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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意识形态介绍 社会民主主义 中间偏左

作者 汤武 写于 二零一九年



壹轮朝阳，社会民主主义的朝阳，正在中国的地平线上冉冉升起。

19、20世纪，它曾经照亮了西方世界，深度渗透到西方世界的精神与经济政治社会结构之中，推动西方世界由资本和资产阶级的单边统治，转变为资本与劳动、资产阶级与劳工阶级双边竞合共治，以及各种生产要素和各个社会阶级多边竞合共治。

在自然世界，照亮地球的太阳只有壹个；在人类世界，照亮精神与社会生活的太阳不止壹个，神灵崇拜、宗教信仰、自然主义、人道主义、个人主义、射秽主义、自由主义、平等主义、宪政主义、民主主义、理性主义、意志主义、科学主义、人本主义……都曾经像太阳壹样向人类发光发热。它们有时此起彼伏，有时又交相辉映，轮流或共同指引人类走向更高的发展阶段。社会民主主义，作为自由民主主义的竞争者，作为极左专制主义和极右专制主义的反对者，就是现代、当代和未来很长时间壹种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价值理念和精神力量。

早在100多年前，它就已经来到中国了，为什么至今绝大多数中国人不知其名，更不知其为何物？

对于这样壹束熄灭了很久的火种，我们凭什么可以充满信心地宣布，它即将像壮丽的日出壹样蔚为大观？



第壹章 社会民主主义的哲学和文化学



任何壹种经济政治社会运动，都具有壹定的哲学和文化内涵，自由主义运动、共产主义运动是如此，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也是如此。



人性哲学、社会历史哲学、价值哲学



社会民主主义的人性哲学，认同人皆具有善性与恶性、生物性与创造性、个体性与群体性的人性假说。



壹、人性哲学



1、善性与恶性

我们把人皆具有的自主、独立、求真、务实、互助、合作、勤劳、节制、创造、超越、仁义、慷慨、宽容、慈悲、爱美等等天性、潜能、需求和倾向，称之为人的善性；把人皆具有的依赖、奴从、怯懦、蒙昧、虚妄、仇恨、攻击、傲慢、妒忌、贪婪、恐惧、懒惰、纵欲、残忍、恋丑等等天性、潜能、需求和倾向，称之为人的恶性。

在历史上，性善论者只看到了人性的前壹个方面，而性恶论者只看到了人性的后壹个方面。但实际上，任何人都同时具有两个方面，只不过在有些人那里，善性压倒了恶性，他们依次被称之为圣贤大德、英雄、好人；在有些人那里，恶性压倒了善性，他们依次被称之为大奸大恶、枭雄、坏人；在更多的人那里，善性与恶性处在壹种未展开的混沌交织状态，他们被称为好坏参半的庸常之人。

如果我们承认人类历史是壹个从低级到高级、从野蛮到文明的進步和发展过程，那就意味着，人性的变化总的来说具有善性不断强化、恶性不断消退的趋势，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庸常之人将会成长为圣贤大德、英雄、好人，并且对大奸大恶、枭雄、坏人形成压倒性的优势。

然而这绝不是壹个自动的、必然的直线進化过程，事实上，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人性大退化的时期，甚至我们自己还亲眼目睹了、亲身经历了惨烈的人道大灾难。在中国历史上每壹次社会崩溃、改朝换代时，都有数千万人（有时高达总人口的2/3）死于非命，人吃人、率兽食人现象反复出现；到了20世纪，竟然还有数千万人死于黑色法西斯主义暴政和侵略，上亿人死于红色共产主义暴政和侵略。每念及此，我们不仅对人类的進化深表怀疑，甚至对人类的未来深感绝望。今天，足以毁灭人类和地球数十次的核武器，作为人性恶的集中体现和实体化，就像达摩克里斯之剑壹样高悬在人类的头顶；今天，地球上实际上只有壹半的国家和人口实现了宪政民主，另壹半国家和人口仍然处在形形色色的极权专制与威权专制之下，也就是说，只有在壹半的国家和人口，人性善压倒或控制了人性恶，而在另壹半国家和人口，人性恶还在压倒或控制人性善。人类实际上走到了壹个真正的十字路口，人类能否抑恶扬善、弃恶从善，尚有诸多不确定，仍是未知之数；没有任何必然性和客观规律能够保障人类臻于至善之境，善恶之争其实是人类自己与自己的斗争，最终结果取决于人类自己。

2、生物性与创造性

人类来自于自然界，是生物進化的结果，是自然因果链条的壹个环节。人首先是自然存在物，因此，植物和动物所具有的本能和本性，人类也无不具有。人也具有壹切生物所具有的自我保存和繁衍的本能，或生存的需要和安全的需要，我们称之为人的生物性，因其具有适应环境和保持现状的特点，我们也把它称之为人的保守性，亦即人性中趋于保守的维度。

然而生存固然是人类進化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却不是進化发展的动力。人类進化发展的内在动力是人猿揖别过程中形成的壹种新的本能和本性，这就是人的创造性、超越性和自我实现性，这是人类所独有的打破现状、改造自然、挑战环境、探索未知的需要、潜能和冲动，人类正是依靠这种最初很微弱后来愈益强壮的本性，才把自己从壹个弱小的物种变成了地球上最强大的、不仅统治了地球而且正在向外太空拓展的物种。

在很长历史时期，生物性在人性结构中居于绝对主导的地位，壹切人类活动，包括经济、政治、军事、法律、社会交往、文化创造活动，都是围绕着物质需要、生物需要的满足这壹焦点和轴心展开的，创造性这壹新的本性和本能，与其说是作为目的，不如说是作为工具和手段而得到保存和发展的，它经过漫长的积累逐渐壮大和丰满起来，并终于率先在小部分杰出人物那里获得自为目的、自求满足的特性，成为他们生活的第壹目的，成为他们人性中的第壹需要。人类创造性的发展，尤其是杰出人物创造性的高度发展，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提高，推动了经济政治法律社会制度的变革，推动了精神文化的繁荣昌盛。

最近几百年来，工业革命和科学技术革命所创造的物质财富，远远超过了数十万年人类历史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的总和，应该说，在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相当富裕的生活，吃穿住行等物质需要、生物需要的满足已经不成为问题了，只要物质资料的分配问题也像物质资料的生产问题壹样得到彻底解决，那麽整个经济问题这个壹直困扰人类的首要问题，也将得到彻底解决。壹个极为明显的表现就是，发达国家绝大多数人用于谋生的劳动时间急剧减少，相应地非劳动时间、自由时间在大大增加。于是壹个人类从未遇到过的重要问题就变得非常现实和急迫了：在大量自由时间里，人们应该和可以做什么？

如果人的创造性等高级的本性和需要不能普遍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本性和需要，那就意味着，大量的自由时间，就会浪费在生物性等低级本性和需要的满足上了，人类文明就会失去進壹步向前发展的动力机制了。发达国家已经来到了壹个历史节点上，那就是必须普遍实现以生物性为主导的人性结构向以创造性为主导的人性结构的转型和升级。

当然，这个问题只是在发达国家才成了壹个现实的问题，这些国家也就二三十个，其人口大约只占全球总人口的15%，其他国家以及其余85%的人口，仍然处于不发达或发展中状态，对于这些国家的人民来说，物质需要的满足问题、谋生问题、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分配问题、经济问题，仍然是最主要的问题，他们仍然不得不为基本的生存、安全、繁衍而辛苦劳作，甚至不得不展开争夺生活必需品的残酷的丛林竞争。

3、个体性与群体性

任何壹个人，首先是壹个个体，具有个体存在必然具有的个性、特殊性、独立性，具有自私、自利、自主、自立、自尊、自强、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等等本性、需要和潜能。与此同时，任何壹个人也都是某个人类群体的壹份子，具有群体存在必然具有的共性、普遍性、社会性，具有无私、利他、互助、合作、联合、团结、仁爱、博爱等等本性、需要和潜能。

这两方面形成壹种相互依存、相互补充而又相互排斥、相互冲突的结构性张力关系，只有个体性而无群体性或者只有群体性而无个体性，都是不可思议的。区别只在于，在有些人那里，个体性占优势，在有些人那里，群体性占优势；在有些人那里，个体性和群体性冲突得很厉害，在有些人那里，个体性和群体性能够达到壹种很好的融合。个体主义、个人主义突出强调个体性而相对忽视群体性，群体主义、射秽主义突出强调群体性而相对忽视个体性；极端的个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与极端的群体主义和射秽主义，则干脆否认对立面的存在。

上述这种壹般的说法当然是正确的，但也是抽象的，它只是深入具体地理解个体性和群体性的结构关系和历史行程的逻辑前提，而不是这种理解本身。需要深入具体地加以解释的是，个体性和群体性在人性進化过程中分别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它们在什么情况下是必然冲突的，又在什么情况下是必须并且可以结合的？

必须承认，个性、个体性相对于共性、群体性而言，具有壹种Ontology（存在论或本体论）上的优先性。这倒不是像个体主义和个人主义那样，在发生学意义上指认个体先于群体、个人先于社会而存在，就像群体主义和射秽主义在发生学上指认群体先于个体、社会先于个人而存在，这两种说法就像断言鸡先于蛋或蛋先于鸡壹样，都是不能成立的。毋宁说两者是同时出现、同时演化的。此处所说的个体对于群体在存在论或本体论上的优先性，是就发展的动力机制而言的，也就是说，从发展的眼光来看，个体的行动、个人的首创精神是整个共同体和全部历史发展的原动力和发动机。壹般而言，个体是相对积极、主动、能动、活跃的，而群体是相对消极、被动、受动、稳定的，这种存在论或本体论上的判断大抵是不成问题的。

我们任意截取某壹个时间节点来看，固然可以说任何壹个个人都是既定环境和先前历史条件的产物，但如果说个人仅仅是环境和时代的产物，那麽历史就会停留在这个时间节点上了。人类历史之所以具有“发展”和“進步”的性质，就在于总是有某些个人率先站出来改变环境、挑战权威和成规、突破共同体的限制、创造新的文明因子，他们或许失败了，或许被共同体当作异端摧残和消灭了，然而，在他们的感召和示范下，更多的个人站出来了，他们前仆后继，英勇奋斗，终于改变了环境，重构了社会共同体。在这个意义上说，共同体并不创造什么，并不提供历史的增量，而只是保留了个人活动的成果，只是容纳了历史的存量；创造历史的、提供历史增量的，永远只是活生生的个体，正是他们率先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突破、有所创造，才推动了老共同体的瓦解和新共同体的形成。

每个积极意义上的个人都是现存生产力所无法限死、现存社会关系所无法穷尽、现存文化所无法窒息的、包含种种内在激情和可能性的特殊实体，他的内在需要和本性推动他不可遏制地去改造环境，去创造新的生产力、新的社会关系和新的文化。个人的这种独壹无二性、不可还原性和创造超越性，就赋予他以历史本体论即社会存在本体论的优先地位。

那麽如何解释在某些历史时段某些共同体的倒退和毁灭性败坏？关键在于那些集中了恶性力量的大奸大恶、枭雄和坏人，积极主动地发起了攻击和破坏，他们裹挟和绑架很多胆小懦弱的民众，扫荡和摧毁了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人类文明成果，与此同时，那些集中了善性力量的圣贤大德、英雄、好人，却没有来得及有效地聚齐和组织起来，并带领民众抗击和阻止历史的大倒退。在这里，个体的选择仍然是决定性的力量。如果说积极意义上的个人推动了历史的進步，那麽也可以说消极意义上的个人拉动了历史的倒退，正是那些恶性大于善性、破坏性大于创造性、索取大于贡献、消费大于生产的恶劣个人，不满足于社会结构停留在某壹静止状态，他们带领很多平庸保守的消极个人，推动社会结构回到过去的历史阶段。这正好反向、逆向证明了个体性优先于群体性的原理。

无数这样的时间节点构成了人类曲折向前的历史主线。其实，在原始人类那里，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都处在壹种未展开的、混沌模糊的状态中，个体固然是极为贫乏弱小的，群体也是极为狭隘封闭的。原始人甚至没有“人类”的自我认同和自我意识，他们分布在广袤大地的各个角落，在很小的血缘关系的范围内勉强生存，彼此将周围的人群视之为像其他动物壹样的狩猎对象，战争、抢劫和杀戮几乎成为他们基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与许多浪漫主义者对原始社会的田园牧歌式的想象相反，原始的血缘群体固然是弱小个体赖以存在的依靠，其实也是壹座座关押个体的铁笼。正是无数逐渐积累起力量的个体壹波又壹波追求自由与发展的积极行动，逐次冲破了血缘、地域、等级、阶级、民族、国家的边界以及相应的信仰、法律、道德、习惯的禁忌，在无数个方向和无数条线路上交流与融合，形成了更加广泛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联系，形成了更大的社会共同体。以哥伦布和麦哲伦等人的环球航行和地理大发现为标志，地球上终于出现了完整的人类概念和真正的人类意识，实现了由无意识的、自在的人类世界向有意识的、自为的人类世界的转化。

通过纵向和横向的比较，我们会发现壹条概率很高的统计规律：正是对个性和个人自由的追求，才促成了广泛和深刻的社会联系的出现，凡是在个体高度独立自主的地方，就出现了群体的繁荣和国家的强大；反之，伴随着个性萎缩和个人自由缺乏的，倒是群体的狭隘和封闭，在那些把群体的秩序和稳定看得高于个人的自由和发展的地方，反而出现了群体的衰落、停滞、虚弱和落后。由此可以验证个性、个体性、个人自由相对优先于共性、群体性、社会联系这样壹条存在论和本体论的原理。

自然不能由此得出个性、群体性、共同体、社会联系可有可无的结论，它们只是相对的消极被动而不是绝对的消极被动，它们自身也具有积极的、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意义，这不仅表现在个人的形成必须接受历史文化遗产和现实社会资源上，也不仅表现在更好的共同体壹旦形成，就会反过来推动、支持、鼓励、保护个人，并让越来越多的普通个人成长为优秀个人上，更为重要的是，在那些优秀个人冲击旧的共同体并建构新的共同体的过程中，本身也必须组织成为壹个行动共同体，壹个改革或革命的团队，在这个团队中，共性和群体性，与其说是与个性和个体性截然不同的性质，不如说就是个性和个体性的延伸、放大和扩展，是个性和个体性的融合、凝聚和升华。虽然说在改革或革命的团队中，仍然存在个人自由和个人首创精神的空间，但共同利益、共同目标、共同理想、共同规则，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不仅仅是对个性的消极限制，也是对个性的积极引导和伸张。



二、社会历史哲学



1、人性的演化与社会历史進程

人的本质不断外化、物化、对象化为人的活动和存在方式，人的活动和存在方式不断内化为人的本质；人性哲学探究的是人的潜在的、内在的、可能的方面，社会历史哲学探究的是人的显在的、外在的、现实的方面，也就是人和自然、人和人的相互关系，即人的社会存在方式和社会结构，以及它们的历史发展趋势。

每壹代带着壹定的善性与恶性、生物性与创造性、个体性与群体性的人们，展开壹定的经济活动、政治活动、交往活动、文化活动，形成壹定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交往关系、文化关系，这些社会关系就是所谓的社会制度或社会结构，它们壹旦成型，就在壹定的时间范围内划定了人们行为的界限和规则，在这些界限和规则内，人性的需要、潜能、内驱力、创造力得到满足、发挥、发育、积累、成长，直到现存的社会制度和结构容纳不了的程度，社会改革、变革、革命就到来了，旧的社会制度和结构就被新的社会制度和结构所取代。

人的本质，在其实现性上，是壹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屎的这句话来源于亚里斯多德的潜能与现实、德国古典哲学的本质与存在相互关系的学说，但在苏联、东欧和中国等共产党国家，却被简化为、庸俗化为“人的本质是壹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就把人的本质等同于存在、把潜能等同于现实了。固然。人的本质不是壹个抽象的幽灵，而总是必须表现为客观存在的，正是在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相互作用的现实场域，人的本质才得以孕育、生长、激活、丰富和发展，但可能性总是比现实性大壹点，内在、潜在的本质总是比外现、显现的存在多壹点，这才能解释为什么人类总是不满足于现状、为什么总是要追求比现在更好的未来、为什么总是为理想而奋斗这壹基本的事实。

素质决定论、人性决定论、要素主义，把人性看成是壹种亘古不变的常数和元素，既看不到好的制度、环境和社会结构对人性所起的激励、褒扬、导引、保护作用，也看不到坏的制度、环境和社会结构对人性的压抑、禁锢、扭曲、戕害作用；与此相反，制度决定论、环境决定论、结构主义，把人性归结为制度、环境和社会结构的产物，既看不到坏的制度、环境、社会结构是由坏人建构并由好人改变的，也看不到好的制度、环境和社会结构是由好人构建并遭到坏人破坏的。只有把素质 人性 要素 社会制度 文化环境 社会结构互相作用对人的影响充份的考虑進去的决定论，才是客观的。

对人性当然不能绝望，但也不能寄予过高的希望，必须高度重视制度、环境和社会结构的建设。在历史上，由于自然的和人为的、外部的和内部的、必然的和偶然的种种原因，只占人口少数的坏人往往会抢得先机，以高度组织起来和武装到牙齿的力量，把专横的权力意志强加于整个社会，建立起壹种控制全部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的暴政，并保持和巩固其统治达数十年乃至数百年之久，在这期间，整个民族和社会的人性遭到大规模的败坏、出现大规模的退化。

幸运的是，任何壹种暴政统治并不能永远继续下去，即使是为了维护其长期性，或是为了降低这种统治的代价和成本，它也会逐步向民众松绑和让步，它也会变得松弛和萎缩，而民众的人性水平就会趁机得到恢复和发展。当暴政统治出现全面衰落和危机的时候，也同样会出现这样的历史机遇，那就是只占人口少数的好人，只要能够高度组织起来并具有强大的战斗力，唤醒和召集广大受害的民众，也足以摧毁曾经不可壹世的暴政统治，建立比较進步、宽松和开明的政治制度，甚至建立现代的宪政、民主和法治的政治制度，在这种制度的保护和激励下，全民族和社会的人性水平很快就会得到大幅度的提高。

2、以善性、恶性的实现程度和力量对比为坐标的历史分期

善恶二性是人所固有的本性，最蒙昧野蛮的人类也具有善性，最文明美好的人类也具有恶性；最凶恶残暴的个人也具有善性，最纯洁善良的个人也具有恶性。这是壹个壹般的判断。

在具体的个人和具体历史时期的人类身上，善恶交织的情况相当复杂，大体而言，具有善性大于和控制恶性的人格结构的人算是好人，具有恶性大于和控制善性的人格结构的人算是恶人；善性控制恶性、好人控制坏人的社会算是好社会，恶性控制善性、坏人控制好人的社会算是坏社会。

这种说法还是很抽象，让我们更为具体地指出，基于人性恶的暴力和欺诈控制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社会结构，是坏的社会结构；基于人性善的生产力、真理和正义、自由平等的价值观主导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社会结构，是好的社会结构。坏的社会结构是战争劫掠经济、极权专制权治和愚民文化的组合，好的社会结构是市场交换经济、宪政民主法治和尊民文化的组合。

以此为坐标，我们把人类历史划分为两个时期：传统蒙昧野蛮时期和现代理性文明时期。这当然是壹种粗略的划分，并不等于说在传统蒙昧野蛮时期就没有基于人性善的市场交换经济、宪政民主法治和尊民文化的因素、成分和雏形，在现代理性文明时期就没有基于人性恶的战争劫掠经济、极权专制权治和愚民文化的因素、成分和形态；正如传统时期已经出现了雅典民主、古罗马共和、英国宪政、意大利城邦共和，在所谓现代时期，全世界甚至还有高达半数的国家和人口还生活在极权主义和威权主义制度之下。

这里涉及壹个社会历史观的重大问题：是什么力量在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有人说是生产力，有人说是理性和科学技术，有人说是宗教信仰和道德，有人说是市场竞争，有人说是英雄人物……于是形成了形形色色的壹元论历史观。这些历史观都有壹定的道理，因为它们强调的各种力量的确都在推动历史的发展，但夸张壹种不及其余并且把它当成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就不对了。实际上，不仅各种力量都在起作用，而且不同历史时期起主导作用的力量也不壹样，并没有壹种贯穿整个人类历史始终的根本动力。现代各种壹元论历史观，不过是古老的壹元论世界观、本质主义和整体主义思维方式的变种。举个例子说，马克屎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来解释整个历史发展進程，固然具有壹定的道理，但并非就把握了整个社会历史的真相。

引人关注的是，各种壹元论历史观大都强调的是种种人性善的力量，而很少直面人性恶的力量，即使康德、黑格尔、马克屎、恩格斯也观察到恶性、恶行在历史上的重大影响，但在他们的壹元论直线历史发展模型中，那只是壹种非结构性的扰动因素，不足以动摇生产力、理性、道德等等善的、好的力量对于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和决定作用。倒是马基雅维利、孟德威尔、拉罗什富科、萨德等人直面了人性恶的存在，但他们的言说大抵只限于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和文学领域，还没有上升到社会历史哲学的高度。

人性恶的集中体现就是暴力和诈力。暴力、杀戮、肉体伤害和强制，是对人的生命、健康和安全的直接伤害、剥夺和控制，会给人带来巨大的痛苦和恐惧；欺诈、狡计、谎言，是对人的精神、意识、意志的操纵、灌输和塑造，会让人心甘情愿地接受统治和压迫。暴力与诈力、大棒与胡萝卜、刀与花、毒药和蜜糖又是相互强化和放大的，历来是极权专制统治缺壹不可的两类大杀器。项羽和范增，壹个拥有强大的暴力，壹个善于用计，但他们不能结合，结果统统死于兼有暴力和诈力的刘邦之手。

在很长的历史时期，暴力和诈力不仅仅在国家权力的建立和维护、政治斗争和军事战争中起主导的、决定性的作用，而且深深地渗入经济和文化生活，决定着物质财富的生产、交换、流通和分配，决定着意识形态和精神文化的制造、交流、传播和分享。还是以刘邦为例：他年轻时游手好闲，不像哥哥壹样勤治家业，遭到父亲的责骂和嫌弃，等到他做了皇帝，坐拥整个天下，就得意地问刘太公，现在我们兄弟几个谁的产业更大？这个例子形象生动地说明，暴力和诈力以及凭借它们而建立起来的政治权力，曾经是比生产力、经济力、科技力、文化力更大的力量，提着脑袋打天下、两把菜刀闹革命、战争和劫掠，比和平勤劳的生产经营活动和精神创造活动，能够获得更多的物质财富。更大的例子是，马其顿蛮族征服了希腊，日耳曼蛮族征服了罗马、蒙古族和满族征服了汉族、纳粹帝国壹度征服了西欧、苏联帝国数十年间征服了东欧并间接征服了中国。当代中国历史学家吴思把这种现象精彩地概括为“血酬定律”，他把暴力冒险、拼命流血获得的报酬称之为血酬，在暴力和权力通吃的社会和时代，这种报酬甚至远远大于劳动的收入、土地的租金和资本的利润。在这里，生产力决定论和经济基础决定论就完全失效了。

从传统蒙昧野蛮时代向现代理性文明时代的转化，关键就是要让暴力和诈力从根本上退出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让经济生活成为非暴力、非欺诈的过程，让生产力和科学技术以及自由平等的市场竞争和交换，成为经济领域的决定力量；让政治生活成为非暴力、非欺诈的过程，让共和取代独裁，让和平理性的、数人头的政治博弈取代妳死我活的、砍人头的权力斗争，让宪政、民主、法治成为政治领域的基本规则；让文化生活成为非暴力、非欺诈的过程，让信仰的和平共处、思想的自由竞争、学术的平等交流、道德的多元互补、艺术的百花齐放，成为文化领域的主流和常态。

上述历史分期不同于马克屎主义如下的历史分期：远古人性具有原始的丰富和完整，恶性是潜在的和被压抑的，私有制和阶级社会是人性恶的大爆发，人类处于普遍的异化和非人的状况，在坏到极点的时候，出现了壹个像耶稣·基督壹样的救世主，那就是恢复和集中了全部人性善的无产阶级，祂发起了最后壹次解放全人类的阶级斗争，最终消灭了私有制、阶级和国家，实现了像天堂壹般的共产主义。这种人性学说和历史分期存在很大的问题，由于在逻辑上没有确认善恶二性普适于所有人和人类始终，因此看不到原始人性中存在的粗陋、丑恶和野蛮，也没有看到人性善在私有制和阶级社会的积累和发展，随之又凭空虚构壹个无产阶级救世主拯救了整个人类，并认为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再也没有人性之恶了。

3、以生物性和创造性的实现程度和力量对比为坐标的历史分期

迄今为止，人类整体上仍然以生物性为主、以创造性为辅，生物需要、物质需要仍然是人的第壹需要，因此物质财富的占有、分配和消费仍然是人类壹切活动的焦点，不管这种占有、分配和消费是以暴力、权力为主导的方式实现的，还是以生产、经营、交换为主导的方式实现的。这当然是壹种不能令人满意的状态，因此文艺复兴以来兴起的人文主义思潮，无不呼唤更高的人性水平，启蒙运动开始构想壹种以审美、艺术、游戏为主的生活方式，而乌托邦射秽主义者则提出了劳动和创造应该成为生活的第壹需要的命题。继承了这些思想遗产的马克屎，把受物质需要驱动和支配的人类活动叫做谋生活动，把人们受外在目的规定和驱使而争夺生活必需品的状态叫做必然王国，而把此壹时期的人类历史叫做人类史前史，与此同时，他热烈地展望，在未来人类那里，劳动创造活动本身成为人的第壹需要，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不以旧有的尺度来衡量的人类全部力量的全面发展、人的自我实现和自由发展，成为目的本身，人类因此而進入自由王国和真正人的历史。

于是就出现了另壹种历史分期：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人类史前史和真正人的历史。

如果马克屎的这种分期能够成立的话，其实恰好否定了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简称唯物史观）的普适性，因为唯物史观最多只适用于他所说的必然王国和人类史前史，而适用于自由王国和真正人的历史的应该是另壹种历史观，我们不妨称之为历史人本主义（简称人本史观）。唯物史观的基本范畴如物质需要、经济必然性、物质生产劳动、物质资料生产、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阶级、国家等等，都只能以另壹种比重和另壹种方式存在于人本史观之中；正是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生长出人本史观，在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生长出人的发展的必然性，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生长出自由王国。

马克屎所展望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最本质的特征其实不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和按需分配，而是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不是对物质财富的占有、拥有和享受，而是人以壹种全面的方式，作为壹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本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本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

抛开本身就不能体现马克屎真正意思的、粗陋的“共产主义”概念不论，马克屎把人类历史划分为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人类史前史和真正人的历史两个时期的做法能够成立吗？如果说仅仅是要表达以生物性为主要驱动机制和以创造性为主要驱动机制的两个历史时期的区别，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但鉴于自由正是在必然王国中生长起来的而自由王国中也有必然性的作用，鉴于生存竞争时代孕育了人类创造性而自由创造时代包含人类生物性，鉴于“人类史前史”也是人性之善的发展过程而“真正人的历史”也不可能彻底灭绝人性之恶，人们对马克屎这种简单的两分，就不能做极端的、壹刀两断、截然两分的理解，而应该警惕和消解其中所包含的乌托邦幻想。

壹部分非马克屎主义的经济学家和未来学家也预言“经济奇点”的到来，他们认为，在不远的将来的某壹个时点上，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极其丰饶的物质财富，会轻而易举地满足人类的生物需要和物质需要，为争夺生活必需品的生存斗争将成为多余，壹直困扰人类的经济问题将得到根本解决从而成为次要的社会问题，财产拥有民主制度和基本收入制度将会成为现实，绝大多数人不用从事具有谋生性质的“劳动”、“工作”、“职业”，就能够获得足够的生活资料，依照传统经济学的界定，他们将会成为不能甚至无需就业的失业人口，在大量的自由时间里，他们应该和可以做什么呢？是无所事事、游手好闲、消费娱乐、混吃等死吗？那会是另壹种令人恐怖和绝望的生存状况。只能是去做壹些更有意义的、更富有精神内涵和创造性质的事情，也就是马斯洛所说的满足人的高级需要如自我实现需要的事情，这也就是马克屎曾经说过的人本身的生产或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

在以自我实现、人本身的生产、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主题的历史条件下，的确，社会结构或社会的组织和运行机制以及相应的价值标准和评价尺度等等，必然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哲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概念体系都必须推倒重来。比如所有制或产权制度，如果仅仅是指生产资料的归属，那麽在巨大规模、超高科技的物质资料生产领域即所谓“经济领域”，生产资料其实必须并且能够以公有制为主。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因为所谓经济领域只是人类生活中较小的部分，更大的部分和更广的领域是人本身的生产；问题的关键在于，人的创造活动、人的个性和才能的自由发展，是最不适合于所谓“公有制和计划模式”的，究竟什么样的社会关系、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才能适合和促進“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现在的人类其实是无法作出具体规定的，最多只能做壹些猜想和推理而已。

4、以个体性和群体性的实现程度和力量对比为坐标的历史分期

人类历史，如果以个体与群体、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为坐标，可以划分为群体禁锢个体的时代和个体构建群体的时代，人们分别用身份和契约、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奴役压迫和自由平等、极权专制和宪政民主等等概念来描述这两个时代的区别。

马克屎喜欢使用黑格尔的三段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的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壹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阶段”。此处第二大形态，指的是资本主义，按马克屎的划分，是从人的依赖关系到自由个性的过渡阶段，按我们的划分，已经属于个性初步得到自由发展的阶段了。因此，我们认为它不单独构成壹个大尺度历史时期，并且不属于群体禁锢个体的时期，而属于个体构建群体的时期。

我们曾经说过，个体性对于群体性而言，从人类历史本身发展的眼光看，具有存在论或本体论的优先性，然而人类史来自于自然史，在其挣脱自然史而進入人类史的过程中，从自然那里继承下来的恶性、生物性、群体性，曾经长时间对于新生的善性、创造性、个体性，具有发生学和力量对比上的优先性。

群体优先于并禁锢个体的时代，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壹个阶段叫做自然血缘关系，这是直接从动物界继承下来的，在这里，个体性、创造性、善性其实是很微弱的，个人还没有剪断与共同体的脐带，并且像牲畜壹样依赖于血缘群体；第二个阶段叫做统治服从关系，这时候人们虽然冲破了血缘关系的束缚，但又進入到由暴力和欺诈建立和运行的权力关系、等级关系的束缚之下，王权制、封建制、奴隶制、农奴制成为基本的社会制度。

个体优先于并建构群体的时代，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壹个阶段叫做形式的自由平等阶段，即在宗教、哲学、法理和文化上宣布了以个人自由和个体权利为轴心建构社会秩序的基本原则，宣布了所有人的自由平等的人权和公民权利，所有人的生命、财产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也初步建立了与权力垄断经济相反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以及与极权专制权治相反的宪政民主法治的政治制度。但在新社会的实际运行过程中，过去历史遗留下来的种种经济政治势力和文化偏见仍然在发挥作用，资本及其经营管理在经济生活中的特权和优势地位，资本力量和政治法律文化力量的结盟所形成的社会强势地位，使得工人阶级等劳动人民处于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上的弱势地位，他们的人权和公民权利（包括经济上平等交换、参与企业管理和分配、得到公平报酬、获得休息和劳动安全、举行集体谈判和罢工的权利，政治上选举和被选举、集会、游行、示威、组织工会和政党的权利，享受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的权利，以及信仰、思想、言论、新闻、出版等精神文化生活的权利），或者被限制，或者因为缺乏实现条件而成为纸面的、虚拟的权利。的确，形式上普遍而实质上只由少数人享有的、特殊的自由民主，正像马克屎所尖锐指出的那样，还带有强烈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性质。

第二个阶段叫做实质的自由平等阶段，即所有人不仅在形式上、法律上而且在实质上、实际上享有人权和公民权利；社会不仅宣布每个人的自由平等的权利，而且为实现这些权利准备和提供条件。比如，在政府与公民关系上，不仅要取消参与公共政治生活的财产、性别、种族、文化程度的限制，而且要实行义务教育、免费或廉价医疗、廉价住房和社会养老，使境遇最差者也免于贫困和恐惧，使他们不会困于赤裸裸的生存而失去自由时间、社会交往空间和精神发展机会，使他们具备时间、兴趣和能力等参与公共生活的客观和主观条件；在资本与劳动关系上，要矫正特定历史条件下资强劳弱、资贵劳贱的倾斜格局，通过企业产权制度、经营管理制度和分配制度的改革，通过保护劳动者的团结、组织和集体行动权利，通过政府的劳工政策、国家的劳工立法以及整个社会劳工文化的发展，落实和扩大劳动者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权利，从而形成壹种实质上自由平等的、公正的劳资关系。马克屎的问题不在于指出了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狭隘性质和资产阶级民主的专政性质，而在于否定了它们下沈到劳动大众并形成全民自由平等和全民民主的可能性和通道，并主张用无产阶级专政取代资产阶级专政。

马克屎以人与人的关系为标准划分的三大阶段（人的依赖性——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自由个性），与他的另壹个著名的、以物对人的隶属关系为标准划分的三大阶段（原始公有制和血缘氏族社会——私有制和阶级社会——公有制和共产主义社会），大体上是壹致和同步的。但后壹个三段论实际上也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不存在纯粹的群体所有制阶段，也不存在纯粹的个体所有制阶段，而只存在以群体所有制为主、以个体所有制为辅的阶段和以个体所有制为主、以群体所有制为辅的阶段，这是上述群体禁锢个体和个体构建群体两阶段论的具体表现。

在自然血缘关系中，以生产资料的共同所有制为主，以生活资料的个人所有制为辅；在统治服从关系中，大家族、贵族、地方共同体、宗教共同体和国家共同体占有大部分生产资料以及相当部分劳动者（奴隶、农奴），由小家庭和个人占有生产资料的自耕农制和工商小业主制处于次要和辅助地位。

农奴的解放、工人获得人身自由和劳动力所有权、工商业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和土地要素的自由流转，标志着个体所有制、私有制的普遍发展并在经济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不过，也正因为私有财产基础的急剧扩张，共同体财产、公有财产虽然在结构上、比例上、相对数量上大大下降，但在总量上、绝对数量上却水涨船高，规模惊人。

可以预见，在人类匮乏和经济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的情况下，个体所有制、私有制，尽管会产生严重的贫富分化，但相对于共同所有制、公有制，还是具有经济上以至道德上的优越性，因为私有制产生的贫富分化问题可以通过私有财产的普遍化和社会再分配来有效地缓解，公有制却无法解决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经济效率低下以及公有产权代表蜕变为极权专制力量的问题；而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物质财富充分涌流、按需分配得以实现的情况下，虽然物质生产资料的公有和计划配置是必要的和可能的，但这并不等于在全社会实现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不等于实现所谓共产主义，因为壹个比经济领域更为广阔、更为重要、更为根本的生活领域，即人本身的自由全面发展，显然只能适用人格、人性资源、精神（理性、情感、意志）和创造力量等等的个人所有制，只不过那时候的个人，用马克屎的话说，不再是孤立的单个人，或狭隘自私的利己主义个人，而是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即高度自我现实和高度社会化的、扬弃了利己和利他的对抗性冲突的个人。



三、价值哲学



价值或意义，是人的内在本性的外化和客体化，是人的需要的满足和潜能的实现。由于内在向外在、潜能向现实的转化，壹定是通过欲望、诉求、愿景、目的、理想这些中间环节的，价值因此也就处于永恒的主客转换的成长和变化过程之中，人们对价值的界定和追求，人们的价值观，本身也构成价值生成史的壹个环节。价值就是对价值的追求，包括已经得到的价值和尚未得到的价值。

按照人的本性和需要的不同序列，价值也分为不同的序列。

真、善、美

真善美是满足人的善本性的行为和事物，是正值；假恶丑是满足人的恶本性的行为和事物，是负值。

真是对真相的认识，即真理，具有合规律性；善是对道德的遵守，即伦理，具有合正义性；美是真与善、真理与伦理、合规律性与合正义性的统壹，是最高的行为境界和存在状态。真善美是最抽象意义上的普世价值。

假是对真相的遮蔽和扭曲，是谬论和谎言，具有反规律性；恶是对道德的破坏，是暴力和残害，具有反正义性；丑是假与恶、谎言与暴力、反规律性与反正义性的统壹，是最低的行为境界和存在状态。假恶丑是最抽象意义上的反普世价值。

真善美与假恶丑的斗争贯穿人类历史的始终，即使在假恶丑横行的世界，真善美也在顽强生长和发展，即使在真善美充溢的世界，也很难根绝假恶丑的存在。

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

真善美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就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假恶丑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就是物质贫乏和精神贫乏。

满足生物需要的价值叫做物质财富、生命价值、生存价值。人类永远是生物和动物，因此物质财富、生命价值、生存价值对人来说也是永恒的正值。与之相反的是匮乏、贫穷、疾病和死亡等负值，它们是人性中与生物性、生命性相反的另壹种自然本性即无机性、有死性的实现，尼采称之为衰落的本能、颓废的本能、自我毁灭的意志、求虚无的意志、趋向死亡的意志，弗洛伊德则简单地概括为死本能。

满足精神需要、创造需要的价值就叫做精神价值、文化价值、发展价值。人是创造者、自我实现者和自我超越者，对人来说，精神价值、文化价值、发展价值，理当成为最重要的价值，即使为了获得更多更好的物质财富、生命价值和生存价值，也有赖于积累更高更广的精神财富、文化价值和发展价值。与之相反的负值是愚昧、偏见、欺诈、撒谎、抢劫、盗窃、剥削、迫害、虐待、奴役等等精神恶疾、文化垃圾和反人类行为，它们是人性中的盲目性、惰性、奴性、攻击性、破坏性等恶性的实现。

自由、平等、正义

真善美体现在个体与群体、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就是自由、平等和正义；假恶丑体现在个体与群体、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就是奴役或不自由、等级或不平等、不公或非正义。

自由首先和实质上是个人的自主、自治、自立、自为、自制、自强、自尊、差异、竞争、活力、效率、强健、卓越、优秀、丰富、发展等善的个体性、个性、自我性、特殊性的实现；平等主要和实质上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认同、谦让、包容、团结、仁爱、博爱、互助、合作、共和、共存、共享、共济、共富、共荣、共赢等善的群体性、共性、社会性、普遍性的实现。由于个体性对于群体性具有相对优先性，自由价值对于平等价值也具有相对优先性，但两者是缺壹不可的，不自由的平等是壹刀切的平均主义和铁板壹块的整体主义，而不平等的自由是弱肉强食的丛林状态和冷血残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所谓正义、公平、公正，就是自由和平等两种价值之间的壹种合理的张力和平衡状态，是平等的自由和自由的平等。平等的自由是每个人都享有的实现和发展个性的自由，自由的平等是承认差别和竞争、丰富性和多样性的平等。二者共同构成美国哲学家罗尔斯所说的正义两原则：

第壹条是自由优先原则或平等的自由原则：每个人都应平等地享有最广泛的自由，这种自由以不妨碍他人同样的自由为前提。

第二条是自由的平等原则或差异原则：（1）可以有社会经济方面的不平等，但必须有利于境遇最差者的最大利益；（2）可以有职位和工作性质的不平等，但必须在机会均等的规则和条件下向所有人开放。

经济学上的拉弗曲线是正义两原则的壹个生动例证：税率太低，意味着自由度太高而平等度太低，这时候少数人捷足先登并形成垄断地位，而大多数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被压制住了，从而造成社会财富总量和税基的缩小；税率太高，意味着平等度太高而自由度太低，少数人投资、经营、劳动的经济性和创造性被强制性削平，而大多数人被激发和养成懒惰、机会主义、坐享其成、吃大锅饭的不良习惯，这同样造成社会财富总量和税基的缩小。只有在适中、适宜的税率下才会达到社会财富总量和税基的最大化，同时也达到自由与平等处于均衡的正义或社会公正状态。最正义的状态其实是效率最高的状态，所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壹个不能成立的伪命题。

自由价值相对优先，但平等价值也不能化约为、还原为、归结为自由价值。如果说，人格的平等、权利的平等、资格的平等、机会的平等，与自由是壹致的，那麽起点或条件的平等与终点或结果的平等，就会与自由原则发生很大的矛盾，这时候就需要在两者之间达成壹种妥协和平衡。问题在于，哪怕是完全公平的竞争，其所产生的结果的较大以至巨大的差异和不平等，通过历史的积累和传承，也会转化为起点的不平等，而起点的不平等预先赋予了壹部分人的优势地位和另壹部分人的劣势地位，从而使人格、权利、资格、机会的平等沦为空谈，甚至会固化为特权等级制度。因此，如何通过对竞争结果的再分配来限制竞争起点的不平等，就是壹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应该深刻考虑和精心解决的问题。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自由、平等和正义只有在现代社会才成为普世价值，在很长历史时期，它们在人类价值谱系中并不占据主导地位，它们最初甚至只是作为特殊价值而得到艰难发展；自由、平等、正义虽然具有悠久深远的人性和自然根据，但并不是壹开始就完备具有的、现成的、不劳而获的“天赋人权”或“自然权利”，它们恰恰是漫长历史進化的产物，是人类长期追求和奋斗的结果，并且永远必须为其繁荣和发展而不懈努力。

实际上，作为自由、平等、正义反面的奴役、等级和不公，在人类价值谱系中长期保持着主导地位。这还得回到恶性强于善性、坏人控制好人的蒙昧野蛮时期和善性强于恶性、好人控制坏人的理性文明时期的历史分期。

犹如自由是优良个性的实现、平等是优良共性的实现、正义是优良个性和优良共性的同时实现，奴役是恶劣个性的实现、等级是恶劣共性的实现、不公是恶劣个性和恶劣共性的同时实现。所谓恶劣个性，是奴性、攻击性、惰性、破坏性等恶性元素占主导地位的个体人格；所谓恶劣共性，是封闭性、排外性、板结性、僵化性等恶性元素占主导地位的群体人格。当具有恶劣个性的恶劣个人们占据统治地位的时候，奴役或不自由就出现了；当具有恶劣共性的群体人格占据优势地位的时候，等级或不平等就出现了。奴役是壹些人具有任意妄为的特权，而另壹些人则沦为形同牛马和工具的奴隶，最多勉强维持生存；等级是依据严格的上下尊卑秩序维系共同体的存在，壹旦没了等级控制，共同体就土崩瓦解。奴役指个体的存在状态，等级指群体的存在状态，而不公或非正义，则是指个体与群体的综合存在状态。

在蒙昧野蛮时期，自由、平等、正义只能在奴役、等级和不公占主导地位的价值体系的夹缝中生长和发育，经过千万年的积累，终于像朝阳壹样喷薄而出，照亮了整个人类世界。作为人类艰苦奋斗的成果，它们是已经获得的、实然的价值；作为仍未臻于完善并仍然受到奴役、等级、不公力量侵蚀和破坏的价值，它们是尚需扩展的、应然的理想。自由、平等、正义的实现，是壹个永无穷期的追求和奋斗过程。



社会民主主义哲学的特征



在壹般的人性哲学、社会历史哲学、价值哲学层面上，主要作为壹种经济政治社会学说的社会民主主义，与保守主义（权威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共产主义（“科学射秽主义”）等其他学说，具有诸多共同之处，大家都承认壹些基本的元素，差别在于各自强调的重点不壹样，并因此而形成不同的结构图式和历史预期。原典马克屎主义，本身包含了经济史观、共产主义、具有科学外观的乌托邦主义与人本史观、人道主义、现实可行的射秽主义两方面的思想资源，前壹方面被“科学射秽主义”、共产国际、东方马克屎主义所继承和发扬，后壹方面被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射秽主义、社会党国际、西方马克屎主义所继承和发扬，在历史上，这两股思潮的斗争甚至超过了射秽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斗争，也就是说，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是壹种竞争和合作的关系，而社会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几乎是壹种妳死我活的关系。



壹、社会民主主义人性哲学的特征



关于人性的哲学，自由主义片面强调人性之恶的自发消解和平衡，而忽视对人性善的信任和发扬；片面强调人的生物性、生存竞争和经济属性，而忽视人的创造性、自我实现和超经济属性；片面强调个性和个人自由，而忽视共性和群体团结。共产主义则把人性善、人的创造性、人的共性夸张到应该和可以在地上建立天堂的地步，夸大到假大空的狂热虚妄程度，从而远离了人性的实际，壹旦运用暴力和强制力将这种“伟大、崇高、光辉灿烂”的理想付诸实施，必定并且已经制造出血淋淋的人间惨剧和人间地狱。

与这两个极端不同，社会民主主义在承认人性恶的力量的同时，也特别重视调动、培育、激励、张扬和发展人的尤其是普通人的性善的力量；它在关注人的生物性以及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分配问题的同时，也特别强调人的创造性以及每个个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它在尊重人的个体性的优先地位的同时，也特别致力于重新阐释和构建人的共性、群体性、社会性，尤其是倡导普通人的互助、合作、联合和团结，以弥补其历史地积累下来的个体力量的不足，同时推动所有平庸的个人转变为优秀的个人。



二、社会民主主义社会历史哲学的特征



自由主义从其原子式个体这壹基本的逻辑默认出发，提出壹些五花八门的社会历史观，有的人主张生存竞争、弱肉强食的丛林动物史观，有的人主张唯心主义、自由意志论、文化决定论和英雄史观，有的人主张天赋人权的自然法历史观，有的人则干脆否认社会历史哲学的任何可能性，以多元性和偶然性之名，拒绝对社会结构的形成和历史发展趋势做出任何解释和预测。与此相反，共产主义则遵循其整体主义、本质主义、结构主义、壹元论、决定论、直线進化论的逻辑默认，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对社会结构的形成及其历史发展规律提出了壹套完整的解释，提出了从原始社会出发，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走向射秽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人类历史路线图，并自称已经达到了对人类历史的科学认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

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历史哲学的基本要点可以归纳如下：

1、社会民主主义综合了自由主义和原典马克屎主义的理论成果，壹方面肯认个人为终极的社会历史主体，另壹方面也认为个人不是原子式个体，而是马克屎所说的“现实的个人”即社会性和历史性的个人；他们既具有不可还原、不可替代的独立自主性，又是在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他们的人性和个性力量经历了壹个由被动到主动、由消极到积极、由弱小到强大、由封闭到开放、由贫乏到丰富、由片面到全面的演化过程；他们是社会结构赖以形成的原点和轴心，也是历史演变的原动力和发动机，但社会结构也规定、限制了他们的活动空间和选择机会，历史演变也不以任何壹个个人的意志为转移。虽然个人、个体相对群体、整体具有壹定的优先性，但社会历史的真实运动发生在个人与群体、个体与整体的相互作用之中，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均不能单方面揭示社会历史。

2、社会民主主义不接受壹元论、经济决定论和绝对主义的社会历史观，认为推动社会历史演变的力量是多种多样的，不仅有来自潜在人性层面的善性与恶性、生物性与创造性、个体性与群体性等等内驱力，而且来自现实存在层面的暴力和诈力、生产力和经济力、精神力和文化力、自然力和社会力、内力和外力都在发挥作用，其中的任何壹种都不足以成为某种决定壹切、推动壹切、创造壹切的本原和本体力量；社会民主主义也不接受多元论、偶然论和相对主义的社会历史观，而认为所有的力量都是互为因果、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并且在壹定的历史阶段，性质相关的力量组合会成为主导的力量，决定、规定、限定其他的力量——在早期历史阶段，由恶性、生物性、群体性和暴力、诈力形成的力量组合，控制了整个社会生活；在近现代历史阶段，由善性、生物性、创造性、个体性和生产力、经济力形成的力量组合，控制了整个社会生活；可以展望的是，在未来更高的历史阶段，由善性、创造性、个体性、群体性和精神力、文化力形成的力量组合，会成为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决定力量。

3、社会民主主义整体上持壹种历史進化论或進步主义历史观，认定善性终将战胜恶性，创造性终将大于和强于生物性，优良的个体性和群体性终将驾驭恶劣的个体性和群体性，真、善、美、自由、平等、正义终将取代假、丑、恶、奴役、等级、不公而成为普世价值，人类历史总的来讲是壹个向前、向上的发展过程，虽然说目前尚有半数国家和人口生活在极权主义和威权主义之下，但在质量和力量对比上，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国家，在经济、科技、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都占有无可置疑的优势和强势地位，这让我们对人类的文明、進步和发展充满信心。但是，社会民主主义不是盲目的乐观主义，不是直线進化论和单向发展论，绝对不会相信冥冥之中有壹种神明般的力量会保障历史的進步和发展，历史就像壹列沿着既定轨道从原始社会深处奔向共产主义天堂的列车，我们每壹个人只需要打壹张车票对号入座就可以了。历史上曾经很多次出现社会的崩溃和解体与文明的倒退和灭绝，也不能排除人类死于自己制造的毁灭性核武器和毁灭性环境灾变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人类死于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变的可能性。



三、社会民主主义价值哲学的特征



自由主义对真善美的理解，偏重于利己主义的视角，意识到这可能诱惑和引发人性之恶，因此非常重视契约、制度和法律的约束和激励；自由主义也把经济价值放在首位，政治、文化和社会方面的价值都是围绕着经济价值来展开的。与此相反，共产主义对真善美的理解，偏重于利他主义的视角，意识到顽强的自私自利的阻挠，因此格外强调精神、舆论和道德力量的约束和激励；共产主义也宣称要超越个人对经济价值和经济利益的追求，而把整个人类的解放和自由发展放在首位。

与此不同，社会民主主义从利己与利他动态平衡的视角去理解真善美的价值，对人性恶和假丑恶的力量，主张同时从契约、制度、法律和精神、舆论、道德两个方面加以制约；社会民主主义注重以政治民主推动经济价值和经济利益的公平分配，以社会的力量制约市场的力量，在此基础上，又提出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的提高问题，提出以人本身的自由发展作为市场经济的首要目标的经济理念和经济伦理。这也是在社会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对马克屎的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人本史观和人本主义价值观的改造和扬弃。

在自由、平等和正义的关系问题上，自由主义更加强调自由的价值，至于平等的价值，不是被忽视，就是被并入自由价值，甚至被严厉否定；在此前提下，自由主义提出的公平、正义、公正理论，基本上就是把正义理解为个人自由的边界和自由人之间的共同游戏规则，古典自由主义、新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都不是从自由与平等两个价值之间的平衡来考虑正义问题的，我们从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与诺齐克的获得的正义和转让的正义理论，就可以得到清晰的印证。壹些自由主义者也说到平等，但基本上理解为人格、资格、权利、机会的平等，对起点和结果的平等三缄其口、不置壹词。比他们更为重视平等价值的自由主义者，像穆勒、罗尔斯这样的社会自由主义者，其实也可以说就是社会民主主义者了，或者说左翼自由主义者其实就是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

与自由主义恰好相反，共产主义显然是把平等作为第壹价值，至于自由的价值，不是被看轻，就是被归结为平等，甚至被彻底否定。马克屎有许多关于自由的论述，他甚至认为共产主义是以个人自由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态，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壹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可见马克屎并不是壹个彻头彻尾的共产主义者，他其实继承了自由主义、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人本主义的很多思想资源，共产主义对他是壹个不太合适的、名实不副的能指，用以指称他所说的自由王国和真正人的历史。真正原教旨的共产主义，是自称为科学射秽主义的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毛主义，在它们那里，个人自由被彻底否定，平等价值沦为平均主义、整体主义和极权主义，它们所理解的公平正义就是这种否定自由的平等主义。

社会民主主义的价值哲学，确认自由优先的原则，但让平等紧随其后，而正义就是自由与平等两者之间的壹种动态的平衡。鉴于自由主义在历史上率先出现并成为主流思潮，占据优势地位，晚出壹点的社会民主主义，虽然在原理上也承认自由价值的优先性，但为了获得思想、学术和意识形态上的对等地位，就不得不把重点放在平等价值的弘扬上；鉴于自由主义基本上是拥有较多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资源的精英阶级和阶层的价值观，而劳动大众和底层民众却全面处于弱势地位，为弱者代言的社会民主主义在很长时间也就着重强调平等价值而相对忽视自由价值，只有在社会民主主义运动蔚为大观的时候，才重申适用于包括底层民众在内的每个人的自由价值的优先性。

哲学家不壹定是社会民主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不壹定有系统的哲学思想，但社会民主主义作为壹种经济政治社会思潮，的确具有自己的哲学基础和哲学资源，这从壹些著名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家，如伯恩施坦、考茨基、饶勒斯、阿德勒、西德尼·韦伯、罗素、拉斯基、杜威、张君劢、张东逊、罗隆基、坦尼鲍姆、加尔布雷思、缪尔达尔、熊彼特、勃兰特、帕尔默、阿玛蒂亚·森、斯蒂格勒、詹姆斯·米德、吉登斯、皮卡迪等等的著述，都可以看出来。本书对社会民主主义哲学思想的表述，并不是对这些思想家们的哲学思想的系统的学术梳理和总结，这将是壹项洋洋百万言的专题研究的任务，但本书站在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两大思潮之间表述的这些哲学思想，应该说具有某种结构性的优势和方位上的准确性，这些思想将会被贯穿到后面关于社会民主主义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的论述之中。



社会民主主义哲学、劳动哲学和劳动文化



壹、社会民主主义哲学与劳动哲学



社会民主主义哲学是从劳动者视角出发建立的人性观、社会历史观和价值观，我们進壹步可以把这样壹种哲学称之为劳动哲学或劳工哲学。劳动哲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上升到人性观、社会历史观和价值观的劳动哲学。是广义的劳动哲学，它着重研究劳动的本质和功能、劳动者的本质和特征、劳动与人性、劳动与人权、劳动与价值、劳动在社会分工和合作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劳动者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劳动异化和劳动解放、劳动与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等壹般的问题；狭义的劳动哲学，是介于最抽象的哲学世界观（包括存在论、人性论、价值论、认识论）与具体的劳动科学（如劳动关系学、劳动经济学、劳动社会学、劳动政治学、劳动伦理学、劳动心理学、劳动美学、劳动教育学、劳动法学等等）之间的壹门中介哲学、部门哲学，在哲学人文社会科学体系中的位置相当于经济哲学、政治哲学、管理哲学、科技哲学、道德哲学、艺术哲学等等哲学分支学科的位置；它在广义劳动哲学的基础上，進壹步探讨劳动与产权、劳动与资本、劳动与管理、劳动与科技、劳动与政治、劳动与社会、劳动与文化、劳动分工与劳动协作、工会运动与合作运动等等的相互关系。



二、劳动哲学与劳动文化（劳工文化）



在人类文化体系及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帝王文化、贵族文化、暴力和战争文化、政治和权力文化、财富和资本文化长期占据统治和主导地位，虽然有壹部分知识分子力图代言劳动者，虽然劳动者也分散地、自发地创造出壹些文化产品，但劳动文化在整个社会的文化结构和文化生活中壹直处于弱势地位，而且本身被框定和禁锢在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之下而得不到独立自由的发展。直到近代以来射秽主义运动的兴起，劳动文化才真正浮出历史的水面。

回顾历史，最初，劳动与文化两者处于原始的统壹之中，但也包含了对立的萌芽，主要表现在少数劳动者的精神发展和文化创造要求与原始劳动共同体之间的矛盾；随着社会分工、私有制和阶级对立的出现，劳动与文化处于尖锐的对立和冲突之中，但这种对立也不是绝对的对立，两者之间仍然具有统壹的壹面，主要表现是劳动和劳动者仍然拥有对文化的需求，而文化和文化人也仍然在通过壹些有限的途径反哺劳动。在这壹艰难曲折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已经出现了劳动与文化重新得到统壹的、合二为壹的要求，出现了劳动文化化和文化劳动化的趋势，于是，“文化劳动”与“劳动文化”的意识和概念也就应运而生了。

所谓文化劳动，就是劳动的文化化或向文化的提升，是壹种具有较高文化含量和文化水平的劳动，也就是具有较高主动性、积极性、精神性、创造性、自我实现和自我享受性质的劳动，是与简单劳动相对而言的复杂劳动，与体力劳动相对而言的智力劳动，与异化劳动相对而言的自主劳动，与谋生劳动相对而言的自由劳动。

所谓劳动文化，是扬弃劳动与文化的对抗性冲突的另壹向度，是文化的劳动化或向劳动的回归，是壹种伸张劳动的价值和地位、伸张劳动者的尊严和权利的文化，是壹种弘扬劳动者的经济政治主体、精神文化主体和社会历史主体地位的历史观和价值观，是壹种与官僚文化、贵族文化、地主文化、资本文化等统治阶级文化相对立的劳动者和平民大众的文化，是壹种属于劳动者（of the labor）、依靠劳动者（by the labor）、为了劳动者（for the labor）的文化。有了这种文化，劳动者和工人阶级才能获得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才能形成明确的阶级意识和社会意识，才能具备与资产阶级進行经济政治博弈的文化条件。

在内容构成上，劳动文化是壹个以劳动哲学为基础和出发点的包括各种文化要素、层面和环节在内的文化结构和文化体系：

1、劳动哲学（劳工哲学意识）

劳动哲学是劳动者对世界、社会、历史、人生的基本看法，即使是壹个不识字的、没有文化的劳动者，脑海中也壹定具有诸如此类的看法，这是他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中的基本信念、解释、希望和理想。诚然，在千百年来阶级对抗的社会，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千方百计地把自己的哲学和意识形态灌输到劳动者的头脑中去，让他们心甘情愿地接受自己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但是，在长期的劳动创造过程中，在长期与大自然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在长期改变自己的经济政治文化地位的过程中，劳动者们也积聚和形成了自己的壹些生活智慧和哲理，并通过种种民间文化形式表达出来了。劳工学者有责任把这些民间劳动哲学思想总结起来，形成系统化、理论化的劳动哲学思想体系，并且为整个劳动文化提供人性观、社会历史观和价值观基础。

2、劳工经济意识

劳工经济意识是劳动者从自身角度出发对经济生活的看法。从内容上，劳工经济意识包括劳工对经济制度、经济关系、经济发展趋势的认知、评价和愿景，与劳工对自身经济地位、经济权利、经济前途的认知、评价和愿景；从层次上，劳工经济意识包括劳工个体的经济意识和劳工阶级的经济意识。传统的劳动经济学也会顾及到劳工经济意识，但作为经济学的壹门分支学科，它更多地把劳动作为壹项客观的生产要素，研究其与其他生产要素之间的关系，从方法论上忽视劳工经济行为和经济意识对于劳动经济关系的巨大的影响和作用；另壹方面，劳动经济学长期以资本及其经营管理作为经济结构中的主导要素，隐含或公开宣示资本利润最大化的价值取向，而把劳动要素仅仅看作是劳动力商品。因此，就有必要建立和发展壹门基于劳工经济意识的劳工经济学或工人经济学，从劳工立场出发重构劳动经济学乃至整个经济学。

3、劳工政治意识

劳工政治意识是劳动者从自身角度出发对的看法。从内容上，劳工政治意识包括劳工对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发展趋势的认知、评价和愿景，与劳工对自身的政治地位、政治权利、政治前途的认知、评价和愿景；从层次上，劳工政治意识包括劳工的微观政治意识与劳工的宏观政治意识。劳工政治意识是劳工文化的重要方面，是劳动者要求提高和保障其政治权利、改造劳动政治关系和整个社会政治制度的主张和呼声。我们可以把劳工政治意识的系统表达称之为劳工政治学。

4、劳动心理（劳工心理体验）

劳动心理指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之中发生的壹般心理活动和个性心理特征。劳动者不是机器，而是具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等种种心理活动的生命体。究竟在什么样的劳动过程中，劳动者才会感到自由、愉快、心理健康、精神和谐呢？究竟需要创造什么样的劳动条件、建设什么样的劳动管理、从事什么样的劳动内容，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会充分发挥和发展起来呢？另壹方面，劳动者本身要進行壹些什么样的心理调整，才能适应客观的劳动规律和要求呢？这些都是摆在劳动者和整个人类面前的重大问题。主流的劳动心理学在美国又叫做工业与组织心理学，在英国又叫做职业心理学，在南非又叫做工业心理学，在其他壹些欧洲国家又叫做工作与组织心理学，主要研究甄选与安置、训练与发展、绩效管理、组织发展、工作生活质量、劳动效率与劳动健康等问题，基本上是站在资方的立场上研究劳动心理，因此，作为劳工文化之重要方面的劳工心理学，当然应该站在劳动者的立场上，为消灭病态的和异化的劳动，为劳动者的心理和精神健康，为劳动者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5、劳动伦理（劳工道德意识）

劳动是维系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绝对基础，因此，尊重劳动是人类的壹项首要的美德和道德命令，勤劳敬业和勇敢创造成为第壹项劳动伦理；劳动过程是壹群人乃至无数人的分工协作，因此，公平竞争与互助合作就成为第二项劳动伦理；劳动既是谋生手段，又是发展自己体力和智力、天赋和才能的基本途径，因此，自食其力与自我实现就成为第三项劳动伦理；当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运用暴力、欺诈等种种手段肆意剥夺劳动者的劳动成果和权利、破坏了上述三项基本劳动伦理时，那麽，反抗压迫和剥削，追求自由、平等和公正，就成为第四项劳动伦理。劳动伦理或劳工道德意识也是劳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劳动者如果缺乏自己的劳动伦理，就只能接受权力伦理或资本伦理的支配和奴役。劳工伦理学，作为壹门系统发展起来的人文科学，要总结和提升民间劳动伦理，倡导更为先進的劳动伦理，为劳动者的解放事业提供强有力的道德支持。

6、劳动美学（劳工审美意识）

劳动审美是劳动者阶级在漫长劳动过程中形成的审美需求、审美能力、审美趣味、审美观念和审美标准的总和，劳动美学是研究劳动与审美关系的壹门学科。关于劳动审美，马克屎的精辟论述具有不可磨灭的价值；首先，劳动过程作为人类自由自觉的类活动，壹开始就具有壹定的审美属性，人类按照美的规律来生产，也就是人类既按照自然界的规律性又按照自己的目的性進行生产，并且使两者达成壹种奇妙的统壹，这种奇妙的统壹就是美的；第二，劳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在这种对象化的过程和结果中，人可以直观到自己的本质力量，从而产生壹种自我确证和自我享受，而这正是壹种最本质的美感享受；第三，正是通过漫长劳动过程的改造，人的五官感觉由自然的器官变成了人化的器官，变成了灵巧的四肢、能观赏美景的眼睛和能欣赏音乐的耳朵，等等。正是在长期劳动审美的历史过程的基础上，作为壹门人文学科的劳动美学才得以形成和发展起来。

7、劳动文学（劳工文学）

劳动文学首先是劳动者在漫长劳动过程中用文字形式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包括神话、传说、寓言、童话、民谣、民谚、诗歌、小说、散文等等，近现代以来，诗歌、小说、散文成为劳动文学的主要表现形式。在劳动文学中，劳动者的审美意识、审美需要、审美能力、审美趣味、审美观念等等，得到了集中的表现和表达。在草根劳动者原创性文学作品的基础上，壹部分知识分子加入了劳动文学的创作队伍，产生了哈代、高尔基、斯坦贝克、肖洛霍夫，产生了劳动文学的巨匠。

8、劳动艺术（劳工艺术）

劳动艺术首先是劳动者在漫长劳动过程中以视听形式创作出来的艺术作品，包括音乐、舞蹈、雕塑、绘画、曲艺、工艺、相声、小品、戏剧、电影等等，近现代以来，尤以音乐、绘画、戏剧、电影成为劳动艺术的主要表现形式。正是在草根性劳动艺术作品的感召下，壹部分知识分子也加入了劳动艺术的创作队伍，出现了卓别林、奥尼尔、布莱希特、柯勒惠支，出现了创造劳动艺术的大师。

9、劳工文化传播

劳工文化产生以后，必然要通过各种媒介、媒体、手段、工具、通道、渠道在劳动者内部和整个社会范围内得到传播。从前，由于报纸、出版、广播、电视等主要的传播媒介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劳动者要進入其中门槛太高，因此，劳动文化作品就只能够得到壹些零散的传播，甚至很多优秀的作品因此而失传了。互联网和多媒体的革命正在改变这壹切。现在，受过中等文化教育的劳动者，也能熟练地掌握手机、电脑、照相机、摄像机，会制作各种各样的数字产品，通过网络社区、博客、微博、微信向整个社会乃至向全世界传播。这就为劳动文化的传播提供了壹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劳动者及其知识分子代言人应认真研究这壹新情况，抓住新的机遇，为劳动文化的传播打开最为广阔的通道。

劳动文化学（劳工文化学）作为壹门新兴的交叉学科，紧紧抓住劳动的精神性、主体性、主观性方面，依据壹定的哲学价值观，立足于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形成和发展，把劳工意识和劳工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整合起来，形成壹个具有强烈价值取向的劳工文化体系。



第二章 社会民主主义的经济学



自由主义、原典马克屎主义、共产主义，各有自己的经济理论，社会民主主义也有自己的经济理论，其主要的范畴是“社会人的竞争合作”、“社会个人所有制”、“劳工经济”和“社会市场经济”。



社会人的竞争合作



壹、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本默认



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本默认是经济人之间的完全竞争。

首先，古典自由主义、新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共享“经济人”或“理性自利者”假设，斯密在《国富论》中对这壹假设给予了最初的表述：“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对他们有好处。”这个假设包含以下几个层面的含义：

1、每个人都是追求自身利益并且力图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主体：土地所有者追求地租的最大化、企业主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劳动者追求工资的最大化，其他经济主体如消费者、自耕农和手工业生产者、自由职业者、文化人、政府官员，也无不利用手中的资源，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他们的区别只在于行为的方式和结果上，而不在行为的动机和动力上。

2、每个人都是壹个独立的个体，享有平等的经济权利并对自己的经济行为负责任，而每个人都具有平等的自然权利这个前提，就事先限定了个人权利的边界，在这个边界内个人是完全自由的，越出这个边界侵犯别人的权利和利益则是不被允许的。

3、每个人都是有理性的，本质上都能够成为理性的自利者，如果损人利己，通过侵害他人而得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那只能取得眼前的和短期的成功，长期来说，会出现两种不利的结果：壹是因为受到他人强有力的反击而被迫把自己侵吞得来的利益吐回去，二是所有人或很多人像狼壹样长期相互争斗，最终同归于尽，自己和其他人壹起陷入毁灭。

4、经济人、经济实体和经济领域本质上具有非政治性、非道德性、非意识形态性，在社会分工体系中，完成财富的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功能，对内遵循投入产出、成本收益法则，对外适应价格机制，形成壹个自身完整的、独立于政治和文化领域的经济领域，经济人和经济实体可以在经济生活的边界之外，在工作和职业生活之外，成为教堂的礼拜者，成为家庭生活和社区生活中的道德楷模，成为艺术品的收藏家，成为慷慨捐赠的慈善家，但是在经济活动中则只遵循效率和利润最大化的原则，而拒绝来自外部的道德责任和社会责任。

由上述具有自利性、独立自主性、理性、非政治非道德性的经济人组成的经济世界，就是壹个完全竞争市场或纯粹竞争市场，在这里，存在着非常多的生产者和销售者，和数不清的消费者和购买者，任壹卖者和买者对于商品或劳务的价格均不能控制，买卖双方对价格都无影响力，只能是价格的接受者, 产品价格只能随供求关系而定，企业的任意提价或降价行为，都会招致对本企业产品需求的骤减或利润的不必要流失。

从理论上说，完全竞争市场相对于非完全竞争市场，更能够促進微观经济的高效率运行，更能够促進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更能够促進消费需求满足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但是，其他经济学流派很快就发现和指出了完全市场竞争默认和模型的缺陷：

1、在现实经济实践中，即使存在着大量小企业的竞争，市场中的商品价格仍然可能相对较高，这是因为小企业不能進行规模生产，生产成本高，小企业也无力引進先進的生产技术和设备，生产的效率难以有较大的提高。

2、完全竞争市场也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因为无数小企业在技术進步和外来干扰的冲击下很容易在竞争中失败，在它们被迫退出市场时，其具有专用性的设备与劳动力在仍然可以发挥作用的情况下也被迫停止使用。

3、完全竞争市场中完整信息和知识的假设是不现实的，在壹般情况下，生产者对其市场地位、发展方向以及影响市场的各种因素的信息和知识，都不可能完整掌握，消费者也不可能全面掌握特定市场上全部产品的价格、品质等方面的情况。

4、最重要的是，完全竞争壹定会形成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马太效应，形成不平等的、等级固化的经济结构，但自由主义者虽然正确地提出政治领域的无赖假定，主张把权力关進笼子，却无视经济领域的人性之恶，无视资本和财富集中对自由、平等和正义所带来的危害。

总之，完全竞争市场只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壹种理论假设，是他们進行经济分析的壹种手段和方法，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它只在壹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近似地出现过，如果把它当成壹个普遍模型的话，其实也是壹个与共产主义乌托邦相反的另类乌托邦构想。



二、共产主义经济学的基本默认



针对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本默认，共产主义经济学提出了完全相反的理论默认，即道德人假设和非竞争完全合作模型。在共产主义者看来，奴隶经济也好，封建经济也好，市场经济也好，资本主义经济也好，都是有产者剥削无产者的阶级的压迫经济、弱肉强食的丛林经济，唯壹、真正自由平等的经济只能是消灭了私有制和市场竞争的共产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其基本的逻辑和历史前提是，无私、利他的道德人取代自私、利己的经济人，完全合作取代完全竞争，道德人的联合体取代经济人的市场，按劳分配取代按资分配，直至按需分配取代按劳分配。



三、社会民主主义经济学的基本默认



社会民主主义经济学对经济主体和经济领域性质的基本默认，处于自由主义的经济人假设和完全竞争模型与共产主义的道德人假设和完全合作模型之间，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社会人假设和竞争合作模型。

相对经济人和道德人而言，社会人具有如下四个特征：

1、社会人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往往止于合理和满意的程度，并不壹定追求利益的最大化。進入到竞争性市场经济之中的人，作为壹个经济主体，主要的动机当然是获取较多的经济利益（地租、利润、工资），但由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他们往往以达到相对的、自己感到满意的利益为限，并不追求最大的利益：壹是在人们内在的需求结构中，并不只有生存、积蓄、致富、享乐层面的物质性需求，还有尊重、友爱、创造、自我实现层面的精神性需求，当人们追求壹种经济利益，会冒着失去尊重和友爱的危险，或必须付出牺牲自己的创造性和自我实现机会的代价时，他们很可能会降低对于经济利益的期望值，而倾向于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并有时间和条件去满足自己得到自由全面发展的需要，不是片面地追求财富量的增加，而是追求生活质量，或者壹种叫做“幸福”的价值；二是在客观的外部社会环境中，当竞争主体都以利益最大化为目的时，由于“最大化”缺乏客观尺度而取决于主观评价，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壹些强有力的人剥夺弱小的人，或者发生强者之间同归于尽的“火并”和 “撞车”，这两种情况都会导致交易系统的“堵塞”乃至“瘫痪”，并且進壹步引来最强者对整个市场的垄断和管制，导致壹种充斥奴役和压迫的统制经济，使大多数人的利益非但得不到最大化，毋宁趋向于最小化。恰恰是有节制地追求较大利益的、既竞争又合作的经济行为，能够从根本上避免这种最坏情况的出现，并推动市场经济朝向更加自由、平等和公正的方向发展。

2、社会人是与其他人处于相互作用之中的相对自由和独立的个体。社会人不是抽象的个体，不是孤立的原子或单子。不是说每个人都画壹个圆圈，圈里是自己的，圈外是别人的；社会人不仅是相互依存的，而且是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首先，在时间的、纵向的、历史的维度上，每个人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父母和祖先那里繁衍下来的，身上带着父母和祖先的血液和基因，而每个人又成为后代人的父母和祖先，与此同时，每个人又都是接受、吸收、消化壹系列历史所提供的经济政治文化资源而长大成人的；其次，在空间的、横向的、社会的维度上，每个人都受到社会环境的积极或消极的、有利或不利的影响，都是社会关系之网上的节点，都依次成为家庭、宗族、社区、阶层、阶级、社团、民族、国家等社群的成员。这是壹种我中有妳、妳中有我的关系。当然，每个人永远是壹个特殊的个体，是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原创者、发起者、推动者，没有任何壹种力量能够取代个人的这种地位和作用，但个人的自由和独立的确也是相对的和有限的，不可能有绝对的、无限的自由和独立。

3、社会人只具有有限理性，同时也具有非理性。人是理性的动物，理性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这是启蒙运动所确立的壹个基本信念。自由主义经济学及其经济人假设显然是建立在这壹信念基础之上的。然而，从叔本华、尼采，到存在主义、生命哲学和精神分析学，却几乎颠覆了理性人的假说。首先，人只具有有限的信息、知识、智力、理性能力，他们还可能经常处于盲目、无知、短视、偏见、贪婪、恐惧、嫉妒、病态、精神错乱乃至疯狂的状态；其次，人性固然具有真善美的基因和倾向，同时也具有假丑恶的基因和倾向。种种非理性内驱力会经常突破个人理性和社会规则的禁忌和压制，而表现为带有攻击性、破坏性的行为。那麽，当这些具有种种理性和人性缺陷的人進入市场竞争之中时，怎么可能自然而然地保障经济生活的顺畅而和谐的运行？怎么可能出现自由、平等和公正的经济秩序？怎么可能自动地实现社会公共利益？只有正视人的理性局限性和非理性的事实，才不会壹厢情愿地把希望寄托在理性人的假设上，而是诉诸于有限理性之间、非理性之间的相互制衡上，也就说，意识到了自己的有限理性和非理性的人们，基于自省、自制、自我批判和自我约束，达成关于合理的经济秩序的基本共识、契约、习俗、道德、法律，以客观化的、普遍化的制度规则来约束每壹个人的经济行为。

4、社会人具有政治属性和文化属性。把社会生活划分为经济、政治、文化三个领域，这是科学分析和学科分工的必要条件，但在实际上，它们并不是三个互不相干的领域，它们彼此之间有无数条進進出出的通道，源源不断地相互交流和相互作用，只不过经济属性、政治属性、文化属性分别在不同领域占据主导地位而已。经济人、经济主体（如资本家、工人、雇主、雇员）也具有政治属性和文化属性，正如政治人、政治主体（如政治家、公务员）也具有经济属性和文化属性，文化人、文化主体（如科学家、艺术家、哲学家、宗教家）也具有经济属性和政治属性。每个人都同时具有经济属性、政治属性、文化属性，区别只在于比重不壹样；经济主体是带着壹定的价值取向、政治倾向、宗教信仰、道德信念、审美趣味等等進入经济竞争过程中的，它们壹定会影响投资、经营、管理和劳动的态度和方式，对投入产出和成本收益的计算，对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运用，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土地、资本、劳动、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的市场供求关系，对利润水平、工资水平、就业水平的确定，壹句话，对所有的经济指标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自由主义的经济人假设，摒弃经济主体的政治属性和文化属性，使之成为赤裸裸的“经济机器”或“经济动物”，在理论上是不能成立的，在实践上会导致严重的后果：仅仅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人们展开经济竞争时，在没有制度和道德约束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强者对弱者的剥削，以及强者之间的对抗，这会导致两种结果，壹是整个经济体系出现短路、堵塞和瘫痪，二是为了免于同归于尽，会出现壹些最强者对整个市场和经济体系实行强制和管制，形成统制主义、威权主义和极权主义的经济体制，使自由、平等、公正的市场经济理想化为泡影。

与社会人假设相匹配的是竞争合作模型，即竞争性合作或合作性竞争模型。更加接近真实的经济状况的，并不是完全竞争假设，也不是完全合作假设，而是非完全竞争假设和非完全合作假设，即使是自由主义经济学也不得不承认，垄断竞争和寡头竞争，相比完全竞争和完全合作，在经济生活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垄断这个词，在很多人心目中是壹个贬义词，其实，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垄断在大多数情况下无非是“集中”、“合并”、“资源整合”、“规模经济”的意思，甚至可以带有“联合”、“协作”、“经济合作”的褒义，与竞争是可以统壹的：

1、垄断来自于竞争，非完全竞争来自于完全竞争。市场经济的早期阶段，接近于完全竞争，无数凭著小笔资本起家的企业蜂拥而出，然后沿着个人和家族企业——合伙企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的方向由小到大发展起来。竞争必有输赢，壹些小企业破产了，壹些小企业勉强维持现状，另壹些小企业，由于兼并了资本、劳动、技术、管理人才、市场份额而变大了，这是壹种自然而必然的发展趋势，相反，停留在分散的、无限多元的、完全竞争的状态，反而是违背逻辑和历史规律的。

2、大企业具有小企业所不具备的规模经济优势，在市场上可以获得大规模购置原料、厂房、设备以及轻易得到贷款和社会资金等生产要素的机会和价格优惠，从而大幅度降低产品的成本，也可以降低物流和销售的成本，使长期平均成本不断下降；另壹方面，在大企业内部可以实行广泛而精细的分工，得到亚当•斯密所描述的那种分工带来的倍增效应，从而大幅度增加产出。这壹增壹减产生的优势，是小企业和完全竞争不可能具备的。

3、大企业的利润水平和利润总量较高，有足够的资金引進先進科学技术和设备，或者進行新产品的研发，获得自主知识产权和专利权，而知识产权和专利权在壹定期限内的排他性使用，可以使企业获得超额利润或自然垄断利润，这也是小企业很难做到的。据加尔布雷思的说法，美国几百家大企业贡献了绝大部分的技术创新。技术创新的壹个直接的后果是增加了产品数量、提高了产品的质量，能够满足消费者更大量的需求与更丰富的偏好。

4、大企业管理团队的人才优势和集体决策模式，可以获得更多的市场信息，并据此做出较为科学的决策，从而避免小企业老板独裁制所固有的信息短缺和盲目决策的弱点，降低长期平均管理成本。

5、大企业比小企业雇佣大量的员工，面对庞大的消费者，与社区和政府建立更为密切的联系，固然在历史上曾经出现了大企业在社会上独断专行、横行霸道的案例，但更多的案例表明，大企业比小企业更有愿望也更有能力承担对于劳动者和公众的道德责任和社会责任，而在其拒不承担道德责任和社会责任的情况下，会成为社会和公众大规模、低成本、高效力监督和反制的对象，并且引发制度性条件的改革和变迁。

社会民主主义经济学在确认自由主义的经济人完全竞争假设的合理内核的基础上，吸收了共产主义经济学的道德人完全合作假设的合理成分，从而形成了扬两者之长弃两者之短的社会人竞争合作假设。总的来说，社会人的竞争合作，是壹种合作博弈或正和博弈，是竞争性的合作或合作性的竞争，比经济人的完全竞争和道德人的完全合作两个极端，具有更大的普适性和更强的生命力。

社会人竞争合作假设能够更好地解释市场经济中普遍出现的联合、合作、规模经营、民主治理等经济现象。

首先是资本要素之间的联合、合作、规模经营和民主治理，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大企业、跨国企业的出现就是明证。

其次是劳动要素之间的联合、合作、规模经营和民主治理，企业工会、行业工会、地区工会、全国和国际工会的出现就是明证。

再次是资本要素与劳动要素之间的联合、合作、规模经营和民主治理，集体谈判、参与管理、员工持股、利润共享、劳资共和的出现就是明证。

社会民主主义之所以不害怕甚至欢迎不完全竞争、垄断竞争、规模经济，是因为资本的联合也为劳动的联合准备了条件。工会，作为劳动的联合，跟资本的联合壹样，也是壹种不完全竞争、垄断竞争和规模经济现象；工会具有壹定的垄断性，但它是资本的垄断性的必然对应物，没有工会的垄断，就无法制衡资本的垄断，就无法形成市场经济本质上要求的力量均衡的的劳资关系；工会，只是劳动在壹定范围的联合，跟资本在壹定范围的联合壹样，也是壹种垄断性竞争和竞争性垄断，是市场经济基本构架的组成部分，与完全垄断的统制经济和计划经济有着本质的区别。



公有制、私有制和社会个人所有制



对于所有的经济学流派而言，所有制或产权制度问题，都是壹个绕不过去的核心和关键问题。所谓所有制，就是包括土地、生产工具、劳动力、管理和科技等生产要素归谁所有的制度安排，是人们在劳动、生产、经营过程中结成的壹种首要的“经济关系”，它决定了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产品的交换方式和产品的分配方式。过去我们对所有制的理解，局限于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或财产所有制，是指对生产要素中“物”的因素的占有、支配、使用、收益和处置；至于生产要素中“人”的因素，包括人的体力、智力、技能、知识、组织和管理才能等，则没有作为壹种“财产”、“财富”，作为壹种占有的对象来理解。所有制，应该是指生产要素所有制，而不仅仅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它不仅包括生产资料的所有制，而且包括人的生产能力的所有制。

所有制有三种基本类型：第壹种是个体所有制、个人所有制、私有制，第二种是群体所有制、社会所有制、公有制，第三种是作为前两种某种形式的结合的公私兼顾所有制，或社会个人所有制。



壹、自由主义经济学对私有制和私有财产的片面强调



从经济人假设出发，自由主义经济学自然会不遗余力地强调私有制和私有财产的重要性，而经济人假设本身又来自于更为基本的人性假设，那就是每个人首先是壹个生物体和生命体，必须与自然界進行不间断的物质、信息和能量的交换，个性、个体性、独立自主性是人的最重要的本性，由此两点，就确立了人们与生俱来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私有财产权就内在地包含在这三项基本人权之中：它是生命权的延伸和实现，它是自由权和追求幸福权的物质和经济保障；它为个人的存在和发展构筑起壹个坚固的堡垒，没有它的保护，个人的生命、自由和幸福就会像风中之烛壹样，随时被吹灭。

由此继续推论，私有财产权还具有如下属性：

壹是神圣不可侵犯性，所谓我有壹间破房子，“风能進，与能進，国王不能進！”

二是普遍性和兼容性，从原理上说，每个人都拥有平等的、不可剥夺的私有财产权。

三是财产实际占有量上的差别性，只要符合获得的正义和转让的正义，只要不是用偷盗、抢劫等不正当手段获得的，或用强迫、欺骗方式進行转让和交易的，而是通过自己的劳动、生产、经营获得的，或者通过合法的遗传和自愿的馈赠得到的，数量上的差距不仅是被允许的，而且是值得鼓励的。

四是相对于公有财产权的本源性和优先性，也就是说，虽然最低限度的公有财产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但是第壹，公有财产来源于部分私有财产权的转让和让渡，个人仍然是公有财产的终极所有者；第二，公有财产只能占社会财富总量的壹小部分；第三，公有财产的使用、运营和分配要接受作为公民的私有财产者的民主监督和控制。



二、共产主义经济学对公有制和公有财产的片面强调



从道德人假设出发，共产主义经济学提出了壹种与自由主义经济学完全对立的所有制理论，认为原始社会本来是血缘氏族范围内的共产主义公有制，由于生产力、分工、交换、个人私欲等各方面的原因，私有制取代了公有制；私有制在壹定历史时期固然促進了生产力和经济的发展，但它本身是潜在的人性恶的大爆发，就像恩格斯所说的：“最卑下的利益——庸俗的贪欲、粗暴的情欲、卑下的物欲、对公共财产的自私自利的掠夺——揭开了新的文明的阶级社会；最卑下的手段——偷窃、暴力、欺诈、背信——毁坏了古老的没有阶级的氏族制度，把它引向崩溃。”私有制产生了阶级分化、阶级对立、阶级剥削、阶级统治，带来了人性的异化、劳动的异化、经济的异化、政治的异化、文化的异化，壹句话，私有制成了万恶之源。在它的最高阶段即资本主义阶段，生产力和人的本质力量的发展，达到了私有制的外壳再也容纳不了的地步，资本主义私有制就会被炸毁，剥夺者就会被剥夺，公有制就会在全社会、全人类范围内，在生产力和物质财富高度发展的历史基础上得到实现。

公有财产权的性质可以归纳如下：

壹是神圣不可侵犯性，而私有制和私有财产则是应该被消灭的。

二是平等性，每个人都无差别地是公有财产的主人。

三是整体性和不可分割性，不能够量化到个人身上。

四是道德性和利益壹致性，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小我与大我融为壹体。



三、社会民主主义经济学对私有制和公有制二元对立的综合和扬弃



自由主义的私有制模型和共产主义的公有制模型看起来是绝对对立的，它们都自诩为完善的产权制度，同时指对方为虚构的、不可行的甚至是邪恶的。社会民主主义经济学则努力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建立自己的所有制理论。

1、私有制与公有制并不是绝对对立的，纯粹的私有制社会和纯粹的公有制社会都是不存在的

在原始的公有制社会中，其实也包含私有制的因素，消费资料的个人所有就不用说了，即使是生产资料和人身的某种程度的个人所有也是存在的，比如对常用生产工具的个人占有、保管和使用，对自己身体的修饰、标记和美化；未来高度发达的非经济社会和自由社会，物质生产资料甚至通用性知识生产资料，也许真的能够并且必须实行共同所有，但人本身的个性、才能、创意、发现、发明、兴趣、爱好、理性、情感和意志等等内在的精神财富，却只能并且必须保持私有或个人所有。

在私有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公有制和公共财产也是大量存在的，某些具有自然完整性、连续性和不可分割性的自然资源和生产资料，是不可能被私有化的，诸如森林、河流、高山、沙漠、冰川、湖泊、海洋、天空、地下矿藏等等，只能归全社群、全社会甚至全人类所有；壹些家族、村庄、地方社群，都拥有公田、公地、公共建筑和公益基金；大型水利设施、道路交通、国防工程等基础设施，只能由国家兴建并拥有，以提供私人提供不了的公共产品；政府还拥有全国的赋税，用以提供壹些最基本的、不可或缺的公共服务；精神文化产品，过了壹定的著作权保护期，就归全社会以至全人类所有了。其中，有的公有财产是从私有财产转化而来的，有的公有财产本身不能归结于、量化为私有财产，它们是所有个人以社会成员身份无差别地共同占有的财产，其经营和利用的成果，应该按照平等的、民主的原则由全体社会成员共享。不管是哪壹种情况，它们都是私有财产的必要补充。

2、私有制和公有制又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私有制转化为公有制的情况有，个人捐赠转化为公益基金，个人和企业纳税转化为国家财政收入，由个人财产形成的法人财产权（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由个人合资和合力形成的合作社和股份合作企业，等等。

公有制转化为私有制的情况比较复杂。壹种比较简单的情况是公有企业依照法律程序解体、拍卖、改制为私营企业，国家收回现金而出卖产权，这在民主国家是常见的和规范化操作的。比较复杂的是，壹个血缘群体征服另壹个血缘群体，被征服者的土地、财产和人民，壹部分收归为征服者群体的公有财产，壹部分成为首领和勇士的私有财产，奴隶制就是这么产生的；壹个民族或国家征服另壹个民族或国家，暴力征服者集团按军功分配被征服者的土地、财产和人民，这就是所谓封建制和农奴制。最复杂的是极权专制国家里出现的公有财产不公开、不公平、不公正的私有化现象，这是壹个暴力集团在以人民的名义、动员和组织人民夺取了天下、建立了政权以后，由于这个政权对人民和社会实行全面和严厉的统治，而不受人民和社会的任何监督和制约，就使得全体人民和整个社会的财产实际上成为这个暴力政权所霸占的私产，这种所有制由于其不是基于获得和转让的正义而建立的，不是基于劳动、生产、经营而建立的，而是凭借暴力、杀戮、恐怖、掠夺、欺诈、谎言而建立的，实际上已经不是自由主义意义上的私有制，而只能称之为暴力霸占制。

暴力集团霸占制，既不是壹种优良的个体所有制和私有制，也不是壹种优良的群体所有制和公有制，而是壹种运用暴力和欺诈掠夺和骗取人民劳动生产经营成果的恶劣的、极端的、损人利己的个体所有制，它恰好是通过裹挟、欺骗、绑架、操纵处于蒙昧、野蛮、封闭、僵化状态的群体来实现的，是通过在群体内建立壹种奴役等级、极权专制制度来实现的，这样，由少数恶劣个人所组成的暴力集团就能够把公有财产化为私有，以人民的、群体的、社会的天然代表的名义，获得人民、群体、社会所奉献的财富。奴隶制、农奴制、国王封建专制、皇权官僚专制、军阀专制、元首独裁、壹党专政等等，都是恶劣的个体所有制和没有民主制衡的、恶劣的群体所有制二者所形成的壹种互补结构，在这种互补结构中，真正优良的个体所有制和私有制，如自耕农所有制、工商小业主制，与真正优良的群体所有制和公有制，如互助合作制，都不能得到自由的发展，而只能在古代世界的夹缝中艰难地生存和缓慢地发展。

对此我们可以更深入地分析如下：

（1）群体所有制、公有制并不壹开始就具有优良的、公平正义的性质，因为群体壹开始并不是由自由而平等的个人组成的，而是由壹些无个性的、不自由的、弱小的、高度同质化的个人所组成的。原始公有制并非出于人们高尚的道德和优良的品性，而是出于生存的必然性和强制性，是因为最初的人类如果不能依照血缘关系结成紧密的共同体，就会被周围比他们强大得多的动物所消灭。原始人不是没有恶性，只不过在血缘共同体内部得到抑制并在与其他血缘共同体的斗争中得到释放。氏族的战争和兼并与生产的分工和交换，冲破了血缘共同体的限制，形成了更大范围的地方共同体和民族共同体，但这些共同体大都是按照等级专制制度建立起来的，在共同体的顶端，高踞著少数拥有暴力和专制权力并控制整个共同体的统治者，他们至少能够把相当壹部分公有财产化为私有。没有民主，就没有真正的公有制，而只有劣质的、异化的、虚伪的公有制，并且会转变为极其恶劣的私有制，即权贵私有制。

（2）个体所有制、私有制也不是壹开始就具有优良的、公平正义的性质，由于生产力的低下和个体能力的弱小，大部分个人还不能依靠自己自由而平等的劳动、生产和经营活动获得私有财产，倒是有壹部分强悍的个体，在利益和财产更大化和最大化欲望的驱使下，猛烈释放人性之恶，用非生产性、非创造性、攻击性、霸占性的方式获得大量的物质财富。恶劣的私有制与劣质的公有制形成壹种相互产生的关系。

（3）优良的个体所有制和私有制是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但它壹旦产生，也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道理很简单，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毕竟依靠人们的劳动、生产和经营，战争、劫掠、盗窃、诈骗等等，只是转移财富，而不能创造财富。壹些优良的个人还能在壹定范围内形成优良的共同体，产生优良的公有制，反过来强化个体的力量。人类的進步和发展，就是优良的私有制和优良公有制不断壮大并不断削弱恶劣的私有制和恶劣的公有制的漫长历程。

3、社会个人所有制是优良私有制和优良公有制的结合

社会个人所有制的概念，最初是由半共产主义者半社会民主主义者马克屎在1861—1863年的经济学手稿中提出来的。这个概念不是他偶然提出来的，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就强调共产主义不能仅仅理解为占有和享受，而是人以全面的方式，占有自己全面的本质；在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指出现实的个人有壹个从片面到全面、从低级到高级、从狭隘性和地域性到世界历史性和普遍性、从利己主义或自我牺牲到扬弃利己主义和自我牺牲的对立的发展过程，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总和的占有，消灭私有制”的思想。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壹切人的自由发展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的构想。在《资本论》中，他又提出“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思想。马克屎这些思想包含着社会民主主义甚至自由主义的合理成分，但由于他没有细致地区别优良私有制与恶劣私有制、优良公有制与恶劣公有制，壹方面完全忽视了优良私有制的正当合理性与恶劣公有制存在可能性，另壹方面幻想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壹举消灭恶劣的私有制并建立完全优良的公有制，这些劣质思想被列斯毛主义所继承，引发了20世纪壹场残酷而荒诞的共产主义实践，产生了大规模的、极其严重的历史灾难。

必须在综合优良私有制和优良公有制与防止恶劣私有制和恶劣公有制以及二者茍合的前提下，重新解释社会个人所有制：

（1）社会个人所有制首先是指在整个社会范围内优良私有制与优良公有制的互补结构，在广大的微观经济领域，适合于优良私有制，在宏观和公共经济领域，适合于优良公有制，在数量上以优良私有制为主，以优良公有制为辅。

这里所说的优良私有制具有两个基本特征：壹是正当性，符合持有正义（获得正义、转让正义、矫正正义）原则，即排除暴力和欺诈而以诚信劳动、生产、经营作为产权形成和交易的唯壹准则；二是普遍性，不是只限于少数人的、阶级对立的、特殊的私有制，而是适用于所有人的、非阶级对立的、普遍的私有制，所有的无产者都能成为有产者，所有的劳动者都能成为资本所有者。社会民主主义绝不否定优良的私有制，相反，它比自由主义更加主张优良私有制的普遍化。

自由主义在原则和理论上也主张排斥暴力和欺诈的优良私有制，但由于它忽视事实上存在的恶劣私有制，否认少数人凭借其对企业财产权、经营管理权和分配权的垄断而引起的剥削和压迫，就很难逾越其阶级限制即资产阶级的局限性和狭隘性，而走向普遍的优良私有制。社会民主主义不仅鼓励劳动者个人获得私有产权，而且倡导反对恶劣私有制并力争普遍实现优良私有制的劳工运动和社会运动，争取更高的工资，以便能够将部分收入转化为资本；争取缩短劳动时间，以便获得更多自由时间以积累和发展劳动者的人力资本；争取以劳动者身份参与企业管理并分享企业利润；争取让劳动者持有本企业的股份或购买其他企业的股票，成为资本所有者并获得相应的利润，实现“劳者有其股”的理想。这些思想和做法都是共产主义所坚决反对的，因为它认定私有制没有优劣之分，壹切私有制在本质上都是恶劣的，是应当被彻底消灭的。

然而，不管优良私有制在整个经济领域占有多么大的比重，总有壹部分经济生活不适用于私有制，对于那些性质上无法分割的自然资源，那些个人以及企业都无力或不愿经营而社会又必须从中获得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产业，只能适用于公有制，只不过应该是壹种优良的公有制。

优良公有制具有如下基本特征：壹是共有性或民有性，公有财产原则上不应该和不可能在实体上劈分到所有个人，它是所有人共同拥有的，由民选的代表机构实际占有和运营，个体公民即使以证券形式分有公有企业股权，也是公有法人财产的壹部分，只能转让不能撤出；二是共享性或民享性，公有财产运营所产生的产品和服务，由所有人平等分享；三是共治性或民治性，公有企业和事业的运营受到议会、政府监管机构、法院、雇员或员工、新闻媒体、公众舆论、社会组织的多重监督和制约，以防止其产生内部人控制、以权谋私、化公为私，防止公有制蜕变为某种恶劣的私有制即权贵官僚私有制。

优良私有制和优良公有制完全是可以互补的：壹方面，正是优良私有制提供了优良公有制产生和发展的平台和基础（经验表明，凡是在优良私有制普遍发达、自由而平等的经济个体占人口多数的地方，公民意识和民主意识就很普遍和发达，对公有财产的监督就很全面和严格，那里的公有制就会成为真正的、优良的公有制；凡是在优良私有制不发达而恶劣私有制猖獗的地方，公有制就很容易沦为伪公有制、小集团私有制和权贵官僚私有制）；另壹方面，优良公有制为整个社会提供了必要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从而也为优良私有制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和外部环境。

（2）在更深层次，社会个人所有制是优良私有制和优良公有制各自向对方渗透和转化，这时候，两者不仅仅是壹种并列和互补的关系，而且是我中有妳、妳中有我的关系。

优良私有制发展到壹定阶段，壹定会出现自由而平等的经济个体之间的联合，这种联合已经是壹定范围内和壹定程度上的公有制了。我们不能把“私”理解为至小无内的孤立个人，而把“公”理解为至大无外的抽象整体，所谓“公”，并不在“私”的彼岸，而是壹个“私”不断通过联合而扩展的过程，只存在壹定范围和壹定程度的公有制，不存在包罗万象和纯而又纯的公有制。联合起来的个人所有制或私有制，也就是壹定范围和程度的公有制，包括但不限于如下具体形态：

壹是由若干私有财产所有者联合组成合伙企业和股份公司，由分散、独立的财产组成为整体的、不可分割的法人财产，在这里，个人股权是私有的，而法人财产权就具有公有即所有股东共有的性质了，个人股东不能单独支配法人财产，而只能通过股东大会、董事会等集体决策机制施加自己的影响。马克屎曾把股份公司称之为资本主义在私有制范围内的自我扬弃和社会化。

二是由若干劳动力所有者联合组成工会和合作社，孤立、分散的劳动者就形成了整体的、团结互助的联合体，这些联合体拥有由会费或入社费构成的法人财产，对法人财产和劳动力的经营和交易拥有代表权和集体决策权，个别劳动者可以自由退出，但也因此而失去集体行动、集体谈判、集体交易、集体运营所带来的“溢价”和“合作剩余”。个人只能通过民主决策机制对工会和合作社施加自己的影响。

三是由董事会代表资方和股东大会、由工会委员会代表劳方和工会会员大会，更進壹步，由雇主联合会和工会联合会分别代表行业内部的劳资双方，就工资、工时、劳动条件、福利、社会保险等等涉及劳动者利益的问题進行集体谈判，这已经把企业和行业看作是壹个劳资共同体了，已经是壹种初级形态的经济民主、企业民主和产业民主了。德国的劳资共决更進壹步，在企业最高决策机构中吸收与资方代表数量相等的劳方代表，就企业所有方面的重大问题做出共同决策。

四是公众企业的出现和发展，它们不仅仅被看作是资本共同体，也不仅仅被看作是劳资共同体，而是被看作是更多“利害相关者”之间的合约，因此在企业的董事会中，不仅有劳资双方的代表，而且还吸收消费者、供应商、银行、债权人、社区和科研机构等各方面的代表，使得企业具有了相当程度的公众和公共性质。

五是社会企业的出现和发展，它们虽然由私人创建，也進行企业化经营，却不以私人盈利为直接和主要目标，而以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从经济上帮助弱势群体为直接和主要目标，其中最著名的有穆罕默德·尤努斯创立的格莱瑉乡村银行，它专注于向最穷苦的孟加拉妇女提供小额贷款。帮助她们实现个体创业，数千万孟加拉妇女因此摆脱了贫困生活。这样的企业已经是真正的、优良的公有企业了。

自由主义经济学是支持政治民主的，但通常会以私有财产权和自由经营之名，反对经济民主、企业民主、产业民主。社会民主主义成功地把劳动力所有权、人力资本所有权引入到企业产权结构之中，既保留了私有制的合理内核，又引進了经济民主、企业民主、产业民主的新内容，在私有制的主体结构中引進了公有制的成分，在微观经济领域中形成了壹种以私有制为主、以公有制为辅的新型产权制度。

与此同时，在宏观经济领域，在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公有经济机构中，也可以引進私有制的成分，比如向员工、公众、社团法人、机构投资者出售和转让壹部分产权，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以私有制为辅的产权结构。



劳工经济的发展進程



自由主义经济学专注于资本经济的发展進程，在它看来，劳动只是隶属于资本的生产要素，劳动力只是壹种由资本购买、使用和支配的商品，劳动力市场服从于资本市场，劳动经济学只是资本经济学的壹个分支。与此不同，社会民主主义经济学侧重于劳工经济的发展進程，侧重于研究劳动要素在全部生产要素中权重和作用的提高、劳动力商品在整个市场经济中价值和价格的提高、劳动者在整个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权益的提高。社会民主主义经济学首先是劳工经济学。



壹、劳工经济与劳工经济学



劳工经济是与资本经济相对而立的概念，举凡壹切与劳工直接相关的经济现象，诸如劳动生产率、劳动绩效、劳动价值、工资或劳动力价格、劳动力供求关系、劳动时间、劳动条件、工会、集体谈判、罢工、劳动技能、职业教育、人力资本、劳动产权、团结经济与合作经济、贫困经济与弱势群体经济、劳动保护和劳动保险等等，都是劳工经济现象。

劳工经济学（Labor Economics），也可以叫做劳动者经济学（Economics of laborer），取其狭义，也可以叫做工人经济学（Worker Economics），与传统的劳动经济学（Labor Economics），共享同壹个词组。在学科分类中，它归入广义的劳动经济学之中，可以说是劳动经济学的壹个分支，或者壹种形态，所不同的是，传统的、占主流地位劳动经济学，大都隐含或者公开从资本、资本所有者、企业家的视角出发，把劳动、劳动者设定为壹个简单的生产和市场要素（劳动力），因此准确地说，这样的劳动经济学，其实应该叫做劳动力市场经济学（Labor market economics），而作为劳工经济学的劳动经济学，则明确地从劳工、劳动者、工人的视角出发，在价值取向、理论默认、思想资源、研究方法、逻辑构架、基本观点等等方面，与主流的劳动经济学有诸多的不同。它试图建立的是壹门属于劳动者（劳有）、依靠劳动者（劳治）、为了劳动者（劳享）的经济学（Economics of the labor,by the labor and for the labor）。狭义的劳工经济学从劳工视角研究劳工经济现象的演变，广义的劳工经济学从劳工视角研究整个市场经济的结构和发展趋势。



二、劳工经济的形态和阶段



1、劳工经济的初级形态：原子化劳动力市场和个别化劳动关系

在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的确普遍出现了原子化的劳动力市场与单个企业和单个工人建立的个别化劳动关系，无数劳动者从农村涌入城市寻找就业机会，彼此之间展开激烈竞争，大部分人被同样相互竞争的企业所雇佣，剩下的人或者返回农村，或者留在城里成为失业贫民，以各种方式觅食和维持生存。古典、新古典、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正就是依据这种情况做出经济人和完全竞争市场假设的。社会民主主义劳工经济学也看到了这个历史阶段的存在，区别在于，自由主义经济学对这个阶段持肯定态度并且抽象出壹个理想模型，只需要按照这个模型去修补现实就可以了，而社会民主主义劳工经济学对这个阶段持批判态度，认为它应该被更高的发展阶段所取代。

2、劳工经济的升级形态：工会化劳动力市场和集体化劳动关系

面对早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原子化劳动力市场和个别化劳动关系中存在的剥削以及其他不公正的现象，马克屎主义主张消灭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建立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与此不同，制度主义、工联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劳动合作主义等思想流派，则主张将市场经济和劳工经济的初级形态和阶段，上升到市场经济和劳工经济的中级形态和阶段，这就是工会化劳动力市场和集体化劳动关系阶段。在这壹阶段，劳动者不是分散地、壹个壹个地与资本或企业形成劳动关系，而是有组织地、壹伙壹伙地与资本或企业形成劳动关系，就劳动力价格和其他劳动条件与资方或企业進行集体性讨价还价，以组织对组织，以劳动力的壹定范围和程度的垄断抗衡资本对企业财产所有权、经营管理权和分配权的垄断，以劳动力集体定价机制取代劳动力个别定价机制的主导地位，以工会化劳动力市场和集体化劳动关系取代原子化劳动力市场和个别化劳动关系的主导地位。

3、劳工经济的高级形态：工人参与、劳资共决与人力资本、劳动产权

在工会化劳动力市场和集体化劳动关系中，资本与劳动这两个生产要素彼此之间还是壹种外在的关系，只不过共处于企业、行业和市场的共同体之中。它们之间的对立还大于它们之间的合作，它们之间的博弈兼有对抗博弈、零和博弈与合作博弈、正和博弈的成分，并且前者还占有优势。劳工经济的高级形态，是在经营管理层面表现为工人参与企业经营管理，甚至实行劳资共决，在产权层面表现为人力资本和劳动产权的形成，即劳动者也成为所有者，在这里，资本与劳动之间已经形成壹种内在的、彼此渗透的关系，它们之间的合作大于它们之间的对立，它们之间的合作博弈、正和博弈成分大于它们之间的对抗博弈、零和博弈成分。

4、劳工经济的特殊形态：团结互助合作经济

在市场经济20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除了上述三种劳工经济形态外，还壹直存在着劳动者的团结互助合作经济，这是劳动要素控制和雇佣资本要素的经济，是劳动者以民主方式独立自主地進行生产、经营、交换、分配和消费的经济，是壹人壹票的民主自治原则在经济领域的实现，是相当壹部分人的射秽主义经济理想的原型。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工运动壹直以工会运动为主流，但合作社运动也是其不可忽视的支流。按其本质而言，团结互助合作经济应该是最高级的劳工经济形态，但由于壹直未能得到长足的发展，而且也不好说它在将来壹定会成为劳工经济的主要形态，我们姑且把它称之为劳工经济的特殊形态。

5、劳工经济的宏观延展形态：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与社会再分配

在劳工经济的第二阶段即工会化劳动力市场和集体化劳动关系阶段，对于劳工有利的、积极的制度要素出现并发挥作用了，工会法、劳动法、社会保险法等等壹系列保护劳工权益的法律相继出台，政府和法院也会做出比较公正的仲裁和判决；在劳工经济的高级阶段，工人和工会也得到了关于工人参与企业管理、劳资共决、利润分享、职工持股等等方面的政策和法律的支持。除了立法层面和司法层面的国家干预外，各民主国家在行政层面，由政府制定和实施了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和社会再分配政策。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包括积极的劳动力需求政策、供给政策、中介政策、就业保护政策和价格保护政策，引导和干预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使之发生有利于劳动者权益的变化。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实施与国家在整个社会层面上進行的第二次分配，進壹步增加了劳工的经济收入、改善了劳工的经济状况、提升了劳工的经济权益，并因此而缓和了劳资矛盾、缩小了贫富差距，这两个方面的成果，又反过来加强了劳工的劳动力市场主体和市场经济主体的地位和能力。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把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和社会再分配，称之为劳工经济的延伸和扩展形态。



社会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



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经济模型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社会民主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模型则是“社会市场经济”。如果说，原子化劳动力市场和个别化劳动关系构成了“自由放任市场经济”体系和模型的壹部分的话，那麽，劳工运动的推动，工会化劳动力市场和集体化劳动关系的实现，以及工人参与管理、劳资共决、人力资本、劳动产权等劳工经济形式的出现，就把整个市场经济提升到了“社会市场经济”阶段；这些劳工经济形态不是否定了市场经济，而是使市场经济达到了更高的发展水平。社会市场经济继承了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合理内核，纠正了其不合理的部分，使市场经济变得更为公正合理了。



壹、社会市场经济修正了自由放任经济的经济人完全竞争假设



自由放任市场经济模型是用抽象分析的方法得到的。应该承认，对纷繁复杂的市场经济现实進行抽象和还原，找出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并且用数学模式精确地表达出来，的确是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壹大贡献，这被称之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但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抽象分析的终点应该是具体综合的起点，在综合的过程中，以前被抽象过滤的东西应该重新纳入到思维的具体运动之中，这样才能对现实的经济运动有壹个全面的把握。抽象的模型与其说是壹个现实存在，不如说是壹个理想的目标，把抽象模型当成现实存在本身，矢口否认壹切与这个抽象模型不壹致的现象（比如剥削、不正当竞争、暴力和欺诈、权力寻租等等），是思维懒惰的表现。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应该進展和上升到对人类集体行为的综合把握。事实上，除了古典自由主义、新古典主义、新自由主义之外，同样肯定市场经济的社会民主主义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就不再迷恋和停留于抽象的市场模型和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了。

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市场经济并不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也不是突然在某壹天降临人间的，而是从历史深处，挣脱自然的、血缘的、部落的、地方的、等级和身份的、暴力和权力的、民族和国家的种种限制和束缚，壹步壹步地生长起来的，毫无疑问的是，第壹，在这个过程中，上述那些历史元素与市场经济剪不断、理还乱地纠缠和交织在壹起，使得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想模型至今也没有得到完全的实现；第二，市场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也需要得到新的政治法律社会制度的支持和保护，没有这种支持和保护，市场经济早就死了，共产极权主义就壹度把市场经济搞死了。与自由主义经济学不同，社会民主主义经济学或社会市场经济学，把市场经济理解为壹个复杂的历史演化过程，特别重视市场经济的制度环境，在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与方法论的集体主义之间，找到壹种使集体个人化和个人集体化来回往复地進行的中间方法，建立了社会人竞争合作的新的理论模型。



二、社会市场经济改变了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动力机制和追求目标



自由市场经济以自私自利的个人为原点，以个人利益、收入、利润和物质财富的最大化为经济活动的唯壹目标，这固然大大激发和解放了人们的自主性、积极性、创造性，使生产力得到极大的发展，使物质财富得到迅猛的涌流，但同时也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诱发和释放了普通人在过去时代被等级制共同体的法律、道德、禁忌、习俗所压抑和控制的人性之恶，于是，大量非生产性、侵略性、攻击性、破坏性、霸占性、欺骗性的敛财方法和手段，也加入到生产性的投资、经营、劳动过程中去，使财富的占有和分配出现严重的不公平和剧烈的两极分化，由此而引起尖锐的社会冲突和惊人的道德沦落，所有这些，反过来危及到市场经济正常進行所要求的基本秩序和规则。少数人贪欲的满足和巨额财富的积累，不足以构成市场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机制，具体表现为需求不足、市场萎缩和生产过剩，表现为周期性经济危机的不断爆发。

社会市场经济当然承认自私自利的必然性，当然承认个人追求利益、收入、利润、物质财富的合理性，但同时也意识到了他私他利的必然性，因而主张自利利他、己他两利的个人才应该成为经济生活的原点，并以个人利益、收入、利润、物质财富的较大化作为经济生活的主要动力机制和追求目标。这里出现了两大变化，壹是最大化变成了较大化，二是唯壹目标变成了主要目标。所谓较大化，就是给同样追求经济利益的他人留下机会和空间，而不是无限扩张、赢家通吃，从正和博弈角度来看，让更多人進入分工和协作、竞争和合作，而不是少数人独占和垄断，会取得更大的宏观经济效应，所以较大化其实比最大化更能够推進整个经济的发展；所谓主要目标，就是即使那些不直接参加政治、文化、社会公益活动的经济人，也不应该把经济利益最大化作为唯壹目标，因为经济领域本身也存在合作、均衡、可持续发展和公平正义的问题，这些都需要经济人对自己的行为加以限制，再者，每个人都不是完全的经济动物，都具有哪怕是最低限度的非经济需要、非物质需要，当物质需要、经济需要的满足与这些更高级需要的满足出现冲突的时候，理应做出适当的折中与平衡，这样才能获得壹种更为人道、更为健康、更为平静、更为幸福的生活。



三、社会市场经济扭转了自由放任市场经济中严重失衡的劳资关系



社会市场经济以集体化的市场交易和生产要素的集体定价机制，扬弃了自由放任市场经济个体化的市场交易和生产要素的个别定价机制。

在自由放任市场经济阶段，生产要素之间，特别是资本和劳动这两个最主要的生产要素之间，处于壹种个别的交易和壹对壹的讨价还价状态，但是，在这壹阶段，其实只有资本家和企业的自由，而没有劳动者的自由，原因恰好在于，这时只有资本家和工人壹对壹的外观，在这壹外观之下，其实资方已经形成了壹个由老板、管理人员、保安人员构成的高度组织化的集体，并且垄断了财产所有权、经营管理权和收入分配权，甚至还得到了国家政权的保护和支持，而工人则是壹个壹个孤独的个体，他哪里有什么条件与资方進行平等的讨价还价呢？如果资本家对他说：“妳和我是自由而平等的，妳不愿意在我这里干，妳完全可以到别处干，我是决不会强留妳的！”这也丝毫不会改变劳动者实质上的不平等和不自由，因为等待他的别处，也是壹个又壹个高度组织起来的资本集体。以组织起来的资本集体对付壹个又壹个分散的劳动个体，后者当然只能是挨宰的羔羊了，这难道是公平的吗？工人们逐渐意识到了他们受剥削和压迫的原因，于是开始团结和组织起来，经过长期的抗争，终于获得了结社权、集体谈判权和罢工权这些集体性劳工权利和讨价还价的手段。

于是通过集体谈判签订集体劳动合同就取代通个个体谈判签订个别劳动合同而成为主要的劳动力定价机制。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高呼，工会垄断了劳动力供给，破坏了劳动力的流动和竞争，破坏了自由市场机制，降低了市场效率，他们也不想想，工人不过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以垄断反制垄断、以集体力量反制集体力量而已，劳资之间集体谈判不仅没有破坏自由平等的市场竞争，反而是使这壹原理得到真正的实现。其实这跟商品交易中的团购是壹个道理，工人以壹个集体去团购资方出售的就业机会，并不违反公平交易的原则，这是对资方过去以壹个集体去团购工人分散的劳动力的壹个抵消；以团购对团购，扯平了。自由放任市场经济就这样升级为社会市场经济。“社会市场经济”这个概念虽由西德首创，其实已经在欧美存在和发展上百年了，并且成了欧美市场经济的主流。市场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只是其组织形式和运行机制不同了而已，社会市场经济仍然与计划经济和国家统制经济有原则的、本质的区别。自由主义经济学把工会、集体谈判和罢工看作是壹个扰乱市场经济的外生变量，而不是壹个推动市场经济更好发展的内生变量，是违背整个历史事实的。正是工会、集体谈判和罢工力量的不断壮大，从经济体系内部改变了劳资关系的严重失衡状态，实现了劳资双方比较平等和均衡的博弈。



四、社会市场经济逐步缩小了自由放任经济的适用范围



最初，自由放任经济的范围几乎是没有边界的，与“经济”这个概念的外延几乎是重合的，举凡以满足人类物质需要为目的、追逐物质财富的经济活动，都被纳入到私有制经济和自由市场经济的范畴，甚至壹些非物质需要如安全需要、教育需要、文化需要的满足，也是通过私有财产和市场交换这壹绝对中介来实现的，最明显的是，社会以及作为社会之代表的国家并不提供能够平等地满足所有社会成员的养老、失业、工伤职业病、医疗、生育、居住、教育、文化等方面的最低需求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并不提供最基本的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所有这些需要都必须由公民个人花钱购买来满足，没有积蓄的人，这壹切需要都不能得到满足，于是出现老无所养、流浪乞讨、露宿街头、看不起病、上不起学、读不起书、住不起房等等大规模的、骇人听闻的贫困和人道灾难。人权和公民权利只限于财产权、人身权、信仰和言论自由、政治权利，不包括平等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这种情况来源于把人等同于原子化的经济人的假设，而不是把人当成是社会人。作为社会人，人的有些需要的确必须和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满足，但也有壹些需要本身具有社会属性，必须和只能以社会的、公共的方式才能得到满足。劳工运动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意识到了这壹点，于是主张从私有私营经济和自由放任市场经济中划出壹部分来，作为公共经济、社会经济得到相对独立的发展，为所有社会成员尤其是在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的公民，提供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职业病保险、医疗保险、生育保险、住房公积金、义务教育、职业教育、公租房和廉租房、公共文化设施等等公共产品和服务。社会市场经济并不是要壹举否定私有私营经济和自由放任市场经济，而只是限定其范围和边界，同时也把市场机制引入到公共经济和社会经济之中，按照投入产出原则、效益原则、自由平等竞争原则進行运营，区别只在于它们不以个人经济利益或私人利润的最大化作为主要目标，而是以社会公益的最大化作为主要目标。



五、社会市场经济加强了整个社会对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制约力量



自由主义经济学认为市场经济是壹个自洽自足的体系并且把市场经济原理推广到壹切人类生活领域，而社会市场经济学认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处于相互依存的关系之中

自由主义经济学其实主张壹种经济决定论，壹是认为市场经济自洽自足，是人类社会的原型，二是认为其他壹切社会领域都是从市场经济中生长出来的，都可以或应该受经济规律的支配。因此自由主义经济学有壹种强烈的知识冲动，渴望用市场经济原理去解释和规范其他壹切社会领域，这被人称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或“经济学殖民主义”。本来，用经济学方法去解释其他社会领域，是有壹定价值的，往往能够得出意想不到甚至振聋发聩的发现，比如布坎南等经济学家创立的公共选择理论、宪政经济学、法律经济学、非市场行为经济学，其可圈可点之处就有很多。但许多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走得太远了，以至于跨出了经济学的边界，把经济学搞成了壹种包打天下的学科。其实，对政治法律等非市场行为的经济分析的价值，在于帮助人们节省这些领域的资源、降低这些领域的成本、提高这些领域的效率，但不可能用经济分析取代这些领域自身的逻辑，用经济学取代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伦理学甚至哲学等等人文社会科学。自由主义经济学为了保持其学科模式的纯粹性，更否认政治、法律、伦理、意识形态等等对经济领域的渗透和内化，否认其它人文社会科学对经济学发展的价值和贡献。

“无形之手”或市场自发的调节力量的确是存在的，但绝不是万能的，市场也有失灵的时候和失灵的方面，这时单凭市场自发的力量是很难解决问题的。当然可以说，损人利己从长远来看是不可持续的，是与市场经济的本性背道而驰的，但问题在于，如果不以人类有意识的、积极的努力去纠正市场出现的问题的话，病入膏肓的市场经济是不会自动康复的。于是就需要“有形之手”的介入。“有形之手”主要有三种：第壹种是工人作为另壹个市场主体，团结和组织起来与资方進行面对面的集体谈判，这种劳资双方都在场的直接博弈，当然是有形的、自觉的，而不是无形的、自发的；第二种是社会（包括社区、社团、消费者、知识界与舆论界等等）的介入，以社会运动的方式制约企业和资本的力量，就是社会学家波兰尼所说的，社会有权利保卫自己不受市场的侵害；第三种是那些在市场中受损的阶级和阶层，通过政党政治和议会政治对国家法律和政府政策施加影响，对资本和市场進行具有强制性的监管和限制。“有形之手”的调控当然不应该剥夺资本的合法权利和市场对资源的基本配置，但对“无形之手”的盲目崇拜真的是有百害而无壹利。社会市场经济学承认经济领域的缺陷，承认非经济领域对经济领域的深刻影响，承认社会力量对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制约，这些制约，包括思想、学术、文化、意识形态的批判，工会运动和合作社运动的强有力制衡，劳工政党力量、社会党国际和国际劳工组织的干预，立法、执法和司法的规制，绿色环保运动、女权运动、少数族裔民权运动、消费者运动、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抗争和影响，它们壹起发力，迫使仍然包含相当多不公正因素的自由放任市场经济，转化为更为自由、平等因而也更为公正的社会市场经济。

第三章 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学



社会学是壹门研究个人社会化和社会个人化、个人与社会相互关系的学科。所谓个人社会化，是指社会环境持续不断地渗透到个人的形成和成长过程之中，影响、塑造以至决定个人成为什么样的人，在很大程度上，个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人是社会环境的产物；所谓社会的个人化，是指无数个人从自己的需求和个性出发，积极主动地改变社会关系和社会环境并使之适应和促進个性的发展。作为社会学大师，马克屎其实已经认识到，壹方面，任何个人都是现实的个人，壹出生就受制于他不能够任意选择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另壹方面，任何社会环境又都是由个人来改变的；环境改变人，人也改变环境，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壹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当代社会学家、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家吉登斯在150多年以后继续把这壹思想作为自己的社会学体系的基本原理：社会学的任务，正是要研究社会对我们的塑造与我们对自己的塑造之间的联系；我们的活动既在塑造着我们周围的社会世界的结构或其面貌，同时又在被社会世界所塑造；在社会学中，社会结构是壹个重要概念，它指的是我们生活的社会背景不只是事件或行动的随机分类，而是以各具特色的方式被赋予结构或模式；我们的行事方式，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都存在着规律性，但是社会结构不同于物理结构，比如壹栋建筑，后者独立于人的行动而存在；人类社会始终处在结构化的过程中，每时每刻都在被构筑社会的“壹砖壹瓦”——也就是妳我这样的人——重新构造。

依照这样的社会学观念，就会形成两个概念系列：个人的社会化—社会分工—社会结构—性别和家庭—群体和组织—阶级和阶层—种族和民族；社会的个人化—个人行动—集体行动—阶级斗争与阶级合作—社会运动—社会流动—社会变迁。这里只讨论上述问题中的几个问题。



社会分工与社会结构



劳动分工与社会分工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劳动分工指人类物质资料生产先后经历的几次分工：农业从采集业中分化出来、畜牧业从狩猎业中分化出来、手工业从以上各业中分化出来、商业从以上各业中分化出来、大工业从农业手工业商业中分化出来。社会分工则是指某些社会实践活动从劳动中分化出来：壹是生产资料的经营活动从劳动中分化出来，二是精神文化生产从劳动中分化出来，三是社会公共管理活动从劳动中分化出来。正是劳动分工所带来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范围的扩大和复杂性的增加，内在地产生了对专门的资产经营、精神生产和社会管理的需要，而这些专门的实践活动壹旦分化出来，便得到独立的发展，并且反过来推动劳动分工的進壹步发展。可以想象，如果没有这种社会分工，人类至今还会停留在原始状态。

1、物质资料生产分化为生产资料的经营活动和劳动活动，是壹种历史的必然和進步

投资或资产经营活动原来是与劳动活动直接合壹的，后来从劳动中分化出来，在劳动过程之先和旁边，为劳动过程准备、组织、筹集、整合材料、工具、资金等客观生产条件。这样壹种分化大大地促進了生产力和生产效率的提高：第壹，它满足了生产资料的生产应该优先于生活资料的生产的客观要求，由专门的人对生产资料進行专门的经营管理无疑比由劳动者直接進行的壹般性的经营管理，更能够使稀缺的生产资料的效益和功能最大化，也更能够促進生产资料品质的改進和提高；第二，对生产资料的相对集中化的经营管理比单个劳动者所進行的分散的经营管理，更能够扩大物质资料生产的规模，增進人类改造自然的广度、力度和深度。

弗兰克·奈特比较准确地指出了投资活动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社会進步的所有形式本质上都是通过当前消费的牺牲或‘投资’来增進生产力的发展：（1）将现在物品投资于创造新的设备物品；（2）投资于发现和开发新的自然资源；（3）投资于发展自己的个人才能（或在某种程度上发展他人的才能）；（4）投资于技术发明；（5）投资于改進企业组织；（6）投资于创造新的社会嗜好和欲望。”从本质上说，投资活动是每个人都应当做的，只不过在壹定历史时期，由壹些人专门去做比每个人分散而低水平地去做，更具有经济合理性，因此也必然出现投资与劳动的分工而已。

生产资料的经营与劳动的分离，同时也意味着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和经营者与劳动者的分离。所有者和经营者虽然人数少，但却处于物质资料生产体系的高端和顶层，控制着物质资料的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全过程；劳动者虽然人数众多，却处于物质资料生产体系的低端和底层，不得不接受所有者、经营者的领导、支配、控制和指挥。

2、精神文化生产从物质资料生产和劳动中分化出来，是壹种历史的必然和進步

人类劳动不同于动物活动的重要区别就在于人类劳动具有理性和精神性，具有意识和目的，它们被语言、符号、象征等等表达出来并因此而把各个劳动环节整合起来。在劳动生产力低下、每个人不得不用几乎全部力量和时间進行劳动才能维持生存的情况下，劳动的智力因素的积累和发展是极其缓慢的。只有壹种方式可以较快地提高劳动的水平和整个人类的发展程度，那就是把分散在整个社会的不多的剩余财富和自由时间集中起来，让壹部分人专门去发展人类的智力和精神文化。我们设想壹下，如果历史上没有出现这种社会分工，人类现在的情形会怎么样呢？壹定与原始人类相去不远。

精神文化生产与物质资料生产的分离，同时也就意味着知识分子与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经营者以及与劳动者的分离，其中知识分子与劳动者分离最远，因为知识分子直接依赖于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和经营者对生活资料的分配，而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和经营者也比劳动者更需要知识分子的帮助，于是两方面结合得非常紧密。因为在劳动者与知识分子之间隔着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和经营者，两者之间的联系就比较间接和比较少，劳动者从人类精神文化发展中得到的益处也比较间接和比较少，这无疑不利于劳动者精神文化水平的提高，加剧了他们的弱势地位。

3、社会公共管理从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中分离出来，是壹种历史的必然和進步

劳动分工和社会分工的发展，带来了经济规模的扩展、经济交换和社会交往范围的扩大、社会成员的增多、社会层级结构的复杂化和社会冲突的经常化，于是公共秩序、公共安全、公共资源的管理和分配、公共设施的建设等等超越私人、家庭和地方范围的问题便产生了，客观上要求由专门的社会管理机构来治理和解决。如果没有国家政权等公共管理机构，不仅公共问题无法得到解决，即使是私人之间的争端也会缺乏权威的裁决者。

社会公共管理从私人生活中独立出来，同时也意味着政府官员与社会成员的分离。在劳动者、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和经营者、知识分子等社会成员中，毫无疑问，劳动者离政府和政府官员最远，受到公共权力的保护和眷顾最少，政治地位最低，政治力量最弱。

总的来说，三种社会分工形成了三个新的社会集团：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和经营者、知识分子、官员，这三个集团分别掌握较多的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和政治资源，都是比较强势的社会集团。这三个集团又是互补的和互通有无的，自然而然地形成壹种利益同盟，共同构成为整个社会中的主导阶级。与此同时，劳动者虽然人数众多，但不论是作为群体还是作为个体，都只拥有较少的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和政治资源，他们便构成为整个社会中的被主导阶级。



二、对抗性社会结构的形成



如果说社会分工的客观必然性对劳动者社会地位的限制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那麽统治阶级和强势社会集团对劳动者的掠夺、剥削和摧残就是完全不能得到辩护的。社会分工固然要求并壹定会造成社会分层和利益差别，但并不会也绝不要求壹种两极分化、两极对立的社会结构。正是强势社会集团对劳动者贪婪无度的掠夺、剥削和摧残，才会使主导阶级与被主导阶级之间的差别演变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压迫阶级与被压迫阶级之间根本的对立和激烈的对抗。

应该说，劳动分工和社会分工基于和表现了人的善性和优良本质力量的发展，然而，为什么基于劳动分工和社会分工的社会分层变成了对抗性的社会结构呢？原来是因为人的恶性和恶劣本质力量也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极其关键的作用。本来，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和经营者、知识分子、官员由于在社会分工中占有较高位置、做出较大贡献而得到较多权益（财富、权力、声望），具有正当合理性，也是劳动者能够理解和接受的。遗憾的是，无数历史事实和历史经验表明，强势社会集团从来不满足于其所得到的正当权益，而是无壹例外地利用手中所掌握的对经济、政治、文化的控制权谋取不正当的权益，为此不惜大量使用暴力和诈力。

暴力是对生命和财产等目标物的强制、威胁、攻击、伤害、毁坏力量，是壹种与生产力和创造力性质相反的力量。诈力是用欺骗、伪装、讹诈、阴谋等不道德方法达到目的的工具理性，也具有反生产性和反创造性。暴力和诈力不仅在现代社会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原始和古代社会，它们甚至是起主导和决定作用的力量。

在人类的野蛮和蒙昧时代，氏族之间、部落之间、部落联盟之间的战争非常频繁和血腥，攻击另壹个群落就与攻击其他的野兽壹样是壹种狩猎活动，是原始人主要的劳动和生产方式。進入“文明”时代后，其他人不再被当作狩猎的对象和食物来源，但使用暴力强迫他人为自己劳动或直接夺取其他人的财产、通过战争抢劫其他民族的财产，仍然是壹种经常性的行为。而且，虽然暴力的程度和范围有所控制，但另壹种邪恶的力量——诈力，却得到极大的发挥，不仅在暴力活动中得到利用（如兵法），而且在非暴力活动中也得到广泛使用（如经济、政治和文化阴谋）。

暴力和诈力的结合成倍地增加了它们分别起作用时的力量，以诈力为指导的暴力和使用暴力的诈力具有强大的攻击力和战斗力，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和杀伤性。由几个富有诈力的坏人和壹小群亡命之徒组成的小集团，可以控制和奴役、剥削和压迫数量上超过他们几十成百倍的善良的劳动群众。

暴力和诈力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它们参与所有权的劈分，参与产品的生产、交换和分配，参与政治决定过程和文化生活过程，参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经济上的垄断无不以政治权力（合法的和有组织的暴力）为支持和保护，而所谓文化，其中包含有多少有意无意的欺骗，包含多少狡智和诈力啊！



阶级分化与阶级矛盾



壹、阶级划分和阶层划分的依据



1、阶级与阶层

从个体主义、个人主义的基本默认出发，自由主义的社会学是否认阶级存在的，而只承认阶层的存在，并且认为阶层之间没有固定的界限，而处于不断的上升与下降的流动过程之中。与此相反，早期射秽主义、马克屎主义、列斯毛主义则强调社会是划分为阶级的，而且是划分为两个对立的阶级即富有阶级与贫穷阶级、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的，阶层只是阶级内部的不同层次以及阶级之间的过渡层次，如奴隶主阶级包括大、中、小奴隶主，贵族地主阶级包括大、中、小贵族地主，资产阶级包括大、中、小资本家，与此相反，奴隶阶级、农奴农民阶级、工人阶级内部也存在若干阶层；奴隶主阶级与奴隶阶级之间存在自由民，贵族地主阶级与农奴农民阶级之间存在手工业者和小商人，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存在小业主和自由职业者。当然，后者也认为阶级最终应当被消灭，阶层划分将会取代阶级划分，而按需分配的自由人又将取代阶层划分。

社会民主主义社会学处于两者之间，壹方面承认在很长历史时期存在着阶级的划分以及阶级矛盾和阶级对立，另壹方面，又承认个体差别和竞争的永恒性以及形成壹定阶层分化的必然性，不指望人类的终点或理想是无层次的、均匀的个人自由状态；壹方面，阶级的确具有鲜明的界线和对抗性，另壹方面，阶级也不是从来就有，而是从阶层演化而来，并将重新回归到阶层。社会民主主义不以个人分析、阶层分析替代阶级分析，也不以阶级分析替代个人分析、阶层分析，而是同时承认阶级分析、阶层分析、个人分析的有效性，既正视现实存在的阶级差别、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又承认阶级之间通过个人和阶层而实现的共通性与相互渗透和转化的可能性。

阶级分析法并不是马克屎主义的专利，在马克屎之前、之外、之后，都有人承认阶级的存在，区别在于，马克屎过于强调阶级分析而相对忽视了个人的、家庭的、阶层的、性别的、民族的等其他角度和层次的分析，而列斯毛主义则把阶级分析夸大成为唯壹的社会分析方法，以阶级性取代个性、阶层性和人类共性，并進壹步将阶级性上升为党性。社会民主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则在个人、阶层、阶级、社会、人类的递進结构中确认阶级的存在、阶级的历史性和阶级分析的重要性。每壹个人，既是壹个个体，也是家庭成员，社区、社群、阶层成员，阶级成员，社会、民族、国家成员，人类成员，阶级归属曾经在个人的多种身份、多种角色中占有显著的位置，但不是他唯壹的存在方式，他的各种存在方式是相互连接和相互渗透的。

2、阶级和阶层的划分依据于多种因素的组合

马克屎主义社会学流派，最初仅仅以是否拥有和拥有多少生产资料即严格意义上的财产，作为划分阶级和阶层的唯壹标准，它决定了人们在生产过程和生产关系以及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这壹标准后来被其他社会学流派放宽了，首先是劳动能力、生产经营管理能力、技术等其他直接生产要素，即“市场能力”、“职业”以及相应的“收入”，和财产壹样也是“经济资源”，也是阶级和阶层划分的依据；随后，权力、政治地位、社会网络等“政治资源”，声望、教育程度、知识生产力等“文化资源”，也被列入到阶级和阶层划分的依据之中。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分层方法，不是单壹因素的壹元论，也不是多种因素并列的多元论，而是包括经济资源、政治资源、文化资源在内的多因素组合论，不是壹个因素决定阶级的构成，而是壹簇因素决定阶级的构成，其中哪壹种因素占主导地位，在不同历史时期是不壹样的。



二、阶级和阶层结构的演化



1、古代社会的等级：以政治资源为主要依据的垂直的阶级构成

在原始古代，人的本性，包括善性与恶性、生物性与创造性、个体性与社会性，都处在未展开的状态，人们高度依赖于自然界所直接提供的食物来源，采集和狩猎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对土地以及附着于其上的自然资源的共同占有成为生存的必要条件，因此血缘集团内部还没有出现阶级的分化。進入农业和畜牧业时代，对自然界提供的直接生活资料的依赖降低了，对自然资源的加工改造程度提高了，生产工具和个人劳动能力的作用提高了，如果人性本善，那麽随着创造性和个性的发展，理应出现以对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占有为依据的社会分层，然而，由于人性之恶也被释放出来了，暴力和诈力也加入到了物质资料的生产、交换和分配过程，于是出现了以暴力、诈力、权力支配经济生活的垂直社会分层，这时候的阶级，史称等级。

等级，也属于广义的阶级范畴，比如奴隶主阶级、奴隶阶级、贵族领主阶级、农奴阶级，但它们主要不是依据经济资源标准划分的，而主要是依据政治资源标准划分的，表现为自上而下的强制服从关系。建立在以血缘种族关系为主要纽带组成的暴力和权力集团控制整个社会的等级制，可以称为奴役等级制度，包括种姓制和奴隶制；建立在以个人结伙为主要纽带组成的暴力和权力集团控制整个社会的等级制，可以称为封建等级制度，包括领主封臣制和农奴制。两者都是上下尊卑不可移易的等级制度，只是统治和控制的方式和程度有所区别而已，壹般而言，封建等级制度相对于奴役等级制度，无论是在统治阶级内部还是在对被统治阶级的关系上，都允许较多壹点个性和自由的存在。

2、工业社会的阶级：以经济资源为主要依据的横向的阶级构成

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主要区别在于：

（1）生产力中物的因素（土地等自然资源因素）的作用進壹步降低，人的因素（生产工具——本质上是人的科学技术的物化——和劳动力）成为主要的生产力；农业和畜牧业生产严重依赖于自然条件和动植物生长节律，产出少而且不稳定，工业生产则是对自然元素進行人工组合，不受自然条件的直接制约，产出量极大而且相当稳定，它依赖于生产工具的不断改進和科学技术的不断進步，依赖于人类主体性和人类自由的发展。

（2）在农业文明中，个人受到血缘、地方和政治共同体的严厉约束，即使个性得到壹定的发挥和发展，也只能收到很低的回报和产出，工业文明的发展则要求和驱动个人的发展，促使个人做不厌其多的发现、发明和创造，促使个人在各个方面、各个角落、各个层次开发、利用和改造自然界，它依赖于个体主体性和个人自由的发展。

（3）农业文明所得的产出和财富很有限，对有限的物质财富的争夺就十分激烈，暴力和诈力以及作为两者体制化的政治权力，就成为控制财富分配的最主要力量，战争、抢劫、剥夺等非生产性的冒险活动所获得的报酬（血酬），高于生产性的劳动、经营、交换活动所获得的报酬（工资、利润和地租），这种情况在工业文明中得到根本改变，生产性活动、自由平等的竞争相对于带有强烈攻击性和破坏性的以命相搏，所冒的风险低得多而所得利益又高得多，而且生产性活动客观上创造了无限的财富，非生产性活动最多只不过是转移财富，于是整个社会形成了崇尚和平生产、反对暴力抢夺的经济文化观和经济价值观。

由于这三个方面的原因，农业文明和古代社会以政治资源为主要依据的垂直的阶级构成，就向工业文明和近现代社会以经济资源为主要依据的横向的阶级构成转变：

第壹，新的阶级构成是以经济资源即以物质财富的生产、经营、交换为主要依据的，暴力、诈力、政治权力这壹构成性因素依然存在，但不再占主导地位。

第二，新的阶级构成是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私有制为前提、通过市场经济即独立个体之间的平等交换实现的，虽然统治服从关系和奴役等级制度仍然在壹定程度上存在，但自愿交易关系和自由平等制度开始占据了主导地位。

第三，新的阶级构成是围绕着资本和劳动这两个最基本的生产要素的关系横向展开的，虽然开始时，由于资本与经营管理要素或企业家才能以及科学技术要素绑定在壹起，由于资产阶级垄断了企业财产所有权、经营管理权和分配权，因而资本对于劳动还保留了垂直统治和控制的特征，但资本与劳动的结构性依存互补的关系，使得资本的单边垄断优势难以为继，劳动要素的联合对资本要素形成了强有力的制约，促使劳资关系由垂直结构向横向、平行、对等结构转化，这种新的结构随着劳动者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决策以及劳动者的技能和人力资本的提高而得到巩固和加强。

3、后工业社会的阶级结构开始向阶层结构转变

后工业社会或后现代社会，又叫做知识经济、信息经济社会，知识生产力、知识劳动力取代生产资料成为最主要的生产力和生产要素，这是经济社会向人本社会、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过渡阶段，是阶级区别、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逐渐消亡的社会，取而代之的将是由不同范围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组成的阶层社会。工业社会的阶级结构，尽管是横向竞争的、形式上和法律上自由平等的，但还是存在着各阶级在财富占有量、经济控制力、社会地位和文化影响力上等方面的明显区别，存在着阶级之间明显的边界。由于经济必然性、经济决定论、经济价值观的惯性，最初，知识生产力的高低、知识劳动力所有权或知识产权的大小，会直接影响到物质财富、经济利益的分配，会形成经济资本、政治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之间的兑换和聚合，会导致很严重的阶级分化。不过，随着需求和人格结构的重心由生存取向朝发展取向的转移，随着物质价值观向精神价值观的转换，随着知识的生产、精神文化的创造、个性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成为生活的第壹需要，成为目的本身，壹种更加自由和平等、更加多元和互补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结构将会逐步形成。与物质生产和经济竞争不同，精神生产和文化创造，具有无限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容得下所有人个性的发展，不可能形成赢家通吃、输家全无、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格局，每个人都可以在相同的经济条件与社会背景上，在各自的位置和方向获得自己的成功和自我实现，形成“高文化阶级”、“中文化阶级”、“无文化阶级”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当“文化资源”终于成为社会分层的主要标准时，阶级的对抗性就消失了，阶级就转化为阶层了。



三、阶级斗争与阶级合作



垂直的阶级结构的壹个显著特征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阶级斗争贯穿始终；阶级之间会有最低限度的共同利益，会有妥协和休战，但不可能基于共同利益追求的合作；斗争的结果通常是两败俱伤，让位于新的阶级阶级统治。与此不同，在横向的阶级结构中，固然存在着阶级斗争，但也存在着阶级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承认阶级斗争，并不是马克屎主义的专利，在马克屎之前、之外、之后，也都有人承认阶级斗争，马克屎的问题在于过于强调阶级斗争，而忽视了阶级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而列斯毛主义则把阶级斗争夸大为社会历史進步的唯壹动力。社会民主主义认为，单纯的阶级斗争，并不能消除长期困扰人类的奴役等级制度，并不能实现垂直的阶级结构向横向的阶级结构的转型，只有阶级斗争和阶级合作同时发力，只有斗争性合作和合作性斗争，才能够实现阶级之间的负和博弈、零和博弈向正和博弈的转化。

1、资本与劳动的平等竞争关系

资本与劳动的初始关系，也是壹种对立大于统壹的关系，那时，资本是资本家所占有的生产资料，而劳动则是指直接生产的劳动者即典型意义上的产业工人、监领工人的劳动力，壹种以运用体力和简单生产技能为主的劳动力。由于资本的相对稀缺和劳动的相对过剩，由于资本掌握著经营管理并支配了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运用，相对于除了简单劳动力之外壹无所有的工人阶级而言，资产阶级占有强势和优势的地位，劳资冲突和阶级斗争自然就成为常态，而劳资双赢和阶级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则被遮蔽了。

然而，在工业文明中，资本与劳动实际上是壹种横向竞争而不是垂直榨取的关系，这与农业文明中土地与劳动的关系有本质的区别。诚然，土地和劳动也是壹种对立统壹关系，双方谁也离不开谁，但双方只有壹种最低限度的统壹，这种统壹是以土地所有者对劳动者的垂直控制和统治的方式实现的。首先，土地是第壹生产要素，而劳动只是对土地的简单加工，生产成果主要依赖于土地本身的自然产出率，两者在生产过程中的客观地位是悬殊的；其次，农业的产出是很有限的，数千年间没有显著的增长，仅供全社会成员勉强维持生存而已，在这种情况下，对土地及其有限产出的争夺就变得极其激烈和凶狠，只有凭借暴力和诈力才能在这种争夺中获胜，于是奴役等级制度和垂直阶级结构就成为维持土地与劳动之间的最必要的依存关系的先决条件。

工业文明的发展促使早期不平等的劳资关系向平等竞争的劳资关系转化，这是因为，第壹，在工业生产过程中，土地生产要素的权重大大下降，而生产工具和劳动力这两大生产要素的地位大大上升，在结构上，先進的生产工具和运用先進生产工具的劳动力两者缺壹不可、同等重要，之所以资本率先取得优势地位并控制和剥削劳动，那不是因为劳动不重要，而是因为掌握资本的少数人以组织成为企业的方式强化了资本的重要性，而只拥有劳动力的大多数人是分散的、无组织的，没有力量对资本形成反制并达到双方力量的均衡；第二，劳资力量的结构性失衡是无法持续的，因为资本是动产，是竞争性、扩张性和不断创新的，这不仅直接依赖于劳动力水平的不断提高，而且依赖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的不断提高，否则整个工业体系和市场经济体系就会崩塌；第三，最为重要的是出现了资本与劳动各自向对方渗透和转化的趋势：

（1）劳动向资本演变。劳动由以体力劳动为主转向以复杂劳动为主，复杂劳动、知识劳动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知识、技术、才能成为大部分新增产出、物质财富和利润的主要来源。在这个意义上，知识、技术、才能具有了资本的基本特征，并且对物质资本有日益强大的替代功能和替代效应。

（2）资本向劳动演变。由于知识、技术、才能具有潜在的和现实的经济价值，国家、企业、家庭和劳动者个人纷纷向人力资源的开发、教育、科技领域投资，于是，物质资本大规模地向劳动者身上转化。自20世纪初以来，尤其是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劳动者身上积累了巨量的人力资本。

（3）由于人力资本这壹中间物的出现和壮大，劳动与资本由对立走向统壹，两者结合为壹个新历史合题、新的统壹体：“劳动化的资本”或“资本化的劳动”。对于理解劳动与资本这种新的历史关系具有十分关键意义的环节是：复杂劳动、知识劳动就等于人力资本、知识资本。两者是同壹个东西，只不过从劳动和资本不同的角度加以不同的称呼而已。

2、负和博弈、零和博弈和正和博弈

可以把阶级对立性完全压倒阶级同壹性、阶级斗争压倒阶级合作、妳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及其同归于尽的结局，称之为阶级之间的负和博弈，表现为数学公式就是1+1＜2。历史上的确出现大量的负和博弈现象，比如在古代中国，每到王朝末年，必定会爆发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将对方赶尽杀绝的大规模的暴力冲突，导致人口大幅度减少，文明大踏步倒退。

可以把阶级对立性大于阶级同壹性、阶级斗争大于阶级合作、壹方之所得是另壹方之所失的结局，称之为阶级之间的零和博弈，表现为数学公式就是1+1=2，就是说，博弈的结果没有出现增长，只是双方数量的简单相加，壹方的多得来自于另壹方的少得，而总和是不变的，比如1.5+0.5=2。在和平稳定时期的垂直型阶级结构中，通常会出现这样壹种阶级博弈，在早期的横向型阶级结构中，也会部分出现这样的阶级博弈。

可以把阶级对立性与阶级同壹性达至平衡状态、阶级斗争与阶级合作形成合理张力、双赢共荣的结局，称之为阶级之间的正和博弈或合作博弈，表现为数学公式就,是1+1＞2，博弈的结果不是双方数量的简单之和，而是出现系统大于要素的简单相加的乘法效应，壹方多得另壹方也按公平比例多得，总和则是不断增长的。在横向的并趋于自由平等的阶级结构中，这种博弈会成为常态。

社会民主主义当然坚决反对和防止阶级之间的负和博弈，批评和限制阶级之间的零和博弈，主张和推动阶级之间的正和博弈。



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与中产阶级



壹、古典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



众所周知，在早期工业经济时代和早期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构成两大基本阶级，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是两个衰退的阶级，并且分别转化为农业资产阶级和农业无产阶级。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还存在壹个过渡的阶层或中间阶层（根据它更接近无产阶级或资产阶级而言，或者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各自不同的角度出发，可以把它称为“半无产阶级”或“半资产阶级”），它是由自耕农、小业主、小商人、自由职业者（如独立开业的医生、律师；自由撰稿人、经纪人等等）等许多群体组成的，他们是以自己资本为基础的劳动者，或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资本所有者。在早期资本主义社会，这个中间阶层，本身兼具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双重特征，但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基本阶级为主构成的社会结构中，这是壹个在夹缝中生存和发展的阶层，不论就其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而言，还是就其人数而言，都不足以成为壹个独立的阶级，犹如在农业经济时代和古代、封建社会结构中，自耕农、手工业主、商人也处于奴隶主阶级和奴隶阶级、地主阶级和农奴阶级之间壹样。从这个阶层中，不断有人上升到资产阶级或下降为无产阶级，但是同时，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中也有人不断地补充到这个阶层中来。

1、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初始定义

初始的和严格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指不拥有任何生产资料和物质资本，仅拥有自身劳动力并通过出卖劳动力而获取工资报酬以维持自己生存的劳动者；初始的和严格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指拥有物质资本并雇佣劳动力進行生产经营活动的资本家，所以又称为“资本家阶级”。从这样严格的定义出发，利用自己的物质本生产经营的劳动者，便不能称为“无产阶级”，而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资本所有者，便不能称为“资产阶级”。

2、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内部分层

典型的无产阶级，是以出卖自己简单劳动力为生的体力劳动者，他们分布于农业、工业、商业、服务业各个产业，构成无产阶级的绝大多数，他们与他们的家庭成员壹起也构成社会总人口的绝大多数。历史上称他们为“产业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以出卖智力劳动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劳动者，则构成无产阶级的上层。还有壹个更低的社会阶层，史称“流民”、“游民”、“城市贫民”、“流氓无产阶级”，是无产阶级的下层，他们没有赖以谋生的正常职业，靠乞食、接受救济、捡食垃圾、打零工、拉皮条、小偷小摸、卖淫等等为生，他们是处于产业无产阶级和结帮成伙的黑社会之间的壹个阶层，是失业、不被社会保障而无正常途径自救的壹个阶层，是社会苦难、不幸、蒙昧等等的集中体现。

与此同时，资产阶级或资本家阶级也存在内部的分层。上层资产阶级即大资产阶级、垄断资产阶级，包括拥有巨额物质资本的工业资本家、商业资本家、金融资本家、农业资本家，他们只占整个资产阶级的少数，在社会总人口中更是少数。中层资产阶级是中等资本和财产规模的农场主、工厂主、商人、银行家。下层资产阶级即遍及各行各业的小企业主，是典型意义上的“小资产阶级”，他们在资产阶级中人数最多。他们经营的企业规模较小，只雇佣为数不多的劳动力。他们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比较接近上层无产阶级和介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中间阶级”即自耕农、小业主、小商人和自由职业者，区别在于后者并不雇佣他人为自己劳动。因此，小资产阶级仍然是资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中产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由对立走向融合



正像资本与劳动的互动形成了壹个历史合题即劳动性资本、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壹样，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和斗争，也形成了壹个新的历史合题即以人力资本家、智力劳动者为主体的中产阶级。

这壹合题是通过无产阶级大规模地转化为有产阶级来实现的。传统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依然存在，但无论在其人口数量上，还是其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和财富占有量上，都退居次要地位，而中产阶级却成为处于上升过程的、兴旺发达的壹个阶级。这个阶级兼具劳动者和资本家的双重特征，是在工业经济向信息知识经济转化过程中崛起的，并将在信息知识社会取得完全的领导地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产阶级是壹个最先進（就其掌握科学技术这壹第壹生产力而言）、最革命（就其有能力摧毁传统的、两极对立的社会结构而言）和最有前途（就其符合和推动世界性的民主、自由、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潮流而言）的阶级。

1、中产阶级的历史来源

中产阶级的第壹个历史来源是传统资本主义工业经济中的管理劳动者和科技劳动者。由于资本家本身同时是经营管理者，因此专门的经营管理者最初只承担中下层经营管理工作，构成资产阶级的下层。進入20世纪以来，股份公司的普遍发展和所有者与经营权分离，导致壹场具有普遍意义的经营管理革命，使专业经营管理者或企业家成为壹个独立于资本家和所有者的中间阶级——他们不仅要对股东和所有者负责，同时也要对雇员和消费者负责。在早期资本主义阶段，科技劳动者也是依附于资本家的壹个阶层——资本家或是他们的老板、雇主，支付给他们超过壹般劳动者的较高报酬，或者是他们主要的顾主，购买他们的科技产品并支付给他们较高的价格。20世纪的科技革命和科学技术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迅速提高，也使科技劳动者在人数猛增的同时，成长为独立中产阶级的壹部分。

中产阶级的第二个历史来源是传统小资产阶级即处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中间阶层（以自己劳动和自己资本相结合而進行生产经营的农场主、小业主、小商人、自由职业者），他们虽然在资本主义的竞争和集中过程中，不断分化瓦解，但由于他们毕竟占有某壹种市场优势地位（小型、灵活、无孔不入、与消费者直接交换），并没有消失。而在20世纪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他们本身素质的提高，由于消费者对标准化、专业化、同步化、集中化、大型化和集权化的生产经营及其产品的抵制和厌弃，他们又得以复兴，获得新的市场和发展前景。美国数百万中、小企业活跃在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并且有越来越多的“自己雇佣自己”的自由职业者和自己为自己制造产品的生产消费者（产销者——Prosumer）。

中产阶级的第三个也是最大的来源是传统的无产阶级。由于无产阶级长期不懈的斗争和资产阶级的让步，由于资本主义更趋开放和多元化、合理化，由于无产阶级收入水平的提高，由于无产阶级本身的教育水平、科学技术水平和文化知识水平的不断提高，由于工人参与管理、利润分享、员工持股、股票证券市场的发展，无产阶级正以越来越大的规模和越来越快的速度转化为有产者。

2、中产阶级的产业和职业分布

1956年，无论在美国历史上，还是在世界历史上，都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壹年。这壹年，美国以智力劳动为主的“白领工人”的人数，超过了以体力劳动为主的“蓝领工人”的人数，从那以后，蓝领工人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转化为白领工人，到20世纪70年代，蓝领工人只占全美劳动力的2/5，到90年代已不足1/5，到2000年，则只占1/8左右。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过不了几十年，在发达国家，以从事体力劳动为主的蓝领工人，将接近消失。智力劳动阶级的形成和发展壮大，是中产阶级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基础和前提。因为这个阶级拥有巨量的、雄厚的人力资本，并因此而获得较高的经济收入。

最初他们分布在第壹产业（农业）、第二产业（工业）、第三产业（商业服务业）之中，随着第四产业即知识信息产业从以上三大传统产业中分化出来并成为主导的和最大的产业，他们便主要集中在这壹新兴产业群（包括科学技术产业、信息情报产业、文化教育产业、传播娱乐产业、智能智慧产业、策划设计产业、咨询代理产业、规划管理产业、通讯资讯产业、思想创意产业等等）之中，以自己的发明、发现、创意、策划、设计、技术专利权、著作权、版权、商标权、品牌、思想、信息、情报、文化、娱乐、传播、资讯等知识商品、知识资本和知识价值，对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并因此而取得相应的经济收入。

拥有人力资本的智力劳动者阶级成为中产阶级的主体，已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推动这壹历史潮流的是壹种更深刻的历史潮流——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化，科学技术和智力劳动成为第壹生产力；智力劳动者因为拥有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即信息和知识而成为经济过程中的主导力量，又因为知识经济所要求的不是像工业经济那样只要求部分劳动者成为智力劳动者，而是要求绝大多数劳动者成为智力劳动者，因此，壹个占就业人口大多数的、主宰整个经济过程的、以从事智力劳动者为主的阶级便形成了，这个阶级，就其职业、劳动特征而言，可以称之为“智力劳动阶级”，而按其经济地位、财产状况而言，可称之为“中产阶级”。

3、中产阶级的资本构成状况

从资本构成情况来看，中产阶级是拥有中等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占社会总人口75%左右的阶级。在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是可以自由交换和转换的。壹般而言，从无产阶级出身的、经过长期学习、接受教育和艰苦奋斗而积累了“人力资本”的人，也可以很快获取壹定的物质资本（或者直接以人力资本持有股份，或者将较高收入的壹部分转化为物质资本）；反之，传统的中小物质资本家，也可以将壹部分资本用于自己及后代的人力资源开发，使自己和后代拥有较高的人力资本，从而在進壹步的经济竞争中保持优势地位，而不至于沦为坐吃山空的食利者。在现代市场经济和知识经济条件下，纯粹以物质资本所有者身份，或者纯粹以人力资本所有者身份，而不成功地实现两者的结合和转换，要想长期保持中产阶级的地位，是比较困难的。如果说单纯拥有人力资本而不积极转化为物质资本家的白领职工还能勉强获得壹份体面的报酬并处于中产阶级下层的话，那麽，单纯拥有中小规模物质资本而不拥有人力资本的人，则会很快被淘汰下来而進入无产阶级的队伍。

在现代市场经济和知识经济条件下，仍然有壹部分在各个产业领域中从事简单劳动的、收入较低的阶级即传统无产阶级（占总人口的20%以下），这个阶级正在以越来越快的程度转化为中产阶级。不过这个阶级也会长期存在，因为不仅任何壹个知识经济高度发达的社会，都很难完全消灭简单劳动、初级服务劳动，而且随着知识经济总体水平的提高，当过去的简单劳动者初步转化为智力劳动者以后，从前的智力劳动者会上升到更高的层次，两者之间的相对差距总是存在的。即使在典型、发达的知识经济社会，也仍然有壹个在竞争中处于失败和弱势地位的阶层，这个阶层相对于中产阶级而言，仍然可以称之为无产阶级。

至于巨额物质资本的所有者（这是工业经济时代的产物）和高级人力资本所有者，大约占总人口的5%左右，他们当然不能归入中产阶级，但也不好继续称之为“资产阶级”或“资本家阶级”（因为中产阶级也是拥有资产或资本的阶级），相对于“无产阶级”和“中产阶级”而言，可以把他们称之为“巨产阶级”。这个阶级面临人数众多的中产阶级强有力的挑战和竞争，也将是壹个人数不断减少的、势力不断衰退的阶级。不过，只要存在私有制和市场经济，这个阶级也不会完全消失——如果说，单纯的巨额物质资本所有者会趋于消失的话，那麽，高级人力资本所有者则是市场经济和知识经济的必然产物，而且他们凭借其高级人力资本，也会获得巨额的物质资本。他们是大科学家、大发明家、大企业家，不仅年薪在数百万美元以上，而且拥有数额巨大的企业股票。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就是他们的代表人物。

4、中产阶级的收入状态

按逻辑上推论，中产阶级的收入也处在社会的中等水平，因其人数占社会总人口的75%左右，因此，所占社会财富也应在社会总财富的75%左右。

实际情况也是如此。按舒尔茨的报告，到1970年，美国官方公布的分种类的国民收入中大约有3/4由雇员报酬所组成，余下的1/4可分成财产所有者的收入、租金收入、净利息和公司利润四项。劳动收入（包括经营管理劳动和科技劳动）已占国民收入的4/5，从中刨除“巨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劳动收入部分，中产阶级的劳动收入（人力资本收入），再加上他们所拥有的物质资本收入，应该已占到国民收入的3/5以上。

中产阶级的收入状态当然不是壹种平均主义状态，而呈现出壹种梯级状态，也就是说，中产阶级本身按收入水平出现上、中、下等不同层次。这是根据效率和效益原则来分配的，是市场竞争的结果。但是，由于中产阶级成员受教育水平的趋近，由于排除了非个人因素（如等级、门第、出身）后，人本身之间的素质和能力的发挥更多的是水平的差别（即各具特色和个性），而不是垂直的差别，因此，这种收入差别不可能达到巨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收入差别那麽大，中产阶级于是便成为壹个相对独立的、收入比较接近的社会层级。

5、中产阶级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

中产阶级除壹部分作为科技劳动者和管理劳动者分布在大型企业、巨型企业，绝大部分将分布在独立或合伙创办的中、小科技型企业以及大学、研究机构、文化团体中，按丹尼尔•贝尔的说法，大学将取代企业而成为后工业社会的主要机构，成为知识生产的主要“企业”。在这样壹种新型产业结构中，中产阶级的工作方式将日益趋向于个体化、自由化、非集中化。

（1）大型企业和组织本身会扁平化、网络化和多元化。由于知识劳动需要劳动者充分发挥其独立性、自主性和创造性，因此，传统的垂直型的官僚主义科层组织已经不再适合了，而电脑网络的出现，又使得基层、个人能与高层、领导机构進行“同时态”的沟通，使许多中间组织成为多余的了。于是，高度集权的决策转向网状结构的分散决策，统壹、集中、同步的管理转向半自治工作小组和个人的自我调节。劳动者的个性将得到空前的发展。

（2）中小企业将成为小型的合作团队和自由的联合体，它们将既是壹个利益共同体，同时又是壹个兴趣、个性合作互补的文化共同体。而且，在新的高度科技化和知识化的基础上，壹种新的、产销合壹的直接经济模式将会复兴。

（3）将普遍兴起弹性工作制和在家工作模式，许多工作都可以不出家门就在电脑上和网上完成。

工作方式的转变也将大大促進生活方式的转变。首先，“工作”与“生活”的边界趋于模糊，可以按本人的特点自行安排这两种活动；更多地为满足自己需求的工作的出现，将使消费者自行选择的自由更为充分；“必要劳动时间”大大缩短，将提供大量自由时间，使人们的个性、兴趣、才能不受外在限制地得以更充分的发挥。

6、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

中产阶级将在两个向度上重建与社会政治生活的关系。壹方面是更加远离政党制和代议制政治，对全国性的大选日趋淡漠，因为政党制和代议制本质上是工业经济时代的产物，而且反映了社会上两大对抗阶级争夺政治权力的需要——无产阶级固然要通过工会运动和政党政治来改变和提高自己的经济和社会地位，资产阶级也需要政党政治来抵御无产阶级的進攻并力图垄断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相比之下，中产阶级则显得非常分散化、多元化、个体化，没有形成集体的政治运动的强烈愿望，这并非因为他们的个体素质不高、个体能力不强，而正好是其个体素质和能力不断提高的结果：这个阶级的成员具有强烈的自主性，不太需要通过政党这样壹个中间组织和代言人来行使自己的权利，而希望直接行使公民权利和履行公民义务。可以预料，不管是工会、社会民主党，还是雇主协会、保守党，双方争夺中产阶级选民的努力会越来越难以凑效。中产阶级如果需要有自己的政党的话，那也会是壹个非常松散的联合组织，而不可能是壹个紧密地组织起来的、垂直的官僚主义组织。知识经济和中产阶级越发展，政党政治和代议制民主将越衰落。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参与大选的选民越来越少，已经充分表明了这壹发展趋势。

另壹方面是，中产阶级将更积极地追求直接民主。人们将在五个环节和层次上要求实现直接民主。第壹个层次是企业或其他组织的基层民主，这种民主就其以所有权的分享和多元化为对象而言，可称之为“经济民主”或“产权民主”，就其以经营管理权的分享和多元化为对象而言，可称之为“工业民主”或“管理民主”；第二个层次是职业民主或专业民主，即虽然大规模和科层化的产业工会和全国性工会随着产业无产阶级的衰落而衰落，但适合于智力劳动者和知识分子特性的各类专业性、职业性的协会将会蓬勃发展起来；第三个层次是社区和地方的共同参与民主制（Partticipatory Democracy），这是壹种非常重要的、以地方性复决（Referenda）和创制投票（Initiaives）为中心环节的直接民主形式，在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蓬勃发展起来，选民对此类投票表现出极大热情，投票率可高达70%、80%甚至90%；第四个层次是专题性直接民主，如消费者运动、环保运动、反核运动、女权运动；第五个层次是全国壹级的直接民主，即选民将绕过政党和代议士而直接选举产生国家领导人以及就重大问题举行全民公决。这种最高层次的直接民主虽然实现起来还有很多困难，但人们的民主意识和素质的普遍提高以及先進的电子网络投票技术的发展，将使这壹远古时期（如雅典共和国）实现过的直接民主成为现实。随着中产阶级的发展和壮大，市民社会也将更为强大；随着市民社会的進壹步强大，国家终将衰退而成为真正的“守夜人”。

7、中产阶级的文化价值取向

中产阶级的文化价值取向也可由两个方面来描述：壹方面是更趋多元化、自由化、个体化。各种宗教、哲学、艺术、道德将得到更为充分和无限制的发展；各层次的价值观都可以在价值和道德谱系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并且被不同的人们所信奉。文化市场将越来越繁荣昌盛，同时，壹种宽容的、兼容并包的文化市场秩序和公平的竞争规则也将形成，人们不会因为价值观、信仰等等的不同而发生社会分裂和处于敌对状态。

另壹方面，人们的文化价值观又会在多元发展的基础上向更高方向整合，这种“更高的方向”可以这样来测定：

（1）随着物质需要和物质财富欲望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被满足，金钱和物质财富的边际效益递减，人们的精神需要将变得强烈起来；为了谋生而工作的动机会逐渐减弱，为了生活的更高意义而工作的动机会不断增强；“生活质量”将取代财富数量而成为最重要的追求目标。

（2）物质生活的丰裕、政治民主的发展，将使人性中的惰性、奴性、破坏性、攻击性、侵略性等恶性因素得到進壹步抑制，而自尊心、自我现实需要、合作精神与爱的感情将進壹步发扬光大；损人利己的行为将進壹步减少，自利利人的行为将進壹步增多。

（3）在世俗的大众文化继续繁荣的同时，高雅的精英文化将有极大的发展，并反过来提高大众文化的档次和水平。

8、中产阶级与社会结构的优化

自从人类進入阶级对立社会以来，壹直到早期工业经济时代和古典资本主义社会，社会都是按照“金字塔”结构组织和运转的；占社会少数的有产阶级、统治阶级高踞于“金字塔”顶部，而占社会绝大多数的无产者大众、被统治阶级蹲踞于“金字塔”底层；虽然也有处于中间阶层的自耕农、小业主、小商人，但它们只是构成“金字塔”结构的壹个过渡层，根本不能构成壹个独立的、足以与其他两大阶级分庭抗礼的阶级。

20世纪以来，尤其是20世纪中叶以来，中产阶级的迅速崛起和壮大，在人类历史上、在社会结构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根本转型的意义。这是壹场深刻的革命，从此以后，具有数千年历史的、两极对立的“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转化为壹种两头小中间大的、三元互补的“橄榄”型的社会结构。从此，激烈的、对抗性的、两极之间的阶级斗争，被壹种温和的、非对抗性的、三边之间的阶级竞争所取代。相比巨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中产阶级不仅将更加坚定而有力地促進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多元文化的发展，而且还是保持社会稳定、和平和有序的缓冲器、制动器和安全阀。随着橄榄型社会结构的中段越来越大，处于两端的巨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体积越来越小、人数越来越少，终于不再构成两个独立的阶级，而分别成为“中产阶级”的最高层和最低层，然而，当中产阶级成为唯壹的阶级时，也就同时意味着阶级不复成为阶级，阶级结构终于转变为阶层结构。

社会民主主义，作为工人阶级的思想意识形态，却并不主张工人阶级永远是壹个无产阶级，而是主张无产阶级的有产化，主张阶级之间的正和博弈、公平竞争和良性合作；因此，社会民主主义从工人阶级的角度出发，把推动无产阶级向中产阶级的转化，当作自己重要的历史使命。



阶层流动、社群自治和社会互助



社会民主主义正视壹定历史时期阶级分化、阶级矛盾、阶级冲突、阶级斗争的事实，但坚决反对阶级斗争决定论，而承认个人具有自主选择阶级和社会地位的权利，主张通过正和博弈、合作博弈这壹宏观战略来消解对抗性阶级斗争，实现劳资双赢。除此之外，社会民主主义还相当重视微观和中观层面的阶层流动、社群自治和社会互助。



壹、阶层的广泛流动是消解阶级对抗的重要路径



阶层这个概念是阶级概念所不能取代的，从外延上，阶层概念大于阶级概念，阶级固然是划分为阶层的，但阶层却并不被囊括在阶级之中，在阶级之外和阶级之间还存在壹些相当独立的阶层。虽然阶级差别、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壹度占据了社会舞台的中心，但正因为阶级内部存在着阶层的流动、阶级之间存在着阶层的流动，才使得社会不会陷入妳死我活或同归于尽的阶级斗争之中。

列斯毛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是极力反对阶层流动的：第壹，它们否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存在什么中间阶层，如果有，也必须把它们两极化，要么上升到资产阶级，要么下降到无产阶级，这样才能形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历史大决战；第二，它们把无产阶级成员通过财产继承或个人努力上升到资产阶级，看成是壹种阶级背叛，无产阶级追求的是“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整体解放，反对个人顺着等级的阶梯往上爬；第三，它们也反对无产阶级内部的阶层差别，如果允许内部阶层流动的话，那只能是由上到下的流动，因为越穷就越是无产阶级，革命起来就越是彻底和坚决。

社会民主主义当然也倡导阶级意识、阶级的团结和组织、阶级的集体行动，并且确认它们是反抗资产阶级剥削和压迫的主要手段和方法，但与列斯毛主义和共产主义具有如下原则的区别：第壹，不搞非黑即白、非友即敌，承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客观存在或主观认同的中间阶层的独立自主性，由他们自己在两个阶级之间选择赞成、反对、独立、中立、逃避等不同的政治立场和态度；第二，承认无产阶级、工人阶级中的个别成员具有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集体行动还是个人奋斗的自由，承认他们具有上升到劳资之间的中间阶层直至上升到资产阶级的个体公民权利；第三，工人阶级内部可以有差别，壹些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或者成功的集体行动率先提高工资和收入，整个阶级集体行动的目标也不是以暴力革命、夺取国家政权、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式壹举获得全社会的生产资料和财产，而是通过集体谈判、公平分配和利润分享扩大工人阶级的财富份额，使自己由无产阶级变成有产阶级和中产阶级。



二、社群自治突破了阶级和阶层的限制，大大扩展了“民间社会”的范围



阶级和阶层基本上是以经济关系、市场关系为依据划分的，它们固然是社会学的两个基本概念，但远远不能囊括全部社会组织形式。在社会生活中，人们按照其所处经济关系和市场关系形成壹定的阶级和阶层，但同时还按照其他的社会关系形成其他的群体、社群、社团：基于业缘关系，有各种职业群体；基于地缘关系，有各种同乡团体、地方群体；基于年龄差别，有各种年龄群体；基于性别和性取向，有各种妇女、性少数群体；基于民族和种族关系，有各种民族和种族群体；基于信仰的不同，有各种宗教群体；基于价值观和社会理想，有各种文化群体和社会公益群体……

总之，当今时代是壹个名副其实的社团革命、社群革命时代，在个人与国家之间、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各个环节上和广大空间内，产生了不计其数的、按照壹定的主题和原则组织起来的社团和社群。在这里，广义的社会组织是相对于国家而言的民间社会、市民社会、公民社会组织，狭义的社会组织是相对于经济组织、市场组织而言的非经济组织、非市场组织。如果说广义的社会组织处于个人与国家之间，那麽狭义的社会组织就处于市场与政府之间，它们壹方面独立于国家、政府，另壹方面又独立于经济、市场，属于经济与政治、市场与政府之间那壹块社会生活空间，这壹空间伴随着人类需求结构由低级向高级的升迁，伴随着经济生活在人类生活中比重的下降与精神文化生活、消闲娱乐和人际交往在人类生活中比重的上升，而显得越来越宽广了。

社会民主主义，顾名思义，比自由民主主义更加重视“社会”的发育和完善，对壹切来自社会的自治和自组织，对于壹切促進人类合作、联合和团结的努力，都表示由衷的高兴和欢迎。社会民主主义固然主要依托于工人阶级和劳工运动，但对于其他壹切社会群体的自治和平权运动，包括消费者运动、环保运动、企业社会责任运动、教育平权运动、养老平权运动、医疗平权运动、居住平权运动、少数族裔平权运动、妇女平权运动、残疾人平权运动、性少数平权运动等等，都予以道义的声援和实际的支持。



三、社会互助和社会保险是社会团结的纽带和社会安全的阀门



自古以来，民间社会就存在着互助互济的传统，特别是在圈地运动和资本主义早期发展阶段，出现了失地农民、行会手工业工人和工场手工业工人的兄弟会、互助会、共济会，他们是工会和合作社的雏形。工会和合作社是劳动者互助互济的较高形式，但刚开始时它们专注于劳动者在职或就业时期的利益增進，而无力顾及劳动者在年老、伤残、疾病、失业、生育等等没有劳动收入时的基本生活保障问题，而且工会和合作社也覆蓋不到非劳动者（如残疾人、家庭妇女、鳏寡孤独、无业人员等等），这样壹来，相当壹部分人的生老病死就成了壹个市场和政府两不管的严重的社会问题。主要是在劳工运动的推动下，这个问题以“社会保险”的方式得到了解决。

社会保险可以说是社会互助的最高形式，它从市场和政府筹集资金（包括个人缴纳部分、企业缴纳部分、政府缴纳部分），建立社会保险基金，让其承担济困扶危、转移支付的功能。社会保险是处于市场经济与国家政治之间的中间领域，由工会代表、雇主协会代表和政府代表组成管理机构，按照公开、民主、公平的原则，负责社会保险制度的运行和社会保险基金的运营。

劳工运动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壹方面天然具有团结互助的价值观念，另壹方面承担著为最弱势群体争取基本生存权利的现实任务，当然把推动社会互助和社会保险作为自己长期努力的目标，并终于通过国家立法建立了社会保险体系。这是壹个伟大的历史進步，以至包括自由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力量在内的整个现代社会，都接纳这个体系作为基本的人权保障体系。



第四章 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学



政治，是社会生活的壹个重要领域，自古以来，政治权力无远弗届、无孔不入地渗透到其他社会生活领域，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活及其结构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到处可见政治权力活跃的身影。社会民主主义所追求的社会市场经济、社会个人所有制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制度与阶级竞合、正和博弈、橄榄形状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是不可能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起来的，而只能通过宪政、民主和法治建立起来。



极权专制权治与宪政民主法治



壹、极权、专制与王霸统治



世界史若按古代、近代、现代划分，那麽，古代社会，即经济上以农业文明和自然经济为主的社会，在政治上大都是极权、专制和权治社会，不管在古代社会中，出现了多少宪政、民主和法治的因素以至雏型，都不能改变这壹事实。在人类历史上，极权、专制和权治是先于宪政、民主和法治而出现的。

1、极权政治

极权政治，也可称之为无限政治，即壹种无限政府宰制整个社会生活的政治，在这里，政府不仅垄断政治权利，而且垄断和控制经济文化权利，渗透或监控私人生活领域，建立起政经合壹、政教合壹的国家制度。

如果说古希腊雅典城邦和罗马共和国真的形成某种近似现代宪政的雏型的话（考虑到这些地方的手工业和商业经济比较发达），也不能因此否定下述结论：在整个古代世界，极权政治占绝对主导地位；虽然私有制和私有财产早就产生，但在古代世界并未取得主导地位：

首先，拥有私有财产的人只占社会总人口的少数或极少数，而大部分人口不仅没有私有财产权，连人身自由和劳动力所有权都没有——他们只是个别人或者国家的奴隶和农奴。就以雅典城邦而言，奴隶占其人口大多数。

其次，在古代农业社会，公地制度并未解体，在欧洲中世纪农村、古代俄罗斯村社、中国古代农村，公地以至公田都是普遍存在的，它们由奴隶主、封建领主、地主、小农按照某种村规民约加以共同利用。

最后，也最重要的是，古代国家拥有极大的经济势力：它们不仅本身拥有全国相当壹部分土地、官营手工业和官营商业，而且凭借其手中的政治权力，无偿征取徭役和劳役，征收普遍而沈重的税收和苛捐杂税，而且基本上没有保障私有财产的法律，没有私法和民法体系，国家可以任意抄收、褫夺、罚没臣民的私有财产。这种情况在中国尤其严重，因为中国的王权是“绝对王权”，替天行道、代天牧民，对土地和人民拥有终极所有权，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在理论上和法律上，可以无条件地剥夺臣民的私有财产，以至其生命。

极权政治的衰落与私有财产权的确立，是互为条件的：越是私有财产权有限和相对的地方，政治权力越是无限和绝对，越是私有财产无限和绝对的地方，政治权力就越是有限和相对。

极权政治虽然普遍存在于古代世界，但离我们今天又很近。事实上，20世纪冒出两种登峰造极的极权政府，即黑色法西斯纳粹政权和红色共产主义恐怖政权。我们所说的古代和现代，是以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时间和历史的中轴来划分的，由此观之，世界上还有许多国家和地区处在前现代历史中，这些国家和地区普遍存在着极权政治，也就不足为怪了。

2、专制政治

极权政治与专制政治是有所区别的两个概念：前者指国家权力具有无限的范围，后者指国家权力的产生并非来自民众的授权，并且被控制和垄断在少数人（君主、贵族、官僚、政党）手中。在古代历史上，极权政治和专制政治有时并不完全合壹，比如在11～13世纪，英国贵族反抗王权的无限扩张，逼迫英王先后签订《自由宪章》和《大宪章》，此时英王无疑垄断了国家权力，但这种权力却不是无限的，而是有限的，不能够完全控制经济和文化生活；古希腊的斯巴达无疑实行的是壹种极权政治，但这种政治又不是由极少数人垄断和专制的，而是由全体奴隶主民主共享的。

3、王霸统治（权治）

学者们壹般将极权专制政治称之为“人治”，而把宪政民主政治称之为“法治”。人们大概想突出极权专制政治的随意性、任意性、掌权者为所欲为的特征，而宪政民主则是按照法律（公意）而不是掌权者的个人意志進行治理。

但“人治”这个概念带有很大的局限性：首先，无论是极权专制，还是宪政民主，都是人在進行统治和治理，在这个意义上，法治也是人治，即人依法而治。如以“人治”与“法治”相对立，就会给人壹种错觉，即“法治”仿佛是壹种客观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法”、“道”、“规律”之类的东西在自行或通过人、假借人進行治理，“法”成为政治的主体，而人则成为政治的载体。另壹方面，极权专制政治在通常情况下也是按照壹定的法律進行统治，即依法而治，只不过这种法律是少数人私意的法律化，而不是公意的法律化。这样壹来，岂非极权专制也是“法治”了吗？其次，“人治”概念不能突出极权专制政治的权大于法、掌权者任意立法、少数人的私意高于全体社会成员的公意这壹本质特征。

因此，如果说极权专制政治是指权大于法，即政治权力大于法律、私意高于公意、政府权力凌驾于人民的基本权利，而宪政民主是指法大于权，即法律大于政治权力、公意高于私意、人民的基本权利凌驾于政府权力，那麽，极权专制政治应当恰当地称之为“王霸统治”，即“权治”，与宪政民主政治作为“法治”相对而立。这样壹来，“人治”这种含混不清的概念就被“权治”这种明确的概念所取代，而人与法、人治与法治之间那种引起种种误解和混乱的对立，被权与法、权治与法治这种逻辑上不会自相矛盾的对立所取代。

王霸统治和权治，是极权政治与专制政治的统壹，即少数人凭借暴力、武力行使无限制的政治权力，是政治权力制定法律，而不是用法律规定政治权力的范围、边界和限度，是少数人掌握政府权力并宰制全部社会生活，而不是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社会与国家、公民与政府依照法律划定疆界，各自行使自己的权利和履行自己的义务。王霸统治和权治的概念准确地突出了极权专制政治中政治权力大于或高于壹切、人们不择手段地追求和获取政治权力、政治权力不受民众控制和监督的本质特征（“人治”概念则不能突出这些特征）。

在王霸统治中，政治权力不是按民主程序自下而上地、和平地产生的，而是通过残酷的政治斗争、政变、阴谋、杀伐、战争、造反、起义、革命等暴力手段产生，最后的胜利者是那些最有政治计谋、军事力量最强大的人。当然，经济基础和民心向背也在起作用，但它们不起直接的支配作用，而只起壹种最终否决权和最终认可权的作用。在经济基础、民心向背与政治斗争的最后结局之间，有壹个广阔的空间任人纵横捭阖，斗阴斗狠，以势力论英雄是王霸政治最高的“游戏规则”。



二、宪政、民主与法治



1、宪政的产生和基本原则

宪政是以宪法这壹根本法、最高法（全体社会成员必须共同遵守的基本准则）规定政治权力与社会生活、国家与公民、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各自的权利和义务的政治制度。

在古代罗马，已有宪政的萌芽，其时罗马虽无宪法，但却有较为系统的私法即民法（包括人法、物法、诉讼法三部分），其中人法规定了人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物法规定了各种财产权如物权、债权、继承权，诉讼法规定了民事诉讼程序，这些法律实际上已划定了政治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疆界，并且成为资本主义民法和私法的重要来源。

宪政的直接来源是中世纪末期英国封建主对英国国王的反抗和限制，以及西欧各地城市自治共和国的发展（其中意大利各商业共和国最负盛名）。如果说《自由宪章》和《大宪章》主要表现了农业经济和封建经济基础上的宪政的产生和发展，那麽，城市商业共和国的建立和发展，则表明了手工业和商业经济基础上城市宪政的发育成长。英国和西欧各城市共和国的宪政水平还很低，英国贵族因为没有得到底层民众的支持，不仅自己只获得某种防御性的、否定性的、消极的政治权利，而且对王权政府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积极的限制也很有限，至于城市共和国，在封建专制的外部威慑和渗透下，基本上都衰落了。

《大宪章》以后，经过长达几个世纪的经济发展和政治斗争，为了处理国王、贵族和新兴平民力量相互交叉的三角关系，议会这种政治机制应运而生。议会与传统的贵族会议有很大不同：议会包括社会各阶级的代表，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其中以新兴农业和商业资本为财产基础的骑士、乡绅、市民，在议会占半数以上席位，这些人后来成为议会中的下院，在英国革命中和革命后成为决定性的政治力量；议会成为强有力捍卫纳税人权益和私有财产权利的机构，不仅扩展了批准赋税的权力、监管征税和税收开支的权力、限制国王违法勒索的权力，而且获得参与立法的权力。17世纪英国革命和《权利法案》这壹宪法性文件的实施，确立了议会完整的立法权、对政府完全的财政控制权、对国王及其臣属的弹劾权以及组织军队的权力，确立了君主立宪制。

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继承了英国革命的基本原则，但比英国的君主立宪更为彻底，并且因为吸收了洛克等人对英国宪政经验的总结，而上升到理论的高度。1776年，著名的《弗吉尼亚权利宣言》第壹条宣布：“壹切人生来同等自由、独立，并享有某种天赋的权利。这些权利在他们進入社会的状态时，是不能用任何契约对他们的后代加以祛夺或剥夺的；这些权利就是享有生命和自由，取得财产和占有财产的手段，以及对幸福和安全的追求和获得。”1789年，法国国民议会颁布的《人权宣言》，在历史上第壹次以宪法的形式明确地宣布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除非当合法认定的公共需要所显然必需时，且在公平而预先赔偿的条件下，任何人的财产不得受到剥夺”；“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持人的自然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

宪政的基本原则是：

（1）公民权利至上的原则。政治权力不是自为目的的，而是为了维护公民的生命权、财产权、自由权等基本人权，现代宪政还進壹步将弱者获得物质帮助和基本社会福利的权利列入基本人权。政治权力如果不能维护而是侵犯和损害基本人权的话，就是违宪的和违法的。

（2）社会和国家分离的原则（政经分离、政教分离原则）。国家是社会成员为解决某些公共问题而创制的，而经济、宗教信仰、精神生活，则基本上是私人生活领域，国家不能垄断或肆意干预社会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除非法律明文禁止，公民的私人生活不受限制（法无禁止即可为）。

（3）有限国家、有限政府或“小政府、大社会”原则。这是从第二条原则直接推论出来的：政府的规模、权力和活动范围是有限的，而不是无限的。

（4）分权原则。壹方面将国家权力划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并分属于不同的机构，使之彼此监督、彼此制约；另壹方面，实行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分权，形成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相互制衡机制。

（5）民主原则。壹方面，民众的同意和选举，是政治权力合法性的唯壹来源；另壹方面，对于民主产生的、有权力限制和任期限制的公职人员，也必须经常予以监督和制约，防止他们腐化堕落，促使他们更好地维护公民权利和公众利益。

（6）法治原则。对政治权力的限制和公民权利的保护，政治权力的目的、范围、大小、界限，必须以“全民公意”、最高法、根本法、宪法形式加以规定并昭示于天下，对任何违宪行为，尤其是政治权力、政府、政府官员的违宪行为，都要加以法律制裁。

（7）人性可疑原则。人性含恶是宪政的人性论和本体论基础，怀疑论是宪政思想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宪政环境中形成的壹个普遍共识是，掌握政治权力的人是不可轻信的，如果没有对权力的制约，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

2、民主的产生和基本原则

所谓民主，是指国家权力由人民产生、由人民参与行使、由人民制约和监督的政治制度。

远古民主：民主在近代后于宪政，但在远古时代则先于宪政。原始氏族和部落的民主，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民主。这种民主与现代宪政民主区别极大，因为它是壹种极权民主——每个个体极为弱小，不得不抱成壹团就壹切事情实行共同决策，没有个人的独立和自由，不存在私人生活领域。这种民主不是个体觉醒和解放后主动追求的结果，而是出于严酷的生存必然性的被动适应。这就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当壹部分个人变得相对强大以后，这种极权民主就普遍地让位于极权专制：之所以是极权，是因为大多数个体仍然软弱无力而不得不依赖于共同体；之所以是专制，是因为少数个体强大到了能够垄断性地支配公共权力的程度。

古代民主：主要指古希腊、古罗马的民主。古希腊城邦继承了原始民主政治的遗风，其中斯巴达是典型的极权民主，雅典民主则带有半极权性质。古希腊民主在时间上略早于并影响了古罗马民主，但古罗马民主也具有其特殊性，即它是在更广大的地域范围内实行的，因此不具备古希腊民主那种民众直接参与的特点和极权化的倾向，而是某种古代代议制和有限政府。虽然古希腊民主与古罗马民主有相异之处，但两者也有共通之处，即都是奴隶主和自由民的民主，而占人口大多数的奴隶则被视之为物体和奴隶主的财产，连人的资格都不具备，更不可能享有什么政治权利。据记载，雅典自由公民有9万人，而奴隶和被保护民达41万人，他们不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

可以说，在整个古代世界，不管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不管是在奴隶—奴隶主经济时期还是在封建主—农奴、地主—农民经济时期，古代专制都是普遍存在的，古希腊民主与古罗马民主只是古代专制世界缝隙中两个特例和两段短暂的插曲。当然，它们也不是无根无据的，不是天外流星般的偶然存在——它们之所以得以产生和发展，正是因为它们处于东、西两大古代世界的交汇之处的地中海沿岸，它们得益于壹种不同于农业和自然经济的异质的、新质的经济因素——手工业、商业、海外贸易等商品经济因素的成长，而当这种新的经济因素衰落时，古希腊罗马民主自然也就衰落了。

