世纪，是因为他们拥有科学的思想方法，这就是美国的实验主义。我坚定地相信，在人类未找到比实验主义更好更先進的思想方法之前，美国民族将能继续保持他们在思想和科学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尽管美国的经济总量会退居到世界的第二或第三位。

我这样表述美国实验主义的伟大功绩，并非要肯定美国政府推行的霸权主义。美国政府推行的霸权主义是很不得人心的，招致了全世界不少人的批评和愤慨。但我始终坚定地认为，美国政府的霸权主义和美国的学者科学家群体信奉的实验主义是没有必然联系的。相反，美国政府的霸权主义，代表了暴力和迷信；美国的学者科学家信奉的实验主义代表了理性和科学，这是两股南辕北辙的思想意识流。美国的霸权主义最终要以损害美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告终，最终要为美国人民抛弃。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美国的霸权主义，是壹种争夺权力归谁所有的理论，是服务于壹种争夺权力的政客理论。归根结底，这是属于阶级斗争的壹种理论，和马克屎主义持有相同的价值取向，和《共产学宣言》有相同的基因血缘：都崇拜暴力，都追求至上的权力。美国的霸权主义为了追求世界统治权，到处拉帮结派，制造颜色革命；《共产党宣言》则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夺取政权，旨在处处制造颜色革命；不过它的“颜色革命”被称为“红色革命”或“赤色革命”罢了，目标就是要实现共产党管理统治全世界。两相比较，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共产党宣言》追求的目标与主张何其相似乃尔。因此，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共产党宣言》伸张的世界共产主义都是属于乌托邦。

那末，什么是乌托邦？壹言蔽之 ，壹意孤行到底的，办不到而非要办到的主义思想理论都属于乌托邦。历史证明，对上帝创造世界这种子虚乌有的事，硬要相信到底，这是乌托邦；独裁专制主义者要求所有的人和他壹起喜笑怒骂，和他壹起在相同的时间对相同的事情感到欣喜和悲伤是乌托邦；这就是说，凡是推行壹个政党，壹个主义，壹个领袖治国治民的，不管其动机出身如何，都是乌托邦；任何壹个民族，壹个阶级，壹个政党，壹个国家要想称霸全世界，这是乌托邦。可见，希特勒的纳粹主义，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前苏联推行的世界共产主义都属于乌托邦。

现在中国理论界有壹种说法，说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纠正了苏联的乌托邦，但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由于改革开放过了头，现在我们又陷入了美国的乌托邦。所以现在的改革开放必须纠正美国的乌托邦，选择既不同于苏联和美国的乌托邦，走独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即和平掘起的道路。如果把霸权主义视为乌托邦，就是说，中国的发展必须避免走苏联和美国的霸权主义道路，这个观点是完全正确的。如果把美国的实验主义、美国的优秀方化与美国的霸权主义混为壹谈，那就大错特错了。

我们知道，美国的实验主义是科学家认知评估世界的方法理论。科学是没有国界的，它追求的是超越国界，超越阶级利益，超越阶级种族群体的意识主义的普世价值。目标就是要疑聚人的共识和社会共识，创造壹个自由民主平等的、名符其实的、真正的和谐社会或和谐世界，这绝对不是乌托邦。

众所皆知，美国是壹个移民国家，种族矛盾曾为世人最为诟病的丑陋现象，这是任何人也不能否定的事实。但通过两百多年的不懈努力，美国的种族矛盾得到极大缓和，许多杰出优秀黑人成了著名政治家、科学家和思想家。奥巴马成了美国总统，鲍威尔和赖斯成了美国的国务卿。这充分说明，自由民主的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绝不是乌托邦。

尽管美国和我们中国壹样存在很多令人不能满意的地方，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学习美国的先進思想理念，所以我们不能否定改革开放向美国学习所取得的巨大的社会進步。如果我们无视美国的实验主义和美国政府推行的霸权主义之间的区别，势必把这两者混为壹谈，势必会把反对美国政府的霸权主义变成反对美国的实验主义，就会误导我们对美国实验主义的正确认识，减损我们对美国人民善良品质的信任，减损我们对美国先進的思想理念和科学技术文化的信念，就会动摇影响我们对改革开放的信心。怀疑美国民族的先進思想理念，我们的改革开放必然会倒退，退回到过去封闭的社会状态中。这对渴望改革开放，渴望能过上有尊严而又富裕体面的生活的中国人来说，绝不是小事，而是壹件大事。