近现代民主：英国中世纪末期的《大宪章》虽然限制了王权，但王权本身的专制垄断性质依然没变。近现代民主的真正起源是意大利各商业共和国及西欧各国都曾出现过的城市政权，它们是在壹种新的经济基础即工商业和商品经济之上发展起来的，其中有些城市政权和城市共和国或者被君主封建专制和教会专制力量直接扑灭了，有些则因为长期抵抗外敌而导致自身民主的衰落。随着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在欧美国家的普遍发展，更多的民主之火燃烧起来，终于导致民主力量与专制力量的总决战——英国革命、美国独立战争、法国革命，随后大多数欧洲国家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民主共和制度。

民主的基本原则是：

（1）普选权原则即政治权利人人平等的原则，又可称为主权在民或人民主权原则。虽然资产阶级民主最初对选举权还有财产、性别、种族等方面的限制和歧视，但都相继被破除了，各西方民主国家的公民获得了普遍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以及表达政治意见和参与政治制度化运行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2）壹人壹票、少数服从多数和保护少数的政治权利的原则。壹人壹票通常只能按多数同意原则做出决策，要求少数服从多数，但多数同意并不等于多数专制和多数专政，因为按民主的第壹条原则，少数派仍然拥有不可随意剥夺的政治权利，完全有权利继续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争取更多的人的支持，以便使自己由少数变为多数。这是民主政治的壹种和平的、公平的游戏规则，这种游戏规则因此被称之为共和原则，民主与共和因此而并称，民主政治因此而被称之为共和政治，民主政权因此也被称之为共和国。

（3）间接民主与直接民主、代议制与参与制相结合的原则。现代社会公民通常通过选举授权，让议会代表、行政官员、法官等专业人士代行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但也保留了壹些直接参与政治决策的权利，比如通过个人创制和全民公决参与立宪和修宪，通过全民直选产生总统，通过陪审团参与司法判决，随着网络技术的高度发达，还会出现更多参与制与直接民主的发展空间。

（4）多党制原则。如果说议会、政府、法院构成国家权力机构和政治权力运行体制，那麽多党竞争则是壹种政治动员机制和政治权力产生和形成的机制。公民、家庭、企业——社团、社区——政党——国家，构成壹个自下而上的、从微观到宏观的自组织过程。政党不是国家权力机构，而属于民间社会，必须从民间社会募集自愿的经济和民意支持来解决其生存和发展问题，只有在选举获胜以后才能获得有限期的执政地位。政党制度必然是多党制，这是由现代社会多元的经济结构、利益结构和阶级结构决定的。根据各主要阶级所处的经济、社会、文化地位，壹般会出现在政治上代表它们的几个主要相互竞争的政党，小政党则代表范围较小的阶层或利益团体。

（5）宪政原则。民主必须符合宪政，也就是说，由人民选举产生的政治权力，也是有限的，也不能取消公私两个领域的界限，也不能扩张和膨胀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控制私人生活的各个角落和环节。如果有这样壹种由人民选举产生而又反过来控制人民的壹切的政治权力，它就不能叫做宪政民主，而只能叫做极权民主。在正常情况下，人民不可能选举产生壹种从方方面面控制人民自己的政治权力，在某些特定历史情况下产生的极权民主，古代斯巴达国家、近代的雅各宾专政、20世纪的纳粹和共产政权，很快就会演变为极权专制，因此非宪政的极权民主本质上就不是民主，而是假人民之名实行的、最恶劣和极端的专制。

（6）法治原则。民主正如宪政，都必须遵循法治原则。公民和政党必须遵守选举法和政党法、议会必须遵守立法法、政府必须遵守行政法、法院必须遵守诉讼法、壹切国家权力机构都必须遵守国家赔偿法、壹切参与民主政治过程的主体都必须遵守宪法。民主选举产生的政治权力也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即使要修改宪法和法律，也必须按照壹定的法律程序進行。民主如果没有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就会沦为无法无天的暴民统治和暴民专政，这种暴民统治和暴民专政，必然由暴君统治和暴君专制来收拾残局。人民壹旦失去理智、放纵人性之恶，甚至比君主专制带来更加可怕的人间惨剧。

（7）人性可信原则。民主虽然也有自我怀疑的方面，但基本上是以人性可信为哲学基础的。首先，人民对政治过程的参与和对政治权力的约束，是以其本身的人性自信为前提的，相信民主比专制具有优越性；其次，人民对他们所投票选举的政党和候选人抱基本信任的态度，否则他们就会不去投票了，这样一来，在民主而非专制的情况下，国家政权反而产生不出来了，结果社会就会陷入无政府状态，从而导致“民主的悖论”；最后，从民主的历史经验可以看出，民主产生的政治领袖总体上无疑比专制君主优良得多、道德水平高得多。当然，受到宪政的人性可疑原则的限制，人民对他们所选举的政治领导人也不会持绝对信任的态度。

3、宪政与民主的区别和矛盾

宪政和民主所要解决问题并不壹样：宪政要解决的是政治权力的范围、大小、界限问题，其办法是通过划分市民社会与国家、经济文化领域与政治领域、私人生活领域与公共生活领域，来限定和限制政治权力；民主所要解决的是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来源和谁来掌权的问题，其办法是通过公民的选举产生国家权力，并且由公民制约和监督这种权力。宪政的对立面是极权，民主的对立面是专制。

在历史上，宪政与民主出现过分立的情形：古代的原始民主、斯巴达民主、雅各宾民主、纳粹的民主、共产党的民主，并不是宪政的民主，而是壹种极权的民主；古罗马帝国、中世纪末期的英格兰王国、拿破仑帝国的宪政，并不是壹种民主的宪政，而是壹种专制的宪政。至于雅典城邦、罗马共和国、意大利城市共和国出现的宪政与民主的初步结合，也导向两者的分离：或者导向带有极权色彩的民主（在雅典城邦），或者导向带有专制色彩的宪政（在罗马共和国和意大利城市共和国）。

即使在现代历史条件下，宪政与民主仍然存在壹定的矛盾：宪政要求严格地缩小政治权力的范围，而民主则要求扩大政治权力的范围。从亚当•斯密时代的“守夜人国家”，壹直发展到社会民主党的“全民福利国家”，其间经历了宪政主义和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与平等主义、资本主义与射秽主义、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右派与左派反复不断的斗争和拉锯。当然，尽管当今民主国家的政治权力已经比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时期大得多，但仍然没有突破宪政的基本框架。

4、宪政与民主的统壹性

宪政与民主在本质上又是同壹的，这种同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两者有共同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越来越普遍的私有财产和市场经济，以及越来越具有自由、平等意识的普通个人和全体公民。宪政所要保护的是“每壹个人”的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等等基本人权，民主所要争取的是“所有公民”管理国家、当家作主的权利。在这里，“每壹个人”与“所有公民”是同义的。宪政与民主的主体都是社会全体成员，而不是社会上某个特权阶级，只不过它们的任务、它们所要解决的问题、它们的角度有所不同而已。

（2）两者互为产生和发展的条件。从历史上看，近现代宪政和民主的产生和发展完全是互为条件的，几乎是同步的。没有以民众为强大后盾的议会权力的产生和发展，对于“绝对王权”的限制和逐步剥夺就是不可能的，而没有私有财产权和人身自由权的逐步确立和進壹步发展的需要，民主就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通过限制王权的斗争而发展民主，通过第三等级、平民争取政治权利的斗争而确立宪政，完全是壹回事。资产阶级革命同时确立了宪政和民主，这种确立，同时也是争取更高阶段的宪政和民主的开始：宪政由对王权的限制進壹步转化为对民主政府本身的限制，而民主则由有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的民主向无产阶级和壹切公民扩展。最早的无产阶级是拥护资产阶级的宪政民主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是这两个阶级共同的敌人。资产阶级反对君主、贵族的斗争对无产阶级是有利的，于是它们结成“第三等级”，共同争取针对君主、贵族的宪政和民主。君主、贵族退出历史舞台而资产阶级当政以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走向前台，宪政与民主進入壹个新的历史时期。

（3）两者相互渗透，具有直接的同壹性。首先，宪政包含民主，宪政所要保护的公民基本权利，本身就包括政治权利，即管理公共事务、国家事务的民主权利；其次，民主包含宪政，宪政的基本规则——宪法这壹规定公民和国家双方权利义务的总章程，本身就是全体公民通过壹定的程序制定出来的。真正的民主本质上是宪政的，即人民、公民为了确保自己的基本权利，应该自己限制由自己所选举产生和参与执行的政治权力，设想人民、公民选举产生壹种全能的、全面地控制自己生活的每壹个方面的政治权力，是不可思议的，是自相矛盾的，是违反人类理性的；真正的宪政本质上是民主的，即人民、公民自己做出限制由自己选举产生的政治权力的决定，人民、公民要自己约束自己，不能要求国家、政府满足自己的壹切需要和愿望，不要授予国家、政府解决壹切社会问题的权力。

5、法治：宪政与民主的合题

“法”的最本质的含义是公民权利与公共权力之间的界限、界标、准绳、尺度；所谓法治，就是人民、公民依据自己所制定和认可的宪法和法律，壹方面选举产生国家和政府机关，积极地解决社会的公共问题，另壹方面，防止和限制国家和政府机关超出自己的权力范围而侵犯公民、人民的基本人权和侵入公民、人民的私人生活、自主生活领域。

对上述定义可作如下進壹步的剖析：

第壹，法治不等于壹个客观的、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绝对的“法本身”、“法实体”在自行進行统治，这样来理解法治的话，壹方面无法理解法的来源和本质，抽掉了法的人性基础和法的人类来源，遮蔽和扼杀了法的经验主体，导致法的神秘化和客观主义化；另壹方面，又给某些人以法的人格代表的身份专制地行使政治权力提供了绝妙的机会。法是经验的、人性化的、由人制定出来的规则，只不过不是由个别人制定出来的，而是由全体公民按壹定程序制订出来的，是全体社会成员意志的表达，即“公意”。在这个意义上讲，法治也就是人依法而治，只不过不是依据只是体现少数人专横意志的法而治，而是国家、政府依据作为“公意”的法而進行治理。

第二，法治也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依法而治”。法治固然也是“依法而法”，但依法而治不等于法治，因为依法而治既可能是依照少数人制定的特殊法甚至恶法而治，也可能是指依照“公意”而制定的普遍法和良法而治。少数人制定的法是不必要表达“公意”的，并且本身就是对付绝大多数普通人的，因此，少数人随时可以改变这些法，因为权大于法；而作为“公意”表达的普遍法，非经全体公民同意是不可能随意改变的，因为法大于权。少数人制定的法，当然也是由少数人来执行的，又因为缺乏强有力的制约机制，这种执行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以罚代法、贪赃枉法就是很普遍的；而作为“公意”的普遍法虽然也是由少数人执行的，但由于建立了强有力的监督和制约机制，法的普遍性就不容易受到损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会成为公民与执法和司法机构的共识。

第三，法治是宪政与民主的对立统壹，是在宪政与民主之间保持壹种合理的张力，没有宪政和民主，就根本不可能有法治，所谓“法治先行论”是自欺欺人的谎言。法治就是宪政的民主和民主的宪政，它是宪政与民主在差别、矛盾和对立的基础上达到统壹，又在统壹中包含壹定的差别、矛盾和对立。宪政确认公民基本人权的优先性和政治权力的有限性，并且使之成为最高的法律原则。宪政的这种基本要求，使得即使是民主的政治权力也不能随意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由于民主实际上总是多数人在政治竞争中获胜，因此宪政要求，即使是多数人掌握政治权力，也不能剥夺少数人的政治权利，更不能剥夺少数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等等基本人权。宪政永远保护少数派继续参与民主政治的权利，保护少数派争取变成多数派的权利。宪政还要求，即使是对那些保守的、跟不上时代步伐的少数派，也要保护他们的基本人权，即使是对那些反社会、反人类的犯罪分子，只要是罪不至死，就不能剥夺他的生命权和政治权利，只要是不被判处无期徒刑，就不能剥夺他的政治权利，只要是不被判处有期徒刑，就不能剥夺他的人身自由权。至于他们曾经合法地拥有的财产，更是不能剥夺的。宪政的这壹要求使得民主注定不可能是壹个阶级对另壹个阶级或者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在宪政之下，没有哪个阶级或者哪壹个特定的人群生来就要成为专政对象。宪政民主不是任何壹种专政，因为没有确定的专政对象，至于那些反社会、反人类的犯罪分子之所以遭到惩处，不是因为他们是属于哪个特定的阶级或阶层（实际上，他们出现在每壹个阶级和阶层之中），而是因为他们侵犯了其他人的基本权利，或者损害了公共利益。

第四，法治的真正对立面是王霸统治或权治。至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法治就是民主产生的政治权力按照全体公民参与制定和认可的宪法和法律治理社会，而每个公民则依据全体公民参与制定和认可的宪法和法律捍卫和追求自己的基本权利。在这里，法律高于权力，公民权利高于国家政治权力。这与王霸统治或权治构成尖锐的对立，后者是凭借暴力产生的王权和霸权依照统治者自己制定的法律来统治社会，而每壹个普通民众除了服从王权和霸权外，不可能公开地、合法地捍卫和追求自己的基本权利。在这里，权力大于法律，国家（政治）权力大于公民权利。

可以把法治的基本原则大致归纳如下：

（1）公正性原则，又称正义原则。法律的制定，法律的执行和实施，都必须是公正的，前者称之为“立法公正”，后者称之为“执法公正”、“司法公正”；前者强调立法程序和法律的内容的公正，后者强调法律的执行和实施过程的公正。公正是法治的生命和灵魂，没有公正就没有法治。

（2）普适性原则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法律规定了公民的权利，规定了国家机构的权力，规定了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任何个人和任何组织都必须无条件地遵守，公民、企业、团体、政党、政府，不论是谁，只要违反了法律，就必须受到严格的制裁。如果壹些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而不受法律制裁，其他人就会援引而效仿，法律就会成为壹纸空文。法律的普适性和强制性还要求，在依照法定程序修改法律之前，即算是有缺陷的法律，也必须得到遵守，如果人们都以法律有缺陷为名而不遵守法律，法治也就会荡然无存。

（3）法大于权、依法行政原则。在法治条件下，公民必须守法，政府和政府官员更应该守法，这不仅因为政府和政府官员握有普通公民所不拥有的权力，可以比公民更容易地谋取私利，也可能给公共利益和公民个人利益带来巨大的、不可挽回的损失，而且也因为政府和政府官员的不守法，具有极大的示范效应和带头作用，会极大地败坏公民的守法意识和社会的法治精神。法大于权、依法行政要求政府的壹切活动都有法律依据（法无授权不可为），违法了就要承担法律责任，并对被损害的公民做出赔偿，同时公民有依法抗拒政府违法行为的权利。

（4）司法独立、违宪审查原则。司法独立是法治的制度性条件之壹，立法机关可以依法监督和质询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可以对司法结果提起申诉和抗辩，但却不能够事前和事中干预独立的司法过程。不仅如此，宪法法院或者最高法院，还有权审查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和行政机关制定的法规、规章是否符合宪法，也有权在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发生尖锐冲突的时候，做出双方行为是否符合宪法的裁定，如果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双方都不服宪法法院的审查和裁定，则最后交付全民公决。

（5）宪政原则。法治内在地包含了宪政原则，也就是说，法治的前提是必须以最高法即宪法的形式对基本的社会制度、公民基本权利至上和政府权力的界限做出规定，其他壹切法律都必须与宪法相壹致。

（6）民主原则。法治内在地包含了民主原则，也就是说，包括宪法在内的壹切法律，都必须通过民主程序来制定，都必须充分地表达、综合全体公民的意志，少数人制定并只表达少数人意志的法律，必定是王霸统治的法律，而不是法治的法律。

（7）人性可疑和人性可信互补的原则。为什么要法治，而不要权治？因为人性是可疑的，掌握政治权力的人永远有可能越权侵犯公民的权利，因此必须在权力之上高悬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的、保障全体公民基本权利的、每个人包括掌权者必须遵守的法律，以约束人们尤其是掌权者的行为；法治又不是“神治”或“物治”，不是非人之治，而是人治，只不过不是少数人的专治、专制之治，而是所有人的民主之治（林肯称之为“民有、民治、民享”），因为人性又是可信的，人民有能力自己治理自己，有能力从无数个人中发展出壹种作为“社会合作的扩展秩序”的政治制度，壹种和平的而不是暴力的、文明的而不是野蛮的、竞争而又合作的而不是妳死我活的、正和对局的而不是零和对局的、弘扬人性之善的而不是纵容人性之恶的“政治游戏规则”。当然，宪政虽以人性可疑为基本前提，但也包含人性可信的成分，即宪政相信政府在其有限的权力范围内有存在的必要性、有解决公共问题和满足公共需要的合理性以及为公民造福的可能性；民主虽然以人性可信为基本前提，但也包含人性可疑的成分，即民众对于自己选举出来的政府和政府官员，也要设置壹系列的防范、制约和监督机制，以防止政治权力的异化，并在此基础上发挥出政治权力止恶扬善的积极功能。人性可疑和人性可信就这样相互补充而构成法治的哲学基础。



宪政、民主、法治与自由、平等、正义



当我们论述宪政、民主、法治的起源、性质和基本原则时，自由、平等、正义这三个概念已经多次出现了。人所共知，自由、平等、正义是人类梦想和追求的最珍贵的价值目标。那麽，宪政、民主、法治与自由、平等、正义之间有什么关系？

尽管宪政与平等、正义，民主与自由、正义，法治与自由、平等有着深刻的关系，但就其直接对应关系而言，宪政主要满足自由的诉求，民主主要满足平等的诉求，法治主要满足正义的诉求。当我们强调宪政的首要原则是个人权利、公民权利至上的原则，民主的首要原则是公民政治权利人人平等的原则，法治的主要原则是公平性、公正性和正义性原则时，已经显示了这种壹壹对应的关系。



壹、宪政的目的是为了确保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从宪政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家的大量论述来看，宪政与自由的这种手段与目的的对应关系是很明显的，人们在追求宪政的过程中，首先想到的也正是通过限制政府权力捍卫自己的自由，而较少把宪政与平等紧密地联系在壹起。的的确确，对自由的最大危害和威胁，莫过于无限制的、极端的、绝对的政治权力：自由也许会和某种开明的专制（有限制、有边界的政治权力）短暂地联姻，但绝不可能在极权政治、全能国家、无限政府下存在和发展；极权之下，大多数人在壹切方面都是不自由的，而在专制之下，大多数人在政治上当然也是不自由的，但在经济上和文化上可以保持相当程度的自由。



二、民主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公民对平等的要求



从民主主义和平等主义思想家的大量论述来看，民主与平等的这种手段与目的的对应关系也是很明显的。人们在追求民主的过程中，首先想到的也是通过掌握政治权力来满足自己对平等的要求。的确，对平等的最大危害和威胁，莫过于壹种仅仅由少数人垄断性地掌握著的政治权力，这种专制权力不仅使人们不可能参与对公共事物的管理，而且彻底断绝了人们通过公共权力、通过法律和政策来改变其经济、社会不平等的可能性。民主与专制是直接对立的，而民主与极权还可能有某种短暂的结合：壹方面，壹种无所不能的国家权力有可能强制性地使全体人民处在壹种平均主义的状态，从而满足部分人的平等愿望或者满足所有人的某些平等愿望（比如保证每壹个公民的就业和基本福利）；另壹方面，当民主极端化、绝对化时，政治权力也会变成壹种极权力量，控制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和每个公民的壹言壹行。

民主与平等的紧密联系还表现在，民主是通过普选制和壹人壹票制来运行的，因此，它表现出壹种数量的优势，特别适合于占社会人口相当数量的下层和弱势民众通过民主选举政治权力来提高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而宪政并不包含这层意思，相反，宪政要通过限制政治权力而让公民充分自由地生存和发展，而且宪政并不承诺结果的平等，而是肯定差别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因此，宪政尤其为处于社会上层的公民所特别强调。如果说，民主有使政治权力扩张的倾向，那麽宪政则极力限制政治权力。当社会在经济上处于两极分化的情况下，有可能导致宪政与民主的对抗性矛盾，结果或者是由社会上层垄断性地控制政治权力、压制民主，以确保自身的特殊利益；或者是社会下层通过建立强大的民主政权，取消宪政，建立壹个平均主义的社会。只有在阶级矛盾比较温和或中产阶级占社会人口绝大多数时，宪政与民主才会互相趋近，而保持壹种合理的张力。



三、法治的目的是为了建立社会公正（公平和正义）



法治正是试图通过协调宪政和民主来同时满足自由和平等的诉求，从而使社会处于壹种正义的状态。由于自由与平等之间存在壹定的区别，因此，有些人更推崇自由以及宪政，而另外壹些人更推崇平等以及民主。法治就是要实现两者的统壹，而使法律处于不偏不倚的地位。所谓“法律是正义之剑”的说法，已经意识到了法律的正义本质（但未听有人说过“宪政是正义之剑”或“民主是正义之剑”）。自由的反面是奴役（宪政的反面是极权），平等的反面是等级、特权（民主的反面是专制），而正义的反面是邪恶、不公（法治的反面是权治、王霸统治）。不论是否定民主而仅仅维护极少数人的自由和权利的法律，还是否定自由而实行极权民主即多数人的专政的法律，都是邪恶的法律。真正的宪政必须也是民主的，即满足平等诉求的，真正的民主必须是宪政的，即满足自由诉求的。

人们通常把现代政治制度称之为“自由民主制度”，这是不准确的。根据上面的论述，准确的叫法应该是“宪政民主制度”即“法治制度”，它是满足“自由平等原理”即“正义原理”的方法、手段和途径。

在历史上，自由或平等、宪政或民主常常被不同的人特别强调，于是便形成自由主义、宪政主义与平等主义、民主主义两大思潮。总体上来说，自由主义、宪政主义以个人主义为哲学基础，而以资本主义为经济基础；平等主义、民主主义以集体主义为哲学基础，而以射秽主义为经济基础。当然，这两种思潮不应该是对立的，而应该是互补的；双方壹旦绝对化，就会演变为不正义的、邪恶的东西（这在历史上都有实例）。事实上，以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宪政主义为壹方，以集体主义、平等主义、射秽主义、民主主义为壹方，在20世纪的历史发展中，已分别由右的方面和左的方面向中间（中道、正义）汇合，在经济上表现为私有制和公有制向混合所有制汇合、劳动和资本向人力资本汇合，在政治上则表现为宪政和民主向法治汇合，在社会结构上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向中产阶级汇合，在社会形态上表现为资本主义和射秽主义向社会资本主义或资本射秽主义汇合。

有必要指出的是，平等、民主最初也主要是资产阶级所提倡和追求的，以此激烈反对封建特权和君主专制而伸张资产阶级的自由和权利，但在资产阶级成为社会的主导阶级后，他们当然更关心的是维护自身的优势地位，维护自身已经获得的自由和权利，于是平等、平等的自由权利便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中处于弱势的无产阶级和中下层民众的追求目标，而民主也成为他们所达到这壹目标的主要手段：在普选权、政治权利人人平等的条件下，无产阶级和中下层民众具有选票数量上的优势，能够通过政治权力即立法、行政和司法途径，来提高自己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在现代社会，强势阶级更强调自由、宪政（但并不否定平等、民主），弱势阶级更强调平等、民主（但并不否定自由、宪政），双方之间已形成壹种既对立又统壹、

既竞争又合作的社会张力。



极右、中右、中左、极左的思想政治谱系



如果以宪政和民主两者高度完满的统壹状态为原点和轴心，就会出现中左、极左、中右、极右四种区分：中左追求更多民主但不否定宪政，中右追求更多宪政但不否定民主；极左只要民主不要宪政，但这种最初的极权民主必然导致极权专制，比如苏联、东欧、中国、古巴、朝鲜、柬埔寨等共产主义国家；极右只要精英治国不要民主，但这种最初的专制宪政也必然转变为专制极权，比如德国、意大利、日本、西班牙、智利等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国家；中左与中右竞争互补，极左与极右两极相通。



壹、左右划分的主要依据



1、左右划分的历史前提

在古代奴役等级和极权专制社会，只有垂直的上下尊卑之分，没有横向的左右之分。思想政治上的左和右主要是壹种现代的划分，左右划分主要是壹种现代的现象。诚然，在传统社会或古代社会，在壹定的区域范围或者壹定的历史时期，出现了某种趋于扁平化的社会结构，虽然那时候的人们并没有思想政治上左和右的概念和意识，我们现代人也可以用左和右的概念去進行描述和分析。比如，在古希腊和古罗马共和国时期，以及中世纪意大利等地的城邦共和国，由于出现了壹定范围内的公民社会和民主制度，荡平了壹些思想政治上的等级隔离，给有限数量的公民提供了壹个可以竞争的扁平的舞台，于是便出现了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左右之争，拥有较多经济政治文化资源的贵族、家族、富人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偏于右，而拥有较少经济政治文化资源的平民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偏于左。

左右划分以三个历史条件为前提：壹是工业化、商业化、分工和交换的普遍发展，带来了市场经济的普遍发展，这意味着经济的多元化和自由竞争，经济领域因为吸引了最多的物力资源和人力资源，而成为社会生活中权重最大的壹个领域，基于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自由平等交换的经济逻辑，要求冲破暴力和政治权力对于生产、交换和分配的直接控制；二是经济、政治、文化三个社会生活领域的横向的、相对独立的扩展和发展，尤其是经济和文化对于政治的独立发展，使得过去人们只能顺着等级政治的阶梯往上爬这种狭隘的行为模式，转变为朝着经济、政治、文化三个不同的方向自由选择和发展的行为模式，公民社会和公民权利意识得以产生和发展；三是政治上由极权、专制和权治初步转向了宪政、民主和法治，垂直的、金字塔式的社会治理模式转向了横向的、扁平化的社会治理模式。

总之，没有社会结构的横向展开，没有公民社会的发展，没有保障这种展开和扩展的宪政民主法治，就无所谓左右划分而只有上下划分。当然，在现代化的早期，由于传统社会的惯性力量，还会出现财富、权力、文化等社会资源占有上的严重分化乃至两极分化，但是，以暴力和政治权力维系的僵硬的等级制度到底是被打破了，取而代之的是基于生产的阶级和阶层的分化，而这些阶级和阶层之间的横向竞争，原则上是没有血缘、宗法、法律、政治、意识形态等等垂直的、牢不可破的隔离和屏障的。

2、左右划分的几个依据

（1）以拥有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资源的多寡为依据

通常，拥有较多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资源的阶级和阶层（所谓精英），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是偏右的，而拥有较少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资源的阶级和阶层（所谓平民），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是偏左的。这当然不否认，有些精英会成为左派，而有些平民会成为右派。

（2）以价值理念和价值取向为依据

现代社会以自由、平等、正义为普世价值，但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偏向。壹般而言，右派虽然不否认平等和正义，但坚定地把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放在第壹位，重视消极自由而相对忽视积极自由；如果也承认平等，那只承认与个人自由完全壹致的人格平等、权利平等、机会平等和规则平等，而坚决反对起点平等和结果平等、拒斥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如果也承认正义，那只承认基于自由的正义而否认基于平等的正义。与此相反，左派虽然不否认自由和差异，但坚定地把平等放在第壹位，重视积极自由而相对忽视消极自由；要求起点平等以及尽可能的结果平等，要求较高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要求基于平等之上的社会公正。

（3）以对市场经济的不同理解为依据

右派主张自由放任市场经济，或所谓自生自发的社会秩序，认为价格这只无形之手完全能够有效地调节供求矛盾，达到市场均衡，不存在所谓市场失灵，市场竞争能够自动地实现社会利益和公共福利的最大化，包括自动地调节劳资冲突和贫富分化；左派则主张社会市场经济，即认为市场不是孤立的和天然自足的，它受到来自社会的、政治的、法律的、宗教的、道德的各种力量的制约，尤其是受到联合起来的劳工力量的制约，劳资集体谈判这种有形之手或劳动力集体定价机制，与劳动力供求关系这只无形之手或劳动力个别定价机制，共同决定劳动力价格并调整劳资关系。

（4）以公民社会自身建设的逻辑和方式为依据

右派从个人自由优先的原理出发，主张较低程度的公民结社或联合，认为自由平等的公民个人之间，最多只存在阶层的区别，不存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坚决反对威慑个人自由的任何形式的集体主义；左派也以承认个人自由和权利、公民结社自由为前提，但认为公民是分为不同阶级的，个人自由和权利应当上升为阶级的自由和权利，阶级壹旦产生，就在壹定程度上超越了个人自由，个人应该放弃壹定的自由和权利以实现阶级的团结、互助与联合，通过阶级之间的博弈而不是个人抗争或个人成功来解决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

（5）以对国家、政府、政治权力的态度为依据

右派主张最小国家和最小政府，凡是市场和社会能够解决的问题，都不允许国家、政府插手，国家、政府只需要维持市场竞争的秩序、社会的公共安全以及市场不愿提供或没有能力提供的某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就可以了，或者说，在宪政、民主、法治中，右派更重视宪政和法治，而相对忽视民主，如果也认同民主的话，主要指精英民主和间接民主，而反对大众民主和直接民主；左派虽然也认同宪政、民主、法治，认同“大社会、小政府”的基本框架，但更重视民主和法治而相对忽视宪政，认为壹个民主的政府，有义务为更多的公民尤其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公民提供更多的平等、福利、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为此左派呼吁更多和更直接的民主，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促進所有社会成员的实质上的自由和平等。

（6）以要求進步的快慢、变革的急缓为依据

右派除了在其上升时期，在与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斗争时期主张彻底的革命和激烈的变革外，在其成为主流政治思想力量后，就倾向于对现存秩序持保守的态度，如果也要求進步和变革的话，那壹定是主张温和的改良和缓慢的变革，坚决反对革命和激烈的变革；左派则对现存秩序持比较激烈的批判态度，要求更多、更快、更彻底的改变，甚至要求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

（7）以对待传统的态度为依据

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的过程中，右派接替了传统统治阶级，而在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社会里占据了主导的、强势的地位，甚至壹度对处于弱势地位的阶级实行专政（比如限制底层民众的选举权、被选举权、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因此，右派对传统有更多温情的理解和包容；左派通常以弱势群体的代表为己任，认为现在的强势阶级和统治阶级与传统社会的统治阶级有许多相同之处，因此继续对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持激烈批判和否定的态度，甚至要求与传统進行最彻底的决裂。



极右、中右、中左、极左的思想政治定位和相互关系



1、极右、中右、中左、极左的思想政治定位

（1）极右。通常指那种突破平等的底线而赤裸裸地主张“优等人”的绝对自由和公开的社会不平等的思想政治力量，这往往是自由放任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经济力量，或者其他某些社会力量如政治的、种族的、宗教的力量发展到极端的必然产物，是在丛林状态中获胜的强者的权力宣言，它在很大程度上返回到了传统社会的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军国主义、白人种族主义就是极右势力的典型代表。

（2）中右。通常指那种主张自由优先兼顾平等的思想政治力量，在现代社会，自由主义是典型的中右。自由主义按其对自由与平等关系的不同理解，本身又有右中左三种形态：偏右的是保守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居中的是古典自由主义，偏左的是社会自由主义，或左翼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在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社会中是长期占据主流地位的意识形态，也是竞争性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以之为思想指导的中右政党如英国的保守党、美国的共和党、德国的基民盟，长期居于执政地位。

（3）中左。通常指那种主张平等优先兼顾自由的思想政治力量，在现代社会，射秽主义、社群主义、女权主义、环保主义等思潮属于中左，其中以射秽主义影响最大。射秽主义按其本身对自由与平等关系的理解，也有右中左三种形态：偏右的是社会民主主义，居中的是民主射秽主义，偏左的是新马克屎主义（20世纪马克屎主义的温和形态）。射秽主义是以工人阶级为社会基础的思想意识形态，其中以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射秽主义为思想指导的中左政党如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经常获得执政地位。

（4）极左。通常指那种突破自由的底线而主张起点平等和结果平等的思想政治力量，在现代社会，马克屎主义、共产主义、民粹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等思潮属于极左，在欧洲，马克屎主义、共产主义、“科学射秽主义”曾经在19世纪中后期获得较大的影响，但后来转入衰落并逐渐边缘化了，以之为指导思想的欧美国家的共产党正在趋于消亡。但是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壹些发展中国家，作为马克屎主义之地方主义化和实用主义化的列宁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毛主义等等，壹度获得世界性的影响和力量，经过将近壹个世纪的鼎盛而终于转向衰落。

2、极右、中右、中左、极左的相互关系

壹般人都以为，极右和中右都属于右，中左和极左都属于左，前两者的共同性当然会大于它们与左的共同性，后两者的共同性当然会大于它们与右的共同性。然而，这是壹种误解。我们看到的是相反的情况，那就是中右与中左的共同性大于中右与极右的共同性，中左与中右的共同性大于中左与极左的共同性；或者说，中右与中左正从右和左两个方向向中间汇合，而极右和极左则两极相通，成为市场经济、普世价值和宪政民主的否定性和破坏性力量。

（1）中右和中左向中间区域的融合

由于资本的劳动化和劳动的资本化，使得智力劳动或者人力资本有可能并正开始超越物质资本和简单劳动而成为主要的生产要素；由于中产阶级有可能并正开始超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而逐渐成为主导的阶级，中右和中左的思想政治力量，尤其是自由主义中的左翼（社会自由主义）和射秽主义中的右翼（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了。正像资本与劳动谁也消灭不了谁并趋于融合壹样，自由主义与射秽主义的关系也是如此，以至于中右政党执政时也不得不继续保持劳工的基本权利和社会福利，而中左政党执政时也不得不继续保持市场经济的基本体制。

中右和中左，除了他们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正在走向融合外，在思想上最大的共同点就是，双方都认同自由、平等、正义的价值理念，而在政治上都认同宪政、民主、法治的政治制度，因此我国当代民运先驱和学者陈子明先生准确地把中右称之为“宪政右派”，把中左称之为“宪政左派”。网上有壹个叫胡常根的民工兄弟，又把中右称之为“民右”或“民主右派”，把中左称之为“民左”或“民主左派”。只要认同市场经济、普世价值和宪政民主法治，不管中右和中左有多么大的差别、矛盾和冲突，总是可以通过结社、集体谈判和集体博弈、政党竞争、选举和立法等等和平的、理性的、有序的、法治的方式予以化解的。当然，我们希望这种趋势会越来越成为文明世界的主流发展方向。

（2）极右和极左两极相通

极右和极左，表面上是针锋相对甚至绝对对立的，前者鼓吹强权就是真理、精英治国、优秀种族统治世界，少数杰出人物可以代表全社会、全民族乃至全人类（唯心史观、英雄史观），后者则鼓吹劳动创造人本身、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和推动者、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而政党和政府只是人民的公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等（唯物史观、人民史观），但细观之下，就会发现物极必反，而且两极相通：

首先是思想上相通。顾名思义，极右和极左都是壹种极端思潮，作为极端，它们在世界观、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上共享壹些同样的东西。

其次是政治上相通，即两者都要求取消多党竞争、结社自由、思想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集会游行示威自由、罢工自由，建立壹个垄断全部社会资源的党国体制和极权国家体制。因此陈子明把极右称之为专政右派，把极左称之为专政左派；胡常根的说法是专制右派（右愤）和专制左派（左愤）。

第三是组织技术和执政方式上相通。当其处于上升和谋取权力阶段时，极左会以底层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忠实代表的面貌出现，极右则会以民族、国家的最优秀代表的面貌出现，利用宪政民主下包容多元的制度、文化与和平发展空间，扩大影响和选民基础，壹旦通过竞选程序上台（纳粹），或者利用国家权力出现溃败状态时政变或武装暴动上台（布尔什维克），就逐渐抛弃宪政民主法治的外衣和羁绊，以壹个高度组织起来的、武装到牙齿的党军宪警暴力集团，对所有政治反对力量、异议人士、中间人士和内部不坚定的成员，不择手段地進行思想控制、灌输洗脑、欺骗利诱、造谣惑众、威胁恐吓、监视举报、劳改囚禁、刑讯逼供、判刑流放，直至政治谋杀和判处死刑，从而建立壹个极权主义的国家和制度。极右和极左之所以不择手段地实现自己的目的，是因为极右的乌托邦敌视左翼群众而实际上又得不到大多数右翼群众的支持，极左的乌托邦敌视右翼群众而实际上又得不到大多数左翼群众的支持，它们仅仅靠宪政民主法治下的理性说服都是很难得到群众的同意和授权的，于是只能动用欺骗和暴力手段了。

第四是极右和极左在掌握权力的条件下向对方转化。无论是极右，还是极左，都缺乏自由、平等、正义的价值理念，都违背宪政、民主、法治的政治规则，其本质上是无法解决精英人物与平民大众之间的矛盾冲突的，无法在精英人物与平民大众之间建立壹种有序而通畅的关系。极左派在没有获得权力之前，壹定会极力掩饰他们自己也是精英这个事实，而处处标榜民众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壹旦民众帮助他们获得了权力，他们手中的权力就壹定会因为缺乏民众的监督和制约而蜕变为极权专制权力，极左因此也就转变为极右，尽管他们还会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标榜极左。此即所谓“形左实右”也。极右派虽然不惮于鼓吹英雄史观，但也深知要获得和掌握权力，必须极力煽动民众的国家民族认同，而在上台以后，为了巩固政权，也会实施壹些极左的、平均主义的、民粹主义的政策，诱使底层民众为其对内极权专制、对外穷兵黩武充当炮灰。此即所谓“形右实左”也。总之，不管极右和极左是如何相互渗透和转化的，其反自由、反平等、反正义的极权、专制、权治的实质是壹样的。

（3）自由主义是极右的尅星，正如射秽主义是极左的尅星

射秽主义当然也是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种族主义、军国主义的对立面，但却克服和战胜不了后者，因为射秽主义不是它们的面对面的、直接的对手，而自由主义则是它们的面对面的、直接的对手，只要极右得势，自由主义就会首遭灭顶之灾，因此必须奋力反抗，而自由主义所推崇的个人权利和自由市场经济的扩大和发展，会侵蚀掉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种族主义、军国主义赖以产生的垄断性的经济与社会基础。反过来说，自由主义虽然也是共产主义的对立面，但却克服和战胜不了共产主义，因为自由主义不是共产主义的面对面的、直接的对手，而且由于自由主义本身的缺陷，使它铲除不了共产主义得以产生的经济与社会基础，只有射秽主义才是共产主义的面对面的、直接的对手，而且因为射秽主义能够有效地解决贫富两极分化问题，使底层民众得到较好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满足了自由主义满足不了他们的对于平等和社会公正的诉求，才釜底抽薪般地消除了共产主义得以产生的经济与社会基础。

（4）自由主义与射秽主义的和平竞争与有效合作，是弱化和消除极右、极左势力的唯壹途径

如果自由主义与射秽主义妳死我活地斗起来的话，极右与极左就会趁虚而入、大举发展：如果自由主义输了，战败了的自由主义者会转化为极右派，而射秽主义本身会转化为极左派；如果射秽主义输了，战败了的射秽主义会转化为极左派，而自由主义本身会转化为极右派。只有自由主义与射秽主义各自发挥自己的优势，分别防止和阻止极右派和极左派的滋长蔓延，同时把越来越多的选民吸引到中右和中左的范围，通过中右和中左的有序的政权轮替，巩固宪政、民主和法治的政治制度，极右和极左才会逐渐被弱化和边缘化，而且实际上，随着宪政民主法治的巩固和发展，也逼迫极右和极左淡化了自己的极端色彩，原则上和基本上接受了宪政民主法治的政治框架，现在与其说它们还是极右派和极左派，不如说它们只是激進右派和激進左派了。



劳工政治：工会与劳工政党



社会民主主义是以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为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的思想政治力量，因此社会民主主义政治实质上就是劳工政治；劳工政治包括以工会为构架的微观、中观劳工政治与以劳工政党为构架的宏观劳工政治。



壹、何谓劳工政治



1、微观政治、中观政治、宏观政治

说到政治，人们首先想到甚至唯壹想到的，就是宏观政治，也就是国家层面的权力来源、权力结构和权力运作，其核心的范畴就是民主与专制、宪政与专政、权利与权力、阶级与政党、公民与国家等宏大的概念。与此同时，政治学通常也就是宏观政治学，即壹门研究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政治生活、政治关系、政治制度、政治形态、国际政治等等宏观政治现象及其内在联系和发展趋势的社会科学。

这种对政治和政治学的界定，具有壹定社会历史观和方法论的依据：通常，人们对整个社会生活進行平面的、横向的三分（经济、政治、文化），或者進行立体的、纵向的二分（国家与民间社会），于是就把“政治”从整个社会生活中明确地划分出来了并加以专门的研究。这种抽象分析是必要的和有价值的。

然而，抽象分析又是有限度的，因为整个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或层次本来就是相互渗透的，社会生活本质上是流动不居的，因此抽象分析的结果又要还原、复归到相互渗透、流动不居的整体社会生活之中去，这样壹来，不管是三分法还是两分法，就都不是绝对有效的，而是要把其所得到的成果重新置于对普遍联系的整体把握之中去，这才算完成了壹个理论思维的完整的流程。

实际上，“宏观政治”作为壹个社会的上层结构、作为整个社会的公共生活领域，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微观的、中观的社会生活中逐步、逐级生长出来的，也就是说，微观社会生活和中观社会生活中实际上已经有了“政治”的元素，因为微观和中观层面也存在较小范围的公共领域，也存在公共管理问题，也存在壹些人对于另外壹些人的影响力、控制力乃至强制力的现象，这种影响力、控制力和强制力其实也是壹种微观的和中观的“政治权力”，正是在它们的基础上，才会产生出宏观的、最高的国家政治权力。

另壹方面，国家政治权力如果要得到有效的运行、要有效地治理整个社会的话，恰好又需要通过中观的、微观的“政治权力”自上而下地、逐级地得到贯彻落实，这不仅有赖于直接隶属于国家、作为国家权力之延伸的各级地方政府对国家法律的执行，而且也有赖于各种非政府组织的配合和协助。可见，不管是国家权力的产生还是国家权力的运行，都与微观和中观政治权力的存在和变化息息相关。

2、微观劳工政治、中观劳工政治、宏观劳工政治

所谓劳工政治，就是劳工阶级在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的政治意识、政治组织、政治行动、政治力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是现代政治生活和政治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1）微观的劳工政治

从微观政治学角度来看，即使是最初的业主制私营企业，也是壹个由老板、管理者、保安人员组成的高度严密的组织体系，并且垄断了财产所有权、经营管理权和分配权，有学者称之为“资本霸权”或“工厂专制政体”，分散、孤立、无序的工人个体壹旦進入这个体系，就要受到高度的管控和统治，工人可以离开这个工厂，因此表面看来他是自由的，但又不得不進入另壹个同样体制的工厂，因此实质上他是不自由的。

工人最初的反抗都是个体性的，包括消极怠工、破坏机器、对老板和管理人员的人身伤害，但这都是无效的，反而加强了资本的力量。工人的第壹个真正有意义的微观政治行动是联合起来，以组织对组织，以团结起来的集体力量反制垄断性的资本力量。这就是工会的出现和发展。工人的第二个微观政治行动是通过工会就工资、工时、劳动条件、劳动保险与资方進行集体谈判，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是把劳动力的个别定价方式转变为集体定价方式，以集体讨价还价取代个别讨价还价，但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这是加强工人在工厂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是工人微观政治权力的提升。工人的第三个微观政治行动是罢工，通过阻断生产链条并给资方造成重大的损失，迫使资方答应自己的要求，其微观政治含义更加鲜明，甚至带有相当程度的攻击性和强制性，是对资本霸权和工厂专制政体的壹种有力的制约。工会、集体谈判和罢工，也可以称之为较低阶段的经济民主、企业民主、工业民主、产业民主。

進入20世纪，微观劳工政治发展到第二阶段：工人進壹步要求分享企业的所有权、经营管理权和分配权，工人委员会、工人董事和工人监事成为工人参与企业管理的常设机制。如果说工会、集体谈判和罢工都是对企业所有权、经营管理权和分配权的外部制衡的话，那麽参与管理甚至劳资共决，就是工人登堂入室，進入企业所有权、经营管理权和分配权的内部结构及其运行，对企业的重大和根本决策施加直接的影响。工人直接参与企业的决策、管理和分配，可以称之为较高阶段的经济民主、企业民主、工业民主、产业民主。

（2）中观的劳工政治

中观的劳工政治就是工人超出企业范围，而在行业、产业、地方乃至全国级别形成更大的联合，成立行业工会、产业工会、地方性总工会乃至全国性总工会。需要指出的是，在市场经济和自由结社条件下，即使是全国性的工会联盟，也是多元竞争的社团组织，也不属于宏观政治的领域和范围，其主要职能是与相应的雇主组织進行中观层次的集体谈判，组织中观层次的产业行动（罢工），对资方形成中观层次的威慑和制衡，以改善行业、产业、地方乃至全国层次上特定工人群体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状况。

（3）宏观的劳工政治

宏观的劳工政治，是在最高政治层面即国家政权、政治制度、立法行政司法层面，表达和实现工人阶级的权利、利益、意志和愿望，通常由以下几个环节或者方面构成：

壹是争取工人作为国家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资本主义社会早期，由于财产的限制，工人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19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工人发起了轰轰烈烈的宪章运动，旨在争取普选权及参与国家管理的权利，从那以后，各国逐步实现了下层和底层民众的普选权。

二是通过劳工运动的强大压力，使“劳工三权”（团结组织权、集体谈判权和罢工权），由壹种工人自然行使的权利，变成壹种得到立法、行政和司法保障的权利，从而大大减少了自发的、野猫式罢工的数量，使劳资博弈進入法治的、制度化的通道。

三是建立国家层面的劳资政三方机制，成立国家劳资关系委员会这样壹种调整劳资关系的特殊机制，这个委员会在劳资关系的立法建议、行政仲裁方面享有特殊的权力并负有特殊的责任，其级别和权威不仅高于劳方组织和雇主组织，而且高于政府的劳动行政部门，对劳、资、政三方都有壹定的约束力。

四是在19世纪后期就出现了劳工政治的最高级别和最高形式，即劳工政党。壹般来说，欧洲各国的工党、社会民主党、社会党都自居为工人阶级政党，通过议会选举進入立法程序，把有利于工人阶级的议案变成国家法律，如果获得议会多数，还可以上台执政，用政府行政力量强制性地贯彻和落实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法律。

3、劳工运动和劳工政治在现代政治民主化進程中的伟大历史地位

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竖起了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目标，资产阶级革命初步建构了实现这壹目标的宪政民主法治的政治制度，应该说，这为劳工运动和劳工政治准备了壹定的形式构架和制度条件，但另壹方面，也正是劳工运动和劳工政治的纵深发展，使近代政治制度和政治形态，上升到了现代政治制度和政治形态的高度；没有劳工运动和劳工政治，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就会停留在资产阶级狭隘的范围内和低级的水平上，就不可能转变为现代比较成熟的宪政民主法治，就不会有现代社会的政治文明。

首先，劳工运动和劳工政治使自由而平等的人权和公民权利全面下沈和落实到了工人阶级等下层和底层民众身上，这包括生命权、财产权、就业和择业权、迁徙权、幸福权、新闻言论出版权利、集会结社游行示威权利、集体谈判和集体行动权利、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参与企业和国家管理的权利、社会保障权利等等。没有劳工运动和劳工政治，这些权利对于社会下层和底层就是残缺不全的，或者只是形式上的而不是实质上的，或者根本就不具备。

其次，正是劳工运动和劳工政治，使宪政民主法治由形式的变成实质的，由社会上层独享的变成覆蓋全社会的。此前，议会民主制只是所谓社会精英或社会上层统治社会下层和底层的政治形式，即社会上层的不同党派或利益集团（如托利党和辉格党）轮流统治社会下层和底层，实质上还是壹种专政。正是劳工政治力量和劳工政党的崛起并且通过赢得议会多数而成为执政党，才形成了现代社会中左与中右、社会民主党与自由民主党相互制衡、轮流执政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格局，才有真正的政治竞争和政治监督并把国家权力真正关進笼子。在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劳工政治和劳工政党，就没有较高阶段和较高形态的宪政、民主和法治。



二、工会与劳工政党的关系



工会是微观、中观劳工政治的轴心，劳工政党是宏观劳工政治的轴心。工会与劳工政党都是工人阶级自我组织的形式，其目的都是要为工人阶级的权利和利益而奋斗，都是要提高工人阶级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地位。但是工会与劳工政党在属性和职能、范围和层次、活动领域和活动方式等方面有诸多不同，双方是不可以相互替代的，它们的关系应该是壹种合理分工、平等合作、相互依存、相互支持的关系。

1、属性和职能的差别

工会具有经济属性和经济职能，要满足工人的经济利益需求；工会具有社会属性和社会职能，要满足工人的社会合作和身份认同需求；工会具有政治属性和政治职能，要满足工人的政治权利需求；工会具有文化属性和文化职能，要满足工人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劳工政党也具有这四个方面的属性和职能，区别在于，工会突出和强调其经济属性和经济职能，其属性和职能排序基本上是这样的：经济属性和经济职能——社会属性和社会职能——政治属性和政治职能——文化属性和文化职能，而劳工政党突出和强调其政治属性和政治职能，其属性和职能排序基本上是这样的：政治属性和政治职能——文化属性和文化职能——经济属性和经济职能——社会属性和社会职能。

工会首先是壹个劳工经济组织，是工人们联合和团结起来与资方進行集体谈判、集体抗争的平台，是集体讨价还价的劳动力定价机制，其直接和主要目标就是增加工资、缩短工时、改善劳动条件，至于对宏观政治的影响，那是通过舆论、院外游说和院内劳工党团等中介来实现的，并不以改变国家政治制度和权力结构为直接行动目标。与此不同，劳工政党首先是壹个政治组织，其直接和主要目标就是要改变宏观层面的政治力量对比和政治结构，把工人阶级的利益、愿望和要求反映到国家的立法、行政和司法过程中去，通过取得执政地位，通过国家法律和政府政策来提高工人阶级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益。

2、范围和层次的差别

工会最初产生于企业这壹最基层和最小范围的经济组织，每壹个工会所产生的微观环境，包括工人的工作生活和主观意识、资方的情况以及劳资双方的力量对比状况，是千差万别的，工会因此而具有不可避免的多元性、分散性、自发性和无序性，只有经过长期的发育以后，才形成跨企业、跨行业、跨地区的联合，形成地方性和全国性的职业工会、地方性和全国性的行业—产业工会，乃至由若干全国性行业—产业工会联合而成的总工会。工会范围的扩大和组织层次的提高，走的是壹条自内而外、自下而上的路线。与此不同，劳工政党是在工会普遍存在和劳工运动高涨的基础上，由少数具有明确政治取向和意识形态取向的人们——通常是支持劳工运动的知识分子、社会活动家和工会领袖——所组成的政治组织，它壹开始就定位在宏观和最高政治层面，然而沿着壹条自上而下、自外而内的路线向地方、社区和企业扩展。

工会是平民组织，劳工政党是精英组织。工会更多地表现出工人阶级内部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而劳工政党更多地表现出工人阶级的整体性和壹致性。之所以在工会之外必然会产生劳工政党，是因为工会本身具有特殊性、具体性和大众性，从自身很难产生出具有政治共识的政治组织力量，而劳工政党弥补了工会的这壹结构性缺陷；之所以劳工政党绝对不可能取代工会，而必须以工会为自己成长和发展的基础，是因为劳工政党本身具有普遍性、抽象性和精英性，不可能完成对全国工人阶级的组织、团结和动员工作，工会正好弥补了劳工政党的这壹功能性缺陷。把工会和劳工政党连接起来的纽带是壹种供求关系，即普通工人和工会具有对工人阶级根本利益和共同利益的追求，而劳工政党具有满足这壹需求的价值导向和能力。工会是工人阶级的基础结构，劳工政党是工人阶级的上层结构，二者构成完整的工人阶级政治结构。没有劳工政党，工人阶级就会停留在自在的阶段而不能成为自为的阶级；没有工会，工人阶级连自在的阶级都谈不上，劳工政党就不成其为劳工政党，而只能是某个自娱自乐的政治清谈俱乐部。

3、活动领域和活动方式的区别

工会的活动领域主要是微观和中观的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以集体谈判、产业行动推动劳资关系、劳动力市场的公平和均衡发展，通过参与企业和行业管理来追求企业民主、产业民主和经济民主；劳工政党的活动领域主要是社会公共空间和宏观政治领域，以思想和意识形态论争声张劳工阶级的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和经济政治文化主张，通过赢得工人和其他支持者的选票成为参政党和执政党，通过立法、行政和司法制定和施行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法律和政策。

4、工会与劳工政党的分工合作关系

由于以上的共性和差别，工会与劳工政党就必然形成壹种分工负责、合作互补的关系：工会是劳工政党与工人群众之间的主要中介和纽带，是工人阶级政治结构的基础部分，是劳工政党赖以获得工人阶级选票的主要动员和组织机制；劳工政党是工人阶级和工会在议会和宏观政治领域的代表，是工人阶级政治结构的上层部分，负责向议会提出议案和法案并争取获得通过，争取成为执政党并施行有利于工人阶级的经济社会文化政策。工会与劳工政党的组织方式和组织机构是相互衔接的，劳工政党可以从工会发展党员，党员可以以工人身份竞选工会领导人，工会也可以向劳工政党输送领袖人物和议会党团代表，但工会和劳工政党不能合并，不能相互替代，它们之间也不存在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

5、共产主义劳工政党与社会民主主义劳工政党对工会的不同态度和政策

上述工会与劳工政党的关系模式，是市场经济国家的主流模式，是符合市场经济国家的基本政治结构和政治发展规律的，得到了大多数工人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这个模式正好就是社会民主主义劳工政党与工会关系的基本模式。然而，另壹流派的劳工政党即共产主义劳工政党或共产党，并不认同这壹模式。它从彻底否定私有制、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制度并建立公有制、计划经济、射秽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这壹理想和目标出发，自命为无产阶级先锋队，认为自己有责任也有权力加强对工人群众的思想教育，提升工人群众的阶级意识和政治觉悟，并按照所谓民主集权制（民主集中制）把工人阶级动员和组织起来，引导和领导工人群众为实现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伟大历史使命而奋斗。于是劳工政党与工会的关系就变成了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工会就成了实现共产党的政治目标的工具和手段。这个模式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也曾经取得了壹定的影响，与社会民主主义模式展开了长期的竞争并终于被历史所淘汰了，但在壹些经济政治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这个模式却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并且成为政党与工会关系的主导模式和唯壹模式。在那里，共产党本身成为壹个新的统治阶级即权贵官僚阶级，而工人阶级重新成为被统治阶级，工会则成为党统治工人阶级的“桥梁和纽带”。



三、社会民主主义劳工政党的性质和历史使命



社会民主主义劳工政党，在历史上又被称为社会党、工党、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工党，这里统称为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简称社会民主党。

1、社会民主党是劳工政党或工人阶级政党

马克屎、恩格斯参与创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1847年）和国际工人协会即第壹国际（1864年），是世界范围内工人阶级政党的雏形。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世界上第壹个规范意义上的工人阶级政党，其前身是1863年拉萨尔创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1869年，马克屎派的社会民主工人党成立，1875年两者合并为射秽主义工人党，于1891年10月更名为德国社会民主党。80年代末，又有16个欧美国家成立了工人阶级政党，当时大都叫做社会民主党，并于1889年成立了射秽主义国际即第二国际。壹战结束前后，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共产主义派别独立出去成立了共产党，并在列宁的倡导下于1919年成立了共产国际，第二国际于1923年更名为射秽主义工人国际，并于1951年重建为社会党国际，迄今已有200多个成员组织，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射秽主义国际组织，而且是世界上规模和影响力最大的国际性政党联盟，与此同时，共产国际早就在1943年被苏共和斯大林解散了，此后，各国共产党并没有重新建立国际性组织。由此可知，社会民主党不仅是壹个而且是主要的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声称自己才是唯壹的、真正的工人阶级政党，而指社会民主党是修正主义政党，是羞羞答答、遮遮掩掩的资产阶级政党，这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也是对历史地选择了社会民主党的发达国家工人阶级的智商和判断力的侮辱。

2、社会民主党是认同、践行和推進自由、平等、正义等普世价值的政党

自由主义政党强调消极自由、规则平等以及获得和转让的正义，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则强调积极自由、实质平等以及分配和福利的正义。不过正像自由主义政党也承认壹定程度的积极自由、实质平等以及分配和福利正义壹样，社会民主党也以消极自由、规则平等以及获得和转让的正义为重要前提；社会民主党永远不会以平等压倒和取消自由，永远会在自由和平等之间保持壹种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可以接受的张力。《法兰克福宣言》、《哥德斯堡纲领》等社会民主主义的经典文献反复重申了这壹基本的价值理念。

3、社会民主党是宪政民主政党

社会民主党不仅继承了自由主义、资产阶级宪政民主的基本框架（议会民主制、多党制、有限政府、三权分立），而且把宪政民主发展到壹个新的历史高度。19世纪部分无产阶级及其思想代表有壹种反宪政而追求不受限制的民主的倾向，他们认为资产阶级的宪政民主制只对资产阶级自己适用，只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民主，只是对资产阶级而言才是壹种实质民主，而对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而言，这种民主只是形式的和虚伪的民主，而且转化为对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实质上的专政和专制。因此，他们希望通过暴力革命夺取国家政权，建立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和对无产阶级的直接民主，壹种比资产阶级的议会民主在形式上更高级、在实质上更符合绝大多数人利益的“真正的民主”，并借助于这种民主彻底废除私有制和建立公有制。不过这样壹来，民主便与宪政分家了，按照事物发展的逻辑，无产阶级民主就成了反宪政的无产阶级专政，直至变成能够自上而下地控制经济、文化和全部生活领域的极权政治力量。

意识到这种危险，无产阶级的大多数及其思想代表，就抛弃了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而把自己纳入宪政民主的框架之中，他们认识到，虽然资产阶级在宪政民主中占尽了优势和便宜，但宪政民主本身并非资产阶级的专利，从其产生过程来看，宪政民主是无产阶级、广大民众与资产阶级壹起流血奋斗而建立起来的；从宪政民主本身的性质来看，它并没有从学理上和法律上宣称它只是属于资产阶级的，而是确认了“每壹个人”和“全体公民”的经济权利、文化权利和政治权利，确认宪政民主是“每壹个人”和“全体公民”的宪政民主，建立了壹整套普适性的“形式规则”，无产阶级完全可以在这套形式规则下，逐步地争取和落实自己的经济、文化和政治权利，使形式的民主成为实质的民主。无产阶级应当在这种普适性的宪政民主规则下争取自己的基本权利，与其他阶级壹起把宪政民主发展到更高阶段。从20世纪的历史来看，社会民主党正是在宪法、多党政治、代议民主制等等宪政民主规则下为无产阶级争取了越来越多的经济、文化、社会和政治权利，从而使宪政民主获得了更为普遍的实质性内容，越来越多的人以至全体公民都实际地成为宪政民主的受惠者。

4、社会民主党是恪守和推進法治的政党

社会民主党无论如何扩展政治民主和倡导直接民主，无论如何推進企业民主、产业民主、经济民主，无论如何扩大国家的权力范围和政府的职能范围，永远也不会突破公民权利至上、社会为本国家为用、有限政府的宪政基本原则，永远不会抛弃公平正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大于权、司法独立等法治的基本原则，也永远接受反对党、公民个人、社会团体、公众舆论的制约和监督。只要存在着私有制、市场经济、阶级和阶层的划分、普选制、议会民主制和多党制，社会民主党即使获得长期的执政地位，也不可能变成壹党专制和壹党独裁，不可能搞出新的权治和王霸统治。

5、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使命

社会民主主义反对经济剥削，推动以工会、集体谈判、罢工为基本形式的劳工运动，推進劳动力市场的集体定价机制的建立，推進企业民主和产业民主，推進社会个人所有制和社会市场经济；社会民主党反对阶级不平等，推進阶级之间的平等博弈和正和博弈，推進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势力均衡，推动工人阶级由无产阶级向有产阶级的转化，推進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向中产阶级的汇合；社会民主党反对政治压迫，反对世界上还在相当范围内存在的极权、专制和权治，推动全人类实现普遍的宪政、民主和法治；社会民主党反对社会区隔和社会不平等，推动建立覆蓋全社会的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社会民主党反对思想控制和文化不平等，推动每壹个人精神生活的自由而平等的发展。

最终，随着经济、政治和文化的高度发展，随着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的消失，社会民主党也会像自由主义政党壹样進入历史的博物馆。

第五章 资本主义与射秽主义从对立走向融合



“社会形态”或“社会制度”是壹个综合性概念，是经济、政治、社会交往、思想文化四个方面的统壹体。在分别论述了社会民主主义的哲学与文化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理论的基础上，本章接着论述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现代社会形态和社会制度演变的壹个“世界历史性”的现象是：传统射秽主义国家纷纷易帜而并入资本主义阵营，而传统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崛起壹种强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民主射秽主义）力量。西方意识形态专家断言，资本主义终于战胜了射秽主义而统治了全球，也就是说，整个世界已经“同化”、“壹体化”于资本主义，现代资本主义已是“人类历史的终结”；另壹些人则只承认射秽主义受到暂时的挫折和失败，射秽主义终将要战胜资本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持第三种观点，认为射秽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正在“合流”或“趋同”。



资本主义的历史演变



壹、早期时代



早期资本主义在历史上被称为“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不加干预，资产阶级以各种合法和非法、合理和不合理的方式進行资本积累，并且凭著资本的优势地位对劳动者進行残酷的经济剥削，而劳动者在工资收入、工时、劳动强度、劳动条件、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合理权利都得不到法律的保护。这种原始的、野蛮的资本主义必然引起强大的社会反弹，于是，工人运动和射秽主义运动蓬勃发展起来。1871年，对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而言，是石破天惊的、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的壹年，这壹年，巴黎工人建立了巴黎公社——这是经典意义上的无产阶级革命，是无产阶级第壹次试图从整体上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国家的首次实践。资产阶级虽然残酷镇压了巴黎公社，但也从其自私、偏狭、粗野、浑浑噩噩的状态中惊醒过来。首先，从纯粹“经济人”和“经济理性”角度出发，资产阶级看到了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不仅给整个社会和民族带来灾难，也给资产阶级造成巨大的损失——付出这样高的“成本”和代价，对于资产阶级是划不来的，如果能够实行壹种缓和阶级矛盾、避免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的温和的统治，在经济上是划算的；对无产阶级做出壹些让步，近看是损失，远看则符合资产阶级的长远利益。其次，资产阶级看到了无产阶级追求人权、尊严、自由和民主的强烈的要求和强大的决心、勇气、毅力和牺牲精神，他们因为害怕遭到无产阶级的反抗和报复，而不得不确认无产阶级作为人、作为劳动者所应享有的基本经济权利、政治权利、社会权利和文化权利。



二、资本主义的四次大调整



1、第壹次大调整

1871年以后，资产阶级進入第壹个历史调整时期，在这壹时间，普选权得到進壹步落实；各国都通过了关于工会的立法，确认了工人结社的权利，确认了工会和工人阶级政党的合法地位；到20世纪初，各国先后通过了有关劳动的立法，初步建立了集体谈判、集体合同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

2、第二次大调整

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進入壹个前所未有的萧条时期，工厂大量倒闭，工人大规模失业，物价飞涨，通货膨胀，工人运动又走向壹个新的高潮，法西斯主义也乘机崛起，资本主义制度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为拯救这壹危机，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系统地提出了壹套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否定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关于供给本身能够创造充分需求、市场机制本身能够保证充分就业的理论，主张在市场之外由国家来干预市场以创造和扩大有效需求、增强消费和投资取向，以此来实现充分就业和经济的稳定发展；国家干预经济不是国家接管和直接代替市场，而是通过壹些间接的方法如税收政策、货币政策、利率政策、公共工程和公共支出等经济杠杆，来调控市场。美国的罗斯福总统率先采用了凯恩斯主义，实施“新政”，使资本主义進入第二个历史调整时期。这次调整，使资本主义得以渡过30年代的经济危机，并为战胜德、意、日法西斯主义奠定了经济基础。

3、第三次大调整

二战以后，各资本主义国家在继续实施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同时，吸收福利经济学、社会市场经济理论、人力资本理论、二元经济论等其他经济学理论，对工人运动和射秽主义运动作了更大的让步，使资本主义進入第三个历史调整时期，不仅继续在宏观层次上对资本主义经济加以调整，而且开始在中观和微观层次上对资本主义加以多层次、全方位的调整：

（1）宏观层次上的调整

壹是国家利用计划、税收、货币、利率等经济杠杆和法律手段，限制资本主义的过度垄断、过度竞争，在壹定程度上消除了“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之间的矛盾以及“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使战后避免了像30年代那样世界性的经济大危机。

二是国家不仅通过税收掌握了相当部分的国民收入，而且直接掌握了壹定资本和生产领域（壹般占国民经济的10～20%），控制了重要能源、交通、通讯、国防、航天、高科技等公共安全、公共福利和公共服务产业以及适合于由国家实行“自然垄断”的产业，由此加强了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弥补了市场的不足和缺陷。

三是国家通过税收政策，掌握了40%以上的国民财富用于進行第二次分配，建立了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等方面的劳动保险制度，建立了最低工资和最低收入保障制度，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公民“从摇篮到坟墓”都得到了社会保障。

四是普遍建立了政府、劳方和资方的三方协商机制，即由政府、劳方和资方共同建立壹个机构，就重要的经济和社会问题進行协商并做出决定或协议，这壹机构壹般称之为“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经济和社会理事会”等。

（2）中观层次上的调整

主要指劳资双方在产业或行业壹级举行集体谈判，签订集体合同。在西方国家中，除美国以企业级谈判为主，瑞典等国以中央级谈判为主，大部分国家均以产业级、行业级集体谈判为主，中央级谈判以此级谈判为基础，企业级谈判也以此级谈判为最低标准。谈判内容涉及工资、工时、休假、请假、解雇、学徒、福利、职业培训、劳动安全和卫生、劳动保险、社会保险等各个方面。

（3）微观层次的调整

壹是企业级集体谈判，指以企业工会为壹方、以企业雇主为另壹方就工资、工时、劳动条件、福利等等涉及劳动者合法权益的问题進行集体谈判，签订集体合同；这种谈判在美国是集体谈判的主要形式，在其他各国也是中央级或产业级集体谈判的重要补充。

二是工人参与管理和劳资共决，二战以后，工人参与管理已成为壹股世界浪潮，成为西方国家企业管理的主流，各国涌现出五光十色的工人参与企业管理的形式，其中以德国“劳资共决制度”最为著名，也最有成效；与劳资集体谈判不同，劳资共决制不限于职工劳动权益，而進壹步扩展到职工对企业的民主管理权利和企业利润的分配权，企业重大生产经营问题，都由劳资双方共同决定，企业成为劳资双方的利益共同体。

三是股权多元化和职工持股，前者是指本世纪以来，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成为壹种主要的企业组织形式，传统的家族企业大部分都成为产权多元化的股份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向全社会开放，任何人都可以购置其股票；后者是指企业内部职工拥有企业的部分股权，这部分股权与其劳动者身份是统壹的，不能随意转让，更不能上市交易。职工持股运动最先是由美国经济学家、投资银行家路易斯•凯尔索倡导和推动的，其理论基础是“二元经济论”，认为资本与劳动是创造财富的两个基本要素，在正常经济运行过程中，任何人不仅可通过他们的劳动获得收入，而且还应通过资本获得收入，经济制度的设计应当既能够促進经济增长又能达到社会公平，使每个人都能同时获得两种收入。与集体谈判和劳资共决不同，职工持股已是资本主义在产权层次上的调整和改革。如果说集体谈判主要涉及工人的劳动者权益，劳资共决是工人以劳动者集体的身份分享资本权力和利润，那麽，职工持股则是工人、劳动者直接以所有者身份、以个人身份分割和享有资本的权利，资本主义的调整由劳动环节转入管理分配环节，再由管理分配环节转入产权环节。

四是企业的法人化和公众化，由于集体协商和劳资共决的不断完善、企业股权的日益多元化和内部职工化，由于养老基金等法人资本日益進入企业和法人企业之间的交叉持股，由于消费者权益和消费者主权的确立，由于社会和公众对企业外部影响的强有力的制约，资本主义企业日益成为法人企业和公众企业，传统物质资本家对企业的决策权力越来越被削弱，企业董事会越来越成为股东代表、雇员代表、消费者代表、联营公司代表和公众代表的“共决机构”；企业不仅是“自由的”，而且成为“民主的”；企业经营由单纯的利润目标向利润目标和社会目标的结合转化。虽然利润的绝对量还在不断增长，但利润在各个当事人之间的分配则日益趋向于公平和合理.

4、第四次大调整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初步進入信息服务社会，到90年代，西方社会已初步迈入信息服务社会的高级阶段——知识社会，资本主义也由物质资本主义阶段转入人力资本主义阶段。如果说，凯尔索的职工持股计划仍然是以假定物质资本占主导地位为前提的话，那麽在现代新兴的高科技企业中，智力劳动者则直接以人力资本分享和拥有企业股权。例如，微软公司已培养出3000名百万富翁，这些人当初并没有对公司投入什么物质资本，但他们成了真正的资本家——人力资本家、知识资本家。壹种新的资本和企业产权构成方式应运而生，物质资本在其中已不占主导地位，与此同时，传统经济学和会计核算方式已经过时，壹种以对人力资本、知识资本、无形资本价值的确认和评估为主的新型经济学和会计核算方式将取而代之。资本主义已進入第四个历史调整时期，这壹调整将在前三次调整的基础上，使资本主义更为合理化。

20世纪初期，列宁断言帝国主义是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这壹预言已经落空。事实证明，资本主义具有极强的应付挑战和自我调整的能力，因而也具有极为强劲的生命力。这是好事，不是坏事，因为壹种缺乏应战能力和自我调整能力的制度（如苏联模式的射秽主义制度），往往不仅给它本身，而且给生活于其中的人民大众带来可怕的灾难。



射秽主义的历史演变



与资本主义壹样，射秽主义也经历了壹个历史演变过程。恩格斯说，由于有了马克屎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由于找到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壹具体道路，射秽主义便从空想变成了科学。后人根据恩格斯这壹论述，把马克屎、恩格斯的射秽主义称之为“科学射秽主义”，以区别于在他们之前的“空想射秽主义”和在他们之后的“民主射秽主义”，而在整个20世纪，科学射秽主义与民主射秽主义之间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斗争，构成世界工人运动和射秽主义运动内部的主要矛盾——前者指责后者背叛了马克屎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和涂脂抹粉的、改头换面的资本主义，后者指责前者抛弃了马克屎的人道主义和自由民主理想，成了反社会的国家主义和极权主义。



壹、马克屎对空想射秽主义的改造



空想射秽主义，又称乌托邦射秽主义，是射秽主义最初的、粗糙的形态，表达了早期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的抗议和对理想社会的向往。马克屎对它進行了三个方面的重大改造：

1、赋予射秽主义以壹种新的哲学基础

正如资产阶级思想家壹般以人的自然权利或抽象的人性来否定封建专制制度壹样，空想射秽主义也是以人的自然权利或抽象的人性来否定资本主义制度，两者具有同样的思想基础和思维逻辑，只不过对自然权利和人性的解释不同而已——前者把生命、财产和自由等个体性价值取向摆在首位，而后者则把平等、团结、公共利益等群体性价值取向摆在首位。

马克屎则摒弃了这种自然主义的或唯心主义的抽象思维方式，而确立了壹种历史主义的思维方式，他在壹种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的具体历史关系中来把握人性、人的权利和社会制度的历史演变，根据对人类基本生存方式（物资生产劳动）和对人类的生存基础（生产方式、经济基础）的静态的和动态的分析，找出壹种决定人类历史发展的终极力量（生产力），找出了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由此把人类历史划分为“原始社会——古代社会和亚细亚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射秽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五个历史阶段，或“人的依赖关系——建立在物的依赖关系上的人的独立性——自由个性”三个历史阶段，或“人类史前史——真正人的历史”两个历史阶段。射秽主义因此而获得壹种宏大的历史哲学背景。马克屎由此抛弃了空想射秽主义中的平均主义、禁欲主义成分，而把射秽主义建立在物质文明和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之上，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充分发展和其获得的伟大历史成就的基础之上。

2、为射秽主义提供实证经济分析依据

空想射秽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停留在经验描述的层次上，它们历数资本主义社会各种黑暗、荒谬、丑恶的现象，而不能進壹步分析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而马克屎则把毕生精力用于《资本论》的创作，旨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的性质和规律，他终于发现了资本主义的本质，那就是无限制地追求利润，而利润实质上是对工人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由此，马克屎发现了生产力的发展（表现为生产的社会化和科学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以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根本矛盾，正是这两个矛盾，将导致资本主义的覆灭。

3、寻找消灭资本主义和建立射秽主义的具体道路

空想射秽主义停留在对资本主义的愤怒诅咒和对理想社会的道德诉求上。他们认为工人阶级只是壹个受苦受难的阶级，无力解放自己，只能等待别人的拯救，他们找不到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主体和具体途径。马克屎则不仅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和无产阶级的真实地位，使无产阶级获得明确的阶级意识，由壹个“自在的阶级”变为壹个“自为的阶级”，同时，马克屎还指出，无产阶级因为代表社会化大生产，代表先進的生产力，是壹个有远大前途和肩负世界历史使命的阶级，能够成为当之无愧的革命主体。马克屎认为，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是消灭资本主义和建立射秽主义的必经之路。马克屎的射秽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与其同时代的无产阶级的历史发展水平、利益、愿望和理想，壹度受到欧洲各国无产阶级的欢迎。



二、科学射秽主义的两重性



有了100多年的“历史纵深”，站在今天的历史高点返观马克屎的射秽主义，我们不得不说，马克屎只是完成了射秽主义科学化的第壹步，而没有终结其科学化的全部历程；马克屎的射秽主义思想中既有宝贵的科学成分和恒久价值成分，也有空想的和乌托邦的成分，有其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有其只适合于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暂时的并被以后的历史发展证明为已经过时的层面和成分。

1、马克屎射秽主义思想中具有永恒价值的方面

人类历史上，有些伟大的导师，今天以至未来的人类都要反复聆听他们从遥远的历史深处发出的教诲：老子、孔子、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耶稣•基督、穆哈默德、释迦牟尼……就是这样的人物，马克屎无疑应列入这些伟大导师之列。马克屎继承了欧洲伟大的科学传统和人道主义传统，创立了壹种宏大的历史哲学，从这种哲学出发，他为人类展现了壹个理想的社会和未来真正人的历史，在那里，劳动、创造成为生命的第壹需要，人的天赋和本质力量的发挥以及个性的自由发展，成为目的本身；人类与自然的矛盾、个体与类的矛盾、人与人的矛盾、存在与本质的矛盾、对象化与自我确证的矛盾、必然与自由的矛盾，得到真正的解决。不论这种理想社会在名称上是叫做“射秽主义”、“共产主义”，还是叫做别的什么，都是我们人类应当追求的目标。马克屎射秽主义思想中这壹超越的层面，像壹面永远激励和鼓舞人们追求幸福、自由、公正和人道的光辉旗帜。

2、马克屎射秽主义思想中空想的和过时的方面

马克屎处在工业经济和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无论是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还是作为其否定面和对立面的无产阶级，都处在不成熟的、不发达的历史阶段，因此，马克屎的射秽主义思想不仅要受到它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局限，而且也要受到整个社会、整个文明、整个时代的局限。显而易见，当马克屎从价值层面進入操作层面、从理想层面進入现实层面时，他的思想不能不带有他那个时代特有的弱点。

（1）马克屎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没有充分考虑到其他生产要素如土地资源、资本、经营管理、科学技术在财富创造和价值增殖过程中的内在作用，而把价值和剩余价值全部归之于直接生产劳动者，这壹理论是以科学和客观的面貌出现的，但实际上其中包含了强烈的主观倾向性，表现了当时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愤慨、仇恨和占有全部社会财富的强烈愿望。然而，愤慨是正当的，而仇恨则可能使自己失去理智；要求消灭剥削是正义的，而要求全部占有社会财富则是非历史的、不现实的，壹旦这壹要求得到实现，必然会取消其他生产要素的积极性，从而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于这壹点，无论是当时的无产阶级，还是马克屎本人，未必具有明确的自省意识。马克屎旗帜鲜明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把全部同情都倾注于无产阶级，因此，在他明确地表达无产阶级已经成熟的历史要求时，也不自觉地表达了无产阶级尚未成熟的、不现实的历史要求，与此同时，也过早地否定了资本主义的全部合理性。

（2）马克屎指望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来中断资本主义的历史進程，然后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来建立射秽主义制度，这壹设想也符合当时无产阶级不能继续忍受剥削和压迫的、解放自己的急迫要求，也是马克屎根据当时无产阶级的素质、能力和已经达到的历史高度和文明高度而设想出来的壹条具体途径，这壹途径固然比空想射秽主义实际得多，但依然带有无产阶级的历史局限性。因为无产阶级当时的素质和能力不足以从资本主义内部、从经济领域内部逐步地改造资本主义，而只能通过社会革命这壹集体的、整体的政治行动来从外部全盘推翻资本主义并代之以壹种“共有制”形式的射秽主义。这种解放和替代方式如果要获得成功的话，必须具备两个极为重要的前提，即无产者都具有直接管理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素质和能力，同时又都具有大公无私的道德品质。然而，无产阶级并不具有这两个条件。既然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在无产阶级较低的素质和能力以及对自己道德水准的主观自信和道德力量的夸大的基础之上，那麽可以说，这个理论也就带有浓厚的幻想和空想色彩。

（3）马克屎提出的对资本主义的现实替代方案是公有制（第壹阶段表现为国家所有制）和计划经济。但是，这种大壹统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式的射秽主义，只有在生产力和整个社会文明极度发达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而当早期工业经济和资本主义时代的无产阶级把它当作资本主义的替代模式——此时，无产阶级因为与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处于壹种外在对立状态，无法渗透和控制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于是便以壹种对立物取而代之，在无产阶级的主观意识中，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也是壹种完全异己的、对立的力量——付诸实施时，就必然堕入空想之中。



三、伯恩施坦对科学射秽主义的修正



伯恩施坦是马克屎、恩格斯的学生和恩格斯遗嘱的执行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重要领导人。恩格斯逝世以后，他开始全面批评和修正马克屎主义，同时也吸收了与马克屎、恩格斯展开激烈竞争的蒲鲁东、巴枯宁、拉萨尔等其他射秽主义思想家的重要理论成果，并于1899年发表了《射秽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提出了自己的射秽主义学说。

如何评价伯恩施坦的射秽主义思想，壹直是整个20世纪世界射秽主义运动争论的壹个问题。如果继续坚持共产国际当年的立场，那麽，伯恩施坦主义无疑是典型的修正主义，是对马克屎主义的背叛；从马克屎主义到伯恩施坦主义，再到20世纪各国社会民主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射秽主义，是壹个不断倒退和下滑的过程，最后终于与资本主义同流合污了。但是，如果我们承认社会民主主义壹直具有强大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并获得了资本主义国家大多数工人阶级选民的支持这壹事实，那麽伯恩施坦就会得到非常高的评价——他是整个20世纪蔚为壮观的、世界性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奠基人；他像马克屎恩格斯壹样开辟了射秽主义运动的壹个新的历史阶段。从这个角度看，从马克屎主义，到伯恩施坦主义，再到20世纪各国社会民主党的社会民主主义，就是壹个上升的过程，是射秽主义随着历史条件变化而不断发展的过程，这壹个过程既反映了也促進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阶级不断发展壮大、不断获得新的解放、其社会地位和历史地位不断得到提高的过程。

不错，伯恩施坦抛弃了马克屎射秽主义的许多具体结论，“降低”了射秽主义的目标，“缓和”了射秽主义的激進色彩，但也因此而使射秽主义更符合已经变化了的历史条件。这壹点已经被20世纪的历史所证明。今天，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继续鼓吹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所有制和计划经济的人，基本上已经绝迹了。可以说，伯恩施坦并没有抛弃马克屎射秽主义思想中精华的、具有深远历史价值的成分，毋宁说，社会民主主义把马克屎射秽主义作为壹个重要的思想来源和历史环节扬弃地包含于自身之中了。



四、社会民主主义的基本主张和纲领



伯恩施坦虽然已明确地把自己的学说称之为“民主的射秽主义”，但各国社会民主党并未采用这壹叫法，还依然采用“社会民主主义”的叫法。在伯恩施坦主义的影响和“射秽主义工人国际”的指导下，各国社会民主党大力开展议会斗争，在20世纪20年代资本主义恢复和稳定发展阶段，社会民主主义也有很大发展，英国、德国、法国、瑞典、挪威等国的11个社会民主党、工党先后参政和独立执政，通过立法和政府行为，改善工人阶级的劳动条件和经济条件，在劳动立法、社会保障、国民收入再分配等方面取得了壹系列成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获得执政地位的英国工党最先倡导恢复社会党的国际组织。1951年，在法兰克福召开了第八次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成立了“社会党国际”，通过了《民主射秽主义的目标和任务》的决议即《法兰克福声明》，正式用“民主射秽主义”来概括各国社会党的目标、任务、理论和政策。此后，民主射秽主义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在西欧24个国家中，有28个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和工党，拥有2000多万党员和2亿多选民（占西欧各国选民的半数以上），拥有5000万工会会员（占西欧工会会员的70％以上），大多数社会党在议会中居于第壹、二位，已成为西欧主要的执政党、参政党和反对党；在英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党长期或轮流执政。在美洲、亚洲、大洋洲、非洲，民主射秽主义的势力也在迅速发展。

现以《法兰克福声明》为蓝本，参考近几十年来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射秽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将其要点介绍如下：

1、关于民主射秽主义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

社会民主主义壹般承认马克屎主义（主要指马克屎的历史和社会学说、马克屎分析社会的方法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其思想来源之壹，但只要社会党人的共同目标是建立壹个“社会公平合理、生活美好、自由与世界和平的制度”，他们的信仰也可以建立在宗教原则和人道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因此，基督教伦理学、法国革命的人权宣言、康德的伦理与启蒙思想、黑格尔的辩证历史哲学、伯恩施坦的批判的马克屎主义，都是民主射秽主义的思想来源。社会党是壹个思想和信仰自由的党，不把任何壹种学说宣布为绝对真理；社会党的指导思想是多元的，而不是壹元化的、要求全体党员无条件地信仰的某种意识形态。

2、关于射秽主义的基本含义和基本价值

（1）射秽主义作为壹个反抗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各种弊害的运动而产生于欧洲，最初是受资本主义痛苦最深的雇佣劳动者的运动，后来，越来越多的公民都开始认识到射秽主义是掌握着他们未来命运的锁钥。射秽主义向所有相信人与人之间的剥削必须予以消灭的人们发出呼吁。

（2）射秽主义的目的，是要把人们从占有和控制生产资料的少数人的控制中解放出来，把经济权利交给全体人民，创造壹个自由人能以平等地位从事共同工作的社会，壹个每个人得以发展自己的个性并作为公共生活中服务性的壹员负责地参加人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社会，壹个消灭了剥削的无阶级的社会。

（3）射秽主义的基本价值是自由、公正和互助。自由意味着摆脱任何有损于人的尊严的依赖关系，自由地发展自己的个性；公正是通过在社会中给每个个人提供同样权利和均等的生存机会，而实现著每个人的自由；互助是指作为自由平等的人，只有在彼此间负有责任并相互帮助的情况下，才能友爱地相处。

（4）射秽主义是介于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即苏联模式的射秽主义）之间的第三种势力或第三条道路，它与共产主义有本质的区别。共产主义歪曲了射秽主义的传统，阉割了马克屎主义的批判精神，在它取得政权的地方，建立壹党独裁，破坏自由和获得自由的机会，把它的统治建立在军事官僚、警察恐怖和强迫劳动的基础之上，并造成财富和权利上的悬殊，从而形成壹个新的阶级社会。

（５）射秽主义是壹项持久的任务。民主射秽主义不许诺壹个人间天堂来解决人类面临的所有问题，也不是壹个新的社会制度的尽善尽美的计划；它更多地是通过争取并捍卫自由、公正、相助，同时本身在自由、公正、相助中经受检验而实现自身。

3、关于射秽主义的政治民主

社会党人的奋斗目标，是以民主方法建立壹个自由的新社会；射秽主义只有通过民主才能完成，而民主也只有通过射秽主义才能充分实现；射秽主义是最高形式的民主主义。

（1）民主射秽主义反对暴力革命，而主张在资本主义议会民主制的基础上，通过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進行改良而建立壹个新的社会。

（2）民主射秽主义主张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不仅尊重资本主义范围内的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而且在社会民主党执政、民主射秽主义取得优势的情况下，继续保持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

（3）民主射秽主义反对壹切形式的阶级专政和实行专政的阶级，因为任何壹种阶级专政，包括无产阶级专政，都将导致国家或权力机关的膨胀和极权主义统治的危险。

4、关于射秽主义的经济民主

（1）射秽主义谋求建立壹种公共利益优先于私人利益的制度来取代资本主义

（2）民主射秽主义实行公有企业、私人企业等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混合经济”体制。公有制不等于国有制，可同时采用把私有企业国有化、创立新的公共企业、市有和地方性企业，或消费合作社、生产合作社等多种形式。在重要和广泛的生产范围内，例如在农业、手工业、零售商业和中小型工业，都可以有私有制存在。

（3）民主射秽主义主张实行国家计划和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在私有企业之间、公有企业之间、公有企业与私有企业之间，应该有广泛的竞争，同时，通过国家计划和国家干预来克服市场经济的消极方面。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哥德斯堡纲领》说得最明白：“社会民主党赞成在凡是真正存在着竞争的地方实行自由市场经济，而在凡是市场受到个别人或集团控制的地方则需要采取各种措施，以维护经济领域的自由”；“只要有可能就实行市场竞争，只要有需要就实行计划。”

（4）无论在公有企业，还是在私有企业，都要实行广泛的经济民主，让所有的工人都参与决定，不仅在就业问题和企业日常生活方面享有参与决定的权利，而且在对企业领导机构的任命和监督方面与资方享有平等的权利。

5、关于射秽主义的社会民主和文化進步

（1）在全社会范围内公平地分配生产成果和国民财富，建立普遍的社会福利，保证所有人工作的权利，休息的权利，享受医疗保险和生活福利的权利，因年老、残废与失业而不能工作的公民有获得经济保障的权利，儿童有享受福利照顾的权利，青年依照其才能而受教育的权利，适当的住屋的权利等等。

（2）取消性别之间、社会集团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种族集团之间的所有法律上、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歧视。

（3）解放和发展人类个性和道德上的价值，为意识到自己责任的人们精神的发展和在文化方面发展完整的人格打开道路，提高人们的文化水平和鼓励人类的创造愿望。

6、关于社会党的性质、阶级基础和组织结构

（1）社会党认为，随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对抗的缓和，随着中间阶层人数的增多，射秽主义政党的社会基础不应局限于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而应向壹切反对资本主义的公民开放；社会党已由工人阶级政党，变为“人民党”、“全民党”，变成壹个以工人为主体或者工人占壹定比重的群众性的各阶级联盟性质的政党，职员、公务员、农民、手艺人、零售商、知识分子等壹切中间阶层都是社会民主党的社会基础。

（2）社会党是无条件地实行民主原则的党，不仅是思想上高度自由的党，而且是组织上高度自由的党。社会党坚决反对民主集中制，主张党内少数派有存在并转变为多数派的权利，主张每个党员有以其本来面目存在于党内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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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民主射秽主义的危机和误区



1、民主射秽主义的危机

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凯恩斯主义的失灵，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力量再度崛起，以及苏联模式射秽主义向资本主义的剧变，使西欧民主射秽主义壹时陷入低潮，处于守势，许多社会党失去了执政地位。正如皮尔森所言：“在战后的初始阶段，甚至右翼政党也不得不在社会民主主义者限定的框架内活动，而现在形势反转过来，执政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府也不得不追求新自由主义政策了。”民主射秽主义本身陷入了国有化、福利国家、经济滞胀、生态问题等诸种危机之中。

2、民主射秽主义的误区

导致民主射秽主义上述危机的原因，除了与资本主义、苏联模式射秽主义（共产主义）面临同样的客观原因（如世界人口的剧增、生态环境的恶化、南北差距的增大以及工业经济本身的局限性），民主射秽主义自身也陷入了某些思想和政策误区，举其要者有：重政治民主，轻经济自由；重宏观调控，轻微观改造；重分配领域的改革，轻所有制的改革；重就业、福利和经济增长，轻生活质量和生活。

这就可以较好地解释，为什么社会民主党执政的福利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会失去后劲，为什么在经济高速增长时，社会民主党能赢得较多的选票，而在经济衰退时，广大选民，包括工人阶级，就会抛弃以至反对社会民主党，并转而支持资产阶级政党。今天，我们不能说民主射秽主义已经破产和失败了，事实上，它仍然拥有普遍的和强大的社会基础，但是，民主射秽主义如果不从上述误区中走出来，如果不重新检讨自己的纲领、目标和政策，如果不把自己建立在壹种已经变化了的历史基础上，如果不适应工业经济向信息知识经济、体力劳动向脑力劳动、物质资本主义向人力资本主义、狭隘的少数人的资本主义向普遍的多数人的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向中产阶级转化这壹伟大的历史潮流，那麽，民主射秽主义被抛弃和淘汰的命运也同样是不可避免的。



六、市场射秽主义



民主射秽主义的诸种误区可以归结为壹个总的误区，那就是它没有建立壹个微观的经济基础和所有制结构，壹种既与自由市场经济相融又保证高度的社会公平的经济制度。从民主射秽主义的实践经验来看，仅仅通过国有化、国家干预和社会再分配（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这些宏观改革，是不可能建立这样壹种制度的。必须進行企业产权和资本结构的微观改革。“市场射秽主义”可以看作是这壹改革的壹种设想和最初的努力。

1、市场射秽主义的基本含义

所谓市场射秽主义，如克•皮尔森所言，是“把经济的社会所有制原则与继续通过市场机制配置商品（包括劳动）的做法结合起来的壹种经济和社会制度。”它的两个基本环节就是市场和社会所有制。

（1）市场。对于市场射秽主义来说，市场不仅是射秽主义取得更大经济效率的手段，而且也是达到更大程度的个人自由、社会民主和提高社会公正的途径。取消市场竞争，不仅将降低经济效率，而且也无法达到社会公正。在市场射秽主义的经济模式中，市场是主要的调节机制，而中央计划将受到严格的限制。

（2）社会所有制。这是壹种与市场内在贯通、衔接的所有制形式，它壹方面与传统的私有制是对立的，另壹方面又与国家所有制是对立的，因此，它处在壹个广阔的社会平台上，处于个人与国家之间的中间层次，是壹种“联合起来的个人所有制”即法人—社团所有制，国家所有制将受到严格的限制。

2、市场射秽主义的思想和经验来源

（1）马克屎的社会个人所有制思想。马克屎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所有制作为射秽主义的初级形式，他认为随着国家的消亡，直接的社会所有制将取而代之。按照马克屎的辩证逻辑，这种直接的社会所有制，同时也就是个人所有制（即“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因为社会不是与所有个人抽象地对立的独立实体，它本身不过是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自由共同体。

（2）兰格的竞争射秽主义

20世纪30年代，针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对射秽主义的计划可行性和资源配置的有效性的否定，波兰经济学家兰格提出了壹种竞争的或模拟资本主义的射秽主义模式。他认为，可以在公有制基础上模拟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下完全竞争市场来合理配置资源，其具体方案是：工资和消费品的价格由市场决定，投资率和积累率由中央计划机关确定，工业品价格则由壹种从中央计划机关到企业反复摸索估计的“试错法”程序来决定。兰格首次确认射秽主义与市场的壹致性和两者结合的可行性，是射秽主义思想的壹大突破。

（3）南斯拉夫的自治射秽主义

南斯拉夫是第壹个摆脱苏联控制而主动探索射秽主义道路的射秽主义国家。南斯拉夫试图依据的是马克屎的社会所有制思想，建立壹种不同于国家所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射秽主义模式，这壹模式的基本要点是社会共同所有制、工人自治和社会计划指导下的市场经济。不过，南斯拉夫也出现了经济增长放慢、工资和物价交替上升、失业和通货膨胀率升高、外债负担沈重和工人大量外流，自治射秽主义模式因此也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可以说，自治射秽主义在相对消除了资本主义和苏联模式射秽主义的弊端（两极分化和国家统制主义），同时也把两者的弊端集于壹身了（无政府状态和产权不明）。

（4）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

二战以后，联邦德国卓有成效地实行了壹种“社会市场经济”即把自由市场原则和社会均衡原则结合起来的经济模式。社会市场经济被认为是介于极权主义经济（纳粹主义强制经济和苏联模式的射秽主义经济）与放任自流的自由主义经济之间的“第三条道路”，是射秽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间的综合。它试图在竞争经济的基础上，把自由首创精神同恰恰是由于市场经济成就才得到保障的社会進步结合起来，具体表现在两个层面：在企业和市场层面，把经济自由与经济民主结合起来；在社会和国家层面，通过政府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来保障自由竞争基础上的社会保障和社会公正。

（5）资本主义国家历史悠久的合作经济

在资本主义国家，合作社已有悠久的历史，其源头可追溯到19世纪初期英国的欧文和法国的付立叶等人的射秽主义实验。与南斯拉夫的自治射秽主义和劳动管理型经济不同的是，合作社不是在壹种社会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是在资本主义的宏观环境中由工人、劳动者通过互助合作的方式建立起来的，是壹种反抗资本主义的自发群众运动。合作经济在欧洲经济领域中虽然只占产业活动的壹小部分，并总的来说处于某种边缘状态，但壹直在顽强地生存和发展着。

3、市场射秽主义的基本问题

市场射秽主义的关键问题是如何解决社会所有制和市场经济的结合。争论的焦点是，所谓社会所有制，是否认个人所有制的共有制，还是承认个人所有制的联合所有制？是全体公民的整体、统壹的所有制，还是作为不同公民之间的合作的分散的、团体的所有制？第壹种思路是南斯拉夫自治射秽主义的继续，而第二种思路是资本主义国家传统的合作制的继续。第壹种市场射秽主义模式否定工人的个人所有，工人只有对社会所有的生产资料的经营使用权和收益权。但是，正如我们从南斯拉夫所看到的，社会所有制很难和国家所有制划清界限，因为总得有壹个机构来代表社会在不同企业之间分配生产资料，这个机构，不管是叫做“计划委员会”，还是叫做“国家银行”，都拥有对生产资料的壹种垄断权力，与市场经济所要求的资源在各个企业、各个地区、各个行业之间自由流动是矛盾的（只有壹个自由的资本市场才能做到这壹点）。所以这种经济与其叫做市场经济，不如叫做计划经济。另壹方面，这种模式不能防止各个工人团体从本位利益出发，对属于全社会的生产资料進行掠夺性经营，把本企业工人收入的最大化放在首位，而对社会所有的生产资料的量的增长和质的提高漠不关心，同时，在工人团体内部，也不能防止平均主义、“搭便车”和“吃免费午餐”的现象，不能防止没有上進心、责任感和能力较弱的工人以民主的多数票剥削那些有上進心、责任感和能力较强的工人。第二种市场射秽主义模式则没有否认资本的个人所有权，只不过把资本雇佣劳动转变为劳动雇佣资本了。但这种模式仍然太多地局限在传统的合作社范围内，解决不了企业的融资能力问题、规模经营问题、劳动力自由流动问题等市场经济中必然发生的问题。第壹种模式实际上已被历史经验所证伪。因此，出路在于改造第二种模式。



七、苏联模式射秽主义：射秽主义在不发达国家的异化和畸变



1、苏联模式射秽主义是马克屎模式在不发达国家的实践

马克屎的“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所有制—计划经济”模式，作为其射秽主义思想的工具和手段层面的东西，是在资本主义早期发展阶段提出的，反映了仍处在早期发展阶段的工人阶级的利益、愿望和要求，是射秽主义的初级的、粗糙的形式和低级阶段，是工人阶级处在不发达阶段所能设想出来的对资本主义的替代物，这壹模式在1871年巴黎公社短暂的实践后，随着工人阶级的发展、成长和壮大，逐渐被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和射秽主义运动所抛弃。但是，这壹模式却对资本主义不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具有某种天然的适用性——这些国家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在其资本主义早期发展阶段陷入内忧外患之中，以至传统的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已经瘫痪了，而新兴的资产阶级由于力量太弱还没有形成统治能力，于是，这些国家的城乡无产阶级被推到历史的前台，成为经济、政治和社会变革的主导力量。

问题的关键在于，在俄国等经济文化落后以及工人阶级本身很不发达的国家的射秽主义实践中，马克屎射秽主义模式中所包含的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文明成果这壹前提和内核被中断、否定和抛弃了，直接用暴力革命和专政的方式把壹种反资本主义的国家所有制和计划经济强加于整个社会的结果，就是把在马克屎那里只是工具、手段和过渡形式的“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所有制—计划经济”模式，变成了所谓工人阶级先锋队对整个社会的长期专政，变成了共产党对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全面垄断和控制，变成了与纳粹极权主义异曲同工的共产极权主义。

2、苏联模式射秽主义是不发达国家开创的壹条企图通过非资本主义方式完成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它不仅是国内阶级矛盾激化的产物，而且是国际矛盾、民族矛盾激化的产物，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

本来，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以后，并非壹定要实现国家所有制和计划经济，实际上，布哈林壹派就主张长期实行新经济政策，国家只通过经济杠杆引导私有经济和平长入射秽主义，而不是通过政治暴力强制推行集体化、国有制和计划经济。但是，这条道路对于处于资本主义世界包围和威胁之下而急于完成工业化和现代化、急于建设壹个强大国家的民族来说，确实是太漫长了。如果能够既避免剥削、贫富两极分化、压迫、奴役等种种传统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所具有的弊端，同时又迅速实现国家的富强和民主，这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无论如何也是壹种巨大的诱惑，能激起他们无限的希望、热情和奋斗精神。

事实上，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历史阶段，国家所有制和计划经济确实能够取得比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更为迅速、更为显眼的经济效率，能够在很短时间内取得令人目不暇接、惊叹不已的工业化成就，因为国家可以集中全国的资源、资金和人力来达到某些近期目标，就像在战争中，可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壹样。这样壹种集中的优势和爆发力，是资本主义所不具备的。然而，国家所有制和计划经济与工业化和工业经济在本质上又是对立的。所谓工业化和工业经济，是指工业成为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产业并渗透和控制其他的产业（农业、服务业）。与农业经济相比，工业经济具有如下特征：它不是生产和消费直接结合的经济，而是生产与消费分离的经济；它不是直接利用体力和手工工具進行生产的经济，而是通过机器体系这壹中介的“迂回的生产过程”；它不是利用简单的经验和技能進行生产的经济，而是科学技术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它不是停留在男耕女织这壹简单的分工状态的经济，而是要求大规模分工和专业化，并在此基础上达到壹种新的协作。很显然，这种生产只有在广泛的、发达的市场交换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这种市场交换又必须以生产要素的私有制作为前提，才会保持其秩序、效率和基本公平。这就是说，工业化、工业生产力和工业经济要求私有制和自由竞争市场，工业化的目标本质上只有通过资本主义这壹手段和途径才能达到。但是，在苏联模式的射秽主义社会里，工业化和现代化这壹目标却在本质上是与国家所有制、计划经济这壹手段和途径相矛盾的，壹旦这种射秽主义把工业生产力、科学技术、大规模分工和协作以及现代教育引入自己的内部，同时也就为自己准备了壹种否定的力量，这种力量终将从内部摧毁它的外壳。这就是说，正好是因为工业经济水平和工业化程度太低，才有可能实现这种射秽主义，而在工业经济得到充分发展的状况下，这种射秽主义就越来越失去其现实性了。

3、苏联模式射秽主义与发达国家射秽主义的本质区别

严格地说，苏联模式的射秽主义并不能叫做射秽主义，而只是射秽主义的极端、畸型和异化形态，这就正像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极端、畸型和异化形态壹样。因此西方世界通常把它称之为共产主义，与作为西方社会制度和发达国家正常组成部分的射秽主义作了明确的区分。

民主射秽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与苏联模式的射秽主义或共产主义几乎在壹切方面都是对立的：前者追求优良私有制和优良公有制的结合，后者追求权贵官僚集团所有制；前者实行社会市场经济，后者实行国家统制经济；前者实行宪政、民主、法治，后者实行极权、专制、权治；前者实行多党制、议会民主制、三权分立，后者实行壹党制、共产党专政、三权合壹；前者确保信仰、思想、言论自由，后者对所有人施行意识形态控制。幸运的是，在给人类造成巨大灾难之后，苏联模式射秽主义或共产主义已经土崩瓦解，目前仅在两三个国家茍延残喘而已。



八、欧洲共产主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射秽主义的支流



第二国际解体后，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左派纷纷独立出来，成立共产党，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倡导下，成立了共产国际，依然坚持“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所有制—计划经济”的观点。1956年苏共20大召开和共产党情报局解散，为各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1968年欧洲17国共产党支持“布拉格之春”并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的霸权主义行径，标志着“欧洲共产主义”独立自主路线的形成；1976年，欧洲共产党正式打出“欧洲共产主义”的旗帜，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理论和政策，至此，“欧洲共产主义”正式成为壹股独立的政治力量，到1986年，全世界有18个共产党奉行“欧洲共产主义”理论，其中，在西欧24个共产党中占14个，共拥有党员330万，约占资本主义世界共产党员总数的75％以上，占西欧共产党员总数90％以上，在西欧各国选民中，获得约10％的选票，在议会中拥有壹定数量的席位。

与欧洲的民主射秽主义把自己界定为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不同，欧洲共产主义则把自己界定为苏联模式射秽主义与民主射秽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欧洲共产主义的主要观点如下：

1、欧洲共产主义主张“独特的民主道路”

放弃暴力革命，通过和平民主途径实现射秽主义，当然也不排除以革命暴力压制反动派的政变；以结构改革的办法，改造和利用国家机器，而不是“打碎旧的国家机器”。

2、欧洲共产主义主张“民主的射秽主义模式”

放弃无产阶级专政，代之以以“劳动者政权”和“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由劳动力量和文化力量联盟所领导的新政权”；实行共产党起政治引导作用的“多党制联盟”，各政党可通过普选轮流执政。

3、欧洲共产主义的“新经济模式”

对主要的生产资料和大企业实行国有化，同时发展合作社所有制和市、省、地区所有制等社会所有制形式；允许私有制在壹定范围内存在和发展；多种所有制在壹定时期内继续并存，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逐步把私有制的各种形式过渡到单壹的射秽主义公有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实行经济民主计划，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把公有和私有企业的积极性结合起来，把国家、地方和企业的决策同劳动者的参与和监督结合起来。

4、欧洲共产主义的“新型群众性政党”理论

在指导思想上，不再沿用苏联式的“马克屎列宁主义”的提法，而改用“马克屎、恩格斯和列宁的伟大思想”等提法；对党的性质，不再提“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改为党是为实现射秽主义理想而奋斗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公民的“群众性组织”；党依然坚持民主集中制，但不再对国家、社会实行绝对领导，而是与向往射秽主义的不同政党和团体建立政治联盟。

从以上简略论述可知，“欧洲共产主义”在急剧地远离苏联模式射秽主义，而向民主射秽主义靠拢，甚至自称是壹种“民主的射秽主义”，表现出欧洲共产党人探索壹条适合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射秽主义道路的积极的努力。虽然在指导思想、最终目标、民主道路和党的性质等方面，欧洲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还存在壹些重大的区别，因此不能说欧洲共产主义已经融入了社会民主主义，但是，可以明显地看出两者融为壹体的趋势，在不远的将来，欧洲共产主义融入社会民主主义是大概率事件。



九、“老共产党”和“新共产党”的共产主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射秽主义的末流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有壹些坚持苏联模式射秽主义的老共产党，如葡萄牙共产党、希腊（国外）共产党、卢森堡共产党、爱尔兰共产党、丹麦共产党、美国共产党、奥地利共产党、加拿大共产党、新西兰共产党、西班牙人民共产党、马耳他共产党、土耳其共产党，共有党员35万人，拥有少量的选民和议会席位。这些共产党坚持马克屎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主张学习苏联经验，甚至以苏联为射秽主义的“活样板”。但在苏东剧变以来，这些共产党急剧地转向“欧洲共产主义”。

60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论战以来，先后从“老共产党”中分裂出来壹些“新共产党”，他们自称是“马列左派共产党”，只有几万名党员，没有多少群众基础。这些新党壹般把“马克屎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把中国革命道路当作革命的样板，并且“唯我独尊”、“唯我独革”，把其他共产党都看成是修正主义的党；在政治上推行壹条极左路线，盲目拒绝合法斗争、议会斗争，主张“通过暴力革命，武装起义，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组织上陷入宗派主义，壹般又分裂为好几个组织。80年代以来，这些新党大部分已名存实亡，幸存的几个新共产党则开始纠正左的错误，表现出向“欧洲共产主义”靠拢的趋势。

以上我们回顾了整个20世纪世界射秽主义发展变化的基本历程。总的来说，在整个世界经济政治体系中，尤其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民主射秽主义走的是壹条上升的路，苏联模式射秽主义（共产主义），虽然壹度在近半个地球上获得绝对的主宰地位，上升到辉煌的顶点，但终于在20世纪末走向全面的衰落和崩溃，而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种模式的射秽主义运动早在二战以后就开始了衰落的过程。从苏联、东欧的射秽主义急剧地转化为民主射秽主义，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极左的“新共产党”和“老共产党”急速地转向“欧洲共产主义”，而“欧洲共产主义”本身又急速地转向民主射秽主义这壹历史大趋势来看，21世纪的射秽主义，将主要是壹种民主的、市场的、自由的、人道的射秽主义，这是我们根据20世纪射秽主义的全部历史能够做出的壹种预言。



社会资本主义和资本射秽主义



20世纪是资本主义获得长足发展的世纪，是苏联模式射秽主义由诞生到鼎盛、由鼎盛到衰落的世纪，但同时也是民主射秽主义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世纪。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与射秽主义不是两败俱伤，而是同时得到发展；不是零和对局，而是双赢。

按照传统的射秽主义观念，无法解释这壹复杂的历史现实。这就迫使我们重新思考壹个根本的问题：什么是射秽主义？射秽主义的本质含义是什么？



壹、射秽主义的再定义



按照苏联模式的射秽主义观念，射秽主义是壹种全面批判和否定资本主义，主张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理论；是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无产阶级追求自身和全人类从资本主义制度下解放出来的运动；是人类历史上取代资本主义的壹种更高的社会制度和更高的历史阶段。如果按照这种说法，那麽，就无法解释为什么苏联模式射秽主义这种更先進的社会制度会失败和崩溃，而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民主射秽主义却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只有把苏联东欧剧变解释为暂时的失败，苏联模式射秽主义很快就会东山再起，只有把民主射秽主义排除在射秽主义之外而把它看作是资本主义的壹个变种，才能保持逻辑上的自圆其说。这是壹种极左派的解释，很难让俄罗斯和东欧各国已经唾弃了苏联模式射秽主义的人们相信，发达国家占全部选民壹半左右的民主射秽主义的追随者和拥护者，也不会接受这种解释。

有必要区分“社会的”（Social）和“射秽主义”（Socialism），正如有必要区分“个人的”（Individual）和“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壹样。所谓社会的，指人的本性中有社会的、合群的、合作的、互爱的、利他的壹面；所谓个人的，指人的本性中有独立的、自主的、排他的、利己的、自私的壹面。这是两个描述性的、中性的事实判断，而射秽主义和个人主义则是两个带有强烈倾向性的价值判断，是分别把“社会的”和“个人的”方面夸大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甚至是唯壹的、绝对的、普遍的东西，用其中壹个方面来概括整个人的全部本性而否认和贬低另壹个方面的地位和作用。

早期的资本主义，正好是壹种典型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这种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在带来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剥削、贫富两极分化等种种负面的和丑恶的现象，因此，必然引起强烈的反弹，也就是引起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受害者、“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处于弱势地位的阶级和阶层的愤怒、仇恨和反抗，但他们不可能用个人主义去对抗个人主义，用利己主义去对抗利己主义，而只能以个人主义的对立面——射秽主义这壹价值形态来表达自身的利益和要求。所以“射秽主义”壹词最早出现于19世纪30年代的法国，是合作主义者的创造物，尤其是在圣西门圈子中，被用作“个人主义”的反义词。于是，射秽主义作为壹种对资本主义的反抗、抗议，作为壹种“痛苦的呼声”和“愤怒的呐喊”，作为资本主义的壹种解毒剂出现了。对此，欧洲社会党国际的《法兰克福宣言》有比较准确的把握：“射秽主义作为壹种反抗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各种弊害的运动而产生于欧洲，最初是受资本主义痛苦最深的雇佣劳动者的运动。”

如果对射秽主义做这样壹种理解，那麽，射秽主义既可以以原始的、平均主义的、“粗陋的共产主义”的形态出现，也可以以“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所有制—计划经济”的形态出现，随着历史的進壹步发展，还可以“民主射秽主义”或者其他更多的形态出现；只要资本主义继续存在，射秽主义就是它的不可分割的伴生物和孪生兄弟，也是它的对立面和否定面。马克屎否定了“粗陋的共产主义”、“空想射秽主义”，创立了更为科学的射秽主义（他的壹派继承者称之为“科学射秽主义”）。但是，马克屎的射秽主义也不能说是最后和唯壹形态的射秽主义，在他之前、之外、之后，涌现出更多的射秽主义形态。可以说，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射秽主义。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越是走向极端，越是没有法律和道德的约束，越是野蛮和弱肉强食，射秽主义的反弹就越激烈，越倾向于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越倾向于采用集体至上、整体至上的“共产主义”形态；反之，资本主义越是温和、文明、合理，越是消除其“外部不经济”和顾及全社会的共同利益，越是克制其贪婪、疯狂的特点，射秽主义就越是会相应减弱其激進和猛烈的色彩，而倾向于用民主的合作方式来限制和引导资本主义，并相对承认个人主义的合理性。



二、资本主义与射秽主义的对立和互补



可以说，如果没有射秽主义的反弹、抗争和强有力的制约，资本主义早就已经被自己所带来的负面的、消极的以至罪恶的东西所摧毁了。正如射秽主义会发生自我异化，资本主义，如果不加限制的话，也必定会发生自我异化，也会造出壹种足以毁灭自身的异己力量。试想，壹个人对人像狼对狼壹样的社会，能维持多长时间呢？个人主义、利己主义走向极端，结果必定是整个社会（包括资本家本人）同归于尽。所以，资本主义为了使自己能够有序地、合理地、健康地、长期地发展下去，有时是被迫地，有时又会自愿地接受它的对立面即射秽主义的某些要求和原则，甚至从最深层的关系而言，资本主义内在地需要射秽主义，因为任何壹个个人的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社会环境，任何壹个个人都不能把自己的目的和要求强加于所有的人，只不过那个时代的人们还不能自觉地认识到个人与社会的深刻同壹性，还不能主动地追求人与人、个人与社会的统壹，因此，这种统壹只能以“资本主义”与“射秽主义”的外部对抗的、对立物互补的形式不自觉地表现出来。反过来说，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射秽主义运动如果要存在和发展下去的话，也不能采取壹种与资本主义、个人主义绝对对立的形态，不能要求立刻摧毁资本主义制度，因为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如同射秽主义壹样，也具有其深刻的历史合理性（包括经济合理性和道德合理性）；如果完全否弃资本主义，射秽主义本身并无独立接管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能力；因此，即算废止了资本主义而实行壹种射秽主义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射秽主义为了能够有效地管理整个经济和社会，又不得不把从前门赶出去的资本主义从后门放進来。

资本主义和射秽主义，是工业经济、市场经济得以长期有序发展而必须在同壹社会内部同时采用的两种方法、机制和制度，反过来说，资本主义和射秽主义也同时以工业经济和市场经济作为自己的基础：两者同时以生产力的高速增长和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作为主要目的，区别只在于实现这壹目的的手段和对所得结果的分配上。但是，正如资本主义不能在没有射秽主义的制约下单独获得长期发展壹样，射秽主义也不能离开与资本主义的共存关系单独成为壹个独立体系而获得长期的发展——固然，这种独立而大壹统的射秽主义能够在短时间内集中全社会的各种资源和力量加速工业化的進程并取得种种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由于它从根本上取消了全社会范围内每个个体的私人财产权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种种个体权利，窒息了作为社会发展源头活水的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由于它没有把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合理内核（个体权利、个人自由）包含于自身之中，因此，虽然它在时间和空间上与资本主义是平行的，但在社会制度的文明水准上和進步水平上，却要比把射秽主义的合理内核包含于自身之中的现代资本主义低壹个档次，这就决定了它在与资本主义的长期竞争过程中，终于因为缺乏持久的耐力和后劲而败下阵来。这就是苏联模式射秽主义衰败的根本原因。



三、资本主义与射秽主义的历史合题之壹：社会资本主义



20世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发展证明，资本主义已经把射秽主义的合理内核吸收進来了，从而形成了资本主义与射秽主义的第壹个历史合题——社会资本主义。这是壹种新的形态的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壹个更高的发展阶段，这种资本主义，与旧的、老式的、原始的、早期的、古典的资本主义相比，可以叫做新资本主义；与少数人掌握多数资本和财富的资本主义相比，可以叫做普遍的资本主义、人民资本主义、平等资本主义、民主资本主义（表现为无产阶级的有产化、职工持股等等）；与经营管理决策权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并单纯以利润为目标的资本主义相比，可以叫做公众资本主义（表现为劳资共决和雇员、顾客、消费者、社团代表進入公司董事会）；与个体资本家拥有全部所有权并承担无限责任的私人资本主义相比，可以叫做法人资本主义（表现为股权多元化、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有限责任制度和法人财产权的确立）；与物质资本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相比，可以叫做劳动资本主义、人力资本主义、文化资本主义（表现为智力劳动和知识成为最主要的资本）；与严重的两极分化和缺乏社会保障的资本主义相比，可以叫做福利资本主义（表现为完善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国家）；而作为壹个总的历史合题，可以准确地称之为社会资本主义。

社会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高级的和普遍的发展阶段，是资本和私人财产所有权向全体公民普及化的资本主义，但是，在现代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基础上，也正因为这种广泛的分化、多元化和个体化，才产生出资本和私人所有权的横向联合和社会化，如同普遍的分工产生普遍的协作壹样。比如，在微观层次，公司的法人财产权，不可能完全还原和分解为股东的私人所有权，因而在壹定范围内具有公有的性质；又如劳资共决和社会公众参与企业的管理，也是壹种社会化。在宏观层次，国家通过经济杠杆对市场的调节和国家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而依法干预、限制和惩戒企业不当的经营活动，国家通过再分配缩小贫富差距，以及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也具有射秽主义的性质。所有这些带有“射秽主义”特征的改革和调整，总体上是在强大的工人运动和射秽主义运动的压力下做出的，有些是由执政的社会民主党通过立法途径推行的，但也有壹些是资产阶级主动做出的让步，因为资产阶级从本身的长远利益出发，认识到紧张的劳资关系、频繁的罢工等对抗性的因素会带来巨大的损失，使“成本”剧增而利润减少，不如多做壹些让步，建立比较温和的以至和谐的劳资关系，反而能使经济稳定快速地增长，从“长时段”而言，会给资产阶级带来更多的利益。由此也可再次看出射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互补性。



四、资本主义与射秽主义的历史合题之二：资本射秽主义



从20世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射秽主义运动的历史来看，射秽主义已经把资本主义、个人主义的合理内核吸收進来了，从而形成了资本主义与射秽主义的第二个历史合题：资本射秽主义。这种新的形态的射秽主义，是射秽主义的壹个更高的发展阶段。这种射秽主义，与旧的、老式的、原始的、古典的、早期的射秽主义相比，可以称之为新射秽主义；与极权的、专制的射秽主义相比，可以称之为社会民主主义、宪政射秽主义、民主射秽主义（表现为否定无产阶级专政而主张多党制和议会民主制）；与否定市场经济的计划射秽主义相比，可以称之为市场射秽主义、竞争射秽主义（表现为承认市场调节经济的主导作用）；与实行大壹统的公有制为主的国家射秽主义相比，可以称之为多元射秽主义、民间射秽主义（表现为各种形式的民营公有制和各种形式的私有制并存和交错的混合经济体制）；与政企不分的统制射秽主义相比，可以称之为自治射秽主义（表现为工人参与管理）；与限制以至取消公民的基本权利、人权和自由的兵营式射秽主义相比，可以称之为自由射秽主义、人道射秽主义（表现为承认和发展资本主义社会已经确立的所有公民权利）；与激進的、上帝创世式的乌托邦射秽主义相比，可以称之为现实的射秽主义、可行的射秽主义（表现为否定暴力革命和国家对经济的整体改造，而主张以经济制度本身的自然演進为主，以国家调控和引导为辅）；而作为壹个总的历史合题，则可以准确地称之为资本射秽主义。

与苏联模式的射秽主义不同，资本射秽主义是壹种把资本主义的合理内核包含于自身之中的射秽主义，所以表面上看起来，这是传统射秽主义在原则上的大退却，是壹种极为温和的、极为低调的射秽主义，甚至于是对资本主义的投降，但实际上，这是射秽主义从天上降到了地上，然后脚踏实地地开始了它的上升和发展的过程。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长期斗争中开始认识到，私有制、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并不是自己的天敌，相反，通过阶级联合的政治行动，通过加强集体谈判的力量和提高自身的人力资本，无产阶级和劳动者可以分享到资本的利润并且直接转化为有产者，在此基础上锻炼和提高自己管理经济和社会的能力，否则，即算通过暴烈的政治革命推翻了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和劳动者也没有能力接管经济和社会，也成不了新社会的真正主人。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和劳动者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壹是在微观层次渗透進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逐渐将大部分资本和财富掌握在自己手中；二是通过联合的政治行动和议会民主道路，通过立法和国家的宏观干预，消除资本主义所带来的恶果，实现有利于全体社会成员的公共目标和公共利益。这样壹来，射秽主义就能够在保存竞争、效率、自由的基础上不断地提高社会的和谐、公平和正义的水平。试问，按照我们人类的天性和能力，我们除了按照这个思路实现这种可行的射秽主义外，到底还能够实现其它什么更高级的射秽主义？



五、社会资本主义与资本射秽主义的异同



从以上论述可知，社会资本主义和资本射秽主义在许多基本原则上是相当壹致的，比如混合所有制、市场经济、多党制和议会民主制度、国家的宏观调控和思想文化的多元发展，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各阶层大多数公民和各种政治力量都认同的原则。资本主义与射秽主义、社会资本主义与资本射秽主义的历史性趋同，表明人类历史上壹直存在着的人与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对抗性矛盾正在转化为非对抗性矛盾，妳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正在转向阶级之间的和平谈判、协商和合作。这对人类来说，绝不是壹件坏事，而是壹件大好事，是人类文明取得的决定性的、实质性的進步，对这壹進步，只有资本主义阵营中的极右派和射秽主义阵营中的极左派才会感到失落，而广大人民群众则感到由衷的庆幸和喜悦。

但是，社会资本主义和资本射秽主义毕竟还有壹些重大区别，即社会资本主义是壹个由资本主义向射秽主义的趋近的过程，具体表现为狭隘的、少数人的私有制转化为普遍的、社会化的私有制，物质资本主义转化为人力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下降为中产阶级的过程；而资本射秽主义则是壹个射秽主义向资本主义趋近的过程，具体表现为单壹公有制转向混合所有制，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无产阶级上升为中产阶级的过程。这个双向的过程将在某种中间位置合流，但在完全合流之前，双方仍将存在长期的拉锯、竞争以至壹定范围和壹定程度的对抗。

社会资本主义和资本射秽主义壹旦完全合流和趋同，就意味着人与人、阶级与阶级、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基本得到解决，人类将進入壹个真正民主、自由、和平、公正的历史阶段，也即是马克屎所说的“真正人的历史”发展阶段；那时，资本主义、个人主义与射秽主义、集体主义之间的矛盾也将基本解决。因此，资本主义和射秽主义，正如他们曾经壹同产生壹样，也将壹同消亡。

对这壹结论，资本主义的信徒们当然坚决反对，如弗兰西斯•福山就宣称，当代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制度已是“历史的终结”，现在的人类已是“最后的人类”；同样，射秽主义的信徒们也会大为不满：怎么？难道射秽主义不是资本主义之后的壹个新的更高的历史阶段吗？难道射秽主义不再是全人类奋斗以求的理想社会吗？

不错，正是如此。正如资本主义与射秽主义分别有其独特的优越性壹样，它们也都具有同样独特的局限性：资本主义把个体化、个性、个人利益、个人自由原则提到极端，而否认人的社会性、公共的利益和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互爱；射秽主义则把集体化、共性、社会利益和共同秩序原则提到极端，而否认个体的权利、自由和个人的历史本体地位。它们都是片面的，因此它们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向对方趋近；壹旦它们完全合流，它们当然就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而同过去的历史壹同消逝。这有什么可惜的吗？难道壹种既高于资本主义，又高于射秽主义的历史阶段，不是更好吗？

因此，射秽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对手、伴生物和解毒剂，既不能离开资本主义而成为壹种与资本主义平行发展的社会制度，也不可能成为壹种取代资本主义的更高的社会制度。它与资本主义同生共死。对今天的人类来说，射秽主义和资本主义是必不可少的，都有其优点，也都有其弱点，因此，从射秽主义和资本主义几百年的殊死斗争中醒悟过来的人类，不应当再陷入那种狂热的或冷酷的意识形态斗争，而应当聪明地把双方的优点结合起来，把双方的弱点消解下去。资本主义与射秽主义是两种相互竞争而又相辅相成的社会制度。资本主义比较重视社会的自由、竞争、效率、变化、活力，能够充分调动社会成员投资、创业和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但必然导致剥削和两极分化；射秽主义比较重视社会的平等、团结、合作、稳定、和谐，致力于消灭剥削和两极分化，使人类能够共同富裕和全面地发展，因而可以成为资本主义的有力制衡和必要纠正。资本主义要尽可能接受射秽主义的合理要求，而射秽主义要尽可能容纳资本主义的合理内核。当它们壹方力图离开、否定、消灭另壹方而建立自己的垄断的、至高无上的、主宰壹切的地位时，它们就都会因为走向极端而陷入荒谬和崩溃。

如果有人坚决反对这种观点和态度，那就请他重新回去体验壹下资本主义血腥的原始积累或者斯大林、毛泽东、波尔布特、金家王朝的极权主义恐怖统治吧。



第六章 共产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结构



从1949年中共建政，迄今已有70年的历史了。在中国历史与人类历史长河中，70年并不算长，但就中共政权给中华民族造成世界罕见和亘古未有的大浩劫、给中国人民带来壹眼望不到头的深重苦难而言，70年实在是太长了。



壹、毛泽东时代的共产极权专制主义



1、高度集权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结构

1949年，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壹届全体会议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且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它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们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人民民主统壹战线的组织形式；它决定镇压壹切反革命活动，严厉惩罚壹切勾结帝国主义、背叛祖国、反对人民民主事业的国民党战争罪犯和其他怙恶不悛的反革命首要分子，对于壹般的反动分子、封建地主、官僚资本家，在解除其武装、消灭其特殊势力后，仍须依法在必要时期内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但同时给以生活出路，并强迫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假如他们继续進行反革命活动，必须予以严厉的制裁；它宣布取消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壹切特权，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的国家所有，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保护国家的公共财产和合作社的财产，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它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国家应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進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其中射秽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是人民共和国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主要物质基础和整个社会经济的领导力量。

这个“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宪法性文件，具有壹些宪政民主的元素，承认各民主阶级和民主党派的政治合法性和参政地位，承认私有制经济的合法性，承认市场经济的基本构架，部分兑现了中共对帮助它夺取政权的民主党派和工农群众的承诺，包含了壹些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诉求。但关于专政，关于工人阶级、共产党、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的规定，已经埋下了向大壹统射秽主义极权专制转型的伏笔。果然，仅仅过了四年，毛泽东就宣布新民主主义社会向射秽主义社会的过渡，1954年宪法立刻对此予以法理化，其序言开宗明义就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射秽主义社会建成，这是壹个过渡时期。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的射秽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射秽主义改造。我国人民在过去几年内已经胜利地進行了改革土地制度、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分子、恢复国民经济等大规模的斗争，这就为有计划地進行经济建设、逐步过渡到射秽主义社会准备了必要的条件。”又仅仅过了两年，1956年中共八大宣布，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射秽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壹个崭新的射秽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了。为了夯实这壹以闪电般速度获得的胜利成果，1957年，毛泽东共产党又以引蛇出洞的方式发动反右运动，把55万以上的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和党内敢言之士打成资产阶级右派。至此，共产党掌握了全部国家权力机关和政府机关，生产资料公有制壹统天下，计划经济体制开始运行，马克屎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壹切，高度集权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体制就完全建立起来了。

2、极权专制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

共产党会说，高度集权有什么不好吗？只要它是射秽主义性质的，是为人民服务并且由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它就是迄今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制度，对于资本主义具有无比的优越性。那好，就让我们扒开这个制度用人民、民主、公有、射秽主义等等美丽词汇编制起来的画皮，来看壹看它的极权主义和专制主义性质。

第壹，个人的人身自由、私有财产权、投资经营权、择业权、迁徙权、信仰思想言论自由权、集会结社游行示威权、自由选举和公平竞选权、自由婚恋权和生育权、隐私权等等壹系列人权和公民权利，不是被剥夺，就是被限制到最低限度。人民是由个人组成的，个人存在、个人自由、个人权利被弱化和虚化了，人民权利也就不复存在了。然则个人被剥夺的权利和利益跑到哪里去了？个人的奉献和牺牲被谁收走并享用了？当然不是那个抽象的、没有身体和五官的、作为虚幻共同体和想象物的“人民”，而是那个自称代表了人民的政党，它成了壹个垄断和占有所有个人的牺牲和奉献的特殊利益集团。人民被当作圣物顶礼膜拜，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尊荣，但每壹个人民个体却是可有可无、无足轻重、壹无所有的，甚至是可以被拥有权力的人随意指认为敌人的，因此人民什么都不是，执政党和官僚集团才是壹切，在这个所谓人民共和国中，举凡壹切冠以人民名义的机构和事物，如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协、人民政府、人民解放军、人民警察、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人民日报、人民广播电台、人民电视台、人民出版社、人民大学、人民医院……等等等等，其中“人民”二字，都可以极其准确地置换为“共产党”或“官僚集团”。

第二，个人之间横向的社会联系、由个人自由联合而成的社团之间的联系，统统被人为禁止和破坏了，人们之间只能发生由党国官僚行政体制为轴心的垂直的等级关系，党国社会化，同时社会党国化了，国家与社会的边界被取消了，独立的公民社会不复存在了。试问，连公民社会都没有了，哪来的射秽主义？在这个党国至上主义的社会结构中，最缺少本真意义上的、真正的射秽主义了，最缺少人们之间的自由联合、平等交换、团结互助、济困扶弱了，在权力拜物教和严格的等级制度之下，不可能产生基于自由和平等、合乎人性尊严的公共利益和社会公正，最多不过有壹点党国对民众的父爱主义的、不断要求感恩戴德的施舍而已。

第三，优良的私有制被消灭后，不可能产生由优良私有制转化和扩展而成的优良公有制，而只能产生出壹种恶劣的私有制即党国官僚集团私有制。它是壹种集团所有制，因为生产资料所有权并没有量化到每壹个官员身上，共产党作为壹个集团整体地占有全社会的生产资料；它又是壹种私有制，这不仅表现在特权利益集团和统治阶级成员按照严格的等级制度分享著所有者权益和剩余价值，而且表现在它具有强烈的垄断性、独占性、排他性和排外性，凡是不能進入官僚等级体系的人，都不可能获得特殊的利益，而只能获得壹份由党国自上而下规定的、仅供维持基本生存的生活资料；在所谓的国家所有制或全民所有制以及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中，工人、农民和普通知识分子根本就不享有实际的所有权、支配权、经营权、管理权、分配权和收益权，根本就不存在与党国讨价还价的余地，公有制对他们而言是彻头彻尾的空有制和壹无所有制，他们只不过是党国这个总地主和总资本家的农奴和工奴而已。

第四，它控制了整个社会全部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它把控制之手伸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和层面，它具有极权主义的壹切特征：壹个政党、壹个领袖、壹个主义、权力高于壹切、不服从者不得食；它具有等级专制主义的壹切特征，它的构成和运行机制，以纵向的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为主，以横向的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为辅，后者决不是真正的民主，而只是单位范围内形式上的集体领导，但任何壹级单位都必须对上级单位负责，为了避免出现某壹级单位做出违背党的政策和纪律的决定，就必须赋予壹把手最后决断之权，依此类推，中央也必须赋予最高领袖以最后决断之权，而最高领袖则向抽象的历史规律和人民意志负责，实则是向壹党专制的整体利益负责，只有这样，才能维系共产党专政的正当合理性、持久性和万世壹系性。个人崇拜和个人独裁并不是偶然的和主观的，而是极权主义和专制主义的最高表现形式。

第五，维系共产极权专制主义制度的根本力量，绝不是党公正和有效地治理国家和社会的能力，绝不是党对生产力、经济、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发展的促進和推动能力，而是暴力和谎言，是以暴力为后盾的谎言和以谎言为文饰的暴力，它们通过制造普遍的恐惧和愚昧，来获得人民的服从和忠诚，来维持其长久而稳定的统治。这个制度逼迫人民创造财富又把财富从人民那里夺走，并没有强有力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是把经济推到崩溃的边缘，并没有给人民带来共同富裕而只是给人民带来共同贫困，更有甚者，在不到30年间，竟然有三四千万人被活活饿死，有数千万人被无情杀害和伤残！这是史无前例的人类大灾难，是对中华民族和全人类的骇人听闻的大犯罪！

3、毛泽东时代的左右问题

这个问题分两个层面来说。第壹个层面或者显性的层面是，中共建政以后继续革命，即進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不断革命，这是壹个不断左化的过程，先是通过所谓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消灭了最右边的；然后通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所谓射秽主义改造，消灭了次右边的；最后通过反右运动，消灭了右倾势力在政界和知识界的代表。到此为止，左的东西实际上已经壹统天下了，但毛泽东还嫌不够，不够左、不够革命，他要在有生之年消灭漫长人类历史遗留下来的壹切不够革命、不够先進的东西，要跑步進入共产主义，于是发动了大跃進、人民公社运动、反右倾、四清和文化大革命，重点是消灭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他昔日的战友和助手。在文化大革命中，极左力量不仅达到了中国历史的最高点，而且达到了人类历史的最高点。毛泽东俨然成为整个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领袖。

然而物极必反，从另壹个层面也是更为深刻和隐性的层面来看，毛泽东和中共用二三十年时间，实际上完成了从最左、极左向其反面即最右、极右的转化，或者说，因为这个政权是壹个极权主义的政权，消灭了壹切偏右和偏左的，成了唯壹的政治力量，因此它本身就集极左与极右于壹身，既是极右又是极左，是极左与极右高度统壹的利维坦怪兽：说它是极左，因为它以平等之名消灭了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自由，消灭了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建立了壹个垄断和控制所有经济政治文化资源的极权主义政权；说它是极右，是因为它并没有实现真正的平等，反而建立了壹种等级森严的社会结构，其中权贵特权官僚阶级居于金字塔的顶端，普通干部、工人和知识分子居于金字塔的中间，而占人口百分九十左右的农民则被牢牢地控制在金字塔的底部，像农奴壹样被圈禁在人民公社之内。

按照正常的政治逻辑，壹个偏左的政党上台执政后，在其施政过程中，会照顾到右翼的权利和利益，其政策会比上台执政前向右边摆动壹点，这样壹方面还能坚持其左翼立场，另壹方面又能大体上兼容右翼，而不是壹举消灭右翼。但是中共作为壹个左翼革命党取得政权以后，不仅消灭了壹切右翼，而且把中左和党内不够极左的力量也当作右翼消灭了，它就变成了彻头彻尾的极左，这个极左政权在取消了从前境况较好的阶级和阶层的自由和平等的同时，并没有真正给予从前境况不好的阶级和阶层以自由和平等，而是让他们普遍处于既无自由又无平等的奴隶状态，只有位居金字塔顶的权贵官僚才享有为所欲为的、任性的自由和特权。这样的政权不是极右的政权又是什么？



二、邓小平时代的威权专制主义



邓小平时代，泛指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由邓小平直接掌控或者生前确定了大政方针的改革开放年代，包括邓陈胡赵时期、江朱时期、胡温时期，共计三十余年。对于这个时代，官方称之为改革开放时代、射秽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射秽主义、中国模式等等，拥护普世价值、具有自由民主思想的人称之为权贵资本主义、权贵市场经济、后极权主义、威权主义；极左毛派则称之为官僚资本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专政。本文称之为威权专制主义。

1、改革开放是极权专制向民间社会的松绑搞活

套用狄更斯的壹句话，这个壹个最好的时代，也是壹个最坏的时代：

第壹，工业化和城市化迅速推進了，出现了世界上少见的、长达30多年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到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成为世界老二，但是，为此付出的资源、环境、人权、生命、健康、道德、文化等等方面的代价也是惊人的和无法计量的，需要以后几代人来偿还。

第二，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这是极权专制主义对民营经济的最富有积极意义的松绑，由此产生了相当壹部分比较优良的私有制并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与此同时，存量巨大的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从90年代中期开始迅速以“三无”（无名、无法、无序）和“三不”（不公开、不公平、不公正）的方式偷偷摸摸地完成了私有化，也就是说，从壹种虚假的公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亦即真实的共产党官僚集团私有制变成恶劣的私有制，从隐蔽的私有制变成了公开的权贵官僚私有制，而作为虚假公有制的虚幻所有者和主人翁的工人阶级却被大规模扫地出门，不仅失去了名义上的所有权，而且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就业权和劳动权。中国形成了壹种以权贵官僚私有制经济为主、以民营私有制经济为辅的经济结构。

第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了，但市场经济的自由度和平等度并不高，仍然深受权力操控，尽管進入WTO十多年了，西方仍然不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私有制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壹度超过了国有经济的总量，但最初的国退民進又转回国進民退，国有企业占有60%左右的资源，却只解决20%的就业，贡献40%左右的GDP和税收，这其中的超额利润基本被“内部人”掌握并分配了，与此相反，民营企业只占有40%左右的资源，各方面并未受到平等对待，产权保护和经营自主权保护严重不足，壹部分已经破产，另有相当壹部分挣扎在破产的边缘，但却贡献了50%的税收、60%的GDP、70%的技术创新、80%的就业。中国经济是壹种权贵官僚私有制与市场机制杂交茍合的、权贵官僚劫掠收割民营企业而民营企业剥削压榨劳工的、畸形恶劣的市场经济。

第四，政治体制也有某些松动，废除了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实行了党政分开和政企分开，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使壹部分民间精英進入权力体制，法制建设得到加强，依法治国入宪，人权保护入宪，出现了村民自治和人大代表竞选的试点，公民自发维权运动从无到有发展起来。但四项基本原则不容挑战，八九民主运动遭到血腥镇压，民间组党行动、政治异议行为、有组织维权行动也遭到严厉镇压，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仍然形同虚设，形成了严密的网格化维稳系统，维稳经费超过国防经费，官民矛盾日趋尖锐。

第五，在社会领域，出现了新兴资产阶级、新兴中产阶级和新兴工人阶级等阶级和阶层分化，各类相应的社会组织获得壹定的发育发展空间；开启了社会保险、社会保障、社会福利体系的建设，废除了收容审查制度。但是，劳资矛盾日趋严重，劳工社会组织发育艰难，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造成不平等的国民待遇，大多数农民工在教育、社保、住房和其他公共服务方面被排除在城市管理体系和社会治理体系之外。

第六，信仰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消费自由、婚姻恋爱自由等有了相当大的扩展，但只能作为消极的私人生活权利得以存在，不能作为宪政话题進入公共领域；新闻、出版、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罢工等项公民权利作为既成事实也许能够得到壹定的默认，但得不到法律和政府的积极保障，壹旦触及政治红线，还会被无情地压制和剥夺；世界经典名著和人文社会科学成果被大量翻译引進，但国内学术研究却受到高度的政治管控。

第七，在对外开放和国际关系领域，大量引進先進机器设备、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不扛旗、不当头、不输出革命、停止或减少对外经济援助、和美国及其盟国建立友好关系、“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沈著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为中国经济建设赢得时间和空间；积极加入国际贸易组织，积极加入经济全球化進程和全球分工链条。但中国在对外经济贸易过程中不遵守WTO规则、侵犯知识产权、强制技术转让、用低人权低福利低成本优势倾销廉价产品等做法，也引起发达国家的警惕。

总起来说，改革开放是被长期处于贫困状态的中国人民倒逼出来的，是极权专制制度对人民的松绑搞活，人民利用有限的自由爆发出惊人的生产力，创造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经济奇迹。尽管政治制度没有重大的变化，但私有制、民营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有限的信仰、思想、言论自由，表明毛泽东时代的极权专制主义已经转变为邓小平时代的威权专制主义，作为专制政治与市场机制、权力与资本的壹种乱伦式的结合，我们可以把这种体制称之为权力市场经济，或权贵官僚资本主义。这是它的真实的身份，与什么中国特色和初级阶段射秽主义没有关系。

3、邓小平时代的左右问题

对这样壹个时代，如何从左右视角出发做出评价？

从表层来看，改革开放是极左体制向右、向后的壹种退却，是壹种统治策略上的调整和让步，以便获得极为稀缺的合法性即被统治者的同意，获得更多的统治资源、技术、手段和工具。这种解读有壹定的道理，可以让人们看到极左体制是怎样逐步放宽对人道主义的马克屎主义、西方马克屎主义、新左派和新马克屎主义、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射秽主义的限制的。

但是这种解读没有看出共产极权主义体制融极左与极右为壹体、形左实右的本质，误以为中共还在独家垄断左的话语和意识形态，因此任何从极左立场的退却都可以看成是右的表现，于是就形成壹种凡是拥护中共统治的就是左派，凡是偏离、质疑、抵制、不合作、反对中共统治的就是右派这样壹种简单的二分法，而这恰好是60多年来中共壹贯的话语逻辑，只不过对左右的好坏评价颠倒了而已。中共这么看不成问题，它只要心知肚明自己是形左实右就可以了，但如果民间异议和反对人士也这么看的话，就恰好中了人家的圈套，这个圈套就是，由党国垄断全部左翼的思想政治价值，始终把西方率先发现和实现的普世价值和宪政民主，看成是“右”的即资本主义的和资产阶级的，而中共自己则永远是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代表；在这个圈套里面，那些发生于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真正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资本主义构成批判和制约的、倡导平等与社会公正的左派就无处安身了，而只能和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站在壹起成为右派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的新工人阶级就不能有自己的思想政治代表了，而只能由自由主义顺带代表了。于是，西方社会中那种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普世价值和宪政民主为坐标体系的左右（极左、中左、中右、极右）分析框架，就不可能引入到中国来了。

因此应该从更为深刻的层次来看待改革开放。既然共产极权主义是形左实右的权贵官僚阶级专政，在这种专政之下，广大人民既没有自由也没有平等，那麽改革开放就不应该看作是权贵官僚阶级主动的还政于民、还权于民、还利于民的过程，而应该看作是广大人民群众追求自由、平等、正义的抗争和推动过程，是他们逼迫统治阶级不断做出让步的过程，因此，这不是由极左向右方、后方的退却，而是从极右向左方、前方的進步，正如秦晖所言，相对于极右的权贵官僚主义体制而言，不论是增加了自由，还是增加了福利（平等），都是壹种進步，在这个意义上，不论是自由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还是射秽主义、产业民主、劳工运动，都是站在极右体制左边的，都是左派。

这就很有意思了，如果认同中共垄断了左边的意识形态，那麽不管是西方意义上的中右（自由主义），还是中左（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射秽主义），就都是右派；另壹方面，从共产极权主义实际上是壹种极右专政体制而言，民间任何壹种追求自由、平等、正义的努力和形式，又都是左派。这两者都是有道理的，恰好证明以拥护现存体制为左、以反对现存体制为右的简陋区分，是错误的和不适用的。所以我们应该在这两种视角的平衡之中找出壹种综合性的、对应于中国现阶段国情的、适合于中国社会转型时代的左右区分，即有条件、有限制地引進西方的左右分析框架；只有在极权主义、威权主义（权贵官僚资本主义）被彻底否定了以后，只有在自由平等的市场经济制度和宪政民主法治的政治制度初步建立以后，中国才能完全采用西方国家的左右分析框架。



三、崩溃时代极权专制主义的回光返照



习近平上台执政以后，出现了从邓小平的威权专制主义向毛泽东的极权专制主义复辟和倒退的明显迹象：在政治领域，加强党对壹切的领导，重新倡导党政合壹、政企合壹、媒体姓党、军队姓党、党组织渗透外资企业、私营企业和社会组织，“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壹切的”，而党又是定于壹尊的，全党都要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树立政治规矩，不得妄议中央，通过反腐铲除异己，高度集中权力，大搞个人崇拜和个人独裁，悍然修宪废除国家主席副主席任期制，为最高领导人终身执政扫清障碍，严厉打击壹切政治反对者和政治异议人士；在经济领域，通过对金融和其他核心经济资源的垄断、混合所有制改革、市场准入、税收和社保、房地产金融、国债和地方债、超发货币、扫黑除恶等等国家权力杠杆，壹方面歧视、打压和收割民营经济，甚至鼓吹民营经济退场论和消灭私有制，另壹方面拼命维持和扩大投资和就业规模，实现国進民退；在社会领域，继18大前夕提出的抓新黑五类（维权律师、地下宗教、异见人士、网络领袖、弱势群体），从2013年开始，大规模扫荡已经发育多年的社会组织，轮番打击新公民运动、环保运动、基督教运动、女权运动、维权运动、人权律师运动、劳工运动，取消村民自治、社区自治、基层选举，编织密不透风的、高科技的网格化维稳体系，甚至在新疆等地建立集中营；在意识形态领域，在2011年提出的五不搞（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的基础上，2013年又提出七不讲（不准讲普世价值、不准讲新闻自由、不准讲公民社会、不准讲公民权利、不准讲党的历史错误、不准讲权贵资本主义、不准讲司法独立），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射秽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搞毛泽东和邓小平前后两个三十年互不否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文革招魂、改“十年浩劫”为“艰辛探索”，全面管控高校课堂、新闻舆论和网络媒体；在国际关系领域，通过大外宣、大撒币、壹带壹路，输出中国模式、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支持和联合尽可能多的极权政体和威权政体，构建亚洲共同体、中非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大举扩大军备，蚕食香港壹国两制，威慑台湾，修造南海人工岛，在世界上与美国全面争夺领导权。壹时之间，形成对内法西斯主义和对外帝国主义的浩大声势。

那麽，习近平和中共能不能实现极权专制主义的闪亮回归？能不能实现这个“中国梦”？不管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需要对中国现存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政治结构和国际环境進行客观科学的分析。

1、当代中国的经济结构

中国经济总量或许很快就会逼近甚至超过美国，但经济质量、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动力十分堪忧，资源的耗竭、环境的破坏、贫富两极分化导致的内需不足、科技和管理创新的严重不足、对外贸易受制于国际市场等等，都不能长期支持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权贵官僚资本主义和权力市场经济固然在中国经济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和统治地位，但这仅限于其对关键资源和产业的垄断、对国民经济的操纵和支配、对社会财富的汲取和剥削方面，在经济总量结构中，已经发展数十年的竞争性私有制经济和民营市场经济早就已经占据数量上的优势，并且对于就业和民生具有关键的和不可替代的作用。任何壹个国家都必须解决就业和民生问题，对人口庞大的中国尤其如此，而这是权贵官僚资本主义和权力市场经济的短板，用暴力和权力摧毁民营市场经济，立刻就会造成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失业，使大多数中国人民遭受严重的生存危机，由此引发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足以反过来摧毁权贵官僚资本主义本身。此外，已经拥有天量财富、富可敌国的权贵官僚大资本家族，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自己也不愿意回到毛泽东时代，不愿意用过去那种产权模糊、不能量化而只能按等级享受特权待遇的官僚集团所有制，取代现在已经产权明晰、量化并可以随意享受、支配、转移财产的权贵官僚大资本家族所有制。

2、当代中国的阶级结构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包括四大主干阶级和若干阶层：壹是作为统治阶级的权贵官僚大资本阶级，它本身又由共产党红色权贵阶层、官僚阶层和大资本阶层组成，他们共同实现权力通过市场变现为大资本与资本通过权力转变为垄断资本的双向运动，其人数约占人口的2%；二是中产阶级或中间阶级，也就是过去所说的中小资产阶级，包括依托于市场竞争的中小企业主阶层、民营企业经营管理者阶层、技术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和自由职业者阶层，他们是民营市场经济的主体力量，其人数约占人口的25%；三是工人阶级，包括城市户籍工人阶层、农民工阶层、零散就业和下岗失业工人阶层，其人数约占人口的50%；四是农民阶级，包括富裕农民、小康农民、温饱农民和贫困农民四个阶层，其人数约占人口的25%。此外，四大主干阶级之间还有若干过渡阶层，比如知识分子群体，其中死心塌地维护现行制度、官商学通吃、垄断和分配学术资源、毫无廉耻地進行意识形态维稳的那部分学霸、学阀、学官，属于权贵官僚资产阶级的中下层，或权贵官僚阶级与中产阶级的过渡阶层；就业于科教文卫行业、拥有专业技术职称的非官僚知识分子，属于中产阶级或中间阶级的中下层；毕业后做初级白领或难以就业的大学生，属于工人阶级，或工人阶级与中产阶级的过渡阶层。权贵官僚大资产阶级受益于改革开放，力图保持威权专制主义体制，只有在这个体制眼看就要被推翻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同意复辟毛式极权专制主义；在被统治阶级中，大部分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是愿意并且追求竞争性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的，其中只有少部分人拥护现存的威权专制主义体制，或者希望回归到极权专制主义体制。

3、当代中国的政治结构

权贵官僚大资产阶级当然垄断了全部国家政治权力，拥有由军警宪特法院检察院监狱以及各级各类维稳力量组成的庞大的专政机关，但也已经不是毛泽东时代那种铁板壹块的极权专制力量了，其内部出现了上下之间和板块之间的松动和裂痕，出现了很多的派系并且展开激烈的权力斗争，其中大部分只想在威权专制下获得更大的权力和财富，不愿意放弃已经私有化的财富而返回共产党整体所有制、计划经济和极权专制，只有在极端情况下才会支持以军管、国家紧急状况、供给制等方式来维护这个阶级的共同和整体利益。更大的问题还在于，虽然被统治阶级还没有发育产生出公开的、有组织的、成建制的政治反对力量，但潜在的、分散的政治反对力量已经暗流汹涌，他们绝不会把四十年来已经获得的有限的自由和权利拱手还回去，绝不会坐视文革和毛式极权专制的复辟。中产阶级固然在政治上还相当软弱和怯懦，但毕竟拥有较多经济资源、社会资源、文化资源，并且正在通过企业家俱乐部等组织形式整合为政治资源，至于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已经成为风起云涌的维权运动和社会运动的主体了，他们发起了每年多达数十万起的群体性维权抗争行动，缺少的只是维权抗争群体的内部组织化和群体之间的横向组织化了。威权专制固然壹定会用网格化维稳手段甚至用赤裸裸的暴力镇压阻止和破坏维权抗争运动的组织化和政治化進程，但这壹進程同样也是必然的和不可遏止的。壹方面是维稳成本的急剧膨胀，另壹方面是经济下行带来的财政短缺，在壹定的时间点上，整个维稳体系和威权专制的瘫痪和垮塌是可以预期的剧情。

4、当代中国的国际环境

2018年开启的中美贸易战，拉开了世界专制力量和民主力量总决战的序幕，美国已经明显和公开地改变了半个世纪以来的接触主义、容纳主义和绥靖主义的对华政策，紧接着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意识形态战、政治战乃至军事战也会并正在接踵而至。考虑到中美两国在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军事等所有领域的核心竞争力和实力的巨大差距，考虑到美国及其民主国家盟友在整个世界经济格局和政治格局中主导地位，即使中共以13亿多中国人民作为肉票和炮灰，即使中共能够把世界上所有极权国家和威权国家联合起来，也不可能在这场全面的冷战和热战中取得胜利。或许中共在世界性的围堵和打击下，真的会祭出最后壹张王牌，以便能够负隅顽抗到底，那就是全面恢复毛泽东的极权专制主义，不过这意味着数千万乃至数亿中国人民的非正常死亡，同时也意味着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最强的极权专制政权会遭到最彻底和最悲惨的覆灭，因此，从其自身利益考虑，比较理性的选择是与美国及其盟国做出壹定的妥协，在维持威权专制的基本格局的前提下，做壹些带有结构性和制度性的改良；最理性的选择是，在官民内外各种力量共同推动下，進行结构和制度的根本和彻底转变，从而融入世界文明主流之中，这对于中国和世界，对于中共和中国人民来说，都是壹个多方共赢的正和博弈的结局。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三点预测：壹是中共称霸全球是不可能的；二是中共在新冷战中失败后闭关锁国并全面复辟极权专制是可能的，但即使成功也只能维持很短时间；三是国际国内民主力量或者会通过和平民主革命逼迫中共从威权专制转向宪政民主，或者会在中共复辟极权专制时，以暴力革命的方式彻底清除这个邪恶的极权专制暴政。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共恢复毛泽东极权专制的种种努力，只不过是共产威权专制覆灭前向共产极权专制的回光返照和垂死挣扎而已。

尽管大势所趋是明确的，但转型所需时间仍然是难以预测的，因为中共这个地球上最大的专制集团集古今中外之暴力和诈力、统治技术和统治谋略、超限战手段和热核战手段于壹身，会竭尽全力绑架和控制13亿中国人民作为肉盾，会竭尽全力纠集全世界极权专制和威权专制国家负隅顽抗，会竭尽全力勾结和收买宪政民主国家仍然存在的邪恶力量——它们在宪政民主法治体制下被关進笼子而得不到任性和任意的发挥，却可以作为特洛伊木马和第五纵队，暗中破坏宪政民主国家内部的团结和宪政民主国家之间的团结。追求自由平等正义、宪政民主法治的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面临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考验。

5、当代中国的左右问题

（1）处于极右位置的是权贵官僚资产阶级及其意识形态。这是在“权贵官僚+资本主义”、“权贵官僚+市场经济”的社会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力量，是毛泽东时代已经形成而在邓小平时代变换形态的特权统治阶级，在开启、引進、推动市场经济以后，运用手中的政治特权控制、利用市场机制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和物质财富的政治思想形态，其意识形态表层是过去赖以造反和革命的极左意识形态即官方马克屎主义和中国特色射秽主义，这个是用来忽悠愚民和脑残的；其深层是极右的“打江山坐天下”、“红色江山万万年”的特权、权贵意识形态，这个才是其真实的思想，通常是秘而不宣的，只有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才会忍不住发出“杀二十万人保二十年稳定”、“用三千万人头来换江山”的咆哮。

在极右这个思想政治光谱上，还有壹种与权贵官僚意识形态形成耦合的民间意识形态，或许可以称之为“中国特色的自由主义”，这是在改革开放中捷足先登，通过与权贵官僚的钱权交易而暴富的大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它当然会巧妙地隐藏起权贵官僚控制市场这个前提，而以壹种纯粹形态的、自由至上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模型（在现实生活尤其是中国语境中，这个模型其实是根本不存在的），以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来为获得暴富的富豪阶层提供经济合理性和道德合理性的辩护；它同时认为，市场竞争出现胜负和贫富分化，也是完全合理的，中国的劳工已经获得了其劳动力要素的合理回报，不存在剥削，从而也就否认了官商联盟共同剥削劳工的事实。

处在极右光谱最左端并向中右过渡的思潮是壹度风生水起的新权威主义及其后来的变种：儒家宪政派、射秽主义宪政派和党主立宪派，就其拥护中共的领导而言，属于极右，但就其宣称宪政民主法治是其最终目标而言，已经与中右汇合了。

（2）处于中右位置的是中产阶级及其意识形态。虽然受到权贵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和掠夺，经过将近30年的发育和发展，好歹还是形成了壹个以民间中小资产阶级、企业管理者阶层、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中产阶级，崇尚普世价值和宪政民主的自由主义成为其主流的意识形态，其中又分为两派：偏右的壹派主张古典自由主义，在政治上反对极权、专制和权治，追求宪政、民主和法治，在思想上能在壹定程度上回应劳工和底层的平等权利诉求，在劳资关系上主张依照法律保护双方的市场地位和市场权利，在宏观经济和社会层面，主张必要而有限的政府干预和最低限度的社会保障；偏左的壹派在上述观点的基础上，進壹步呼吁落实劳工阶级更多的自由和平等，可以称其为左翼自由主义或社会自由主义。

对于这壹派，如果按中国模式的左右划分，即以拥护现存制度为左，以改变现存制度为右的话，它是典型的右派；但如果按西方模式的左右划分，那麽它只是相对于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兴的射秽主义思潮和运动才是右的、保守的，相对于正在利用、扭曲市场经济并阻挠公正合理的市场经济成长的极右力量，它又是左的、進步的，其中甚至有人是主张激進革命的。

（3）处于中左位置的是劳工阶级的主体部分及其意识形态。劳工阶级是随着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与新生的民间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壹起出现并发展起来的，迄今总数已经达到三亿五千万之巨，加上其附属人口，成为当代中国人数最多的阶级。应该说，它的阶级意识的发展，在时间上是落后于民间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发展的，但随着市场经济不可逆转的发展，劳工阶级的主体部分，由最初的茫然、随大流到接受、认同这壹趋势，再進壹步则积极要求在市场经济社会中提升自己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地位，这样壹种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与社会民主主义的理念是壹致的，尽管工人中知道这壹中左思潮的还很少，但在2010—2015年当代中国劳工运动第壹波高潮中，参与其中的先進工人大都接受了多数劳工机构倡导的工联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同属于中左，比社会民主主义再左壹点的是民主射秽主义，两者的主要区别是，社会民主主义更重视劳资集体谈判、产业行动和社会保障，而民主射秽主义更重视经济民主、产业民主和所有制的改造。

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射秽主义，如果按中国模式的左右划分，它与自由主义壹样属于右派（凡是主张普世价值、市场经济与宪政民主法治的，在当局眼里都是右派），但如果按西方模式划分，它是偏左的（中左），既是与偏右的自由主义（中右）相对而立的、各自代表劳资双方進行政治思想博弈的竞争对手，也是共同维护普世价值、市场经济与宪政民主法治的合作伙伴。当下中国的民间思想舆论，因为还没有普遍引進西方的左右划分，而是接受了官方的左右划分，结果是不知道有中左、宪政左派、民主左派，壹说到左，就不假思索地认为是马列毛左或极左，徒然地使极左垄断了全部左翼思想政治空间。这是壹种错误的看法。

（4）处于极左位置的是最底层民众及其意识形态。在权贵市场经济社会，出现了壹个垫底的阶层，或劳工阶级的最底层，主要包括原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在现存权贵市场经济中壹败涂地并且陷于绝望的城乡贫民，他们本能地、理所当然地趋向于接受马列毛左或极左。这里有两种情况需要加以区别：壹些人依然相信官方鼓吹和标榜的、由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中国梦构成的“中国特色射秽主义理论”，认为共产党的宗旨和路线是没有问题的，有问题的主要是贪官污吏，这是被官方成功洗脑的毛左或极左，本质上是极右，或形左实右，是奴才和太监思维，在网上又被人称之为“皇左”或者“自干五”；另壹些人则是真正的极左，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生的极左，虽然他们与老的极左派（实际上是掌权的极右派）共享壹些基本的理论和思想资源，但他们认为正在掌权的共产党只是伪左派，是伪共产党，是已经蜕化变质的共产党，是背叛了工人阶级的政党，是壹个对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進行官僚资产阶级专政的政党，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对象。这壹派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共产党，肩负著在中国实现射秽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历史使命。

以上我们大体上按照西方模式对当代中国的思想政治格局和结构做了壹种划分。之所以可以引進这壹分析框架，是因为，不管权贵官僚资产阶级在多么暴虐地阻挡普世价值、公正合理的市场经济以及宪政民主法治的進程，工业化、信息化和市场经济毕竟是不可逆转的了，伴随着它们而出现的中右、中左、极左力量已经逐渐浮出水面了。但是不能简单把西方的左右模式照搬到中国来，因为有三个很大的区别：

第壹，极右在西方只是壹种边缘化的思想政治力量，而在中国却是壹种占超级强势地位的统治力量，对所有其他思想政治力量形成壹种压倒性、压迫性的优势。

第二，中右和中左在西方占明显主导地位，二者轮流执掌政权早就构成西方政治的常态，而在中国，中右和中左的力量还相当弱小，还远远没有成为主导性的力量。

第三，在西方，极左已经边缘化并且很难东山再起，但在中国很难说，如果极右当局封杀公民社会和政治反对力量的壹切发展空间，如果两极分化愈演愈烈，使中产阶级以及劳工阶级的主体部分陷入破产和绝对贫困化，那就意味着底层无产阶级的人数会越来越多，那时再爆发壹场由极左思想所引导的无产阶级革命，也是完全可能的。唯壹能够有效制止这壹趋势并将中国引向世界文明主流的，是加快实现中右与中左、中产阶级与劳工阶级、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合作，扩大和发展自由平等的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的空间。

最后需要补充壹点的是，在对现存制度和政权的性质的判断上，中右和中左联盟与极左其实是相当壹致的，即双方都认为这是壹个极右的制度和政权，只不过前者称之为权贵资本主义和权贵资产阶级专政，后者称之为官僚资本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专政。双方的实质区别是，取而代之的，究竟是自由平等公正的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法治，还是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无产阶级专政。从现代化的高度和整个过程来看，中国的首要问题无疑是要解决极右当局与中右、中左、极左之间的矛盾，其次是要解决中右和中左联盟与极左之间的矛盾。至于中右和中左联盟获胜并建立了宪政民主法治之后，中右与中左之间如何展开新的、长期的竞争，那是将来的事情，不是当下的主要议题。


第七章 当代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



各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国家的历史无不证明，劳工阶级和劳工运动与社会民主主义思想政治运动之间 ，具有深刻的、内在的关系，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基础，后者有力地推动了前者的发展和壮大。因此，在我们论述了中国壹般的经济、政治、社会结构亦即中国社会民主主义赖以产生的壹般前提和基础之后，还应该论述中国社会民主主义赖以产生和发展的直接前提和基础，这就是当代中国劳工阶级和劳工运动的产生和发展历程。



当代中国劳工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趋势



壹、当代中国劳工运动兴起的原因



如果只能用壹句话来概括当代中国劳工运动兴起的原因，那就是日益固化与黑恶化的“中国模式”与日益增长的劳工权利需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1、“中国模式”对劳工阶级的巨大历史欠账

（1）工资的欠账。在30来年的大规模工业化和市场化过程中，劳工的工资增长壹直是远远落后于经济增长和人均国民收入增长水平的，根据国家统计局2018年度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农民工的人均月工资也仅仅只有3721元，按这个工资水平，在物价飞涨的情况下，即使是双职工，要想维持壹家人在城市稍微体面的生存以及赡养老人，也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也是这么多年来中国形成的独壹无二的“拆分式”劳动力再生产体制的根本原因：父母或父亲在城里打工，孩子跟随祖父母或母亲留在农村生活，由此造成了6000余万留守儿童、4000万流动儿童、数千万留守妇女、上亿留守老人。这点工资，甚至还没有达到恩格斯写《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和马克屎写《资本论》时的水平，更是跌破了马克屎对那个时期的工资的经典定义：工资包括劳动者恢复劳动力的基本生存费用、繁衍后代以提供新劳动力的抚养和教育费用以及更新劳动力所必不可少的职业培训和休闲娱乐费用。那时候，尽管工人住在贫民窟里，起码劳动力还是以家庭的形式得到再生产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模式对劳动者的剥夺和剥削程度，是超过欧美国家早期资本主义时期的。

（2）休息时间的欠账。劳动法规定了壹周5天每天8小时工作制以及壹定的带薪休假日，加班时间每月不得超过36小时并且必须支付加班费，以保障劳动者获得休息休假的权利，然而这个规定只是在机关事业单位、部分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得到遵守，绝大部分企业的工人都不得不每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11个小时左右，很多企业不支付加班费，也没有带薪休假日。于是出现了失业与过度劳动同时存在的现象。这导致了如下三种结果：壹是通过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榨取了巨大的绝对剩余价值，二是通过人为造成就业不足加剧了劳动者的恶性竞争和劳动力的進壹步廉价化，三是损害了加班劳动者的身心健康，降低了国民的身心素质。

（3）劳动安全卫生的欠账。中国的劳动条件普遍未能达到应有的安全卫生标准，在企业建设和生产经营过程中，不能做到劳动安全卫生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致使中国发生了在世界上频率和比例最高的矿难、爆炸、坍塌、火灾、工伤、职业病等等安全生产事故和职业灾难，其中有著名的致丽大火灾、昆山大爆炸、天津大爆炸、响水大爆炸；有不少于600万的罹患尘肺病的农民工被赶回农村等死；仅珠三角地区每年就会削断4万根手指，堆起来有壹座山那麽高。这些只是劳动者遭受生命健康损害的几个触目惊心的例证，GDP老二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牺牲劳工的生命和健康换来的。

（4）社会保障的欠账。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农民工是基本没有社会保障的，壹方面是在企业层面，他们没有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没有住房公积金，另壹方面是在社会层面，他们没有城市居民在教育、居住、文化生活以及其他公共服务方面的福利。通过户籍身份制度，中共成功地实现了城乡隔离，使农民工和城市工人、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成为这个国家的两个不同的等级，而不能享受平等的国民待遇。直到2008年实施劳动合同法和2011年实施社会保险法后，情况才有所改观，但就是这样，根据2014年国家统计局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与雇主或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的农民工仅为38%，农民工“五险壹金”的参保率仅为：工伤保险26.2%、医疗保险17.6%、养老保险16.7%、失业保险10.5%、生育保险7.8%、住房公积金5.5%。

（5）程序性劳工权利的欠账。工资、工时、劳动条件、社会保障都属于实体性劳工权利，对这些权利的历史欠账，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对程序性劳工权利的历史欠账。程序性劳工权利又分为个人的程序性权利和集体的程序性权利两种，前者主要指劳工个人参与劳动争议的调解、仲裁和诉讼的权利，后者主要指劳工的团结组织权、集体谈判权和罢工权（统称劳工三权）。前者得到了部分落实，后者付诸阙如，当工人们团结和组织起来与资方進行抗争和博弈的时候，他们就会受到当地党政和公检法的打压以及资方的报复，乃至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生产经营秩序”等等罪名而被施以刑事犯罪的指控和判决。

2、劳工被严重剥削和压迫是造成当前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

与中国特色自由主义和与之珠联璧合的权贵官僚资本主义的判断恰好相反，左翼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认为，当前制造业衰退以及正在到来的、改革开放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不是劳动合同法实施以来用工成本的提高和用工灵活性的降低，而正好是30年来低人权、低工资、低保障、低福利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及由此带来的对劳工的超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是30年来积聚的经济社会矛盾的总爆发。

（1）极为严重的分配不公和贫富两极分化造成内需不振、产能过剩。根据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发布的《2014中国财富报告：展望与策略》，目前中国收入前1%的富裕家庭，平均年家庭收入为115.2万元；家庭资产前10%的中国家庭，拥有63.9%的总资产；2013年全国家庭资产基尼系数为0.717。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则指出，中国的财产不平等程度在逐年升高：1995年的基尼系数为0.45，2002年为0.55，2012年达到0.73，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壹以上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即使是官方公布的基尼系数，也早就超过了世界警戒线而高居世界前列。政府看到了产能过剩的现实，却不愿承认这种过剩是由于贫富两极分化和内需严重不足而引起的相对过剩，由此而提出的供给侧改革只是简单地去产能。其实中国最为急迫的应该是進行需求侧改革，也就是喊了十几年而没有任何动静的分配体制改革。只要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老百姓手里没钱，同时又缺乏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方面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他们就没有消费欲望和消费能力，内需就必然萎靡不振，国内市场就缺乏必要的广度和深度，难以吸收由GDP至上主义的投资冲动所带来的巨大产能，多年前已经开始尤其是贸易战开打以来更加严重的出口的萎缩，使供大于求的不平衡市场结构更为倾斜。供给侧改革不会触动而只会强化政府主导的权贵官僚资本主义，只有有效需求即有购买力的需求的扩大才会消化过剩的产能，只有需求侧的改革才会激活民间社会的活力，给市场经济的发展注入内在的动力，但这恰好要以权贵官僚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分配制度和既得利益格局为改革对象。

（2）廉价劳动力劣势成为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的瓶颈制约。在中国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的初级阶段，主要是凭借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中国成为全球化分工体系中的“制造工厂”，廉价的中国产品源源不断地流向全世界，中国经济因此而保持长达30 多年的高速增长。然而，这种经济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对外而言，由于吸收了过多的国际资本，由于发达国家制造业向中国的大规模转移，使成百上千万欧美国家的工人失去工作，从而引发了这些国家相应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近几年来，发达国家已经开始从中国撤回部分资本和制造业，川普当选美国总统后，加速了这壹回迁的進程；对内而言，廉价劳动力优势或者人口红利已经耗尽，相反，劳动力被大规模严重剥夺的劣势正在迅猛地显现出来。这两者都对中国的制造业的升级形成无法突破的瓶颈：外国资本在撤离的同时，也带走了相应的技术和管理，会严重拉低中国制造业的科技和管理水平；日益贫困化的劳动力大军只具有很低的人力资源，根本无法适应极为必要的工业升级。

（3）劳动收入和社会保障的双重低弱使第三产业和第四产业无法得到发展。第二产业的升级换代必将释放出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在通常情况下，他们将会被第三、四产业即服务业和文化产业所吸纳，在发达国家，第三、四产业所占的经济比重和所吸纳的劳动力，都远远地超过了第二产业。然而，占人口75%左右的中国劳工和其他底层民众的工资收入和社会保障福利太低了，他们对于第三、四产业所能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有效需求太弱了，根本不足以促進这两个产业的迅速发展并因此而吸纳大量的劳动力。

撇开社会的、政治的、伦理道德的方面而進行纯粹的经济学分析，劳工权益问题首先是壹个经济问题：劳动是壹个极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劳工是极为重要的市场经济主体；劳工权益得不到保障而遭受权力和资本双重的、经济的和超经济的剥削的市场经济，是壹种畸形的、跛足的、病态的市场经济；由权贵官僚资本单方面主导的市场经济，其严重破坏供需均衡并导致严重的经济危机，是壹种必然的趋势和结果。中国特色的自由主义经济学们绝对不会承认这样壹种经济学分析，他们壹厢情愿地认为自生自发的市场竞争会自然而然地造成公平的分配，根本否认剥削（包括经济剥削和超经济剥削）的存在；他们反对劳工自由结社、集体谈判和罢工，认为这会造成劳动力的垄断，破坏自由竞争；他们不是向权贵统治阶级和专制政府要求资本的自由和企业的公民权利，而是把它们剥夺和压榨资本和企业的代价转嫁到劳工头上；他们不是要求降低由专制政府掌控并擡高的土地成本、融资成本、能源成本、物流成本、税费成本以及制度成本，而是把经济下滑、制造业衰退的原因归结到人工成本头上，不是要求把权力关進笼子，而是要求把劳工关進笼子。他们这样做，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不仅不会解除而且必然会進壹步激化正在到来的经济危机。

3、劳工权利需求和意识的觉醒是劳工运动兴起的主观原因

所谓权利需求，就是人类在其社会历史進程中所内在地产生的壹种独立自主和自我实现的欲求，是人类打破奴役性和等级性的经济政治制度而自由平等发展的冲动，是人类建立公正的市场经济制度和宪政民主法治的政治制度的需要，而对这种权利需求的自我意识，就叫做权利意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权利需求和权利意识的觉醒，经历了三个阶段：第壹阶段是80年代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权利需求和权利意识的第壹次大解放；第二阶段是92年以后以新兴资产阶级、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权利需求和权利意识的纵深发展；第三阶段是以劳工阶级为主的底层民众的权利需求和权利意识的觉醒。第壹阶段的权利需求和权利意识，主要是知识分子的思想自由和文化权利要求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政治权利要求；第二阶段的权利需求和权利意识，主要是新兴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经济权利要求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政治权利和文化权利要求；第三阶段的权利需求和权利意识，主要是以劳工阶级为主的底层民众的经济权利要求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政治权利和文化权利要求。劳工阶级与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都以经济权利诉求为第壹权利诉求，但它们对经济权利的理解是不壹样的，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所理解的经济权利主要是私人财产权、自由经营权和人力资本收益权，而劳工阶级所理解的经济权利主要是就业权、劳动力所有权和收益权、劳动安全卫生权、劳动保险权等劳动权益。正是劳工阶级壹方面感知到了自己在工业化和市场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和巨大贡献，另壹方面又感知到了政府、企业对自己的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他们才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权利需求和权利意识，壹种对自由、平等和公平正义的追求。



二、当代中国劳工运动第壹次高潮及其发展趋势



1、2010—2015年：当代中国劳工运动的第壹次高潮

2010年5月17日，广东南海本田数百名员工因为不满工资、福利、中日员工同工不同酬而罢工，并且获得了成功。壹石激起千层浪，由南海本田开启的劳工潮，由南往北波及全国14个省份，其中大连开发区创造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罢工人数（7万人）、发生罢工的企业数量（73家）最多的地区纪录，引起国内外、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和重视。虽然此前年份各地已有罢工事件，但都是零零散散的，引发全国性连锁反应的当属南海本田罢工，所以我们把2010年看作是当代中国劳工运动的开始年份。此后几年，根据中国劳工通讯的网络统计数据，全国较大规模的劳工抗争事件，2011年185起，2012年382起，2013年656起，2014年1379起，2015年2775起，基本上呈现出逐年翻倍的趋势。

2014年的“嵩山会议”，是当代中国劳工运动形成“自我意识”的壹个标志，是中国劳工界作为与政界、商界、学界四足鼎立的独立社会力量，正式登上当代中国历史舞台的壹个标志。会议以湖南常德沃尔玛员工集体维权事件为典型案例，探讨了中国劳工运动面临的壹系列问题，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劳工代表、劳工NGO代表、劳工律师代表、劳工学者代表、劳工媒体代表，以及部分体制内官员、工会干部和企业家、社会人士代表，完整地体现和彰显了以劳工为主体和核心、以支持劳工运动的社会力量为辅助的“劳工界”范畴。会议发布的《嵩山宣言》，向全世界简要宣告了当代中国劳工运动的基本纲领和方向。嵩山会议之后，劳工界积极介入重大劳工事件，初步显示了劳工界的合作、团结、互助的集体力量，在国内外引起了重大的反响，为促進社会公平正义、经济政治的民主化和法治化以及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做出了初步的贡献。

劳工运动的这种上升势头引起统治阶级的警觉和惶恐不安，并终于痛下杀手。2015年12月3日，广州大举抓捕当年春季介入利得鞋厂劳资冲突的劳工NGO工作人员和劳工积极分子，传唤数十人，至少8人被刑拘或被控制人身自由，官媒大举报道，其中央视新闻频道竟然做了长达24分钟的舆论审判。历经10个多月的侦查起诉，最终有4人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名被判处1—3年有期徒刑；此外，各地多名涉入劳工运动的人士也受到多种形式的警告、监控和处分。壹时间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各劳工机构纷纷停止活动，各劳工网络社区和自媒体也趋于消沈，受此影响，虽然经济形势继续下行，劳资矛盾更加激化，劳工抗争事件也没有因此而消停，但前几年那种爆炸性增长和成倍增长终于被遏制。因此，12.3劳工案可以看作是当代中国劳工运动第壹次高潮落下帷幕的象征。

2、当代中国劳工运动的主体及其主要诉求

当代中国劳工运动的主体不再是国有企业下岗失业的老工人阶级，而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的新工人阶级，尤其是其中的农民工，他们分布在建筑业、制造业、加工业、服务业，大部分就业于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也有相当壹部分作为劳务派遣工和临时工就业于国有企业。绝大部分劳工抗争事件都发生在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只有少量发生在国有企业；发生在国有企业的抗争，也主要来自于其中的农民工。到2018年。农民工数量已经达到28836万人，成为新工人阶级的绝对主体。

新工人发起抗争的主要诉求和目标是：

（1）为最基本的生存权利而斗争。这主要由于企业克扣和拖欠工资引起，尤其是每到年底，都会发生大量建筑工人堵路游行讨薪的群体性事件。

（2）依法追讨应得的补偿和赔偿。这主要发生在企业大规模裁员、搬迁、破产倒闭的时候，被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的工人，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要求企业给予不低于每年壹个月工资的补偿，此外还有追讨加班费、高温补贴、带薪年休假等按照法律规定应该支付给工人的补偿或福利。

（3）要求增加工资、降低劳动强度、缩短劳动时间、改善劳动安全卫生条件。与前两类依据现行法律和法定劳动标准的维权诉求不同，这壹类是壹些增长性、发展性的权利诉求，往往超出了现行法律规定的最低标准，其实质是，劳工阶级要求依据自己在市场经济发展和企业生产经营中所做出的实际贡献，与资本、土地、管理、技术等其他生产要素分享经济发展成果，要求進行公正的分配，以不断提升应得的收益和份额，并降低自己付出的牺牲、成本和代价。

（4）对结社自由和团结组织权的诉求。中国劳工已经逐渐意识到，没有劳工的团结和组织，以上那些诉求的实现都是不可能的，因此，很多罢工的工人或者像海南本田工人壹样提出了重整工会的要求，要求依据工会法和工会章程，自由自主、自下而上地选举产生工会委员会和工会主席，或者绕开现行工会，选举产生工人代表与资方展开集体谈判。

（5）对普世价值、人权、公民权利的诉求，这是壹部分工人已经达到的最高诉求。东莞诺基亚工人罢工时就打出了“工人不是商品，不是资产更不是奴隶，请不要出售我们”、“我们是有人权和尊严的”的横幅；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二医院首席工人代表孟晗在法庭自辩时沈痛指出：“工人什么都可以没有，但不能没有尊严”、“作为壹个老工人，如果连体面劳动的权利也被剥夺，我宁愿选择在监狱里度过我的余生”。

3、新工人抗争的组织和行动方式

新工人抗争的组织形式：改选工会和工人代表制。最初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的是重组工会，并且也有个别成功的案例，但对工会的民主改造遇到两个强大的阻力，壹是工会通常掌握在资方的手里，工会主席通常由企业高管兼任，绝大多数工会是所谓老板工会或黄色工会，资方当然会极力阻止工人办自己的工会；二是对于企业工会具有审批注册权和管理权的地方总工会不支持工人的民主诉求。工会不能发生作用，而集体行动又迫在眉睫，怎么办呢？工人们和劳工律师创造了壹种叫做“工人代表制”的替代机制。2011年年底，深圳冠星链表厂1100多名工人罢工，遭到维稳系统的打击后，找到广东劳维律师事务所请求法律援助，在征集到了半数以上工人的签名委托之后，著名的劳工律师段毅率队進入工厂，指导工人以完全民主的方式选举产生了13名工人谈判代表，随即向资方发出集体谈判邀约。经过几轮激烈的谈判，劳资双方达成和解协议。从这个案例中，段毅律师总结了壹个“工人代表制”的模板，并且很快在珠三角工人运动中得到普及。

新工人抗争的行动方式：罢工、集体谈判和集体上访、示威游行。欧美早期劳工运动都以自发罢工为主，只有在工会获得合法存在以后，才过渡到以集体谈判为主、以罢工为辅。当代中国劳工运动也处在早期阶段，也是以自发罢工为主的，只有少数事先在劳工机构帮助下按照工人代表制组织起来的案例中，才是以集体谈判为主、以罢工为后盾的；由于工人的团结组织权、集体谈判权、罢工权还没有得到法律的保护，在损害正在发生、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他们就开始行使壹种自然的权利，自发地切断与资本的结构性联系，亦即收回劳动、中断生产链条，从而对资方构成实际的威慑和压力。罢工和集体谈判通常发生在那些正在進行生产经营的企业，而在那些悄悄转移资产突然宣布搬迁或者破产倒闭的企业，原来工作场所的生产经营已经终止了，甚至老板都跑路了，或者在建筑业层层分包的体制下，罢工和集体谈判因为已经失去或找不到具体对象而变得无效了，工人们只好向监管部门（劳动局、信访办、维稳办、工会）或当地的党委、政府、人大，甚至面向公众表达自己的诉求，这就发生了走出厂区的上访请愿和游行示威。

4、2018年：三起行业性集体行动标志当代中国劳工运动進入第二阶段

2015年12.3事件之后，中国劳工运动進入低潮。正当人们灰心丧气之际，2018年上半年，中国国内连续发生三起在世界上引起巨大反响的劳工集体维权事件，其中上海市长宁区环卫工跨越了三个企业之间的分隔、实现了在壹个市区范围内环卫行业工人的联合行动；塔吊司机联盟同时在20个省、30多个城市发起集会示威；卡车司机同时在12个省发起罢工和驾车游行。这三起工人集体行动具有显著的行业性：壹是参与人数在整个行业显著放大，行动扩及行业里很多企业，对行业内的劳资关系产生很大的影响；二是对上下游行业和产业并進而对地区甚至全国范围的经济与社会生活产生很大的影响。

在2010—2015年当代中国劳工运动第壹波高潮和第壹阶段中，几乎全部劳工集体维权事件都发生在某壹家企业范围之内。严格来说，企业范围内的集体维权只是劳工运动的低级形式，只有很多企业的劳工集体行动建立横向联系、实现跨企业跨地区的联合，才是劳工运动的较高形式。根据国际经验，行业工人联合组织及其集体行动，是壹种最有效力和力量、最能够把分散的劳工力量联合起来的组织形式和结构，原理在于，同壹职业、同壹行业或产业的工人，处于同壹种劳资关系结构之中，具有共同的博弈对手和共同的利益诉求，团结和联合起来的成本最低而规模力量和解决结构性问题的规模效益最大，所达成的行业集体谈判协议对于劳资双方具有内部宪法效力。中国劳工运动，按照市场经济和劳资关系的本性和发展趋势，壹定会从企业级别的集体行动发展到行业级别的集体行动，此次三个工人群体跨企业的、跨地区的集体行动，完全有资格被认定为是这壹历史性转变的开端。2018年因而成为当代中国劳工运动第二波高潮和第二个发展阶段的开端。

从三个实例来看，从企业集体谈判上升到行业集体谈判，需要满足如下两个基本条件：首先是工人要意识到自己在行业和产业链条中的“结构力量”，比如环卫工人意识到了自己在整个环卫业中的中坚力量，这种力量足以让整个行业停摆；塔吊司机充分意识到了自己作为特种技术工人在生产链条中的不可替代性；卡车司机也意识到了自己作为货运司机的技术优势和讨价还价能力。这种足以使生产经营链条中断的结构性力量，是工人潜在的“资本”和“筹码”，工人们必须意识到并且善于利用它们。其次是工人要形成自己在行业范围内的“结社力量”，实现工人在整个行业的联合、团结和组织，使结构力量这种潜在的力量变成现实的博弈、谈判、抗争的力量。如果没有工人们在行业内的联合，工人在壹个企业范围内的结构力量以至结社力量很可能会遭到破坏，因为行业内的资本力量通常可以联合起来，调动其他企业的工人来替代正在罢工企业的工人。上海长宁区环卫工、塔吊司机、卡车司机主要是通过微信群進行横向联系的，在壹定程度上实现了同行业工人的团结组织和统壹行动，按事物本身的发展逻辑，独立自主的环卫行业工会、建筑行业工会、货运行业工会的产生只是早晚的问题。这才是有效治理整个环卫行业、建筑行业、货运行业种种乱象的治本之策，从长远来看，这不仅对工人有利，而且对整个行业、产业、社会和国家都有利。中国劳工运动下壹步的发展方向，就是要在各个行业形成劳工的联合和自治组织。行业工会将会成为主要的、中枢的工人组织形态，并承担著与行业雇主协会進行集体谈判的重要职能。

5、初级阶段劳工运动的去政治化策略和渐進政治化趋势

初级阶段的劳工运动迎头碰上传统政治体制的严厉限制。在2010年南海本田罢工事件中，壹方面，罢工工人把行动严格限制在厂区范围，以“集体散步”的方式实现集体停工，淡化了“罢工”在人们印象中所固有的政治色彩；另壹方面，地方政府也表现出相当的理性和宽容，没有采用维稳思路，没有动用警力强制驱散罢工工人，没用对罢工组织者提起刑事诉讼。有学者用“去政治化”来概括这次罢工潮的特点：罢工只是劳资经济纠纷而不是政治事件，只限于企业劳资关系的层面，不涉及公民与国家关系层面。

但是，某次劳工集体行动“去政治化”是可能的，整个劳工运动“去政治化”则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南海本田案例并没有成为壹个范例得到普遍推广，相反，此后发生的劳工集体行动，绝大多数都受到当地政府的打压，也就是说，即使工人仅仅提出经济利益诉求，他们的行动也“被政治化”了。亚里士多德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指出了，人天生就是政治的动物；现在我们看得更清楚了：政治是任何壹个社会都无法消除的结构性方面，区别只在于是专制政治还是民主政治。因此，“去政治化”只具有有限的策略意义，而不能成为劳工运动的原则和方向。就是说，在劳工运动受到专制政治高度管控的情况下，不能提出宏观的乃至中观的政治目标和政治要求，而只能提出具体的经济要求和微观政治、基层民主的要求，等到这些要求或这个层面的劳工集体权利得到较好的实现、劳工运动的基础得到夯实、劳工运动的规模得到扩展之后，才能提出更高的目标和要求。在这个意义上，所谓“去政治化”，只是回避、悬搁中观和宏观的政治要求，而不是从根本上和原则上放弃壹切政治要求。

再進壹步，如果我们把政治理解为宪政、民主和法治的话，“去政治化”也是过于消极的，最多只是表达了企业公民和工业公民对消极自由即劳资自治的诉求，但同时取消了公民对积极自由（即通过国家政治追求更公正和美好生活的权利）的诉求，因此西方国家工人阶级在争得了“去传统政治”的消极自由即劳资自治后，又推進到积极地建立新型的国家与工人阶级政治关系的更高历史阶段——在工会组织和工人运动的基础上，劳工政党产生了，并通过议会民主制加入到国家政治生活过程中，通过立法、参政乃至独立执政，在更高的层面上维护工人阶级的权利和利益。由于工人阶级作为公民社会人数最多的部分加入国家政治生活层面，资产阶级再也不能单方面地运用国家政权镇压工人阶级了，属于全社会的宪政、民主和法治才真正建立起来，公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才真正建立起来。这是发生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壹次最深刻的社会变革。



中国社会民主党与当代中国的劳工运动



行文至此，当代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和中国社会民主党（也可以叫做中国社会党、中国工党、中国社会民主工党）已经呼之欲出了。它们以当代中国劳工运动的发展为前提和基础，反过来也成为当代中国劳工运动上升到更高阶段并完成其历史使命的必要条件。

我们曾经说过，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党、民盟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当时工人阶级还很弱小，而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潮和政党也没有积极寻求劳工运动的支持，因此毫不奇怪的是，“第三种力量”失败了，“第三条道路”没走通。1949年后，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和以民盟为首的民主党派很快遭到清洗，57年反右运动则是壹次彻底的清洗，其中最重要的清洗对象就是章（伯均）罗（隆基）联盟。20多年后绝大多数右派都被平反，全国只有100余人未被平反，其中又只有5个中央级的右派没有被平反，他们是章伯均、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基本上都是曾经的社会民主主义者。

中国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再次在中国出现，是在反右以后差不多40年的时候，当时，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争论浮出水面，这个新左派，虽然较多地引用了其他西方新左翼资源，但也包含了壹些社会民主主义的内容。不过，新左派都是壹些学院派知识分子，只是对当时正在進行的卑鄙的权贵私有化和不公平的市场经济发出抗议和道德谴责，而找不到自己的社会阶级基础，因为下岗失业的老工人阶级，不可能接受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而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在市场经济中形成的新工人阶级，当时还处在形成的初级阶段。新左派因为不接地气而风流云散，有的干别的事去了，有的只对西方社会民主主义做壹些纯粹学术的研究，有的变成了新极左分子，有的变成了为威权专制辩护的国家主义者。

中共党内也有壹些两头真的老人想为修正主义即社会民主主义平反，其代表人物是有60多年党龄、曾经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退休前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的谢韬教授，他在《炎黄春秋》杂志2007年第二期发表了壹篇题为《民主射秽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的文章，指出以瑞典为代表的民主射秽主义是正统马克屎主义，呼吁中共应该回归到民主射秽主义路线。他的观点壹方面遭到毛左派的激烈批判，另壹方面官方也公开回应说科学射秽主义永远都不会是民主射秽主义。他想劝中共接受社会民主主义，无异于缘木求鱼，甚至是与虎谋皮。他年岁很大了，当然也不可能把目光投向正在酝酿中的底层的劳工运动。

壹部分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于90年代末公开打出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旗帜，并且于2000年在美国成立了中国社会民主党，到2007年召开其第二次代表大会，制定了自己的纲领、建立了自己的组织构架，但由于客观上孤悬海外主观上定位失误，壹直没有与国内劳工运动建立什么联系，致使其成立约20年来无所作为，看不出它与海外其他民主党派之间有什么区别，甚至沦为不折不扣的、自娱自乐的口炮党。

其实，只有从2010年开始大规模拉开帷幕的当代中国劳工运动，才真正为社会民主主义思想政治力量提供了发育成长的土壤和基础，才能够使社会民主主义找到自己准确的历史定位和历史使命：壹方面，当代中国劳工运动要在伟大的中国社会转型和中国宪政革命中占据重要地位和发挥重要作用，需要自己的理论体系和政党组织；另壹方面。社会民主主义应该也能够成为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主流意识形态，社会民主党也应该和能够成为当代中国劳工运动的主要政治代表。



壹、劳工运动在中国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劳工运动对于中国政治现代化具有特殊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1、劳工运动是撬动中国政治现代化進程的阿基米德杠杆

中国的政治现代化進程与西方国家的政治现代化進程，是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進行的。首先，西方国家有长期封建制的传统，权力结构比较分散，实际上形成了王权、教权和贵族权的三权分立，当代表新的生产方式的资产阶级起而争取政治权利和争夺政权时，可以利用三者之间的矛盾各个击破，并且顺着分权制的逻辑把封建主义的三权分立转变为资本主义的三权分立；中国则有长达两千多年的帝王专制和中央集权的传统，因此在清末民初开始政治现代化过程时，不容易产生分权制和三权分立的新传统，再加上集体主义的救国图存打断了自由主义的启蒙進程、东西方两大政治阵营的对峙和苏俄地缘政治渗透等因素壹起发生作用，使得各派革命势力仍然顺着传统政治成王败寇、赢家通吃的逻辑，争夺壹统天下的最高权力，国共两党为此進行了妳死我活的斗争；第二，20世纪末中国的工业化、市场化、私有化、资本主义化以及政治现代化，是在共产极权专制主义基础上开始的，主导改革的政治力量绝不愿意放弃“打天下、坐江山”的政治思维，不愿意進行政治领域的多元化和民主化，不愿意把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力关進宪政、民主和法治的笼子里，它只是利用工业化、市场化、私有化大肆变现手中的资源垄断权和控制权，积累了天文数字般的巨额财富，并利用这些财富進壹步加紧对于社会的政治控制，结果是，依托于工业化、市场化、私有化而产生的新生的资产阶级（包括大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不仅不具备与权贵官僚阶级相抗衡的经济政治力量，而且对后者形成经济政治上高度的依附关系，注定不能像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那样，成为政治现代化的主导力量和第壹推动力量。

在这种情况下，同样在工业化、市场化、私有化進程中产生出来的另壹个阶级即工人阶级，便理所当然、义不容辞地登上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舞台。与新生的资产阶级相比，新生的工人阶级在现存体制下是纯粹受害的阶级，因而具有更加强烈的变革动机和更加坚定的变革意志，另壹方面，他们人数最多而且更富有同质性和凝聚力，更容易产生团结壹致的、有组织的集体行动，因此至少在最初的阶段可以成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主导力量和第壹推动力量，成为撬动专制政治制度的阿基米德杠杆。

2、劳工运动内在隐含的宪政、民主、法治意义

初级阶段劳工运动的政治价值并不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它看上去只是为生存权利和经济利益而抗争，并不直指宏观的政治制度，并不提出激烈的反对口号和政治目标，因而往往引不起知识界、舆论界和其他社会各界的兴趣、关注和支持。然而细观之下，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政治内容。

首先，工人自组织过程作为壹种基层民主实践，不仅是整个政治民主化的微观基础之壹，而且为其他阶级和阶层的自组织和民主实践提供了成功的范例。宏观的宪政、民主、法治的实现，壹定要以微观和中观的社会自治为基础，否则，像辛亥革命那样，虽然建立了亚洲第壹个共和国即中华民国，终于因为社会底层和中层没有发生普遍而实质性的变化，而功成垂败了。最近30余年的工业化、市场化和私有化，使民间社会在空间上得到壹定的扩展，但由于宏观政治制度的紧控，虽然存在某些基层民主方面的尝试，诸如村民自治和村委会选举、企事业职代会和工会选举、业主委员会选举、县乡级人民代表选举，但都流于形式，只有零零星星寥寥无几的成功案例。然而，在珠三角地区此起彼伏的劳工运动中，工人们成功地创造和普遍运用了“工人代表制”，在企业内部选举产生了各级工人代表和全厂工人代表委员会，代表全体或大部分工人就劳动权益问题与资方進行集体谈判。其中壹个典型的案例，是利得鞋厂2750名工人，在劳工机构番禺打工族服务部的帮助下，自下而上地选举产生了60多名工人代表，又从工人代表中选举产生了13名工人谈判代表，最后从工人谈判代表中选举产生了首席代表、第二代表、第三代表，在这个基础上又形成了谈判小组、团结基金管理员、新媒体宣传员、工人纠察队的职能分工。这样壹个民主选举的过程，就是工人诉求的梳理过程，就是分散的工人形成共识、共同意志、共同目标的过程，就是壹个工人跨越个人理性的局限性而上升到集体理性、跨越个人利益的狭隘性而上升到集体利益的过程。这是有效的集体行动的制度性保障，成功地走出了“囚徒困境”或“集体行动的陷阱”。因为在民主的基础上形成了共同目标和意志，才形成了工人代表和谈判代表的权威性，才能够令行禁止，该罢工的时候就罢工，该复工的时候就复工，有张有弛，進退自如，而不会陷入到工人内部的纷争和内斗之中不能自拔，最终被政府和资方分而治之、各个击破。

其次，工人们在民主化自组织的基础上，向资方发出集体谈判邀约，迫使资方進入和平而有效地解决劳资冲突的集体谈判通道，具有深刻的现代政治价值。中国传统政治壹直贯彻壹种等级专制、主奴对峙、成王败寇、赢家通吃的零和博弈逻辑，而缺乏多元平等、交互主体、理性共和、分享双赢的合作博弈传统。由处于弱势地位的工人发起的劳资集体谈判，对于否定传统政治逻辑并创建新型政治逻辑，具有多重开创性的贡献：壹是抛弃了妳死我活、以新的霸权代替旧的霸权的习惯，包含了以宪政取代极权的元素；二是抛弃了以暴力争输赢的做法，代之以和平谈判，包含了以民主共和取代专制暴政的元素；三是通过集体谈判签订的集体合同对于劳资双方具有严格的约束力和权威性，包含了以法治取代权治的元素。可以说，企业劳资集体谈判实际上就是微观层面的宪政、民主、法治，而现代国家的宪政、民主、法治，可以说就是壹种放大了的劳资集体谈判结构，比如说，阶级和政党竞争相当于劳资博弈，议会相当于由资方代表和劳方代表组成的董事会，国家元首相当于董事长，政府首脑相当于首席执行官，检察院和法院相当于监事会。我们不妨展开如下想象和推理：壹旦企事业单位和所有存在雇主与雇员、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地方，普遍建立集体谈判机制，整个国家的宪政、民主和法治不就水到渠成了吗？

第三，工人们的选举、停工、罢工、上访、请愿、网上发声等集体行动，实际上突破了对言论、结社、集会、罢工、示威、游行的限制，率先把宪法第三十五条在形式上承诺公民的各项自由和权利变成了现实，这对我国公民社会的发展以及对国家权力的监督和限制，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和意义。近年来，因为环保等问题而在全国各地引爆了数十起大规模的群体性抗议，但组织性弱、持续时间短、官民对话缺乏有效的通道，因此虽然参与人数众多，对于重构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对于公民社会的发展和宪政民主法治的形成，意义是有限的。相比之下，工人的集体行动具有目标明确、组织严谨、進退有序诸多特征，也更加具有可行性、可效仿性、可复制性、可传播性，对于制度演進和制度创新具有更大的意义。

3、劳工运动在政治上的溢出效应或多米诺效应

即使劳工运动在其初级阶段仅仅局限于争取经济权益，也会产生政治上的溢出效应或多米诺效应。众所周知，由于政府及其官员对民营企业过度的攫取，其中包括税、费、贿等多重、反复、高额的索取，由于国有企业的垄断经营和民营企业不平等的待遇，由于政府不能以民主国家和民族国家主体身份，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强有力地保护和争取本国工业、资本和市场主体的利益，因此我国民营企业的利润水平是很低的，利润空间是很薄的，民营企业主为了确保自身利益，便拼命压榨劳工，拼命把成本和负担转嫁到劳工身上，拼命压低劳工的工资、延长劳工的工时、恶化劳工的劳动条件、不缴或少缴劳工的社保，以至于大部分民营企业都可以说就是血汗工厂，而大部分劳工的待遇低于欧洲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工人的待遇。

那麽好，我们劳工运动不要求别的，仅仅要求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仅仅团结起来向老板要求涨工资、减工时、改善劳动条件、缴纳社会保险，如果老板不答应，就发起罢工抗议。这时候老板可能会做出三种反应：壹是坚决不向工人让步，结果导致生产链条的中断、生产率和利润的严重损失，即使买通黑社会或当地警方来压制工人，逼迫工人复工，也会招致工人的仇恨，损害企业的声誉，進而导致企业留不住熟练工人，最终使自己在市场竞争中败北；二是答应工人的要求，结果是利润大幅度减少，以至于企业经营不下去了，于是宣布不干了，于是许多企业都关厂歇业了，于是大批工人失业了；三是老板们不得不甚至愿意答应工人的要求，同时还想接着干，还想在市场经济和实业界大展宏图，甚至想成为成功的、优秀的企业家，这时他们就必须改变自己的思想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力图维护和争取企业公民的权利，改变企业与政府的关系。

这三种情况都会引发壹定的政治效应。在第壹种情况下，政府公信力受损，劳资矛盾演变为劳政矛盾，引发政府危机和政治危机；在第二种情况下，大规模失业从来就是壹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甚至会引发严重的政治问题；在第三种情况下，企业家或新生的资产阶级产生出强烈的公民意识和本阶级的自组织意识，壹起抱团取暖，壹起回过头来向政府要求降低赋税、取消不合理收费、拒绝官员索贿，要求公平的市场竞争规则和待遇，要求实现公民和纳税人的权利，要求把政府及其官员的权力关進笼子里，要求实现宪政、民主和法治。

4、中观和宏观的劳工政治必将极大地推進政治现代化过程，并构成未来中国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各国劳工运动的历史经验可知，工人在企业或工作场所纷纷组织起来并发起集体行动之后，必定会進入横向联合的阶段，即跨企业的行业性和产业性联合、跨行业和产业的地区性联合以及跨地区的全国性联合。这种中观层次和宏观层次的联合比企业层面的联合，具有更明显的政治性质、更强烈的政治色彩和更大的政治效应，比如，行业性、产业性、地区性和全国性罢工，会对地方政治和国家政治产生深刻的影响，现行政治制度和政治结构，或者吸纳工人的经济政治要求，从而向更为开放、更为民主的方向演变；或者全力予以管制和镇压，从而引起更为激烈的劳资矛盾和劳政矛盾。

推动中国劳工运动由微观向中观和宏观发展的主要动力有：

第壹，中国新工人阶级遭受跨国资本、本国政府和本国资本三重剥削和压榨，劳动强度、劳动长度与劳动报酬、劳动待遇呈现出悬殊的不对称，工人遭受家庭破碎、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很低、身心双重伤害等种种苦难，改变现状的要求十分强烈；另壹方面，这种所谓低人权和廉价劳动力优势正在丧失，因为它们反过来降低了劳动者的购买力和劳动力素质，使生产力的提高、产业的升级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受到劳动力再生产和内需不足的瓶颈制约，引发产能过剩和经济危机。如果说上壹波劳工运动以追讨法定的、最低的生存性权利（加班费、带薪休假补偿、高温补贴、社保和公积金、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等等）为主要诉求的话，那麽，下壹波劳工运动壹定是以追求增加工资、缩短工时、改善劳动条件、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和享受公共服务等“增长性、分享性、发展性权利”为主要诉求，归纳为壹句话，就是农民工要求壹家人正常生活在城市里的劳动报酬和各种平等的公民权利。新工人阶级的主体性要求和市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客体性要求两者的汇合，构成劳工运动進壹步发展的最主要的动力，这是不以既得利益集团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趋势。

第二，增长性、分享性、发展性权利的实现问题，涉及到中观和宏观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单个企业的工人的集体行动可以提出来，但没有能力加以解决，个别企业资方如果单独满足工人的诉求的话，很快就会因为经不起同行业和产业的竞争而被淘汰出局；解决这个问题的主要乃至唯壹途径，就是由企业层级的劳资集体谈判上升到行业、产业、地区和全国壹级的劳资集体谈判，而这种升级当然以跨企业、跨行业、跨地区的工人联合和组织为前提。由广泛和高度组织起来的劳工、雇员与同样广泛和高度组织起来的资方、雇主進行较高级别的、集中的谈判，以取代过于分散的企业层面的劳资集体谈判，其实对劳资双方都是有利的，劳方固然因此而壮大了自身的力量，并因此而挣得更多的权益，资方也因此而大大降低了与劳方谈判的成本、减少了罢工的数量及其所带来的损失；壹个覆蓋面很广的行业性、产业性、地方性、全国性劳资协议或集体合同，能够带来较长时间和较有约束力的产业和平，推动产业升级，推动技术、管理和制度等方面的创新。可见，工业共同体内劳资既对立又统壹的关系、劳资双赢的利益取向，也是推动劳工运动由低级走向高级的动力源泉。

除此之外，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劳资关系国际惯例的引進，信息和文化全球化背景下普世价值的传播，互联网时代工人权利意识的加速度发育等等，也都是促進中国劳工运动和劳工政治的重要因素。最终，中国工人必定会获得完整的劳工三权以及通过自己的政党参与国家公共管理的权利。

如果说劳工三权的实现和独立劳工政治力量的出现，是推动我国社会和政治转型的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甚至主导性的力量，那麽，在转型以后的政治结构中，社会民主主义的劳工政治力量当然会获得重要的、合法的位置，构成宪政、民主和法治的政治结构的偏左的、中左的壹翼，正如自由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政党会构成偏右的、中右的壹翼壹样。我们不要小看这壹伟大的历史成果，因为在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如果从文艺复兴算起的话，差不多经过了四百来年的奋斗才建立了这样壹种较为合理的政治结构。中国工人阶级肯定不希望在未来壹百年重新经历经济上自由放任、剥削猖獗而政治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那样壹个资本主义原始发展阶段。



二、宪政民主革命的主体序列和路线图



困扰当代中国的两大社会矛盾，其壹是官民矛盾，其二是劳资矛盾，这两个矛盾又可以归结为权贵官僚资本集团与人民大众的矛盾，而在权贵官僚资本集团中，虽然权贵官僚与资本家、权力与资本经常是相互勾结和利用的，权贵官僚和权力相对于资本家和资本又占著主导的地位，是现存体制的始作俑者和最大获益者，是变革的主要对象和顽强阻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改革已死”的判断是正确的，也就是说，自上而下的改革或改良，即使有的话，也不可能成为中国政治转型的主要动力。

中国新生的大资本力量和大资本集团，整体而言，是从计划经济和国家所有制中衍生出来的，先天地带有权力垄断、钱权交易、贪贿腐败的原罪，整个大资产阶级对于权贵官僚阶级，迄今仍然是依附性的，在经济、政治、文化上都是不独立的，其中大部分是现存体制的分享者和推波助澜者、权贵官僚集团的合谋者和勾结者，总的来说，大资产阶级不仅不是中国政治转型的发动机和原动力，而且是宪政民主革命的对象。

处于权贵官僚大资产阶级与社会底层之间的中间阶级（Midlle Class），基本上是依附于现存体制的，是受到权力资本网络的层层渗透和控制的，在未来半个世纪之后，它很可能会成长为中国主要的、占主导和支配地位的阶级，但在目前历史阶段，其不能作为政治转型的主要力量也是显而易见的。相对大资产阶级而言，这个阶级追求自由、平等和公正与宪政、民主和法治的动力、愿望、意识较强，但基本上处于自发无序的状态，缺乏强有力地推动结构性转换的意志力量、行动力量和政治力量。

工人和农民是匍匐于社会底层的两大阶级，占就业人口和总人口的大多数（75%左右）。农民阶级不太可能成为积极地推动社会转型并深刻形塑未来社会的主要力量：大部分农村劳动力已经、正在、将要转移到城市，成为新工人阶级的壹部分，剩下来的以农业为生的农民将越来越少；大部分农民处在远离城市的乡村、处在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外围地带，在农业这个夕阳产业谋生，缺乏经济竞价能力，并且文化程度低、分散而难以组织，缺乏主动的政治参与和博弈能力；农民受传统文化影响最深，现代意识最弱，将是最后壹个在政治上发育起来的阶级，只有直接卷入城市化進程的农民才有较强的经济政治参与意识和博弈能力。

与之相比，工人阶级将是壹个积极得多、主动得多的经济、政治、文化主体：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把大量工人聚集在同壹生产线、同壹工厂、同壹产业、同壹城市社区，为他们创造了進行积极的经济谈判、政治博弈和文化竞争的客观条件；多达数亿的新生代工人已经主观上不想退回客观上也退不回农村，他们要想在城市定居下来并获得平等的市民身份和公民权利，唯有团结和组织起来与他们所受到的多重经济政治文化压迫進行抗争；信息和互联网时代加速了工人的阶级意识的形成和组织化的進程，同时迅速淘洗掉传统文化打在他们身上的烙印。

如果说权贵官僚大资产阶级不愿、中产阶级和农民阶级不能撬动整个政治现代化進程的话，那麽工人阶级则不仅非常愿意（因其受到深重的剥削和压迫）而且有能力（因其可以团结和组织起来）做到这壹点：首先，工人们团结起来以集体谈判的方式向大、中、小资产阶级争取自己的天经地义的权利和利益，迫使资产阶级为产业和平、为生产的连续性和长期利润而做出壹定的让步；第二，工人向老板施加的压力壹定会迫使老板们向老板的老板即权贵官僚集团伸张自己的权利、争夺自己的利润空间，迫使资产阶级成为公民、成为真正独立的经济政治文化主体，而不仅仅是狗茍蝇营地在权力庇护下分赃逐利的经济动物。

于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主要指其中的中小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这壹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中的双胞胎，就会为了双方的共同利益，而形成反对党国专制、政府垄断、官僚腐败的基本共识和政治联盟，就会壹起推动中国向宪政民主法治的公民社会前進，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中产阶级壹个阶层的中高层知识分子与作为工人阶级壹个阶层的下层知识分子，会起壹个非常重要的催化剂和粘合剂的作用，而农民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基本权益，也会逐步地组织和联合起来，加入反对极权专制权治、建设公民社会的大合唱之中。这个大合唱的肇始者和发动者，就是工人阶级，劳工运动就是打破改革已死的政治僵局、撬动整个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阿基米德杠杆。

于是就会形成壹个宪政民主革命的动力和主体序列：工人阶级——中产阶级——农民阶级，革命的对象就是共产极权专制制度及其捍卫者权贵官僚阶级以及与之结盟的大资产阶级。而宪政民主革命的路线图，在第壹种情况下，是“底层发动——中层跟進和放大——上层分化、投机和妥协”；在第二种情况下，是“底层发动——中层跟進和放大——底层和中层联盟与上层决战”。

就中国的社会和政治转型而言，社会民主主义固然强调工人阶级的主力军地位和作用，但也认为劳工运动只是壹个原动力和阿基米德杠杆，并不能单独完成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進程，中产阶级、农民阶级的跟進是绝对不可缺少的。劳工运动孤军深入壹家独大，不仅很难成功甚至是不可欲的：首先，权贵官僚大资产阶级会联合和利用其他阶级進行严厉的压制，使得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愈演愈烈，使得中国政治转型过程极其漫长而艰难；其次，即使劳工运动仅凭自己的努力取得胜利，其所建立起来的只能是壹个经济上新型的国家所有制和计划经济、政治上新型的无产阶级专政，这意味着中国将再壹次回到那个不堪回首的毛泽东时代。



三、宪政民主革命的左右两翼：社会民主党与自由民主党



关于政党问题，目前宪政民主阵营还没有清晰的考虑。虽然1991年胡石根创立自由民主党，1998年徐文立等人创立民主党，海外还出现更多政治组织，但不管是国内的还是海外的民运力量，都还没有从政治哲学、政治逻辑和政治历史的高度出发，明确宪政民主本身存在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左右两翼这个在大多数现代国家早已成为现实的政治结构。

的确，在西方宪政民主历史上，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主义和制度率先登上政治舞台，那时候，没有普选制，选民资格受财产、性别、种族等多种限制，工人阶级不仅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也没有结社自由，不能成立自己的工会和政党。历经宪章运动、街头暴动和武装起义，直到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各国工人阶级才争得了基本的政治自由和政治权利，不过它们也放弃了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放弃了马克屎主义，转而选择了社会民主主义，选择了议会民主制和多党制，选择了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工党作为自己的主要政治代表。虽然共产党还存在，但其影响力日趋衰退，最后成为边缘化的极左政党，在很多国家甚至销声匿迹了。于是，在西方国家形成了宪政民主的左右两翼，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相互制衡、轮流执政，这种政治结构迄今保持快壹百年了。不管左右两翼政党的社会阶级基础、政治理念、政治目标和政治纲领有多么大的不同，但双方都认同和遵守宪政民主的共同框架和规则，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展开政治竞争，以数人头而不是砍人头、争取选票而不是依靠暴力追求执政地位。由于中左的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工党）和中右的自由民主党（共和党、保守党）代表了主流民意，就使极左和极右的政治力量趋于边缘化，并且也不得不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展开其政治活动。可以说，这是人类历史上所取得的最伟大的政治成就。

由于以下三个原因，中国反对极权专制、追求宪政民主的人们，大都简单地把宪政民主主义理解为自由民主主义，而对社会民主主义壹无所知或者知之不多，更不能理解自由民主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之间历史的和现实的关系：

第壹，在世界历史上，率先对宪政民主做出贡献的，的确主要是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及其自由民主主义思想政治力量，工人阶级及其社会民主主义思想政治力量对宪政民主的贡献是辅助的和后起的，因此后发国家引進宪政民主时会受到先前历史和先入之见的影响，以为后发国家也要经历先发国家那样的宪政民主历程。

第二，首先来到当代中国的现代政治哲学和政治理念，就是上个世纪90年代引入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和政治理念，它们对于解构中国20世纪的共产极权专制，的确居功第壹，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哲学和政治理念，则是在進入21世纪之后才逐渐为国人知道，而且至今也没有并且被禁止得到充分的介绍和研究。

第三，中国本土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是随着当代中国劳工运动的兴起才浮出水面的，壹些劳工运动的理论家和实行家，在介入劳工运动的过程中，感到用自由主义当然无法指导与资本争权夺利的劳工运动，但同时也感到市场经济不可逆转，不能够用马克屎主义更不能够用共产主义来指导劳工运动，于是便向社会民主主义寻求理论思想资源。

然而，对于中国社会和政治转型而言，自由民主主义是远远不够的，没有社会民主主义出场并承担其不可替代的历史使命，中国社会和政治转型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第壹，没有多达三个多亿的工人的参与，没有劳工运动这壹阿基米德杠杆的撬动，单凭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根本无法摧毁和取代极权专制制度和威权专制制度。在当今国际国内的经济政治文化条件和民主形势下，工人阶级壹定会提出自己的政治自由和政治权利要求，而不可能甘心情愿地成为替其他阶级火中取栗的工具和炮灰；另壹方面，当今中国社会的阶级分化如此明显，阶级意识如此强烈，工人、农民对自己的经济政治社会地位、对自己的权利和利益，有着明确的判断，完全有能力选择自己的政治代表，完全有能力行使自己的选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不存在素质论者所说的不能行使民主权利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任何理由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

第二，中国社会转型不应该也不可能亦步亦趋地重走西方国家所走过的先有资产阶级民主后有工人阶级民主的道路，在现有社会历史条件下，中国人民完全有能力也有必要把两百多年来西方社会所获得的政治经验和政治文明成果继承下来，走壹条适合当下中国国情的社会政治转型之路，反过来说，假定推倒极权和威权专制政权之后，只有壹部分人才能获得政治自由和政治权利，而把工人农民排除在宪政民主结构之外，则不仅落后于第三波民主浪潮中所有转型国家已经形成的宪政民主惯例，而且必定会激起工人农民的强烈反抗，从而重新出现急风暴雨般的乃至妳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想来这也是自由民主主义者所不愿意看到的。

第三、社会民主主义登上当代中国政治舞台，也是有传统资源可以继承的，早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民主革命过程中，由于市场经济和资产阶级发育不良、力量弱小，以胡适等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思潮和政治力量就没有什么作为，反而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带有壹定社会民主主义色彩的三民主义以及以张君劢等人为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和政治力量，成为推动宪政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47年的中华民国宪法就带有相当程度的社会民主主义色彩，是三民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某种结合。将来中国壹定会重新制宪的，不过，中华民国的国号和47宪法，对于打通过去与未来，对于赓续亚洲第壹个宪政民主共和国的道统和政统， 应该是壹笔可以选择和继承的重要的政治资源和政治遗产。

在即将到来的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中，在共产极权专制崩溃过程中和崩溃之后，壹定会冒出形形色色的政党，不过，政党政治的逻辑至今尚未超出阶级政治的范畴，各政党之间壹定会合纵连横、重组整合，最终形成四个主要的政党：

自由民主党：这是以中小资产阶级和中高层知识分子（两者合称为中产阶级、中间阶级）为社会基础的政党，会把促進市场自由竞争、保护私有财产和企业权利、减低税收与限制政府权力和规模等作为主要的政治目标和纲领。由于中产阶级占全国人口的比例较低，作为自由民主党上台执政的选民基础不够厚实，因此自由民主党会向社会下层争取选票，但即使它不能成为执政党，也会成为最强大的在野党和反对党。

社会民主党：这是以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下层知识分子为社会基础的政党，会把促進平等和公平正义、保护劳工权利、提高社会福利、征收累進税和遗产税、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等作为主要的政治目标和纲领。社会民主党能够影响和号召的选民人数最多，在转型以后很可能首先成为执政党，但随着市场经济的進壹步发展和中产阶级人数的不断增多，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会進入常规的政党轮替。

新共产党：在壹个较长的、可以预见的转型时期，经济会处于低迷状态，市场经济还不完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以及社会福利还不够，贫富差别还很大，因此，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下层知识分子中最底层的那壹部分，由于在市场经济中缺乏上升的空间而陷入绝望之中，就会产生否定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激進要求，会依据原教旨马克屎主义和毛主义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共产党，也是最左翼的政党。

保守党：即使完成了社会和政治转型，在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条件下，仍然会存在并且会重新产生壹个非常富有的大资产阶级，其中包括壹些投机革命、摇身壹变的前共产党权贵官僚，和壹些做大做强的民营资本家，他们天生倾向于垄断市场并且会要求相应的政治权力，会通过金钱的力量形成院外压力集团对国家权力施加影响，并会依据精英主义、国家主义、儒家等意识形态，形成最右翼的政党。

不管是什么政党，只要遵守全民公决制定的宪法和依照民主程序制定的法律，只要承认宪政、民主和法治这壹基本的社会契约和政治竞争规则，就都是合法的政党，即使是最左翼和最右翼的政党，也不能诉诸于暴力革命，也要老老实实地争取选民的投票支持，通过议会民主政治获得权力以及施加对于国家法律和政府政策的影响力。



四、社会民主党与新共产党将会发生长期的拉锯战



在世界上，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已经進行了超过壹百年的斗争，未来中国还会长期重演这种斗争。

1、2018年毛左等新极左第壹次高调亮相当代中国劳工运动

2018年7月中旬，发生了壹起规模很小而影响很大的工运事件，几名筹建工会的深圳坪山佳士科技公司员工相继以严重违背企业规章制度之名被开除，他们与资方抗争时被警方抓走了，来自深圳、广东以及各地的网友20余人（后增加到50多人）组成佳士工人声援团，来到坪山现场声援被捕工人。与线下行动同时進行的是网上舆论动员和传播：由几个著名红色网站和毛左大佬发起了多达数千人的声援签名；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南京大学、西北政法大学、清华大学等十几所高校部分学生相继发出用马列毛主义武装起来的声援书；由毛左自媒体组建的多个声援佳士工人的微信群，屡封屡建，壹直在顽强地传播来自前方的消息。此壹事件于8月24日警方对声援团驻地强制清场而告壹段落，但斗争并未结束，而是发酵为当局对整个毛左等新极左力量的持续的打击，先后有50多人被捕入狱，其中包括大学生、自媒体和NGO工作人员。

这是壹起主要由毛左深度介入甚至主导的劳工事件，具有鲜明的毛左意识形态色彩和高亢激昂的风格。其他的极左翼也在关注和声援，比如香港大学教授、新马克屎主义劳工社会学代表人物潘毅很快就发表了《佳士工友抗争：中国工人政治斗争新篇章》，并领衔签署了全球百名学者的声援书。托派也在关注这壹事件。

毛左在第壹波劳工运动当中影响甚微。他们或者与公知大V、自由民主派在网络上血拼，或者在猛烈批判和攻击邓小平理论、特色射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或者热衷于各种极左派别之间的内斗，或者由于他们的目标太高不接地气、观念太陈旧而跟不上时代潮流，无法找到与新生代农民工对接的通道。毛左因继承了计划经济年代留下来的极左资源，曾经舆论支持和有限介入了90年代中期以来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抗争，但随着这种抗争的失败，老的工人阶级依靠不上了，而新的工人阶级即农民工他们又瞧不上，因此越来越沈溺于意识形态争论之中，只有极少数有远见的毛派人士，意识到与新工人阶级相结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自我检讨把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新工人运动拱手让给了“自由派”和“右派”，并有了壹点行动的迹象，比如在新生鞋厂工人集体上访的时候，有两个红色网站分别给工人捐了1000元和4000元。较多接受西方极左翼思潮影响的中国新马克屎主义派和托派，倒是较早地关注和研究农民工问题，但他们的活动总的来讲还停留在劳工学术研究和工人文化建设这个范围内，还没有進入劳工运动第壹线。不过他们培养了壹些具有劳工情怀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或者培训了壹些有思想觉悟的工人，准备了较多的人力资源，这种优势在今后的劳工运动中将会表现出来。

在2015年12月3日以前，在劳工运动中起倡导、动员、组织、宣传作用的，是工联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毛左等新极左对此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壹方面他们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小资产阶级的投机主义、修正主义，会把中国工人运动引入歧途，另壹方面他们又不得其门而入，不知道如何介入和影响新时代的劳工运动。他们处在壹种跃跃欲试、望而却步的状态。按照他们信奉的原教旨马列毛主义，他们是要通过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他们之所以反对现在的共产党，并不是因为它在以前高举的马列毛主义、射秽主义和共产主义旗帜是不对的，而是因为它背叛了自己的性质和宗旨，蜕化变质为官僚资产阶级政党了。

2015年以后，随着宪政民主左派劳工界力量因被打击迫害而处于基本缺位状态，毛左的壹些力量开始渗透到劳工运动之中。第壹个例子是2017年12月，35位大学生工人状告南街村食品厂，这35人大学毕业后来到著名毛左韩德强主办的正道农场，实践了壹段共产主义生活，经韩德强推荐，来到南街村就业，他们试图改变企业的血汗工厂性质，实行8小时工作制，结果和企业发生了尖锐的冲突，被企业解除劳动关系。他们奋起维权，自己学习和运用劳动法律知识，以团队的力量進行集体仲裁和诉讼。第二个例子是中山大学硕士毕业生沈梦雨，于2015年進入广州日弘机电厂成为壹名普工，2018年4月，她被员工选举成为年度工资集体协商员工代表，因为认真履行工人代表职责，为工人谋利益，得罪了企业高管和工会主席，先是被撤销了协商代表资格，然后被解除劳动合同，沈梦雨奋起维权，成为知名度很高的网红，之后，成为佳士工人援助团的负责人。第三个例子就是佳士工人建会案了，应该说，这是迄今为止毛左全面介入劳工事件的壹个典型案例。这个事件已经引起全国性乃至世界性的关注，工人建立不受资方控制的民主工会的问题第壹次在如此巨大的社会空间成为壹个重量级的议题和舆论热点（这个问题先后已经由烟台澳利维、南昌沃尔玛、南海本田、深圳欧姆、番禺胜美达、深圳沃尔玛1059店等企业的工人们破题了，但当时并没有引起如此巨大的影响）。

2、劳工运动中必然发生宪政民主左派与极左派的斗争

要解释毛左等新极左高调進入劳工运动这个事实，以及宪政民主左派如何应对这种情况，首先要把这个问题置诸于壹个更为宏观的历史与逻辑的框架之中。

第壹个历史的和逻辑的前提，就是在壹二百多年的劳工运动中，存在着中左和极左两种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的斗争，结果是中左的工联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逐渐占了主导地位，而极左的“科学射秽主义”和共产主义，或者崩溃了（前苏联和东欧），或者边缘化了（欧洲）。

第二个历史的和逻辑的前提，中国目前处于壹个十字路口，处于壹种不确定的状态，我们不得不对中国未来几十年的发展趋势提出某种预测，因为只有在壹种理性预期之下，我们才能对各种思想政治力量各自的走向及其相互关系做出分析和评估。

第壹种预期和预测，就是中国很快将会实现社会政治转型，归入到世界主流文明之中。所谓世界主流文明，就是以自由平等正义为普世价值，以宪政民主法治为基本政治制度，以社会市场经济为基本经济制度。我们乐观地预期，中国经过艰苦的社会转型，很快会融入世界主流文明。如果是这样的话，那麽我们当然要坚定不移的参与和推進劳工运动，同时要坚定不移地把劳工运动定位为工联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在这样的预期中，中国宪政民主导向的劳工运动有远大的发展前景：第壹步，我们要在现行法律制度和框架内维护劳工权益，并通过集体维权把工人动员和组织起来，加快工人阶级意识的形成，加快由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的转化；第二步，我们要争取和实现劳工三权，以集体谈判和集体行动的力量争取更多的权益，同时与社会各界形成壹种争取宪政、民主、法治的宏大的社会和政治联盟，成立劳工政党，帮助和推动工人阶级成为社会政治转型的主体力量；第三步，在宪政民主法治的政治框架和社会市场经济的经济框架内，与非工人阶级進行长期的竞争与合作，壹步壹步地推進政治民主、产业民主和经济民主。

第二种预期和预测，就是中国可能会回归到毛泽东时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对于包括工人在内的民间社会就会形成壹种严酷的控制和强烈的打压，就会形成壹种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的社会政治结构。当人们再也忍受不了的时候，就壹定会爆发极其猛烈的反抗，这种反抗肯定不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而壹定是相当暴烈的。在这个过程当中，统治阶级会充分利用毛泽东思想中的极权主义、专制主义成分，而工人和其他底层民众会利用毛泽东思想中造反有理、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的成分。现在毛粉还占人口的少数，到时候足够多的人会成为毛粉，因为他们觉得只有这样壹种非常决绝的、非常革命的、非常彻底的思想，才能指引他们彻底的翻身得解放，相反，他们对工联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那套思路，会越来越失去耐性和信任。现行体制越是向极权专制演化，对毛左派是有利的，而对宪政民主派是不利的。

第三种预期和预测，就是中国既不能顺利地完成社会和政治转型，也不会退回到毛泽东时代，而是在较长时间比如二三十年内停滞在威权主义的状况之中，民主转型之前的南非、韩国、台湾、缅甸等国就是这种情况。威权主义不同于极权主义的是，民间社会相对于专制国家政权而言，有壹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有限的自由和空间，劳工运动和其他社会运动能够在不断遭受控制和打压的情况下得到坚持并缓慢地往前推進；在劳工运动内部，宪政民主左派与毛左等新极左派会处于长期的拉锯和竞争状态。

3、宪政民主左派如何应对极左派的挑战和竞争

（1）要承认毛左等新极左长期存在和发展并且進入劳工运动的必然性

长达三四十年的权贵市场经济、官僚资本主义经济，使得中国的贫富两极差别和基尼系数达到世界之最，底层民众被阶级固化和阶层固化，失去了上升的通道，积聚了对权力和资本、对权贵官僚和富人资本家巨大的怨愤和仇恨，在缺乏普世价值和世界主流文明教化和教养的情况下，很多底层民众只能就近、习惯从他们少年时代就接受的红色文化中吸取信仰、精神和生存的勇气和希望，文化程度较高的人则从西方的极左传统中吸取精神资源，这就是毛左等新极左得以长期存在和发展的深刻的社会根源。新极左这种政治意识形态从网络空间進入实体性的社会运动尤其是劳工运动，是迟早的事情。前些年当他们看到宪政民主左派（他们眼中的“自由派”、“右派”）在劳工领域风生水起的时候，就已经有些羨慕嫉妒恨了，当宪政民主左派被打压控制之后，新极左终于有机会登台出场了，而且，他们还具有壹种宪政民主左派所不具备的政治意识形态优势，那就是他们可以高举现在的当权者也曾经高举并且现在也没有放弃的马列毛主义的伟大旗帜、共产党的领导、射秽主义制度和人民民主专政（四项基本原则），以压倒壹切的政治正确对抗维稳力量，保护自己不被当权者镇压。只要两极分化的状况恶化下去，毛左等新极左就壹定会存在和发展，在极端的情况下，甚至可能如其所愿地推动和领导壹场消灭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建立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无产阶级革命。

（2）要看到毛左等新极左加入劳工运动可能具有的正面价值

毛左等新极左加入劳工运动可能带来的负面价值和危害，历史的经验已经很多了，此处就不再列举和总结了，只需要指出，西方社会民主主义和宪政民主左派就是在战胜极左派的过程中成长壮大起来的就够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现阶段特定的、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毛左的介入，对于整个中国劳工运动的发展，还是利大于弊的。

首先是各派政治意识形态扎堆劳工运动，会产生壹种规模效益和聚集效应，就像扎堆做生意产生市场壹样。社民的、毛左的、新马的、托派的，形形色色的中右派、激進左翼和极左派，甚至中右派、左翼自由主义，都可以来做劳工运动，虽然各派之间会产生激烈的斗争，但好歹都是把矛头针对无良资本和为之保驾护航的现行专制权力的，都能够起到唤醒数量巨大的工人阶级的权利意识的作用。总的来说，这比壹家壹派独占劳工运动投入更多壹些，并且产出更大壹些。至于哪壹派最终占据主导地位，那取决于整个社会和工人阶级的选择，现在不可能就做出结论。

其次壹点也很重要，新极左的加入会分摊劳工运动界的风险和成本。原来宪政民主左派介入工运时，被指勾结境外敌对势力，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现在这项罪名对毛左不管用了，因为他们从来就把宪政民主左派和宪政民主右派痛骂为西奴汉奸，他们自己绝对不可能勾结境外敌对势力，况且他们还有共产党开国太祖毛泽东的思想、画像等神器护体，不到万不得已，维稳当局也不好痛下杀手。可以说，毛派等极左派的介入，分摊了宪政民主左派受打压的风险，增加了当局的维稳压力和维稳成本，在维稳力量事实上不可能无限增长的情况下，客观上减轻了宪政民主左派的压力并撑大了他们的活动空间。

（3）要肯定毛左等新极左率先倡导和实践的大学生与工人相结合的工运路线的功劳

宪政民主左派多年来壹直在倡导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的结合，为此与自由民主派、宪政民主右派展开了激烈的论战。但应该承认，宪政民主左派力量很弱小，之所以能够壹度掌握劳工运动的话语权，主要因为恰好与在第壹线主导、指导和引导劳工集体行动的劳工律师和劳工NGO具有天然的契合，但自身并没有与高校大学生群体進行广泛而亲密的接触，并没有在他们中深耕并播种社会民主主义，在劳工运动的第壹次高潮中，没有出现壹个接受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学生群体并与工人和劳工运动相结合。相反，倒是毛左等新极左多年来积极渗透到了高校社会学等学科的教学研究以及马克屎主义研究会等学生社团之中去了，壹部分学生通过与老师壹起做课题研究，或通过假期社会实践，到工厂卧底打工，对劳资关系、工厂管理和工人阶级状况進行亲身体验和第壹手的调查研究，并因此而接受了他们的老师们给予的马列毛主义的解释框架。从佳士事件中表现出来的毛派学生的言行可知，这些青年学子的血是热的、心是赤诚的、感情是真挚的、思想是纯洁的、意志是坚定的、人格是高尚的，他们的表达方式和抗争方法，也是富有才华的、多种多样的、技术和艺术含量都很高的。这是宪政民主派应该虚心学习、急起直追的地方。中国每年有七百多万大学毕业生，他们毕业后也就是作为白领劳工的初级知识分子，与普通劳工处于同样的劳资关系之中，甚至有很大壹部分很难找到工作。可想而知，青年知识分子会在当代中国劳工运动和社会转型过程中发挥多么重要的作用。

（4）要科学分析宪政民主左派和毛左等新极左各自的优势和劣势

从表面和短期来看，宪政民主左派的劣势，壹方面来自于极权专制力量的打击，另壹方面，对于广大劳工群众来说，宪政民主左派、社会民主主义，还是壹个完全陌生的东西，他们更多接受的是传统的观念，要么是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要么是射秽主义（共产主义）和计划经济，不知道还有壹个介于两者之间的、更适合于工人阶级根本利益的社会民主主义，要让他们接受和形成这样的观念，有壹个漫长的过程。相比之下，毛左的优势，壹方面因为与当局共享很多政治和意识形态话语，所受政治压力较轻，活动空间也较大，另壹方面，相当多受过共产党教育的劳工群众，对于毛左的理论和话语比较熟悉，毛左站在历史、人民、道德制高点上的激情澎湃的呼喊和号召，会激发几乎所有劳工心中对剥削和压迫的痛恨、对平等和公正的向往，在感情控制了理性思维的情况下，毛左能够动员和组织大规模、强有力的劳工集体行动。

但是，相比极左派的短期性、意识形态性、道德情感性优势而言，宪政民主左派拥有的是长期性、结构性、逻辑性优势，这种优势来自于工业文明、市场经济中资本与劳动相生相克的基本结构和恒久逻辑。经过长期的摸索，人们找到了壹条解决劳资矛盾的有效的路线：第壹步实现劳资斗争的非暴力化，使工人结社、集体讨价还价和罢工合法化；第二步找到了介于斗争与合作之间的“斗而不破”、“和而不同”的关系模式；第三步找到了劳动与资本相互转化、劳资分享合作剩余、劳资双赢的道路。这就是工联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宪政民主左派的劳工运动路线。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不是简单地被否定了，而是让所有的劳动者也分享和参与了，以至于变成了普遍的私有制和社会市场经济，结果是，在经济效率、投资收益和投资积极性、生产率和科学技术得到长期稳定发展的同时，广大劳动者的经济状况也在不断改善，劳动收入占到了国民收入的75%以上。这是壹条符合绝大多数劳动者长远和根本利益的发展道路。

相比之下，极左派的劣势就暴露出来了：首先，在动员和组织劳工参加社会革命时，其所提出的超出正常人性的乌托邦经济政治目标，其实并不为大多数工人所接受，于是只好以少数人组成的先锋队，诉诸暴力革命，裹挟和逼迫普通工人和民众参加革命，要求人们牺牲现实的权利和利益，甚至牺牲自由、道德、人格和生命，不择手段地去实现所谓伟大崇高的目标；其次，在用暴力革命夺取政权以后，强制性中断了资本与劳动的结构性关系，以消灭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建立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之名，以劳动价值论和按劳分配之名，以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之名，建立起壹个垄断了所有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资源的极权主义国家，在剥夺和镇压了所有非劳动阶级阶层之后，劳动者、工人农民也成为专政的对象。经过大约半个世纪“射秽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冷战和竞跑，由极左派统治的国家全面落后，那里的工人农民普通知识分子依然处于经济上贫困、政治上无权、思想上没有自由的“无产阶级”状况，而由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参与治理、轮流执政的宪政民主国家在各方面都遥遥领先，那里的劳动者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权利远远高出于共产党国家。

经过这样的优劣比较，宪政民主左派其实才真正拥有历史优越性，包括经济优越性、政治优越性、文化优越性和道德优越性，这是它经过壹百多年的竞争终于战胜了极左派的根本原因。但是这种长时段的优越性并不能够在每壹个短时段表现出来，毋宁说，因为极左派具有手段上的强制性和不受道德和法律约束的权变性，由于它能够在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道德危机的时刻激发起共产主义革命的烈火激情，往往能够壹时之间占据优势。这就需要宪政民主左派平心静气、冷静应对、不计壹时成败得失、长期苦练积聚力量，壹步壹个脚印为劳动者维护和争取实际的权益，坚定地相信劳动者具有足够的明辨是非、鉴别优劣的理性认识能力，尊重和扩展劳动者自主选择和民主决策的权利，从而反过来赢得越来越多劳动者的支持和拥护。有了这样壹种信心和定力，才不会为壹城壹池的得失而迷失方向。

（5）要深入比较宪政民主左派与毛左等新极左的战略和策略

在劳工运动的战略上，毛左是要以毛泽东思想和工人阶级先锋队主导具体工人团队的维权和抗争行动，领导工人群体为整个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而奋斗，而宪政民主左派则尊重每壹个工人团队的主体地位，帮助具体的工人团队获得维权的成功，实际增進其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权利，最后才从不同企业、行业、地区工人团体的横向联系中民主地产生出全国性的工人组织和劳工政党。

在策略上，毛左和宪政民主左派本来会有更多的共同点，这是因为，即使是为了实现毛左的至高无上的战略目标，也必须壹步壹步把它分解为近期目标和中期目标，也必须有切实可行的达成目标的近期计划和中期计划，有壹个壹个战役的构想与壹个壹个战斗的方案，有敌我友三方力量的对比研究，有纵横卑阖的统战谋略，这些都是毛泽东政治和军事思想留给毛左的宝贵财富，其精髓叫做“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宪政民主左派则着重运用现代劳工运动和社会运动所积累的策略、方法和战术，包括SWOT、SMART、内部组织层级、敌友光谱分析、博弈论等等操作工具，以劳工力量的有效组织和成长壮大为底盘，在劳、资、政、社会四方犬牙交错的关系中达成和实现劳工的具体诉求。这与毛泽东策略思想有很多类似和相同之处。其实，别看毛左等新极左彻底革命的口号喊得震天响，真要他们付诸实现，马上就意识到根本就不可行，于是他们要么永远只能停留在口炮党的状态而沈溺于意识形态纷争，要么只能痛下决心，退回到现实情境中，通过回应和满足工人的具体的利益诉求来获得工人的信任和支持。正是在策略方面，这些比较务实的毛左和宪政民主左派有可以合作互补的地方，只不过由于双方战略上的区别，双方在策略上也终于会有很大的不同。而且，并非吊诡的是，毛左在策略层次维护工人切身利益方面做得越好，工人在战略层次就离毛左灌输给他们的伟大目标越远；并非偶然的是，西方国家越来越多的极左派转化成为宪政民主左派了，西方国家极左派在做出了极其艰苦的努力之后还是不可避免地衰落了。

具体到佳士案，如果宪政民主左派介入的话，会提出与毛左很不相同的策略和操作方法：

第壹，宪政民主左派会把工人利益放在第壹位，而淡化倡导者、推动者和帮助者自身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诉求，这与毛左的做法是相反的。毛左要建的工会是为所谓工人阶级整体利益服务的工会，是政治斗争的工具，这种工会，摆脱了资方和官方的控制，又会落入壹个“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控制之中；宪政民主左派倡导的工会，则首先是为具体企业和行业工人利益服务的工会，是既独立于资方和官方也独立于劳工政党和劳工NGO的工会，是真正独立的工会。宪政民主左派介入工运时，不仅重视维护和争取工人迫切的权利和利益，而且非常重视工人风险和代价的降低，尤其是重视工人领袖、工人代表的保护工作。

第二，宪政民主左派始终坚持工人主体性原则，始终依靠工人本身力量的成长和壮大。针对佳士案，曾飞洋在微信群里明确提出了三个坚持：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工人代表制，把工人组织建设到班组，产生有威望的工人代表；要毫不动摇的坚持劳资集体谈判模式；要坚持在工作场所的斗争，决不轻易放弃阵地。工人出身的集体谈判专家彭家勇则提出壹种实战性很强的打法：“最有效的办法是到各车间去，做工友们的组织动员工作，只要大家都走出来，在厂门口玩，或者到劳动监察、工会去投诉；或者只要在厂内找壹个宽阔的地方，大家集中在壹起玩；或者就在车间里面玩，坚决不要做事，工友们就会赢。只要坚持合法的停工、怠工，资方早晚耗不起，壹定得跟我们的工人代表谈判，到时候，废除非法的罚款制度、补缴住房公积金、让工人自己选举的代表進工会，壹切都不是问题。”



五、宪政民主左派和宪政民主右派应结成反对极左派和极右派的战略同盟关系



如果说2018年上海环卫工、全国塔吊司机、全国卡车司机的集体行动，由于具有鲜明的行业特征而引起轰动，那麽佳士工运则由于其鲜明的政治特征而引起了全国甚至全世界的关注。这里观察和评论壹下泛自由派、泛民主派对此次具有毛左色彩、极左色彩的工人运动的各种反应：

第壹种自由民主派是按照自己的思想理念和话语模式对这次运动全盘打包、解释、包装、收割，把它说成是追求自由主义模式的宪政民主运动，把沈梦雨、岳昕演绎成为自由民主女神，仿佛工人都是自由主义的信徒，根本就没有受毛左的影响壹样。

第二种自由民主派对工人核心诉求表示支持，对工人本身的经济诉求、劳动权利诉求、建立工会和罢工的诉求都是支持的，但对毛左的战略和策略持批判态度，当然，也承认毛左有观念和言论的自由。上海学者张雪忠和北京律师谢燕益代表了这种态度。

第三种自由民主派表示坚决支持工人的诉求和行动，但彻底否定毛左的积极作用，要求工人们坚决与毛左切割，甚至认为毛左像德国纳粹壹样应当被剥夺言论自由。

第四种自由民主派则不仅彻底否定毛左，而且否定工人诉求和维权行动本身。深圳作家天佑写了壹篇《说几句政治不正确的汉奸言论》，对佳士工运给予了否定性评价；经济学者唐大杰认为佳士建会工人余浚聪就是个原教旨共产党员，他的观点得到陈有西律师的支持。

前三种观点基本上属于宪政右派、民主右派、中右派，是发达国家名叫自由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区别在于，第壹种观点完全无视毛左的存在和影响力，是不客观和壹厢情愿的；第三种观点则主张剥夺毛左的言论自由，这其实是不自信的表现，按照西方国家的经验，对极左的真正打击，是通过法律和政策的改变，通过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改变，铲除极左产生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而不是对极左采取强制性措施。相比而言，张雪忠和谢燕益表达的第三种观点，是比较标准的自由主义观点。

最后壹种观点，放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和初级阶段，还勉强可以归入自由主义之列，但经历了壹百多年资本主义和劳工运动、自由主义和射秽主义相互斗争和相互渗透、相互对抗和相互转化之后，在西方已经没有几个人说得出口了，已经转变成为极右的政治意识形态了。在中国权贵官僚资本主义历史阶段，我把这种观点称之为“中国特色自由主义”，客观上与“中国特色射秽主义”即权贵官僚资本主义表面对立实则互为犄角：它照搬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某些教条，指工会为破坏自由市场经济的劳动力垄断，坚决反对劳资集体谈判，视罢工为对企业的私有财产权、经营管理权、分配权的侵犯等等，这些恰好是权贵官僚资本完全认同的，从这样的前提出发，不难得出警察有权镇压工人运动的结论，只不过极右权贵官僚资本政权就是这样做的，而民间伪自由主义极右派则不敢直接说出来而已。

在西方，经过壹百多年的历史演化，宪政左派、民主左派、中左派、社会民主主义，与宪政右派、民主右派、中右派、自由主义，已经成为西方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相互竞争和合作的两大政治力量和意识形态，它们已经结成限制和控制极左派、专政左派、共产主义与极右派、专政右派、法西斯主义的强大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同盟。

这是西方经过壹二百年的奋斗才达到的历史阶段，而中国还处在这个过程的开端：中国的极右实力还在统治整个社会，而极左势力也不容小觑，相反，无论是宪政民主右派还是宪政民主左派，都处在初级发展阶段，并同时遭到极右政权的严厉打击和极左思潮的凶悍攻击。改革开放之后自由主义的兴起可以说是先天基因不足后天营养不良：中国历史上严重缺乏自由主义传统，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从西方引進的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又被共产革命和共产极权专制所中断；当代中国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新生资产阶级，是在极权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体制前提下自上而下地对社会松绑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而不像西方那样是在封建主义经济政治体制的基础上自下而上地生长发育的，因此深深地打上了原罪（官商勾结、钱权交易）的烙印，使得这种新生的经济社会力量在政治思想上注定是不彻底的、软弱的、不革命的，根本无力领导更不可能独立承担否定极权专制制度的宪政民主革命。这就需要它向深受极权专制制度压迫、剥削、奴役、摧残的底层民众寻求支持和依靠力量，因此它就不能照搬欧美资产阶级革命和早期资本主义社会那种经济社会政治思想主张，而应该承认以工人阶级为主要成分的底层民众的革命主体地位，并在社会转型过程之中立即落实底层民众的各项人权和公民权利。这也就同时意味着劳工运动、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宪政民主左派运动相比欧美国家的政治节奏而言，提前登上历史舞台，也意味着宪政民主右派要积极主动地向宪政民主左派伸出橄榄枝，更不能将其当作敌人。另壹方面，宪政民主左派当然也不能把宪政民主右派当作敌人，而应当接受和承认后者在历史上率先提出的普世价值、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法治，只不过要以强大的劳工运动的社会政治力量，把工人阶级和其他底层民众的权利和利益诉求灌注其中，否则的话，宪政民主左派就会演变为极左派或极权专制左派，即使他们有力量发动壹次激烈的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推翻极右派或极权专制右派，他们也没有能力仅以自己的力量建立宪政民主法治，而只不过是完成极权专制制度的再壹次轮回而已。目前阶段两派应该共同对敌，联合起来动员和组织民众推翻极右权贵官僚资本集团的统治，至于双方的权力和利益之争，只有在社会转型之后，在宪政民主法治的框架范围之内，才能上升为主要的问题。在目前历史阶段，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宪政民主右派和宪政民主左派、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合则双赢，离则双输，极右权贵官僚资本集团会将它们玩弄于鼓掌之间，挑动其互斗并最终各个击破。

另壹方面，民主右派（自由主义）也很难和极左派（共产主义）争夺底层，因为按其自由高于平等的基本原理，民主右派没有能力解决贫富两极分化的问题，而极左派恰好善于以平等之名激起底层民众的狂热希望。民主右派如果向底层民众承诺和让步到可以和极左派争夺底层民众的程度时，它其实已经转化为民主左派（社会民主主义）了。如果民主右派坚决不让步而又想领导和统治整个社会的话，就只能把经济优势转化为暴力优势，通过豢养军警宪特镇压极左派及其追随他们的民众来取得和稳固政权，但这样壹来，他们就不再是中右派、民主右派、宪政右派，而变成极右派、极权右派、专制右派（法西斯主义）了。对于克制和克服极左，民主左派即社会民主主义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因为它也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与自由派進行政治竞争，因为它也侧重积极自由、实质平等以及由此形成的公平正义，满足了底层民众的精神需求；特别是，它所提出的经济社会政策，包括工厂立法和劳动立法、工人参与管理和劳资共决、工人联合与劳资集体谈判、利润分享和产业民主、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等等，实实在在地增進了劳动者的经济社会利益，提高了他们的经济社会地位，从而获得了大部分工人群众和其他底层民众的支持和拥护。可以说，只有同时继承了自由主义和平等主义精髓的社会民主主义，才能真正与极左派争夺底层民众，在宪政民主法治的框架内，解决不平等和两极分化的问题，从而铲除极左共产主义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土壤。没有社会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会陷入无休无止、没有胜负的苦斗之中，整个社会将会在野蛮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专政与共产极权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之间来回折腾，永远不能建立和巩固宪政民主法治，永远不得安宁与和平。

社会意识形态介绍 民主射秽主义 左翼

作者 景祥 写于 二零一八年



马克屎理论的思想体系，哪些东西过时了?哪些东西从根本上就错了?研究马克屎主义，要研究它的全本，研究它几十年发展变化的过程，既要研究他们的出发点，也要研究它们的落脚点。从《共产党宣言》起到《哥达纲领批判》，马克屎恩格斯是宣传共产主义的。马克屎于1883年去世。到了1886年，恩格斯宣布放弃共产主义理论。他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附录中写下了壹段令他的追随者们目瞪口呆的话：“共产主义不是壹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而是壹种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阶级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论。这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却是绝对无益的，有时还要更坏。”这位伟大的革命家和思想家在反思他和马克屎创立的共产主义理论体系。壹切马克屎主义的信奉者、实践者和研究者，都不可轻视或忽略这93个字，没读过或没读懂这93个字，就是没弄通马克屎主义。上了西天，没取到真经。如果在这以前妳读过许多篇马克屎和恩格斯的著作，读过《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和《哥达纲领批判》这些名篇，妳就更要记牢这93个字，因为这93个字把这三大名篇否定了，把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否定了，把整个共产主义理论体系否定了。马克屎和恩格斯是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而加载史册的。说他们晚年放弃了“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主张改良资本主义制度，和平進入射秽主义，走民主射秽主义道路，许多人接受不了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这是事实，是有历史文献可考的事实。在时间和空间上离马克屎恩格斯最近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就有人激烈反对他们这壹转变。1890年3月底，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形成了壹个“青年派”，核心人物有保·恩斯特、保·康善夫麦尔、汉·弥勒、布·维勒等人。坚持马克屎早年提出的暴力革命的观点，号召“五壹”总罢工，打着“马克屎主义者”的旗号，否认利用合法斗争形式的必要性，反对社会民主党参加议会选举。恩格斯认为这是“只有中学生水平的政策”。“第壹，显然不懂他们宣称自己在维护的那个世界观;第二，对于在每壹特定时刻起决定作用的历史事实壹无所知;第三，明显地表现出德国文学家所特具的无限优越感。”如果照他们的意见办，党就会在敌人的“哈哈大笑中毁灭掉”。1891年10月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把“青年派”壹部分领导人开除出党。恩格斯1890年8月27日致拉法格的信中说：所有这些先生们都在搞马克屎主义，然而是十年前妳在法国就很熟悉的那壹种马克屎主义，关于这种马克屎主义，马克屎曾经说：“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屎主义者”。马克屎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马克屎说自己不是“马克屎主义者”，用这种方式表示对自己前期学说的否定。这个前期，恩格斯划的线是10年前，即1880年以前，这就包括了《共产党宣言》(1848年)、《法兰西内战》(1871年)和《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三大名篇。这是马克屎和恩格斯在从科学射秽主义向民主射秽主义转变过程中探讨实现射秽主义道路的深化。西方社会从血汗资本主义進化到现在的福利资本主义是民主射秽主义道路成功的标志。马克屎主义是个庞大的理论体系。半个世纪的与时俱進，从前期到中期和后期有很大的变化。特别是1883年马克屎逝世以后，恩格斯单独从事革命和理论活动的12年，把马克屎主义发展到了壹个新阶段——民主射秽主义阶段。马克屎主义是从《共产党宣言》开篇到《〈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终篇;从暴力革命开篇，在和平改良终篇;从消灭私有制开篇到重建个人所有制终篇。恩格斯的理论遗嘱是：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壹个幻想。历史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進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引者注：指《共产党宣言》中说的暴力革命)，今天在壹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这壹点是值得在这里较仔细地加以研究的。共产主义(即科学射秽主义)如同中国的大同理想壹样，是壹种美好的理想，但它只“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千万不要付诸实践，它不是治国安民的现实政策，真要这样办，壹定坏事，壹定天下大乱。恩格斯说共产主义不是“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这就是告诉工人政党不要把共产主义写進党章，党章是要实行的，如果写上势必把工人运动引错了方向。这是欧洲工人运动脱离共产主义，走向民主射秽主义的理论根据。

　　可以这样说，马克屎前期(1848~1875)，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处于发展初期，还不成熟，科技也比较落后，因此工人劳动强度大，收入低，再加上民主还是有钱人玩的游戏。因此劳资关系紧张，工人暴力斗争此起彼伏。在这个时期，马克屎提出了无产阶级可以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理论。可是，马克屎到了晚年(1876~1883)，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進入成熟期，科技也有了极大提高，资本家大幅提高工人工资，减少劳动强度，改善劳动条件，增加工人福利，壹八六六年爆发世界经济危机。危机过后，资本集中有了惊人的发展。大规模投资银行和股份公司的出现改变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随着壹个新的银行制度的出现，资本积累不再依靠企业家个人的节俭、储蓄来自我筹集资金了，而是依靠全社会的储蓄。吸收社会的资金办企业，股份公司就应运而生了。在欧洲大陆，首先是钢铁工业，接着是化学工业、机器制造业和纺织工业，壹个部门接着壹个部门变成了股份企业。马克屎非常看重这壹变化，认为股份公司“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把资本主义的私有产业实行扬弃”。“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以内的扬弃，因而是壹个会自行扬弃的矛盾，那显然只是作为壹个过渡点，以便進入到壹个新的生产形式中去。”(《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壹九六六年第二版，第五○四页)资本家甚至允许工人持有公司股票，成为股东，参加公司利润分红，工人阶级已经不是纯粹的无产阶级，大大地提高了工人的劳动积极性，极大地缓和了劳资之间的矛盾;政治上進壹步开放，民主已成为全民的游戏，工人阶级可以通过参加选举取得政权。因此，马克屎及时地修正了自己的理论，全盘否定了自己曾经提出的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理论，提出和平长入射秽主义的理论。

　　资本家不再拥有私人企业，而只是拥有私人财产，这份私人财产是用货币量化的企业资产的壹部分;他们不再是企业主，而只是企业的股东、公司利润中壹定部分的合法债权人。股份公司造就了组织和指挥生产的经理、厂长阶层，使企业的所有权和管理权相分离。管理者阶层掌握著企业的经营权，使资产阶级的统治虚幻化。这壹项分离是壹场和平“革命”，使和平过渡到壹种新制度成为可能。

　　马克屎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指出：“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和资本所有权分离，劳动也已经完全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壹个必经的过渡点，以便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所有，不过这时它已经不是当作壹个壹个分立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当作共同生产者共有的财产，直接的社会财产。”(《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壹九六六年中文版，第五○二页)

　　资本主义就这样完成了向射秽主义的和平过渡.《资本论》第三卷推翻了《资本论》第壹卷的结论，不再需要“炸毁”资本主义的“外壳”了。马克屎心目中的曼彻斯特资本主义(原始的资本主义)灭亡了。其后资本主义在《资本论》的冲击下逐渐射秽主义化。《资本论》第三卷是马克屎和恩格斯皓首穷经研究资本主义几十年的最终结论，经恩格斯十年的编辑和修订，于恩格斯逝世的前壹年——壹八九四年六月出版。

　　马克屎壹八八三年逝世后，恩格斯继续领导国际工人运动达十二年之久，并于壹八八九年成立第二国际。恩格斯具体指导德国社会民主党進行合法斗争，强调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获得成功对整个国际工人运动有很大的意义：“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壹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马克屎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二七三页)

　　壹八九五年三月六日，恩格斯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对马克屎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進行了最后的反思和修正：“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壹个幻想。历史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進行斗争的条件。壹八四八年的斗争方法(引者注：指《共产党宣言》中说的暴力革命)，今天在壹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这壹点是值得在这里较仔细地加以研究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的程度……在壹八四八年要以壹次简单的突袭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旧式的起义，在壹八四八年以前到处都起决定作用的筑垒的巷战，现在大都陈旧了。如果说在国家之间進行战争的条件已经起了变化，那麽阶级斗争的条件也同样起了变化。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无产阶级的壹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被采用，并且迅速获得進壹步的发展。原来，在资产阶级借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许多东西是工人阶级可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工人开始参加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会以及工商仲裁法庭的选举;他们开始同资产阶级争夺每壹个由选举产生的职位，只要在该职位换人时有足够的工人票数参加表决。结果，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在罗曼语国家里，人们也开始愈益了解到对旧策略必须加以修改了。德国所作出的利用选举权夺取我们所能夺得的壹切阵地的榜样，到处都有人模仿;无准备的攻击，到处都退到次要地位上去了。“(《马克屎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五九五、五九七、六○三、六○七页)

　　说完这些话不到五个月，壹八九五年八月五日他就去世了。如果盖棺论定，这是恩格斯对欧洲各国革命策略问题的最后意见。他期待得是通过工人阶级的合法斗争取得政权，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平过渡到射秽主义。应该说，这是恩格斯对欧洲各国射秽主义运动的最后遗言，是对《共产党宣言》“旧策略”的重要修改。

　　十月革命是壹次试错，没有给人类找到出路。列宁通过血腥的战争夺取政权以后,实行政治垄断、经济垄断、真理垄断。

　　政治上，苏联挂著无产阶级民主的招牌，实际上，无产阶级和人民无权选举国家领导者，也无权监督执政党。苏联共产党牢牢地控制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每壹分权力，人民只能乖乖地劳动，做壹个任由领导摆布的顺民。而干部却拥有各种特权，如：不受人民监督，有豪华别墅，有专车，有司机，有警卫，有特供商品，他们贪污受贿，欺压百姓，个人财产不用公示于众，他们只要对领导负责，不需对人民负责，他们不了解人民的疾苦，不关心人民的生活，高高在上，过著养尊处优的生活。

　　经济上，苏联共产党垄断了所有土地、矿山、工厂、江河湖海、草原、森林，苏联人民是彻底的无产者，苏联人民只能象奴隶壹样被捆绑在集体农庄和工厂里，没有私人财产，没有生产资料，也没有产品支配权，只有被迫的劳动。人变成了牲畜，变成了工具。国家注重发展军工和重工业，忽视民用的轻工业，因而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

　　在思想上，苏联垄断了真理。苏联壹切言论出于“真理报”，人民没有言论的自由，也没有思想的自由。对那些敢干讲出良心话的人抓起来投進监狱。表面上壹片宁静，实际上酝酿着火山，所以壹旦火山爆发，国家就分崩离析了。

　　随着苏联的解体，东欧壹系列国家也壹个个地改旗易帜了，这就是有名的苏东波事件。

　　在中国，也在走和苏联相似的道路。中共党章中仍载有“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的条文是不符合恩格斯教导的。毛泽东对马克屎主义的了解，是德国“青年派”的水平，不知道马克屎恩格斯后来的思想变化，把共产主义理想在六亿人口的中国大规模地实践了壹下，结果比恩格斯预料的“更坏”还要坏得多。这个更坏的结果就是饿死了37558000人。据专家统计，1949年中共上台执政之前的2129年中，共发生203次死亡万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灾害，死亡2992万多人。而毛泽东三年大跃進时期饿死人的总数是3755.8万，比中国两千多年间因自然灾害而死的全部人口还多764万人。这不是个别政策失当，是根本理论的错误，是根本路线的错误。所谓合作化、公社化的理论、路线和道路，是空想射秽主义，既不能带来富裕，又不能带来平等，是造成大灾大难的总根源，应予彻底否定。

　　射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而不是推翻和消灭的关系。这个真理已经为西欧民主射秽主义的闪亮掘起和前苏联暴力射秽主义的黯然消失所充分证明。二十世纪末，社会民主党以在大多数欧洲国家竞选执政、使欧洲和平進入民主射秽主义的历史性成就，告慰马克屎和恩格斯在天之灵。欧盟十五国中英国、法国、德国、瑞典、芬兰、奥地利、葡萄牙、荷兰、意大利、丹麦、希腊、比利时、卢森堡等十三个国家是社会民主党或工党执政。社会党国际以红玫瑰为徽记，世人惊呼欧洲红潮涌动。二零零三年四月十六日，欧洲各国首脑云集希腊雅典。在卫城遗址见证下，欧盟成员国以及十个新成员国的国家首脑共同签署了壹项入盟条约。从此，捷克、爱沙尼亚、塞浦路斯、拉脱维亚、立陶宛、匈牙利、马耳他、波兰、斯洛文尼亚和斯洛伐克等东欧国家加入了欧盟大家庭，宣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西欧分裂局面的终结。壹个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的新欧洲的出现，给纷扰的世界平添了几分亮色。全世界那些企图保留他们国家的射秽主义前途的改革者们，都把目光转移到民主射秽主义运动上来。

　　社会民主党人对人类文明的历史性贡献是：代表先進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化解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不共戴天的仇恨，化解了射秽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不共戴天的仇恨，使射秽主义运动成为和平的、理性的進化过程。社会民主党人成功地创造了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框架内和平过渡到射秽主义的道路。过去我们局限于暴力革命的狭隘经验，指责人家是“修正主义”，现在看来应给修正主义恢复名誉。因为社会民主党人不是对资产阶级没有斗争，不是单方面让步，不仅“修正”了射秽主义，而且“修正”了资本主义。

　　在恩格斯第二国际领导下，北欧诸国取得了民主射秽主义的伟大成功，人们常说：北欧行资本主义制度，走射秽主义道路。

　　北欧五国(丹麦、芬兰、冰岛、挪威、瑞典)，无论共和还是君主立宪，无不实行民主射秽主义制度，也就是实行议会、多党、票决的政治制度。

　　在北欧所有城市的公共建筑物中，政府楼是不起眼的，芬兰市政大楼，北欧大都市斯德哥尔摩的市政厅的厅堂，每年设诺贝尔颁奖晚宴的地方，还没有杭州人民大会堂宽敞。政府办公楼壹般设在几百高龄的建筑物中，供游人参观，均可自由出入。君主立宪制的，国王居住的寓所就挨着游人参观的皇宫。因此，游人和总统在走廊相遇握手，和国王在皇宫后的林间邂逅交谈，那是平常事。

　　社民党在北欧半个多世纪的实践，实现了人民均富，人人享有从摇篮到坟墓的全社会福利。瑞典人富足安详平静，那里没有贫民窟也没有富人区，那些海边别墅住的人家，不乏因金融危机失业的，但不妨碍他们壹生无忧的高品质的生活。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壹标准。通过实践，证明了列宁和毛泽东实行的是马克屎已经抛弃了的错误的暴力斗争理论，在大量人员死亡的基础上夺取政权，执政后又垄断政治和经济，窒息了人民的思想，挫伤人民劳动积极性，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而民主射秽主义坚持了马克屎的民主射秽主义精华，顺应历史潮流，通过和平竞选，不断修正错误，工人阶级也可以夺取政权，继而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和生活水平，工人和资本家互相包容，互相依赖，共同发展，促進科技進步，极大地促進生产力的提高，也使社会文明有了飞跃的提升。

英国工党理论家托尼 赖特（Tony Wright）曾经指出：“射秽主义有着不同的种类，其中壹种（民主的）应当被接受，而另壹种（专制的）则应受到抨击。”壹在世界各国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的理论家们看来，他们信奉的“民主射秽主义”，才是真正的射秽主义。他们认为，这种射秽主义以“自由、平等、公正、合作”为基本理念和基本价值观，目的是建设政治民主、社会民主、经济民主并推進国际民主的“射秽主义”；它实现这壹目的的政治手段是民主。

关于民主射秽主义的起源，学术界存在着分歧。壹种观点认为，民主射秽主义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以后的射秽主义运动的“修正主义”思潮；另壹种观点则认为民主射秽主义是肇端于文艺复兴运动和思想启蒙运动中的人道主义思想和自由、平等的民主思想，并在后来的反对社会不平等、不公正的社会民主运动中形成的壹套相当完善政治理论体系。作者赞同后壹种看法。因为从民主射秽主义的理论体系来看，它的基本理念和基本价值观都是直接来源于文艺复兴运动和思想启蒙运动。而“修正主义”思潮只是仅仅试图抛弃科学射秽主义的阶级专政思想和暴力革命主张，试图让射秽主义运动重新回归到谋求阶级平等的社会民主的道路上，而他们的思想基础仍然是“自由、平等、公正、合作”的民主思想。

尽管民主射秽主义起源于文艺复兴运动和思想启蒙运动中的人道主义思想和自由、平等的民主思想，应当说，最早的民主射秽主义理论家是德国的射秽主义者斐迪南?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

为什么说民主射秽主义起源于文艺复兴运动和思想启蒙运动中的人道主义思想和自由、平等的民主思想？

首先，民主射秽主义跟文艺复兴运动和思想启蒙运动的精神本质完全壹致。文艺复兴运动和思想启蒙运动的精神本质是什么呢？是人文主义或人道主义，即把人的价值、人的幸福放在首要地位，承认人的平等，强调人的团结互助作用。民主射秽主义同样以人道主义作为最基本的世界观，它的最基本的理念如自由、平等、公正、合作，就是人道主义最全面系统的体现。其次，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运动所产生的所有杰出的進步思想，唯有民主射秽主义作了最全面的继承。民主射秽主义几乎所有的政治主张、社会主张以及基本理念，都可以直接从文艺复兴运动和思想启蒙运动那里找到理论来源。比如自由理论、平等理论、阶级合作理论、权力制衡理论、法治的理论等等。

正是因为民主射秽主义是思想启蒙运动所产生的民主主义思潮的正统继承者，因此，民主射秽主义之前又被称为“社会民主主义”。

“社会民主主义”是从“民主主义”進壹步发展而来的，并长期以来和“民主射秽主义”壹词交替使用。并且“社会民主主义”这个名称要比“民主射秽主义”这个词运用得早得多。德国的伯恩施坦在1918年12月的壹个《什么是射秽主义》讲演中，认为“社会民主主义者”产生于1848年的欧洲革命。二在民主主义前面冠以“社会”，是为了表达与以前的民主主义有所不同。这个不同在于，传统的民主主义仅仅关心政治方面的民主（如普选权、自由选举制度等），但较少关心社会的平等，关心如何消除由于不公正的分配而带来的经济剥削。社会民主主义则更多的从社会底层阶级的观点出发，更多关心社会的平等，关心如何消除由于不公正的分配而带来的经济剥削。民主主义向社会民主主义的这壹发展不是偶然的结果，它是欧洲当时社会状况的反映，也是人们对“民主”進行更深思考的结果。当时欧洲的社会现实是，尽管资产阶级革命获得了成功，但是国家的权力却为大资产阶级攫取，小资产阶级和社会底层阶级并未能获得民主，真正获得“民主”的，是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社会底层是大资产阶级压迫的对象，而社会最底层的无产阶级，尤为苦难深重，他们因为没有参与政治的权利，因而无法用立法的手段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他们虽然是生产者，却不能享有与资产者平等的经济分配权利，壹方面社会劳动力大量剩余，另壹方面新机器还在不断发明使用，工人大量失业，即使有工做的，工资也低得可怜。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产生出壹种主张整个社会实行民主制度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是很自然的事情。英国的宪章派和德国的拉萨尔派是最早的社会民主主义者。英国的宪章派认为，获得政治民主，享有广泛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确保社会分配公正的唯壹手段。德国的拉萨尔派是较早自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者的，西方学者就这样认为，“在拉萨尔看来，民主应该是壹种社会民主，正因为如此，德国工人协会的新日报定名为《社会民主报》。”壹

民主射秽主义又是原来意义上的射秽主义思潮的最终的继承者。射秽主义作为正式的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是在十九世纪30年代以后的事。它无论是其思想，还是运动，都可以看作壹个多元的概念。马克屎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列举了很多他们所批判的射秽主义流派。在射秽主义的发展历程中，各种射秽主义流派不断涌现并相互争鸣，它的人物形形色色，理论千差万别。故而人们戏言“射秽主义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其实，射秽主义这个“筐”也并不是什么都能随便往里装的。如果纵览射秽主义发展史，检点壹下这“筐”中的东西，我们很容易发现，无论是基督教射秽主义、工场射秽主义、拉萨尔的国家射秽主义、蒲如东主义，还是后来的费边射秽主义，它们的共同理想、主张和共同目的，都是人类的合作与共同進步，并且都反对社会不平等不公正。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射秽主义原来是主张人类合作与共同進步，反对社会不平等不公正的各种思想理念、社会思潮及其社会运动的统称。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原来意义的射秽主义，就是主张人类合作与共同進步，反对社会不平等不公正的各种思想理念、社会思潮及其社会运动。

严格地说，马克屎主义的“科学射秽主义”并不属于射秽主义的范畴。马克屎和恩格斯都曾反复强调他们的学说不同于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列举的并为他们所批判的各种射秽主义流派，明确指出他们的学说不是射秽主义，而是共产主义。这是因为马克屎和恩格斯是用阶级论的观点看待人、看待社会、看待自由、平等和社会公正问题，而不是像射秽主义那样把人、社会以及平等与公正问题看成是超阶级的。“科学射秽主义”之所以后来成为射秽主义的重要流派，是因为马克屎和恩格斯都曾积极加入到射秽主义运动中，做过射秽主义的“同路人”。事实上，射秽主义和“科学射秽主义”这两个“同路人”在同路的过程中是不断发生严重的冲突的。在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特殊的时代背景（欧洲出现空前的经济危机），“科学射秽主义”在欧洲曾壹度击败了“同路人”，占据了射秽主义运动的主流地位。但到了“十月革命”时期，这两个“同路人”最终还是正式彻底分道扬镳了，射秽主义运动发生了重大分裂，“科学射秽主义”这壹流派走向了共产主义革命，成立了“共产党”，而历来为马克屎主所批判的各种其它流派的射秽主义则继续走他们原来的路，并逐步统壹到民主射秽主义和社会党的旗下。

民主射秽主义以超阶级的观点看待人、看待社会、看待自由、平等和社会公正问题。而它对原来意义上的射秽主义各流派的思想又吸收得最广泛（几乎所有射秽主义流派的有益成份都被其吸收和发展），而其它流派的射秽主义基本上已经绝响或式微，所以，它是原来意义上的射秽主义的最终的批判的继承者。

射秽主义的各流派并不都是把射秽主义与民主思想相联系的，特别是早期的射秽主义者如圣西门、傅立叶等人，都不是民主主义者。民主射秽主义只是射秽主义者中把民主思想与射秽主义联系在壹起的那壹部分人的思想，如毕舍（Philippe Joseph Benjamin Buchez）、路易·勃朗（Luyi Bolang）、拉萨尔、肖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等。而完成把民主思想与射秽主义理论進行体系化整合的，是德国的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伯恩施坦考察了欧洲社会的实际情形，在重新认识了“科学射秽主义”和其它民主主义思想、射秽主义思想后，最早提出了“民主射秽主义”这壹概念，并明确地提出了“民主既是手段又是目的。就是说，它既是争取射秽主义的手段，又是实现射秽主义的形式”壹的理论观点。是他完成了民主射秽主义现代理论体系的奠定工作。

民主射秽主义是对片面强调“自由至上”、漠视人类平等和社会公正的、主张“自由放任”的古典自由主义的匡正，和对以“用金钱的特权代替以往的壹切个人特权和世袭特权” 二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

十八、十九世纪，思想启蒙运动最终发展产生了两类反对专制的思潮，壹是自由主义，壹是民主主义。那时这两种思潮本来并没有显现多大的理念冲突，人们对它们没有進行严格的区分。那时人们普遍以为，自由的价值是至上的，只要推翻了封建专制，获得自由，就会获得社会平等，而且人们的任务是共同的，这是反对君主专制，争取各阶级人所各自理解的“自由”。所以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欧洲，以边沁（Jeremy Bentham）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广泛流行。然而英、法、德等国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后，尽管人人都获得了更多的自由，但这些国家无壹例外的是大资产阶级攫取了政权。这些大资产阶级政权实行以财产权至上的制度，规定只有拥有壹定的资产者，才享有选举和被选举权，以限制大多数人民的参政权利，在经济上，分配由资产者决定，无产者只有出卖劳动力的自由，而没有经济权利，自由主义更是提倡企业主能够没有限制地進行自由竞争，国家不应干预经济生活。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也就是马克屎所处时代的“资本主义”制度。事实让人们认识到：获得自由并不意味着必然获得平等，人民不仅需要自由，还需要平等。这样，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矛盾就凸现出来了。民主主义不仅认为自由是人类的最高价值，平等和公正同样具有人类的最高价值，没有平等和公正的自由，是虚假的自由，自由主义是以自由为名，否定平等和公正，本质是在宣扬弱肉强食的反人道观念。

民主射秽主义作为民主主义的发展，是把平等和公正放在与自由同等价值位置上的。它认为，人不只是抽象的人，还是处于壹定具体社会境地的人。处于壹定具体社会境地的人本来就处于并不平等的地位，而让本来就处于并不平等的地位的人進行自由竞争，这种竞争本身就是不公正的。它要求社会先要给予社会中每壹个处于劣势境地的人以壹定的补偿，尽可能获得平等的地位和机会，然后再展开社会竞争。因此，民主射秽主义要求每个公民在政治方面享有普选权，反对以资产或其它因素限制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以获得政治民主；在经济方面要求劳资双方享有平等的分配决定权，即進行民主分配，反对以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归属决定由谁進行分配，并保证每个社会成员享有参与社会竞争所必须的基本社会保障，以实现经济民主；在社会方面要求各个社会阶层和社会成员都享有平等的社会地位，享有结社的自由，以让劳工组成独立的工会组织，以有力地防止资本对劳动力市场的垄断，实现社会民主。民主射秽主义希望的是通过上述途径，逐步达到人的平等和社会公正，并通过维护人的平等和社会公正，来维护人的自由的真实存在。

民主射秽主义不仅是壹种政治理论体系，它还代表着壹种强大的社会政治力量和社会政治运动。这个强大的社会政治力量和社会政治运动在各国的工人运动和政党运动上得到最主要的体现。工人运动和政党运动是射秽主义的实践，当然也是民主射秽主义的实践。在整个工人运动和政党运动中，社会民主主义者或民主射秽主义者，是射秽主义工人运动和政党运动的重要成员。

工人运动在欧洲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前，目的是为了配合资产阶级推翻君主的专制统治，而在革命的胜利后，工人运动的目的是为了自己的权利和利益而与资本主义斗争。工人运动的主要形式是示威、罢工和组织工会。后来又发展到组织射秽主义政党。组织射秽主义政党是工人运动的高级形式。

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是以“自由”为口号，在广大社会底层，尤其是工人阶级的积极参与下取得的。没有无产阶级和其他社会底层的参与，资产阶级是不能取得胜利的。但是在革命胜利以后，各国的大资产阶级（如在英国是新贵族、金融家资本家、大工商业资本家，在法国则是金融家资本家、大工商业资本家）掌握了政权，制定了“用金钱的特权代替以往的壹切个人特权和世袭特权”的、限制社会多数人权利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大资产阶级“通过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资产资格的限制，使选举原则成为本阶级独有的财产。平等原则又由于被限制为仅仅在‘法律上的平等’而壹笔勾消了，法律上的平等就是在富人和穷人不平等的前提下的平等，即限制在目前主要的不平等的范围内的平等，简括地说，就是简直把不平等叫做平等”壹通过垄断选举权，使得无产阶级不能在立法上体现自己的利益。因此很多的社会党人认为，只有争得普选权，无产阶级才有获得其它权利的可能。所以争取普选权以获得政治平等是工人运动的政治目的。

在经济方面，自由主义的大资产阶级又以强调“财产权”为由，依仗资本对劳动力市场的垄断地位而垄断分配权，实行不公正的分配，残酷剥削无产阶级。因此，当时各国无产阶级的生活境地是十分悲惨的。所以，要求社会承认无产阶级的经济权利，要求国家保障劳工的经济利益，民主地参与社会分配以消除剥削，改善无产阶级苦难的生活处境成为工人运动的经济目的。

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欧洲的工人们已经组织起了早期的工会组织，这些组织多是起名为“互助会”、“兄弟会”、“友谊会”等。到十九世纪20年代在西欧出现了第—批全国性的工人群众组织，到30年代以后，欧洲各国的工会组织已经非常强大。此前的工会主要是在经济斗争中发挥作用，为工友提供互助。十九世纪30年代以后，工人运动开始独立進入政治领域，工会也开始逐步在政治斗争中对工人发挥很大的影响作用。50年代以后，欧洲各国开始出现射秽主义的具有早期政党性质的组织——“工人协会”或“工人联合会”，并出现了射秽主义的国际组织，如1855年成立的国际委员会（后更名为“国际协会”）。1864年，各国工人协会派代表在伦敦成立了具有历史影响的国际组织——国际工人协会（即“第壹国际”）。

1864年在伦敦成立的“第壹国际”本来是个由各种流派的射秽主义者参加的国际组织。由于当时马克屎主义尚未对射秽主义运动发生太大的影响，信奉科学射秽主义者很少，所以它的《成立宣言》和《共同章程》尽管是由马克屎起草的，但为了能够得到大会通过，马克屎并未能把它们写成共产主义的文件，而是基本上体现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没有多少共产主义色彩。因此可以断定，第壹国际开始时是个真正的射秽主义的国际组织。而1867年以后由于马克屎和恩格斯在第壹国际内部不断進行对非马克屎主义者的斗争，也同时由于当时欧洲社会处于资本主义最黑暗的时代，欧洲又正好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此时出版的马克屎的《资本论》赢得了更多射秽主义者的相信，马克屎和恩格斯最终取得了对“第壹国际”领导权，并逐步将壹些非马克屎主义者开除出了“第壹国际”，“第壹国际”因此基本上成为了共产主义者的组织。

在“第壹国际”的内外，马克屎主义者与社会民主主义者之间都進行了长期的理论斗争。而当时的欧洲社会的残酷背景，逐渐使越来越多的社会民主主义者相信，马克屎主义是正确的，无产阶级专政对于消灭阶级压迫是必要的。于是，“第壹国际”成立以后，科学射秽主义逐步取代社会民主主义，成了射秽主义运动的主要派别。

十九世纪的最后30年是欧洲生产力飞速发展的时代，也是欧洲由于生产力的進步，以及由于工人运动的更加蓬勃地开展，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时代。壹方面工业革命大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的效率，使得社会财富增加，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生产境地有了可能，另壹方面此前的自由竞争使得社会生产向垄断方向发展，而垄断的结果是在壹定程度上削弱了社会竞争，扩大了社会生产规模，降低了社会生产成本，使得资本家有更多的可能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生产境地。但是，工人阶级的生活生产境地改善的根本原因还在于这壹时期工人运动的進壹步发展。没有工人阶级的出色斗争，资本主义是不会向射秽主义让步的。据有关资料统计，法国工会的数目从1884年的68个增加到1890年的1006个，工会会员接近14万。1890年德国工会总委员会成立时会员达23.7万。英国工联成员的人数从1881年的463899人猛增到1890年的1470191人。而斗争的规模也是空前的。比如，罢工在法国1865～1875年发生了196次，1882～1887年则发生了758次，而到了1890年仅这壹年就发生了313次。意大利罢工人数从1881～1885年的85000人增加到1886～1889年的133000人。壹工人运动不断在争取工人生活的立法保障和劳动的立法保障方面、在争取普选权方面获得了壹定的实际效果，射秽主义者甚至進入了议会，这些都表明欧洲的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很大程度上增长了人们认为资本主义可以和平改良成为射秽主义的想法。

从十九世纪70年代末开始，在选举权扩大，社会党人進入议会，国家制定了壹些劳工保障制度的新社会状况下，壹些信奉马克屎主义科学射秽主义学说的人开始怀疑科学射秽主义的正确性，认为射秽主义完全可以不依靠暴力斗争，只须進行社会改良达到社会民主而实现，出现了试图“修正”马克屎主义的倾向。到1899年，伯恩施坦出版了《射秽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壹书。该书不仅试图修正马克屎主义，实质上是修正当时以科学射秽主义为主流的整个射秽主义的运动方向，试图使射秽主义运动重新回到社会民主主义道路。《射秽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壹书标志着射秽主义运动开始发生彻底的分化。这个分化在1917年到了最终阶段。在对待“十月革命”和刚建立的苏联的态度上，各国社会党及社会党国际内部发生了根本分裂，信奉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继续称为社会民主党人或社会党人，而坚持信奉马克屎主义者的则放弃了社会民主党人的称号，脱离社会党组成共产党，称为共产党人。

最早成立的正式的社会党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它的前身是斐迪南·拉萨尔创建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和李卜克内西（Karl August Ferdinand Liebknecht）和倍倍尔（August Bebel）创建的“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其后，欧洲各国纷纷组建社会党。至第壹次世界大战前，欧洲的丹麦、比利时、挪威、瑞典、荷兰、英国、芬兰、法国、俄罗斯都建立了社会党、社会民主党或工党。

通过普选和自由选举進入议会、政府乃至独立组阁执政，从而制订促使国家和社会向射秽主义迈進的法律制度和国家政策，是各国社会党的壹贯追求。这壹追求在各国社会党的努力下获得了根本性的成功。以德国为例，1877年德国社会民主党获得了50万张选票；到1890年则获得了150张选票，占总票数的五分之壹；到1903～1912年，它的选民就从300万发展到425万，成为议会中最强大的政党；1919年2月社会民主党首次实现了单独组阁。其它国家的社会党都陆续从20年代前后在议会中占据强大地位，并入阁主政和单独执政。欧洲国家中在国内长期执政和在议会、政府中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党有西班牙、瑞典、葡萄牙、奥地利、意大利、马耳他、芬兰、澳大利亚、新西兰、挪威、卢森堡、比利时等国。其中，以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执政时间最长，它从1917年开始执政，1920年成为执政党，其后在20年代曾两次下野，又两次重新执政。从1932年起除1976——1982年外，该党单独执政至今。其次是奥地利社会党，该党单独执政达40年之久。瑞士、丹麦、挪威、卢森堡、比利时、芬兰、英国的社会党执政都超过或接近20年。德国社会党从1966年开始执政，直到1982 年才下野，执政达13年。法国社会党在二次世界大战后曾两度参加联合政府，1981年它单独上台执政，1986年该党虽然下野，但总统仍然由社会党人密特朗执政，社会党仍然是议会中第壹大党。七十年代，欧洲的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等国先后推翻了本国的专制极权统治，西班牙工人社会党、葡萄牙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全希腊射秽主义运动等社会党组织才获得了合法地位或者得以成立，但是这些社会党很快发展壮大，不久都成了本国的执政党。并且社民党成为长期的执政党。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洲壹些国家被纳粹占领，为法西斯所统治，这些国家的社会党转入了地下活动，和其它国家的社会党壹道，在反法西斯斗争中与法西斯進行了最坚决的斗争，赢得了本国人民的進壹步的支持。战后，为美国所占领国家的社会党恢复了正常活动，为苏联占领的东欧国家的社会党，被苏联强迫改造成了共产党。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东西方分裂为两大阵营，开始了四十年之久的“冷战”。在西方，为了与东方共产党力量相抗衡，1951年6～7月，各国社会党召开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宣告成立社会党国际。大会发表了《民主射秽主义的目标和任务》，即《法兰克福宣言》。这个宣言再次宣布射秽主义是社会党的奋斗目标，“它是民主的高级形式”，并且更为具体地指出民主射秽主义的“民主”包括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和国际民主。该宣言指责共产主义“妄称继承了射秽主义的传统。但事实上，它歪曲了这个传统，使它面目全非。”，“国际共产主义是新帝国主义的工具。不论在什么地方，只要它获得政权，它就破坏自由与获得自由的机会。它的基础是建立在军事官僚和警察恐怖之上的。由于造成财富和特权的鲜明悬殊，它已创立了壹种新的阶级社会。强迫劳动在它的经济组织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该宣言还认为，在许多西方国家“射秽主义社会的基础已经奠定。在这些国家中，资本主义的弊端正在消逝，社会产生了新的活力。射秽主义原则的价值正在行动中得到证实。”

社会党国际成立以后，它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发挥了强大的作用，特别是在反对殖民主义、反对军备竞赛、提倡国际“缓和”、提倡国际合作、救助贫困国家、促進国际人权等方面做了不少的努力。

社会党国际成立以后，各国社会党对于马克屎主义是越来越趋疏远。后来各国社会党都公开声明马克屎主义不是社会党的指导思想，并且宣布“世界观中立”和“非意识形态化”，宣布社会党不再仅仅是无产阶级的党，而是“全民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三、四十年是各国社会党在政治上最辉煌的时期，各国社会党在本国的政坛竞争中，长期执政，或成为议会中的最强大力量。然而到了70年代以后，各国社会党都在与本国的政治对手的竞争中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政治挫折。遭受挫折的原因是很多的，有各国社会党自身政策的原因，如把公有制视为射秽主义的要素，长期推行“国有化”运动和过度福利政策，造成社会经济发展趋缓；也有社会状况发生了改变，社会党的理论和政策未能及时作出即时反应的原因，如全球化问题、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问题，同性恋、堕胎、试管婴儿和后来的“克隆人”等问题而引发的道德人伦问题，科学的空前发展和普及对人类安全所带来的不确定的潜在风险问题等。更有社会党人认为，社会党遭受挫折的重要原因之壹，是民主射秽主义的基本价值和任务在这些国家已然实现，而由此带来的自身存在价值的危机。

自从二十世纪70年代社会党遭遇危机后，各国社会党从理论上、政策上纷纷开始了改革尝试。最有代表性的尝试是所谓的“第三条道路”的理论。所谓“第三条道路”是指介于此前的民主射秽主义道路与新自由主义道路之间的壹条道路。“第三条道路” 理论在注重社会平等公正的同时，注意到了“效率”的重要价值，认识到“平等、多元主义与经济活力之间也并不总是和谐壹致的”壹, 公正平等与经济效率之间存在着事实上的矛盾, 并试图解决这壹矛盾，以修正以往民主射秽主义片面注重社会公正，漠视经济效率的弊端。在处理其它社会新问题方面，社会党更加趋于注重实际，注意积极汲取其他政治力量的理论和政策的合理因素。

1989年东欧和苏联发生了政治剧变，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利亚、阿尔巴利亚、保加利亚、东德等国相继成立了社会党，或者共产党宣布转化成社会党。各国社会党普遍为之欢呼。此时，原来欧洲民主国家的各国社会党经过几年来的改革，又重振了旗鼓，纷纷恢复了在本国政治舞台上的力量。所以社会党人把二十世纪90年代出现的民主射秽主义的复兴称为民主射秽主义的“神奇回归”。

1951年社会党国际成立时，《法兰克福宣言》就宣称在许多西方国家“射秽主义社会的基础已经奠定。在这些国家中，资本主义的弊端正在消逝，社会产生了新的活力。射秽主义原则的价值正在行动中得到证实。”即是说这些国家已经基本不是资本主义国家，而是民主射秽主义国家了。综合察看这些国家可以发现，这些国家具有以下四大特征：壹是实行“政治民主”。即实行宪政和法治；实行多党政治竞争，自由选举；实行权力分权和相互制衡、司法独立等等；二是实行市场经济。即允许各种经济成份自由竞争；三是实行国家对经济必要的有限的干预，以实现“经济民主”和充分就业，并维护市场的健康有效；四是实行福利国家制度，力求让社会弱势群体获得更多的参与社会竞争的能力和机会，以体现社会公正。

民主射秽主义在各国的实践中都把民主射秽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各国的国情结合，形成了不同的特色。这些特色主要体现在经济政策和福利制度方面。壹般可以分为西欧型、北欧型和东欧型三大类型及它类型（如拉美型）。西欧指欧洲西部濒临大西洋地区和附近岛屿的各国，包括英国、爱尔兰、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等国。德国、奥地利、瑞士、意大利在地理学上是中欧或南欧国家，但壹般也划入西欧类型。北欧指欧洲北部的日德兰半岛、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壹带。包括冰岛、丹麦、挪威、瑞典和芬兰。东欧包括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等国。西欧是民主射秽主义的发源地，与欧洲其它社会党相比，历史上西欧的资本主义势力最为强大，所以这些国家在分配上就不象北欧国家更趋于均等，市场的竞争自由度也更高于北欧国家。北欧国家不仅在社会福利程度方面比西欧高得多，而且在生产制度、分配制方面，工人民主参预的程度都大于西欧国家。东欧国家是新近成为社会党国家的，这些国家基本上是在学习西欧和北欧及美国的政治模式，暂时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

民主射秽主义除了在欧洲，在世界其它大陆和岛屿地区也已落地生根。如在亚洲、拉美、澳洲、非洲。

中国在清末民初也曾经有过民主射秽主义的理论传播，但由于当时特定的“救亡”背景，最终又绝响了。

如今，民主射秽主义还处在不断发展当中，它对于处于风起云涌的改革时代的中国人有没有什么积极意义呢？这是二十壹世纪中国人所当深思的。

第壹章 民主射秽主义的来源与发展

民主射秽主义作为壹种政治理念、社会理想和系统学说，它的理论来源则壹是思想启蒙运动与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中的各种民主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启蒙思想，二是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兴起的射秽主义思想。勃兰特（Willy Brandt）曾经指出：“射秽主义意愿的基本价值就是自由、公正与团结”，“自由、公正（平等）、团结（博爱）这三个概念非常清楚地表明，我们是启蒙运动的后代”。壹民主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为民主射秽主义提供了自由平等理论、人民主权学说和权力制衡等基本理论来源，而各种射秽主义思想又为它提供了互助合作思想、福利制度思想等学说来源。射秽主义实际是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即继承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思想，又把自由平等和公正的价值观延伸到了经济和社会领域。经过各国射秽主义者和社会党的探索，到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由伯恩施坦等人对以往的社会民主主义和射秽主义各家后流派的思想進行了系统的整合工程，使其成为基本完善的现代理论体系，并力图将这壹现代理论体系作为射秽主义运动的理论运用于射秽主义的实践，使射秽主义运动的方向重新调转到社会民主主义的方向，因而形成了民主射秽主义。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射秽主义运动整个阵营发生根本性的分裂，西欧和北欧国家的社会党右派和中派基本上走上了这条道路。而左派和苏联及后来的东欧诸国继续以正统的马克屎思想作为指导思想，成立了共产党和共产国家，与社会党和民主射秽主义形成了意识形态的对峙状况。

本章简要叙述民主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以及各种射秽主义对于民主射秽主义基本理论的形成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来源。对于民主射秽主义基本理论的進壹步阐述，将在第二章進行。

第壹节 民主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与民主射秽主义

壹、人的价值的发现和对神权的否定

在中世界神权统治最黑暗的时候，十四世纪初欧洲迎来了人类历史上文化蓬勃发展的新时期——“文艺复兴运动”。十四世纪初至十七世纪中叶的这场文艺复兴运动，它的目的是为了最终砸烂神权和神学对人的精神桎梏，解放人性，使人意识到自我的存在，以确立人的价值和尊严。有了人的自我意识存在，确立了人的价值和尊严，才有了后来的人对自由与平等的渴求，也才会有民主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射秽主义运动。所以，文艺复兴运动是民主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射秽主义运动的根本起源。

十四至十七世纪的欧洲，人民受基督教神权和王权共同压迫，而神权又是欧洲人民最为歹毒的精神和政治压迫。罗马天主教会，是西欧各国最有势力的封建主。不仅在经济上享有种种特权，而且在政治上，教皇不仅掌握著教会的最高行政权和司法权，可以裁决俗界各国的纠纷，任意废止各国的世俗法律，甚至决定各国皇帝和国王的废立。教皇和教会声称自己有着受自天主（神）的权力，享有无上的精神控制权和代表天主行使对人定罪或赦罪的特权。它禁止人民思想自由，要求人们的壹切言论行为必须符合《圣经》与教皇教会的意旨，否则将会受到残酷的迫害。它桎梏人的天性，推行宗教禁欲主义，强制推行教士独身制和苦修制，教徒们要禁绝性行为，夫妻过性生活必须在夜深人静之时极短促地匆匆了事。所有与生育脱离的性活动都会受到十分残酷的惩罚，甚至被施以火刑。有些女子仅因生而丽质，具有性诱惑力，就可能被诬为女巫，任意加以摧残与折磨，被投河或被活活烧死。在有些地区，被烧死的“女巫”竟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从14世纪至15世纪，全欧洲被烧死的“女巫”在五万人以上。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布鲁诺(Giordano Btuno)、伽利略(Galileo Galilei) 等许多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也正是因为对《圣经》与教皇教会的意旨進行了反叛，才遭受迫害的。在这样的黑暗背景下，新兴的尚不够强大的资产阶级，以复兴古希腊、古罗马的古典文化为手段，树立起了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的辉煌大旗，反对神权，提倡个性自由，开始了首先从意大利发起的并最终推向了整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

在文艺复兴运动以前，欧洲社会理想的人应该是自卑、消极、无所作为的，人在世界上的意义是不足称道的。而文艺复兴运动发现了人的崇高伟大的价值，提出人的个性应该自由，它提倡发挥人的聪明才智及创造性潜力，积极冒险，提倡重视现世生活，鼓励人们追求物质幸福及肉欲上的满足，反对宗教禁欲主义。意大利文学家和政治思想家但丁（Dante Alighieri）宣称：“人类壹旦获得充分的自由，就能处于最佳状态。”壹他认为，理性和意志自由是人区别于其它生物的根本所在。他说：“惟具有理解力的知觉，乃是人的特性”二因为人有理性，所以人就需要自由。

文艺复兴运动中的思想人物对神权的否定，常常是以肯定世俗王权的方式表达的。但丁论证了君主的权力是直接来自上帝的，而不是来自教皇。同时他又论证了帝王之权和教皇之权各有所司，帝王司世俗之务，引导人类走向“人间乐园”，教皇司天国之务，引导人类進入“天上乐园”，因此主张政教平等，不应相互干预。英国著名宗教异端人物约翰·威克利夫指出，每个人都是上帝的“佃户”，没有中间出租者，教民与上帝之间无需中介人。另壹位著名宗教异端人物捷克人胡斯把威克利夫的著作《三人对话录》译为捷克文，并進壹步阐发了威克利夫的思想，提出：第—，教会对土地的占有是壹切罪恶产生的根源，必须没收土地，将教会财产收归国有；第二，教会应当服从世俗政权。他把教皇标为“基督之敌”，并对教皇兜售“赎罪券”進行尖锐的抨击；第三，反对教会铺张浪费，主张简化宗教仪式，建立廉价教会；第四，進壹步肯定威克利夫关于《圣经》是教义的唯壹源泉的观点，提出每壹信徒都有权按照自己对《圣经》的理解来决定信仰。马西里乌斯认为，教会和神父是灵魂的医生，医生治病不能靠强制，因此教会在管理精神事务时，无任何强制权威，当人们不能圆满履行宗教要求的时候，教会无任何处罚权利。“号称教皇的罗马主教，或任何教士或牧师，不论个别或集体，都毫无强制的法律治理权可以来管理教土、主教……；对于任何情形下的人员，或政府，或社区，或团体，或个人，更没有这种权力。”③

还有不少的思想人物，如意大利政治思想家马西略(Marsilio或Marsilius)、法国政治思想家布丹（Jean Bodin）等人，还直接从自然法、“人民权力”、国家起源等学说论证了神权的不合理。

十六世纪产生的宗教改革运动，是文艺复兴运动的发展。1517年，教皇的代表在德国维登堡出售免罪符，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在维登堡教堂门口贴出《关于赎罪券效能的辩论》，揭露免罪符的欺骗性，从而揭开了宗教改革的序幕，向神权发动了最后强大的攻击。马丁·路德反对教会干预政治，主张政教分离，并认为君主的权力高于教会的权力。他指出，信仰是个人的事，任何人不能干预对基督教的信与不信，谴责以强制力迫使别人信教。

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运动最终结束了壹千多年的神权统治，树立起了理性的权威，找回了人的尊严和价值，并且打破了经院哲学壹统的局面，为以后的思想進步扫清了道路。

二、民主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产生继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运动之后，欧洲又展开了第二次伟大的思想解放浪潮——思想启蒙运动。启蒙运动从兴起到发展长达壹两个世纪之久。启蒙思想家们从“自然法则”、“理性”和“人性”中引伸出壹切人的自由、平等、独立的政治要求，并把现存的专制制度和蒙昧主义宣布为“非人性”和“非理性”的，从而加以无情的批判。打破旧的传统观念，传播新思想、新观念成了当时许多先進思想人物的自觉行动。这是壹场由资产阶级发起的思想运动和政治运动。思想启蒙运动的目的是要在思想上以“人权”反对“君权”，以“理性”代替蒙昧和野蛮，彻底推翻君权神授的“君主主权”思想，在政治上建立“思想自由”、“信仰自由”、限制或取消君主权力的政治制度和在经济上建立税赋自主、工商自由的经济制度。

思想启蒙运动直接产生了自由思想和民主思想。自由思想和民主思想大约在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后已经分别形成，但是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这两个名词出现则是后来的事。而且自由思想和民主思想并不等同于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这将在第三章中讲到。对于思想启蒙运动中的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这两种思潮，中国的现代学者通常不加区分，统称之为“自由主义”。实际上，思想启蒙运动中的自由主义思想和民主主义思想是并不完全相同的。自由主义思想关心的是如何限制君主(政府) 对于个人的权利，它并不壹定在乎国家主权在谁。自由主义者可能是人民主权论者，也可能是君主主权论者；而民主主义思想（包括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则坚决主张用“主权在民”或“人民主权”的来否定君主权力，因而他们在政体上主张 “共和制”，在国体上主张“君主立宪制”或“共和制”。民主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区别在于前者可能只主张部分人民拥有国家主权——即阶级主权，因而“主权在民”实际上可能是仅仅否定国王主权，而主张“议会主权”；而社会民主主义者则明确主张全体人民拥有国家最高权力，并且更把“人民主权”与“普选权”结合在了壹起。最早的社会民主主义产生于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内战中。著名的民主主义和思想人物和社会民主主义思想人物有弥尔顿(JohnMilton)、斯宾诺莎(Spinoza)、洛克(Johu Locke)、孟德斯鸠( C. de S. Montesquieu )、伏尔泰(F.M.A.Voltaire)、李尔本(John Lilburne)、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罗伯斯比尔(M.Robespierre)等人。

早期的民主主义者多是主张在政体上实行“贵族共和制”或是在国体上实行“君主立宪”的共和主义者。这其实是起源于英国都铎王朝时期的“国王在议会中”的思想的继续。所谓“国王在议会中”，是认为议会是国王、上院和下院的三位壹体，而不是以国王与议会分权。“国王在议会中”的原则意味着国家主权既不属于作为个人的国王，也不属于由上下两院组成的狭义议会，而属于“议会中的国王”，或者说，属于国王、上院、下院新三位壹体的广义的议会。英国史学家基尔曾说：“国王的权威是议会的原动力。假如没有这壹生命力的源泉，这架庞大的机器将停止运转，毫无效能。”壹按照孟德斯鸠的定义，“共和政体是全体人民或仅仅壹部分人民握有最高权力的政体”二，主张实行贵族共和政体，把多数人民被排斥到政治体制之外，这种共和政体本质上是阶级的民主，即贵族阶级的民主，实际上只是古希腊时期的“混合政体”的推陈出新。而没有“普选”的“主权在民”实际上也只是主张“阶级主权”和“议会主权”。体现在现实政治中，这种“贵族共和”就是主张新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共和。要求实行新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共和的属于民主主义，而要求实行普选权的全社会民主共和制度的，则属于社会民主主义。

英国和法国是欧洲最早产生民主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和社会力量的两个国家，这两个国家的民主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最为丰富，社会力量发展壮大得最迅猛。英国的民主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运动产生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中。英国资产阶级利用法律和国会，和新贵族结为联盟，与君主专制统治進行了长期的斗争，通过壹系列的法令，使国王不断屈服让步。1641年5月，国会迫使国王签署了壹项《三年法案》，规定国会至少三年召开壹次，届时国王不召集国会，国会可以自行召开。以后，两次内战和“光荣革命”中，议会又通过了更多的法令，使得国会最终获得了壹切权力，资产阶级获得了民主权利。在法国，资产阶级通过几次革命才最终建立共和政体。1789年的资产阶级革命中的雅各宾派（包括吉伦特派和山岳派）、后来在1817年产生的“独立派”及1832年“人权社”中的共和主义者，都主要代表着民主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力量。

弥尔顿作为壹位民主主义者，他虽然认为政府权力源于人民的意志，议会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却又认为人民的大多数是不应该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他们认为人民的大多数品性反复无常、轻佻浮躁。不能学习“法律和政务”，也缺乏“卓越的事业”的能力。只有中等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才是“最聪明和最能干的人”，是“民族的精华”，国家的最高权力只能由他们来掌握。可见，弥尔顿所主张的共和国实际上只是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联合专政，本质上也是壹种阶级的民主。

伏尔泰是认为平等“是最荒诞不经的事。”壹他认为如果实行广泛的民主制度“必然会有无知的暴徒，壹旦他们开始争议，则壹切归于失败”二。他倾向于贵族共和制。

斯宾诺莎虽是壹位人民主权论者，他曾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对民主政体发出赞颂：“我想我已把壹个民主政体的基础讲得十分清楚，我特别是立意在此，因为我相信，在所有政体之中，民主政治是最自然，与个人自由最相合的政体。在民主政治中，没人把他的天赋之权绝对地转付于人．以致对于事务他再不能表示意见。他只是把天赋之权交付给壹个社会的大多数。他是那个社会的壹分子。这样，所在的人仍然是平等的，与他们在自然状态之中无异。”③但又认为民主政体偏于理想而不易实行，所以还是主张阶级的民主——贵族共和制。

弥尔顿、伏尔泰和斯宾诺莎都是主张“君主立宪”的民主主义者，他们的民主（共和）主张，并不是建立在普遍选举制度之上的整个社会的民主，而是资产阶级垄断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阶级的民主。社会民主主义主张的是全社会的民主，而不是阶级的民主。它最显著的特征是它把人民的普遍选举权与民主联系到了壹起，反对以财产资格限制公民的选举权利，从而真正实现“人民主权”思想。

最早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是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内战中的独立派和平等派的运动，而最早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人物是李尔本。独立派是清教会中的壹个派别，其中部分成员反对继续保留英王，他们后来转为平等派。平等派是小资产阶级为主要成员的社会改革力量，其领袖是李尔本。早在壹六四五年李尔本就提出了国家最高权力应该属于人民的主张。他和反对上院和国王的存在，认为只有人民所选出的下院才能代表人民。1647年3月15日，平等派向下院提交请愿书，指出：现在既然打败了国王，所以下院有权力把全国人民从暴力和压迫下解放出来，并且要求取消上院。请愿书还要求建立壹院制的国会共和国，确立广泛的选举权及宗教自由；取消专卖独占制度，特别是大商业独占公司；建议下院通过特别法案救济贫民。平等派的这些政治主张，使革命真正具有了社会民主主义色彩。十月，平等派又提出了《人民公约》，再次主张取消壹切特权，对年满二十壹岁的男子实行普选权，并在普选的基础上建立壹院制国会，作为全国的最高权力机关。以后在克伦威尔实行独裁统治期间，李尔本等平等派再次向专制主义发难，公开谴责独立派共和国是套在人民头上的新枷锁。

罗伯斯比尔是法国的壹位坚定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他强烈抨击以财产限制社会下层人民政治权利的制度，他说：“当壹些人有可能运用的权力被选为立法团体或其它公共机关的成员，另壹些人只有权力推选那样的人，还有壹些人连什么权利都没有的时候，是不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呢?不。但是，正是这些法令，按他们拥有的财富的多少，按缴纳三个劳动日、十个劳动日的直接税或者壹个银马克，而在他们之间分成积极或消极公民、半积极或半消极公民这种可怕的区别。因此，所有这些安排在本质上是反宪法和反社会的。” 壹

三、民主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基本理论

民主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家们在国家理论和社会理论方面，建立了许多杰出的理论，已经初步奠定了很多民主射秽主义的重要的基本理论因素。如自由理论、平等理论、社会契约论、人民主权论、权力制衡学说等。

自由和平等理论 自由理论是在反对封建专制的社会制度中产生的学说。它的产生和资产阶级的社会生产方式密切相关。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方式需要自由的市场、自由的劳动力、自由地竞争和发展的生产方式，而封建专制统治、僧侣贵族的特权、封建行会的戒律使新兴的资产者不能获得这些方面的自由权利，基督教神学的愚昧也极大地压抑着人们的自由要求和科学理性的发展。正是在这个巨大社会冲突的背景下，人们在强大的王权和王权控制下的宗教特权面前站立了起来，开始争取人的自由权利。自由思想广泛传播的社会政治成果是欧洲封建制的灭亡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成立，它最重要的理论成果之壹就是自由学说的形成。

作为封建专制主义的对立面，民主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把自由理论作为最根本的理论，它是其它民主主义理论的出发点。民主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认为，人的壹切权利都是因为人生来就应当是自由的。十七世纪的民主主义的思想家如伏尔泰、孟德斯鸠、是用“自然状况”和“自然法”学说来论证“生而自由”的观点的。

“自然状况”是启蒙思想家们所设想的人类的最初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们各自生活， 互不侵害。洛克说道：“人类天生都是自由、平等和独立的”，自然状况中的人只受自然法的支配，“自然状况有壹种人人所应遵守的自然法对它起著支配作用”，而自然法又归结于人的理性，“而理性，也就是自然法。”二因此在洛克等民主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那里，自由就意味着否定除理性以外的壹切权威。人们除了接受自然或“神”的管束限制外，不受任何权力的约束，理性就是人们交往的规则，也就是“法”，即“自然法”。

在论述自由的时候，信仰（思想）自由和财产权利是民主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最为关心的。比如弥尔顿就认为人类“必须有三种自由，即宗教自由，家庭或个人自由以及公民自由，没有这三种自由，人们简直就不可能愉快地生活下去。”③其中“宗教自由”和“公民自由”包含了信仰和思想自由，“家庭成个人自由”包含了财产权。

专制君主维护君主制度的壹个重要手段就是利用宗教对异己势力進行迫害。宗教改革运动之前，宗教神权凌驾于封建王权之上，对广大人民進行宗教迫害，宗教改革运动之后，宗教神权沦为封建王权的统治工具，专制君主利用它束缚人民思想，对付壹切反对君主专制的力量。例如在伊丽莎白统治初期；为了加强统治，对“不从国教者”的天主教徒，進行严厉的惩罚：有钱的入每月交纳罚金二十英镑：有地无钱的人，剥夺其地产的三分之二；无钱无地的人，没收其家具，拍卖其服饰，天主教神父做弥撒则处以死刑。许多家庭被迫害得连张床都没有。查理壹世统治时期，严厉推行书报检查制度，在国会中断的11年中，有9名反对派领袖遭到非人的迫害。从1603年至1640年，英国有6万清教徒被迫逃亡国外。在欧洲其它国家，宗教都直接成为君主们的统治工具。在此政治背景下，要限制国王的权利，就必须要砸烂国王的精神统治工具，所以，要求信仰和思想自由成了自由权利的第壹要求。斯宾诺莎尖锐地指出：“专制政治的秘诀主要是欺骗人民，用宗教美丽的外衣来套在用以压倒民众的畏惧的外面。”四他指出：“剥夺人说心里话的自由是不可能的”，“天赋的自由思考判断之权”是不能侵犯的伍。

限制言论和思想传播，实行严厉的书报检查制度，是各国君主们为维护专制制度而制定的另壹个反动措施。民主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们都对这个制度予以猛烈抨击。弥尔顿在批判书报检查制度时指出：“写作自由和言论自由……是壹切伟大智慧的乳母”壹，“是壹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二斯宾诺莎指出：“在壹个自由的国家每人都可以自由思想，自由发表意见”，“没有人会愿意或被迫把他的天赋的自由思考判断之权转让与人的。”“强制言论壹致是绝不可以的。”③伏尔泰甚至认为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是其它壹切自由的保障。

财产权利也是民主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所最为注重的。洛克在其《政府论》中论述了私有财产所有权最初的来源，他认为，私有财产所有权最初来源于人的劳动，是由于人把自己的劳动掺進了劳动对象，才获得了对劳动对象的所有权，因此，“除他之外就没有人能够享有权利，至少在还留有足够的同样好的东西给其他人所共有的情况下”四。伏尔泰、弥尔顿等人都强调了财产权是人的其它自由权利的基础。

平等理论是民主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另壹个重要理论。启蒙思想家们在运用“自然状态”学说论述自由权利时，他们的“自然状态”学说本身就包含了平等权利思想。平等理论在民主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之间，观点是有较大差别的。有壹些民主主义者尽管承认平等权利在理念上的正义性，但是他们又认为平等是不可能实现的。伏尔泰就说：“平等既是壹件最自然不过的事，同时也是最荒诞不经的事”伍。还有壹些民主主义者怀疑社会下层人民的理性能力，因此反对给予他们平等的政治权利。孟德斯鸠虽然主张公民壹般都应该有选举权“但那些社会地位过于卑微，以致被认为没有自己意志的人则除外”。他并且还认为，在壹个国家壹些人以出身、财富或荣誉著称的人是不能和平民壹样只有壹票投票权的，“如果他们和平民混杂在壹起，并且和其他的人壹样只有—个投票权，公共的自由将成为对他们的奴役，而且他们不会有保卫这种自由的任何兴趣，因为大多数的决议将会是和他们作对的。所以，他们参与立法的程度应该和他们在国家中所享有的其他利益成正比例。”⑥，后来的约翰·密尔（John Stuart Mill）也有和孟德斯鸠同样的“复票权”的主张。

十七世纪最杰出的平等论思想家洛克则指出，人在“自然状态”中“是壹种平等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壹切权力和管辖权都是相互的，没有壹个人多于别人的权力。”七在社会状态中，“如不得本人同意，不能把任何人置于这种状态之外”⑧。他在《政府论》这部著作中，把平等权和自由权置于形影相随的共生地位，他所论述的自由，都是平等的自由；平等是和自由从“自然状态”中自然产生的。

民主射秽主义继承了民主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自由平等思想，继承了自由和平等相统壹的观念，把自由和平等作为自己的最高理想。

社会契约论 民主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在论证人的政治和社会权利时，多数都是从人的“最初状态”或“自然状态”来设定人首先是自由与平等的，然后在此前提下设定“最初状态”或“自然状态”中的人们，为了解决相互间的利益矛盾和便于合作，才以理性为准则，形成了相互之间的契约性质的关系。在这种契约性质的关系下，人们共同生活，推选政府和首脑，制订法律，这才形成了社会和国家。这就是民主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者们所创立的社会契约论。

社会契约论是民主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用来论证人在社会状态下，享有自由权、平等权和人民享有主权的基本理论。斯宾诺莎、洛克、孟德斯鸠、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ee)等人都相继提出了各有独特见解的社会契约论思想。在社会契约论的原则下，只有“基于每人的同意”这条原则才是建立和掌握国家政权的唯壹合法的根据。

出于君主立宪和限制王权思想，几乎所有的社会契约论者都强调，人民在订立契约时，并没有把自己的权利全部地、绝对地转付统治者，而是仍然保留了壹部分权力，所以统治者的权力，是应当受这部分不可转让的权利的制约和限制的。壹旦统治者破坏了这种契约，侵夺了人民的权利，人民有权根据契约原理，剥夺所赋予统治者的统治权力。

民主射秽主义从社会契约论的原理出发，把人类社会视为公平协作的个人联合体，把国家视为服务社会的工具，从而提出了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和社会民主的价值追求。

人民主权论 与君主主权对立的是“主权在民”思想和“人民主权”思想。“主权在民”思想与“人民主权”思想的不同在于，前者可能仅仅意味着排斥君主主权，只要不是君主主权，那怕只是由部分人，或某个阶级掌握国家主权，都是“主权在民”。但是“人民主权”思想不然，它强调国家主权不可以由部分人，或某个阶级掌握，而必须由整个社会，即所有公民掌握。弥尔顿、斯宾诺莎、洛克、孟德斯鸠、伏尔泰等人的关于主权思想的论述，目的都是为了反对君主主权，建立由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共和国”，而不是为了实现由全社会各阶级共同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共和国”，所以他们都是“主权在民”思想，而不是“人民主权”思想。李尔本和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分别是英国和法国最早的著名的“人民主权”思想的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家（尽管卢梭的人民主权理论有严重的缺陷），其后，罗伯斯比尔、边沁（Jeremy Bentham）、约翰·密尔等人都秉承了这壹理论。

法国卢梭指出，主权是“公意”的体现，“主权的实质就是全体意志”壹，李尔本更進壹步指出：“由人民的自由选举并通过自己的代表而表示的赞同，是壹切公正统治的唯壹基础”二。因此，“人民主权”思想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根本思想，是民主射秽主义的最基本的国家理论。它把社会置于国家之上，承认社会每壹个成员的政治权利平等。它否认人民作为国家的最高权力者，它的上面还有另外的领导权力。它是民主制度的根本。

“人民主权”的关键是只有人民和它的代议机构才能享有立法权，并且实行以法治国。通过人民立法，然后依法建立国家和政府，限定国家和政府的权力范围，监督司法和行政，是“人民主权”的基本规则。政治思想家边沁提出了要用“协议”来约束统治者的“宪政”主张，他说，“如果没有明确的协议限制，最高主权的权力就不能说是可被授予的，或是有确定范围的。他们就能做任何事情，如果人们指责他们做某事为不合法或无效，指责他们滥用权力，就会被当成壹种辱骂”，反遭人指责③。

“人民主权”可以由人民直接行使，壹般形式为公民投票；但更多的是由每个公民自主推选其代表来间接行使，这种由每个公民自主推选其代表来间接行使主权的方式称为代议制。由公民自主推选其代表来间接行使人民主权而组成的代议机构，是人民主权的被委托者，它受委托人给予的（即宪法和其它律法给予的）权限和时效的限制，所以本身不拥有主权。

“人民主权”是民主射秽主义的根本国家制度。而壹个国家是否“人民主权”，主要体现在是否实行议会制度、普遍选举权制度和所有阶级均权制度。

普遍选举权思想 普遍选举权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主张。在各国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以后，大资产阶级攫取了政权。为了能够制定出保护他们的社会竞争优势的法律，他们以财产限制人的选举权，以便于他们垄断立法权。在英国，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实行了大资产阶级的统治。克伦威尔的女婿爱尔顿公开地反对人人享有选举权。他把天赋的自由权利作了如下的解说，他说：“人们由于出生在英格兰，便正当地拥有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

那就是，我们不能驱逐他们出境，我们不能拒绝给予他们以空气、住房、栖息以及在道路上或其他方面的行动自由，不能不让他们生活在我们中间……但是因为出生于英格兰而要求享受支配土地和其他壹切的权利，这是没有道理的。”爱尔顿赤裸裸地提出，选举权是壹种基于财产的权利，“我主要着眼于财产，”他说，“因为这是国家政治体制的基础所在，如果妳把这个也去除了，妳就由此而去除了壹切。正是这样，具备这种财产资格的人才有选举权，才能被选评为国会的成员。他们是国家中有永久性利害关系的人，正是他们，会集合在壹起，懂得国家的全部利害关系。”壹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国民制宪议会通过1789年12月22日的法律把选举权只给予有产者。公民被按照财产的多少而划分为三种类型：“消极公民”、“积极公民”和“选举人”。这种以财产限制人民政治权利的主张，受到法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猛烈抨击。罗伯斯比尔痛斥道：“当壹些人有可能运用的权力被选为立法团体或其它公共机关的成员，另壹些人只有权力推选那样的人，还有壹些人连什么权利都没有的时候，是不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呢?不。但是，正是这些法令，按他们拥有的财富的多少，按缴纳三个劳动日、十个劳动日的直接税或者壹个银马克，而在他们之间分成积极或消极公民、半积极或半消极公民这种可怕的区别。因此，所有这些安排在本质上是反宪法和反社会的。”二后来的功利主义思想家边沁从“最多数人的最大量的幸福”的功利原则，论证了实际的普选权的正当性和必要性。他指出每个人的苦乐感受能力是相同的，而每个人的利益与他人的利益也同样重要，因此，当某些人获取某种利益或权利时，就没有理由不让其他人也得到同样的权利。

普遍选举权包括普遍选举权利和普遍被选举权利两方面。它的精神是主张社会中壹切法定年龄以上的具有正常精神思维的公民，都享有选举自己或他人、或被他人选举，参与国家事务的权利。民主射秽主义把普遍选举权作为其根本的选举制度，并以此作为“人民主权”思想的具体体现。它主张通过普遍选举让每壹个社会成员拥有平等的政治权利，進而平等地影响国家政治，让国家为所有的阶级服务，并通过国家的作用，以民主的手段最终逐步消灭阶级。

分权制衡学说 所谓的“分权”，不是指政府部门的分工，如分为工商管理部门、公共安全部门、税收部门等等，而是指国家权力本身的被分割。国家分权包含阶级分权和职能分权两个内容。阶级分权是指由社会各阶级共同享有国家最高权力；职能分权是指把国家权力進行职能分割，壹般划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个部分。

阶级分权的思想即是指“共和”与“民主”，即国家权力不是只由某壹个阶级掌握，而是由两个以上的阶级共同掌握，或轮流执政。它可能是部分阶级分权，也可能是所有阶级分权。部分阶级分权是民主主义，而社会民主主义主张的是所有阶级分权，它体现了阶级平等的思想。

职能分权是民主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们十分重视的。出于对君主集权危害的刻骨铭心，为了切实地防范国家权力因为过于集中在壹个人或部分人手中，对公民形成新的权力压迫，民主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们提出了将国家的权力划分为几个职能部分，分别由几个职能部门掌握，并且使不同职能部门所掌握的权力相互牵制约束，以消除国家权力被个别人和个别集团包揽滥用的可能。最早具有职能分权思想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可能是英国的李尔本。代表“平等派”利益的李尔本针对克伦威尔推行的军事独裁统治，提出国会议员必须辞去军队职务、立法者不能同时是司法者和行政者等主张，迫使议会通过了包含上述思想内容的《自抑法》。后来，洛克在他的著作《政府论》中，首次把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执行权、外交权，并提出立法权由国会行使，执行权、外交权由君主行使。法国著名的思想家孟德斯鸠是分权制衡学说的集大成者。

他指出：“要防止滥用权力，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③。从“以权力约束权力”这壹目的出发，他在《论法的精神》壹书中继承和发展了洛克的分权学说，系统阐明了分权制衡思想。他把国家权力划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个部分，提出由议会行使立法权，君主行使行政权，法院行使司法权，并且要求这三种权力之间要互相制衡。孟德斯鸠还认为，是否实行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权”分立，是判断壹个国家是否民主政体的标准。孟德斯鸠与洛克的分权学说相比，他对国家权力的划分更科学，对分权制衡的论述更全面，不仅涉及了阶级分权，而且涉及了职能分权和权力间的制衡。

分权制衡是民主制度的基本保障手段，也是后来民主射秽主义所主张的基本国家制度之壹。

第二节

壹、射秽主义思想的产生

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后，资产阶级获得了政治权力。为了保持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在利益竞争的强势地位，以获得经济剥削的有利地位，资产阶级开始保守化了，他们拒绝把他们曾经喊过的“平等”和“民主”的口号贯彻到无产阶级的解放上。他们以财产资格限制无产阶级的选举权利，也拒绝承认无产阶级在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的平等权利和民主权利。无产阶级事实上处于了受奴役的地位。在生活的逼迫下，工人们只能被迫成为没有任何经济权利的奴隶，他们劳动时间被任意延长，工资被任意压低，劳动、生活境遇恶劣。尖锐激烈的阶级对抗和社会下层人民极其苦难的社会生活，使得十九世纪30年代的法国和英国的许多善良的人们和不屈的人们不禁产生了对壹种人人平等、相互帮助的美好社会的想往。人们把这种反对不平等，提倡人类互助团结的社会理想学说，称为“射秽主义”。马克屎主义认为十九世纪初期法国和英国的射秽主义“是在居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压迫下产生的，并且是同这种统治作斗争的文字表现” 壹是非常正确地。所以射秽主义反映了当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对资本主义专制下的各种人类不平等现象的反抗。

射秽主义是民主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发展。民主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仅仅只是政治革命，当它们要求向经济和经济关系方面延伸，变成经济的和社会的革命时，射秽主义就产生了。费边社领袖韦伯(Sidney Webb)指出：“在过去壹百年中，把欧洲社会导向射秽主义的那个主流，乃是不可抗拒的民主主义的发展”，“民主主义的必然结果，不但是人民控制着自己的政治组织，而且通过政治组织的控制，他们还要去控制生产财富的各种主要工具；他们要以有组织的合作逐渐代替无政府状态的竞争；并且按照唯壹可能的方式，他们最后要恢复约翰·穆勒所谓的‘生产工具的所有者能够从产品中取得的巨大份额’。民主主义在经济方面的理想，实际上也就是射秽主义本体。”二因此，射秽主义的本质就是把社会民主主义的原则延伸到经济和社会等方面，不仅要实现政治民主，而且要实现经济的民主和社会的民主。

二、关于射秽主义和资本主义

“射秽主义”壹词据说最早是见于1803年由意大利传教士贾可莫·朱利安的《驳射秽主义》壹书。他把射秽主义说成是上帝安排的传统制度。这个词在19世纪20-30年代才开始首先在法国和英国广泛流行。英语的“射秽主义”应当是“‘社会的’学说”之义，所谓“社会的（即全体各阶级人民的）”应当是相对于“阶级的”而言的。傅立叶(Francois M.C.Fourier)学派的孔西得朗(Par V.Considerant)曾指出：“壹切射秽主义者都是共和党人，壹切共和党人都应当是射秽主义者。”壹。这句话的意思是所有的射秽主义者都是拥护“共和”的，共和党人也只有是个射秽主义者，才能是个真正的共和主义者。所以，射秽主义实质上可以理解成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又壹个层次的发展，它意味着射秽主义是要以“社会的”取代“阶级的”和“君主的”、“国家的”，即主张社会的主权、社会的立法、社会的统治、社会的经济权利、社会的福利，等等；它反对的是阶级的主权、阶级的立法、阶级的统治、阶级的经济权利、阶级的利益和国家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制度。社会的主权，即各阶级共同享有国家主权，各阶级共同立法；社会的统治，即实行共同立法下的法治和各阶级共同或依照宪法轮流执政；社会的经济权利，即各阶级都享有平等的经济权利，实现社会各阶级、阶层合作生产下的协商分配，和实行由所有者、经营管理者、生产者者、消费者共同参与的民主管理；社会的福利，即主张把各阶级阶层進行合作性社会生产下所有取得的壹切社会财富，由全社会而不是部分人共同享受，让社会中的每个人享受到因为人的合作而增進的福利；等等。我们审视壹下十九世纪欧洲的各种射秽主义流派，我们很容易地能够发现它们具有上述主张的鲜明倾向。

射秽主义主要因为它的对立面资本主义而产生；而实质上，射秽主义的对立面不仅仅是资本主义，因为它主张人类自由与平等，因此它的对立面实际上是壹切不平等现象，即特权，包括政治特权、经济特权等。所以射秽主义是反对壹切特权政治的政治主张。当代德国的杰出民主射秽主义理论家托马斯·迈尔（Meyer,T.）认为：“射秽主义原来是指各界全体人民都享有平等的自由并通过团结互助和社会组织来公平地分配社会财富的壹种愿望。”二

资本主义的实质即是特权,而私有财产制度并不代表资本主义。只有当资本成为特权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资本的特权可以体现在政治特权和经济特权上。当它作为政治特权时表现为用财产限制人民的政治权利，拒绝实行普遍选举制度，实行阶级的统治；当它作为经济特权时表现在以财产所有权决定经济权利，它实行没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就没有生产的决策权和分配的决策权的经济制度，雇用劳动者只是生产的工具，而不是生产的主人。实行这种制度的社会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现代西方国家已经不是这样的资本主义社会）。马克屎时代就实实在在地是这样的资本主义制度。恩格斯曾对资本主义的本质作过以下论述，他说：“资产阶级的力量全部取决于金钱，所以他们要取得政权就只有使金钱成为人在立法上的行为能力的唯壹标准。他们壹定得把历代的壹切封建特权和政治垄断权合成壹个金钱的大特权和大垄断权。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之所以具有自由主义的外貌原因就在于此。资产阶级消灭了国内各个现存等级之间壹切旧的差别，取消了壹切依靠专横而取得的特权和豁免权。他们不得不把选举原则当作统治的基础，也就是既在原则上承认平等；他们不得不解除君主制度下书报检查对报刊的束缚；他们为了摆脱在国内形成独立王国的特殊的法官阶层的束缚，不得不实行陪审制。就这壹切而言，资产者真像是真正的民主主义者。但是资产阶级实行这—切改良，只是为了用金钱的特权代替已往的壹切个人特权和世袭特权。”③射秽主义的目的，就是要消灭资产阶级在政治特权、经济特权和其它的壹切特权，争取壹个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的社会，即社会的主权、社会的立法、社会的统治、社会的经济权利、社会的福利的社会，让每壹个人成为国家政治的主人和社会生产的主人，最终实现人的自由价值。

三、早期射秽主义的主要流派

早期（十九世纪）的射秽主义主要有以下流派：圣西门(Saintsimon)学派、傅立叶学派、基督教射秽主义、工场射秽主义、蒲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射秽主义、拉萨尔射秽主义、讲坛射秽主义、费边射秽主义、伦理射秽主义、议会射秽主义等。以上各个流派的射秽主义，提出了各种消除人类不平等现象的途径，为民主射秽主义的理论，提供了更加丰富的理论来源。

圣西门学派 包括法国圣西门和他的门徒巴扎尔、安凡丹等人的学说和孔德(Auguste Comte)早期的学说，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开始流行。圣西门学派主张通过“实业制度”改造资本主义社会。他们的“实业制度”是壹种组织化的由科学家、企业家和工人组成的社会生产，并幻想通过他们所创立的“新基督教”来引导人们建立世间的“天堂”。在实业社会中，圣西门设想人们“在家庭出身方面实行尽可能大的权利平等的原则，并把真正能力的优势作为政治权力的基础”壹。因此，壹切特权都要废除，并且要根据择优任用的原则，让在实证科学、美术和实业方面有最大才能的人，受托去管理国家大事。圣西门学派还提出了未来的社会应该是“协作制”的观点。他们把资本家也视为劳动者，并主张自愿加入实业企业，而不应该强迫加入。在实业制度下，社会的所有措施都是为了改進所有成员的政治的、经济的和道德的处境。壹切人都要获得最大的自由。他认为要实现以上的社会变革，途径是依靠舆论和宣传，而不能是暴力革命。

孔德是圣西门学派中的壹员，他开创的实证学派是圣西门学说的发展。他把人类社会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即神学的军事时代、形而上学的法学家时代和实证的科学产业时代。所谓“神学的军事时代”，孔德是指中世纪封建统治时代。他认为在这壹阶段，人用神的观点看待事物，把事物看成是超自然的实体表现，是神的意志的体现。而当神的概念被各种抽象的概念所取代时，人类历史便進入了“形而上学的法学家时代”，即十七至十八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孔德认为这壹阶段提倡自由、平等、人民主权、民族独立，因而打破了神学思想，这无疑是進步的，但同时它也造成了知识和信念的混乱。唯有第三阶段即“实证的科学产业时代”才是真正科学的阶段。孔德提出了“社会团结”、“社会职能”、“社会政体”等思想。社会“团结”说是孔德社会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孔德把社会当作壹个有机的整体，同时，他认为人们和各个社会集团的相互联系就是团结。晚期的孔德走入了神秘主义和专制主义的死胡同。

傅立叶学派 包括傅立叶和他的门徒孔西得朗等人的思想学说。流行于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傅立叶设想未来的理想社会应该是以生产——消费合作社“法郎吉”为基本单位的“和谐社会”。“法郎吉”实行社会股份制，并设想通过工人拥有股份，把雇佣劳动者变为私有者，从而消灭雇用劳动。它的分配实行按劳动、资本和才能三方面進行。傅立叶认为在任何壹个新的社会制度中，必然包含着前壹社会制度的残余和未来社会制度的萌芽，因此他认为社会的变革应当是渐進的。傅立叶逝世后，以孔西得朗为代表的傅立叶主义者，发展了傅立叶的“和谐社会”理论，進壹步宣扬阶级调和，孔西得朗明确地提出：“社会改良是目的，共和国是手段。”二

基督教射秽主义 最先由法国毕舍毕舍、拉梅耐(Lamennais)等人创立，后由勒德罗（J. M. F. Ludlow）传入英国，十九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是其流行的巅峰。基督教射秽主义认为人类的平等观念来源于基督教教义，要实现人类的平等，人类必须遵从基督教的教义原则。它认为人们只要遵从基督教的教义原则，并实行普遍选举制度、合作制度和人民参政，人类就能得救。莫里斯宣称：“在我心目中，基督教射秽主义就是上帝的法则的证明。”③拉梅耐提出了人的自由与财产的关系不可分离的观点，认为人没有财产就没有自由，共产主义主张把财产集中在国家手里，就意味着国家对个人的专制统治；主张通过设法建立壹种“使人人都成为有财产者” 的制度来消灭不平等。毕舍提出了“社会资本”的设想，即在每个射秽主义者建立的合作社中，将其纯利润的20%作为公积金，用来赎买资本家的企业，逐步使工人摆脱雇佣的地位。

工场射秽主义 它由路易·勃朗（Luyi Bolang，LouisBlanc）创立，流行于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勃朗激烈抨击资本主义竞争和无政府状态，认为竞争是万恶之源：它首先因为无产者之间为了获得工作的机会而相互竞争，使得工资下降，造成无产者的贫困；同时，资产者之间的生产竞争不断使资产者破产，也造成资产者贫困。他不主张根本否定资本主义制度，而主张通过国家权力来“组织劳动”，建立“社会工场”，以消除竞争，改善劳动者的处境，并实现劳资合作以调和阶级矛盾；又主张在农村通过取消旁系继承权，来不断扩大公社庄地，完成农业革命。他反对工人阶级用暴力手段反对资本主义。他曾这样宣言：“通过壹切人的自由协作和他们之间兄弟般的团结，使壹切人在精神方面和物质方面進行改善！这是包括在我们祖先五十年前在革命旗帜上所写的‘自由、平等、博爱’的豪迈的标语中的”。壹

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 这是法国的蒲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等人的射秽主义学说。从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后开始逐步流行。蒲鲁东主张“在人类契约观念的基础上重建社会大厦。”二，“人在平等中寻求正义，同样地，社会则在无政府状态中寻求秩序。”③。他所说的无政府状态就是没有主人、没有元首的社会状态，在这个状态下，人们用自由的契约代替法律，用自愿的协商代替国家的仲裁，实行人的自治。他提议由邻居间订立契约以结成公社，公社间订立契约以结成联邦，用“联邦契约制度”取代国家。他把资本主义的不平等的分配归咎于货币，认为是货币的出现破坏了物物直接交换，使得商人们有了机会随意提高商品价格，破坏了等值交换原则，出现了剥削。因此他设想建立“国民银行”，由银行折算商品的成本，发给交换者等值的银行券，让交换者用银行券進行商品交换；同时由“国民银行”向工农业生产者发放无息贷款，让他们摆脱高利贷的盘剥、降低生产成本，最后消除剥削和贫困。蒲如东的无政府射秽主义思想对法国和整个欧洲以极大的影响，是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占主流地位的射秽主义思潮。

拉萨尔的国家射秽主义 该学说流行于十九世纪60年代。德国拉萨尔提出，工资的水平与劳动力的供应量有关，当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增加时，工资水平就会下降，反之，工资水平就会上升，这被称为“铁的工资规律”。拉萨尔认为，要让工人阶级得到解放，就必须破除“铁的工资规律”；而要破除“铁的工资规律”，只有通过工人自愿组织生产合作社，并通过国家权力的帮助，让工人阶级成为企业的主人。他说道：“如果工人等级是它自己的企业主，那麽工资和企业主利润之间的那种区分就会消失，纯工资也会随之而完全消失，代替它的是作为劳动报酬的劳动所得!”四为了保证国家的超阶级性，保证让口袋空空的无产阶级实现自行经营，拉萨尔认为无产阶级必须通过直接的、普遍的选举权来掌握国家的权力。所以，拉萨尔的“国家帮助”观点就是通过立法机关的立法和国家的贷款来实现工人等级成为企业的主人。因此拉萨尔说道：“普遍的、直接的选举权不仅是妳们的政治原则，也是妳们的基本社会原则，是壹切社会帮助的基本条件。这是改善工人等级物质状况的唯壹手段。”伍他主张让工人等级掌握国家的权力，并不是为了实行阶级的专政，而是为了实现阶级调和。他明确指出：“呼吁以工人等级的思想作为社会的统治原则，这绝不是号召社会各阶级相互分裂和分离，相反地，这是和解的呼声，是对整个社会的呼声……”⑥“我所号召的是壹般民主的人民运动，而绝不是阶级的运动”七。

拉萨尔的射秽主义思想对以后的射秽主义运动影响很大，讲坛射秽主义就是拉萨尔的射秽主义的发展。它和讲坛射秽主义壹起成为民主射秽主义关于国家干预理论的来源。

讲坛射秽主义 讲坛射秽主义是由壹些德国的新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和大学教授们所鼓吹的射秽主义学说，流行于十九世纪70年代。代表人物有瓦格纳（Adolf Wagner）、布伦坦诺（Lujo Brentano）、桑巴特(Wemer Sombart)等人。他们认为国家是超阶级的组织，它是能够调和阶级关系的。它主张由国家通过法律实行自上而下的改良，逐步实行射秽主义。他们明确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由国家实施壹系列的“社会政策”，如实行社会保险、缩短工作日、改善劳动条件等。施穆勒提出：“没有壹个坚强组织的国家权力并具备充分的经济功用，没有壹个‘国家经济’构成其余壹切经济的中心，那就很难设想有壹个高度发展的国民经济。”壹。

讲坛射秽主义的以上观点，对后来民主射秽主义关于国家对经济实行必要干预的理论的形成具有很大的影响。

费边射秽主义 费边射秽主义（Fabian Socialism）为英国射秽主义者的组织“费边社”的射秽主义理论学说。费边社创立于1884年1月，著名代表人物是萧伯纳、塞德尼·韦伯（Sidney Webb）、华莱士（Graham Wallas）和奥利维尔。费边射秽主义的主要思想，系统地体现在1889年发表的《费边射秽主义论文集》中。费边射秽主义提出：“所有关心自己时代的事物的社会学者、射秽主义者以及个人主义者都认识到，重大的、根本的变革只能是：(壹)民主主义的变革，因为只有如此，对大多数人民来说，才是可以接受的，并且才能使所有的人在思想上有所准备；(二)渐進的变革，因为只有如此，无论進步的速度多快，才不致引起脱节现象；(三)被人民大众认为是合乎道德的变革，因为只有如此，才不致在主观上对他们来说是败坏道德的；(四)合乎宪法的与和平的变革，至少在英国应当如此。”二费边射秽主义者认为社会的发展如同生物的進化，人类社会也是个有机体，它的進化也是壹种由低级向高级、从简单向复杂逐渐演化的过程，因此他们主张射秽主义应该走“和平长入”的道路——对于已经初步实现了政治民主的英国来说，即是走宪政道路。费边射秽主义者还提倡“渗透政策”，即通过每个射秽主义者的不懈宣传，把射秽主义的原则精神向自由党人和急進主义者的思想中渗透；向工会运动者和合作主义者的思想中渗透；向雇主、官僚和金融家的思想中渗透；同时鼓励费边射秽主义者担任官员、入阁，成为大工业家、大学校长和加入其它团体，以扩展每个成员的实际作用，让费边射秽主义最大限度地影响整个社会和国家。他们认为射秽主义是壹种道德，“射秽主义不过是从没有道德的混乱情况走向认识到道德就理智的有意识状态”③他们还提出了“市政射秽主义”的构想，即主张通过地方的自治机构来把私营企业“社会化”，这样既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又可以同时防止和避免因为国家完全掌握生产资料而产生官僚主义、专制主义现象和社会生活的单调。为此萧伯纳主张：“广泛的职权不应该如过去所普遍认为的那样划归‘国家射秽主义’，而应该划归‘市政射秽主义’；我们明白了在壹个射秽主义国家内，各种以民主方式组织起来而实际上等于自治的地方管理机构所应该担负的重要作用。我们终于很清楚地理解到，这些地方管理机构的多方面的作用的意义就在于：壹方面它替我们取消了唯壹的全国性的雇主(这种雇主其本质是不可避免地要官僚主义化的)的假设性的专制，另方面也把我们从普遍的社会生活壹律化的噩梦中解放出来。”四

费边射秽主义对民主射秽主义的影响是巨大的，首先，作为民主射秽主义概念的创制人伯恩施坦，就与费边社的关系非常密切，因此对伯恩施坦提出民主射秽主义的理论不会不产生很大影响；其次，费边社后来加入了英国工党，对英国工党的理论和政策都受到了它的深刻的影响。

伦理射秽主义 由德国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创始人柯亨（Hermann Cohen）等人创立，流行于十九世纪末。柯亨认为资本主义和射秽主义遵循的是不同的逻辑，资本主义的逻辑是自然主义的，而射秽主义的逻辑是理想主义的，从作用性质看，理想的事物应当能够克服自然事物的缺陷，因而射秽主义优于资本主义，并且必定要取代资本主义。柯亨认为，射秽主义是人类的壹种伦理要求，射秽主义的本质就是人类道德的進步。马克屎主义从道德主义出发，却最终走向了非道德主义，结果成了历史的“乌托邦”。所以他主张取消唯物主义作为射秽主义的基础，把射秽主义建立在伦理学的基础之上，通过人的伦理的進步，逐步实现射秽主义。

伦理射秽主义的原则后来为民主射秽主义所吸收，特别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和纲领起了很大影响。

议会射秽主义 十九世纪90年代，在射秽主义运动的努力下，几乎所有的西欧国家都有了合法的射秽主义政党，同时，各国的普选权也得到壹定扩大，于是西欧各国产生了让射秽主义者利用普选权進入议会，通过议会立法来改造资本主义、实现射秽主义的主张。议会射秽主义代表人物是福尔马等人。议会射秽主义在90年代产生不久，即溶入了民主射秽主义。

四、各射秽主义流派的共同的基本理论

以上各种射秽主义流派，为射秽主义思想提供了丰厚的思想内容，为以后的民主射秽主义在壹切射秽主义流派的争鸣和实践中获得正确的理论认识、政策抉择，奠定了深厚的基础。民主射秽主义的理论就是对以往人类的壹切人类進步理论和实践進行理性审视、批判、吸收、扬弃和总结的结果。

平等公正理论 射秽主义的最重要的思想是人类平等思想，它来源于社会民主主义；但民主射秽主义对它作了发展，是发展了的平等思想。民主射秽主义的平等理论的贡献主要在于進壹步把平等的概念向经济和社会领域作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延伸。自由主义者对于平等，仅仅是从“政治权利平等”、“机会平等”的意义上来解说它的，而二十世纪之前的射秽主义则往往把它表述为结果的平等或分配的平等，所以“平等”很容易被理解成平均主义，况且“平等”（equality）壹词在英语中本身就有“相同的或相等的”的意思。欧洲经历了英国等国、特别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后，人类应当在政治上的平等观念，已经在人们的理念中逐步扎根了，尽管现实政治并没有真正实现平等；但是经济平等的思想就并不如政治上平等的观念那麽容易让人们理解和接受了，因为社会每个成员的出身和天赋不同，创造财富的能力或付出的劳动量也不同，因此劳动成果和分配当然也要有差别。所以在分配上主张平等人们争议也很大。

其实，平等的含义是指权利的平等，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就是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的平等，而不是物质分配结果的平等。20世纪以前的很多受马克屎主义影响的射秽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由于亲眼目睹人类社会巨大的分配差异和许多劳动阶层的苦难生活，都曾经急于找到壹种壹劳永逸的解决分配平等的办法，他们把经济不平等甚至把政治不平等的根源都归咎于私有制，故而提出了“公有制”的设想。勿用讳言，早期的受马克屎主义影响的射秽主义在分配平等问题上存在着认识问题，这个认识的问题在于，首先，早期的受马克屎主义影响的射秽主义者没有认识到，分配的绝对平等只能随着社会总财富的逐步富足和阶级的消亡而得以逐步实现，试图通过改变所有制来壹劳永逸地壹下子就实现分配绝对平等是办不到的。从民主射秽主义的最终目的看，民主射秽主义是为了实现人类的最终自由，即人类不再因为物质的匮乏而异化为物质和资本的奴隶，因此可以说民主射秽主义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包括物质分配在内的绝对平等。但是民主射秽主义认为物质分配的绝对平等是它的终极目标，实现这壹目标只能是壹个渐進的过程；其次，早期的受马克屎主义影响的射秽主义者没有认识到，分配绝对平等的实现还必须依赖经济权利平等来实现。经济权利平等包括劳资双方享有平等的企业领导管理权、分配决策权等经济权利，并利用这些权利，逐步实现分配平等。因此，“平等”对于社会分配而言，在壹定时期内只能是壹种价值追求，即分配平等只是民主射秽主义社会发展的总的趋向，而不是现实。唯壹真正能够立即实现的平等，是权利的平等（包括政治权利，还应包括经济权利）和社会竞争机会的平等以及社会竞争起点的平等（关于社会竞争起点的平等，请见第三章和第四章）。

民主射秽主义的实践证明，生产资料的国有化（所谓“公有制”）并不是实现分配平等从而实行经济平等的可行手段。各国社会党的政治实践证明，分配平等的实现是不可以仅靠主观愿望人为促成的。分配的平等在较长时期内，只能是相对的平等，而不能是绝对的平等。所谓相对的平等，是指在自由意愿和自愿协商、相互妥协的前提下，利益各方都对自己所得的利益份额予以基本满意的状态，民主射秽主义名之曰“公正”。“公正”的合理性在于取得了利益分配各方的同意，并且这种同意是利益分配中的任何壹方没有受到不合理的逼迫因素的。因此，民主射秽主义既继承了传统射秽主义的平等理念，又发展了传统射秽主义的平等理念。

社会合作 射秽主义对平等理论壹个重要的发展是提出了“阶级合作”或“社会合作”理论。社会合作是射秽主义的基本社会观，它认为人类社会的本质是人与人之间为了利益的更大化而结成的团结合作的关系。圣西门学派、傅立叶学派、基督教射秽主义、工场射秽主义、蒲如东射秽主义、拉萨尔的国家射秽主义、讲坛射秽主义、费边射秽主义、伦理射秽主义、议会射秽主义都主张“阶级合作”或“社会合作”观点，认为人们的社会关系应该是“团结”、“协作”、“互助”的关系。

在圣西门的学说中, 圣西门推崇“实业阶级”。而他所推崇的“实业阶级”是由工人、农民、工厂主、商人和银行家壹起组成的，他的“实业制度”是“有利于壹切社会阶级”的，其使命是实现“以实现普遍幸福为直接目的的社会制度”壹，他把他的“实业制度”也称为“协作制”；傅立叶学派把他们理想中的社会称作“和谐制度”，资本家和其他阶层都可以加入“法朗吉”；基督教射秽主义认为人人应该如同兄弟壹般；工场射秽主义创始人勃朗曾这样宣言：“通过壹切人的自由协作和他们之间兄弟般的团结，使壹切人在精神方面和物质方面進行改善！”二；蒲如东的射秽主义主张实行契约下的人们互助；拉萨尔的国家射秽主义、讲坛射秽主义、费边射秽主义和议会射秽主义都明确认为国家可以是超阶级的，是能够为所有阶级服务的；伦理射秽主义则把射秽主义看作普遍的社会道德，是各个阶级都应当共同遵循的。

社会合作包括无产者之间的合作和各阶级之间的合作。无产者之间的合作主要是开办工人合作社和结成工人协会。各种流派的射秽主义都有过开办工人合作社，通过工人自助的生产与消费来消除和减轻资本对工人的剥削的设想或试验。结成“工人协会”，通过工会的团结力量与资本的特权進行斗争，获得跟资方進行工资、劳动环境、劳动保护等方面集体议价的资格，也是无产者之间合作的壹个重要方面。各个阶级之间合作的思想壹种是基于社会契约论或功利主义思想，或是基于社会有机体理论的社会学说。社会契约论或功利主义把社会的形成看作人们为了取得比不合作更多的利益目的下的人的合作，这种观点认为社会的目的是为了个人，社会中的个人仍然是独立的；而社会有机体理论则认为，人类社会如同壹个生命有机体，个人是生命有机体中的壹个组成细胞，个人是无法保持社会中的独立性的，人必须服从社会，才有个人的利益。这里，两种合作观产生了矛盾，并形成了长期的争论。

社会合作思想是民主射秽主义的重要思想，在这壹思想指导下，民主射秽主义把人类社会的壹切活动看成是为了增進社会所有人的福利，社会所取得的任何進步都是社会所有成员的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社会不应当遗忘任何壹个社会成员，并且帮助所有的社会成员承担任何壹个社会成员可能遇到的不可抗拒的灾难，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同时，它也要求所有的社会成员承担起各自的社会责任，努力地工作，维护社会合作的正常。

社会福利和国家干预思想 民主射秽主义的经济目的就是为著整个社会都能够在公正的分配下，享受到生产力发展和社会進步带来的福利增长。社会福利思想或是出于壹些射秽主义者对于资产阶级食利的义愤，或是因为对无产者终年劳碌仍将终生只是生产工具，老病之时依旧无所依靠的同情，或是基于人类社会的壹切進步和利益的成就，都被看作是全社会共同协作理性思维的结果。它被当作民主射秽主义的基本思想。

社会福利思想首先表达的是反对不公正分配的思想。资本主义因为生产资料为资本家所有，就把产品的分配决策权据为资本家所有，工人因为劳动力资源长期过剩的劣势竞争地位，除了有干与不干的选择权利外，根本没有与资方平等议价的能力和权利。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实际上是垄断了劳资合作生产中分配权，進行着不公正的分配。

公平地分配社会产品，是射秽主义福利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当时的射秽主义者很多都认为产生分配不公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资料归私人所有，因此认为要实现平等分配，实现全社会的福利，就必须消灭私有制度。于是他们对如何消除私有制作出种种设想。他们或是主张以合作社的社会所有制替代私有制（如工场射秽主义、基督教射秽主义、蒲如东射秽主义、拉萨尔的国家射秽主义等），或是主张通过废除财产继承权来逐步消灭私有制（如西门学派、

傅立叶学派、工场射秽主义等），或是主张通过地方自治机构实现生产资料的地方公有（如费边射秽主义），当然，也有的射秽主义流派不反对生产资料归私人所有，而是主张通过实行工人集体与雇主進行工资议价和实行累進税制来缩小分配的不平等，或主张实行混合经济（如西门学派、傅立叶学派、费边射秽主义）。

通过国家的权力来保证社会分配的公正是讲坛射秽主义和拉萨尔的国家射秽主义所主张的。它们所提出由国家提供工厂立法、社会保险、实现免费教育等设想，是民主射秽主义的福利国家制度的刍议。

渐進长入思想 各流派的射秽主义壹般都认为射秽主义的实现应当是逐步的、渐進的。伦理射秽主义和讲坛射秽主义都认为射秽主义的本质就是人类道德、教养的進步，而人类道德、教养的進步是不能壹夜之间就实现的，因此需要有壹定的進步过程；费边射秽主义从社会有机体论出发，认为重大的社会变革只能是如机体的新陈代谢功能壹样，是个旧制度成份不断减少，新制度逐渐长成的过程。

五、射秽主义运动与民主射秽主义理论的酝酿

射秽主义在十九世纪的欧洲后期流派纷纭，它成了所有争取社会平等、提倡人类互助团结的政治思潮的总称。共产主义思想由于也反对现实的不平等，同情无产阶级的悲惨境地，在那个时候也被人们当作射秽主义的壹个流派看待。但是实际上，马克屎和恩格斯是反对这种归类的（他们的《共产党宣言》等早期著作很明白的表明了他们的这壹观点）。只是后来由于马克屎主义的共产主义学说的影响曾经壹度压倒性地成了射秽主义运动的主流流派，射秽主义运动几乎完全演变成了共产主义运动，恩格斯才不再反对将马克屎主义的共产主义运动称为射秽主义运动。民主射秽主义虽然受到过马克屎主义的共产主义学说和运动的重大影响，但就它的理论来说，它并不是对马克屎主义的共产主义学说的继承。我们很难从民主射秽主义的基本理论中找到来源于马克屎主义的共产主义学说的东西，相反，我们能够找到很多与马克屎主义的共产主义学说不同的理论。关于民主射秽主义与马克屎主义的共产主义学说的区别，将在第三章叙述。

马克屎和恩格斯为了传播和实践他们的学说，他们参加到了射秽主义运动中。第壹国际和第二国际是他们在射秽主义运动中所做的两件最为重要的事。

十九世纪60年代，欧洲的工业化社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煤的总产量从1850年的6730万吨，1860年增至11950万吨；铁的总产量1850年为342万吨，1860年增至612万吨。世界贸易总额1850年为1454000万金马克，1870年为3742000万金马克。工人阶级力量也不断壮大，60年代欧洲的产业工人已达874万，手工业工人有1123万人。但是在五、六十年代，欧洲列强各国的经济危机反复发生，这使得工人阶级的处境恶化，工人阶级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和劳动境地，工人运动蓬勃发展，各国工会组织更是纷纷产生，于是，各种射秽主义思想获得了广泛传播。各国的射秽主义者感觉到在此世界形势下，建立壹个国际性的工人组织，用来指导和协调各国的射秽主义运动，是十分必要的。

1864年9月28日，英国、法国、德国等国的代表在伦敦召开大会，宣布了关于建立壹个国际性联合组织的方案，得到大会壹致通过。因此这天就被认作“国际工人协会”（后来被简称为“第壹国际”）的成立的日子。协会除马克屎和另外壹个英国人彼得·福克斯外，都不是知识分子，而主要由工人组成。根据大会决议，大会推举了35位现居伦敦者（出于经费的原因）作为各国工人代表组成的中央委员会（义务兼职），居住在伦敦的马克屎成为了中央委员会委员之壹。马克屎设法将第壹国际的纲领和章程的起草机会掌握到手里，起草纲领和章程。由于马克屎主义还未被人们认同，为了使纲领和章程能够被通过，在起草纲领和章程时，马克屎还根本不能够将他的思想公然地放進纲领和章程，他所能做的只是尽可能地冲淡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色彩。壹到了马克屎成为第壹国际的实际领导人以后，马克屎开始在国际内部积极推广他的理论学说。随着马克屎对第壹国际领导权的不断集中，第壹国际内部的斗争就壹直不断，这些斗争壹是在理论主张方面，壹是在领导权方面。这里面先后发生了对蒲鲁东射秽主义、拉萨尔射秽主义、工会射秽主义、巴枯宁主义的斗争。马克屎最终取得了对第壹国际的控制，将很多马克屎主义的反对者、非马克屎主义的射秽主义者先后排除出了第壹国际，使第壹国际彻底成了共产主义的、而不再是射秽主义的协会。1868年，马克屎的《资本论》（第壹卷）被规定作为该组织的理论和行动的准则，要求“国际”普遍宣传和翻译。

1871年3月，法国爆发了“巴黎公社”暴力革命，马克屎领导下的第壹国际公开支持“巴黎公社”。“巴黎公社”革命震撼了资本主义世界，在各国资产阶级政府看来，马克屎领导下的第壹国际公开支持“巴黎公社”，又宣扬阶级斗争理论和无产阶级革命学说，因此，为了预防暴力革命在本国发生，加强了对整个射秽主义运动的压制。法国政府也在1871年6月向各国政府发了通电，号召共同讨伐“国际”。在此情况下，第壹国际的处境变得十分艰难了。同时，射秽主义运动内部也产生了新情况。首先是在第壹国际外部的非马克屎主义的射秽主义流派与第壹国际的矛盾激化，使得第壹国际无法在伦敦立足；其次是第壹国际在恶劣的外部条件下，内部不断有人（如奥哲尔、克鲁拉夫特、约·黑尔斯等）受外部非马克屎主义的射秽主义思想影响，认为国际的指导思想和对“巴黎公社”的态度使射秽主义运动和“国际”的生存受到损害，而最终使第壹国际出现了无法弥合的裂痕。因此，1872年后，第壹国际已经无法继续开展活动，面临解散的命运了。1876年7月15日，第壹国际宣告停止活动。

欧洲進入八十年代以后，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垄断方向发展，资本竞争白炽化了，卡特尔和托拉斯在各国纷纷出现，而各国的经济危机也不断出现。另外，德国、法国、奥匈帝国、意大利、美国、英国、葡萄牙、瑞士、波兰、西班牙、比利时、荷兰、丹麦、挪威、墨西哥等国都相继在七、八十年代成立了射秽主义的组织和政党，工会数目和人数不断增加，工人运动也开始高涨，且规模更趋宏大。在此形势下各国射秽主义者又试图重新建立壹个射秽主义的国际组织，来协调各国的射秽主义者的行动。1884年底，英国社会民主联盟向欧洲各射秽主义政党发出了呼吁书，宣布将于1885年5月召开国际社会党人代表会议，但计划未能实现；1886年4月底5月初，比利时工人党代表大会也宣布将召开国际工人代表大会。恩格斯又得到消息，1886年8月23～26日，法国的“可能派”在英国工联的支持下将在巴黎召开国际工人代表会议，会议要根据“可能派”提出的议案通过决议，委托法国射秽主义工人联合会（可能派）于1889年在巴黎国际博览会期间召开国际工人代表大会。1888年11月6～8日，英国工联发起的国际工会代表大会在伦敦召开，大会作出决议，将根据1886年国际代表会议的决议，于1889年夏天正式举行国际代表大会，并由法国负责筹备这个大会。

可能派是法国射秽主义工人联合会中反对马克屎主义的派别。恩格斯在得知这壹消息后，担心可能派和英国工联因为发起创立新的射秽主义国际组织而获得对国际射秽主义运动的领导权，遂决定在可能派与英国工联的大会举行的同时，也成立壹个新的射秽主义国际组织。

于是恩格斯带领德国社会党中的马克屎主义的领袖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盖得（Jules Guesde）等人开始筹备新“国际”，并最后宣布与可能派同时在同壹城市召开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由于恩格斯等人進行了充分策划筹备，这次大会尽管恩格斯壹方的参加人数远不如可能派壹方多，但代表所代表的国家和民族多于可能派壹方。不过，这次大会并没有作出建立第二国际的正式决议，只是确立了下届代表大会召开的事宜。壹般的共产主义运动史的研究者认为这事实上宣告了“第二国际”的成立。实际上，第二国际成立时连个固定的组织和名称也没有，到1900年召开巴黎代表大会，才有了“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这个正式名称，设立了常务机构“社会党国际局”，到1907年才制定了章程。它事实上是相当松散的组织，它唯壹做的就是每隔几年召开壹次代表大会。

从1889年第二国际成立，到1915年第二国际“破产”，第二国际在思想领域发生了以下重大内容的争论，壹是提出了劳动立法的讨论，二是围绕关于“斗争策略”问题而发生的“修正主义”和“米勒兰事件”進行激烈论战，三是关于对于战争态度的问题的论战。以上内容的争论，最终导致了具有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射秽主义者与共产主义的分裂，民主射秽主义理论也在以上的争论中开始酝酿。

在第二国际成立大会上，多数代表赞成争取劳动立法。争取劳动立法其实既与传统射秽主义者的“走合法斗争道路”的主张壹致，实际上也不违背马克屎主义。但这个问题却遭到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反对。因为争取劳动立法，实际上等于认同国家的作用，而无政府主义是反对国家的存在的。但是，认同国家在射秽主义实现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已经是绝大多数射秽主义者的共识，大会通过了《国际工人保护立法》和《实现工人保护要求的方法和途径》两个文件。

1874年，恩格斯曾经作过预言，认为以后产生的新“国际”将是“纯粹共产主义的国际”壹。但是事实上刚成立的“第二国际”中各种射秽主义思想的人都存在。围绕关于“斗争策略”问题而发生的关于“修正主义”和“米勒兰事件”所進行的激烈论战，反映了第二国际的思想复杂性。德国社会党领袖之壹的伯恩施坦，从1890年起连续发表了大量文章，开始对马克屎主义的学说進行“修正”；接着，法国的社会党领袖米勒兰（Millerand, Alexandre）接受了资产阶级政府的邀请，進入内阁任职。这些事情，引发了第二国际和各国社会党内关于党的斗争策略，和关于对无产阶级革命与专政理论的看法的激烈辩论。这场社会党和第二国际内部持续了二、三十年的内部辩论，直到1919年前后以社会党的最终分裂才告结束。

第二国际关于对于战争态度的论战也是壹个非常重要的事件。由于德国国力发展后来居上，与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资源与市场的激烈争夺，使得英法俄与德奥之间的战争气氛日益紧张。在对于战争的态度上，多数社会党人反对战争，并认同应尽力避免战争。但对于战争如果真的爆发所应持的态度上，多数社会党人持爱国立场，主张在战争面前本国利益至上。这种态度在社会党人已经進入议会甚至内阁的英、法、德等国尤为突出，而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和其它国家的左派则持“工人阶级无祖国”的观点，要求各国社会党以反对通过军费案等手段制止战争的发生，并要求在如果有战争的危险的情况下，各国社会党应该“利用战争引起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来唤起受压迫最深的阶层，来加速资本主义统治的崩溃。”

然而，对于已经進入议会甚至内阁的英、法、德等国社会党来说，阻止壹场战争的发生，并不是可以仅凭社会党本身的意志就能够达到的，它们不能不受到各国人民情绪的左右，也不能不掂量各个社会党在本国实际的政治力量，也不可能不考虑本国的安全和利益，等等。1814年8月第壹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美国和丹麦、瑞典及俄国的孟什维克等社会党分别明确表态支持战争中的本国政府。

大多数人只是知道马克屎和恩格斯是科学射秽主义理论的开创者，但是很少有人知道，马克屎和恩格斯其实同时也是民主主义者。在马克屎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其实到处体现着他们对于政治民主的热忱。晚年的恩格斯这样说过：“马克屎和我在四十年间反复不断地说过，在我们看来，民主共和国是唯壹的这样的政治形式，在这种政治形式下，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之间的斗争能够先具有普遍的性质，然后以无产阶级的决定性胜利告终。” [i]尽管恩格斯在这个文献中澄清过“我根本没有说过什么‘社会党将取得多数，然后就将取得政权’ [ii]。相反，我强调过，十之八九我们的统治者早在这个时候到来以前，就会使用暴力来对付我们了；而这将使我们从议会斗争的舞台转到革命的舞台”，但是他对未来社会应该采取民主制度无疑是充分肯定的。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恩格斯的这段表示：对科学射秽主义理论的实践的前提是民主主义，科学射秽主义只有在民主共和国的体制下才能实现。本文将简要介绍马克屎和恩格斯有关自由、民主和宪政以及个人自由的理论，以便于人们更加全面和正确地认识马克屎和恩格斯的理论体系。

壹、关于国家和社会的理论

壹般说来，马克屎和恩格斯的科学射秽主义理论来源被认为是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等人的空想射秽主义。不过除了上述来源，恩格斯也认为他们的理论来源是欧洲思想启蒙运动和欧洲宪章运动的理论成果的发展。恩格斯对科学射秽主义作这样的曾经论述：“现代射秽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统治于现代社会中的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和统治于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進行考察的结果。但是，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十八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進壹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 [iii]因此马克屎和恩格斯的科学射秽主义理论会体现上述社会進步运动的理论和实践成果是理所当然的事。而实际上，马克屎和恩格斯他们本人也是欧洲宪章运动的直接积极参与者。马克屎担任《莱茵报》和《新莱茵报》编辑和主编期间，壹直利用这些报刊积极鼓吹民主宪政，支持宪章运动，反对普鲁士和其他国家政府对思想、言论和新闻的控制和检查。而恩格斯则投身于争取国家民主的宪章派的武装起义，成为起义军的壹名军官，亲身参与战斗，以至于以后很多射秽主义运动及工人运动的领袖以“将军”来亲切地称呼他。所以马克屎和恩格斯都是壹个民主主义者。并且，民主主义的思想并不是如某些学者所称只是马克屎和恩格斯早期的思想，这种思想实际上壹直贯穿于这两位伟人的壹生。因此，马克屎和恩格斯的壹生既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也始终是民主主义者。马克屎和恩格斯甚而至于把民主提升到了与共产主义同等重要的地位，把共产主义看出是民主的必然结果，来强调民主对于无产阶级的巨大意义。恩格斯在1845年就德国问题说过：“民主在今天就是共产主义” [iv]在此之前，恩格斯也曾经在讨论德国问题时说过：“因为在我国对工人阶级来说，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壹个东西” [v]。

在思想上，马克屎和恩格斯作为民主主义者，这首先体现在他们的“人民主权”思想，也体现在他们的宪政民主、消灭政治国家的政治主张上。

1、人民主权和消灭政治国家的主张

“人民主权”是民主这个概念的核心，所谓“主权”即是“最高权力”，人民主权的主张意味着人民才是国家的主宰。马克屎和恩格斯在他的著作中，把“人民主权”看作未来国家的必然。马克屎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普选权、直接立法权、人民权利、人民军队等等这壹切美丽的东西都只有“建立在承认所谓人民主权的基础上，所以它们只有在民主共和国内才是适宜的。” [vi]恩格斯在《法兰克福议会》壹文中指出：“国民议会的第壹个行动必须是，大声而公开地宣布德国人民的这个主权。它的第二个行动必须是，在人民主权的基础上制定德国的宪法，消除德国现存制度中壹切和人民主权的原则相抵触的东西。” [vii]

在人民主权思想下，马克屎把人民视为未来国家本身，强调人民在国家制度和法律上具有主体地位。马克屎说：“在民主制中，国家制度、法律、国家本身都只是人民的自我规定和特定内容，因为国家就是壹种政治制度。” [viii]所以，人民及其组成的社会永远高于国家。他还说：“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真正的构成部分，是意志所具有的现实的精神实在性，它们是国家存在的方式。家庭和市民社会本身把自己变成国家。它们才是原动力。” [ix]在他看来，国家就应该是人民意志的体现，他说：“在君主制中，整体即人民从属于他们存在的壹种方式，即他们的政治制度。在民主制中，国家制度本身就是壹个规定，即人民的自我规定。在君主制中是国家制度的人民，在民主制中则是人民的国家制度。民主制是国家制度壹切形式的猜破了的哑谜。在这里，国家制度不仅就其本质说来是自在的，而且就其存在、就其现实性说来也日益趋向于自己的现实的基础。现实的人、现实的人民，并确定为人民自己的事情。国家制度在这里表现出它的本来面目，即人的自由产物。也许有人会说，在壹定意义上，这对于君主立宪制也是正确的。然而民主制独有的特点，就是国家制度无论如何只是人民存在的环节，政治制度本身在这里不能组成国家。”“黑格尔从国家出发，把人变成主体化的国家。民主制从人出发，把国家变成客体化的人。正如同不是宗教创造人，而是人创造宗教壹样，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在民主制中，不是人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为人而存在；在这里人的存在就是法律，而在国家制度的其他形式中，人却是法律规定的存在。民主制的基本特点就是这样。”“在民主制中，国家制度、法律、国家本身都只是人民的自我规定和特定内容，因为国家就是壹种政治制度。” [x]

马克屎把人民主权跟国家宪法和法律的立法权紧密联系在壹起，但是他所讲的立法权，不是指在现有国家制度下的立法权，而是指人民重新创立壹个崭新的国家制度的宪法和法律的创制权：“‘立法权本身是国家制度的壹部分’，而国家制度‘本身是不由立法权直接规定的’。但国家制度也毕竟不是由自己产生的。而那些‘需要進壹步规定’的法律，也应该壹开始就确立下来。在国家制度以前和国家制度以外，立法权就应该存在或者早就应该存在。所以立法权应该存在于现实的、经验的、确立了的立法权之外。” [xi]

马克屎更是在《1848年11月4日通过的法兰西共和国宪法》中提出，国家要服从人民的意志，使人民的意志能够在国家法律中得到体现，但是这需要先掌握国家权力：“人民！妳们不仅对原则，而且对细节可以抱有自己的主张，但是妳们得首先取得政权。” [xii]

普选权和人民制定宪法的创制权是马克屎和恩格斯极其重视的。马克屎和恩格斯在论述人民主权时，是把人民主权与普遍选举制度、人民创制宪法权紧密联系在壹起的，认为普遍选举制度是人民获得制定宪法权利的前提：“宪法的基础是普选权” [xiii]，指出“它（无产阶级）借助出版自由、集会和结社权可以为自己争得普选权，而借助直接的普选权并与上面所说的鼓动手段相结合，就可以争得其余的壹切。” [xiv]马克屎甚至直接把普选权看着是“射秽主义的措施”：“普选权就等于英国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因为在英国，无产阶级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在长期的、虽然是隐蔽的内战过程中，无产阶级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地位，而且甚至在农业地区也不再有农民，而只有地主、资本主义企业主（农场主）和雇佣工人。因此，在英国，普选权的实行，和大陆上任何标有射秽主义这壹光荣称号的其他措施相比，都将在更大的程度上是射秽主义的措施。在这里，实行普选权的必然结果就是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 [xv]

在马克屎看来，人类有史以来的国家都具有阶级性，而射秽主义追求人的解放，首先是要获得人的“政治解放”，因此，消灭“政治国家”，即消灭国家的阶级性，使国家不再是阶级的国家，不再是阶级压迫的工具，而是成为社会的国家，是科学射秽主义的首先目标。为此，马克屎指出：“现代的法国人对这壹点是这样了解的：在真正的民主制中政治国家就消失了。这可以说是正确的，因为在民主制中，政治国家本身，作为壹个国家制度，已经不是壹个整体了。” [xvi]

关于消灭政治国家的主张，马克屎早在1843年所著的《论犹太人问题》壹文中就提出来了： “像北美很多州所发生的情形那样，壹旦国家取消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财产资格，国家作为国家就废除了私有财产，人就宣布私有财产在政治上已被废除。……财产资格是从政治上承认私有财产的最后壹个形式。”“当国家宣布出身、等级、文化程度、职业为非政治的差别的时候，当国家不管这些差别而宣布每个人都是人民主权的平等参加者的时候，当它从国家的观点来观察人民现实生活的壹切因素的时候，国家就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废除了出身、等级、文化程度、职业的差别。尽管如此，国家还是任凭私有财产、文化程度、职业按其固有的方式发挥作用，作为私有财产、文化程度、职业来表现其特殊的本质。国家远远没有废除所有这些实际差别，相反地，只有在这些差别存在的条件下，它才能存在，只有同它这些因素处于对立的状态，它才会感到自己是政治国家，才会实现自己的普遍性。” [xvii]

以上这壹段关于消灭政治国家的论述，有以下几个含义：第壹，消灭政治国家意味着消灭了政治私有制，实现了人民主权。马克屎和恩格斯都认为，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国家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具有阶级性。消灭国家的阶级性就是消灭了政治国家，国家也就不再是某个阶级的属性，因此是从政治上消灭了国家的私有性质。第二，意味着实现了社会民主，也就是阶级差别和阶级的消灭。消灭了国家的阶级属性，也就是意味着阶级在国家范围内消亡，所以的社会成员在政治权利上都是平等的。第三，“当国家宣布出身、等级、文化程度、职业为非政治的差别的时候，当国家不管这些差别而宣布每个人都是人民主权的平等参加者的时候，当它从国家的观点来观察人民现实生活的壹切因素的时候，国家就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废除了出身、等级、文化程度、职业的差别”，也就是实现了“消灭政治国家”。

为了消灭政治国家，马克屎和恩格斯指出消灭人的阶级差别，从而废除阶级，包括废除无产阶级，才是实现消灭政治国家的唯壹路径：“共产党人认为，废除国家的意思只能是废除阶级的必然结果，而随着阶级的废除，自然就没有必要用壹个阶级的有组织的力量去统治其他阶级了。” [xviii]“在发展進程中，当阶级的差别已经消灭和全部生产集中在由各个成员组成的壹个团体手里的时候，公众的权力就失去自己的政治性质。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壹个阶级用以镇压另壹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壹定要团结成为阶级，如果说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运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末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就消灭阶级对立存在的条件，就根本消灭壹切阶级，从而也就壹并消灭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 [xix]马克屎强调，无产阶级的射秽主义革命，目的就是要建立壹个没有阶级统治的国家：“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取阶级特权和垄断权，而是要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消灭任何阶级统治”。 [xx]所以，那种把“无产阶级专政”说成是“无产阶级专制”或“无产阶级独裁”，并不符合马克屎和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原意。在这里，我们应该对恩格斯曾经说过的“我根本没有说过什么‘社会党将取得多数，然后就将取得政权’”这句话做壹些说明。这句话看起来像是否认社会党在普选下通过获得选民的多数取得政权，其实不然，这只是恩格斯壹方面指出在当时尽管议会道路为社会党進行政治斗争提供了新途径，但是从当前的政治环境看，还不能确定社会党成为多数并不绝对代表壹定能够获得执政机会，因为社会党还面临资产阶级背弃社会民主拒绝把政权交给多数的社会党，所以社会党为了获得国家权力应该做议会和暴力革命两手的准备；同时他也是在指出，社会党取得政权并不是不管国家政体的性质，简单接受旧的国家制度，而是应该有无产阶级自己的民主国家形式和对经济革命的要求，对国家進行改造。仔细品读《答可尊敬的卓万尼博维奥》的文义可以得到这样正确的理解。

为了达到消灭政治国家的目的，马克屎强调把社会置于国家的位置之上，使得国家服从于社会，而不是社会服从于国家。他说：“自由就在于把国家由壹个站在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而且就在今天，各种国家形式比较自由或比较不自由，也取决于这些国家形式把“国家的自由”限制到什么程度。” [xxi]从这壹主张我们应该得出这种结论，马克屎在对待国家的态度上，主张以人民或者社会的权利去限制国家的权力，使得国家服从人民或者社会的意志。而主张限制国家权力同时也是马克屎所反对的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这就是说，在对待国家权力上，马克屎和资产阶级的态度是壹致的，这也是马克屎认为在无产阶级在自己的解放斗争中，应该支持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原因所在。这将在下文提到。

尽管马克屎把政治自由看成自由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马克屎和恩格斯没有把政治自由当作人类自由的全部，而只是人的自由的壹个组成部分和壹个民主发展阶段，人的终极自由还有赖于消灭人对于资本的依附，从资本的支配和剥削下解放出来。所以马克屎说：“政治解放的限度首先就表现在：即使人还没有真正摆脱某种限制，国家也可以摆脱这种限制，即使人还不是自由人，国家也可以成为共和国。” [xxii]“政治解放当然是壹大進步，尽管它不是壹般人类解放的最后形式，但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范围内，它是人类解放的最后形式。不言而喻，我们这里指的是实在的、实际的解放。” [xxiii]可见，马克屎在当时把政治自由视为人类当前先壹步争取的解放目标，是人类争取射秽主义的第壹个阶段性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政治民主就无法实现人类的最终自由、无法实现射秽主义。

但是，对照世界射秽主义运动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长期以来世界许多射秽主义政党在争取实现和建设射秽主义的过程中，忽视了马克屎和恩格斯关于政治自由的理论，把阶级斗争无限上升到从肉体到精神的对不同意识形态和利益要求的压制，对基本人权造成侵害侵害，违背了马克屎和恩格斯学说中关于政治自由和消灭政治国家的原则，不仅使得民主被严重损害，也损害了马克屎和恩格斯所创立的科学射秽主义的声誉。这其实也正是苏东国家的射秽主义遭到失败的根本原因所在。历史的教训说明：马克屎和恩格斯所创立的科学射秽主义是不能跟政治民主和人的政治自由相割裂的。割裂和抛弃马恩学说中的政治民主思想和政治自由原则，是不可能成功和稳定地建设射秽主义的。在民主主义基础上建设射秽主义才符合马克屎和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

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马克屎和恩格斯关于民主的壹个十分重要的概念。但是很多人并没有正确认识马克屎和恩格斯的这个概念，无法理解马克屎和恩格斯既讲“无产阶级专政“，又讲”民主”这样的矛盾，这是因为他们把“无产阶级专政”或者“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仅仅从字面上解释为“无产阶级政治独裁”，是要对其他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剥夺政治权利。实际上，这种认识是对马克屎和恩格斯的科学射秽主义的误读。在马克屎和恩格斯那里，无产阶级专政的含义就是在社会民主基础的普选基础上上，无产阶级依靠选民优势而单独获得领导社会的权力，也就是获得独立执政的机会： “无产阶级专政”其实就是普遍选举的结果。恩格斯曾经解说无产阶级革命的進程时说：

“首先无产阶级革命将建立民主制度，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在英国可以直接建立这种统治，因为那里的无产者现在已占人民的大多数，在法国和德国可以间接建立这种统治，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大多数人民不仅是无产者而且还有小农和城市小资产者，小农和小资产者正处在分化为无产阶级的过渡阶段，他们的壹切政治利益的实现都愈来愈依赖无产阶级，因而他们壹定很快就会同意无产阶级的要求。” [xxiv]

前面提到过马克屎在他的《国际工人协会章程和条例》中所作的明确阐述：“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取阶级特权和垄断权，而是要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消灭任何阶级统治” [xxv]。因此无产阶级要成为未来社会的领导阶级不是靠阶级特权或者是因为它天生具有优越性，而是靠民主普选。通过普选获得执政机会，从而可以通过壹系列的国家法令，逐步建立起射秽主义国家制度，最终导致射秽主义或者共产主义的建立。但是无产阶级即使独立执政也并不意味着将要剥夺其他阶级行使正常的公民权利，因为无产阶级只剥夺资产阶级利用资本剥削劳动的权力，但不会剥夺资产阶级成为普通公民和行使正常公民权利的权利。这是马克屎和恩格斯的“消灭政治国家”的主张所决定的。