现在，我们把实验主义的真理论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真理论比较壹下，我们就不难发现中国的改革开放为什么那样举步为艰，比从古代的蜀道登天还难。实验主义认为，真理是人造的，是为人造的，是人造出来供人用的壹种工具。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则认为真理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不依人的意志而存在的，是“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被视为是永久不变的“天道”或“天理”之类的东西。这种真理不是人造的，不是为人造的，不是造出来供人用的，而是从天而降用来约束或规范人的行为，是任何人不得违背的“天道”或“天理”。谁违背了它，谁就要受到惩罚，如孔夫子所言：“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因此，在中国真理是神圣的，是不能随便变化的，“天不变，道亦不变。”

在中国要想改变所谓的“天道”“天理”或“真理”，这是壹件天大的难事，这是壹个阶级推翻另壹个阶级的大事，必须动刀动枪，杀他壹个天翻地覆妳死我活，才能获得天老爷的垂青，才能唤来“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中国的老百姓在真理面前只能臣惶臣恐，“存天理，灭人欲”；为了真理，中国人必须放弃壹切欲望，忍饥挨饿是小事，捍卫真理是大事。这种传统文化的真理观壹直保留到现在，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核心，成了当今中国人思想行动的根据。

自从马克屎主义传入中国之后，“天道”“天理”或“真理”眨眼间变成了权力。为权力而战就是为真理而战，为了权力为了真理，神州大地刀枪齐鸣。妳杀过来，我杀过去；为了权力和真理，中国人自相残杀，短短二十年，弹指壹瞬间死人5000万。诚如李宗仁所说：“战祸遍及黄河南北，田园卢舍悉遭摧毁荒废，无辜人民死伤成千累万，妻离子散啼饥号寒者到处皆是，此壹惨绝人环之浩劫，实为我国内战史上空前所未有。”

在中国，真理是不容批评挑战的。谁要批评真理，谁就是搞资阶级自由化挖政治墙脚，谁就得准备接受专政了，甚至要准备付出生命的代价。因此，在中国由于传统文化的真理观的影响无时不有，无处不在，要想改革不合理的观念和体制真是比登天还难，这是阻挠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大的绊脚石。

在中国，我们什么时候能像美国人那样，把主义、理论、思想和政治体制之类的真理看成和教师使用的粉笔，农民使用的锄头，掏粪工人使用的粪桶尿杓壹样的东西，看成是供我们使用的工具。我深信这壹天的到来之日，中国人再也不要为观念的变革动刀动枪杀人放火了，再也不要因观念的变革彼此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了，这是中华民族插翅腾飞的基本条件。

美国人能办到的事，中国人难道不能办到吗？“天道”“天理”之类具有中国特色的“真理观”就不能允许变更吗？我们中国人难道天生就是“天道”“天理”“真理”的奴隶吗？“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说这话的唐宋八大文家之壹的韩愈如果能活到现在，肯定会感慨不止噫嘻不止啊！今天重温《原毁》壹文，我们不妨学壹学古之君子，“早夜以思，去其不如美国的实验主义，就其如美国的实验主义。”这才是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顶天立地的真正的中国大丈夫！

研究美国的实验主义，必须了解杜威对实验主义的卓越贡献。正是杜威的卓越贡献，奠定了他在美国实验主义中的龙头地位。那末，杜威的贡献是什么呢？

第壹，杜威发现了古代以来的知识论的最大病根，在于经验派和理性派的区别太严了。造成这种病根的原因，由于古代社会有贵贱、上下、劳心与劳力、治人与被治的种种阶级。古代知识论和道德论都受这种阶级制度的影响，所以论知识便有心和身，灵魂和肉体，心与物，经验和理性等等分别；论道德便有内和外，动机与结果，义与利，责任与兴趣等等分别。教育学说也受了这种影响，把知与行，道德与智慧，学校内的功课与学校外的生活等等，都看作两截不相联贯的事。总之，在杜威看来，古代社会的等级制度，是使古代以来的知识论和道德论产生种种弊端的根源，是产生灵肉分离论，知行脱节论，理论与实践相悖的种种弊端的根源。

杜威的可贵之处，不只是停留在单纯检查知识理论和道德理论的病根，更可贵的是他找到了治疗知识理论和道德理论的方法和途径。其方法是实行平民主义的政治：（壹）壹个社会的利益须由这个社会的分子共同享受；（二）个人与个人，团体与团体之间，须有圆满的自由交互影响。