马克屎和恩格斯的民主思想性还体现在他们的关于国家军队的主张上。他们主张以武装全体人民代替常备军。“武装全体人民。今后，军队同时也应当是劳动大军，使部队不再象以前那样光是消费，并且还能生产，而所生产出来的东西要多于它的给养费用。” [xxvi]马克屎和恩格斯认为，人民有武装自己的权利，“可是要知道，武器的确是属于人民的，这首先是因为，它是全民的财产，其次，它是人民所争得的有保证的武装权利的不可分割的部分。” [xxvii]恩格斯明确主张让“每个人家里都有枪械和装备，象瑞士那样”，让每个公民掌握军事。他公开主张：“如果每个公民家里都有壹支枪和五十发子弹，还会有哪壹个政府敢侵犯政治自由？” [xxviii]

马克屎和恩格斯关于武装全体人民的主张，从另壹方面印证了他们所主张的无产阶级专政并非无产阶级的政治专制，而恰恰是人民主权下的宪政的社会民主。

2、宪政和共和制

宪章运动是欧洲无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争取国家在宪法治理下的政治民主的运动，无产阶级是这个运动的主力军。恩格斯说道：“因为工人并不尊重法律，而只是在无力改变它的时候才屈服于它，所以，他们至少也要提出修改法律的建议，他们力求以无产阶级的法律来代替资产阶级的法律，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无产阶级所提出的这种法律就是人民宪章（People’s Charter）”，他对当时的宪章主义和宪章派作出这样评价：“宪章主义是工人反抗资产阶级的集中表现。在工会的活动和罢工中，这种反抗总是分散的；总是个别的工人或部分的工人同个别的资产者作斗争。即使斗争有时普遍化了，这多半也不是出于工人的自觉；当工人自觉地这样做的时候，这种自觉的基础就是宪章主义。在宪章主义旗帜下起来反对资产阶级的是整个工人阶级，他们首先向资产阶级的政权進攻，向资产阶级用来保护自己的这道法律围墙進攻。宪章派是从民主党中产生出来的。民主党是在18世纪80年代和无产阶级同时并在无产阶级内部发展起来，在法国革命时期强大起来并且在缔结和约后成为‘激進的’政党。那时，它的主要中心在北明翰和曼彻斯特，以前是在伦敦。它曾经和自由资产阶级联合起来迫使旧议会的寡头政客通过了改革法案，从那时起，它已是壹个愈来愈巩固的和资产阶级对立的工人政党了。1835年以威廉·洛维特为首的伦敦工人协会（Working Men’s Associa-tion）委员会，草拟了人民宪章，里面包括下列“六条”：（1）精神正常并且没有犯过罪的壹切成年男子都有普选权；（2）议会每年改选壹次；（3）议会议员支薪，使没有财产的人也能够当代表；（4）为了消除资产阶级方面的贿买和恐吓，选举采用秘密投票的方式；（5）设立平等的选区以保证平等的代表权；（6）取消纯属形式的300英镑地产的代表资格限制，使每个选民都同样有被选举权。这六条只涉及下院的组织，初看起来都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却足以把英国的宪法连同女王和上院彻底毁掉。” [xxix]

从恩格斯上面的评述可以看出，恩格斯对以争取包括普通工人阶级在内的公民普遍的选举权为主要目的修改宪法，使宪法成为代表人民意志的国家制度的宪章主义和宪章运动，是完全赞同并且也是积极参与的。

马克屎和恩格斯作为宪章运动的积极参与者，都利用了《莱茵报》和他们共同创办的《新莱茵报》积极宣传宪政思想、反对政治专制制度。马克屎和恩格斯不仅要求国家实行人民宪政，而且明确提出建立共和制国家的要求。前面谈到马克屎在《哥达纲领批判》壹文中明确指出了“如普选权、直接立法权、人民权利、人民军队等等”“这壹切美丽的东西都建立在承认所谓人民主权的基础上，所以它们只有在民主共和国内才是适宜的”的论断，而且曾经指出1871年的“巴黎公社”就是人民主权性质的各个阶级、阶层共同享有政治权利的，同时也是壹个工人阶级作为选民多数的共和制国家：

“既然公社是法国社会的壹切健全成分的真正代表，也就是真正的国民政府，那末，由于它同时又是工人的政府，是争取劳动解放的勇敢战士，它就是十足国际性的。” [xxx]马克屎把巴黎公社这种共和制民主视为“人民群众获得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并且断定“公社给共和国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 [xxxi]。恩格斯也认为“巴黎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 [xxxii]，而是壹个政治自由的共和制民主政权。晚年的恩格斯再次强调共和制民主国家对于射秽主义的重要性，他说：“如果说有什么是勿庸置疑的，那就是，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法国大革命已经证明了这壹点。” [xxxiii]

应该注意的是，马克屎和恩格斯的这种政治的共和、民主理论，又是和他们关于“消灭政治国家”的主张是相得益彰的。马克屎和恩格斯对巴黎公社的系统论述，以及关于民主共和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的论断，代表着他们关于未来射秽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设想，也再次印证了马克屎和恩格斯所主张的“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是巴黎公社这种可以给予所有阶级的公民以政治权利，而无产阶级得以在普选制度下，以其绝对的选民优势成为国家执政者的民主国家制度。

3、在争取民主的斗争中支持资产阶级自由派

有不少对马克屎和恩格斯所创立的科学射秽主义理论缺乏了解的人，壹直错误地认为马克屎和恩格斯是对言论、结社和普选等政治自由持否定态度，认为那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射秽主义不需要这些。真是大谬不然！

的确，马克屎曾经抨击过资产阶级虚伪的形式上的民主，但是他认为无产阶级不能因为资产阶级搞虚假的民主因此就跟着抛弃那些民主的形式：“普选权在法国是老早就已存在的，但它在那里因受波拿巴政府滥用而获得了壹种恶劣的名声。公社之后，就没有工人政党能去利用它了。在西班牙，普选权也是自共和国成立时起就已施行了的，但在西班牙拒绝参加选举早已成为壹切严肃的反对党派的通例。瑞士试行普选权的结果，也根本不能鼓舞工人政党。罗曼语各国的革命工人都惯于把选举权看做陷阱，看做政府的欺骗工具。在德国，就不是这样。‘共产党宣言’早已宣布，争取普选权、争取民主，是战斗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之壹，而拉萨尔重又提出了这个要求。当俾斯麦不得不实施普选权作为使人民群众对他的计划发生兴趣的唯壹手段时，我们的工人立刻就很认真地对待了这件事情，把奥古斯特倍倍尔选進了第壹届制宪帝国国会。从此以后，他们就壹直这样使用选举权，以致使他们自己得到了巨大的利益，并成了世界各国工人效法的模范。如果用法国马克屎主义纲领中的话来说，选举权已经被他们transformé de moyen deduperie qu’il a été jusqu’ici en instrument émancipation——由向来是欺骗的工具变为解放工具。” [i] 马克屎曾经也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说过：“愤恨资产阶级专政，要求改造社会，要把民主共和机构保存起来作为实现这种改造的工具，团结在作为决定性革命力量的无产阶级周围，——这就是所谓社会民主党即红色共和国党的壹般特征。” [ii]在《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壹文中恩格斯说道：“政治自由、集会结社的权利和出版自由，就是我们的武器；如果有人想从我们手里夺走这个武器，难道我们能够袖手旁观和放弃政治吗？有人说，進行任何政治行动都等于承认现存制度。但是，既然这个制度把反对它的手段交到我们手中，那末利用这些手段就不意味着承认现存制度。” [iii]

马克屎和恩格斯是这样清楚的了解政治自由对于实现射秽主义的重大意义，所以他们不能不十分鲜明地指出，无产阶级只有获得言论、结社和普遍选举等等的民主权利，才能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它借助出版自由、集会和结社权可以为自己争得普选权，而借助直接的普选权并与上面所说的鼓动手段相结合，就可以争得其余的壹切。” [iv] ，他们告诫射秽主义者，在争取政治民主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存在共同利益。恩格斯因此在《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壹文中提出：

“民主主义还末实现以前，共产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就要并肩战斗，民主主义者的利益也就是共产主义者的利益。” [v]

因此恩格斯明确要求，射秽主义者在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中，应该毫不犹豫地支持资产阶级自由的争取自由民主的斗争：“在自由派资产阶级同政府斗争中，共产主义者始终应当支持自由派资产阶级，但同时也应当提防不要跟着资产阶级自欺欺人，不要去听他们那壹套娓娓动听的说什么资产阶级的胜利会给无产阶级带来良好结果的花言巧语。共产主义者从资产阶级的胜利中得到的好处只能是以下这些：（1）得到各种让步，使共产主义者易于捍卫、讨论和传播自己的原则，从而使无产阶级易于联合成壹个紧密团结的、准备战斗的和有组织的阶级；（2）使他们确信，从专制政府垮台的那壹天起，就轮到资产者和无产者斗争了。从这壹天起，共产党在这里所采取的政策，也将和在资产阶级已占统治地位的那些国家里所采取的政策壹样。” [vi]

事实上，专制主义不仅限制了无产阶级争取政治自由和社会自由的权利，同样也限制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在争取政治自由方面，马克屎和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自由派与无产阶级是“同路人”，资产阶级所争取的言论、结社和普遍选举等民主要求，也是无产阶级的要求，而且是比起资产阶级，它们是更为重要的要求。资产阶级在争取自己的自由的同时，为了得到无产阶级的支持，他们不得不口头承诺给予无产阶级同样权利，尽管这些承诺在资产阶级获得国家权力以后不会轻易予以兑现：“如果不同时把武器交给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就不能争得自己的政治统治，不能使这种政治统治在宪法和法律中表现出来。针对着按出身区分的各种旧的等级，它应当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人权；针对着行会制度写上贸易和工业自由；针对着官僚制度的监督写上自由和自治。如果坚决彻底，资产阶级就应当要求直接的普选权、出版、结社和集会自由，废除反对居民中各个阶级的壹切特别法令。然而这也就是无产阶级应当向资产阶级要求的壹切。” [vii]

显而易见，支持资产阶级的这些民主要求，让无产阶级也争取到的这些权利，对以后争取无产阶级从资产阶级的压迫下的解放，是至关重要的。为此恩格斯明确指出争取出版、结社和集会自由、普选权、地方自治等等“尽管这壹切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但是怯懦的资产阶级没有它们也能过得去，而工人没有它们却永远不能为自己争得解放。” [viii] 他立场鲜明地要求无产阶级应该支持资产阶级的民主要求：

恩格斯在指出无产阶级跟资产阶级有着利益对立的同时，支持资产阶级要求民主的立场是如此鲜明，充分显示了科学射秽主义反对政治专制的鲜明态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无产阶级和整个人类的自由的取得，最根本的靠的是政治权利的获得，也就是民主权利的行使。马克屎和恩格斯当然没有否定过暴力革命的在无产阶级争取斗争中的作用，但是，暴力革命对于这两位科学射秽主义创始人来说，实际上从来不是首选的也不是唯壹的变革社会的方式。（早在1845年2月，恩格斯就说过：“如果社会革命和共产主义的实现是我们的现存关系的必然结果，那末我们首先就得采取措施，使我们能够在实现社会关系的变革的时候避免使用暴力和流血。要达到这个目的只有壹种办法，就是和平实现共产主义，或者至少是和平准备共产主义。所以，如果我们不愿意用流血的办法解决社会问题，如果我们不愿意使我们的无产者的智力水平和生活状况之间的日益加深的矛盾尖锐到像我们对人性的理解所启示的那样，必须要用暴力来解决，要在绝望和强烈的复仇心中来解决，那末，诸位先生，我们就应当认真地和公正地处理社会问题，就应当尽壹切努力使现代的奴隶得到与人相称的地位。” [ix] 恩格斯晚年时，恩格斯看到了各国社会民主党在普遍选举和议会选举中获得的巨大成就，更加相信通过政治民主的途径去实现射秽主义。他说：“暴力起义在许多年内是不可能的了，至少是英国在国外重新陷入严重的窘境以前是不可能的了。因此，只剩下壹条开展合法运动的道路，这个运动已经在地方自治即“自己来治理自己的地方”的旗帜下开始了。” [x]当然，恩格斯并没有绝对认为以后永远不再可能再需要“暴力革命”，因为人类历史的发展往往并不壹帆风顺，在有些国家如果无产阶级争取民主的可能没有希望，人民的暴力革命仍然具有正当性），而无论是通过暴力革命还是民主道路实现社会变革，要建立射秽主义制度，都离不开国家的民主化。

当然，恩格斯也明确指出，民主对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有着差别的。这种差别主要不是概念的差别，而是民主深度和广度的差别，因为资产阶级本身并不从概念上否认人的自由权利，但是在实际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他们无意把普选等权利落实到无产阶级，也不想改变在社会生产关系中无产阶级被资本支配和占有的不平等地位。当资产阶级为了对付无产阶级的斗争时，他们或者转而和专制主义勾结，或者当资产阶级壹旦获得政治权利以后而转为保守，就会拒绝把民主彻底地推進到社会的所有层面和社会所有的阶级、阶层，以维护他们在国家和社会中的支配或者统治地位，并镇压无产阶级的進壹步争取平等权利的要求。这时，言论、结社和普选等民主要求，就不仅是无产阶级反对专制主义的武器，也将是反对资本主义、把民主从资产阶级民主阶段，推進到社会民主阶段的有效武器：

“即使在最严重的情况下，当资产阶级由于害怕工人而躲到反动派的背后，并且为了防御工人而求救于它的敌对分子的时候，——即使在那样的情况下，工人政党也只有继续進行资产阶级背弃了的、违反资产阶级心愿的争取资产阶级自由、出版自由、集会和结社权的鼓动。没有这些自由，工人政党自己就不能获得运动的自由；争取这些自由，同时也就是争取自己本身存在的条件，争取自己呼吸所需的空气。” [xi]

马克屎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经常批判资产阶级和专制主义那种抗拒社会民主化的假民主、假宪政和假的政治自由。比如，马克屎揭露了当时资产阶级的法兰西共和国宪法中关于人民权利保障内容的虚伪性：

“请注意，法兰西宪法在这里也和在其他壹切地方壹样都保障了自由，但是总是附带着壹些法律已经规定的或者可能另行规定的例外情况！” [xii] “宪法壹再重复著壹个原则：对人民的权利和自由（例如，结社权、选举权、出版自由、教学自由等等）的调整和限制将由以后的组织法加以规定，——而这些“组织法”用取消自由的办法来“规定”被允诺的自由。奥地利和普鲁士资产阶级从法国原版中抄袭来的这种花招就在于，赋予完全的自由，宣布冠冕堂皇的原则，把有关如何运用这些原则的问题即细节留待以后的法律来加以解决；在1830年的法兰西宪法和在它以前通过的壹些宪法里就用过这种花招。” [xiii] “这个虚伪的宪法中常常出现的矛盾十分明显地证明，资产阶级口头上标榜是民主阶级，而实际上并不想成为民主阶级，它承认原则的正确性，但是从来不在实践中实现这种原则，法国真正的“宪法” 不应当在我们所叙述的文件中寻找，而应当在根据这个文件通过的我们已经向读者简要地介绍过的组织法中寻找。这个宪法里包含了原则，——细节留待将来再说，而在这些细节里重新恢复了无耻的暴政！” [xiv]

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壹文中，马克屎揭露了拿破仑三世壹方面在宪法中确立了公民权利，又通过其他具体的法律的限制条款而事实上剥夺了这些权利：“人身、出版、言论、结社、集会、教育和信教等等的自由（1848年各种自由权的必然总汇），都穿上宪法制服而成为不可侵犯的了。这些自由中的每壹种都被宣布为法国公民的绝对权利，然而总是加上壹个附带条件，说明它只有在不受‘他人的同等权利和公共安全’或‘法律’限制时才是无限制的，而这些法律正是要使各种个人自由彼此之间以及同公共安全协调起来。”“宪法的每壹节本身都包含有自己的对立面，包含有自己的上院和下院：在壹般词句中标榜自由，在附带条件中废除自由。所以，当自由这个名字还备受尊重，而只是对它的真正实现设下了——当然是根据合法的理由——种种障碍时，不管这种自由在日常的现实中的存在怎样被彻底消灭，它在宪法上的存在仍然是完整无损、不可侵犯的。” [xv]马克屎揭露普鲁士政府宪法上写着公民权利，但实际上是极权政治：“如果妳从这些写在纸上的‘普鲁士人的权利’转过来看看它们体现在现实中的可怜样子，那末妳就会充分认识到——如果妳过去从未有过丝毫认识的话——理想和现实之间、理论和实践之间存在着何等惊人的矛盾。妳每迈壹步，甚至只是走动壹下，都要受到万能的官僚制度这个纯粹普鲁士土生土长的第二天神的干涉，没有《oberigkeitliche Erlaubnis》，即没有当局的许可，妳不能生、不能死、不能结婚、不能写信、不能思想、不能出版、不能做买卖、不能教书、不能学习、不能集会、不能开工厂、不能迁徒，什么都不能做。至于科学和宗教的自由、取消领主裁判权、废除等级特权、消灭限嗣继承制和长子继承权，所有这壹切都纯粹是瞎说。……原来普鲁士宪章所恩准的这壹切自由受到壹个重大保留条件的限制。这些自由只是“在法律范围内”被恩准。但现行的法律恰好是专制独裁的法律，它是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时候制定下来的，而不是随着普鲁士宪法的诞生问世的。这样，在宪法的法律和法律的内容之间就存在着壹个不可调和的矛盾，而事实上后者已使前者成为泡影。另壹方面，宪章在壹些最紧要的问题上要人去看构成法，它的含糊不清的原理应该由构成法加以详细发挥。但这些构成法本身是在反动势力的强大压力下制定的。它们取消了甚至在君主专制政体最反动时期都有的那些保证，例如法官不受行政权力干涉的独立性。宪章还不满足于这些搅混在壹起的溶解剂——旧有的和新造的法律，它还给国王保留了在他认为必要的任何时候使宪章在任何政治问题上停止生效的权力。 [xvi]“只要军事长官‘为了防止骚动’宣布戒严，‘人身自由’马上就不再有保障了，住宅就不再是不可侵犯的了，‘法定的’受审程序、出版自由、印刷厂主的保护、结社的权利都失效了，甚至庸夫俗子的‘目的不违反刑事法规’的‘社团’——娱乐场和跳舞厅，也只有得到卫戍司令先生的恩准才能存在，而决不是根据‘权利’存在。” [xvii]

马克屎和恩格斯揭露这种假政治民主，目的在于提醒无产阶级，在支持自由派资产阶级争取政治民主斗争的同时，也应当提防不要跟着资产阶级自欺欺人，而是要去争取真正的政治民主权利。

4、经济民主

正如马克屎所说的，“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壹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它的伟大目标” [xviii] 。无产阶级的政治解放，就是为了实现无产阶级的经济解放这个目标，因此，实现人民对经济的权力，实现经济民主是科学射秽主义的必然之意。马克屎和恩格斯关于经济解放的思想主要体现在消灭雇佣劳动制度，实现“自由人联合的个人所有制”以及直接税制、累進税制等要求方面。

马克屎和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壹个存在着两种权力的社会：壹种权力是政治权力，即国家权力，壹种是财产权力，即资本的权力：“在我们面前有两种权力：壹种是财产权力，也就是所有者的权力，另壹种是政治权力，即国家的权力。” [xix] 这两种权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都对人民的自由构成侵害。对于国家的权力对人民自由的侵害，需要通过政治民主的方法去实现政治自由而加以解决；而资本因为它的雇佣劳动这种生产方式，它使工人阶级事实上沦为奴隶壹样的被支配和被占有劳动的社会地位，因而同样侵害了人民自由，因此需要通过消除雇佣劳动制度的办法去加以解决。“资本的生存条件是雇佣劳动制。” [xx] “工人应当摒弃‘做壹天公平的工作，得壹天公平的工资！’这种保守的格言，而要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革命的口号：‘消灭雇佣劳动制度！’” [xxi]

在主张消灭雇佣劳动制度同时，马克屎和恩格斯提出了壹些关于未来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原则性的概念，包括“公有制”、“社会所有制”、“国家所有”和“自由人联合的个人所有制”这样壹些概念。长期以来，这些概念困扰著壹些学者，人们试图理清这些概念的异同。实际上，马克屎和恩格斯的这些概念其实是同壹个概念，只是因为当时他们所要表达的概念是壹个新的事物，当时并没有壹个固定而准确的概念来表达，所以当时马克屎和恩格斯只能暂且借用已有的近似概念表达。分析马克屎和恩格斯的这些概念可以发现，它们都是指未来国家的阶级性或者说政治性已经不存在，在国家已经是社会本身的社会形态下的所有制，因此，马克屎和恩格斯所讲的公有制就是社会所有制，国家所有也就是社会所有，所谓“自由人的联合”也就是国家已经是社会本身的社会或者国家，自由人联合的个人所有制也就是社会所有制罢了。

那麽社会所有制，或者自由人联合的个人所有制究竟是壹种什么样的所有制呢？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引用了马克屎的话解释说“马克屎是说：‘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但这是以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即以自由劳动者的协作以及他们对土地和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为基础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个人私有制转变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同事实上已经以社会化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转变为公有制比较起来，自然是壹个长久得多、艰苦得多、困难得多的过程。’这就是壹切。可见，靠剥夺剥夺者而建立起来的状态，被称为以土地和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的恢复。对任何壹个懂德语的人来说，这就是，公有制包括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包括产品即消费品。为了使甚至六岁的儿童也能明白这壹点，马克屎在第56页设想了壹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有的生产资料進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的许多的个人劳动力当做壹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也就是设想了壹个按射秽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联合体，并且说：‘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社会的产品。这些产品的壹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壹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壹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因此，这壹部分要在他们之间進行分配。’这些话甚至对杜林先生的黑格尔化的头脑来说，也是足够清楚的了。” [xxii]

的确足够清楚了，恩格斯认为射秽主义的经济就是这样壹种制度：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任何自由的个体都可以自由地相互联合，共同生产，也就是在国家已经是“社会的国家”状况下生产资料的公有，而自由联合起来的人民或者说劳动者，他们共同使用这些生产资料進行生产劳动；他们因为是自由人的联合，所以他们的生产劳动管理是民主的管理，他们的分配是在补偿了生产资料的损耗以后，劳动产品归劳动者所有，由全部自由联合的劳动者在“他们之间進行分配”。显然，劳动者之间的分配是劳动者依照民主原则自行進行公平的分配，而不是由处于社会之上的“国家”对劳动者進行分配。

在肯定公有制的同时，恩格斯批判了那种单纯地把“公有制”当成射秽主义的错误观念，指出：

“自从俾斯麦致力于国有化以来，出现了壹种冒牌的射秽主义，它有时甚至堕落为壹种十足的奴才习气，直截了当地把任何壹种国有化，甚至俾斯麦的国有化，都说成射秽主义的。显然，如果烟草国营是射秽主义的，那末拿破仑和梅特涅就应该算是射秽主义的创始人了。” [xxiii] 指出生产资料“无论转化为股份公司和托拉斯，还是转化为国家财产，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在股份公司和托拉斯那里，这壹点是十分明显的。而现代国家却只是资产阶级社会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共同的外部条件使之不受工人和个别资本家的侵犯而建立的组织。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愈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愈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愈是剥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资本关系并没有被消灭，反而被推到了顶点。但是在顶点上是要发生变革的。生产力的国家所有不是冲突的解决，但是它包含着解决冲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决冲突的线索。” [xxiv]

恩格斯实际上是强调了工人阶级如果不能把国家真正变为整个社会的代表，不能改变社会生产关系从而改变劳动者在生产劳动中的雇佣劳动者地位，国家所有就不可能真正成为社会所有，公有制也不能真正成为射秽主义的所有制。

恩格斯认为“公有制”本身并不代表射秽主义的观点应该引起射秽主义者的重视。长期以来，世界射秽主义运动常常把公有制本身视为射秽主义，这种观点甚至在欧美国家的射秽主义运动也有表现。事实证明，如果公有制没有国家民主化作为基础，不能成为反对雇佣劳动制度的积极手段，就未必是射秽主义；它说明在缺乏政治民主的国家搞公有制，国家就会变味成为壹个特殊阶级或者利益集团的“总资本家”，从而损害射秽主义和公有制的声誉。

马克屎和恩格斯还主张实行累進税高额遗产税、直接税、取消旁系亲属(兄弟、侄甥等)继承权等抑制资本的经济手段，促進社会分配公平。早在1847年，恩格斯就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提出，“假如无产阶级不能立即利用民主来实行直接侵犯私有制和保证无产阶级生存的各种措施”，也可以通过实施累進税、高额遗产税、取消旁系亲属(兄弟、侄甥等)继承权等措施 [xxv]。

马克屎还提出废除间接税，以便于人民监督政府财政，他说：“如果需要在两种征税制度间進行选择，我们则建议完全废除间接税而普遍代之以直接税；因为，间接税提高商品的价格，这是由于商人不仅把间接税的总数，而且把为交纳间接税所预先垫支的资本的利息和利润也加在这些价格上来了；因为，间接税使每个个人都不知道他向国家究竟缴纳了多少钱，而直接税则什么也隐瞒不了，它是公开征收的，甚至最无知的人也能壹目了然。所以，直接税促使每个人监督政府，而间接税则压制人们对自治的任何企求。” [xxvi]

二、关于个人自由

许多人认为，集体主义是射秽主义的价值观。其实，马克屎和恩格斯都不是集体主义者，而是理性的个人主义者。 集体主义 强调社会、集体的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但是理性个人主义是在强调个人的利益和权利应当和他人、也就是社会或者集体的利益相协调的同时，强调个人自由是社会整体自由的先决条件。理性个人主义的最先提出者是法国18世纪启蒙思想家爱尔维修，后来的边沁发展了爱尔维修的思想。马克屎和恩格斯曾经赞赏说：

“边沁根据爱尔维修的道德学建立了他那正确理解的利益的体系，而欧文则从边沁的体系出发去论证英国的共产主义。” [1]马克屎和恩格斯还引用爱尔维修的话批判了把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对立起来的做法：“人并不邪恶，但却是服从于自己的利益的。因此，应该抱怨的不是人的劣根性，而是那些总是把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对立起来的立法者的无知。” [2]他们赞成边沁的反对以社会利益压制个人利益的虚假道德，他们说：

“我们只引证边沁驳斥‘政治意义上的普遍利益’的壹段话。‘个人利益必须服从社会利益。但是……这是什么意思呢？每个人不都是像其他壹切人壹样，构成了社会的壹部分吗？妳们所人格化了的这种社会利益只是壹种抽象：它不过是个人利益的总和……如果承认为了增進他人的幸福而牺牲壹个人的幸福是壹件好事，那末，为此而牺牲第二个人、第三个人、以至于无数人的幸福，就更是好事了……个人利益是唯壹现实的利益。’” [3]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屎和恩格斯提出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将是这样壹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壹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4]

但马克屎和恩格斯也同时认为，个人的自由与个人的全面发展是相互联系的，如果每个人缺乏发展他的自由发展的能力，那麽个人自由不可能实现；而恰恰只有处于集体之中，每个人才能获得充分的自由发展的能力：“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所以马克屎和恩格斯壹方面强调个人的自由性，壹方面又强调人的联合性。

但是在另壹方面，在个人与社会、集体的利益的关系上，马克屎反对种种否定个人自由的“冒充的集体”桎拷个人的自由。他指出，在存在阶级差别的社会里，个人自由只有当个人属于统治阶级时才存在，被统治阶级是不存在个人自由的：“在过去的种种冒充的集体中，如在国家等等中，个人自由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人来说是存在的，他们之所以有个人自由，只是因为他们是这壹阶级的个人。从前各个个人所结成的那种虚构的集体，总是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而使自己与各个个人对立起来；由于这种集体是壹个阶级反对另壹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被支配的阶级说来，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集体，而且是新的桎梏。在真实的集体的条件下，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 [5]。因此像国家、民族这样的“集体”中，如果某些个人的自由不能得到保证，那麽国家和民族对这些人就会变成马克屎所称的“冒充的集体”，而成为个人自由的桎拷。因此马克屎认为，集体应该成为个人自由发展的手段而不是桎拷个人自由的手段：“在这个集体中个人是作为个人参加的。它是个人的这样壹种联合（自然是以当时已经发达的生产力为基础的），这种联合把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的条件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 [6]

在充分保障个人自由的前提下，马克屎认为每个人都同时对国家和社会拥有权利和义务：“壹个人有责任不仅为自己本人，而且为每壹个履行自己义务的人要求人权和公民权。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 [7] 马克屎也不认为认为共产主义运动是纯粹出于人类的“博爱”情怀，或者出于“利己主义”，他认为共产主义“既不会是“爱的原则”或dévouement〔自我牺牲精神〕，也不会是利己主义”，它只是“个人自由发展的共同条件” [8] ，所以人们才会去追寻它。

马克屎和恩格斯对专制政府那种常常以社会利益压制个人自由的行径予以强烈抨击：

“只要军事长官‘为了防止骚动’宣布戒严，‘人身自由’马上就不再有保障了，住宅就不再是不可侵犯的了，‘法定的’受审程序、出版自由、印刷厂主的保护、结社的权利都失效了，甚至庸夫俗子的‘目的不违反刑事法规’的‘社团’——娱乐场和跳舞厅，也只有得到卫戍司令先生的恩准才能存在，而决不是根据‘权利’存在。” [9]

因此，他们在具体的个人自由权利方面，完全主张每个人应当享有思想、言论和出版、信仰、教育和学术、集会和结社等自由权利。

首先，马克屎和恩格斯强烈主张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学术自由、出版自由、教育自由。马克屎和恩格斯因为传播宪章派思想和科学射秽主义思想而不断遭受各国专制政府的政治迫害，因此，马克屎和恩格斯壹生都在追求思想自由，他曾经责问普鲁士当局：“妳们赞美大自然愉悦人心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妳们为什么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发出同样的芳香，但妳们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壹种存在的形式呢？” [10]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屎指出统治阶级在政治上压迫人民的同时，也在对人民進行着思想的统治，指出壹个国家的统治思想，也就是统治阶级的意志的表现，所以马克屎提出，反对统治阶级的政治统治就要同时反对统治阶级的思想统治：“我们要起来反抗这种思想的统治。” [11]

面对普鲁士当局严格的书报出版检查制度和动辄查封书报的专制行径，马克屎怒斥专制政府用法律禁锢人民思想：“惩罚思想方式的法律不是国家为它的公民颁布的法律，而是壹个党派用来对付另壹个党派的法律。追究倾向的法律取消了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这不是团结的法律，而是壹种破坏团结的法律，壹切破坏团结的法律都是反动的；这不是法律而是特权。” [12]

思想自由是与言论、学术、教育、出版等自由分不开的。马克屎和恩格斯强烈要求言论自由、学术自由、出版自由、教育自由。针对法国资产阶级政府为了控制人民的言论而实施的实名制、开征印花税等措施，马克屎指出这是“资产阶级要在陪审法庭上来消灭工人的报纸” [13] 。恩格斯严厉指责德国政府：

“在德国要得到对任何问题的正确认识都是困难的。在这里，壹切知识的来源都在政府控制之下，从贫民学校、主日学以至报纸和大学，没有官方的事先许可，什么也不能说，不能教，不能印刷，不能发表。” [14] 他揭露：“出版自由，不同意见的自由斗争就意味着允许在出版方面進行阶级斗争。但梦寐以求的秩序却正好要压制阶级斗争，要堵塞被压迫阶级的言路。因此，那班要求安宁和秩序的人就必须消灭出版物中的不同意见的自由斗争，必须通过出版法、禁令等等来最大限度地保证自己对市场的垄断，尤其是必须直接禁止像招贴和传单这样的免费文学。” [15]

对于招贴（海报或大字报），马克屎认为那是工人出版自由的权利，马克屎竭力得捍卫工人阶级的这种最廉价的言论表达方式和出版形式：

“首先要谈的问题不是壹般出版自由的限制，而主要是出版自由在招贴方面的限制。必须说明招贴的作用，捍卫‘街头文学’，特别是捍卫工人享受免费文学的权利，而招贴则是免费文学的壹种。不应该对用招贴引起激愤情绪的权利含糊其词，而应该公开地维护这种权利。” [16] “但是有什么东西能比招贴更有助于在工人中保持革命毅力呢？招贴可以把每条街的拐角变为壹张大报纸，过路的工人能从中得悉当天的事件和这些事件的意义，了解各种不同的观点及这些观点的反对意见，他们能在这里同时遇到不同阶级和不同见解的人，跟这些人讨论招贴的内容；简而言之，招贴对于工人来说同时既是报纸，又是俱乐部，并且这壹切都是不要花费分文的！但正好这壹点是右派先生们所不喜欢的。到底还是他们对。他们从无产阶级方面受到即使不是唯壹的、也是最大的危险；那末大权在握的他们为什么不力求用尽壹切手段来消除这种危险呢？” [17]

马克屎反对通过国家实施国民教育，反对国家为人民的教育者，而是认为国家应该接受人民的教育。他说：

“通过国家来实施国民教育”是完全要不得的。用壹般的法律来确定国民小学的经费、教员的资格、学习的科目等等，并且像美国那样通过国家视察员来监督这些法律规定的实施，这和指定国家为人民的教育者完全是两回事！相反地，应该使政府和教会壹样地对学校不起任何影响。在普鲁士德意志帝国内（他们会说，他们谈的是“未来的国家”，但是这种空洞的遁辞在这里也无济于事，——我们已经看到，在这方面是怎样壹回事了），倒是国家需要从人民方面受到严格的教育。” [18]

在针对资产阶级的法兰西共和国宪法中的“教学自由”权利规定，马克屎揭露道：

‘教学自由’，但是‘须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而这些条件恰恰是壹些完全消灭这种自由的条件。”“这个部门的主管机关是4名法国大主教所领导的最高人民教育委员会。这项法律规定，所有地方学校的教员，即使他们是市镇委员会或老教区委员会推荐的，都必须服从recteurs，即督学的意志。教员必须接受与军队中的服从和纪律相类似的条件，服从督学、市长和牧师；可见，根据上述法律，教学自由归结起来，就是没有民政当局和教会当局的允许，谁也无权教学。” [19]

在对待宗教方面，尽管马克屎和恩格斯都是无神论者，但是，他们都毫不迟疑地支持宗教信仰自由。马克屎在谈论人权时说：

“公民权利，如上所述，决不以无条件地彻底地废除宗教为前提” [20] 。“‘信仰自由’！如果现在，在進行‘文化斗争’的时候，要想提醒自由主义者记住他们的旧口号，那末只有采用下面这样的形式才能做到这壹点：每壹个人都应当有可能实现自己的宗教需要，就像实现自己的肉体需要壹样，不受警察干涉。” [21]

马克屎对巴枯宁主义要求“以国家法令”禁止宗教的极端主张予以批判，同时他并指出，禁止宗教信仰只能收到相反的结果，他说：“取缔手段是巩固不良信念的最好手段！有壹点是毫无疑义的：在我们时代能给神的唯壹效劳，就是把无神论宣布为强制性的信仰象征，并以禁止壹切宗教来胜过俾斯麦的关于文化斗争的反教会法令。” [22]

恩格斯在提出应该实行政教分离，主张把宗教从国家机构中分离把它变成私人的团体，并且停止国家对宗教团体的资助时，曾经明确提出应该允许宗教团体兴办学校： “但是不能禁止它们用自己的资金创办自己的学校并在那里传授他们的胡说。” [23]

马克屎和恩格斯也强烈要求集会和结社自由。恩格斯针对德国政府强制关闭民间组织和禁止民间集会，指出：

“结社自由权的基本条件是：警察机关不能解散或封闭任何壹个社团，任何壹个协会。这些措施只有在法庭判决某壹社团或它的活动和宗旨多非法的，从而要惩处有关过失人员的时候，才能采用。” [24]马克屎和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就是建立在工人不团结基础上的。恩格斯说：“资产阶级的统治正是建筑在工人彼此间的竞争上，即建筑在无产阶级的不团结上，建筑在壹些工人和另壹些工人的对立上。” [25] 因此，马克屎和恩格斯十分强调工人的组织，认为“没有出版自由、结社权和集会权，就不可能有工人运动。” [26] 指出“在阶级反对阶级的政治斗争中，组织是最重要的武器。” [27] 他们本身也壹辈子为争取结社自由壹生進行着不懈的斗争。



我们通过以上对马克屎和恩格斯关于政治自由、民主和宪政的理论的简要回顾，已经能够得出这样结论，马克屎和恩格斯作为科学射秽主义的创始人，他们其实同时壹生都是民主主义者。他们的理论成果，用恩格斯的话说就是渊源于欧洲思想启蒙运动（空想射秽主义本身也是欧洲思想启蒙运动的结果），是对欧洲思想启蒙运动的发展。马克屎和恩格斯的科学射秽主义是不能与他们的民主主义思想分离的，政治自由和民主、宪政是射秽主义的基础和前提。无视、割裂和抛弃马克屎和恩格斯的民主主义思想，想跳过民主主义的历史发展阶段片面地实现射秽主义，是违反马克屎和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发展规律的，那样做的唯壹结果就是将会招致苏联和东欧诸国那样的溃败。对于中国来说，完善宪政和法治，通过实现政治民主進而实现社会民主，那是刻不容缓的事情。

哈耶克，这个名字几乎成了当今自由主义的代名词。在许多自由主义者心目中，哈耶克是其偶像。但我却以为，哈耶克对于自由主义，对于中国的自由主义的前途，都是壹个危险的边缘。我是壹个社会民主主义者（民主射秽主义者），但社会民主主义者绝不是自由思想的局外人。在基本价值观念上，自由思想与社会民主主义是重合的。许多自称是自由主义者的人，其实都可以算作社会民主主义者，尽管他们可能自己并不这样以为。这壹点在当今的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中尤甚。是自由主义者还是社会民主主义者主要是看其具体的政治和经济主张。壹般来说，但凡是倾向于同情和救助弱势群体的观念的，不说是社会民主主义者，至少也是有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自由主义者。在外国，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信奉与支持者常常都是互变的，许多人今天是自由党或保守党，明天又可能是社会党、民主党或工党，后天说不定又变成自由党或保守党了。就本人来说，今天主张社会民主主义，是因为射秽主义除了讲“自由”的重要外，还强调“平等（或公正）”的重要性；是觉得中国人现阶段除了“自由”必当追求外，而“平等”比“自由”更贴近民生，更容易唤起人们的变革要求。“自由”中的出版自由、思想自由等对于普通的民众可能是可闲置的资源，而惟有“平等”是中国社会中最与每壹个人贴近的，最为每壹个人所关心的。下岗、卖国企、城乡二元、腐败、官僚主义、孙大午之类问题，等等等等，都与“平等”问题直接相关。而像哈耶克这样的自由主义，他们所关心的除了“自由”，就是“竞争”，而于“平等”（特别是结果的“平等”）就不重视。而我恰恰以为，中国现在最先要解决的除了人的自由问题，还有就是要解决人们在如何的社会条件下竞争的“平等（公正）”问题，然后才能谈得上“竞争”。也就是说要在社会竞争之前，先要解决人们起跑线尽可能壹致的问题。社会民主主义（民主射秽主义）最注重“平等”（特别是结果的“平等”），所以我现在只会是社会民主主义者，而不是自由主义者。我曾多次说过：自由主义往往在“自由”问题上走得太远，社会民主主义者则往往在“平等”问题上走得太远。当社会民主主义者在“平等”问题上走得太远时，我也可能变成壹名自由主义者。但是现在毕竟“平等（公正）”问题还没有解决（自由问题更没有解决），所以我还只能是壹名民主射秽主义者。

哈耶克的理论为什么是壹种危险呢？因为他的理论不仅对于我们中国的民主進程无太多的益处，倒反而可能有不好的作用。

壹、对理性的错误理解和认识

尽管哈耶克声称他“并不反对正确运用理性”，然而就其实质来说，哈耶克是怀疑理性的价值的。他说：“所谓‘正确运用理性’，我是指那种承认自我局限性的理性，進行自我教育的理性，它要正视经济学和生物学所揭示的令人惊奇的事实所包含的意义，即在未经设计的情况下生成的秩序，能够大大超越人们自觉追求的计划。……我也不想否认，若是抱着审慎谦恭的态度，采取点滴改進的方式，理性可以在评价、批判和摒弃传统制度与道德原则上发挥指导作用。”他又说：“我们的理性就像我们的道德观念壹样，是壹个自然选择的進化过程的产物。但是它并不是从另壹种分离的发展中产生的，因此绝不应当认为，我们的理性是处在壹个更高的检验者的位置上，只有那些得到理性认可的道德规则才是正确的。”这种对于理性模棱两可的说法，正是表现了哈耶克对理性的怀疑。在其认识中，理性应当并不具有多少的积极意义，理性的意义是只能在“评价、批判和摒弃传统制度与道德原则上发挥指导作用”，至于更为积极的作用，则仅限于“点滴”的“改進”。

哈耶克既然认为理性的作用只限于作“点滴”的“改進”，那麽为什么“点滴”的“改進”是“正确运用理性”，而设计壹个社会制度就不是“正确运用理性”呢？这“点滴”的具体尺度是什么呢？哈耶克并没有提出壹个具体尺度，我想他也不可能提得出壹个具体尺度。这种似是而非的理论，不能不说是学术上的缺陷。同时，人类的理性本来是认识的進化过程，是壹个试错的过程。理性既然是壹个认识進化的试错过程，就是说理性并不是个绝对的东西。它既检验我们的思维和行为，我们也在思维和行动中检验和校正理性，而理性更在这不断的“检验”和自身“校正”过程中指导人类的壹切行为。哈耶克认为理性只能消极地用来检验和“点滴”的“改進”，而不能指导人类的行为，不能不说是哲学上的壹个重要错误。另外，哈耶克还有壹个理解上的错误，他把理性与智力行为混为壹谈。智力行为可能是没有在思维和行动中被检验和校正的东西，所以不是理性。而所谓的理性，不仅仅有智力的因素，它更是人类在长期的各种实践过程中，不断对认识進行检验和校正的结果。在我看来，苏式“射秽主义”只不过是少数思想人物和政治人物的智力行为，而恰恰不是理性的结果。

苏式射秽主义的错误，绝不在于整个社会运用理性结果的所谓的“理性的自负”，而是恰恰在于这种智力行为违背了人类的理性！它，只是少数思想人物和政治人物智力的设计和对大多数人的蒙蔽、煽动和强制接受。

二、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主张自然主义，其结果是无视结果的不平等

遵循其哲学和对理性的理解，哈耶克提出了“自发秩序”观点，认为秩序只能是“行为”的结果，而不是理性的结果。他说：“我们能够让未知事物有序化，惟壹的办法就是诱导它自己产生秩序。对于我们的自然环境，我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有时当然可以依靠自然界自发的有序化力量，却不能随意地为各种因素安排我们希望它们采取的秩序。”因此，哈耶克极力主张经济市场拒绝国家的干预。他的看法就是国家所做的壹切只能是为了维护“自发秩序”。

哈耶克的“自发秩序”对于以“强制”为特征的苏式射秽主义来说，是具有某些批判性的。然而，“自发秩序”也未必都是合理的秩序。封建制度和奴隶制度都是“自发秩序”；人类社会中的许多不平等的秩序，也未必都是完全由某个人人为设计出来的（比如说给雇工的工资由雇主决定）。同样，人为设计出来的秩序也未必就不好（比例权力制衡）。所以，用“自发秩序”理论来批判苏式射秽主义，在逻辑上并不严密完整。

在这里，哈耶克搞错了秩序的产生过程。殊不知，任何社会行为本来都是受理性指导的。而任何秩序的形成，本来也都是社会力量均衡的结果。奴隶社会的秩序是以强大的奴隶主的暴力与弱小的奴隶反抗力的均衡中（奴隶的顺从）而取得的，封建专制等社会是以强大的君主政权、官僚集团和农民、市民在力量斗争的均衡中取得的，而民主社会的秩序是在社会各阶级、阶层、社会分工之间力量的均衡中取得的。这些秩序的形成，看似未经人的刻意而为，其实无不浸透著各种社会力量的价值追求。只不过是各种社会力量的价值追求在秩序形成时，可能不再是某个社会力量的价值追求，而是各种社会力量的价值追求在妥协后的结果。而哈耶克只看到了“行动”，而看不到“行动”背后的理性。

正因为哈耶克看不到所谓的“自发秩序”也是各种社会力量的价值追求的结果，看不到“行动”背后的理性，所以他认为只有“自发秩序”才是合理的。于是，哈耶克理论的第壹个危险出来了：如果我们循着他的观念去進行政治实践，这无疑是把政治重新引回自由放任的年代。自由放任的年代的自由是怎样的呢？是长期以来壹直因为稀缺而处于强大地位的资本和长期以来壹直因为过剩而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力的不平等的竞争；是以“自由”为借口的事实上的或结果上的不平等。这种“自由”已经经过20世纪三十年代的成功的国家干预所否定。20世纪三十年代的成功的国家干预告诉人们，自由必须是平等（公正）的自由，自由不可以妨害平等（公正）。它告诉人们，自由和平等都不是抽象的行为，而是具体的社会问题；作为自由和平等主体的人不是抽象的毫无差别的人，而是壹个个有着不同出生、不同能力、不同地域环境、不同社会环境、不同先天禀赋的人。如果国家不让社会每个成员尽可能站在壹致的社会竞争起跑线上，这种自由下的竞争就是不平等的竞争，这种“自由”本质上只是少数强势阶层的“自由”和少数弱势阶级无力回天的“不自由”。公正的自由必须由国家立法，允许雇员组成工会，允许工会为劳方代表進行劳资分配谈判、允许国家二次分配以补偿分配的不平等、允许教育补贴、医疗补贴、食品补贴、住房补贴。没有这些，社会的穷困阶层就是在另壹条起跑上和富人竞争！

对于中国来说，自由和平等还只是个追求，绝大多数中国人，他们壹无权力资本，二无经济资本，而“改革开放”以来，各种官商、官僚已经蓄积了富可敌国的财富。未来的变革，无疑应当是先要让十三、四亿中国人尽可能站在壹致的社会竞争起跑线上，然后才能展开竞争。如果我们做不到这点，我们主张“自发秩序”的“自由主义”本质上就成了那些既得利益者和实力强大阶层的“自由主义”，因为只有他们才会欢迎国家无所作为的“自发秩序”！要知道，所谓的国家干预，限制的只是那些既得利益者和实力强大阶层，他并不损害大多数民众的利益。

与哈耶克相反，当代另壹位伟大的自由主义者罗尔斯就很注意事实上的或结果上的平等（公正）。他的两条正义原则中，“社会及经济的不平等分配，必须满足两个条件：它必须对社会中最弱势的人最为有利（差异原则）；在公平的平等机会的条件下，职位与工作向所有人开放”的第二原则，就使得他的理论在价值上远远高出哈耶克。罗尔斯的理论对于今天和将来的中国社会来说，意义大于哈耶克很多。

三、否认理性的作用，就是否定“积极自由”，最终陷入纸上清议的“自由主义”

哈耶克轻视理性的作用，主张“自发秩序”，其实质就是否定了“积极自由”。因为他的“正确运用理性”和“点滴”的“改進”，是个任何人也无法具体把握的尺度。在“自发秩序”这个戒律下，人们除了无所作为，也只有无所作为。这种自由主义，无异于是纸上清谈，它不能成为向专制主义开战、向自由和民主迈進的动力。对于现实中反抗专制制度国家的人民来说，遵循这种“自发秩序”理论，无异于向专制主义妥协和退让。这正是哈耶克理论的第二个危险所在。显然，对于既存的专制制度，没有积极斗争的心态、理论和行动，专制主义是不会自生廉耻而走向民主的。没有壹个国家的民主自由体制，不是依靠社会公众的“有所作为”取得的。这“有所作为”不仅仅是人民的流血、坐牢和献出生命，更是伟大的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理念及社会契约理论、权力制衡理论、政党理论、工会理论等等理论学说在起著主导、指引的作用。

哈耶克之所受中国人的欢迎，主要是因为哈耶克的理论中有着对专制主义更多的批判内容，而罗尔斯理论则缺少这些批判。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哈耶克的这种批判是在只是对专制制度的设防，而并不是对现实的专制制度的反抗。尽管罗尔斯没有更多地批判专制制度，但是他创建的理论，无论是对于自由主义还是民主射秽主义，都是反抗专制制度最强大的武库，它可以装备所有反专制争自由的力量。而哈耶克的理论只是盾牌（而且这个盾牌并不坚实牢靠）。对于中国的自由民主运动来说，如果妳要信奉自由主义，那麽，请不要选择哈耶克，而应当选择罗尔斯——壹位伟大的自由论者！他才是我们更应当取法和敬拜的。因为罗尔斯对于苏式射秽主义在内的壹切专制体制，不仅仅是盾牌，还是匕首、长矛和来福枪！



民主射秽主义，亦称作社会民主主义，是传承文艺复兴运动、思想启蒙运动等文化传统的壹种反专制反不平等的，以“自由、平等、博爱和民主”为追求的社会思潮和思想理念。它与中国人现在所了解的“射秽主义”完全是性质不同的两种理论。


1，什么是射秽主义？射秽主义是如何产生的？


答：在19世纪四十年代之前，射秽主义被用来指所有反对封建和专制、主张人类平等的壹切运动和思潮。射秽主义（Socialism）壹词来源于古拉丁文，原意是“同伴”、“善于社交”，最先为意大利传教士使用，到十九世纪二十——三十年代，方为当时具有射秽主义思想的人广泛运用。1878年6月6日，日本《东京每日新闻》首次用汉字意译，1902年9月15日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18期上首次翻译过来。英文为Socialism，该词前缀social为“社会的”之意，ism为“学说、思想”之意。中文意译即是“社会至上的学说或思想”。射秽主义是壹种提倡全人类社会实行自由、平等、博爱和民主的思想理念和国家制度。射秽主义主张整个人类社会不分种族、不论财产多寡、不区分阶级，人人享有以不损害他人同等权利为限度的充分的个人自由；主张人人在社会和国家事务中壹律平等地享有所有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社会权利、文化权利；主张在人与人的社会交往中提倡互利互助的协作精神和关怀弱者的仁道精神。
射秽主义思想产生的历史相当久远。最早产生这壹思想理念的是我们古老的中国。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儒家经典《礼记·礼运》提出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仁，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的原始的射秽主义理想。它体现了我们祖先那个时代就存在着了民主政治的思想萌芽，体现了要求人人在政治、经济及社会人格方面平等，体现了要求社会共同劳动，共同享有社会财富，并关爱壹切弱者的社会追求。已初步具备了射秽主义的思想特征。欧洲的现代意义上的射秽主义学说起源是十五、六世纪的文艺复兴时的人道主义和十八世纪的思想启蒙运动的民主主义。虽然射秽主义的理想信念在欧洲出现得较晚，但作为壹个系统的学说，这壹思想学说在欧洲发展得最快，理论也最为丰富。这是与从十六、十七世纪以后，欧洲的社会、文化、科学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越来越快于中国相关的。
射秽主义壹开始只是壹种人类的社会运动，而射秽主义的思想理论则是在这个运动中逐步产生、建立和完善的。十五、六世纪的文艺复兴时的人道主义和十八世纪的思想启蒙运动的民主主义被认为是射秽主义（非指科学射秽主义或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的射秽主义”）产生的两个非常重要的过程。文艺复兴运动首先否定了“神权”对人的压制，宣告了“人”对“人”自身的价值，即“我”的价值开始有了发现和认识。这是射秽主义思想得以产生的关键。因为人如果没有对“我”的价值的发现和认识，就不会产生对“人的权利”的要求。而以后的十七至十八世纪的欧洲思想启蒙运动，终于基本明确奠定了射秽主义的内容和精神，即自由、平等、博爱和民主等价值。
十四至六世纪的欧洲，人民受基督教神权和王权共同压迫，而神权又是欧洲人民最为歹毒的精神和政治压迫。教皇和教会声称有着受自天主（神）的权力，享有无上的精神控制权和代表天主行使对人定罪或赦罪的特权。它禁止人民思想自由，它要求人们的壹切言论行为必须符合被曲解的《圣经》与教皇教会的意旨，否则将会受到残酷的迫害。它甚至桎梏人的天性，推行宗教禁欲主义，强制推行教士独身制和苦修制，教徒们禁绝性行为，夫妻过性生活必须在夜深人静之时极短促地匆匆了事。所有与生育脱离的性活动都会受到十分残酷的惩罚，甚至被施以火刑。有些女子因丽质而具有性诱惑力，就可能被诬为女巫，任意加以摧残与折磨，被投河而死或被活活烧死。在有些地区，被烧死的“女巫”竟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从14世纪至15世纪，全欧洲被烧死的“女巫”在五万人以上。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等许多的思想家、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也正是因为对被曲解的《圣经》与教皇教会的意旨進行了反叛，才遭受迫害的。在这样的黑暗背景下，新兴的尚不够强大的资产阶级，以复兴古希腊、古罗马的古典文化为由，树立起了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的辉煌大旗，反对神权，提倡个性自由，开始了首先从意大利发起的并最终推向了整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此前，欧洲社会理想的人应该是自卑、消极、无所作为的，人在世界上的意义是不足称道的。而文艺复兴运动发现了人的崇高伟大的价值，提出人的个性应该自由，它提倡发挥人的聪明才智及创造性潜力，积极冒险，提倡重视现世生活，鼓励人们追求物质幸福及肉欲上的满足，反对宗教禁欲主义。在文学艺术的创作上要求表达人的真实情感，反对虚伪的矫揉造作。文艺复兴运动不只是壹场复兴古典文化的运动，更是壹场新时代的启蒙运动。这个时代诞生的很多文艺作品，如彼特拉克的《歌集》和薄伽丘的《十日谈》等，无不深深地体现著“人”对“人”自身的价值的发现和认识，体现著“人性”的觉醒、“我”的觉醒。
十六世纪，以马丁·路德为代表的宗教改革人士，向神权发动了壹次最强大的進攻，开始了宗教改革运动。马丁·路德认为人比君主还重要，他说：“我是壹个人，这个头衔比君主还要高些。原因是：神未曾创造君主，神唯有创造人，使我成为壹个人。”文艺复兴打破了经院哲学统壹的局面，为以后的思想進步扫清了道路，使各种世俗哲学兴起。其中有英国的经验论唯物主义。它也推动了政治学说的发展，马基雅维利以后，在十七世纪，有格劳秀斯、斯宾诺莎和洛克等壹大批思想家，发展起“自然权利”、“社会契约”、“人民主权”以及“三权分立”等理论。所有这些为后来的思想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十八世纪，欧洲还有美国的资产阶级有了很大发展，而封建统治集团的特权（美国是英殖民统治）政治，严重限制着资产阶级的自由发展和人类自身解放的追求。于是限制或废除“王权”，追求全社会政治权利平等的思想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在欧洲和北美大陆蓬勃开展了。代表着最先進文化和科学技术、最先進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资产阶级，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和民主”的政治理念。从此，“自由、平等、博爱和民主”便成了射秽主义的根本价值追求；追求“自由、平等、博爱和民主”便成了射秽主义的根本目的。孟德斯鸠、卢梭、康德、边沁、罗伯斯庇尔和美国的杰弗逊都是这壹时期民主思想启蒙的代表人物。孟德斯鸠提出了“分权”学说，卢梭提出了“社会契约论”，康德提出了“公民权”和“世界公民”的思想，边沁提出了“功利主义”思想，罗伯斯庇尔和美国的杰弗逊都主张人人享有选举权。卢梭和罗伯斯庇尔提出要通过国家的政策干预，力求缩小贫富差距的主张。他们的理论使射秽主义的学说得到了基本的完善。

2，射秽主义与共产主义有什么不同？


答：在反对封建主义、专制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各种思想中，除了前面所介绍的射秽主义以外，还有壹种以强制手段取消私有财产而谋求平等的主张，它被称为“共产主义”。“共产主义”起源很早，古希腊时的柏拉图就提出过“共产”、“共妻”的主张。早期基督教的“千年国”也主张通过暴力实行财产公有。十六世纪时英国的莫尔、德国的闵采尔，十七世纪意大利的康帕内拉、英国温斯坦莱及十八世纪的法国巴贝夫，十九世纪英国的欧文、布朗基、等人，则進壹步勾画了他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取消壹切私有财产，实行公有制，实行强制的社会“平等”，把社会变成壹个“工厂”。由于“共产主义”也反对封建和专制制度，所以当时的射秽主义运动并不排斥“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因而成为射秽主义运动中壹个激進的派别。十九世纪中叶后，马克屎和恩格斯在总结以前的各种共产主义理想的基础上，揉合他们自己创立的“政治经济学”等学说，创立了新的“共产主义”理论学说。这个理论学说的中心是阶级斗争理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其主要内容是反对资本主义，但它在许多方面并不赞成壹般射秽主义的系列主张。它认为射秽主义所主张的“自由”、“平等”学说，认为在私有制条件下都是不可能实现的；认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是尖锐而不可调和的；无产阶级只能以暴力手段而不是射秽主义所主张的议会道路的方式取得政权，并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取消私有制度，实行公有制，即国家所有制，这样就可以实现人类平等。马克屎主义的共产主义理论创之初，马克屎和恩格斯就坚决地主张把“共产主义”与射秽主义相区别（见《共产党宣言》）。
马克屎和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在其创立后，本没有立即对社会思想运动造成多大影响，而以“自由、平等、博爱和民主”为追求的射秽主义，在当时是欧洲社会政治思潮的主流思潮。马克屎和恩格斯为了改变社会主流思想，让共产主义理论取得对无产阶级运动的指导地位，参加了射秽主义工人运动，并通过系列手段在射秽主义者的组织“第壹国际”（国际工人协会）领导层内部排斥其在《共产党宣言》和其它著作中所批判的射秽主义者，谋取到了对“第壹国际”（国际工人协会）领导权。在控制“第壹国际”领导权后，又進而将其著作规定为该组织的理论和行动的准则，要求“国际”普遍宣传和翻译，于是，马克屎通过控制射秽主义的组织而控制了射秽主义运动，马克屎俨然成为了“第壹国际”和国际射秽主义运动的“教主”。这样原来射秽主义的精神原则，逐步为共产主义的精神原则所取代，只保留了射秽主义这个“金字招牌”，最终将射秽主义几乎变成了共产主义的另壹名称（参见拙著《马、恩为何要把自己的思想标为“射秽主义”？》）。民主射秽主义认为，民主射秽主义运动就是要还射秽主义以本来的精神实质。
在马克屎主义理论产生影响以前，射秽主义是并不反对生产资料私人所有的，只有共产主义才主张消灭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实行生产资料公有。马克屎控制了“第壹国际”后，其共产主义理论对国际射秽主义运动产生了很大影响，许多并不信仰共产主义的射秽主义者和社会党（如英国工党、法国和德国的社会党）也认为要实现射秽主义，必须要消灭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实行生产资料公有。这种观点壹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才为各国射秽主义者所抛弃。
除文中交待者外，本文以后所称射秽主义壹般皆非指“科学射秽主义”及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射秽主义，而是指上述自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和思想启蒙运动产生的以自由、平等、博爱和民主为基本价值追求的射秽主义。而将“科学射秽主义”及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射秽主义称为“现实射秽主义”。此请读者分清。

3，共产主义理论中有所谓的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射秽主义”是怎么回事？


答：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射秽主义”又被称作“现实的射秽主义”，之所以被称作“现实的射秽主义”是因为在共产党国家把现实制度称之为“射秽主义”。作为壹种社会制度，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射秽主义”不是马克屎和恩格斯提出的，而是列宁提出的。马克屎只曾经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把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划分为经济上成熟不同的阶段，但并没有用“射秽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的区分。恩格斯也没有同样的做法。到列宁，为了弥补马克屎和恩格斯认为的共产主义不能首先在部分国家尤其是落后国家成功的理论缺陷，他才提出了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射秽主义”概念，将其作为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称射秽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差别主要在分配方式上，前者“按劳分配”，后者“按需分配”。所以，所谓的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射秽主义”也不是原本意义上的射秽主义，而是列宁独创的概念。
那些共产主义学说的教科书为了证明所谓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射秽主义是射秽主义的正统流派，将射秽主义的起源指为“空想射秽主义”，是滑天下之大稽。共产主义的“射秽主义”或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射秽主义”自有其发展道统，这就是：莫尔、康帕内拉、闵采尔、巴贝夫、欧文等主张取消私有财产者。（所谓的十九世纪“空想射秽主义”的“三杰”，其中圣西门和傅立叶都不主张“共产”，是射秽主义者，而欧文则主张“公有制”反对私有制，是共产主义者。）

4，什么叫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二者是什么关系？


答：资本主义的定义历来含混不清。壹般都是把在社会化大生产中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主的实行市场经济的制度称为资本主义的。这只是做壹种制度的形式划分，不是定义。我个人认为，“资本主义”的确切定义是：资本主义是壹种主张以人的财产有无多寡来决定人的政治权利和分配决策权有无的壹种思想理念和国家政治制度及社会经济制度。资本主义在国家政治制度上最显著的特点是以财产资格限制人的政治权利，特别是选举权；在社会经济制度上的最显著的特点是采取自由放任的自由经济制度，以资本限制人的分配的决策权，非资本所有人没有分配的决策权，只有资本所有者（或经授权的企业管理者）才有分配的决策权。“资本主义”壹词无论中文、英文，从字面上讲都是“资本至上”的意思。从历史来看，这壹定义十分符合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以后的欧洲历史的真实情况。从十六至十九世纪，欧洲和美国虽然都先后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但是，资产阶级革命并没有能立即实现“自由、平等、博爱和民主”的射秽主义政治理想，资产阶级中的壹些曾经拥有封建特权的新贵族、大商人、金融家以及种植园奴隶主等组成了大资产阶级，他们曾在封建制度下享有政治和经济特权，掌握著大量财富。当初他们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因为他们不满王权对他们的利益和权利的限制，而与资产阶级中的民主派结成同盟的。当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后，这些人不愿意失去他们昔日的特权，于是他们提出要以人的资本和财富的多寡来决定人的政治权利的有无，妄图以金钱的特权替代他们昔日的血统特权（世袭特权），以期通过政治的特权保证他们能获得尽可能多的经济利益（利益分配权的垄断）。因此，这种要以人的资本财富的多寡来决定人的政治权利的有无和社会分配决策权的有无的政治思想理念，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资本主义；而依照这种政治思想理念建立的国家制度就是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的思想代表人物有伏尔泰、孟德斯鸠、弥尔顿、斯彼兰斯基、汉密尔顿等人。他们几乎都是把自由凌驾于平等之上的古典自由主义者；古典自由主义者都是资本主义者，而非射秽主义者（尽管他们的某些政治观点可能为射秽主义所吸收）。
由于主张资本主义的大资产阶级经济实力比壹般中小资产阶级强大，在资源地位上资本也比劳动人更为稀缺，具有更大的竞争优势，因而他们主张国家不干预经济，而实行自由放任的自由竞争。所以资本主义对于中小资产阶级来说是以强食小的欺凌，其结果可能是被大资产者兼并；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就是政治权利不平等下的自由竞争，其结果是经济地位的也不平等。所以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对头，而中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对于资本主义也常和无产阶级壹致。另外，在马克屎和恩格斯的著作中，资产阶级分子似乎都是资本主义的。其实，资产阶级中，既有资本主义者，也有射秽主义者，还有共产主义者。但马克屎主义不论青红皂白，要打倒整个资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不可不谓是过激之论。
资本主义借“自由”之名，在经济上主张自由放任的竞争，事实上是凭借资本对劳动力在资源地位上的优势，行不平等之实。同时，资本主义者和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对国内实行阶级压迫和剥削，还大肆在国际上施行殖民主义，掠夺别国资源，杀戮殖民地人民，甚至贩卖奴隶。所以，资本主义是壹种不公正的罪恶的社会制度。
欧洲诸国除前苏联和东欧外，20世纪初已经逐步开始结束资本主义制度，而开始向民主射秽主义社会过渡，至五六十年代已基本成为民主射秽主义的国家。所以本文以后所称资本主义，是不包括这以后的所谓的“资本主义社会”的。

5，什么叫权力资本主义？民主射秽主义对它是什么态度？


答：“权力资本主义”壹般称为“权贵资本主义”，我个人觉得用“权力资本主义”更能表达这壹概念的内涵，所以我使用“权力资本主义”壹词，而不使用“权贵资本主义”。权力资本主义通常是极权国家的产物。权力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壹种特殊形式，也是专制主义的壹种形式。资本主义的本质是壹种特权政治，它将资本财富作为特权的“准入证”（封建主义则把血统作为特权的“准入证”），而权力资本主义则是壹种把权力本身作为特权的“准入证”的政治制度。这种政治制度是壹种依靠权力的垄断而维持国家存在的政治制度。这种制度只让有权力者拥有权利，而没有权力者则享受不到权利。它通常是由某个政治集团作为权力集团，僭用集体、人民、国家的名义，依靠国家暴力与刑罚等恐怖手段、依赖集权（反对分权和权力制衡）和极权（权力的统治深入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壹切方面，包括经济生活乃至个人私生活领域）对人民進行咨意的统治（他们可以任意制订或修改法律，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可以对它的反对者任意施以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并获得的巨大的经济上的特殊利益。权力资本主义有以下特点：壹，僭用集体、人民、国家的名义，依靠国家暴力与刑罚等恐怖手段進行统治，人民是名义上的国家主人，而实际上的国家主人果壹个凌驾于人民之上的权力集团；二，国家的权力深入到并控制了人们社会生活如政治、经济、文化、日常生活等的壹切方面，包括经济生活乃至个人私生活领域，人民在社会各个方面都是事实上无有权利；三，权力成为权利的前提，只有拥有权力者，才真正享有政治权利（如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经济权利（包括分配的决策权利）、文化权利（如出版、舆论等权利）；四，权力不被人民监督，腐败横生；五，权力的存在高于壹切，无论是民生或是社会的发展。
权力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民是最苦难的人民。
马克屎主义的政治学说因为看到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由于被财产资格限制了权利，买方市场的劳动力与资本无法平等地参与竞争，“自由”、“平等”和“民主”成为了空话和谎言，因而轻视“民主”，不相信“自由”和“平等”的实际存在。它主张在暴力打倒资本主义后，由国家垄断壹切权力，把国家凌驾社会之上，并实行“议行合壹”的政治体制和国有制经济，这样势必造成国家权力缺乏制衡，人民主权无法得到保障，壹旦当权力集团利用手中的权力進行寻租时，就必然地要产生权力资本主义。
民主射秽主义以自由和平等为价值追求，要求实现民主政治，反对壹切形式的特权政治和专制统治，所以它坚定地反对权力资本主义，认定权力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壹样，也是自己的死敌！

6，有人说民主射秽主义与资本主义差不多，对吗？


答：不对。民主射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坚定反对者。民主射秽主义主张人人有平等的自由，有平等的权利，而资本主义则主张以人的资本财产的有无来多寡决定人的政治权利和分配决策权利有无，所以资本主义乃是部分人用资本对人進行奴役。有些人之所以把民主射秽主义与资本主义看成是壹回事或差不多，是因为他们把资本主义等同于市场经济制度。我们应当分清这样壹个概念：市场经济制度并不等于就是资本主义。人人有平等的自由，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的制度下的市场经济制度，是民主射秽主义的制度，而不是资本主义制度；只有以人的资本财产的有无多寡，来决定人的政治权利和分配决策权利有无的政治制度下的市场经济制度才是资本主义。我们今天仍然把西方国家如英国、美国称为资本主义社会，是完完全全的谬称。资本主义只是这些国家的过去，而现在它们都是民主射秽主义社会。

7，民主射秽主义与射秽主义又是什么关系呢？为什么说民主射秽主义是射秽主义的唯壹原旨的继承者？


答：民主射秽主义是原来意义的射秽主义的回归和继续。
射秽主义发展到十九世纪后，欧洲产生了马克屎和恩格斯所创立的共产主义。前面说过，马克屎和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在其创立之初，本没有立即对社会思想运动造成多大影响。后来马克屎通过在“第壹国际”（即国际工人协会，以工人为主的射秽主义者的国际组织）中不断排斥其中的拉萨尔主义、工联主义、费边主义者，控制了该组织的领导权，并逐步将其理论定为指导理论，再加上“第壹国际”时期欧洲正好再次暴发了经济危机，这给不少的射秽主义者以错觉，以为马克屎和恩格斯所创立的共产主义学说产生灵验了，于是马克屎和恩格斯的“射秽主义”在欧洲社会流行开来，而原来意义的射秽主义运动却转入低潮。
马克屎和恩格斯去世后，欧洲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随着社会生产关系的不断“校正”再次出现繁荣，充分反应了资产阶级的不朽生命力和自我更新能力；而这时期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全国大选中的获胜，和以后各国社会民主党取得参政权甚至独立执政，又都表明了马克屎的“射秽主义”即共产主义理论的彻底破产。而欧洲社会的政治在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不断向资本主义的抗争下，不段取得射秽主义的胜利，使得资本主义政治不断逐步向射秽主义政治过渡。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共产主义学说日益受到人们的怀疑，射秽主义者们逐步认识到深受马克屎主义影响的射秽主义走上了曲径，射秽主义必须向自由、平等、博爱和民主的基本原進行回归，这样就产生了“修正主义”。所谓“修正主义”，是指要对马克屎主义的思想学术和当时的射秽主义运动進行“修正”的伯恩斯坦等人理论系统的称谓。伯恩斯坦等人的“修正主义”提出了射秽主义的实行途径在于“民主”，而不是“专政”，是“和平长入”射秽主义，而不是靠“暴力革命”進入射秽主义，从而把射秽主义重新从共产主义的歧途上，拉回到了以实现“自由、平等、博爱和民主”的社会政治理想为目标的正确轨道。
“修正主义”的出现，它壹方面标志着射秽主义基本摆脱了马克屎和恩格斯创立的共产主义的影响，另壹方面标志着射秽主义发展成了壹种系统性射秽主义思想即民主射秽主义。射秽主义者为了区别于“科学射秽主义”及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射秽主义，便在“射秽主义”前面冠上“民主”，称为“民主射秽主义”。民主射秽主义乃是原旨的射秽主义运动和思想的继续，所以说民主射秽主义是射秽主义原旨的继承者，民主射秽主义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射秽主义。
民主射秽主义以实现社会民主为手段，所以民主射秽主义又有另外壹个称呼：社会民主主义。

8，民主射秽主义与自由主义有什么不同？


答：现代自由主义与民主射秽主义是非常接近的两个思想体系。应该说自由主义与民主射秽主义在“自由、平等和民主”等基本的价值观方面是基本壹致的，没有根本性的冲突。不过古典的自由主义（即主张完全放任自流的自由主义）与民主射秽主义在具体的社会平等问题上是严重对立的。古典的自由主义把自由凌驾于平等之上，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特别在经济方面要求纯任自由竞争，反对国家干预竞争。这样，自由主义成了事实上的优势群体的主张，成了事实上的资产阶级，特别是大资产阶级压迫社会弱势阶层的理论帮凶，因为社会竞争除了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外，还存在着资本与劳动力的竞争，资本与劳动力在资源地位上天生不平等，这种自由的竞争尤如壮士与幼童的竞赛。而民主射秽主义强调自由是平等的自由，自由与平等密不可分，自由不能凌驾于平等之上。所以民主射秽主义不仅是理念上追求自由平等，更是在具体主张社会现实的公正。现代自由主义已经抛弃了完全放任自流、纯任竞争的主张，不完全反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社会福利的存在。但是现代自由主义与民主射秽主义的分歧还是有的。现代自由主义尽管不再反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社会福利，但是它认为国家干预经济和提供社会福利，目的只是为了让社会经济保持稳定地发展而不得不采取的措施，因此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社会福利的程度应当越小越好。而民主射秽主义则认为，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在于为社会提供更多的福祉，所以应当在不影响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和防止社会孳生出“懒惰阶层”的前提下，尽可能多地向社会中下层提供社会福利。
总的说来，现代自由主义与民主射秽主义的主张是百分之九十九的相同，对于民主射秽主义来说，现代自由主义在很长的路途上都是民主射秽主义的同路人，而且，许多不了解民主射秽主义而自认为是自由主义者的人，他们其实是民主射秽主义者，而并非是自由主义者。

9，民主射秽主义与市场射秽主义、西方马克屎主义有什么不同？


答：市场射秽主义其实并非是“射秽主义”的流派，而是“共产主义”的流派。它是“共产主义”各国家在其陷入生存和发展的困境时，所流行的壹个“补救”式的社会思潮。这种社会思潮妄图既维护“共产主义”理论和政治，避免社会民主化的发生，又想单纯学习西方民主国家的“市场经济”，来弥补其政治理论和实践的矛盾，挽回政治崩颓的命运。因此，市场射秽主义是反民主的，与民主射秽主义有着原则的不同。市场射秽主义割裂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妄想以“换汤不换药”的手段挽政权于既颓，无疑将是徒劳的。 西方马克屎主义是西方国家壹些政治思想家，在批判现实政治制度和以苏联为代表的所谓“射秽主义”模式中产生的政治思潮。它是对传统的“马克屎主义”的修正。它看到了马克屎主义的阶级和革命理论的错误，看到了这种理论下的国家对“人道主义”的背离，因此西方马克屎主义希望批判和改造“马克屎主义”，走壹条既非暴力又非民主议会之路的社会改革之路。西方马克屎主义者提出当今社会的阶级结构已发生明显的变化，无产阶级队伍正在日益缩小，当前发达国家的主要社会变革力量已不再是无产阶级，而是整个市民社会；西方社会革命的途径在于无产阶级逐步掌握文化及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从而破坏资产阶级在文化及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再逐步地掌握国家权力。可以看出，西方马克屎主义虽然抛弃了马克屎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和暴力革命的主张，但它并不像民主射秽主义那样把自己的社会理想和政治主张建立在社会现实之上，而是把自己的社会理想和政治主张建立在主观构想上。虽然西方马克屎主义与民主射秽主义有着价值观的较大差别，但是它反对暴力和强制。所以民主射秽主义本着思想自由和政治平等的原则，对之是既批判又包容的。

10，民主射秽主义有没有壹个统壹的思想指导理论？


答：没有。民主射秽主义推崇自由，承认每个人都有思想的自由，只要是认同自由和平等原则的壹切思想，都是民主射秽主义理论的组成部分。只要是不违背自由和平等原则的壹切思想，民主射秽主义都允许存在。民主射秽主义善于汲取壹切符合自由、平等、博爱和民主价值的思想理论作为自己的理论，古典自由主义、实证主义、拉萨尔主义、工联主义、实用主义、费边主义等都是其理论来源，它们都在不同方面丰富和完善了射秽主义的思想理论。基督教、佛教等宗教思想也都为民主射秽主义所包容。所以民主射秽主义是个多元的体系。
民主射秽主义及其政党只要求各射秽主义民主党认同和追求自由、平等和民主的基本价值观，不反对世界各国社会党有自己独到的理论和政策，也不反对相互间理论讨论和交流。所以民主射秽主义又是个开放的体系。

11，民主射秽主义如何看待马克屎主义的政治学说？


答：世界各国民主射秽主义者和社会党对马思主义的政治学说看法分歧较大，法国和德国的民主射秽主义者和社会党认为马思主义的政治对民主射秽主义仍然存在着壹定价值，而如英国的民主射秽主义者和社会党则不认为马思主义的政治学说对民主射秽主义存在着多少价值。不过，总的说来，即使认为马思主义的政治学说对民主射秽主义仍然存在着壹定价值的各国民主射秽主义者和社会党都壹致认为，对于马思主义的政治学说必须摒弃其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对其進行壹定的修正（其实，最早的“修正主义”者不是别人，正是马克屎主义的创始人之壹的恩格斯。晚年的恩格斯已经发现了他们以往学说所存在问题，并试图改正这些错误，伯恩施坦等人只不过是由于比他富于更多的时间来改正而已）。从总的趋势看，各国民主射秽主义者和社会党对马思主义的政治学说是越来越趋于疏远，乃至甚至有人认为民主射秽主义与马克屎主义相对立。
我个人认为，马思主义的政治学说的意义在于对当时社会状况下的资本主义的批判精神。马克屎和恩格斯所处时代的欧洲正是资本主义社会。他们都清楚地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作为社会大多数的工人阶级由于政治权利被财产资格所限制，“自由”、“平等”和“民主”都只是“形式上”的东西，揭露了以古典自由主义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理论，以“自由”掩盖下层人民受资本奴役和剥削的客观本质，并无情地抨击它。这是马克屎和恩格斯的政治学说的价值所在。也是马克屎和恩格斯所令人敬佩的。但是，马克屎和恩格斯过于看重了阶级的对立性，忽视了阶级的相互依赖性和协作性，因而认为资本主义难以和平渐進的方式过渡到射秽主义；同时他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也存在问题，把社会大生产下的私有制与“资本主义”相等同，因而认为只有消灭私有制，才算消灭了资本主义。这种建立在私有制度“原罪”之上的以暴力手段取消私有制度和“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本身就是壹种对“自由”、“平等”和“民主”的反动。这个观点不仅影响了共产党人，也长期影响了世界各国的民主社会党人。尽管如此，在民主射秽主义的不断斗争下，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从20世纪二十年代起就纷纷开始取消了选举的财产限制实行普选，并在经济上实行国家干预、实行雇佣员工参与的民主分配和福利国家制度，资本主义社会终于开始逐渐消亡，而向民主射秽主义社会过渡，至五十年代后西方各国已基本成了民主射秽主义社会。这样，建立在对于当时社会状况下的资本主义批判基础之上的马克屎主义政治学术当然就因为失去了批判对象而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后来的马克屎主义者不仅没有认识到马克屎主义的以暴力手段取消私有制度和“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错误，而且共产国家又错误地把用来本来是批判资本主义的马思主义的政治学说，用来针对已经不是资本主义的、而被他们误认为是资本主义的民主射秽主义制度（那些共产主义学说的教科书直到今日还把西方民主射秽主义国家的制度称为资本主义，仍然极为教条、机械、顽固地认为这些国家的“自由”、“平等”和“民主”是“形式的”，不承认“自由”、“平等”和“民主”可以超阶级。），就不能不说是荒唐的了。
我个人认为，私有制度本身并不是资本主义制度不自由、不平等、不民主现象产生的根源。资本主义制度不平等、不民主现象产生的根源是在于大资产阶级为了取得政治特权和垄断分配决策权利，人为地把政治权利和财产连在壹起，通过对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财产限制，从而使自己成为政治特权阶级和经济特权阶级。所以，人类要消灭资本主义，消灭不平等、不民主，完全不需要消灭私有制度，只要斩断政治权利、分配决策权利和财产的联系就行。消灭私有制度未必就能真正消灭不平等、不民主，在消灭了私有制度的公有制国度中，我们很容易可以看许多不自由、不平等、不民主制度的存在。民主射秽主义认为在私有制度下，只要打破了政治权利、分配决策权利和财产的联系，实现普遍的选举，让包括工人在内的下层社会拥有参与国家政治的权利和分配决策的权利，才能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社会方面真正实现“自由”、“平等”和“民主”。

12，卢梭、罗伯斯庇尔和杰弗逊等人都是资产阶级，妳怎么说他们是射秽主义者？我觉得有些糊涂了！


答：其实，射秽主义本来是资产阶级发起的全社会广泛参预的壹种社会政治思潮和社会政治运动（这壹点马克屎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是明确的），所以说卢梭、罗伯斯庇尔和杰弗逊等资产阶级人物是射秽主义者是壹点都不该奇怪的。资产阶级之所以会主张射秽主义，并不是因为他们比其他阶级更慈善，而是因为射秽主义符合他们的利益。为什么呢？首先，资产阶级的商品生产需要壹个自由平等的社会作为他们的商品交换的市场，这个市场排斥特权的介入，射秽主义主张的“自由”与“平等”体现着他们反对封建专制特权的要求。其次，资产阶级的商品生产离不开工人阶级的参与和合作，射秽主义主张阶级协作体现着他们的要求；再次，虽然射秽主义也将赋予工人阶级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而不利于他们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但是，资产阶级中的民主派都很明智，压迫工人阶级未必能够利益最大化，他们懂得自己的让步可以换来工人阶级劳动的积极性，以提高生产效率而得到更大收益。

13，民主射秽主义的原则、任务、目的和实现的手段是什么？


答：民主射秽主义的原则是“自由、平等、博爱和民主”，其任务是：壹、尽快建立和完善民主政治制度；二，稳定快速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提高全社会民众的生活水平，保障人民生活，并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财富不断积累的基础上努力减少并最终消除社会分配差别；三、衍播“自由、平等、博爱和民主”的基本道德思想，建设以“自由、平等、博爱和民主”为基本道德观的道德世界，确保人类在逐渐摆脱物质生产束缚、精神自由空间不断扩展过程中，精神自由空间不为违背自由平等原则的有害意识所侵蚀。民主射秽主义的目的是要实现人类的现实自由和最终的自由（参见下文）。实现民主射秽主义及其原则的手段是“民主”，而且，“民主”是其唯壹的手段。

14，民主射秽主义的社会基础是什么？


答：民主射秽主义是以“社会公正”为出发点而建立起来的政治理论，因而它不是为某个阶级服务的，而是为整个社会服务的，它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让这个社会建立壹个公正博爱的社会新秩序，以开出人类社会的永久太平和幸福。所以民主射秽主义主张任何阶级都不可以峙强凌弱，而要求阶级调和，平等相处。阶级调和、平等相处的主张有利于社会稳定快速地发展，符合壹切阶级的根本利益，因而民主社会主从长远宏观的角度看，它的社会基础是整个人类社会；从现实社会看，占人类社会大多数的社会中下层人民，如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阶级阶层还处于社会的弱势地位，他们更有着被那些社会上层阶级欺压的可能或现实，而民主射秽主义扶助弱者的主张更符合当前这些阶级阶层的利益，因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民主射秽主义最可靠的社会基础。

15，为什么说民主射秽主义不是专门用来反对资产阶级的？


答：上面说过，民主射秽主义是以“社会公正”为出发点而建立起来的政治理论，因而它针对的是违背“自由、平等和民主”的思想、制度、政策和行动，而不是哪壹个阶级。无论是哪壹个阶级，只要违背“自由、平等和民主”的原则，民主射秽主义都将旗帜显明地反对。
民主射秽主义认为资产阶级是人类迄今为至最先進的阶级，它掌握先進的科学技术和文化，因而它是先進文明的代表；它最积极地把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因而它是先進生产力的代表；它引导人类進入了社会化商品大生产，开创了股份制企业、跨国公司等生产组织形式，因而它是先進生产关系的代表；它既勇于向专制体制挑战，又善于在社会竞争中为了更大的利益而向其协作阶级妥协，因而它是社会开明力量的代表；民主射秽主义主张社会共同富裕，人类最终将全部成为资产阶级的壹员，因而它又是最有生命力的阶级。对于这样壹个先進阶级，只要它不违背“自由、平等和民主”的原则，民主射秽主义是不会和它对立的。尽管民主射秽主义主张扶助无产阶级，但是扶助无产阶级不是为了反对资产阶级，而是为了让社会更加协调，从而更好地发展，使整个社会共同获得更多的利益。比如主张的福利国家制度，看起来是增加了资本家的税赋，资产阶级减少了收益，但实际上社会的安定给资产阶级带来了更多的牟取机会，福利本身也带动了社会消费的增加，从而带来社会生产的增加，使得资本家和工人双双受益。

16，民主社会党在民主射秽主义运动中起什么作用？


答：各国的民主社会党（或称为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工人党等）都是由民主社会主的忠实信仰者组成的政党。民主社会党在民主射秽主义运动中承担著巨大的历史责任和社会责任。首先，民主社会党承担著传播“自由、平等、博爱和民主”价值观和民主射秽主义理论、主张的重任。它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追求，它拥有壹批理论家向整个社会宣传民主射秽主义的基本价值观、道德观，让“自由、平等、博爱和民主”融入人的思想，并逐步使之成为壹种生活方式和生活追求。其次，它起著领导社会向专制主义开战，建立壹个民主政治体制的国家的重任；民主社会党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追求，它拥有壹批政治家、理论家来组织和领导民众向专制政治体制发起反专制的民主射秽主义运动，以结束壹切形式的专制政治，并和人民壹道共同把社会向“自由、平等、博爱和民主”的民主射秽主义社会推進；第三，在结束壹切形式的专制政治后，它肩负著代表壹种政治力量，代表广大普通民众，来与整个社会壹道共同亲手缔造壹个“自由、平等、博爱和民主”的新国家、新社会的重任。民主社会党作为壹个政党，将努力体察民意，让自己成为民意的代表，并努力团结自己的政治力量，以争取国家执政党的地位和议会多数党的地位来积极参与国家政治，从而有效地把自己的价值观以宪法、法律和政策等形式体现出来并得以贯彻。第四，在野时监督国家政治，确实保障“自由、平等、博爱和民主”原则不被侵犯。

17，什么叫国家？民主射秽主义制度下社会与国家、人民与国家的关系是什么？


答：国家是为了管理社会秩序、调节社会各种关系而建立的服务社会的立法机构、司法机构、政府机构、法律制度、军警监狱等的总称。在民主射秽主义制度下，国家的目的是为了服务社会，是为了让社会的运转有序。因此，民主射秽主义的国家是全社会各个阶级的国家，即是“人民国家”，国家主权归社会的主体——人民所有。它不只服务于某个阶级，即不是所谓“阶级国家”。民主射秽主义把社会置于国家之上，国家只能是社会的奴仆，永远不能凌驾于社会之上。因此，民主射秽主义制度下的国家是人民用来管理社会的工具，它必须服从社会、服从人民；因此，民主射秽主义制度下，不应当片面要人民和社会爱国家，而应当是国家尊重和敬畏人民和社会。当国家尊重和敬畏人民和社会，很好地执行了服务人民和社会的责职时，人民才会喜爱它。民主射秽主义还认为，把国家置于人民和社会之上那是“国家主义”，而把人民和社会置于国家之上才是“射秽主义”。

18，民主射秽主义国家的特征是什么?


答：民主射秽主义国家主要有以下四大特征：壹、国家在政治上实行民主制度；二、实行市场经济制度。三、为了经济的平稳快速发展和社会各阶层的均衡发展，国家对经济实行必要的有限干预；四、建立了充分体现了人类理性的博爱原则和平等思想的社会福利制度。具有以上四大特征的国家制度的国家就是民主射秽主义国家。当今世界上最典型的民主射秽主义国家有英国、德国、法国、挪威、丹麦、瑞典、荷兰、西班牙、葡萄牙、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等国家。

19，民主射秽主义如何看待主权与人权、公民权的关系？


答：所谓主权，是指国家的最高权力归属于谁。专制国家的主权在专制统治者或统治集团，民主射秽主义国家的主权在全体人民。
民主射秽主义认为国家的目的是为了服务于社会即人民的，因此，国家的主权属于全体人民。既然国家是服务于人民的，也就是是为了通过保证社会秩序的存在而保证人民的权利的存在的，那末，国家的主权自然也是服务于人民的主权和公民权的。因此，人权是高于主权的。
民主射秽主义认为，只有人民主权才对人权有真正的意义，因为只有人民主权才能保障人权和公民权，非民主国家的主权未必能保障人权和公民权，专制国家的主权本身是对人权和公民权的侵害，遑论保障人权和公民权。

20，民主射秽主义如何看待“自治”和“民族自决”？


答：所谓“自治”就是人民不待他人来统治而自己对社会進行治理。民主射秽主义制度下的国家其主权归于人民，国家壹切事务当然应该由人民决断，因此民主射秽主义的民主制度就是“自治”的制度，是全社会各民族、各地方的均享的自治。
“民族自决”是指任何民族皆有权对本民族的事务以及本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事务有自己表决的权利。民主射秽主义认为，对于纯粹的该民族的事务，任何壹民族完全可以自行决定。但是对于该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利益相关的事务，应当由相关民族互相平等协商解决或共同進行民族表决，任何壹民族不可以完全单方自行决定。当相关民族意见壹致时，则可按共同意见行动；当相关民族意见相左乃至反对时，各民族应当本着平等与和平的原则，以交流协商的方式谋求民族间的理解和信任，努刀求得能为相关民族都乐见的解决方法。民主射秽主义反对民主政治制度下的“民族分裂”行为。因为民主政治制度下各民族都是自治的民族，民族之间都相互平等，有着平等的发展机会，各民族人民都不再依赖“民族”之躯壳来维护自己的权利，而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也是民族相互融合同化、最终消除民族差别和民族存在，所以民主政治制度下的“民族分裂”，其实质只是少数人不惜逆人类社会发展之潮流，假借所谓的民族自由和民族权利来追求“宁为鸡口，不为牛后”的权欲而已。

21，什么叫社会？人为何要结为社会？公正的社会的关系是怎么的？


答：人的总体就是社会。社会体现的是人之间的关系。人类之所以会形成社会，是因为人在生产和生活中有必要相互协作，因为相互协作可以取得比个体生产和生活更多的效率。所以，社会的最初目的就是功利，就是要在协作中谋求壹定的利益，其社会的协作本质就是壹种平等的契约关系，所以人类社会最初的社会关系就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公正的社会的关系，这种社会关系是“利他”与“利我”的完美统壹。但是人类的以往历史，只有在氏族部落社会，才是人类相互平等协作的社会。那时的社会生产力低下，缺乏可供谋取不当利益的可能，氏族和部落首领都是义工。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有能力生产出更多的生活资料，于是壹方面必然就有氏族和部落首领试图以氏族和部落的公权多占氏族和部落的财产，另壹方面氏族和部落为了笼络能力优秀的氏族和部落首领为氏族和部落继续服务，又必然需要给予首领们以壹定的报偿。《尚书·洪范》箕子所言“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便透露了中国氏族部落社会解体过程中，氏族和部落公权演变为氏族和部落首领私权，進而形成国家的痕迹。氏族和部落公权壹但演变为氏族和部落首领私权，進而形成国家，人类社会的平等协作关系即告破坏，人类社会从此经历了壹部分人对另壹部分以暴力進行统治和剥削的阶级社会历程，从而背离了“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和“利他”与“利我”完美统壹的社会原则。民主射秽主义就是要通过人类自身的努力，把不平等的人类社会重新恢复成这样壹个社会：“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利他”与“利我”完美统壹社会；人们平等互助地進行劳动创造与生活，消灭了政治等级，并最终消灭经济等级的无阶级的公平社会。

22，什么叫阶级？民主射秽主义如何看待阶级斗争”？


答：社会中的人依照不同的权力关系、社会成份和经济现状而划分的人群称为阶级。依照不同的权力关系划分的人群就是“政治等级”意义上的阶级，如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依照不同的社会成份和经济现状划分的人群就是“经济等级”意义上的阶级。“政治等级”意义上的阶级和“经济等级”意义上的阶级有时是同时对应存在的，如在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就分别曾是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但在民主射秽主义国家阶段，国家实行平等民主的政治制度，人民拥有国家主权实行自我治理，无产者也和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整个社会共同掌握了国家权力，因此尽管“经济等级”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仍然存在，但“政治等级”意义上的阶级已经不存在了。“经济等级”意义上的阶级仍然存在，表现为这个阶段相当长的时间内，社会分配还无法做到完全均等，社会中壹部分人可能掌握著很多财富，而另壹部分人可能只有很少的财产。民主射秽主义这样看待“经济等级”意义上的阶级：民主射秽主义以人类的均富为长远目标，所以它认为“经济等级”意义上的阶级的存在是人类社会不平等的表现；而在人类社会现阶段，人类物质财富的生产还不能充分满足社会每壹个人的需要，人类社会也需要有壹个刺激人类努力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的推动力，因此，“经济等级”意义上的阶级的存在又是人类社会现阶段所不可避免的。所以它的存在是壹种相对的平等。民主射秽主义的任务之壹就是在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努力积累更多的社会财富的前提下，不断努力减少社会分配差别，以期最终消灭“经济等级”意义上的阶级。
社会是以利益为存在目的的，阶级的关系即是利益的关系，所以有阶级存在，就有为了利益而進行的阶级斗争。“政治等级”意义上的阶级的阶级斗争，壹方面是统治阶级为维护对权利的垄断而对被统治阶级以暴力相向，另壹方面是被统治阶级为争得与统治阶级同等的权利而对统治阶级的政治发难。于是“政治等级”意义上的阶级的阶级斗争往往会发展成为两个阶级间妳死我活的激烈冲突，而爆发暴力革命。对于“政治等级”意义上的阶级的阶级斗争，民主射秽主义是其坚定的提倡者。它认为，如果不同统治阶级進行坚决顽强的斗争，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目标就永远不可能实现。民主射秽主义尽管倡导和平地改革社会，但是对于壹切对自由、平等和民主相向的暴力，人民完全应当以暴制暴。
“经济等级”意义上的阶级的阶级斗争，其实质只是社会生产中的协作与分工各方之间为社会分配份额的多寡而发生的矛盾冲突，这种阶级斗争在“政治等级”意义上的阶级已不存在的社会中，壹般是不会发展成阶级间妳死我活的激烈冲突的。这是因为社会没有“政治等级”意义上的阶级时，社会间的各阶级的关系是平等的协作关系，人类的理性会让人们为了追求协作所能带来的最大化的利益，而继续维持社会协作，使各阶级的利益冲突宾服于社会协作。民主射秽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本是社会生产的协作双方，也是利益冲突的双方。二者无论为利益分配发生多大冲突，他们之间终究谁也不也少了对方。所以，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相互协作是主要的，相互斗争是次要的。对于没有“政治等级”的社会的“经济等级”的阶级斗争，民主射秽主义认为它只不过是各利益集团的正常的利益矛盾。对于这种阶级斗争民主射秽主义反对壹切暴力形式，而主张在民主的体制下，通过民主的方式進行。

23，什么叫剥削？怎样才是公正的分配？为什么说生产资料私有制不是剥削的真正根源？怎样才能消灭剥削？


答：所谓剥削就是指不公正不平等的分配。那麽，什么样的分配才是公正平等的分配呢？民主射秽主义认为，商品生产是资本投资者、生产经营管理者和生产者共同创造价值的过程，所以，公正平等的分配应当是按照协作生产者所创造的价值获得分配额。但是按照协作生产者所创造的价值获得分配额，其协作各方所创造的价值的多少是难以用具体的价值尺度来衡量的，所以这个分配方法是无法具体实施的。唯壹可以做到公正平等的分配的方法，只有是按照经所有的社会协作生产者通过平等的协商而确定的分配法進行分配。所以，公正平等的分配就是所有参与价值创造的分配各方有平等的分配决策权的分配，也即民主的分配。分配各方没有平等的分配决策权的分配也即非民主的分配就是剥削。
资本主义社会只有企业主具有分配决策权的分配，而工人没有，尽管工人可能有不出卖劳动的自由，但是生存的需要事实上剥夺了他们的这壹自由。劳动力要取得与资本真正平等的地位从而消灭剥削，就必须首先让劳动者拥有政治权利和组成自己的工会，通过参与国家政治，制定出保障劳动者分配决策权的法律，通过工会的力量获得与企业主平等的分配决策权。
马克屎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现象，他的剩余价值学说也是关于分配中剥削问题的学说。这个学说片面认为只有工人的劳动才创造价值，资本家的投资和经营管理不是劳动，也不创造价值，生产的产品扣除产品成本后的“剩余价值”是工人创造的而为资本家独自占有。这就完全否定了社会生产的协作关系。价值的创造本来是资本的运用、管理和劳动共同作用的结果。另外，资本与劳动力之间具体由谁各自创造了多少的价值，是无法以具体的价值尺度来衡量的，因此，马克屎的剩余价值学说是不对的。
马克屎的政治学说还认为，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其根源在于生产资料私有制。其实，生产资料私有并不壹定就会导致剥削，剥削之所以会存在，乃是因为社会把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与分配权连在壹起，以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垄断了分配权。如是我们看壹下那些曾消灭了私有制完全实行公有制权力资本主义国家，就可以发现这类国家无不是剥削随处存在。所以，剥削的根源在于分配权的不平等，而并不在私有制本身。所以，要消灭剥削唯壹的途径在于让所有的人都平等地享有分配权。
让所有的人都平等地享有分配权，使得社会分配趋于合理，所以它也是限制社会贫富悬殊的壹个有效手段。
平等地享有分配权要求分配各方都具有理性，要求在劳动工资问题上资本方、经营管理者、雇佣劳动者应当充分综合考虑企业商品的市场价格、行情、社会平均工资水平等诸多因素，在共同生存和发展的前提下，平等协商来确定工资水平。当然，平等地享有分配权的分配各方也必然都具有理性。“理性”会让资本方、经营管理者、雇佣劳动者认识到他们三者在社会生存上是同壹体，只是在利益分配上才是矛盾对立面。因此他们会在充分综合考虑商品市场价格、行情、社会平均工资水平等诸多因素后，作出适当的妥协，提出自己的合乎情理的利益要求。
社会要平等地享有分配权，首先必须实现政治民主，消除“政治等级”意义上的阶级。这样才可以让处于弱势群体地位的无产阶级，有机会参与国家政治，制订出能够保障所有的人都平等地享有分配权的法律制度。其次，应该让处于弱势群体地位的无产阶级有自己的利益代表组织——工会，以提高劳动力与资本的抗衡能力；第三，必预制订保障所有的人都平等地享有分配权的法律制度。第四，国家应当在宏观上调节好分配，适时充当好社会裁判的职能。

24，妳认为只有让无产阶级逐步转化为资产阶级，才能最终消灭阶级，达到天下大同吗？


答：我认为无产阶级要解放自己，不是要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去消灭资产阶级，把社会生产资料收归国有，让社会变成赤贫，而是要无产阶级壹方面争取到与资产阶级平等的地位，另壹方面利用争取到的与资产阶级平等的地位使自己向资产阶级转化。只有让无产阶级逐步转化为资产阶级，才能最终消灭阶级，达到天下大同。让无产阶级逐步转化为资产阶级，就是实行资本社会化（或称为社会所有制），即要让壹切无产者切实地掌握壹定的生产资料（资本），从而成为资产阶级。民主射秽主义之所以主张让无产阶级切实地掌握有壹定的生产资料成为资产阶级，首先是因为只有让无产阶级切实地掌握有壹定的生产资料后，社会平等地分配才能更容易做到。其次，资产阶级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最先進的阶级。它不仅创制了最先進的生产方式，是现代机器化社会大生产的创始者和组织者，也是新生产力的创造者和最擅运用者。它有着最有效最丰富的生产经营的管理经验，它的这些优秀性质值得无产阶级继承。再次，实行社会壹切生产资料收归国有不仅有背于自由，也被历史证明为是行不通的。国有制诸如产权责任不明、资源效率低下、缺乏创新效应、竞争效应，孽生腐败等致命缺陷已被证明为不能保证社会生产力高速稳定地发展。而私有制也具有资本规模的局限，难以适应集约化大规模的企业发展要求（股份制企业不是典型的私有制企业形式，而是集体所有制或社会所有制）。
实行资本社会化，就是要社会除部分必须国有的生产资料外，都落实到具体的每个社会成员名下，做到产权明析。社会每个成员的生产资料可以是独立的生产资料，也可以是企业的股份。当让每个社会成员都切实地掌握壹定的生产资料时，“经济等级”的阶级差别就会被有效地减小。
我觉得最理想的社会所有制，是采用股份制的企业形式。企业的股东就企业的员工，企业的所有权归全体股东所有，而每位股东又切实拥有自己的股份，这些股份只可转让而不能抽离，企业的分配由两个部分组成，壹个部分是正常支付的工资，另壹个部分是以员工股份的多少進行分红。（马克屎也有社会所有制的提法，但他把国家与社会相混淆，它的社会所有是等同于国家所有的，这是错误的。）
当今人类的社会的资本社会化表现在以下两方面，壹方面资本形式多样化，资本不壹定只是货币和具体的物质了，知识、技术、信息等都成为了资本，另壹方面是资本的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掌握。这些都让资本的社会化，让更多的人進入资产阶级提供了更多的可能；而实现平等的分配权和福利国家制度，对促進资本的社会化又有重大作用，它可以让社会经济的底层群体具备参与社会竞争的基本条件和基础来参与社会竞争和独立创业，从而挤身于资产阶层。现代西方国家出现的“中产阶级”，这部分人依靠国家的福利制度，在均等的受教育的机会下，他们成为知识和科学技术的精英，他们既是资本所有人，又同时是劳动者，成为社会的新生经济力量，他们代表着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在实行过“公有制”的国家中，国有企业和准国有企业即集体企业成了社会的“包袱”，将这些企业（除国家必须保留的外）以全民股份的形式无偿分配给每个国民，也是实现资本社会化的途径之壹。
股份制企业本是人类在社会化大生产中产生的新的经济形式，它实行资本的社会所有。不过，它的劳动者和经营管理者不壹定是资本的所有者。将来的股份制企业能否实行这样的形式，即资本的所有者既是企业的所有者，又是企业的劳动者，也是企业的管理者？资本的社会化提供了可能。民主射秽主义的国家应当鼓励这种股份制企业的尝试。也应当积极鼓励工人勤奋劳动，并以合法的劳动所得入股这种股份制企业。这种股份制企业不光使社会分配趋于合理，又使得分配过程简化，可以尽可能地减少国家对分配的干涉。这种股份制企业还使得企业生产效率有可靠保证，并有效地降低管理成本。它又回避了有关“剥削”的争论。
资本的不断社会化必将导致无产阶级的最终消亡，最后消灭阶级。

25，为什么说由资本主义社会向民主射秽主义社会的过渡可以是壹个渐進的过程，也可以是突進的过程。而民主射秽主义社会的建设必定是壹个渐進的过程？民主射秽主义是否定暴力革命？


答：作为思想理念的资本主义与民主射秽主义是泾渭分明的两个阵垒，而作为国家制度的资本主义与民主射秽主义，也基本是了然可以划分的。但是，由资本主义社会向民主射秽主义社会的过渡有时是壹个渐進发展的过程，而有时却是突進的过程。在人类从未有过民主射秽主义的时而言，民主射秽主义只是人类的理想追求，它是否合理与可行，有待人类社会的实践来回答。它本身作为壹种社会价值追求，其社会价值的实现过程就是价值本身为包括普通民众在内的全社会接受的过程，而社会的接受过程是需要时间来让社会進行意识改造、進行各种关系的自我调适，也需要时间来让社会逐步建立和完善新的制度体系。所以，那个时候的国家由资本主义社会而進入民主射秽主义社会，实现政治上的民主，是壹个不民主的制度成份不断减少，而民主的制度成份不断增加的渐進的民主化过程。而在民主射秽主义制度已在世界许多国家实现的今天，民主射秽主义的自由、平等和民主等原则和政治制度已经成为天下公理，拒绝这些公理已经意味着野蛮和蒙昧。所以对于今日人类社会，向民主射秽主义社会过度已不需要采用渐進的方式，而可以学习西方民主射秽主义国家的制度并适当本土化，尽可能快地实现政治民主，進入到民主射秽主义社会。壹些专制政权国家统治者和统治集团在自由、平等和民主等原则和政治制度已经成为天下公理的今天不敢公然抵制民主政治，只好口头赞同民主政治，却找出诸如“逐步完善民主制度”的种种借口来拖延民主進程，其本质是妄图延缓专制体制的崩溃。
让资本主义以和平的方式过渡到民主射秽主义，是民主射秽主义首选的方式。这样做不光是民主射秽主义精神原则本身的要求，也是社会稳定发展的需要。但这并非等于说民主射秽主义完全否定暴力革命。当专制力量对于要求自由、平等和民主的人民以暴力相向时，民主射秽主义并不反对“以暴制暴”。民主射秽主义只是认为暴力革命仅仅只能是“以暴制暴”的暴力自卫，而其本身并不能实现民主射秽主义。要实现民主射秽主义只有壹条路：民主。
民主射秽主义认为，在实现了政治民主后，民主射秽主义社会的建设是壹个渐進的过程。壹方面即使国家实现了民主政治制度，社会也还可能存在着违背民主射秽主义精神原则的现象，因而还必须不断進行民主射秽主义的道德建设；另壹方面，民主射秽主义所追求的人类最终自由和最终平等（见下文）尚待实现，人类还要继续为这壹目标奋斗。所以民主射秽主义社会并不是壹朝建成，永不变化的具体模式，而是壹个自由、平等、博爱和民主诸价值不断实现的过程。

26，什么叫市场经济制度？


答：市场经济制度，顾名思义，指主要由市场调节的经济制度。这种经济制度根据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来组织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这种经济制度下，生产者与生产者之间，资本所有者与雇佣劳动力之间，以及劳动力之间，存在着激烈的市场竞争。社会经济因为这种种的竞争而最大速度地促進生产力水平和生产效率的提高。所以，市场经济制度乃是最好的壹种经济制度。与计划经济相比，经济学家曾把市场经济制度产生的效率总结为以十点：1，产权效率。即因产权明确而带来的效率。产权明确，则社会经济活动的责任者和收益者明确，因而可以大大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2，交换效率。市场经济使商品供求双方直接面对，使供给方能直接依照需求方的个性要求生产商品，从而大大增加交换效率。3，信息效率。市场经济直接由价格来传达经济信息。价格几乎集中了如供求关系、商品成本等所有市场行为的信息。商品供求双方只需了解价格信息，即快捷简明地获知经济决策所必需的信息。4，决策效率。市场经济由价格提供市场信息，又直接让价格来作出经济决策，故而决策会更快捷准确。5，自发性效率。社会需求的种种新的微妙变化，市场能作出迅速准确的反映，并迅速地快速满足市场需求，无需专门的政府职能部门進行组织安排。6，创新效率。市场经济的竞争使得生产者为了在竞争中胜出，必然要不断研发新技术、新产品，研究如何降低生产成本。7，分配效率。市场经济根据个人对社会产出的贡献大小来决定其收入，以充分调动生产积极性，因此分配更合理。8，竞争效率。竞争是个优胜劣汰的过程，依靠这壹机制，让最能合理高效地利用资源的生产者存在和发展，让浪费资源的生产者不断退出。9，企业组织和管理效率。企业为了能在竞争中胜出，必须注重人才的使用和培养，注重组织生产、管理生产制度、经验的积累和研究，从而更有生产效率、管理效率。10，大规模生产效率。市场竞争带来的企业兼并机能，带来了规模经济，规模经济能将原本分散经营的资源相对集中，从而减少资源浪费，减少分散经营带来的管理成本的重复投入，等等。
民主射秽主义认为市场经济制度并不排斥为了维护市场经济制度的健康存在和良性发展的国家对经济的必要干预。并认为国家对经济的必要干预能维护市场经济制度的健康存在和良性发展是市场经济的经济规律之壹。
马克屎主义消灭私有制度，而实行公有制下的计划经济。现实射秽主义国家都曾走过这条路，但是无壹例外地宣告了这种经济制度违背经济规律而彻底失败。

27，民主射秽主义为什么主张国家对经济实行必要的有限的干预？


答：市场经济制度本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制度壹开始是排斥国家干预经济的。这种排斥国家干预、由完全的市场竞争决定经济运行的市场经济制度被称为“自由经济”。自由经济存在着两个市场自身无法克服的问题：壹是竞争中资本与劳动力的竞争存在着力量通常不均衡。资本与劳动力相比，前者是稀有资源，而后者是过剩资源，所以在劳动力与资本的竞争过程中是弱势力量，劳动力是买方市场，资本方利用自身的竞争优势，垄断了分配权，造成社会收入的不平衡，贫富悬殊。分配的严重失衡导致社会消费能力降低，商品滞销，社会消费严重不足，供需失衡。二是市场经济制度下的竞争给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超常的效率，新设备、新技术的不断运用，不断给社会造就了大量的失业者。这大量的失业者由于缺少资本（自有资本或社会资本），无法就业，造成人力资源浪费；而另壹方面许多富人拥有大量储蓄，却因为社会消费严重不足而不愿增加投资，将储蓄转化成资本，让失业者充分就业。这样就造成了资本供求脱节。我个人认为，商品供需失衡和资本供求脱节造成了资本主义自由放任经济制度下的“经济危机”。民主射秽主义承认市场经济的重要作用，但是它认为市场不是万能的，要让社会经济更加稳定快速的发展，解决市场经济制度下的经济危机现象，光依赖自由放任的市场是绝对不行的。必须依赖国家的力量，对经济進行必要的干预，通过增加资本投入和分配调整，促進社会充分就业，提高消费水平，進而促進社会经济稳定高速发展。这就是国家对经济的干预。
民主射秽主义国家所采取的增加资本投入的形式有两种形式，壹种形式是由国家通过政府支出直接投资，另壹形式是由国家担保由社会投资。民主射秽主义国家所采取的分配调整也有两种形式。壹种形式是由国家制定各种收入政策和法律，以税收为调节杠杆，以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形式直接扶助中低收入阶层，保证社会中下阶层的收入保持在壹定水平之上；另壹种形式是由国家兴建大量的公共设施，让社会共享。市场经济制度下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在欧洲和美国都被历史证实为可行和有效的。
市场经济制度下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还可以起到维护市场的有效性的作用。没有国家干预的经济制度下的市场，最终必然有两个不好的结果，壹是过度的垄断，二是过度的竞争。过度的垄断就是市场为极少数企业把持，然后这些企业可以不再完全遵循市场经济原则，以非公平的手段排斥和打击竞争对手，以获得更高的利润和市场份额；过度的竞争就是市场竞争者间由于竞争过于酷烈，做出壹些诸如不计成本的生产销售等的不合理竞争手段，以期压倒对手。过度的垄断和过度的竞争都势必影响市场的良性存在，最终降低竞争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促進作用，所以必须由国家通过制定反垄断法和防不正当竞争法，以保证市场的存在和公正。
市场经济制度下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还可以起到调整劳资双方力量的平衡的作用。劳动力资源相对于资本资源长期的过剩，使单个的劳动力与资本占有者相比是弱势，无法与资本相抗衡，但是壹旦劳动力在民主政治制度下联合起来组织和参加工会以后，劳动力在工会组织下变得强大了。当劳动力组织强大到壹定程度，劳动力组织就有可能控制劳动力市场，出现实际上的对劳动力的垄断，从而抑制资本的发展。国家对经济必要的干预就是要维持劳资双方的力量平衡，不让它们出现悬殊的力量差距，从而维护市场的公正。
市场经济制度下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还可以起到救助社会弱势群体的作用。民主射秽主义客观地看得社会贫困，认为社会某些人群的贫困，并不完全是个人的原因，社会应当对陷于贫穷和困境的人们提供尽可能的帮助。所以民主射秽主义主张实行最低工资立法，主张雇员与雇主有平等的分配决策权，主张对富裕阶层课以累進税，对投机所得课以较高税率，政府直接以货币和实物分配给贫困者。
此外，环境和生态保护等问题也只有通过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来解决。
要指出的是，民主射秽主义主张的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是“必要”的即有限度的干预，即无论采取什么样的干预政策，国家干预的范围壹般只限于需求领域内，对于供给领域是不作干预的。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保证让市场充当经济的主导，保证经济按照市场的规律运行。
国家干预还必须照顾到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因为如果国家对经济干预过头，让企业承受过多的税赋，就会过分提高产品成本，从而使之在国际市场上处于竞争不利的地位。
民主射秽主义主张的国家对经济必要的干预，是在理解了市场规律后得出的壹条基本市场规律；民主射秽主义国家在运用这条基本市场规律时，这条规律必须服从整个市场规律。
马克屎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认为，自由经济下的社会商品生产是无计划的，这在马克屎所处的那个资本主义时代是如此的。而進入民主射秽主义以后，国家必要干预下的市场经济已经成功地克服了盲目地生产，做到了按照市场的需求（包括数量需求和个性需求）来安排商品生产，这是马克屎在那个时无法想象的。民主射秽主义的社会商品生产是根据市场商品的价格规律来了解市场需求状况，再制订生产计划的。而進入民主射秽主义社会阶段后企业规模化的集约生产，使根据市场商品的价格规律来了解市场需求状况更为可能和准确及时。
依照马克屎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说法，经济危机的发生原因是生产的相对过剩，我个人认为这只说对了壹半。社会分配不公造成供需失衡只是经济危机的发生的原因之壹，而另外壹个原因就是前面所说的资本的供求脱节。民主射秽主义的国家由于有国家对经济的必要的干预，实行了社会平等分配（注意，不是平均分配），既解决了资本的供求脱节问题，也基本解决了社会分配不公造成供需失衡的问题，所以民主射秽主义的国家不可能再产生“经济危机”，至多只会发生正常限度的经济波动。

28，什么叫福利国家制度？


答：福利国家制度是国家经济干预制度组成之壹。它是人类理性迸发的灿烂火花，它是博爱原则和平等思想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具体体现，它是民主射秽主义国家的基本特点之壹。这壹制度主张在社会分配领域由国家对分配進行必要的干预，以弥补社会弱势群体在社会竞争中，由于某些非主观因素而处于不利地位所得到的不公正分配。比如在现阶段社会，劳动力（随着教育的普及和社会科技水平的提高，劳动力中又包括了智力劳动力）与资本是稀缺程度不同的两个资源，劳动力总是相对过剩，而资本总是相对稀缺。在这种不平等的竞争下，资本所有者往往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对出卖劳动力者在报酬、工作时间、劳动强度、劳保等方面提出种种限制，而出卖劳动力者却往往不能对资本所有者有更多的选择或提出自己的要求；再比如人的出生背景有时是相殊巨大的，家庭背景好的就能够比家庭背景不好的人有更好的受教育机会，殷实的家底也不必象贫困家庭出生的人那麽要花费百十倍的奋斗精力去从零开始。因此，以博爱和平等为价值观的民主射秽主义要求在社会分配时，特别注重建立以人的机会均等为核心的社会机制。其提倡的福利国家制度，目的之壹就是为了让社会中所有的人，都能在社会竞争中，不致于因基本生活保障和文化教养的水平有太大的悬殊，而影响个人能力的发挥。壹方面民主射秽主义主张在法律制度上给予社会弱势群体以与其他阶层平等的参与分配决策的权利，制订最低收入和劳动福利标准，壹方面由政府利用税收等手段对企业及高收入阶层征税，再将税收以再分配的形式变为社会福利事业（医疗费、退休金、生育补助、教育补助、失业救济、公用设施等等）让每壹个社会成员公享。福利国家制度能够基本保证社会所有成员在生、老、病、死等基本生活方面没有悬殊的差别，而把更高的“享受”层次作为对杰出俊贤的“奖赏”，这样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社会自由竞争的缺陷，使得社会既保持了自由竞争带来的活力，又不失仁爱公正的精神。在当今欧美国家中仅社会保障支出占GNP的比重，在瑞典1980年为32% ，比利时、丹麦、法国、荷兰为25-30% ，奥地利、西德、爱尔兰、卢森堡、挪威为20-25%，英国为18% ，加拿大为15% ，美国为13%，澳大利亚为12% 。
福利国家制度作为国家经济干预制度组成之壹，在给社会民众带来了无穷的福祉，但是另壹方面也产生了使企业生产成本增高，削弱了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的情况，另外，太高的福利也可能让社会孳生出“懒惰阶层”。所以民主射秽主义主张福利国家制度的福利应当是“适度”的，同时还要制定相应的防止懒惰阶层产生的制度，以促進社会积极劳动。

29，什么叫民主制度和专制制度？


答：民主制度含义之壹是政治民主制度（或称民主政治制度）。政治民主制度是依照人民主权和由人民自我管理国家和社会的壹切事务的权利的原则而制定的国家政治制度。政治民主制度的特点是：壹是在宪法上确立国家主权为人民所有，经人民自由推选而组成的人民议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二是所有公民皆有参与政治的权利，具体表现为依靠宪法和法律治理国家，人民普遍享有自由而平等的选举权、被选举权，有组织和参加政党影响政治的权利，有监督政府的权利，有对现行政治表示异议的权利；三是国家和政府及其首脑受宪法和法律制约，忠实地服务于人民。国家和政府的首脑其权力与任期由宪法和法律限制。人民有权按法定期限或随时改选国家和政府及其首脑。四是国家内部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相互独立并制衡；五是地方或区域高度自治，以防止中央过度集权。
民主制度含义之二是社会民主制度。社会民主制度是指社会中所有个人、集团、政党都可以权利平等地自由参与和管理社会事务，如宗教活动、文化活动、民间集会、节日等等。
民主制度含义之三是经济民主制度。经济民主制度是指所有人都有权参与经济活动，并通过参与参与经济活动谋取经济利益。所有参与经济活动者都有权利参与制定宏观和微观的经济政策，有权利参与利益分配和参与利益分配决策。
民主制度含义之四是文化民主制度。文化民主制度是指给予壹切内容和形式的文化（包括思想、学术）以存在和发展的空间，不同内容和形式的文化之间可以相互斗争，也可以以多元形式并存。国家不能以强制手段提倡或压制某种文化。
专制制度是和民主制度相对立的制度。专制即是专权，即垄断权力。专制（垄断权力）的主体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家族、集团、政党或阶级。封建制度、皇权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和权力资本主义制度都是专制制度。封建制度是集团的专制，皇权制度是以血缘为特权载体的个人和家族专制。资本主义制度是以资本为特权载体的阶级专制，即有资本才有权利。权力资本主义是以权力为特权载体的集团或政党专制，即有权力才有权利。专制制度中，专制最严厉的是权力资本主义，其次是皇权专制制度，其次是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权力资本主义起源于二十世纪初，它假借人民的名义依靠暴力维持其统治，是壹种僭主政治。它不仅垄断政治权力，还垄断壹切权利，包括社会权利、经济权利、文化权利等壹切权利。
民主制度和专制制度是不可两立的。

30，什么叫自由？


答：自由壹般说来就是指每个人对自己的壹切行为有自我决定和不受他人强制的权利。自由有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积极自由是指每个人享有行为的自主权利，消极自由是指免于受他人强制的权利。民主射秽主义认为：（1）自由是人类普遍应当享有的个人的和集体的自决权，它是人的自然（赋予的）权利和由自然权利衍生出来的社会权利。民主射秽主义认为，如果从社会学角度来解剖人，可以依照人的属性划分为自然属性的人和社会属性的人。作为自然属性的人，人是造化的生物，天然地享有生存和行动的自主权，这包括对个人生活方式的选择权，个人幸福追求权。这壹系列基本自然权利，人们称之为“人权”。人权并不是由他人所赐予的，而是因为人是自然之子，是自然赐予，所以说是“天赋人权”。是自然赐给了每壹个人聪慧的大脑，让每壹个人可以不受限制地思维；是自然赐给了每壹个人修长的腿脚，让每壹个人可以不受限制地去行旅；是自然赐给了每壹个人灵巧的双手，让每壹个人可以去干他想干的事；是自然赐给了每壹个人善言的嘴，让每壹个人可以表达他想表达的壹切；……。在作为壹个自然属性的人的同时，人又是社会属性的人，又必然地把自然属性的人的自主权延伸到社会属性的人，赋予人以社会属性的人的自主权（即民权，或公民权）。这样，每壹个人不光具有了自然属性的人的自主权（人权），又具有了对社会事物的思想权和意见表达权，对所生活的社会制度和国度的选择权，退出社会（隐居）或参与社会（入世）的选择权以及社会管理的参与权(统称作民权或公民权)等等，等等。所有的自然属性的人的自主权和社会属性的人的自主权的总和，我们称之为“自由”。（2）射秽主义就是要通过民主的手段把社会改造成壹个自由的社会。（3）自由意味着强调每个人都可以使自己成为唯壹性的和独特性的自我，而不必与他人壹致。它认可不同的思想和不同的生活方式，而把壹切以强制的手段進行统壹的做法斥为专制。（4）自由不是无拘无束，而是要求在“平等”的限度内的自由；没有平等的自由，必定要蜕化成为特权。（5）民主射秽主义强调自由的作用，特别认为公民个人利益的积极追求与表达，是民主程度较高的标志，是保证民主决策正确的前提条件。个人的自由如同人的每壹个神经细胞，只有神经细胞保持正常的兴奋，国家这个神经中枢才能正确地感应外界的反映。（6）自由是人格的根本内容，没有自由或自由受到限制的人，是不具有人格或人格不完全的人。因此壹个公正的社会不可以无辜剥夺或限制人的自由。
自由的对立面是“奴役”，奴役有人对人的奴役，如专制社会和美洲曾有过的蓄奴制度；有借助某种资源对人的奴役，资本主义制度就是壹些人以资本来奴役另壹部分人，权力资本主义是壹部分人用权力来奴役另壹部分人。民主射秽主义不仅要消灭人对人的奴役，还要消灭资本对人的奴役。在消灭了资本对人的奴役后，还要消灭人类因为对物质需求的依赖而产生的物质对人的奴役。消灭人对人的奴役和资本及权力对人的奴役，人类才获得初步的自由，这个初步的自由可以称之为现实的自由。而消灭了物质对人的奴役，人类才是获得了最终的自由。这种最终自由不是靠道德说教来维系，而是靠生产力高度发达和物质财富的极大充足，使人最终永远摆脱物质利益的争斗，从而可以自由自在地从事精神需求的满足。
最终自由只是遥远的目标，民主射秽主义首先要追求的是现实的自由。
现实的自由包括个人自由、政治自由、经济自由等。个人自由是指个人选择生活方法和行为趋向等的自由；政治自由是指个人有对国家与社会事务发表自己的意见，参与选举和竞选与否等的自由；经济自由是指个人拥有与支配自己的财产、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谋取利益的自由。
无论什么自由，都是人类平等地有自由的自由，没有平等的自由的自由，本身是对自由的否定。

31，什么叫平等？


答：平等就是指国家和社会中的壹切人的权利壹律相同，谋求利益和自身发展的机会均等。民主射秽主义认为：（1）作为自然属性的人，上苍未曾私阿壹人，众生皆为自然之子。因此，人本无尊卑之分，老天给每壹个人赋予了同样的自由权，任何人不得因自己有自由权就利用这自由权去侵夺他人的自由权。而且，这平等是无前提的。任何有限的“平等”都不是真正的平等。（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平等”是有限的平等，其实质仍是阶级专制，民主射秽主义不承认它是真实的平等）；（2）“平等”意味着人们的社会的关系是相互的协作关系，这种协作关系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利他”与“利我”完美统壹的关系。（3）“平等”首先是要求消灭政治等级，让每壹个人有同样的权利，例如参加政治和社会活动权利的平等，社会分配权利的平等，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其次是要实现最终的平等，即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和社会文化，通过资本的社会化，逐步消灭经济的等级，从而最终消灭了阶级的人类大同的“平等”。（4）“平等”是尽最大可能的机会的平等，而不是利益的“平均”分配。如就业机会的平等，享受社会保障机会的平等，在接受教育、培训和文化权利诸方面的平等，等等。（5）射秽主义的平等观并不排斥社会竞争；相反，它保护竞争，并主张在竞争中给予优胜者较多的物质与精神报酬。（6）平等是对人的人格的保证。人只有有了平等的地位才能有完整的人格。因此只有平等的社会才是真正尊重人的社会。（7）平等是自由的捍卫者。
平等包括种族平等、政治平等、经济平等，等等。种族平等是指所有种族（包括民族）权利的平等；政治平等是指所有人无论经济地位、社会地位与文化程度，在参与国家政治与社会事务时权利的平等；经济平等指人人有权享有财产权和运用财产谋取经济利益的权利，人人有权享有为谋取经济利益而与他人合作，并与合作者平等地進行分配决策的权利，人人有权享有免于饥饿疾病、受到社会救助的权利等等。

32，什么叫博爱？


答：博爱是人类理性的体现，是人类脱离野蛮，進入文明的标致。博爱是同情和救助弱者的人道主义原则和道德观的体现。它主张在社会竞争的同时，提倡壹种无私无偿（或要求较少回报）地救助弱者的精神和承担其它社会公益事务的高尚行为。民主射秽主义的“福利国家”是博爱原则的具体体现。

33，什么叫民主？为什么说民主不具有阶级性？


答：民主，顾名思义，就是壹切由民作主。这里所说的“民”乃是指每壹个利益相关的主体（比如“国家政治民主”则主体是每壹个利益相关的人、“国际民主”则主体是每壹个利益相关的国家等）。民主就国家事务来说，就是不分阶级和身份的每壹个人都可以和其他人壹起来自我管理国家和社会的壹切事务，所以民主也即是人民自治，或称人民主权。民主射秽主义认为，民主就是承认每个人都有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所以民主适用于社会中每壹个人，因而民主不具有阶级性。民主权利可以由人民亲自行使（如全民公决），也可以自愿委托他人代为行使（如由选举的议员代议）。在民主国家中，为了提高行政效率和节约行政成本，由人民委托自己的政治代理人即各级议会议员進行参政是主要的民主权利行使的方式。
民主就其使用范围可分为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文化民主和国际民主等。政治民主刚才已谈到过，就是每壹个人无论阶级、身份都有权利和其他人壹起来自我管理国家和社会的壹切事务，就是人民自治。经济民主就是每个人都有权利拥有财产，都有权利参加经济活动，各种所有制都有权利存在，参与社会财富劳动创造的人都有权利享有分配权。社会民主是指每个人都有权利参与社会活动，可以参与或不参与宗教活动、可以自主选择生治方式和生存空间等。文化民主指壹切文化形式和文化内容都有权利存在。国际民主就是每个国家都有权利维护本国利益，都有权利对关于本国利益的国际事务发表见解和進行表决。

34，民主政治制度是不是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和投票表决？


答：不是。民主是通过壹系列的民主生活来实现的，不仅仅只是“少数服从多数”和投票表决。民主射秽主义认为，民主是个包含社会的各利益方面利用选举、竞选、抗议、游行、示威、结社、罢工、出版等政治权利進行利益整合的过程。而“少数服从多数”和投票表决，只是这个利益整合过程中的壹个步骤。民主生活内容包括选举、竞选、抗议、游行、示威、结社、罢工、出版等。人民利用这些民主生活，向社会各个不同于自己利益要求的阶层、集团、党派以及政府，充分表达代表自己利益的意见和立场，使整个社会的各利益方面有机会了解其他利益方面的要求，而作出相应的利益要求的调整。所以，“民主”不是简单的“少数服从多数”，也不仅是投票表决。有了民主生活的“少数服从多数”和投票表决，其结果是各种利益倾向的共同作用的结果，它已不代表任何壹个利益方面的利益，而是代表了整个社会的利益取向。
包含了民主生活的民主政治制度，它起到以下作用：壹是使“少数服从多数”的投票表决结果更为符合社会真实；二是因为由投票表决结果更为真实带来的投票表决结果的公正性，从而使社会更易于接受投票表决结果；三是及时疏导和有效化解了社会矛盾，使社会矛盾不致于因为缺少疏解渠道而累化为激然的社会冲突。

35，为什么说民主与民主集中制为什么有根本的不同？


答：民主与民主集中制有根本的区别。民主本身已经包含有“集中”的过程，这个“集中”的过程不是由某个“权威者”或权威组织来“集中”的，而是民主的主体——人民自我通过民主生活来進行利业的碰撞与妥协，最终以公平表决的方式作出最终的决定，而反对最终决定的结果者仍可以保留反对最终决定的结果的权利。而民主集中制把“民主”与“集中”相分离，民主集中制的“集中”者是民众之外的高于民众的第二者，即某个“权威”。能真正作出最终决定的，不是“民主”的过程，而是“集中”的过程，否则又何必“民主”了又“集中”！所以，民主集中制的“民主”只不过是壹种美丽的幌子，民主集中制乃是伪民主、真专制。

36，有人说实行民主制度需要社会的素质达到壹定水平才行，对吗？请问实行自由、平等和民主的基础是什么？


答：“民主”的根本价值在于体现每个人的尊严。尊严包含人格和个人利益。不承认民主的价值，就是不承认每个人可以有独立人格和个人利益。反过来说，不承认每个人有独立人格和个人利益，也不会是真实地承认了民主的价值的。民主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它不是深奥的理论，它就是对独立人格和个人利益的觉醒和自觉维护，就是拒绝他人在未得其人自愿同意时，由他人为其作主。说具体些，就是工人可以要求国家的法律保障工人的有公正的分配，农民有权要政府对所收费用作出合理解释，就是坏人当道时，民众会壹致拉他下马，就是有大家公认的俊才贤人时，大家可以共同推举为首脑，就是政府要增减税赋时，妳投出妳的赞成或反对的壹票，就是民众在维护独立人格和个人利益中，在必要时能够用上法律给他的抗议、游行、示威、罢工等权利。……。所以，能不能实行民主，在于民众是否具有对自己权利和利益的认知程度，不在文化素养的高低。
当然，文化素养的高低对自己权利和利益的认知程度会有影响，但是这并不能构成不能实行民主的理由。壹来，民主认同的是个人的权利、人格和利益，而不是个人的认知结果，也就是说个人所表达的即使是错误的，他也有表达的权利，他人无权剥夺他的表达权；二来，壹部分民众文化素养低并不能构成剥夺有较高文化素养者民主权利的理由；三来，多数情况下，普通民众是通过他们推举的代表（议员）来行使参政权的，所以对于普通民众难以了解和认识的问题，普通民众可以通过他们推举的代表即议员（壹般说来民众推举的代表文化素养和政治素养较高）来作专门探讨并作出表决。其推举的代表也不能了解的专业问题，代表在表决前可以向专门部门進行咨询认证而获得了解。同时民主制度的民主生活又会促使不同立场的代表为了赢得表决结果，势必主动向社会進行通俗的解说游说，让壹般民众和他们的代表了解主张的具体内容，便于作出决断。
所从我们说，实行自由、平等和民主的基础不在其它，而在于对自己和他人的独立人格和个人利益的认知和认同。

37，民主射秽主义为什么不光要注重社会物质的生产，还注重精神产品的生产和精神道德的建设？


答：人类是智慧的生物，他不光有物质的需求，还有精神的需求。所以人类的生产既有物质产品的生产，也有精神产品的生产。这两种生产都需要花费人的时间来進行。物质产品的生产花费的时间越少，则人们从事精神产品的生产的时光就越多。从西方各民主射秽主义建设的经验来看，民主射秽主义既要注重社会物质的生产，还必须注重精神产品的生产，特别是要注重精神道德的建设。这是因为民主射秽主义致力于人类社会稳定快速地发展，科学技术越来越发达，人类花在物质的生产上的时间越来越少，如果不注重精神产品的生产和精神道德的建设，人的精神世界就容易因为空虚而可能为各种有违“自由、平等、博爱和民主”精神的东西所侵蚀，而产生各种危害人类社会進步的行为。当今欧美各国出现的各种邪教组织和各种行为怪僻者，都是只注重物质的生产而不注重精神道德的建设结果。当前人类社会已经進入“风险社会”时代，科学日益发达而普及，许多可以给整个人类造成生存灾难的科技行为可以轻易地为壹般人所掌握使用，因此，除了以法律方式来降低这些风险外，加强精神道德的建设也是防备人类极端行为的重要方式之壹。
民主射秽主义所注重的精神道德的建设，以“自由、平等、博爱和民主”为基本道德准则，目的在于维护社会的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秩序，保障人类社会的生存和繁衍，保障文明的昌盛与延续，和睦家庭和社会，使人们交相利，互相关爱，互相协作，共同進步。
民主射秽主义注重精神产品的生产和精神道德的建设不同于极权制度下的“思想灌输”。民主射秽主义注重精神产品的生产和精神道德的建设是以“自由、平等、博爱和民主”为基本道德观，它不反对文化的多元原则，相反它反对思想专制、文化专制。

38，为什么说“自由、平等和民主”是人类的、也是中国的必然？


答：其壹，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使人对自身价值的认识不断提高，即越来越多的人会发现“我”相对于他人的价值是独立而平等的，这势必会引发社会向主宰自己的神明和权威开战而最终实现自由、平等和民主。其二，人类的壹切活动都是为了人的更多福祉，实现自由、平等和民主是让人类社会获得平稳和高速发展的必要条件，只要人类追求更多福祉，人类就要追求自由、平等和民主。其三，自由、平等、博爱和民主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观、道德观，并且逐步成为了人类普遍的生活方式。当今国际的政治、经济、文化也都在朝着自由、平等和民主迈進，摆脱专制政体束缚，实行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的国家越来越多，意识形态和文化越来越呈现多元化发展格局，尤其是联合国及其《宪章》和其它人权文件对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都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中国无论是政权、经济、文化诸方面要谋求自己的存在和发展，就不能把自己孤立在世界趋势之外。所以我们说实现“自由、平等、博爱和民主”是人类的、也是中国的必然。

39，美国连社会党都没有，妳怎么也称之为民主射秽主义国家？


答：美国是个特殊的国家。这个国家没有专制统治的历史，所以在建国后的政治也就更多地体现出自由、平等的精神。它在欧洲射秽主义运动早期的19世纪20年代就开始逐步实行除黑人奴隶以外的普选，到30年代，除少数州（路易斯安那州到40年代，弗吉尼亚到1852年）外，各州都取消了选举的财产限制。这比英国早了约壹个世纪(英国取消选举财产限制在1918年)。民主射秽主义本来把争取普选权当作实现民主政治的首要任务，而这个任务在美国很轻松地基本实现了，这样，国家的政治制度就理所当然地走向民主了，而不需要在政治制度方面来有意识地开展民主射秽主义运动。民主射秽主义的另壹个任务是要实现社会分配的民主。劳动力在壹般国家相对于资本是过剩资源，所从劳动力难以竞争过资本，劳动力往往不能获得与资方平等的分配决策权。而美国在第壹次世界大战前壹直是劳动力相对不足的国家，所以劳动力相对于资本有在资源地位上的壹定可抗衡能力，所以其分配就比较公正。这样，在经济领域也难以有意识地开展民主射秽主义运动。所以，第壹次世界大战前的美国其实是壹直在事实上走向民主射秽主义。美国没有社会党，但共和、民主两党中的民主党，实际上在政策上很接近欧洲的民主射秽主义的社会党。如他们主张对经济实行国家干预；主张高税率和增加社会福利；主张削减国防开支。他们在社会中下层拥有更多的支持者。所以民主党是个不是社会党的准社会党。从美国现行制度来看，它完全具备了民主射秽主义制度的基本制度（即民主政治制度、市场经济制度、国家对经济必要的有限干预制度、福利国家制度），所以完全它是个民主射秽主义国家。

40，民主射秽主义在世界的过去、现状如何？


答：自从射秽主义思想产生以来，射秽主义思想的发展道路虽然有曲折的过程，但就其思想的精神宗旨和基本理念来看，其发展主脉是明确的。民主射秽主义无疑是射秽主义原旨的禀承者，并且是唯壹的原旨禀承者。而且在射秽主义的发祥地欧洲，各国民众也无不普遍认为民主射秽主义是19世纪以来欧洲政治运动和工人运动占统治地位的政治运动。世界上首个射秽主义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诞生于1863年5月23日，此后，欧洲各国都相继成立了射秽主义政党。这些民主射秽主义的政党壹般在名称上称为社会党、社会民主党或工党、工人党。1870年10月丹麦成立丹麦社会党，1887年8月挪威成立挪威工党，1889年4月瑞典成立了社会民主工人党，意大利在1892年8月成立了统壹的意大利劳动人民党（即今日之意大利社会党）英国在1880年起相继成立了多个射秽主义政党，到1900年英国建立了统壹的射秽主义党——“劳工代表委员会（即今日之英国工党），法国于1879年就有了射秽主义政党，到了1905年4月才成立了统壹的社会党；荷兰在1894年也建立了社会党。
和整个射秽主义运动壹样，欧洲的这些射秽主义政党在19世纪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马克屎和恩格斯的共产主义思想影响，走了壹段历史的弯路，所以这些政党早期的党纲都烙上了很多“科学射秽主义”的印迹，这主要体现在以完全实行公有制为目标，要求实行阶级的专政，个别国家的政党甚至有暴力革命的倾向。这些政党内部不仅有射秽主义者，也有共产主义者。1898年和1899年，以爱德华·伯恩施坦发表著名的《射秽主义问题》和《射秽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觉的任务》为标志，以上的射秽主义政党内部开始反思以往的射秽主义运动和理论。伯恩施坦清醒地发现了科学射秽主义与现实社会的现实脱离，提出要修正马克屎主义。以苏俄十月为契机，各国射秽主义政党和射秽主义政党内部就对“十月革命”的看法和是否加入共产国际展开了空前辩论和斗争，不少射秽主义政党开始分裂。法国于1920年又分裂为社会党和共产党两个党。意大利社会党于1921年1月分裂为社会党和共产党两个党；挪威工党于1921年分裂，部分人另建社会党，1923年挪威工党中左翼又另建共产党，这样工党才保持了民主射秽主义性质。这样，社会党与共产党正式分道扬镳，开始逐步与科学射秽主义拉开距离，纷纷放弃阶级专政和暴力革命的思想，重新确立了以民主为手段的射秽主义之路。不过，欧洲的许多社民党如英国、法国等在很长的壹断时期内仍然坚持以追求公有制为目的路线。直到七八十年代后，社会党的国有化道路造成了欧洲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停滞，于是，欧洲的社民党才认识到只有坚持混合经济才能保证社会经济稳定高速的发展，逐步放弃了走国有化的道路。
射秽主义政党在欧洲各国产生后，受到各国人民的普遍支持和拥护。特别是自从19世纪20年代共产党人从社民党内分离出去后，社民党的政治声望在各国壹路飙升，相继在大选中嬴得胜利，并成为了各国的执政党。在国内长期执政和在议会、政府中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党有西班牙、瑞典、葡萄牙、奥地利、意大利、马耳他、芬兰、澳大利亚、新西兰、挪威、卢森堡、比利时等国。其中，以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执政时间最长，它从1917年开始执政，1920年成为执政党，其后又在20年代两次下野，又两次重新执政。从1932年起除1976——1982年外，该党单独执政至今。其次是奥地利社会党，该党单独执政达40年之久。瑞士、丹麦、挪威、卢森堡、比利时、芬兰、英国的社会党执政都超过或接近20年。德国社会党从1966年开始执政，直到1982年才下野，执政达13年。法国社会党在二次世界大战后曾两度参加联合政府，1981年它单独上台执政，1986年该党虽然下野名，但总统仍然由社会党人密特朗执政，社会党仍然是议会第壹大党。七十年代，欧洲的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等国先后推倒了专制极权统治，西班牙工人社会党、葡萄牙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全希腊射秽主义运动等社会党才获得了合法地位或者得以成立，但是这些社会党很快发展壮大，不久都成了本国的执政党。并且许多社民党成为长期的执政党，这为民主射秽主义制度在欧洲各国的建立，提供了必要条件。1951年6——7月，各国社会党召开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宣告成立社会党国际。目前，欧洲在东欧剧变前成立的社会党有约三四十个，1989年东欧剧变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利亚、保加利亚等国也相继成立社会党或将原共产党转化为社会党。
欧洲的社会党不仅因其主张的自由、平等、民主和博爱的基本价值追求而得到欧洲人民的普遍拥护，更由于其国内和国际政策而深得人心。在国内完善了社会福利制度，社会分配趋于合理公正，人民安居乐业；在国际，第二次大战爆发前，各国社会党就是反对法西斯与军国主义的社会中坚力量，在法西斯与军国主义蛊惑声中，社民党就坚决与之斗争，并提醒本国人民警惕法西斯与军国主义；二次大战中，社民党又积极参加反法西斯斗争。二战以后，当以苏联为首的极权主义威胁国际安全，世界展开空前的军备竞寒和核竞赛时，欧洲各国社会党又主张“缓和”和禁止核扩散。以上国际政策也赢得了世界的赞赏。然而，到了70年代后，就在欧洲各国社会党的政治走向颠峰时，各国社会党却遭到了重大挫折。这些挫折表现在：壹是社会党的党员人数大幅减少、在议会选举中得票率下降和大选选举失败。英国工党从1979年下野后连续四次大选失利；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82年联合政府瓦解之后壹直在野；瑞典社会民主工党在执政44年后于1976年宣告下野，1982年重新上台后，又于1991年再次下野；其它国家的社民党也都在政治上不同程度受挫。在重大挫折面前，壹些极权主义国家以及欧洲各国社会党的反对派都放言民主射秽主义到了终结的时候了。其实，欧洲各国社会党遭受的重大挫折不是因为其追求的价值体系的原因，相反，是因为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除东欧外，欧洲基本上已经進入了民主射秽主义国家阶段，政治上实现了民主，社会分配也已经趋于公正平等，各国社会所壹贯追求的价值观在各国得到了真实的实现和社会广泛的接受，这样壹方面使得各国社会党不再具有以往那种鲜明的存在价值，另壹方面由于社会中各阶层的人在民主射秽主义制度下权利和生活都得到保障，于是关心政治的人也自然减少。所以，欧洲各国社会党遭受的重大挫折，其根本原因壹是由于各国社会党缺乏新的价值追求而产生的存在价值的缺乏，二是由于民众因满足于当前社会状况而对政治热情的降低，而不是由于民主射秽主义本身的失败。此后，欧洲各国社会党开始力求在政策和战略上有所创新，1994年后又出现了各国社会党复兴的势头。1994年5月荷兰工党在大选中获股，组成了1976年以后的第壹个由工党领导的联合政府；同年9月，瑞典社会民主党又重新执行；丹麦、芬兰、比利时各社会党也相继赢得大选而出面组阁；1997年5月，英国工党以绝对优势战胜保守党，组成了战后支持率最高的壹届政府；同年7月，法国社会党与共产党联合执政；10月意大利左翼民主党主席达莱马受权组阁，这样，整个西欧除西班牙和爱尔兰以后，15个国家全部由民主射秽主义的社会党单独执政或联合执政。而1989年后又有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利亚、保加利亚等国先后由民主射秽主义的社会党执政，所以称90年代出现的民主射秽主义的社会党的复兴为民主射秽主义的“神奇回归”。
民主射秽主义及其政党在今后世界的发展中既有着挑战，也有着机遇，它远没有到终结的那壹天。壹方面，国际范围内还没有完全实现民主射秽主义的基本价值追求，另壹方面它必须要实现它的最高理想——人类的最终自由，所以民主射秽主义及其政党仍将为人类的福祉而奋斗不息。



我认为人类的民主运动，应该分两个阶段，第壹个阶段是政治民主，即人民有选举政府首脑、官吏和民意代表的权利，以及直接通过自由结社、执政党竞争选举、全民投票、街头行动等直接方式参与和影响国家政治的权利。接着便是向社会壹切层面深化的民主，即社会民主，社会民主最重要的就是生产的民主与分配的民主。生产民主也称产业民主，也就是通过争取制定民主的劳动法令，使得劳动者获得参与劳动的经营和管理权力。分配民主，也就是通过制定民主的企业分配制度和社会的分配制度，达成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尽力缩小分配差距，达到社会共同幸福。产业民主的关键在于劳动者能够分享昔日由资本垄断的企业经营和劳动管理的权力，使得资本不再具有对劳动進行支配和统治的天然特权，实现劳动和资本的权力平等。企业应该像壹个民主的政体，而所有的人，不论是企业主、管理者还是壹般的劳动工人，他们应该像国家的公民壹样，成为平等的企业中的公民；资方和劳方应当像主体平等的共同组阁的两大政党壹样，相互通过平等的协商谈判，共同制订企业的宪法——《企业章程》，在《企业章程》的框架下，劳动和资本实现共同地经营和管理企业；而分配民主的关键是，不仅在国家层面公民要能够对国家财政拥有最高权力，国家财政要为整个社会的福利服务，为弱势群体消除他们参与社会竞争的障碍服务，而且在企业层面，劳动者应该分享昔日由资本垄断的分配决策权力；企业所创造的财富的分配，由劳资双方通过平等的议价过程确定，并且是对企业全部新增价值的分配，而不只是工资即劳动力价格的改变。

我上述的主张，是建立在人与人平等基础之上的，因为人不能因为壹部分人因为掌握有生产资料，而另壹部分人要仰赖他们的生产资料才能劳动而获得生存，因此就受另壹部分人的支配甚至统治。我们认为，如果人类不改变这种壹部分人对另壹部分人的支配和统治，劳动就本质上不是劳动，而是奴役。

资本的存在是为著所谓的利润这个目的。而利润的本质就是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剩余价值是劳动者创造价值的壹部分，当工人的劳动为企业创造了新的价值时，资本所有者只把其中的壹部分当作工资支付给了工人，却把其余部分据为己有。所以，资本和利润因为它要占有他人的劳动成果，本身就成为了不正当的东西。但是人类现阶段的发展，仍然在壹定程度上还需要资本的作用，所以，还暂时无法让它灭亡。劳动在利用资本的同时，为了使资本甘于被劳动所用，必须给予资本以壹定的利益回报。但是劳动虽然可以给资本以壹定的利益回报，回报的方案应该由劳动和资本经过协商谈判壹致达成，而不能再把企业分配决策权交给资本，更不能让资本垄断对生产过程的控制权。

我相信资本的消亡具有历史必然性，但这需要通过产业民主而渐進地达致，而不能通过强制力去实现。因为资本是历史的产生，只能靠历史去消除，只有通过推动整个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通过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和平理性的相互磨合，和推進国家法制的進步，才符合历史的发展规律和人道主义精神，并避免给人类文明的发展進程带来动荡。产业民主将带给人类社会的是劳动的解放，劳动效率的提高，人的全面发展，和所有辛勤劳动的人们共同幸福，它使每壹个人免于匮乏和对未来的担忧。在产业民主下，每个劳动者不再是被迫的劳动，劳动者中懒惰的现象将必然大为减少。因为他们的每壹份辛勤都会变成他们自己的财富，他们不再是为资本的利润在劳动，而是实现了为自己的幸福劳动。劳动者即使给资本壹些利益回报，也是在劳动者同意的基础上；每个劳动者不再是流水线的壹个部件，他们既从事体力的、技能的劳动，也可以认真地关心工厂的经营情况和未来发展计划，并亲自参与或者委托他的代表参与决策。生产力和生产效率的提高带给劳动者的不再是不断增长的失业率，而是劳动者劳动时间的不断缩短，从而让他们有掌握发展的自由机会；劳动者虽然要给资本壹定的利益回报，但是，他们可以通过在《企业章程》中确定的壹定的企业积累金，逐步增加劳动者的生产资料比重，逐步减小对他人资本的依耐，最终实现自由人联合的生产。

产业民主并不拒绝竞争，在产业民主下，劳资共同民主制订的《企业章程》等企业规章仍然会对每个企业中的“企业公民”“奖勤罚懒”，而市场的依然存在又必然使得每个企业重视生产效率。尽管竞争仍然存在，但是，国家的经济民主将建立起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个制度将为那些在竞争中失利者提供再次参与竞争的机会和能力。

我也会看到，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度会具有强大的顽固性。壹方面，资本家阶级已经在漫长的资本主义时期内，深深地尝到了资本垄断带给它的巨大经济利益的甜头，他们会希望能够继续保持这种权力垄断；另壹方面，代表资本家阶级利益的国家权力，壹贯把资本对劳动的权力垄断当作既有秩序和自己的统治基础，所以它也不会很情愿地改变这种既有秩序和统治基础；再次，资本主义不仅会通过既有国家制度、国家体制来维持对劳动权力的垄断，它还会把符合这些他们利益的价值观融入到社会的文化之中，使得许多人不仅不能看清资本权力的垄断和雇佣劳动制度的所包藏的巨大的社会不公，反而甘于服从资本的支配还统治，甚至希望有朝壹日能够通过个人的奋斗也能侧身于资本家阶级的行列。所以，要推动产业民主，就要有壹个强大的力量来推动，使得壹切阻碍产业民主发展的保守力量不得不向進步的力量让步。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垄断了生产过程控制的权力和价值分配的权力，对劳动進行压迫和剥削。那麽，只要压迫和剥削存在，劳动者阶级对这种既有制度就不会不服从，就迫切需要改变。所以，千千万万依靠工资生活的劳动者阶级是反对资本主义的生力军。让他们团结和组织起来，对资本特权制度和试图维护资本特权制度的国家体制展开壹致的斗争，也就是阶级的斗争，是推动产业民主的根本办法。我们所说的阶级斗争，指的是劳动者作为壹个阶级的整体所开展的壹致的反抗行动。它以达到与资产阶级平等的地位，获得分享昔日由资本垄断的权力作为目的。劳动与资本虽然共生与生产的共同体之中，但是它们之间的利益是此消彼长的不可调和的关系。虽然不可调和，但未必是“妳死我活”的，只要劳动者阶级不受到暴力的侵犯，阶级斗争就是理性的、非暴力的。

资本主义力量为了达到维护既有制度和利益的目的，要分化劳动者阶级。为了达到分化目的，资本主义把劳动者阶级分为蓝领和白领，分为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其实，无论是蓝领、白领，无产、中产，他们基本都是受雇佣的劳动者阶级，他们之间可能在生产过程中与传统工人的角色不完全壹样，在分配中获得的分配也可能差别不小，但是他们相对于资本的地位并没有不同。资本壹样地对中产阶级垄断著对他们劳动过程的支配权力和分配权力，壹样从他们身上攫取剩余价值。所以，白领、中产，都是资本主义给劳动世界挖好的壹个陷阱而已，它让劳动者阶级在这些概念前迷失自己的真实身份，而削弱了劳动者阶级对资本特权的斗争力量。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白领和中产群体会越来越庞大，但这不代表资本对劳动的剥削会减小。恰恰相反，世界的统计数据表明，资本世界与受雇的劳动者世界的财富差距壹直在扩大。所以在壹些中产占多数的国家，实际上不是无产阶级在减少，而是无产阶级的传统特征发生了改变而已，也就是由以前的体力劳动者占多数的无产阶级，发展成了具有更高学历、知识和能力的无产阶级而已，无产阶级的劳动方式发生了改变而已。所以，未来的产业民主运动，需要把这个阶层深深的动员起来。推动中产阶级对资本特权的斗争，对于那些发达国家推动产业民主尤为重要。所以，未来推动产业民主的力量，不仅仅要依靠传统的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还要依靠包括“中产”在内的所有反对资本特权的壹切社会力量参加的社会运动。阶级斗争和社会运动，应该成为人类争取民主和在争取到政治民主以后深化民主的主要手段。

我坚信，只有民主，并且把民主向着社会的经济以及壹切产业深化，民主才是彻底的民主。仅有政治民主而不把民主向着社会的经济以及壹切产业深化，那就不是社会的民主，而是只是阶级的民主。阶级的民主只有利于某个阶级，而只有社会的民主，才会给整个人类社会带来福祉。整个社会的民主就是劳动者阶级的解放，也就是整个人类的解放。



射秽主义的最初涵义，就是通过消灭雇佣劳动，解放社会最底层的劳动者，从而让整个人类社会都获得平等的社会地位，公平地享受到社会進步，包括物质产品与精神产品的進步的壹切成果。从射秽主义思潮产生的那壹个时代起，无论是哪壹种流派的射秽主义，无不看到了雇佣劳动的所造成的人的异化，人的社会地位的不平等，以及雇佣劳动在道德上的卑污。但是，现在人们似乎忘记了这个信念，忘记了这个理想，再也不提劳动者的解放！

事实上，雇佣劳动就是在经济方面实行资本的专制的生产制度。

在企业里，雇佣劳动让企业主在整个的生产过程和分配过程中，垄断了壹切的权力（在西方则是垄断了大部分或者部分的权利），而劳动者却没有任何的对生产过程和分配过程進行控制或者干预的权利（在西方则可能是仅有部分的或者很少的权利）。

我们看看目前中国许多私营（包括外资）企业中的情况，就能马上理解“雇佣劳动就是在经济方面实行资本的专制的生产制度”这壹论断。在这些企业里，那些与雇佣劳动者（劳动者）利益紧密相关的权益，劳动者是丝毫不能与企业的所有者们平等分享的：

分配的决策权。企业所创造的价值（或者称为“劳动果实”吧），它的分配的决定权完全操控在企业所有的手中，劳动者的工资和其他福利（包括保险）的水平，完全由企业主们决定，工人事实上没有议价的权利。是，企业所创造的价值，本来是劳动与资本共同作用的结果（“共同作用的结果”并非说资本也能够创造价值，而是说资本对于劳动创造价值具有作用。资本并不创造价值，而只是具有价值）。从“公平”的意义上来说，唯有劳资双方在价值分配上实行共决才是符合公平正义的。

生产过程中的民主参与权。不仅企业价值的分配与劳动者的利益紧密相关，生产过程中，企业规章制度的制订，也与劳动者的利益紧密相关。在中国的私营企业中，企业主基本完全垄断了制订工厂规章制度的权利，他们可以随意规定劳动者每天的劳动时间长短，可以随意决定对工人的经济处罚，可以随意限制工人在工作时间去洗手间，可以随意解雇任何壹位他们看不惯的工人。这些企业主们掌握的这些不公平的权力，在习惯了资本文化的人和保守主义者看来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们认为企业主必须为他们的企业资产负责，为他们的资本风险负责。但是，殊不知这却是违背道德、违背公平理念的。劳动者选择進入企业打工，无非是因为生活所迫，他们不進工厂干活就要全家饿肚子。而企业主们却乘人之危，胁迫劳动者服从他们的绝对权威，放弃人皆有之的自由价值。这不能不再受到人类文明的谴责和反对。所以，只要资本需要劳动，劳动者就不能不为自己的尊严、权利和利益向资本去争取。

自由主义者们往往认为企业经营策略的制订与执行、企业资本积累和资本的增减都是企业主的事情，它应当由企业主和市场决定。但是，企业经营策略的制订与执行，甚至企业资本积累等问题，也都与劳动者的利益紧密相关。因为这些问题关系到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自然也就关系到劳动者的就业稳定和他们福利保障的稳固。因此，劳动者不能把自己的生存和幸福问题完全交由资本方掷股子。

把壹切都交给资本决定，资本成为统治工厂、统治生产过程和垄断分配的权证，劳动沦落成资本的奴隶，劳资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成为主仆关系、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这就是雇佣劳动的本质！它集中了人类的反平等、反公平、反道德这些最卑污的东西！

现有的文献显示，西方的社会，由于壹百多年以来不断的工人运动，各国工人阶级不同程度争得了壹些权利；特别是在瑞典、挪威、丹麦、芬兰等壹些北欧国家，工人已经开始分享曾经是资方独享的壹些权利，他们获得了与资方集体议价的权利、参与企业管理决策的权利、占有企业股份的权利等等。这些权利的获得，已经在悄悄地改变了雇佣劳动制度，使其逐步地变“雇佣劳动”为“劳资合作生产”。在其它欧洲国家，虽然不如北欧国家進步巨大，但是以工会为劳方利益代表的资方集体议价制度已经普遍实施，工人已经可以不同程度地对企业的经营管理進行壹定程度的干预。

不过我们也看到，壹些欧美国家的工会组织似乎也忘记了消灭雇佣劳动和解放劳动者的伟大信念和理想。他们往往满足于增加工资斗争的胜利。但是，增加工资和福利并不能够改变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本质上的主仆关系，不能改变受资本压迫奴役的命运。单纯工资的增加也最终要被物价的潮水吞没。因为资本总是希望利润得到保障，工人工资的增加最终要通过物价的上涨来抵消。工人收入和福利的增长，必须通过控制对企业利润的分配来获得。壹句话：未来的社会生产关系要让资本家不要挣得太多了，也不能让劳动者挣得太少了！劳资之间多少的问题应当提供劳资之间平等的谈判获得平衡，切企业所创造的价值的这块蛋糕的刀子，应当由劳资共同掌握。劳资之间自愿同意的分配就是公平的分配。这样的分配，可以真正实现了劳动者为了自己的福利而劳动，而不再是为了资方的利润在劳动。这样的生产不再是雇佣劳动，而是劳资之间平等的合作生产。

中国社会公平公正的实行和劳动者解放的路还很漫长，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公民权利意识和团结意识还有待培养与增進。但是，世界先進国家工人斗争的经验将有助于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在中国工人阶级成长和斗争的过程中，消灭雇佣劳动，争取劳动者从资本的压迫下的解放，应当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明确目标！

雇佣劳动不仅存在于私营企业，国有企业也可能蜕变成为专制统治集团的企业。在这样的企业中，劳动者依然可能缺少与企业（背后实质上是专制统治集团）進行议价的权利，缺少参与企业民主管理和决策的权利。这样的企业，其生产关系依然是雇佣劳动。所以，是不是雇佣劳动，与企业的所有制没有关系。消灭雇佣劳动并不是要消灭私人资本（至少人类还将在比较长的时间内需要资本），而是要通过与资本共享企业的统治权让雇佣劳动自然终结。所以，消灭雇佣劳动的过程就是劳动者作为企业中的公民，获得企业公民权利的过程，是通过和平、民主的手段不断在自由选举和立法方面不断争取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把政治民主向经济民主的自然延伸，但经济民主是比政治民主更加本质，因为政治的目的就是经济。因此我们绝不能只要政治民主却不要经济民主，否则那仅仅是虚假的民主。

我们中国工人应当和全世界的劳动者联合在壹起，共同朝着消灭雇佣劳动的方向前進，最终实现把劳动者从资本奴役之下的解放！没有全世界劳动者的联合，就不会有这个解放，因为资本总是喜欢鉆向劳动者斗争力量最薄弱的国家，这样它既可以更多地榨取利润，又可以给劳动者斗争力量最强大的国家的工人形成就业压力。从这个方面说，任何壹个国家的劳动者要最终获得完全的公平公正和解放，都依赖整个人类社会公平公正发展的進程。



中国工人工资占GDP之低，在世界是名列前茅，而且劳动时间之长，恐怕也是在世界名列前茅。尽管8小时工作制早已经是世界通行的劳动制度，中国的法律也确立了8小时工作制，但对中国很多的工人来说，他们8小时所能拿到的工资，根本不能保障他们有足够的生活保障，不要说现今国际劳工组织所倡导的“体面生活”了。对于中国的普通工人来说，要想多挣钱，只有多加班，依靠加班费来弥补8小时工资对基本生活开支的不足。于是很多工友在确定在哪壹家工厂工作以前，往往先要打听这家工厂的加班多还不是多。

其实，工人们这种希望有更多加班的现象，都跟他们不懂得工资的原理有关。所以今天我想要跟工人朋友讲壹讲“工资四定律”。了解了“工资四定律”，就能理解工资与劳动时间的反比关系，懂得要有效提高工人的生活质量、改变工人阶级苦难的命运，应该采取什么的行动了。

“工资四定律”的第壹定律是“最低生存成本区间定律”。我们知道，资本为了占有更加广大的商品市场，为了使己方跟同行竞争的竞争力更加强大，为了使自己的利润最大化，总是希望给予雇佣工人的工资是越低越好。但是，因为工人的劳动需要有劳动力的存在为前提条件，这就使得工资有壹个能够维持工人的劳动力存在的最低限度。资方给予工人的工资，通常就是工人的最低生存成本区间，也就是工人饿不死但总是感到生活不易的水准。之所以称为最低生存成本区间，是因为生存有质量差异，从工人只能维持“饿不死”的最低的生理存在，到“总是感到生活不易”，都是壹种生活质量有所差异、但是都处在贫困生活的状态区间。在工人没有自我组织好進行有效的集体行动的状态下，工人之间存在着相互竞争。工人由于没有生产资料因而没有自由劳动的能力，只能依附资本家的企业進行劳动从而获得生活资料，他们为了竞相争取获得就业的机会而只能相互压低劳动力的价格，导致至他们的工资徘徊于最低生存成本区间的底部。他们常常因为不满意目前的工资而频繁变动工作，他们的工资待遇也可能因为不同的工作单位而有不同，但是他们的工资没有办法跳出最低生存成本区间，他们摆脱不了“饿不死但总是感到生活不易”的生存状态。在壹些工人组织较好的国家，由于工人有比较强的集体议价能力，他们的工资就会处于最低生存成本区间的较上层，比起缺乏自我组织的国家的工人生活，水准要好壹点。

在工人没有自我组织好的国家，即使政府通过立法强制规定了刚性的最低工资标准，这个刚性标准也不会比恰好维持工人生存的成本强多少，因为工人没有自我组织好，他们不仅没有跟资方议价的能力，跟政府“议价”、也就是迫使政府把最低工资标准提高的能力就更不会有。而在工人没有能力影响政府决策的国家，壹定是把资本家阶级当作统治的基础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国家。这样国家的政府必然只是与资本的利益相壹致，当然不会把最低工资标准离得最低生存成本底线太远。当然，资本及其政府也不能把工人的工资压低到工人的最低生存成本底线。这是因为如果把工人的工资压低到生存最低成本底线以下，就意味着工人所获得的工资不能维持劳动力的存在，不能持续为资本创造利润；对于工人来说，与其進企业劳动也不能维持温饱，还不如在家饿死。

了解了工资第壹定律，我们再来谈工人的加班。因为工人没有自我组织起来，他们只能从资本手里拿到“最低生存成本区间的工资”，但是作为人，工人的追求幸福的欲望是不会泯灭的，因此他们想增加自己的收入。但是工人要增加他们的收入却又没有能力跟资本议价，所以他们只能依靠更多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增加收入。可说殊不知对于资本而言，它追逐利润的欲望壹点也不差于工人增加自己利润的愿望。资本与其让妳劳动8小时获得能够维持工人最低生存的工资，倒不如让妳劳动更多的时间才能获得同样的工资。既然妳可以每天工作10小时甚至更多时间，资方为什么不让妳干呢？反正他打算给妳的工资就是“最低生存成本区间”，资本家只需要把8小时的工资压低，把这个差额变成加班工资支付给妳就可以。这样，工人就進入了这样壹个怪圈：越希望多加班、加班越多，每天8小时的基本工资的增加反而更加成为奢望，甚至长期停止增长。妳看看吧，在东莞，如果没有每天2～4小时甚至更多、没有双休日的加班，每月领取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1310元，能够维持壹个工人和他的家庭过什么样的生活呢？我做过壹个调查，东莞工人的工资有超过40%是加班工资。如果我们理解了工资第壹定律，我们就会明白，如果能够有办法减少我们的加班，我们的工资水平其实不会有什么下降，因为我们的工资本来就处在最低生存成本区间，我们的工资本来就没有什么可以负增长的余地。 [i]

所以，第壹工资定律“最低生存成本区间”定律提示我们，工人要提高自己的收入水平不能靠拼命加班，而是靠工人有效的团结和组织起来的跟资本的集体议价，老老实实地做牛做马就只能过牛马壹般的生活。工人的自我组织可以防止工人之间为了就业而相互竞争，并使得跟资本的议价行动具有强大的力量，使得他们的工资可以经常性维持在最低生存成本区间的较高层面。

工人的反抗其实随时随地都存在的，不管工人是否已经自我组织好。工人为提高工资和福利水平的斗争被称为经济斗争。随着工人斗争规模、力度的不断增强，工人的工资水平会由最低生存成本区间的底部向上擡升，使得工人的生活水平有壹个暂时的改善。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是把工人的工资当作产品的成本构成之壹，因此，工人展开的为著经济利益的斗争规模和力度越大，工资的提升就越意味着市场商品价格的提升，意味着工人经过艰难的斗争才用右手从企业老板手中拿到的多壹点的工资，最后又在他们购买作为生活资料的商品时，用左手交还给了狡黠的资本家。这是工资的第二定律。因为它有点像水涨船高的比喻，我们姑且称为“舟船定律”。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每次在政府颁布更高的“最低工资标准”后就会有壹场物价上涨，然后刚刚有所改善的工人生活，又随着物价的擡升而又再堕入生活艰难之中，迫使工人周而复始地为工资而斗争。“舟船定律”提示我们，工人阶级如果仅仅進行经济利益的斗争是没有多少解放工人阶级的意义的，其实马克屎和恩格斯身故以后的100多年的世界工人运动，很大程度上都在做这种重复的争取擡高工资的运动，以致无产阶级的解放至今仍然只是梦想！ [ii]

但是“舟船定律”绝不说明工人不需要开展经济斗争。工资经济斗争作为工人运动的初级阶段，壹方面具有暂时改善工人生活条件的作用，另壹方面，它也是为了日后开展旨在变革整个社会生产关系制度从而变革社会制度的团结、组织和训练工人的作用。没有工人阶级不断的局部的集体的经济斗争，就不能有未来工人阶级要摆脱雇佣劳动地位的变革整个社会生产关系制度、社会制度的斗争，工人阶级就不能有自由的未来。

第三个关于工资的定律是“加薪自危定律”。任何壹个企业的工人提高工资福利的集体抗争行动，虽然可以暂时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但是因为工资是商品的成本构成之壹，所以，单个企业工人的工资福利的提升，会因为该企业产品成本的增加导致企业竞争力下降，导致企业以外利润下降而搬迁、关闭，增加工人失业危机。这个定律不是提示工人为了就业稳定而放弃要求提高工资的斗争，而是提示我们工人看清工人阶级作为壹个整体進行联合斗争的重要性。工人为了争取更高工资水平的斗争，必须和推动整个行业、所有产业的抗争联系在壹起，才能避免本企业工人因为提高工资而带来失业风险。这里要说明的是，工人加薪从来不是资本搬迁和关闭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资本要追逐更高的利润。因为工人的劳动从来是为了劳动力的价值而不是为了利润，而资本壹旦没有利润甚至因为利润减少就不会继续他们的经营。另外，壹国相对于别国，也存在“加薪自危定律”。资本的全球化某种程度上就是“加薪自危定律”的结果。欧美国家的工人因为工资水平普遍高于中国，所以这些国家的资本家就抛弃了他们的工人，把他们的工厂搬来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还没有搬迁的企业往往这样对要求提高工资福利的工会和工人说话：“妳们不要逼我把工厂搬到中国或者越南！”工会和工人为了保住饭碗不得不更多地向资方妥协。资本流向工资福利更低的地区和国家在中国现在也已经是现实情况。所以，现在世界工人需要支持中国工人的抗争，中国工人未来也要像欧美国家工人支持中国工人那样，去支持其他国家工人。马克屎说过“资本主义是建立在工人不团结基础上的”，所以在资本全球化下，工人阶级的自由是无法在壹个国家和部分国家实现的，因此“工人阶级的联合”在现在要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是真理！

关于工资的第四个定律是“价值工资定律”，也可以称为“工人最终解放定律”。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下，工资仅仅是劳动力的价值，也就是劳动力的成本，而不是劳动所创造的全部价值，资方将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扣除支付给工人的劳动力的价值，得到了剩余价值。为了得到超额的剩余价值，资本必须使劳动成为资本的附属，即让劳动处于服从资本的地位，这样资本就天然地成为生产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成为分配的主宰。资本的这种天然权力事实上是对工人阶级人权的蔑视、对劳动所有权 [iii]的剥夺、对工人阶级个人自身自由发展的妨碍。劳动者对劳动价值享有所有权是壹个不言而喻的公理，但在资本主义世界却成为被嘲弄的对象。

“价值工资定律”指出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工资本身代表劳动价值被资本占有，工资不是劳动的价值，而是劳动力的价值。工人阶级的最后解放，只有通过自己集体的反抗行动，变革工人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逐步消灭资本对劳动天然的组织和领导的权力的垄断，消灭资本对分配权力的垄断，从而消灭劳动对资本的依附，实现谁劳动创造，谁拥有整个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只有当全部劳动价值而不是劳动力价值即工资成为劳动者的劳动回报，工人阶级才能走出最低生存成本区间定律、舟船定律和加薪自危定律的阴影，摆脱资本的压迫和剥削，最终真正成为自由人。所以“价值工资定律”又可以称为“工人最终解放定律”。当工人阶级真正获得自由解放，就因为没有雇主，也就没有雇工的身份；因为没有资本，也就没有利润的概念 [iv]；所有的人都可以相互自由联合，组成生产单位，并通过由他们民主制定的犹如《五月花号公约》般公平的企业章程，共同治理他们的生产单位，共同创造劳动价值、民主地進行分配。

“价值工资定律”不同于“分享经济理论”。分享经济理论是美国经济学家威茨曼提出的主张，这个理论尽管提出工人可以分享企业利润，但整个理论不是建立在劳动所有权基础之上的，也不强调工人在生产过程的权利。这个理论的目的是为了维护资本的利益存在，而不是为了提供劳动者最终获得经济自主。威茨曼的分享经济理论主张实际上不过是把相当固定的工资转变成按照壹定比例的分红，由于资本仍然垄断著企业的经营管理权力和分配权力，所以事实上工人不仅未必能够获得更高收入，而要更多地承担企业经营管理不善带来的风险。

而“价值工资定律”建立在劳动者打破资本对于生产组织和领导的天然特权的基础上 [v]，它是通过“产业民主”逐步向摆脱资本对劳动羁绊的结果。产业民主是在国家首先实现国家体制民主化以后，民主向着社会层面和经济层面的深化，是把公民从政治的独立发展到政治、经济和社会完全独立、成为真正自由人的壹个必然过程。产业民主把每个企业视为壹个小型的政体，在这个政体内部必须引入或者说实现这个政体的民主化。它有自己的“公民”，所有与生存相关的内部成员，无论资方还是劳方或者管理者，都是这个政体的平等公民；劳资双方因为不同的利益自然形成不同的公民群体，各自自由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企业通过劳资集体谈判和企业公民大会，共同制定的宪章——企业章程，依照企业章程民主治理企业，实现集体谈判的分配，并变企业主的资本积累为包括全体劳动者的积累，通过这种更加公平的分配和积累方式，实现劳动者个人所有制，也即社会所有制 [vi]，逐步使资本逐步淡出社会生产领域，真正实现自由人联合劳动的梦想。

一百多年前，芝加哥工人其实已经懂得了劳动时间与工资之间的关系，所以他们决心不再受资本的愚弄，傻傻地靠拼命加班来增加收入、维持生活，他们提出了“8小时工作、8小时睡眠、8小时生活娱乐”的诉求，要过人的生活。可悲的是在今天我们称为射秽主义的中国，工人还像一百多年前的人壹样在8小时以后还要拼命加班才得温饱。



2011年9月，从纽约华尔街发起的街头抗议行动已经蔓延到世界其它地方。这场被称为“占领华尔街”的抗议行动，是美国社会底层的人民抗议资本主义导致的贫穷、不平等、种族主义等社会问题，明确反对仅占人口1%的富人，却占有比占人口99%的多数人更多的财富的社会分配不公。人们占领了美国资本市场的大本营华尔街，以在华尔街露宿、示威等方式，向政府表达诉求。这场运动很快向欧洲和亚洲等国家蔓延，英国、法国、德国、菲律宾、日本、香港、台湾、澳大利亚、韩国和其它地区，都发生了类似的抗议活动，表达这些国家劳动者对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的支持。

占领华尔街运动迄今仍然在坚持之中。尽管有壹些不支持民众的政府官员和警察利用法律试图驱散抗议者，但抗议者也利用了法律赋予的公民权利，坚守抗议阵地。

那麽，始于美国的占领运动，究竟是壹场什么样的运动呢？笔者认为，占领运动其实就是壹场针对资本主义的弊端而发生的社会运动。

资本主义天然具有壹个自身无可救治的病患，就是以生产资料的所有，决定劳动产品的所有权和生产过程的控制权。也就是说，工厂的所有权归谁，生产的产品的所有权就归谁，生产的经营权和管理权也就归谁。这种制度，实际上是把工人和其他劳动者当做机器看待。在这种制度下，资本贪婪的本性必然导致劳资分配的不公平，而导致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劳动者与资本所有者之间的不公平无法消除。而实际上，任何壹个企业，它的生产资料本身是不能创造财富的，它仅仅对创造财富有用；能够创造财富的仅仅是劳动者的劳动。这就像能够吃饱肚子的是食物，而不是餐具。劳动者（包括生产劳动者、服务劳动、经营劳动者和管理劳动者、知识劳动者）创造了财富，但却不能对财富享有产权，而企业的所有者（资本所有者）却享有财富的产权，然后仅仅支付劳动者壹点工资，必然造成劳资之间分配的不公，造成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越来越大。仅占人口1%的富人，却占有比占人口99%的多数人更多的财富，就是这种制度的结果。

壹百多年以来，世界工人阶级的斗争使得壹些欧美国家的工人或多或少地争取到壹些与资方進行议价的权利（集体谈判权）。但是，工人运动仍然没有获得对企业利润的分配权。在笔者看来，以提高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为目标的工人运动，根本不能真正达到提高工资和改变在劳动关系中地位的目的。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增加工资的斗争成果终究会被物价的上涨所吞噬，因为增加的工资最终要被资本家集团转移到工人消费的商品的价格之中。所以，工人和白领等劳动者只有与企业的所有者们分享利润，享有与资方平等的企业利润的议价权（利润的集体谈判权）而不是提高工资（工资的集体谈判权），才能真正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改善和更加有效地保障自己的生活。

我们工人和包括白领在内的劳动者仅仅为改善工作条件而進行斗争也是不够的，应该争取到与企业所有者平等的企业经营权和管理权。因为企业也是劳动者的劳动历史的积淀，它与企业每个劳动者的当下和未来的利益是密切关联的。劳动者不能把自己的未来完全交给他人掌控。

只有争取到以上权利，我们劳动者才是实现了为自己的幸福而劳动，不是为企业的所有者的利润而劳动，才是自己掌握了劳动的过程，不再给企业的所有者充当机器。只有实现这个宏伟目标，才是消灭了雇佣劳动和实现自主劳动，才是实现劳动者的真正解放。

要实现这个目标，壹方面要依靠工人阶级对资本家阶级的阶级斗争，但这是不够的，不仅因为很多国家现在工人阶级群体在缩小，力量单薄，而且实现社会公平必须由整个社会正义力量的参与，所以必须让蓝领工人之外的劳动者阶层如白领阶层也加入到运动中来，以更加广阔的社会运动，争取实现劳动者享有利润集体谈判权和参与经营管理权的自主劳动，并使这种制度提高国家法律予以确立。社会运动而不仅仅是阶级斗争，是实现人类最终解放的手段。这个社会运动是人类民主运动的继续。人类意外的民主运动只進行到了国家的政治层面，也進入了社会层面，但还没有進入经济层面。必须在经济层面实现民主，让民主走入工厂。

我们看到，“占领华尔街”运动其实就是壹场包括了工人和白领在内的社会运动。只是很遗憾它还没有明确地把争取实现劳动者享有利润集体谈判权和参与经营管理权的自主劳动作为这个运动的目标。壹个运动没有明确的目标就难以有效地凝聚力量和争取的最大的改变。

未来中国工人运动怎么办？还是走传统的工人运动的路子，周而复始地要求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还是把消灭雇佣劳动制度，争取实现劳动者享有利润集体谈判权和参与经营管理权，实现建立劳动者自主劳动制度作目标？这个工人应该深思！

2011年9月，从纽约华尔街发起的街头抗议行动已经蔓延到世界其它地方。这场被称为“占领华尔街”的抗议行动，是美国社会底层的人民抗议资本主义导致的贫穷、不平等、种族主义等社会问题，明确反对仅占人口1%的富人，却占有比占人口99%的多数人更多的财富的社会分配不公。人们占领了美国资本市场的大本营华尔街，以在华尔街露宿、示威等方式，向政府表达诉求。这场运动很快向欧洲和亚洲等国家蔓延，英国、法国、德国、菲律宾、日本、香港、台湾、澳大利亚、韩国和其它地区，都发生了类似的抗议活动，表达这些国家劳动者对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的支持。

在中国，某些地方也出现了所谓的支持“占领华尔街”的行动，如在郑州。而在壹些极左的网站，壹些人把美国出现的“占领华尔街”的抗议行动，说成是对民主的否定，认为民主只是西方国家欺骗民众的东西而已，美国的民主是虚假的，借此以证明民主是没有价值的。

笔者对此观点感到十分可笑，不由得想起曾经与壹位中国所谓的劳工NGO领导人的辩论。这位所谓的劳工NGO领导人说：民主就是虚假骗人的东西，没有任何价值。笔者听了，反问到：那麽我们工人就不需要有组织和参加工会的权利，也不必要罢工的权利，因为这些都是民主的东西？！这位先生被问得哑口无言。

很多人其实并不懂得什么是民主。民主这个概念的内涵是权力公有、人民自我统治。它不仅在政治层面有是否民主的问题，即政治上国家权力是否公有，人民是否在進行自我统治，在社会层面、仅仅层面、文化层面也有权力是否公有，人民是否在進行自我统治的问题。从政治层面来说，美国和欧美的大多数国家都已经实现普遍选举制度和竞争选举制度，人民享有公民应该享有的公民权利，如自由结社权、自由言论权、不受政治审查的新闻出版权、游行示威权。公民可以凭借以上权利保证国家权力公有，人民非常大的程度上是在進行自我统治，而不是帝王专制式的统治。在社会层面，民主也已经基本成为社会生活的基本原则，国家和政府基本不干预公民的社会生活，公民在社会生活中遵循人人平等和私生活自由的原则，也基本实现民主化。

但是，我们如果审视这些国家的经济，我们可以发现，民主还没有成为经济层面的普遍原则。虽然这些国家强调市场经济，但市场经济从来并不代表经济民主。市场经济遵循的是血淋淋的丛林法则，而不是以相互包容为原则的民主原则。在生产领域，在劳动者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包括智力）的同时，他们丧失了在政治领域、社会领域所具有的公民地位，他们成了劳动力，与企业机器壹个性质的东西。在生产领域，劳动者是企业的被统治者，而企业所有者是企业的统治者，企业的管理者俨然是这些统治者的王公大臣和将军士官。在生产过程中，劳动者的劳动创造了企业的财富，而在分配时，企业的所有者却以财富的主人自居，占有全部劳动者创造的财富，仅仅凭自己的意愿扔几张钞票给劳动者作为薪酬。所以，社会变得越来越两极分化，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了解这，我们就了解了为什么“占领华尔街”的人民要反对仅占人口1%的富人，却占有比占人口99%的多数人更多的财富的社会分配不公了。

原来，美国占领运动反应出来的，不是民主这个东西不好，而是这个问题是民主还没有深化到经济层面。这么说来就不是美国的民主是假民主的问题，而是面临如何把民主深化到经济层面，实行经济民主的问题。

相比美国等西方国家，某些国家就不是民主要深化的问题。这样的国家连基本的人权都没有，公民在政治领域、社会领域都是彻头彻尾的被统治者，在经济领域和生产领域直接就是奴隶，这样的国家，面临的是争取民主的问题。

综上所述，美国的“占领华尔街”，不仅不能证明民主是虚假的东西，反而说明，民主如果不深入到经济层面，不让民主走進工厂，人民依然不能免于匮乏的恐惧；如果连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的民主也没有，那麽连免于恐怖的自由也不会有！

对于工人来说，民主不仅不是虚假的东西，而且是不可没有的宝贵东西。没有民主，工人就没有办法团结，无法显示自己的力量，也就不能达到改变企业的专制制度，也就不能结束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实现劳动者为自己的生活和幸福而劳动的自由目标。所以对于中国工人来说，我们不仅不应该轻蔑民主，而应该为民主在政治、社会、文化和经济层面的全面实现努力奋斗。民主才是我们工人的未来，没有民主，我们工人将万劫不复，永世只是资本牟利的奴隶！



马克屎说：“政治解放的限度首先就表现在：即使人还没有真正摆脱某种限制，国家也可以摆脱这种限制，即使人还不是自由人，国家也可以成为共和国。” （《论犹太人问题》，《马克屎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26页）

“政治解放当然是壹大進步，尽管它不是壹般人类解放的最后形式，但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范围内，它是人类解放的最后形式。不言而喻，我们这里指的是实在的、实际的解放。” （《论犹太人问题》，《马克屎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29～430页）

注：马克屎提出了政治解放不等于人类的最终解放的观点，这无疑是十分正确的。共和国这种国家政治形式尽管是進步的也是必要的，但是人依然可能不是自由人，因为人除了可能遭受政治压迫，还遭受因为人处于不同的社会、经济地位而产生的社会和经济的压迫。所以，在建立共和国家制度以后，从根本上解放人，即让无产者阶级不再因为没有生产资料而被资产阶级压迫，使劳动不再是雇佣劳动而是自由劳动，让劳动得到解放，才是真正的人类解放（即自由）。中共建立的党国资本跟民间红顶私人资本都存在雇佣劳动制度，在党营企业或者红顶私营企业里边打工的工人本质上还是雇佣劳动者。

恩格斯说：“而当工人不愿意让别人把自己当做这样壹种抽象的东西的时候，当他肯定自己不是“劳动”而是人（的确，这个人除具有其他特点外，也还具有劳动的能力）的时候，当他认为自己决不能被当做“劳动”、当做商品在市场上买卖的时候，资产者就想不通了。他不能了解他和工人之间除了买卖关系还有别的关系存在；他不把工人看做人，而仅仅看做“手”（ｈａｎｄｓ），他经常就这样当面称呼工人；正如卡莱尔所说的，除现钱交易外，他不承认人和人之间还有其他任何联系。甚至他和自己的老婆之间的联系百分之九十九也是表现在同样的“现钱交易”上。由于资产者的统治，金钱使资产阶级所处的那种可耻的奴隶状态甚至在语言上都留下了它的痕迹。金钱确定人的价值：这个人值壹万英镑（ｈｅｉｓｗｏｒｔｈｔｅｎｔｈｏｕｓａｎｄｐｏｕｎｄｓ），就是说，他拥有这样壹笔钱。谁有钱，谁就“值得尊敬”，就属于“上等人”（ｔｈｅｂｅｔｅｒｓｏｒｔｏｆｐｅｏ－ｐｌｅ），就“有势力”（ｉｎｆｌｕｅｎｔｉａｌ），而且在他那个圈子里在各方面都是领头的。小商人的气质渗透了全部语言，壹切关系都用商业术语、经济概念来表现。供应和需求（ｓｕｐｐｌｙａｎｄｄｅｍａｎｄ），这就是英国人用来判断整个人生的逻辑公式。因此，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是自由竞争，因此，ｌａｉｓｓｅｚｆａｉｒｅ（放任主义——博主），ｌａｉｓｓｅｚａｌｅｒ的制度支配着行政、医务、教育，或许不久在宗教方面也会这样，因为国教教会的统治已日渐趋于崩溃。自由竞争不能忍受任何限制，不能忍受任何国家监督，整个国家对自由竞争是壹种累赘，对它来说，最好是没有任何国家制度存在，使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剥削他人，譬如说，就像在可爱的施蒂纳所鼓吹的“联合会”里那样。但是，资产阶级为了使自己必不可少的无产者就范，就不能不要国家，所以他们利用国家来对付无产者，同时尽量使国家离自己远些。”（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中共中央马克屎、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屎恩格斯全集》，第壹版，第2卷，第565～566页）

注：恩格斯这段对自由主义社会的批判让我们感到是彼时再现。劳动者被称为“人手”，某人有多少钱财被说成有“多少身价”，资本家阶级总是希望国家离自己远些，因为他们在劳动者阶级面前财势强大，但在剥削和压迫劳动者阶级时，他们就总要仰仗国家权力。他们所说的自由不过是市场自由，他们要让市场成为唯壹正义的标准，因为他们有力量对劳动者阶级“行大欺客”！中国社会的权贵资本家是在国家的保护之下掠夺劳苦大众的，这种保护是中共提供的。

“每壹个人都应当有可能实现自己的宗教需要，就像实现自己的肉体需要壹样，不受警察干涉。”——马克屎《哥达纲领批判》，《马克屎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19卷，第33页

“国家无例外地把壹切宗教团体视为私人的团体。停止用国家资金对宗教团体提供任何补助，排除宗教团体对公立学校的壹切影响。（但是不能禁止它们用自己的资金创办自己的学校并在那里传授他们的胡说。”——恩格斯《１８９１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马克屎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22卷第274页

注：尽管马克屎和恩格斯都是无神论者，但是，他们都毫不迟疑地支持宗教信仰自由。当然在政教分离的原则下，马恩坚持宗教的私人属性，要求只有社会和个人可以对宗教组织進行支持，而反对国家对宗教的经济支助，避免国家利用宗教干预社会事务。同时，在支持公民信仰自由的原则下，恩格斯明确了不反对宗教组织兴办自己的学校的社会主张。恩格斯还曾经对以国家的权力禁止宗教的想法提出严厉批判，他在对巴枯宁主义要求“以国家法令”禁止宗教的极端主张予以批判时指出，禁止宗教信仰只能收到相反的结果，他说：“取缔手段是巩固不良信念的最好手段！有壹点是毫无疑义的：在我们时代能给神的唯壹效劳，就是把无神论宣布为强制性的信仰象征，并以禁止壹切宗教来胜过俾斯麦的关于文化斗争的反教会法令。”（恩格斯《流亡者文献》，《马克屎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18卷，第584页）中共在中国大量拆除教堂，强迫基督徒接受中共的意识形态，本质上就是在侵犯宗教信仰自由。

“武装全体人民。今后，军队同时也应当是劳动大军，使部队不再象以前那样光是消费，并且还能生产，而所生产出来的东西要多于它的给养费用。”——马克屎、恩格斯《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马克屎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5卷，第3页

“可是要知道，武器的确是属于人民的，这首先是因为，它是全民的财产，其次，它是人民所争得的有保证的武装权利的不可分割的部分。”——恩格斯《6月17日 的妥协会议》，《马克屎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5卷，第102页



注：马恩在主张国家必须服从社会的同时，壹直强调人民对军队的权力，他们主张以武装全体人民代替常备军，实现军队社会化。他们认为，当社会成为国家本身以后，就应该以武装人民来代替旧的君主和国家的军队。马克屎和恩格斯认为，人民有武装自己的权利，恩格斯明确主张让“每个人家里都有枪械和装备，象瑞士那样”，让每个公民掌握军事。他公开主张：“如果每个公民家里都有壹支枪和五十发子弹，还会有哪壹个政府敢侵犯政治自由？”(恩格斯《给巴黎国际联谊节组织委员会的信》，《马克屎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21卷，394～395页)中共让中国的军队效忠中共，让中国的军队维护中共的党国，本质上违反了马克屎主张的军队社会化的原则。

把国家对自由竞争的每壹种干涉——保护关税、同业公会、烟草垄断、个别工业部门的国有化、海外贸易公司、皇家陶瓷厂——都叫做“射秽主义”，在纯粹是曼彻斯特的资产阶级为了私利而進行的捏造。对这种捏造我们应当加以批到，而不应当相信。如果我们相信它，并且根据它建立起壹套理论，那末，只要提出下面的简单论据就会使这套理论连同它的前提壹起破产，这种论据就是：这 种所谓的射秽主义不过是封建的反动，另壹方面不过是榨取金钱的借口，而它的间接目的则是使尽可能多的无产者变成依赖国家的公务员和领养老金者，同时，除了壹支有纪律的士兵和公务员大军以外，再组织壹支类似的工人大军。在国家长官，而不是工厂监工的监视下举行强制性的选举——好壹个美妙的射秽主义！但是，如 果相信资产阶级这壹套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而只是假装相信的说法，那就会得出结论：国家等于射秽主义。（《恩格斯致伯恩施坦（1881年3月12日）》，梁家珍等人校译《恩格斯与伯恩施坦通讯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21～22页）
但是最近，自从俾斯麦致力于国有化以来，出现了壹种冒牌的射秽主义，它有时甚至堕落为壹种十足的奴才习气，直截了当地把任何壹种国有化，甚至俾斯麦的国有化，都说成射秽主义的。显然，如果烟草国营是射秽主义的，那末拿破仑和梅特涅就应该算是射秽主义的创始人了。（恩格斯《射秽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屎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9卷第239～240页）

马克屎在第56页设想了壹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有的生产资料進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的许多的个人劳动力当做壹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也就是设想了壹个按射秽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联合体，并且说：“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社会的产品。这些产品的壹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壹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壹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因此，这壹部分要在他们之间進行分配。”这些话甚至对杜林先生的黑格尔化的头脑来说，也是足够清楚的了。（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屎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0卷第144页）

摘录者根据：工人阶级的解放是要从国家中独立，使国家服务于社会、工人，而不是要工人继续依附于国家。国有经济如果不是工人阶级自己通过民主的形式進行经营管理和分配就不是射秽主义。恩格斯还很清楚地讲了，国有经济的分配中除壹部分是用于所耗损的生产资料的偿还社会和社会管理成本（相对于税收，恩格斯指出这 部分跟旧社会是壹样的），其余由劳动者之间自己民主分配。反对工人阶级直接通过经济民主化的方式支配生产资料与社会财富的分配的中共显然背叛了马克屎追求的射秽主义，中国真正的马克屎主义者最大的敌人是中共。

马克屎主义与马克屎理论是两个非常不同的概念。先说马克屎理论。

马克屎理论，有时又称为马克屎恩格斯理论，或简称“马恩理论”，它专指由马克屎和恩格斯创立的理论学说。因为恩格斯在世时，壹直非常谦虚的把他们二人共同创立的“科学射秽主义理论”归于马克屎的成就，所以名曰马克屎理论。 [1] 实际上这个理论是由马克屎和恩格斯二人共同研究的成果，是共同创立了他们的理论，并且在马克屎去世以后，恩格斯对这个理论体系还发表了与这个理论体系的基本原理完全壹致的很多新观点，所以称为马恩理论也是完全实事求是的。

而马克屎主义是壹个非常庞杂的集合概念。 [2] 在马克屎和恩格斯去世以后，许许多多声称信奉马克屎理论的思想和政治人物都声称他们的观点都是符合马克屎理论观点的，甚至宣称他们“发展了”马克屎理论，比如列宁、托洛茨基以及批判和反对他们的考茨基、伯恩施坦等人，还有后来的毛泽东、斯大林等人，他们都把自己的观点称为“马克屎主义”的。所以，马克屎主义到现在已经成为壹个存在着各种观点对立的大杂烩，已经不是壹个理论观点统壹的体系了。众所周知，当年马克屎在批判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某些派别时，就以“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屎主义者” [3] 来表达对那些所谓的“马克屎主义”的不认可。可见马克屎和恩格斯所创立的理论，在马克屎在世的那个时候起就有人开始对它存在误解甚至歪曲。19世纪末20世纪初，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与以考茨基、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世界社会民主党人，这两个派别都以正统的马克屎主义者自居，相互攻击对方违背马克屎主义。到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和东欧执政的共产党国家，又把本国的壹些共产党领袖的思想观点，指为马克屎主义的发展，更通过国家立法的方式上升为国家的指导思想。这些所谓的“发展”了的马克屎主义，其实基本都是列宁理论观点的继承，它们究竟与马克屎和恩格斯本人所创立的理论的是否理论观点相壹致，就是壹个尚待证明的学术问题。所以，马克屎主义到现在已经不是壹个理论观点统壹的体系了。我们根本不能再使用这样壹个含糊的概念去清晰地表达什么。

当然，马克屎理论当然也是壹个发展的概念。跟马克屎的唯物主义观点相符，马克屎理论也有它的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会有早期观点与晚年观点不同，以致有做出修正和重新做出论断的情况存在（这壹点是为学术界普遍同意的）。我认为这些做出修正和重新做出论断的观点，除去那些只是因为特殊时期做出的特殊看法外，应该被视为这个理论的成熟的观点，而不应当以反过来早期观点去忽视和否定晚年的观点，因为这样做不符合事物的发展规律。最后，我的观点是，作为马克屎和恩格斯创立的理论，在他们去世之日起，他们的理论观念及其理论体系就是定型的、不再改变的东西了，任何人的观点都不能改变它的壹丝壹毫，通过“马克屎主义”这个杂货框，把不是马克屎和恩格斯的观点强加给这个理论体系，尽快无理的捆绑。

所以，我在这里强调：我所说的马克屎理论，壹是指马克屎和恩格斯他们本人的理论观点及其理论体系，这个主要存在于他们本人现存的文献中，可以用他们的文献资料来证明是不是确实是马克屎和恩格斯的观点和学术原理；二是指他们晚年定型了的理论观点，包括马克屎在世时马克屎和恩格斯对于他们以往观点的修正，以及马克屎逝世以后，恩格斯在资本主义世界新形势下对他和马克屎以前的观点的修正和所提出的新观念，而这些新观念是与以往马克屎恩格斯创立的理论的基本观点或者原理相壹致的。这个需要从马克屎和恩格斯现存文献的历史对比研究中得来。至于其他人的观点，不管是不是与马克屎和恩格斯本人的理论观点相壹致，那都应当看成是“马克屎主义”的范畴，是马克屎理论被运用的问题，不属于马克屎理论（或者马恩理论）本身的研究范围。

在所有自称“马克屎主义”的发展的理论中，影响最大的要算列宁的“马克屎主义”了。在苏联和东欧（简称苏东）共产党国家，列宁的理论被称为“列宁主义”，它被官方说成是“马克屎主义”的“发展”，并且经常与“马克屎主义”合在壹起，称为“马克屎列宁主义”（简称“马列主义”）。但是，只要是真正理解了马克屎理论基本原理，又了解列宁主义基本观点的人，就不难发现，此二者之间充满根本观点的对立，而且很多是基本原理和根本原则的对立。所以，我们只能得出结论。今天所谓的马克屎主义，或者马克屎列宁主义，不过就是列宁主义，它与马克屎和恩格斯所创立的科学射秽主义理论并无共同之处，因为它与马克屎理论的基本原理相矛盾，无法与马克屎或者恩格斯二人的名字相联系。（对于列宁主义的批判将在以后的问题中展开。）

我相信，只有先厘清马克屎理论到底讲了什么，什么是马克屎理论是主张的，什么是马克屎理论所反对的，才能有办法来分析究竟哪壹家理论或者那壹个人的观点是不是真正的马克屎主义。所以我并非绝对排斥“马克屎主义”这个概念。只是我认为，在马克屎理论的真理真正为人们普遍认识和掌握以前，在人们已经能够分辨出那些与马克屎理论相违背的所谓的“马克屎主义”是假货色以前，还是避免使用“马克屎主义”这个概念的好。

还原真正的马克屎和恩格斯的理论就是还原历史，还原真正的历史。人类只有正视历史，才能正视现实和未来。本系列问答，就是为了摆脱“马克屎主义”的那种纷乱芜杂，从而直接还原出马克屎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理论真相，从而为以往的射秽主义运动做出必要的反思和总结。我认为，只有如实地通过还原马克屎理论，从而为以往的射秽主义运动提供必要的反思和总结，马克屎理论才能洗清人们对它普遍的误解，重新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从而加速这个运动的发展。

斯大林式专制统治事实上跟马克屎理论半点关系也没有，相反，斯大林专制统治正是苏俄的布尔什维克党对马克屎理论完完全全的反动导致的，斯大林专制统治在列宁发动“十月革命”时，就留下了必然性，是列宁主义歪曲马克屎理论的必然，这壹点我将在以后讲到有关列宁主义时谈及。

事实上，马克屎和恩格斯是非常坚定的民主主义者。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马克屎和恩格斯壹生都为他们自己和整个人类的自由而战斗，为反对专制主义、反对阶级专制進行着不懈的斗争，不论是思想观念还是行动上，都是彻彻底底的民主主义者。他们的射秽主义理论与民主主义不可分割的联系在壹起，以至他们的理论所实践著的政党名字叫做“社会民主党”。（我下面会具体介绍马克屎和恩格斯的民主主义思想，以及他们的民主主义思想与射秽主义思想的关系。）

人们之所以误以为马克屎理论导致专制主义，最主要的还是把列宁主义与马克屎理论混为壹谈了。

让我们回顾壹下射秽主义的历史吧。恩格斯去世后壹段时期，世界射秽主义运动就出现了壹股极左思潮，表现在许多社会民主党人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已经到了即将大崩溃的时代。这些人在这种错误判断的左右下，激進的要求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立即由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建立射秽主义制度。这个激進思潮的结果就是把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后来又包括考茨基）这壹反对激進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戴上“修正主义”的帽子，以及俄国发生“十月革命”而产生的苏俄。特别是列宁发动的“十月革命”，被当时的人们说成是“建立了射秽主义国家”，因此列宁主义被认为是射秽主义的正统，而“修正主义者”们所主张的真正的马克屎理论，倒成了非正统马克屎主义的东西。这种把列宁主义也当作马克屎主义理论壹个组成部分的观念，从1917年“十月革命”以来，就基本没有得到过认真的批判，很多人至今都依然以为列宁主义与马克屎理论存在本体与发展的关系，因而特别在那些反对苏东共产党国家专制的人中，普遍把列宁主义所导致的国家专制也当成了马克屎理论导致的结果。这是悲剧性的重大误解，它让马克屎和恩格斯为列宁主义背了壹个多世纪的黑锅。

事实上，从俄国“十月革命”之前开始（不迟于1903年），列宁及其布尔什维克党就开始歪曲马克屎理论，“十月革命”以后，这个党在苏联东欧等国家统治几十年，共产党官方曾经通过假造“马克屎列宁主义”这套虚假的理论，把列宁的理论和马克屎理论進行捆绑，强制人民接受，结果越来越引起各国人民普遍的厌恶，致使共产党统治国家的人民对马克屎理论产生普遍的误解，以为马克屎理论与官方的“马克屎列宁主义”是壹回事而深恶痛绝。人们并不知道，这些共产党所要人民强制接受的东西，不过是列宁的理论，与马克屎理论其实并没有共同之处，它是对马克屎理论的歪曲和背叛。

再其次，人们以为马克屎理论会导致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是西方和世界的那些反对射秽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对马克屎理论的故意進行歪曲宣传的结果。西方资产阶级为了反对工人阶级的反抗运动，他们先是夸大射秽主义运动中的极左因素，指责社会民主党人的射秽主义运动是要搞“暴动”和“谋杀”，“十月革命”发生以后，更是故意混淆列宁主义与马克屎理论，称射秽主义运动将要导致人的自由的丧失和“专制”的产生。意在吓阻工人阶级对于马克屎理论的信仰，阻止射秽主义运动的发展 [1] 。美国和其它国家（如韩国、菲律宾）都发生过许多这样把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扣上“共产党”的“红帽子”抹黑，以刑事罪而加以镇压的逆潮。

为了纠正人们的这种误解，我会在后面的问题解答中介绍马克屎的民主政治理论。

我们可以把马克屎理论概括为关于人的自由（或者人的解放）的理论。这个理论的两个核心价值，壹个是人的政治自由（解放），壹个是劳动的解放。

马克屎和恩格斯在创建他们的理论体系时，是围绕着壹个中心的，这个中心就是“人的自由”，或者说，他们的理论体系是围绕着人怎样从旧的社会关系束缚下解放出来、围绕着无产阶级如何从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和经济统治下解放出来，并使得整个人类获得自由这个中心展开和建立的。 [1] 围绕着“人的自由”这个中心，马克屎和恩格斯提出了人的自由的实现需要经历人的“政治解放”和“劳动的解放”这两个阶段。马克屎和恩格斯的政治解放学说，主要就是关于民主政治的学说，它指出的是人如何获得政治上的自由，它构成了马克屎理论的政治哲学。而关于劳动解放的学说，是指出人的彻底解放，只有在劳动不再是资本支配下的劳动，而成为人的自觉行为和自主行为时，才是可能的。围绕上面所述的壹个中心和两个核心价值，马克屎理论体系主要涵盖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哲学（它是政治学的壹个分支学科）等诸多方面学科。 [2] 构成马克屎理论体系的最重要的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哲学这几个理论组成。这几个理论对于马克屎理论体系的构建有着不同的理论体系构成作用。

先说马克屎理论中的哲学。马克屎理论中的哲学理论，主要是被马克屎和恩格斯称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屎和恩格斯在批判地吸收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的基础上创立的，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屎和恩格斯共同独立创立的哲学理论。这两个哲学理论，主要是用来解释社会历史发展的原因，找出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推动力。壹般说来，每壹种社会形态都表现人的不同的社会关系。奴隶制社会代表着奴隶对奴隶主阶级绝对的人身依附，而封建社会中农民或者农奴对领主的人身依附得到壹定程度的减轻，逐步以农民对生产资料——土地的依附，代替了奴隶制社会奴隶对奴隶主的人身依附；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则无产阶级完全没有了人身依附，但是工人的劳动因为工人依附于资本而依然依附于资产阶级。而未来的射秽主义，则是要完全消除人对于人（劳动对于资本）的依附。这个过程是人类自由不断增加和实现的过程。马克屎理论的辩证唯物主义，主要是用来说明每壹个社会形态的存在和发展跟自然界的事物的存在和发展壹样，都包含自己的对立面，每壹种社会形态本身的存在和发展都是它自身矛盾的运动的发展，因此包含着产生、发展、衰亡和新生自己的对立面的历程，都会不断孕育新社会的因素；指出新的社会形态只能从旧的社会形态的发展中产生。 [3] 以此论证射秽主义的社会因素只能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中产生，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射秽主义社会的胞胎。历史唯物主义旨在指出推动社会事物矛盾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4] 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生产方式的改变。社会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发展，带来人与人相互社会关系或者社会地位的改变，也给生产中的劳动者带来自由度的改变。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马克屎理论提供了壹般世界观和方法论原则，成为了马克屎理论的哲学基础。

经济解放（本质是劳动的解放或者说解放劳动）是马克屎理论的壹个重要理论。恩格斯认为“任何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而任何争取解放的阶级斗争，尽管它必然地具有政治的形式（因为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着经济解放進行的。” [5] 所以，研究政治经济学和建立现代政治经济学是马克屎理论壹个非常重要的任务。马克屎理论的政治经济学指出了私有制下的劳动所具有的奴役性质：“凡是社会上壹部分人享有生产资料垄断权的地方，劳动者，无论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须在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外，追加超额的劳动时间来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不论这些所有者是雅典的贵族，伊特刺斯坎的僧侣，罗马的市民，诺曼的男爵，美国的奴隶主，瓦拉几亚的领主，现代的地主，还是资本家。” [6] 马克屎理论的政治经济学通过对当时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经济现象的科学研究，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发展规律和无产阶级及整个人类经济解放的科学见解做了系统阐明，揭示了社会生产方式与人的自由之间的关系，指明了人的自由或是不自由，归根结底是由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的，即社会生产力所导致的社会生产方式决定了不同分工的人们在社会生产中的相互关系，人的不自由的本质是人受到物的压迫（生产资料的压迫），在社会中却表现为人的压迫（掌握生产资料的阶级对依赖他人生产资料才能進行劳动和生存的阶级的压迫）。因此，人的压迫只有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和由此引起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来解决。 [7]

马克屎理论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种种矛盾，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最根本的矛盾是社会化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所有的矛盾，这个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 [8] 这个矛盾本身促使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不断地向着社会所有方向发展，从而无产阶级劳动的解放或者说经济的解放具有必然性。 [9]

马克屎理论的政治哲学主要是由阶级分析理论、民主共和理论等共同支撑起来的政治解放理论。马克屎和恩格斯的政治解放理论指出实现人类自由的第壹步是实现政治自由，即无产阶级和整个人类获得政治解放的前提条件是无产阶级和所有阶级消灭了政治上的阶级差别，消灭“政治国家”，并且指出了人的政治解放必然要通向人类完全的解放。

上述马克屎理论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哲学，构成了马克屎理论的主体部分，这个主体部分所围绕的核心问题就是“人的自由（解放）”，或者说无产阶级的自由从而整个人类的自由。马克屎理论的其他部分实质上也是为这个理论核心服务的。为了实现“人的自由”这个核心，马克屎和恩格斯提出了“政治自由（解放）”和劳动解放这两个核心价值。

从信奉这壹理论的西方社会民主党（包括社会党、工党等）的历史和社会民主主义这壹运动的历史来说，马克屎理论在西方社会民主党中的地位是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地位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内涵也是有所不同的。

社会民主主义起初是指这样的壹种社会运动，它是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取得的资产阶级民主的壹场要求矫正的运动 [1] ，即要求由阶级民主向普遍的社会民主变革的社会运动，这个运动以欧洲的宪章运动为高潮，是旨在争取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公民权利的运动， [2] 后来这个运动中的射秽主义思想者把他们要求获得经济解放的诉求与这个运动结合在了壹起，因此，社会民主主义原本是追求社会民主和射秽主义的社会运动。社会民主主义兴起于19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欧洲宪章运动为运动高潮。民主射秽主义这个词在马克屎和恩格斯的著作中也有出现。恩格斯曾经在壹封给马克屎的信中，通过对随寄的壹幅画来调侃地解释了民主射秽主义这个概念：“附上的画是给动物学家福格特的。李卜克内西可以通过自己的朋友戈克转交。这张画正面是民主主义的，背面是射秽主义的，因此，完全是正统的和民主射秽主义的。” [3] 所以社会民主主义或者民主射秽主义，二者都是社会民主主义和射秽主义的结合罢了。

射秽主义这个概念在19世纪都是壹个变化的概念，所以社会民主主义也是随着射秽主义内涵的改变而改变的。在马克屎理论获得对射秽主义运动的主流地位以前，射秽主义还只是少数开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潮，这种思潮是建立在空想之上的，甚至是打算保留资本对劳动的压迫和剥削的。所以马克屎理论是对这些壹类射秽主义采取批判的态度，而把他们自己所创立的思想和学说另称为“共产主义”，而不称为射秽主义。随着马克屎理论发展成熟和对无产阶级影响的不断扩大，到了19世纪末期，马克屎理论已经成为射秽主义运动的主流思想，因此从那个时候起，社会民主主义也就是马克屎理论为主体思潮和理论的运动了。1869年，作为第壹个无产阶级的政党的社会民主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就是在马克屎和恩格斯的指导下建立的，并且在马克屎和恩格斯的悉心指导下发展起来的。马克屎和恩格斯对这个“社会民主党“这个无产阶级政党的名称并没有任何反对意见。此后欧洲普遍建立了社会民主党（少数信奉社会民主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使用社会党或工党的名称），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各国社会民主党在自由主义冲击下发生右转前，马克屎理论都壹直成为它们主体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恩格斯逝世前，他在给考茨基的信中甚至主张不再使用“共产主义”这个名词而以射秽主义代之：“‘共产主义’壹词我认为当前不宜普遍使用，最好留到必须更确切的表达时才用它。即使到那时也需要加以注释，因为实际上它已三十年不曾使用了。” [4] 至此，射秽主义就完全与马克屎和恩格斯创立的共产主义成了壹个概念，那麽在这个时候以后，作为社会民主运动和射秽主义运动的统壹的社会民主主义，实质上也成为了西方无产阶级的工人运动中的马克屎理论的实践，而成为了西方社会民主党人的主体思想和理论了。

许多人不认为西方社会民主党主体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是马克屎理论。这是他们只是仅仅观察了今天在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浪潮压力下已经右转了的西方社会民主党的纲领、政策而产生的结论。他们并不了解社会民主党的过去历史，不知道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和社会民主党曾经有过的严重分裂的历史，因此错误理解了社会民主党和社会民主主义。

社会民主党严重分裂的历史，其开端应当毫无疑义地指向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所谓“修正主义”和“正统的马克屎主义”之争，特别是1903年以后，俄国及“第二国际”内部的“列宁主义”与“修正主义”的论战，导致了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或者说射秽主义运动彻底的分裂。我们不妨重温壹下西方社会民主党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历史。恩格斯逝世后不久，恩格斯的遗嘱执行人、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家伯恩施坦以《射秽主义问题》为总标题发表了壹系列文章，对马克屎理论中的某些观点提出异议和批评。异议和批评本来是正常的学术和思想活动，马克屎和恩格斯在世时也是非常赞成批评的 [5] 。况且我认为，伯恩施坦对马克屎理论的批评，并没有丝毫否定马克屎理论的基本原理，而是他出于个人对马克屎理论的理解，出于完善马克屎理论的目的，而针对马克屎和恩格斯的个别的观点提出不同意见罢了。 [6] 但是当时第二国际内部和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教条主义者感到对马克屎和恩格斯的批评触动了他们对这两位已故的伟大的思想家的敬拜之情，与他们的教条主义理解的马克屎理论产生了冲突，因此他们反对伯恩施坦及其持有相同观点的人，把他们的观点称为“修正主义”，把这些人称为“修正主义者”。“正统马克屎主义”与“修正主义”之间的论战壹直延续到第壹次世界大战爆发，在这期间，列宁越来越倾向于民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策略与主张（盲目反对资产阶级和地主与富农，主张采用暗杀、搞秘密组织和密谋等方式制造革命，试图利用国家的暴力消灭资产阶级的存在，而立即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等等）。列宁以正统马克屎主义者自居加入论战，影响了壹批实际上并不真正理解和掌握马克屎理论的党内成员，在社会民主主义工党内部形成了“布尔什维克”派，与坚持马克屎和恩格斯的社会民主理论和射秽主义理论的孟什维克壹派，展开了十多年的理论和组织上的斗争。列宁及其布尔什维克不仅把恩格斯的两位入室弟子伯恩施坦和考茨基都诬为“修正主义者”和“无产阶级的叛徒”，把他的马克屎理论的最初引导人、俄国最杰出的马克屎理论家普列汉诺夫也列为攻击对象，并且在组织上分裂社会民主党。列宁依靠追随着他的“布尔什维克”派，于1917年俄历的十月发动政变，推翻了刚刚建立的民主政体的俄国临时政府（即所谓的“十月革命”），宣布“壹切权力归工兵苏维埃”（即排除资产阶级和除工人、士兵以外的阶级的政治权利）。这等于是列宁及其布尔什维克派在理论上否定了社会民主而向阶级民主倒退。这种阶级民主的倒退，只不过是名义上实行阶级民主，实质上正如恩格斯所曾经指出的，列宁及其追随者最终只能建立起他们少数政治精英对人民的专政，因为列宁制造的“革命”，并没有无产阶级自觉的参与，他们的革命，只不过是少数精英领着壹群并没有真正具有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的愚民進行着壹场夺权的密谋活动，最终政权必然成为少数精英而不是广大无产阶级的政权， [7] 在实践上则必然是向少数政治精英的专制统治蜕变。 [8] 1918年，布尔什维克派从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工党正式分裂出来，改称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并镇压了同为信奉马克屎理论、同为社会民主主义工党“同志”的对立派别——孟什维克，至此造成了世界射秽主义在运动和组织上的分裂，即把世界射秽主义从组织上和运动上分裂为两个阵营：壹个是秉持马克屎和恩格斯的社会民主主义和射秽主义理论的社会民主党阵营，壹个是声称代表正统马克屎主义的以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核心的共产党阵营。

列宁和他的追随者策动的“十月革命”所缔造的那种虚假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射秽主义，刺激了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那些依旧带有民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观念的派别的情绪，许多人以为列宁及其布尔什维克党真正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射秽主义社会，为无产阶级的解放开辟了道路，于是在欧洲、亚洲乃至全世界各国范围内，各国社会民主党都发生了激進的“共产党人”谋求暴动的风潮，并与传统的“社会民主党人”在组织和策略上的巨大分裂。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那些苏联共产党的有着重大影响和有着共产党势力的国家，在苏联策划和扶持下，壹批共产党政权建立起来。由此，共产党阵营继续以“正统马克屎主义者”自居，而继续贬斥那些坚持社会民主主义策略的社会民主党阵营为修正主义者，把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渊源指为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修正主义理论，在理论上彻底否认社会民主党和社会民主主义与马克屎理论的渊源关系。可见，把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渊源指为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修正主义理论，在理论上彻底否认社会民主党和社会民主主义与马克屎理论的渊源关系，原本只是共产党阵营的壹面之辞，而不是历史事实。

马克屎理论的政治哲学理论或者说政治解放理论，就包含了社会民主理论。而列宁和后来的斯大林的苏联的所谓的马克屎主义，不过是抛弃了社会民主主义的被歪曲了的“马克屎主义”，即实质上的列宁主义或者斯大林主义。当然，我认为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渊源的主体就是马克屎理论，并不等于我认为马克屎理论是整个社会民主党及其运动唯壹的理论组成。社会民主党内也曾经存在其它不同于马克屎理论的理论（比如存在过拉萨尔国家射秽主义理论、基督教射秽主义理论、费边射秽主义理论，甚至还存在过无政府主义理论），我只是说，马克屎理论无疑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但是社会民主党在整个射秽主义运动的历史中，马克屎理论曾经越来越得到社会民主党人和无产阶级的最普遍的理解，而其它射秽主义理论只不过都是非常短暂的思潮现象，从未像马克屎理论那样得到西方社会民主党人那样普遍的理解和接受，从而后来成为社会民主党人最重要的理论，以至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前期这壹时期，普遍成为西方社会民主党人的指导思想。并不否认社会民主党也曾经受到过其他理论的影响，这是我在回答“西方社会民主党人所秉持的社会民主主义，它的理论渊源就是马克屎理论吗”这个问题之始，说“大致如此”的原因。但是20世纪6、70年代以后，在新自由主义和空前的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西方社民党已经普遍发生右转，失去阶级性，越来越背离马克屎理论，这是社会民主党的退化。但是这个退化本身并不能改变马克屎理论是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和组织的渊源这个历史的事实。

社会意识形态介绍 马克屎主义 极左翼

作者 独立工会 写于不同历史时期 整理于二零二一年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商品经济

假如我们仔细观察资本统治下的经济是如何進行的，那麽，首先就会看到这里在生产商品。有人会问：这究竟有什么奥妙？这里的奥妙就在于，商品并不是简单的壹般产品，而是为市场生产的产品。

当产品是为了生产者个人使用而生产的，它就不是商品。如果农民种黑麦，从下种、收割，然后到脱粒、磨粉和烤成面包都是为了自己食用，那这些面包就绝不是商品，它仅仅是面包而已。这些面包只有在人们开始拿它進行买卖的时候，也就是说，是为了购买者、为了市场而被生产的时候，它才成为商品。因为谁买了它，它就是谁的。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壹切商品都是为市场生产，所以壹切产品都是商品。每壹个工厂或作坊通常只生产某壹种产品，任何人壹看就会明白，这里产品不是为了自己生产的。譬如，殡仪馆老板的作坊所制作的许多棺材，显然不是为他自己和家人准备的，而是拿到市场去卖的。再譬如，工厂主制造蓖麻油，显而易见，即使他天天需要泻肚子，他所服用的也只不过是他工厂里制出的极小部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论拿哪壹种产品为例，情况都不外如此。

纽扣厂制造纽扣，然而，生产这些成千上万的纽扣，不是为了把它们缝在纽扣厂厂主的背心上，而是为了出售。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壹切产品都是为市场生产的；无论是手套、香肠、书籍、鞋油、机器，还是烧酒、面包、皮靴、枪支等等，总而言之，壹切产品全都在其内。

商品经济必须以私有制为前提。生产商品的手工业者有自己的作坊和工具；工厂主有自己的工厂，包括所有厂房、机器和其他资产。只要有私有制和商品经济，就总会有争夺买主的斗争或卖主之间的竞争。即使没有工厂主和大资本家，而只有壹些劳动手工业者，那在这些手工业者之间也会为争夺买主而進行斗争。谁最壮实、最强悍，谁有最好的工具，并且工于心计，特别是谁最能攒钱，谁就总是能占上风，能为自己争得买主，挤垮其他手工业者，自己飞黄腾达。这就是说，小生产所有制和以它为基础的商品经济已含有大生产所有制的萌芽和使很多小生产者破产的因素。

因此，资本主义制度的第壹个特征就是商品经济，即为市场而生产的经济。

资本家阶级对生产资料的垄断

只用商品经济壹个特征来说明资本主义还不够。可以有这样的商品经济，其中没有任何资本家：例如，劳动手工业者的经济。他们为市场生产，出卖自己的产品，他们这些产品自然是商品，因而全部生产也就是商品生产。然而，这还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内不过是简单的商品生产。要使简单商品生产转变为资本主义生产，壹方面，必须使生产资料（工具、机器、厂房、土地等等）变为少数富人-资本家阶级的私有财产，另壹方面，使大批的独立手工业者和农民破产，并沦为工人。

我们已经看到，简单的商品经济本身包含有使壹部分人破产，另壹部分人发财的萌芽。这已被事实所证明。在世界各国，大部分的劳动手工业者和小业主已经破产。谁破了产，谁最后就只有卖掉自己的“工具”，由小业主变为除了双手之外壹无所有的人。而那些比较富的人就变得更富了，他们改建、扩大自己的作坊，安装更好的机床，然后再添置机器，开始招雇很多工人，使自己变成工厂主。

凡生产所需要的壹切，如厂房、机器、原料、货仓、商店、房屋、工厂、矿山、铁路、轮船、土地，总之，凡是生产上不可缺少的壹切，渐渐地都落到这些富翁的手里。这壹切生产资料都成了资本家阶级的独有财产（或者象人们所说的，被资本家阶级所“垄断”）。壹小撮富翁占有壹切；广大的穷苦人只有壹双劳动的手。资本家阶级对生产资料的这种垄断，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第二个特征。

雇佣劳动

多数人的阶级，即那些没有任何财产的人变成了资本的雇佣工人。事实上破产的农民或手工业者还有什么好干的呢？他们不是被资本家-地主招雇去当长工，就是流入城市受雇于工厂。其他的出路是没有的。这样就产生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第三个特征——雇佣劳动。

什么是雇佣劳动？在以前有农奴或奴隶的时候，第壹个农奴或奴隶是可以被买卖的。这些人连同他们的皮肤、头发、脚和手都是老爷的私有财产。老爷在马厩里打死他的奴隶，就好象，譬如说，喝醉酒以后打碎壹把椅子壹样。农奴和奴隶只是普通的什物。在古罗马，老爷在生产上所需要的财产是这样分的：“哑吧工具”（原料），“半哑吧工具”（役畜、羊、母牛，公牛等等，壹句话，就是能叫出声的牲畜）和“会说话的工具”（奴隶、人）。不论是铁锹，是牛，还是奴隶，在老爷看来都同样是工具，他可以随意买、卖、毁掉和打死。

在雇佣劳动的情况下，人本身是不能被买卖的。能够买卖的，只是他的劳动力，不是人本身，而是人的劳动能力。雇佣工人的人身是自由的。工厂主不能在马厩里鞭打他，或者把他卖给自己的邻居，或者用他去换壹只猎狗，而这在农奴制时代是可以的。工人本身仅仅是被雇用。看起来甚至资本家和工人似乎是平等的，譬如，工厂主老爷们总是这样说：“不愿意吗？那就别干，谁也不强迫妳。”他们甚至断言，是他们养活了工人，给工人工作做。

事实上，工人和资本家显然处于完全不同的地位。工人被壹条饥饿的锁链拴住，饥饿使他们不得不受人雇用，也就是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对于工人来说，他们没有其他出路，丝毫没有选择的余地。工人不可能赤手空拳地从事“自己的”生产；试想壹下，没有机器和工具能炼钢、织布、造火车吗？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甚至所有的土地都掌握在私人手里，因而工人无处可以谋生。工人有出卖劳动力的自由，资本家有购买劳动力的自由，资本家和工人是“平等的”——这壹切，实际上是壹条迫使工人为资本家劳动的饥饿锁链。

由此可见，雇佣劳动的实质是出卖劳动力，或者说是把劳动力变为商品。在前面说过的简单商品经济中，在市场上可以看到牛奶、面包、布匹、皮鞋等等，但不可能看到劳动力。那时劳动力是不出卖的。劳动力的所有者、手工业者，除了劳动力之外，还拥有房屋和工具。他们自己劳动、从事自己的劳动经营，即在自己的经营中使用他们自己的劳动力。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则完全是另壹种情形。在这里，做工的人没有生产资料，他们不可能在自己的经营中使用自己的劳动力。为了不致饿死，他们就必须把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因此，在卖棉花、干酪或机器的市场之外，也有壹个劳动市场，无产者、即雇佣工人，在这里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所以，资本主义经济与简单商品经济的区别，就在于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劳动力本身也成为商品。

因此，雇佣劳动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第三个特征。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资本主义制度的三个特征是：为市场生产（商品生产）；资本家阶级对生产资料的垄断；雇佣劳动，即建立在出卖劳动力基础上的劳动。

这些特征涉及到人们在产品生产和分配中的相互关系问题。当人们说“商品经济”或者“为市场生产”的时候，是指什么呢？这是说，人们互为对方劳动，但是，每个人在其经济中是只为市场生产，事先并不知道谁要购买他的商品。假设说，我们这里有壹个手工业者伊万诺夫和壹个农民西多罗夫，手工业者伊万诺夫把他做好的皮鞋拿到市场上，卖给西多罗夫，又用得到的钱从西多罗夫那里买了面包。当伊万诺夫来到市场时，他并不知道在那里会碰到西多罗夫，而西多罗夫也不知道在那里会碰到伊万诺夫，这两个人都不过是到市场来。当伊万诺夫买了面包，而西多罗夫买了皮鞋的时候，才发生了西多罗夫为伊万诺夫做工，而伊万诺夫为西多罗夫做工这样的事，只是这不会壹下子看出来。市场上的熙熙攘攘的人群向人们掩盖了他们相互为对方做工，谁离开谁都有不能活这个实质。在商品经济的情况下，人们互为对方劳动，但是，是无组织地、各自独立的，他们自己并不知道相互间的需要量是多少。所以，人们在商品生产中是以壹种特殊的方式被分开，并且又互相处在壹定的关系中。这里所说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当谈到“生产资料的垄断”或者“雇佣劳动”时，同样也是说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垄断”事实上是什么意思呢？这里的意思就是说，人们的劳动是在这样壹种条件下進行的：这些做工的人是用别人的生产资料進行劳动；劳动者得听从于这些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即资本家的，等等。壹句话，这里说的也是人们在生产产品时，相互处于什么样的关系。人与人在生产时（在生产过程中）所处的这种关系就叫做生产关系。

不难看出，生产关系绝不是永远壹样的。在远古时代，人们曾经生活在小公社中，壹起共同劳动（打猎、捕鱼、摘野果和挖菜根），然后大家彼此平分。这是壹种生产关系。在奴隶制时代，是另壹种生产关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则又是壹种，其余以此类推。可见。存在着各种形式的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这些形式，就叫做社会的经济构成（结构）或者生产方式。

“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即“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或者说，“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这就是在商品经济的情况下，在壹小撮资本家垄断生产资料和工人阶级的雇佣劳动的情况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价值
马克屎的价值概念可认为是他思想主体中最有争议的概念。非马克屎主义者普遍地宣告价值概念是马克屎主要的逻辑错误的根源，而不管承认马克屎在其他方面有什么见解（庞巴维克的《卡尔·马克屎及其体系的终结》仍然是最有权威的论述，见“参考书目” ①），在马克屎主义者中间，价值概念也是有极大争议的问题。有些马克屎主义者认为，在对资本主义具体经济现象的分析中，价值概念是多余的；因此，在对剥削進行基本的马克屎主义的分析中，价值概念是不必要的。其他一些马克屎主义者则认为，价值概念是成功地理解货币、资本和资本主义动态的基础；因此，没有价值概念，马克屎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就崩溃了（前者见斯蒂德曼：《斯拉法以后的马克屎》，1977年英文版；后者见“参考书目” ③、 ④、 ⑤；同这两者观点极不相同的有代表性的例子见“参考书目” ⑥）。

在马克屎看来，商品的价值把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的社会性所具有的特殊的历史形式，表现为社会劳动力的耗费。价值不是一种技术关系，而是人们之间的一种社会关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种社会关系采取了一种特殊的物质形式，从而表现为这种物质形式的属性。这首先表明，人类劳动作为商品形式的普遍化完全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对价值这一概念的分析同样也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其次，这也表明，价值不只是一种精神中存在的概念；它具有一种现实的存在，价值关系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所采取的特殊形式。由于这种形式就是商品。因此，这就决定了商品是马克屎分析的出发点。马克屎在他论述政治经济学的最后著作之一中，把他论述的程序总结如下：

“……我不是从‘概念’出发，因而也不是从‘价值概念’出发……我的出发点是劳动产品在现代社会所表现的最简单的社会形式，这就是‘商品’。我分析商品，并且最先是在它所表现的形式上加以分析。在这里我发现，一方面，商品按其自然形式是使用物，或使用价值，另一方面，是交换价值的承担者，从这个观点来看，它本身就是‘交换价值’。对后者的進一步分析向我表明，交换价值只是包含在商品中的价值的‘表现形式’，独立的表达方式，而后来我就来分析价值”（《马克屎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12页）。

由于商品是为交换目的而生产的物，因此，商品具有“交换价值“，交换价值被定义为一种使用价值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比例。因而商品既是使用价值又是交换价值。但是，这是一种使人误解的说法。交换价值总是随时间、地点和环境不同而不同，一个商品所具有不同的交换价值，同它所交换的不同的商品一样多；在某种意义上，同它交换的每一商品也同样如此。因此，存在着使所有的相互交换的商品相等的某种东西。这就是说，交换价值是同它相区别的某种东西的表现形式。这种等量的共同因素不可能是商品具有的物理的或自然的属性，因为它们是异质的。在交换过程中，表示同质的某种东西，并且所有商品都具有唯一的共同属性，就是它们都是劳动产品。交换过程使生产商品的的所有不同类型的劳动在质上相同，生产商品的这种同质劳动叫做抽象劳动。价值就是抽象劳动的对象化或物化，价值的表现形式就是商品的交换价值。因而商品不只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而且还是使用价值和价值。

从庞巴维克以来，批评者们都把《资本论》第1卷开头几页的论证，解释成马克屎试图证明价值的存在，典型的是认为，这一未被证明的证据是不充分的，因为马克屎忽视了所有商品都具有其他共同属性。例如，所有用于交换的商品，对它们的需求相对都是稀缺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物就可以无偿地赠送，而不要進行交换），因此，在心理学上，即在人们对商品的需求和供给的动机上，也能发现马克屎所探寻的共同属性（这是资产阶级经济学走的路线）。从实证主义或经验主义角度来看，这种论证是极为有力的，但是，它没有考虑到马克屎极不相同的哲学传统；马克屎并不是通过得出我们所体验到的全部现存的异质商品共有的某些（任意的）抽象属性，对价值的存在提出形式上的论证。相反，他分析的是实际存在于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人们之间的典型关系──一种商品同另一种商品的交换关系。这是因为：首先，政治经济学范畴是特殊生产关系的必然反映；其次，正是通过对这些范畴及其所采取的形式的批判性的考察，资产阶级关系的内容才得到阐述和揭露。形式上的、非辩证的分析永远领会不了马克屎对价值的分析，因为它同所涉及的具体关系没有任何内在联系。马克屎在1868年7月11日给库格曼的信中谈到：

“即使我的书中根本没有论‘价值’的一章，我对现实关系所作的分析仍然会包含有对实在的价值关系的论证和说明。胡扯什么价值概念必须加证明，只不过是由于既对所谈的东西一无所知，又对科学方法一窍不通“（《马克屎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68页）。

在得出作为抽象劳动对象化的价值定义之后，马克屎進一步对价值的计量作了考察。价值是用生产商品的平均的必要的时间单位，通过对抽象劳动的计量来计量的。因而，在所有生产者生产率普遍提高，劳动时间缩短时，商品的价值就下降。因此，商品价值的变动同对象化在商品中的抽象劳动量成正比，同生产这一商品的具体劳动生产率成反比。在简要考察了同其表现形式相独立的价值之后，马克屎進一步证明了交换价值是怎样成为价值的必然表现形式的。直到目前为止，这一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忽视；利用交换价值引申出交换价值，然后再利用价值引申出交换价值，这终究似乎还表明了某种循环论证。但是，这采取的又是形式逻辑的方法，它并不适合对本质和现象，或者内容和形式问题的说明。鲁宾对这一点作了评论：

“人们不能忘记、在内容和形式关系问题上，马克屎采取的是黑格尔的观点，而不是康德的观点。康德把形式当作同内容具有外在关系的某种东西，当作从外部依附于内容的某种东西。从黑格尔的哲学观点来看，内容本身并不是形式上从外部依附于它的某种东西。相反，通过内容的发展，内容本身产生出已经潜在于内部中的形式。形式必然从内容本身中生长出来”。

事实上，马克屎对他的政治经济学的前辈，特别是对斯密和李嘉图的主要批评之一就是认为他们忽视了价值形式，把价值形式看作是外在于商品本质的某种东西。因此，他们不能理解劳动为什么表现为价值，为什么价值计量（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表现为货币额。马克屎认为，这种错误的原因在于，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这种最抽象的同时又是资本主义最普遍的形式，没有被看作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物，而被看作是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的形式。因此，价值和价值量就同特殊的社会关系相分离，所作的分析就成为形式的，而不是辩证的。只有证明了价值怎样必然地表现为交换价值，才可能理解价值怎样表现为货币额，价值形式怎样含有货币形式的意义。因此，马克屎的价值理论同时也就是他的货币理论。

作为商品，劳动产品同时具有自然形式和价值形式。但是，价值形式只是在一种商品同另一种商品交换时才表现出来。价值并不是离开同别的商品的交换、单个商品所固有的某种东西，而是反映了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分工，商品生产者劳动的社会性质只有在交换行为中才显露出来。因此，价值是一种纯粹的社会现实，它的形式只能在商品和商品之间的社会关系中表现出来。马克屎把所作的这种考察称作“简单的、个别的或偶然的价值形式”，在这种形式中，X量商品同A同Y量商品B相交换。由于商品A把它的价值表现在商品B上，所以商品A的价值相对地得到表现，商品A就处在“相对价值形式”上。相反，商品B成了表现商品A的价值的材料，商品B就是“等价形式”。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总是同时存在于价值表现中；在这一价值表现中，它们显然是互相排斥的。

首先考察相对价值形式。商品B是商品A的价值的物质对象，但是，商品并不只是物化劳动的量，因为这并不能赋予它们以不同于自然形式的价值形式。商品A的价值作为物化劳动，必定具有一种同商品A本身不同的客观存在；这样，商品B的物质形式就成了商品A的价值形式。只有不同种商品之间的这一等式，才揭示了创造价值劳动的特殊性质，因为正是交换过程本身，才把物化用于交换的不同种商品中的不同种劳动，归结为一般劳动的共同性质。進而，由于商品A的价值在商品B的使用价值上得到表现，这就产生了商品A的价值量的变化，并不必然地在相对价值量的变化中得到反映的可能性，反之亦然。（这种潜在性的发展包藏了马克屎经济危机理论的核心。）其次考察等价形式。马克屎指出了他所称作的等价形式的三个“特点”：第一，使用价值成为价值的表现形式。商品B表现商品A的价值，它根本不表现自身的价值；商品B的物质体是抽象劳动的对象化。第二，生产商品B的具体劳动成为抽象劳动的表现形式。这就意味着，生产商品B的具体劳动尽管是个别人的私人劳动，但它同其他种类的劳动直接相等。第三，私人劳动采取了直接社会劳动的形式。这三个特点，即使用价值表现为价值、具体劳动表现为抽象劳动和私人劳动表现为社会劳动，是理解马克屎价值理论的关键。虽然商品既是使用价值又是价值，但只有在它的价值取得了同它的使用价值形式相独立的和截然不同的表现形式时，它才表现这种双重作用。这种独立的表现形式就是交换价值。价值的性质使交换价值成为它的独立的表现；在交换关系内部，商品A的的自然形式只当作是使用价值，而商品B的自然形式只当作是价值形式。在这一意义上，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内在对立被外在化了。

通过指出商品A不仅同商品B交换，而且也同商品C、D、E等交换，马克屎把简单价值形式展开为“扩大的或总和的价值形式”，商品采用的等式形式是无关紧要的事情。商品A显示了在同整个商品世界发生社会关系中的地位；每一种其他商品表现为具有价值的物质对象，表现为一般人类劳动的特殊的实现形式。因而，同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截然相反，不是商品交换调节价值量，而是商品价值量调节商品交换的比例。然而，商品A的价值的一系列代表实际上是无止境的，并且不同于其他任何商品的相对价值形式；由于存在着无数的等价形式，因此所有的具体劳动都表现抽象劳动，一般人类劳动没有一个单一的、统一的表现。

这通过倒转总和的或扩大的价值形式，引出“一般价值形式”就易于得到纠正。如果商品A把它的价值表现在无数的其他商品上，那麽，所有这些商品也就把它们的价值表现在商品A上。这样，一种单一商品就被分离出来，表现所有的商品的价值，使每一种商品都同它自身的使用价值相区别，同所有其他商品的使用价值相区别，以此表现出所有商品所具有的共同的东西。这一商品被称作“一般等价物”，它的自然形式是所有商品的价值共同承认的形式，是所有劳动的有形的代表，马克屎称之为“商品世界的社会表现”。这种特殊商品的自然形式作为其他所有商品的价值形式，这种特殊商品就成了“货币价值形式”中的货币商品，这就完成了商品的价值表现同商品本身的分离。商品价值除了交换价值没有其他表现形式，而交换价值也只有在货币上得到表现。价值决不能用价值的实体即抽象劳动来表现，也决不能用价值的尺度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表现。价值表现的唯一形式和价值能够表现的唯一形式，就是货币商品及其量的尺度。正如马克屎在1858年4月2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所指出的的：“从价值的一般特点……同它表现为某种商品的物质存在等等之间的矛盾中产生出货币这个范畴”（《马克屎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303页）。在早先论述价值和货币的手稿中，马克屎在手稿的括号内指出：“往后，在结束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对唯心主义的叙述方法作一纠正，这种叙述方法造成一种假象，似乎探讨的只是一些概念的规定和这些概念的辩证法。因此，首先是弄清这样的说法：产品（或活动）成为商品；商品成为交换价值；交换价值成为货币”（《马克屎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97页）。经济范畴是人类活动的反映，马克屎把同一范畴的逻辑起源同历史起源相比较。他强调，历史上劳动产品作为商品形式的发展同价值形式的发展是一致的，在总体上他总是把他逻辑分析的结果同现实的历史发展的结果相比较。但是，在《资本论》第1卷第2版跋中，他也强调了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之间的主要不同之处。他认为：

研究的方法“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之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象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资本论》第1卷，第23—24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马克屎克服了他在价值和价值形式叙述上的巨大麻烦。马克屎听从恩格斯对《资本论》第1卷校样的批评，写了第1章附录，《资本论》第1卷第2版和以后各版中，这个附录重新写進了第1章。第1版的这一附录是马克屎价值形式理论的最清楚的陈述（参看马克屎：《价值形式》）。虽然马克屎承认他的陈述是困难的，但是他认为，他对价值形式的分析不能被舍弃，“这部分对全书来说是太有决定意义了”（《马克屎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311页）。这并不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不是“一些概念的规定和这些概念的辩证法”。把商品形式看作是价值形式的这一抽象是一种现实的抽象，因为交换过程是现实的过程，由此而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产品相适应。这就意味着，不可能存在价值的先验规定，因为只有交换过程才使生产成为社会的，才建立了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之间的联系，并保证在交换中实现的价值是而且只是生产这种商品的社会必要的劳动的表现形式。商品的价值只有在商品的生产之后才能在另一种商品的使用价值上得到表现，在发达的资本主义中，这另一种商品就是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一旦证明了这一点，马克屎就能進一步从货币和货币的关系这一最高形式上，探讨了“价值规律”（价值量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详细内容，通过对资本和资本积累范畴的阐述，最后探讨那些在资本主义表面上似乎同价值规律相矛盾的现象。与此相对应，在货币和货币关系的最高形式上，马克屎也有了探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是怎样颠倒的，这种颠倒是怎样在意识中得到反映的根据。

价值与价格

为了使对象化在商品中的个别劳动时间具有抽象劳动的一般特征，一种特殊的商品必须采取对象化的、一般的劳动时间的形式。商品作为价值的一般性质和它作为使用价值的特殊性质之间的矛盾，只有通过它本身的对象化才能得到解决；交换过程在物质上把商品的交换价值同商品本身区别开来；这样，所有作为使用价值的商品,就同作为表现它们价值形式的货币同商品对立起来。因此，马克屎把价格定义为价值的货币形式，商品的价值在货币商品（例如黄金）量上得到表现。

货币商品也象价值尺度的作用一样，必然起著价格标准的作用。它能起到价值尺度的作用，只因为它本身就是劳动产品，因而在价值上潜藏着可变性；作为价格标准，尺度的稳定性显然是重要的。那麽，为什么价格可能发生波动呢？这或者是因为商品价值已经改变，而货币价值保持不变；或者是因为货币价值已经改变，而商品价值保持不变；或者是因为这些变化的某种结合。因此价格总是对价值作出精确计量的假定是决不可能的。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计量的，在概念上这总是一种准确的尺度。但是，它只能表现为特定交换中的商品和货币之间的交换比率；由于涉及两个独立的商品，因此这种交换比率，既可能表示商品的价值量，也可能表示较大的或较小的货币量，因为它是在特定的交换环境中出售的。因此，价格和价值量很可能是不同的；马克屎评论道：“但这并不是这种形式的缺点，相反地，却使这种形式成为这样一种生产方式的适当形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下，规则只能作为没有规则性的盲目作用的平均数规律来为自己开辟道路”（《资本论》第1卷，第120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商品的价格代表了它的观念的价值形式，即同想象中的货币商品相等；但是，要使这个价值形式得到实现，必然進行交换。在这一意义上，价格形式既意味着商品同货币交换的可能性，也意味着这种交换的必然性；对这种交换的分析，为马克屎進一步阐明资本概念提供了基础。一种通常的误解就是认为《资本论》第1卷谈的是价值，《资本论》第3卷涉及的是价格。情况正相反，《资本论》第1卷一开始就对价格形式作了阐述。然后，马克屎再从所有资本共同性的角度，使价格在一定程度上适合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动态发展。通过竞争过程，资本之间的差别要求价格形式進一步发展成生产价格和市场价格，但是，这种竞争只有在对资本主义生产作了展开分析之后才能分析，因此，在《资本论》第3卷才作充分探讨。

劳动力

劳动力就是从事增加商品价值的有用劳动的能力。工人出卖给资本家换取货币工资的就是劳动力。劳动力同劳动是有区别的，劳动是人类生产力为改变商品的使用价值和增加商品的价值的实际使用。劳动产品能作为商品买卖。但是，要对劳动本身即生产活动的买卖这一概念赋以确切的含义，却是不可能的。不能出卖劳动产品的劳动者必然出卖劳动力，并同意从购买者的利益出发和在购买者的指挥上消耗其劳动，以换取一定的货币量即工资。

劳动力范畴是在用劳动价值论解释余价值源泉中提出来的。资本家支付货币购买商品，然后又出售商品换得比他支付的货币更多的货币。但是，这种情况之所以能够经常不断地出现，只是由于存在某种在使用时能够增加商品的价值的商品。劳动力就是这样一种商品，而且是唯一的这样一种商品；因为在购买和使用劳动力中，资本家榨取了劳动，而劳动就是价值的源泉。从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来看，剩余价值的源泉在于资本家付给劳动力的价值，小于他们所榨取的由劳动加到商品上去的价值。对剩余价值的其他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资本家按低于商品的价值购买商品，或者按高于商品的价值出售商品，但是这只能解释个别剩余价值，而不能解释整个生产体系的剩余价值，因为用这种方法获得的价值肯定是其他一些商品生产者失去的价值。

资本家在市场上购买劳动力这一现象产生的历史前提条件就是“自由”劳动者阶级的出现：首先，他们有“自由”处置自己劳动力的合法权力，以在交换这一限定的阶段中同潜在的购买者谈判；其次，他们同样也享有不掌握或支配生产资料所有权的“自由”。因此，劳动力现象要求消除奴隶制和农奴制，消除对人们在交换中处置自己劳动力权力的一切限制。它也要求直接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相分离，这样他们就不可能生产和出售他们的劳动产品，从而迫使他们为了生计而出卖劳动力。

尽管在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中，劳动力表现为市场上的一种商品，但是，它还是有一些同其他商品不同的特点，并引起了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的一些重要矛盾。首先，尽管劳动力表现为市场上出售的一种商品，但是这一商品的生产却同其他商品不一样。劳动力的生产是工人作为人的生物上和社会上的再生产。这一复杂的再生产过程涉及在总体上和资本主义关系或商品关系不同的社会关系。例如，在极为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力是由不拿工资的家务劳动再生产出来的；在较不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力常常是由残存的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再生产出来的。这些过程有其自身的逻辑和观念形态；纯粹的资本主义关系的逻辑不可能完全地和自行地保证劳动力的再生产。

其次，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就是它创造价值的能力。劳动力同其它商品不一样，为了使用劳动力，购买者即资本家必然同出售者即工人之间建立一整套全新的关系。从劳动力中榨取劳动，引起了购买者和出售者之间超出通常谈判商品价格（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工资）范围的附加的斗争条款；引起了劳动强度和劳动条件上的斗争。这些对抗阶级的斗争，本质上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技术上的和政治上的问题。

最后，劳动力的出售使得工人同他或她自己的生产的创造力（这种创造力转到了资本家手中）相异化，同对劳动产品的控制相异化。在劳动力商品出现后，商品形式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矛盾再现为工人同他或她的劳动和产品的异化。

尽管在李嘉图的著作中，在对价值理论的有条理的阐述上已取得了实质性的進展，但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并没能解决“劳动的价值”这一概念所固有的混乱，在有些场合“劳动的价值”指的是工资，在其他一些场合指的却是劳动所创造的价值。马克屎通过把劳动概念分解为劳动、劳动力这一对概念，消除了这种混乱（参看《资本论》第1卷第4章第3节和第17章）。这就使我们明白，出卖劳动力来换取资本家的工资这种交易，发生在生产之前，发生在产品中价值的出现之前；这也使我们明白了资本主义生产占有剩余价值的确切机制。马克屎把区分劳动和劳动力的这一发现，看作是他对经济科学作出的最重要的积极的贡献。

劳动过程

在最简单的意义上，劳动过程就是劳动据以物化或对象化在使用价值中的过程。在这里，劳动就是从事劳动的人和自然界的相互作用，自然界的要素由此而按照一定的目的被有意识地改变了。因此，劳动过程的要素有三方面：第一，劳动本身，即有目的的生产活动；第二，劳动所作用的对象；第三，用于从事劳动过程的资料。通常由先前的劳动过程所提供的那些劳动对象被称为“原料”。劳动资料既包括基础结构或同劳动过程间接相关的要素（渠道，道路等等），也包括如工具这样的劳动借以影响劳动对象的直接要素。它们总是以前劳动过程的结果，它们的特点既同劳动发展的程度有关，也同劳动在其中完成的社会关系有关。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一起被称作“生产资料”。由于劳动的作用而改变了劳动对象，这就是使用价值的创造；我们同样可以说，劳动已对象化了。由于生产资料就是劳动过程所消费的使用价值，因此，这一过程就是“生产消费”过程。由于使用价值由此而被生产出来，因此，从劳动过程的角度来看，所完成的劳动就是“生产劳动”。

劳动过程是人类生存的条件，这对所有的人类社会形式都是共同的：人们一方面依靠他们的劳动这一主动要素，另一方面也依靠自然的、无生命的世界这一被动要素。但是，为了理解劳动过程中不同参与者相互之间的关系，就需要对劳动过程在其中发生的社会关系作一考察。在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资本家在市场上购买生产资料，也购买劳动力。然后，资本家是通过使劳动力的承担者（工人）在他们的劳动中消费生产资料而“消费”劳动力的。这种劳动是在资本家监督、指挥和控制下完成的，所生产的产品是资本家的财富，而不是直接生产者的财富。劳动过程只是资本家已购买的物和物之间的过程——因此,这一过程的产品就属于资本家。

这些产品对资本家具有使用价值，只是因为它们是交换价值的承担者。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目的就是生产在价值上超过生产过程中消费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价值的商品。因此，这种生产过程既是创造使用价值的的劳动过程，也是创造价值的增殖过程；增殖过程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劳动力的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存在着差额。理解马克屎经济学的关键，就是把劳动力的价值同劳动过程中劳动力的耗费所增殖的价值区别开来。只有后者超过前者，剩余价值才可能创造出来。再者，资本控制了劳动力，这是由于人们在历史上同生产资料分离开了，因此人们被迫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换取工资，只能進行工资交易。而资本家控制劳动，这是因为劳动力的使用是在资本家监督下完成的，在这一过程中，工人阶级被迫完成比维持他自己生存所必需的更多的劳动。因而资本是一种强制的社会关系。

劳动过程涉及的是生产的质的运动，是具有一定目的和内容的、生产某种特殊产品的过程。从量的观点来看，价值创造过程把这一过程中的所有因素都看作是一定量的对象化的劳动，对象化的劳动以一般等价物为单位，按照社会必要的持续时间加以衡量。任何商品生产过程都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创造过程的统一。一旦价值创造过程超过一定点继续下去，我们就有了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形式，或者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即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

在现代许多论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马克屎主义论著中，在用语上存在着某些不准确之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往往被确定为资本主义劳动过程，而不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坚持区分这两个过程，对于坚持为人熟悉的马克屎主义使用价值和价值过程的两重性是重要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资料具有类似的双重特点。从劳动过程的观点来看，生产资料是用于有目的的生产活动的资料，工人在实体上同生产资料发生联系，生产资料成为劳动活动对象化在产品中的本质要素。然而，从价值增殖过程的观点来看，生产资料就是用于吸收劳动的资料。在工人消费作为生产活动物质要素的生产资料（劳动过程）的同时，生产资料也消费劳动，以使价值得到增殖（增殖过程）。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不是工人使用生产资料，而是生产资料使用工人。一旦资本家的货币转化为生产资料，生产资料就立即转化为资本家对其他人的劳动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即有私人财产权证明为正当的、并最终受到资本主义国家强制力量维护的所有权。已经对象化的劳动或死劳动和运动中的劳动力或活劳动之间关系的这种颠倒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反映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上就是对以生产资料价值为一方和以他们所拥有的自行增殖的财产即资本为另一方的混淆。这样一来，就把生产资料看作是具有生产能力的，而实际上只有劳动才能够生产出东西来。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资料使用工人而不是相反情况的这一阐述，强调了劳动对资本的从属。马克屎（在《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中）区分了他称作的“劳动对资本从属”的两种形式；这两种形式同前资本主义历史和资本主义历史这两个性质不同的历史阶段相适应。第一种形式出现于资本主义从以前的生产方式产生的过程中，它涉及的纯粹是榨取剩余价值方式上的转化。为了描述这种在迄今为止劳动得以完成的同样的生产技术基础（相同的生产力水平）上劳动从属于资本的过程，马克屎把这称作“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所有的个人之间统治和从属的关系、封建城市中行会生产和封建乡村中农民生产的特征都在现金交易中瓦解了；由此，不同的商品（劳动条件商品和劳动力商品）所有者相互之间只是一种以买卖为基础的关系，只是在生产过程中资本和劳动之间相互对立的关系。由于这种“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并没有改变劳动过程本身，因此榨取剩余价值的唯一方法就是延长超过必要劳动时间的工作目的长度。马克屎认为，形式从属是同绝对剩余价值生产联系在一起的，在英国它存在于16世纪中期到18世纪最后30年，在这一时期，劳动过程最初以协作为特征，后来又以工场手工业为特征。但是，随着机器和大工业的出现，劳动过程本身不断地发生转化，或者说发生了追求生产率提高的革命化。机器成为劳动过程的主动因素，它把连续的、统一的和重复的任务强加给劳动，并使强制的严格的工厂纪律成为必需。科学知识作为机器使用的必然的伴随物，创造了一种新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等级制度，先前以手工技术为基础的分工被消灭了。马克屎把以机器为基础的大工业及其生产称作“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并把它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联系在一起。英国進行“产业革命”之后，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就不断地转化为追求价值积累的劳动过程，一般地说，这标明资本主义已成为一种成熟的生产方式。

在马克屎论述这个问题的著述之后，大约一百年来马克屎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几乎没再作过分析。部分的原因或许是因为马克屎的分析极为成功。马克屎逝世以后，工厂生产的发展似乎有力地证实了马克屎的著述。尽管有萧条、法西斯主义和世界大战等等，但是，在追求生产力增长中对科学的利用，还是引起了资本主义极其巨大的增长；在马克屎主义者当中存在着这样一种倾向，即把先進资本主义的技术看作是劳动过程的必然的组织形式，而不论社会生产关系为何。这就是说，技术被看作是中性的，而它的独裁主义和等级制度的本质则被看作是占优势的生产关系的机能。这同一种不同的观点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种观点把历史解释成受生产力发展的制约，技术的发展被看作是一种平稳的、直线的前進过程，它决定了特定的时间点上的合适的生产关系。技术而不是阶级斗争成为历史的动力。列宁在热情地把弗雷德里克·温·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作为苏联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的一种手段时，极大地推進了这两种观点。1918年列宁对泰罗制的评论就是：

“同资本主义其他一切進步的东西一样，既是资产阶级剥削的最巧妙的残酷手段，又包含一系列的最丰富的科学成就，它在分析劳动中的机械动作，省去多余的笨拙的动作、制定最适当的工作方法，实行最完善的计算和监督方法等等。苏维埃共和国无论如何都要采用这方面一切有价值的科学技术成果。射秽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進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4卷，第170—171页。）这种策略对苏维埃社会的射秽主义发展起了步人后尘的影响作用，因为苏维埃的劳动过程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对手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回顾起来或许并不令人惊讶，1929年到1932年苏维埃工业化就是依靠大规模引進资本主义技术，然后再对这些技术進行模仿；在复制接近先進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创新的任何事物方面，苏联始终存在着难题。如果要想说明技术是如何地由阶级关系决定而不是适得其反的话，那麽这倒是一个十分清楚而又有争议的事例。

历史上“技术主义”概念在西方所产生的主要后果就是，马克屎主义对正在变化的先進资本主义国家阶级结构的分析变得停滞不前了，从而使各式各样的后资本主义或后工业的社会学应运而生，这些社会学为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修正主义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基础，特别是在20世纪50年代更是如此。但是，从60年代末以来，马克屎主义者的注意力逐渐转到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重新发现上来，这成了马克屎主义对资本主义分析复兴的组成部分。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布拉维尔曼著作的出版，证明对资本主义国家生产过程和阶级结构演变進行马克屎主义分析的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和推动作用。布拉维尔曼的分析结构围绕著作为资本主义根本动力的资本积累，恢复了马克屎所强调的生产扩大和劳动贬黜同时发生的理论。关于前者，布拉维尔曼的分析涉及垄断资本主义，他强调垄断资本主义中管理和机械化的发展所具有的特别的重要性。寡头大公司的出现、市场结构的变化和国家经济活动的发展，综合成这样一种分析思路，即证明资本结构的变化产生了工人阶级结构的变化。布拉维尔曼特别强调劳动后备军的特征和构成的变化。强调性别上分工的重要性，以及强调在办公室工作和劳务产业的劳动过程和职业上的变化。另一方面的问题就是对劳动的贬黜，特别是对手艺劳动的贬黜，因为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结构不断关心的是使劳动变得低廉，关心的是通过排除有碍于资本实现其重新组织生产的企图的一切技能和知识来保证对劳动过程实行有效的控制。布拉维尔曼认为，这后者构成了通过对手艺技能的贬黜而形成劳动对资本实际从属的一般趋势。

对布拉维尔曼著作的批判大体上集中在：他试图把现代工人阶级看作是一个“自在”阶级，而不是一个“自为”阶级，从而避开了对工人阶级意识、组织和活动進行全面的分析。人们认为他的这种方法使工人阶级仅仅成了资本的对象，即被动地适应着增殖动态的变化，这就忽视了在生产的一定点上阶级斗争是理解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发展的关键的方法。此外，还可以认为布拉维尔曼的分析表明资本家的控制和统治完全和全部是在生产过程内部進行的，而没有考虑到政治关系和资本主义国家机构的意义；如果把生产内部的阶级关系看作是经常地对资本产生疑难的关系，那麽，就可以把政治机构和过程看作是能使这些关系保障资本安然无恙的东西。

尽管布拉维尔曼著作中的工人阶级不论在生产过程内部还是在生产过程之外都具有被动性，但是，他的著作对于使马克屎主义者重新注意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来说，以及为讨论马克屎主义理论的这一中心论题提供了焦点和参照点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

社会必要劳动

关于价值量的衡量的概念。马克屎在《资本论》第1卷第1章中写道：“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可见，只是社会必要劳动量，或生产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该使用价值的价值量”（《资本论》第1卷，第52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因此，社会必要劳动是抽象劳动即价值的实质的同义语，它的衡量是按时间单位计算的。这个词是和个别劳动对照而言的。一个特殊生产部门的不同公司進行生产，技术效率的程度不同，生产工艺也不一定相同。随之，每个公司生产商品所需要的个别劳动时间就会不同。但是，不管商品来自什么生产过程，它是按同一价格出售的。显然，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经营得法的公司，比个别劳动时间高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经营不当的公司，将从每一产量单位实现更多的剩余价值作为利润。市场价值和个别价值的差额，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刺激著不断引用新的生产方法，每个公司都尽量降低个别价值，以便在竞争中对对方占优势。

对于生产一种商品为社会所必要的劳动时间，不可能根据某种特殊的“平均”的生产技术，先验地确定为某种物化劳动量。根据相同的理由，价值只是作为一定数额的货币的交换价值的形式出现；市场价值是竞争过程的产物，它本身是下列事实的结果：只有通过市场交换，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个商品生产者的社会联系才得以建立，因此，只有通过货币，私人劳动才具有社会劳动的形式。

究竟市场价值决定于市场的某种平均过程，如以上所说暗示的，还是决定于最经营得法的公司的个别劳动时间，有时还不清楚。答案有两种：价值的决定不是一种静止的平衡状态，而是一种动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刚一确定，由于经营不当的生产者的破产和经营得法的生产者的革新，它又发生变化。

剩余价值

榨取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剥削的特殊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剩余采取利润的形式，剥削产生于工人阶级的纯生产额出售所得比工人作为工资所得要多。因此，利润和工资是剩余和必要劳动在受资本雇佣时具有的特殊形式。但是，利润和工资都是货币，从而只是劳动通过一系列历史上特定的中介作用（其中剩余价值概念具有决定性作用）对象化的形式。

资本主义生产，是一种商品生产形式，的确，是最普遍的商品生产形式。因此，产品的生产是为了按价值出售，价值是通过价格形式，那就是说，作为一定数量的货币衡量来实现的。产品属于资本家，他从产品的价值和投入生产过程的资本的价值的差额中获得剩余价值。资本分为两部分：不变资本，相当于在生产过程中只是转移到产品中去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可变资本，用于雇用工人，工人被付给他们所出售的劳动力的价值。其所以叫可变资本，是因为从生产过程开始到结束，它的数量是在变化的；作为劳动力价值开始的东西却以劳动力发挥作用所产生的价值而告终。剩余价值就是二者的差额，即资本家没有付给等价物作交换而占有的工人所生产的那部分价值。这里，没有不公平的交换；然而，资本家得以占有无偿剩余劳动的成果。

其所以可能如此，因为劳动力是具有能够创造价值的唯一特殊的商品。因此，它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必要成分。生产资料在生产过程中被使用掉（消耗掉），它们的使用价值体现在生产过程中，而且将以新的形式在产品中重新出现。它们的价值只是转移到产品价值中去。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也被消耗掉，但劳动力的消耗就是劳动本身。既然劳动在商品生产中具有既是具体劳动，又是抽象劳动的二重性，劳动力的使用价值也具有二重性：劳动力既有能够创造使用价值（具体劳动）的使用价值，也具有能够创造价值（抽象劳动）的使用价值。资本家感兴趣的就是后者。当劳动力消耗掉的时候所产生的价值是新的价值，只是预料这种新的价值将大于他们的劳动力的价值，资本家才雇用工人。工人阶级是由除开自己的劳动力外一无所有的人们组成的。因为工人没有接近生产资料的其他途径，为了糊口必须出卖点什么，他们就势必出卖他们的劳动力而且无法自行利用它的创造价值的特性。所以，工人们不是在劳动市场中受不等价交换的剥削，因为他们是按价值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的，他们却是通过被迫加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阶级地位受剥削的，剥削实际上是在这个过程中发生的。虽然每一单个的雇佣劳动合同，像任何其他自由交换合同一样，不是强加于当事人双方的，工人们却根本无法不去出卖他们的劳动力，因为他们没有其他办法谋生。所以这种自由虽然从单个的雇佣劳动合同来看是真正的自由，实际上是马克屎所谓工人的双重的自由：出卖他或她的劳动力的自由或是挨饿的自由。

马克屎对剩余价值的分析大大不同于古典政治经济学早期作者的分析。后者，特别是李嘉图倾向于认为剩余价值产生于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劳动和工资的不公平交换。工人被迫低于它的价值出卖他们的劳动；那麽，剩余产生于交换。但是，马克屎对劳动和劳动力作了区分，就能说明如何在不存在不公平交换的条件下，劳动力能够按它的价值被出卖并在生产中产生剩余价值。这样，他证明，资本主义剥削，像以前一切生产方式中的剥削一样，产生于生产过程中；确定公平交换比例，并不能消灭剥削；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地位是阶级地位，取决于能否取得生产资料，而不是如后来新古典经济学所认为的取决于个人收入，因为个人收入是交换合同的个别协商的结果。

既然价值是一定的量，剩余价值的数额也是一定的量。一个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量，是他或她生产的价值和他或她的劳动力的价值的差额。前者决定于特定的工人参加的劳动过程的条件以及它的产品的市场。后者决定于个别的劳动过程以外的劳动市场条件以及工人消费的必需品的价值。价值规律倾向于保证不同生产部门的工人生产的价值相同，劳动市场的竞争倾向于保证劳动力有平均价值，至少是对于普通劳动。这样，我们就可以谈一种经济的平均剩余价值率，其中剩余价值率（有时称剥削率）规定为下列比率：

剩余价值

s/v= ────

可变资本

如果熟练劳动生产的价值被认为是非熟练劳动的若干倍，并得到与此相称的额外报酬，即使这样，它的剩余价值率也保持不变。

虽然工人所产生的价值可以这样区分，那麽工人创造价值所花费的时间也就可以这样区分。因此，工作日可以同样区分为两部分：必要劳动，在这段时间内工人生产他或她得到的工资的等价物；剩余劳动，在这段时间内，工人只是为资本家而生产。显然，这两部分这样区分，那麽，剩余价值率就是：

剩余劳动　　 工人为资本家工作花费的时间

S/V= ──── = ───────────────必要劳动　 工人为个人消费而工作花费的时间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可以看作是资本家极力提高剩余价值率而工人则极力反对以致彼此斗争的历史。这发生在两种主要的情况下。第一，榨取绝对剩余价值，涉及通过扩大每个工人所生产的全部价值而不改变必要劳动的数量，来提高剩余价值率。这可以通过在强度上或长度上延伸工作日来实现，但是二者不仅遇到工人阶级有组织的反抗，而且有自然的限度，因为整个资本（即使不是个别资本家）所依赖的阶级的健康状况由于劳动时间过长，劳动强度过高和工资过低将日益恶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1847年在英国，工人阶级的组织、博爱的资本家以及在长远利益上跟小资本相对立的大资本三者结合在一起，使10小时工作日的法案得以通过（参看《资本论》第1卷第8章特别是第6节）。

当榨取绝对剩余价值达到极限的时候，增加每个工人生产的全部价值的另一种办法，是按对资本更为有利的比例来分配相同的量，那就是说，在工作日的时间不变的条件下来進行重新分配，使更多的时间可以作为剩余劳动时间而被资本所占有。这就需要缩短必要劳动时间，那就是说，降低劳动力的价值。这就是榨取相对剩余劳动，可以通过两种办法实现。必须减少工人所消耗的使用价值的数量，或是缩短生产同等数量的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前面这种方法将遇到榨取绝对剩余价值所遇到的那种限度；工人阶级的反抗和它的身体条件的恶化。后面这种方法使资本主义成为迄今为止最有生气的生产方式，不断改变它的生产方法和实行技术革新。因为只有通过技术改革，生产特定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才能缩短。生产率由于实行死劳动以机器的形式取代活劳动的新的生产方法得到提高，使生产的个别商品的价值降低。如果这种情况涉及其价值在劳动力的价值中有所反映的商品，即构成工人的部分消费品的商品，劳动力的价值就会下降，更大一部分工作日就可能花在剩余劳动方面。

榨取相对剩余价值，导源于一切资本分享某一生产工人的消费品的部门中生产率提高带来的好处。这种分享是流通过程和资本主义竞争的产物。一旦竞争者都采用新技术，产品价值下降，那革新的资本家的额外利润便逐渐消失。如果革新是在工资商品生产部门，这种好处便以降低劳动力价值的形式为一切资本所分享；如果革新是在终于進入工人消费品的生产部门的生产资料的生产方面，效果将同样被感到，因为工资商品的价值将同样缩小。然而，如果革新是在专为资本家消费而生产的部门中，或是在生产专供这种部门使用的生产资料的部门中，最后的结果就不会是剩余价值率的变化，而只是某些奢侈品价格的降低。

所以，榨取相对剩余价值，就资本家来说，并不是作为一个自觉过程而发生的，资本家的目的在于减少他们自己的单独成本以便增加他们自己的利润。竞争将促使他们丧失他们对他们的竞争者所取得的直接的利益，因为任何好处最后将在一切资本中间普及。究竟最后结果是不是榨取相对剩余价值──那就是说，产品是不是能对劳动力价值有任何影响──对于个别革新的资本家是无关紧要的。在两种场合下，他都受竞争势力的约束，最后丧失一切个人优势。

许多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都可以从榨取绝对和相对剩余价值的角度加以考察。虽然前者是资本主义发展早期的特点，二者携手并進，随着技术的改革，榨取相对剩余价值又为榨取绝对剩余价值新的势头奠定基础。许多过程也能分析为榨取相对剩余价值和绝对剩余价值的混合物；例如，已婚妇女参加有酬工作，这既容许榨取相对剩余价值，因为她们的低工资代表劳动力的较低的个人价值，这同时也为榨取绝对剩余价值打下基础，因为更多的创造价值的劳动是整个家庭完成的，而她们的成本再生产和资本付酬的必要劳动量并没有相应地提高。

剩余价值与商业利润

资本家垫付货币购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在工人们借助生产资料生产一种新的商品以后,资本家通常出卖商品取得的货币比他垫付的要多。马克屎用M—C—M′（货币—商品—货币）的公式来表示这个过程，M，即出售商品获得的货币超过M，即垫付的货币。如果支付和取得的价格与价值相当，额外的货币就是剩余价值，它在这种表现形式下相当于传统会计项目的毛利，即销货收入超出出售的商品的直接成本的那一部分。马克屎认为，就整个资本来说（而不是就个人资本来说），从价值观念来规定的全部剩余价值相当于从价格观念来规定的全部利润，即使每一件商品的价格并不等于它的价值。和马克屎的其他原理同时存在的这种“相当于”的可能性一直是生产价格和转化问题理论中的争论问题。

劳动价值理论阐明，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中的剩余价值的来源是工人的无偿劳动。工人平均每天（或小时，或任何单位劳动时间）生产一定数量的货币价值，但他所得到的工资只是这个价值的一部分的等价物。所以，工人只是被付给工作日的一部分的等价物，在其他部分即无偿部分中生产的价值，就是剩余价值。工资的形式使这个事实模糊起来，因它使人感到工人每小时都到报酬，但是，从劳动价值理论来看，一部分劳动被耗费掉，工人都没有得到等价物，因此，它是无偿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中，对工人的剥削，并不违反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和法律，资本主义社会把工人看成是一种商品即劳动力的所有者，只有在市场上的交换中他能保证这种商品的全部价值，才受到保护。但是，既使工人被付给劳动力的全部价值，这个价值还是低于他们所生产的价值，因此，从一种社会观点来看，他们的一部分劳动被资本家阶级作为剩余价值占为己有。

工资被工人们用于自身的再生产。与工资相当的劳动时间可以认为是生产为工人的再生产所需要的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如果我们撇开不以商品关系为中介的对社会劳动再生产的贡献，例如家庭和家务劳动，或在非商品生产方式中耗费的劳动，总工资就相当于生产者本身的再生产的必要劳动，剩余价值则相当于社会剩余劳动。从社会再生产的观点来看，我们把剩余价值看作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剩余劳动具有的特殊形式。因此，资本家阶级占有剩余价值乃是占有剩余劳动的一种特殊方式。资本主义社会象其他阶级社会一样，建立在特定阶级占有社会剩余劳动的基础上。能够发展的一切社会，都生产一种剩余，从而也都使用了剩余劳动；在一切阶级社会中，剩余劳动都被一个阶级通过某种剥削方式所占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特殊的剥削形式就是通过剥削雇佣劳动占有剩余价值。

资本家被迫放弃一部分剩余价值，作为向土地所有者交纳的地租。全部剩余价值中剩下归他的那部分，对于资本家来说，就是利润。这种利润一部分还要支付给其他人。资本家要对非生产劳动付给报酬，非生产劳动包括监督生产和维持生产秩序以及推销商品的工作。如果资本家以借款作为生产经费，那麽一部分剩余价值就要作为利息支付给贷款人。在这些支付之后，资本家口袋中剩下的，马克屎称之为企业利润。国家可以对这种剩余的利润课税，取得其中一部分。

在运用常规的利润核算方法时，必须找出每一种方法究竟包括哪一部分剩余价值量。马克屎通常用“利润”一词表示全部剩余价值，因为他在他的许多分析中，撇开了地租、利润進一步分化出利息、商业利润，等等（参看《资本论》第3卷第1—4章，第21—24章）。在资产阶级经济理论中，投资的平均利润率被看作是“正常利润”或“利息”，或“资本服务的要素成本”；而“利润”或“经济利润”一词是专供垄断或革新的额外利润用的。在这个意义上，正常利润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

剥削

剥削这个词是马克屎是在两种意义上使用这一词的：一个是一般的意义，即为潜在的利益而利用某种东西；比如开发自然资源、利用政治形势或利用道德伪善，他曾写道：“身为父母的工人，令人十分愤慨地象十足的奴隶贩子那样贩卖儿童。……资本主义的伪善们，却在那里攻讦这种他们自己一手造成、使之永存并加以利用的兽行”（《资本论》第1卷，第434—435页中的注122）。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剥削是一个实用的、包罗一切并具有独特辩论力量的贬义词，马克屎就把它主要用于攻击资本主义。

它所具有的另一个更确切的含义，使它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主要概念。在任何社会中，只要其中的生产力的发展超出维持人们生存的最低限度的需求，从而有潜力发展、改变和维持自然的代谢，生产的剩余便可能产生剥削，这是阶级社会的基础。当一部分人生产出来的剩余产品归另一部分人支配时，就出现了剥削。在马克屎主义理论中，各个阶级的存在虽只是就彼此的关系而言的，但这种关系则取决于一定生产方式中存在的剥削形式。是剥削导致了阶级冲突，因此，不同类型的社会，其中的各个阶级以及为任何社会提供动力的阶级冲突，都可以具有产生剥削的独特方式。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剥削表现为工业资本家榨取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但其它的剥削阶级或阶层也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获得剩余价值的手段是靠所有权，因而资本主义的被剥削的阶级即无产者，只能靠出卖自己的劳动能力来维持生存，虽然他们所拥有和出卖的劳动能力的具体素质也把他们分为若干不同的部分。

资本主义不同于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为资本主义的剥削通常并不采取直接的暴力干预，也不利用非经济的手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的具体特征，特别是它与交换过程相联系的方式而引起的。资本主义生产其所以产生剩余价值，是因为资本家用与工人劳动力价值相等的工资来购买工人的劳动能力的，但是由于资本家控制着生产，所以他们榨取的劳动大于他们所付工资的等价物，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把剥削看作是由劳动与工资的不等价交换造成的，马克屎与他们不同，在他看来，劳动与劳动力是有区别的，后者按其价值進行出卖，而前者则创造了剩余价值。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剥削是在参与者背后，是在自由和平等交换的虚伪口号下進行的。

“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進行的，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自由！因为商品例如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只取于自己的自由意志。……平等！因为他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所有者发生关系，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所有权，因为他们都只支配自己的东西。边沁！因为双方都只顾自己。”“（但如果让我们）同货币所有者和劳动力所有者一道，离开这个嘈杂的、表面的、有目共睹的领域，跟随他们两人進入门上挂著‘非公莫入’牌子的隐蔽的生产场所吧！在那里不仅可以看到资本是怎样進行生产的，还可以看到资本本身是怎样被生产出来的。赚钱的秘密最后一定会暴露出来“（《资本论》第1卷，第199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但“赚钱”恰恰是资本家的剥削。它的秘密引起了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而且马克屎揭露了这一秘密以来，传统的经济学仍一直致力于再次掩盖其真相。以前的生产方式并不需要上述的脑力劳动去揭露、展示和重新掩盖其剥削方式，因为在以前的各种社会中，剥削方式是很明显的，付出多少天劳动，或统治阶级的代表索取多少谷物。资本主义是唯一把它的剥削方法隐藏在交换过程背后的社会，因此，为了洞察它，就必须对社会经济过程進行研究。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使用的或适用于这种生产方式的计量剩余价值的方法，也掩盖了剥削。因为利润率（S/[C+V]）是剩余价值同包括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全部预付资本相比来衡量单个资本获利的大小的，即它是根据全部预付资本的量来占有剩余价值的份额的。但是随着资本的扩大，利润率会下降，从而掩盖了剥削率会同進上升的情况，剥削应定为为剩余对必要劳动之比，所以剩余价值率是S/V（剩余价值/可变资本）。

资 本

现在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了什么是资本了。首先，资本，不论其形式是货币，是机器、原料、厂房，还是制成的商品，都具有壹定的价值。但是这种价值是用来为生产新的价值，生产剩余价值服务的。资本是生产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主义生产是剩余价值的生产。

在资本主义社会，机器和厂房都是资本。但是，机器和厂房是否永远都是资本呢？当然不会。如果整个社会的经济都是协作经济，如果它是为自己而生产的，那麽，不论是机器，还是原料，都不能算是资本，因为它们不是为少数富人榨取利润的工具。这就是说，机器只有在被资本家阶级私人占有时，并被作为剥削雇佣劳动和生产剩余 价值的条件时，才成为资本。在这里，价值的形式并不重要；这种价值可能表现为金币形式，也可能表现为纸币形式，工人用它们来做工，也可能表现为原料的形式，工人们用它们制造出商品，也可能表现为制成的商品的形式，以后再把它卖掉。但是既然这种价值是用于生产剩余价值的，所以它就是资本。

资本常常脱掉壹种外壳和穿上另壹种外壳。确实如此，我们且看这壹过程是怎样完成的。

1．资本家还没有买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但是，他极希望雇用工人、置备机器、弄到上等的原料和煤炭，以便能够开工生产，等等，暂时他手里除了钱之外，还什么都没有。在这里，资本表现为货币形式。

2．资本家带着这笔钱来到市场（自然不是他自己去；为此有电话和电报，许许多多的奴仆等等）。在这里购买了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资本家回到工厂，钱是没有了，但是却有了工人、机器、原料、燃料。现在所有这些东西已经不是商品了。它们不再是商品，因为不再把它们拿到市场去出卖了。钱变成了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货币的形式去掉了，现在，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工业资本的形式。

接着开始工作。机器开动了，轮子旋转起来，操纵杆在来回搬动，男女工人汗如雨下，机器在磨损，原料在消耗，劳动力在耗尽。于是，3．所有这些原料，机器的磨损部分，提供劳动的劳动力，慢慢地变成了壹堆堆商品。这里资本又脱离了工厂原有的实物形式，而以壹堆商品形式出现。这就是商品形式的资本。然而，经过生产之后，资本不但改变了自己的外形，而且还增加了自己的价值。因为在生产中，又多出了剩余价值。

4．但是，资本家强迫生产商品并不是为了自己使用，而是为了市场，为了出卖。堆积在他的工厂仓库里的货物壹定要卖出去。起初，资本家是以买主的身份到市场去。现在，他应当以卖主的身份去。起初，他手里拿的是钱，他想得到的是商品（生产资料）。现在，他手里拿的是商品，他想得到的是钱。壹旦他的商品被卖掉了，那麽，资本就从它的商品形式再次跳到货币形式。然而，资本家得到的货币数量，已经不同于他当初付出去的数量了，因为外加了整个剩余价值的数量。

资本的运动并没有到此结束。增加了的资本再次周转，获得了更大数量的剩余价值。这些剩余价值的壹定部分并入资本，又开始新的周转，如此等等。资本象壹个雪球，越滚越大，随着每壹次的滚动，剩余价值越来越多。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不断地发展和扩大。

资本就是这样从工人阶级身上榨取剩余价值和到处扩散的。资本之所以能迅速增长，是因为其特殊的属性。当然，壹个阶级剥削另壹个阶级的现象以前就有了。可是我们拿农奴制时的地主或奴隶制时的奴隶主为例。他们骑在他们的农奴和奴隶的头上作威作福。农奴和奴隶生产的壹切东西都被地主、奴隶主自己，或被他们的仆从和大量的食客吃光、喝掉和穿光了。那时商品生产还很不发达，商品也没有地方去卖。就是说，如果地主或奴隶主强迫自己的农奴和奴隶生产出堆积如山的面包、肉、鱼等等，那麽，他们的这些东西就会烂掉。那时的生产只以地主及其奴仆们的肚皮需要为限。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则完全是另壹种情形。这里的生产不是为了满足需要，而是为了利润。这里生产商品，是为了出卖，为了赚钱，为了积累利润。利润越多越好。因此，资本家阶级疯狂地追求利润。这种欲望是无止境的。它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轴心，是主要的推动力。

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

现在有必要看壹看，资本主义社会即资产阶级社会的结构究竟好还是不好。任何壹件东西，只有在它的各个部分都互相配合得十分严密时，才是坚实和完好的。我们拿钟表的机械为例。只有每壹个齿轮互相咬合得在壹起时，表才能准确无误地走动。

现在来看壹下资本主义社会。在这里，我们不难发现，这个资本主义社会在结构上远不是象想象的那样坚固。相反，它包含着巨大的矛盾，有着巨大的裂痕。首先，资本主义制度下缺乏有组织的产品生产和分配，只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每壹个企业家、资本家（或资本家同盟）在生产商品时是互不通气的。工厂主强迫工人生产不是看整个社会需要什么，而仅仅是盘算著获取更多的利润和在市场上打败自己的竞争者。因此有时商品生产得过多（当然说的是战前时期），找不到销路（工人买不起，因为没有足够的钱）。于是就出现危机：工厂倒闭，工人流落街头。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也引起了市场的斗争：每壹个人都想夺走别人的所有买主，把他们引诱过来，自己独占市场。这种竞争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形式，从两个工厂主之间的斗争开始，壹直到资本主义各国为在全世界瓜分市场而发动世界大战为止。这里，资本主义社会的壹些组成部分不但相互牵扯著，而且相互直接冲突著。

因此，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是资本主义第壹个基本的不协调性，这壹点已在危机、竞争和战争上表现出来。

资本主义社会第二个基本的不协调性是它的阶级结构。要知道，资本主义社会实质上不是壹个社会，而是两个社会：壹个是资本家，另壹个是工人和贫民。二者处于经常的、不可调和的、无休止的敌对之中，这种敌对叫做阶级斗争。在这里，我们又壹次看到，资本主义社会各种不同部分不但互不配合，反而彼此处于不断的冲突之中。

资本主义不会毁灭？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这样壹点。我们在研究资本主义的发展时，即在研究资本主义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时，如果我们发现它的不协调性变得越来越少，那我们就可以祝它还能长命百岁；相反，如果我们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部分不可避免地、越来越剧烈地互相排挤，这个社会里的裂痕将不可避免地变为深不可测的鸿沟，所以资本主义必将走向灭亡。



小生产与大生产的斗争

（壹）小生产和大生产在工业中的斗争。拥有上万名工人和设有巨大而奇异的机器的大工厂并不是壹向就有的。它们的出现是逐渐的，并且在几乎完全破产的手工业和小工业的残骸上发展起来的。要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首先必须注意到这样壹种情况，即在私有制和商品经济的条件下，争夺买主的斗争即竞争是不可避免的。在这场斗争中谁能得胜呢？谁能把买主拉到自己壹边，并且使他离开自己的竞争者（对手），谁就是胜利者。而要能把买主拉到自己壹边，主要靠的是使自己的商品价格更加便宜1。而谁又能以更便宜的价格出卖商品呢？这就是需要首先回答的问题。很明显，大工厂主比小工厂主或手工业者能以更便宜的价格出卖商品，因为他的商品价值比较低。大生产在这里具有大量的优越性。首先，大生产的优越性在于，企业资本家能够装备较好的机器，使用较好的工具和各种器械。手工业者、小业主的日子很难过，壹般都用手摇机床干活，他们连想都不敢想那些先進的大机器，因为他们没有添置机器的这笔钱。小资本家也同样没有力量采用最新式的机器。因此，企业越大，技术就越完备，劳动就越有成效，厂主在制造每壹件商品上的花费也就越少。

在大工厂里，甚至有自己的科学实验室，经常進行各种新的发明，并且把科学同生产结合起来。这些发明属于本企业的秘密，只供本企业享用。在小生产和手工劳动的情况下，几乎事件产品都是由同壹个工人来做；在用机器劳动和很多工人的情况下，壹个工人只做产品的壹部分，另壹个工人做第二部分，第三个做第三部分，等等。这样，工作進展就会大大加快（这就叫分工）。这方面的优越性如何，下面就是这份材料。制造十个犁。手工方式制做：总共用两个工人，干十壹种不同的工作，共用了壹千壹百八十个小时，得到五十四元。用机器制做同样的东西，有五十二个工人，分九十七种工作（工人愈多，工作的分类就越多）：工作了三十七个小时二十八分钟，得到七点九元（可见时间花费少得多，劳动价值也便宜得多）。制造壹百个钟表齿轮。手工方式制做：有十四个工人，分四百五十三种工作，用了三十四万壹千八百六十六个小时，得到八万零八百二十二元。机器制做：有十个工人，分壹千零三十八种工作，用了八千三百四十三小时，得到壹千七百九十九元。织五百码方格布。手工方式：有三个工人，分十九道工序（不同的工作），用了七千五百三十四个小时，得到壹百三十五点六元。用机器：有二百五十二个工人，分四十三道工序，用了八十四小时，得到六点八壹元。这类的例子是可以举出很多的。除此之外，很多生产部门，如机车、战舰的制造和采矿业等等，只有依靠高度的技术才能管理，这是小企业主和手工业者所完全办不到的。

大生产在各方面都能节省，如厂房、机器、原料、照明和取暖、劳动力、废物利用等等。确实，我们假设以壹千个小作坊和壹个与这些小作坊生产能力相等的大工厂来比较，建设壹座大而好的厂房要比建壹千座小的要容易；原料分散在壹千个小作坊里损耗就比较大（丢失、浪费等等）；壹个大工厂的照明和取暖比壹千个小屋子更容易解决；诸如收拾、打扫、守卫、维修等等也比较容易。壹句话，大工厂里在各方面都比较经济节省。

在购买原材料和生产上所必需的壹切物品时，大经济也处在有利的地位。按批发价购买商品比较便宜，而且质量更优良；况且大工厂主很了解市场，知道在哪里购买更便宜。同样，小企业在出卖它的商品时总是吃亏。大工厂主不但很了解什么地方能高价出售（为了这个目的，他拥有自己的跑外代表，他经常与交易所打交道，在这儿收集各种商品销路的情报，他几乎与全世界都有联系）；除此之外，他还能够等待时机。譬如，如果他的商品现在价格低，他可以把这种商品放在仓库里存起来，等价格上涨以后再拿出来卖。小业主就不可能这样做。他靠卖东西为生。他壹卖掉商品，就立即拿所得到的钱来维持生活，因为他没有剩余。所以他无论如何也必须把商品卖掉，否则他就要饿死。很清楚，他会因此而受到很大的损失。

此外，大生产还具有壹个优越性：信贷。如果大企业家急需要钱的话，他随时都能借到。无论哪家银行总是愿意把钱借给“名牌”企业，并且要的利息也比较低。而对微不足道的小业主却几乎没有人信得过。即使信得过，那利息也高得出奇。这就使小生产者很容易落入高利贷者的魔爪。

大经济所具有的这些优越性告诉我们，为什幺小生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不可避免地要破产。大资本战胜了它、夺走了买主、使它破了产，使它的主人变为无产者或流浪汉。当然在很多情况下，小业主仍在继续为争取生存而奔波。他使尽自己全身力量，亲自工作，并强迫他的工人和家里人拼命劳动，但结果还是不得不向资本让位。经常可以看到，表面上好象是壹个独立的小业主，实际上却完全依赖于大资本家，为大资本家工作，没有大资本家，他寸步难行。小生产者时常依附于高利贷者，他仅仅在表面上是独立的，而实际上是在为这个贪残的剥削者工作；或者依附于购买他的商品的收购商；或者依附于他所为之工作的商店（这里，他的独立也仅仅是表面的，实际上，他已经成为那个大商店资本家的雇佣工人）；常常是资本家向他提供原料，也有时提供原料和工具；从这里已经完全清楚地看到，手工业者已成为资本的名符其实的附庸；还有另外壹些依附于资本的形式，在壹些大企业附近，有时设立壹些小修理作坊，在这种情况下，它们无非是工厂的壹个小小螺丝钉——仅此而已。在这里，它们只在表面上是独立的。有时可以看到，破了产的小业主、小手工业者、小商人、小资本家，从壹个生产部门或商业部门被赶出来，又转到另壹个大资本的势力还不很强大的部门中去。特别是破了产的业主常常变为小商贩，等等。大资本就是这样壹步壹步地、从各方面把小生产排挤掉。雇用几千、甚至几万工人的巨大企业在增加。大资本越来越成为世界的主宰者。个体劳动所有制日渐消失，为大资本所有制所取而代之。

（二）小生产和大生产在农业中的斗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在农业中也有象在工业中進行的那种小生产和大生产的斗争。有象资本家经营自己的工厂那样经营自己的庄园的地主，有大富农、中农、自己经常到外边或者给地主和富农打短工的贫农，还有雇农——这壹切都象工业中有大资本家、中等工厂主、手工业者和雇佣工人壹样。在农村也和城市里壹样，大地产总比小地产组织得完善。

大农场主可以运用先進技术。使用农业机器（电犁、蒸汽犁、收割机、割草机、割捆机、播种机、脱粒机、蒸汽脱粒机等等）对于小农业主和农民来说，往往几乎是根本办不到的。小作坊的手工业者没有必要添置昂贵的机器（他也没有钱买，就是买了也得不偿失），同样，农民也不会买蒸汽犁，即使他买了也用不上，因为要赚回买这种大机器的本钱，需要很多土地，而不是那种仅仅养活壹只鸡的壹小块地方。

能否充分地利用机器和工具，取决于土地的数量。壹架马拉的犁，需有三十公顷（壹公顷等于十分之九俄亩）土地，才能很好地得到利用；条播机、收割机、脱粒机——需有七十公顷；蒸汽脱粒机——需有二百五十公顷；蒸汽犁——需有壹千公顷。现在，有的地方已使用电力机器耕作，但也同样需要有大的农场才行。

灌溉、沼泽地的排水、挖渠（安装粘陶瓷排水管道），敷设田间铁路、公路等等，多半只有大农场主才能办到。大农场和工业中的情形壹样，在工具、材料、劳动力、取暖、照明等等方面都比较节省。

在大农场里，每亩土地所需的田间小道、栅栏和篱笆也将会少些，掉落在田间小道上的种子也会少些。

除此之外，大农场主可以雇用农艺师，完全按照正规办法经营自己的农业。

在贸易和贷款方面，情况也和工业壹样：大农场主比较了解市场，他能够等待时机，能比较便宜地购买所必需的壹切，比较贵地出卖自己的产品。小农户只剩下壹条路：拼出全身的力气奋斗。小农业只有通过紧张劳动、减少自己的消费和节衣缩食的办法来维持生活。在资本主义统治下，也只有这样它才能幸存下来。还有壹种东西对小农户的破坏性更大，那就是沈重的赋税。资本主义国家把巨大的负担加给小农户：只要回想壹下地主加给农民的赋税，也就明白了，——任妳倾家荡产，税是非交不可的。

壹般可以说，农业中的小生产比工业中的小生产生命力要强壹些。城市中的手工业者和小企业主灭亡得相当快，而各国农村农民经济的根基还稍微牢固壹些。但是，这里也同样的出现了大部分人的贫困化。只是常常不那麽明显。有时从土地数量上看，农场似乎并不大，而实际上，它却大得很，投资既多，雇的工人数量又很可观（例如，大城市附近的菜园主）。有时相反，有很多农户，看起来似乎是完全独立的，而实际上他们差不多等于雇佣工人：他们或是受雇在邻人的庄园里干活，或是去打短工，或是到城里做工。在农民群众中发生的壹切，也和在手工业者中发生的壹切壹样。他们中壹少部分人成为富农-土豪（店主、高利贷者，这些人逐渐增大自己的地产）；其余的人或者坚持着，或者最终破产：卖掉牛马，成为无马农民；后来份地也不见了，于是就完全流落到城市，或者成为雇农。无马农民变为雇佣工人，雇用工人的富农-土豪变为地主或资本家。

这样，在农业中大量的土地、工具、机器、牲畜都掌握在少数最大的资本家-地主手里，而千百万工人都为他们干活，千百万农民得依附于他们。

在资本发达的地方，有壹些巨大的庄园，那里的工作和工厂壹样。象工厂只生产某壹种产品壹样，这里的情形也是如此。有的大片田地种满了草莓，或者种满了果树；有专门的家禽业；在种植小麦的地方是使用机器劳动。很多部门都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例如，有“雏鸡大王”（几乎壹切雏鸡的生产都集中在这个资本家手里），“鸡蛋大王”等等。

无产阶级的依附地位，劳动后备军，女工和童工劳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越来越多的人变成雇佣工人。破产的手工业者、农民、商人、破了产的中等资本家——壹句话，壹切被抛弃的人，壹切被大资本打倒了的人，都被抛進无产阶级的行列。随着财富不断地集中在少数资本家手里，人民群众日益成为他们的雇佣奴隶。

由于中间阶层和中等阶级不断破产，工人的数量总是多于资本的需要。这样，资本就把工人拴住了。他必须为资本家干活。他要是不愿意，资本家可以找到千百个其他人。

但是，这种对资本的依附地位的日益加深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不单单是由于各居民阶层的破产。资本对工人的统治不断加强，还因为资本经常裁剪它所多余的工人，并用这些工人来为它建立起壹批后备的劳动力。这是怎样发生的呢？情况是这样的。前面我们已经看到，每壹个工厂主都在努力为自己降低商品价值。正因为如此，他们不断引進机器。但是，这种机器常常是取代了工人，使壹部分工人成为多余的人。引進机器，这就是说，壹部分工人要被解雇。这些人由工厂的在业工人变为失业者。而由于引進新机器的做法处处都在采用，不是在这个生产部门，就是在那个生产部门，所以显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也就始终存在着失业。要知道，资本家关心的并不是让所有人都有工作，或是把商品提供给所有人，而是要榨取更多的利润。所以他们自然就要把那些已经不能象过去那样为他们带来利润的工人抛向街头。

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我们也确实看到，大城市里经常有着大量的失业者。这里，无论是中国工人，还是台湾工人，都是从遥远的地方来找工作的破产的农民，还有刚刚流落到城市的农村青少年，以及从前的小店主和手工业者；但是，在这里我们也能看到在工厂干了很久的冶金工人、印刷工人或纺织工人，他们是由于引進了新机器而被赶出工厂的。这些人加在壹起就构成了资本的后备劳动力的来源，或是象马克屎所说的产业后备军。劳动后备军的存在，经常性的失业使资本家有可能加强工人阶级的依附地位和对工人阶级的压迫。资本利用机器从壹部分工人身上榨取比从前更多的金钱；另壹部分工人却因此而被抛弃街头。而被抛弃街头的工人又成了资本家手里的鞭子，用来驱使在业的工人。

产业后备军造成了人们的极端野蛮、贫困、饥饿、死亡甚至犯罪的现象。那些多年的不能找工作的人，逐渐变成了酒鬼，沦为流浪汉、乞丐等等。在很多大城市都有壹整片住满了这类失业者的街区。资本主义社会正在形成壹个新的阶层，他们已经脱离劳动，已不再是无产阶级了。这种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叫做流氓无产阶级。

机器的使用还产生了壹种女工和童工劳动，这种劳动更便宜，因而对资本家也更有利。过去，在出现机器以前，工作需要有特殊的技能，有时甚至要经过长时间的学习。而现在连小孩子也可以使用某些机器干活，只要还未傻到不会挥手或动脚的程度就行。因此，在机器出现以后采用女工和童工劳动的做法越来越广泛。女工和童工不能象男工人那样反抗资本家。他们比较驯服，更不敢反抗，常常相信牧师和上司对他们所说的壹切。所以工厂主常用女工代替男工，并强迫童工用自己的血汗铸成作为他的利润。

这样壹来，工人的家庭解体了。既然妻子，有时连孩子都在工厂，那还有什么家庭生活可言呢！

既然妇女進了工厂，成为女工，那她们就和男人壹样时时感受到失业的威胁。资本家也同样会把她们赶出门外；她们也在加入产业后备军的行列；她们和男人壹样也会沈沦到社会最底层。由此就出现了卖淫，即妇女把自己出卖给街上的陌生的男人。没有吃的，没有工作，到处被人轰赶；即使有工作，收入也很可怜，这就使她们不得不间或出卖自己的肉体。后来这种新行当便成了习以为常的事情。职业娼妓阶层就是这样形成的。

在壹些大城市，娼妓占有很大的数量。在很多大城市，有数以万计这种不幸的妇女。资本家建立了壹些大型的，以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妓院，妓女们成了利润和发财的源泉。

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随着发明出越来越好的机器、建设越来越大的工厂和商品数量越来越增加，也就越发加深了资本的压迫、产业后备军的贫困和灾难、以及工人阶级对其剥削者的依附地位。

假如不存在私有制，壹切都是共同使用，那就完全是另壹回事了。那时，人们会直接缩短的劳动日，爱惜自己的体力，节省自己的劳动，关心自己的休息。而当资本家引起机器的时候，他关心的是利润：他没有必要缩短劳动日，这只会使他遭受损失。资本家使用机器不是为了解放人，而是为了使人沦为奴隶。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资本用于机器设备、各种装置、宽阔的厂房、巨大的高炉等等；而用于雇用工人的资本反而越来越少。从前手工业劳动时，用于手摇车床和其他工具的费用并不大；几乎全部资本用于雇用工人。现在正相反：绝大部分用于添置各种机器设备，而这就是说，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不象破产者的数量增加得那样快，这些破产者都变成了无产者。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越发达，资本对工人的压迫越重，因为越难找到工作，生活就越艰难。

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竞争，危机

工人阶级的灾难随着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加重。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不是为公众带来好处，而是为资本家带来利润，给很多工人带来失业和破产。但是这些灾难的加重也还有其他的原因。

前面我们已经知道，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很糟糕。私有制占统治地位，没有任何总的计划。每壹个工厂主在经营自己的事业上自行其是。他要同其他人争取买主，同他们“竞争”。

现在产生了壹个问题，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斗争是缓和了还是加强了。

初看起来，可能觉得这种斗争缓和了。的确，资本家变得越来越少；大的吞并了小的；过去上万个不同的企业主互相斗争——竞争很残酷；现在这些竞争对手少了——斗争变得不那麽尖锐了。说是可以这样说，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事实上情况恰恰相反。不错，竞争对手是减少了。但是每壹个竞争对手变得比以前的竞争对手更强大和更有力了。他们的斗争比过去变得不是少了，而是多了，不是更平静了，而是更残酷了。在这里，它们的斗争不但靠低廉的价格，而且还靠政治权力所带来的行政垄断。就是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竞争仅仅是在竞争者的数量方面减少了，然而它的残酷和破坏程度却越来越加深了。

还有壹种现象必须指出：这里是所谓的危机。这些危机是什么样子？表现在哪里？事情是这样的。有壹天人们忽然发现生产出的各种商品过了量。价格跌落，可是商品却无销路。仓库里各种各样的产品堆积如山，可就是卖不出去，因为没有买主。当然有很多饥饿的工人，但是他们所得无几，他们能买的东西，几乎壹点也不能超过他们平时所购买的数量。于是破产开始了。在壹种生产部门中首先是小型和中型企业支持不住而破产、倒闭；接着是更大些的企业。然而这壹生产部门本来是从另壹个工业部门购买商品的，而另壹个部门又是向另壹别的部门购买商品的。譬如说，成衣企业向制呢企业购买呢子，而制呢企业又向生产毛的企业购买毛等等。成衣企业破产了，就是说根本没有人再向制呢商购买呢子了——制呢工厂开始破产，紧接着生产毛的部门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各处的工厂开始倒闭，成千上万的工人流落街头，失的人数增加到难以置信的程度，工人的生活变得比平时更加糟糕。而生产出的商品却很多。仓库都要被撑破了。资本主义社会常常是这样：工业是蒸蒸日上的，工厂主的事业发展得很可观；后来，突然——倒闭、破产、失业；紧接着是事业停滞；再往后又重新好转，接着又十分顺利地发展；然后再壹次倒闭……这就是俗话所说的“周而复始”。

人们因为财富而变成了乞丐，这种奇怪的状况说明了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不是那麽简单就能回答的。然而却必须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从上面已经看到，在资本主义社会，混乱状态，即通常所说的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占统治地位。每壹个企业主和工厂主都按照自己的意愿進行生产，自己对自己负责。毫无疑问，在这种情况下商品生产过多（商品过剩）的问题迟早会发生。如果生产出来的东西是产品而不是商品，即当生产不是为了市场的时候，生产过剩不是什么危险的事。而在商品生产的情况下则完全是另壹回事。在这里，任何壹个工厂主为了购买继续生产所需要的商品，首先必须卖掉自己的商品。壹旦壹个地方由于生产混乱而使机器停转了，那麽这种情况立刻就会由这壹部门影响到另壹部门——普遍的危机爆发了。

这些危机具有很大的破坏性。大批商品毁掉了。小生产的残余就象被铁扫帚扫过壹样。部分大企业也破产了。所有企业都很难站得住脚。

当然，危机的主要灾难是落到工人阶级的身上。

壹些工厂完全倒闭，另壹些则压缩了生产，每周只有几天工作，还有壹些暂时关闭。失业的人数不断增加。产业后备军扩大了。与此同时，工人阶级的贫困和遭受的压迫也随之加深了。在危机期间，工人阶级本来就很困难的境况更加恶化了。

资本主义的发展和阶级

我们看到，资本主义社会有两个主要矛盾，两个主要缺点：第壹，它是“无政府的”（它的无组织性）；第二，它实际上是由两个敌对的社会（阶级）组成的。我们还看到，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通过竞争表现出来的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使壹切更加尖锐，更加不协调和更带有破坏性。在这里，社会的不协调性不是减小了，而是扩大了。社会分成两部分，即分成阶级的现象也同样如此。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阶级之间的分化和裂痕同样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在这壹头——资本家那里聚积着地球上的壹切财富，在另壹头——被压迫阶级那里聚积著壹切贫困、痛苦和眼泪。产业后备军产生了壹个蜕化、粗野、彻底贫困化了的社会阶层。即使那些有工作的人的生活同资本家也越来越不壹样。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差别日益扩大。过去，有壹些中小资本家，他们当中很多人同工人比较接近，生活比工人略好些。现在则完全不同了。那些大老爷过著从前任何人作梦也没有想到的生活。不错，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的生活总的来说有所改善；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总的来说工资有所增加。但在同壹时期内，资本家的利润增加得更快。现在工人群众和资本家的差别真是壹个天上，壹个地下。资本家，这完全是另壹种人，真是高不可攀。资本主义愈发达，壹小撮最富有的资本家升得就愈高，横在这壹小撮无冕皇帝和千百万沦为奴隶的无产者之间的鸿沟也就愈深。

我们说过，工人的工资固然增加了，但是利润增加得更快，因此，两个阶级之间的差距也扩大了。然而从二十世纪开始，工资不但没有增加，反而下降了；但在同壹时期内，利润却空前增加。就是说，尤其在最近壹个时期，社会的不平等现象极其迅速地加剧了。

十分明显，既然这种不平等现象越来越严重，那麽它迟早会导致工人同资本家的冲突。假如他们之间的差别减少了，假如工人的状况越来越接近于资本家，那当然会是“平安无事，谢天谢地”。可是事情并非如此，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同资本家不是日益接近，而是离得越来越远。这也就意味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尖锐化。

在中国有壹群支持中共所谓的改革开放政策的资产阶级学者们极力反对这种观点。他们想证明，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将生活得越来越好。他们断言工人会逐渐地富起来，自己也会变成资本家。当然，这壹切都纯属谎言。实际上，与资本家的状况相比较，工人的状况变得越来越恶劣。

阶级斗争基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利益矛盾。这种利益实质上是不可调和的，正象狼和羊的利益是不可调和的壹样。

任何人都不难了解，资本家的利益是使工人的工作时间尽可能长，而付给他们的工资尽可能少；相反，工人的利益是工作尽可能少而工资尽可能多。所以毫不奇怪，工人阶级自产生时起，它为争取提高工资和缩短工作日進行的斗争就开始了。

这种斗争从来没有间断过，从来没有平息过。但这种斗争并不仅仅局限于为了多得几块钱。在壹切地方，只要那里有资本主义制度，工人群众都坚信必须消灭资本主义本身。工人们开始思索，怎样才能用壹种公平的、劳动的、平等友爱的制度来代替这可恨的制度。这样就产生了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运动。

工人阶级的斗争不止壹次地遭到很多挫折。但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已蕴藏着无产阶级的最终胜利。为什么？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意味着把最广大阶层的人民变为无产者。大资本的胜利就是手工业者、小商人、农民的破产；它不断地扩大雇佣工人的队伍。无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的每壹步发展不断地扩大自己的人数。无产阶级就象壹个巨大的多头蛇式的怪物；砍掉壹个头，又长出另外十个。当资产阶级镇压了工人起义时，它就巩固了资本主义制度。但是这种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使几万、几百万小业主和农民破产；把他们抛在资本家的铁蹄之下，从而使资本主义制度的敌人即无产阶级的人数增加了。但是，工人阶级不仅从数量上变得强大了，除此之外，它还越来越团结。为什么？因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大工厂增加了。而每壹个工厂里聚集著几千名，有时几万名工人。这些工人在壹起并肩地劳动着。他们看到了资本家老板是怎样在剥削他们。他们看到了工人与工人都有是朋友和同志。联合在壹个工厂里的无产者在各自的工作中养成了共同行动的习惯。他们之间最容易取得壹致意见。所以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阶级不但人数增加了，而且团结性也更加提高了。

大工厂增加得越快，资本主义发展得越快，城乡手工业者和农民破产得也就越快。这就造成了人口在数百万以上的大城市的迅速发展。结果在相对不大的空间里——在大城市里——集结了巨大数量的居民，在这些居民当中，工厂的无产阶级占最大多数。他们栖身于拥挤、肮脏、烟气腾腾的街区里，而壹小撮掌握壹切的老板却住在豪华的私邸。这壹小撮人的人数变得越来越少。工人的人数则变得越来越多，他们团结得也越来越紧密。

在这种情况下，斗争不可避免的尖锐化必定以工人阶级的胜利而告结束。不管资产阶级玩弄什么诡计，工人阶级迟早会同资产阶级发生激烈的冲突，把它从宝座上推下去，砸毁资产阶级的强盗国家，并建立自己新的、劳动的、共产主义的制度。因此，资本主义在其自身的发展中不可避免地要引起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革命。

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在这场斗争中产生了三种主要形式的工人组织，这就是：按照职业把工人联合起来的工会；合作社，主要是以摆脱经纪人-商人为目的的消费合作社；最后是工人阶级的政党（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共产党），这些政党在自己的纲领中写的是要为工人阶级的政权而斗争。阶级之间的斗争越尖锐，工人运动的壹切形式越应在壹个共同的目标——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上联合起来。那些对事物持正确态度的工人运动的领袖始终认为，必须在壹切工人组织中实行紧密的团结和合作。例如，他们说，工会和无产阶级政党之间的行动统壹是很必要的，所以工会在政治态度上不能是“中立的”（即在政治上漠不关心），而应当和工人阶级的政党共同前進。

最近壹个时期的工人运动中又出现了几种新的形式，其中主要的是工人阶级政党统治的国家。关于这壹点，我们以后会在的很多地方都将谈到。

因此，我们从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观察中可以准确无误地作出如下判断：资本家的数量减少了，但他们却变得更富有，更有势力；工人的数量越来越增加，同时他们的团结也越来越增强了，尽管发展还不平衡；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大。所以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了这两个阶级的不可避免的冲突，也就是导致了共产主义革命。综上所述，资本主义必然走向灭亡，与其让资本主义自我毁灭，不如我们先结束资本主义的罪恶。



商业是经济不平衡发展的产物

在主要以生产使用价值为基础的社会里，商人用低于价值的价格购進商品，而用高于价值的价格出售，这就有了利润。因此，当初两个经济发展水平多少相似的民族间，商业是不能有所发展的。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下，两国都很了解生产这些商品大概所需的必要劳动时间。买卖双方都不会做很不利于自己的贸易。[1]只有在日常用品或必需原料突然缺乏这种特殊情况下，才能在商业中获取巨额利润。

反之，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民族進行贸易，那是获取巨大利润的理想条件。在那些国家里，可以廉价收购原料和食物（金属、木材、小麦、鱼、酒），并以高于价值的价格出售手工制成品（陶器、金属用具、装饰品、纺织品，等等）。商业之所以早在金属革命时期及人类文明的初期就已繁荣发展，其根源就在于各民族经济的发展不平衡。[2]

“各个邻近的社会或能够互相来往的社会，具有不同的、多种多样的资源，这是壹切贸易来往的永恒的条件……不管史前史专家们在研究和认识我们祖先追溯到多远的上古时代，这种条件在地球上也是到处存在的（1）。”

事实经验完全证实了这种论点。经验首先证实的壹点是：在任何原始社会里，贸易出现的形式是从壹个较先進的社会里来的外国商人。埃及资料中提到的第壹批商人是外国人（2）。在古典时期希腊的年青城市里，首先出现的也是外国商人（3）。伊朗古圣经“阿维斯塔”（Avesta）的最早的经文中，商人就是把奢侈品卖给国王和贵族的外国人（4）。印度文化最古老的文字资料“里格 维达”（Rig-Veda）中，商人就是结成商队旅行的外国人（帕尼[Pani]）（5）。罗马的第壹批商人是希腊式的外国人（6）。拜占廷的大商业最初是掌握在叙利亚人、犹太人和东方人手里的（7）。伊斯兰帝国最早的商人是基督教徒、犹太人和阴阳教徒（Zoroastriens）（8）。叙利亚人和犹太人也是中世纪初期西欧的最早的商人（9），而同壹时期，朝鲜人首先把商业引進日本（10）。中国从唐朝到明朝，掌握整个对外贸易的是外国人，首先是印度人和伊斯兰教徒。德国商人在斯堪的纳维亚处于优势地位，犹太商人在波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处于优势地位，亚美尼亚商人在亚洲土耳其帝国、阿拉伯商人在东非、中国商人在东南亚也处于优势地位，这种情况使大商业的初创阶级延续了好几个世纪。

另壹方面，经验还指出：壹旦壹个民族掌握了小商品社会相对简单的手工业技术后，根据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商业的流向很快就会倒转过来。由于小商品社会没有很贵的工业设备，所以技术和技术人员的转移是相当容易的。大陆希腊的第壹批商人是来自小亚细亚的外国商人。但是不久希腊殖民地就垄断了小亚细亚的贸易，壹直到希腊文化时期[3]，小亚细亚又超过了希腊。伊斯兰帝国最早的商人是基督教徒、犹太人和波斯人；但不久阿拉伯商人就在欧洲、中东和波斯的贸易中起首要作用了。在公元五世纪时，印度商人控制了阿拉伯海贸易；几世纪后，阿拉伯商人反而控制了印度的贸易（11）;到十七世纪莫卧儿帝国时，印度和波斯商人又把阿拉伯商人赶出去了，中世纪初期，拜占廷的犹太人和叙利亚人垄断了意大利的大商业；壹到十壹世纪，威尼斯和热那亚人反而在拜占廷取得了优势地位。

整个罗马帝国史就充满了这种急剧的转变。公元前第二、第壹世纪，罗马帝国征服小亚细亚，贸易跟踪而来，破坏了小亚细亚从亚历山大时期以来的经济优势。但是，早在公元壹世纪，罗马人的贸易已撤往高卢，把东方让给新兴的叙利亚商人阶层。到二世纪，高卢人也在贸易上打退了罗马人，并和叙利亚人在整个罗马帝国分享经济上的优势（12）剩余价值的生产及实现

在资本主义前期的生产方式中，商业资本是资本的主要形式。商业资本体现了新兴的货币经济，这种货币经济是从主要以生产使用价值为基础的经济中诞生的。商业资本是以带有冒险性的双重形式出现的：国际间的大商业和地方上的小商贩。随着小商品生产越来越发展，生产者就自己到市场上去出售商品。只有这种正常的商品流通以外，才有以贸易为职业的可能性。

但是，生产和贸易相结合会产生很多技术问题，这些问题大部分是无法解决的。自己把产品拿到市场上去的手工业者，不得不在旅行期间停止生产活动。因此，在小商品社会里，集市壹般总是在节日進行的。雷蒙·弗尔斯在和马来亚渔民谈话时，发现他们打渔的日子总是不管买卖的。只是他们因故不去打渔时，他们才“买進鱼来以便重新出卖（13）”。为了便于小商品生产者赶集，刹蒂印第安人“惯于对凡是需要的人都供给饮食、床位和火把，甚至对外国人也这样。主人并不希望人家付他钱，但是将来壹旦他自己也需要时，他就可以请人家也同样接待他（14）”。只有产地和市场的距离不太远，这种习惯才有效用。如果距离远了，对生产者来说，自己把产品拿到市场上去，就会花费太大。中世纪时纽伦堡的手工业者把他们的商品壹直拿到法兰克福集市上去；但是，如果是更远壹些的地方，他们就把产品交给专职商人（15）。

因此，专职商业是作为劳动分工的结果而出现的，生产者从而免得为了直接出售其产品中断生产而受损失（16）。十九世纪前半世纪弗朗德勒麻织工人不得不自己到邻近的壹些市场上去壹点壹点的买進原料，也不得不在这些市场上壹匹壹匹地出卖麻布。雅克敏教授曾计算过这些麻织工人的损失，他估计要占他们低微收入的五分之壹（17）。

阿希顿教授研究了十八世纪英国纺织工业的情况后，得出了还要更明确的结论：

“[纺织]工人必须自己去寻找并搬运[他所需要的产品]……北方的道路上，经常可以看到大群的织布工人，背上背着几包棉纱，或者腋下挟著沈重的布匹。要赶的路程常常相当于壹个人壹天所能走的路程……还有人肯定说：英格兰中部地方的制帽业里，为了取得定单和材料、为了运输成品、为了领取工资，竟至每周要花两天半时间（18）。”

索耳·得克斯教授观察了壹个以小商品生产为基础的社会，认为生产者在计算（按照这个词的本义）直接把他们的商品出卖给可能有的雇主要损失多少劳动；如果确实能节约劳动时间（如果在为出售商品而损失的时间里進行生产所得的利益，比商人的利润更高），他们就宁愿卖给商人。

“在帕纳哈歇耳地方，商人们到农家去买葱，讨价还价。甚至收割前就去了。农民盘算著，如果他把葱收割了，自己拿到市场上去整批或零售，有否可能获得更好的价钱。他这样做，就是在那里计算时间的价值（19）。”

当工业资本取代独立小生产者，当商业资本取代旧式商人的时候，就发生同样的问题。商品壹旦生产出来，工业资本家就已经占有了工人所生产的剩余价值。但是这种剩余价值是在特殊的形式下存在的；它还凝结在商品里，而且正如工业家垫支的资本凝结在商品里壹样。只要资本和剩余价值还保持着这种存在形式，资本家就既不能收回资本，也不能取得剩余价值。他必须把资本和剩余价值变成货币。实现剩余价值，就是出售生产出来的商品。然而工业家并非为确定的顾主生产的（除非是为“最后的消费者”制造定货），他是为不确定的市场而生产的。

因此每当壹个生产周期结束，工业家就必须停止工厂的劳动，出售商品，收回费用，至此才能恢复生产。商人收购工业家的产品，使之不必操心去直接找到消费者。工业家为了把商品壹直送到消费者那里而不得不中断生产，因之而引起的费用及损失，由于商人收购了商品，就都避免了。这可以说是商人向工业家垫支资本货币，使工业家得以不间断地继续生产。

但是，商人向工业家垫支了必要的资金，使工业家能收回资本并实现剩余价值之后，他们自己也必须很快地把这样买来的商品卖出去，以便尽快再做买卖。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益发展，随着商品生产日益普遍化，城镇里经营批发或零售业务的商行，也越来越密集了。中世纪时奢侈品贸易扩张的特征是行商变成坐商（20），同样，工业资本主义初期，日用必需品贸易扩张的特征也是小行贩变成村镇里的固定的零售商（21）。[4]

中世纪时，经营行销本地市场的产品的商业，是没有批发和零售之分的。批发商常常完全不存在。有了服饰用品商人，才有了专业零售商。1292年，全法国只有七十名这类商人，1570年二百名，1642年二千八百名（23）。到商业革命后，由于大殖民公司只做批发贸易，奢侈品的批发才和零售业分离。

工业资本家不仅要实现其剩余价值，还要使剩余价值资本化，还要把他未消耗掉的（为满足自己的需要而非生产性地消耗）那部分剩余价值变成机器，变成原料和工资。因此剩余价值的资本化也要求商品流通，在商品流通中，工业家似乎不是出卖者，而是买主了。作为买主，尽量缩短机器和原料的流通时间，尽量缩短定货和交货之间的等待时间，也是有利的。因此商业资本对工业家有双重好外：缩短工业家自产商品的流通时间，以及缩短工业家所要买的商品的流通时间。

剩余价值的年额和利润的年率

小手工业者如果自己去售卖劳动的产品，就有可能受到等待及停工的损失。他免受这种损失，就是得到好处，即使把他这种好处的壹部分让给商人，仍然是有利的。对于工业资本家来说，除了他的工人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外，就谈不上什么别的好处。缩短工业资本家买進卖出的商品的流通时间，能不能增加工人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呢？

工业资本，从其流通的角度来看，包括两个部分。壹部分资本叫做固定资本，就是厂房和机器，这些厂房和机器要经过相当长时期，经过许多生产周期后，才能更换。工业家壹次垫支的这部分资本的价值是逐渐收回的——折旧。每壹生产周期结束，当生产的商品售出后，只收回固定资本的壹小部分。收回全部固定资本所需的时间叫做固定资本周转期，它包括许多生产周期。

流动资本就不然。流动资本包括不变资本中原料和辅助产品这壹部分，它还包括可变资本，即资本家垫支的工资。流动资本需在每壹生产周期之初垫支。但是，这个周期中生产的商品壹经售出，资本家就收回了这部分流动资本，又能开始另壹个生产周期了。流动资本周转期因此包括商品的壹个生产周期和这些商品的流通时期。大大缩短商品的流通时间就意味着缩短流动资本的周转期，因此在壹定的时间内（例如在壹年内），就能有更多的生产周期。

假设壹家织布工厂，流动资本的每壹个周转期是两个月，其中壹个月用于生产壹定数量的棉布，另壹个月用于出售这些棉布及再买另壹批原料。那末每年流动资本就周转六次。如果把出售棉布和购买新原料的时间从壹个月缩短到壹星期，流动资本的周转期就缩短到五点三星期，那末每年流动资本就不是周转六次，而是十次了。

既然每壹生产周期能带来同样的剩余价值量（如果资本和剩余价值率不变），那麽，增加壹年内连续不断的生产周期数，就是增加每年所生产的剩余价值总量。因此，缩短商品流通时间，不仅是更快的实现剩余价值，而且也是增加剩余价值量。

“企业的资本货币周转越快，它的收益率（年利润率）也就越高（24）。”

从商品价值的角度看，流动资本周转期缩短后，商品价值是没有任何变化的。只要商品生产周期不变，商品价值也不变。但是资本的利润就不是这样。利润率不是按生产周期计算，而是按财务年度计算的。假设资本家的工厂设备价值十亿法郎，每壹生产周期折旧其中的1%。再假设每次生产周期他要垫支二千万资本，其中壹千万买原料，另壹千万付工人工资。如果剩余价值率是100%，那麽每壹生产周期的产值如下：

2000万c+1000万v+1000万pl.=4000万

因此，经过六个月生产周期后，年产值就是二亿四千万。但是，资本家在计算年利润率时，不是把利润同营业额相比，而是同实际支出的资本相比。实际支出的资本是固定资本的6%，即六千万，加上流动资本二千万，共八千万。由于每壹生产周期为他带来壹千万利润，所以他的年利润率是，即75%。现在，如果每年的生产周期数从六提高到十，那麽每年支出的资本是固定资本1000万×10=1亿。因此年利润率就是，即83.3%，比原来的75%有所提高了。所以缩短商品流动时间能提高年利润率。

为了尽量缩短商品流通时间，除了商业网以外，还要有密集的公路网、运河网和铁道网。资本家不但追求剩余价值，而且还念念不忘地想尽量缩短流动资本的周转期。缩短流动资本的周转期就能使流动资本不断地变成固定资本，能降低前者对后者的比例。缩短流动资本周转期还是产业革命的要素（26）。

商业资本和商业利润

极端缩短商品流通时间，对于工业企业家来说，这是主要利益所在。所以他把大部分属于分配范围的业务（运输、堆存、出售、产地、采购、广告等），委托给专业资本——商业资本去做。但是，投入分配范围的资本必须能获得同投入工业的总资本壹样的利润率，这种资本的专业化才能实现。由于商业单位需要的开办资金比大工业企业所需的少，所以分配部门资金投入或抽出等变动要比生产部门容易得多。如果商业利润率高于工业利润率，就会引起资本流向商业，从而因竞争加剧而使利润率下降。如果商业利润率低于工业利润率，就会引起资本从分配部门流向生产部门，引起工业竞争加剧及工业利润率相应下降。

因此，商业资本虽然参与剩余价值的总分配，它本身却不生产任何剩余价值。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始终是全部来自商品的生产，都只是生产过程中无偿劳动在这些商品中的体现。商业资本虽然本身不生产剩余价值，却和工业资本平等地分配剩余价值总额，因为商业资本缩短商品流通时间，帮助工业家增加剩余价值量和提高年剩余价值率。这壹点适用于商业资本的每壹个部门：批发商、小批发商和零售商。因此，商业利润和工业利润壹样，是同投入（商业）的资本额成比例的。由于利润率均分的作用，商业利润在剩余价值总量中所占的份额，相等于带来这些利润的资本（即商业资本）在社会资本总额中所占的份额。

假设壹个国家的总产值是九千亿，其中的八千亿是由劳动力所保存的资本（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壹千亿是劳动力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又假设商业资本是二千亿，其中壹千亿是批发商业的资本，四百亿是小批发商业的资本，六百亿是零售商业的资本。平均利润率是100/1000，即10%。

工业家把生产出来的商品卖给大批发商，总值八千八百亿，平均利润率是10%。大批发商又把这些商品卖给小批发商，总值八千九百亿，获利壹百亿，等于他们壹千亿资本的10%。小批发商再把这些商品卖给零售商，总值作八千九百四十亿，获利四十亿，等于他们四百亿资本的10%。最后，零售商把这些商品卖给消费者，总值九千亿，获利六十亿法郎，等于他们六百亿资本的10%。经过这样几次辗转出售，商品售价恰好等于商品价值：九千亿法郎。商品流通过程中没有创造任何新价值。每种资本都获得同样平均的10%利润。

也许有人会说：如果没有商业资本插手，工业资本的利润率就会更高，恰好是12.5%。这些人忘掉了：如果没有商业资本缩短商品流通时间，剩余价值的总量就到不了壹千亿。不然他们就忘掉了：如果没有商业资本缩短商品流通时间，那麽在前壹生产周期的商品还没有售出之前，随着生产的不间断進行，工业资本陆续投入生产的资本货币，就得更多。这样两种情况的结果是壹样的。所以，归根结底，在联合经营中工业资本和商业资本谁也不吃亏。

商业的各个部门间及商业和工业之间，这种绝对相等的利润率，在实际生活中当然是不存在的。商业利润变化较多，而且主要决定于工业周期的具体阶段。在经济复苏和繁荣时期，物价迅速上涨，存货畅销，求过于供，商人比工业获得更高的利润。在这种时候，商人人数迅速增加。由于商业需要的不变资本远远低于工业所需要的，因而会出现许多小资本家，也来在这种普遍兴旺的时期里，试试他们的运气。1945年后的西欧就出现过这种现象，西德1948年夏季货币改革后也有这种现象。但是壹般的说，商业利润率不能长期脱离平均利润率。否则，工业家会更多的设立直接销售给公众的营业机构。

反之，在危机和萧条时期及其前夕，销路呆滞，商人首当其冲。他们的储备金比大工业家少，取得银行贷款又比工业家难，因此不得不按任何价格出售其存货，就是说亏本出售。商业利润率和工业利润率的均分，最终就是这样通过形势的变化而進行的。

商业资本和投入分配的劳动力

初看起来，似乎商业资本和工业资本的变化是相同的。大商人创办壹家企业，首先投入壹定量的货币资本，作为固定资本（如商店、仓库、堆栈等建筑物）和流动资本（存货和职工薪金）。甚至还能谈谈他的资本的“有机构成”，因为同工业家的资本壹样，商人的固定资本的周转期和流通资本的周转期是很不相同的。

但是表面上的类似之处也仅此而已。事实上，商人的“可变资本”——购买从事分配的劳动力所需的资本——是根本不变的，因为它不生产任何新价值，不生产任何剩余价值。商业资本家所购买的劳动力只不过使商业资本家能够参加产业工人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总分配而已。

从生产新价值的角度来区分的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概念，以及社会壹般利益的角度来区分的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概念，这两种概念不应当混淆。工人在生产达姆弹、鸦片或黄色小说时，是创造新价值的，因为这些商品，既然市场上有买主，就有使用价值，而使用价值又使之能实现其交换价值。但是从人类社会壹般利益的角度看，这些工人的劳动是绝对无用的，甚至是有害的。从事商业的职工在大百货商店里记载商品的進出，让消费者有可能在同类商品的不同品种间進行选择，他们提供的这种劳动，从社会壹般利益的角度看，是有益的劳动，是生产劳动，虽然他们并未创造什么新价值。

然而要在生产新价值的劳动和不生产新价值的劳动之间，划壹条分界线是相当困难的。壹般地可以这样说：凡创造、改变或保存使用价值的劳动，或为实现使用价值而在技术上不可或缺的劳动，都是生产劳动，就是说都是使其交换价值得以增涨的。可以归入这类劳动的，不但有真正的工业生产劳动，而且还有储存、调度、运输等工作，没有这些工作，使用价值就不能利用。[5]

由于投机、销路不畅、竞争或商人的估计错误而储存在商人仓库里的存货，那当然不是这样。这种情况下，商品不仅不增涨价值，甚至还损失价值，因为在储存的过程中常常有损耗的（真正的损耗或精神上的损耗）。大部分商品的商业包装也不增加什么价值。包装是商品分配中的零星开支，包括在商业资本所垫支的资金内，商业资本希望通过这些资金而获得平均利润。但是盛液体（牛奶、糖浆、罐头水果、其他各式罐头食品）的容器却不是这样。没有容器，这些商品就不能到消费者的手里。这又是实现商品使用价值所不可避免的费用，因此这些费用应当加在商品的价值上，加在商品的生产价格上。而且这些费用常常成为价格的主要因素。

从商人的角度看，他所垫支的全部资金，不管用于购买商品也好，用于雇佣工人或租房子也好，这些资金是资本的壹部分，必须赖以取得平均利润。从工业资本家的角度看，情况就不是这样。工业资本家认为必不可少的，只是那些能提早实现其商品价值的、商人所垫支的资金。其他壹切，对他来说，都好像是附加的、没用的开支，都是使分配费用提高的。他埋怨这种提高分配费用的情况，因为这使参与分配“他的”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资本总额提高了。在工业资本影响下，政治经济学把购买商品所必需的商业“资本”同购买劳动力、租用店房所必需的“壹般费用”加以区别。这些“壹般费用”是很难节省的，而且“无益地”提高商品的价格。

还有壹点是：商业的“资本有机构成”比工业的低得多，常常没有用于固定投资的资金。

商业资本的集中

商业资本同工业资本壹样，也有集中的基本趋势。大百货商店拥有雄厚的储备和大量的信贷，在危机和竞争尖锐的时期里，它们比小店主更经得起坏形势的打击，小店主事实上只是在为微薄的工资而劳动。同样，在畅销的时期里，大商人能投入更大量的资金，来收购更大量的存货，并能在更大的程度上利用实现超额利润的可能性。大百货商店的售价可以稍便宜些，因为它们以批发商的身份進货，能够大大减低零售的利润幅度，而小店主则只能在批发价格以外赚零售利润。

“经纪人的报酬，批发商的拥金，商业工人的工资，广告开支都部分地来自工业家和货主想为他们的商品找到零售市场的努力，如果批发商的职能和零售商的职能统壹起来了，那就没有必要再去征服零售商店了。关键就在这里，它虽然不能全部说明，却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有许多分支机构的食品杂货商店要比零售商和批发商各自独立营业更为有利（30）。”

其他的好处是：能够利用更现代化更有效的设备；对高价产品有了新的需求时能立刻加以利用；商品的地址可以安排得更合适，职工可以专业化，产品可以标准化，工作可以合理化，等等（31）。大百货商店还从大工业企业那里得到大量的广告费津贴。

但是，虽然商业集中有了很大的進展，尤其在二十世纪的过程中，其阻力却比生产部门的阻力大得多，特别是大商店要想实现完全的控制，其阻力更大。我们已经指出：创设壹家小的商业企业所需资金不多，这就使过去的农民、手工业者、甚至熟练工人所开的新商店得以周期性地出现，尤其是在市场情况良好时期。有时候这种小商店只要有壹点点极微薄的利润就能维持下来，利润微薄到还不及壹个人的工资。劳动者的妻子或领津贴的家属从这种小商店里挣到壹点细小的补充收入。

面对这种极微薄的收入，大商店的竞争就会失去效率，因为不能像在工业部门那样广泛地使用机器来代替人力。

批发商业和零售商业所存在的那种高度的竞争能力，以及只要有小笔款项就可以开设商店的这种情况，其结果是新商店开得快，倒闭得也壹样快。但是这些商店在开设期间的经营是亏本的，买卖无利可图，因而就整个商业部门来说，降低了平均生产水平。根据零售商店倒闭率之高以及大部分零售商收入之微薄来看，某些从事这类商业的人可以认为是变相的失业者。

投入运输部门的资本

改善运输手段，就能大大缩短商品流通时间，同时也就减少了商品的价值，因为不可避免的运输费用是体现在交换价值中的。在中世纪初期，把奢侈品从东方运来是壹个复杂的问题，是壹件危险的事情。运费费极昂贵。只有经营那些重量很轻、价值很高的产品才有利可图（57）。到十六、十七世纪，海上和陆上旅行仍然需时久而且有危险。要发展笨重而价廉的产品的贸易，这是主要障碍之壹。

筑铁路，造轮船，完全改变了这种情况。此后，世界各处都和大工业中心联结在壹起了，联结得比过去壹个国家里各城市间的联系还要更紧密。没有十九世纪交通运输手段的大发展，就不能建立真正的国际分工和真正的世界市场。

在商队贸易时期，商业利润和“运输费”是混在壹起的。运输费只占商业利润的壹小部分，而且还包括商人自己及其伙计的生活费在内，也包括牲口的饲料在内。船只、马车、口袋都很便宜。经过壹次贩运，这些东西的成本就都收回了。现代运输手段大规模发展以后，情况就不是这样了。铁路、远洋轮船、运输飞机，造价都很高。要相当长壹个时期才能收回这些东西的成本。因此，不管工业生产周期的哪壹个阶段，运输费总是成了包含在商品价格中的固定开支。这就迫使商业资本为那些不容易霉烂的产品寻找较便宜的运输方法，即使因此要大大延长这些商品的运输时间，也在所不惜。

另壹方面，大量资金投入运输部门，使运输部门在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过程中起著特殊的双重作用。首先，制造运输手段在决定重工业的兴衰上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起先是铁路，稍晚壹些是汽车和飞机，都曾经是重工业的最好的顾客。其次，运输部门的资本集中，比其他工业部门彻底得多，迅速得多。其他工业部门的资本反对高运费斗争的结果，往往不是运输部门被工业或金融业垄断托拉斯吞并了，就是运输部门国有化了。归根结底，只有国家才能筹集足够的资本，为资产阶级的普遍利益而降低运输费。直到最近有了大规模的公路运输以后，运输部门才又出现了中小私人资本。

国际贸易

资本主义前期的大商业纯粹是对外贸易。其根源是世界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国际贸易达到了空前未有的规模。但是这种贸易越普遍化，它的性质也随着逐渐变了。过去主要是奢侈品贸易，现在成了日用消费品、原料和生产手段的贸易。统壹的世界市场的建立首先排除了把舞弊和欺骗当作商业利润的主要来源。大部分商品按照实际的生产价格在世界各处出售。于是商业利润就来自工人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总量了。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经济发展不平衡已经不是额外利润的源泉了，已经不是财富从壹个国家往另外壹个国家转移的源泉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使经济发展不平衡不但继续存在，而且加剧了，尖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最早的几个工业强国出口工业品，确实统壹了世界市场。但是却远没有统壹世界的生产，也没有统壹世界生产的技术条件、社会条件和平均劳动生产率。

恰恰相反，资本主义引起的世界市场的统壹，是矛盾对抗因素的统壹。

商品的价值，就是生产这壹商品所必需的社会劳动量。至于社会必要劳动量的多少，则决定于劳动生产率的平均水平。只要许多国家的生产率平均水平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那麽这些国家的商品价值（生产价格）间也会有很大差别。

然而建立世界市场就意味着规定世界价格。由于现代纺织工业开始时不能满足——事实上至今仍不能满足全球居民的全部衣着需要，因此壹部分人力用手工机械或其他过时的手段制造衣着用品，这部分劳动仍然是世界市场上的社会必要劳动。所以落后国家里的棉布价值就高于货源国家里的价值。

但只是壹部分而已，而且是用过时的手段制造衣着用品的总人力中的不断减少的壹部分，这部分劳动，就其社会意义来说，也不是浪费的，就是说事实上其产品是有买主的。因此落后国家棉布的价值远远低于当地的生产价格（在还没有使用最新生产方法以前）。

工业先進的国家把商品运往落后国家，又在落后国家收购原料、食物等，实际上是按高于商品价值的价格出售，按低于商品价值的价格收购。壹个经济先進的国家——在生产率上或则领先，或则垄断——和壹个经济不发达的国家之间的贸易，表面上是“按世界价格的”平等交换，实际上是较少的劳动和较多的劳动相交换，或者是价值从落后国家往先進国家转移（其实壹样）。[10]

“有人常常说：中国共产党是靠剥削世界上其他部分而发财致富的，这种责备是有道理的（60）。”

对于先進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国际贸易不仅是超额利润的来源，也是发展资本主义工业所不可少的安全阀。工业生产发展的速度要比其国内市场扩展的速度快得多。事实上，生产无限制发展的趋势同人民消费经常受限制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的主要表现之壹。十九世纪前半期，资本主义工业，尤其是英国工业之所以能够蓬勃发展，只是因为在国内市场以外，还有壹个似乎无限的国际市场可以夺取。

分配费用

全部分配费用——商业、广告、电讯等，——都是由参与剩余价值总分配的商业资本承担的。只要商业资本还能通过缩短商品流通时间和流动资本周转时间，首先提高利润量和年利润率，那麽，就整个来说，它对于壹般的降低物价，还是有所贡献的。降低物价是资本主义时代的特征。事实上，这样增加的年剩余价值量变成了越来越新式的工业设备。

但是，就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这种作用起了深刻的变化。随着生产力的急剧发展，资本主义市场饱和的间隔时间越来越短，所以分配的主要作用变成不是增加剩余价值量，而是保证实现剩余价值。

对于全部资本主义商品来说，实现剩余价值变得越来越复杂了。实现所需的时间越来越久。实现的过程中竞争非常剧烈。从制造商直至小零售商，壹切环节经常地都有存货堆积。不是堆积几星期，而是几个月，而某些产品甚至几年。[11]

因此，除了技术上必需的分配费用之外，还得加上销售费用，这是由制度的本质所决定的。销售费用还在不断增涨，以至卖给消费者的商品价格日益受其重累。[12]

资本主义社会所存在的货币的本质货币的两个基本职能

货币或壹般等价物首先是壹种商品，壹种其他壹切商品都通过它的价值来表现其各自的交换价值的商品（1）。公式：“25口袋小麦=1里弗黄金”，表示壹个相等的交换价值，也就是壹个相等的、为社会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作为共同的价值尺度，货币并没有什么神秘的性质。其所以能够胜任这个职能，原因在于它本身也是人类劳动的产品，它本身也具有壹定的价值。

当交换简单，买和卖正逐渐取代以货易货的时候，货币的上述基本性质看起来是显而易见的。当小商品生产刚刚露头时，最常见的情况是两种或者三种壹般等价物同时被用来作为价值尺度，例如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是小麦、金子和黄铜；在中国是小麦、大米和白银；诸如此类。在这种情况下，谁也不能把货币看成是单纯的、常规的交换工具。

在当时，劳动的社会分工还依旧比较简单，比较透明。在拿二十五口袋小麦、五头牛和壹里弗白银来進行交换中，农夫、牧人和矿工的各自劳动似乎成了共同的尺度，成了以计算劳动时间为基础的社会所支配全部劳动时间的壹个共同部分。

但是，等到以后交换变得频繁并且日益占了支配地位的时候，这种简单的和十分透明的关系就消失了。货币不再单纯是共同的价值尺度，而且成了交换工具（2）。大批的商品被各自的主人带到市场上去進行交换。这些商品从壹个人之手转入另壹个人之手，直到转入意欲使它们实现其各自的使用价值的买主手中为止。这个时候它们才最终地被买主从市场上抽出去。货币为上述接二连三的交换提供了便利，并且使这些交换得以在壹个统壹了的市场的条件下進行（3）。然而，为了发挥这个职能，货币的固有价值反而成了次要的东西。假如二十五口袋小麦的价值同五头牛的价值相等，那麽农夫和牧人把这两种商品拿去進行交换时，他们是怎样先收壹里弗优质白银或十里弗劣质合金，然后又怎样把这些白银和合金付出去，对他们来说是无关紧要的事情。由于各种商品的流通表现为壹连串的交换手续，而在这壹连串交换手续中，货币起的是媒介作用，因此人们就会产生这样壹种错觉，认为壹般等价物的固有价值对于经济活动的正常進行，没有什么重要意义。

这当然是错觉。当商品流通壹分为二，壹方面是商品流通，另壹方面又是货币流通时，货币本身也就是壹分为二，壹方面是流通手段，另壹方面是延期支付手段。在以商品生产为主的社会里，大量商品的流通是通过信贷来進行的，商品的货币等价物要到以后才能收取（4）。货币固有价值的涨落，也就是说，壹般等价物价值的涨落会立刻在债务人与债权人的相互关系中引起壹场紊乱。货币价值上涨——例如罗马共和国时期黄铜价值的上涨——，债务人就蒙受损失，货币价值狂跌，债权人就破产。

金属货币的价值和物价运动

自从贵重金属多多少少被普遍采用为壹般等价物以来，它的固有价值的每壹次涨落，都会毫无例外地引起商品价格的巨大动荡，也就是说，会引起通过货币来表现的物价便会下跌；金属货币价值下跌，通过金属货币来表现的物价便会上涨。

货币价值上的第壹次大革命是在采用了铁制劳动工具以后、生产白银的条件有了重大改進时发生的。这种改進使得白银的价值在纪元前900年左右壹落千丈。白银价值的下跌引起了通过白银来表现的价格的暴涨：纪元前2000年哈姆拉比在位时，壹个“居耳”（qur）小麦的价格是两个西克尔，但到了纪元前950年，同样是壹个居耳小麦，价格却上升到了十五个西克尔（5）。又过了六百年，大亚历山大抢劫了波斯帝国国库内贮藏的大量的贵重金属。这次掠夺带来了与生产价格低廉同样的后果：黄金和白银的价值下跌了壹倍，而物价则有了相应的上升（6）。

纪元后第二世纪起，出现了相反的情况。在当时，由于奴隶的价格上涨，由于奴隶的劳动效率下降，由于许多矿山关门，由于掠夺得来的财富大量流往印度，结果黄金和白银的价值上涨，通过贵重金属来表现的价格则下跌（但因为历朝皇帝相继将货币贬值，所以这壹点并不明显）（7）。这壹个运动在八世纪和九世纪，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随后就又反了过来。从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起，银矿开采方面发生的壹场真正的技术革命引起了白银价值的下跌和物价的普遍上涨。这壹次物价的上涨，到了十六世纪下半叶，由于玻利维亚的波托西和墨西哥各银矿的开采而全面展开。以上各矿的开采都是使用奴隶劳动進行的，因此生产费用大大地降低，使得欧洲的许多矿都关了门。

把金属货币的价值的涨落同商品价格的涨落拿来作比时，不可以忽略这样壹点，即同壹个由于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因而导致金属价值下跌的技术大改革，也能引起壹切商品价值的下跌。在这种情况下，在黄金和白银价值下跌的同时可能是商品价格的稳定甚或下跌。例如：纪元前十世纪，铁器时代的同壹次技术革命，壹方面降低了白银的价值，另壹方面也大大发展了生产费用降低了的农业。结果，从纪元前十世纪到七世纪，农产品的价格壹落千丈（例如壹居耳小麦由十五个西克尔跌到了半西克尔）（8）。

只要在市场仍然是被分割为千百个相互之间往来不多和联系有限的区域性市场，世界上同时并存的多种多样的壹般等价物就仍然不会令人感到在交换中有什么特殊不便。最初是葡萄牙人，随后是荷兰人，当他们开始到印度尼西亚去做买卖时，他们发现那里同时存在着不同的货币本位。在土著居民公社里，既可以使用黄金货币和白银货币，也可以使用贝壳货币（9）。只是等到工业资本主义真正统壹了世界市场，等到大家所生产的只不过是交换价值以后，人们才感到必需有壹个在任何国家都能够通用的壹般等价物。许多国家都曾经试图把黄金和白银同时用来作为壹般等价物（复本位货币制），但是结果都失败了。因为这两种金属各有各的交换价值，而这种交换价值在资本主义时期经受着许多波动的影响。其结果是通过此壹金属来表现彼壹金属的价格，通过此壹金属或彼壹金属来表现的商品价格，就必然要不断地发生紊乱（10）。最后，到了十九世纪左右，几乎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不得不采取了金本位制；黄金成了在壹切国家都通用的价值尺度。但是远东却继续拒绝这样做。在远东，从十六世纪以来，先是在中国，以后又在印度和日本，白银仍然被采用为壹般等价物。

金属货币的流通

被用来作为交换工具的贵金属本身代表着壹定的交换价值。由于等量的价值同等量的价值相交换，因此，在使用壹种金属货币的时候，流通过程中全部商品的总价值与实现这些商品的交换价值所必需的货币量两者之间，就必然建立起壹种确切的关系。要想确定这种关系，必须注意到这样壹件事实：同壹块货币可以被用来连续進行好几次交换。

壹个农夫拿了壹块货币到市场上去买布；卖布商用这同壹块货币到磨粉商那里去买面粉；磨粉商又到农夫那里去买小麦。他用的仍旧是那块货币。由此可见，同壹块货币，在同壹天内就被用来進行了三次交易。每次交易的数额都同这块货币的价值相等。假如我们用v来表示货币流通的速度（同壹块货币在壹定的时间内被用来進行交换的次数），用Q来表示流通商品的数量，用p来表示物价的平均指数，我们就有了求得流通货币量M的公式如下：

M × v ＝ Q × p (11)

流通货币总量和货币流通速度相乘的积数应该与流通商品总量和物价平均指数相乘的积数相等；这样，我们又得出了交换全部流通商品所必需货币量的公式如下；M=(Q×p)/v

最后，如果把全部流通商品价格的总额P来代替Q × p，我们又得出下面这个公式：

M=P/v

流通货币总量应该同货币流通速度除业经交换过的全部商品价格的和数相等。

不可以把这个公式当成能够倒换的公式，也不可以把它当成有了三个已知数就当然能够求出第四个未知数的代数公式（12）。在正常情况下，应该把P看作是唯壹不受上述公式约束的可变因子。商品生产的价格能够随价值的涨落而涨落；技术性的進步能够引起价格或多或少的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壹部分金属货币就能够被排除于流通以外，能够被贮存起来。倘若流通商品量增加很多，而生产率不相应地上升（每壹商品的价值没有相应地下降），为了能够实行交换，就必须有壹个追加的金属货币量。于是人们便想尽办法来试图增加贵重金属的生产（关门的矿山重新开张；另外去寻觅新的矿藏等等）。例如从十四世纪末期到十六世纪就发生过这种情况。但是货币流通速度并非是个独立因素。“货币流通速度随生产本身的变化而变化，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流通的种种变化不会影响物价（13）。”

私人信用货币的起源

但是，自从小商品生产有了飞跃发展，单单使用金属货币会对交换中的快速付款形成壹种限制。国际贸易突然发展会引起现金荒并从而妨碍经济的发展。这种情况不但在十四世纪到十五世纪的西欧发生过，就是在伊斯兰教帝国阿巴西德王朝时期（14），在从亚历山大到罗马帝国征服埃及时期（15），在洛里奥姆矿被发现以前的古希腊（16）以及在九世纪以后的中国（17），也都发生过。现金荒时期的壹般特点是：铸币流通得越来越快，铸币的份量和价值迅速耗损。

此外，在小商品生产业经充分发展的情况下，单单使用金属货币就会产生许多困难。远行海船和队商在启程时，必然要在壹个长时期内把它们的交换手段带走，这就会引起突如其来的现金荒。罗佛举出了岛赞诺起草的十五世纪的壹份商务条约（18），条约指出，在威尼斯，每年6月和7月，商船启程前往君士坦丁堡后便发生货币荒。中世纪“货币市场”上的这种“紧张局面”每壹次都要有规律地延长到9月初商船启程前往亚历山大港之后，而从12月15日到1月15日这壹段期间，随着商船又外出采购棉花，紧张局面就又重新发生。反过来，10月和12月，由于到威尼斯来采购香料的德国商人带来了大量货币，威尼斯就又现金充足起来（19）。

要支付货款就必须运输铸币，而这些铸币的数量往往极为可观。单单这壹点也能说明使用金属货币会造成很大的累赘：

“（路易十六时期），邮船公司在经营现金运输方面所费不赀……迈尔西埃在其所著《巴黎壹瞥》（Tableau de Paris）中写道：‘每个月的10日、20日及30日，从早晨十点钟直到中午，人们会遇到被装满了铸币的大口袋把腰压得弯弯的搬运夫；他们快步飞奔，活像敌军马上就要来攻打这座城池壹样……（20）’。”

这种运输上的困难在像中国那样的国家里特别不容易解决。当时在中国，人们使用的现金是用比黄金和白银要差的金属，也就是用黄铜甚至是铁来铸成的。

除了运输上的困难以外，还须加上当时普遍存在着的货币风险，这种风险的来源是各种各样货币的同时流通，[壹]是营私舞弊（截割等等），特别是国库舞弊。十六和十七世纪时，这种现象是那样地普及，以致在1695年，由于收来的铸币分量不足，英国的税收损失了50%（21）。

这些原因都说明为什幺小商品生产演進到了壹定的阶段，商业发展的结果会使商人们发明了货币代用符号，使用这种符号可以使交易加速，可以简化交易中的付款。在每壹个商品资本发达的社会里，或多或少地普遍出现的这种代用符号有两种范例形态，壹种是支付票据，壹种是转账（账面货币）。

我们已经谈过支付票据是怎样从买货和交货在时间上的分离、从买主和卖主在空间上的分离中产生的。[二]在中世纪的欧洲，这种票据在开始的时候是壹些兑换契约和信贷工具。在另壹些社会里，它们或者是些简单的信贷工具，就像日本的“米券”壹样（22），或者是些用金属货币或壹定的商品来支付的支票，就像中国宋代的“茶券”壹样（23）。这些票据除了起信贷工具的作用以外，它们的特点是：由于它们被普遍使用而可以充当货币代用符号。为了做到这壹点，只要它们可以進入流通，就是说能为票上所开记名人以外的人接受就行了。在西欧实行期票背书保证了这种流通。期票背书的办法可能是在十六世纪便开始在西欧通行了（24）。十九世纪初在苏格兰和兰开夏，期票还仍然像真正的交换手段那样的流通著，并且上面签满了人名（25）。

转账的方法曾经为补救金属货币之不足而被广泛地采用过。至少在中世纪的欧洲便是如此。这是因为大部分商人都在商业银行家的店铺里立有往来帐。商人在购买商品时就通知银行把该付的款子记在他们往来账上的负债项目下，同时也记在向他们出售商品的人的债权项目下。同样，商人出售商品时就通知银行把别人欠他们的钱记在他们账目中的债权项目下，并把相应的壹笔钱数记入有关买主的负债项目下。每到壹定时期，每壹个商人的往来账便就负债及债权两项進行壹次结算，用自己在银行里的存款来付账，有的时候则补交必要的现金。这种转账制度主要是依靠十三世纪的国际大市集来获得发展的，通过转账制度，中世纪社会节约了大量现金：

“这些集中了地中海东岸诸国香料贸易和西方国家布匹贸易的大市集是用清算的办法来支付货款的。总之，在特罗亚和普罗文斯，人们很少经手货币，在那里進行的主要是记账买卖。大市集结束时，兑换商们的店铺就成了真正的票据交换所。所有付清的债款还可以用支付佣金的办法从这壹次市集转到下壹次市集（26）。”

罗佛在布鲁日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当地银行的账册中发现好几千张转账通知书。罗佛认为银行存款当时已经成了真正的货币（27）。人们所说的账面货币就是用银行转账来作的交易和付款手段，因为资金的转移是通过在银行账册上记壹笔账的办法来進行的。

付款通知单和期票以及账面货币等可以被当作金属货币，用来進行壹系列的货币交易。但是这种货币代用符号所代表的是壹种信用货币，因为人们只是在信任开发这种符号的本人（或是信任转账银行）的情况下才会接受它来作为支付手段的。这是壹种私人信用货币，因为它是由私人发行的。

金属货币代用符号充当交换工具和诸般商品等价物的壹个不可缺少的条件是要最后可以兑成金属货币，即壹般等价物。私人信用货币的流通总是意味到最后要支付被人们普遍接受的公用货币。每壹个商人都当然要完全负责使自己发行的票据能够兑现。倘若这些票据到最后不能兑现，商人便破产，握有这些票据的人便失掉垫付过的金钱。因此，从定义上说，私人信用货币是壹种信贷形式，壹种信贷货币，作为金属货币等价物，它的等价程度如何，取决于这壹货币发行人的支付能力。

公共信用货币的起源

但是由私人作出努力以补救金属货币之不足也有其古怪的地方。从定义来说，货币或壹般等价物乃是壹种社会性工具，它所应当做的恰正是要取消存在于商品之中的那些纯属私有性的东西，好让交换可以在时间上、空间上受限制最小的情况下来获得发展。货币代用符号的使用取决于个体市民的支付能力，日子久了它就不能再尽到这种社会性的职能。因此，商业资本的发展便要求建立壹些公共的货币代用符号，也就是说要求建立壹种公共信用货币。从历史上看，公共信用货币的起源系来自私人信用货币的第三种形式，即起著钞票作用的各种存款收据。这种存款收据的发源地是中国。

中国早在周朝时期（纪元前1134——256年）就已经有了商业票据（28）。纪元后九世纪，由于发生了严重的金属货币荒，到各省省会来的商人们的习惯是把他们的贵金属存放在壹些私人那里，然后再把从这些私人那里取得的存款收据拿去流通（29）。这种私人信用货币的名称是飞钱。中央政府禁止这样做，因为它害怕贵重金属的流通会因此而绝迹。但是由于的的确确存在着现金荒，连中央政府自己也不得不于812年在京师设置了存钱局。存户可以凭著皇家存钱局发给的收据或存款票据向该局在各省的任何壹家支局去兑换金属铸币。稍后，到了十世纪，又成立了“便换所”来对这项制度進行统筹管理。

便换所当时发出的存款收据仍然是记名式的。但是到了十壹世纪初，四川省的铁铸金属货币由于分量过重妨碍了商品的流通，于是商人们便决定把它的流通完全取消。十六家殷实商号把自己的全部金属凑集起来发行了支付券，支付券上不再记名，成立不记名式的支付券。支付券的后备金就是上述全部金属货币，支付券的使命是要取代流通中的全部金属货币。由于这些钞票的发行不慎，商人们都破了产。于是中央政府便亲自出面，于1021年在四川成立了壹家银行来发行官钞。又过了两年，这些官钞开始在全国流通。随后又特地成立了壹家银行来发行和兑换这种货币。到了1161年，流通中的纸币数量已经高达四千壹百四十七万贯，而金属铸币却总共才有七十万贯，元朝和明朝时期，纸币仍然占主要地位，但是发生了多次贬值和通货膨胀。明朝覆灭的部分原因就是纸币通货恶性膨胀。[③]经过这次灾难之后，清朝从十七世纪起便取缔了纸币，直到十九世纪中叶它才又在中国重新出现了。

公共信用货币的形成。第壹源泉：贴现

公共信用货币或银行券的古典形式是在英国产生的。银行券的前身是私人信用货币“金匠券”。金匠券也出自这个国家。开始时，英国商人曾经把他们的私有珠宝和钱币存在国王那里。但是到了1604年，查理壹世由于面临着日益严重的财政困难没收了这些财产。商人们从此便习惯于把他们的财物存放在金匠铺，换取金匠铺开发的存款收据，名之曰“金匠券”。以后，当金匠铺开始自命为银行时，“金匠券”又改称为“银行券”（31）。

开始时，银行券是按照存款总额来发行的。倘若中途存户把存款提走了壹部分，银行券上就注明已经提走多少。后来，银行券上的记载成了固定的数额，存户拿到的是好几张银行券，加起来的总数同存款相等。苏格兰的私人银行和1697年成立的英吉利银行也先后采用这种形式发行了银行券（32）。

然而，从某壹个时期起，苏格兰银行家和金匠铺开始把不归他们所有的金属储备用来向第三者贷放。他们发放这种贷款便取得了对于第三者的债权。从这以后，在社会上流通的信用货币就不再单单由金属储备担保兑换，而是同时也由对第三者的债权来担保兑换（壹项债权由另壹项债权来担保）。英吉利银行在1697年成立时发行的银行券，壹方面由它自己的金属储备予以担保，同时也由国家对该银行的负债来加以担保（33）。

经验告诉银行家们，用对第三者的债权来担保兑换的银行券可以发行到壹定的限度（例如发行到金属库存的三倍或四倍），因为公众是绝不会把他们的银行券全部拿来壹下子都兑成金属货币的。慢慢地，到十八世纪期间，英吉利银行研究出来了壹套机构，通过这套机构，银行券的发行额，既取决于银行的金属储备，又取决于贴现，起初是单单指公共证券的贴现，以后兼指商业证券的贴现（34）。在整个十九世纪，起初是壹般贴现，其后特别是商业票据再贴现，不但在英国、而且在每壹个资本主义国家里，是形成银行券或公共信用货币的主要源泉。

发行银行就壹张票据進行贴现（或再贴现）时，它先在票额内扣除利息，然后把余额付给票据所有人（或银行）。这样壹来，银行就把壹批与此款额相等的银行券投入了流通。票据到期时，发行银行就反过来又把这笔款子收回，把同量数额的银行券又从流通中抽回，由此可见，掌握在发行银行手中的票据数量的增减，决定着流通纸币数量的增减。提请贴现的商业票据数量，经济情况良好就增加，经济发生危机或不景气就减少，因此，发行纸币由贴过现的票据来担保兑换，是壹种十分灵活的货币手段，能使货币储备适应当时经济所需要的交换手段（35）。

公共信用货币的形成。第二源泉：透支

只要票据贴现是流通信贷的主要形式，中央发行银行的贴现及再贴现业务便总是流通中的绝大部分信用货币的来源。但是，银行透支壹旦作为短期信贷的主要形式取代了贴现的时候——英国早在十九世纪末，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则在二十世纪初，就已然如此——银行存款（账面货币）的流通便成了货币流通的主要成分。

资本家只不过把他们流动资本中的壹小部分用现金的形式保留下来，而把其中的绝大部分存入银行。银行家好比是资本家的账房，把资本家欠别人的款项付出去，把别人付给资本家的款项收進来。所有这些收支都并不过手现金，而是通过壹笔账、通过支票[伍]或转账来進行。

人们可能会认为这种账面货币的来源是存户们的现金付款。这只是对了壹部分。银行存款中的很大壹部分并非来自银行存户存進的现款，而是银行为资本家们在往来账上作出的透支。正是这种贷款形成了存款：

“存款总额来源于银行本身的活动。当银行发放贷款、答应提取的款项可以超出存款实额并且收买有价证券时，它便在自己的账册中载列了同存款数额相等的贷方科目（39）。”

这样形成的银行存款——至少是活期存款——实际上成了货币，因为这种存款在全国范围内都可以被用来進行任何购买和付款业务。这是壹种信用货币，因为它的流通归根结蒂取决于银行方面的良好经营和支付能力，而并非取决于壹般等价物的固有价值。这种存款还是壹种公共信用货币，因为，在所有的先進国家里，每壹家重要银行都通过壹种明确的制度同中央发行银行有着联系，使得账面货币可以兑换成发行银行的银行券。

银行向资本家发放的信贷，很大壹部分是活期存款的源泉。这种贷款都是要拿去使用的。银行之所以设置存款，为的就是让它流通。倘若壹家银行答应某甲在往来账上透支，从而使某甲的存款增加了四百万到六百万法郎，某甲就会使用这六百万法郎去偿付他欠某乙的债务，或者是去向某丙购买商品。这些不同的资本家也俱都在银行里各有各的往来账。倘若大家的往来账都设立在同壹家银行里，这些手续便都会通过划账的办法来办理，用不着转手任何银行券。六百万法郎只不过是由某甲的账上转到某丙的账上去。倘若某乙的往来账是开在另外壹家银行里的，那就只有在这另外壹家银行不必向某甲的银行解缴等额款项的情况下，才会产生为债务结算而过手现金的必要。实际上，为了这种目的而特地设置的票据交换所把此壹银行须向彼壹银行转移的现金减少到了最低限度。[⑥]

肯定地说，每壹家银行只要得到其他银行的信任并经中央银行许可它在该行增加负债科目，便可以增加透支，发行账面货币（41）。银行家凭经验知道，在正常情况下，公众向银行提取的现款只占存款总额比较小的壹部分。[七]因此，只要这些存款不超出所谓“兑现系数”或现款系数的壹定比例（也就是说最低库存对存款总额的百分比），银行就壹般能够从事透支业务，发行账面货币。在特殊时刻，中央银行必须進行干预，以免由于这种信用制度的垮台而引起整个货币制度的垮台。为了避免闯祸，大多数先進国家都由政府规定了“兑换系数”。[⑧]

自从1946年以来，这种系数在英国是8%（43）。在美国，对于各大银行的活期存款是24%；在比利时，对于短期存款是4%，在瑞典和意大利是25%，等等。此外，在比利时，短期存款总额的65%系由公债来担保兑换（44）。

由此可见，账面货币在货币总额里占了极大的比重，也就是说，在壹定国家中流通著的整个交换手段和支付手段里占了极大的比重。正因为这样，1952年，账面货币占了美国货币总额的78.6%，在英国占74%，在澳洲占65%，在意大利占51%，等等（45）。另外，在这方面还须要补充壹点，即壹般说来，账面货币的流通速度比银行券的流通速度要快（46）。

公共信用货币的形成。第三源泉：预算赤字

由贴现或透支等形成的公共信用货币是和经济制度的固有需要——信贷需要、交换需要、支付需要等——相适应的。由国家来控制这种信用货币的形成，这是和现代资本主义内部、随着交换关系的越来越错综复杂、货币越来越不容置疑的社会性相适应的。但是这种为使经济顺利发展而必不可少的控制却同时又会是各种紊乱的根源。

纸币的发行是由国家来控制的，货币总额的大小归根结蒂是由国家来决定的。但是国家本身既是买者又是卖者，因此它既需要交换手段，也需要支付手段。早在公共信用货币刚刚产生时，控制着这种货币的发行额的各国政府就已经企图假借它来满足自己的需要。最早的发行纸币的经验都毫无例外地带来了灾难性的通货膨胀。鞑靼皇帝忽必烈可汗统治中国的时期就曾经有过这种情形。当时，在中国流通的纸币总额达到了二亿四千九百六十五万二千二百九十贯，这在当时是不可思议的（47）。其他大陆各国的早期经验也是壹样，十七世纪英法等国在美洲殖民地用的“卡纸货币”（monnaies de carte），美国在独立战争时期发行的“大陆纸币”（monnaie continentale），法国在大革命时期发行的信用券等等，就是这种例子（48）。

即便是在按照正统货币最严格的原则来治理的资产阶级国家里，某种季节性和周期性的现款需要激增（例如在发付官俸的前夕）也不可避免地迫使国家向发行银行举债。这种债务的增加表现为货币额增加。在正常情况下，这种追加的货币量过后又会被吸收回来。但是，倘若国家多发行货币是为了应付长期的财政支出，或者，更坏壹些，是为了应付预算赤字，那麽，在追加的商品量不足以适应流通过程中在这壹追加的货币量时，就会出现货币贬值的危机（49）。

社会必需的货币额

由此可见，账面货币这座金字塔是整个建立在纸币的基础之上的。就像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私人信用货币也是如此。任何信贷货币都需要壹定的货币量来作为最后的支付手段。因为这实际上是壹定的债权量。这些债权在划账之后仍须获得最终的清偿。由此可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投入流通的货币量必须要起两种作用：构成進入这种流通的商品的等价物（货币这时是流通工具）：把那些互相抵销的债权计算在内的同时，表现为到期债权的对等物（货币这时是支付工具）。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了前面已经讲过的货币的两种职能。

货币是支付手段，可以用来偿付债款；货币也是流通手段，它有着壹定的流通速度。同是壹笔金钱，可以在壹段壹定的时间内从壹个人之手转入另壹个人之手，从壹家公司转到另壹家公司，连续進行壹连串支付。因此我们就得出了下面为了進行壹切付款（例如壹个月之中）所必需的货币量的公式：

（债务总额－互相抵消的支付总额）/支付手段的流通速度把商品流通所必需的货币额同偿付债权所必需的货币额加在壹起，就可以得出为资本主义经济得以顺利進行所必需的货币总额。必需考虑到这样壹点，即同壹张银行券可以相继用来购买壹件商品，然后由商品出售者去清理壹宗债权。因此在壹定时间内经济所必需的货币额应该等于：

{(流通中商品的价格总和)/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流通速度}＋{（应付债务的总和－互相抵消债务的总和）/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流通速度}-{相继被用来作为流通工具和支付工具的货币总和}

通过这个公式可以立刻看出，为使经济能够顺利進行所必需的货币额具有很大的伸缩性，这种货币额在壹个月之间不断地发生变动。例如，在每月初壹到期的时候，需要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要比壹个星期以后多得多。同时，社会必需的货币额还随着情况的波动而波动。这个公式还使人看出，为了能够快速适应经济不断变化的需要，必须要有壹个极其灵活的货币工具。

不兑现的纸币流通

账面货币以公共纸币为基础。只要纸币仍然能够兑换现金并以发行银行的金属库存为基础，使用货币代用符号就不会发生有关货币本质的问题。货币由于其本身的固有价值，继续被用来充当壹般等价物。至于只有壹部分银行券由金属库存来担保兑换（同样的，只有壹部分账面货币由银行券来担保兑换），这件事仅仅体现出壹种流通工具的社会经济，其所以行得通，乃是凭经验发现了公众的行动规律。

这种规律反过来反映了资本主义经济不断增长的社会化，反映了货币越来越大的客观性。要想不妨碍货币机器的作用，只要把可以兑现的信用货币的运用限制在社会必需的货币额以内就行了。凡是大量地发行追加信用货币都会引起贵重金属的溢血症，都会引起停止兑现，货币就必然要贬值。

从现代资本主义货币这种越来越客观的性质出发，人们才能懂得不兑现纸币的流通问题。不兑现的纸币不壹定就导致丧失购买力，不壹定就导致表面上的贬值；早在十九世纪就曾经進行过这种试验。法国法郎于1870年和1877年间就成了不兑现纸币，但是同黄金和可以兑换黄金的纸币相比，法郎的价值仅仅下跌了不到1.5%。

只要把不兑现纸币的发行额（和账面货币的发行）严格地限制在社会必需货币额以内，就可以大体上避免发生任何货币贬值。由于日常的经济往来——交易及付款——吸收了投入流通的全部货币，这种不兑现的纸币等于代替可兑现的纸币在为壹笔同额的款项而流通，在全国市场范围内任何紊乱也不会发生。

有些作者曾经想通过这种现象来证明这样壹点，即货币从来就不是什么原本具有价值的商品，货币的时价向来都是由政府当局加以决定的（52）。但是十九世纪的经验，尤其是壹些采用复本位制货币的国家的经验证明，有些货币价值的涨落是由黄金和白银固有价值的涨落而引起的：

“在加利福尼亚州和澳洲（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大量发现金矿以后，白银变成了太贵的金属，难以继续用来流通……但是情况很快就突然反了过来。自从1842年起，人们发明了壹种冶炼方法，对于把白银从铅矿砂中提炼出来提供了便利。1848年和1853年，墨西哥的所谓‘落基山州’纳入美国版图之后，这种提炼方法被大规模加以采用。廉价生产的大量白银同黄金相比降低了价格，白银便逐渐不再被用来作为货币（53）。”

实际上，十九世纪以金本位（或银本位）为基础的货币，从第壹次世界大战以来过渡为半不兑现货币这件事，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现象。壹方面是真正的货币贬值，这种贬值是由庞大的军备开支和战争开支引起来的，也是由公债负担的不断增长引起来的。这种贬值就连握有全世界大部分黄金储备的美国也没有能够幸免，因为1958年壹块美元的购买力比战前（1939年）下降了壹倍。另壹方面，在经济生活中，国家的干预日益增多，为了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国家越来越把某些经济部门组织起来，这样壹来，就取消了市场经济的“纯”条件。另外壹些“组织”力量和“有意识”的力量如：卡特尔、托拉斯、控股公司和壹般垄断集团也在这上面起了作用。[⑨]对于以贸易为基础的纯市场经济来说，具有固有价值的货币是必不可少的。“经济组织”的因素越是進入到经济中来的，“抽象”货币，即账簿上的货币，便越发能够取代这种具有固有价值的货币（54）。

但是资本主义在其没落时期引用到经济中来的组织因素都是互不协调、互相矛盾的。它们在壹个方面取缔市场的无政府状态和自动化主义，可是又在另外壹个方面使之在更高的程度上重新出现。在以金本位为基础的货币时期，不仅是在国内市场上，而且也在国际市场上，大部分支付是不通过贵重金属来進行的。在各国货币成为不兑现或半不兑现货币之后，国际上的付款便复杂化了；在国际市场上的支付方面，用黄金（和可以兑换黄金的外币）付款的要求比过去多了。

由此可见，即便是在不兑现纸币制度之下，肯定地说，贵重金属——具有固有价值的商品——仍然是国际市场上唯壹的壹般等价物。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唯壹的、使流通工具最终脱离其金属基础的“组织起来的”世界货币是无法实现的。这种世界货币只能是全世界经济计划化的产物，而世界经济计划化将是射秽主义在全世界胜利的产物。

由此可见，现代的货币实际上并不是同金属基础完全脱离的货币，哪怕是法律规定（已经变成纸币的）银行券不得兑取任何数量的黄金。[⑩]在对外贸易及国际支付运动中，任何壹个国家的货币都是既和黄金有关，又和其他各国的货币有关。它的相对购买力的涨落，它在自由市场或黑市上时价的涨落，都是壹些用来衡量它贬值了还是没有贬值的指数。这种贬值产生于公共信用货币的特性：即国家印行的壹切银行券相互依赖、集体等价的特性。

金属货币是人类劳动的产品，具有固有的价值。金属货币流通的增长超过了社会必需货币量时，不是引起金属货币的贬值，而是大家都把金属货币窖藏起来。可以兑现的银行券也是壹样，这种银行券发行过多时还会引起黄金逃逸。没有支付能力的资本家发行私人信用货币会导致彻底贬值和发行人破产，但并不自动引起其他个人发行的私人信用货币贬值。

相反，不兑现的公共纸币发行量如果增加，而流通商品却没有同时相应增加，那末这种公共纸币就会贬值。由于所有的银行券都同样地贬了值，增加货币流通就不但不会引起窖藏，反而会引致外抛。这样壹来，银行券的价值大小就由它的购买力来决定，而购买力则在下降。这个时候，货币数量论的应用就发挥了部分效用。[11]

由于现在纸币贬了值，人们就设法予以外抛，另壹方面却去窖藏原始的贵重金属、金属货币或其他没有贬值的货币。[12]根据人们的估计，从1949年到1951年，私人贮存的黄金平均每年达二亿五千万美元。格里歇姆规律表明：（或多或少贬了值的）“劣质”货币把优质货币排除于流通之外。

由于纸币贬值而当然发生的物价上涨，只是在物价的形成多多少少比较“自由”、也就是说在由经济力量来单独决定物价的国家里才会出现。在壹定时期，国家可以强行规定银行券不能兑现，同时对外汇進行严格的控制，这样壹来，尽管发行了大量纸币，尽管纸币毫无疑问地贬了值（这种贬值只是在国际货币自由市场上和国内“平行”市场或黑市上表现出来），依然可以把物价上涨减少到最低限度。例如当年的纳粹德国就是这种情况（56）。但是这种制度暗含着另外壹些矛盾。关于这些矛盾，我们将要在所谓“管制”经济以及军备和战时经济等范围内去另外進行研究。

支付平衡

即便是壹种“结实”的货币，也就是说，即便是壹种发行量没有超过货币储备必需量的纸币，壹个传统上被认为有足够黄金储备的纸币，也能丧失对黄金的可兑换性。1931年以来的英镑就是壹个例子。黄金的双重职能是这种不可兑换的原因。黄金既是纸币的储备又是国际支付方面的唯壹货币。私人信用货币只是在私人发行者有支付能力（票据到期时能够付款）的限度以内才能在国内流通；同样，公共信用货币只是在发行国有能力用黄金（或可兑换黄金的外汇）来清偿对其他国家的债务的限度以内才能在国际上流通。

这并不是说每向国外购买壹次货物就必须向卖方国输送壹次黄金。在国际上，同在国内或地方上壹样，也实行着壹种清算制度，根据这种制度，壹个国家须向另壹个国家输送的黄金只不过是前者欠后者的款数和后者欠前者的款数二者之间的差额。这种差额叫做结余。支付平衡里面出现结余。支付平衡主要包括下列各项：

甲，贸易平衡，即向某壹国家的输出及由该国来的输入之间的差额：倘若输出总值超出了输入总值，支付平衡上就有了债权项目，反之则为债务项目。

乙，资本运动，即输出资本及输入资本之间的差额：输出资本包括：在外国购置的股票、工厂、债券、不动产、在外国的银行里進行的投资等等。在有关国家置有产业的外国人把红利、利息、保险费或保了险的资本等等汇往国外也属于这壹类。输入资本包括：为有关国家带来资本的外国人所购置的股票、债券、工厂、不动产，在本国银行存放的外国资本，以及在外侨民汇回国内的红利、利息、保险费、保了险的资本等等。从外国寄回来的私人及公共赠与也属于这壹类。倘若输入资本的数额高于输出资本的数额，支付平衡上就有了债权项目，反之则为债务项目。

丙，航海运动：本国船只在国外运输货物收取外汇作为运费并把它带回国内。反过来，外国船只把货物运到本国来，收取外汇作为运费并把它带往国外。倘若第壹类运费的数额高于第二类运费数额，支付平衡就有了债权项目，反之则有了负债。

丁，旅行运动：倘若有关国家的旅客到外国去旅行花费的金钱比外国旅客到该国来旅行花费的金钱多，支付平衡就有了债权项目，反之则有了负债。

戊，外侨移入及移民出境运动：倘若移入的外侨带来的资金比出境移民带走的资金多，支付平衡上就有了债权项目，反之则有了债权项目，等等。

只要壹个国家的支付平衡，总的说来，壹直有赢余，该国只要用数量不大的金属储备就可以保证其纸币兑现。但是壹旦支付平衡开始经常有赤字，那就必须要有高额的金属储备才能正常地保持纸币兑现。否则黄金外流就有引起投机及恐慌的危险（57）。最后，倘若大部分在贸易方面占重要地位的国家都放弃了金本位——1930年就发生过这种情况——其他国家就不能不也照样放弃金本位，否则他们本国的货币就会成为国际投机活动的标的，并且逐渐退出流通领域。

支付平衡影响着货币流通量，并从而又在半不兑现或完全不兑现的纸币制度下影响着货币的购买力。支付平衡的持久性逆差是通货膨胀倾向的产物；支付平衡的赢余是通货紧缩的产物。[13]但是，在短时期内，当发行银行把它所积累的外汇剩余等价物付给出口商时，支付平衡的赢余就能引起通货膨胀的倾向，因为这个额外的购买力在市场上找不到等价物（58）。为了避免这种后果，支付平衡的盈余，必须用增加国内储蓄的办法来加以抵销（59）。

发行银行和银行信贷

只要货币继续以金本位为基础，发行银行的作用就首先是要注意保证货币兑现。发行银行只要提高贴现率就可以对信贷施加限制，这首先是为了限制信用货币的流通额而制定的手段。用来纠正“繁荣”的偏差只不过是它的间接作用。但是，在不兑现纸币的时代，发行银行的任务有了扩大，包括了控制整个经济的职能。因为发行银行必须控制每壹家商业银行的信贷政策，反过来，每壹家商业银行又影响着经济发展的整个進程（60）。

十九世纪的发行银行都是用黄金（或者白银）库存和贴现过的商业票据来担保其所发行的银行券兑现。它们当时都借助贴现率来影响信贷额。

第壹次世界大战以来资本主义没落时期所表现出经济及财政的不稳定性，迫使发行银行不得不求助于额外兑现储备和种种不同手段来影响信贷。壹方面各家大私人银行莫不握有巨额储备，这就使它们可以大大地不受中央银行贴现政策的支配。另壹方面，经济萧条加甚时期，单单降低贴现率已经不再足以刺激信贷额、交易额和货币流通额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发行银行乃求助于十七世纪及十八世纪各家公共银行曾经广泛采用过的壹项老技术，即所谓公开市场政策。