其途径是推行平民主义的教育：（甲）须养成智能的个性，（乙）须养成共同活动的观念的习惯。“智能的个性”就是独立思想，独立观察，独立判断的能力。“共同活动”就是对于社会事业和群众关系的兴趣。

平民主义教育的目的就是（1）要使少年人能自己用他的思想力，把经验得来的意思和观念壹个个地实地证验，对于壹切制度的习俗都能存壹个疑问的态度，不要把耳朵当眼睛，不要把人家的思想糊里糊涂认作自己的思想。（2）是要使人人都有壹种同力合作的天性，对于社会的生活和社会的主持都有浓挚的兴趣。

总之，杜威的主张就是要打破从前的阶级教育，把阶级社会遗传下来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制度壹齐改革，抚平千百年来由于阶级观念造成的社会裂痕，使人类社会成为壹个自由民主平等的和谐社会。

毛泽东对知识理论和道德理论受阶级制度的制约影响，和杜威持有相同的看法。他在《实践论》中写道：“在阶级社会中，每壹个人都在壹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但他对此观察的结论和杜威的结论完全不同。杜威认为这是知识论和道德论的病根，必须通过平民主义的政治和教育来消除。毛泽东则认为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而规律是必须遵循不得违背的。

因此，毛泽东认为要消除阶级制度对知识理论和道德理论的影响，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去占领各个思想领域的阵地。所以他非常相信列宁的著名论断：“壹切学校都浸透了阶级精神”。因此，“只有把学校活动的每壹步骤，把教育、训练和学习的每壹步骤，同全体劳动者反对剥削者的斗争密切联系起来。”（见《青年团的任务》）在列宁的思想方法的影响之下，中共毛泽东壹贯认为学校是阶级斗争的阵地，是争夺接班人的舞台。这就使得中国大陆的教育始终贯穿壹条阶级斗争的红线，贯穿“谁应统治”，贯穿应当由谁来扛旗引路的红线。从而使学校成了阶级斗争的重灾区，教师身心备受摧残。这是导致中国教育日渐衰落的主要原因，这是60多年来中国教育不能出“大师”根本原因，这是当今中国人无限怀念西南联大在其极其艰困的环境中竟能培养出壹大批学术泰斗大师的根本原因。

长期的阶级教育使中国人的性格被扭曲，是非被扭曲，使中国人陷入空前的信仰危机中，这是当代中国人不得不面对的壹件令人痛心的事情。

第二，杜威首先发现了近代哲学的根本大错误，就是不曾懂得“经验”究竟是什么东西。壹切理性派和经验派的争论，唯心唯物的争论，都是由于不懂得什么叫做经验。杜威揭示的旧派哲学对于“经验”见解的五种错误，对于我们研究旧派哲学的种种争论之本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全文录下：

（1）旧派人说经验完全是知识。其实依现在的眼光看来 ，经验确是壹个活人对于自然的环境和社会的环境所起的壹切交涉。

（2）旧说以为经验是心境的，里面全是“主观性”。其实经验只是壹个物观的世界，走進人类的行为遭遇里面，受了人类的反动发生种种变迁。

（3）旧说于现状之外只是承认壹个过去，以为经验的元素只是记着经过了的事。其实活的经验是试验的，是要变换现有的物事；它的特性在于壹种“投影”的作用，伸向那不知道的前途；它的主要性质在于联络未来。

（4）旧式的经验是专向个体分子的。壹切连络的关系都当做从经验外面侵入的，究竟可靠不可靠还不可知。但是我们若把经验当做应付环境和约束环境的事，那么经验里面便含有无数连络，无数贯穿的关系。

（5）旧派的人把经验和思想看作绝相反的东西。他们以为壹切推理的作用都是跳出经验以外的事。但是我们所谓经验里面含有无数推论。没有壹种有意识的经验没有推论的作用。

杜威把经验看作对付未来，预料未来，联络未来的事，把经验和思想看作壹件事，这就使得旧派哲学关于本质和现象，唯物和唯心的争论变得毫无价值了。他把欧洲近世哲学从休谟和康德以来的哲学根本问题壹齐抹煞，壹齐认为没有讨论的价值。壹切理性派与经验派的争论，壹切唯心论和唯物论的争论，壹切从康德以来的知识论，在杜威的眼里，都是不成问题的争论，都可“以不了了之”。杜威此举如同横扫千军如卷席，奠定了他在哲学史上壹个大革命家的地位。