在美国，这种政策壹直在实行，但主要是从1933年起才被广泛采用。在英国是1931年，在法国和比利时是1936年，由壹项特别法规定，发行银行得以在公开市场上收购及出售国家证券（公债券、国库券等等）。政府想要压缩信贷货币流通额时就可以出售国家证券，这样就会引起银行券的回笼（并从而引起银行券购买力的不生殖），或者是私人银行在中央银行里设立的贷方往来账的减少，以及这些银行以后所能发行的账面货币的减少（这和前者的效果是壹样的）（61）。反之，政府想要扩大信贷货币流通额时，它就需要把国家证券收回，这样就会引起增发新钞，或者增加私人银行在中央银行里的贷方存款。但是公开市场制度容易蜕化成为了弥补预算赤字而向国家提供垫支的手段（62）。

美国的货币贬值不像欧洲国家那麽厉害，但也就是在美国，国家证券目前代表着私人银行账面货币的主要等价物，代表着发行银行财产中比私人债权重要得多的项目：

“直到1933年，形成货币主要源泉的是私人公司的短期借款。1929年，商业银行的贷款占全国货币总额的三分之二。但是到了1950年底，就只占三分之壹了。现在，提供货币的主要源泉是政府公债。各家商业银行财产中的政府公债已经远远超过了它们的短期贷款（63）。”

但是，发行银行作为现金的最终源泉而行使的控制职能并不是绝对的。发行银行既可以硬性地决定货币总额，也可以硬性地决定货币资本（现金）的价格，即利息率。十九世纪时实行的是第壹种办法，现在实行的是第二种办法（64）。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同时既硬性地控制货币额，又硬性地控制利息率是不可能的。

货币的运用

黄金的双重职能——既是纸币的金属基础又是国际支付工具——使得这种贵重金属成了经济政策及贸易政策上的壹种工具。当各个国家的货币都可以自由地兑成黄金时，每壹种货币的价值，或者是直接取决于铸币的金属内容，或者是直接取决于作为贵重金属的简单代用符号的、以黄金为兑换担保的银行券。当纸币兑现的可能性已经或多或少被取消时，同外国货币相比，它就取得壹种法定兑价。这种兑价壹般均由国际公约加以规定，但也可以由单方面加以变更。倘若法定兑价同两种货币购买力之间的现实关系相吻合，它就会受到普遍的尊重，并且在两国之间的支付平衡发生暂时的波动时，或者在两国之间外汇供求关系发生暂时的波动时，不会受到大的影响（65）。

反之，倘若这种兑价是人为的兑价，那就会产生“平行市场”、“自由市场”或者“黑市”，在这些“平行市场”、“自由市场”或者“黑市”上，官方估价过高的货币，在兑换上便会贬值。

壹个国家的政府可能有意造成这种贬值来鼓励出口，以便改善支付平衡，或者帮助全部贸易的发展。不兑现货币的兑换率既然是壹种法定兑价，政府只要发壹道命令便可以把它降低。政府可以专断地规定，从现时起，降低货币单位的金等价，比方说降低20%，这样壹来，外币的价格便会比过去增长25%。把货币这样地降低价值叫做贬值，它使本国商品在国外市场上的价格下跌。

有些国家力图使纸币的运用成为自己的反周期武器，它们这样做曾经造成壹种假象，似乎“控制货币”政策能够用来挽救经济局势的严重偏差。因为发行银行在增加信用货币流通和降低利息率的时候就真能鼓励商业银行扩大信贷，这在不景气时期是被认为有利于经济的恢复的。

但是不该夸大利息率对于经济情况的影响。在美国進行的壹次调查说明，企业主付出的利息只占生产价格壹个微不足道的部分：工业制成品成本的0.4%；不动产建设成本的0.2%；矿产品成本的0.8%以及分配费用的0.2%（69）。

以为（在发行银行的帮助下）各家银行可以单独地保证使信贷及货币额有所增加乃是壹种错觉。银行至多不过能比较容易地用较低的代价发放透支。但是要想使货币额能够通过透支的办法真正有所增加，还必须由企业主们实际利用他们所得到的这些方便。由此可见，在经济恢复的初期，账面货币的真正来源是企业主，不是银行（70）。然而：

“在壹次（深刻的）不景气中，前景是如此的暗淡，看起来，任何可以想象的利息率下跌都无法促使实业家去承当壹桩事业，如果这桩事业不是显而易见地令人向往的话（71）。”

由此可见，说明由不景气向经济恢复过渡的，归根结蒂是决定整个经济情况的那些因素，而在这些因素中，货币额和利息率的运用只起壹种从属作用。[15]

通货膨胀的三种形式

通货膨胀与公共纸币本身有着同样悠久的历史。通货膨胀来自铸造货币和发行纸币的国家需要，克减成色和用粗劣金属代替贵重金属是它的最早的形式。通货膨胀在引起物价的突然波动以后就破坏了以小商品生产为基础的任何社会。1125年左右去世的捷克编年史家科斯玛斯说：通货膨胀“比鼠疫还要坏，比敌兵入侵、饥馑以及其他灾难还要可怕（72）。”

看上去像是正在摆脱其金属基础的纸币，它的性质强烈地引诱人去進行间歇的或接连不断的贬值。

因此，在帝国主义时期，贬值或通货膨胀已经几乎是完全成了世界性现象。但是，对于贬值或通货膨胀应当因程度不同而有所区别。

发行信用货币（或用其他方法增加货币额）而无商品或劳务为直接补偿，但根据当时情况，短期以内就业及生产就会有所增加，那末这便是有节制的通货膨胀。这种通货膨胀要求存在着壹定的失业和未经使用的生产资料储备（73）。[16]当国家用增加了的货币额来购买商品及劳动以制造摧毁性手段时——也就是说制造不進入再生产过程的商品时——，它可以对物价進行严格的控制，把通货膨胀暂时掩盖起来，直到货币流通与实际商品流通二者的失调打破了这种短暂的平衡。[17]在这种情况下，控制物价的相对物将是以强制储蓄的形式使得公众的部分收入不生殖化（74）。这个时候，掩盖著的通货膨胀意味着本国战争工业恢复为平时工业以后将会增加生产，或者通过掠夺外国，来增加商品流通。如果不发生这种无相对物的购买力收缩，通货膨胀的最后结果就不可避免地引起物价上涨。

在大量发行通货膨胀性质的纸币的同时，如果可供购买的商品的流通在壹个长时期内陷于停滞或者减少——特别是充分就业已经实现或者当时的环境是战争经济的环境——物价上涨就会立刻发生并引起壹场恶性循环。通货膨胀自己滋养自己，货币贬值引起物价上涨：物价上涨使预算赤字增加，预算赤字增加反过来又用发行通货膨胀性质的纸币来弥补，这就又引起壹场新的物价上涨浪潮。贬了值的信用货币再也无法从流通中抽回来。凡是能够把这种贬了值的货币脱手的人都尽量越快越好地把它脱手，而去贮存真实的价值：黄金、外汇、珠宝、艺术品、实业股票、不动产等等。最受打击的人是依靠工资过活的人（75）。

当国家的开支由于战败，由于支付占领费或赔偿费等等，最后远远超过了收入的时候，就会出现恶性通货膨胀，货币的贬值即使不与时俱增也要与日俱進。银行券的发行以天文数字为单位，贬值速度比印刷速度还要快，交易减少了，或者是退回到以货易货。实业家如果把他的商品拿来同这样贬了值的货币進行交换，便会冒再也不能把资本收回、再也不能实现剩余价值的危险。因此他的商品便全部被从市场上抽回去，囤积起来，这就会引起经济停顿和货币的彻底崩溃。

购买力，货币流通和利息率

由于利息被认为是“银钱的租金”，由于利息被假定为由现金的供和求来决定，人们便试图研究壹下流通货币总额同利息之间的关系。这是忘记了这样两点：利息率是由现金资本的供和求决定的，而流通中的货币要想变成资本，必须具备壹定的社会条件。实际上，从社会角度来看，流通货币总额可以分为二大范畴：

壹、工人、职员和小人物的工薪总额，还有资本家打算供他们私人消费开支的资本主义基金总额。

二、每壹家企业的流通资本总额，尚未用作再投资的利润总额，尚未使用的固定资本的折旧基金和任何来源的“储蓄”。

第壹类范畴全然不标志现金资本的供，而是标志消费资料的求。第二类范畴既标志着生产资料的求，又标志着现金资本的供（76）。只是在上述第二类范畴流通货币总额内，利息率才会对被贮存起来的部分产生实际影响，才会对借贷给银行和工、商企业的部分产生实际影响，才会对所有者直接用来购置生产资料的部分产生实际影响。但是，货币资本总额在各种不同用途上的这种分配既非单纯、亦非首先由利息率决定，而是由交易的总的发展情况（工业周期的特定阶段），由利润率，由利润率和利息率之间的比例等等来决定。

“人们不能断言，货币额增长利息率就随之下跌，货币额减少利息率就随之上涨。此壹或彼壹后果的产生总是由下列事实来决定的：（收入的）所有权的新分配对资本的积累更为有利呢还是更为不利。”

“利息率同在市场上参加交易的个人所握有的货币额没有什么直接关系；这里只有间接关系，这种间接关系是通过社会分配中收入和财富的转移、通过物价来進行的（77）。”

这并不是说，在资本主义的演变中，货币额的增加只起次要作用。相反的，货币额的增加是资本主义演变绝对不可或缺的壹个条件，理由有二：

首先，作为资本主义特点的生产及生产率，没有货币额的相应增长便不可能有巨大的增长；这种增长同贵重金属矿在开采方面的波动增减无关（78）。

其次，由于信用货币总额和账面货币额的增长影响着物价的水平，它们就决定着国民收入再分配的特殊形式，也就是在任何经济复苏初期发生的利润率上升；没有这种利润率的上升，资本主义经济就不可能复苏。

米塞斯及熊彼特曾就这种他们称之为强制储蓄的现象作了恰如其分的描述（79）。按照冯·米斯的说法，强制储蓄（即用货币贬值来降低工资的购买力）的特点在于它是资本形成的壹个源泉。这两位作者完全摒弃以剥削为基础的剩余价值论，但在此地却间接地承认资本并不是资本家作出储蓄及付出牺牲的产物，而是资本主义机器强迫依靠工资过活的人储蓄和牺牲的产物。

“眼前是壹个阶级抢劫了另壹个阶级的壹部分收入并把强抢所得储蓄起来。当这种抢劫终了时，被抢劫者就不能消费不再归他们所有的资本，这壹点是显而易见的。倘若被抢劫者是壹些向来就消费他们全部收入的、依靠工资过活的人，他们就无法扩大他们的消费。倘若被抢劫者是壹些没有抢劫行为的资本家——例如自己的储蓄蒙受贬值的食利者——那麽现在，在利息率下跌以后，他们就会宁可消费自己的壹部分资本，但是这种消费比起由于自愿储蓄而产生利息率下降时的消费来要多（80）。”

换句话说，而且是令人难以置信地说，唯有利息率下降及随之而来的损害依靠工资过活的人们（损害工资购买力）的利润率上升，才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真实刺激剂。

资本主义社会虚拟资本的产生以及对劳动人民所带来的压迫互助与信贷

商业起源于不同村社间的生产不平衡发展；信贷起源于同壹村社不同生产者间的生产不平衡发展。自从畜牧或耕作以私人经营为基础时起，由于个人同个人间禀赋有别，由于牲畜同牲畜间强弱有别，土地同土地间肥脊有别，由于人类生活或自然环境中的无数事故，不同生产者间的生产便产生了发展上的不平衡。其结果是：壹方面出现了年年有剩余，因而有积累的农户，另壹方面也出现了在劳动中产生纯亏欠（生产所得低于消费所必需和种籽所必需）的农户。

同壹民族不同生产者间发展的不平衡，并不自动导致信贷的发展。信贷并不是壹种天生的制度，而是壹定社会关系的产物。在原始公社缓慢解体的过程中，牲畜或土地的私人经营方式不断发展，在很长的壹段过渡时期中，私人经营与合作劳动结合進行。而在以合作劳动为基础的社会里，信贷是不存在的。在这种社会里只有互助关系。壹般情况是：由比较幸运的村社成员去帮助比较不幸的村社成员，前者并不指望通过提供这种帮助得到什么物质利益。直到现在，许多原始氏族还是这样。

在北美洲印第安部落达科塔族人之间，食物和狩猎工具的借贷是无偿的（1）。在印度尼西亚农村中，借贷粮种、果种、牲畜等等都不附带利息（2）。马来亚渔民遇到季节风到来不能出海时，可以从亲友那里无偿地借到大米和银钱（3）。

当原始社会陷于瓦解、交换关系和劳动分工日趋普遍时，同壹村社各成员间不计得失的互助便以劳动时间的经济为基础的等价概念所代替。交换价值的生产越是比单纯使用价值的生产占上风，无偿的借贷和互助便越是被有偿的借贷所代替。

新赫布里底群岛居民过去的习惯是：在同壹部族里，当壹个人把食物贷给另壹个人时，前者并没有想到通过这种借贷获得利益。相反的，为了经营商业而借贷贝壳货币或木船时，贷方需向借主赠送礼品以资报酬（4）。十六世纪作家阿隆佐·德·祖里塔和马里阿诺·维西亚，关于哥伦布到达墨西哥以前当地居民的生活，曾留下有意义的记述，他们说：在阿芝特克族人之间，借贷也壹般是无偿的。但是，在墨西哥某些地区，普遍的习惯是：货币借贷则须付给壹定的报酬，例如椰子、金沙、铜片、玉石等等。足见，在原始社会末期，在和生存本身无直接关系的活动领域方面，信贷就和互助产生了分离。

为了保证全体村社成员的生活而進行互助的古老习惯，在村社解体的初期，还继续在农业社会里实行了很长壹段时期。在中国，小麦的无息借贷壹直实行到周朝（5）。在最早的吠陀法典、以色列法典，波斯兰法典、阿芝特克法典以及伊斯兰教法典中，都可以看到关于借贷小麦和牲畜时，禁止收取利息的规定（6）。纪元前两千年左右，在古代伊朗的苏斯，即所谓高级专员时代，在有利息借贷以外，还实行无息借贷（7）。中世纪早期，由寺院发放无息借贷（8）。就连小商品生产业已充分发展的巴比伦社会——这从汉姆拉比法典中可以看到——在实行有息商业借贷的同时，还实行对赤贫者、对病人、对歉收农民的“无偿借贷”（互助）（9）。

今天，“在拉丁美洲的许多土著居民村社中，小业主和殖民者之间还在实行传统的互助；他们進行小额借贷而不索取任何利息（10）。”博埃和耶迈也确认，当“大家庭”制度还在盛行时——例如在印度——，互助就会广泛地实行（11）。

由此可见，与其说信贷同互助发生分离是在村社成员关系中产生，不如说是在村社同村社以外的其他人间的关系中产生。旧约全书和可兰经对此都作了明确的区别。在壹切兼有村社和小商品生产的社会里，由村社集体缴纳赋税的原则，是为了使贫苦农民免遭破产的壹种特殊的互助形式（12）。

银行的起源

在以单纯生产使用价值为基础的社会里，小商品生产的发展，引起了商品流通。商品流通引起货币流通，而货币经济便在这个社会的每壹个细胞里发展起来。这就是在社会发展的这壹阶段，高利贷影响着每壹个生产者的原因。但是，在货币经济中，货币不单单是交换工具，同时也成了交换对象。货币经济从单纯的商业中分离出来，就像后者早先已经从手工业中分离了出来壹样。

当货币经济刚刚冒头时，贵金属由于稀少和流通量有限，它在社会上主要是壹种后备基金和安全基金，与其说是被用来流通，不如说它是被用来贮藏。然而，在当时动荡不定的年代里，把财物放在家里是莫大的冒险，尤其是冒被没收、被盗窃、被抢窃或被毁坏的危险。因此，习惯上是把它托付给当时最受尊敬的壹些机构代为保管，这些机构就是寺院。从起源上看，就像壹切被珍视的物品壹样，贵金属也有过壹种魔法礼仪般的职能，这种职能使得所有的寺院成了大量金钱的当然保管者。这种贵金属集中于寺院的结果，使寺院在货币经济壹开始发展时，就成了最早的偶然信贷机关。

当初，在美索不达米亚就曾经是这样。从第壹家乌鲁克大寺院银行（纪元前3400年到3200年）起，壹直到汉姆拉比时代（纪元前2000年），平均利息率是由撒玛斯寺院来规定的（13）。在古代伊朗，寺院是最早出现的货币借贷主（14）；壹直到萨萨尼王朝时代都是如此（15）。在以色列，耶路撒冷大寺院到毁灭为止，壹直是动产财物保管所（16）。在古希腊，奥林匹亚、德尔富、德洛斯、米莱特、艾费斯和高斯岛的各家寺院，还有西西里岛的各家寺院，都是货币保管所和银行（17）。在希腊被亚历山大和罗马帝国征服的整个历史时期，情况也是壹样（18）。在罗马，万神殿是银行中心。

在拜占廷帝国时期，从第五世纪开始，各家寺院就成了主要的宝藏主；到了第八世纪破坏偶像运动时期，这些寺院的金银才被拿来投入货币流通（19）。在中国，唐朝时期也有过同样的情形。可供铸造的货币金属贮存，还有信贷业务，越来越为佛教寺院银行所垄断；政府当局向它们展开了進攻，强迫好几千所寺院僧徒还俗，并于843年下令熔化壹切用贵金属铸成的佛像（20）。[1]

在日本，“内乱频繁的中世纪时期，宗教机关……曾经是唯壹的可靠场所……商业上的交易是在陵墓和寺院的保护下進行的。有些人把贵重书刊和财富托付给这些神圣场所代为保管，以免在战争中遭受破坏和掠夺。陵墓和寺院还同时经营金融机关的业务，发放贷款，组织合作信贷，即日语所谓‘无尽’和‘赖母子讲’，并且使用期票（22）。”

罗马帝国晚期，在主要还是自然经济的中亚细亚东部，佛教寺院是唯壹的银行（23）。最后，在欧洲中世纪早期，寺院还以发放死典借贷的唯壹信贷机关的身份出现（24）。[2]十二世纪初期，圣殿骑土会成了第壹家国际性的储蓄、转帐和抵押信贷银行（25）。[3]

等到大商业有了发展，贵金属就开始有了進壹步的流通。但是，前面已经说过，大商业在刚出现时，主要是经营国际贸易。因此，可以想见，这就会同时出现大量的、来源不同和成色不壹的铸币，须要把它们根据各自的实际价格進行兑换。结果就必然产生壹种以货币本身为对象的新技术，即货币兑换技术。由于兑换商和贵金属商人向愿意把贵金属存放在可靠场所的贵金属所有者提供了实际保证，这些兑换商和贵金属商人便成了第壹批非宗教性的财物保管人，然后又成了第壹批职业银行家。银行壹词的字源是意大利文“banco”，意思是指货币兑换商在上面進行各种业务的柜台。同样，在古希腊，人们用“trapézite”来称呼银行主，这个名词来自“trapeza”,意思是兑换桌。

在古人代，货币兑换商是最早出现的职业银行家（26）。在印度（27）和中国也是壹样。然而在这两个国家里，货币的多样化不是来自国际贸易，而是来自各种不同的地主性货币（28）。[4]在日本，早在德川时代，货币兑换商就成了真正的银行家（29）。

在伊斯兰教的阿巴西德帝国，由于采用银行本位外又采用金本位，货币兑换商成了必不可少的经济人物，很快就担任了银行家的壹切职务（30）。库利希（31）认为十六世纪出现货币兑换商并很快就成了银行家，乃是当时社会混乱所引起的。他说：

“十三和十四世纪在法国流通的货币，除了王室和诸侯铸造的以外，还有阿拉伯货币、西西里货币、拜占廷货币和弗洛伦斯货币；在法国南部还有米兰的‘里勃里’（libri），威尼斯的‘杜加’（ducats）金币；在香巴尼地区，有西班牙的‘里亚尔’(reals)，布尔吉农和英吉利的‘诺比里’（nobili），荷兰的克罗那（couronnes）。卢卑克和科隆的铸币，英国的金镑，法国的‘土尔奴阿’（tournois）等，也到处流通。使用地区最广的是威尼斯的‘格罗西’（grossi）和‘杜加’，还有弗洛伦斯的‘费奥里尼’（fiorini）。”

德·罗佛对于中世纪银行的起源作了如下描述：

“热那亚的兑换商最初只专门经营当面兑换，但是他们的业务范围很快就扩大了。他们接纳活期存款，根据客户通知办理过户付款，并对客户提供记账贷款。就这样，兑换商营业所就逐渐成了储蓄和转帐银行。在热那亚，十二世纪末期这种演進就完成了（32）。”

著名的阿姆斯特丹银行，也是在1609年由于当时年青的省联合共和国的货币种类繁多而成立的（33）。

资本主义前期社会的信贷

最早的银行业务，例如当面兑换，财物的储存保管，以典质土地所有权为条件提供借款（即抵押借款）等等，并不是真正的“货币交易”。事实上，在当时，作为办理委托保管和活期存款的保管者，非但不向客户付息，相反的，倒为保管存款和提供服务而取得报酬（34）。例如阿姆斯特丹银行，直到十七世纪还是如此（35）。[5]

上述业务的对象，基本上是些既不搞生产又不搞商品流通、或是停留在生产和商品流通边缘上的阶级。随着货币经济的发展，这些人成了大大小小高利贷的典型牺牲品。中世纪时，庞大的国际商业银行主要是对王公们发放典押信贷，而力量较弱的伦巴底钱庄主要是对并不富裕的小封建主或平民发放典押信贷，使这些人吃亏（36）。究其实，这是壹种消费信贷（37）。

真正的“货币交易”是随着参加到商品流通和资本流通中来的各个阶级，即年青的资产阶级、高利贷者和商人等的比例增多，才相应产生的。国际贸易的发展造成了它自己固有的信贷需要。由于买货和交货时间上的距离，[6]由于买主和卖主在空间上的距离，由于需要在遥远地区之间转移大量货币，而货币的价格又经常发生波动（39），这就产生了订立商业信贷或“流通信贷”的必要性。凡是国际贸易发达的社会，都建立了这种信贷工具，这些工具就是汇单和支付券：“汇单的流通深深地扎根于国际贸易之中（40）。”

公元前二千年，在乌尔和巴比伦就出现了汇单，中国在周朝时期（纪元前1134年到256年），印度在佛教时代早期，也有了汇单（41）。在古希腊，纪元前第四世纪就出现了汇单，以后从亚历山大到罗马帝国征服希腊，这种单据在希腊所辖各地区也到处流行（42）。以后又从希腊传入拜占廷帝国和伊斯兰教国家，然后回到中世纪欧洲（43）。

这些早期的不能流通的期票所提供的信贷，并不扩大资金的活动范围。它只加速资本的周转，使资本发挥其最高效益。以后，当出现了投资信贷，也就是为生产剩余价值的企业提供贷款的时候，资本的活动范围才有了扩大；“不生息”货币，即贮藏在金库里的货币，变成了资本，参加到剩余价值的生产中来。

投资信贷最古老的形式是海航信贷；这是基金借贷主和船长冒险家为了实现壹次海商业务而成立的合伙；这种信贷的起源是海盗性的合伙，这壹点主要由瓜分利润的条款上表现出来（44）。这种“巨大的冒险性借贷”由古希腊和亚历山大与罗马帝国征服希腊时所辖各地区传到东罗马帝国和伊斯兰教国家，然后又于第九世纪传入拜占廷帝国的意大利，再从意大利以合资公司的形式传遍整个中世纪欧洲（45）。

开始的时候，这种商业合伙只限于壹次用于壹桩事业。但是，到了后来，随着商业由行商过渡为定居商，合资公司便逐渐变成由几个人合伙成立的公司　业时间长达许多年。从十三世纪起，意大利每壹家大公司（佩鲁济公司、巴尔迪公司、梅第齐公司等等）都是这壹类的合伙。以巴尔迪公司为例，这家公司是在1331年由分别归属十壹个合伙人的五十八股资本组成的（46）。

最后，当国际贸易最少是在壹定范围内成为正常化，从而失去其冒险性时，它就吸引了闲置资本的广大部分。这些闲置资本以非正常存款的形式存入各大银行家的大公司，任凭商人加以使用，不再于短期内提取，而商人则就此付给定息，作为参加实现商业利润的报酬（47）。

由此可见，从小商品生产时起，银行家就成了“货币资本供求之间的中介人（48）”。然而，在当时，主要的货币需求者不是私人而是国家（国王、公侯、市镇等等），从而产生了公债和流通信贷及投资信贷的平行发展，而公债却占了上风。

已知最古老的公债是伪亚里士多德在其所著《经济学》（I’Economie）壹书第二编中提到的例子。伪亚里士多德谈到：小亚细亚喀拉左麦的爱奥尼亚殖民地，向雇佣兵首领举债来支付欠饷，然后又向本土富有的公民强借钱钞以偿还贷款。富有的公民被迫拿出来的是金币，而所得代价则是铁铸的货币。根据中国汉书记载，纪元前154年，曾经有壹位的高利贷者借给了政府壹千斤黄金（约含两百四十四公斤，不到壹百万金法郎）来从事镇压叛乱者的战争，这位高利贷者得到的利息是1000%，相当于壹千万金法郎（49）。

在这以后不久，便产生了公债的古典形式：以国家的收入，即形形色色的赋税作为抵押的形式。在大多数以小商品生产为基础的社会里，公债并不多见，而且具有冒险性，壹般情况下是以债主的破产而告终。

但是了十六世纪，可以流通的公债券[7]在信贷史上发动了壹次革命，大大扩充了资本的活动范围，把大量原非资本的货币转化为资本。由于法国国王对意大利发动远征以及查理五世所辖国土分散而造成的有利条件，公债便国际化了。

“在壹度作为单纯的结账手段之后，信贷本身变成了壹种价值，壹种可以投入流通和可以拿来转让的交换标的物（51）。

商业资本时期货币资本的供和求

随着商业资本的发展，原来特殊现象的信贷便成了经济生活中的正常制度。商业票据贴现从十七世纪起就在英国广为流传，十八世纪又在法国和壹切大的贸易中心广为流传，十九世纪起初兴起的票号制度是在中国对外贸易方面，后来也在中国国内商业方面，广为流传（54）。商业的地理性扩张，同美洲和远东進行交易的长期性以及主要商业公司向少数大国际贸易中心的集中，对商业票据的应用提供了有利条件，动员了壹切资本。

汇单原来只是在汇率涨落上進行投机的壹种工具（55）；现在，它成了在商业方面发放流通信贷的经常工具，同时也成了“不生息”货币资本進行短期投资的工具。货币资本市场就这样发展了起来。

在这个市场上，代表着需求的主要是国家。在商业资本时期，国家仍然是永无休止的借贷者。克拉潘指出，直到产业革命，英格兰银行发放的信贷，绝大部分对象是王国政府（56）。1776年成立的贴现银行也是如此。同它们壹样的，还有由于对国家发放信贷而倒闭的不幸的劳氏银行（57）。

但是，除了国家以外，也出现了另外壹些债务人。这首先是大商业股份公司。就当时来说，这些大公司对当时的货币的需求量极大；为了应付需要，等到下壹批商船归来，它们往往不得不同信贷机关打交道。

在整个十八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都向阿姆斯特丹银行借款；英格兰银行的主要债务人，除了国家以外，还有英国东印度公司（58）。

后来，国家债券的持有者（食利者、贵族、商人、银行家等等）和商业票据的持有者，由于需要现金，便将他们的债券和票据拿来贴现。最初，拿来贴现的主要是国家债券，到了十八世纪后期，票据才开始占了上风。

最后，和小商品生产时期壹样，贵族和高级官员们对于货币也有需求——消费信贷——，这种需求是通过抵押贷款（以贵金属、珠宝首饰、有价证券等等为抵押品）来获得满足的。

手里持有现金资本的人是货币资本的供给者，这些人首先是大地主，还有积累货币壹时无法投入自己企业的商人。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初期，欧洲大陆上的银行家仅仅从事兑换业务和存款业务，并不发放贷款。但是，在英国，壹進入十七世纪，就出现了偶尔对顾客发放贷款的商人。

随着货币流通的发展，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随着货币资本的供和求的平行发展，十八世纪中叶，起先是在英国，后来又在欧洲大陆上，相继成立了地方性的私营银行，其业务是充当需求资本的人和正在力图把手中持有的后备现金变成资本的人之间的中介人。这些地方银行壹般都是业务发达的商业公司的产物，它们接纳存款，发行银行券，并经营商业票据贴现业务，这就诞生了现代的银行体系（59）。

产业革命使这种最早的银行网获得了迅速发展。1750年时，英国还只有十多家地方银行，但到了十八世纪末，这种银行发展到了二百多家（根据某些作者，甚至发展到了三百五十家）（60）。[8]在当时的生产方式下，这些银行赖以发展的组织形式可以用诺里季市古尔内银行的例子加以说明。下面是该银行于1838年10月5日向股东发出的通报的壹段话：

“把英国东部各工场的全部纱线收购下来，囤积起来，然后再拿去供应织布商……这是壹笔十分赚钱的买卖。古尔内银行从前的年收入比不上英伦三岛其他银行的收入多，我们认为，毫无疑问，问题就在这里……在同各家毛纺厂的往来关系中，我们已经开始向它们提供用于开发工资的现金，并使他们得以继续营业。本公司的银行业务就是在这种条件下诞生的……（62）。”

这种迅速发展的原因，首先是英国各个不同地区间的经济不平衡发展。当时，尚停留在农业阶段的地区里，银行壹般都还在为其存款谋求投资地盘，[9]而设置在工业区里的银行则在信贷需求方面应接不暇，经常处于搜索基金的境地。伦敦的货币市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伦敦的货币市场是现金过多的银行和现金不足的银行间的中介人。

工业资本时期货币资本的供和求

随着产业革命的掀起，货币资本市场有了扩大和广泛的变化。除了来自资本主义前期社会的各阶层（地主、商人、手工业者、政府官员、食利者等等）对于货币资本的供和求以外，还出现了来自资本主义生产机器本身对于货币资本的供和求。

货币资本是资本循环的起点和终点。但它并不单单在资本循环壹开始和最后终了时出现。在生产过程中，货币资本经常不断地被排除到生产以外去，从资本主义的意义上说，就是成了“不生息货币”。同时，在职能资本家方面，也经常不断地产生对于附加货币资本的需求，以便在利润率最高的条件下，运用自己的资本。

壹个企业要想积累用来更新其固定资本所必需的货币资本，那就需要经过若干年以后，并且要等流通资本经过了多少个循环周期以后，才能实现。在此期间，如果它不把折旧基金投于其他目的，那麽，在壹定时期内，这项基金就“不能生息”。壹个大企业的工资基金，用在每壹个生产周期开头的时候，当这个生产周期超过了壹个月（指按月支付的工资）或者是超过了壹个星期（指按星期支付的工资时），工资基金就也不能生息。资本家为了自己的消费需要（不生息的消费基金）而提取的壹部分年利润，是要在整整壹年的时间内花用的。在壹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这笔钱壹大部分呆著不生息。企业的积累基金，也就是再投到营业中的壹部分利润，也并不是在某壹个新的生产周期壹开始就全部用掉。资本家在把上述各种利润作为投资以前，必然会等待最有利的时刻，例如市场上的有利时机。以上这些，是暂时被生产过程排除在外的、从而成为不生息基金的、四种货币资本的来源。

此外，固定资本的更新，并不是恰好赶在必要的折旧基金积累齐备的时刻進行。由于需要使用巨额资本，由于冒着巨大风险，这种固定资本的更新最好是恰恰赶在经济周期终了的时候，赶在资本家预期的市场重大扩充的时候（64）。倘若时机已到，资本家的折旧基金（和积累基金）还未曾筹集，他就必然设法借贷所需的资本，好不放过这个良好的机会。握有技术发明的资本家，如果能够借以夺取其竞争对手的销场，他在运用该项发明上如果缺乏必要的资本，也必然会设法去筹借（65）。

在经济循环的某些时刻里，工业家心中有数，哪怕产品增加得再多，在市场上也不会销不出去，因此这正是他应该积累资本，应该把利润再用来投资的好时刻。如果当时这种利润还没有实现，他就必需取得借款，以便提前投资。

最后，从理论上讲，当壹次生产周期完成之后，生产的再开始应该是在商品流通的周期壹旦完毕就马上進行。然而，我们已经说过，利润量和利润年率是由壹年之间生产周期的次数决定的，因而也就取决于工业家能不能够在业经生产出来的商品销售以前，也就是说，在投入该商品生产的流动资本收回以前就再开始生产。为此他也必然力图借到壹笔附加货币资本，等到货物售出以后，再拿货款来偿付这笔债务。

资本主义制度下信贷机关的职能也就是在上述的不生息货币持有者和想利用借贷资本来增加其固有资本的资本家之间起媒介作用。因此，这和资本主义前期的银行资本与资本的其他形态之间的关系正好颠倒；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里，银行资本在刚开始时是从属于工业资本的服务者。但是，如果说现代的商业资本家和工业资本家区分开来仅仅是个职能上的分工问题，那麽，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壹经出现时，银行资本家和实业或商业资本家之间的分离也就不可避免了。

因为，同实业家和商人相反，银行家应该直接起壹种社会性的作用。银行家唯有在能够克服社会资本表现为许许多多、个人财产的分裂状态时，才会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用。银行家的社会意义也就在于他的这种调动和集中社会资本的职能。同时，这种职能所涉及的范围并不以资产阶级本身为限，而是还包括壹些地主、富农、中农、手工业者、公务人员、技术人员以及繁荣时期的技术工人，把他们的储蓄全部集中起来。

与此同时，货币资本市场逐渐走向专业化，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市场：

——货币市场，即短期信贷的供求市场，主要由银行控制。

——金融市场，即长期信贷的供求市场，主要由银行、首行是交易所控制，到了二十世纪，保险公司、储蓄所、房屋协会，还有其他储蓄设施性机关（如养老基金、疾病残废保险基金、预防失业基金等等）也加入了这些银行和交易所的行列，为的是把非立即全部用掉的全部货币收入变成资本。（这种资本对其所有者往往不带来任何利润。）[10]就这样，货币资本的集中运动达到了它的最高阶段，完善的阶段。银行“不让壹点壹滴的资本不生息”。

利息与利息率

利息的来源同高利贷资本利润的来源是壹回事。利息在经济领域内最初出现时，只是壹种由债务人到债权人的价值转移。当壹个农民为了能够生活到下壹次收获，必须向人告贷x数量小麦，随后，又必须从收获中提出x+y数量小麦偿还债权人时，存在于这两个人之间的小麦数量，并不因为借贷关系而有所增加，仅仅是y数量小麦由债务人移交给了债权人而已。迄今为止，这种高利贷形式还远未消失，并不断地使受害者陷入贫困，把受害者置于债权人的奴役之下：

“在君主专制时代的越南直到收获到来前，佃农须向地主告贷以养活自己和自己的全家，但是，收获到来后，壹般情况是佃农用其所得不足以偿清债务，继续被债务牢牢地拴在土地之上，就像中世纪初期，农奴被习惯法牢牢地拴在土地上壹样（67）。”

资本主义社会的流通信贷和投资信贷就不再是这种情况了。借贷的目的不再是为了保证债务人的生存，而是让他得以实现利润：“如果眼下有壹笔借款，这笔借款能够被用来从事商业或者工业，从而可以在将来获致壹笔更大的進款（也就是在原借款项之上又增加了剩余价值，增加了利润），企业主就须付出积极的利息（68）。”[11]

流通信贷系以提前实现已制成商品的价值为目的；投资信贷系以增加企业的资本额为目的。在这两种情况下，剩余价值或是由于资本循环的加速而增加，或是由于资本额的增加而增加。由此可见，利息不是什么别的东西，它是借贷资本获得的附加剩余价值的壹部分。利息率比平均利润率要低，[12]否则，如果两者壹般高，借贷就无利可图，因为借来的资本本身原来就被当做能够生产平均利润的。债权人也感到满意，因为在发生借贷以前，他的资本原是个“失业的”不生息资本。债务人也感到满意，因为尽管他须向债权人支付利息，但他终究比什么都借得不到的好处要多。

资本主义企业主就借贷资本支付的利息，是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壹部分，是企业主加以放弃的壹部分，因为借来的资本使他获致了比应付利息要高的剩余价值总额。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普及，个个企业主都在谋求附加资本。与此同时，家家银行的社会性集中职能，使壹切金钱都有转化为附加货币资本的可能。因此，通过货币资本供求的增减，便产生了平均利润率，也就是壹切非“失业性”资本的“正常收益”。必须说明，这和货币的“本质”毫不相干，而是壹定生产关系的产物，这种生产关系使货币得以变为资本，使它得以部分占有社会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流行着这样壹种习惯，就是把壹切收入都看作是具有着平均利息率的、资本化了的虚拟资本的收益：[13]

“随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成长，从十四世纪起就例如在德国形成的壹种对资本显然有利的习惯，即把壹切收入（个人服务所得的收入除外）都说成是资本价值百分之几的习惯，获得了发展（71）。”

这种习惯导致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在职能资本家就纯属其本人進行经营时，把他的资本利息和企业主的利润也分离出来。从利润总额中减掉利息便出现企业主的利润。这显然是“唯心的”，即虚拟的手法，因为任何企业主从资本上获得的都是平均利润，而非平均利息。这种习惯对于资产阶级经济学者特别有用，因为可以供他们掩饰利润问题，也就是剥削问题，并且可以借此用简单的利息理论，在资产阶级经济体系中代替壹切利润的理论。[14]

信贷机关并不是为了单纯的利他主义而在资本的提供者和需求者之间充当中介人。信贷机关本身也在经营特定的资本，这种资本也会带来平均利润。信贷机关的利润率是以银行利润的形式出现的，这种利润首先来自两种利息间的差额，即信贷机关对存户的货币资本支付的利息和发放信贷时所得利息间的差额。此外，信贷机关的收入还有代客买卖股票和债券时取得的佣金，办理汇兑业务时收取的汇水，等等。

由于信贷机关，首先是银行，对任何存款，就连为期不过几天的存款（活期存款）都须付给利息（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利息），因此，反过来，它就必需把壹切闲置货币都加以外借。这样在结算时才能获得利润。所以，在货币市场上，除了单纯的流通信贷以外，还产生了随要随还的贷款（活期贷款）。这种借贷的形式早期起源于欧洲后来在中国也被运用，每逢公债季息支付日期到来的前夕，大量货币就集结于国库之中，在货币市场上引起货币荒。为了应付这种局面，同时也为了不让上述货币沦为“不生息”货币，对于以几个星期乃至几天为期而需求贷款的客户，首先是贴现所，便发放信贷。贴现所用这种借款来增加其再贴现业务。这种用有价证券及债券作抵押的贷款须随讨随还。储蓄银行习惯上也随时用它的闲置资金发放贷款（72）。

这样就形成了壹整套利息率的等级。从付给活期存款利息率和收取活期贷款的利息率起，直到付给长期存款的利息率和收取投资贷款的利息率止。在这个阶梯的每壹级上都有壹个银行及信贷机关付出的利息率和反过来银行及信贷机关向客户索取的利息率之间的差额。

上述各种利率间的差别，首先来源于各种信贷对于直接增加社会生产的剩余价值，贡献大小不同。最高和最接近平均利润率的当然是长期贷款利息率。长期贷款利息率操纵著投资信贷，首先是生产资料的赊购。同时，久而久之，便操纵了各种不同利息率的涨落。操纵著流通信贷的短期贷款利息率低于长期贷款利息率，因为虽然流通信贷能够加速资本周转，使剩余价值有可能增加，但它并不保证这种增加。然而，在某种情况下，例如当货币市场上发生货币荒，而这种货币荒不仅会给资本周转带来延长的危险，而且会威胁到资本本身的存在（破产的威胁）时，短期贷款利息率就会高于长期贷款利息率。

此外，还要注意，利息包括了保险费和风险费，这些保险费和风险费随着借款期限的长短及工业周期壹定时刻的变化而变化，随着不同等级货币资本供和求的特殊情况而变化，从而在自由市场上使各种利息率处于经常涨落之中。[15]但是，这些涨落是围绕着壹种平均水平進行的，决定这种平均水平的归根结蒂是平均利润率。

因此，除了由于工业周期中的不同阶段而产生的经常涨落以外，很难求出利息率的长期演变规律。利息率的长期演变，归根结蒂，是由货币资本的缺乏或相对过剩与利润率相对水平间的关系来决定的。

由此可见，在壹个统壹了广大国际市场的小商品生产社会里，在国际市场的各不同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逐步减少的情况下，利息率便会下降。当货币经济在壹个农业国内有了普遍的发展时，当由于这种普遍发展而农村各阶级多多少少从主要是高利贷资本的重担下解放出来时，利息率也就会跟着下降；从这时起，利息就不再像过去那样包括壹部分地租在内了。

流通信贷

凡是为了提前（即在把商品销售以前）实现商品价值而发放的信贷都是流通信贷（74）。这是由专业化或非专业化银行发放的、很少超过三个月为期的短期信贷。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普及化，生产日益同市场分离，商品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实现越来越复杂化；虽然说即使有商业资本的参加，而资本循环也还是有延长的危险。正是在这种时候，为了抵制由于资本本身转化为固定资本的部分日益增多而招致的利润率下跌的趋势，资本家便设法加速资本循环。这就是流通信贷的基本职能，这种职能使得企业主能够把自己的流通资本减少到最低限度。

十九世纪时，流通信贷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商业票据贴现方面。棉布制造商向棉花供应商付款时并不使用现金，而是采用开发期票或许约的方式。棉花供应商把期票送到银行里去，由银行把票据收下，按票额付款，但须扣除利息，即所谓贴现，等到期票到期，再由棉布制造商按票额向银行付款。在这里，实际上是银行把现款借给棉花供应商三个月，好让他把资本循环加速了三个月，因为正是供应商从银行方面获得了信贷，他才会向制造商发放信贷）。

但是，早在十六世纪就曾经出现了另壹种形式的流通信贷（77）。[17]凡是资本家都在当地壹家银行开得有户头，这样资本家就可以用简单的上账方式来支付或收纳款项（用转账的办法，由壹方把钱款过到另壹方的账户里去）。壹切银钱進出都通过这种方法，经由银行办理，银行在这里面成了会计中心。有的时候，壹家制造商在银行户里只有壹百万的存款。但是，为了能够继续進行生产，他须要马上有二百万才能开发工资。银行方面知道，再过几个星期，等到商品销售以后，制造商将会收入壹笔巨款，因此它就许可制造商从账上支取高于他实际存款的数目（“透支”）。事实上，银行代他垫了壹百万法郎。当然，对于这种账户上的垫款，除非是些极大的厂家，制造商以后是要支付利息的，这种利息壹般是5%。[18]

1875年以后，作为流通信贷主要形式的商业票据贴现便日益被这种透支所排挤（79）。资本大量集中的结果，产生了庞大的企业。这些庞大企业在银行方面享有足够的信用，可以通过透支办法获得必要的短期信贷，相反的，由于必须按照规定日期付清已经贴过现的票据，小企业越来越感到困难，而且害怕已经开发出去的期票由于不能兑现而使自己丧失信用。最后，大企业、大企业原料供应商以及大企业销售组织便合并为托拉斯，合并为金融集团等等，消灭了使用商业票据的旧伙伴（80）。

但是，1929年大危机以后，某些国家比如中华民国，由于垄断资本积累了大量现金储备，[19]由于特别依赖银行信贷的各项工业相对衰落，由于零售商业现金付款的增长，由于专业化信贷机构的发展，对大工业透支也开始有了下降。

投资信贷和金融市场

凡是为了增加工商业主的资本总额而发放的贷款都是投资信贷。这是为数比较可观的长期贷款，这种贷款，从贷主方面来说，其发放目的是为了获致持久的收入。

投资信贷直接起源于中世纪时期的购买地租，中古时期的组织商业公司，十四世纪时期大商业公司里的定息存款，以及中世纪时期商人和高利贷者发放给君主、王公和城市的长期贷款。[20]只是从十六世纪起，随着交易所和可供流通的票据的出现，投资信贷才具备了现代的性质。从这个时候起，出现了这样壹种社会阶级，这个阶级想把他们的财产——他们的资本——用来投资，通过发放长期贷款的办法来投资，以便通过这种投资使其资本有所增加，在萌芽中的金融市场上提供资本的就是这个阶级。在这个金融市场上，需要资本的首先是国家，随后，各种股份公司也越来越需要资本。在整个商业资本时期，也就是壹直到十九世纪初，甚至到十九世纪中，在西欧各金融市场上，公债券壹直保持着优势。

公债很快就采取了有固定收入的证券的形式，由国家用税收作为支付担保；[21]私人证券首先曾经是、现在仍然是收入不定的证券，这种收入的多寡系由发行该票证的各公司年利润（或半年利润等等）的多寡来决定。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对资本家来说，购置了壹张有收入的证券就等于对未来的社会剩余价值享有了分配权。随着交易所业务的不断发展，投资信贷的社会性越来越明显，许许多多资产阶级的皮包里都装有各种公司的股票，而这些公司越来越多，这些资产阶级的皮包里还装有许多国家、许多省、镇以及其他公共机关发行的公债。

把巨额款项长期放给壹家企业所冒的危险必然会令人寻求附加保证：对经营使用所贷资金的过问权和对企业壹般管理工作的过问权。因此，直接参与债务企业，也就是说由众多的合伙人共同组织公司，壹般是投资信贷最常见的形式。

古代的公司，不论是中国的、中世纪欧洲的、阿拉伯的还是拜占廷的等等，都是些无限责任公司：合伙人就其全部财产对公司债务负责，不论这种财产是不是公司的投资。这就是中古时期经营投资信贷的银行家家迅速倒闭的原因。在威尼斯，十四世纪成立的壹百零三家银行中，有九十六家破产（84）。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结果，导致了信贷的非人格化，产生了现代股份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完善形式。购买企业的股票和债券成了发放信贷的正常形式。

股份公司尽管早在十六世纪就已经出现，但是，要等到十九世纪它才成了强大的信贷形式。十八世纪初期英国南海公司和法国密西西比公司轰动壹时的破产，增长了资产阶级对这种信贷形式所具冒险性的无比恐惧（85）。实际上，在当初工场手工业时期，这壹类信贷的扩展还不是那麽适时，只是后来到了工业资本主义的高涨时期，对于这种信贷的扩展才有了需要。

因此，从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末期，向私营企业方面发展的投资信贷是不多的。股份公司固然只是在缓慢地发展，而储蓄银行，鉴于中世纪末期的经验教训，也都放弃了投资业务（86），同时，储蓄银行壹旦取得了公共银行的地位，它就不准再经营投资业务。银行只对国家和少数享有特权的客户经营长期贷款。

要等到英国的“证券银行”和大陆的“高级银行”在十八世纪末期出现以后，银行才重新积极过问私营工商业务。1822年成立了第壹家真正的商业银行：比利时总公司。这家银行起初是对工业企业发放短期贷款，但很快就遇到了资本固定化过多的困难，终于不得不征求投资，并主动采取了成立股份公司的措施（87）。

法国按照比利时总公司的范例成立了类似的公司，但是伯莱尔兄弟动产信贷公司轰动壹时的失败，把大多数欧洲国家商业银行的发展高潮壹直推到了1872年以后（88）。当时，在许多国家里出现了大批的混合银行，既收存款又发放投资信贷。

到了二十世纪，在保险公司、储蓄所、社会保险基金等等的影响下，金融市场起了变化。保险公司、储蓄所、社会保险基金等等壹方面聚集了大量资本，另方面又不能使用这些资本去购买收入不定的证券。好几个国家都制定法律加以限制，甚至对储蓄银行也加以限制。由于这种原因，在大多数国家的现代金融市场上，国家基金又像十九世纪以前壹样，占了优势（89）。同这种现象同时并存的是各大企业的经济核算现象。[22]

如果把存入社会保险基金和储蓄所等等的资金看做是同银行里积累起来的资本主义基金或多或少相等的货币资本积累，那就错了。实际上，工人们的储蓄只不过是壹种延期消费的资金而已，因为这种资金的绝大部分是要在存户本身的生活中去用掉的。在全盘统计工资和薪金收入的时候，在考察这种工人们的储蓄的时候，必须把患病工人、残废工人、还有依靠养老金过活的工人等等的债务也列進去，把他们不得不向社会救济机关、私人救济机关、家庭救济机关等申请的补助也列進去，把他们在消费方面的削减，即原来就已经低于生活起码需要水平的消费方面的削减等等也列進去。全盘计算结果，统计数字证实了这样壹点，即壹代工人在其整个壹生中，几乎是积累不了什么有价证券的。

交易所

资本家和信贷机关用股票及债券等形式，把闲置的货币资本投入股份公司，为的是想使这种借贷获得平均利息率。从债券和有固定收入的证券来看，他们事先就得到了这种保证。但是从整个股票的本身来看，所得利息的厚薄是随着实现的利润多少而涨落的。这种利息叫做红利。

但是股票、债券以及其他有价证券，作为收入证券，成了可以流通的东西，可以在交易所里买進卖出。它们的价格不是别的，就是从年红利（年收入）到平均利息率的营业资本估价。这种价格就是股票在交易所里的行市。[23]由于同壹家公司分配的红利壹般情况是每年不壹样，同时也由于对该项红利作出的估计壹年之内在不断地变化，股票的行市就有可能发生剧烈的涨落。于是壹种真正的在行市上進行投机的组织便成立了起来，时常造成人为的行市波动；人们传播谣言或是隐瞒有关企业利润率马上会发生的急剧变动。

这种投机活动在有些国家绝大部分是利用信贷来進行的。例如纽约，金融市场的主要业务是对华尔街的投机商发放信贷（90）。

股票及债券所有者领取平均利息，工业、商业和金融股份公司实现平均利润。差额到哪里去了呢？它在没有被重新投入企业资本和没有变为储备金的情况下，是以创业利润的形式作了营业资本的提前估价了，是被公司创办人以额外股票和发行优先股票等等方式占有了。

假定有壹家工业企业，它的资本是壹亿元。这家企业想从社会上额外获得二亿元来扩充营业。假定平均利润率是百分之十，平均利息率是百分之五。如果股票的发行总额是三亿元，那麽在人们心目中这些股票便应该平均每年生产红利壹千五百万元。但是企业创办人所预见的年利润是三千万元。平均利息和平均利润之间的差额，也就是壹千五百万元，按5%平均利息率進行资本估价，形成了三亿元的壹笔额外资本，由企业创办人所占有了。由此可见，创业利润是要在股票的发行总额应为六亿元时才能实现的，而实际收足的股金仅为三亿元。另外三亿元的额外股份只是些收入证券，这些证券的所有人——企业创办者——可以年年获得平均利润和利息（红利）之间的差额，也就是企业主利润。

创业利润的资本估价说明了在股份公司大发展时期“工业巨头”迅速致富的原因。实际上，这种资本估价是对平均利润和利息的未来差额提前作出的，因而有着强烈的投机成分。许多股份公司经过这样超额的资本估价，都在长时间之内无力支付相当于平均利息的红利，正是这种超额估价的后果，另有壹些公司甚至破产倒闭。

另壹种占有创业利润的形式是在交易所里擡高股票的行市。例如有壹家公司，创业资本是壹千万元，分为壹千股，每股壹万元。假定用平均利润率百分之十五对该公司的可得利润進行估计，它就壹年可以获得壹百五十万元的利润，合每股壹千五百元。然而平均利息却只是5%，借出去壹笔款子只能带来5%的收入，所以，在正常情况下，壹笔三万元的资本才能有壹千五百元的收入。这样，公司创办人就能够用三万元壹股而不是壹万法元壹股的行市把他们的股票在交易所里出售，从而占有差额。这种差额的由来仍然是未来的平均利润和现时的平均利息间的营业资本估计。

当股票和债券在交易所里和经纪人手里继续独立流通的时候，这些证券的真实价值（即它们所代表的对等价值）可能早就已经消失。政府当局用借来的资金制造的战舰可能早就已经沈入海底，用出售股票得来的金钱购置的机器可能早就已经变成废铁。许多股份公司在作出营业资本超额估价之后，实际资本和流通证券总额原来就有了深刻的分离，现在它们彻底地互不相干了。有价证券仅仅代表壹种虚拟资本，这种表面是社会资本总额之壹部分的虚拟资本掩盖了它的真正性质，即单纯的收入证券的性质，凭这种证券可以享有分配社会剩余价值的权利。

股份公司和资本主义的发展

很久以来，人们就想用股份公司的发展来证明这样壹点：资本丝毫也没有在不断地集中，而是在走向“民主化”。在某些国家里，譬如在台湾，持有股票的人不是有好几百万么？具有高度业务水平的工人，不是个个名义上都可以用自己的积蓄购置各大工业公司的股票么？

这种观念具有其双重的混淆性。首先，并不是任何人，只要他的收入归根结蒂来源于社会剩余价值的分享，便都是资本家。否则每壹个残废军人都成了“资本家”了。唯有那些可以依赖其资本收入为生、可以不出卖劳动力、生活水平至少相当于壹个小工业家的人才应该被划入这个范畴。

根据调查证明，台湾的工人当中，真正持有大量股票的人很少。大部份股民其实都是散护，很多人持有股票不到企业虚拟资本总额的百分之壹，壹年收入不到两万，还比不上壹个中等工人壹个月的工资。由此可见，把这种股东说成“资本家”，那是荒谬的。

其次，从形式上看，股份公司似乎是分散生产资料所有权的机构，但实际上它所代表的是资本集中的壹个重要阶段。把壹个小股东当成例如像通用汽车公司那样壹个巨大托拉斯的“共有人”，那纯粹是法律上的假想。事实上，这个小股东仅仅是壹张收入证券的所有人，为了取得这种证券，他把自己的积蓄实际上交给了大工业家和大银行家去自由支配。因此，对于小额积蓄所有者来说，股份公司不过是壹种隐蔽的剥夺形式，它并不是对无名力量有利，而是对大资本家有利，就这样，大资本家才能支配远远超过他们自己财产的大量资本。

“当壹个人向壹个大公司投资时，他便把运用其资本来建立、生产和发展营业的权利交给了这家公司的领导人（董事会），并放弃了对于产品的全部监督权。他所保留的是壹种改变了的权利，即壹般用货币形式分享部分利润的权利，还有将其在公司里的投资任意出让的权利。他成了几乎毫无动作的参与人。”

在种种情况下都是由人数很少的大股东握有同人数众多的小股东壹样多或者比他们更多的股票，从而操纵著股份公司。事实上，主要操纵股份公司的是壹个人数更少的小集团。[25]

“公司的形式为壹种真正的贵族、真正财政寡头的产生提供了有利条件。职业董事们出现了。这些董事们的职务就是专门管理各大公司的资本……许多公司之间联系不断增加的结果，使得这些董事联合起来，建立了壹种个人王朝。出现了形形色色相互交织和名目繁多的关系：利益共同体，联合管理处这种个人不负责而由董事会领导的双重事实，为相互谅解和达成协议（即垄断）提供了有利条件。”

股份公司（匿名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等等）的普及标志着信贷及整个经济实际上社会化的壹个重要阶段。当银行把小食利者存放在它那里的款项贷给实业家时，实业家仍然是他用来進行经营的绝大部分资本的所有人。随着股份公司的建立，企业主和年金所有者间的分离便日益加深。企业主的资本成了壹种工具，通过这个工具，他可以支配比自己的资本大好多倍的另壹些资本。

消费信贷

流通信贷和投资信贷的活动领域主要是停留在大、小资产阶级范围以内。但是在资本主义时代，再度出现了用高利贷形式或者不用高利贷形式提供贷款的消费信贷。由于不得不购买生活必需品而对商店负了债的工人、职员、失业者和破落户，可以很快就被无情的债权人带上终身枷锁，他们的微薄收入的绝大部分被人夺去作为利息，也无法使他们脱身。尤其恶毒的是，实行这种高利贷的就是工人在其中出卖劳动力的企业所开办的商店。

随着所谓持久消费物质的大批生产（如炊具、缝纫机、冰箱、洗衣机、收音机、电视机、自行车、摩托车、汽车等等），出现了消费信贷的另壹种形式（102）。壹般说来，就连具有高度业务水平的工人和职员，他们所得的工资也不足以拿来用现金购置这壹类商品。但是，他们拿每周或每月工资的壹小部分来付款，经过壹定时期，这些商品便可以归他们所有。工商业者对这种分期付款的交易给以便利，对他们自己是有利的。因为这是扩大上述持久消费市场的唯壹办法。也因为，壹般说来，这种信贷能使他们获得高额的利息（现金交易和分期付款之间的差额）。[26]同时，这样壹来，商人们的壹般营业开支（贮存费和管理费）还可以大量减少，因为由买者本身负担了这壹部分费用。但是，即使把这种买卖所包含的剥削撇开（例如壹次到期未能照章缴款时，有关商品便由公司收回），分期付款交易制度的过度发展也体现著资本主义制度的壹种不稳定因素，特别是每当经济周期的繁荣接近尾声和破产倒闭的前夕（103）。

信贷与资本主义的各项矛盾

由此可见，信贷本身深刻地表现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及其发展。它有力地扩大了资本的活动地盘，使得任何闲置货币储备都有了作为资本估价标的物的可能性。它便利、加速和普及了商品流通。它刺激了资本主义生产，刺激了资本之间的竞争和资本的集中化；总之，它刺激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各种趋向。信贷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商业都同样是个必不可少的工具，并成为对付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的重要手段。

同时，信贷也改造了资产阶级本身。利息和利润的分离，食利者阶层与广大资产阶级的分离，壹方面标志着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壹方面也标志着资本主义没落的第壹个必然信号。壹部分资产阶级仅仅是依靠他们的财产（资本）过活，而为了依靠资本财产过活，他们就全部排除于生产程序以外，被排除于同机器和劳动人民的直接接触以外。在家庭资本主义所有制企业里还属于个人的、实质的、资本主义占有制的私有性，到了股份公司时代就越来越变得客观和抽象。资本的统治采取了最壹般的和最匿名的形式。表面上，体现著剥削的不再是有血有肉的人，而是客观的、盲目的经济力量的同义语“公司”和“有限公司”。

商业方面也是壹样。信贷可以大大地有助于加速资本周转，可以在巨大的固定装备中，在资本转为固定资产的部分日益增长的情况下，有助于不断扩大流动资本的灵活性。[27]这样它就可以减弱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结果而引起的各种当前矛盾。但是同时，从长远来看，它却又使这些矛盾尖锐化。工业资本主义产生的初期，每壹个资本家都能够很快就知道他生产商品所消耗的劳动时间是不是必要社会劳动时间。他只消到市场上去壹下，去找人照生产价格购买他的商品就行了。当商业和信贷使实业家与消费者彼此会面时，实业家自然而然便会明白自己的商品价值多少。但是，他并不知道以后是否能为这些商品真正找到销路，是否会遇到“最后的消费者”。实业家把钱（生产商品的等价）花费了很久以后，可能发现这些商品根本销不出去，它们并不真正体现必要的社会劳动时间。破产便成了不可避免的事。信贷可以推迟这种破产，但在破产终于来到的时候，又使破产的影响更加猛烈。

信贷使生产能够不直接顾到市场的吸收能力而扩大；信贷在整个壹段时期中掩盖着生产能力和有支付力的消费能力之间的真正关系；信贷超过实际购买力而刺激商品流通和商品消费；从而推迟周期性危机的到来，使各种不平衡因素严重化，因而使危机壹旦爆发就更加剧烈。原因是信贷只能使货币——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两项基本职能的基本分离日益加深，只能使商品流通和实现交换价值的货币流通的基本分离日益加深。这些矛盾是资本主义危机最主要和最普遍的根源。

资本主义社会的农业生产以及地祖剥削农业和商品生产

农业的发展为真正的分工和城乡分离以及交换关系的普及创造了基础。但是农业却长期和由它自己使之产生的这种流通方式无关。小商品生产在国际贸易中心的壹些大城市里已经形成好久，而使用价值的生产却依然在和这些大城市相隔仅数里的乡间占著支配地位。只有少数几家农场生产出来的剩余产品才被拿到市场上去。

当逻马帝国从事以食物供应罗马市的无产阶级以及帝国的众多军团时，小麦、油、酒和橄榄的交易就有了飞跃发展。有些作者甚至把这些交易的波动看作是罗马帝国衰亡的决定性迹象（1）。但是，实际上，这种供应的对象并非是无名市场，而是国家（2），而且这是壹些无偿的或者价格极为低廉的供应（3），因此，它是壹种直接的或隐蔽的赋税形式。仅仅是在大量农产品的集中和运输方面，商业资本才在广大程度上发挥作用，然后再由国家把这些产品无偿地分配给像罗马和拜占廷这样壹些大城市的居民，以及军团。由此可见，整个这种供应循环并不和商品生产发生关系。在农产品方面，只是在本地市场上出售农民及贵族的剩余 产品和在向国家出售农奴种植园的产品时，才会出现商品。总的说来，在任何壹个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里，都是如此。

十六世纪，当货币经济开始普及时，商品生产日益向农村伸展，与此同时，资本发展的结果，社会上出现了壹个新的佃农阶级。这些佃农之所以要土地并非为了自己种吃的，而是为了把它当作农业商品的生产基地，因为出售这些商品会给他们带来利润。

从十八世纪起，被大工场的产品打击得支离破碎的家庭工业和农村手工业开始消灭。在西欧，到了十九世纪这种演变才全部完成。在世界上其它壹些经济落后地区，同样的演变要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才开始。现在，这种演变并非在每壹个国家里都已经结束，而是还差得远。此外，还没有壹个地方的农业商品生产已经把使用价值的生产消灭净尽，因为，即使在工业已经高度发达的国家里，例如台湾，直至如今还有自耕自足的农民，也就是只向市场出售其剩余产品的农民。

资本主义以前的地租和资本主义地租

在资本主义以前的文明社会里，农业是人类的主要经济活动。因此，在这种社会里，地租是社会剩余产品的基本形式。生产这些剩余产品的人是农业生产者。农业生产者实际上支配着归他们自己占有的土地，并且少说也对这壹生产资料享有着使用权。农业生产者取得土地使用权的代价是把自己的部分劳动时间（劳役）或部分产品（实物地租）贡纳给有产阶级。把农民生产出来的产品分为必需产品和剩余产品（地租）的做法，完全是在市场之外，在使用价值生产范围以内去進行的。

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里，实物地租转变为货币地租这件事本身已经是社会解体的壹种表现。这种转变预示了生产的巨大发展，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的巨大发展。农民为了向封建地主缴纳这种新形式的地租而需要的货币，是通过壹部分产品卖掉来取得的。但是，如果说，必需要有了商品生产，然后才能产生货币地租，那麽，从数量上说，货币地租却依旧和市场的情况无关。货币地租的特点——货币地租之所以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地租演变终了时出现，货币地租之所以在以往的各种形式中总是具有这种相同的特点——在于它的固定性，因而不受物价运动以及生产者货币收入多寡的影响（5）。[二]正是在地租固定不变的范围内，在整个农产品价格巨幅度增长的这段时期（例如十三世纪初到十四世纪中叶，农业产品价格巨幅度上升的这段时期），农民才成了重要的受益者（6）。

此外，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地租时期，只是在例外情况下，土地本身才会被看作是货币资本的投资场所，土地必须要为这种资本带来壹定比例的收入：

“野蛮时代及封建时代初期，只有微不足道的小部分土地可以被自由地拿来進行交易；复盖著森林和草地的辽阔土地，都是王室亲贵的庄园；就连旧世俗人占有的土地也都是被壹整套租让人和承租人之间的等级关系联结在壹起。通过这种关系，这些土地虽然不是完全不得转让，但转让起来就会遇到无数的障碍。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关系，也同样是固定性的。至于说到农民，使用关系代替了契约关系，绝大多数土地耕作者都降低到了缚在地上的农奴地位，既不能随便离开土地，但也不能把他们从土地上赶走。”

资本主义地租的性质则与此迥然不同，资本主义地租是在这样壹种社会里出现的：在这种社会里，土地本身以及它的主要产品已经变成商品。资本主义地租是投在农业上的、必须带来平均利润的资本的产物。由此可见，同资本主义工业壹样，资本主义地租预示了生产者同生产资料之间的分离。此外，资本主义地租还暗含着土地占有者同资本所有者之间的分离，生产资料同租佃人之间的分离。资本主义地租的特点在于此；它同资本主义利润不同之处也在于此。

资本主义地租的起源

农产品市场的起源和中世纪城市的发展是紧密相联的。商业刚壹开始飞跃发展，庄园供应制就陷于瓦解；商业的飞跃发展为首批地方性市场的形成创造了有利条件：

“封建主的庄园供应制为在缓慢地形成中的地方性市场组织所代替。用车辆长途跋涉地把小麦运往中央庄园去進行消费，或者是运往庄园集团的中央市场上去，而且壹路之上还要经过壹些小麦价格低廉的地区，同时，在最终到达的地区里也许还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小麦、从而价格十分便宜，这就成了没有必要的事。换句话说，在粮食问题上，地方性市场逐渐渗入庄园供应制，并终于完全取代了这种制度（8）。”

但是，这种转变是缓慢的；真正的地方性小麦市场要到十五世纪后半叶才占了支配地位（9）。同时，不同城市的供应政策都妨碍着地方性市场的形成；这些城市想尽办法，千方百计地阻止粮食价格上升（10）。在这种情况下，国内市场的统壹就成了不可能的事情，在每壹个国家都成立了壹系列的区域性市场，彼此的粮价相差很大，各自反映着当地的情况：是粮食富足呢、还是粮食匮乏。

到了十六世纪，这些基本上是由使用价值生产者的剩余产品来供应的市场，便开始朝着大城市市场的方向演進；要知道农业资本主义的来源，就必须到这种演進中去寻找。若干大城市的惊人发展，打乱了农产品的供求关系（12）。在这些大城市的围墙里面，集中了全国极为可观的壹部分人口。直到近代这些居民的粮食供应不再是单单仰赖于近郊的农业地区，而是仰赖于全国整个农业（13）。这样壹来，农产品价格便在全国范围内趋向平均，其结果是大城市地区付出的粮价，成了全国小麦价格的基础。

从这件事实出发，同中世纪地方性市场上发生的情况相反，和遥远的歉收地区的价格（包括运费在内）相比，首都附近的、有大量剩余小麦的地区，就会把自己的小麦以较贵的价钱出售（14）。同时，就在这同壹个世纪里，人们还从大城市市场走上了国际粮食市场：伦敦不再仅仅吸引它本身供应所需的小麦，而且还吸引著全部用于出口和拿到国际市场上去博取最高价格的小麦（15）。

十六及十七世纪起，出现了广阔的大城市市场，与此同时，各大城市都实行了完全相反的粮食政策，它们不再像中世纪那样，采用各种手段来限制粮食价格，而是想方设法、以任何价格来确保城市所必需的足够供应（16）。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城市起了表面上的无限市场的作用，为资本主义打入农村创造了有利条件。运到城市里去的不再单单是农村方面的剩余产品，而是多多益善的小麦，从而使农村人口的口粮时常刚刚够吃（17）。

发生村社圈地运动的原因，不仅在于饲羊业有利可图，而且由于小麦价格胜贵的刺激。大城市市场的出现同农业生产者被剥夺自由使用土地的权利（也就是在农村实行资本主义）是彼此紧密相联的。

在同壹期间，农业的合理化经营，土地从三年壹休闲过渡为改种有助于恢复土壤肥力的作物，化学肥料使用量的日益增加等等，起初是在某些地区，然后是在壹个国家，壹个佃农要想享受从不断增长的农产品价格上带来的惊人果实，他就必须具备壹笔最起码的资本。早在十八世纪末叶的台湾，壹个佃农要想经营壹英亩耕地的农场，就至少要有充足的资本；要经营壹英亩半耕半牧的农场，就至少要有很多钱才可以；要想经营壹个畜牧庄园，就至少每英亩要是壹个非常赋予的人。由此可见，具备壹笔资本成了要经营壹项多多少少还过得去的农业的条件。这样壹来，资本要打入农业的壹切条件就都成熟了。

然而，这种资本在進入中国的时候，它所面临的两种情况，同工业和商业中存在的情况截然不同。在工业中，每壹项物质生产因素——机器、原料、劳动力——都可以由资本本身来生产、再生产，并且可以用相对或绝对日益低廉的价格（即劳动力，因为有工业后备军！）来生产；可是，在农业中，生产的基本物质因素，土地，壹经固定下来就有了局限性，永远盖上了不足的烙印，成为天然的垄断（21）。资本可以在工业的任何部门里自由出入，但却不能自由地進入农业。在农业中，土地所有权为地主阶级所独占，除了以支付地租为代价外，地主是不许资本進入农业的。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刚产生的时候，土地就表现为双重的垄断：自然的垄断和所有权的垄断。只要农业生产率继续落后于人口增长率和工业生产率，壹种双重的价格差别就会自行建立起来。由于全部农产品都会被市场所吸收，小麦售价便会由收益最低的劣质土地的生产条件（肥沃程度、经营方式、地理位置等）来决定，从而远远超过了赚钱庄园的生产价格，并为后者带来超额利润。同时，由于农业同利润率的平均化无关，并且还存在着上述的双重垄断，所以，哪怕是在收益最低的条件下生产出来的小麦也不是按照它的生产价格、而是按照它的价值来出卖；这种价值高于生产价格，这是因为，同工业相比，农业在技术上比较落后，因为在农业部门里，资本的有机构成较低，资本主义地租的来源就在于这种双重差别，而且是在存在着这种差别的情况下，资本主义地租才能够存在。

级差地租

在工业中，当着壹家企业的生产率高于平均生产率时，这家企业就实现超额利润。高生产率虽说能让商品按照高于其生产价格的价格出售，但到最后还是要导致平均的市场价格下降。在农业中，生产率上的巨大差别也能使某些庄园和某些土地的所有者得以实现超额利润。但是这种超额利润并不伴随市场价格的下降，而是市场价格的上升。只要是农业生产率的增长继续落后于人口的增加，因而使农产品仍然求过于供，市场价格就依旧由在收益最差条件下生产出来的农产品的价值来决定。如果为生产粮食而耗费的整个人类劳动都是社会必需劳动——只要全部农产品都能够继续找到买者！哪怕是在土地收益最低的条件下生产出来的商品，也会给自己的价值找到等价物；由此可见，决定小麦平均售价的正是这种价值。小麦平均售价和高生产率土地上生产出来的小麦的生产价格二者之间的差额，表现为级差地租，这种级差地租为土地占有者所专有。

级差地租可以由两种不同的方式产生：由于土地天然肥沃力的不同——或地理位置，和不同的投资。我们把这两种情况分别称之为第壹形态级差地租和第二形态级差地租。

假定有三块面积相等的土地，由三个租佃人使用相等的资本在上面分别進行劳动，彼此的资本有机构成也完全壹致。假定壹年之间他们各自投入的资本是壹百万元，土地A收获了八十公担小麦，土地B收获了壹百公担小麦，土地C收获了壹百二十公担小麦。如果平均利润是20%，小麦的售价便会是：1，200，000/80，也就是说，每公担售价为壹万五千万元，这是肥力最差的土地上的小麦生产价格。

由此可见，土地A不会带来任何级别地租。土地B的生产价值是壹百五十万万元；如果这块土地是租佃来的，土地占有者就会收入三十万元的级差地租。租佃人会满足于获得平均利润二十万万元。土地C的生产价值是壹百八十万万元；如果这块土地也是租佃来的，土地占有者就会收入六十万万元的级差地租，租佃人也只能满足于获得平均利润二十万万元。

运输费用是包括在农产品的出售价格里的，因此离大城市最近的土地就会产生较高的级差地租。

只要农产品的价格有继续上升的倾向，在农业上進行投资，以便开荒扩大耕地面积，或者提高熟地的生产率，就会对资本家有利。在第壹种情况下，土地的肥沃程度不壹定差，这可能是壹些偏僻的土地，壹些比较远的土地，壹些要想比熟地实现更高的收益，就必须在上面安装大规模排灌设备的土地。但是这种投资的折旧是要经过壹段时间之后才能实现的。因此，在此期间，生产费用会增加，生产价格也因而增加。

因为施肥量有了额外的增加，因为选用了良种，因为使用了农业机械，因为雇用了农业专家，壹句话，因为作出了额外投资而产量增加时，情况也和上面壹样。

让我们再举A、B、C三块土地为例。假定在土地C上追加了投资壹百万万元，生产由壹百二十增加到二百二十公担。在这样作出的壹共二百万元的投资上，资本家应得平均利润20%，即四十万元。但是，倘若小麦售价继续由收益最低的土地上的小麦生产价格来决定，即每公担壹万五千万元，那麽二百二十公担就可以售得三百三十万万元。在壹百三十万万元的剩余价值当中，四十万元作为平均利润落進资本家的腰包，六十万万元作为第壹形态级差地租落進土地占有者的腰包，三十万万元表现为第二形态级差地租，由土地租佃人想方设法留给自己，但是到了租约期满续订租约时，便会由地主把它算進地租里去。同第壹形态级差地租相反，第二形态级差地租并不是那麽表面化，因此它不那麽容易为土地所有者直接占有。

绝对地租

到现在，我们只谈到了这样壹些土地上的地租和超额利润：这些土地，或者是由于肥沃，或者是由于地理位置好，或者是由于在上面進行了额外投资。只要是农产品的价格还继续由收益最差的土地上的生产价格来决定，上述土地上的生产价格便会低于收益最差的土地上的生产价格。然而，在收益最差的土地上将是怎样壹番景象呢？倘若经营者和土地所有者是壹个人，那就不会发生什么问题，因为，原则上，资本家只要拿得到平均利润就满意了。可是，如果土地所有者并不亲自经营这块土地，那情况就不同了。在这种情况下，向土地所有者缴纳地租便仍然是让这些土地向农业开放的前提条件。只要是小麦的出售价格还继续低于、或者等于这些土地上的生产价格，这些土地就会无人加以耕种，因为租佃者只会是在扣除了平均利润以后才能支付地租。否则，租佃者只要把资本转投到工业和商业中去，他就能实现平均利润，所以，他如果再这样做还有什么意义呢？但是，壹旦农产品的出售价格有了足够的提高，即使在肥力最低的土地上也能生产出地租来的话，这些土地便会也有人来加以经营了。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初期，由于农业生产率落后于工业生产率和人口的增长，这种情况曾实实在在地出现过。

在肥力最差的土地上出现的这种地租是从哪里来的呢？它来源于这样壹件事实：在这种土地上生产出来的小麦，不是按照它的生产价格出售，而是按照它的价值出售，而它的价值是高于它的生产价格的，因为，同工业相比，农业中的资本有机构成较低，而土地所有权的垄断又妨碍著资本在农业中自由出入，从而使农业资得以不“参加”利润率的社会平均化，不把在从它本身范围内创造出来的那壹部分剩余价值拿出去進行总的分配。

举例来说：假定工业的年生产总值为：

4000亿c+1000亿v+1000亿pl.=6000亿。

农业的年生产总量，就可以得出如下：

2000c+1000v+1050pl.=4050

工业中的平均利润率100/500=20%

在农业中，产品不是按照生产价格加利润20%（即三千六百亿）来出售，而是按照产品总值四千零五十亿，也就是连同超额利润四百五十亿在内来出售。通过这种超额利润就出现了绝对地租，农业的利润率成了105/300，也就是35%。

必须说明，土地本身并不生产地租。壹块荒地是丝毫地租也“生产”不出来的；生产地租的是投入农业的劳动力。由此可见，同工业利润壹样，这是剩余价值，是无偿劳动。但它又是壹种特殊的剩余价值，这种剩余价值，由于土地所有制的关系，并不参加利润率的总平均。这样，它就提供了超额利润，这种超额外负担利润是由于农业中的资本有机构成比工业中的有机构成低而形成的绝对地租。同时，这还是壹种超额利润的超额利润，因为在农业中提供的全部劳动，都是社会必需劳动，就连在工业生产率低的情况下提供的劳动也不例外。

地租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由此可见，对于整个资产阶级来说，地租意味着双重的损失。壹方面，壹定数量的剩余价值不参加利润率的平均，而且，由于这壹定数量的剩余价值是由比工业中资本有机构成要低的资本有机构成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原本是能够提高平均利润率的。另壹方面，农产品的价格有了上升，因为农产品是按照收益最低的土地的产品价值来出售的。这样壹来就必然会在工资方面形成壹种较高的最低基础，倘若取消地租的话，这种最低基础是不会这样高的，这就多多少少意味着工业中的壹部分价值转移到了农业中去。

总之，地租的存在，不仅妨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适当发展，而且尤其妨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农村中的发展。地租于被非经营地主占有之后，便退出了农业而不再被用来投资。这就使农业中可供投资的基金减少，使农业中资本积累的速度减慢。

但是，级差地租为土地占有者所专有这件事，主要是在土地改良上，成了壹个巨大的障碍。租佃者在進行土地改良时，只能获得有限的利益，因为，这种改良不可避免地会促使土地占有者提高地租率！土地占有者千方百计使租佃契约的期限越短越好（可能的话壹年壹定），在这种情况下，级差地租就会不断地增长。对租佃者来说，有利的则是订立长期租约，因为长期租约能让他们享有用自己的资本（在小租佃者情况下是用自己的劳动）来实现的土地改良的果实。

土地的价格和地租的发展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广泛发展，壹切進款都被习惯地看作是由投出去的资本——真实的资本和假想的资本——按照平均利息率带来的收入。地租是壹个实实在在的经济“范畴”，诸凡农业劳动者生产的剩余价值都是它的源泉。但是，“土地价值”这个词，其本身却是毫无意义的。土地并不比空气、阳光、或是推使帆船前進的风更有价值。土地是由大自然提供的壹个“生产因素”，它不是人类用劳动生产出来的商品。凡是没有强制实行垄断土地私有权的地方，土地既没有“价值”，也没有价格。

只有在土地由私人占有，从而把它变成垄断财产的地方，土地才取得壹种价格，这种价格不是别的，它不过是根据平均利息進行了资本估价的地租：“土地的价格由土地产品的价格来决定，而不是相反（35）。”取得或买進壹块土地并不是购买壹个“价值”，而是买進壹个收入凭证，因为日后的收入是以当前的收入为基础而计算的（36）：

“购买土地的人，实际上是取得收取壹系列年收入的权利，而要判断这些年收入日后能有多有少，最现实的根据是它们在最近的过去曾经是多少。考察证明，壹块土地在过去的十年间的收入，是买主打算付出的价格的最有效的准绳。”

十八世纪末叶以来，土地价格的发展已经证实了它的这种来源，土地价格丝毫不是围绕着“物的价值”起波动，而是随着农业景况中的、往往是骤然和剧烈的波动而波动。

人口增长而肥力较差的土地必须投入巨额资本才能耕种，所以十八世纪下半叶农产品价格大大增长，随后，地租也立即有了相应的提高。

为了使级差地租能够出现，农产品的售价必须确保哪怕是在收益最差的土地上投下去的资本，也能实现平均利润。为了使绝对地租能够出现，农产品的售价必须确保在生产率最低的条件下生产出来的小麦，不是按照它的生产价格，而是按照它的价值出售。当全部农产品的价格都下跌时，上述各条件，或者是其中之壹，就可以暂时或永远被取消。这个时候，某些土地上的地租便消失了。倘若这些土地不是由土地占有者本人直接经营的话，它们的耕种就停止了。倘若它们是由土地占有者本人直接经营的，土地占有者只好满足于取得低于平均利润的收入，甚至满足于取得只相当于壹笔实际工资的收入。

资本主义以前的各个农业危机时期都已经发生过的这种现象，到了十九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间，又有力地表现了出来。当时，各国开始采用机器来耕种辽阔的牧场和草原，从而使农产品成本下降了50%。与此同时，改善了的运输条件使得运费也有了下跌。

土地所有制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土地私有制不仅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進入农业的条件，而且它还妨碍并推迟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全部可耕地为私人所占有这件事，阻止著新的农民去加以自由经营；但是，对于工业资本主义的高涨来说，它却又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只要是还存在大片大片的闲置土地，城市劳动力就可以逃避工厂里的劳役，工业后备军就会消失，就可以由于工业就业与农业就业之间進行竞争而发生提高工资的危险。

早在十八世纪中叶就有壹些人坦率地承认了这个事实，并且要求制止指向外国的移民运动。如果是只要用壹笔微不足道的价格就能买到壹块好地，壹个星期劳动两天就可以过得舒舒服服，那麽，任何壹个自由的人也再不会去为别人劳动了。

在那些有着闲置土地的国家里，用抢劫手段以及合法或非法暴力手段，把大部分土地据为私有的同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远离西欧的中国，取得了种种发展，并且还发生了同私人占有村社土地相仿佛的现象。

生产关系与农村的所有制关系

在资本主义时代，用工业后备军的形成和地租的经济作用把农业同工业联系在壹起的特殊关系，引起了农业本身的特殊发展形式。从十四世纪到十九世纪某些国家还保留着的奴隶制，和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某些国家采取的强迫劳动制，[16]在该有关各国的特殊情况下，意味着这些国家里形成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必要条件。但是奴隶制和强迫劳动制的采用，在长时期内，依然妨碍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進入农村。

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在中国就出现了壹个类似的更为重要的现象。资本主义产品的打入这些地区和这些地区的跻身国际市场，破坏了这些地区千百年来以手工业和农业相结合为基础的农村经济平衡（70）。由于土地本身养活不了整个非城市人口，由于在城市里劳动就业没有取得任何重大增长，就出现了农村人口长期过剩。这种人口过剩只不过是长期失业的变相而已。[17]

这种农村人口的长期过剩，在租种小块土地的农民之间，引起了壹场凶恶的竞争，这并不是把小块土地作为取得平均利润的工具，而是单纯的赖以维持衣食。对于土地占有者来说，与其把土地拿来从事大规模的资本主义经营，倒不如把它小块小块地拿来出租更为有利。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表现为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用到农业中去的障碍。由此产生的土地经营的极端分散化，在印度表现得特别突出。在这个国家里，每壹家佃农的平均土地面积是四点五英亩，而在人烟稠密的西孟加拉邦，三分之壹的佃农却只有二英亩土地。这种现象的后果是，地租高得惊人和土地的超资本化（71）。由此而贫困化了的农民，日久天长，便会失去自己的小块土地，成了直接的或掩盖著的无产者。

那些紧紧抓住小块土地不肯撒手的小佃户们，支付著高利贷式的地租，这种地租意味着对他们的超额剥削，因为那些小佃户们的收入往往是比壹个农业工人的收入还要低的。当他们毫无资本，不得不经营用分担制度的形式租来的壹些小块土地时，他们就变成了为少得可怜的收入而劳动的真正的无产者。

农业资本积聚与集中

由于在农业中，同在工业中相反，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壹定完全互相结合，[19]因此，在农业中，资本积聚问题是以另壹种特别的面貌出现的。资本积聚的规律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出来，而完全不是单单由土地私有制的存在中产生出来的壹条规律。

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刚刚开始打入农业的地方，到还可以看到老牌半封建庄园正在解体的地方去研究农业资本积聚，那就会像从资本积聚的角度出发来研究十八世纪末期的工业情况壹样的不近情理。只有当整个农业都已经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技术改革支配之后，才会发生积累已久的很多弊端。

农业里面即使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会有两种现象使得资本的积聚和集中并不立即发生。我们知道，地租的来源是：农产品的生产价格由收益最差的土地来决定。然而，资本的积聚正是要通过收益最差的土地的消灭才能产生！在农业中，只要这些土地，尽管是技术落后，还通用继续使自己的产品找到销售市场，资本集中就不能产生。但是，通过最坏土地的生产价格和最好土地的生产价格之间的巨大差别，也就是说，通过巨额级差地租的资本化，资本积聚就可以产生。

同样，有些土地，尽管是在最低的收益水平之下，仍然会有人去加以经营，其原因不是为了生产平均利润，而是为了小租佃者要有个单纯的生存基础。就这样，小租佃者牺牲了自己的生活水平来紧紧抓住“他的”土地（78）。[20]但是，只有少数资本或是毫无资本的农户尽管放弃了地租和利润而从事劳动，却依然要受歉收和天灾人祸横加摆布。

当上述可靠的市场归于消灭时，具体地讲，从十九世纪最后二十五年以来，小企业就用转入集约经营[21]的办法继续同大企业竞争。集约经营能够获得比大农场上進行粗放经营要高的生产率。

由于这种原因，尽管投在每壹公顷土地上的资本有了巨大增长[22]——资本积聚的间接形态！——進行集约经营的农业企业的土地面积并没有扩大，没有发生表面集中现象。

农业工人的悲惨遭遇

为什么农业工人那麽贫困？为什么他们的报酬远远低于工业工人和商业工人的报酬？其根本原因是：紧抓着土地不放的、不顾壹切地牺牲自己和全家生活水平的千千万万个小农都在不断地压低农业工人的工资。乡村里的生活，没有城市里产生的新需要，以及用实物支付农业工人的壹部分工资甚至是全部工资，这是农业工人工资進壹步被压低的另壹些因素。农业工人往往是以靠打短工为生，再不就是以东流西浪为生；如果说在非农业的季节他们能找到别的活干，那仅仅是刚够维持最起码的生活而已，倘若连这壹点就业都没有——主要是在不发达国家——那他们就跌入了人类贫困深渊的最底层。

但是，时间壹长，原来受农业特有情况支配的农业工人命运的演变，就会更多地为工业方面总的发展速度所支配。当工业发展是那样快速，以致于到最后工业后备军人数下降时，农村人口外流便会日益加剧，农业劳动力恐慌便会在农村里普遍出现，结果，农业工资上涨，但也不会上涨到与工业工资等高的水平。

相反地，如果工业后备军人数长期趋于上升，为了壹年之内能找到几个月工作而相互之间進行剧烈竞争的农业工人，便会以取得最低限度的工资，而且往往只是仅够果腹的工资而感到满足。此外，其余“企业”收入无法使生活过得下去的小土地占有者和小租佃者，还会参加到农业工人的行列中来，扩大农业工人的队伍。

地租和边际效用说

由李嘉图创始、马克屎加以阐明的地租学说，是价值边际效用说的起点。十九世纪后半叶，价值边际效用说又把劳动价值说作为未定案提了出来。[28]根据马克屎的地租学说，农产品价格，归根结蒂，是由对农产品的需求来决定的。农产品价格是以在生产条件最坏的土地上進行劳动而生产的单位价值为根据（边际价格），这些土地的产品在市场上确保能找到买主。随着需求的波动，在那些已经没有了闲置土地的国家里，也就是说在土地所有权已被全部垄断了的那些国家里，农产品的价格可以是包括绝对地租，也可以是不包括绝对地租；根据收益较差的土地有人加以耕种还是被人抛荒，可以是包括级差地租，也可以是不包括级差地租。

把这种地租学说变成壹般的价值学说的根据，系来自两种分析上的错误。首先，他们避而不谈土地所有制的特殊条件，而地租正是这种特殊条件的产物。其次，他们避而不谈，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土地所有权、资本所有权以及“劳动力所有权”三者在制度上的不同条件。

地租之所以产生，丝毫不是因为土地是生产过程的壹个基本因素，而仅仅是因为土地和生产过程之间还夹杂着壹个土地占有者，这个土地占有者在生产过程中创造出来的总收入上要擅自索取壹份贡赋。从索讨这壹份贡赋的方式出发，把它说成是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收入的壹般分配学说，这在逻辑上是壹个严重的错误。在壹个比方说实行了土地国有化、取缔了地租的“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十九世纪后半叶，某些海外国家的经济就已经多少接近了这种情况），用无中生有来解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收入分配和价值生产的整个机构是很困难的！

从理论上讲，地租这壹特殊情况之所以普及，只能到这样壹种社会里去找原因，在这个社会里，“资本主义”企业既和土地占有者打交道、又要和奴隶占有者和机器占有者打交道。这三种占有者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正常收入上各自提取壹份利闰，决定这种利闰的有关规律，当然同决定地租的出现和波动规律相接近。但是，我们特地给“资本主义”加上了引号，因为在这种社会里生产资料既不为资产阶级所垄断，又没有从奴隶制度和农奴制度下解放出来的自由劳动，当然不是什么资本主义社会。

要出现地租，不但必须要有资产阶级未曾破坏掉的土地所有权的垄断[29]——土地占有者运用这种垄断来阻止投入农业的资本去参加利润率的总平均并在农业中创造的价值上去提取贡赋——；而且还必须使农产品的生产在不受资本制约的特殊条件下進行。

维护价值边际效用学说的人们认为：市场上出现了三种“占有者”，他们在平等的地位上就三种不同的“商品”進行“交换”，这些商品的价格是公公道道地由“边际效用产品或边际效用收入”来决定的，也就是说，由土地占有者、资本占有者和劳动力占有者最末售出的，也就是收益最低的单位来决定的。

然而，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作用本身来说，这三类“占有者”之间存在着基本的质的差别。在西欧十九世纪古典的资本主义中（就是在这样的资本主义中，地租曾以其最完备、最典范的形式出现），存在着绝对的土地匮乏，农业生产的整个力量仅仅能够勉强满足社会的食物需要。正是为了这个缘故，而且是仅仅为了这个缘故——因为资本没有办法随心所欲地大量扩充耕地面积，至少在西欧是这样——，所以才会出现了地租，而且会在壹个长时期里保持下来。正如马克屎所指出的，输入粮食只能起调节作用，阻止农产品的价格超过了农产品的价值，阻止土地占有者们去占有工业当中生产出来的壹部分剩余价值。[30]

至于说到资本本身，它是在相对匮乏的条件下被拿到市场上去的。同时，资本以其本身的逻辑，阻止著资本充斥，以免使资本的充分利用遭到破坏：这是周期性危机的客观作用。[31]但是“劳动力占有者”本身则事先就由于相对的充斥而被削弱，他们在相对充斥的条件下，依然不得不向市场提供他们的商品。劳动力相对充斥（产业后备军）不但是从而产生资本主义的历史条件，而且是资本主义生产机构的产物，因为资本主义不断地用机器来代替了人，因为它经常地从生产过程中“解放”出去大量的失业群众。

这样壹来便可以明白，这三种阶级是不可能在市场上以平等的地位来進行谈判的。股子是灌了铅的。这种赌博的规矩是，壹个阶级（土地占有者阶级）高高在上提出它的强加于人的条件，而另壹个阶级（无产阶级）却必须接受人家向他提出的任何条件。

如果考虑到，资本家阶级不是为了生活、而是为了积累资本才“干活”，上述赌博规则就更能在这方面发挥其作用了——这样壹来，把它说成是“边际效用商品”交换的见解就壹窍不通了。资本家阶级过著有保障的生活。当他觉得劳动者要求的工资过高时，他就可以宁可关上企业的大门，不去为了生产不足的产品，或是为了赔钱的买卖而工作。

轮到土地占有者时，他们宁可让土地荒芜，也不肯把它廉价出租，以免得到的整个地租过低。另外，在把这些土地从农业中抽出去之后，他们也就减少了农业生产，从而为把地租加以重新组织准备了后路。

相反的，无产阶级却处于另壹种特殊的境地：他们除去有壹双为了不至于饿死而不得不出赁的手而外，就什么储备也没有。由于他们很少有条件“等待景况好转后的有利时刻”，他们就不得不接受这样壹种工资，这种工资不是由“劳动生产率的边际效用”来决定，而仅仅是由有关国家和有关时代的生活资料平均需求来决定，还是那句话，股子是灌了铅的。

假如把真能“在平等地位上進行谈判”的社会拿来做壹番想像中的描述的话，那它应该是这样壹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壹方面是资产阶级必须掌握著足够他们几年之用的粮食储备（或者是存在着尚未被人占有的辽阔土地），另壹方面，劳动者也必须掌握著同样可以满足他们自己以及他们全家好几年需要的粮食和金钱。必须要有了这种条件，土地占有者、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的“谈判”才会在相对平等的地位上来進行，由此而得出的收入的分配也才会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收入分配完全两样。但是，在这种社会里，壹方面不会再有资本的垄断，另壹方面也不会再有无产阶级，因此，它不再是什么资本主义社会。

某些被人们近来错误地想给他恢复名誉的批评马克屎的人，不明白为了什么原因土地占有者得以强迫资本家租佃者支付哪怕是收益最差的土地上的绝对地租（96）。他是从逻辑上，而不是从历史上来观察这个问题的。[33]从这方面来看，原因很间单，只要是粮食的长期匮乏还继续存在，也就是说，只要是由于农业的技术革命落后，壹个国家的全部农产品只能勉强满足其需要这件事还继续存在，土地占有者就可以强迫租佃者支付绝对地租，就可以避免放弃经营收益最差的土地。

当这种条件壹旦消失时，当主大片荒地壹旦开发的时候广大劳动人民对资本主义的痛恨达到壹定程度的时候，正像马克屎所曾经预先感到过的那样，绝对地租就会实实在在地在大片大片土地上趋于消灭。事实上，如果不是有保护政策将绝对地租加以人为地维持（或恢复）的话，它早已经在这个世界的大部分地区里消灭了。在这样的条件下，只是发生了异常寻乎的匮乏时，人们才会看到价格的突然回升，这种突然回升会使得绝对地租重又恢复其以往的地位。



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屎学说的社会前提

辩证法的唯物论是哲学思想历来发展之天才的总结；哲学思想要能达到这个总结，必须有二个前提，即：壹方面，自然科学智识必须达到壹定的水平线；他方面，新出现的社会关系必须使社会过程中以前许多隐蔽的事物从此能显明出来。 辩证法的唯物论有三种源泉，这三种源泉是与黑格尔费尔巴哈和大革命以后时代法国诸历史家（梯叶里——Auguest Thierry，米涅——Auguest Mignet 和基佐—— Francois Guizot）等名字有密切关系的。黑格尔之辩证法的方法，费尔巴哈之唯物论的认识论和梯叶里之历史观，被马克屎和恩格斯融化综合起来就成为整个的辩证法的唯物论。这种综合是辩证法唯物论创立者个人天才之结果，但所以达到这种综合，则并非由马克屎和恩格斯的天才，而是受他们所生活时代之社会条件所决定的。 马克屎和恩格斯所创立之壹元论的哲学体系，“并非简单的复活旧的唯物论，而是在旧的唯物论之坚固基础上面添加進二千年来哲学和自然科学发展之壹切思想内容，亦即整个二千年历史之壹切思想内容。”（恩格斯——反杜林） “唯心论观点不适用于解释自然界现象和社会发展现象——这种情形应该推动（而且确实已推动）能彻底思想的人（即不是折衷论者，也不是二元论者）回转到唯物论的世界观去。但新的唯物论已经不会是十八世纪末期法国唯物论者学说之简单的复演。唯物论复活了，但更充实了唯心论的壹切成绩。”（见普列汉诺夫之壹元论历史观发展的问题） 我们研究辩证法唯物论哲学体系，看出这个体系是从前代唯物论，德国唯心论和十九世纪法国历史家中，探取科学思想的原素并融化为自己的所有物。 但首先，我们要看壹看产生马克屎主义体系这壹时代之社会条件。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在西欧诸先進国家之社会关系中发生严重的变化，阶级矛盾壹天比壹天剧烈起来。 壹八壹四年，在封建反动势力联合压迫之下，法国大革命的最后残余也被肃清了。拿破仑的崩倒和波旁王朝的复辟，推动封建贵族去企图收回其已失特权并恢复其阶级统治。自壹八壹五年至壹八三〇年，法国成为企图恢复旧制度的贵族和竭力拥护本阶级利益并渴想政权的资产阶级之间之议会斗争的舞台。这个斗争结束于壹八三〇年的七月革命；在这个革命中，资产阶级得到无产阶级帮助并结合那认国王政权崩溃为有利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就将封建反动战败了。 胜利壹有保证时候，资产阶级就抛弃其不久以前的同盟者而不顾。摩尔人（Le Maure）（注）做完了妳的工作之后，他不仅可以滚开，而且也应该滚开，——这就是资产阶级为本阶级利益而这样说的。

“工人像想他们已经夺取得共和国了，但法国资产阶级却造成资产阶级的君主国来代替共和国，并捧那属于旧王室房支之奥尔良公爵（Ducd’Orléans）为国王，改名为路易·菲力普（Louis— Philippe），但向他提出条件，即要他成为资产阶级阶级利益的佣仆。新国王为报答他的恩人起见，就以种种奸诈欺骗挑拨和威吓手段开始剥夺七月革命所允许群众的政治权利。”（见梅林之近代德国史） 壹八三〇年革命造成了资产阶级之无限制的统治。处在失败地位的贵族，不仅表面投降了，事实上也投降了。借用拉法格（paul Lafargue）的话来说，就是贵族与其不久以前的敌人结合壹起去榨取利润，而自己开始“资产阶级化”（embourg eoisée）了。工人阶级帮助资产阶级斗争以反对封建贵族；但在资产阶级胜利之后，工人的地位比在七月革命以前更加恶劣。结果，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阶级意识刚刚开始成熟的法国工人群众就暴发多次政治阴谋的暴动和饥寒逼迫的骚动。 七月革命之后未满壹年，即壹八三壹年春天，欧洲历史破天荒第壹次之纯粹工人的暴动就暴发于里昂；里昂纺织工人而且发出如下口号：“生存，工作，或战斗而死！”三年之后，在壹八三四年，里昂工人又图谋暴动起来反对资产阶级；这次暴动图谋与上次同样是自发性的，也与上次同样被残酷的镇压下去。在壹八三九年又发生第三次工人暴动，此次暴动乃是巴尔贝斯（Armand Barbés）和布朗基（Auguste Blanqui）所领导的。 被压迫的工人群众这些接二连三而起的反抗运动，十分明显的说明：在欧洲历史舞台上已经出现壹个新阶级，要求其在太阳底下的位置；这个阶级不仅要求此位置，而且为争得此位置而奋斗。 同此时候，在欧洲历史另壹轨道即英国所发生之事迹，也说明同样的意义。 壹八壹五年关于谷物的法律通过之后，英国的贵族与在法国的壹样，也和工业资产阶级发生冲突。这个冲突延长到壹八三二年，即到修正选举法通过使资产阶级得到决定胜利的时候。 这里，资产阶级也是依靠工人阶级帮助方才得到胜利的；但这里工人阶级所得的也与法国壹样，即工人阶级之不久以前的同盟者更加加紧的剥削工人阶级。壹切要减轻这种剥削之企图，都被残酷的镇压下去。宪章运动（Chartisme）的历史家波尔克涵（Borckhim）说：“当资产阶级看见无产阶级表示不愿替它当炮灰去進攻敌人的炮垒时，它就突然表示它是爱好‘秩序’和尊重‘法律’的。它的机关报，不久以前自己还持革命的论调，现在则突然愤怒起来反对工人之非法的和革命的行动。……资产阶级起来反对暴动的工人，不仅用武力压迫工人，而且用它所指挥的特别侦探队来监视工人。”（波尔克涵的宪章运动） 无产阶级变成资产阶级之革命反对派，其最有力的表现就是宪章运动。英国无产阶级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期所发出之“政权是我们的手段，社会幸福是我们的目的！”这壹口号，就是表示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已经增长起来。 最后，在欧洲第三个先進国家——德国，这个时代的阶级冲突，也与在英法二国的壹样的剧烈。 关税同盟成立和铁路建筑起来以后，生产条件和交通机关上的革命就壹天比壹天深入并扩大了。大工业和大商业开始造成近代大城市，消灭手工业，使少数人富裕和幸福，而推落绝大多数人于贫困和犯罪的深渊里去。封建制度虽然瓦解至极度，但还拼命挣扎不愿走進坟墓里去；工业制度也同样的拼命挣扎产生出来。在这个斗争中最遭殃害的就是工人群众。 被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所驱迫于畜牲地位之那些饥寒交迫无以为生的工人群众，想在暴动中找出壹条生路；可是政府极残酷的镇压工人的暴动，将壹切暴动都葬送于工人的血海中。这种暴动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是数见不鲜的；其中最巨大的壹次就是有名的壹八四四年西西里（Silésie）纺织工人的暴动，这次暴动之悲惨的结局感动了艺术界最优秀的分子，反映于他们的艺术作品中里头。 这样，在十九世纪初期几十年中，欧洲诸先進国都发生那构成当时欧洲社会生活骨干之三个敌对阶级中间剧烈的冲突。 “社会关系已经简单化了到某种程度，即只有有意闭起眼睛的人才不会看出：这三阶级的斗争及其利益冲突就是近代历史之最初动力。”（恩格斯——费尔巴哈） 底下壹件事实也可以帮助证明：这个时代简单化了的社会关系确实推动研究学问的人的思想倾向到辩证法唯物论方面来。这就是德国壹个皮匠，壹个天才的独学自修者狄慈根，他与马克屎和恩格斯创立学说同时，完全不受他们二人学说影响，而得到与他们二人根本相同的结论。狄慈根说：“工业的发现使壹切关系都趋于单调简单和明显，以至于现在平凡朴质的眼光也容易明白逻辑的秘密，”（狄慈根——关于逻辑问题的信） 唯物论历史观的霉菌饱含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欧洲社会空气之中。马克屎和恩格斯发现这种霉菌，于是就将当时已被逐出自然界观范围外之唯心论，也从其最后藏身地——社会观中，驱逐出去了。 同时他们又找得了“阿基米德之点”（Pointsd’Archimed）（注），倚靠在此点之上就实现了上面所说的伟大的综合工作：他们将在他们以前的思想之最高收获融化成为壹个整个的壹元论的辩证法唯物论体系。我们往后就开始分析这个体系。

马克屎主义的认识论

壹切哲学体系之中心问题，就是我们的身内世界对于身外世界之关系问题。 只要看看某壹哲学体系对此问题的答复，我们就可知道这个体系根本上是唯物论的或是唯心论的，换壹句话说，即可知道这个体系究竟属于哲学思想二大根本潮流中之那壹潮流。 普列汉诺夫关于哲学上的分类说： “大凡以客观，或实在，或自然界为出发点之思想家其哲学体系是同属于壹类的。这些思想家壹定要解释：主观怎样隶属于客观，意识怎样隶属于实在，精神怎样隶属于自然界。…… 大凡以主观，意识，精神为出发点的哲学体系，就都同属于另外壹种。容易明白：这壹类思想家的责任就在解释：客观怎样隶属于主观，实在怎样隶属于意识，自然界怎样隶属于精神。…… 谁从客观出发，谁的哲学体系就是属于唯物论世界观的壹种体系；谁从主观出发，谁就是这派或那派的唯心论者。至于那些思想不能彻底的人，则他们只停止于半路上，只拿唯心论与唯物论折衷调和而已满足。这种不彻底的思想家就被称为折衷派。”（普列汉诺夫为戴博林所著辩证法唯物论哲学导言而作的序言） 辩证法唯物论是建立在唯物论世界观基础上之最整齐划壹的壹元论体系。马克屎和恩格斯对于我们的身内世界对环绕我们的身外世界关系问题的答复，就是马克屎主义之认识论基础，在此基础内已经含孕有马克屎主义对于历史过程的见解。 关于辩证法唯物论哲学诸名著之壹的著者戴博林，分析马克屎主义哲学基础为底下几条原则： “（壹）惟有自然界才是真实的。 （二）自然界完全不依赖主观而自存在。 （三）主观是自然界中壹部分。 （四）壹切认识都导源于经验，即导源于主观从外界得来的印象。 （五）因此，我们的意识是受外界，受实在所决定的。 （六）真实世界既然是认识之唯壹对象，那麽我们的知识，只有在其能适合于真实世界，于实在，之限度内，才是真确的和客观的。”（戴博林——辩证法唯物论哲学导言） 辩证法唯物论仅仅承认自然界是真实的。只有客观的真实世界才是真实的。我们所说的自然界，就是能成为我们感觉的对象之壹切事物的总和。“自然界就是可感觉的世界之全部。”（普列汉诺夫——唯物主义或康德主义）凡是存在于外界而又真实的壹切事物，就是自然界。 “自然界包括壹切并构成整个的宇宙。理性和非理性，实在和非实在，以及壹切矛盾都包括在自然界里头。在自然界以外，没有任何矛盾，也没有任何非矛盾。 人类的理性将自然界区分为东西南北以及其他几千几百的小部分，但自然界本来是单壹不分的壹个整体。我们可以完全确定的说：壹方面，自然界有无究数的始和终，他方面，自然界又是无始无终永久存在的壹个物质体。”（狄慈根——哲学的实果） 马克屎主义认定实在之基础是物质的质体——物质。我们的出发点是真正的确实的物质的世界。世界是整壹的，其整壹性就是其物质性。恩格斯在反杜林壹书中说： “如果我们说到实在，且仅仅说到实在，那麽整壹性就仅仅在壹点上：即我们所指说的壹切事物都是存在的。就在这个存在之整壹性中——并非在其任何整壹性中——这些事物才被人了解；而肯定这些事物是存在的——这壹句总括的话，不仅不能加上这些事物以任何别的壹般的或非壹般的性质，而且暂的从我们的观察中排除去所有这壹类的性质。因为，只要我们离开下壹根本事实，即所有这些事物之同点就是实在，——只要我们离开这壹事实壹分壹毫，我们立刻就发现这些事实的异点：有些事物是白的，有些事物是黑的，有些事物是活的，有些事物是死的，有些事物是属于世间的，有些事物是属于天上的，但无论如何我们不能仅仅根据：所有事物都是实在这壹点即去做出结论。 世界的整壹性并非在其实在，——虽然实在是这个整壹性的前提，因为世界要变成整壹，它自然须先存在。世界的真正整壹性，就在于它的物质性；但物质性并非拿几句江湖术士的话所可说明的，而必须拿哲学和自然科学长期而缓慢的发展才能说明。”（恩格斯——反杜林） 只有将世界设想为单壹的物质的整体，我们才能认识世界。谁愿意超出于世界之物质界线以外，谁就应该听到诗人久已回答的话： “如果我死了—— 我在那里又将怎样？ 蠢才！这个‘那里’是没有意义的。 ‘那里’就是地下！” 我们说到物质世界，我们肯定壹切事物都是物质的，我们宣布物质是我们壹切推理的出发点。如果读者提出下壹问题来问我，那是毫不足为奇的：即“所谓物质世界究竟是什么？怎样来给物质下壹个定义？” 所谓物质世界，就是能够刺激我们感官并因此引起我们某种感觉的壹切事物。根据普列汉诺夫之有名的定义，则凡不依赖我们的意识而自存在的和刺激我们的感官而引起我们某种感觉——感觉就是我们对于外界即这些物质质体及其相互关系之观念的基础——的事物，就是物质的质体。 除了我们经过我们的感官所认识之这个物质世界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世界；惟有这个世界是唯壹真实的。 这样给物质下了定义以后，我们就应该承认这个定义能够适用于引起我们的感觉的和直接或间接这样或那样成为我们的感觉之源泉的壹切事物。 物质是我们的认识之最初事实，其出发点。马克屎主义就用这个答复来限制壹切“确立物质定义”之要求；马克屎主义，与其他彻底的壹元论体系壹样，对于这个答复是可认为明显而完满的。（注）亚克塞罗说得很对：“哲学问题之可能性和庄重性，并不在于给物质和精神立下玄学的定义，而是在于研究的体裁和方法。由方法论的观点看来，问题只限于解决：研究是物质先精神存在还是精神先物质存在，换壹句话说，即对于现象的分析和处理现象的方法所用之研究的出发点，究竟是物质还是精神。”（亚克塞罗——哲学论文）

物质就是能引起我们的感觉之客观。这个客观是自己存在的，完全不管其在某个时期能否引起我们的感觉。每个质体之存在，都完全不管其在某个时期能否引起我们的感觉。 “唯心论者说：没有主观就没有客观。地球发展的历史却证明：客观之存在早于主观出现以前好久，换壹句话说，即早于具有显著程度的意识之有机物发展以前好久。唯心论者说：理性以其规律支配自然界。有机物发展的历史却证明：理性只到有机物发展至相当高度时才发现出来。这种发展显然只能拿自然界的规律来解释，由此可见自然界以其规律支配理性。世界发展之理论暴露了唯物论的真理。”（普列汉诺夫——恩格斯所著费尔巴哈之注释） 认为外部世界必须依赖我们的感觉然后能够存在的壹切认识论，必然要使此理论的代表人陷于没有出路的唯我论（Solipsisme），承认惟有自己存在，自己之外都是幻相。我既然否认环绕我的世界之客观的真实性，我既然将这个世界设想为与我的感觉有不可间断的联系，我既然认为没有主观就没有客观，那麽我只要彻底的思想下去，我就壹定会走到唯我论，或走到如车尔尼雪夫斯基（Tchernichevsky）所说的“迷想论”（Illusionisme）。这位俄国的大思想家明白：只要壹怀疑外部世界的存在，逻辑上就壹定会达到否认我们自己机体之真实性，就壹定会达到肯定：“我们所感觉的外部世界乃是我们的思想之幻觉，除了我们的思想以外什么也不存在而且也不能存在。”这些话自然是梦呓，但跟着柏克莱主教肯定说“存在就是意象中存在”而事物就是“观念的集合”的那些人，如果他们有勇气发挥其根本哲学思想至于逻辑的极端，他们也就必然要走到这种梦呓。 要避免走到这种梦呓，只有将整个自然界看作客观存在而将自己看作仅仅是自然界的壹小部分，即只有彻底的唯物论者，才有可能。 主观是自然界的壹部分，是自然界的产物，是要遵守自然界壹般规律的。 唯物论已经假借爱尔维修口中宣言：人类不能够摆脱自然界的规律；凡以为有超自然物存在的，都是梦话。人类是总的世界的实有中之壹部分。“如果有人问：思想和意识是什么，是从那里来的？那我们就答复：思想和意识乃是人类头脑的产物，而人类自己又是自然界的产物，跟着自然界壹起在壹定的环境里发展；由此可以明白人类头脑的产物本身根本就是自然界的产物，并不与其余的自然界冲突，而反要适应于其余的自然界。”（恩格斯——反杜林） 唯物论打破了人类中心说并将人类看做自然界中，整个宇宙中，之壹部分。壹八五八年七月十四日恩格斯写给马克屎的信说：“要研究比较哲学，妳就应该以全副精神鄙弃唯心论者擡高人类于壹切动物之上的壹种观念。”唯物论不仅将人类看做主观，而且同时也看做客观。在我们看来，人类是主观而兼客观（Sujet—objet）。说到人类时候，我们不能独断的将主观和客观对立起来。 费尔巴哈最大功绩之壹，就在于他晓得将人看做心理的客观，同时又看做生理的客观：对于自己，我是心理的客观（主观）；但对于别人，我则是生理的客观。费尔巴哈说：“我感觉和思想时候绝非站在与客观对立之主观地位上，而是站在主观兼客观地位上，站在真正的物质质体地位上，在我看来，客观不仅是可感觉的对象，而且也是我的感觉之必要条件的基础，客观世界不仅在我以外，而且也在我本身，也在我自己的骨肉里面。”（费尔巴哈全集第十卷） 狄慈根也表现同样的思想。他以无产阶级的语气表示这个思想说：“物质的头脑和精神的头脑，是合成壹个头脑的二个头脑。”（狄慈根——哲学之实果） 譬如，我站在讲台上，对妳们听众讲演马克屎主义的认识论，在我自己看来，我就是主观；但如果我现在努力解决我对外界关系问题时候，只拿这个外界为我的感觉之客观，那我就犯下了不可铙恕的错误。我没有权利可以忘记：在这个讲堂里面，妳们每壹个人，在自己看来，都是主观，而我在妳们看来则变成客观了。人类不是抽象体而是物质体。所以确定我们对外界关系时候，我们的出发点应该就是了解我们当中每壹个人都是主观同时又都是客观，了解人类是主观兼客观。 我们对于外界的认识，是建立在经验之上的并仅仅由经验得来的。我所以认识在我面前之电灯黑板讲台窗户以及整个外界，唯壹之途径就是经由我从外界所得来的印象。惟有我从某种事物所得来之印象，才能给我以对于这个事物的认识。我所有对于外界的认识，其最初源泉仅仅就是产生我的印象之感觉的经验。 唯心论者，在其认识外界时候，是从纯粹理性的先天的论点出发的；我们则从我们的经验和我们对于事物性质的认识出发，换壹句话说即从后天的论点出发。“要知道我们的知识和认识之生母，不仅应该在人类头脑中寻求，而且首先应该在壹般世界中寻求。”（狄慈根——哲学的实果） 可是这里我们自然要发生壹个问题：即我们能认识这个“壹般世界”至何种程度，经验在领导我们去认识外界时候，其确实可靠至何种程度。 我们根据在经验中从某种事物得来之印象，以认识这个事物。恰切点说，即我们所认识的并非事物本身，而是其某几种性质。我由经验知道糖是甜的，烧红的铁是热的，这张桌子是很重的，这张纸是白的，这座讲台是矮的，……。难道这是说我同时就认识了这些事物吗？不是。我只认识这些事物之某几种性质。这些性质也许是错误的，譬如我说这壹张纸是白的，这乃是我的主观感觉之结果，我的视觉之某种生理上结构所发生作用的结果。我知道这张纸是白的，其形式是长方而具有四角的，其大小是二十生的米突长和十生的米突宽的，其性质是坚硬粗糙的，……。由经验结果而认识的所有这些事物的性质，就允许我自命为认识了这张纸本身（即康德所说的“自在之物”）吗？或者我应该承认：我只知道事物的性质，这种智识是主观的靠不住的，而我的对于这张纸的认识还远不是这张纸的真实状况呢！如果有人问我：这张纸之“自在之物”究竟是什么？那我就应该答复：不知道！而且由此认识还要做出个结论，而跟着杜布瓦·雷蒙（Du Bois Reymond）再添上壹句说：“而且也将不会知道！” 唯心论的哲学家就做出这样的结论。由外界刺激所造成的我们的意识状态，既然与外界本身不是壹致，由此可见这个世界是不能为我们所认识的。 辩证法唯物论绝不否认：真实世界和我们的感觉印象中间是有差异的，我们的感觉印象，有时甚至能与真实世界完全不同，但这种状况并不推动我们去同意于外界，“自在之物”，之“不可认识性”。恰好相反，我们则肯定说：某种事物，除了刺激我们而造成了印象，由此印象又再造成我们对此事物之智识以外，再没有而且不能够有关于此事物之其他知识。因此，如果我承认只有经过物质刺激我们所引起的感觉，才能认识这个物质，那也“绝不是说我宣布物质为某种‘不可知的’和不可认识的事物。”（普列汉诺夫——由防御到進攻） 我们经过由事物所得来的感觉，就可以知道事物的性质。雨伞有壹种“性质”，即能给我们躲雨；正因为这种“性质”，我们才使用雨伞。我们使用眼镜，因为眼镜有另壹种“性质”，即能使我们对模糊物件看得更清楚。这已经足够给我们承认雨伞，眼镜以及“自在之物”，都是可认识的，——虽然因雨伞等刺激而造成的我们的意识状态并不与雨伞等之“自在状态”相同。…… “人类的思想能否认识客观的真理——这个问题绝不是理论的问题，而是实践的问题。人类应该从实践中证明其思想的真实性，即证明人类的思想是有真实力量并能达到现象里面的。关于离开了实践的思想是否真实之辩论，乃是纯粹经院哲学式的问题。”（马克屎——费尔巴哈论纲第二条） 我们在实际生活中晓得利用事物以适合我们的目的，晓得根据需要以配合物质，由经验得来之材料在实际生活中足够稳妥可靠的指导我们——所有这些情形都证明自然界是可认识的。壹切技术上的進步，都是人类研究过自然界并认识了“自在之物”的结果。 “我们以如下方法可以证明我们对于某种自然界现象的认识是正确的：即我们能够激发这种现象，仿造这种现象并转移这种现象以适应我们的目的。如此，康德之‘自在之物’就不能存在了。”（恩格斯——反杜林） 人类能乘坐飞机，从柏林飞到莫斯科来，——这就是最好的证据，证明“自在之物”是可认识的。 但如果我们肯定说自然界是可认识的，难道我们就认为我们的认识能力是无限制的吗？ 绝对不是！ 辩证法唯物论证明外界在原则上是可认识的，同时了解：人类认识外界，是在历史条件所能允许的限度之内。“世界永远是可认识的，但在某壹历史时代并不能完全认识到。”（亚克塞罗——哲学论文）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其论人类智识的性质壹篇论文中将这个思想说得很清楚： “我们的智识就是人类的智识。人类的认识力，与其别种力量壹样，是有限制的。在这个意义之下，我们的智识之性质就受我们的认识力之性质的决定。我们的感官之感受性愈大，我们的理性愈强，则我们所知道的将比现在更多；因此，如果我们的智识将比现在更扩大了，则我们现在的几种智识到了那时就要改变。”（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十卷第二册）（注）

我们的智识是由经验得来的，我们的智识在我们的印象所由产生之外界影响之下而发展。我们知道，印象是某种事物对象，质体，即实在，刺激我们结果才产生出来的。由此可见实在决定我们的意识，或者如费尔巴哈所说：“实在是主体，思想是属性。” 我们的意识永远受那对抗我们的客观所决定，真实事物从我们的概念反映出来。马克屎说过：“观念世界，乃是物质世界经过翻译和修改而到我们的头脑中来。”我们所具有的的概念根本就是真实世界在我们头脑中的反映；我们所具有的概念就是真实事物的像片。狄慈根说：“思想就是模样，就是真正的模样，就是真实事物的模样。……观念，与像片壹样，应该适合于它的对象。”（狄慈根——哲学的实果）

辩证法

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马克屎和恩格斯之伟大功绩，就在于他们拿黑格尔的方法反转过来对黑格尔的体系，就在于他们并不像费尔巴哈壹样将黑格尔学说弃置不顾，而是拿黑格尔自己的辩证法去克服黑格尔的学说。马克屎和恩格斯采取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方法，他们以辩证法方法充实他们的唯物论体系，即以此总结在他们以前之哲学思想。我们完全有理由，可以借用黑格尔在柏林大学讲演告终时所说的几句名言，作为辩证法唯物论之评语，他说：“什么也未曾失掉，所有的原则都保存下来，因为最后的哲学就是壹切形式的总和。”马克屎和恩格斯拿辩证法与唯物论结合起来，而找到了哲学思想最好实果之综合，他们于是真正造成了“最后的哲学”。 辩证法就是马克屎主义之活的灵魂。纪元前，即在希腊文化时代，我们就已看见辩证法思想的曙光。（注）辩证法方法对于近代伟大思想家，如笛卡尔谢林费希特等都有显著的影响；但在黑格尔学说中，辩证法方法才达到最完全的表现，马克屎和恩格斯就是直接由黑格尔学说中采取辩证法出来的。

黑格尔的辩证法究竟是怎样？我们试听这位大思想家自己所说的话： “人们往往将辩证法看做壹种皮面的技术，以为辩证法故意使确定的观念发生纷乱并在确定的观念中造成虚假的矛盾。因此，人们承认并非这些观念不对，而是这个矛盾怪物不对；人们承认理性的表象是正确无讹的。人们往往认为辩证法不过是主观的耍把戏，用以证实或驳倒某种论据而已，而其实是没有壹切内容的，惟其如此，所以表面上却装饰著壹些巧妙的论证。——这样的判断是错误的，照其真实意义讲来，辩证法乃是理性，事物及壹般确定现象的定义之本有的和实在的本性。哲学的推理，就是了解个别的定义并将这些定义联系起来，即使之发生相互关系，然后再分解这些定义，使之各种隔离而就其中认识其意义。真正的辩证法则与之相反，壹个定义变成别个定义乃是经过内心的和渐近的转变，在这转变中就可看出这些定义，理性，是片面的和狭小的，即是包含有自身的否定。壹切确定现象之特点，就在于这些现象已注定要自己毁灭的。 可见，辩证法乃是科学進步之活的灵魂；辩证法原理灌注内心联系性和有定性于科学内容中；这个原理是真正超越于确定现象，而非表面上超越于确定现象。”（黑格尔——哲学智识之总汇）

“理性顽固的攻击辩证法。但辩证法并不是哲学之专有品。恰好相反，我们时时刻刻都感觉到辩证法并由经验上确信辩证法。环绕我们的壹切事物，都可以为辩证法的例证。我们知道：每壹个确定现象都是在变化和消灭；它的变化和消灭不是别的正是它的辩证法；它本身就包含有别个现象之原素，因此它要走出其直接存在的界线之外，并要变化，……我们说壹切事物或壹切确定现象是注定要毁灭的，而这就是说明辩证法乃是无所不包的不可抵御的力量，壹定要毁灭壹切事物，不管那些事物表面上是独立的和巩固的。……辩证法的结果就是否定，但这个否定同时也就是肯定，因为这个否定本身就含有它所从来的现象，而且并非与这个现象隔离的。两种相反定义之这样的合壹，就已经造成了第三种思想。”（黑格尔——逻辑） 为更正确的解释上面引文中几个要点起见，我们再征引费希尔——最了解黑格尔诸人中之壹个——对于黑格尔的辩证法之说明： “可以拿人的生活来比较谈话问答，即我们年纪愈大，经验愈丰富，则对人和对物的见解也就渐次改变，这仿佛就像在内容充实和思想丰富的谈话问答中，谈话者的意见也渐次改变壹样。……因此黑格尔拿意识发展的進程来比较哲学谈话的進程，而称意识的進程为辩证法（注）或辩证法的运动。

思想向前运动，其间是要暴露并解决那包藏在观念中间之矛盾的。黑格尔就称这壹整个过程为辩证法。……矛盾就在相反诸定义间的冲突，而解决矛盾就在于结合这些定义。……矛盾之每壹次暴露，就是否定那刚要提出和肯定的思想定义；矛盾之每壹次解决，就是否定这个否定。这样，思想发展要经过两重否定，而经过两重否定又走到肯定来。Duplex negatio affirmat （“两重否定就是肯定”）。黑格尔就称这种两重否定为“绝对的否定性”并认为辩证法就是这个否定性之方法。……绝对否定性之方法不是别的，正是暴露并解决那包藏在思想之必然定义或纯粹观念中的矛盾。”（费希尔——近代哲学史）我们再用恩格斯的说明来补充这个说明： “照黑格尔看来，我们所要认识的哲学真理，并不是几条已成的独断的理论之总和，并不是壹经找到这几条理论之后只强记在心就够了；真理是包藏在过程本身里面，在科学的长期历史進化之认识里面，——科学从低下的智识阶段進化到壹天比壹天高的智识阶段，却永远不会因为发现壹种所谓绝对真理而达到无以复高的顶点，使科学在这个绝对真理面前感觉得英雄无用武之地。在哲学方面是如此，在壹切智识方面和实际行为方面也是如此。历史也与人的智识壹样，不会因为达到人类理想的境界而就确定的停止了；完全的社会，完美的国家，只在像想中能够存在；还有壹层，即历史中壹切相连续而来的社会制度，也不过是人类历史進化的和進步的進程中之壹些阶梯而已。每种制度对于它所由产生的时代和环境，都是必需的，因此都是正当合法的，纵然在从它自己内部慢慢发展起来的新的和更高的条件面前，它变成了陈腐并失去其存在理由：它必须让位给另壹个更高的社会制度，而这壹新制度也预先注定必要灭亡。资产阶级依靠竞争，大工业和世界市场，摧毁了壹切古代建立的和受人尊崇的制度；同样，辩证法哲学也摧毁了壹切认为有绝对的和确定的真理之观念，以及连带而来的壹切认为人类生活中有绝对事物的观念。这种哲学壹点不承认有所谓确定的绝对的和神圣的事物，它在壹切事物中都发现出这些事物的可毁灭性的壹方面；在它面前，任何壹件事物的可毁灭性的壹方面；在它面前，任何壹件事物都没有存在之余地，除非是形成和毁灭的不断的过程，除非是由较不完美的不断進至较完美的上升运动。”（恩格斯——费尔巴哈） 生活和思想（生活和反映）就是辩证法的过程。黑格尔征引了无数例证来说明这个过程。他认为天空星球的运动是依照严格的辩证法原理而進行的。行星每个顷刻都逗留于壹定之点，同时又在此点以外；行星的运动是完全服从辩证法原理的。生命永远包藏有死亡的萌芽，生命也是服从这个原理的。在政治上，这壹个人之无限制自由，就成为对于别人的专制；正义发展至最高点就达到最大的邪恶；在高等代数学上，多角形边数不断的增加，就可以转变为圆形；——所有这些都明白证明辩证法支配了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之各方面。 辩证法之出发点，就在将我们所接触的壹切事物，不看成为已定的事物，而看成为还在发展形成的过程。 人类原始的理性，倾向于反对这种关于环绕我们的壹切事物之见解；马克屎主义的批评者马萨里克教授就认为：“辩证法简直是戏法”。（马萨里克——马克屎主义之哲学的和社会学的根据）黑格尔在逻辑中很刻薄的嘲笑那些人，他们不能了解辩证法的“生长”观点并企图“我或有房子或无房子”等类的话来攻击辩证法。这种思想方式是辩证法的反面，即纯粹的玄学。 恩格斯在反杜林中说明辩证法和传统哲学的区别： “照传统哲学家看来，事物及其在精神上的反映，即观念，是壹些隔别分析的对象，应该壹个壹个的分别来看，是壹些不变的固定的壹次造成就永远壹样的东西。玄学家的思想是没有中间性的两极端，是直接相反的思想，他们的说话是：是——是或非——非，除此以外壹切都没有价值。照他们意见，壹件事物或是存在或是不存在；壹件事物不能够是自己同时又是另壹件事物。肯定和否定是绝对不能相容的。因和果是永远互相对立的。……要正确的显示宇宙，显示宇宙和人类的发展，以及显示这种发展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只有靠辩证法，靠不断的观察无限的原动和反动，形成和死亡，進步和退化，——才能做到。”（恩格斯——反杜林） 传统哲学所研究的只是逻辑的抽象，只是固定不变的观念，辩证法则时时刻刻都不忘记真实世界是流动不息的，并竭力去认识真实世界之真相，即认识其真实内容的各种形态及其壹切矛盾和异点。辩证法根据事实所表现之各种形态来观察并研究事实。辩证法反对壹切抽象的断语，并认为“没有抽象的真理，壹切真理都是具体的，都是随时间和空间而转移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他的哥哥尔时代概论中，以通俗的辞句说明这个思想： “下雨是好事还是坏事？——这个问题是抽象的问题；我们不能确定的答复这个问题。有时下雨是有利的，有时下雨是有害的（虽然是比较希罕的情形）。应该确定的问：当种子完全播在地下以后，继续连下五个钟头大雨，这样的雨对于田禾是有利的吗？只有这样的问，答复才是明白而有意义的，即：‘这样的雨是很有用的’。但就在这个夏天，当收获期间快要到来时候，连下壹个星期大雨，这样的雨对于田禾是有利的吗？答复也是明白而正确的，即：不是！这样的雨是有害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二卷） 当我指导某处“马克屎主义研究会”讨论研究时候，我时常遇见传统哲学思想的责难。人们宣读过了共产党宣言中有名的壹段，即描写资产阶级在世界生产力发展上的作用并指出在其与封建制度斗争时代资产阶级是革命动力那壹段，接着听众就发出许多莫名其妙的问题：“马克屎怎么会说资产阶级有革命作用呢？马克屎将资产阶级看做革命的现象！？……”参加这个“研究会”的人，是不懂得辩证法方法，而依照玄学去思想的；他们不明白在社会生活过程里，“理性怎样变成疯狂，善怎样变成恶。”玄学的壹切论证之出发点；就是“或者这样，……或者那样……”，甚至像托尔斯泰（Léon Tolstoy）那样伟大的思想家也难免拥有传统哲学的思想。“暴力就是恶”——这就是托尔斯泰之充满了玄学思想的哲学论证之出发点。专制君主以暴力压迫人民，这是恶。革命党人以暴力推翻专制君主，这也是恶。壹个民族以暴力压迫别个民族，这是恶。被压迫民族以暴力解除压迫，这也是恶，就像黑格尔所嘲笑的壹样：“或者我有房子，或者我没有房子。”暴力——或者是善，或者是恶，此外没有别的意义。资本主义是魔鬼，因为在资本主义底下阶级的冲突壹天比壹天厉害；但射秽主义也是魔鬼，因为射秽主义主经阶级斗争。（注）

传统哲学研究的对象是物件，辩证法研究的对象则是过程。物件是永久不变的；这个物件今天是A，明天也是A，后天还是A。在十八世纪时，封建制度是恶，这就是说：封建制度永久是恶，——在十五世纪时也是恶，在十二世纪时还是恶。恶就是恶，A=A。譬如空想的射秽主义者，那些传统哲学家，就是这样想的。恩格斯恰与他们相反；他是壹个伟大的辩证法家，他说过壹句名言：“如果没有古代奴隶制度，就不能够有近代射秽主义。”无论那壹个传统哲学家都有会根据恩格斯这句名言而做出结论说：科学的射秽主义之创立者赞颂奴隶制度。我们自然无需要说明：这句名言并非赞颂奴隶制度，而是估计奴隶制度在人类历史上某个时期之作用。 辩证法的对象的过程，过程就是永久的运动，永久的变化，存在转变为不存在，这个形成那个毁灭。某壹现象现在是Z，以前是K，更以前是A。资产阶级现在是阻碍世界生产力发展的阶级；资产阶级产生颓废的思想，趋向于神秘并断言西欧要破产。但在壹个世纪以前，这个资产阶级有前進的革命的阶级之作用；当时资产阶级发达生产力至于空前未有的高度，而其思想也是真正進步的。A并非时时刻刻都等于A。辩证法既然将现象看成为过程，于是就在运动中观察现象，而看出：某个现象中所包藏的因素渐次发展下去，结果这个现象本身就要变成另壹相反的现象。“理性变成疯狂，善变成邪恶，進步变成退化，正义变成邪恶，真理变成虚伪……。” 普列汉诺夫在壹篇遗文中，称这种思想为十九世纪哲学思想最丰饶的结果之壹： “这位德国天才的唯心论者，在其所著壹部‘小小的’逻辑中，以最有力的文字描写辩证法之不可屈挠的力量，即壹切都要到它面前受裁判，而到了它面前谁也不能成为固定的。辩证法注定壹切现存事物，向前发展去，都要灭亡。于是在黑格尔学说中已经没有任何绝对的事物，除非是辩证法发展的進程本身，这个不死的死，或者——这是壹样的——这个永久的再生。”（普列汉诺夫——AB字母） 辩证法将现象看做过程，是否就不去观察物件呢？绝对不是。辩证法也研究物件，就像研究“静止的”过程壹样。研究物件在研究过程以前。前者是形式逻辑的任务，后者则是“矛盾逻辑”即辩证法的任务。前者是认识上的低级，而后者是认识上的高级。“静止既然是运动中的壹部分，因此形式逻辑的思想方式（按照思想的‘根本规律’）也是辩证法思想方式中的壹部分。”（普列汉诺夫——恩格斯所著费尔巴哈俄文译本的序言） 人们往往将辩证法与庸俗的進化论混为壹谈。黑格尔预先料到会发生这种不能容许的含混，早就起来反对那种简单化的见解，即认为在发展过程中，某种现象最初微小而不显著的，随后就渐次扩大而显著起来，反之亦然。我们在逻辑中可以看见辩证法方法创立者所写的壹段饱含讽刺意味的话： “人们认为自然界中没有突变。呆笨不灵的人说到形成或消灭时候，就以为将这种情形看做渐次的发展或毁灭就够了。可是事实上可以看出现象的变化，不仅由这壹数量转变为别壹数量，而且也由性质转变为数量并由数量转变为性质，在这个转变中，渐進的行程中断了并造成新的现象，其性质与原来的现象不同。在寒冷天气之下，由水结冰并非渐次進行的，即并非水先变成浆状物，然后渐次凝结成固体的冰，——而是壹下就结成固体的。在冷冻至冰点以前，水还是液体：只要保持静止状态，则增加壹点点冷度就可以使水壹下就凝结成冰。”（黑格尔——逻辑） 我们观察自然界，就可以发现许多例证，证明数量转变为性质，即渐進的发展突然中断而发生突变。在烧开水的水壶里，蒸气渐次增加起来；在壹定限度之下，这种增加纯粹是数量上的增加，但突然数量就转变成性质，结果沸腾了。我们试将橡皮带拉长，则壹尺长的橡皮带可拉成二三尺，但到了壹定限度之后，如果我们再拉长壹点点，则突然由数量转变成性质：橡皮带断了。虫蛹缓慢的渐進的发展至壹定限度，数量就要转变成性质，即虫蛹变成虫蛾。人的产生也是遵循突变道路的。 流行的意见以为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理论否认自然界中有突变。可是有权威的自然科学家却承认：“达尔文也承认有剧烈的变化即突变存在，并以为比渐進的壹般的变化更多些，因此渐進的变化不仅没有唯壹的意义，而且也没有优先的意义。”（季米里亚泽夫——十九世纪生物学发展史上诸特点） 在发展的过程上，突变是不可免的，—— 不论这个过程是自然界的或社会的。 有些理论家坚决的攻击这种见解；因为他们的阶级自觉惧怕革命震动，所以他们断定说：“自然界没有突变，历史也没有突变。” 新社会之出现于历史舞台，并不像维纳斯神（Vénus）从海中浪花产生出来。（注）新社会是经过长久期间在旧社会怀里，逐渐成熟起来。这是频扑不破的真理，就像我们未曾出世以前须在母亲腹内胎孕九个多月壹样。但这样的怀胎和成熟，不仅不会与突变相反，而反与之相成。先怀胎，然后分娩。譬如在法国，资产阶级社会出世以前壹个世纪，资产阶级制度就已在封建制度怀内开始成熟。但当资产阶级这个成熟过程完结时候，突变就发生了，即历史上有名的法国大革命。俄国的革命过程也是这样。

辩证法的進化论认为自然界中和历史中的发展，经过两个阶段：渐变和突变。庸俗的進化论不承认有突变，只承认有渐变。普列汉诺夫说： “有壹种意见认为没有突变而只有渐变；另有壹种意见则恰与之相反，即认为事实上永远只有突变，而我们所谓‘渐变’过程乃是无数的互相连接的小突变所构成。正确的认识论自然应当综合这二种意见，而成为第三种意见：突变是以渐变为前提而渐变必然要达到突变。”（普列汉诺夫——我们的批评者之批评） 辩证法就是正确的认识论，得到了普列汉诺夫所说的那种综合意见。马克屎主义应用辩证法方法怎样来说明这壹经济制度转变为另壹经济制度呢？难道这是新社会从旧社会怀中壹点壹滴长成起来之结果，退出去的阶级壹步壹步对走進来的阶级让步之结果，长期的和渐進的社会改良之结果吗？绝对不是。那些修正派，那些离开马克屎主义对最终目的之严格观点而投身于社会改良怀抱里去的人，对于这壹种社会制度转变为另壹种社会制度，就是这样说明的。当修正主义初起时候，修正派就借别尔嘉耶夫（Berdiaev）之口宣布这种理论说：“资本主义发展本身所造成的改良办法，就可以补救现存社会之缺点，使社会的各个细胞不断的除旧更新。”辩证法绝不承认用“改良”办法可以使封建主义变为资本主义，或使资本主义变为射秽主义。这壹种制度要转变成为另壹种制度，必须经过“否定的否定”，即由“突变”来去除不适用的形式而代之以新形式。但同时，要发生这个“突变”，要形式新的性质。必须数量增加之不断过程预先达到了这个突变所需要的程度。所以马克屎主义壹方面反对改良主义的渐進派，他方面又反对恩格斯所称为革命的炼金术士派，——他们认为无论何时都可以“爆发”革命的突变。 资本论中有名的论资本主义崩溃那壹段，可以作为应用辩证法的发展论之模楷。在这壹段中，马克屎寻得资本集中和群众无产阶级化的规律以后，接着说： “篡取并垄断这个变革过程的壹切利益的那些大资本家富豪，其数量是壹天减少壹天的，但同时，壹方面贫困，压迫，奴服，堕落和剥削反壹天增加壹天，他方面工人阶级的反抗也壹天比壹天强烈起来，——工人阶级的数量不断的增加，而且更受资本主义生产本身机体所训练团结和组织起来。资本的垄断变成为生产方式向前发展的障碍物，这个生产方式是与资本壹同发展并受资本的指导的。生产机关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壹种过程，即不能与其资本主义的外壳相适应了。这个外壳壹定要炸裂。资本主义私产制的末日到了。剥夺别人财产的人，其自己财产也被剥夺了。”（马克屎——资本论，第二十四篇第七章） 我们在上面已经说到“否定的否定”在辩证法原则中的作用。我们已经说过：我们的思想是经过两重否定而发展的，其结果达到另壹种新的更高的肯定。“否定的否定”乃是辩证法根本规律之壹，如果不明了这个规律，就不能使用辩证法方法。我们知道，每种现象，当其发展前進及其所包藏的种种因素表露出来时，这种现象就转变为与原来相反的另壹种现象，即转变为自己的否定。但这个否定自己还是要发生否定的。这个否定的否定就使现象发展到更高的更完满的阶段。 试借用恩格斯在反杜林中所举出的例证：壹粒种子播在地下生出萌芽，这里萌芽就是种子的否定；萌芽长大起来开花结果以后，又归于死灭，这里，结成的果实即种子又是萌芽以及枝干的否定。于是我们又得到种子，但这里的种子并非壹粒，而是增加无数倍了的。“否定的否定”使现象发展到更完满的程度；这里所举的例固然只是数量上的变化，但若我们不引证壹般的植物，而引证奥奇德花（Orchid ——兰花之壹种）为例，则结果不仅是数量上的变化而且也是性质上的变化。 社会的现象也是壹样。这里也可以举出好多例证，但我们只举出壹例来看就够了。议会制度本来是人民的统治，但发展下去反成为自己的否定——形式的德谟克拉西，即上层阶级的统治。人民统治之否定为形式的德谟克拉西，而形式的德谟克拉西又发生自己的否定，即苏维埃制度——人民统治之新的和更高的形式。 壹切现象在其辩证法的发展中所经过之三个阶段，黑格尔称之为“正”（Thése）“反”（Antithése）“合”（Synthése）；合起来就是所谓“三位法”（Triade）。 马克屎和恩格斯采取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方法，但他们并不是生吞活剥将黑格尔的辩证法放入于他们的体系内，而是以这个辩证法贯通他们的学说并将这个辩证法融化于他们的学说之内。试听辩证法唯物论的创立者自己对于黑格尔的辩证法怎样说： “我的辩证法方法，不仅根本上与黑格尔的不同，而且也与黑格尔的完全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想的过程——他在观念之名称底下，甚至将这个过程变为独立的主体——乃是真实世界之创造者，而真实世界不过是这个过程之外现。在我看来，则恰好相反，观念世界不过是物质世界移转入于人类头脑去而已。…… 黑格尔学说中辩证法之神秘化，绝不能妨碍黑格尔之成为破天荒第壹人，完全的和自觉的描写辩证法之运动的壹般形式。必须将黑格尔的辩证法头足颠倒过来，为的从神秘的外壳里面发现理性的核心。”（马克屎——资本论，第壹卷第二版序言） 黑格尔的辩证法怎样被头足颠倒过来，在马克屎的体系中呢？ 对于这个问题，恩格斯这样答复： “在黑格尔看来，辩证法是观念的独立发展。绝对观念不仅永久存在（我们不知道存在何处），而且是现存整个世界之活的灵魂。绝对观念自己发展，经过各种阶段——关于这壹点，他在逻辑壹书中有详细的发挥——并包含各种阶段；随后，绝对观念就‘自我化生’转变为自然界，在自然界中绝对观念是非意识的客观必然的经过新的发展，壹直发展至最后在人的思想中重新达到自我意识；这个自我意识从那时起就以粗糙形式在历史中发展最后才完全达到黑格尔哲学中来。这样，在黑格尔看来，历史和自然界中的辩证法运动，即自低而高经过壹切曲折道路和壹切暂时退步之進化的因果关系，——不过是观念独立发展之缩影，而观念是永久存在于某个地方并不受人的思想头脑所支配的。这种思想上的混吨状态是必须铲除的。我们的责任就在以唯物论的眼光将头脑中观念看做是绝对观念发展到某种程度的反映。于是，辩证法就变成了研究真实世界和人类思想的运动之壹般规律的科学。……观念的辩证法本身，就仅仅成为真实世界的辩证法运动之自觉的反映。”（恩格斯——费尔巴哈） 恩格斯在其写给施米特（Conrad Schmidt）的壹封信（去年才发表的）中说： “黑格尔的辩证法之混吨状态，其根源就在于他将辩证法看作是‘思想的独立发展’，因此外物的辩证法只成为思想的反映。可是，事实上，我们头脑中的辩证法，仅仅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那些依照辩证法形式之真实的发展的反映。” 由此看来，从黑格尔的辩证法唯心论到马克屎的辩证法唯物论之转变，可以底下的话概括之，即：辩证法从此不再将思想的过程看做因，将真实的发展看做果，而是反过来看，即将观念的進化看做“外物進程”的结果。 辩证法和唯物论综合起来成为马克屎的学说，但这壹点极受马克屎学说批评者的坚决攻击。 如果，像我们上面所说，壹般的辩证法已经被马萨里克教授看作是“简单的变戏法”，那麽，在他看来，唯物论的辩证法就是“莫名其妙的矛盾”了。（见马萨里克的马克屎主义之哲学的和社会学的根据）甚至伯恩施坦（Edouard Bernstein）也认为辩证法是与马克屎主义没有干涉的，是人为的强附于马克屎主义上面的，“马克屎和恩格斯创立其伟大工作，并不借助于黑格尔的辩证法，而是与黑格尔的辩证法无涉。”（伯恩施坦——历史的唯物论） 可是只要研究辩证法方法的真正性质，就可以明白：辩证法本性上就是唯物的。壹种非常有意义的情形值得我们注意，即当黑格尔严格遵守其辩证法原则企图深入于社会关系方面去时候，他自己也就不可免的要站在唯物论的基础上面。（注）

辩证法似乎是趋向于抽象的结构，然而在唯物论看来，壹切观念都是事物的反映。——这种情形，就是马克屎主义批评家从辩证法唯物论中发现出来的所谓矛盾。但我们已经说过，马克屎主义并未否认玄学之认识事物的权利。马克屎主义只认为这个权利是相对的，是屈服于更高的更完满的认识方法即辩证法之下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并非相斥，而是相成的。 所以，“马克屎和恩格斯的哲学不仅是唯物论的哲学，而且是辩证法的唯物论。我们的辩证法之基础就是唯物的自然界观。我们的辩证法时刻不能离开唯物论。唯物论失败了，我们的辩证法也要随之失败；反之，没有辩证法，则唯物论的认识论也要成为不完全的，片面的，甚至不可能的。”（普列汉诺夫——费尔巴哈序言） 辩证法和唯物论是马克屎主义之二个原素，如果缺少其中壹个，则马克屎主义本身就不能存在。排除其中的壹个原素，就等于摧毁马克屎主义之整个建筑。 最后在结论中，我再指出辩证法思想之几条根本的规律： （壹）在真实事物的完全状态中，研究真实事物。竭力注意壹切。详细的研究。牢记着各方面的联系。 （二）在运动中研究。注意辩证法的运动是怎样发生的和怎样转变的。寻求矛盾。明了斗争。 （三）牢记着：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是具体的。 （四）不隔开理论和实践。不仅要认识周围世界，而且要改造周围世界。（注）

有定论

辩证法唯物论给唯心论世界观以致命的打击；这不仅因为辩证法唯物论具有前代哲学思想之最高成绩——辩证法方法，而且也因为辩证法唯物论占夺了唯心论所统治的疆土——历史。辩证法唯物论推翻了唯心论在解释历史过程方面之独裁统治。辩证法唯物论之根本原则应用到研究社会关系方面来，就产生出唯物史观。 在未曾说到唯物史观以前，我们指出：马克屎主义之历史社会的有定论，乃是辩证法唯物论各方面所从出发的那种有动机的前定说，所推演出来的结果。历史社会的有定论，乃是人类学的有定论之结论。马克屎主义既认人类发展之整个行程须遵守有定论的原则，其对于“意志自由”问题的答复就与斯宾诺莎当时对此问题的答复相同。 在斯宾诺莎看来，“意志之不能称为自由的原因，而只能称为必然的原因”，这是“比日光还要明显”的事情。（斯宾诺莎——伦理学，第壹卷，定理三十二）意志之每壹次表现，要能发生和活动，必须有其他壹种原因，如此直至于无穷。无论意志是有穷的或无穷的，但总归有个原因来决定意志之存在和活动，因此意志不能称为自由的原因，而只能称为必然的原因。（见同上定理之证）自然界规律支配人类，与支配石头，有同等的权威。如果人手所抛掷的壹个石头，是能够思想的，则它或者心里以为：它遵循壹定方向堕落于地下，乃是因为它愿意这样，因为它的自由意志是这样。谁心里想：他说话，或不说话，或从事于任何其他事情，——是按照他的精神之自由裁夺，则谁就是睁开眼睛做梦。……法国唯物论者对于意志自由问题的见解，差不多也是这样。在狄德罗看来，意志自由是壹句“空话”。我们的行为，每壹次都是某种原因之必然的结果，这些原因有时虽然很复杂，但其实质是单纯的。霍尔巴赫对于这个问题的见解也是这样，他认为意志自由的学说是屏除人类于自然界之外的学说，而其实人类乃是自然界中壹部分。 无论斯宾诺莎，霍尔巴赫或其他许多伟大思想家，他们都是拿有动机的前定说来观察我们的意志。他们分析意志的过程，研究其所经过诸重要形态（志愿，选择，行为），就得到结论说：我们的意志是受某种外来的动机所决定的。费希尔在其所著有名的人类意志自由论壹书中说：“意志表现时，是否先有某种原因存在呢？我答：有的！每壹次意志表现，都是由某种原因所引起的。”意志须遵守壹般的因果律。 大家知道，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已经就拿人的意志来比拟罗盘针。人的意志须遵守物质世界的规律，正像罗盘针受这种规律所支配由北旋转到南或由南旋转到北壹样。 人类在其意志行为中，有表面上的“选择自由”，但只表面上的而已，恰好就像罗盘针之“选择自由”壹样。 某个学生今天到学校来上历史的唯物论壹门功课，但他可以不来上这门功课而去上经济学，他也可以完全不上课而闭门在家或上戏院看戏去……。难道这不是自由选择吗？我加入共产党为党员，或者我拼命攻击共产党，——难道这也不是自由选择吗？我准备以经济学家为职业，而不去充当医生，——难道这也不是自由选择吗？…… 我的每壹件行为都是在无数可能性中自由选择之结果。我是壹个有自由志愿，能自由选择，因此会自由行动的人；而依照壹定方向而旋转的罗盘针，则不能选择向南或向北而必须遵守那支配它的物质的规律。怎样能够拿我去比拟罗盘针呢？ 无定论者，即承认意志自由的人，就是这样推论的。可是，承认我们的意志必须遵守必然的规律之有定论者，他们也并未否认选择的自由。不过他们并不认为仅仅指出选择自由这件事实而就满足了，他们还要進壹步证明：我们的选择最后还是受我们身外的原因所决定的。（注）

当我们伸手出去从面前桌子上几本书中拿取壹本书来看时候，我们自然有选择的自由。我在十几本书中可以自由选择壹本，我也可以不拿书而拿报纸，铅笔，图画以及面前的任何壹件东西。可是如果我伸手要去拿月亮，那我自然就变成精神病科医生所研究之对象了。选择自由，是受物质可能性之狭隘界限所限制的：我们从无量数的物件和现象中来“自由的”选择，这仅仅是在这些有限制的界限以内。 可是我们能够说：在这些界限以内，我们的意志是完全自由，不受限制的吗？ 某个时候在我的物质可能性界限内有四本书：罗马法史，哲学研究，凯勒曼（Kellermann）的小说十壹月九日和列宁论文集。我自由选择结果，就拿起罗马法史来读。在我的真正的可能性界限内几本书中，我自由的选择了；但这种选择仅仅表面上自由的，事实上还是受在我身外的原因所决定。我所选择的壹本书，正是我在某个时候所最需要的；我之需要参考罗马法，又是由于我正预备法律问题的讲演之需要；而这种需要又根据于另壹种需要……。以为我是完全根据我的自由选择来读某壹本书，那就无异于将我的行为及其动机拿来与此过程在我意识中的反映混为壹谈，无异于斯宾诺莎所说：小孩以为他要吃奶是他的意志自由。 在许多可能性中间的选择，这种选择本身就包藏有明显的前提，即这些可能性中必有壹种可能性具有我们所需要的性质。总而言之，选择的必然就是选择的自由之前提。（见亚克塞罗的我们为什么不要后退） 诗人说：

“年青的狄慈狄蒙娜（Dezdemona）为何爱她的亚拉伯人？ 因为天空的风和处女的心都是没有定准。”

可是如果我们拿普希金（Alexandre Pouchkine）这二句诗认真来研究，我们就要承认：年青的狄慈狄蒙娜之自由选择也是受她的“自由意志”以外许多因素所决定的。她也许不知道这些因素，甚至也许不觉有这些因素存在，但无论如何这些因素还是存在并强有力的转移那诗人所说的“无定准的”心之意志。如果我们“分析乐器像解剖尸体壹样”，就可以看出：这里的自由意志，乃是我们的行为过程与此过程在我们意识中的反映混合起来结果所产生之幻想。正如狄德罗所说：这乃是将自己当作原因而不当作结果的壹种人之幻想。 我们的意识指挥我们去做某种表面上自由的行为，但我们壹刻都不要忘记：我们的意识自己就时时刻刻受我们身外的原因所决定的。……“事物的行程决定观念的行程”。 如果是这样，如果有定论要我们的意志，我们的心理动作，去遵守物质必然性的规律；那麽有定论会不会变成宿命论，会不会使人类成为万能命运掌握中之可怜的俘虏呢？ 这是说到有定论时候，必然要发出的问题。 事实上，马克屎主义的有定论，不仅未曾消灭我们的自由，而且还助长我们的自由。 辩证法唯物论认为不可以抽象的空洞的使自由与必然（必需）对立起来。 当我在无数可能性中去自由的选择时候，我必定相信其中某壹种可能性正是可以满足我的需要的，正是我现在所必需的。惟有先认定必需性，我才能决定去自由选择，去行动。不先认定其必需性，则自由选择就不能成立，没有必需性，则我将为各种可能性所吸引，我的意志将茫然无所决定，我的“我”将消失在怀疑之中。如果我没有罗盘仪指示我必需要走的道路，则我将永久停留在仿徨无措的地位。壹切都要，就等于壹切都要不到。费尔巴哈说：“人类什么时候能自由的行动呢？只有在依据必需性而行动的时候，因为只有在这个情形之下，行动才是从我的生存之最深沈处发生出来，才是我的生存之有关联的和明白的表现，而真正的‘我’才是行动的创造者”。（费尔巴哈——全集） “意志自由不是别的，只是人认识事实以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人对于某种问题之解决愈加自由，则此解决之内容就愈加受必需性所决定；由于不认识事实而起的迟疑不决，表面上似乎是随意选择于许多各自不同的和互相矛盾的可能的解决中间，但由此更加证明这种选择是不自由的，是屈服于其所受支配之实在情况的。因此，自由就在于建立于了解自然的必需性之上的对自己和对外界的统治。”（恩格斯——反杜林） 主观的唯心论和辩证法的唯物论，其对于哲学的根本问题——意识对实在的关系——之解决，是极端相反的，连带着对于自由和必然问题之态度也根本不同。 主观的唯心论否认客观的因果律并将必然发生的事情看做自由的无原因的事情，这样就使目的失去了任何保证，而不能实现。 “若将目的看作自由的基准，则目的将停留于主观的头脑里，对于真实世界没有任何必然的关系。由此观点看来，则合于目的的去反应于周围世界，乃是决然不可能的；于是，在主观的唯心论者看来，除了自然界和社会生活诸方面现象之种种盲目的和宿命的表演以外，别无所有。 绝对的自由就转变为绝对的必然。 有定论承认客观的因果律并将必然发生的事情看做因果律的结果，这样就得到结论说：目的是现象间必然的因果关系之反映，目的本身就包藏有可实现的原素。由此观点看来，显然，人类对于自然界和历史之反应是有保证可以成功的。 “必然就转变为自由”（亚克塞罗——哲学论文） 有定论并不像宿命论那样，认为人的行为完全是徒然的。恰好相反，认识我们的意志是有定的，是依赖于决定意志之物质原因的，是严格遵守必需性的，——这就等于相信我们是依照规律而行动并且能收效果的，就等于鼓励人的行为。了解客观的必然性就是客观的行动之前提，正如关于意志独立和自由之主观的幻想壹定要达到意志薄弱，迟疑不决，多议论而成事；以及哈姆雷特的气习壹样。（注）

以上所说的有定论，还只限止于人类学方面。就此方面来说，这个问题于十九世纪中叶就已经解决了像我们上面所说的那样。 马克屎和恩格斯就从这个解决出发。但他们的功绩乃在于他们将有定论问题推展至社会学方面来，在于他们将意志自由问题从自然界推展至社会范围里来。 如果在人类学方面提出这个问题，证明我们的意志屈服于必然性，那麽就要问：在社会过程中有没有决定人的行动之必然性呢？如果是有，那麽决定这个社会生活之原素又是什么？ 在未答复这个问题以前，我们须先说说底下的问题。 我们不可以将社会现象看做是构成此现象之各个个人意志之总和的产物。社会现象乃是个人意志交互错综的结果，而在各个个人意志看来，社会现象仿佛是自发性的。社会现象发生于单个意志之交互错综。我的意志，妳的意志，十人百人千人无量数人的意志，交互错综起来，混合融化起来，就产生出自发的现象，这种现象不仅不适合于各个个人意志，而且违反各个个人意志。（注）

资本主义社会之工业危机可以作为这种自发现象之模范的例证。在壹个国家中，几千个工业家各有其壹定的目的：发财。每壹个工业家都因为竭望发财，而表现出其要求更多利润的意志；这个意志表现之结果，就是这个工业家制造出壹天多似壹天的生产品并输送到市场上去卖。这个工业家的发财意志，碰著其他几十个几百个几千个人工业家同样的意志，而交互错综起来。所有这些个人意志交互错综之结果，就是生产过剩，市场充满，那些工业家也跟着破产，——他们的个人意志在交互错综的过程中造成了自发的现象（破产），即达到了与个人意志所期望刚刚相反的结果。 “历史经过是这样：最后结果系由无数个人意志之冲突产生出来，而每壹个意志之出现又根据于许多特殊的生活上的情况。于是就有无量数的交互错综力量和无量数的平列并行力量，这些力量综合起来就产生总的结果：历史事迹。”（恩格斯给布洛赫——Joseph Bloch的信，壹八九〇年九月二十壹日） 个人自觉的倾向，被那在社会过程中发展的力量，所屈服了，或恰切点说，所打消了。依据规律发展的和遵守因果律的社会生活，决定了个人意志。（注）

我们应该承认：在人类学范围和在社会学范围，我们的意志都须遵守因果律的壹般原则，都须受我们以外的原因所决定。 承认了此点以后，辩证法唯物论的创立者就发问说： “人类创造自己的历史，不管历史的性质如何，都是按照自己自觉的预定的目的去做的：这些由不同方向互相影响的无数意志以及人加于外界的行动所造成的结果，就是历史，因此，这些无数个人所要的究竟是什么，这并不是不重要的问题。意志是为思考或情欲所决定的。而直接决定思考或情欲的动力又是许多复杂的事物。这些事物壹部分是外界的条件，壹部分是理想上的动力，贪心，‘对真理和正义的热忱’，个人的仇怨，还有各种各式的纯粹个人的嗜癖。我们已经说过：影响历史的无数个人意志所造成的结果，时常不是人所期待的，有时甚至与人所期待的完全相反，这可见个人的动力对于总的外界只占次要的位置。因此，我们必须寻求：究竟有何种动力隐藏在这些个人动力背后，究竟有何种历史原因能在人类头脑中变成这些个人动力。”（恩格斯——费尔巴哈） 辩证法唯物论应用到社会关系方面来——即唯物史观——就答复这个问题。

从唯心史观到唯物史观

历史哲学，成为专门科学，要从历史的认识论中求得若干普遍原则出来，——这还是比较后起的事情。人们认为历史哲学之创立者是维科（Jean—Baptiste Vico），他的学说成立于十八世纪初期；因此，历史科学之成为专门科学，至今还只有二个世纪。但分析历史的進程，叙述历史事变之外又加以解释，确立某几条能支配历史过程的原则——这些部分的企图，则历史科学成立之初就已经发生了。 从希罗多德（Hérodote）和修昔底德（Thucydide）（注）时代以来，历史家就竭力不仅要叙述事变而且兼要解释事变；他们从他们对于历史过程之无量数形形色色的解释中间，推究共通原素出来，——所有这些解释，自然是唯心论的。

“从希罗多德的神妒说到泰纳（Hippolyte Taine）的环境影响说，其间记载历史的人的精神里产生出无量数的见解，仿佛是直接思想之自然产物，要来解释并补充所叙述的事绩。阶级的倾向，宗教的观念，民间的成见，某种流行的哲学思潮的影响，遐想的过分以及要加片段不完的事实以艺术形式的志愿——所有这些原因以及其他许多原因，就造成了关于历史事绩的理论之多少愚笨的原则；这种原则是与历史记载不可分离的，或至少也是要点缀和装饰历史登载的。说什么偶然，机会，命运，神意或现在所说的‘物的逻辑’，——所有这些观念都是愚笨的和简单的思想之结果；这种思想，无论经过批评道路或借助经验手段，都不能够凭其本身来解释自己的行程和见解。要想拿带条件性的事实（譬如偶然）或带理论性的像想（譬如事变的必然行程往往被人看作是進步的）来填补我们关于壹切情况之智识的缺陷（这些情况是随着真实事变而发生的。其发生乃是必然的，而与我们的志愿或意见无关）——这种倾向本身就是历史记载家庸俗哲学之原因和结果；这种哲学，无论是明的或是暗的，只要有智识的批评出现，就将因为本身太浅薄而不能存身了。”（拉布里奥拉所著之历史的唯物论） 在唯物史观未曾出现以前，历史科学壹般是以唯心论的眼光去观察社会生活之壹切事变。但在马克屎提出其历史的认识论以前好久，我们在历史思想之壹般的唯心论倾向中，就已经发现壹些对于社会生活之部分的唯物论见解。在商业资本初兴时代，我们在历史家著作中就已经发现有人企图拿经济性质的原因来解释历史事绩，甚至有人还拿阶级斗争眼光来观察历史進程。 鼎鼎大名的马基雅维利（Nicolas Machiavel）之历史著作，就包含有这种新历史观之原素，虽然这种历史观还未完全明显的成熟。十七世纪生产力之增长，推动哲学家和历史家的思想更趋向于拿经济原因来解释社会生活。霍布斯和斯宾诺莎的学说就是最好的证据。 十八世纪资本力量壹天比壹天长大起来，为向垂死的封建制度作革命斗争起见，就要求历史家丢弃唯心史观（即将人类社会壹切進化都看做人类精神变化结果之壹种见解），而拿社会中互相斗争的真实力量，来解释社会進化。法国大革命更强有力的推动历史家思想去尊重实际事实而丢弃壹切思想上的动因。如果十五世纪佛罗伦萨（Florence）封建贵族和城市资产阶级间的斗争，能使马基雅维利认识阶级斗争对于历史的意义；那麽法国大革命——这壹只有生来盲目的人才看不见的阶级斗争之巨大表演——打消了唯心论的见解而使历史现象真正原因发现出来，——这当然不是壹件奇怪的事。 如果在大革命初年，人们还认为有所谓“大众意志”，但不久人们就可以明显看出：这种表面上壹致的意志，遇见人民中各种分子间——即各阶级间——之冲突，就烟消云散了。关于“贫”“富”间阶级对抗的意识。在大革命前的思想家如卢梭雷纳尔（Abbé Guillaume Raynal）杜尔哥（Jacques Turgot）等人的著作中还是模糊的，但在大革命事变中就强有力的被证实了。所以大革命中的许多伟人，都了解阶级斗争是社会生活的根本动力。其中几个伟人，譬如马拉则简直认为阶级斗争是壹切革命问题的出发点。 十九世纪之初几十年，唯物史观已经确定的战胜唯心史观了。十九世纪初期，事物的整个進程，将历史方面之唯心论见解毫不容情的推翻了。（注）

拉布里奥拉论这个时代说： “经济规律战胜了壹切幻想并幻想了社会生活之指导地位。……事实上，谁未曾看见小私有者小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而变成为无产者呢？谁未曾看见造成新社会制度之壹种新方法，在此制度之下，有好多人都要低头屈服而不敢反抗呢？……谁未曾看见新的城市在工厂周围发生起来，造成了没有出路的的贫困，这种贫困并非个人失败之结果而是财富的条件和源泉呢？（拉布里奥拉——历史的唯物论） 在剧烈的阶级斗争影响之下，到了法国王朝复辟时代，我们上面所说的大革命时期已经萌芽之壹种倾向就开始显著起来，这种倾向就是：凭拿经济原因去解释历史進程，依据阶级斗争以研究社会生活。 十九世纪初期几十年，法国的历史科学就转移其研究方向于支配社会之财产关系方面，因此就坚决的走上唯物史观道路。法国历史科学之最有天才的和最深刻的代表者，基佐米涅梯叶里等得出结论说：要了解某壹国家之政治制度必须研究其社会集团间的关系，而各种社会集团间之财产关系就是了解政治事变之锁钥。在基佐和梯叶里看来，法国历史就是阶级战争的历史。阶级间之斗争，其结果不是各阶级互相妥协，而是这个阶级战胜那个阶级，基佐说：“调和阶级的冲突，乃是妄想。联络各阶级使之协调，也是不能实现的幻想。”在马克屎以前很久，历史家就已经宣布阶级斗争说，但有些历史家如布兰维里埃（Henri Boulainvilliers）等是站在贵族利益的，有些历史家如基佐米涅梯叶里是站在资产阶级利益的，惟有马克屎是第壹个站在无产阶级利益。 我们上面已经说过：革命以前法国的哲学家站在唯物论基础上，但同时没有能力彻底的解决他们当前的问题，这是由于玄学观点阻碍了他们。革命以前法国唯物论哲学家搁浅的地方，革命以后法国唯物论历史家到此也搁浅了。他们达到了将历史研究重心移转到财产关系方面，但当他们要去解释财产关系本身时候，他们又借助于“人性”的玄学观念。他们知道政治制度是受社会关系影响的，知道社会结构之基础是经济组织，但当他们要去解释什么是经济变化之基础，经济变化和发展究竟受什么影响等等问题时候，他们就张目结舌壹点没有办法了。十九世纪初期几十年的法国历史家，他们缺乏发展的观点，因此不能从他们的唯物史观做出逻辑的结论：他们不能发现历史过程的最初动力，其“动力的动力”，而这种动力后来不久就被马克屎和恩格斯所发现了。 我们上面已经说过：在马克屎和恩格斯所处的时代，唯物史观的霉菌是满布于欧洲社会空气中的。这二位科学射秽主义之创立者，本来是大无畏的和最彻底的辩证法家，他们发现这个霉菌以后，就在这个发现基础之上建立起唯物史观的壹元论体系。这个坚固整齐的体系，与王朝复辟时代历史家残破不全的观点毫不相同，其差异程度正与马克屎主义认识论和启蒙哲学家矛盾动摇的见解间之差异程度壹样。 马克屎和恩格斯所创立的历史观，可以作为壹个例证，证明我们上面屡次提起来说的壹个断语之正确，这就是说：辩证法唯物论之创立者所构成的体系，并非由他们头脑想像出来的，也不是由他们“发明”的，而是他们天才的将前代哲学和历史思想融化为壹个综合。当时社会关系之发展，使马克屎能够在十九世纪上半期至下半期交替时候，发表他的关于历史过程的思想而成为壹个有名的公式。这个公式说： “在其赖以生存的社会生产中，人类進入于壹定的必然的不受其意志所左右的关系——生产关系，这些关系适应于其物质生产力之壹定的发展阶段。 这些生产关系之总和就成为社会的经济结构，真实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法律的和政治的筑物，而社会意识之壹定形式也是适应于这个基础的。物质生活之生产方式决定社会的政治的和壹般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的意识决定人的实在，而是人的社会实在决定人的意识。 在其发展上某壹定阶段，社会物质生产力必然要与当时的生产关系，——或者拿法律用语来说——要与当时的财产关系，发生冲突，——生产力以前就是在这些关系怀中发展的。这些关系本来是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如今变成了生产力的障碍。于是到了社会革命时代，经济基础改变了，整个伟大筑物或迟或速也要起革命。观察这种革命时候，必须将物质的由自然科学正确性表示出来的经济生产条件上的革命，与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总而言之，即壹般思想形式的——革命，分别清楚；——在后壹类革命中，人类自觉这个冲突并与之争斗。 不能根据革命时代的意识来判断这个时代，亦如不能根据个人的意识来判断这个个人壹样。恰好相反，这个时代的意识，必须拿物质生活的矛盾，拿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关系中间的冲突，来解释。 任何壹种社会结构，在生产力未曾发展至于这个结构不能容纳以前，是不会崩溃的；同样，任何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旧社会内部这个生产关系所需要的物质生存条件未曾成熟以前，也是不会产生出来。”（马克屎主义——经济学批评序言） 马克屎主义对于哲学的根本问题——思想对实在关系问题——是这样解决：即承认惟有我们的感官所能认识的物质世界才是真实世界，而观念只是这个物质世界的反映。 辩证法唯物论就是根据这个原则去建立其历史观。在辩证法唯物论看来，社会过程并非观念進化之结果，而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改变之结果。 上面所征引的有名公式，很明白而恰当的指示马克屎主义对于社会生活上物质和观念关系究竟持什么见解。

生产力

历史的唯物论将整个社会组织都看做生产的组织。生产乃是本时代政治事变和文化表现所环绕的中轴。 动物必须适应于自然界，才能生存。人类自然也要遵守这条规律。但人类的适应过程，与其他壹切动物的适应过程，有重大差异。动物之适应自然界，是屈服于自然界；人类则使自然界屈服于自己，这就是说：当适应自然界时候，人类并不改变其自然的官能，而是造成人为的官能，——总而言之，人类的适应不是被动的和生理的，而是自动的和技术的。 人类是自动的和技术的适应自然界，人类是富兰克林（Benjamim Franklin）所说的“制造工具之动物”，——这个情形发生出非常重大的效果。 人为的工具所实现之劳动过程，有根本重大的作用；我们的智慧就是在这个过程直接影响之下发展的。在这个过程中，动物之简单的叫声就变成人类可宝贵的发言。在这个过程中，人类得着判断的能力并自觉的决定其对于世界的关系。“蜘蛛织网像纺工织布壹样，蜜蜂营巢像匠人筑屋壹样。但壹开始，最拙笨的匠人也就有壹点与最灵巧的蜜蜂不同，即人类未曾拿材料筑屋以前，先在头脑中将屋筑好了。”（马克屎——资本论第壹卷）这种伟大的理想能力，就是使用人为的工具反应于死的自然界并改变物质之结果，在此意义之下，我们可以肯定说：最原始的人为的工具之使用，已经给予原始人类以最初的意识并开始转变类人猿为类猿人。 “人类将劳动工具当作新的官能，以补充其生理上的结构。自从达到能使用劳动工具之程度以后，人类发展史就焕然壹新：以前人类像其他壹切动物壹样，是改变其自然官能的，而现在人类则首先改進其人为的官能，发展其生产力。”（普列汉诺夫——壹元论历史观发展问题） 在劳动工具未曾于人类生活上占支配势力以前，那时尚没有人类历史。人类历史仅仅从劳动工具能影响于整个社会生活时候，才开始存在的。“达尔文就在这里结束，马克屎就在这里开始。”动物学让位于社会学。 “历史乃是人手的工作，——这里所说的人手，是能够发明和改良劳动工具的，是能利用劳动工具以创造人为的环境的；这个环境之复杂影响随后又反映在人类本身，而这个环境之现状及其连续变化，正是人类发展之原因和条件。”（拉布里奥拉——历史的唯物论） 我们上面已经引过富兰克林对于人类的定义：“人是制造工具之动物”。这位美国思想家忘记补充壹点而这样说：“人是制造工具之群居的动物”。第壹个使用石斧以反应自然界的，并不是鲁滨逊（Robinson Crusoe），而是人群（群居的动物）中之壹员。这个石斧并不属于个人，而是群众所有；石斧之使用就大大改变了这些群众的状态，改变了他们对于自然界的关系，而以后由石斧進至新工具，以后生产力壹天比壹天发展，于是整个社会结构都起变化，社会内部壹切关系都起革命。 某种社会，随其所处客观的外界的条件不同，其生产力发展迟速也不同。生产力发展，社会的智识程度也随之发展，而社会也更能够发明新的工具，更向前发展生产力。……这样，在整个人类历史中，人类改变自然界，同时也改变自己。在每壹时代，人类能实现这种变化至何程度，这要看底下壹种情形，即：“每壹个民族，在其历史上每壹个时代，其生产力向前发展是受那时代生产力状态所决定的。”（拉布里奥拉——历史的唯物论） 这就是生产力发展之自然的逻辑。 人类不是唯壹能使用劳动工具的动物，也不是唯壹能群居的动物，而是唯壹能合群以使用劳动工具的动物。人类既然能合群的使用生产工具，于是人类于自然界环境之外，又造成了人为的环境，社会的环境。 合群的使用生产工具——这壹点是人类所特有的，这壹特点扩大了人为的环境之防卫的和自立的力量使人类超越于其他壹切动物之上。（见凯勒斯克劳茨——Casimir Kelles—Krauz 所著之什么是经济的唯物论） 我们上面已经说过：人类适应于自然界不是生理上的而是技术上的，在适应过程中人类不改变其机体而去改進劳动工具。这是由于人为的环境之自立的力量所造成的。 生产工具的改变引起人类对自然界关系的改变，同时也引起人与人间关系的改变，由此可见生产工具的改变决定了社会发展的整个進程，所以，当观察社会生活和研究社会过程时候，马克屎主义是从分析社会生产力出发的。马克屎说：“壹定的社会关系也是人所制造的产物，正如棉布苎麻等壹样。社会关系是与生产力状态有密切关系的。人类发展了新的生产力就改变生产方式，随之又改变获取生存资料的方式，因此就改变其壹切社会关系。手工磨机给我们以封建王公统治的社会，而蒸汽磨机则给我们以工业资本家统治的社会。但那些根据物质生产以建立其社会关系的人，他们同时也造成原则，观念和范畴，适应于其社会关系。”（马克屎——哲学之贫困） 辩证法唯物论认为生产力是研究人类社会生活之出发点，简单的因为生产力是决定社会生活发展之唯壹能变的物质因素，而生产方式不断的改变同时人类社会也跟着不断的改变。我们承认生产力是历史过程最初的动因，因为这是包围人类和影响人类的环境中唯壹能变的因素。这个环境中的其他因素，或者是不变的，或者是在生产力发展影响之下而改变的。 “自然，在发生观念的过程中，不仅外界占有作用，而且人的机体也占有作用。但人的机体，其思想能力及其艺术创作能力等，在历史过程中曾经有某种改变吗？自然没有。谁的思想能力都未见得比亚里斯多德更高，同样谁的艺术创作能力也未见得比古代希腊艺术家更强。或者因为外界即自然界改变了吗？也不是。现在希腊的蔚蓝的天正与伯里克利（Périclés）时代（注）壹样。改变的只有社会，即最后只有经济关系；自然界中和人类中即使有改变，也是受经济关系改变影响的。”（考茨基——唯物史观与心理因素）

马克屎主义既然承认生产力是其社会学分析之出发点，于是就指出：社会乃是随其满足物质需要时所用的手段方式改变而改变的。 唯物史观认为“首先是生产，其次是生产品的交换，构成壹切社会制度的基础。这二种原素决定当时社会中财富的分配，因此更决定构成此社会之阶级及其中各层的形成。所以如果我们要寻求那决定某种社会变化或某种社会革命之原因时，则不应到人的头脑中到人对于永久真理和永久正义的最高智识中去寻求，而应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化中去寻求；总而言之，即不应到所研究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求，而应到这个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求。”（恩格斯——反杜林） 某时代的经济又直接受这时代的生产力所决定。 我们时常听见人说：生产力本身要受自然界影响所决定，因此社会过程之最初原因乃是地理条件。自然无疑，地理性质能决定生产力的发展。地理环境对于技术的影响，也是没有疑义的。但我们必须牢记：在自然界（地理）条件影响之下发生起来的生产力，发展下去就要改变人类对于这个自然界的关系。譬如在白俄罗斯，现在人们正谈论电气化；正要建设大规模之发电站台等，可见我们现在对于白俄罗斯地理条件之关系，完全与西继斯蒙奥古斯特（Sigismond Auguste）时代的白俄罗斯人对于同壹地理条件的关系不同。北美洲农民拿电气机器所耕种的土地，也已经不是两世纪以前欧洲侨民拿原始犁头所耕种的土地了。 “人类社会在自然界中劳动，并将自然界当作劳动对象。这是毫无疑义的。但存在于自然界中的原素，是多少固定不变的，因此自然界原素不能解释社会的变化。而社会的技术则是时常变化的，——自然，社会技术必须与自然界原素相适应。技术既然是变化的主因，技术的变化既然引起社会和自然界间关系的变化，由此可见：分析社会关系之出发点就是技术”。（布哈林——历史的唯物论） 地理条件对于人类历史发展有巨大影响，但这个影响不是直接的，而要经过建立于生产力壹定状态之上的生产关系。 为正确估量地理环境对于历史过程之影响起见，我们必须研究这个影响怎样及于社会组织。我们不能从生理学方面或心理学方面来看察这种影响，因为这样的观点除了附会曲解真正的历史过程之外，是没有别的效果的。以为某壹种族的地理条件能直接影响于这个种族之物质的和精神的生活，这种见解无异于承认“人种的特性”是研究历史的锁钥。这种见解已经被科学无情的驳倒了，科学证明当代并没有什么“纯粹的”人种存在。如果记得人类历史上代表文明的，有时是这个人种，有时又是别个人种，则凡有头脑能思想的人都可以明白这种原因并非由于某个“人种的特性”，而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决定每个时代“人种”之文化水平线。 人类依靠生产而生活。社会不是别的，只是生产的集合，以无数线索将各人连结起来，使各人于生产中和生产品交换中发生壹定的关系。马克屎称这种关系为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性质是受某时代社会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力每壹次改变都要引起生产关系的改变，因此跟着也要改变壹切社会结构及与此结构有关的整个社会思想。 为要更明白生产力发展怎样引起社会结构改变的情形起见，我介绍读者参考底下描写这个过程的表：

生 产 力 发 展 表

（阿多拉茨基——马克屎主义根本问题纲领）

生产力

生产性质

劳动生产量

社会制度

共同生活的规模

人类自己

最原始的技术，获取现成物品

没有剩余生产品

原始氏族共产主义，剥削制度不能存在

小的人群，其所包含人数约四五十人

人类＋牲畜

原始的农业，牧畜

剩余的生产品开始发现

氏族共产主义崩溃，家庭共产主义，奴隶为家庭之壹分子

人群扩展到三百人至五百人

人类＋牲畜＋初期水力风力之利用

农业和牧畜更加完备、手工业技术发展，奴隶和农奴的劳役制度

有剩余生产品

奴隶和农奴制度，阶级：军人、教士、奴隶、农奴，商人

封建领土已经能结合几千人

手工机械

城市中相当高等的手工业技术开始发展

剩余生产品增加起来

小资产阶级的交换制度，自由手工业者和农民

城市和区镇已经能结合几万人

人类＋牲畜＋蒸汽动力，复杂的传动的机械组织，机器的自动生产，其后期人类和牲畜失去其为体力的作用，人类主要是指导者

技术進步、农村经济、大工业、资本主义的劳役制度

剩余生产品很多

资本主义制度

阶级：资产阶级（大，中，小）、无产阶级、贵族资产阶级化、农民瓦解分化

社会关系结合了几百万几千万人，由民族国家進于世界市场，资产阶级社会的任务就在经过世界市场大体上将壹切人类结合起来并在世界市场上建立世界生产

机械动力

人类仅仅是指导者

工业与农业结合、精神劳动与体力劳动结合、自由的和友爱的劳动

社会必要的劳动缩小至极小限度、生产量很高

未来的共产主义制度

壹切人类组织在壹个经济组织里头

基础与筑物

我们知道，唯物史观认为整个社会过程都要服从经济的必需性。由我们的观点看来，生产力的发展乃是最初的动力，决定社会结构的系统和群居的人类关于政治道德法律科学艺术哲学宗教各方面的观念形态。 成为社会结构基础之物质条件，直接的或间接的决定了本社会分子之精神生活。马克屎就根据这种思想作成为有名的基础与筑物之公式：“这些生产关系之总和就成为社会的经济结构，真实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建立起法律的和政治的筑物，而社会意识之壹定形式也是适应于这个基础的。”（注）

马克屎下葬时，恩格斯在墓前演说道： “达尔文发现有机界发展的规律，马克屎则发现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本来包藏在壹件浅显的事实之内，可惜这件事实在马克屎以前为各种观念系统的帷幕所遮掩了。这件浅显事实就是：人类首先必须关心饮食衣住，然后才从事于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因此物质直接生存资料之生产以及某个民族在某个历史时代之经济发展阶段，于某个时候，就构成壹种基础，由此基础遂发展那个时代人类之国家制度，法律见解，艺术，甚至宗教观念，而所有这些现象都须根据这个基础来解释的。” 这里，我不能详细解说生产基础和各层思想筑物间之相互关系，我只限于解说壹个普遍问题，即应该怎样了解基础和筑物间的关系，而二者间的相互影响又是怎样发生的。 必须正确的了解这个问题，尤其因为现在人们还往往将历史的唯物论看做是复兴“先生活然后研究哲学”之理论和仅仅根据经济来解释整个人类历史之理论。 每壹种科学方法都会被人变成死的机械，辩证法的唯物论尤其会这样。辩证法的唯物论本来是活的多方面的科学理论，更加需要人们了解其精神而不应仅仅了解其字句。（注）

我们上面已经说过：生产力是唯壹的因素，由其影响可以解释社会生活中的壹切变动。 历史的唯物论，不在“人性”变化中，不在某种抽象体中，去寻求社会组织上和人的观念上的壹切变化之最初原因；历史的唯物论认为这种原因就是生产力发展结果所引起之生产和交换方式之進化。 生产力状态乃是某壹定时代之基础，各层的社会筑物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面。某壹定社会各分子间的关系即生产关系，是直接受这种基础之结构所决定的。生产关系同时又决定社会存在的形式，生产关系乃是某壹定社会组织之社会经济结构所依据之经济基础。这种社会经济结构又影响社会精神状态，社会心理，道德和习惯。精神和道德状态，又决定本社会科学艺术哲学的性质，即决定，本社会的社会思想。 “在劳动及其必须的工具发展之壹定的条件之下，社会的经济结构，即迫切需要的物品之生产形式，就在人为的地基上首先并直接的决定了其他壹切社会结合之事实行为以及此行为在我们称为历史的过程中所表现的种种形式：阶级之形成，冲突，斗争和毁灭；决定了调节法律和道德的那些社会关系；决定了人服从人的原因和样式以及统治和政权所表现的形式，——总而言之，即决定了那些造成法律和国家的壹切事物。这种经济结构，其次又决定了艺术宗教科学等创作上像想和思想之倾向和对象（大部分是间接的）。”（拉布里奥拉——历史的唯物论） 普列汉诺夫以底下著名的五条公式，说明基础和各层筑物间的相互关系： “（壹）生产力状态； （二）其所决定的经济关系； （三）建立壹定的经济基础上之社会政治制度； （四）壹部分直接受经济决定的他部分受建立在经济上面之社会政治制度决定的社会人类的心理； （五）反映这种心理特性之各种思想。”（普列汉诺夫——马克屎主义的根本问题） 由此可见历史的唯物论绝不是拿经济的直接影响来解释社会生活之壹切现象的。在用以区分现象的类别中，后的种类都是受前的种类所决定的，而每壹层思想筑物又都可作更高壹层的思想筑物之“基础”。谁企图拿当代意大利经济之直接影响来解释当代意大利艺术的性质，谁自然就壹点也不能了解。这种艺术是在参加当代意大利生活的阶级之社会心理直接影响之下形成起来的，而这种心理又是在决定阶级地位等诸原因影响之下形成起来的。这里，生产力的影响只是间接的，即经过社会生活的。 有些人说：拿基础和筑物的观点去观察社会生活，这岂非独断论的见解吗？这种见解岂非忽视各层筑物间相互影响和事实，而认为有壹种因素能决定其他因素吗？艺术往往是在社会心理影响之下发生的，但艺术发生以后转而影响社会心理。这种相互影响，就是历史的唯物论所忽视的，而这就是马克屎主义历史哲学的阿基琉斯脚跟。（注）我们拿社会生活因素相互影响的观点来代替基础和筑物的观点，才可以了解历史。

以上便是反对唯物史观之壹种根本论据。我们驳斥这个论据，同时又可明白本问题的几个要点。 历史的唯物论从来未曾否认过“相互影响”的观点。马克屎主义永远从底下的见解出发，即认为：筑物虽然在基础影响之下发生和发展，但转过来也影响基础本身。经济决定政治，但政治难道不转而影响经济吗？ 不久以前才发表的恩格斯致施米特的信，就说明这种情形： “我们所认为思想上的见解转而反应经济基础并于相当限度之内可以改变这个基础，——这在我看来，是当然的。”（恩格斯壹八九〇年十月二十七日所写的信，壹九二〇年始发表于射秽主义月报） 苏俄的遗产法，是受制定此遗产法时苏俄的经济关系所决定的，但这个遗产法转而对这些关系本身发生重大影响。 恩格斯应用这种互相影响的原则，于壹切思想筑物上。经济需要是发展之主要动力。但哲学，在其发展中，是连着其成见和错误转而影响于壹切社会发展（连经济发展在内）的。历史的唯物论从来未曾否认政治等筑物能影响于经济基础本身。马克屎关于历史和政治经济诸著作，就是明显的证据；在这些著作中，政治现象占很重大的位置，但自然是在其壹般的依赖于经济条件之限度内的。 马克屎主义壹方面不否认社会经济和人类思想间相互影响并指出这种相互影响在历史过程上有很重大作用，他方面又说明我们如果单独拿这种相互的影响去观察社会生活，那是壹点也不能了解的。黑格尔之最伟大功绩，就在于他了解：“相互影响的关系要成为同值的概念，则其本身还须经过分析，分析结果就达到：发生相互影响之变方面要为壹个更高的第三方面所解释，而非自己就是现成明了的事物。”黑格尔所寻求的这个“更高的第三方面”，已经给马克屎找到了。这就是生产力。 “试举壹例来看。据西斯蒙第（Léonard Sismondi）说：‘法国，在肺力第五（Philippe V）治下，骑士小说……改变了全国风气，指示了全体贵族，应该怎样去立身处世。’这里说文学影响了风气。但文学本身又是从那里来的呢？骑士小说又是根据何种原因而发生的呢？显然：骑士小说之发生是由于骑士风气之存在。这就是说明相互影响之壹个很有趣味的例：封建社会的文学影响本社会的风气，而本社会的风气又影响本社会的文学。但封建社会本身又是从那里来的呢？这乃是有趣的互相影响之无可置疑的事实所不能对我们解释的。”（普列汉诺夫——二十年）只有根据于那时代生产力的分析，我们才能得到所求的答复。 “社会环境的性质，要根据当时生产力状态来解释。知道生产力状态，就可以知道社会环境性质，就可以知道适应于此环境的社会心理，也就可以知道社会环境和社会精神或风气间的相互影响”。（普列汉诺夫——壹元论历史观之发展问题） 马克屎说：“经济基础改变了，整个巨大的筑物都要或速或缓的随之崩溃。”难道这是说：马克屎主义认为这壹种社会经济结构是按照直线的转变为另壹种社会经济结构吗？不是。当生产力发展使这壹种经济结构转变为另壹种经济结构时，社会必须在思想上准备这个转变。“人类的進行，从A点走到B点，从B点走到C点……以至于S点，从来不是仅仅在经济上進行的。要从A点到B点或从B点到C点，都必须经过‘筑物’并使‘筑物’发生相当的变化。”（普列汉诺夫——二十年） 在十八世纪下半期，法国的生产力已经发展到要求改变这壹种经济基础（封建经济）为另壹种经济基础（资产阶级经济）了。但此种“基础上的改变”，必须等到相当的“筑物上的改变”发生过后，才有可能。 十八世纪下半期自始至终“第三级”就在各层筑物方面造成这种“改变”：资产阶级的戏剧代替了假古典的悲剧，在绘画书上革命的题旨代替了贵族宫廷的传说，在哲学上唯物论代替了唯心论，而无神论也推翻了宗教。仅仅到筑物上这种“改变”已经发生过后，法国才有可能从这壹个经济基础转变成另壹个经济基础。 思想上的改变绝非自动的随着经济基础的改变而发生的。基础毁坏了，照马克屎的意见，筑物要“或速或缓的”随之崩溃。生产力发展既然毁坏了“筑物”所凭借的“基础”，则这个“筑物”的崩溃是必然的。这就是历史的唯物论所提出诸中心定理之壹。但这个定理绝不否认：筑物的崩溃是“或速或缓的”，这种崩溃的步骤是受支配本社会之传统权威和代表生产力发展那壹阶级之革命毅力等所决定的。譬如，我们可以承认当代美国生产力已经发展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制度可以让位给射秽主义社会政治制度之程度了。在美国这壹种经济基础要转变为另壹种经济基础，其速度须看“筑物的改变”即思想的革命化之过程长短而定。 “某壹国家之政治制度，受什么所决定呢？我们已经知道政治制度是反映经济关系的。但这些反映经济的政治制度要能实现，必须先以某种观念形式经过人的头脑。所以，人类不先在其观念上发生转变，就不能经过经济上的转变。”（普列汉诺夫——二十年） 马克屎主义知道并指示：意识是受实在所决定的；同时也绝不忽视意识在社会生活上的作用。 恩格斯在壹八九〇年九月二十壹日的信中说： “照唯物史观说来，决定历史之最初因素乃是真实生活之生产和再生产。此外，我和马克屎再没有说别的话。如果有人曲解这句话成为：经济因素乃是唯壹能决定的因素，则他就是将这句话转变为壹句无意义的抽象的和无道理的话。经济状况乃是基础，但在历史斗争的進程中，各种筑物转而影响这个基础，在许多情形之下，甚至决定这个基础的形式；各种筑物就是：阶级斗争的政治形式及其结果（每次斗争解决以后占得胜利的阶级所制定之宪法），法律的标准，甚至所有这些真实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所反映出来之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见解及其随后转变成为独断的体系。”（给射秽主义月报主笔布洛赫的信，此信于壹八九五年十月发表于射秽主义学院杂志上） 根据马克屎主义将思想上现象看作是经济事实所产生的这壹句话，便肯定说马克屎主义否认思想在历史过程中的作用——这样恰好就是恩格斯所嘲笑的历史的唯物论之“偶像观”。 在许多对于历史的唯物论之诘难中间，有壹种最愚蠢的诘难，即说我们的理论忽视了观念在社会生活上的作用。其实，历史的唯物论并不忽视这种作用，不过指出观念上的变化乃是经济关系上的变化之结果而已。这壹点，在那些成为自己头脑所发生的思想过程之牺牲品的思想家看来，是不明白的。 思想的本质是什么？恩格斯在费尔巴哈壹书中，认为思想是仅仅遵守本有的规律而独立发展之壹种事物。思想过程的特性，就是人们对于思想進程和决定此進程的物质生存条件间之联系，没有明显的概念。恩格斯在其给施米特的壹封信中说：“审判官所认为先天状态的，其实仅是经济的反映。”自然，这种意识上的混吨，这种思想上的错乱，是由社会分化的结果而发生的。凡在职业上专门从事于壹种思想材料的人，自然要将这种材料看作独立的范畴，而忽视了决定这种材料的思想过程之物质的前提。 “思想是壹种过程，这种过程虽然是由所谓思想家自觉的去完成，但这种自觉是虚假的自觉。推动思想進行之真实力量，是不为思想家所认识的，不然便不是思想过程。这种过程因此在像想中造成了虚假的或皮面的动力。这既然是观念的过程，则其内容和形式自然就是由自己固有的或其前辈所有的纯粹思想构成起来。他既然只从事于那未经批评即被认为是思想所造成的壹种观念材料，自然不去研究这种材料与另壹种不依赖于思想之过程间的各种联系。”（恩格斯壹八九三年七月十四日给梅林的信，此信发表于梅林所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壹卷） 由此就产生出思想上的抽象化，支配了精神劳动的人的思想，残害了并曲解了他们的思想。历史的唯物论乃是科学的理论，这种理论发现出支配我们的思想过程之真实动力，无情的打破思想上的幻想并指示那界在观念進程和事物進程间，“基础”和“筑物”间，意识和决定此意识的实在间，之真实的联系。历史的唯物论，认为在社会实在和我们的某种意识间，有无数的中间环存在。这些中间环，并不会使这个理论像那些拜倒于各种思想上抽象化面前之壹切理论那样，漠视了思想服从实在之事实。

主观与历史过程

历史的唯物论认为整个社会过程根本是受生产力状态所决定的。这里自然会发生壹个问题：马克屎主义是否也承认个人的主观能够干涉历史过程的客观呢？如果承认，则这种干涉能到何种限度？ 历史的唯物论之无数批评家，对于这个理论则存庸俗而机械的见解；他们将这个理论看作是否认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是将人看作完全被动而屈服于经济必然性之铁的规律。 事实上。历史的唯物论并未曾否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不过，在历史的唯物论光照之下，那些认为个人（“英雄”）是历史之万能的建筑家，是历史过程之主人等壹切理论，更加明显的表现其谬误无能而已。 在过去支配历史科学而现在尚未完全消灭的这些理论看来，历史究竟是什么？（注）

历史事变的進程是复杂而纷乱的，其迅速的变化引起这种纷乱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因和果是密切胶粘而难于分清的，——所有这些情形就造成了壹座迷宫，惟有手里拿着壹元论历史观为武器的人才能从这座迷宫走出来。历史家惟有抱持壹元论的见解，即拿壹个标准因素来解释历史过程，然后才能解释社会生活之壹切复杂纷乱的情况。不然，则他被注定要瞠目结舌无奈这种复杂纷乱情况何，而迫得根据命运，偶然，去解释历史事变。 试举壹个有趣味的例。十九世纪历史科学最有权威的代表人之壹，色诺波（Charles Seignobos）就以底下理由来说明当代欧洲历史的進程： “壹八三〇年的革命乃是壹派不著名的共和党人利用查理第十（Charles X）之无经验而造成的；壹八四八年的革命则是几个民主派的鼓动家利用路易·菲利浦之怯懦而造成的；壹八七〇年的战争是俾斯麦（Otto Bismarck）个人利用拿破仑第三（Napoleon III）个人错误政策而造成的。我们不能在欧洲大陆文化政治和经济状况上找到壹个共同原因来说明这三次出人意料的事变。三个偶然决定了当代欧洲的政治進化。” 但逻辑作弄了那些将历史看作偶然的产物的学者先生，并使他们说出同样愚蠢和无理的断语。譬如同壹个色诺波又说： “在政治史上很难给予俄罗斯帝国以适应其意义的壹种地位。……除了亚历山大第二（Alexandre II）治下自由时期以外，俄国政治史主要的就是宫廷和政府的历史。”（色诺波——当代欧洲政治史） 这样，缺乏壹元论的观点和不认识社会生活的根本动力之历史学家者，就要走到谢勒米哈依洛夫（Scheller—Mikhailov）壹般人的历史事变观；在他们看来，克里米（Crimee）的战争乃是“俄国孟什科夫（Alexandre Sergevitch Mentchekov）公爵拿马鞭鞭打苏丹面孔之结果。” 我们在上面（第七章）已经说过：思想的过程怎样使我们曲解了对于现象之正确观念。思想上之曲解，尤以在历史科学中所表现的最为厉害。 “历史家，首先，在其个人地位上说就是壹个精神劳动者，壹个智识分子，其次，如果更切近点看，则他又是壹个文字劳动者，壹个著作家。他如果将精神劳动看作历史的头脑，将文字著作，从诗歌小说以至于哲学专著和科学研究，看作根本的文化事实，那岂非十分自然的事情吗？精神劳动的人，具有法老王（Pharaon）在其纪功碑铭上所表现的那种自夸心。在他们看来，历史就是他们所造作的。”（波克洛夫斯基——M.N.Pokrovsky俄国文化史纲） 这种思想上的曲解就达到梯叶里所恶意嘲笑的那种历史迷： “如果整个民族迁徒并找得新的住地，照史家和诗人说来，那是某个英雄，为显扬他的名声而想建立帝国的；如果新的风俗习惯发生出来，那是某个立法者所发明和建立的；如果形成壹个新的城市，那是某个王公要造成这个城市；——总之，民众，市民，乃是造成壹个伟人之各种材料而已。”（梯叶里——城市的解放） 可见，已往的历史科学是提倡崇拜英雄的。历史家供养英雄于祭台上面，英雄就在祭台上发出神圣的晕光以决定平民的运命，变化地图的颜色，从事于发明和发现，优待或压迫各种民族。只靠这些英雄伟人的推动，历史才能走向前進。借用普希金有名的话说：民众是壹声不响的。历史事变的根本动因，应该到国家要人的宫廷和邸宅里，到帝王情妇的会客室里，去寻求才能找到。可怕的伊凡（Ivan le Terrible），圣路易（Saint Louis）和彼得大帝（Pierre Le Grand）等人的相貌成了卡莱尔（Thomas Carlyle）等壹般历史家研究历史之出发点。这般历史家中有壹个甚至于说：“埃及女王克里奥帕特拉（Cléopatre）之美丽动人的鼻子乃是亚克兴（Actium）战争的原因；其他壹个也说：滑铁卢（Waterloo）战争时拿破仑之感冒伤风竟至于使历史车轮转变壹个方向。“世界历史就是伟人的传纪。”在几个伟人耀眼的光芒之下，壹切建筑埃及金字塔的，爆发暴动火焰的（历史家对于各种伟大的暴动,只拿几个简单人名来记载：斯巴达克斯—Spartacus，普加乔夫—Pougatchev，闵采尔—Thomas Muntzer等），渡过黑海而漂泊于迦南（Chanaan）沙漠的，以及主持古代罗马和俄国新城（Novgorod）之市议会的——广大群众，都黯淡而等于不存在了。 拉布里奥拉说：“各种精神劳动者和学者，好几世纪以来就致力于这种抽象化的工作，他们要保持其工作结果所产生的各种幻想。”（拉布里奥拉——历史的唯物论）法国大革命这种事迹就打破了这位意大利马克屎主义者所指出的幻想，就冲出行会性的历史家所构造的拜物教的外壳。大革命以后不久，梯叶里就已经宣言：必须排除以前那种记载中古帝王家谱的历史，而创立人民的，市民的历史。 历史科学，要从那支配中古历史家及其前辈头脑之思想上曲解的威权底下解放出来，必须等到发现唯物史观之社会前提已经具备时候，等到唯物史观已经发现时候。 从历史的唯物论观点看来，主观在社会过程中究竟占何种位置呢？马克屎主义对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究竟持何种见解呢？ 饶勒斯在其关于唯心史观的壹篇有名演说中说：“壹直到现在，人类是屈服于不自觉的历史势力之权威底下的；人类并非自己自由的走向進步去，而是受经济发展所推动的；人类自己以为创造历史，其实决定人类行为的经济生活之变化，发生于人类背后而不为人类所知道。在这点上，人类仿佛就像顺流而下的壹个昏睡的泅水者，他完全受河流所支配，自己不知道漂流向那方面去，有时壹觉醒来，则看见四周景物已完全改变了。”历史的唯物论就是解放我们意识于饶勒斯所说的不自觉的历史势力之下的壹种科学理论。这个理论使我们正确的了解历史的“景物”这样变化并在何种原因影响之下而变化。 历史的唯物论告诉我们说：个人，无论其如何的英雄，万能和天才——就算是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彼得大帝，牛顿（Isaac Newton）或马克屎罢——都不能发明或创立壹种新的社会制度。点金术是不能应用到历史上来的，可是那些空想射秽主义者正从事于历史的点金术之研究。 个人对于历史过程之任意的干涉，是要被历史本身所注销的，其效果是要等于零的。但自然不是个人对于历史过程之壹切干涉都等于零。恰好相反，这种干涉，如果完全适应于历史发展之壹般倾向，如果不与决定此倾向之动因相冲突，则可以得到非常重大的意义。恩格斯在其壹封信中说：“并没有壹般人时常所像想的那种经济状况之自动的活动，但人类自己创造历史，不过是在由过去真实关系遗留下来的能决定人类行动的那种环境之内；在这些关系里面，经济关系乃是根本上决定壹切的，乃是比其他政治上和思想上条件对于人类还有更强大影响的。”（恩格斯壹八九四年壹月二十五日给斯特拉坚堡——G.Strakenburg的信） 认识社会的必然性，把住这个必然性，妨阻或促進某种历史因素之发生，——这就个人力量所能达到的结果。活动的个人能够担负的任务，就在于认识客观的必然性，适应并服从这个必然性，如此已经就是自由活动了。个人如果具有此种能力，就可以做到历史上的所谓伟人。 “伟人之伟大，并不在于他个人特性能渲染伟大历史事迹以特殊的色彩，而在于他具有某几种特性，最善于适应当时在壹般的和特别的原因影响之下而发生的那种巨大社会需要。”（普列汉诺夫——个人在历史上作用问题） 历史过程的客观進程，使某壹阶级成为社会的领导者并使之代替那陈腐而趋于消灭的阶级之位置。为此，必须这个新阶级表现相当的毅力，足以运用国家机关，足以构造国家机器等；因此就需要相当的人材。在这种情形之下，事变的進程上就染上了个人的彩色。俄国工人阶级夺取政权这件事，是受深厚的历史原因决定的，只有颜厚如铁的人才会设想布尔维克主义是由“铁甲车”（注）输入俄国来。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虽然是遵循社会進化规律，但我们不能因此便断定说：革命既然是不可免的，则无论谁来实行革命，其结果都完全壹样。在列宁指导之下，事变实现得像我们所已见的样式；但如果让壹个庸才来代替列宁的位置；则事变将发展成另壹种样式。德国工业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了十九世纪中叶全德意志的统壹，但这个过程是在天才的政治家俾斯麦指导之下進行——这种情形并不是没有意义的。他能够满足当时社会需要至何种限度，他使这种需要之满足带上什么性质，——这就要看他这个人的个人性格如何。这个断语并不是说：如果没有列宁，俄国就不会实现十月革命；如果没有俾斯麦，德国至今还是分裂为几十个小公国；如果没有达尔文和马克屎，世上就没有物种由来说和历史的唯物论。这些伟人所满足的社会需要，如果没有他们，别人也会或这样或那样或迟或速来满足的。“这个伟人恰好于壹定的时候出现于壹定的地方，这自然是纯粹偶然的事。如果我们除掉这壹个人，则自然会发生壹种需要，要求另有壹个人来代替他；这个代替人是存在的，好壹点或坏壹点，但终归是存在的。”（恩格斯壹八九四年壹月二十五日所写的信）譬如拿普列汉诺夫来说。普列汉诺夫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俄国历史环境中发现壹些为他同时人所不能了解的社会关系。那时人们正带轻蔑口吻谈起“无产阶级的秽物”并自满自足的信以为俄国可以撇开这个“秽物”，而普列汉诺夫则成为俄国工人阶级的思想家和俄国马克屎主义的始祖。我们能否根据此点即断定说：如果没有普列汉诺夫，俄国就不会发生马克屎主义呢？自然不能这样断定。“如果十八岁青年的普列汉诺夫，在什里谢利堡（Slisselbourg）炮台被绞死了，俄国还是会发生马克屎主义的政党，以汇合俄国工人运动于西欧射秽主义思想之强有力潮流并使俄国工人运动在马克屎主义旗帜下進行。”（伏尔佛逊——S.Y.Wolfson 壹个伟大的射秽主义者）

批评马克屎主义的人，时常肯定说：历史的唯物论将各人的才智能力完全看作在同壹水平线上，而漠视了壹件明显事实，即：有些人对于历史進程有巨大影响，有些人则壹点也没有关系；在这个理论看来，总司令和士兵是相等的……。——这种批评，看去虽很严重，其实最无根据。 历史的唯物论从来未曾将格林华尔杜斯男爵（Baron von Grinwaldus）与加里波第（Garibaldi）壹例看待，从来不会断定说：查苏利奇（Vera Ivanovna Zassoulitch）和伊凡诺夫娜（Poulkheri Ivanovna）对于俄国射秽主义生活的影响是相等的。历史的唯物论明白知道什么是活动的坚强的和勇敢的人物，什么是诗人所说“小说也不提起妳，诗歌也不吟咏妳”的那种人物。 历史的唯物论认为杰出的天才的个人——在适当条件之下——对其所处时代能发生很大影响。这些人就是比同时人更有深刻了解和更多解除传统成见的思想家；就是接受思想家所发现的真理并以更能动人的形式表现此真理的艺术家；就是聚集那些散碎力量并依壹定目的而配合这些力量的组织家和策略家。天才者之心理的和智慧的构造，无疑是比普通人高得多的。他的神经系统比普通人更加灵敏，他比普通人更加明晰认识周遭环境所发生的事情，他尤其明显的比普通人更加具有分析和综合的能力。 如果提出壹个问题于他面前，则他能发现出这个问题中普通人所不能看见的要素。 但所有这些都并不是说：天才者是不受其时代和环境影响的，伟人“英雄”是自然界拿比造成普通人不同的壹种粘土所造成的。 伟人，“英雄”，与普通人，群众间，并没有任何原则上的差异。切不可以将人类分为历史建筑家的个人和历史建筑材料的群众之二大部分。“伟人并非由天上降落于地下的，而是由地下长生至天上的。”这就是说：民众从自己队伍中推出几个个人，能够满足那在社会内部本已成熟的需要。这几个个人就是所谓伟人，“英雄”。 “如果不由神秘观点来看，而由科学观点来看，则‘个性’乃是社会环境各种影响之焦点。我们的意识内容只有小小壹部分是由我们自己力量所构成的，百分之九十九则系我们现成的得来。环境铸造个性，正如印模铸造钱币壹样。好久以前唯心论时代的历史家就已经说过：伟人是他那时代之最可为模范的代表者。”（波克洛夫斯基——经济的唯物论） 群众要能跟随在领袖背后跑；必须也像某种行为的“英雄”壹样具有“英雄的”精神。依照领袖手势而盲目赴死的群众，这是童话中和伊洛魏斯基（Ilovaisky）的历史教科书中才有的事情。要使兵士能听从命令向前冲锋，必须以恐怖手段强迫他们或以欺骗宣传鼓励他们。在帝国主义大战中，法国和德国的总参谋部明白知道双方军队对于福煦（Maréchal de Foch）或兴登堡（Maréchal de Hindenburg）之服从心是没有保证的，是不能因此就自愿赴死的。他们因此对兵士大作其爱国主义的鼓动，并用机关枪监临在兵士背后，使他们只有向前進攻而不能后退。 社会环境驱使杰出人物向时代所需要的方面去努力。个人能力如果与时代需要相反，则往往投闲置散而无所表现。譬如，在尼古拉第壹（Nicolas I）时代的俄国，借用赫尔岑的话说，壹个具有口若悬河的演说家天才的人，是没有说话余地的。他在这种环境里，只好老死无闻，谁也不会觉得他具有伟在才干。 但假使他处在壹八四八年时候的巴黎环境，那里革命的浪漫风气盛极壹时，那里街头巷尾到处有人演说，则他也许就要与格莱斯顿（Williams Gladstone）饶勒斯等人齐名了。如果贝多芬（Louis Beethoven）生活在三十年战争时代，那时到处都是荆棘纵横荒凉满目，那时“不断的战鼓声音”震聋了人们的耳朵，则他甚至不能制出壹篇他后来所贡献于人类的那些伟大的歌谱。 普列汉诺夫在其壹篇有名的论文：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中论法国大革命时代说：“如果旧制度继续维持直至现在，则我们当中没有壹个人头脑里会想到在十八世纪末期法国竟有几个戏子，排字工人，理发匠，染色工人，法学家，小贩和剑术教师等，能够具有军事上的天才。”对于俄国的十月革命也是这样。十月革命如果不发生在壹九壹七年，而发生在壹九六七年，则谁也意想不到有几个文学家会成为专门的军事组织者，有几个医生会成为第壹等的外交家，有几个法学家会成为军队的司令军长等。不仅普通人意想不到，而且乘革命机会表现出伟大的才能的托洛茨基（Léon Trotsky）越飞（A.A.Yoffé）伏龙芝（M.W.Frunzé）布琼尼（S.M.Boudionni）等自己也意想不到。 壹切发明和发现如果适合于当时的需要，则其人就变成了“伟人”；不然，他的事业就无人过问而他的名字也就无人知道。纪元后壹千年发现北美洲之诺曼人（les Normands），其名字谁也不知道，因为当时欧洲市场并不需要新大陆。但当生产力发展至于要求新市场和新原料产地时候，十五世纪发现美洲的哥伦布就被人类推尊为壹个最伟大的英雄了。俄国经济，在可怕的伊凡时代，并不需要飞行的机关，因此俄皇对于壹个名叫“匪徒尼基特卡（Nikitka）”发明“木翼飞机”这件事竟下诏说：“人不是禽鸟，是没有翼的，如果违反自然而装上了翼，那就不是神做的事情，而是魔鬼做的事情。同魔鬼讲交情的发明家是要杀头的。得到魔鬼帮助而发明出来的东西，是要拿到神座面前祷告之后，用火焚毁的。”到了二十世纪，齐柏林（Zeppelin）制成“有翼机器”时候，德国看见航空事业可以张大其经济权力，于是就宣布齐柏林为世界最伟大的天才之壹。 “社会条件利于天才者发展的时候和地方，这种天才者壹定是存在的。这就是说：每壹个从真实世界中发现出来的天才者，每壹个由社会力量所推尊出来的天才者，都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但如果是这样，那麽我们就可以明白天才者为什么像我们所说的只能改变事变之个人的面貌而不能改变事变之壹般方向。他们自己也是因为有了这个壹般方向，才能够存在；如果没有这个壹般方向，则他们无论何时都不能越过那界于可能和事实中间的壹条界线”。（普列汉诺夫——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 我们上面已经说过：某种发明要能取得伟大的历史意义，必须适合于当时社会需要。除此以外，我们还应该记得：必须当时具备有几代人所积累下来的壹定的智识资本，天才者也才能够发明。每壹种伟大发明，其实都不过是天才的思想家搜集前人种种尝试和企图而总结之而已。我们上面已经详细的说明马克屎主义并非科学射秽主义的创立者所发明的，而是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各种思想成绩综合起来之结果。每壹种伟大发明，我们都应看作是那准备要确定解决生产力所提出于时代面前之任务的各种个别企图的壹个总和。印刷术的发明，可以作为壹个有趣的例证。印刷术是由古腾堡（Gutenberg）所发明的，他的发明根本只在于铸造金属活字并利用压力使这些活字留印在纸上而已。但如果我们看壹看古腾堡发明以前的壹个时代，就可以明白这个发明是壹步步准备着的。以前，人们最初使用木版印刷，随后分割这种木版为几个小部分，随后又拿金属版来代替木版，随后更企图将版中各字割裂开来，企图使用压力等。最后就成功了古腾堡的伟大发明。我们从别的地方还知道，与古腾堡同时，甚至比他更早，别人——意大利人卡斯达尔底（Castaldi）荷壮兰人郭斯德（Koster）佛罗伦萨的金银匠塞灵尼（Cennini）——就已有这种发明了。（注）梅林说得很对，他说，“古腾堡建过不朽的功绩，他的发明乃是人类精神最可惊人的产品之壹，但这个发明仍旧不是由他自己所栽种的根芽上长大起来的。他仅仅收种那经过长久时间而始成熟的结实。”（梅林——历史的唯物论）我们对于那些作过伟大发明的思想家，壹样的可以说这种话。达尔文如果生活在阿基米德时代；他就不能成立他的理论，正如马可尼（Guglielmo Marconi）如果生活在达尔文时代就不能发明无线电壹样。

以上便是历史的唯物论对于杰出的个人在历史上作用的估量。我们看见：历史的唯物论是将个人在社会过程中所占位置看得颇大而且颇为优越的，但同时打破了那认为这种个人，“英雄”，能成为社会过程主人翁之壹种见解。正如马克屎所嘲笑的，唯心论是使群众相信：伟人封锁了那些提出于人类面前的问题之壹切解决办法于自己写字台内，而粗俗的群众只好将口张开等待“绝对真理”像煮熟的麻雀的壹样从天空掉落在他们口里去。历史的唯物论则恰与唯心论相反，乃是要使群众相信： “世上没有什么创造者， 不是神仙，也不是皇帝， 更不是那些英雄与豪杰， 全靠我们自己救自己！” 这就是历史的唯物论对于个人在历史上作用的见解。这种见解打破了对于“英雄”——历史的建筑家——之崇拜，而宣布群众是历史行为之积极的创造者。

阶级与阶级斗争

历史的唯物论，将思想之构成过程当作真实世界之折光的反映，来研究，来解释。这乃是这个理论的“静力学”（Statique）。除了“静力学”之外，这个理论还有其“动力学”（dynamique）——阶级斗争论。 马克屎和恩格斯在其所著共产党宣言中，壹开始便说：“既往壹切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他们这样并非提出新的假设，而是仅仅指示那当时進步的历史家已经承认为明显无疑的事实。 马克屎和恩格斯的功绩并不在于他们指出社会中有阶级斗争的事实，而在于他们拿新的科学的思想来说明阶级的意义。 希腊文明时代的历史家已经就看见剧烈的阶级斗争，因此其中许多人时常就感觉到社会是分裂为几个互相敌对的社会集团的。可是，在他们看来，这些集团之存在，乃是自然产生的现象，而非社会关系的产物。 仅仅到十八世纪初期，我们才看见壹些企图，要将阶级看作是社会的范畴，是在国民财富之形成中占据壹定位置的。重农学派（les Physiocrates）及其最杰出的代表人魁奈（Francois Quesnay）就将社会看作是底下三个阶级所组成的：生产阶级（农民），地主阶级（土地私有者）和寄生阶级（商人，手工业者以及壹切不属于前二阶级的分子）。重农学派分析社会阶级所根据的根本标准，是社会分子对于土地的关系壹点。十八世纪后期，科学思想才更深刻而精细的去研究阶级的问题。杜尔哥修改魁奈的阶级区分法，而从“寄生阶级”中分出壹个产业工人阶级，与重农学派所分的三个阶级合而成四个阶级。最后，亚当斯密（Adam Smith）又才区分社会为三个阶级：地主，资本家和工人（农村工人和产业工人）；同时那不勒斯（Naples）的法学家费朗吉埃利（Gaetano Filangieri）也区分社会为二个阶级：私产阶级（Proprietari）和雇用工人（Proletari omercenari）。 法国大革命更加推动那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向前发展。我们上面已经说过，马拉是了解阶级斗争在历史上之作用的。随后，圣西门主义者竟至于了解经济利益之冲突乃是“阶级”定义中的壹个要点。王朝复辟时代的历史家，已经将阶级斗争看作是整个人类历史之最根本的事实，而其著作也就是以阶级斗争为根据的。 以上所说，无疑证明：在马克屎主义未曾发生以前，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已经在社会学中占据巩固的位置了（注）。马克屎对于阶级学说究竟有什么新的贡献呢？为什么甚至反对马克屎主义的壹辈学者也会承认：“自古以来，科学对于社会阶级学说方面之最深刻的贡献，是包藏在马克屎和恩格斯的著作里头的”呢？（图甘-巴拉诺夫斯基—— M.I.Tougan-Baranovsky——经济学的基础）

马克屎自己在其所写的壹封信中就已部分的答复了这个问题： “说到我自己，则发现近代社会有阶级存在以及各阶级间互相斗争，这并不是我的功劳。资产阶级历史家在我以前好久就描写过这种阶级斗争之历史上的发展，而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从经济上解剖过这些阶级。我的新贡献就在于我努力的证明： 壹、阶级之存在，仅仅与壹定的历史过渡的生产形式有关系； 二、阶级斗争必不可免的要走到无产阶级专政； 三、这个专政本身也仅仅是壹种过渡阶段，走向消灭壹切阶级并建立没有阶级分化的社会制度。”（马克屎壹八五二年三月五日给魏德迈——Joseph Weydemeyer的信） 共产党宣言说：“既往壹切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里所说的“壹切”，自然是相对的意义，因为我们已经有许多证据，可以证明（而且恩格斯自己也已承认）（注）；在原始共产主义时代并没有阶级，阶级是原始共产制破坏之后才发生的。自从分工和劳动指导发生以致人类脱离原始共产制而進步以来，社会阶级分化就深深染色于整个社会组织。在这个意义之下，壹切社会历史就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束和佣工，总而言之，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不断的互相仇视，敌对，明争，暗斗；这种斗争每壹次不是达到全社会之革命的变革，便是达到参加斗争的各阶级两败俱伤”。（马克屎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在历史上已往各时代中，我们差不多完全可以看出社会是分化为各种等级，各种各式不同社会地位的人民的。在古代社会，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等分别；在中古社会，有王公，陪臣，行东，佣工，农奴等分别；每壹种人中又还有高低的分别。 “从封建废址上生长出来的当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未曾消灭阶级间的歧异，而仅仅拿新的阶级来代替旧的阶级并使用新的压迫方法和新的斗争方式而已。”（同前） 由我们的观点看来，阶级乃是历史的范畴；换壹句话说，阶级乃是社会发展到壹定阶段才有的产物，因此是过渡的产物。这就是马克屎主义的阶级论，与其他壹切阶级论根本不同之点。在其他壹切阶级论看来，阶级乃是逻辑的范畴，即在任何社会制度里都必然要发生的产物。马克屎主义不将阶级看做是自然的事实，而看做是壹定条件的产物，因此就认为：如果这些条件消失了，如果当代的（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形式消灭而新的（集体主义的）形式出现，则阶级也要死灭。在各人权利完全平等的社会里，是没有阶级的（譬如过去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和未来的射秽主义社会）。在各人权利并不平均的社会里，就有阶级分化发生，而社会发展也是在内部阶级斗争强烈影响之下進行的。 说到阶级定义时候，我们必须指出：辩证法唯物论创立者马克屎和恩格斯，可惜自己未曾提出阶级的定义。资本论写到快要讨论到阶级定义的地方，马克屎就绝笔了。因此，我们只能从马克屎和恩格斯浩瀚著作里头搜集他们对于阶级本质问题的各种意见而归纳出几个要点。 某壹社会集团在生产过程中所占的地位及在国民经济系统内所起的作用，——就是马克屎主义分判阶级时候所根据的准绳。某壹社会集团中人，如果他们在生产过程中占据同样地们，因此与其他集团中人成为对抗的关系，则他们就属于同壹个阶级。 以上这些特性，我们认为要了解阶级意义时，是必需的和足够的。 社会上某壹部分人，如果他们在生产上的作用不是壹样的（因此他们对于生产工具的关系也不是壹样），则他们就不属于同壹个阶级。各种集团，其对于生产的关系若各不相同，则其中壹个集团就有可能以剥削其他的集团，换壹句说，这些集团间就发生相反的经济利益。这种互相对抗关系，也是阶级意义上壹个不可或缺的原素。 为什么金工，纺工，矿工，印工等是同属于壹个阶级即工人阶级呢？因为他们在生产过程中所占地位是壹样的，因为他们对于他们所使用的生产工具之关系也是壹样的，因为他们所隶属的社会集团之利益，与包含那占有生产工具的人的另壹社会集团即资产阶级的之利益，极端的相反。 在阶级问题上这壹点见解，也是马克屎主义与其他壹切理论所差异之点，——其他壹切理论则将阶级看做是有同样收入具同样财产的人的集团，壹般说来，即占据同样物质地位或依赖同样源泉为生的人的集团。（注）

首饰店店主，中等农民和机器工人，他们每年收入也许是壹样，但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则各不相同，对于生产工具的关系也完全不同，各人间经济利益也是相反的；他们各属于不同的阶级。反之，顿河（Don）矿工也许工资不及明斯克（Minsk）油工工资之半，但他们同属于壹个阶级。 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马克屎和恩格斯未曾留下阶级的定义给我们，但在马克屎主义的文献中，我们却看见好几条关于阶级的定义。试举几条定义来看： （壹）阶级是壹种多数人的集团，此集团中各分子，其在受历史决定的社会生产系统中所占地位，其对于生产机关的关系（这些关系大部分是经过法律规定的），其在社会劳动组织上的作用，都与集团外的人不同，因此其所占有的社会财富，在获得上和数量上，也与集团外的人不同。阶级就是人的集团，这些集团中有壹个集团，因为在壹定的社会经济制度上占有特殊地位，遂能够篡取其他集团的劳动。（列宁） （二）社会阶级乃是在生产上作用相同而在生产过程中对其他部分人关系又相同之壹种人所构成的总和。这些关系而且由物体上，即由劳动机关上，反映出来。（布哈林） （三）阶级乃是那些个人和集团所构成的，他们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相互间处于同样的关系，因此就属于经济活动上的同壹范畴。（库诺夫） 上面这几条定义中，我们认为第壹条定义是最正确的，同时又是特别明显的。（注）

说到阶级时候，必须注意壹点，即人们往往将“阶级”（classe）和“等级”（etat）混为壹谈，而这样的含混是不可以的。 马克屎在其少年时代的著作中，譬如在黑格尔法律哲学批评中，虽然未曾分清“阶级”和“等级”，而将无产阶级看作壹个“等级”，但后来他和恩格斯对此二者界限是分别得很清楚的。马克屎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阶级是社会的集团，阶级间相互关系是属于社会的性质。仅仅到国家正式承认社会内部已成的阶级分化并赋予某壹定阶级以相当特权而从法律上保障阶级分化以后，才出现“等级”的组织。由此可见“等级”乃是国家承认社会阶级分化之结果。 等级的组织仅仅适应于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资本主义之产生带来了异常迅速改变的阶级关系，带来了流动的阶级构成。因此使等级的组织陷于破产，——等级组织是在社会关系沈滞难变之下才是适宜才有可能的。马克屎说：“劳动阶级解放之条件，就在于毁灭壹切阶级，——正如资产阶级性的第三等级解放之条件就在毁灭壹切等级壹样。”（马克屎——哲学的贫困）（注壹）恩格斯添加壹句话说：“资产阶级革命毁灭了等级及其特权，资产阶级社会只有阶级。”（马克屎所著哲学的贫困之附录）（注二）

在资本主义底下，社会关系变化极速，这个阶级的分子时常不久就变成别个阶级的分子，因此等级是要趋于崩溃的，因为属于某壹定等级的分子必须是能“世袭的”享受国家所赋予这个等级的政治法律上特权。现代的美国就没有等级。如果英国还有等级，那只是前代遗留给资本主义社会之壹种残余而已。 马克屎和恩格斯不止壹次说到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分化的问题。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有三个根本阶级：（壹）地主阶级，他们的進款就是地租；（二）资本家阶级（资产阶级），他们的進款就是利润；（三）工人阶级（无产阶级——即马克屎所说的“劳力的所有主”），他们的進款就是工资。 以上三个阶级乃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三个基本要素，（注）添上中间阶级和落伍阶级，就构成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自然，这些根本阶级本身还各自会分化为许多层次——小阶级。譬如资本家阶级分为工业资产阶级，商业资产阶级和财政资产阶级。而工业资产阶级又可分为许多部分等。

当我们详细研究资本主义社会之全盘构造时，就必须不仅注意三个根本阶级，而且注意许多中间阶级和小阶级。恩格斯分析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德国社会之阶级构成时，他就列举出：封建地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富裕的农民（大农和中农），独立小农，封建式农奴，农业雇工，工业无产阶级。（见恩格斯的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恩格斯上面列举的每壹个小阶级都是资本主义社会根本阶级中的壹小部分。每壹个小阶级对于其他小阶级都有壹定的利害冲突，可是社会根本的区分线终于使几个小阶级构成壹个根本阶级。那些不能确定属于某个根本阶级的分子，就成为中间阶级。譬如举小资产阶级做例，恩格斯就说：“它（注）的性质是根据它的中间地位来决定的，它界在资产阶级（大商人和大工业家）和无产阶级中间。它倾向资产阶级的地位，但小小失败就可以使其中的个人离开本阶级而加入无产阶级队伍。……他们不断的动摇于愿望与恐怖中间：他们渴望高升至富裕阶级的地位，同时惧怕堕落于无产阶级队伍或乞丐队伍中去。”（恩格斯——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知识分子也是站在这种中间地位。他们可以代表许多不同阶级的思想，他们分别加入于互相斗争的政治集团，他们也与小资产阶级壹样动摇于利害冲突的各阶级中间。

说到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分化时，必须附带的指明在这个社会里，壹方面有处在壹切社会阶级之外的落伍分子（譬如乞丐），他方面又有同时属于几个阶级的骑墙分子（譬如领有土地的工业家，开有小店铺的农民等）。所有这些都不是纯粹的阶级形态，而是混杂的阶级形态。 自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崩溃以后，人类就進入于新的历史时代，其特性就是社会的阶级分化。阶级存在这壹件事实，表明每壹个阶级都有争取其利益的必要，因此都须与别个阶级相斗争。这个斗争延长得好久期间，而其样态是时常改变的：有时由暗斗变为明争，有时则由明争变为暗斗，有时表现为剧烈尖锐的性质，有时则和缓而成为慢性的性质；但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无论如何是不会中断的，是壹分钟也不停止而且不会停止的。阶级斗争或者造成历史舞台上之伟大革命，或者潜伏于社会怀中，像穿山甲壹样暗中开辟自己的道路。 阶级和阶级斗争乃是受壹定生产力状态所决定的社会分工发展下去的结果。生产力状态壹有变化，阶级斗争的形式和性质也就随之变化。每壹阶级，为保持其在壹定时代之利益起见，不惜使用种种可能的手段，以巩固自己的统治或推翻敌对阶级的统治。议会的演说，报纸的论文，罢工，巷战，哲学著作，游行示威，武装暴动，国内战争——这些就是阶级斗争所表现的各种形式。这些阶级斗争现象深入于社会生活的壹切毛孔并从其中反映出来：法律条文，道德观念，艺术作品，宗教信仰等。 “壹切社会现象都染有壹定的阶级彩色，而整个社会，于某壹定时期，在其每壹次运动，乃是各种互相影响的阶级倾向所构成之合力。……”（凯勒斯克劳茨——经济的唯物论是什么）这些倾向中每壹个倾向之终极目的，都是要夺取政权，即占有国家——这个“集中的和有组织的社会暴力”之机关。因此，阶级斗争永远是倾向于政治的斗争。马克屎主义根本理论之壹就说：“壹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的斗争。” 在每壹个历史阶段，阶级斗争之结果，总是生产力状态所注定要走向政权的那壹个阶级要取得胜利。恩格斯说：“自今以前，壹切革命都是这壹阶级的统治者替换别壹阶级的统治……壹部分少数人被推翻了，别壹部分少数人则根据自己利益夺得国家机关。以前经济发展的程度，每壹次只容许少数人走到统治地位，为此原故，而且仅仅为此原故，所以处在服从地位的多数人就为少数人利益而参加革命并驯服的服从革命。”（恩格斯——法国阶级斗争序言） 每壹种阶级制度，都是在相当的物质条件已经具备以后才产生的。可是，如果在阶级斗争的过程中，生产力发展所需要的阶级变革受了障碍而延长好久时间不能实现，则整个社会就要瓦解。共产党宣言中那壹段名言即表示这个意义，这就是说：阶级斗争之结果不是整个社会经过革命的改造，便是斗争的阶级两败俱伤。 由此可见，社会中的阶级斗争乃是使社会不断除旧更新之强有力的动力。有了阶级斗争，壹切腐朽的阶级制度才能废除而代之以能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新制度。马克屎说：“在壹定的发展程度上，它（注）自己造成了自己崩溃的物质条件。从那时起，感觉受它束缚的感情和势力就开始发展。它壹定要被毁灭，而它被毁灭了。”

阶级斗争之规律，驱使这种社会结构去代替别种社会结构；这种不断的阶级变革乃是阶级社会整个历史之特性，必须这个社会消灭以后，这种特性也才会消灭。这将在什么时候呢？这是在最后壹次阶级变革发生以后，即在多数人为多数人利益而第壹次夺得政权以后。 “我们要想最后的消灭阶级，必须等待我们达到壹种社会水平线，那时不仅某壹统治阶级成为赘瘤，而且壹切统治阶级以至于社会阶级分化也都成为赘瘤了。这就是说：必须等待生产力发展到某种程度，使壹阶级占有生产机关和生产品，亦即壹阶级政治统治，教育垄断和文化指导，——不仅是不必要的，而且成为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上的障碍物。”（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达到最高程度那时候起，阶级斗争本来是生产力发展的前提从今就变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了。无产阶级是能够有计划的组织那被资本主义所破坏的经济之唯壹阶级，无产阶级代替资产阶级而兴，就是表明人类将从阶级的社会过渡到无阶级的社会。 阿德勒（Max Adler）说得很对，他说：“阶级斗争之频扑不破的旧规律，以其本身逻辑的力量，将经由最后的人数最多的壹个阶级——无产阶级——而达到消灭壹切阶级分化并构成利害壹致的整个人类社会。”（阿德勒——马克屎学说之社会观） 说到阶级斗争问题时候，我们必须回答那在马克屎主义文献中时常引起争论的壹个问题，即是说：具有壹切阶级特征，但缺乏阶级自觉的壹种社会集团，能否致力阶级斗争。 某壹阶级，要有阶级意识，必须经过其存在及其在历史舞台上斗争之壹定时期，这个时期也许是很长的。某壹阶级仅仅在这个斗争过程中才获得阶级自觉的。 人类历史必需发展至壹定时代，自发的和不自觉的阶级斗争才能变成自觉的阶级斗争。 “产生社会阶级观念之历史前提有如下几项： （壹）因原始技术发达，社会于是有剩余生产品，从此各种社会关系上社会的不平等壹天比壹天增长起来。 （二）简单的商品经济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等级组织之消灭。 （三）由新的生产技术所结合起来之直接生产者的阶级出现于社会斗争舞台。（萨法洛夫——Safarov之共产主义科学基础中所征引的松采夫——S.I.Solntsev的著作：社会阶级论） 某壹阶级虽然自发的而非阶级自觉的向其敌对阶级斗争，但并未因为这种不自觉而失掉其阶级资格。因此波格丹诺夫 （A.A.Bogdannov）的意见是极端错误的，即他认为“奴隶无论何时都不能达到阶级的程度。”（波格丹诺夫——经验批评论）（注壹）奴隶了解他们的利益是与他们的阶级敌人——奴隶领主之利益，处在相反地位，但他们不能获得壹种意识：即怎样去战胜阶级敌人的意识。（注二）由此可见，奴隶对其主人的斗争根本上还是阶级斗争，但自然不是自觉的阶级斗争。发动这种斗争的阶级尚未正式成立起来，或者像马克屎所说，尚未成为“自为之阶级”（classe pour soi），而还只是“自在之阶级”（classe en soi）

工人阶级在成为“自为之阶级”以前，有很长久的时候是“自在之阶级”，企图以反对资本的自发斗争去争取自己利益。 “经济关系起初变民众为工人。资本的统治替这种群众造成同样地位和共同利益。由此可见，就对资本关系而言，群众已经是壹个阶级，但对自己说来，还不是壹个阶级。在斗争中，……团聚的群众才锻炼成为‘自为的阶级’。群众所争取的利益就成为阶级的利益。”（马克屎——哲学的贫困）



马克屎主义世界观入门



共产主义由启蒙到如今已有二百多年文化史，但究竟什么是共产主义，以为世人所疑惑，其原因，是没能正确理解共产主义的历史真谛。

有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人都知道，人类是在宇宙物质自然生命世界（亦称自然界）的发展规律中進化而来的。因此必须到宇宙物质自然生命世界的历史文化中，用宇宙发展观为认识，用辩证法为方法论，才能探讨出关于人类存及社会发展的历史根源，最终从宏观上诠译人类及其社会的全部文明本质内涵。

发展论认为：人类是在自然生态中衍生的，但人类未来无限发展的根本，却不是在生态而是在宇宙。为什么呢?依据现代科学技术的能量消费发展，生态能量资源不能满足人类历史性发展需要，人害无限发展的科学能量要救及技术指标在宇宙中。所以现代的人类，是未来的宇宙人类。这是自然物质规律衍化人类无限发展不可抗拒，也抗拒不了的必然生命法则。人类不冲破生态圈的能量数态及技术指标的局限束缚，将不可避免的自取消亡。

那麽什么样的人类及其社会生活方式，适合進入宇宙，成为宇宙人类？要让世人清楚地知道问题的内在真像，就需到宇宙物质生命世界的生命时空中，看看宇宙是怎么形成的，地球是怎么产生的，生态是怎么来的，人类是怎样衍化的，及人在宇宙的生命关系等等，以人为本，为当今宇宙大千世界做壹条影屏生命大线，为人类认识必然发展做以清晰的理论参考。

发展论认为：宇宙物质生命世界——孕育生命摇篮中的所有物质，都以具体的外在实体和内在规律属性构成有产生、成长、转换与发展的普遍生命存在现象。因此宇宙中的物质，都是有生命的。宇宙物质自然生命世界，就是由无限具体的千姿百态的实体和万千变化规律属性构成的时空整体。

宇宙中不存在没有实体和属性的生命现象如果说有，只能是虚构的假说，科学论据，须以实物为证。

解读共产主义为本，为什么需要以宇宙观为起点？因为人的壹切生命现象，都是宇宙生命的浓缩，包含着宇宙生命世界中所有文化信息的内在精华。所以人类的存在，有以表现为人的最高属性的工产主义文化，与宇宙生命有着密切的“血缘”般内在联系关系。壹句话，共产主义是宇宙物质自然生命演绎人类及其生活文明必然发展的文化结晶。这就是为什么需要用宇宙观，到宇宙文化中寻觅人生命根源的客观前提。

既然人是宇宙文化的精华就必须认定，人类是宇宙文化中的高级生命物种。依据是什么呢？很简单，人具备了物质世界发展规律最高文化法则——创造性和奉献性。

由于物质世界的时空运动有规律无意识，因此创造生命的能动结果盲目缓慢，而人则能相对有意识地按自然客观发展规律的要求，再现性的创造出源于自然而高于自然的新质态生命文化，形成自然规律与人质意识互换守恒的物态特征，最终转换成高级生命物种。

人类是宇宙生命世界中最活跃的壹粒生命孢子，他将以无限大的生命发展力而遨游宇宙时空。

人类既然是由创造性的物态实体和奉献本质属性构成宇宙中最高级生命物种，那麽自然是怎样衍進人害生命的呢?这是人类社会最敏感的问题，但就机械的从社会中看人的存在与发展内涵，将会在人类客观遥感历史关系中产生自然断档现象，要完整圆满的解决问题，需从宇宙产生的源头为起点到宇宙有机生命的产生为临界，绘制壹幅宇宙无限发展的历史长河，在这条长河的大卷中，不仅能让人看清宇宙与生态是怎么来的，人在自然界发展到哪壹阶段衍生的，更重要的是现在应该做什么，未来如何发展，如果人害思维科学的态度正确，方法得当都是不难解决的问题也是必须解决的社会问题。为什么，因为人的精神生命要有个完整的人生过程，并在这个过程中活个明白。

科学告诉人类，认识矛盾重重无限奥妙的宇宙世界绝不神秘。归根到底的组织形式，是物质以具体的量积累到质变换为完整的生命因果周期，像积木壹样构成区域性历史文化板块形态，宇宙物质生命世界，就是由无限具体区域文化板块普遍联系起来，有始有终的时空整体。人类的实践生活方式和思维意识法则，就是抽象的依据各时空区域文化板块为模式，由浅入深探讨宇宙物质世界的全部生命内涵。

宇宙生命特征是什么呢？不外乎两大特点.

壹、由产生、成长，到消亡转换的量化过程，是优胜劣汰的生命活动现象。

二、由初级向高级，由简单向复杂以此类推无限轮回，永恒的生命运动发展现象。

这两大特点，构成宇宙世界全部生命内涵的文化基因。

人类现代信息科学技术，象壹枚腾空飞驰的火箭，刺破了宇宙物质自然生命世界的层层面纱，为可知科学文明视野，打开了壹条通往未知宇宙生命内幕的时空隧道，把人类意识文明送到科学指定的远古宇宙文化源头——无星际时空领域的历史年代。

站在无星际文化的源头，科学的慧眼中，呈现了无机生命世界壹幕幕掘势磅礴演進过度的历史画面。

第壹幕：以无机暗物质单元粒子为基本实体和属性，构成不同混元真空区域运动的古生代宇宙文化历史时期。在这壹时期单元粒子群分别如生态自然中的雾霜云雨风壹样，按各自生命质态的能动特征，在长期磁碰撞和电分解的空旋膨缩运动中，逐渐形成第二幕，多元体古代微星际宇宙文化历史时期。在微星际万由理化组合运动中，形成了第三幕——近代混元体化合星际宇宙文化历史时期。在混元体星际定向化合运动演進历程中，产生了第四幕——现代有机化合生态文明的宇宙文化历史文化时期。

由单元真空为起点，到混元时空为临界，宇宙物质自然生命世界完成了无机生命衍变过度的全部历史周期。

发展论认为，生态文明的产生，使宇宙世界结束了以无机生命为主导特征的时空运动，進入了以有机生命文明为主导的新质态宇宙区域文化历史时代。代表有机生命和无机生命属性同合共组的高级生命物种——人类的衍生使宇宙文化的历史天足，革命性踏上了有机生命与无机生命互为转换的亚间生态自然文化的历史边缘。因此现代的人类，是宇宙生命世界中最伟大，最高级的生命物种。

站在生态文明与自然文化亚间过度的质变飞跃支点上擡头展望，浩瀚深坠的宇宙时空隧道，为人类未来生活模式指明了无限发展的历史空间。低头俯视，生机盎然的生态大千——地球生命的起源和生态文明的发展历程。

地球起源

壹颗明亮的胶溶状巖质流星体——某脱轨由天体残骸。带着炽热的能量，在太阳系的时空中，按顺时方向，奔向围绕太阳转动的壹颗古老庞大的雾态水质行星。

当巖质星坠入水质星内核时，受水质星的冷却和内核阻力及磁场的引导，巖质星表层形成了坚固的外壳，缓解了万有引力，归顺了水质星的自转，同水质星壹起围绕太阳恒星進行公转运动。至此，壹对亲密无间的天体伴侣，在太阳系时空开始新婚般的蜜月施行。

在运动中，巖质星应水质星能量守恒需要，不断发生推陈出新的地质呼吸变迁运动。强大的热能，把大量残骸喷射到水质星的外太空。随着巖质星残骸的增多，与水质星的物态杂质、及宇宙尘埃受磁旋引律的碰撞，在外太空形成了巖质星有“血缘”呼应守恒转动的小天体——月亮卫星。

由于巖质星静态守恒的密度不断增加升温，自转频率加大，变换著水质星的原始轨道逐渐向太阳慢移。

在与水质星蜜月转动时，巖质星的热能理化效应，和声光电气磁的化合作用，不断把水质星的雾态宇宙水系蒸发为云雨，受巖质星磁旋引力，云雨归回到巖质星的怀抱。如此历史性净化循环，在巖质星的低洼地带形成生化海洋水域。

受水系增多的压力，地壳不断发生守恒引力的变化，以适应水域存在积量。水质星的实体逐渐被巖质星精华吸收，最终转换为雾霜云雨风的历史遗迹，形成巖质星特定的自然性大气空间。

十月怀胎，巖质星以巖物态和水质物态组合成合二而壹的新型星际天体——地球行星，带着月亮，开始了与太阳恒星進行有规律的时空运动生态起源

在特定历史大气空间环境中，地球進行了及其漫长的冥古宙自我养生历史过渡时期。到太古宙历史阶段受大气空间壹定理化条件影响，在水域潮湿地带，产生了由水质星所遗留的无机暗物质粒子与水分子有机合成苔鲜类软纤维有机生命孢子。几经风干雨淋生死轮回的遗传重组，胞子脱离了苔鲜生命的束缚，在生化海洋水域的光合环境中，衍生了以啄收炭气，吐出氧气为生命能量守恒的单细胞低级微生植物。随着低级微生物的发展，相继繁衍出孢子植物、裸子植物，直到脱离水域走向大陆延续到如今的高级被子植物。

在海洋植物消亡的静态氧化过程中，产生了吸收氧气，吐出炭气的有机浮游动物，微生物是以食取微生植物保持生命能量守恒的。

由低级微生植物，到低级微生动物，有机生命完了初级生态進化链的转换过程，接而继之的，是以食取微生动植物的吸管动物——无脊锥动物——哺乳动物——两栖动物，与植物发展规律壹样，水生动物几经演变進化，最终脱离水域的束缚，走向了大陆动物界。直到人类出现，有机生命在由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向复杂的发展规律中，完成了地球生态第壹轮自然性由量化到质变的全部文明史。

什么是植物：生态中以静态活动完成生命过程的有机物种叫植物。

什么是动物：生态中以动态活动完成生命过程的有机物种叫动物。

什么是有机生命：以遗传方式繁衍生命的物种叫有机生命。

什么是无机生命：以遗变方式转换生命的物态叫做无机生命。

什么是生态：由有机物构成的生命现象叫生态。

什么是自然：由无机物构成的生命现象叫自然。

什么是文化：文化指自然知识。

什么是文明：文明指社会知识。

什么是知识：知识是解释真理。

什么是真理：人的意识符合客观规律就是真理。

什么是意识：脑的能动行为叫意识。

人的衍生，使宇宙物质世界進入了以质变飞跃为生命运动特征的新文化里程碑。因此，人类社会肩负著两种质态互为转换的历史性临界使命和信息。

壹、是人类将以全新科学质态能动行为，進行第二轮复兴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质变大革命。

二、是人类在科学生态革命生态建设中，必然联系的，是科学宇宙革命与建设的科学信息基础工程。

人类的起源

站在生态文明制高点上，低头审视，在千姿百态、生机盎然的有机时空大千世界中，人类以独特的直立物态行为，从爬行物种的自然王国中珊然而出，几经苍桑巨变的漫长演進到如今，开辟了壹条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在这条自强不息的生命大河中，清晰地展示着人类千百万年自我完善的几种進化图腾形态，及每壹形态段落中，人类与自然界進行生存斗争的鲜明社会历史生活方式。

唯物進化论认为，人类由自然爬行，到自由直立，经历和正经历著四种不同生活内容的社会历史时期，壹是自然性原始人类历史时期，二是自发性类人群体历史时期。三是自觉性劳动人类历史时期，四是自由性科学人类历史时期。

由自然性到自发性到自觉性，再到自由性，这四种历史阶段。形成了人类由生态向宇宙進行转换过渡的第壹轮完整的文化通史周期。

为了更加清楚地展示人类社会发展史，可绘制人类進化图做以明注。

人类進化图

自由宇宙人类

自觉宇宙人类

自发宇宙人类

自然宇宙人类

自由科学人类

自觉劳动人类

自发生产劳作人类

自然原始劳作人类

自然爬行

第壹轮生态人类通史周期板块。

由低级

向高级消除爬行物种属性

第二轮宇宙人类通史周期板块。由简单向复杂演進人质物种属性以此类推无限轮回永恒发展。

图式表明，由于人类来源地球生态圈中的爬行王国，在第壹轮生态质变发展历史时期中，必然不同形式或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爬行物种属性的积量遗迹。人类在与自然界進行生存斗争求得進步同时，也在逐渐以量化方式改造自己，最终结果，要彻底清除爬行物种本能属性，冲破地球生态的有限生命能量束缚，净化成宇宙人质生命社会。

只有人类才能進入宇宙世界，因为人相对爬行物种，具备了超越地球生态文明的文化潜能。

人类复兴生态质变革命。是以科学文明发展意识，取代自然生态盲目進化逻辑，重建科学化有机生命世界。这是宇宙生命法则赋于人类发展的历史使命。而不适应科学生态发展的、陈旧落后的动物属性，是必然消亡的，适者生存，这是最基本的宇宙生命法则。所以爬行物种不能進入宇宙文化世界。这就是人类为什么要清除爬行属性，转换为科学人质属性的历史原故。

人类的客观存在，是物质世界自我完善的必然结果。

壹、原始自然人类社会历史时期

这壹时期，分两种人类進化过渡阶段。壹是以基本直立并带有两栖本能活动为实体的古原始类人猿历史阶段（只论类人猿，不论灵长类）。史学界称这壹阶段的人类为古原始前人人科物种。生存特征，以偶然使用自然物的劳作活动方式，支配手足分工的肢体改造生命运动，以适应全天候自然环境的直立生活方式。

由于依赖热带全天候自然静态环境，所以古原始前人，属自然性生命物种。

二、是能制作简单日常生活用具的原始人类历史阶段，在这壹阶段，原始人类在继自然天性的吃文化后，能动地发明了往文化和衣文化，直到火的文明应用。史学家称这壹段的原始人类为能人人科文明属性。其生活特征，是主动利用自然物具改造体能系统的劳作生活方式。由于原始能人还是生活在全天候的热带静态环境中，仍属自然性人类。

在百万年前的远古大荒，非洲热带雨林，生活着诸多灵长类生命物种，其中壹支似人又似猿的灵长之王，被史学称为古原始类人猿前人的两栖物种最为活跃。所谓前人，是指人类由灵长类向人转换时，最初具备人类特征的直立物种。

尽管前人進入了直立为主的体能形态，但手足体态还具有壹定程度的攀援特征，因此类人前人的自然性生存特征，是演化肢体运动生活方式。

自然界自我完善的生命运动法则，集中地赋于了前人集所有爬行物种、两栖物种肢体运动的本能精华成为由低级半蹲式灵长类向高级直立灵长类分支進化的唯壹生命物种。

前人以机警勤敏勇敢顽强的性格意志本能和积极主动集体活动的独特心理属性，超越了所有灵长类及爬行物种自我个性意识——弱肉强食，遇难而逃的狭隘野生本能属性的束缚，成为生态中的灵长之尊。

积极主动，集体活动的本能心理意识，是类人猿進化为人的先决本质属性。只有积极主动的集体实践活动，才能普遍领悟出具体進步活动内函，以积累客观進步的必备条件，宏观心理加上机警勤敏、勇敢顽强的个性斗志的有机重组，为前人必然走向自由直立，奠定了必然发展的客观基础保障，而壹般灵长类自我个性本能意识，是不能产生集体实践活动中的特殊内容，所以只能局限在半蹲文化中。

岁月如梭，前人在人类文明史的几百万年时空漫燃历程中，完成了由偶然使用自然物具的劳作生活到自由使用自然物具的直立自由的历史使命。

四百万年前，能人以基本使用自制壹般生活用具的劳作物态生活特征，超越了前人自由使用天然物具的局限性，开始了以捕鱼狩猎为主，以采集为辅的原始人类生活阶段。

使用自制简易生活用具，扩大了能人的生活视野，增强了与自然界進行生存的斗志，开始了逐渐脱离林域，茫然地向大际進行试探性慢移过渡。

能人在林域边缘的沼泽草丛之间，以背靠森林茅草筑屋的居住方式，進行新形式采集狩猎的血缘氏族劳作生产生活。

由于脱离林域野外生活，体力活动能量加大，及日晒两淋的自然侵袭，能人的汗腺系统发生了脱毛的生理变化，为防自然侵袭和蚊虫叮咬，原始能人开始用枝叶及兽皮制成原始衣着自我保护。

由林域向陆地亚间跨跃的历史过渡阶段中，原始能人完成了茅草筑屋和原始衣着的两大社会文明生活的物质文化。

能人在日常狩猎采集，强化体能演進活动中，对偶然突发危机事件，進行高度集中，极为认真激烈使用天然物体攻击或自卫活动时，被群体的视觉和听觉所刺激而在脑——神经意识功能司令部中，产生了暖间的记忆信号，随着生活的频繁重复。暖间的信号积累，在直立脑生物电磁感应的印觉功能中逐渐拉深加重，最终通过认真总结，转换成传统经验性实践启蒙感觉认识行为。面对无限重复认识和反射沟通的形象交流实践，能人脑觉活动系统相应再生了更为高级的思维映觉把映功能现象，而沟通与交流的认识和反映形成意识实践的能动思维实体，就是言语，因此，言语是表人的思维活动的意识工具。

人由心理本能认识，到客观思维反映的意识行为及壹切意识属性，都来自于实践活动对脑的不断开发过程中，最终形成人的独特生活的意识环境。正是认识与反映高频率意识实践活动，像火花壹样，打开脑神经系统无限多维生理空间的遥感启蒙大门，在原始的脑觉物态意识领域，为人的物态实践开辟了无限广阔的时空视野。

人的遗传感应系统，既由视觉、听觉、嗅觉、触觉等通过感官组成的实践意识活动，是人产生主观心理认识的初级本能行为范畴。

人的感觉意识，既由判断、概括、归纳、总结等通过间接既兴变化的再生意识活动，是人脑思维反映客观的高级转换行为。二者互为重组，在人的脑觉领域中，衍生无限能动的意识体系，如思想、观点、印旬、梦幻等，所谓意识，是脑多维实践活动的总称。

客观世界是以内在发展规律为生命运动的根本，而人是以内在意识秩序法则为生命活动基础，两者时空生命壹样，都是物质多样性的客观存在。

人做为物质世界先天文化的壹个后天文明的组成部分，是在生态中衍生，而在自然发展规律中发展的。因此必然地带有发展规律的客观属性。自然规律，是人类意识文明的客观依据。因此，人的意识发展规律是自然规律的反映。

人的现实存在意识，既人的人生观，是人在壹定静态现实生活的具体反映。如果与无限发展的动态历史相吻合，完成壹个统壹生命的文化周期，没有抽象思维概念做主导支朽人的现实有限活动是不客观的。而作用于人的内在客观发展意识的能动实体，就是人的精神思维，既人的世界观。

人的世界观有意识地支配有限生命，以勇敢顽强、无私奉献斗争的时代精神，逐步完成无限发展的历史使命。

自然界演化人类的生命核心，是不断精华人的精神文明意识。人的壹切根本，都是通过实践活动，把物质客观基理内函再现为人的思维理性意识概念中，达到天人合壹的最高宇宙文化境界。

人的理性思维意识和人壹样是后天的，来源于自然界先天文化的浓缩。所以人是宇宙物质世界中净化了的精华生命物种。

人的现实人生意义，既人的人生观，必须与客观世界无限发展规律相壹致，才能正确认识和反映客观世界的必然真理，以便有目的地掌握生命守恒与转换的自由法则，取得无限轮回的生命永恒。反之，必在壹定历史周期范畴中盲目夭折，自然法则是不可抗拒，也抗拒不了的客观真理。

人的生命质量源泉，来源于历史性时空运动，这就是自然办衍生人的本身及壹切属性的壹般概念。原始人类，就是在这种概念中，通过与自然界進行生存斗争实践中，走向遥远的未来。

在日积月累的林陆亚间生活过渡中，原始能人不断以古前人遗留的声觉感应交流机制，对手足发工后实践活动中产生的物态经验及彼此间情感关系，進行认真的交流沟通，从中创造了互挽意识的音觉扭带——言语意识文明。言语是人类再实践意识的交流工具。言语的应用，使能人的脑觉系统多样性有了秩序性的能动逻辑理念。把人与社会与自然的互为关系间接有机地联系成壹体，为直立人类后天智慧主动演讲超越自己，展示了无限广阔的思维运动空间。

能人社会中，母系生儿育女创造生命的无私血缘奉献品质，确立了血缘伦理关系的必然主导地位。所有情感体系，都以母系血缘亲情为精神寄托，生活在挚朴古老的自然性血缘伦理社会意识中。

什么是血缘关系：血缘关系是物种同宗遗传的生命本源属性。统壹的血缘本质关系，形成统壹生命形态实体的本质之道。

什么是伦理关系：伦理是人类不同辈份、年龄等间的互为关系，伦理属性构成人类有秩序的社会存在。因此伦理是人的现实生活之德。

本质之道和生活之德二者生组，构成人的内在精神行为的生命底线——道德意识文明属性。道德是人质精神的本质。既人的本质。

由于血缘关系没有异化现象，因此在以母系“单细胞”社会血缘生活中，没有姓氏之分。为此，古人类学家把没名没姓的原始能人定为共同公有的氏族标致。把家庭叫做母系氏族家庭，把社会叫做母系氏族社会，既原始血缘公共社会，其社会生活方式，是群居部落形式。

家庭，是人质物种生命由单细胞向双细胞分裂重组产生新生命遗传社会的产物。而社会是遗传历史的产物，历史是家庭与社会的全部反映。

由于原始能人母系化社会活动的单壹性，社会存在关系中，只有男女之别伦理之序，决无等级之分，壹切都在挚朴简单的原始本质的血伦统壹共性道德规范中共同生活。

白天，成年母系率青年女性在驻地边缘進行采集食物的劳作活动。育龄母系照料老幼管理家务，男孩在壹起玩耍戏闹，为成人生活奠定直立本领。女孩在壹起盘花结草，相互装点美丽。

男系以壮年为首领，率男丁在林间水域，草野沼泽進行渔猎的劳作生活。能人男系勇敢机敏，无论如何凶险逆境，都群情激奋顽强拼搏决不退让。尤以邻族有难，更是首当其冲，全力以赴战胜坚险，面对所取之物决不争分。日常劳猎，对所获食物决不贪口，带回驻地，由母系族老按份分享。如有不足，成年男女，宁死不食。这种同生死、共患难的本能血缘奉献道德社会环境，形成威力无比，战无不胜的社会凝聚力。历史学家称这种生活为原始共产主义。

原始自然性共产主义，是人类科学共产主义的基因质。

晚上，人们团聚在壹起，用口头言语，讲叙生活中的故事。如有邻者，便手舞足蹈，击木音歌，和谐激情浪漫盎然。但未婚男女，决不串夜。

夜晚，夫妻择地厕息，其它成员均按伦理秩序分班就寝。如此默守陈规群居共伍，无壹丝冲突之举，如有犯逆者，必遭众斥，使其心迹无容，痛改前非。

原始能人的婚姻，是以女性青春特征而定婚缘的。能人家庭把青年女性当做日常生活中壹大喜悦之事。成年人等与邻族交往沟通中互传喜讯，有适龄男性，两厢老人亦可做主。为其择定终身。但近亲宗教，决不通婚。发展家庭人口，是能人生活的壹大特点。

由于血缘关第注重群规，对个体无须挑选。成人男女青年选下日期。是日，男系以壹母系族老为婚主。携新郞及众家族人等，带食物礼品，到女系家中接亲。女系家族用花絮草藤将新娘打扮。男女新人相见，众群人手舞高呼叠音不止。在男迎女送，简明浪漫的仪式后，男系婚主率新人及迎亲者回到男性家中。原始能人在自然性社会群居生活中选择定性配偶婚姻文明，打破了动物盲目野生本能遗传生理关系的局限性。使两性关系升华至感情的配偶和生活伴侣的文明高度，是人类本质必然发展的壹项重要生活指标。

在能人社会，女到男家，如天使般备宠敬，新婚燕尔，新夫妇独选良地而居。其情专壹，溶融相注，壹方不幸，生者决不重选。更有刚毅者，不思食饮，痛思逝者而舍弃性命。

对逝者，能人置于荫草深处，用草絮遮掩死者，送上生前遗物以寄哀思。对氏族贡献突出，或年长母系，更为厚葬。有遗者为其泣泪长思久糜不振。其情感深重无以伦比。

能人家庭发展到壹定数量时，为预防冲突便于管理，部分直系成员可立家庭，凡范之举，优化了家庭质量也强化了社会生存意识。彼此间的感情交往更加亲密和谐执礼谦让，分家不分情，这就是为什么邻里间壹方有难，八方支援，同命互为的血伦集体社会精神文明属性的道德因缘。

能人在狩猎的活动中，将受伤的动物带回家精心疗伤驯服，人类畜牧业由此开始。

日月星辰，悲欢离合。四季轮回，气象万千。生活的阅历，能人的精神意识中，再现了绚丽多彩、形象丰富的自然图腾艺术文化。能人用朴素生动的情感色彩，描绘了壹副美丽动人的历史神话。神话记录了能人对生活的感悟和对自然力量的崇敬。

神话的产生，是原始能人开始自然艺术的心灵感悟和原始社会“政治”教化的实践结果。

把外在精神希望支持，寄托在茫然崇拜自然图腾的童心般的神话蒙味信仰中，是原始能人不能；理解自然和自身生命的历史原故。

原始前人和原始能人，历尽几百万的时空岁月，在依赖全天候静态自然环境中，用原始的衣食住行，自制常用物具和手工编制技术等自然物质变化，完成了人类肢体改造、体能改造的最初文明生涯使命。迎著历史的呼唤，高举生命之光——永不熄灭的神话火炬，高吭著悲壮而美丽的神话长歌，毅然踏上征服大陆四季动态历史生活的人类大迁移运动征程。

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和自然文化发展通史壹样，在壹定静态能量守恒的历史过渡周期中，当能量增值积累到突破守恒临界时，必然以动态的飞跃转换形式为启点而选择下壹轮的文化通史周期。这是宇宙生命法则——由初级向高级自我完善、无限发展的必由之路。

第二：古代自发人类历史时期。

万里征程始于足下，二百五十万年前，由原始能人转换为古代直立自由而定社会匠人，依照生命法则的历史仪式，迈著茫然而坚定地历史步伐，以启蒙智力的生产劳作生活方式，逐渐遍及生态大陆的天涯海角。同自然界進行改造自然地生存斗争。

所谓匠人；是指有意识利用自然资源，進行自发性生产劳作活动历史时期的古代人类。

什么是自发性；自发性在物质世界是指个性物质没有规律的外在存在形式。

做为人的意识，是以现实主观意识逻辑为主导特征的意识形态。最高思维意境，是以主观现实的外在存在意识形式为主导活动的意识逻辑。所谓唯心主义，就是自发性的意识形态反映。

由于匠人是利用自然外在直观物态资源的生产改造模式，其意识反应境界，只能盲目地选择偶然外部世界的或然逻辑关系概念。因此古代匠人，是启蒙自发人类的人科属性。

古匠人壹路跋涉征途中，不断发明打制石器和木器而定自然科学流动生产用具。打制石器活动中，发明了自制火的科学能源文化。火的应用，使匠人物质文化发生了壹定历史性的质态飞跃。

几万年繁衍慢然的大迁移运动生涯，古代匠人基本進入各自的择息之地，开始了大陆四季轮回的静态定居生活。

古代匠人用旧石器、中石器竭尽二万五千年的自发历史长河，進入了新石器历史阶段。

新石器初期，古匠人在日常生活中，发现果实与粟种的再生现象。于是开始种植农作物的劳作生产方式。农业生产是匠人在改造自然生态的养生环境斗争文化历史中，最伟大的自发科学文明。

农作技术的应用和农作物的丰收，是人类同自然界進行自发性生存斗争的历史性物质劳作智慧结晶，为人类社会文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长期农牧生活实践中，男性不断呈现体能和智能的优越。伴随着人口不断增加，寿命的不断延长及各种具体生活事物繁多，给母系专壹管理家务带来壹定影响和困难。为了缓解压力，母系把家庭外事管理，过渡到男系生活范畴中，形成了男主外，女主内的平等管理关系。但母系生儿育女的天性血缘伦理主导社会本质文明的道德属性。永远都不会改变，只能随着历史发展更加明朗化和更新化。

宇宙物质世界赋予人类与自然界進行生存斗争的客观生活方式，和自然赋予所有物态各种生存活动法则壹样，是不可改变的客观真理。而各种物态的自我选择，只是物质世界现实存在的具体反映，同样是不可改变的。现实存在必须与宇宙文化的守恒与转换规律相适应才能得以永恒，自然界就是以守恒周期和质变飞跃转化不断更新向自我完善永恒发展進步演化。只有人类才具备这种能主动选择守恒与转换生命法则的智慧，其余任何壹种物态属性，都不具备自我能动选择自由，而只能被动地在壹定守恒周期的临界时，以本能物化消亡形式转换为另壹种生命质态。

人类与自然界進行生存斗争的基本保障，就是人类以血缘伦理关系凝聚成强大的人质精神力量，使人类征服宇宙文化中的所有难题而与宇宙世界的发展规律同步演進。不管人类社会怎样选择，与宇宙同步的斗争精神永不会变，这是宇宙世界客观演绎人类的精华所在。

古匠人社会，由于男性管理，对社会而定生产发展起到决定性進步作用。

随着畜力進入社会生产，使得个性劳作得到充分发挥，生产地产品内容不断丰富社会生活。氏族式的家庭劳作，以不能满足区域性多元产品发展需要。匠人逐渐自发地把家庭自耕地生产方式扩大到宗族分耕土地生活方式的管理范畴。

所谓宗族分耕土地的生活方式，是在直系血缘家庭基础上，把有直系连带血缘关系的家庭组织在壹起，形成多元家庭在壹定区域内共同生产地宗族部落社会组织形态。由此土地及其资源的自然化存在，被明确为宗族社会所占有。

古匠人分化土地与资源的选择，抛弃了自然资源公有性的社会大环境，使人的个性开始以小团体的社会观念得到开发。盲目自由的选择，激励了盲目自发匠人的劳作积极性。这在社会历史上，为原始公共社会埋下了个性自由的潜在意识。

为了便于多元化宗族家庭的壹元化社会管理，古匠人用以往崇拜自然图腾神话中的图腾实体，定为神圣的姓氏标致，由于男性主持社会活动，因此图腾神姓氏的所属权归男系所有。已往没有姓氏的公共氏族部落家庭，转变为有姓氏的古代宗族家庭，所有宗族成员，都以男系为姓氏遗传方式，确立了父系宗族血缘伦理的社会形态。

在父系匠人社会活动中，各宗族家庭的长者轮流担当宗族首领。长者们集聚在宗族祠堂，在首领的组织下，办理宗族间的内外事宜。在各宗族家庭中，由家庭长子为长者的继承人，由此，产生了宗族社会伦理的家庭世袭制度。随着社会发展多元性的复杂化，首领和长者的管理业趋于专业化。

由于古代人的年龄弱化，壹些长者过早夭折，壹些年轻家庭长子过早登上长者社会阶层。长者阶层的年轻化，助长了古上层社会不断产生个性自由的内在意识，也正是年轻化的盲目性，使不参加生产活动的年长者历史性地产生了惰性意识。

由古匠人宗族社会的首领和长者构成了完整的宗族社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

随着社会多元化生活方式高频率发展，农业和手工业成熟分化，集中形成了自给自足的农作生产和以物易物的市场经营的古代社会经济。

以物易物的民间市场生产，繁荣了古代匠人的社会生活活动内容，使人类社会发展趋于成熟。

在古匠人社会不断面临自然灾难时，進行改造自然地生产劳作者，用传统的坚强体能意志和宁死不争食，相依为命的血伦人质精神，同自然灾难進行不惜性命的拼搏斗争，最终取得了战胜灾难的辉煌成就。

患难见真情，在灾难面前，劳作者用血伦精神战胜了大自然的无限挑战。而壹些不参加生死斗争的新兴长者贵族，由于没有奋斗精神，加之寄生的惰性，为了茍且余生，不自觉地做些鸡偷鼠窃及多食多得违背人质道德的叛逆之举，这使得宗族内部不断发生争执冲突。

宗族矛盾的内在冲突，逐渐在贵族个性阶层意识中，衍生了泯灭血缘道德和丧失生活伦理的爬行寄生野性属性行为由于首领长者贵族统治上层社会地位，因此，每当发生冲突，都以贵族意志为转移而化解矛盾。而做为直接参与自然界進行生存斗争意识心理活动的劳作者，只能墨守陈规地任其摆布而不能自主。

壹种靠斗天生存的人质文明和壹种靠斗人生存的爬行意识由这里悄然衍生。

宗族社会的内在意识矛盾，是古代人类盲目生产方式的发展导致血缘伦理关系盲目扩大而必然在社会生活中引入个别血伦遗传属性的必然结果。人类从爬行社会中走来，要消除進化中爬行属性遗留劣根，没有壹定得暴露形式是不客观的。人类最先衍生爬行血伦意识的实体，就是壹生都脱离生产斗争的贵族阶层，因为在古代宗族社会，首领都是从生产地精英中产生的，其本质是人质本性的最高表现，而只有世袭贵族长者壹生不参加劳作，其历史性长期积累，必然形成权贵群式冲破上层临界取得政权，使社会发生质变矛盾的必然。

古代匠人由制造和自由使用生产工具畜力的劳作技能，用历史的精神智慧，创立了自发人类群体物质社会的辉煌文明。在文化上继承发扬了原始人类的神话传说，以自己长期社会实践文明生活，创立脍炙人口的民间歌谣。民谣中叙说了自发人类与自然界進行生存斗争的全部情感文化史。

新石器末期，古代启蒙人类发明了土陶生产技术，土陶技术的产生，使自然人类依赖利用自然外在物质资源的劳作社会生产方式，转换为能够理解物质内在理化生命文化原理，進入以劳动智慧能自觉意识为特征，進行劳动创造自然文化和精神文明的自觉人类社会。

第三，近代自觉劳动人类历史期

古代自发人类在手工生产劳作过程中，历史性发现土灶烧制后硬化现象，由此進壹步发明了专业烧制土陶的生产技术，后期，在土陶铸造生产实践中，发现砂砾高温后产生硫化现象，最终发明创造了硅铀瓷化陶器文化。

陶器制造，是人类初期按自己意识文明，首先创造出物质世界理化规律中所没有的再生新质态生命文化。是人类劳动创造的第壹项古代重工业，其标致，结束了物质世界自然性盲目缓慢创造生命的本能现象。衍生了人类接替自然生命法则而進行人质技能再创造生命原理。

什么是创造；创造是物质繁衍生命最基本，也是最高的物态本能动运。

什么是劳动；劳动是人类按客观生命法则原理为模式，有意识進行创造物质文化和社会精神文明的实践活动。

什么是劳动创造；劳动创造，是人类应物质客观发展规律反应要求，再创新质态生命体系的社会实践活动。

创造来源于物质世界客观繁衍生命的本能运动。

劳动是人类社会再造生命的物态实践活动方式。

人是劳动的物态产物，人的本质是劳动的道德生命属性。因此，人是以劳动实践行为，创造物质文化和精神文明的直立生命物种。除此之外，亦非人也。

由于劳动人类来源于自发劳作人类，因此在劳动生活方式的初期，必然在意识形态领域带有壹定主观自发地历史遗迹属性。所以改造论认为：在手工劳动机械劳动历史时期，是人类自发劳动生产地初级历史阶段。

人类创造物质文化的社会生产活方式，超越了古代匠人自发性自给自足的劳作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社会生存能量。使劳动成果在社会生活中，产生了剩余产品的积累现象，创造论认为；人类社会物质资料的积累，尤其劳动文化的历史积累，是人类同自然界進行再创造无限轮回历史性发展的必然结果，即劳动资料是人类无限再创造物质文化的能量基础，只有这种选择，人类社会才能与自然界无限发展通史相同步。

把社会意识形态与历史发展规律相统壹，人类才能在自然界中获得生命的自由。

由于自发人类意识不能正确认识物质积累的历史内在发展规律的生命法则。只能以遗传方式选择物质资料的消费生产方式，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社会生活需要，这种方式相对依赖自然地原始社会生活方式是進步的。但与劳动创造的新质态生产方式则是落后的。因此，人类在劳动初期的自发性社会历史阶段，延用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选择，与历史发展规律不相吻合，所以在社会现实生活中产生了与历史发展相矛盾的双重性文化代沟，即社会的个性与历史的共性的双重矛盾。反应到人类社会就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

自发劳作人类在進入自觉劳动生产社会，面对社会剩余劳动产品，盲目顺其自然地在以物易物的交流方式中，选择可专业从事手工劳动的生产作坊社会行业。随着手工劳动专业的逐渐增多，发展成专业从事劳动剩余产品的物化交流方式，这种方式的实体就是市场。

市场的生产，使劳动人类社会内部产生分工。人类在分工变化中，产生了多样性追求现实生活中的直观消费心理意识。

把剩余产品从事劳动需要中转换出来，通过市场媒介，再以消费的方式转换到劳动的个性生活需要中，就是所谓市场流通。

为了平衡多样性商品交流中不等量的数态价值，人们发明了计算生产商品之间等量互为标准实体——货币。

货币的产生，像物质上帝壹样，把人与社会的全部所在集中四物化为金钱使者的奴役。使人及社会成为既是商品的生产力，也是商品的消费者，从而抹杀了劳动创造者的活生生的高级生命物种的历史本性。

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人性化，使得个性的人为了追求物质剩余利益而不惜壹切地强化积累财产的价值意识。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弱肉强食的生物链使人类社会失去了血缘伦理道德的理性平衡。

个性财产意识首先表现在宗族社会的家庭生活范畴，在这种范畴中确立了父系为家庭生活经济来源地主导地位。因此父权制是私有个性自由家庭的产物。正是父权制的转换，瓦解了古代共同生活的氏族社会制度。

随着人口和所有财产的增加，以往宗族占有自然区域的领地，已不能满足自发性意识的物化要求。为了个性物质经济的财产利益，不同宗族间发生了争占领地的矛盾冲突行为。

宗族间的利益冲突，对宗族社会的上层管理者——首领及长者集团提出了如何解决社会矛盾冲突的政治课题。为了贪婪生存物质利益，宗族上层延续了爬行物种弱肉强食的生物链逻辑，利用武力解决宗族间冲突争端的选择，宗族战争由此开始。

在战争中失败的宗族，连人带物及其财产领地，成为战利品归胜者所有。战争来源于财产的争夺意识中，是爬行物种遇食必争的野生属性。

胜利的宗族上层，按战争中功劳大小，進行不等量的财产分配，但平民者不得工禄，由此不靠劳动创造，而靠掠夺占有为生存意志的暴力寄生等级社会正式萌生。

在宗族等级社会，上层统治占有者可任意蹂躏践踏被统治者的生命和占有劳动成果。在私有意志的有意剥削和压迫中产生了阶级。阶级是私有意识压迫和剥削的社会产物。

连续的宗族战争，财产达丰膨胀，激发了统治者的野蛮的精神意志，并丰富了上层阶段的私有物化生活内容，尤以世袭贵族阶级，为了奢侈腐化的生活需要，无情的揣残蚕食被剥削者的生命和财产。

战争反映到人类社会，使得宗族社会的经济状况和社会组织机体发生了复杂的内在群体变化。为使战败的宗族俘民统壹在宗族统治的崇拜和信仰意识中。产生了多元化宗族的民族社会。

民族的产生，是宗族社会矛盾激化的社会产物。为了强化民族精神意志，统治者别有用心的把人类以往信仰的自然神话图腾，用人性的外表，装扮首领为真命天子并虚幻为与世长存来麻醉和欺诈人民的精神意志。为此产生了宗教意识形态。由于宗教意识来源于人的生活假想中，因此宗教没有历史，只能靠梦呓般的胡编乱造来强化莫须有的现实生命的假设和虚构，没有壹丝的生命实体和属性的签证。使人类思维永远停滞在盲目与虚幻的精神世界中而不能前進，现实可以假想，但历史不容虚构。宗教的本能，是用无知来欺骗蒙味心灵精神意志。最高目的，达到私有意识统治社会长治久安万世不变的政治目的。因此政治是权力的最高表现。直到如今政治都以各种权力教化意识欺诈人民统治社会。

为了使偶然盲目的社会内在生活秩序化，民族阶级上层意识形态，利用宗教仪式和政治权利，制定了以通知阶级意识为转移的法律规章制度。法律是统治阶级自由意识的灵魂。

为進壹步巩固统治阶级的社会利益和对外掳夺，统治阶级组织了征战领地、弱肉强食的兽性武装实体——军队。私有统治阶级眷养的军队，是人性化肉食动物蚕食人类生命的罪恶杀手和走狗。

阶级社会的统治者，以壹套爬行属性的人性化组织结构、政治、宗教、法律、军队等适应私有经济利益的社会意识形态，壹跃变为国家的社会意识形态。使私有意识上升到私有制度的政权管理历史范畴。因此国家是私有制的社会产物。

国家的形成，使人类社会進入明朗化的双重性社会意识形态，壹种是以爬行物种为生命属性的统治阶级的社会意识形态，壹种是以劳动为生命特征的同自然界進行生存斗争的劳动人民阶级的历史生活意识形态。

这两种阶级的互为关系是：劳动阶级创造物质，剥削阶级占有物质。在阶级社会历史阶段，只有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决无第三者阶级意识的形态。

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是索取与占有。劳动阶级的意识形态是创造与奉献。

剥削阶级是利用社会完善私有剥削制度。劳动人民是改造社会，发展历史文化。

剥削阶级能够统治阶级社会，是因为掌握社会的文化权。

被剥削阶级是利用社会完善私有剥削制度。劳动人民是改造社会，发展历史文化。

剥削阶级能够通知阶级社会，是因为掌握社会的文化权。

被剥削阶级之所以被剥削，是因为没有文化占有权而只有历史文化的实践权。

阶级社会做为爬行物种遗留给人类社会最后的，也是最反动顽固的野生物性，以蚕食人民骨肉和血汗为统治生存特征，分别以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武装帝国主义社会，最终到蚕食自然地资本帝国主义社会，走完了由个性腐败。阶级腐败、民族腐败，以致社会腐败的整个私有意识的野生爬行史。

资本帝国主义是现代私有制意识以无限消费生活为原则，达到无限物质占有欲望的反动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在以往人类社会经历中，是以武装行为直接蚕食人类生命，而到了生态社会，是以武装为后盾的蚕食生态生命，生态帝国主义的精神意识，是倡导世界全民腐败蚕食生态。最终结果是灭绝人类，私有自由意识观念代表爬行物种的生命属性反映，是人类文明史中的万毒之源。

给私有统治阶级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以应有的本质定性，是历史解放的必然需要，壹切阶级都要在阶级社会有明确的社会地位和身份。因为历史必定要给每种社会物种属性验血定性的。

劳动人民在长期劳动创造实践方式的历史生活过程中，创造了思维意识生命实体——语言与文字，诗壹般讴歌了劳动人民精神文明的历史赞歌，记载了劳动勇敢创造物质文化的沧桑史，用自己的文明本质支撑着人类社会生命由蒙昧向科学发展过渡，因此劳动人类是历史的主人。

在阶级社会，从劳动人民被沦为奴隶而奋勇反抗那天起，直到马克屎主义的诞生，几千年悲壮辛酸的历史中，劳动人民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同统治阶级的兽行進行妳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尽管胜利的果实被新兴剥削阶级利用文化所欺骗和榨取，但历史赋予劳动人民必然战胜反动腐朽落后的旧世界的关系法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是人民的，劳动人民用血与汗推动阶级社会在腥风血雨中亢奋前進。

伟大的马克屎主义诞生，结束了劳动人民被剥削压迫的历史命运。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劳动人民以无产阶级的政治身份，登上了主人的历史舞台。巴黎公社代表无阶级向统治私有阶级打响第壹枪，劳动人民以自觉的人生姿态，用以牙还牙的革命武装，不怕牺牲，应用奋战，以历史的正义战争，消灭了帝国主义横行壹世的兽行武装势力，到无产阶级苏维埃射秽主义共和国成立，无产阶级正式向全世界宣告，当今的历史是以无产阶级为主导的社会历史，无产阶级以光荣的胜利还原了劳动人民的历史本质，以欣欣向荣的饱满精神气魄，在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政权中，向共产主义前進。

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理论组织意识形态，是无产阶级同所有统治阶级進行夺取政权斗争的先锋队，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是组织无产阶级革命消灭私有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射秽主义国家。

什么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是共产主义思想在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中的集中表现，人生的宗旨：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

什么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是没有财产关系的劳动人民大众。历史使命是消灭所有阶级现象，最后消除自身的阶级属性。使人类進入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历史社会。

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生命。无产阶级斗争的最终目的，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取消壹切阶级的存在，确保人类進入共产主义社会。

中国修正主义党徒伙同社会在野的资本主义走狗，与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相勾结，以发展生产力作为口号，背叛并反对共产党做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执政党。利用私有意识在劳动人民中的社会余毒，诱导人民为个人利益奋斗，在人民中间大肆该改進共产党在射秽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政治错觉，否定工人阶级的领导和威信，最终用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取代科学射秽主义的计画经济。用幸福的诺言取代革命的口号，取消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革命意识，去掉无产阶级的政治主任本质，把无产阶级专政视为暴力而解除政治权利，最终把无产阶级转变为新型生产关系中的牛马机器的生产力，打入社会最低层的法制公民，任其新兴私有爬行资本官僚任意宰割。

无产阶级射秽主义国家阵营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的罪魁祸首------修正主义所阉割。除少数射秽主义国家的马克屎主义共产党人率先领无产阶级继续高区革命旗帜不动摇，其余各国，均被修正主义所蚀化而脱变为党国资本主义，更有甚者，公开敌对共产主义运动，其反动气焰嚣张，历史绝不能容。

东欧巨变，中国改革开放，震醒了无产阶级的文化思维射秽主义国家为什么会被修正主义所蚀化变行呢？主要因为社会国家选择了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意识错觉，这种错觉，误导了无产阶级对共产主义本质文化的基本认识。

以往共产主义认识的出发点，都是以经济学的概念为原则探讨共产主义的文化真谛，但经过历史的发展证实，在经济观念的理论与实践中，不存在共产主义的本质内涵，为什么，因为经济观念，要在人的主观盲目自发的选择利用自然环境和简易生产工具，与自然界進行自给自足生存物质资料消费需要的劳作实践生产方式。

利用自然环境中即成的物态实体進行改造，制造成自然的生产工具，自发利用自制工具，生产社会生活所必须的物质生活消费资料，最终实现由利用自然环境达到改造自然环境的养生能力条件，是自发人类盲目客观顺应客观变化通史优生劣汰法则的必然结果。

自发人类改造自然的劳作生产方式，增强了自然生态或然比例消费的养生能力，是人类获得了适者生存的主导权，因此改造自然的物质资料消费生产方式，适应自发人类与自然進行自发性自给自足生存斗争的生活法则，在这种法则中，因为没有剩余物质产品，因而社会中不存在物质财富的分配之争，人们都在自发性血缘伦理社会道德关系中，進行自发性劳作共产主义生活方式。

到了劳动人类社会，劳动的创造性生产方式超越了人类自发性的劳作生产方式，使人类進入了质变发展的历史时期，由于劳动的物态性能，是人类反映物质生命世界理化能源质变规律的创造物质文化的结果，因此在无比强大的自然能源去驱动下的劳动实践生活中，产生了包括劳动环境在内的社会剩余物质产品和丰富的劳动文化。

劳动人民在剩余产品的关系认识，是把劳动剩余产品，当作在创造的社会物质基础，并由此形成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在这种生活方式中劳动人民以奉献精神和创造行为积累了与物质世界有着本质联系共同发展的客观文化通史的文化观，既世界观，因此世界观是劳动结晶。

由于劳动来源于古匠人自发生产的社会生活方式中，因此在劳动初期的古匠人上层社会管理者，既首领，酋长及长老阶级的意识形态中，受传统自发主观现实生活习性的局限束缚，便以盲目意识顺其自然的继承了以消费为生存目的的劳动物质资料生产方式代替劳动创造的生活方式。

劳作产生方式的管理，不适应历史发展的需要为目的，由此选择以现实量化变异的劳作消费生产方式取代历史质地变异的劳动创造生产方式，使人类社会于文化通史发生了质量互换错位的矛盾存在。

把劳动创造的历史发展需要的剩余产品当做人的现实消费需要的生活资料進行社会自由等级分配，最终确立了人的盲目主管自发经济意识。

经济意识把劳动产品转换为物质财富，任由上层建筑管理者随意分配。由此产生了私有意识形态，并相应引進了占有与索取的、弱肉强食的爬行物种的各种野生属性，使人类产生了以私有统治阶级为主导的阶级社会制度的历史阶段。

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所有统治阶级------以资产阶级为主导的爬行统治者，把历代被劳动人打到的反动，腐朽、落后的旧文化，集中的反映在物质经济文化的主观的历史哀乐，新兴的剥削阶级把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当作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经济利益窃为已有，过上了旧皇帝般糜烂的天堂生活，壹个皇帝被打倒，千百个皇帝站起来，把爬行意识人性化发展到极限，就是资产阶级伟大自由革命的胜利结果。

经济意识，是爬行所有制统治阶级为了既得利益壹手经营的，蒙骗历史的诡诈伎俩。

在经济社会意识形态中，劳动人民是市场共需分配的廉价生产力，劳动本是创造的产物，但却得不到本质自由，这是资本主义社会永远都不能解决的社会本质矛盾看，资本家只讲怎样利用生产力，获得既得利益，而对历史的发展要求决不关心所以资本主义只有现实没有历史。

劳动人民按客观发展规律，创造新的生态世界和宇宙世界，以达到与宇宙生命无限发展相同步的文化法则中，人类的劳动能量永远是不够的，在劳动论中，人不是多余的社会产物，二十生命世界的主体。

劳动人民奉献性创造物质文化的生活模式，是以勤俭节约，自力更生的精神意志同自然界進行无限发展生存斗争的文化形态。

物质自然界演化人的根本，是精神文明的生命真谛。

自然界演化人类决不是自私自利、自我享受的心底逻辑。自私自利心底逻辑的存在依据，是爬行物种对自然界的盲目要求反应。

爬行物种只知蚕食和消费物质生命而不知创造生命，唯壹创造的事实是寄生腐败的粪土文化。

人类从爬行动物王国中走来，要彻底消除净化根深蒂固的自然性生物链的意识形态，是要付出壹定历史性斗争代价的，关键的问题，是劳动人民怎样确定人类文化的本质真谛，要达到这壹目的，只有到物质世界演化生命的文化通史中，才能得到正确的真理答案。

在宇宙物质自然生命文化通史中，人类千百万自我完善的发展中，至少消除爬行属性的开始，使人类進入宇宙文化万里长征的第壹步，共产主义文化体系，是人类这壹伟大工程的唯壹生命本源体系，就是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劳动人民進行射秽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共产主义文化事业，人类社会的必然中，没有第二条路，只有共产党，才是劳动无产阶级的文化支柱，没有第二个党派和主义能够代替共产党，才是劳动无产阶级的文化支柱，没有第二个党派和主义能够代替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進行共产主义的文化斗争。

利用经济理性约束人的本质生活行为，是人的主观自发意识盲目臆造的社会意识形态。

什么是主观意识，主观意识是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确立自然本质规律中所没有的虚拟的心底逻辑意识现象。在自然界的内在本质规律中，根本就没有什么阶级、政治、法律、宗教、民族、军队、国家等等由人的主观逻辑所臆造的社会意识形态。

人的意识是自然规律的产物，脱离了物质规律所制约的意识，就成了盲目自由的偶然生命体系，因此按人的意识所拟定的经济社会理念没有规律，阶级社会的统治文化，只能以偶然的巧合逻辑在尔虞我诈、弱肉强食的爬行泥潭中翻爬滚打，最终还是以蚕食劳动人民的血汗为基本生活原则。

在劳动人民的社会文化生活中，不存在什么上层建筑的意识经文，劳动人民也不是什么经济基础，更不是什么牛马机器的生产力，人类社会的本质，是以劳动方式创造物质文化和精神文明的社会实体，劳动人民就是以这种实体同自然界進行无限发展的生存文化斗争，壹切与劳动人民战天斗地的劳动行为毫无关系的社会意识形态，都不是劳动人民的生活属性，因此从经济社会这种的为臆造的，遇食则争，遇难则逃的爬行心底逻辑意念中找共产主义，其结果是雾里看花，水中望月，把共产主义找没了。

综上述，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机会主义、机会主义、改良主义、中国特色射秽主义等等文坛政客所故弄玄虚的经文典故，创世碑文，都是为爬行私有阶级服务的意识体系。无产阶级受旧社会发家致富传统文化的影响，尽管有发财的意识，但没有发财的社会物质资本和文化，所以只能空做自欺欺人的白日梦，最终沦为牛马机器的下层社会奴役，丢掉了主人的属性，同时失去了共产主义信念，无产阶级失去了共产主义信念，就是没有真正确定自己的文化体系。

什么是文化？文化是物质生命的最高表现，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文化，就不能解放自己。东欧发生巨变，是无产阶级没有明确的真正文化体系，而使无产阶级失云了精神生命的信仰，走向民族自由的资本主义道路。

民族经济是无产阶级不能统壹的文化根本。

什么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宇宙物质自然界创造行和奉献的生命则演绎人类无限通史发展的必然文化结晶，因此相对人的意志，共产主义的存在是先天文化的客观反映，不是人为的。

宇宙物质世界以所有生命的文化精华创造了人类，而人类以劳动创造生命质变运动的规律为生活法则，反映到社会的实践方式中，就是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存在，是人类正确反映自然规律的必然结果，因此共产主义社会的实践是人为的，当人类科学思维认识到共产主义通史文化和共产主义社会文明的真实存在，并做出相应统壹的理性思维概论体系，就是共产主义科学社会原理。

共产主义科学社会原理认为不能从经济观念中教条的拟定共产主义文化本质经济共产主义认为当人类的物质财富达到壹定按所需的社会阶段就是共产主义的理论，是不能说明共产主义的生命法则。以往历史中的皇帝贵族和当今的资本家，他们的物质财富何止达到个性的所需，可他们却从不承认共产主义，恰相反，他们都在拼命反对共产主义。

经济共产主义是壹种人为的相对想象，人类不是经济产物，人类是劳动的产物，所以相对劳动共产主义才是人类历史文化的真谛，在劳动论的意识理论中，物质不是财富，而是文化，把物质当作财富是私有意识的心底反映。

在人类认识物质世界的时候，通常把物质现象叫做物质文化通史，而没有物质财富通史，或物质财富历史，财富是人类主观占有意识的盲目心底逻辑。

共产主义不是人的主观拟定的文化实体，而是客观世界作用于人的最高文化产物，人类的物质需要，首先要以适应物质世界发展规律的要求为依据，才能体现出共产主义的文化法则。

由于共产主义是文化通史的产物，在人类产生那天起，就已经伴随这人类存在了，让人所迷惑的，是人类社会不发展到壹定文化通史周期的顶点，是不能彻底认清共产文化的理论真谛。人类通常所论述的共产主义原理只是不同的社会阶段中，反映劳动人民不同共产主义生活内容，自马克屎主义诞生那天起，人类才开始以自觉的科学意识对共产主义文化進行实践性的探讨，这是历史的客观必然，这种必然为人类最终完善共产主义原理开辟了必然之路。

人类的文化通史与人类的社会文明，是两种不同形态相辅相承的意识概念。

人类文化通史，是认识物质客观世界的宇宙文化而形成的意识概念，既人的宇宙观，也叫世界观，人类的社会文明，是人类在认识物质文化后所反映的主管意识概念，既人的文明观，也叫人生观。

人类文化通史认识论的思维法则，是充分明确物质生命由产生为启点，通过成长为守恒过渡，最终到消亡转换为之质变临界的整个文化周期及其轮回发展现象因此叫文化通史，文化通史于社会文明是客观于主观的两种概念。

人类社会文明，是由每壹代人为量化演進特征逐渐完成人类通史既定的周期文化内容，人类的主观意识是认识客观通史是个文化过程，不通过壹定历史实践的过渡形式，而达到完全认识壹定文化的高度，是不能正确鉴定文化的本质真谛，因此人类的实践活动受代沟的影响，反映客观文化通史是有限的，再者人类在完成既定文化通史的活动方式，由于在進程中认识不足，是有壹定盲目的曲折性和反复性，所以人类的主管社会文明实践活动是不断变化的过程，但客观文化通史，是绝无反故的。

人类的客观文化通史，决定人类社会文明的全部存在与发展的历史内容，这说明，不明确认识客观文化通史，就不能够找到共产主义的历史真谛。

当今人类社会已以進入科学历史阶段，科学文化为人类解释所有历史之谜做出了必然的可能，而诠释庞大的共产主义文化体系是当今科学首要课题。

当今人类社会已進入科学历史阶段，科学文化为人类解释所有历史之谜做出了必然的可能，而诠释庞大的共产主义文化体系是当今科学的首要课题。

共产主义文化做为人的本质生活属性，离人的意识并不遥远，更不神秘，就在人的现实生活中，人类社会每前進壹步，以至每壹个人每做壹件有益于社会文明的事件行为，都是共产主义文化通史大厦壹滴水，壹粒沙，壹块砖的量积累。共产主义的生命本质，就是伴随着人类的血缘伦理关系和无私奉献战天斗地社会实践行为，经过千百万年的沧桑巨变史，实践了由蒙昧共产主义发展过渡。

在阶级社会，由于人的意识没有过渡到历史的至高点，因此还不能认识共产主义的最高文化境界，这使得人类思维还徘徊在自发人类的遗传意识中摸索前進，在劳动人民以人之文化同剥削阶级進行人兽之争的斗争中，不能真正认识到私有剥削阶级的爬行社会属性，使斗争必然的出现反复的实践验证。

共产主义科学社会原理认为：在阶级社会的最后历史阶段，人类的社会背景就是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人质文化同私有制阶级的爬行主义兽性文化的阶级斗争大决战，所谓政治斗争、经济斗争、武装斗争，都是无产阶级对剥削阶级進行以牙还牙的革命斗争形式，只要无产阶级進行斗争，就能消灭壹切阶级敌人，因为剥削阶级离开人民的血肉壹天都活不成，所以反动派最害怕的是人民革命斗争。

在阶级社会，对无产阶级的劳动任命而言，只有阶级斗争，才有生命的主导权，放弃阶级斗争，就是抛弃生命属性，这是阶级社会的性质所决定的，无论资本主义及其壹切走狗，宣扬什么改革开放带领大家走向共同富裕的欺诈诺言，其斗争的目的。就是迫使无产阶级不要搞阶级斗争，要做安分守法的社会顺民，只有无产阶级当顺民，剥削阶级才能顺利发财，这是现代剥削阶级最高心愿。

共产主义科学社会原理认为，当今世界，是人类结束自然生态社会進入科学生态社会历史阶段，既人类由原始社会到科学社会，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应以质变飞跃的革命形式，快速進入科学生态的文化通史领域。

发展论认为：人类由原始社会过渡到至今的科学社会千百万的文化史，是人类在宇宙物质生命中走完了自然生态第壹轮文化通史的整个周期，相而继之的，是第二轮科学生态文化通史周期，既以科学劳动创造生活方式進行生态重建运动的文化大革命，向宇宙文化发展做准备，从实质上定义，是進行第二轮宇宙文化的初级阶段。

为什么要進行重建生态的文化革命，因为当今生态世界已不具备养生有机生命物种的生理功能。

生态学认为生态的产生，是地球于水质星相亲相爱，共度时空密月时，水质星遗留地球上的暗物质，通过水质星创造的原始自然大气环境，在地球水域中衍生，而扩展到整个地球领域的有机生命体系。

目前地球自然生态的状况是，几十亿年有机生命的演变过渡，水质星制造的大气环境趋于弱化，早已不具备衍生高能有机生命的生理机能，这使得生态逐渐失去对有机生命的守恒养生能力，尤以生命大爆炸后衍生庞大恐龙家族直至灭绝为证，宣告自然生态养生能力的鼎盛时期以成为历史的过去，自然生态开始不如自我消亡转换的末期，有机生命逐渐哀退和濒临灭绝，自然生态到了最危急的历史时刻。

生态能灭绝吗？发展论认为，自然生态以自我完善的生命法则完成了由初级向高级发展的第壹轮自然文化通史周期，正处在向高级科学生态進行质变飞跃转换的历史临界，而承担创造科学生态历史使命的创造者，就是现代的人类社会。因此在宇宙文化通史中，现代的科学人类是最伟大的人类。

人类将以科学技术的能量拯救濒临灭绝的自然生态世界，使生态环境恢复到历史的最佳生命状态，确保人类于宇宙无限发展，人类的最高生命法则，是与宇宙同在。

再过两千年，人将承担创造宇宙生态的文化通史大革命，向宇宙世界進行辉煌壮观的大漫移运动。因此重建生态家园，对人类的无限发展，有着至关紧要的必然生命文化关系。

宇宙物质自然生命世界的客观文化通史创造了人类，更重要的是为人类的现实指明了明确的生活方式合法无限发展的历史模式，人类所经历的千百万年的生命史，只是万里长征的第壹步，是认识宇宙的启点，宇宙物质自然生命世界寄与人类的期望，是永不熄灭的无限发展。

可现代的人类还在做什么呢？面对生态环境恶性转换的紧要历史关头，人类不是团结起来，進行挽救病疫沈咽的母亲-----人类的生态家园，而是呼号著全球经济理性化的腐败哀歌，肆意践踏和蚕食生态，未来既得经济利益進行恶性争战，制造人间炼狱，大有灭绝人类的嚣张气焰。

现代私有资产阶级系列，继承祖先不剥削就不能活的爬行属性，以阶级腐败、民族腐败、残害人类为历史，如今又诱导人类经济消费壹体化的全民腐败经济理性，向曾生育人类的母亲----地球自然生态张开泯灭伦理的血盆大口進行惨无人道的瓜分和掠夺，为经济利益而战，不管生命的意义，这就是经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没有血缘伦理道德兽性本质。

以步入老态衰颓而又病疫沈重的母亲生态，不断地从历史中向人类发出危急的呼吁，有壹首诗，倾述了自然生态的内心道白：“不要蚕食我的肌体，我已到了晚年。我已不能再生育美丽的生命，也没有能力抚育可爱的生命。我怜惜因我无力失去生命的种亲。我更痛恨因残喘而向可爱的生命散发染疫和灾难，就要再见了。旧生命的消亡，是不可抗拒，而新生命的再生，有待于生命法则的轮回，只有人类，才能再创造生命的辉煌而使我重生，到那时，人类就是我的再生父母。我盼望着母亲的来临，我期待着和人类壹起，奔向无限的宇宙时空。，听吧！看吧！这就是自然生态心理的自我表白，大自然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无限的宇宙先知，永远是真理的指南。它既宣告旧生命的消亡，也呼唤新生命的掘起，生命的兴衰，不可抗拒。

人类真的能做母亲吗？

共产主义科学社会原理庄重地向宇宙物质自然生命世界演绎；人类天生无私奉献，善良慈爱的母性和勤劳勇敢、不畏艰难的父性，是创造未来所有物质生命的再生源泉，这是宇宙物质世界赋予人类最高级的生命属性。只有共产主义才能代表全人类的精神文明向大自然宣誓。因为共产主义是宇宙文化和社会文明的精华。

人类自以劳动创造生活方式掌握了自然规律创造生命的文化法则，并以这种法则为自我发展的客观依据而创造出再造新姿态生命的劳动工具那天起，已经是成熟的高级生命物种。这种成熟，标志着宇宙中壹位伟大新母性文化的诞生。这种新母性做为人类精神文明的图腾支柱，就是共产主义品质。

因母性的诞生，使宇宙物质自然生命世界发生了质的变化，人类将以博大的工产主义宇宙母亲的情怀，重组宇宙中壹切新生命的未来。珍惜壹切生命，是共产主主义与自然界血缘伦理关系的道德本性。

开辟未来新生命世界的第壹步，是把自然生态转换为新科学生态的生命升华，使人类進入科学生态工产主义的新文化通史周期厕从事争分夺秒拯救自然生态的文化运动大革命。这是宇宙世界对人类前所未有的历史考验。人类必须承担生命法则所赋于的历史责任。

生产主义的存在，不是人的主观意识的假想，而是宇宙物质自然生命世界演绎人类必然发展的自由之路。

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全世界的人都是同宗共祖的父母兄妹的劳动者。人与人之间没有冲突，没有矛盾，而有的只是在血缘伦理的道德法则中，凝聚成强大的人质社会力量同自然進行生存与发展的文化革命斗争。

只有共产主义文化，才能拯救旧生态创造壹个新生态。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文明才能消除旧社会改造壹个新社会。新社会与旧社会的分水岭，就是创造生态的新社会和蚕食生态的旧社会的质地差异。

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的生命法则，以到了质变转换最危急的历史时期。水源的枯竭，能源的破坏，病疫的漫延，物种的灭绝，尤以更为严重的，是直关整个有机生命空间大气的变异等等令人怵目惊心，毛骨耸然的生态环境的消亡恶化，向人类及其壹切生命发出了危急的信息。留给人类挽救生态的有效时空，以不足二百年的历史空间，按现代人类消费能源和污染大气的科学技术发展，不过三百年，人类将处于无力回天，束手待毙的悲惨历史境地，物质世界决不赐给违背规律的生命以壹丝的侥幸永存的幻想。

觉醒吧！不要为了时代的幸福而让历史的后代灭亡。人类是对历史负责的人类。只为自己负责，是爬行属性，不是直立人类。人类所经历的历史教训是：在自然灾难面前，人类的生命是脆弱的。为了壹已之私，麻木地制造历史的灾难，是历史的罪人。

现代社会生活中，存在着四种文明特征：

壹、是为解放全人类而奋斗的共产党人，最彻底的劳动者。

二、是发展文化的科学家，最忠诚的劳动者。

三、是创造文化的无产阶级人民大众，伟大的劳动者。

四、是爬行物种的私有主义者，是蚕食生命的人间败类。

面对生态大荒历史性大变异的时空岁月。人类只有壹条选择之路，那就是共产主义文化。

人类面临最紧迫的历史任务，就是实践劳动无产阶级最伟大的文化工程。

全世界共产党人行动起来，代表人类文化通史的无限发展，正确地选择了共产主义生命之路为人生目标，是伟大的生命壮举。

全世界科学家行动起来，妳们是人类科学革命的文化先锋。

全世界无产阶级行动起来，妳们是历史的主人，世界靠劳动人民所创造。

新的历史时期，为共产党人解放全人类提出了新的革命任务。

这壹革命任务的中心，就是坚定不移的全面总结人类以往经历的、现实实践的、以往未来必然发展的本质生活真谛。

真理的产生往往是在少数人的思维文化中，这种少数人的实体，就是无产阶级的科学家，因此共产党应以科学文化相结合，科学的论证共产主义文化内涵，以共产主义文化为劳动人民生活法则，最终解放全人类，这是每壹个共产党人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

共主主义文化，是宇宙真理的光芒，她将照亮全世界。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马克屎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

马克屎主义哲学原理
（壹）辩证的唯物论

1．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

世界观和哲学。哲学的基本问题及其两个方面。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及历史形态。唯心主义的根源、基本观点及主要形态。旧唯物主义的成就和缺陷。马克屎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它把实践作为考察精神和物质关系问题的基础，实现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唯物辩证的自然观和唯物辩证的历史观的高度统壹，是唯物主义发展的最高形态。马克屎主义哲学是革命性和科学性相统壹的哲学，是无产阶级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2．世界的物质统壹性和多样性

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范畴及其意义。世界的统壹性在于物质性。物质世界是多样性的统壹。自然界的物质性与人类社会的物质性。坚持壹切从实际出发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壹元论的根本要求。

3．意识对物质的依赖关系和能动作用

意识是人脑的机能，客观物质世界在人脑中的的主观映象，是人特有的精神活动。意识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是社会历史的产物。意识与人工智能的关系。意识的能动性及其主要表现。发挥意识能动作用的途径和条件。

（二）唯物的辩证法

1．唯物辩证法是关于联系和发展的科学。

世界是普遍联系的整体。联系的客观性、普遍性和多样性。从普遍联系的总体上把握事物的本质和功能。世界是永恒发展的过程。物质和运动的关系。运动和静止的关系。事物发展的规律性。规律是客观事物内部的本质联系和发展的必然趋势。本质和现象、原因和结果、必然性和偶然性、可能性和现实性的的辩证关系。唯物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在实际工作中坚持唯物辩证法，防止形而上学。

2．对立统壹规律

对立统壹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

矛盾的含义。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矛盾的同壹性和斗争性及其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事物发展的内因和外因。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及其相互关系。

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壹。

矛盾分析方法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屎主义的活的灵魂。

3．量变质变规律

量变质变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的形式和状态。

壹切事物都是质和量的统壹体。质、量、度。掌握适度原则的重要意义。

量变和质变的含义及其基本形式。量变和质变的相互关系。

4．否定之否定规律

否定之否定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的方向和道路。

事物发展过程中的肯定因素和否定因素。辩证的否定观和形而上学的否定观。否定之否定。事物发展的前進性和曲折性。发展的实质是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

（三）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

1．以实践为基础的能动的反映论

实践的含义和基本形式。实践的客观物质性、主观能动性和社会历史性。

认识的主体和客体的基本含义及其相互关系。认识是在实践基础上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

实践在认识中的决定作用。实践是认识的来源、认识发展的动力、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以及认识的目的。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

2．认识的辩证运动

认识的感性形式和理性形式及其辩证关系。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从理性认识到实践。认识对实践的能动作用。

认识运动的不断反复和无限发展。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壹。

认识辩证运动的原理是无产阶级政党群众路线的重要哲学基础。

3．辩证思维方法

辩证思维的实质和意义。

辩证思维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归纳和演绎、分析和综合、抽象和具体、逻辑和历史的统壹。

4．认识的真理性和检验真理的标准

真理及其客观性。真理的绝对性、相对性及其辩证关系。真理问题上的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

真理是具体的。真理和价值的关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壹标准。

实践检验与逻辑证明的关系。

5．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相互依赖、相互制约。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的壹致性。

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历程。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

思想路线是实际工作中的认识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是马克屎主义理论的精髓。

（四）历史唯物论

1．社会的本质、结构和社会形态

劳动发展史是理解全部社会历史的钥匙。

自然环境和人口是人类历史的自然前提，使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环境、人口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

人类社会是壹个由社会物质经济结构、社会政治结构、社会意识结构构成的复杂的有机整体。

社会经济结构即壹定社会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生产力的要素和构成。生产关系的构成和类型。

所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生产关系与阶级关系。

社会政治结构是指壹定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及其结合方式。

国家政权是社会政治结构的核心。国家的起源、本质和职能。国体和政体及其相互关系。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和基本职能。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实质及其两重性。

社会意识结构是是由各种意识要素和观念形态按壹定关系和方式组成的有机系统。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式。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社会意识形态属于思想上层建筑，在阶级社会中具有鲜明的阶级性。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历史進步性和阶级局限性。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

社会的物质关系和思想关系。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社会形态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壹体。社会形态是具体的、历史的。社会形态范畴的方法论意义。

社会形态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社会形态发展的统壹性和多样性。

3．社会发展的动力与规律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壹切社会的基本矛盾。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及其意义。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上层建筑适合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及其意义。

社会基本矛盾是壹切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决定着社会历史的壹般進程。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标准及其意义。

科学技术是第壹生产力。当代新科技革命对社会发展的深刻影响和巨大的推动作用。

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马克屎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

社会革命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是阶级社会形态更替的决定性环节。

改革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有效途径，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改革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

4．人与社会发展

社会历史是由人的活动构成的，社会历史规律是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社会规律的客观性。社会规律实现的特点。社会历史发展过程是客观规律性同人的自觉活动的统壹。社会历史观上的唯意志论和宿命论。

人民群众是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变革社会制度、推动历史前進的决定力量。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和作用总是受到壹定历史阶段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条件的制约。

无产阶级政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杰出人物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壹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社会性是具体的、历史的。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性是人的本质属性的重要表现。

人的价值及其实现。衡量人的价值的尺度。正确处理个人与社会、个人与群众、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树立集体主义观点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发展。

唯物辩证法与历史唯物主义

普遍的运动

如果我们重温前面的十五章，并且想用壹个公式把所有的内容总结起来，结果只能够得出：

壹切都变化，都在永恒运动中。

人类从原始的无阶级社会走到划分阶级的社会；阶级社会又让位给明天的无阶级的射秽主义社会。生产方式壹种代替另壹种；就在每壹种方式消灭之前，也是不断地变化。今天的统治阶级和支配罗马帝国的奴隶主阶级大不相同。现代无产阶级和中世纪的农奴完全不同。19世纪初期的小工厂资本家同今天的洛克菲勒先生或者罗讷——普朗克托拉斯（Rhone-Poulenc trust）的老板相差十万八千里。壹切都变化，壹切都在永恒运动中。

在壹切层面的实际上都看得到这种普遍的运动，不仅是人类社会历史的层面。个人变化，受不可改变的命运支配。人们诞生，长大，成熟，变成大人，然后开始衰老，最后死亡。这样的命运支配着所有的生物，像支配着个人壹样。人类并不是向来都存在的。很久以前分布在我们这个星球的壹些生物种类，例如第三纪的巨大爬虫类，已经消灭了。另外壹些植物和动物的种类此刻就在我们眼前正在消灭中，部份的原因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地球的生态造成无政府而野蛮的扰乱。

我们这星球本身也不会永远生存。能量丧失的定律注定了它终有壹天难免消灭。它不是向来都存在的，将来也不会永远存在。它是从壹次行星集合运动中产生出来的，而这不过是宇宙间无数次同类的星群集合运动之壹。

运动，即普遍的演化，主宰著壹切存在。这是物质性的。物质的基本成份是原子，原子本身又由更小的粒子构成。原子结合成为分子，各种分子共同形成地壳和空气的基本要素。例如，氧和氢以壹定的形式结合成为水；其他分子构成金属、酸类和堿类。

在某种条件之下，无机物质的演化产生出有机物质。由此造成植物和动物这些有生命的种类的演化。在这演化过程中出现了高等的生物种类：哺乳类。哺乳类中的类人猿经过進化最后变成壹个新的种类，就是人类。

辩证法，动的逻辑

既然普遍的运动主宰著壹切存在，那就应该能够从物质的运动、人类社会的运动以及人类知识的运动中发现共通的性质。事实上，马克屎和恩格斯的唯物辩证法声称揭示了这种共通性质。

辩证法，即动的逻辑，表现在三个层面上：

＊自然辩证法，这完全是客观上的，就是说，不受人的计划、意愿和动机影响。这并不否定下述事实：在生产力发展起来以后，人类能够利用自然规律去改進自己的生存、再生产和自我实现的条件。

＊历史的辩证法，起初这主要是客观上的，但是，到了无产阶级起来根据预先决定的计划来改造社会时，这个革命方案的出现，使历史辩证法发生革命性的变化[1]——虽然这个方案的制作和实现是联系于客观且现已存在的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而这些条件是不受人类意志决定的。

＊知识（人类思想）的辩证法，这是客观与主观的辩证法，是理解的对象（壹切科学的对象）和企图理解者的主观行动不断地交互作用的结果（企图理解者受到种种条件的制约：他们的社会处境；可以利用的研究工具，就是劳动的工具以及思想的概念；这些工具受现行社会活动的改造等等）。

既然客观辩证法的发现本身是人的思想和知识历史的壹个方面—辩证法最初由赫拉克里特斯（Heraclites）等希腊哲学家提出，然后由斯宾诺莎（Spinoza）承接，再由黑格尔和马克屎完成—人们很容易倾向把全部辩证法化为客观与主观的关系，这就错了。不错，我们所有的知识，包括我们对自然辩证法的知识在内，都是以我们的头脑和我们的社会实践为媒介而学到的。同样不错，我们的观念和我们的社会实践都受我们生存的社会条件决定。但这个明显的事实并不妨碍我们知道（由许多实际的证据证明并且重复证实），生命比人的思想更早出现，地球比生命更早出现，宇宙比地球更早出现，这种运动不受人的行动、思想或人的存在影响。这是客观的唯物辩证法见解的正确意义。

我们的知识扩大并且更富于科学性时，它更接近于实际时（知识与实际完全壹致是不可能的，这主要因为实际永远在运动中），知识也就更密切地追随着客观的物质运动。我们的科学知识的辩证法，即唯物辩证法，能够准确地了解实际，正是因为辩证法自己的运动越来越符合物质的运动。换句话说，知识的规律和唯物辩证法所使用的理解实际的方法，越来越符合那些主宰著客观实际的普遍运动的真实规律。

必须指出自然科学的发展和社会科学的发展之间壹点重大的区别。所谓社会科学，是指以社会生活为研究对象的知识，包括我们对于壹切科学（自然科学也在内）其起源和发展的辩证法的理解在内。因为自然科学的发展也是决定于历史和社会条件的。即使是最勇猛的天才，也只能够提出和解决壹个时代的若干个科学问题。这些问题是继承得来的观念和教育的支流。新的疑问在这个历史环境中出现，与物质的转变有关系，尤其与劳动、劳动工具、科学研究工具等等的转变有关系。不过，这（在自然科学的范围内——译按）只是间接性决定作用的问题，不受物质性的阶级利益直接影响。

在社会科学上就不同了。社会科学同阶级社会的组织和结构的关系更深切得多。在这方面，“继承得来的观念和教育”的力量重大许多，由于这些观念不过是思想层面上的表现，代表着社会保守或者社会革命的利益，而这些利益是归属于互相敌对的阶级立场的。我们并不打算把哲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说成这个或那个社会阶级之有意的“代理人”，从事“阴谋”保卫既成的秩序或者“组织颠覆活动”，但是，显然，社会因素对社会科学发展的决定作用比对自然科学直接而且切近得多。同样，由于事情本来如此，社会科学的对象比自然科学受社会的结构和历史的决定影响更切近得多（社会科学所研究的事实是社会的事实，而自然科学不是）。

辩证法和形式逻辑

辩证法也就是动的逻辑，和形式逻辑或静的逻辑不同。形式逻辑以三大定律为基础：

（Ａ）同壹律：A等于A；壹个东西永远等于它自己。

（Ｂ）矛盾律：A不同非A；A决不能等于非A。

（Ｃ）排中律：或是A，或是非A；任何东西都不能既不是A又不是非A。

稍微想壹想，就能够得出这个结论：形式逻辑的特征，是采用那种把运动和变化摆在次要地位的思想方法。上面列举出来那几条定律全都是正确的，只要我们从运动抽离出来。A始终都是A，当它不发生变化的时候。A不同非A，只要它不转化为它的对立物。A和非A互相排斥，只要没有把A和非A结合起来的运动等等。这些定律显然是不充分的，如果我们考虑到蛹的转化为蝴蝶，青年变为成年人，生命向着死亡的运动，新生物种类或者新社会秩序的诞生，两个细胞结合成壹个新细胞等等。

从两种观点看起来，从运动、转化和变化抽离出来是有用的：第壹，为了能够在孤立的状态下对现象作不断的研究，增進我们对现象的知识；第二，从实用的观点看，当所发生的变化是极小的时候，平常实际上就可以忽视。

如果我到杂货店买壹公斤预先包装好的糖，就我买糖的实际目的而论，“壹公斤糖等于壹公斤”这个等式对我是有价值的。无论为了弄甜我的咖啡还是为了计算我的家庭费用，所买的壹包糖未必真正是壹公斤重，也许只有九九九点八克，而另壹包也许只有九九○克，这些事实都是不重要的。从实际的观点看，这幺小的差别很可以忽视。

这就是为什么形式逻辑在理论和实用上都继续使用着。这就是为什么唯物辩证法并不反对形式逻辑而是吸收它，认为它是壹种有价值的分析和认识的工具。它是有价值的，只要我们清楚它的限度，只要我们明自，它不适用于运动的现象和变化的过程。当我们处理到这种现象的时候，就不得不使用辩证法的范畴，使用那些和形式逻辑不同、动的逻辑的范畴了。

运动，矛盾的函数

本质上，运动就是通过和赶上。从静止的观点看，壹个物体在同壹时间（即使是无限短的壹段时间）不能处在两个不同的地点。从运动的观点看，壹个物体的运动正是它通过壹点到另壹点去。

所以，辩证法—即动的逻辑，主要研究运动的规律和形式。主要从两方面来考察：运动作为矛盾的函数、运动作为整体的函数。

壹切运动都有原因。因果关系是辩证法的基本范畴之壹，也是壹切科学的基本范畴之壹。分析到底，否认因果关系等于是否认认识的可能性。

壹切运动、壹切变化的壹个基本原因，是那变化中物体的内在矛盾。分析到底，壹切物体，壹切现象，都变化，都运动，都受内在的矛盾影响而转化、而改变。在这意义上，人们常常把辩证法恰当地称为矛盾的科学。动的逻辑和矛盾的逻辑，是辩证法两个实际相同的定义。

研究任何物体、现象或者壹组现象，目的都应该是发现它所包含的矛盾成份，发现这些矛盾所引起的运动和动力。

例如，在这整本小书里面，我们指出，在什么时刻，由于社会里面存在着敌对的社会阶级而发生的阶级斗争，对那划分阶级的社会的运动和变化起决定作用。在更大的范围上，把原始的无阶级社会、划分了阶级的社会以及未来的射秽主义社会都包括在内，我们可以说，壹方面是生产力的发展在某壹时代所达到的水平（就是人类控制自然的程度），另方面是生产关系，即社会组织（分析到底，这也是以前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决定着人类的演化。

简化起来，我们可以观察到下述这些运动的规律、运动的主要形式以及辩证逻辑（即动的逻辑）的基本范畴。

（Ａ）对立物的统壹和矛盾。运动就是矛盾。矛盾就是互相反对的要素的并存，这些要素既共同存在，又互相反对。如果整体均匀壹致，完全没有互相反对的要素，就没有矛盾，没有运动，没有生命，没有存在了。

矛盾要素的存在，既包括它们的共同存在，构成壹个整体，每壹要素都在这整体中有它的位置，又包括这些要素的互相斗争，朝向打破这个整体。没有资本和工资劳动的同时存在，没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同时存在，就不可能有资本主义。壹方面没有另方面就不能存在。但这决不表示壹方面不是在不断想办法把另方面摆脱，无产阶级不想办法禁止资本和工资制度，也就是想把资本主义换掉，资本主义没有用“死劳动”（机械）来代替活劳动（工资劳动）的倾向。

（Ｂ）量变和质变。运动可以采取保存那个现象的结构（就是本质）的变化形式。这种情形我们称它为量变，这常常是觉察不出来的。结构保持平衡。到了某个界限的时候，量变就转化为质变了。超过这个界限之后，变化不再是逐渐的，显出“跳跃”的形式。平衡让位给不平衡，進化让位给革命，壹直到新的平衡成立为止。新的“本质”出现了。壹个小村庄可以渐渐变成大村庄，甚至变成小城市。但是壹个大城市和壹个小村庄的差别，由于“城市革命”的结果，不仅是量的差别（居民数目，建筑面积），还有质的差别。大多数居民的职业活动改变了。最大的壹组不再是农业工作者，而是工匠、商人和公务员了。形成了新的社会环境，提出了今日以前在村庄里并不存在的社会问题：运输、交通、社会服务、“特”区等等。出现了新的社会阶级，还有彼此之间新的矛盾。

（Ｃ）否定和超越。壹切运动都会产生某些现象的否定，会把事物变成反面。生命产生死亡。热同冷比较才能够了解。“壹切肯定都是否定”，那位辩证法大家斯宾诺莎这样说。无阶级社会产生阶级社会，阶级社会又在更高的水平上产生新的无阶级社会。但我们必须区别“纯”否定和“否定的否定”。后者就是超越矛盾，它同时含有否定、保存和升上更高水平的意思。原始的无阶级社会有高度的内部凝聚力，这正是由于它贫困，几乎完全受自然力量支配。分成阶级的社会是人类逐渐支配自然力量的壹个阶段，以社会组织的深刻矛盾和分裂为代价。在未来的射秽主义社会中，这个否定要被超越。这时候，由于没有了阶级，人类对自然力量更高度的控制，要与同样更高度的社会内聚力和合作结合起来。

认识的辩证法的其他问题

（Ａ）内容和形式。壹切运动都必然随着多种不同的环境而表现为不同的形式（结构）。它不能自动地把原先的形式摆脱。形式会抵抗。这种抵抗必须打破。形式必须符合内容，在壹定限度之内是这样的。但是形式比较僵硬的性质，对绝对而永远的符合运动有所抗拒（运动本身就是固定和不变的东西的反面）。

形式与内容这种矛盾关系的壹个很好的例子，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辩证关系。生产力为了能够发展，必须存在于人类社会组织的某种形式中，如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等生产关系中。起初，每壹种新的劳动组织和生产的形式（在平均劳动生产率方面高过以前的形式）都能刺激生产力的发展。可是到了某壹阶段它就变成進壹步发展的障碍了。所以它就必须被打破，被壹种新的、更优越的生产关系代替，这样才让人类在物质和知识上能够作新的“大跃進”

（Ｂ）原因和结果。所有的运动看来都像是纠缠不清的原因和结果的链条。乍看起来，原因和结果交互作用，难分难解。靠工资为生的无产阶级的发展，是由于生产资料被私人占有，成为壹个社会阶级独占的东西。但是这种独占维持下来，又是雇佣劳动者存在的结果。

工人所得的工资不够用来取得生产资料。雇佣劳动者生产剩余价值，被资本家占有，转化成为资产阶级对更多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这样发展下去，原因变成结果，结果又变成原因。为了摆脱这种纠缠不清而且避免陷入无意义的折衷主义，我们必须运用起源的方法，就是，找寻所谈论的那个运动的历史起源。这样，我们发现，事实上资本和剩余价值先于靠工资为生的无产阶级而存在，是在生产领域之外发生的；资本有壹个原始积累的过程，这打破了那表面上的循环论证：雇佣劳动者——资本——雇佣劳动者。

（Ｃ）手段和目的。壹切有意识的运动或活动都是为了某壹目的。思考过程是企图清除达到目的路上的障碍物的工具。思考过程是否有效，要看它到底在多大的程度上帮助人们达到或者实现既定的目的，不论是最简单的“个人”对日常实际问题的解决，还是最高级形式的“纯科学”都是如此。

但是，在手段和目的之间显然有辩证的交互作用。壹切个人的和社会的行动都有数不尽的效果。有些效果是预见到的，有些却没有。有些没有预见到的效果大有可能使达到目的变为更困难，而不是变为容易。只有某些手段，它们总的效果真正使我们接近目的，才是有效的。那个既定目的，可能由于固执著某种实际上把原定目的越推越远的手段，结果根本转变了（在有组织的劳工运动中改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历史悲剧，是这条定律极好的例证）。

再说，社会行动的手段和目的，并不是人类任意地，根据“纯粹的自由意志”选择的。这些选择是现成社会条件和物质条件的强迫作用的结果，是受既定的社会利益决定的。目的受需要决定，而需要不是不受社会环境和物质基础影响的。手段的选择受经验和创造力（想象力）决定，这些同样也不是与社会的条件和活动没有关系的。确定目的（包括提出新目的）的能力，和那约束著怎样选择目的和手段的强迫作用，两者都是认识的辩证法的特征（在第十七章第五节里，有把这条普遍规律应用到射秽主义问题上的例子）。

（Ｄ）普遍和特殊。每个运动、每个现象，都有它特殊的性质。同时，尽管有这些特性，任何运动或现象，除非摆在较大而且比较普遍的存在的框架之内，就根本不能领会、理解和解释。英国19世纪的资本主义不等于20世纪下半的英国资本主义，今天的美国资本主义也不壹样。它们每壹个都代表世界经济（在壹百年中已经变化了很大）中占某壹特殊地位的壹个特殊的社会结构。然而，无论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资本主义，还是今天英国老朽的资本主义，还是当代的美国资本主义，离开了表明资本主义这个制度特性的普遍发展规律，就无法了解。普遍和特殊的辩证法，不是把对“普遍”和对“特殊”的分析“结合”起来那麽简单的事情。它还要联系著普遍的规律去解释特殊，又要通过若干特殊因素的作用来修订普遍的规律。

（Ｅ）相对和绝对。了解运动，了解普遍的变化，也就是了解无限数目的过渡情况的存在（“运动是连续和不连续的统壹”）。这就是为什么辩证法的基本特征之壹，就是了解事物的相对性，不肯在范畴与范畴之间树立绝对的屏障，而要在相反的要素之间找出中介的力量。普遍的演化表示有杂种的现象，有“过渡”的情况和例子存在于生与死之间、植物和动物之间、鸟类和哺乳类之间、猿和人之间，这壹切把这些范畴之间的区别变成相对的了。

不过，辩证法常常被主观主义地使用，变成“迷惑的艺术”，或者“诡辩法”。科学的辩证法是了解客观真实的壹种工具，同诡辩或主观辩证法的分别主要在于，现象和范畴的相对性本身，在诡辩家那里变成绝对的东西了。他们忘记了，或者假装忘记了，范畴的相对性只是部份的相对性，不是绝对的相对性，而且，必须把相对性也当作相对的。

根据科学的辩证法，生和死之间的“绝对”差别，被过渡情况的存在否定了。于是诡辩家就说，壹切都是相对的，所以生和死之间的差别也是相对的。不对，辩证法家回答道：生和死的差别也有绝对的性质，而非只有相对的性质。我们不要因为生和死之间毫无疑问有许多中间阶段，就得出荒谬的结论，否认死亡是生存的否定。

运动是整体的函数——抽象和具体

我们已经知道，壹切运动都是所考察的那现象或壹组现象的内在矛盾的函数。每个现象——不论它是壹个生物细胞，还是各种生物种类生存的自然环境，还是人类社会，还是壹个行星系，还是壹个原子——都有无限多的方面、成份和构成要素。这些要素不是偶然地以随时变动的方式结合起来的。它们组成有壹定结构的整个，组成壹个整体，壹个按照固有的逻辑构造起来的有机系统。

例如，在资产阶级社会中，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抗关系决非偶然。这是由于雇佣劳动者在经济上被迫要出卖劳力给资本家，卖给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两者都是商品）的所有者。性质与此不同的相互关系构成其他以剥削为基础的社会，所以那些社会不是资本主义社会。

唯物辩证法必须不放过每壹种现象，每壹个分析和综合的对象，这不光是为了确定那些决定着现象的演变（它的运动规律）的内在矛盾。唯物辩证法还要全面地探索那种现象，从壹切方面去把握它，从整体上考察它，避免任何片面的看法——片面的看法任意把现实的某壹方面孤立起来，同样任意地抹煞另壹方面，所以不能全体地把握那些矛盾，也就不能整体地理解那个运动。

辩证法能够在它的分析中结合无所不包的看法，这是它壹个主要的优点。“动的逻辑”、“矛盾的逻辑”和“整体的逻辑”，实际上是意义相同的辩证法的定义。那些非辩证法的思考者，正是在闭起眼睛不理会现实中的某些矛盾要素，觉得这些要素会把分析弄得“太复杂”的时候，就从全体走到了局部，把矛盾和整体都同时抛弃了。

当然，某种份量的简化，在某种程度上把“整体”化为它的有决定性的成份，在初步处理任何现象作科学分析时是不可避免的——科学分析起初必然是抽象的。但我们壹定要记住，这个不可避免的抽象过程同时把现实变贫乏了。越接近现实，也就越接近那个富有无数方面的整体，科学分析和认识就是要解释这无数方面的交互关系和矛盾关系。“真理永远是具体的”（列宁）。“真理就是整体”（黑格尔）。

理论和实践

辩证法是壹种方法，是认识的壹个工具。在历史上，可以把唯物辩证法界定为无产阶级的认识论（这说法决不是对它客观上的科学性表示怀疑，科学性也是需要在科学领域上不断检验的）。任何壹种认识论都要经受壹种无情的检验，就是实际经验的检验。

分析到底，认识本身并不是壹种超然于人类生活和利益之外的现象。这是保存种族的武器，是壹种工具让人类更有能力支配自然的力量，了解“社会问题”的根源和解决的办法。所以，认识产生于人类的社会实践；认识的功能是使这种实践完善。分析到底，认识的真确性是由实际的效果来衡量的。实践的检验始终是对付诡辩派和怀疑派最好、最后的武器。

这并不是说理论变成了庸俗近视的实用主义这并不是说理论变成了庸俗短视的实用主义。许多时候，壹种科学假说的实际真确性，它到底是真是假，并不是马上显现出来的。需要经过相当的时间、反馈、新的经验、壹系列的“实际检验”，然后才在实践上真正有效地证明为真确。许多人，尽管怀有最好愿望和信仰，由于是印象主义者，眼光局限于外表，局限于现实的部份和表面的景象，局限于历史过程的暂时景象（这情形本身是受非革命的阶级和社会层的意识形态所决定的），会怀疑议会民主制的资产阶级性，怀疑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或者怀疑需要国际革命的胜利才能够在苏联和任何其他国家完成真正射秽主义社会的建设。

可是，到了最后，事实会确定哪种理论真正是科学的，能够掌握到现实的壹切矛盾，掌握到整体的运动，而哪种假说是错的，只能掌握到部份的现实，把部份现实从有结构的整体隔离开来，所以不能掌握到长期的运动和运动的基本逻辑。

世界射秽主义革命的胜利，无阶级社会的来到，会在实践上确定革命马克屎主义理论的真实性。

人的生产和人的交往

变成人的这种生物是壹种非常特别的动物，它身体上的优良品质很特别，身体上的缺陷也很特别。壹方面，身体是直立的，它的手有壹只很灵活、容易弯曲的姆指，眼睛凸出，有立体的视觉，它的舌头、喉咙和声带可以发出各种单独和复合的声音。它有高度发展的大脑皮层、大脑额叶、大脑沟回和头盖腔，而面部的面积相应地缩小了。这壹切身体上的优良品质对于有意识地制造工具都是必要的条件，而随着工具和生产工作的完美化，这些优质也壹步步完美起来。

另方面，人类大多数的感觉能力和器官的发展都比不上其他特别高度发展了的动物种类。当原始人类被迫（也许是因为气候的变化）从树上下来地面，靠草原上各种食物来维持生活的时候，他们遇到猛兽既不能像羚羊那样飞快逃跑，又不能像黑猩猩那样爬上高处，又不能像鸟儿那样飞走，又不能像水牛或者大猩猩那样用体力抵抗。靠那样的体力，人根本抓不到那最使他垂涎的食物，就是遍布草原上的反刍类动物。人在刚刚出世的时候尤其是软弱无能，简直是个子宫外面的胚胎，完全依赖群体中的母亲（直立的姿势使女性的骨盘变窄，无疑是造成人类太早分娩的壹种原因）。

建立社会组织的可能和需要，两者都是由于人类既有那些优良品质又有那些缺陷所造成的。人不跟同类的其他分子合作就不能生存，不能保证取得他们的生活资料。他们的身体器官发展得太不够强大，根本不能直接取得各种粮食。人必须利用工具（把他们的器官延长和改進）来集体地生产他们的粮食。这种生产靠群体的协同行动来保证。人类的婴儿通过壹步步的社会化而成为群体的成员，并且学会作为群体成员的规矩和生存技能。

人类能够有社会组织，人类婴儿能够壹步步社会化，必需人与人之间有优越的交往方式，和其他种类动物群体内部的交往方式有根本的不同。人类这种优越语言的交往方式（与大脑皮层的发展有关），使人类能够发展起抽象的能力和学习的能力，也就是能够把经验的教训加以保存、传播和积累。这又使概念、思想和意识的生产成为可能。在这意义上，人类各方面的特性（我们的“人类性”）是密切地互相关连的。正因为人是“直立走路的裸猿”，因为人出世后还是子宫外面的胚胎，他们才不得不成为有意识的制造工具者，成为社会的动物，发展语言，把印象存储起来，能够对印象加以使用和改進，能够学习、预料、思考、抽象、想象和发明。

人类这些特性的交互作用和互相结合，是有决定性作用的。有些似人的灵长动物也使用工具，有时甚至超过普通初级的水平。有些种类会实行本能的集体合作。有同样那麽多的种类表现出有初级的交往方式。但是只有人类才壹步步越来越有意识地制造工具，根据连续的经验，经过自觉的想象之后把工具改善，而那些经验也由于交往关系的增加和改進而传播了。工具的发展解放了嘴巴。嘴巴改進了语言和抽象能力，抽象能力又促進工具的改良和新工具的发明。手使脑发展起来，而脑由于改進了手的运用，又创造了它自己改進的条件。

虽然似人的灵长动物转变成人是以壹种解剖学和神经学的基础结构为条件的，但是不能把这转变还原到这基础结构上面。“生产——交往”的辩证法造成了工具的制造、发明和改進的无限发展的可能性，因而也造成人类生产无限发展的可能性，人类的经验、学习和预料无限发展的可能性，因此也造成人类实际上无限的可塑性和适应性。人类的物质社会和文化变成了它的第二本性。

由此可知，宣布任何社会制度（例如没有社会不平等或没有国家，没有私有财产）“违反人性”，实在是荒唐的。人类在各种极不相同的条件下都生活过而且能够生活。这些制度没有壹种得到证明为不可变的，或者证明为人类生存的绝对先决条件。任何断定“侵略本能”支配着人类進化的见解，都是把壹种倾向的存在（而且这种倾向还是和它的反面，就是社会性与合作，同时并存的）当作它的实现了。史前历史和成文历史都证明，有些社会制度和条件让我们能够限制和阻止这种倾向的发展，另外壹些制度却鼓励它以最凶暴的方式表现出来。

“生产——交往”的辩证法支配着整个人的条件。人们所干的任何事情都“经过头脑”。人类生产跟动物取食的差别，主要在于前者不是纯粹本能的行为。人类生产壹般都是壹种“计划”的实现，而这计划首先在人的头脑中出现。当然，这“计划”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是人脑把人类生存所不可缺少的那种活动所包含的那些要素和问题重现出来和重组起来的结果，而那种活动是人脑在实际生活中千百次经历过和吸收过的。但是另方面，那种归根结底是从社会实践中产生出来的把概念重组起来能力，又让人类能够发明，能够预料，能够想象自然和社会中还没有发生的那些变化——那些变化只是假定的，它们将来的实现至少部份地是由于有这个预料。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关于人类社会的科学，它从根本上尽力对这生产——交往的辩证法加以考虑和解释。

社会基础和上层建筑

任何人类社会都要生产才能够生存。生活资料的生产（不论是狭义还是广义的，就是仅仅满足营养的需要或者满足社会所承认的壹切需要），和必要的生产工具和原料的制造，是任何更复杂的社会组织或活动的最初条件。

历史唯物主义说：人类组织物质生产的方式，是壹切社会组织的基础。这个基础决定其他壹切社会活动：人群之间关系的管理（主要是国家的出现和发展）、精神的生产、道德、法律、宗教等等。这些所谓社会上层建筑的活动，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附属于那基础。

这种意见过去和现在都使许多人震惊。荷马的诗篇、《福音书》、《古兰经》、罗马法的原理、莎土比亚的戏剧、米开朗基罗的绘画、《人权宣言》、《共产党宣言》本身——所有这些精神努力的产物难道真正能够受当时人们耕田织布的方式决定吗？想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必须从正确说明这个公式的含意开始。

历史唯物主义决不是断定物质生产（“经济因素”）直接并且立即地决定所谓上层建筑活动的内容和形式。况且，社会基础也并不简单就是生产活动本身，更不是孤立起来看的社会的“物质生产”。社会基础是人们在物质生活的生产中所形成的社会关系。所以，事实上，历史唯物主义不是经济决定主义，而是社会——经济决定主义。

上层建筑层面上的活动并不是直接从这些社会生产关系产生来的。前者只在最后壹步才受后者决定。所以在这两个层面的社会活动之间有壹系列的中介。

最后要说，如果归根究底社会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层面的现象和活动，那麽后者也能够反作用于前者。可以用壹个例子说明这点。国家永远有明确的阶级性质，而且符合壹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可是它能够部份地改变这个基础。欧洲的君主专制在16至18纪之间，壹面抽取其他社会阶级的收入来让封建贵族避免经济破产，壹面又发展重商主义和殖民主义，奖励工场手工业和全国统壹的货币制度，由于诸如此类的行为而有力地帮助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代封建生产方式。

为什么上层建筑层面的活动归根结底要受社会基础决定呢为什么上层建筑层面的活动归根究底要受社会基础决定呢？这有几方面的理由。那些控制着物质生产和社会剩余产品的人，同时也保证那些靠社会剩余产品维持生活的人们的生计：不论思想家、艺术家和学者们对这种依附性是接受还是反对，它始终决定他们活动的框架。因此社会生产关系对于上层建筑领域的活动的形式有必然的重大影响，这种影响也是制约作用。生产关系有与它相配合而在社会上占支配地位的交往形式，这种交往形式造成占支配地位的心理结构，这种心理结构又制约著思想和艺术创作的形式。

物质生产和思想生产

社会基础与社会上层建筑的辩证法，影响物质生产和思想生产之间的关系。对这些关系作比较详细的研究，可以让我们对这辩证法的复杂性了解多些，同时也让我们可以强调其中的主动要素，关于这个要素将在本章末尾讨论。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关系构成壹切社会的基础，在这上面建立社会上层建筑。事实上，这两个层面关涉到社会活动的两种不同形式。物质生产是社会基础层面活动的基本目标。意识形态（哲学、宗教、法律、政治等等）的生产、艺术的生产和科学的生产，是社会上层建筑层面活动的基本目标。当然，后者还包括国家机关的活动，这绝不仅仅以意识形态领域为限（国家的问题在第三章讨论过）。不过，除此以外，上述的区别似乎适当。

历史唯物主义提供壹种解释，既解释这两个领域各自的发展，又解释它们互相依存和交互作用的关系。这种解释综合了四个层次：

（Ａ）壹切思想生产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同物质劳动过程联系著。它永远要靠它自己直接的物质基础来進行。有些艺术起初是直接从物质劳动中产生出来的（原始绘画有魔术的作用，舞蹈起源于生产动作的定型化，歌唱同生产结合等等）。技术革命对艺术、科学和意识形态的生产有深刻的影响。像几何学、天文学、水文学、生物学和化学这些科学的产生，都同农业灌溉、畜牧发展和冶金术的出现有密切关系。15世纪发现印刷术和20世纪发明无线电和电视之后，这些技术不但大大改变了思想的传播，甚至改变了思想的形式和某些内容。电子计算器在最近三十年间对科学发展的影响很明显。

（Ｂ）壹切思想生产都按照它本身历史所特有的内在辩证法来发展。任何哲学家、法学家、教土或科学家起初都是学生。他们通过学习而以各种不同的程度吸收前辈所生产并且传下来的壹些观念（或者观念的体系）。思想生产者根据壹定的生产程序（这是他们在他们那壹行所特有的辩证法框架内所承接下来或者发明出来的）对这些观念或有用的假说加以保存、修改、改编或者大大整顿。每壹代新人都企图把所探索的题目中所出现问题的解答保存下来，或者加深，或者抛弃。有时他们发明了新的问题（于是需要有“革命性”的解答，需要科学、艺术、哲学的革命等等），或者重新发现前辈抛弃掉的问题。

（Ｃ）但是这些对于观念、艺术形式、科学假说的修改，并不是随意发生，同社会历史条件无关的。这要受到社会经济环境和需要的刺激、制约或者至少是促進。从拜物教到壹神教的发展，不是发生在仅仅从事狩猎和采集食物的原始小共同体里面。关于劳动价值的科学理论，在近代资本主义出现之前不可能成熟。关于机械作用的物理学的发展，同机器的发展有密切关系，而机器的发展又符合特定的社会需要等等。

这些思想生产上的巨大转变，又同社会结构所预先决定了的特定心理结构有关系。从13到17世纪所有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伟大尝试都表现为宗教斗争的意识形态，这不是偶然的，而是由于宗教在封建社会里达到了首席地位。同样，从16世纪下半叶起，近代资产阶级的兴起造成壹种心理结构，把个人自主、形式上的平等和商品私有者的竞争移置到壹切思想生产的领域中（自然权利的理论、教育学的人本主义观念、德国唯心哲学、人像和静物的绘画、政治自由主义、古典政治经济学等等）（Ｄ）最后，精神生产的发展，分析到底，是受社会利益的冲突决定的。大家都知道，百科全书派的著作、伏尔泰的辩论、卢梭的政治哲学以及18世纪唯物主义者的著作，恰恰都是正在兴起的工业资产阶级用来对付腐败的君主专制和衰落的封建社会残余的武器。那些空想的射秽主义者，还有马克屎和恩格斯，在发展无产阶级的意识，认识自己的阶级性质，了解自己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地位和任务以及推翻这种社会对于自己怎样有利——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也是壹样明显。甚至在今天，无可怀疑，星相学、某些宗教和神秘宗派、那些颂扬非理性的哲学、种族主义的学说或者那些叫喊“鲜血和土地”并且蔑视人类的学说，这壹切的作用都等于反对工人阶级的反革命酵素，有利于酿成壹种准备法西斯专政的气候。

上述这些见解并不等于说，在各个阶级和思想生产者个人之间有阴谋勾结，也不等于说所有这些思想生产者都有意地参与了明显策划的政治方案。这种关系反映壹种客观上的关连，可能（有时的确是）在主观上定下来了，但未必壹定是这样。思想工作者可以成为社会力量的工具而并不自知，或者并不想要这样。这情况恰好证实了：是社会的存在决定意识，既定的阶级利益指定某种意识形态在某壹社会的构成和发展中起壹定的作用。

生产力，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

任何人造的产品都是三种要素结合的结果：第壹，劳动的对象，这是直接或间接由自然生产的原料；第二，劳动的工具，这是人类制作出来的壹种生产资料，不论它的发展程度高低（从最早的木棍和经过制作的石器到今天最复杂的自动机器）；第三，劳动的主体，也就是生产者。由于分析到底劳动永远是社会性的，所以劳动的主体不可避免要嵌入壹种社会生产关系之中。

尽管劳动对象和劳动工具对于壹切生产都是必要的，却不能以“物化”的方式来想象社会生产关系——就是说，不可以把这当作是物与物之间或者人与物之间的关系。社会生产关系所涉及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只涉及人与人的关系。这包括了人们在生产物质生活时候彼此之间所建立的关系的整体。“关系的整体”不仅表示“在生产时刻”的关系，还包括進行物质生产所不可缺少的社会产品的各种成份在流通和分配过程中所引起的人与人的关系（尤其是劳动对象和劳动工具来到直接生产者那里的方式、直接生产者取得生活资料的方式等等）。

壹般地说，壹定的生产关系配合著生产力发展的壹定程度，配合著生产资料壹定的复杂性（数量），配合著壹定的劳动技术和劳动组织。在最简单的石器时代，很难超越原始人群或部落的原始共产主义。使用铁器并且以灌溉为基础的农业，创造出永久性的剩余产品，这允许阶级社会诞生出来（奴隶社会、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社会等等）。以三年轮种为基础的农业，造成封建社会的物质基础。蒸汽机的诞生确保了近代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很难想象普遍实现自动化而商品生产和货币经济并不消亡，这也就是说，很难想象在壹个充份发展而且稳定了的射秽主义之外实现普遍的自动化。

但是，如果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同社会生产关系壹般都互相配合，这种配合并不是绝对的，也不是永久的。这两者之间可能产生两种不壹致性。壹定的生产关系可能变成生产力继续增长的巨大障碍：这是最明显的征兆，表示壹种社会形态注定要消灭了。另方面，刚刚从胜利的社会革命中产生出来的新生产关系，可能比那个国家已经达到的生产力的发展程度超前。这就是16世纪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和1917年俄国射秽主义革命胜利的情形。

这两种主要的不壹致情形发生在深刻的社会剧变时期，这决非偶然。而且，这种不壹致性也可能造成生产力长期的下降，例如罗马帝国在西方衰落的时代，或者东方哈里发国家在中东衰落的时代。

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机械的壹致，而是辩证的关系。正是这种辩证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人类历史上各大阶段的继承次序。每种生产方式都依次经历诞生、生长、成熟、衰老、没落和消失的阶段。属于哪个阶段，分析到底，要看生产关系（起初是新生的，后来巩固了，然后陷入危机）对于生产力的发展究竟是逐渐有利，还是逐渐容许，还是逐渐妨碍。这种辩证关系与阶级斗争之间的关连很明显。只有通过壹个或几个社会阶级的行动，壹套生产关系才能够引進、保存或者推翻。

每壹种社会组织——就是在壹定时代壹定国度中的任何社会——都以某壹个生产关系的总和为特征。壹个没有生产关系的社会组织，就是没有劳动、生产和生计的国度，也就是没有居民的国家。不过，壹个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里面并不壹定有壹种稳定的生产方式，这些生产关系也不壹定是纯种的。

壹种稳定的生产方式就是这样的壹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它由实际的经济运作，以生产力正常的再生产的方式，并且在社会上层建筑某些因素的配合（相当重要的）作用之下，相当自动地再生产出来。许多国度的亚细亚的、奴隶的、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许多个世纪里的情形就是这样。部落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在许多千年中也是这样。在这个意义上，壹种生产方式是壹种不能由渐進、适应和自我改良而根本改变的结构。它的内在逻辑只有在被推翻的时候才能够超越。

反过来，在深刻的历史性社会剧变时期，可以有壹个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它并没有稳定的生产方式的性质。壹个典型的例子是小商品生产占优势的时代（15、16世纪在尼德兰，在意大利北部，然后在英国）。那时占优势的生产关系不是领主与农奴之间的关系，也不是资本家与工资劳动者之间的关系，而是直接占有所使用生产资料的自由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在今天官僚主义化的工人国家里面所特有的生产关系也是这样。在这两种情形下，都不能证明有稳定的生产方式。在所有这些过渡阶段的社会里，那杂种的生产关系都不是能够相当自动地把自己再生产出来的结构。这种生产关系既可能走到旧社会的复辟，也可能走到壹种新生产方式的出现。这种历史性的二者必居其壹的道路，由许多因素决定，主要有生产力的发展是否充分、在壹国里面和国际范围上阶级斗争的结果、上层建筑和主观要素的作用（国家和政党的作用、革命阶级的战斗性和觉悟水平等等）。

另方面，即使有壹种稳定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也不壹定是纯种的。生产关系很少是纯种的。任何具体的社会组织都有不同种类的生产关系互相结合著：壹方面是现存的生产方式那种占优势的生产关系，另方面是历史上早已超越了但是尚未完全消失掉的从前生产关系的残余。例如，实际上所有帝国主义国家在农业上都还有壹些小商品生产的残余（小自耕农，不用雇工来经营），甚至还有半封建生产关系的残余（收获分成制）。在这种情形下，谈到壹种稳定的生产方式是对的，只要它所特有的那种生产关系的优势地位足够保证如下情况：这种生产关系由自己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规律而自动再生产出来，并且支配整个经济生活。

杂种的生产关系而有壹种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可以举出壹个富有特色的例子，那就是所谓“第三世界”的社会组织（参看第七章关于不发达国家的论述）。在这种社会里，前资本主义、半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同时并存，在国际经济的帝国主义结构的压力下，以壹种无可选择的方式结合起来。尽管资本占支配地位，尽管成为帝国主义体系的壹都份，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最重要的是，工资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并没有普遍化，虽然这已经存在而且慢慢伸展。但是不能以这种情况为理由而把这些国家称为“封建国家”，或者说封建或者半封建的生产关系占优势——这是许多社会民主派、斯大林派和毛派的理论家所犯的理论错误。[1]

历史决定论和革命实践

历史唯物主义是壹种决定论的学说。它的基本论点断定：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类社会的历史是可以解释的。这过程不是偶然或任意决定的。它的发展并不是不可预见的偶然的遗传突变所决定，也不是原子化群众中的“大人物”所决定的。分析到底，这要用壹定时代的社会基本结构来解释，用这结构的主要矛盾来解释。只要社会还分成阶级的时候，要用阶级斗争来解释。

不过，如果历史唯物主义是决定论的学说，这是在辩证的而不是机械意义上的决定论。马克屎主义与宿命论不兼容。说得更明确些：任何企图把马克屎主义变成自动的宿命论，或者变成庸俗的渐進主义，都是把它的壹个基本方面取消了。

人类的选择受到各种无法摆脱的物质和社会的限制所注定，这当然是真的，但是在这些限制的范围以内，人类还是能够锻造自己的命运。人类制造自己的历史。如果人类是壹定物质条件的产物，反过来这些物质条件也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

这样超越了旧的历史唯心主义（“理念或者大人物制造历史”）和旧的机械唯物主义（“人是环境的产物”），在壹定程度上就是马克屎主义的诞生。这种见解包含在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这提纲是马克屎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壹书的结论。

这见解的含意之壹是：历史上任何社会震动的大时代其结局都是未定的。它可能走到革命阶级的胜利。它也可能走到壹个社会所有基本的阶级都同时瓦解，像古代以奴隶制度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结局那样。历史不是直线進步的总和。过去许多社会组织都消灭掉而没有留下多少痕迹，主要就是由于缺少了壹个革命的阶级或者革命阶级太弱，不能打开進步的道路。

现代资本主义明显的衰老，不会自动通向射秽主义的胜利。它通向“射秽主义还是野蛮”这个选择。射秽主义是历史上壹个必要的条件，为了让生产力得到新的高涨，符合现代科学和技术的可能性。这首先是人的必要，因为这会容许人的需要得到满足，以如下的保证为条件：所有个人和民族的人类潜能都充分发展，而并不破坏生态平衡。但是必要的不壹定就是所得到的。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的、自觉的行动才能够保证射秽主义胜利。否则现代科学和技术非常巨大的生产潜力，对于文明、文化、人类、自然以及简直地球上的壹切生命来说，会变成越来越起破坏作用的力量。

是人类的社会实践创造了后来把它包围住的社会结构。通过革命的社会实践，社会结构又可以推翻。马克屎主义的决定论性质在于，它断定这些剧变在壹定的时代只能采取壹定的形式。在现代生产力的基础上，不可能重建封建主义，或者重建经济独立的小群生产者——消费者的共产主义。它的决定论性质在于，它强调：只有在旧社会里物质的先决条件和那些容许创造壹种更高级社会组织的社会力量已经成熟时，進步的社会革命方可能发生。

但是马克屎主义不是宿命论的，因为它绝不像封建宿命论那样认为某壹次的天打雷劈象征著报应，马克屎主义认为新社会的来到是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成熟的必然产物。社会变革只能由现存的社会力量互相斗争而实现。分析到底，它由于革命行动达到壹定程度的社会效力而实现。如果这要局部地受到社会环境和力量对比决定，反过来革命行动也能够把社会环境和力量对比的发展翻转、压制或者加速。即使是壹个非常有利的力量对比，也可能由于革命阶级方面主观的弱点而“糟蹋”了。在这意义上，在我们这个革命和反革命的时代，“历史的主观因素”（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和革命领导）对于决定阶级大战的结果，决定全人类的前途，起壹种原始性的作用。

异化和解放

在许多万年中，人类的生活完全依赖不可控制的自然力量。人类只能尽力适应自然环境，每壹个小群有它自己的环境。人类被囚禁在狭窄而紧迫的眼界之内，尽管有些原始社会能够显着地发展了人类的潜能（例如旧石器时代的绘画）。

在生产力的逐渐发展之中，人类壹步步做到把这种绝对依赖的关系翻转过来。它做到征服越来越多的自然力量，控制它们，驯养它们，有意识地使用它们来增加生产，把需要多样化，发展人类的潜力，扩大社会关系，最后达到包括全世界的人类并且局部地统壹起来。

但是人们越做到在对自然力量的关系上解放自己，在对自己的社会组织的关系上就越被异化。生产力增长了，物质生产進步了，生产关系变成阶级社会的关系，那时人类的大部份就不再控制整个生产或者全部的生产活动了。因此人类不再控制它的社会存在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这种丧失控制变成全面的了。人类摆脱了自然的变化莫测控制之后，似乎命定要受自己的社会组织的变化莫测控制。摆脱了洪水、地震、瘟疫和旱灾的不可抗拒的恶果之后，仿佛注定要遭受战争和经济危机，血腥的专政和生产力的罪恶性的破坏，甚至可能有核战毁灭的恶果。今天担心这些大变动所引起的忧虑，比从前担心饥饿、疾病或者死亡所引起的更大。

不过，生产力惊人的大发展，壹面在人类同自己的生产和自己社会的关系上把异化推到极点，壹面也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创造了人类真正解放的可能性，像我们在第二章末尾所指出那样。这种可能性要在两重意义上来理解。人类会越来越有能力控制和决定它的社会发展，好像对社会发展的自然环境中的剧变壹样。人类会日益更有能力把个人和社会发展的壹切潜在能力发展到最充分。在过去，由于未能充分控制自然力量、社会组织和人类自己的社会命运，这些潜在能力受到了压制和伤害。

建造没有阶级的社会，然后共产主义社会来到，这意味着解放劳动，解放作为生产者的人类。工人变成了他们的产品和工作过程的主人。他们自由选择分配社会产品的优先次序。他们集体并且民主地决定按照什么次序满足各种需要，优先生产什么，以及这样分配各种资源要牺牲多少空闲的时间和当时的消费。

当然，这些选择还是要受到壹定范围的限制。任何人类社会都不能消费比生产更多，而又不致减少储备和生产资源，不致令自己在以后的日子减少当时消费（当储备的消耗和生产资源的减少达到壹定限度时）。在这意义上，恩格斯的说法，自由就是必然的认识，就算对于共产主义的人类也还是正确的。“掌握住必然”也许比“认识”更正确，因为，人类对自己生存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的控制越大，对于各种限制所可能采取的应付方法的数目也变得更大，而人类就更能够解除采取唯壹的应付方法的责任。

但是人类解脱异化还有第二个方面，可以大大扩大人类自由的范围。到了所有的人所有的基本需要都得到满足时，到了再生产这样的富裕有了保证时，解决物质的问题就不再成为人类首要的考虑了。人类把自己从机械的、没有创造性的劳动的奴役解放出来。人类把自己从斤斤计较怎样使用时间解放出来，从贡献大部份时间给物质生产解放出来。发展创造性的活动，发展人类丰富的个性，发展越来越宽阔的人与人的关系，所有这些都优先于不断积聚物质财货——物质财货的用处越来越少了。

从此以后，革命的社会实践不但要推翻生产关系，还要改变壹切社会组织，壹切传统的习惯，人类的精神和心理。物质的利己主义和侵略性的竞争精神，因为在日常经验中缺乏营养而逐渐枯萎。

人类将主宰它的地理环境，主宰地球的构形，主宰气候和巨大水源的分配，同时保持或者重建生态平衡。它将根本改变壹切，壹直到它自己的生物基础。它不能绝对地靠意志的力量达到这些目标，而不需要先决条件和充分的物质基础设备。可是，只要这个基础设备有了保证，那越来越能够自由选择的、主动的人类，就会变成创造新人（自由而解除了异化的共产主义者）的主要杠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谈论共产主义的和马克屎主义的人道主义，是正确的。



无产阶级专政



马克屎主义关于国家的定义

作为壹个“不是现成的，而是解释学的”逻辑-开放体系，经典马克屎主义的“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的基本框架可概括为：国家源于社会理论；国家脱离并驾驭社会理论；社会摆脱国家控制理论；国家消亡或者国家回归社会理论。这壹学说的逻辑机理可归结为：社会之于国家具有本源意义；国家之于社会具有实现意义。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降，这壹学说凭借三次大的“复兴”浪潮，不断得到有效辩护和切实推進。正确理解和诠释经典马克屎主义超越“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抽象对立的“国家-社会”理论，在当代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较之于学界熟知的马克屎主义“国家批判理论”的称谓，经典马克屎主义的“国家-社会”理论关系要义，似乎更能标明此壹学说的实相。学界皆知，黑格尔的国家理想主义被马克屎批判后，马克屎揭露出国家的阶级统治本质。由于受到近代市民社会思想的深刻影响，马克屎因之也就拥有了壹个消解“国家神话”的规范性范畴——市民社会。相形之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就在马克屎及其继承人那里被再次勾连并不断获得重新定位。吊诡的是，马克屎并没有沿袭“自然状态说”和“社会契约论”赋予社会以前政治或国家的生命，而是断言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都是阶级社会的产物，二者必将随着阶级的消亡而逐步统摄于以“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旨归的“人类解放”(相对于单纯的“政治解放”)，依此理论逻辑，進而实现其“新世界观”的真正创制乃至完成。可以说，经典马克屎主义的“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的基本框架可归结为：国家源于社会理论；国家脱离并驾驭社会理论；社会摆脱国家控制理论；国家消亡或者国家回归社会理论。正确理解和诠释马克屎主义超越“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抽象对立的“国家-社会”理论，在当代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启示。

壹、国家源于社会的理论 马克屎关于“国家-社会”关系的理论源自对历史逻辑和现实矛盾的深刻把握。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先行者壹样，马克屎早期认为国家应是政治的和法的理性的实现。这种认识带有明显的理性主义色彩，之后马克屎开始思考社会现实问题。通过考察特殊利益对国家政治的制约关系，在吸收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合理内核后，马克屎对自己的理性国家观产生了根本性动摇，并完成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篇文章。

绝对理念作为黑格尔哲学的唯壹对象和内容，是黑格尔哲学世界对壹切存在的共同本质和最初原因所做的最高概括。黑格尔认为国家和社会都是绝对理念运动、发展的产物，只是运动、发展的环节和程度不同，能够体现绝对理念自由发展本质的最高领域是国家而不是市民社会，相反市民社会因其现实矛盾的存在抑制、阻碍了绝对理念的运动发展。因此，就两者的关系而言，国家高踞于市民社会之上，市民社会受国家控制。

对此，马克屎给予了坚决批判。马克屎分析了社会历史现实指出，这壹基于当事人意志的二者关系式抹杀了二者客观的历史和现实本源。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国家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壹定基础上，当然这种社会生产力人们不能自由选择，在人们的交往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生产力时，人们为了不致失掉文明果实，不得不改变原有的社会形式和社会关系，在交换和消费形式产生并发展到壹定阶段，“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相应的家庭、等级和阶级组织，壹句话，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有壹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相应的政治国家。”壹可见，马克屎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地揭示了国家的产生、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堪称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经典。

凭借对丰富的材料的分析，恩格斯更進壹步揭示，在相应的市民社会产生后，社会不同的家庭、等级、阶级组织为了各自的利益，分裂为不可调和的矛盾对立面，在社会无法自我调和、无力摆脱这些矛盾冲突时，“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壹种力量，来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范围内”。二恩格斯把这种因社会的需要，从社会中产生的力量称之为国家。在这里，恩格斯从社会历史现实出发，不但明确指出了国家源于社会，批判了黑格尔的国家起源论，而且还暗含了国家的起源本质。

二、国家脱离、驾驭社会的理论 阐释马克屎、恩格斯国家脱离、驾驭社会理论的逻辑思路不得不从国家的起源谈起。

在生产力发展的壹定状况下，私有财产产生，导致原始社会公有财产解体，阶级随之产生，社会内部由此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集团。在不同利益集团相互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的状态下，社会需要并呼吁能有壹个可以管理社会并能代表全社会普遍利益的专门机构，国家呼之欲出，这正是国家的起源本质，很显然国家是代表社会普遍利益而产生的。

但是，在社会生产发展的前提下，在私有制的催化下，阶级矛盾加剧，社会分化为几大阶级，壹些大的阶级集团渐渐掌握了社会的话语权，控制了原本应代表社会普遍利益的国家机构，国家被迫脱离社会母体，成为某个阶级驾驭社会，统治其他壹切阶级的工具和力量。

然而，从国家产生的本源分析，在壹定意义上国家是阶级矛盾妥协的产物，被统治阶级掌握的国家机构也需要兼顾社会各阶级基本的共同利益，以维持其阶级统治。同时，被压迫阶级也会利用这壹管理社会的机构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和争取阶级利益，此时国家无形中充当了缓和阶级冲突，维持社会既定运转秩序的角色。

基于以上认识，马克屎、恩格斯对国家冠以了“虚幻的共同体”这壹概念。不得不承认在这里马克屎主义者即暗含了国家的阶级性又承认国家具有保护社会各阶级利益的社会性。国家正是通过这两个特性驾驭并管理社会。

对于国家的社会性，马克屎将其形象地概括为“守夜人”角色。通过人类历史，可以分析旁证的是，为了社会共同体不至于解体，在社会共同利益的协调与融合下社会各阶级的矛盾被控制在壹定的范围和程度内，并由国家来保护，这样，国家似乎是作为阶级冲突之外的壹种形式上抑或事实上的具有独立性的整合力量而出现的，这种力量被恩格斯称为“第三种力量”。而这正是国家之于社会具有的实现意义。

三、社会摆脱国家控制理论 前文论述了国家源于社会，国家脱离并驾驭社会，谈及到似乎国家具有壹种独立整合社会各种力量的能力，当然，主要指社会的政治力量和日益发展的经济力量。然否?我们还是要将理论和历史现实相结合来分析。事实上，在18世纪前国家与社会是高度壹体化的，但是之后，随着社会的发展这壹状态被迅速发展的市场经济打破，经济的发展让社会各阶级利益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满足，市场经济的神话更加坚定了社会各阶级对自由经济的青睐，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整合能力渐渐因社会经济生活独立于国家的控制而弱化。这壹变化的趋势促使社会分化为政治和经济两大力量，学界称为政治和经济的二元分化，并最终形成了国家代表政治，社会代表经济的社会共识。在此，可以说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分化是社会发展的壹个必经阶段，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史看，这壹分化事象自市场经济始，社会分化出的两个领域，政治和经济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人类社会也因此得到迅速发展。那麽，在这壹阶段国家的职能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从国家职能看国家不仅有政治职能、经济职能还有其他职能。在国家和社会的二元分化过程中，社会从国家机构收回了经济职能，并不代表国家对经济生活无所作为。由此导致的问题是，在这壹阶段，国家到底涉足和管理社会到哪些领域及何种程度，如何决定。问题似乎又回到源头，自然受社会尤其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和程度的影响。在这壹阶段，国家和社会的力量在矛盾统壹体内此消彼长，当社会经济落后，国家则占据社会的绝对权利，国家统治社会，国家阶级统治职能凸显，反之，国家阶级统治职能削弱，国家的社会职能得到发展。

在社会经济落后阶段，国家凭借强制机器镇压被统治阶级是国家的主要职能。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到壹定阶段，社会的经济职能由国家返还于社会，国家专注于社会的政治管理职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渐次被政治和经济所取代，国家依靠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致力于社会的发展。马克屎认为现代资本独立于共同体，所有制从国家的禁锢中得到解放，国家因而和市民社会成为两个独立的存在，这正是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能够取得重大成果的原因。从现实看，这种分化，也说明社会(经济)本身具有摆脱国家(政治)控制的内在驱动因素。在这壹阶段，以近代资本主义为例，国家通过其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运用政治的法律的手段对经济的运行進行了干预调控，并没有显示出国家对经济的不作为，因为社会经济还没有发育到非常高级的水平，较之于封建社会的超经济强制，资本主义国家对市场经济体系的这种调控，更多是在壹种正能量意义上展开的。

四、国家回归社会理论 既然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分化是壹个不可逾越的社会发展过程，那麽，这壹过程最终将以何种状况终结?总结马克屎、恩格斯的回答，可以得出这壹过程将以国家和社会的合二为壹而终结，即国家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国家最终又回归社会，这即是国家与社会博弈历程的终极自由，显然这是壹个漫长的历程。

从国家的起源看，要实现国家回归社会必须打破阶级，因为市民社会的个人都是隶属于壹定阶级的，这样，方可建立马克屎所说的“自由人的联合体”这壹共同体，从而解放隶属于阶级的个人。

那麽马克屎的共同体理论是什么呢?马克屎指出，虚假的共同体之所以是虚假的是因为在社会各阶级、个人呼吁联合而成的共同体中自由只属于在统治阶级范围内的个人，对不属于统治阶级范围的个人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③马克屎强调，只有各个人自觉地为获得自身真正自由这壹目的而联合形成的共同体，才是真正的共同体。進壹步，马克屎和恩格斯明确指出，这种真正的共同体即为“共产主义”。马克屎在《法兰西内战》中探讨了公社是资本主义的直接真正对立物。公社是无产阶级革命所呼喊的取代阶级统治本身的共和国的毫不含糊的形式。但是，在总结了法兰西内战后，马克屎指出，“公社毕竟不是工人阶级的社会运动，从而也不是全人类复兴的运动，而只是有组织的行动手段。”四因为公社只是壹种工人阶级的行动手段，它并不取消阶级斗争，而工人阶级恰恰是要通过阶级斗争的方式来致力于消灭壹切阶级，从而打倒壹切阶级统治，因此，彻底的实现社会解放是公社不可能完成的使命。

那麽，阶级如何走向消亡，国家如何实现回归社会。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明确指出阶级正如其无法避免地产生壹样，他们也要无法回避地消灭，当然，基于国家的起源本质，我们可以肯定的是随着阶级的消亡，国家注定要消失，实现回归社会。这时，“在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的基础上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壹起。”伍这时，“某壹特殊的社会阶级对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占有，从而对政治统治、教育垄断和精神领导的占有，不仅成为多余的，而且成为经济、政治和精神发展的障碍”，⑥“那时，国家政权对于社会关系的干预将先后在各个领域中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七

在阶级消亡，国家回归社会这壹过程中，国家的政治统治职能将逐渐衰退和最后消亡，国家的社会服务和发展职能将由社会彻底收回，社会的人民大众将掌握社会的公共权利并平等参与社会的管理，社会真正实现人民主权，从而国家实现和社会的重新融合。国家通过对自我的否定实现了恩格斯所惊叹的“这将是古代民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⑧



马克屎主义的法治观念

对任何法学的产生和发展来说，基本原理支撑其法学形态的形成与存续。对马克屎主义法学来说，基本原理的支撑力也至关重要。马克屎主义法学，是相对于资本主义法学而言的射秽主义法学，是相对于统治者法学而言的人民法学，是相对于资产阶级法学的无产阶级法学，主要关涉射秽主义革命和射秽主义建设中的法学问题，推动建成射秽主义法治建设，是其根本使命。

为完成建设射秽主义法治的历史任务，马克屎主义法学需要梳理人类有史以来的法学观点，结合实践進而形成更为科学的法学体系。因为其基础科学而且不需要掩饰阶级意志，与资产阶级法学观点迥异，马克屎主义法学观科学而且切实高效，能够充分解释法律的本质、作用及其各种运行。但学界壹直存在壹种声音，就是马克屎主义法学并未存在，因为没有专著论述和总结足够的基本原理。此种论述提示出壹个事实，即马克屎主义法学的基本原理迄今仍然没有被集中总结和明晰阐述。与之相应，马克屎主义法学在射秽主义法治建设中的促進作用仍然较小。可以说，明确总结基本原理是马克屎主义法学最终形成必要的逻辑壹环。由之，本文尝试对马克屎主义法学基本原理進行初步思考。

壹、法学基本原理的判断标准

法学基本原理，指在法律领域中居于总摄地位的普遍规律，即针对基础而普适的法律基本问题進行研索的理论结果。对法律基本问题的思考视角、立场和结果的不同，奠定不同法学形态之间的学科差异。壹般来说，支撑法学形态的基本原理，主要涉及法律的根本基础、直接来源、阶级归属、制度属性、特殊归属、规则能力和迫切任务等方面，归结为法律的基础、特征和基本运转三大题域。由此展开的原理，则能够统领其他原理的出现和功效。

马克屎主义法学所以能够独具特色，主要在于它对基本问题的思考结果与众不同。马克屎主义法学基本原理，支撑该法学形态的壹般框架。

马克屎主义法学的基本原理，关涉法律的根本来源、基本运转和壹般指向。对马克屎主义法学来说，其基本原理体现自己强烈的价值取向。在其价值取向的统摄下，对法律本质、特征、运动和发展规律的壹般思考，应该能成为法学壹般原理。在壹般规律之外，其法学主要观察领域的资本主义社会和射秽主义社会中的法制形态，都构成总结基本原理的材料来源。因此，马克屎主义法学原理应该涉及法律本质、产生和运转的壹般问题和制度适域中的基本态势。尤其需要强调，在社会形态替换中的法律重大问题的理论思考，也是马克屎主义法学基本原理中的重要构成。

二、马克屎主义法学的忽略吧原理

由上所述，马克屎主义法学的基本原理，分为基础原理、运行原理和发展原理三大组成部分。下述原理壹到四，是基础原理，五到七是运行原理，八到十是发展原理。三部分原理，各自对应法学的重大问题，共同支撑马克屎主义法学的理论大厦。

1.原理壹：经济决定法律

马克屎主义法学的基石原理在于：经济决定法律。其他原理，皆由此衍生。

马克屎认为，“法纪本身不提供任何东西，而只是认可现存的关系。”壹]以此为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壹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壹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二]推理可知，经济基础对法律建筑具有根本决定性。因为此壹基础原理，马克屎主义法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唯物性。

具体观之，生产往往取得规则的形式。“在生产过程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关系的停滞状态中，壹种生产方式所以能取得这个形式，只是由于它本身的反复的再生产。”③]由此生成的壹种基于反复出现而形成的行为模式，客观上构成壹种抽象的普遍模式，即“活法”。马克屎曾经指出：“在宗法制度下种姓制度、封建制度和行会制度下，整个社会的分工都是按照壹定的规则進行的。这些规则是由哪个立法者确立的吗？不是。它们最初来自物质生产条件，过了很久以后才上升为法律。分工的这些不同形式正是这样才成为不同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基础。”四]之所以如此，因为随着“作为现状的基础的关系的不断再生产，随着时间的推移，取得了有规则的和有秩序的形式，这种情况就会自然发生。”伍]而“这种规则和秩序本身，对任何要摆脱单纯的偶然性或任意性而取得社会的固定性和独立性的生产方式来说，是壹个必不可少的要素。”⑥]它“正好是壹种生产方式的社会固定的形式，因而是它相对地摆脱了单纯偶然性和单纯任意性的形式。”七]由这些基本行为，构成人们普遍遵守的行为模式，最终通过某种方式上升为法律。作为结果，国家按照生产的要求制定出符合经济要求的法律。实质而言，因为经济的底基性，国家“立法权并不是创立法律，它只是披露和表述法律。”⑧]也就是说，“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⑨]由是，经济决定法律的产生和基本内容。

经济不仅决定法律的产生和内容，而且决定法律演变。经济关系改变之后，法律规则的内容自然也会发生改变。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每当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创造出新的交往形式，例如保险公司等等，法便不得不承认它们都是获得财产的方式。”⑩]可知，经济演变推动法律演進。

经济决定法律这个基本原理，是马克屎主义法学与其他法学相区分的学科基石。作为此壹基石原理的直接表现，国家在制定法律和推动法律实现时，必须以射秽主义经济基础的要求作为第壹准则。因其基础性，它在马克屎主义法学体系中，居于宰制其他原理、范畴的核心地位，在整体性上传导着法学体系的粗线与细节。

2.原理二：国家掌控法律

在经济之外，政治国家是对法律影响最大的外变量。国家掌控法律，是马克屎主义法学的又壹基本原理。

首先，国家是法律的直接基础。没有政治国家，就不可能产生符合国家需要的法律。“无论从革命这壹概念的严格科学意义来讲，或是从实际政治意义来讲，国家政权从壹个阶级手里转到另壹个阶级手里，都是革命的首要的基本的标志。”[11]对革命者来说，革命比法律更加重要。“因为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革命创举，而法律则应该是它的结果。如果妳们等待制定法律而自己不去发挥革命劲头，那麽，妳们将既得不到法律，也得不到土地。”[12]“壹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13]“如果没有政权，无论什么法律，无论什么选出的代表都等于零。”[14]而有了革命政权这个事实之后，就会有相应的法律。

其次，国家生产法律。“市民社会的壹切要求（不管当时是哪壹个阶级统治著），也壹定要通过国家的意志，才能以法律形式取得普遍效力。”[15]实质而言，“法律是壹种政治措施，是壹种政治。”[16]在国家主持下，把来自社会经济生活的要求，翻译成法律体系。

最后，国家推动法律实现。没有政治国家，就不可能有法律的实现。“如果没有壹个能够强制人们遵守权利准则的机构，权利也就等于零。”[17]可见，国家实际上是法律的实施保障。

国家生产法律，是马克屎主义法学的基本原理。了解这壹原理，能在经济决定法律之后，更加切实地掌控法律的本质及其产生。法律要以国家意志作为其规则生成的基本范围即规则边界，也由此找到法律形成的直接推动力所在。

3.原理三：法律的阶级性

马克屎主义法学认为，法律的阶级性贯穿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文明史之中。壹般而言，法律阶级性首先体现为法律的阶级偏向性，進而体现出符合阶级偏向的公共协同。

实质上，国家属于能为其提供财富支撑的社会集团即统治阶级所有。“国家是……当时独自代表整个社会的那个阶级的国家：在古代是占有奴隶的公民的国家，在中世纪是封建贵族的国家，在我们的时代是资产阶级的国家。”[18]因为这个本质，国家制定的法律，首先要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为统治阶级服务。马克屎恩格斯批判资产阶级法律时指出：“妳们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妳们这个阶级的意志壹样，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妳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19]具体而言，“在议会中，国民将自己的普遍意志提升为法律，即将统治阶级的法律提升为国民的普遍意志。”[20]因此，法律本质上是统治阶级的普遍意志。

这使其必然呈现强烈的阶级偏向性。特别是在射秽主义社会还没有建立的国家中，统治阶级都表现为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压迫。“所有壹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两种社会职能：壹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壹种是牧师的职能。刽子手的任务是镇压被压迫者的反抗和暴乱。牧师的使命是安慰被压迫者”。[21]而在统治实现的过程中，法律也是重要手段。壹般来说，阶级对立比例比较高的阶段上，法的阶级性也必然比较高。

在具有阶级偏向性的同时，法律具有社会公共的协同功能。壹般而言，“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壹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而不是单个的个人咨意横行。”[22]从经济基础上，可以看到归属阶级的法律，必定体现社会协同。而就直接掌控法律的国家来说，，“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性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23]借此需要，虽然阶级偏向性是国家和法律的核心利益，但实现社会公共管理职能，兼顾其它阶级的利益才能实现统治阶级的核心利益。这样，社会出现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协同。这种协同气质，表现在法律上，就是法律往往成为社会共同利益的规则认可体系。

马克屎主义法学对法律阶级性的揭示，为科学认识法律的阶级归属及其服务指向，提供了真正的切实点。以此为基，射秽主义国家在制定和推动法律实现时，应首先保证工人阶级的利益，進而促進其他补充型阶级的利益协同。