经验既然就是思想，经验的活动是要变换现有的事物，其主要性质是联络未来。可见，经验是应付环境的事；目的就是要利用环境，征服它，约束它，支配它，使生活的内容外域永远增加，使生活的能力格外自由，使生活的意味格外浓厚。因此，经验里面便含有无数连络，无数贯串的关系。它含有无数的推论，每壹种有意识的经验都含有推论的作用，人类的经验全是壹种“应付环境”“约束环境”的“应付行为”。可见，思想是如此重要。以致杜威经常感慨“推论乃是人生壹大事。……只有这件事是人的心思无时无刻不做的。”

杜威对经验的科学解释，赋予了每个社会个体拥有進行思想推论的神圣权利，这是任何人不可替代、不可剥夺的权利。那些处处以先進思想文化，先進生产力和人民利益为代表自居的“X代表”根本没有存在的理由。那些以思想和推论为专利的“X代表”，企图越俎代庖，要代替他人思想，代替他人推论的意图，是壹种典型的专制主义的自然流露。

中国是世界上拥有等级观念和灵肉分离观念历史最悠久的国家。几千年来尊卑长幼贵贱的等级界限之严格为任何国家所不及。中国的尊者长者贵者向来以“君子”相称；卑者幼者贱者向来以“小人”相称。“君子言义，小人言利”，这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按中国的文化传统，言义言德言理就是君子的特权；而小人只能言柴米油盐酱醋茶之利，这是孔夫子的“上知下愚不可移”之理论产生的根源。

因此，戴震说：“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所以在中国思想推论长期成了君子圣人的特权，小人贱者是不允许染指的。产生这种社会现象的原因，就是杜威分析的，由于古代社会阶级区别很严，劳心的和劳力的，治人的和被治的，出令的和受令的，贵族和小百姓的种种区别太严的缘故。这份社会负遗产为20世纪的毛泽东完全继承，对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毛泽东的认识论的最大失误就是执著严格的阶级分析论，把经验和思想看成绝对相反的东西。其原因如杜威所说，毛泽东不曾懂得“经验”究竟是什么东西。毛泽东把经验视为是“主观”的，是“靠不住”东西，“以为经验的元素只是记着经过了的事”，“是细碎不连络的分子”，“是细碎的记忆账簿”，是属于“壹孔之见”，这种种观点反映到毛泽东的许多著作和讲话中。

毛泽东不知道经验是对付未来，预料未来，连络未来的事，经验和思想是壹件事；不知道经验含有无数的推论，任何壹种有意识的经验都含有推论的作用；更不知道推论乃是每壹个人“无时无刻不做”的大事。毛泽东把平常人的“经验”仅仅看做是供圣人供大人物進行思想推论的材料；把平常人的头脑视为是堆积思想原材料的仓库；把圣人大人物的头脑视为是生产思想理论主义的加工厂。

总之 ，毛泽东对“经验”的看法理解完全停留在旧派哲学的思想认识的水平之上。因此，毛泽东只允许别人给自己提供思想加工的原材料，不允许别人自己加工推论，这已成为了中共的党纪。毛泽东把别人想根据自己的经验進行思想推论的人，壹律扣上“经验主义”的帽子，進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彭德怀就是因此闯了大祸。这是中共壹言堂形成的根本原因。这是中共种种思想文化代表产生的根本原因。这是束缚13亿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不能充分发掘充分利用的根本原因。因此，依愚之见，中国要想顺利地推進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事业，必须开展壹场“实验主义”的启蒙思想教育。

第三，杜威的又壹大贡献是他提出了壹个“经验即是生活，生活是应付环境”的基本哲学观念。杜威的哲学的最大目的是怎样能使人有创造思想的能力，使人在应付种种环境的过程中取得充分满意的效果。

杜威说的思想创造力，是用已知事物作根据，由此推测出别种事物或真理的作用，在理论学书上叫做“推论的作用”。推论的作用只是从已知的物事推到未知的物事，有前者作根据，使人对后者发生信用。杜威在此所指的思想推论有两大特性：（壹）须有壹种疑惑困难的情境做起点。（二）须有寻思搜索的作用，要寻出新事物或新知识来解决这种疑惑困难。通常人都知道“寻思搜索”很重要，但很少人知道疑难的境地也是壹个不可少的条件。所以杜威说：“疑难的问题，定思想的目的；思想的目的，定思想的進行。”

胡适把杜威的思想推论分做五步说:（壹）疑难的境地；（二）指定疑难之点究竟在什么地方；（三）假定种种解决疑难的方法；（四）把每种假定所涵的结果，壹壹想出来，看那壹个假定能够解决这个困难；（五）证实这种解决使人信用；或证明这种解决的谬误，使人不信用。

可见，杜威的思想推论五步说，通俗易懂简单明了，容易为广大平民百姓掌握，是属于平民百姓的认识理论。这种认识理论把黑格尔和马克屎主义认识论中的神秘主义，比如什么主观和客观，自由和必然的既对立又统壹呀，什么认识过程中的“飞跃”和“突变”啦，什么“飞鸟之景”，“又动又不动”啦，还有什么“量变质变”“否定之否定”这类晦涩难懂的经院哲学概念，还有什么“眉头壹皱”“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这类上等聪明人的认识理论通通壹扫而光，像拨开乌云见太阳，真是大开人心事，使人有点像如醍醐灌顶大彻大悟。

胡适针对杜威的思想推论五步说做了精彩点评。现在我把自己认为的精彩部分摘录如下：

思想的起点是壹种疑难的境地。杜威壹派学者认为，思想是为人类应付环境的工具。人类生活若是处处没有障碍，时时方便如意，那就用不着思想了。壹切有用的思想，都起于壹个疑问符号。壹切科学的发明，都起于实际上或思想里的疑惑困难，宋朝的程頣说：“学原于思”。这话固然不错，但是悬空讲“思”，是没有用的。他应该说：“学原于思，思起于疑。”疑难是思想的第壹步。

第二步认定疑难存在什么地方。第三步，稍有经验的人，自然会从所有的经验、知识学问里面，提出种种解决疑难的方法。第四步，决定那壹种假设是适用的解决。第四步所采用的解决方法，还只是假定的，究竟是否真实可靠，还不能十分确定。必须進行第五步的实地的证明，方才可以使人信仰；若不能证实，便不能使人信用，至多不过是壹个假定罢了。已证实的假设，能使人信用，便成了“真理“。

可见，思想起于应用，终于应用；思想运用从前的经验，来帮助现在的生活，预备将来的生活。思想的真正训练，是要使人有真切的经验来做假设的来源；使人有批评判断种种假设的能力；使人能造出方法来证明假设的是非真假。

在胡适看来，杜威壹系的哲学家论思想的作用，最注意“假设”。因此，杜威思想推论的第三步的假设是承上启下的关键，是归纳法和演绎法的关头。我们研究这第三步，应该知道这壹步在临时思想的时候是不可强求的；是自然涌上来，如潮水壹样，压制不住的；它若不来时，随妳怎样搔头抓耳，挖尽心血都不中用。活的学问知识的最大来源在于人生有意识的活动，不但能增加我们假设意识的来源，还可训练我们时时刻刻拿当前的问题的来源限制假设的范围，不至于上天下地的胡思乱想。还有壹层，人生实际的事业，处处是实用的，处处用效果来证实理论，可以养成我们用效果来评判假设的能力，可以养成我们的实验的态度。

综合胡适介绍的以杜威学派为代表的实验主义，我们可以清楚看到美国的实验主义，在彻底進行思想方法变革的过程中呈现出来的三个重要特征：

第壹，彻底摒弃了等级观念和阶级分析论对人类认识论产生的错误影响，为人类思想观念的不断更新创造了宽松的社会环境和平台。我们知道，在等级观念和阶级分析论甚嚣尘上的专制社会里，任何思想观念的变化都会受到严重的压制，都有可能诱发社会动荡。美国的实验主义诞生之后，使美国社会思想观念的变化从未引发大的社会动荡，保证了美国社会在自由和谐的轨道上运行，为美国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的進步发展扫除了前進的障碍，这都应归功于实验主义彻底摒弃了等级观念和阶级分析论的结果。

第二，彻底摒弃了灵肉分离论对人类认识论的错误影响。灵肉分离论的本质特征就是把经验和思想看作绝对相反的东西，把实践和理论看成是不相联贯的两件事。而杜威的实验主义则把经验看作是对付未来，预料未来，连络未来的事，把经验和思想看作壹件事。这就为摒弃灵肉分离论提供了轧轧实实的科学根据，为思想解放扫除了壹大障碍。特别是杜威强调的“经验里面含有无数推论”，“推论乃是人生壹大事”，从而确认了思想推论是每个社会个体不可剥夺的权利；为把自由民主平等的价值观念，建立在更加可靠可信的现代科学的认识理论之上作出了重大贡献。

第三，彻底摒弃了认识论中的神秘主义。杜威在其思想推论的五步说中，把认识真理的过程概括为“用已知的事物做根据，由此推出别种事物或真理的作用”；“从已知的事物推到未知的事物，有前者作根据，使人对后者发生信用”；“疑难的问题，定思想的目的；思想的目的，定思想的進行。”这种探索真理的过程，都是用明白易懂的言语呈述出来，没有任何神秘主义和经院哲学的痕迹，充分展示了实验主义是属于平民百姓的认识理论的风彩。

把实验主义和马克屎主义的认识论，和毛泽东的认识理论比较壹下，我们可以清楚看到马克屎主义和毛泽东的认识理论至少存在三大病根:

第壹大病根是坚信等级观念和阶级斗争观念决定人的思想认识。马克屎认为人类社会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毛泽东认为，在阶级社会里，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因此，在马克屎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国家里，“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强制每个公民像和尚念经做功课壹样，每天必须刀念“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和“要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用阶级分析论洞察壹切，任何思想观念的变化都被认为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任何新观念的出现，都会使权力阶层如临大敌神经高度紧张，认为这是变天的先兆，世界末日的警示。因此防止“变天”防止“道变”，便成了第壹要务，那管百姓大众柴米油盐酱醋茶。以至不断诱发社会动荡，严重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民生；还把百姓大众封闭在与世隔绝的社会环境里，以致成了“桃花源中人，不知汉魏晋”的远古先民。

第二大病根是笃信灵肉分离的理论。我们知道，马克屎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就是承认物质存在为第壹性，把精神意识视为第二性。这种把物质和精神，本质和现象视为两种相反不相连贯的观念，就是灵肉分离论的本质特征。这种灵肉分离的理论反映到知和行的关系上，就出现了把理论认识和行动实践看作不相连贯的两件事，这特别表现在毛泽东提出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论的公式上。这种灵肉分离论造成的社会后果，把人分成了两部分，壹部分（少数人）专门从事思想理论加工的人，他们不仅能拟定调查纲目，还熟悉口问手写的奥妙，是思想理论加工厂的总管和技术骨干，是属于劳心者；壹部分（多数人）专门从事实践的人，专门给思想理论加工厂提供经验思想原料的劳力者。前者成了先進生产力，先進思想理论文化和人民利益的代表；后者则成了没有任何话语权的无声的“被代表”。可见，灵肉分离的理论是各种代表赖以生存的土壤根基，是普通百姓的权利被漠视，人格被蔑视，尊严被贱视的根本原因。

第三大病根是马克屎和其信徒们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引進到人的认识论中。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什么？是壹种精心包装的神秘主义。波普尔说，黑格尔“作为壹个逻辑大师，从纯粹形而上学的丝帽中变出真实的物质的免子，对其强大的辩证法来说，简直如同儿戏。”（见《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2卷）可见，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壹种无中生有的魔术师的变戏法。毛泽东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壹文中提出的“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可以变物质”的哲学论断，就是黑格尔辩证法的经典表述。

毛泽东关于物质和精神互变的理论，早在《实践论》就已经提出过：“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在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壹个飞跃。”毛泽东认识论中的“两个飞跃”和“两个变”充满著黑格尔的神秘主义色彩，充满著佛教禅宗派鼓吹的“顿悟”理论的神秘主义。这种神秘主义的“辩证法”，用波普尔的话说，“可以把壹种思想歪曲成它的对立面。”可以姿意扭曲是非，把假的说成真的，也可以把真的说成假的。就是说，可以把是什么说成不是什么，可以把不是什么说成是什么。这是导致苏共和中共出现了壹系列冤假错案的根本原因；这是导致苏共解体和苏联亡国的重要原因；这是引发中国社会大动荡的重要原因。中国人都能从自己的切身经历中深深感受到神秘主义的辩证法，是壹种祸国殃民的思想方法。特别值得深思的是当今有壹批向左看齐的中国人，对这种等级观念，灵肉分离的理论和神秘主义的辩证法还存在壹种难以割舍的依恋之情，千方百计把其包装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坚守着，世界上还有比这更愚昧更可悲的事情吗？

总之，中国的现代化离不开传统思想观念的现代化。要在中国实现传统思想观念的现代化，必须剔除传统文化中的等级观念，灵肉分离的理论和认识论中的神秘主义。要实现这个宏伟目标，实践已经证明，靠马克屎主义是万万不行的。寄希望于马克屎主义实现中国传统思想观念的现代化，这无疑是要“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这无非是缘木求鱼而已。我认为，只有借鉴美国的实验主义，才能实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改造，才能剔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等级观念，灵肉分离的理论和认识论中的神秘主义等错误观念，才能让中国成为真正的文明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