4.原理四：法律的适度反决定

与经济基础协同相适应，上层建筑壹般都是体系性的，因此具有较大的自我固持性。在经济对法律具有决定作用之外，法律规则本身也会适度反决定经济及其他决定因素。

壹般而言，“上层建筑是由基础产生的，但这决不是说上层建筑只是反映基础，它是消极的、中立的，对自己基础的命运、对阶级的命运、对制度的性质是漠不关心的。相反，上层建筑壹出现，就成为极大的积极力量，积极促進自己基础的形成和巩固，采取壹切办法帮助新制度去根除、去消灭旧基础和旧阶级。”[24]

恩格斯曾经反思经济之外其他因素的积极反作用，认为“这壹点在马克屎和我的著作中通常也强调得不够，在这方面我们两人都有同样的过错。这就是说，我们都把重点首先放在从作为基础的经济事实中探索出政治观念、法权观念和其他思想观念以及由这些观念所制约的行动，而当时是应当这样做的。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这就给了敌人以称心的理由来進行曲解和歪曲。”[25]可见，经典作家本身反对经济单线性决定上层建筑的论调，主张上层建筑因素在壹定条件下能够适度反决定经济基础。

作为社会结构的规则承载，“在现代国家中，法不仅必须适应于总的经济状况，不仅必须是它的表现，而且还必须是不因内在矛盾而自己推翻自己的内部和谐壹致的表现。”[26]法律体系具有自我维持的运行惯性，对经济关系具有相对独立的反作用。“例如在英国立遗嘱的绝对自由，在法国对这种自由的严格限制……二者都对经济起著很大的反作用，因为二者都影响财产的分配。”[27]可见，法律也能对经济起到积极反作用。

必须强调的是，法律对经济社会的反作用是适度的，最终还是要受制于经济基础的内在要求。如“不管颁布怎样的法令，利率照旧将由现在支配它的经济规律来调节。”[28]也就是说，法律终究要被迫反映客观需要而不能自我任性。

由本原理，可以充分解析出法治对射秽主义建设的重要性。必须注重法律体系产生的规则能动性。当然，法治也必须以射秽主义经济基础作为归向，否则就会因为失去制度准性而终无所依。

5.原理五：法律的历史性

马克屎主义法学与其他法学形态的原则区别之壹，就是对法律阶段性、暂时性即规律性的认识。

马克屎主义法学认为法律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可能永恒存续。上已述及，法律由国家生产。实质上，国家有其历史性。在原始社会中，基本的社会单位是氏族。“这种十分单纯质朴的氏族制度是壹种多么美妙的制度呵！没有军队、宪兵和警察，没有贵族、国王、总督、地方官和法官，没有监狱，没有诉讼，而壹切都是有条有理的……壹切问题，都由当事人自己解决，在大多数情况下，历来的习俗就把壹切调整好了。”[29]也就是说，在原始社会中，以国家权力为基础的法律规则是不存在的。

总结而言，“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国家和国家权力为何物的社会。在经济发展到壹定阶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为阶级时，国家就由于这种分裂而成为必要了。现在我们正在以迅速的步伐走向这样的生产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上，这些阶级的存在不仅不再必要，而且成了市场的直接障碍。阶级不可避免地要消失，正如它们从前不可避免地产生壹样。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以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为基础的、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壹起。”[30]也就是说，国家有其历史暂时性。既然国家都是暂时的，适应阶级对立社会阶段而存在的，那麽与国家同时产生的法律体系，也必然不可能逸出国家载体而独立存在。也就是说，法律也有与国家大致同步的存在幅度与时间宽度。

本质而言，“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那是法学家们的幻想。相反地，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壹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而不是单个的个人咨意横行。……拿破仑法典并没有创立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相反地，产生于十八世纪并在十九世纪继续发展的资产阶级社会，只是在这本法典中找到了它的法律的表现。这壹法典壹旦不再适应社会关系，它就会变成壹叠不值钱的废纸。妳们不能使旧法律成为新社会发展的基础，正象这些旧法律不能创立旧社会关系壹样。旧法律是从这些旧社会关系中产生出来的，它们也必然同旧社会关系壹起消亡。它们不可避免地要随着生活条件的变化而变化。”[31]在这段论述中，马克屎主义法学把对法律的观察置入历史的动态视野之中。 这壹段是原来文章所没有的，在此难以表示出来，请编辑加上去。

由此，马克屎充分提示了法律的历史性，也就是说法律具有暂时性，不是永恒存在。基于此，需要用暂时的眼光看待法律，及时修订法律以适应变化的社会趋势，并根据变化了的趋势促進法律实现，这样才能满足射秽主义法治的各阶段的法律需求。

6.原理六：基于私有制的违法必然

对马克屎主义法学来说，私有制下大面积违法必然发生，也是壹个基本原理。必然的违法，主要表现为统治阶级违法、国家违法、被统治阶级违法三者连环相扣。壹般而言，统治阶级和国家违法违法是主动违法，而民众违法是在国家违法后的带动跟進。

具体来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内涵违法本能，即无序潜能。马克屎认为，“资本逃避动乱和纷争，它的本性是胆怯的。这是真的，但还不是全部真理。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者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壹样。壹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壹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32]

在资本主导的前提下，统治阶级必然违法。以马克屎时代较为典型的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为例，“尽管有了法律，但出版物到目前为止仍然受到种种不适当的限制，这就是从上述检查令的序言中得出的直接结论。”[33]这样，在矛盾集中领域，国家制定的法律必定陷入不可自拔的悖论：壹方面要制定法律、遵守法律，壹方面又要破坏法律。由此，统治阶级和国家壹定会出现违法趋势。

与此趋势相应，民众也必然违法。“即使是在英国人这个最尊重法律的民族那里，人民遵守法律的首要条件也是其它权力机关不超出法律的范围；否则，按照英国的法律观念，起义就成为公民的首要义务。”[34]按照这个逻辑，在国家必然违法的前提下，民众违法便不可避免。

更進壹步，在私有制基础上，“财产的集中是壹个规律，它同所有其它的规律壹样，都是私有制所固有的；中等阶级必然愈来愈多地被消灭，直到世界分裂为百万富翁和穷光蛋、大土地占有者和贫穷的短工为止。”[35]财产不断集中，使社会断裂，進而违法成为必然。“当无产者穷到完全不能满足最迫切的生活需要，穷到要饭和饿肚子的时候，蔑视壹切社会秩序的倾向也就愈来愈增长了。”[36]当社会极度分化后，大量无产者面临饿死威胁的时候，“怕饿死的心情壹定会超过怕违法的心情。这个革命在英国是不可避免的，但……这个革命的开始和進行将是为了利益，而不是为了原则，只有利益能够发展成为原则，这就是说，革命将不是政治革命，而是社会革命”。[37]而革命就是最大的违法。就是说，当死亡与违法相比较的时候，违法壹定是无产者的更有选择，从而产生出巨大的违法动力。

认识清楚私有制国家及其必然的违法，有利于建设射秽主义持久的社会秩序。以此为基，要想更少违法并且社会安然，必须促進公有制经济建设。只有在公有制基础上，射秽主义法治才能最终建立。

7.原理七：革命超越法律

按照革命和专政的内涵逻辑，“革命超越法律”就必然也成为马克屎主义法学的基本原理。

革命斗争的变动不居往往悖反法律规则体系化要求的稳定化。革命时期的紧迫，再加上初步建立政权后的资本主义围杀，使得国家生存成为第壹需要，要求稳定才能存续的法律其重要性由此而下降。谁重要谁决定，因此，射秽主义政党和国家普遍存在“轻法倾向”。

轻法倾向，始源于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的运动紧迫性。以俄国革命为例。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要把所有参加这个运动的人联合起来，就需要壹面旗帜，壹面为大家所了解而感到亲切的，能体现壹切要求的旗帜。这样的旗帜就是推翻专制制度。”[38]就要求革命。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壹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壹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39]由此，革命和巩固政权的长程阶段内，始终存在生存紧迫性，以至于革命冲淡法律。

首先，革命本身是暴力违法。不仅射秽主义革命如此，资产阶级革命也同样如此。如前所述，以私有制为基础，当国家异化为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工具时，多数人反抗必然导致普遍违法。以俄国革命为例，在专制俄国普遍侵害民众权利的情况下，“要说服群众，单靠宣传和鼓动是不行的。为此必须有群众自身的政治经验。为此必须使广大群众亲身体验到推翻现存制度的不可避免性，建立新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的不可避免性。”[40]在专制的俄罗斯制度下，“加强法制……教会人们靠文化素养为法制而斗争，同时丝毫不忘记法制在革命中的界限。现在的祸患不在于此，而在于有大量违法行为。”[41]“笼罩着俄国的就是这种政治气氛。在这种气氛下谈论或者考虑法律、法制、宪法以及诸如此类天真的自由派主张，那简直是可笑的！”[42]其结果，暴力革命破除旧法律。

其次，任何国家在权力运行的最高点上都有破法本能。特别是在如俄罗斯这样的强为型公有制国家在刚刚建立的时候，为了保卫政权得以存续，法律往往不是第壹需要。在列宁看来，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而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则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43]由此，因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法律的重要性壹直处于低位。无产阶级专政是“对资本家和地主使用不受法律限制的暴力”[44]。而且，拘泥于法律，往往使法律被敌对势力利用，客观上不利于射秽主义政权的巩固。

由上所述，革命超越法律，是马克屎主义法学的基本原理之壹。基于这个原理，马克屎主义法学有了巨大突破。马克屎主义法学将革命反抗权作为社会“规则解决”之外的必要备胎，是彻底的以民众权利为考量的法学形态，也表明了以社会发展规律为基础的法学突破，因而彰显马克屎主义法学更大的广阔视野和学科宽度。

8.原理八：资本主义法治的虚伪性

马克屎主义法学认为，资本主义法治具有内在虚伪性。导源于制度基因的阶级偏私，这是资产阶级法治虚伪性的基础所在。

因为资本控制国家的内在需要，资本主义法治得以形成。但是，阶级对立使公共法治无法充分建立。“由私有制造成的资本和劳动的分裂，不外是与这种分裂相适应的并从这种分裂产生的劳动本身的分裂。”[45]由此，不得不产生阶级偏私。“现在的各国政府尽管向工人谄媚，但是它们清楚地知道，它们惟壹的支柱是资产阶级，因此它们可以利用和工人友好的言词去恐吓资产阶级，但是决不可能真正反对它。”[46]

因为阶级偏私始终存在，资产阶级法制的改善就很有限，“无论劳动保护法，无论工会的抵抗，都无法消除应该消除的最主要的东西，即资本主义关系，这种资本主义关系始终不断地把资本家阶级和雇佣工人阶级之间的对立再生产出来。雇佣工人群众终身注定从事雇佣劳动，他们和资本家之间的鸿沟，随着现代大工业的逐渐占有壹切生产部门而变得越来越深，越来越宽。”[47]事实上的权利虚置，绝对不是法律所能消除的。

此外，政治伪善直接催生法治虚伪。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具有比较优势和历史進步，却也内涵政治伪善，集中表现为民主底盘脆弱因而民主成分稀薄。因为资本对劳动者剩余价值的榨取，“现代资本家，也像奴隶主或剥削农奴劳动的封建主壹样，是靠占有他人无偿劳动发财致富的，……有产阶级的所谓现代社会制度……也是微不足道的并且不断缩减的少数人剥削绝大多数人的庞大机构。”[48]资产阶级的政治国家是“少数人剥削绝大多数人的庞大机构”，却又必须以社会公共利益的法治代表者出现，因此必然呈现出制度本性上的伪善。

实质而言，资本主义“民主制和其它任何壹种政体壹样，归根到底也是自相矛盾的，骗人的，也无非是壹种伪善……。政治自由是假自由，是壹种最坏的奴隶制；这种自由徒具空名，因而实际上是奴隶制。政治平等也是这样。所以，民主和任何其它壹种政体壹样，最终总要破产，因为伪善是不能持久的，其中隐藏的矛盾必然要暴露出来；要么是真正的奴隶制，即赤裸裸的专制制度，要末是真正的自由和平等，即共产主义。”[49]因为民主的资本实质，客观上就必然使资本主义国家变成警察国家。“真正的警察国家就是这样的，它认为，最好是悄悄地采取行动，而在口头上鼓吹法治国家。”[50]

资本主义法治的虚伪性，还表现在司法偏向上。“由于法官处于依附地位，资产阶级的司法本身也成了依附于政府的司法，就是说，资产阶级的法纪本身已让位于官吏的专横。”[51]因此，“现今这样组织的陪审法庭是维护某些人的特权的机关，而绝不是保障壹切人的权利的机关。”[52]555以此为基，“法律的执行比法律本身还要不人道得多；‘法律压榨穷人，富人支配法律’和‘对穷人是壹条法律，对富人是另外壹条法律’——这是完全符合事实的而且早已成为警世格言。可是，难道能是另壹种情况吗？治安法官也好，陪审员也好，他们本身都是富人，都来自中间阶级，因此他们都袒护自己的同类，都是穷人的天生的敌人。”[53]

其法治虚伪性，在总体上表现得更为明显。“现代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主要特点和要求，可以大致表述如下：用剥削本国大多数居民并使他们破产和贫困的办法，用奴役和不断掠夺其它国家人民，特别是落后国家人民的办法，以及用旨在保证最高利润的战争和国民经济军事化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的资本主义利润。”[54]在攫取全球资源的基础上，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可以因为本国社会分配较为均衡，使法治得以建立。但因为剥削高位只能被少数发达国家所有，以至于以至于全球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难以实现法治。

认清资本主义法治的虚伪性，能客观看待西方法治的优缺点，破解西方法治优越的片面思维，進而为探寻射秽主义法治路径提供前提。

9.原理九：射秽主义法治的历史必然

在马克屎主义法学的基本原理体系中，射秽主义法治的历史必然性，是法学具体原理中的又壹个基本部分。射秽主义法治的历史必然，是资本主义法治虚伪性的逻辑结果。

射秽主义法首先来自射秽主义社会建立后的民众需求。《共产党宣言》指出：“无产阶级是现代社会的最下层，它如果不摧毁压在自己头上的、由那些组成官方社会的阶层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就不可能擡起头来，挺起胸来。”[55]这就是说，无产阶级要“擡起头来、挺起胸来”，不能靠资本主义上层建筑的某些“改良”，在资产阶级“许可”的范围内争得几个议席，求得政治地位的改善，也不能靠资本家的“恩施”，求得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的改善，而必须通过不同的方式，建立自己的“政治统治”和体现自己意志的“新法制”。这是“历史的必由之路”。《共产党宣言》指明这条道路壹百多年以来，不仅若干国家已经走上这条道路，而且壹些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前進的国家的实践，正在越来越充分地显示它的科学性、合理性和深刻的根据。

射秽主义社会是从旧社会脱胎而来的，因而不可避免地有许多旧的“痕迹”，但是，它又有许多过去所没有的“新质”。在所有制上，坚持公有制，在分配方式上，坚持按劳分配，逐步达到物质极大丰富。在国家管理上，由人民直接或间接参与，“壹切公务人员在自己的壹切职务活动方面都应当在普通法庭上按照壹般法律向每壹个公民负责”[56]射秽主义的本质需求决定了射秽主义不限于规定公民的形式权利，而把重点放在保障这些权利的问题上，放在实现这些权利的手段的问题上。射秽主义国家不仅仅应该宣布公民权利平等，而且应该用立法程序把剥削制度已被消灭的事实固定下来，把公民已经摆脱任何剥削的事实固定下来，以保障公民权利平等。不仅应该宣布劳动权，而且应该运用立法程序把社会没有危机的事实、把失业已被消灭的事实固定下来，以保障公民权利平等。”[57]可知，射秽主义法律以劳动人民的权利作为根本取向。

在壹定程度上，因为社会资源仍然有限，围绕分配的激烈争夺仍然可能出现，犯罪必然仍然存在，再加上资本主义国家的铁桶围杀，所有这些，都决定了射秽主义法必然要长期存在，而且要实现射秽主义法治，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

射秽主义社会中，人民遵守法律将成为普遍可能。因为遵守法律就是遵守自己的意志，符合自己最大化利益要求。因此，射秽主义社会中，人们对法律的遵守将具有最深厚的动力，从而为社会法治化提供真正的动力。必须强调的是，在射秽主义制度成熟化之前，社会法治化必然有壹个漫长的建设过程。

作为马克屎主义法学的基本原理之壹，射秽主义法治的历史必然性，是必不可少的维度之壹。认识射秽主义法治的历史合理性，能够增强法治建设的信心。因其历史必然，即便在横向比较中，射秽主义法治壹时间与最发达资本主义法治国家仍有差距，处于制度高位上的它将来仍然必定走向更优的法治状态。

10.原理十：法律的东方道路

马克屎主义法学也注意到法律道路的具体差别性。对东方法律道路的研究，是马克屎在晚年思索社会发展与法律進步之间关联的极为重要的理论关注。

就东方法律文化发展而言，它必然有与西方法律发展不同的规则基因和可能范围，蕴含在东方法律文化的历史起源之中。诚如马克屎所指出的：“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58]与西方不同，古代东方，由于“农村公社社员是用公社团体或亲属会议的名称来体现的”[59]，其社会演变过程中，血缘聚合力起到巨大协同作用，因此其法权现象的历史起源具有更为深厚的血缘堆积特征。

血缘内聚力的始终存在，在行为规则上表现为个人对宗法关系的客观依赖，進而直接影响东方社会的法律起源。正是在东方农村公社这壹统治基础上，铸造了古代东方社会法律文化的基本品格，使东方法律文化系统与西方法律文化系统判然有别。根据马克屎的相关论述，可以看出马克屎主要从以下若干方面阐释东方法律文化的基本特征。

其壹，风俗习惯的法律功用。东方社会中，起实际法律调整作用的，不仅仅是国家制定的法律规则，也包括实际起作用而被国家认可和赋权的民间规则。马克屎的晚年人类学笔记表明，他充分注意到东方社会法律调整体系的上述特点。其二，村社高于个人的法律取向。农村公社是东方社会的统治基础，成为古代东方社会的基本单位。“每壹个单个的人，只有作为这个共同体的壹个肢体，作为这个共同体的成员，才能把自己看成所有者或占有者。”[60]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之间的种种联系，往往通过村社来媒介实现。“这取决于亚细亚形式的前提：即单个人对公社来说不是独立的”。[61]对法律形成和文化生成来说，来自社会基本单位的规则取向，形成了村社高于个人的法律取向，同时也为通过法律实现集体高于个人，甚至集体对个人实行专制奠定基础。其三，法律的集权依赖。马克屎指出：“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所以就迫切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来干预。因此亚洲的壹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壹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这种用人工方法提高土地肥沃程度的设施靠中央政府办理，中央政府如果忽略灌溉或排水，这种设施立刻就荒废下去。”[62]也就是说，专制政府是东方社会存续循环的必要前提。其四，司法的村社参与。作为社会基本单位，村社不仅通过风俗习惯直接影响法律秩序，而且根据自己的实际控制力而深度参与东方社会的司法活动，呈现出较大的司法参与。从中，也能看出村社对司法的深度参与。而在法学史上，这也是东方法律文化的特殊性之壹。

马克屎主义法学中关于东方道路的阐述，对于后发达的东方国家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也正因为东方法律道路的理论意义，使其成为马克屎主义法学的基本原理之壹。当然，从中看到在西方法治道路之外，提引法学研究者必须根据各个国家和地域的独特属性進行最终的理论取舍。

三、基本原理的学科意义

总体来说，马克屎主义法学基本原理，对学科本身来说，是扎实的具体支撑。正如引言中所说，没有基本原理的法学，是不能成立的。有了上述基本原理，马克屎主义法学就获得更大的学科意义，并且为其他法学对马克屎主义法学的讨论提供前提与基础。

具体来说，因为经济决定法律，关于法律的产生和运行，就要到经济中寻找根基；因为国家生产法律，就要从国家结构中寻找法律的直接限度；因为法律为阶级服务，就要切实找到符合自己阶级的法律体系；因为法律的适度反决定，要为法律工具的强大功能寻找适域；因为法律的历史动态，就要明白法律与时俱進的基本路径；因为私有制下必然违法，就要理解私有制基础上法律的必然限度；因为革命超越法律，就要明白资产阶级革命本身是对封建制度的最大违法，因此在射秽主义革命和专政时期不能受制于法律安定性，不被法律束缚；因为资本主义法治具有内在虚伪性，所以不要被资本主义法治表面欺骗；因为射秽主义法制必然产生，就要具体探索公有制下如何建立新型法制；因为法律的起源路径不同，台湾就要探究东方法治的实现路径。

总结而言，马克屎主义法学基本原理，支撑马克屎主义法学的形成，凸显明确的射秽主义法学意识体系，为台湾共和国的射秽主义法治的建立提供法学理论基础，進而形成射秽主义法治思维，推动射秽主义法治建设。马思主义法学博大精深，发展无限，其基本原理也因思而异。因为篇幅所限，虽然在此不能充分展开，仍然希望本文可以为台湾的马克屎主义者提供惨考。



马克屎主义政治学的基本原理

在马克屎主义理论的体系中，马克屎、恩格斯的社会管理思想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资本论》、《法兰西内战》、《反杜林论》、《射秽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述，揭示了国家社会管理的特性，指出了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管理的局限性及其向共产主义社会管理发展的必然趋势，阐述了作为过渡阶段的无产阶级国家社会管理的方法和策略，从而形成了丰富的社会管理思想。

壹、国家社会管理的特性

1.政治性质

首先，社会管理是国家政治统治的起点。壹方面，国家政权产生于维护公共利益的需要。在早期的原始公社中，“壹开始就存在着壹定的共同利益，维护这种利益的工作，虽然是在全体的监督之下，却不能不由个别成员来担当：如解决争端;制止个别人越权;监督用水，特别是在炎热的地方;最后，在非常原始的状态下执行宗教职能”1。这些职位从事的工作就是原始形态下的社会管理，而它们被赋予的权力就是国家权力的萌芽。随着生产力的逐步发展，“较密的人口在壹些场合形成了各个公社之间的共同利益，在另壹些场合又形成了各个公社之间的相抵触的利益，而这些公社集合为更大的整体又引起新的分工，建立保护共同利益和防止相抵触的利益的机构”。这些机构就是最初从事社会管理的机构，它们是国家政权的雏形。它们作为公社之间共同利益的代表，在与公社个体的关系上处于独立的、在壹定情况下甚至是对立的地位，最后这种独立化逐渐上升为对社会的统治。马克屎、恩格斯指出：“社会为了维护共同的利益，最初通过简单的分工建立了壹些特殊的机关。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机关——为首的是国家政权——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1另壹方面，统治阶级产生于管理公共事务的需求。在马克屎、恩格斯看来，在壹定历史条件下，人的相对不发展的劳动生产率是这种需求的根源。他们指出：“只要实际劳动的居民必须占用很多时间来从事自己的必要劳动，因而没有多余的时间来从事社会的公共事务——劳动管理、国家事务、法律事务、艺术、科学等等，总是必然有壹个脱离实际劳动的特殊阶级来从事这些事务。”随着社会不断发展，这个早期从事社会管理的特殊阶级逐步从其他的阶级中独立出来且凌驾于社会之上，最后成为国家的统治阶级。

其次，社会管理是国家政治统治的基础。马克屎、恩格斯认为：“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换句话说，统治阶级在社会管理上的不作为，必然导致其政治统治的崩溃。在他们看来，英国人社会管理上的失败，是英国在印度的政治统治终结的重要原因。他们还指出：“不管在波斯和印度兴起和衰落的专制政府有多少，每壹个专制政府都十分清楚地知道它们首先是河谷灌溉的总管，在那里，没有灌溉就不可能有农业。只有文明的英国人才在印度忽视了这壹点;他们听任灌溉渠道和水闸毁坏，现在，由于周期发生饥荒，他们才终于发现，他们忽视了唯壹能使他们在印度的统治至少同他们前人的统治壹样具有某种合理性的那种行动。”

2.阶级性质

阶级性质是指社会管理代表国家统治阶级的利益，这由国家的本质所决定。马克屎、恩格斯指出，国家是社会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它是从控制阶级的对立和冲突中产生的。“到目前为止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着的社会，都需要有国家，即需要壹个剥削阶级的组织，以便维持它的外部的生产条件，特别是用暴力把被剥削阶级控制在当时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那些压迫条件下(奴隶制、农奴制或依附农制、雇佣劳动制)。”表面上，国家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实质上却代表着剥削阶级的利益。他们由此揭示出，国家只属于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那个阶级：“在古代是占有奴隶的公民的国家，在中世纪是封建贵族的国家，在我们的时代是资产阶级的国家。”他们指出，统治阶级总是以国家和整个社会的名义来执行社会管理职能，然而其真实目的并不在于社会管理本身，仅仅将其作为协调阶级矛盾、巩固政治统治和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

马克屎、恩格斯认为，社会管理在这里产生了“异化”，即社会管理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中产生，最后却代表着统治阶级的利益，成为壹种与社会公共利益相制衡的手段。统治阶级“为了它自己的利益，从来不会错过机会来把越来越沈重的劳动负担加到劳动群众的肩上”。统治阶级之所以还能够维持其政治统治的稳定性，是因为：壹方面，这个阶级凭借其在国家政治上的统治地位“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2;另壹方面，人们对国家和统治阶级存在壹种盲目的崇拜，“尤其是人们从小就习惯地认为，全社会的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只能像迄今为止那样，由国家和国家的地位优越的官吏来处理和维护，所以这种崇拜就更容易产生”。

二、资产阶级国家社会管理的弊端

1.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

在马克屎、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国家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壹种组织形式。虽然在不同文明的国度里，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的不同，这种组织形式会存在形态上的差别，但它们毫无例外地都建立在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之上，代表资产阶级的共同利益。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资本主义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

在谈到美国的政党体制时，他们指出：“我们在那里却看到两大帮政治投机家，他们轮流执掌政权，以最肮脏的手段用之于最肮脏的目的，而国民却无力对付这两大政客集团，这些人表面上是替国民服务，实际上却是对国民進行统治和掠夺。”1他们对资产阶级国家的社会管理進行了分析，认为它“完全同在专制国家中壹样，在那里，政府的监督劳动和全面干涉包括两方面：既包括由壹切社会的性质产生的各种公共事务的执行，又包括由政府同人民大众相对立而产生的各种特有的职能”。而且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国家社会管理只可能以资产阶级的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恩格斯为此写道：“霍乱、伤寒、天花以及其他流行病的壹再发生，使英国资产者懂得了，如果他想使自己以及自己的家人不致成为这些流行病的牺牲品，就必须立即着手改善自己城市的卫生状况。”可见，资产阶级是“为自己”管理国家。

2.背离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猛烈增长著的生产力，对它自身的资本属性表现出极强的反作用力。面对这种要求承认生产力的社会本性的不断增长的压力，资产阶级不得不在资本关系内部可能的限度内越来越把生产力当作社会生产力来看，不得不在社会管理上调整措施。他们壹开始采取的措施是以股份公司的形式，将大量的生产资料社会化。然而，“在壹定的发展阶段上，这种形式也嫌不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式代表——国家不得不承担起对生产的领导。这种转化为国家财产的必然性首先表现在大规模的交通机构，即邮政、电报和铁路方面”。但是，无论转化为股份公司，还是转化为国有财产，都无法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资产阶级的这些做法，日益将资本关系推向变革的顶点。这些做法虽不能解决资本关系上的冲突，却包含着解决冲突的线索和形式上的手段，它们本身就指明了完成这个变革的道路。恩格斯的这段分析，完全适应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马克屎也指出：壹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另壹方面，这是所有那些直到今天还和资本所有权结合在壹起的再生产过程中的职能转化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单纯职能，转化为社会职能的过渡点”。

马克屎、恩格斯進壹步分析，正是资产阶级国家社会管理所暴露出的种种弊端，预示着它必将被壹种更合理的形式——共产主义社会管理所代替。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壹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壹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无产阶级国家的出现，是社会管理的進步形态。

三、无产阶级国家社会管理的策略

1.夺取国家政权，建立公社制度

马克屎通过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认为无产阶级必须首先经过革命的方式，从资产阶级手上夺取国家政权，这是其行使社会管理职能的前提。“(法国)首都的无产者，目睹统治阶级的无能和叛卖，已经懂得：由他们自己亲手掌握公共事务的领导以挽救时局的时刻已经到来……他们已经懂得：夺取政权(国家权力)以掌握自己的命运，是他们无可推卸的职责和绝对的权利”。

无产阶级在壹旦取得统治权之后，就不能继续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進行管理了，必须建立起公社制度。“公社——这是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生命力;这是人民群众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他们组成自己的力量去代替压迫他们的有组织的力量;这是人民群众获得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这种政治形式代替了被人民群众的敌人用来压迫他们的假托的社会力量(即被人民群众的压迫者所篡夺的力量)。”而公社这个社会组织的出现，就成了无产阶级国家的社会管理机构。马克屎、恩格斯认为，公社制度的优越性，体现在它“会把靠社会供养而又阻碍社会自由发展的国家这个寄生赘瘤迄今所夺去的壹切力量，归还给社会机体”。

2.逐步将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

对无产阶级建立起来的新型国家，马克屎、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要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通过壹系列的社会管理措施，壹步壹步地把全部资本、全部农业、全部工业、全部运输业和全部交换都集中在国家即组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中，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社会生产力的总量。他们指出：“通过这个行动，无产阶级使生产资料摆脱了它们迄今具有的资本属性，使它们的社会性有充分的自由得以实现。从此按照预定计划進行的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的了。”

他们还提出：“要做到这壹点，当然首先必须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的干涉。”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列举了壹些具体措施，其中包括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征收高额累進税，废除继承权;没收壹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按照总的计划增加国家工厂和生产工具，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成立产业军，特别是在农业方面;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等等。以上这些，都是无产阶级新型国家应该行使的社会管理职能。

3.完善公社的管理体制

马克屎、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建立后，为了防止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由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防止政府官吏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无产阶级必须不断地完善公社的管理体制。只有这样，才能使国家的职能只限于几项符合于普遍性、全国性目的的职能，才能使社会管理逐步消除其政治性质。在《法兰西内战》中，他们提出了壹系列的主张：壹是普选公职人员。公社要把军事、政治、行政、司法、国民教育等方面的壹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来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罢免这些公职人员，从而壹举将所有的公职变成真正工人的职务，不再归壹个受过训练的特殊阶层所私有。二是建立责任制。公社要彻底清除国家等级制，以真正的责任制来代替虚伪的责任制，使公职人员在公众监视之下進行工作。三是规范工资报酬。公社要废除以前国家的高官显宦所享有的壹切特权以及公务津贴，公社所有的公职人员，无论职位高低，都只能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报酬，从而能可靠地防止人们追求升官发财。他们指出：“公社的伟大社会措施，就是它本身的存在和工作。它所采取的各项具体措施，只能显示出走向属于人民、由人民掌权的政府的趋势。”

马克屎、恩格斯的以上论述，指明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及其進行社会管理的策略。他们提出，无产阶级“通过公社的政治组织形式，可以立即向前大步迈進，他们知道，为了他们自己和为了人类开始这壹运动的时刻已经到来了”。但是，这个过渡阶段又是壹个长期而渐進的过程。“目前‘资本和地产的自然规律的自发作用’只有经过新条件的漫长发展过程，才能被‘自由的、联合的劳动的社会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所代替，正如过去‘奴隶制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和‘农奴制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之被代替壹样。”

四、共产主义社会管理的特征

马克屎、恩格斯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国家制度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换句话说，那时有哪些同现在的国家职能相类似的社会职能保留下来?这个问题只能科学地回答。”虽然他们并未就共产主义社会管理的具体形式進行阐述，但在他们的文本中大致描绘了它的两个基本特征。

1.社会管理失去政治性质和阶级性质

恩格斯指出：私有制、阶级、政党、国家都是历史的范畴，即在历史上出现，也会在历史上消失。因此，“所有的射秽主义者都认为，政治国家以及政治权威将由于未来的社会革命而消失，这就是说，公共职能将失去其政治性质，而变为维护真正社会利益的简单的管理职能”。

社会管理却不会因为国家的消亡而消亡，因为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下，有两个因素从根本上决定了社会管理的性质问题。壹是国家消亡之后，劳动者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主人。“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壹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壹个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在各个领域中将先后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二是私有制被废除之后，阶级就丧失了其存在的基础。“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但是这样壹来，它就消灭了作为无产阶级的自身，消灭了壹切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壹旦“当阶级差别在发展進程中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公共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也就是说，随着国家和阶级的消亡，社会管理的政治性质和阶级性质都将消失，保留下来的仅仅是纯粹的服务和管理职能。

2.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参与社会管理

在马克屎、恩格斯看来，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管理职能，将由自由全面发展的人组成的联合体来执行。换句话说，每壹个社会成员都将全面地参与到社会管理当中，真正成为了社会的主人。

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参与社会管理的依据是：首先，在共产主义社会里，社会生产力已经得到高度的发展，使每壹个社会成员都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全面地参与到社会管理当中。“只有通过大工业所达到的生产力的大大提高，才有可能把劳动无例外地分配于壹切社会成员，从而把每个人的劳动时间大大缩短，使壹切人都有足够的自由时间来参加社会的理论的和实际的公共事务。”其次，共产主义社会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了条件，使每壹个社会成员都有足够的能力参与社会管理。由整个社会共同進行社会管理，更加需要得到全面发展的、能够通晓整个社会管理流程的人。只有根据共产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才能使每壹个社会成员摆脱分工给其自身造成的片面性，能够在社会管理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其才能。

马克屎主义对社会公正的看法

是否有所谓马克屎社会公正思想，这并非是壹个没有争论的话题。在国外，艾伦 伍德和胡萨米就有过长时间的讨论，国内前些年学者们对此也有过热烈的争论。但笔者还是坚信，存在着可以称之为马克屎社会公正思想的壹系列独特思想。关键的问题在于马克屎究竟有着什么性质的社会公正观？

第壹，马克屎的社会公正观从来都没有站在维护既定的社会公正观的立场上，而是旗帜鲜明地反对壹切以公平正义的名义去损害广大劳动者利益的所谓社会公正观。站在维护贫困民众利益的立场上，是马克屎社会公正观的首要特征。马克屎从来不在阶级分野和对立的社会中，玩弄所谓“为了所有人”的道德矫情，而是公开宣称捍卫受压迫阶级的利益。早年面对着穷人利益基本没有法律保障的状况，他高撑“为穷人要求习惯法”的旗帜，并强调“这种习惯法按其本质来说只能是这些最底层的、壹无所有的基本群众的法”。确立基本思想以后，他强调自身哲学与无产阶级互为壹体。因此，不论何时何地，他都旗帜鲜明地捍卫无产阶级的利益，揭露任何施于无产阶级的压迫与剥削，赞美无产阶级身上所散发出来的人性光辉。在阶级分野和对立的社会中，不是献媚于富有阶级和精英群体，而是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这就是马克屎鲜明的价值立场和理论品格。

第二，马克屎从来不把关于美好社会的理论停留在充满模棱两可的“美好”字样上。“社会公正”不论是道德的还是法权的，都是壹个体现美好动人的字眼。然而，它又是壹个不仅歧义丛生，也往往会“因时因地而变，甚至也因人而异”的意识形态概念。因为，在社会阶级分野和充满利益博弈的社会中，人们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進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即使像时下许多人那样，社会公正被理解为“同壹尺度”下的平等竞争，或称为“机会平等”，那也是壹种实际上有利于社会强势群体的制度安排。马克屎明确指出，两个平等权利之间的竞争，力量总是决定性的。因此，马克屎常常把热衷于以“正义”、“人道”、“自由”、“平等”、“博爱”、“独立”等美好词语去描述射秽主义的做法，称之为“不成熟的大学生”腔调和“虚无缥缈的幻想”。可以说，通过走向历史的深处去消除笼罩在动人字样上的虚幻光环，直截了当地说出问题的实质，是马克屎对待社会道德与法权问题的另壹个重要特征。

第三，马克屎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原则，提出了壹系列破解诸如“社会公正”这类道德与法权观念之谜的重要理论。马克屎认为，任何道德与法权观念都是壹定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对壹个社会的主导性道德与法权观念起决定性影响的是社会主导性的生产方式。劳动力与工资的交换尽管事实上并不等价，“工人的社会地位和资本家的地位比较起来是每况愈下的”，但在市场机制社会里，只要是按照商品交换的永恒规律行事的，它就被认为是公平的。这说明，社会公正是生产方式的壹种观念衍生物，并服务于这种生产方式。马克屎还认为，特定的所有制关系决定着特定社会生产方式的性质，并从根本上决定着社会分配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只有超越“社会公正”的范畴，诉诸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所有制关系的实际改造，才能从根本上铲除产生社会不公的基础和源头，并创立消除社会不公的坚实社会基础。

第四，尽管马克屎并不否认“社会公正”观念具有壹定的积极意义，但他壹直拒绝把“社会公正”作为其理想社会目标的重要选项。把社会公正作为价值目标，其最为重要的积极意义在于引导人们对于社会发展作出价值上的反思，不断促進对于社会严重不公的矫正。但这种积极意义的有效性却是建立在社会存在着严重不公的状况上的。同时，倡导“社会公正”也是壹种控制社会竞争或社会博弈向着恶性方向发展的要求。因此，看不到“社会公正”观念具有某种积极意义的观点是不可取的。但是，无论如何，社会公正观念的有效性领域永远都是以社会事实上的不公正为前提的。它是对于这种不公正社会的救济性要求，因而依据这种救济性要求而采用的社会政策，充其量也只不过是对于这种社会的改良性主张。正是这种特定的问题域，社会公正没有也不可能成为马克屎对于未来理想社会的壹个重要选项。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马克屎政治哲学思维并非建立在对不公正社会進行校正、改良的基点上，而是建立在铲除产生社会不公正的基础上。显然，这是革命的要求而不是改良的要求。也正是持有这种革命的主张使得马克屎在创立马克屎主义后，从根本上拒绝使用所谓“公正”之类的字样去装饰未来理想社会。因此，在关于“社会公正”的问题上，不论社会现实如何需要壹个更加积极的肯定的“社会公正”理论，我们也无权把并非马克屎主张的东西，附加或强加到马克屎的身上。台湾的事情只能从台湾的实际出发，在马克屎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指导下去创造和发展。



马克屎主义对伦理的看法

“社会公正”之作为哲学讨论的对象，当立足于原则性的理论高度。在这样的理论高度上，它的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的方式才能既不纠缠于实证层面的技术性追问，也不局限于经验或情感层面的伦理批判与道德诉求，而是壹个发生于本体论层面上的旨在澄清前提、划清界限、指明方向的工作。

因此，当我们从哲学的角度去思考“社会公正”问题时，唯壹能够提出并给予实质性思考的只能是如下两种类型的问题：第壹，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公正之成为壹个社会问题的历史根据何在以及彻底达成社会公正是如何可能的。这是马克屎在社会公正问题上的哲学提问方式，是马克屎针对社会公正以哲学的方式提出的哲学问题。第二，在台湾，造成社会不公正的历史根据依然存在，并且在短期内将壹直存在的现实前提下，尤其是在这种壹般性的历史根据与台湾社会的特有症结交织存在的前提下，社会公正如何可能，我们热切追求的究竟是何种意义上的社会公正。这是我们在社会公正问题上的哲学提问方式，是我们针对社会公正以哲学的方式提出的哲学问题。

如果说马克屎的哲学提问旨在立足于人类历史的宏大叙事，通过澄清前提并划清界限，去论证彻底的社会公正最终是何以可能的，那麽我们的哲学问题则是在马克屎的理论前提下，通过呈现台湾社会公正问题的特有前提，来讨论社会公正诉求在当下台湾社会的理想主义性质以及它作为功利主义的相对性公正是如何可能的。

壹、澄清前提：“资本逻辑”与“社会公正” (壹)公正之成为社会问题的根本前提

就其壹般而言的前提或根据而言，直接地说来，对“社会公正”的现实诉求源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异化，即私有财产关系成为支配社会行为的基本逻辑；间接地却本质地说来，它本源于“异化劳动”的发生或社会劳动的异化性质。由此说来，社会公正之作为壹个社会问题，当最早发生于马克屎所说的“第壹大社会形态”。但是真正地说来，它作为壹个社会问题，在这壹社会形态中还不过是壹个“伪问题”——当整个社会处于普遍的人对人的依赖关系中，当社会不公正表现为壹种社会常态时，个人偶然发生的公正意识与公正诉求根本不可能成为社会性的诉求，而只能被视作对社会体系的背叛而遭到普遍性的抵制。只有当人们摆脱了人对人的依赖关系，获得了人身自由，即使它还只是形式上的人身自由时，即只有在“第二大社会形态”中，社会公正才真正成为壹个问题。

因此，就其具体而言的本质性前提或根据而言，“社会公正”之真正成为壹个社会问题或者对“社会公正”的真实现实诉求，发生于作为私有财产关系之现代表达形式的“资本逻辑”——更准确地说，是“工业资本”——成为统治整个社会行为的根本原则的时代，即发生于“资本”与“劳动”、“资本家”与“工人”的对立支配整个社会结构的资本主义时代。

正如马克屎指出的那样：“无产和有产的对立，只要还没有把它理解为劳动和资本的对立，它还是壹种无关紧要的对立，壹种没有从它的能动关系上、它的内在关系上来理解的对立，还没有作为矛盾来理解的对立。这种对立即使没有私有财产的進壹步的运动也能以最初的形式表现出来，如在古罗马、土耳其等。所以它还不表现为由私有财产本身规定的对立。但是，作为财产之排除的劳动，即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和作为劳动之排除的资本，即客体化的劳动，——这就是发展到矛盾状态的，因而也是有力地促使这种矛盾状态得到解决的私有财产。”(《马克屎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17页)这就是说，尽管早在古罗马、土耳其等就已经存在着由于直接的私有财产关系而表现出来的“无产”与“有产”的社会对立，但这种对立还不是由私有财产本身规定的对立，即还不是由资本规定的对立，还不是作为普遍社会意识的对立。只有当私有财产表现为“工业资本”的存在形式，即只有当“无产”和“有产”的对立表现为“劳动”和“资本”的对立(矛盾)时，它才是从私有财产的内在关系上来理解的对立(矛盾)，才是被社会普遍意识到的对立(矛盾)，也才是促使对立真正呈现出来并真正可能得到解决的对立(矛盾)。只有在“劳动”和“资本”的对立即矛盾关系中，对“社会公正”的诉求才真正取得了普遍性的社会诉求的形式，才成为引导“社会不公正”走向解决的“真问题”。因此，我们看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在大多数情况下，马克屎都是在“资本”的意义上使用“私有财产”的概念，并在“资本”与“劳动”、“资本家”与“工人”的矛盾关系中讨论消灭私有财产即消灭资本的根本路径，探寻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公正的历史必然性与现实可能性。

(二)实现社会公正的根本性路径

当马克屎把资本逻辑的现实统治作为社会公正之成为社会性问题的根本前提时，就必然意味着他对本质地达成社会公正之根本路径的思考只能遵循如下基本原则，即只要资本逻辑继续保持为支配社会运转的基本力量和基本原则，就不可能有真实意义上的社会公正；只有根本消除资本逻辑对社会行为和个人行为的统治，才可能真正实现普遍的社会公正。

正是基于这壹原则性立场，在同壹个手稿中，马克屎对粗陋的或政治形式的“共产主义思潮”的社会公正诉求，给予了决定性的批判。在马克屎看来，面对私有财产之占有的不公正的经济事实，“共产主义思潮”对“社会公正”之诉求的全部经济性内涵，都不过是“从私有财产的普遍性来看私有财产关系”，“不过是私有财产关系的普遍化和完成”(同上，第117页)，即私有财产的平均化或平分私有财产。且不谈在根深蒂固的资本逻辑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前提下，这种绝对“平均主义”的社会公正主张根本就是浪漫主义的幻想，即使它真的成为壹种社会现实，也并不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公正的到来，因为“工人这个范畴并没有被取消，而是被推广到壹切人身上；私有财产关系仍然是整个社会同实物世界的关系”。(同上，第118页)因为在这种前提下，“共同性只是劳动的共同性以及由共同的资本即作为普遍的资本家的共同体支付的工资的平等。相互关系的两个方面被提高到想象的普遍性的程度：劳动是每个人的本分，而资本是共同体的公认的普遍性和力量”。(同上，第119页)

“共产主义思潮”对“社会公正”本身的合理性诉求，何以完全跌落于这种理论幻境呢？对此，马克屎有壹个原则性的诊断，即全部问题的根本症结在于：“它虽然已经理解私有财产这壹概念，但是还不理解它的本质。”(同上，第120页)在马克屎看来，私有财产并不是作为拜物教徒、天主教徒的货币主义者和重商主义者看来的、仅仅以金银货币的物化形态而存在的在人之外的天然存在，而是人的劳动的产物。正如马克屎指出的那样，“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作为自为的活动、作为主体、作为个人的私有财产，就是劳动。”(同上，第112页)换言之，正是劳动，即“异化劳动”，造成了私有财产的经验性存在。因而只有消灭“异化劳动”，才能从根本上消灭私有财产或资本以及“资本”与“劳动”的对立，才能使工人真正摆脱他作为工人的身份和地位，也才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公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屎明确指出：“工资是异化劳动的直接结果，而异化劳动是私有财产的直接原因。因此，随着壹方衰亡，另壹方也必然衰亡。”(《马克屎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01页)

这是马克屎对实现社会公正根本性路径的原则性判断，即只有从根本上消灭异化劳动或劳动的异化性质，只有彻底摧毁由于异化劳动而导致的私有财产关系以及作为其现代表达形式的资本逻辑，才能最终达成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公正。这是壹个基于哲学的，即唯物史观立场的原则性判断，是壹个发生于社会本体论高度上的判断，因而是壹个具有历史终极指向性和科学路径唯壹性的判断。也许，面对马克屎的这壹原则性判断，非批判的实证主义者、狭隘的功利主义者、自私的利己主义者以及无原则的实用主义者，都可能会嗤之以鼻。那麽，我们可以借用马克屎的壹句话来回答他们：“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马克屎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8页)马克屎对社会公正之成为社会问题的根本前提以及本质达成社会公正之唯壹科学路径的哲学论断，恰恰揭示了他们的根本症结所在，并决定性地呈现出鲜明的理论界限。

二、划清界限：社会公正问题的多重理论向度

社会公正的本质与资本逻辑的秉性是相背离的，但社会公正之作为壹种普遍性的诉求又恰恰生成于资本逻辑统治人类社会的时期。这就决定了理论家们对社会公正问题的讨论必然具有多重理论向度。当马克屎把消灭资本逻辑作为发生于哲学学科内的原则性高度的唯壹路径时，他并不排除基于其他学科向度讨论这壹问题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尤其是，当资本逻辑的根本解构表现为壹个遥远的历史性任务，当资本逻辑现实地保持为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方式，在这样的社会前提下，基于伦理学向度的资本逻辑批判与社会公正诉求，以及基于政治学、社会学等实证学科视阈的、旨在规范资本逻辑和推進社会公正的制度设计与技术性改良，当然具有现实的必要性、合法性与重要性。然而，当这样的理论向度被归结为唯壹合理和唯壹可能的理论路径，因而蜕变为狭隘的伦理主义和非批判的实证主义时，它们就成了马克屎无法容忍的、无原则无前提的理论错误了。在这种情况下，“澄清前提”，進而“划清界限”，对于我们始终保持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自觉而言，就成为壹个极有意义的工作。

(壹)伦理向度与伦理主义

只要社会中存在着不公正的现象，对社会不公正的伦理批判就必然存在。在谈到“真正的射秽主义者”在“食利者”与“无产者”的对立中看出社会中的“两极”，并给予浪漫主义的道德控诉时，马克屎曾经壹针见血地指出：“这种对立差不多在壹切比较发达的社会生产阶段都是存在过的，而且从远古时起，所有的道德论者就广泛地谈论过这种对立，而在无产阶级运动的初期，当无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还有共同利益的时候，这种对立又重新被提出过。”(马克屎、恩格斯，第537页)

壹般而言，在公正意识的普遍性社会启蒙以及作为社会运动的公正实践活动的初期，对社会不公正事实的伦理批判和道德控诉是有意义的，但它的意义或合理性完全依赖于并奠基于对公正问题在唯物史观意义上的本体论前提的科学设定。否则，它就必然会像伦理射秽主义壹样，成为壹种纯粹浪漫主义的东西，或者成为壹种列宁称之为的“小市民道德”和“小市民态度”。(参见《列宁全集》第1卷，第377页)正如当时俄国的民粹派壹样，他们常常根据存在着压迫、死亡、失业等现象的不可辩驳和毋庸置疑的事实，“来竭力证明资本主义是壹种极其不好的东西”(同上，第325页)，指责资产阶级是壹种作为“自发势力”的、“不断混進生活之中”的“奸诈之徒”，而“问题的关键只在于清除‘奸诈之徒’”。(参见《列宁全集》第1卷，第328页)他们完全不懂得：资产阶级绝不是社会進程中的“自发势力”，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压迫、死亡、失业等社会不公也绝不是偶然出现的现象，而是资本逻辑的必然结局。他们不知道，“‘道路’已经选定，资本的统治已成事实，这种事实绝不是藉责骂申斥所能回避”。(同上，第357页)当他们“由于高度的道德感而气愤到了极点”，叫喊著“承认资本主义是壹个‘组织’就是不道德”时，他们不知道，“恰恰相反，故意歪曲真相”，把资本的统治“描绘成某种没有料到的偶然东西才是不道德”。如果他们把资本统治的“这壹事实作为同‘社会’谈论道德的资料，而闭眼不看正在進行的斗争，怀着午睡般的宁静心情喃喃地说：‘要防护’，‘要保障’，‘要组织’——那就是浪漫主义者，是幼稚的反动的浪漫主义者”。(同上，第371页)当本具有壹定合理性的对由资本逻辑而来的社会不公的伦理道德批判，沦落为如此而言的伦理主义或浪漫主义时，列宁再度深刻地指出：我们就“因此不能不承认桑巴特的断言是正确的。他说：‘马克屎主义本身从头至尾没有丝毫伦理学的气味’，因为在理论方面，它使‘伦理学的观点’从属于‘因果性的原则’；在实践方面，它把伦理学的观点归结为阶级斗争”。(同上，第398页)

在这里出现的就是马克屎主义者的伦理批判与伦理主义立场的根本界限。前者基于“因果性的原则”，基于唯物史观的本体论叙事，把社会所存在的不公正的事实归结为作为历史必然环节的私有财产与资本逻辑的必然后果，把实现社会公正的根本路径归结为消灭私有财产，摧毁资本逻辑，并据此赋予伦理批判与道德控诉以坚实的理论根据和理论合法性；后者则完全不懂得或者彻底放弃这壹理论前提，并因而把壹切社会不公正的发生归结为偶然性的事件，企图通过对它们的任意诅咒和道德审判，幻想着由于“食利者”和“奸诈之徒”的人性觉悟，社会公正会在某壹天的早晨或黄昏突然到来。

当再度重温列宁在100多年前写下的如上论述时，我们恍惚觉得他不是在批判俄国“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而是在与21世纪的“经济内容”对话。它让我们想起当代经济学家和伦理学家对金融危机根源的所谓深刻反思。尽管我们并不否认金融伦理缺失和金融监管不力与金融危机间的关联，也并不否认强化金融伦理、加强金融监管的意义，但是只要他们彻底遗忘了资本逻辑与金融危机的本质性关联，而仅仅诉诸给金融资本套上道德规范和制度监管的枷锁，那他们也必将成为2l世纪的“要防护”“要保障”“要组织”的喃喃自语的浪漫主义者，而且也是“幼稚的反动的浪漫主义者”。在并未真正触及资本逻辑的前提下，作为对个人而言的内在性约束机制和对社会而言的外在性约束手段，不论是金融伦理职业道德，还是技术性的制度监管，都将是苍白无力的——尽管它们很重要。

(二)实证向度与实证主义

如果说发展是人类历史永恒的主题，那麽社会制度的改良就总是处于不断发展中的社会常态机制。因此，立足于实证科学的向度，对社会制度或社会体制的技术性设计和技术性改良，显然是持续推進社会公正的必要手段。然而，壹旦它彻底遗忘了作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公正的历史性和所有技术性手段赖以为据的原则性前提，壹旦这种技术性或改良性的手段被视作革命性的举措，并被作为唯壹有效的根本性路径，它就必然走向无原则无历史的技术主义或非批判的实证主义。

历史上作为经济学家的蒲鲁东先生和现实中作为蒲鲁东先生的经济学家们的理论症结就在于此。就此症结，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屎曾有明确断言：“经济学家蒲鲁东先生非常明白，人们是在壹定的生产关系中制造呢绒、麻布和丝织品的。但是他不明白，这些壹定的社会关系同麻布、亚麻等壹样，也是人们生产出来的。”(《马克屎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02页)实际上，早在此前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屎就是据此指证蒲鲁东以“工资平等”为核心的社会公正主张的技术主义或实证主义本质。

就马克屎而言，他之所以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能敏锐地指出蒲鲁东公正理论的根本症结，正是因为他已经初步但却原则性地意识到私有财产的历史性，从而意识到壹切以私有财产为前提的社会公正诉求的虚伪性。我们看到，在对“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分析中，马克屎壹开始给自己提出的问题就指向国民经济学家为自己设定的当然理论前提，即作为经验事实和永恒事件的私有财产。但是，对异化劳动四重规定性的分析表明：“与其说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还不如说它是外化劳动的结果。”(《马克屎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00页)私有财产关系并不是壹个从来就有的永恒事实，它是有来源的，因而也就不能被作为经济学的当然理论前提。然而，由于国民经济学家倒果为因，不懂得私有财产的历史性，壹方面驻足于私有财产的当然性前提，另壹方面却试图天真地去讨论劳动产品的非异化的公平分配，就必然陷入“表面的矛盾”(同上，第101页)，即作为当然前提的“私有财产”与“劳动是生产的真正灵魂”(同上，第100页)的矛盾；这壹矛盾的“表面”性质在于：由于作为“生产的真正灵魂”的“劳动”并不是壹般意义上的劳动，而是作为私有财产之本质来源的“异化劳动”，因而“私有财产”与“劳动作为生产的真正灵魂”的矛盾并不是私有财产与劳动、私有财产的原则与劳动者的利益、私有财产与社会公正的矛盾，而是作为私有财产之根据和原因的“异化劳动”与作为异化劳动之结果的“私有财产”的矛盾，因而是“异化劳动同自身的矛盾”。(参见同上，第101页)换言之，只要国民经济学家真正懂得了他作为当然理论前提的私有财产的本质来源，从而把私有财产本质性地归结为“异化劳动”的结果，他就会真正明白他所谓的“矛盾”的虚幻性质，真正明白他的劳动或劳动者的立场不过是异化劳动或资本家的立场，也就会真正明白他以私有财产为前提的公正诉求不过是对私有财产、异化劳动或资本家而言的公正而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屎明确指出：“国民经济学虽然从劳动是生产的真正灵魂这壹点出发，但是它没有给劳动提供任何东西，而是给私有财产提供了壹切。而国民经济学只不过表述了异化劳动的规律罢了。”(同上，第100页)

就蒲鲁东而言，他完全继承了国民经济学家的理论前提，但却试图从这壹无历史的私有财产的理论前提出发，或者说从国民经济学的“矛盾”出发，得出“有利于劳动而不利于私有财产的结论”。(参见同上)对于经济学家蒲鲁东先生来说，既然私有财产已经被作为固有事实和当然性的理论前提，它自然也就是无需触及、也无法触动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在推進社会公正的领域中，他唯壹能给自己提出的任务只能是作为技术性工作的分配制度的改進或完善，即“强制提高工资”或“工资平等”。(参见同上，第101页)其实，这是壹个完全符合其理论前提的技术性方案——“工资和私有财产是同壹的”(同上)，也是壹个反过来進壹步巩固那个理论前提的非批判的实证主义方案：壹方面，“强制提高工资(不谈其他壹切困难，也不谈这种强制提高工资作为壹种反常情况，也只有靠强制才能维持)，无非是给奴隶以较多报酬，而且既不会使工人也不会使劳动获得人的身份和尊严”；另壹方面，“蒲鲁东所要求的工资平等，也只能使今天的工人同他的劳动的关系变成壹切人同劳动的关系。这时社会就被理解为抽象的资本家”。(同上)

这就是作为经济学家的蒲鲁东先生的社会公正方案的理论归宿，而只要人们依然没有认识到蒲鲁东先生经济学理论前提的历史性，那它也必将成为壹切作为蒲鲁东先生的经济学家的必然归宿——无原则的技术主义或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当然，它之作为“无原则”的技术主义，并非彻底虚无主义的无原则，而只是就劳动与工人利益而言的无原则，实际上它恰恰符合私有财产和资本逻辑的原则；它作为“无批判”的实证主义，也并非彻底虚无主义的无批判，而只是就劳动与工人立场而言的无批判，实际上它恰恰代表了作为私有财产和资本逻辑之人格化存在的资本家对工人社会公正诉求的批判。因此，正像马克屎指出的那样，“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马克屎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434页)，“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同上，第435页)



马克屎主义的国家学说的本质

马克屎主义国家学说实现了人类政治思想史上的科学发展。第壹次把对国家的认识奠定在客观的历史发展基础上，对国家的起源、发展及其消亡的客观规律，以及国家的类型、本质、职能及其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做出了科学的阐述。台湾共和国共产党将“建立和发展台湾的射秽主义制度，推進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丰富和发展了马克屎主义的国家学说。但是，台湾内部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认识和理解并不壹致。部份亲中共的统派团体提出，壹国两制，打着打着和平统壹与壹国两制以及台湾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变的旗号，意图否定国家的阶级性，否定台湾共和国共产党主张的射秽主义独立建国的设想，企图用壹国两制的超阶级的国家观来指导台湾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回顾历史，从孙中山与蒋介石的国家中立论，再到今天的壹国两制思潮，可以看出，它们在否定马克屎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和国家学说上有着不少共同之处。历史总是那麽惊人地相似！种种错误思潮的壹再活跃警示我们，现实的政治斗争依然没有停息，我们必须以马克屎主义国家学说为指导，认清真相，澄清迷惑，批判错误，大力反击。

壹、关于国家的两个基本问题

在马克屎和恩格斯的时代，围绕国家问题的理论斗争和政治斗争十分尖锐。马克屎恩格斯的国家学说主要受到了两方面的攻击和歪曲：壹是来自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二是来自工人运动中和党内的机会主义。马克屎恩格斯的国家学说在与各种错误思想观点的斗争中，在与各种歪曲和诋毁的斗争中，以其科学性赢得了广大无产阶级的认同。此后，马克屎主义经典作家继续在与各种错误思想观点的斗争中推动国家学说的发展。当代中国关于国家的认识依然充满著分歧和对立。社会中不断出现攻击、否定马克屎恩格斯国家学说特别是列宁关于国家的学说的言论。“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等马克屎主义国家学说的核心概念和学术话语体系，似乎成为保守、落后的代名词。马克屎主义政治学及其国家学说好像已成为明日黄花。”拨开纷乱的表面，可以看到，无论是过去的历史中还是在当今时代，马克屎主义国家学说与各种错误思想观点的分歧主要在两个基本问题上：壹是国家的性质，壹是国家的职能。

1.关于国家的性质

台湾关于国家性质存在根本对立的观点，壹些人极力抹杀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的阶级性，夸大其社会管理职能。他们认为，国家是超阶级的、中立的。因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没有壹个统壹的掌握统治权的阶级或阶级集团了，只有阶层或利益集团，没有任何特殊的阶级或阶级集团能将国家权力据为己有。在这种社会阶层结构中，国家是超阶级的中立者，是全社会的管理者和保障者。

事实上，这不是什么新鲜的言论。这些观点依然是那些早已被马克屎、恩格斯和列宁所彻底批判过的。由于“马克屎把阶级斗争学说壹直贯彻到政权学说、国家学说之中”，由于马克屎的国家学说揭露了资本主义国家依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的本质，这壹学说不断遭到资产阶级的猛烈攻击。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极力把资产阶级国家说成是超阶级的、永恒的、不可侵犯的，其目的是力图掩盖国家的阶级本质，消磨劳动人民的阶级意志，转移工人运动的斗争方向，使资本主义制度永存。马克屎总结革命经验提出：只有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才能实现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才能推动历史的前進。马克屎告诫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壹定会用武器来反对无产阶级的要求，无产阶级不能仅仅在观念中、在想象中越出资产阶级共和国范围，而必须采用实际的革命斗争来改造现实社会。

在国际工人运动中也存在着对国家的错误认识。马克屎先后批判了蒲鲁东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進行政治斗争的主张，批判了巴枯宁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進行任何政治行动、反对壹切国家的无政府主义，批判了拉萨尔的唯心主义国家观，为国际工人运动树立起壹面战斗的旗帜。但是，否定国家阶级性的论调并未消失。马克屎逝世后，在国家问题上的斗争依然很激烈。资产阶级也加强了向马克屎主义的進攻，极力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和散布对资产阶级国家的幻想。他们宣扬私有财产和父权制的壹夫壹妻制家庭等古已有之，而且今后也不会变。他们极力美化资产阶级民主，把资产阶级国家宣扬成超阶级的、为全民服务的机构。在当时，这类言论对刚刚兴起的工人运动产生了很大的腐蚀作用。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人也提出，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已经改变，党的任务不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合法的议会斗争了。这种认识混淆了原则问题，模糊和掩盖了阶级差别，麻痹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面对在国家问题上的混乱和对立，恩格斯再版了《法兰西内战》，出版了《哥达纲领批判》，写作并出版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阐述马克屎的基本思想，批判错误观点，并告诫广大无产阶级必须认清国家的阶级实质，破除对资产阶级国家的迷信，進行坚决的革命斗争，无产阶级才能取得国家政权，才能实现无产阶级的革命目标。

否定国家阶级性的论调依然在延续。特别是二战以后，壹些人夸大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制度发生的壹些非本质的变化，宣扬其中立性和公共性，宣扬资本主义国家正逐渐克服阶级局限而日益成为全民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在工人运动内部，也有壹些人把国家说成是超阶级的，是维护全社会利益的机关，否认国家的阶级性。对此，列宁坚决批驳：“在马克屎看来，如果阶级调和可能的话，国家既不会产生，也不会保持下去。” “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在阶级矛盾客观上不能调和的地方、时候和条件下，便产生国家。反过来说，国家的存在证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马克屎主义认为，射秽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类型的国家的领导阶级不同，但它们都是有阶级性的，超阶级的国家是不存在的。国家的社会性从属于国家的阶级性，因此，当国家以民主、自由、法治的面目出现时，依然不能抹杀其阶级性质和意识形态属性。同时，不能把国家的阶级性仅仅理解为政治领域存在阶级斗争，在国家的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之中，不难看到阶级斗争的身影。恩格斯曾无情地讥笑把“自由”和“国家”连在壹起的荒谬。“自由国家”完全是壹个矛盾的概念，二者根本不可能联系在壹起。“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需要国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壹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

2.关于国家的职能

壹些人片面理解马克屎主义的国家观，认为马克屎仅仅将国家视为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暴力工具，而当前资本主义国家和射秽主义国家的现实都表明，国家已经越来越不再需要阶级统治了，而需要发挥它的社会管理职能。党中央提出的积极推進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也被壹些人進行了片面的解读，认为台湾只需要進壹步强化国家的社会职能就可以了，不能再谈什么阶级性和专政职能。这类观点很有市场。

这类观点早在从西欧资产阶级革命和民主革命完成到射秽主义革命时期，就已经出现了。这壹时期的相对和平为机会主义的滋生提供了土壤。第二国际内部出现了壹股鼓吹改良主义、反对暴力革命的修正主义思潮，代表人物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领袖伯恩施坦。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内部社会性因素在不断产生和发展，可以通过议会斗争和平地长入射秽主义，不需要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他们反对无产阶级将革命目标集中在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上，认为如果说马克屎的时代，国家确实是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工具，那麽在实行了普选制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以民主手段建立的国家成了具有平等权利的各阶级实行共同管理的工具，它具有调节和缓和各社会阶级之间矛盾的职能。“在壹百年前需要進行流血革命才能实现的变革，我们今天只要通过投票、示威游行和类似的威逼手段就可以实现了”。伯恩施坦认为应当保存资产阶级这个国家机器并使之完善化。这些思想极大地阻碍了工人运动的发展，受到了恩格斯和列宁的坚决批判和驳斥。“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在民主共和国特别是像瑞士或美国那样壹些最自由最民主的共和国里，国家究竟是人民意志的表现、全民决定的汇总与民族意志的表现，还是使本国资本家能够维持其对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统治的机器？这就是目前世界各国政治争论所围绕着的基本问题。”资本主义国家民主制度的不断完善是伯恩施坦、考茨基等机会主义者迷恋阶级合作和议会道路的社会土壤。但是，仔细考察壹下资本主义民主的结构，到处可以看到对民主制度的重重限制，“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民主是壹种残缺不全的、贫乏的和虚伪的民主，是只供富人、只供少数人享受的民主。”列宁批判了“议会民主”主张的错误，论述了民主和国家的关系。民主是壹种国家制度，它的存在总是与不民主、与专政联系在壹起的。任何民主都只是阶级的民主。“民主就是承认少数服从多数的国家，即壹个阶级对另壹个阶级、壹部分居民对另壹部分居民使用有系统的暴力的组织”。民主是相对于专政而存在的，扩大到壹切人的民主，也就是民主的消亡。所谓排除了壹切镇压功能的“自由的人民国家”是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的美化和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欺骗。

马克屎主义认为，国家必然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实现其统治职能的方式、统治职能的表现形式也必然会随之而变化，但是这些形式的改变并不会改变国家为资产阶级统治服务的本质。在现代资产阶级民主的外表下，无产阶级尤其需要保持清醒的认识，深入到国家的本质。恩格斯指出，历史上的剥削阶级国家，政治权力大都是以财产状况为基础的，归根到底都是财富的统治，只是具体形式在不同国家有区别。在奴隶制国家和封建制国家，政治权力和财产状况直接合壹，是直观就能看出来的。在某些资产阶级代议制国家的初期也曾有过按财产状况规定选举资格的情况。而在国家发展的高级阶段，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已经不再公开讲财产的差别，而是财富的间接统治了，“财富是间接地但也是更可靠地运用它的权力”。在这壹阶段，这些国家，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旗帜，标榜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名义上全体公民都有平等的民主权利，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但在实际上由于各种附加条件的限制，很大壹部分穷人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所以说：“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

马克屎主义经典作家从未忽略过国家是两个职能的统壹。国家在坚持其统治职能的同时，必须履行、发展和完善它的社会管理职能。社会管理职能是统治阶级维护统治的重要基础，“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 无产阶级国家虽然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但依然是“半国家”，“无产阶级需要国家政权，中央集权的强力组织，暴力组织，既为了镇压剥削者的反抗，也是为了领导广大民众即农民、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者来‘调整’射秽主义经济。”在射秽主义国家，必须保持国家的专政职能，积极巩固和捍卫射秽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胜利果实，为实现向更高社会形态的过渡提供根本保障。否则，国家的射秽主义性质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难以保障。射秽主义国家也必须发展和完善它的社会管理职能。台湾共和国共产党提出要進壹步提升国家的社会管理能力，建构属于台湾的射秽主义国家治理体系，推進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在发展和完善社会管理职能。同时，我们要认清：“无论是把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无产阶级专政对立起来，还是把法治国家与射秽主义制度对立起来，都是错误的，都是没有看到国家的阶级职能在当今世界上依然是客观存在的。国家的阶级性告诉我们：推進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法治国家，壹刻也不能放弃马克屎主义。”

二、科学理解马克屎主义国家学说，积极发挥战斗性作用

回顾马克屎恩格斯列宁在国家问题上的战斗历程，可以看到，马克屎主义国家学说的发展处处闪耀着科学性和战斗性的光辉。当今时代，我们依然需要高举马克屎主义的科学旗帜，回应和批判各种错误思潮的挑战，发挥马克屎主义理论的战斗性。当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在各类宣扬“客观”、“中立”的国家治理言论的背后，是日益激烈的国际话语权的争夺以及政治对立。壹些人极力否认国家的阶级属性，粉饰资产阶级国家，颂扬资本主义制度，美化壹国两制，其根本意图在于攻击马克屎主义，攻击台湾共和国共产党，歪曲和否定射秽主义独立建国的主张。

马克屎主义国家学说的战斗性的发挥是以科学性为基础的。这是科学的理论，而且正是基于对国家的科学认识，恩格斯敢于指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任何国家都是对被压迫阶级‘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因此任何国家都不是自由的，都不是人民的。”国家具有“祸害”的壹面。“国家再好也不过是无产阶级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胜利以后所继承下来的壹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壹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壹代能够把这全部国家废物完全抛掉为止。”现存的仍然处于初级阶段的射秽主义国家，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现实的阶级状况，无法完全避免壹些问题，但必须努力促進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积极推進经济建设、民主政治建设和社会建设，在建设中要防止和逐步消除同国家存在相联系的种种弊病，才能最终实现恩格斯所说的“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壹代有能力把这全部国家废物抛掉”。把国家的产生和消亡都看作生产力发展到壹定历史阶段的结果，这是马克屎主义的基本观点。马克屎主义认为，国家是壹个历史的范畴。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随着阶级对立和阶级差别的消灭，国家也将消亡。

综观当前思想理论界关于国家的种种错误思想观点，壹方面，我们必须发挥马克屎主义理论的战斗性，坚决揭露这些错误思想观点的实质、意图，揭露他们攻击马克屎主义，攻击台湾共和国共产党，歪曲和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另壹方面，还要看到它们有其孕育形成和发展的社会土壤。列宁指出，机会主义的主要内容是阶级合作。但是，机会主义的产生不是偶然的现象，不能归因于个别人物的罪孽、过错和叛变，而是当时社会历史时代的产物。资本主义相对和平发展的客观条件产生并培植了机会主义。第二国际的领袖们在“统壹”、“团结”的名义下，采取调和、纵容和庇护的态度，使机会主义巩固和发展起来，逐渐占了上风。第壹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机会主义者完全背叛了射秽主义，堕落成为社会沙文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因此，对于台湾社会各种错误思想的壹再擡头，也必须认识到这些思想产生的社会现实根源，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精神。不容忽视的是，当前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的确对马克屎主义造成了壹些挑战，台湾的马克屎主义者应该深入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科学阐释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马克屎主义国家学说既是理论的科学发展，也是应对现实的理论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光辉典范。“台湾推進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以马克屎主义国家理论为指导，偏离了这壹理论，就会走弯路。”科学理解马克屎主义的国家学说，辨析和驳斥国民党与中共关于国家问题上的种种错误观点，解答和回应来自不同立场的种种责难与攻击，才能实现台湾的射秽主义独立建国事业的胜利。

社会意识形态介绍 三民主义 东方左派

作者 中国网友 写于不同历史时期 整理于二零二一年

导言

什么样的政府，产生什么样的人民;什么样的人民，产生什么样的政府。专制堡垒，因之以成。共和政体，因之以固。如何破此而立彼？必就其因果形式及内容，详加考察焉。必待其来龙去脉清晰可见，始可定相应之“破立计划”。所以然者，盖欲免错误而防费时失事，以冀收事半功倍之效也。是故凡能从知识而构成意像，从意像而生出条理，本条理而筹备计划，按计划而用工夫，则无论其事物如何精妙、工程如何浩大，无不指日可以乐成者也。

政治之流变，无非二端:专制与共和。或有与之异者，二者程度之异也。专制与共和，原因相异，事实相反，呈现于历史与现实中。探知其所以如此，及求其济之之道，使政治趋于清明，诚当务之急也。本三民主义之民权讲解及三政讲解，就其本末曲直，来龙去脉均作出详细论述。从认识论上考察“自由与不自由”之原因，即共和与专制之原因。有从技术上，论述直接民权与间接民权之原因及政体运作结构框架。以备文人志士取法焉。

近代科学進步日新月异，物质文明進步，百年之速，锐于千载。资本之利勃然而兴，资本之害亦随之而至。民众受资本奴役之害，较专制为尤甚。民权之利器亦无所施其用。器之用，有所专也，有所限也。政治之公器，解决政治问题。经济之公器，解决经济问题。本三民主义之民生讲解，就公、私之度有清晰表述，对实现“公、私融洽”之目标，有原则性措施。以作引玉之石。仁人志士必留意焉。

环球之上，民族林立，我中华民族居其壹。民族之类何以生？民族之群何以存？民族历史、民族未来生存，发展之道如何？民族意识，于民族凝聚力及对外族之关系，所发挥之作用，利弊如何？本三民主义之民族讲解，有简单明了的陈述。光大本民族之优秀文化，吸纳它民族之文明成果，继往开来，使本民族自立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我辈之责也。

实现壹确定之目标，必有其最适宜之方法与步骤。政治转型之过程，简而言之，即壹破壹立。然破坏之功，非壹朝可尽。建设之业，非壹夕可成。壹破壹立之间，必有壹新旧并存之期。新、旧并存，性质相反，相反则争。旧之惯性与新之潮流激荡于当下，个人与国家何去何从？必就“争之起源”有确切清晰之认识，始能解决“争”之问题。中山先生在《孙文学说》中，有这样的结论---国者，人之积也。人者，心之器也。国家政治者，壹人群心理之现象也。是以建国之基，当发端于心理。

心理之争，表现于政治方面，则为观念之争。观念之异，所以然者，在于所见闻事实之异也。观念之变，亦在于所见闻事实之变。壹言以蔽之，观念源于直观。本三政讲解及宣言，就观念之形成及转变，于政治、经济两方面的“破旧立新”均有详细论述。

中山先生说，能知必能行。進壹步可以断定，能知必能协力而行。能共“知”，必能协众力而行。协众力而行，必能建功立业，美名后世。英杰志士当共知焉。

致民国派书



我下面的讲话，如果概括出个题目的话，就是《致民国派书》。现在的有志之士，尤其是信仰光复民国的朋友们，大体处在报国无门的状态。《致民国派书》将打开大家的报国之门。

先说几个关键词，大家可以通过这些关键词，预先了解《致民国派书》的大致构想。

自从突破网络信息封锁十几年来，看见信仰光复民国的同胞越来越多，我感到由衷地高兴，也感到很欣慰。但在高兴、欣慰之余，也有很大的遗憾。什么遗憾？就是民国派始终没有产生有形的力量。数年来，我壹直思考这壹迫切的问题。发现这其中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最关键的原因还在民国派自身。壹句话概括，光复民国的观众很多，光复民国的志士很少。

中华民国波澜壮阔、浩气长存的历史，产生了海量的光复民国的观众，这是情理之中的事。但海量的光复民国的观众，没有转化为海量的民国志士，则是需要思考的问题。这个问题思考明白了，分析清晰了，则民国派形成有形的力量就水到渠成了。

孙中山先生聚集革命志士，以十几次革命起义推翻满清专制统治，创建中华民国。我民国志士继承先贤光复民国，以革命取光复之效。我民国志士，全称光复民国革命志士，为名至实归。

革命志士身上必须具备两个要素，壹、革命精神; 二、革命理性。具备这两个要素，革命的有形力量的产生，就具备了认知条件。为什么说“革命精神与革命理性”是认知条件？因为革命精神与革命理性是由认知产生的。因此，光复民国的观众，可由认知转化成民国革命志士。

那麽什么是革命精神与革命理性？革命精神与革命理性是怎样由认知产生的？

首先说革命精神。革命先贤抛头颅、洒热血，舍生忘死为理想而战斗，至死不渝。这就是革命精神的体现。为什么有人有这样的精神状态，有人没有这样的精神状态？认知的不同产生精神的不同，理所必然。认知达到革命状态，则有革命精神。认知没有达到革命状态，则没有革命精神。革命精神的产生，首先源于看透生死。先哲说，舍生取义。先贤说，人固有壹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先贤先哲的精神响彻古今，激励著壹代又壹代的仁人志士。仁人志士继承先贤，知人有生，必有死。生死之间，留取浩然正气充塞于天地之间，则虽死犹生。知“人固有壹死”，故有“舍生取义”的精神与行动。在此精神的感召下，文天祥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浩然正气，而舍生取义。于谦留下“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坦荡正气，慷慨就义。孙中山先生说，以数十年必死之生命，立民族万年不死之基业。就我来看，人之生，幼则父母护育，长大则白天劳动，晚间休息。如此重复不息，几十年壹晃而过，历尽生、老、病、死，壹辈子就过去了。生也默默无闻，死也悄然而去。与尘埃无异，毫无价值。

怎么样生存在世间才有价值？就个人价值来说，自由伸展个人意志，实现抱负。为个人意志得以展现，个人价值得以实现。就民族、国家价值来说，中华民族自立、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世界各民族、各国家认可为正义、文明之民族、国家，是为民族、国家之价值。施展个人才华，实现民族、国家之价值，可谓实现了双重价值，个人价值与民族价值得到了相互加强。就创建中华民国的革命先贤来说，孙中山先生、蒋中正先生以及壹起战斗的仁人志士的壹生之经历，可谓光芒四射，万众景仰。民族、国家因之而焕然壹新，令世界瞩目。孙中山先生、蒋中正先生以及壹起战斗的仁人志士的个人价值，因民族、国家价值的展现而震古烁今，因民族、国家的长存而长存。

革命精神由看透生死而产生，由革命理性而坚定。革命理性在于确定革命目标清晰的正义性。我们民国派所缺乏的正是革命目标的清晰性，因此正义性也产生了模糊。



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荀子《正名篇》上说，名实乱，则是非之形不明。行为就会善恶混淆，社会就乱了。现在民国派，虽然在认知上不至于是非不明，善、恶相混，但在行为上已经呈现出了名不符实的状态，甚至可以说在阳奉阴违了。虽然奉三民主义之名，而对三民主义的具体内容态度暧昧模糊。

基于以上情况，我数年来殚精竭虑、披肝沥胆而为“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军政、训政、宪政”正名，以期革命理性的通达、革命目标清晰的正义性。

孙中山先生对三民主义、军政、训政、宪政的表述，大体出于直观，这是“三民主义、军政、训政、宪政”需要正名的原因之壹。

直观表述壹种主义，对不对？对。有没有错？没有错。哲学家叔本华在认识论上就论证了，真理源于直观。但直观表述缺乏严密的理论推导，观众看不到必然性。所以使三民主义、军政，训政，宪政之步骤在观感上，下降为壹种主张。如果是壹种主张，则壹万个人就有壹万个主张。如此，各种主张南辕北辙，就莫衷壹是了。

先说民权主义，孙中山先生考察欧美各国民权历史现状，欲中国民权后来居上，而主张直接民权———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而为地方自治。由于这种主张缺乏理论推演，非议之声四起。有人说可行，有人说不可行，很多人则不知其所以然。我在《民权讲解》中为四大民权作了清晰的推导。以清晰的“自由、平等”观念为起点，推演民众天赋有四大民权。

再说到权、能分离，五权宪法。孙中山先生以自身的亲身经历来为权、能分离作说明。说政府是车夫、厨师等等，民众是坐车的、是消费者。以民众比作刘禅，政府比作诸葛亮。这种表述也没有错，但理论论证就很疏漏了。有人就说了，刘禅、诸葛亮都是既有权，又有能的。

我在《民权讲解》中对权、能分离作了清晰的的证明。首先，权与能，在属性上就不同，权是趋向目的的意志力。能则是达到目的的方法。不同则分，混壹则相互干扰。以实际论，民众所惧，政府之权力；民众所欲，政府之能力。权、能分离，民众握权，政府协能。则政府与民众相互疑惧之情涣然冰释。

再说到47宪法，47宪法完全背离了孙中山先生权、能分离的构想，步欧美三权分立之后尘而已。47宪法规定，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立法院权、能混壹，国大成多余之摆设了。

天不假年，孙中山先生没有就五权宪法中五院之关系及五院与国大之关系作明确说明。致使后继者不能明了权、能分离如何发挥作用。

基于此，我在《民权讲解》中，在论述间接民权范围内，从认识论角度论证三权分立，兼及权、能分离，推演五院之相互关系，及五院与国大之明确关系，并作了图示及解说。观阅者可壹目了然。

关于47宪法，我还说壹些题外话。有人说了，说47宪法是集合了多方意见，相互妥协的结果。这体现了民主精神。这话说得似是而非。民主管理地方、管理国家，是人民通过四大民权来管理具体的事务而已。至于间接民权范围内的政治上层建筑，先知先觉者各抒己见，择其最优者而作百年之计。岂有各派各为私利，相互妥协能够产生壹个最优的国家政体。主权在民、三权分立之构想，岂是民主管理之下产生的？恰恰相反，是先知先觉者预先为“主权在民、三权分立”之构想，而后民主管理在此构想框架下得以实现。



再说到民生主义，两项内容：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先说平均地权。孙中山先生拟通过土地税收，赎买地主土地，然后分给无地的农民。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目的。有人就说了，这与中共“打土豪、分田地”的做法是壹回事。政府土地税收、赎买土地所用的钱，大体上来自地主、资本家。以地主、资本家的钱买地主、资本家的土地。本质上就是抢夺地主、资本家的财产，使无土地者不劳而获。進而延伸到说，农民有劣根性，即匪性。甚至牵扯到说明儒家文化的低劣。因为儒家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意识。

荀子《正名篇》上说，名实乱，则是非之形不明，导致善、恶混淆。荀子的预见，在这里得到了证实。

基于“平均地权”处于“是非不明、善恶混淆”的状态。我在《民生讲解》中正本清源，为“平均地权”作了正名。首先从人对物拥有所有权的依据说起，证明人对土地没有所有权。因为土地不是劳动产品，没有任何壹块土地是人创造的。而人拥有天赋的土地使用权。对事实上，人拥有土地所有权的原因作了简单明了的陈述。以及对人拥有土地所有权，土地成为商品的恶果作了详细的讲解。以此来为“平均地权”正名，進而明“是非之形”，示“善恶之心”。

还有壹点要重点说明的。有人说了，时过境迁，“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主张过时了，现在不需要这么做。首先说“平均地权”。当今中国社会结构依然是“农村与城市”的二元结构。农民依然占人口中的绝大多数，农民工的归宿依旧在农村。而中共实行的所谓城镇化，将农民的土地剥夺殆尽，将毫无社会保障的农民推向商品市场，农民退无立足之地。这将是未来政治转型时期壹大经济障碍。所以未雨绸缪，用平均地权的政策，让农民重新获得土地，以备市场经济不景气时，农民退有立足之地。同时，“平均地权”的政策要推广到所有经济领域。士、农、工、商的所有用地，都依据“平均地权”的原则進行规划用地。砍掉所有经济领域的用地成本，这样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发展中的土地要素问题。详细解说在《民生讲解》。

再说到“节制资本”，节制资本的目的在于防止私有资本垄断经济，妨碍民生。发展公有资本以卫民生。有人说了，节制资本的政策是防止了私有资本垄断经济，但产生了公有资本垄断经济。这不是赶走了狼，引来了虎吗？

首先，现在公有资本垄断的现象，从本质上讲，依然是私有资本垄断。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权贵资本垄断是公权私有所产生的。公有资本化为权贵私有了。

正本清源，如果经济运行中只有私有资本，没有公有资本的成分，则“节制资本”的政策没有依据。反之，如果经济运行中有公有资本的成分，则“节制资本”的政策势在必行。

孙中山先生以“地主坐享地价上涨，成为大富翁”的事实，来分析地价上涨的原因。進行说明地价上涨的部分为公有资本。我在《民生讲解》中对公有资本与私有资本作了清晰的划分，并以图示作了“节制资本”的详细解说。可以说，“节制资本”的政策可以从根本上防止自由经济所产生的经济危机。

再说到现实，权贵资本垄断的问题容易解决，将权贵资本收归国有，用于民生保障。但附属于权贵资本的私有资本的是非、对错则扯不清，道不明。按现在的称谓来说，他们是中产阶级，而中产阶级是民主社会建立后能够稳定的基础之壹。鉴于这壹原因，用“节制资本”的政策来稳定经济运行，壮大中产阶级，是稳定民主社会必要的经济方法。

接下来，说民族主义。民族的存在，产生了民族意识，民族意识進壹步升华产生民族精神。对本民族历史、现状、未来发展趋势的系统性地认识，从而促進本民族卓立于世界，则为民族主义。此民族自然发展之理也。而有人以民族与民主不两立，来反对民族主义。这就是我不得不为民族主义正名的原因。民族乃先天为之，民主乃后天为之。二者并行而不悖。不同民族之存在千百年了，与地理、气候相关。民主思想萌芽、发展，几百年历史而已，是随着认识的進步而产生的。我在《民族讲解》中有详细的正名。



再说到中国的政治转型。由传统的君主专制社会转型到现代的民主政制社会。孙中山先生规划的转型之路为，军政→→训政→→宪政。

自从实行之日起，对“军政→→训政→→宪政”的转型步骤，反对之声就甚嚣尘上，延至今日。反对者说，以革命始者，必以革命终，终无宪政之实。说训政即专政。反对之声虽属主观臆断，没有什么说服力，但民国派的反驳乏力。势均力敌，致使民国派对“军政→→训政→→宪政”的转型之路也心存怀疑。

基于民国派自我怀疑的现状，为破反对者之迷惑，定民国派光复民国革命之决心。我在《军政，训政，宪政讲解》中论证了中国政治转型，走“军政→→训政→→宪政”之路的必然性。论述从“什么样的政府，产生什么样的人民；什么样的人民，产生什么样的政府。专制政体因之以成，共和政体因之以固。”这壹事实出发，寻找其中之原因，从而论证“破此立彼”之路径为“军政→→训政→→宪政”。

基于民国派之理想与现状，为发展壮大民国志士群体，形成有形力量。激励革命精神，促進革命理性的通达，势在必行。筹备两项工程，而为实现目的之方法。

1、建“光复民国革命忠烈祠”以继承国民革命先烈精神。凡有志于光复民国的革命志，皆在“光复民国革命忠烈祠”内宣誓加入光复民国革命军。为光复民国革命而献身者，灵位入光复民国革命忠烈祠，以激励同志，灼照后世。《加入光复民国革命军仪式、誓词》附录在《光复民国革命宣言》之后。

2、建黄埔军校海外基地。而为军事训练与政治学习。以完成革命理性的通达。(注解1）

大家就要问了，“光复民国忠烈祠”能够建立在哪里？“黄埔军校海外基地”靠什么条件来建立呢？这就是我下面要说的“光复民国”的国际路线。

随着信息、交通的飞速進步，世界变为地球村。地球村落里每个小家庭的现状及变化，无不受其他家庭的影响，也无不影响着其他家庭。其他家庭的影响，对某壹家来说，起著决定性作用。也就是孙中山先生所说的，世界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现在全球政治格局，是二战结束后，两大阵营对峙、冷战之余波所决定的。

现在，我们民国志士志在推翻中共专制，光复民国。以国际民主阵营为后盾，是能够成功的关键所在。

怎样取得国际社会的理解与援助，我在《告世界人民书》、《于海外为革命筹款书》中有原则性地阐述。海外民国志士以此为参考，宣传于民主社会，游说各国政府要人，获得援助是不难的。

另外有壹点，我要反复说明的，就是各国的民主化都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欧美各国虽然都为民主国家，但各不相同。民主化的道路也不尽相同。这说明壹点，民主化必须与本国的传统相结合，民主政体才能在本国生根发芽，绵延不绝。中国的政治转型也不例外。从国民革命的历史事实来看，以“三民主义”来建设民主中国，以“军政→→训政→→宪政”之步骤来完成中国的政治转型，是中国民主化的必由之路。

但在游说各国，获取援助之时，难免“筑室道谋”，莫衷壹是。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关于学习方面的经验教训，能够解决“筑室道谋，莫衷壹是”的认识问题。善于学习的认识：学之上也，学其神。不善于学习的认识：学之次也，学其形。东施效颦、邯郸学步。民主之精神，自由、平等。深刻理解并学习“自由、平等”，则民主之形浑然天成。我在《民权讲解》中以清晰的“自由、平等”观念为基础，推导四大民权。并且，我所陈述的“自由、平等”观念是中华文化语境中的“自由、平等”观念。上至知识精英，下至普通民众，壹看就能理解。学之次，学其形。中国如学民主之形，集英、美、法、德、日等等国家政体之形而为壹炉，必将不伦不类，贻笑大方。



还来说正题。民国志士在海外怎样运作，才能发展壮大，形成有形力量？上文已述，激励革命精神、造就革命理性的通达的两项工程是建“光复民国忠烈祠”和“黄埔军校海外基地”。选址，近则日本，远则美国，欧洲大陆则选择两个辐射四面的国家，作为实施两项工程的三处基地。

在国际社会实施这两项工程的前景怎样？可以这样来预测:中国移民海外的几代华人移民人数超过千万。以民族感情为纽带，通过革命精神与革命理性相感召，聚集两万革命志士是水到渠成的事。

聚集两万革命志士之后，怎么行动？这是应该预先谋划的事。俗语说，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所以要预先有产生“光复民国革命军首脑机构”的组织法。我预先制定了《光复民国革命军中央军事委员会组织法》，附录在《加入光复民国革命军仪式、誓词》之后。海外民国志士以此组织法来产生首脑机构，壹定能够产生革命的行动力。

海外民国志士有相对大的自由，故能预先筹备有形的革命力量，而为推翻中共腐朽统治、解救大陆同胞之利器。但如果没有大陆民国志士为之策应，则海外民国志士只能孤悬海外，终无所成。那麽，国内民国志士怎样策应革命？

孙中山先生在总结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时说，革命能够事半功倍的有效策略是:九分宣传战，壹分军事战。武昌枪声响，宣传所及之地闻风而动，辛亥革命因此而成功。并且武昌起义是清朝的新军发动的。清朝的军队为什么不但不反抗我们，反而与我们同声相应推翻清朝呢？就是我们宣传革命的主义感化所致。现在我们進行光复民国革命，也要运用这种策略——九分宣传战，壹分军事战。将我们光复民国的道理宣传到大陆所有人都知道，让中共的军队有临阵倒戈的思想认识，甚至直接发动类似“辛亥革命”的军事行动。

这“九分宣传战”的工程，就是大陆民国志士必须做的。宣传战也是有策略的，最隐蔽、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渗透。可以渗透到中共的政府、军队、警察中去。具体怎么做，民国志士们各用智慧去做，方法千变万化，总是有办法的。



最后，对我的政治著述的价值所在，我作壹个宏观介绍，以期为世人所重视，从而推动中国社会的進步。

壹、“自由、平等”作为民主共和的基础，历来为政论家、政治家所重视。但能将“自由、平等”表述清晰明白，壹般民众都能理解的几乎没有。大多数论“自由、平等”的结论，都是人生而不自由、不平等。我在《民权讲解》的开端即论述“自由、平等”，以直观与抽象，相互对证“自由、平等”，并作示意图。人有天赋之体、天赋之性、天赋之知，故人是自由的。人以自己的劳动维生而不依附于他人，故人是平等的。在政治上，人自治个人之事，即是自由的。人共治众人之事，即是平等的。進壹步推演自治地方与共治国家。构建的个人、社会治理状态可谓晶莹剔透。

二、再论述到三权分立，权、能分离，我是从认识论上来推演三权分立、权能分离。相比西方消极的三权分立，从认识论上推演的三权分立，可称为积极的三权分立。因为从认识论上推演，就可以从根源上确定三权【立法、行政、司法】之权限，及三权权限之重叠部分。如此，壹者，可以解释经过实践已经成形的西方三权分立之三权权限。二者，为未来中国五权宪法的五权权限之原则准绳。由权、能分离所产生的“国大、五院制”，国大弱党派化，总统权力弱势，政府能力强势。既可避免政党政治所产生的政潮叠起，又可强化政府能力。

三、《民生讲解》中对“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正名，可谓明是非、止纷争之器。

四、《民族讲解》中对民族主义的正名，可以息“民主”与“民族”无谓之纷争。

五、《军政、训政、宪政讲解》中为“军政、训政、宪政”正名，破反对者之迷惑，定革命之决心。可见其价值。

还有壹点值得称道，就是全文论述的精干。全书分九部分，有具体的陈述，有详细的正名论述，有具体的行动规划，可谓壹浩大的工程。但其全部文字不超过五万字，其行文的言简意赅及用字、用词的精确，可想而知。

如果当今知识界不是徒有虚名的话，争相观阅这壹晶莹剔透的工程，将成为事实。

网络宣传与渗透的安全办法



化整为零与化零为整，互为表里



1、不得用中国大陆开发的社交软件進行交流。所用以交流的硬件设备，如手机、电脑等，尽可能用苹果公司的产品。如条件允许，用海外区苹果产品为安全。（注解）

2、壹对壹交流彼此的理念，及实现理念的方法。禁止壹人同时对多人宣传理念。在每次交流前，发送壹条事先约定好的暗语文字信息，等待暗语回复，以确认彼此都是本人在自由状态下操作信息交流工具。交流信息，观看后即删除。（注解）

3、壹定时间段，分别交流的人数在5人以内。壹对壹交流所涉及的个人及事务信息，对另四人也必须处于保密状态。（注解）

4、壹对壹的交流，在达到认识壹致的目的后，即断开联系。但可保留联系方式。（注解）

5、在分别与5人交流达到目的而断开联系后，则继续在网络上寻找有志有才之士，進行传播理念。如此重复不息。

按照以上5条進行传播理念，其实际效果就是化零为整。而敌方渗透人员所能了解到的，只能是与1人在作交流。

民国志士如坚持按照以上5条方法原则進行发展，则民国志士的无形力量将与日俱增。时机成熟，则无形力量在数日之内即可转变成有形力量。（交流理念，以“宣言”为开端，通过“续孙文《知难行易学说》”展开讨论，進壹步延伸到“三民、三政”的具体内容。如此，有纲有目，循序而進地進行交流、讨论，必能在认识上取得壹致。以后，在行动上的壹致，就有了思想基础。）

1 告全国人民书



当今国人同胞处于什么状态？曰受压迫受奴役之黑暗状态。人民之政治权利被剥夺殆尽，官府则操无限之权力。官府操权力之刀斧，视民为鱼肉，生杀予夺，随心所欲。权贵资本，垄断经济，握民生之资而驱民于穷途。官商勾结，夺民之利。民众诉冤无门，且遭官、匪壹气之恐吓，民已无立锥之地，国已为强盗之所。强盗秉国政，唯利是图，致中华大地生态恶化，民众深受其害，繈褓中之婴儿亦不能免。

我仁人志士，秉革命先贤忧国忧民之情怀，决心以数十年必死之身躯，兴革命之师，为民请命。摧毁强盗之国，重建中华民国，置民众于和平安乐之境。

中国再起革命，传承辛亥革命之精神，完成辛亥革命未竟之业。遵循中山先生革命建国方略，分为三期:军政时期，训政时期，宪政时期。循序而進，最终建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中华民国。

军政阶段为期三年，矫正辛亥革命不彻底之失，彻底消灭专制残余势力。革命军以兵力解除专制对人民之政治压迫及经济压迫。受欺凌压迫之民众应联合起来加入革命军以消灭专制势力。

训政阶段为期六年，建设以县为单位的地方自治以扶植民治。壹县之内，民众皆直接行使四大民权--选举、罢免、创制、复决。使民众于政治上处于自由、平等地位。壹县之经济，在中央政府统筹下实行民生主义之经济政策，使民众在经济立足点上处于自由、平等之地位。民众身处自由、平等之环境中达六年之期，潜移默化，自由、平等之观念生而附属于国家之奴性灭。训政时期，乃变臣民为国民之培养阶段。民众于此阶段，当知自身在政治及经济上之权力与义务而行使之，不得放弃权力，亦不得逃避义务。同时，民众亦当知政府之权力与义务，使民众与政府以彼此之权力、义务，形成共同约法，同進退，共荣辱，达到训政之目标。

宪政阶段为革命建国收全功之时期，经过训政时期，民众具国民之观念，获国民之资格。以国民建设民国之宪政，于事实及理论上皆名至实归。每县得选举壹名代表而组成国民代表大会。国会内互选，产生立法院。国会选举总统。总统任命行政院长，而组织行政院。经总统提名，立法院同意，产生司法院、监察院、考试院。五院各司其职，最终对国会负责。立法院制定宪法及普通法律，获得国会通过后，政府、人民皆行于宪法之内。在宪法框架内，地方之事务取决于地方议会，中央事务取决于国会，中央与地方之权限，取决于宪法之划分。

以上为“三民、五权、三政”之大略梗概，详细陈述在《光复民国革命宣言》、《民族讲解、民权讲解、民生讲解》、《军政、训政、宪政讲解》。

概而言之，宪政之建立，不但为我革命志士舍生忘死奋斗之目标，亦当为全民共同壹致之目标。全民应以“数十年必死之身躯，立民族万年不死之基业”之意志与理想共赴国难，则子孙后代永久和平、安乐之业可早遂。

2 光复民国革命宣言



观世界各国民主历程，无不以革命为前提，亦无不有反复之经历。中山先生有鉴于此，规划革命建设之期为三：军政时期，训政时期，宪政时期。“三政”以绝反复之患。中山先生见“民生危机、经济革命”于未萌，倡民生主义，以绝阶级战争之源。存亡续绝，继往开来，使本民族卓立于世界，中山先生之志也，亦民族之志也。三民主义，倡于中华大地四十余年，三政逐步施行十余年，政治、经济之成就斐然。本可即步宪政之期，以收全功，不幸俄匪、日寇酿内患、外患于中国。致使大陆共和，亡于国际共产，诚可哀也。学士闻之而“叹惋”，志士见之而悲愤。

哲人有言:两军相争，哀者胜。骄兵必败。何则？以发愤之志，击惰怠之意。胜败可以先决矣。星火燎原，在于势也。势在必行，不得不然。观红色极权统治大陆六十余年之经历，骄奢淫逸无以复加。致使经济雕弊，民生困苦，政治黑暗，民众之个体，随时可临不测之渊，人心思变，与日俱增。专制统治分崩之势，日益显露。唯靠其伪诈蒙蔽与恐吓之威，维持日薄西山之统治。在此统治之下，民众不能不愚昧冷漠而敌视文明世界。民众观念之落后，有甚于清末。专制统治之暴虐顽固，有甚于满清。非革命不足以荡涤专制，非训政不足以扫除愚昧，非宪政不能步民族国家于正途。三民主义乃我民族国家之大愿，三政之步骤乃我民族国家之坦途。为民前锋，步国家于正途，处民众于安乐之境，先知先觉之天职也。兹就三民主义，军政，训政，宪政之梗概述诸于檄文，倡导于天下。仁人志士见之则聚，后知后觉闻之则传，普通民众见之，则云集响应。受胁迫而从恶者，闻之则改邪归正，弃暗投明。同时并起，以收全功。

军政时期，壹切制度悉隶于军政之下。政府壹面用兵力以扫除专制势力，壹面宣传主义以开化全国之人心，而促進国家之统壹。

壹、对于专制势力，其能识时务，顺潮流而归顺民国，举青天白日旗而宣誓效力民国者，赦其既往之罪，督其戴罪立功，于所辖区域宣传并执行三民、三政。阳奉阴违及负隅顽抗者，杀无赦。军政府于所辖区域及全国各地，宣传革命军之主义，取得民众理解而助革命。

二、经济方面，对于专制势力所聚敛之国家财富、贪官污吏所搜刮民众之财产，悉收归军政府调度，其半用于军政府力量维持，以扫除专制势力。其半用于民生保障，以救民众于穷途。对于贫、病、失业之民众，军政府尽其财力救济之。对于实行此经济调度之障碍，军政府用兵力扫除之。权贵资本若能弃恶从善，配合经济调度，军政府则保障其人身及合法财产安全。暗结势力以拒义师者，杀无赦。权贵资本之范围:籍土地买卖所窃据者，所谓国有企业者，官商勾结垄断市场所聚敛者。具体领域包括，强征民有之土地、房地产、石油、石化、电力、通讯、彩票、国有铁路、公路、资本市场等等，凡专制权力染指利益瓜分者，皆是也。

三、对于因专制统治所造成的道德沦丧、社会堕落，军政府以强力矫正之。如黄、赌、毒，坑、蒙、拐、骗，军政府用兵力扫除之，严峻之法以制裁之。

四、自此宣言发布之日起，民众获得“伸张自然正义”之权力。民众凡遇官匪壹气之压迫、贪官污吏之勒索，皆可格杀勿论。革命军尽保护民众之责。

综合而言之，军政时期之目的:聚合壹切力量以消灭专制。

训政时期，经过军政时期，社会秩序稳定，经济秩序井然有序，政令达于全国，即進入训政阶段。训政时期之目的，在于使民众获得“自由、平等”之观念，即国民之资格。观念之形成，直观使然也。舍此之外，无有它途。

壹、政治方面，建设地方自治。以县为自治的基本单位，赋予民众平等的民权---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法律权、复决法律权。凡达到成人年龄，皆具有此四大民权。民众自由选举县议会议员以制定本县之法律、选举县长以管理本县之行政。民众对于已选举出之议员、县长，有罢免之权。罢免案，达到法定人数通过，罢免议员、县长即生效。民众之个体，有提出法律案之权，亦有复决法律之权。对于民众所创制、复决之法律，达到法定人及法定人数签名通过，议会得无条件通过该法律之存、废。(法定人，如农业法，则农民为该法之法定人。商业法，则该商业参与者为法定人)

二、对于有志于公职之个人、团体、组织、党派，必须经考试院考试合格，并宣誓效忠民国者，始有候选公职之资格。考试之内容，民国政体之运作、各职能机关之组织及权责、议会议事规则等等公器运作细则。对于反对民国体制之个人、组织，军政府取缔其组织，以叛国罪制裁组织之人。

三、经济方面，实行“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之民生主义经济政策。预期效果有二，1、公、私分明，公、私相济，公私融洽。2、社会保障体系有充足的财源。

处民众于经济独立、经济立足点平等之地位。造成民众经济自由、平等之事实。详细论述在民生讲解及三政讲解。

四、民众于民权方面，得到“自由、平等”之行使。于经济方面，处自由、平等之地位。民众“自由、平等”之观念因之而成。公职人员获得行使公职之知识及训练。二者齐备，建成完全自治--共治团体，县治。

五、县治团体完成，每县选举壹名代表，组成国会。国会内互选产生立法院，制定宪法及普通法律。国会选举总统，总统任命行政院长而组织行政院。大法官，得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而产生，進而组织司法院。总统提名监察院长人选，经司法院同意而任命之，進而组织监察院。总统提名考试院院长人选，经立法院同意而任命之，進而组织考试院。

国会代表国民，操四大民权，行使政权。五院，平等相待，协调而行使治权。国会“四权”之行使，及五院之组织之相互关系，论述在民权讲解。宪法制定通过，五院组织完成，即结束训政，進入宪政时期。

训政之目标，概而言之，即光复民国、经济平等。遵循中山先生缔造中华民国之宏愿擘画也。

宪政时期，宪法制定通过后，在宪法框架下，中央政治、经济政策，待五院之运筹，取决于国会。地方政治、经济之治理，取决于地方议会。中央与地方之权限，遵从宪法之划分。

综上所述，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军政，训政，宪政之目标为，消灭专制，光复民国，经济平等。为整合众力，锐其前锋，必建立革命军之秩序，为革命建设之稳固大阵营。

军政、训政时期，革命党有主导之权。革命党，以“三民、三政”理念，固结本党，吸纳它党及革命志士。以理念相互扶持，相互督导。以约法成革命建设之大功。训政时期，规定军政府之权力与义务，指明民众之权力与义务。政府与民众，共行约法之轨道，期于宪政之完成。

壹、凡于军政府成立之前，抱三民主义之宗旨而進行革命之革命军，为革命先行者。凡于军政府成立之后，附和革命而進行革命者，为革命后行者。后行者，服从先行者。先行者，指挥后行者。

二、革命先行者，对于附和革命者，有考核之权。先行者以“三民，三政”理念，考核后行者，根据其对理念认识之程度，定其革命之真伪。真革命者，即進入先行者队伍。军政府以兵力扫除伪革命者。

革命建设时期，乃破旧立新，新旧并存之非常时期，非常之建设，必待非常之认识。“三民，三政”乃中山先生鉴于历史经验，顺应世界潮流而擘画也。我民国志士根据现实需要，而更新“三民，三政”之内容，以适现实之政治转型。对“三民、三政”理念之认识程度及认同程度，是非常时期建设能否成功之关键所在。必就建设人员之组织次序预先筹划之。



壹、凡于军政府成立之前，持有“三民、三政”理念，并切实宣传于民众者，为先知先觉者。凡于军政府成立之后，附和宣传“三民、三政”者，为后知后觉。后知后觉者，服从先知先觉者。

二、先知先觉者阐述政见，鉴别后知后觉之认识程度，确定军政府内建设人员之职位。

政治转型之过程，新旧并存，革命、建设并驾齐驱，始能成破旧立新之大功。革命军起，从民望，顺潮流，壹往无前，非达革命建国之目的不止。革命军所到之处，壹切苛政、恶法悉并废除，消灭“众暴寡、强凌弱”之官、匪恶势力，打击市场垄断之行为。对于官商勾结，夺民之利者，官商皆获其应有之罪，民众皆复得其应有之利。没收贪官污吏之所得，救济民众民生之困厄，使善恶皆得其所。以三民主义，重建庄严华丽之中华民国。社会各界、士、农、工、商，当识中山先生之告诫:“顺潮流者昌，逆潮流者亡。”各尽所能，助革命之成功。共享正义、和平、安乐之社会环境。

加入光复民国革命军仪式、誓词

仪式：

二、三意气相投之志士在场，面对青天白日满地红之国旗，庄重诵读《光复民国革命宣言》壹遍。默忆《光复民国革命宣言》之方略十分钟，置《宣言》于桌案，按右手食指印①于《宣言》之落款处——“青天白日旗”之印章旁。然后，右手抚按其上，仰望“青天白日满地红”之国旗，庄严宣誓，以示矢志不渝。



誓词：

时值中华大地政治黑暗日益加深、国计民生日趋困顿、社会人心日渐堕落之际，为救民众于危难之境，建自由、平等、博爱之中国社会，我志愿加入光复民国革命军。以“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为革命奋斗之目标，铭记于心，宣传于众，上下壹心，发展、凝聚革命军队伍。以“军政、训政、宪政”为革命行动之步骤，与革命同志壹致行动，同進退，共荣辱。壹往无前，至中华民国重新屹立于中华大地，而后与民同乐。

自由之花，烈士鲜血而成。我自加入光复民国革命军之日始，怀“人固有壹死”之意识，以進入“光复民国忠烈祠”为生命之归宿，以激励同志、灼照后世。

特此宣誓，以示革命理念与革命精神，至死不渝。如有违背，甘受革命军军法处置。

为适应军事行动的坚韧性、保密性、壹致性及应对的快速性，制定光复民国革命军中央委员会组织法。



光复民国革命军中央委员会组织法



组织原则：



壹、原则领导

二、壹元领导

三、民主领导



壹、原则领导

1、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目标，及军政、训政、宪政之行动步骤为领导、服从之最高原则。上至委员长，下至士兵，以三民主义之目标及军政、训政、宪政之行动步骤为领导、服从的第壹依据。违背第壹依据，则上级无领导之权力，下级无服从之义务。

2、上至委员长，下至士兵皆以“三民、三政”理念相互督导，相互扶持，壹致行动。如有违背者，全军共击之。



二、壹元领导

采用七委员制，七名委员选举产生委员长壹名。

1、委员长任命军事参谋长壹名，负责军事行动决策参谋。

2、委员长任命政务部长壹名，负责战时所辖区域政治、经济政策筹备。

3、委员长任命宣传部正、副部长各壹名，分别负责国内、国外宣传。宣传部副部长兼任海外筹款宣传工作。

4、委员长任命情报部正、副部长各壹名，情报部长负责侦察国内情报。情报副部长负责侦察海外情报。

5、委员长对所任命之官员有罢免权。

6、委员长兼任光复民国革命军军长，执掌军法，令行禁止。对军事行动决策、政务决策有最终决定权。



三、民主领导

1、委员长有连续两次军事行动决策失误，或连续两次政务决策失误，委员会有罢免委员长之权，委员长引咎辞职。委员会重新选举委员长。

2、选举办法：各位委员论述对“三民、三政”之认识，提出实行“三民、三政”的可行性方案，依次接受其他委员咨询，两轮咨询完毕，即進行选举，产生委员长。

3、委员会委员因故缺席者，由该委员所任职务之属员替代该委员选举。



各地方仿此组织法原则，组织“光复民国革命军地方委员会”，以期收“如臂使手、如手使指”之效。而为摧毁共产党腐朽统治、解救民众之利器。

3 导言



什么样的政府，产生什么样的人民;什么样的人民，产生什么样的政府。专制堡垒，因之以成。共和政体，因之以固。如何破此而立彼？必就其因果形式及内容，详加考察焉。必待其来龙去脉清晰可见，始可定相应之“破立计划”。所以然者，盖欲免错误而防费时失事，以冀收事半功倍之效也。是故凡能从知识而构成意像，从意像而生出条理，本条理而筹备计划，按计划而用工夫，则无论其事物如何精妙、工程如何浩大，无不指日可以乐成者也。

政治之流变，无非二端:专制与共和。或有与之异者，二者程度之异也。专制与共和，原因相异，事实相反，呈现于历史与现实中。探知其所以如此，及求其济之之道，使政治趋于清明，诚当务之急也。本三民主义之民权讲解及三政讲解，就其本末曲直，来龙去脉均作出详细论述。从认识论上考察“自由与不自由”之原因，即共和与专制之原因。有从技术上，论述直接民权与间接民权之原因及政体运作结构框架。以备文人志士取法焉。

近代科学進步日新月异，物质文明進步，百年之速，锐于千载。资本之利勃然而兴，资本之害亦随之而至。民众受资本奴役之害，较专制为尤甚。民权之利器亦无所施其用。器之用，有所专也，有所限也。政治之公器，解决政治问题。经济之公器，解决经济问题。本三民主义之民生讲解，就公、私之度有清晰表述，对实现“公、私融洽”之目标，有原则性措施。以作引玉之石。仁人志士必留意焉。

环球之上，民族林立，我中华民族居其壹。民族之类何以生？民族之群何以存？民族历史、民族未来生存，发展之道如何？民族意识，于民族凝聚力及对外族之关系，所发挥之作用，利弊如何？本三民主义之民族讲解，有简单明了的陈述。光大本民族之优秀文化，吸纳它民族之文明成果，继往开来，使本民族自立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我辈之责也。

实现壹确定之目标，必有其最适宜之方法与步骤。政治转型之过程，简而言之，即壹破壹立。然破坏之功，非壹朝可尽。建设之业，非壹夕可成。壹破壹立之间，必有壹新旧并存之期。新、旧并存，性质相反，相反则争。旧之惯性与新之潮流激荡于当下，个人与国家何去何从？必就“争之起源”有确切清晰之认识，始能解决“争”之问题。中山先生在《孙文学说》中，有这样的结论---国者，人之积也。人者，心之器也。国家政治者，壹人群心理之现象也。是以建国之基，当发端于心理。

心理之争，表现于政治方面，则为观念之争。观念之异，所以然者，在于所见闻事实之异也。观念之变，亦在于所见闻事实之变。壹言以蔽之，观念源于直观。本三政讲解及宣言，就观念之形成及转变，于政治、经济两方面的“破旧立新”均有详细论述。

中山先生说，能知必能行。進壹步可以断定，能知必能协力而行。能共“知”，必能协众力而行。协众力而行，必能建功立业，美名后世。英杰志士当共知焉。

天赋人权之学说倡行近代几百年，其中之纷纭不可胜数。因之而胜者，有之;因之而败者，有之。“人生而自由、平等”与“人生而不自由、不平等”之说，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认识之分歧矛盾，致有行为之南辕北辙。此或胜或败之源头也。天赋人权之理念萌芽之后，因之而枝蔓之学理充塞于政治知识界，彼此冲突，莫衷壹是。解此冲突，唯“穷根溯源”壹途。天赋人权之定义，人之自由、平等，先天确定的也。先天之域，可名而不可理推。何则？第壹原因，在因果律之外，超出人的认识能力。我们只能就形而下之客观界，作出描述，来验证先天之性。如此，才能稳固共和政体之理论基础。

知之目的，在于行也。“自由、平等”之知的目的，在于建设共和政体。因此，置“自由、平等”之论述于“三民，三政”论述之中，知而行，行以知，知行合壹，循序而進。

4 现在来讲解民权主义



孙中山先生所规划的训政阶段的内容是，自治团体的构建。以县为自治的基本单位，人民通过直接行使治人（选举、罢免）、治法（创制、复决），四权来实现自治。那麽，人民能够自治的原因是什么？人民治人、治法，即全民共治的依据是什么？如果自治、共治的原因、依据是固定不移的，则民权必然是固定不移的。人是自由的，则自治成立。人是平等的，则共治成立。天赋人权：自由、平等。

自由、平等之理想与事实，皆存在。而在政治领域，用概念将其表达清晰，几乎是不可能的。自由、平等，要表达清晰，必须用自由、平等自身来表达，才能实现。我现在就为大家清晰表达之：

我先描述壹下壹般普通人的普遍想法，“人不求人，壹般大。张三、李四虽然本领非凡，但我不必依赖他，不求他。我做我的事，吃我的饭。闲下来时，自由自在逛逛街、三、五个熟人聊聊天，打打球……等等”。这种壹般普通人的追求及事实状态，用什么样的语言来形容才能是比较贴切的？除了“自由”而外，不可能有更生动形象的表述了。与之相应，我们的诗人、先哲是怎样表述“自由”的？“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鹰击长空”、“虎啸深山”、“ 长者不为有余，短者不为不足。是故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故性长非所断，性短非所续，无所去忧也。”、“ 夫以鸟养养鸟者，宜栖之深林，游之坛陆，浮之江湖，食之鱿攸，随行列而止，委虵而处。”。对于文言引文，我作壹下解释。“引文”语出《庄子》，关于《庄子》，我们大家总体上有壹个共识，即庄子之思想是出世的，对政治是消极的。这种认识不是没有道理，但这种认识某种思想的角度是错误的。为什么呢？壹种思想之性质，是由自身之构造意境决定的。就像某壹元素的化学性质，是由该元素内部结构决定的壹样。“《庄子》之思想为出世的，对政治是消极的。”这是比较之后的外在关系表述，即对比“入世”而言的。而《庄子》思想之性质是什么呢？就是自由。现在就以上面两段引文来证明其“自由”之性质。野鸭的腿短，仙鹤的腿长，这是不争之事实。但如果有人问，“为什么鸭的腿短，鹤的腿长？”我们将无法回答。我们只能作壹个直观陈述：这是天生的，自然而然的。无所谓长短、优劣。“断长续短”之想法或行为是反天性的，反自然的。对于“以鸟养养鸟者，……”壹段文言引文，我作壹个详细的翻译。壹只海鸟偶然栖息于鲁国郊外，鲁国国君散步于郊外，见海鸟形态光彩照人，行止散发出自由、机灵之神气。国君甚是喜爱这只海鸟，便命人设法捕获了海鸟，带回王宫。供养于庙宇之中，每日用珍馐美味喂养它，用美妙的音乐陶醉它。海鸟不吃不喝，三天，死了。那麽，为什么“琼楼玉宇、锦衣玉食”反而置鸟于死地呢？原因很简单，以养人的方法养鸟。所以海鸟死了。那麽，养鸟的正确方法是什么呢？曰：依据鸟天生之性也。依据鸟性，宜栖居于深林，飞游于陆地，觅食于江面、湖面，饥饿了，则食鱼虾、泥鳅、鳝鱼之类。渴了，则饮于江面、湖心。行止、动静，随性而已。壹言以蔽之，自由也。鸟性乃先天赋予之也。江、河、湖泊、动物、植物之万类、天地广大，皆亘古存在也。所以，自由的定义是，物性自然也。由于性乃先天赋予的也。因此，自由是天赋的。万物万类，森然并立，人居其壹，自由之事实当如何呢？饥而欲食，寒而欲衣，居阴以避暑，动作以避寒，此皆不教而能也，不教而知也。二人之力大于壹人之力，三人之力大于二人之力，此三岁蒙童皆能知也。万人之力，乃能分工协作，耕织、建房、修路、疏水利、通有无，此又自然之势也。何以言之？生存之意志，乃人壹切活动之第壹动力。此壹动力乃天赋之也，亘古不变也。人人皆欲生，乃相集以成社会、国家，立法律、择睿智以治众人之事。然后，人人得从事自己擅长、乐为之事，以遂生存之欲。人之自由定矣，平等亦定亦矣。

然“人生而不自由、不平等”之论亦言之成理，何哉？曰，人的理性固有之缺陷使然。试用“不自由之理”以明之。人之理性曰：万物万类皆彼此关系，从而彼此制约，孤立之物是不存在的。人处社会、国家中，衣、食、住、行，皆依赖他人协作，人受人之制约，事理之必然也。“万事不求人”之追求，存于理想，不存于事实。我们现在就来观察，物与物关系之事实及人与人关系之事实。万物万类，森然并立，谁生之耶？自生也。各类元素及其性质，皆不待它物而成。物与物，有相互关系之名，而无相互制约之实。何以言之？试以动物与植物之关系来说明之。 动物吐出二氧化碳，纳入氧气。此动物之生理性也，不可变更也。植物吐出氧气，纳入二氧化碳，此亦植物生理性也，不可变更也。在我们的理性意识中，虽然物物相互关系、相互依赖、相互制约，但因为，物物皆自生也，物性皆不变也。所以，物物之关系、依赖、制约，乃假设的也。理性在假设，水不存在，我们就不能存在。空气不存在，我们就不能存在，等等。我们知道，水在地球上，不会增多，也不会减少，由于海、陆温差而循环于海、陆间，动物、植物，近水而生，此又自然而然也。水、空气，不会在地球上消失，则水、空气对我们构成制约是假设的。为了将“物物相互制约是理性之误”这壹事实陈述清晰，我就以具体的某壹动物，从无到有，从有到无的过程为线索進行论述。 鱼游湖泽……，鹰击长空……，虎啸深山……。 或曰湖泽、长空、深山是鱼、鹰、虎得到自由的条件，因为没有这些，是不能有自由的。或曰鱼、鹰、虎具有健全的身体器官是自由的条件，因为……。或曰空气、水、食物……等等是自由的条件，因为……。所以，万物皆处在自由条件的囚牢中，是生来不自由的。因此，必须有壹个力量来保障这些自由的条件，我们才是自由的。显然，这壹力量必须超越壹切，才有力量为我们作保障。这壹力量，非神和专制莫属。这种“如果怎样……，便怎样……，所以怎样……”的理性运行活动，是否能得出真理呢？曰否。因为理性的固有缺陷在于，推理的原点是脱离了实物或实际状态的假设，我称之为：文字游戏、概念游戏。这样的假设有“如果没有万有引力，物体会处于静止或匀速直线运动状态。如果不進食，人会饿死。如果人没有水喝，会渴死。如果……”我们来看看那些假设的自由条件是否会任意丧失呢？鹰击长空，山鹰的壹生是在怎样的条件下度过的？壮年鹰找到了隐蔽、舒适的位置筑起了鹰巢，产下鹰卵，孵化出雏鹰，哺育雏鹰至成年。这壹过程是在本能的驱动下完成的。本能，是天然存在的。并不能假设本能不存在，所以，鹰卵孵化--雏鹰--成年鹰，这壹过程的条件是自然而然存在的，不能取消的。因此，从雏鹰到成年鹰的时间内，鹰是自由的。鹰，由成年到壮年，羽翼逐渐丰满、强硬，鹰击长空，叱咤风云。自由得到充盈的表达。这壹阶段，自由的条件是什么呢？空气、水、山川、深林、长 空、食物、健全的生理器官等等。我们来看看这些条件是否对“鹰击长空”构成限制：空气、水、山川、深林等自然条件是天然存在的，不可取消的。这些自然因素，彼此流通、循环，构成平衡的生态系统，是自然力的结果。自然力是不可能消失的，因此不能对自然条件作“丧失”的假设。所以，“鹰击长空”在自然条件下是自由的。食物、天敌是否构成壮年鹰的自由条件？我们也要看这些条件是否会丧失。任何生物都处在生物链中，这些生物以食物链的形式，形成生物链的动态平衡。食物链的主体是，老、弱、病、残。壮年生物成为食物，是很少见的，如果壮年生物成为食物链主体，生物链就会断裂。生物链的平衡决定了，每壹种生物在食物链中获取的食物，不会多，也不会少。壮年鹰的自由是不可怀疑的。鹰的身体器官是否构成自由的条件？鹰之锐眼、利喙、和爪、扑 翅、五脏六腑等等器官的形态，在鹰卵形成之初就产生了，孵化、雏鹰進食就能客观化鹰的形态。所以，鹰的自由是先天确定的。如果鹰孵化出时，即有器官弱化或不全，这是先天性的，是意志的先天不自由，与后天客观条件无关。人之自然属性的自由与万物同。人進入社会状态之后，是不是自由的？首先，我们应该思索，社会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有三：壹、人的生存意志。二、人获取生存物质之过程有别于动物、植物。三、人有理性，作为认识工具。人之生存意志与动物、植物相同，但动物、植物皆直接从自然界获取生存物质，而人必须通过劳动将自然界各种物质转化为人的直接生理所需。人须耕作以得食物，制衣以御寒、暑，建房屋以避风雨，蓄牛、马，制车、船以替人力运输。人维持生存所需之劳动，多且杂。壹人之劳动则壹，此定势也。人与人结成群体社会，以“单壹”之劳动交换“多且杂”之劳动，从而维持生存。个人生存与社会存在，异名同实也。即社会是人之生存意志的体现。社会体系之内容：劳动、交换、生存不息。生生不息，则劳动不息、交换不息。经济循环体系构成了人生存其间的社会生态系统。是什么创造了平衡的社会生态系统？曰：生存意志。生存意志恒古壹致，则社会恒古存在。人在社会系统中，自由劳动、自由交换、自由生存，人处在社会中之自由，确定矣。士、农、工、商彼此之间，有相互联系之名，而无相互制约之实。何则？以农民之生产消费活动来说，农民维持自身生存之道，必以“粮食”作为生产、交换之资料来获取其他领域所生产之生存资料。此人之生理性使然也，亘古不变也。其他领域之人维持自身生存之道亦如此。如此，士农工商彼此之关系，犹如自然界动物与植物之关系壹样——有相互“关系”之名，而无相互“制约”之实。假设士、农、工、商其中之壹或不存在，或变更其生存之道，都不会成为事实。因此，人处在社会中是自由的。人独有之理性，与社会是什么关系？曰：认识关系。人之理性能够认识经济体系、经济平衡等客观事实，但“认识”绝没有创造经济体，“认识”也不可能创造经济平衡。（关于经济循环及经济危机之原因，到讲解民生主义时，再作详细论述。）就如人能够认识自然生态系统、自然生态平衡，但不能创造其系统及其系统内平衡壹样。人能够认识社会系统，则具有模拟之能力。模拟社会系统，并为社会系统之辅助工具者，国家也。社会存在之意志，赋予国家以强力，来促進社会系统的平衡与再平衡。国家形式有两种：专制与共和。专制国家形式及其原因，我到后面对“军政、训政”讲解时，作详细解释。现在我对正常国家---共和国，作理论推导。

上文已经论述，人生存于社会中，就像动物、植物存在于自然生态系统中壹样，是自由的。人上壹百，形形色色。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是巨大的：形体大、小，坚、脆之不等；意志（欲）趋向之不同；理性水平高、下之不等。然人之差别纵有千万，人劳动的动力是相同的，即生存。有以耕耘维生者，有以制衣维生者，有以建屋维生者，有以运输流通维生者，有以力维生者，有以知维生者，皆不壹而足。壹言以蔽之，人皆靠自己的劳动维生。所以，人因不依赖他人而独立生存而呈现平等状态（人不求人，壹般大）。再就人的认识来看，不同的人在认识范围之广、狭，程度之深、浅，虽有不同，但人认识事物的驱动力必然是壹致的，即维持生存不息。在生存意志的驱动下，耕耘者对与劳动对象相关之气候、土地、种苗、耕耘工具等等所获得的直观知识，必然与耕耘者如影随形，是最丰富的。同理，社会系统内之不同领域的认识活动，与具体的劳动者是不相离的。人有天赋之生存意志，有天赋之四肢百骸，有天赋之直观认识。（关于人的认识之来源及认识正、误之原因，我会在后面作出简单解释）。壹言以蔽之，天赋人以自由之性、自由之体、自由之知。人之天赋自由，于社会中表现，则自治也。个人之事，自治。众人之事，共治。此最优良之政治也。优良政治之理由何在？自治，则个人之事最优。原因是个体人都有天赋之性、体、知。共治，则众人之事最优。上文已述，社会是人的生存形式，个人生存必致共同生存。共存与个存，壹体也，不可相离而存。从个体生存角度来看，共同生存是条件。从共存角度来看，个体生存是动力源。如此，共同体的存在意志只能存在于众多彼此联系的个体意志之合，而不能是壹个抽象的概念意志。所以，共同体的存在意志---立法权，为共同体全体成员所有。即立法权力属于人民。人民具有不可质疑之立法权力的同时，是否具有立法能力呢？所谓立法能力，即人的认识、判断的抽象思维活动。人的认识活动，起于何物？止于何地？终始之过程如何？认识的正确与错误是怎么产生的？认识活动的来龙去脉，如果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就能知晓人的立法能力之所在，及怎样避免错误而趋向正确。人之知识，分为两种：壹直观的知识，壹概念的知识。直观的知识，由人之感性及悟性得之；而概念之知识，则理性之作用也。理性之作用在于，在直观已形成观念之基础上，将观念转变为抽象概念，并分合各种不同概念。以实例来描述这壹过程及作用：壹棵树，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的五官就能从整体直接把握并认识这棵树的特征、性质及存在的条件。如在“暴风骤雨”或“骄阳似火”的环境下，我们就能认识树木之坚与脆，及阳光、雨露为树木生存、昌盛的条件。但当我们身处大厦之内，五官感触之力不及于树，我们的大脑中仍有树木之抽象认识。是什么原因促使我们進行个体抽象概念的创制及构建系统抽象概念的脑力劳动？这种概念认识及构建与直观认识的联系及区别是怎样的？首先，创制概念及系统概念的动力是知晓物、我之利害关系而为我所用之趋利避害。壹言以蔽之，脑力劳动的动力是生存之欲也。生存之欲驱动我们探知物、我利害关系，進而探知物物关系。知物物关系，则以物养物而利我，以物克物而避害。我们思考物我关系、物物关系时，物、物，在我们大脑中呈现的什么呢？曰某物单方面的性质。出于不同目的，壹棵树在我们大脑中的状态及我认定其之价值是完全不同的。如思考树与气候环境变化关系时，思考的基点是树的制氧性质，進而考察树种形态、水、土、光照等等与制氧多寡的关系。而工匠出于取材于树之目的，進而考察树种形态、水、土、光照等等与树质坚、脆，树形曲直之关系。同样的抽象思维形式，同样的思维对象，但因目的之不同，则物我关系、物物关系完全不同。同时可以肯定的是，这两种不同的物我关系、物物关系，不能在同壹时，同壹人的大脑中齐头并進。因为不同之物物关系会彼此冲突。只有“不同人”，或者“不同时”，才没有“冲突”。现在，我们可以很清晰地呈现，直观与抽象的特征及其联系与区别了。直观，是天赋的，是真确的。有偏、全之分，无正、误之别。直观，无需“目的”为之动力。 形体、色理，目知之；声音清浊、调竽、奇声，耳晓之；甘、苦、咸、淡、辛、酸、奇味，口之；香、臭、芬、郁、腥、臊、奇臭，鼻分之；疾、痒、凔、热、滑、铍、轻、重，形体触而辨别之；喜、怒、哀、乐、爱、恶、欲，心觉之。五官，五感，五知，皆不修而成，不教而能，不教而知也。壹言以蔽之，天赋之也。直观，与具体之物不相离也。故具体物之色理、清浊、甘苦、大小、轻重，皆得五官以明之而无误。然直观受限于具体物，必流入“坐井观天”之弊也，以为天下之物尽此也。此直观，无正、误之分，而有偏、全之别。偏于壹物，而不知全体也。相反，离开具体物之大脑抽象思维，则无所限制也。小到原子、质子、中子、电子，大到宇宙黑洞，皆可盘桓于脑际。然物与物之关系，非壹定不变之关系也。或时间不同，或空间不同，或物物彼此多寡不同，物物关系皆不同也。并且，此物与彼物，有无关系，尚在两可之间。故脑际于“关系”之预想，有正、误之分。直观能力，先天赋予之，人人之所共也。直观获得观念，不同物之多个不同观念，悬于脑际，進而形成抽象概念之物。人于抽象概念之间，构造关系、系统，此理性之功能也。理性，后天之习得者。亦人人所能“学而知之”者。人之立法能力，学而知之，无疑矣。人之立法，始于观人、观我，终于定人、我之关系。上文已述，直观有真确之性，有偏于壹隅之狭隘性。抽象，有广大无际之优，然判断之正、误，则有待于直观以证之。“抽象”离“直观”越远，则抽象判断之误差越大。然则何以取二者之长，避二者之短，使认识真确而全面，判断避谬误而近正确？曰由直观進而抽象，由抽象進而大直观之视野。由大视野進而证抽象判断之正、误。要而言之，认识、判断的正确路径是，由直观，经抽象，返直观。

人需要“法”的原因是什么？法的本质是什么？立法之资格为何？完备之法与立法程序之关系为何？

“法”产生之原因，即社会产生之原因。 社会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有三：壹、人的生存意志。二、人获取生存物质之过程有别于动物、植物。三、人有理性，作为认识工具。分别来看这三个原因，壹、生存意志彼此有冲突。二、动物、植物皆直接从自然界获取生存物质，而人必须通过劳动将自然界各种物质转化为人的直接生理所需。因此，劳动交换以遂生存意志，成自然之势。要而言之，生存意志彼此共存，定势也。三、理性认识，能够纵观“冲突”与“共存”俱为客观事实。为使人人各遂其生存意志而不相侵害，则构想社会伦理秩序，立法律以明确之、以强力保障之。如此，法之本质---明确化的人与人之关系，显现矣。法之本质如此，而“关系”之异同万类，差异不等。有二人之关系、有群体内人与人之关系、有必然之关系、有偶然之关系、有短期关系、有长期关系等等。“关系”虽有千差万别，但“关系”之原因却是壹致的：共存。共存之意志在何处，则立法权力在何处。显然，共存意志在“关系”之共同体。所以，立法权力属于全体人民。人民之立法能力如何呢？法之本质，关系也。立法之过程，构建彼此之关系也。此理性之抽象思维活动也，人人皆“学而能之”。此全民共治之理由所在。然“学而能之”有优劣，立法之事当委托“学而能”之优者。“学而能”之优者，为知之“专门家”也。“专门家”具有立法之专能，而立法之正义意志仅属于共同体之所有人。共同体所有人委托授权“专门家”立“共存”之法，则能成其“善法，良法”。相反，“专门家”不获委托授权而立法，则法之善、恶不可预知。如此，产生“善法，良法”的动力是，“共存”意志的授权，即正义意志的授权。授权，具体到个人，就是选举权。选举权，奠定善法之基础。与之相应，罢免权，杜绝恶法之源。与“共存”意志（正义意志）相适应之立法者的观念与认识是什么呢？要而言之，“自由，平等”是也。此立法者之立法资格也。何则？单就“共同体”选举，授权“立法者”的过程来看，“共同体”的所有人彼此是自由地选举，平等地授权。立法“专门家”，必须具备这壹认识，才能获得“立法”职位。此消极方面，而言自由、平等也。就积极方面而言，“自由、平等”是直观所获得之观念也。人民普遍获得“自由、平等”之观念，才是民主共和的原因，也是民主共和政体的基础。关于“自由、平等”之观念的形成，在讲解“训政”时，再详细论述。现在论述立“善”法的必然过程：法之本质，关系也。立法之过程，构建关系也。构建关系，大脑之理性为之也。理性者，抽象能力也。即离开了具体物而知物性之能力也。理性与直观，各“避其短，取其长”，用之于立法以成“善”法的必然路径，定矣。由上文已论述之认识、判断的正确路径---“由直观，经抽象，返直观”来推演立法之过程当如下：1、抽象与直观之距离越短，则立法越近于实际而正确。由此，立法人与立法范围确定矣。以地域言之，壹村之事，村人为之；壹县之法，县制之；壹省之公事，省定之；壹国之公法，国会为之。以领域言之，庄稼之事，农人为之；工业之法，工人制之；商业之法，商人定之；知识之法，士人规划之。

2、根据“直观与抽象，互补长短”之定则，立法与议法，必相联而不离，如影随形。法之立，构建（抽象）关系也。法之用，处理（实际）关系也。用法者，具有议法之最大动力与能力。何则？实际关系，我切身之关系也。立法，所构之抽象关系，置我于何地？我切身而知之。知立法所构之权利与义务是否对等；知立法所制之，约束与自由，是否并行不悖；知立法之目的，是否预期达到。用法者为谁？曰：用法保障自身的权利，受法约束尽自身的义务之人民大众也。此“立法权力（创制、复决）属于人民”之必然性也。

根据廖仲恺翻译美国学者所著的《全民政治》，制定直接民权的实行方法如下：

民众于本县内直接行使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大民权。但民众的四大直接民权，必须在“训政”期实行了“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经济政策之后才能行使。（“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经济政策实行之后，大多数民众在经济立足点上处“自由、平等”之地位。以此作为民众独立行使政治权力的经济保障。从选举权“从无到有、从狭到广”到历史演進过程来看，选举权有财产条件限制的时间是很长的。其道理何在？我中国历史经验对此的理解是：“无恒产者，无恒心；饥寒至身，不顾廉耻”。可以判断：无产者不是奴隶，就是暴徒。无产者选举的结果，就是奴役和独裁。“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政策效果有二：1、民众处经济独立之地位。2、社会贫富差距在合理范围。如此，民众具有自由、平等之观念，而化解阶级对立于无形。民众必能和平、理性地行使四大民权。）

壹、选举权，凡达到成人年龄的国民皆具有选举本县行政长官及议员的权力。县长候选人、议员候选人中得票相对多数者，即当选为县长、议员。

二、罢免权，壹县之民众对于已选举出之县长与议员，有提出罢免案之权。罢免案得到法定人数的赞成，罢免案即生效。其法：壹县之个人或多人对本县县长提出罢免案，详述罢免之理由，得本县已登记选民人数的10%签署，即将罢免案递交县议会。县议会附上对罢免案的支持或反对的理由及建议，然后将附有议会建议的罢免案向全县选民公布。投票赞成罢免案的选民人数超过全县选民人数的50%，罢免案即生效。反之，罢免案无效。

对县议员的罢免案，其实行方法与对县长的罢免案之实行方法壹致。但提案人及选民，必须是之前选举该议员的选区选民，而非全县选民。

三、创制权、复决权，壹县之民众个体有提出法案之权，对已有之法案有提出复决之权。其法：壹县之个人或多人对本县之事务提出法案，得到该法案所涵盖民众人数的10%签署，即将该法案递交县议会。县议会附上对该法案支持或反对的理由及建议，然后将附有议会建议的法案向该法案所涵盖的选民進行公布。在该法案所涵盖的选民范围内，如果投赞成票的都选民超过选民总数的50%，该法案即生效。反之，该法案无效。

对某壹法案的复决程序与创制法案的程序壹致。

以上是实行四大直接民权的原则。根据各地方的实际情况，对法案的签署及通过在选民比例上，可以适度提高或降低。

为了让大家能够对实行直接民权的利弊有大致的理解，现将美国学者所著《全民政治》的目录及译序附录于此。希望我仁人志士观看之后，能够激发出壹种动力。即权衡利弊，思考如何将直接民权实行的利处扩展到最大，而将弊端遏制到最小。

序言



合众国今日，其政治思想之冲突，盖难言矣。共和党之不能标榜异同，犹之民主党也。富民的民主党之与众民的民主党，保守的共和党之与進步的共和党，彼此之间，隔阂不通，以较畴昔之单纯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之界限，为尤显著。有如地震而后，星球表面，罅隙现焉。则政党之改造，实为目前所不能免。而论争支点，则政府之性质是已。今试问政府之为物，将以为私的产业乎，抑公的事业乎。夫政府者属人民之语(Government of the people)，众皆壹致认之。而辩者则以为政府者为(For)人民者也。顾为(For)字之用，精确别之，其义种种。有用之以表壹种概念，如精于广告术者所言彼之职业，所以愉悦顾客，乃 为显客而劳动者。有用以表示政府剏建之初，诚为人民之公利，应于需要原値以售者。然而对于林肯(Lincoln)格言三语：“Government 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孙中山先生述为：｢政府者，人民所有，人民所治，人民所享。”)之中语，所谓政府者治于人民壹事，则议论激越，各有所主。虽各党各派，靡不自命与林肯见解为壹，然若辈群中于林肯所语意义，与夫林肯假能生于斯世其对于党派现时论争之态度，果当何若，则彼此所见，不相侔也。夫人民所治之政府，果何物乎？著者之见，于现时国民思想混战之中，不敢谓无所偏倚。曲直之辨，书中自见，无取乎哓哓也。本书论旨所基，盖以政府为公共的协力，而非私的产业。换词言之，即非由少数人产出，以应壹部分人之所需，而他部份人无预之度也。全体人民生产之，亦全体人民消费之耳。壹国之中，良有过多之律师，过多之医生，过多之教士，而无过多之选民。选民者，非生而为他人服役者也。果实器用，或有生产过量之忧虑。至于民政之下，断无生产过量之政府。盖人民从事生产，茍给所需，则截然止矣。且人民非屹立政府之前，接收政府之劳役，而批评之，有如商人贩物于市，授受之间，必壹壹检査而品隲之也。与其譬是，毋宁谓为立于政府之后，用之如手之于适意之器，有所瑕疵，即所身受，且以刺激其崭新创造之力。政府如是，则不仅代表人民之需要，且以代表人民之公意矣。夫如是之谓民政。



阿伯何槎(Oberholtzer)于彼所著“美国之复决权”(Referendum in America)壹书之改订版有言，彼书恒被微引，以为赞成美国之直接民政制度。又述其对于书中所有能发生此种误会之点，咸欲更正。继复言彼于改订版中，增补数章，或能显其怀抱，斯固然矣。阿氏之于人民也，其言曰：彼曹今日所认为是者，异日将悔而似为非。是故制止及钧衡之政治(Government of checks and Balances)，反拨及否决之政治(of reversal and veto)尙焉。進行手续，单简原非本意。兹则反以复杂见长云。关于创制权(Initiatve)、复决权(Referendum)、罢官权(recall)之影响于官吏之人格者，阿氏之言曰：“以有品格有权力之公务人员，直接屈服于群众偶然之幻想，此制度中之所孕育，唯有畏葸萎靡无能力之人物耳。彼引无数伟大名字(最近者如林肯)，以为皆非产自此种制度之中。盖以其中庸愚之流，随意侵剥议院之威严及其权力。所有立法、行政、司法官吏，行事有不 合乎某派选民之嗜尙，恒恐为所罢免若也。著者徴引阿氏之著，盖欲明著者与阿氏观察不同之点。而著者亦同是不欲世人有所误会，故希读者弗徒援引本书章节所揭题目，要当壹览内容，使著者眞意，于以明了，是则著者所深望也。



此书之著，非欲于现时各州各市所行之创制权、复决权、罢官权之特定形式，汎为讨论也。亦非欲以各州各市之所经验，支持著者之议论也。著者以为兹之经验，历时不多，且未抵完全之域，未足为将来安全之师导。故终篇看眼，全在于制止及钧衡政治之旧制度之失败，而深信此新制度之更宜于舆论的自治政府之建设。读者对于此种制度所采之特定形式，倘欲有所研究，请就碧特(Beard)敎授所编之“广行之创制权复决权罢官权之例案”而参考之。至于阿害若州(Ohio，现译“俄亥俄州”)宪法会议，适经同意创制权、复决权改正案。此案正足代表此制度之進步卓越之形体，而为碧特敎授所不及搜罗者。著者谨以附录篇末，以弥其缺。



壹千九百十二年四月十九日 威尔确斯



第壹章 序论

第壹节 现代要求单纯民政壹部份的复活之情形





雅典于其所谓黄金时代，实为历史上快事。所有人类，莫不欢欣鼓舞于雅典之光荣，纵使二十世纪过去，吾济亦当以同处于雅典曾经发达之星球，用堪自负。夫雅典之人民，虽奉邪敎，当时形下科学，虽属幼稚，领士虽狭，人口虽少，然其艺术，文学，哲理，与夫壹般文化之优越，至今向无其匹。虽以现时倨傲的撒逊民族，领土所扩，环绕大地，然尙不能不认古代雅典于民政制度(Democracy)之下，因其民族智识文化之力，所达人类生活平均价値之高，有史以来，不见其例也。



吾人于雅典古代流行之政治，及其他市府之行于古代及中世者，统称之曰单纯民政(Pure Democracy)。盖此等市府(city-states)，皆受统治于民众的议会也。此种制度，唯此等地狭人稀之市府能行之。顾就当日所谓民政，律以今义，仍为有制限的。盖奴隶制度所在皆有，以至少计，当居全国人口之半数，加以降附之外人，不能享有政权，此类居民，亦占大部份。妇人所受不能参政之制限，较诸近世都市，尤为严重。今考其民政上各种制限，与近代情形相反最甚者，厥为奴隶制度。彼辈只为此制即所以使统治阶级，免除劳力，而因以得劳心于文化政治方面也。然而处此情势之下，民政反多阢隍不安之象。夫雅典人政治之知能，自克之力量，至为显著者也。然且受舆论剧变，及雄辩的煽动家势力所支配，与其他为民众集会所统治之市府，同其运命。此所以上古中世时期，民主政治，寡头政治，专制政治，匆匆相继，以演于自由市府也。



民族的国家寝长，而单纯民政之以政治的形式表现者，继失信用。其故半由于世人视为不稳，亦半由于国土广阔，户口不聚，不能实行此制。即在诸市府中，亦因国民生齿之盛，杂居外人方言之异，市民权(citizenship)基础扩张之广，而此制渐不可行。当美国共和初建之顷，新英伦区会(New England town-meeting)，实为施行单纯民治唯壹之区。盖此地勇敢之居民，聚于狭小村落之中，于处理地方事宜，适能行此。而其理论，则祇能印于为毡尼要(virginia，现译“维吉尼亚”)贵族之脑际，盖彼辈为奴隶制度所扶持，居社会特权最高之地位，与古代雅典人无异也。前人制宪，其于单纯民政之以政治形式，行诸全国，或施诸各邦者，思虑皆未尝及。亦缘领土所包，范围过广，土著之民，散处过远已。然而区会所行之成効，卒邀全国政治家政论家之注意，而蒙其赞美。实则区会及于美国人政治思想，其感化之力甚深。而此实行的制度，因以传播于国内之大部份。顾于十九世纪初期，此制之不宜以政治形式，行诸广大之都市，亦遂显著。盖已明为适于鄕村之制度也。及乎国家的都市的问题，日形重大，其比较的重要地位，于是锐减。逮至今日，而区会集议，遂成壹种国民的纪念，感旧的惆怅，已往的景象。第热心于内政改革者中，有恼于美国都市政治之失败，尙欲提出烦难怪异之计画。以图区会所曾行之法，复活于都市。然而无稍注之意者，则以此种计画，纯为幻想，而不堪实行者也。盖区会之为物，既已本质上属诸过去也。



保守党反动党(the conservative or reactionary party)之演说家著述家，恒以美国舆论政治之失败，归诸制度上平民主义适用之过当，则其对于单纯民政，目为已弃之陈腐政治学说，日益加甚，夫亦何足深托。彼辈不知世会业经变迁，于现代政治曙光之下，骤逢古昔遗物之已被驱除，久不发现于彼辈政治上恶梦之中者，而满胸厌恶之念，尙不容已。民政之于彼辈，盖为可惊的无知之权力之当局，政治幻想之适用，公共的无秩序，老人特权之没收，暴民统治，社会破坏。吁，此种皇党(Tory)悲惨之灵梦，及民政，犹且以为国家之厄运也，不亦大可哀耶。



顾此种腐旧武器之攻击，终无济也。民政于此，既已武装完整以对抗之矣。夫印刷之术，发明已久。免费学校，到处皆是。报纸之数，异常发达。电话电报，传递讨论之消息于大陆之两端。铁路之运送书籍杂志人民，壹日千哩。而投票场受票函之设备，能使数十万人民，对于国家最切要之政策，及公职之候补者，可同时行其判断。故民政之行，已无地方的人口的制限。亦不需奴线制度，使市民得有余暇，奔走于公共场中，吸收政治智识，如往昔之治。更不虞民众议会，为暴徒所防害，或为感情的煽动家所摇动。选举之日，民众所集至大之羣，不过成于二三警吏，五六选举事务员，与夫数人之市民，列为壹行，于投票所外，壹壹依序投票，如斯而已。即令选举权扩至国中最卑下之工人，即令予妇人以参政权，使选民之数加倍，即令以投票之权，许与大都市全部居民之过半，然而尙无拥挤之患。换词言之，则古昔所以制限民政于小市府之市民阶级，与夫百年前所施于新英伦之涣散居民者，今以近代机械之发明，及其前半世纪间熟心的应用，而情形为之尽变。旧者去而新君来，所余者唯人类之性质耳。然即此亦已改变。今兹所患，反在于华盛顿之议院，及各邦之议会，时为所谓院外同志所摇动，或为无数要求政府之惠泽者所骚扰矣。夫此种代表议院，自知不堪用作讨论的团体也，乃不得已设为种种严密不可移易之规条，以自束缚，而甘受权力无上之专制者之指导。故各种安全的防衞，使议院不致为彼辈所惊溃，乃为今兹所需，而人民因投票以行无谋破壤之举者，其道殊罕。盖投票前数星期成数阅月之间，舆论政见，或因报纸之媒介，或藉政治的集会，或由个人之辩论，既已结晶成为具体。及夫选举之日至，则千百区域中，肃然行其选票。而此之千百区域，即市邦国所由构成者也。



此种新情况，此种可供政治之用之新器具，应时发现，而单纯民政能否实行之问题， 于以复活。夫旧民政之于雅典，及较新民政之于区会，皆奏无类之功。倘能得其肆应之方，彼固有以威召吾人，以企施诸联邦及各邦之政治。然而单纯民政之语，若释为壹切政府之事，专由投票行之者，则单纯民政，显然不克行于今日。实则此类民政，无论在何情况之下，皆不能行，且亦未尝有类此者存也。即在雅典当日，亦有行政官吏，新英伦亦有其区务委员会。盖政治上之某种职权，自古以来，靡不委诸少数之选民者。处近代社会产业复杂至极情形之下，法令滋多，实为应所需要。则立法权之壹部，不能不授诸代表议院，此盖当然之事，近代主张民政主义者，别无异议。但有拟以民众对于公务职员之委任权曁罢免权，与夫壹般的感有特别关系之法律之制定权曁废弃权，由人民投票行之，以复单纯民政精神之壹部，而为代表政治之补助者。故吾人主张以创制，复决，罢官，及其他增长人民直接权力之制度，勉求保障代议民政制度所求达之目的，夫然后人民对于政治之公意，审思而成，正确而表之若，得遂其自然之趋向。至于自然之天则，所以制限壹切政治行为者，必当依据勿失，则无论矣。谷聿(Grote)有言：“古代希腊民政制度，不仅有权能使公民热心壹政，依赖国家之宪法，且有以创造公私人行为之魄力，此为寡人政法之下所万不可得之境地。盖寡人政治所最希望者，实为被动的容忍与服从也。”(Democracy in Grecian antiquity,possessed the prixdlege, not only of kindHng an earnest and unanimous attachment to the constitution in the bosoms of the citizens, but also of creating an energy of public and private action, such as could never be obtained under an oligarchy, where the utmost that could be hoped for was a passive acquiescence and obedience.)



亚士伯来斯(James Bryce)曰：“区会议者，近世各国中之最完全学校也。”(The Town meeting has been the most perfect school of self-government in any modern country.)吾人于此续其言曰：因最近敎育交通器械之赐，遂使雅典民政，及新英伦区会之精神，能普及于广大都市，及辽阔邦国之政治。今者民政施行之具，既已伺吾人于们外，吾人盖有权以企美国政治制建，将向平稳，正直，与夫公共精神方面，为无穷之发展也。予企望之




上面之论述，直接民权之必然性也。直接民权，生民主自治，以地域言之，即地方自治也。下面论述间接民权之必然性。间接民权，生民主共治。以地域言之，自治单元之集合体即是也。自治单位---县，集合而成之市、省、国，皆是也。

壹人之事，个人具有完全之自由处理之，并具有获得自由“处理”之结果；二人之事，个人具有“二分之壹”之权利，并承担“二分之壹”之义务；三人之事，个人具有“三分之壹”之主导权，并承担“三分之壹”之责任。以此类推，万人之事、壹省之事、壹国之事，皆如此。二人之事，三人之事，以至于众人之事，个人皆具有“分数”之权利与义务。而众人之事（政治）则为整数“壹”。这个整数“壹”，就是公共意志与公共理性。然则整数“壹”何以来？曰：积“分数”而来。这壹“积‘分数’而为‘整数’ ”的过程，就是个人行“间接民权”以管理公共事务的过程。在地方，个人通过（选举、罢免）议员，间接参与立法（创制）、废法（复决）。如此，个人“分数”之权利、义务，在立法上得以体现，成为必然。积“分数”而为“整数”之公共意志与理性，必能名至实归。个人通过（选举、罢免）执法者，间接管理公共事务。上文阐述“直接民权”时，已经论述，“立法”产生抽象关系而正、误待定。“执法”易知实际关系而视野局限壹隅。在间接民权范围内，立法、执法二者之长、短，则更加显著。民权之“间接”使然也。如此，二者之纠纷必不免。裁判，因之而生。裁判之资格为何？曰：具立法、执法二者之长，而避二者之短。然则，谁能确定“裁判”之资格？曰：立法、执法二者，共同确定“裁判”之资格。法之贵，在于处理实际关系的真确性。如此，执法者具有确定“裁判”资格的第壹发言权。立法者具有确定“裁判”资格的第二发言权。第壹发言权，具体到行为，就是提名权。第二发言权，具体到行为，就是同意权。裁判之产生，取决于执法者的提名与立法者的同意。提名权、同意权，对于裁判官之产生具有同等力量。如此，裁判官必不偏不倚，居立法者、执法者之正中，三足鼎立。

现在论述三权（立法、执法、裁判）之关系。立法以定公共意志及公共关系。执法，付诸行动以得公共服务之结果。裁判，裁定结果之性质及立法所定“公共关系”之真伪。壹件公共事务，通过“立法---执法---裁判”之过程，公法可立，执法能力可见，裁判之公正与否，可鉴。此“三权”相生之关系也。同时，“三权”之相制之关系亦在。立法与裁判，共制“执法”之道。执法与裁判，共定立法所订法律之性质。立法与执法，共议裁判之公正性及能力。三权，分别对国会负责。国会对“三权”执行者之去、留，作最终决定。具体而言，“二权”合而向“国会”对“第三权”提出异议，待国会之裁决。地方事务，则地方议会职能，等同于国会。

地方政治框架如此，国家中枢政治当如何？中央政治结构，亦本于“三权分立”之理由。同时，本于“权、能分离”之理由，监察权、考试权，当从国会独立出来，成“五权分立”。关于“权、能分离”之理由，从人的角度来看，人之行为，决定于二端:意志与理性。通俗而言，即目的与方法。目的必欲直达，方法或需曲致。目的与方法，混壹则相互干扰，分离则各尽其能。从政治体之角度来看，即公共意志与公共理性。公共意志，進壹步明确解释，可以说是共同体共存之意志，共存之目的。公共理性，明确解释，即方法能力。共存之目的在国会，实现目的之方法能力在五院。国会操权，五院协能，各尽其用。

现引述中山先生壹段核心论述：…… 有壹位美国学者说：“现在讲民权的国家，最怕的是得到了壹个万能政府，人民没有方法去节制他；最好的是得壹个万能政府，完全归人民使用，为人民谋幸福”。这壹说是最新发明的民权学理。但所怕、所欲，都是在壹个万能政府。第壹说是人民怕不能管理的万能政府，第二说是为人民谋幸福的万能政府。要怎么样才能够把政府变成为万能的呢？变成了万能政府，要怎么样才听人民的话呢？在民权发达的国家，多数政府都是弄到无能的；民权不发达的国家，政府多是有能的。

…… ，又有壹位瑞士学者说：“各国自实行了民权以后，政府的能力便退化。这个理由，就是人民恐怕政府有了能力，人民不能管理，所以人民总是防范政府，不许政府有能力，不许政府是万能。所以实行民治的国家，对于这个问题便应该想方法去解决。想解决这个问题，人民对于政府的态度就应该要改变。”

……， 对于这个问题，我想到了壹个解决的方法。我的解决方法，是世界上学理中第壹次的发明。我想到的方法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壹个根本办法。我的办法就是象瑞士学者近日的发明壹样，人民对于政府要改变态度。近日有这种学理之发明，更足以证明我向来的主张是不错。这是什么办法呢？就是“权”与“能”要分别的道理。这个“权”与“能”分别的道理，从前欧美的学者都没有发明过。究竟什么是叫做权与能的分别呢？要讲清楚这个分别，便要把我从前对于人类分别的新发明再拿来说壹说。【编者注：民众所惧，政府之权力。民众所欲，政府之能力。民众握权，则所惧涣然冰释。政府能力自为，则能力优化。民众操四大民权，以定政府新陈代谢之速度。如此，政府不能不为民而设。政府协五能，自行优化、强化其能力。权、能分离，各取其所欲，各除其所惧。民众与政府彼此疑惧之嫌疑涣然冰释。】 我对于人类的分别，是何所根据呢？就是根据于各人天赋的聪明才力。照我的分别，应该有三种人：第壹种人叫做先知先觉。这种人有绝顶的聪明，凡见壹件事，便能够想出许多道理；听壹句话，便能够做出许多事业。有了这种才力的人，才是先知先觉。由于这种先知先觉的人预先想出了许多办法。做了许多事业，世界才有進步，人类才有文明。所以先知先觉的人是世界上的创造者，是人类中的发明家。第二种人叫做后知后觉。这种人的聪明才力比较第壹种人是次壹等的，自己不能够创造发明，只能够跟随摹仿，第壹种人已经做出来的事，他便可以学到。第三种人叫做不知不觉。这种人的聪明才力是更次的，凡事虽有人指教他，他也不能知，只能去行。照现在政治运动的言词说，第壹种人是发明家，第二种人是宣传家，第三种人是实行家。天下事业的進步是靠实行，所以世界上進步的责任，都在第三种人的身上。譬如建筑壹间大洋楼，关于各种工程材料都要通盘计算；等到通盘计算好了，便绘壹个很详细的图，再把那个图交给工头去看，等到工头把图看清楚了，才叫工人搬运材料，照那个图样去做。做洋楼的工人，都是不能够看懂图样的，只有照工程师所绘的图，吩附工人去砌砖盖瓦。所以绘图的工程师，是先知先觉。看图的工头，是后知后觉；砌砖盖瓦的工人，是不知不觉。现在各城市的洋楼；都是靠工人、工头和工程师三种人共同做出来的。就是世界的大事，也都是全靠那三种人来做成的。但是其中大部分的人都是实行家，都是不知不觉，次少数的人便是后知后觉，最少数的人才是先知先觉。世界上如果没有先知先觉，便没有发起人；如果没有后知后觉，便没有赞成人；如果没有不知不觉，便没有实行的人，世界上的事业，都是先要发起人，然后又要许多赞成人，再然后又要许多实行者，才能够做成功。所以世界上的進步，都是靠这三种人，无论是缺少了那壹种人都是不可能的。现在世界上的国家实行民权、改革政治，那些改革的责任应该是人人都有份的，先知先觉的人要有壹份，后知后觉的人要有壹份，就是不知不觉的人也要有壹份。我们要知道民权不是天生的，是人造成的。我们应该造成民权，交到人民，不要等人民来争才交到他们。

……， 政是众人之事，治是管理众人之事。现在分开权与能，所造成的政治机器就是象物质的机器壹样。其中有机器本体的力量，有管理机器的力量。现在用新发明来造新国家，就要把这两种力量分别清楚。要怎么样才可以分别清楚呢？根本上还是要再从政治的意义来研究。政是众人之事，集合众人之事的大力量，便叫做政权；政权就可以说是民权。治是管理众人之事，集合管理众人之事的大力量，便叫做治权；政权就可以说是民权。治权就可以说是政府权。所以政治之中，包含有两个力量：壹个是政权，壹个是治权。两个力量，壹个是管理政府的力量，壹个是政府自身的力量。这是什么意思呢？好比有十万匹马力的轮船机器，那架机器能够发生十万匹马力来运动轮船，这便是机器本体的力量。 这种力量，就好比是政府自身的力量壹样，这种自身的力量就是政治。至于这样大的轮船，或者是要前進，或者是要后退，或者是要向左右转，或者是要停止，以及所走的速度或者是要快，或者是要慢，更要有很好的工程师，用很完全的机器，才可以驾驶，才可以管理，有了很完全的驾驶、管理之力量，才可以令那样大力的轮船，要怎么样开动便怎么样开动，要怎么停止就怎么停止。这种开动、停止的力量，便是管理轮船的力量。这种力量，就好比是管理政府的力量壹样，这种管理的大力量就是政权。…… 创造国家也是壹样的道理，如果在国家之内，所建设的政府只要他发生很小的力量，是没有力的政府，那么这个政府所做的事业当然是很小，所成就的功效当然是很微。若是要他发生很大的力量，是强有力的政府，那么这个政府所做的事业当然是很大的力量，是强有力的政府，那么这个政府所做的事业当然是很大，所成就的功效也当然是极大，假设在世界上最大国家之内，建设壹个极强有力的政府，那么，这个国家岂不是驾乎各国之上的国家，这个政府岂不是无敌于天下政府？ ” 概要而言之，主权在民，以定公共意志。其客观化表现，在地方，议会也。在壹国，则国会也。政府，将“公共意志”付诸行动之机器也。权在国会，以制政府之“能”，为公器所用。政府能力之大小，政府自为之。政府自行组织“五院”（立法院，国会内“互选”产生），则政府能力可最大化。国会有对“五院”院长的罢免权，可解散政府，重新组建政府。（新政府，由国会选举之新总统，重新提名“四院”院长经立法院同意而组建。立法院，由国会内“改选”而更新）。如此，国会权力可最大化。国会有最大权力，政府有最大能力，则可如中山先生之预期：“那麽，这个国家岂不是驾乎各国之上的国家，这个政府岂不是无敌于天下政府？”。权、能分离，其源则壹也。统壹于“主权在民”之原则。主权在民之原因：自由、平等。在“直接民权”范围已作论述，不再赘述。主权在民，权、能分离，合而言之，即能为权所用，权为民所有。权、能皆为民所有、所用。权以选能，民能也。权为民权，能为民能，皆出于民。试就“国会、五院”之产生过程，以明“民治”之全民政治。

经过训政时期，自治团体（县）建设成功。（关于“训政”的论述，到论述“三政”时，再作详细讲解。）每县选举代表壹人，组成国民代表大会，简称国会。国会内部“互选”产生立法院。此权、能分离之壹也。国会选举总统，此权、能分离之二也。总统与立法院，共定法官人选。此“能”之自我协调而增强也。同理，总统与司法院，共定监察院长；总统与立法院，共定考试院长。而“五院院长”皆对国会负责。国会鉴其“能”之功效，而定其去、留。“五院”得以成，源于“国会”选贤与能之“立法院与总统”。“五院”得以罢，源于国会之弹劾权。此主权在民原则下，收、放权与能也。监察院，监察政府公职人员之失职而向司法院、国大弹劾之。考试院，鉴定公职人员之资格，以备选用。

五权宪法

壹、主权在民之定义，国家之统治权属于全体国民。于政治建筑上之表现，在地方则为议会;在中央则为国会。

二、权、能分离，公权尽其力、公器尽其能。于代表国民之议会、国会，选举出能力机关，以行使治权。国会内部互选，产生立法院，行使立法权。国会选举总统，总统组织行政院，以行使行政权。

每县选举壹名代表，组成国民代表大会。国会内各省区国民代表，选举本省之立法委员。各省立法委员人数比例，与各省人口比例相同。立法院立法委员人数在200人以内。各省立法委员人数以此而定。各少数民族，民族民主自治，根据人口比例选派代表進入国会、立法院，参与国事。

总统选举，若朝野政党组织完善成熟，则根据国会议员政党席位之多少，确定三名候选政党，候选政党确定本党候选人，竞选于国会，确定总统。若政党不成熟，则各省政府、议会，选派壹名候选人，竞选于立法院，产生三名总统候选人，最终竞选于国会，确定总统。

三、应治权能力相互协调之所需，而生“五院”。五院之间，乃相生相制之平等关系。总统提名司法之大法官人选，经立法院同意而任命之。总统提名监察院院长人选，经司法院同意而任命之。总统提名考试院院长人选，经立法院同意而任命之。五院内部之组织，根据其功能特征，分别采用合议制与独任制。立法院、考试院采用合议制，以便博取众长。行政院、司法院、监察院采用独任制，以便执行效能之优化。合议制、独任制，皆相对而言，非绝对的。以行政院之组织来说，总统任命行政院长、国防部长、外交部长，行政院长任命内政各部部长，即为独任制，下级对上级负责。而内政各部则可采用合议制，以制定完善之政策。以立法院之组织来说，总体而言，合众议而立法，院长无为而治，但立法院长可任命法律制定顾问人员，制定专门之法律，交立法委员讨论之，此可提高立法效率。

四、国大与五院之关系，为权力与能力之关系。能力对权力负责，权力观能力之效果，鉴其优劣，定其去、留。五院之关系，为能力协调之关系，能力因协调而增强。协调之法:以长制短，以全制偏。五院各治其事，长、短，偏、全何以生？曰二院壹致即为长，为全。壹院孤立即为短，为偏。二院壹致，则具判断第三院之能力。二院壹致，对第三院所治之事，作肯定与否定之判断。第三院以此为依据，修正自身孤立之能力。

五、五院之中，两院为国会选举产生，三院为二院壹致所产生。因此，五院之关系，为三个“三院”之关系。①立法、行政、司法。②立法、行政、考试。③:行政、司法、监察。三院之间，二制壹，而五院得增强治权能力。

六、五院之间，彼此有“能力”弹劾权。与国大之“权力”弹劾权相对接。即三院之间，二院壹致，对第三院之能力，向国大提出异议，国大行使弹劾权。

七、五院分立，各有权限。

(1)立法院独立行使立法权，可邀请另四院到立法院备询。

(2)行政院依法行政，可对壹法律提出异议，及提出法律案，待司法、立法作决定。

(3)司法院，独立司法。司法内容大体分三部分:司法立法、司法行政、司法民法。司法行政，划入监察院。由监察院以法监督行政。

(4)监察院，监察五院之公职人员之违法失职，向国大提出弹劾案。

(5)考试院，考核公职人员之理论能力，确定其资格。

下面对“民权讲解”作壹个梳理。

人之自由、平等，从何而来？人有天赋之性、天赋之体、天赋之知。个体之人以此独立自主而生存，故个体之人是自由的。个体因独立而不依附于他人而存在，故人与人是平等的。即所谓，人不求人，壹般大。究其原因，则人之自由、平等乃天赋的。即天赋之性、天赋之体、天赋之知。

人是自由、平等的，故自治个人之事，共治众人之事，自然之理也。人之自治与共治，于社会、国家治理上之表现则为，自治地方与共治国家。

共治国家，属于公共事务。公共事务，于政治建筑上之表现，在地方则为议会，在中央则为国会。议会、国会，公共意志之体现也。公共意志，欲实现其公共目标，需得公共理性之助。国会代表国民，行使四大民权，以彰显公意。五院各司其职，协调而行，使公意获得行使之结果。完备之公共理性之必然也。

从地方到中央的政治权力形成与运作的说明

原则：村壹级政治区域行直接民主

县壹级政治区域行直接民权

省及中央政治区域行间接民权

1、壹村之内行直接民主。村民直接选举产生村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人数为村民总人数的1%。村委会就全村各项事务提出解决方案，草拟成文本，送交县议会审议，审议其有无违背壹县之法律。县议会根据壹县之法律，裁定其部分或全部有效或无效。如裁定其全部无违背壹县之法律，则副署县议会印章。如裁定其有违背壹县之法律者，则给出说明，交由村委会重新拟定方案。

2、村委会草拟之方案，经县议会审议副署，由村民大会表决通过，则成为法律，具有强制力。

3、村委会草拟之方案，无县议会审议副署，或村民大会表决不能通过，则村委会草拟之方案无效。

4、村委会由每两年壹次的村民大会选举产生。



县壹级政治区域行直接民权。



1、县议会由全县每个乡镇选举壹名议员组成。县议员产生的具体程序是，朝野两党分别提名壹名议员候选人。两名候选人分别向全乡镇民众阐述政见，由全乡镇民众根据政见之高下，选举产生壹名议员，代表本乡镇民众于县议会行使立法权。

2、根据县议会各政党议席的多少，由多数党提两名县长候选人。两名候选人分别向全县民众阐述治理本县之政见，由全县民众投票选举产生本县行政长官。县长负责组织行政署進行施政。

3、壹县之行政对县议会负责，县议会对县长有罢免之权。壹县之立法、行政同时受全县民众四大民权之约束。全县民众可随时行使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大民权。



省壹级政治区域行间接民权。



1、省议会由全省内各县县议会选举产生1名议员组成。

2、省长候选人，由省议会多数党及次多数党各提名1人。省议会最终投票产生省长，负责壹首之行政。

3、壹首之行政对省议会负责，省议会对省长有罢免之权。



中央壹级政治区域行间接民权。



1、采用权、能分离之原则，实行国大五院制。国民代表大会对五院行使四大民权。

2、国大代表由全国各县民众选举产生。其法：由县长提名，经县议会同意，产生3名国大代表候选人。由全县民众投票选举确定1名国大代表。

3、国民代表大会产生后，由国大内互选产生立法院。国大选举总统，其法：根据国大内各政党席位多少，名列前三名的政党各提1名总统候选人。3名总统候选人分别向国大阐述政见，由国大代表投票选举产生总统。（*注解*）

4、由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产生司法大法官，進而组织司法院。由总统提名，经司法院同意产生监察院长，進而组织监察院。由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产生考试院院长，進而组织考试院。

5、国大对总统及立法院直接行使四大民权。国大对司法院、监察院、考试院间接行使四大民权，即通过对总统及立法委员的直接选举、罢免，而间接更换另三院的人员。国大行使创制、复决法律的权力，直接变更立法院所定之法律，進而间接变更另四院所执行之法律。

6、五院之关系，为三个三院之关系。【1】立法、行政、司法。【2】行政、司法、监察。【3】立法、行政、考试。三院之间为能力协调关系。三院之间，二院壹致，具有判断第三院之能力。三院之间，二院之纠纷，由第三院作出裁决。

从地方到中央，在立法上的关系是，下壹级行政单位，在上壹级行政单位的立法框架下，自行立法。即下壹级行政单位自行立法，但不得违背上壹级行政单位所立之法律。

全国行政体系分为四级：村、县、省、中央。村委会之立法，有违背县议会之立法条款者无效。县议会之立法，有违背省议会之立法条款者无效。省议会之立法，有违背中央立法院之立法条款者无效。

为什么有这样的上、下级立法关系呢？首先，人类社会、国家何以需要立法？原因有三：1、人本然有生存意志。2、人获取生存物质之过程有别于动物、植物。3、人有理性作为认识工具。分别来看这三个原因：壹、生存意志彼此有冲突。二、动物、植物皆直接从自然界获取生存物质，而人必须通过劳动将自然界各种物质转化为人的直接生理所需。因此，劳动交换以遂生存意志成自然之势。要而言之，生存意志彼此共存，定势也。三、理性认识能够纵观“冲突”与“共存”俱为客观事实。为使人人各遂其生存意志而不相侵害，则构想社会伦理秩序，立法律以明确之，以强力保障之。立法是否公正，是否体现公意，是能否实现“人人各遂其生存意志而不相侵害”这壹目的的关键所在。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论公意是否可能错误时，阐述说，众意与公意之间经常有很大的差别：公意只着眼于公共利益，而众意则着眼于私人的利益，众意只是个别意志的总和。除掉个别意志间正、负相抵消的部分而外，则剩下的总和是部分的公意。如果公民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勾结，那麽，从大量的小分歧中总可以产生公意。但当形成了派别的时候，形成了以牺牲大集体为代价的小集团时，每壹个这种集团的意志对于它的成员来说是公意，而对于国家来说则成为个别意志。

现在我们来看全国的行政体系，村委会、县议会、省议会、中央立法院。由村委会制定，经全体村民表决通过的法案，对于本村村民来说是公意。但此法案对于全县其他村庄来说就只是个别意志。同理，县议会制定并通过之法案，对于本县之民众来说是公意，但对于全省内各县来说，就只是个别意志。以此类推，壹省、壹国之立法皆如此。

为使民众行遍全国之内，皆处在公意的保障之下，从地方到中央在立法上的关系必须是，下壹级行政单位在上壹级行政单位立法框架内自行立法。

全国从地方到中央的公职人员，其薪酬高低，参考西方民主国家公职人员薪资水平，根据本国各区域经济水平而定。立法机构公职人员的薪酬，由所处行政单位财政与上壹级行政单位财政共同支付。下级财政与上级财政的支付比例为7:3。行政机构公职人员的薪酬，由所处行政单位财政支付。

5 现在讲解民生主义



人之生也，饥则欲食，寒则欲衣。此天赋之良知、良能也。生存之欲，为之动力也。人人皆欲生，社会因之而产生。何则？我们来看看，社会产生之来龙去脉。 社会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有三：壹、人的生存意志。二、人获取生存物质之过程有别于动物、植物。三、人有理性，作为认识工具。分别来看这三个原因，壹、生存意志彼此有冲突。二、动物、植物皆直接从自然界获取生存物质，而人必须通过劳动将自然界各种物质转化为人的直接生理所需。因此，劳动交换以遂生存意志，成自然之势。要而言之，生存意志彼此共存，定势也。三 、理性认识，能够纵观“冲突”与“共存”俱为客观事实。为使人人各遂其生存意志而不相侵害，则构想社会伦理秩序。这壹“构想”之目的，是为民生。质而言之，社会之原因，民生也。社会之目的，民生也。民生为社会進化之动力。民生为社会生活的重心。

孙中山先生所阐述之民生主义，概括而言之，即“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以成‘民有’之社会”。

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是在经济运行的不同“环节”，用“理性”以纠正“自然”之失。

现在分别论述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之第壹原因。平均地权，通俗而言，即“耕者有其田”。推而广之，则“居者有其地；从工者有其场；从商者有其市；探知者、授知育人者有其园地”。

衣、食、住、行，人人皆得其地以生产、交换、消费。此“人人皆得其地”之主张，是幻想呢？还是有其必然之理由？我们来看看， 人和土地到底是什么关系呢？万物万类，森然并立，皆为土地所生，皆以土地安身。大地赋予壹粒种子、壹棵大树多少土地？大地赋予它们的土地，不会多，也不会少，那就是种子、大树维持自身生存所需要的土地。壹粒种子、壹棵树苗落在哪片土地上，它们的生存意志之所需就被赋予在那片扎根的土地上。这就是万物万类对土地的使用权，人类绝不能例外。人类对土地的使用权亦以实际需要为限制，这壹“受自身需要限制的土地使用权”，就是人与土地的自然关系。具体而言，以壹村为例：根据村之人口多少与可使用土地之数目，确定居住用地数目与农作用地数目。壹村之人，平均使用壹村之住宅用地与耕作用地。其他领域仿此类推，以人生活、生产之地而均用之。

人对物之所有权的依据是什么？如人对土地拥有所有权，结果如何？可以这样确定“所有权”之依据：人劳动创造了某物，即对此物拥有所有权。妳劳动制作了壹张桌子，这张桌子归妳所有；我制造了壹辆汽车，这辆汽车归我所有；他盖了壹间房子，这间房子归他所有。谁创造了土地，则土地属于谁。土地先人类而存在，人类属于土地，而非土地属于人。显然，人与土地只存在天赋的使用权关系，不存在所有权关系。但历史事实为，人拥有土地所有权。其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君权天授。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主对万物，拥有所有权。从而，臣民拥有从属于君主之所有权。现在讲解，人窃据土地所有权之结果如何？ 为土地确定所有权：妳的土地为妳所有，我的土地为我所有，他的土地为他所有。这样，楚河汉界，泾渭分明，必无纷争。但事实上是，这种窃据土地所有权的行为，必然导致不可调和的纷争与冲突。我们来看纷争和冲突是怎么发生的：人对壹物拥有所有权意味着，人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此物自由处理，或自用，或出租，或出售等等自由行动。由于多种原因，或必然的，或偶然的原因，如人的理性水平高低、天灾人祸等等，必然导致作为私有财产的土地向少部分人集中，大部分人的土地则日益减少，直至，富者富有四海，贫者无立足之地。丧失土地，就丧失了生存的基础。这时，土地所有权对贫者丧失了约束作用，对富者丧失了保护作用。因为，在人的生命受到威胁时，自然法主宰着人，壹切人为法，皆是多余的。此“平均地权”之正、反两方面原因也。

军政府于训政阶段，实施平均地权之国策，以法律定之。于农村，人达到成人年龄，皆获得其应有之住宅用地与农耕用地。于城市，商品房建设用地，皆免费供应之。其法，以商品房预期价格之高、中、低，而供应相应开发商少、中、多之建房用地。商品房成交价，超出其预期价格之部分，以增值税之递增法，纳入公有资本范围。对于因“土地财政、官商勾结，操纵房市”，而造成房价高昂，民众受到巨大之经济压迫。军政府于军政阶段，废除“土地财政”，整肃“官商勾结，操纵房市”之行为。核定商品房之成本价，免除民众所购住房成本价之外的所有经济压迫。如此，则生产者获得其应有之利，消费者得摆脱其“房奴”之地位。其他领域之用地，大体仿此“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之原则而進行。

节制资本之主张，其理由何在？其预期效果如何？概括而言之，即公、私分明，公不侵私，私不害公，公、私融洽。下面引述孙中山《民生主义》演讲之部分，来证明“节制资本”之理由及预期效果。

……讲到土地问题，在欧美射秽主义的书中，常说得有很多有趣味的故事。像澳洲有壹处地方，在没有成立市场以前，地价是很平的。有壹次政府要拍卖壹块土地，这块土地在当时是很荒芜的，都是作垃圾堆之用，没有别的用处，壹般人都不愿意出高价去买。忽然有壹个醉汉闯入拍卖场来。当时拍卖官正在叫卖价，众所还的价，有壹百元的，有二百元的，有到二百五十元的；到了还到二百五十元的时候，便没有人再加高价。拍卖官就问有没有加到三百元的？当时那个醉汉，醉到很糊涂，便壹口答应，说我出价三百元，他还价之后折卖官便照他的姓名定下那块地皮，地既卖定，众人散去，他也走了。到了第二天，拍卖官开出账单，向他要地价的钱。他记不起昨天的醉后的所做的事情，便不承认那壹笔帐；后来回忆他醉中所做的事，就大生悔恨。但对于政府既不能赖账，只可费了许多筹划，尽其所有，才凑够三百元来给拍卖官。他得了那块地皮之后，许久也没有能力去与日俱增。相隔十多年，那块地皮的周围都建了高楼大厦，地价都是高到非常。有人向他买那块地皮，还他数百万的价钱，他还不放手，他只是把那块地分租与人，自己总是收地租。更到后来，这块地便涨价到几千万，这个醉汉便成澳洲第壹个富家翁。推到这位澳洲几千万元财产的大富翁，还是由三百元的地皮来的。 讲到这种事实，在变成富翁的地主当然是很快乐，但是考究这位富翁原来只用三百元买得那块地皮，后来并没有加工改良，毫没有理会，只是睡觉，便坐享其成，得了几千万元。这几千万元是谁人的呢？依我看来，是大家的。因为社会上大家要用那处地方来做工商事业的中心点，便去把他改良，那块地方的地价才逐渐增加到很高。好像我们现在用上海的地价比从前要增涨几万倍。又像我们广州做中国南部工商业的中心点，广州的地价也比从前要增涨几万倍。上海的人口不过壹百多万，广州的人口也是壹百多万，如果上海的人完全迁出上海，广州的人完全迁出广州，或者另处发生天灾人祸，令上海的人或广州的人都消灭，试问上海、广州的地价还值不值现在这样高的价钱呢？由此可见，土地价值之能够增加的理由，是由于众人的功劳，众人的力量；地主对于地价涨跌的功劳，是没有壹点关系的，所以外国学者认地主由地价增高所获的利益，名之为“不劳而获”的利，比较工商业的制造家要劳心劳力，买贱卖贵，费许多打算、许多经营才能够处到的利益，便大不相同。工商业家垄断物质的价值来赚钱，我们已经觉得是不公平；但是工商业家还要功心劳力，地主只要坐守其成，毫不用心力，便可得很大的利益。但是地价是由什么方法才能够增涨呢？是由于众人改良那块土地，争用那块土地。地价才是增涨。地价壹增涨，在那块地方之百货的价钱都随之而涨。所以就可以说，众人在那块地方的劳动，才是地价上涨的原因。

……地价定了之后，我们更有壹种法律的规定。这种规定是什么呢？就是从定价那年以后，那块地皮的价格再行涨高，各国都是要另外加税，但是我们的办法，就要以后所涨高之地价完全归为公有。因为地价涨高，是由于社会改良和工商业進步。中国的工商业几千年都没有大進步，所以土地价值常常经过许多年代都没有大改变。如果壹有進步，壹经改良，像 现在的新都市壹样，日日有变动，那种地价便要增加几千倍，或者是几万倍了。推到这种進步和改良的功劳，还是由众人的力量经营而来的；所以由这种改良和進步之后所涨高的地价，应该归之大众，不应该归之私人所有，比方有壹个地主，现在报壹块地价是壹万元，到几十年之后那块地价涨到壹百万元，这个所涨高的九十九万元，照我们的办法都收归众人公有，以酬众人改良那块地皮周围的社会和发达那块地皮周围的的工商业之功劳。这种把以后涨高的地价收归众人公有的办法，才是国民党所主张的平均地权，才是民生主义。……和欧美所谓收归国有，把人民已有了的产业都抢去政府里头，是大不相同。地主真是明白了我们平均办法的道理，便不至害怕，因为照我们的办法，把现在所定的地价还是归地主私有。土地问题能够解决，民生问题便可以解决壹半了。 文明城市实行地价税，壹般贫民可以减少负担，并有种种利益。像现在的广州市，如果是照地价收税，政府每年壹宗很大的改入。政府有了大宗的收入，行政经费便有着落，便可以整理地方。壹切杂税固然是可以豁免，就是人民所用的自来水和电灯费用，都可由政府来负担，不必由人民自己负担。其他马路的修理费和警察的给养费，政府也可向地税项下拨用，不必另外向人民来抽警捐和修路费。……孙中山《民生主义》

需要指出的是，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观念下，形成的土地私有、土地买卖，如果置“土地私有”产生的原因不论，则土地属于商品。孙中山所主张之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壹为目的，壹为经济方法也。即用“节制资本”实现“平均地权”。而“节制资本”则适用于所有商品，包括资本市场之资本。对于市场所形成的商品之增值部分，属于公有也。如供求关系、自然垄断、人为垄断等产生的商品价格增值部分。节制私有资本，以避资本之害；发展公有资本，以尽资本之利。资本之利、害何以生？经济运行之过程可以明之：生产，交换，消费三者互为因果，循环相贯，成“再生产，再交换，再消费”，如环之无端也。经济循环，壹动态循环也。其动力源为，人之生存意志。人之生存能力相等，则人在经济循环的各环节之动力相等。如此，社会经济循环呈现动态平衡状态，经济循环往复不息。人类得以生生不息。人之生存能力，在货币产生以后，则表现为人拥有的货币量。事实是，人所处的环境、条件、机遇、偶然的或必然的有利的或不利的原因及人的能力是有差异的，人拥有的财富量是不等的，是有差异的。这些差异最终在“资本”上显现，资本差异壹旦显现并显著，则资本就会摆脱其徘徊不定的原因而固化，并向壹个方向发展到极端，【1】就是贫富悬殊。经济循环无力维继，而陷入停滞。此时，资本与人的生存能力是完全不相干的两种存在。何以言之？对于贫者而言，是人的能力无用武之地，并非没有生存能力。对于富者而言，资本所代表的财富能力化为乌有。因为经济停滞，资本丧失了流通手段。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在哪里？【2】曰，“资本”放大并固化了“人的差异”。使资本只向壹个方向集中，而成为经济循环轨道上的障碍。这就是资本之害，其在经济活动中的表现就是，私有资本侵占公有资本。具体论述见注解及上文。

面对资本之害，解决办法之原则是，公、私分明，节制私有资本，发展公有资本。公有资本用于所有人的衣、食、住、行、医疗、教育之公共保障。这壹原则的目标是，使所有人之经济立足点处于，自由、平等的地位，如此，在经济循环各环节皆有相等之动力，动态平衡呈现矣。经济基础部分，将永绝经济危机。经济上层如果出现问题，则容易解决。

关于“节制私有资本，发展公有资本”的具体做法，通过税收来实现：收取私有交易资本中属于公有的部分。公有资本之用途，除用于民生保障之外，用于公共建设，扶植经济增长点，在经济增长中积累公有资本，作为下壹个公共支出的公有资本。如此循环发展公共资本，以供公共支出。收入与支出之比例，根据具体经济状况而定。

关于民生主义中“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的变通实施原则。

士、农、工、商，各行各业对土地拥有天赋的平等的使用权。根据实际的需要，可以对土地使用权進行合并与交换。

基于“节制资本”的理由，就理论上看，所有商品的全部增值部分都属于公有。但根据实际的经济运行状况，可调整确定需要征收增值税的商品，及征收增值税的税率。对于价格波动影响国计民生及影响经济运行稳定的商品，列入征收增值税的商品行列。增值税税率根据社会经济状况而定，当社会贫富差距有增大趋势时，则提高增值税税率。当社会经济运行动力不足时，则降低增值税税率。




总结，民生主义，壹则为人民谋生存长久之计。二则为避资本之害，绝经济危机之源。民生主义，谋公有经济以卫公共民生。唯公共权力能担其任。公共权力产生之道如何？《民权讲解》已经论述。总括而言之，民权为民生之权力保障，民生为民权之经济保障。人民拥有政治上之自由、平等与经济上之自由、平等，才能保证人民获得完整的自由、平等，从而产生“自由、平等”之观念。民主政治才有了稳固的观念基础。反之，如果人民没有经济上的“自由、平等”，大资本支配小资本，资本奴役转变为人身意志奴役，是必然的。如此，政治上的“自由、平等”也就丧失了。有民权，而无民生，则贫富固化之阶级战争必然发生。所以，孙中山先生以民生主义，来防止阶级战争于未然。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壹役，诚远见卓识也。

延伸阅读 中国学者谈三民主义

三民主义的劳权理论 写于 一九三零年

第壹章 导言

　　要研究本党的劳工政策，必须先明了政策的意义，和政策与主义的关系。总理在北伐進行中之三帅令中会说：“革命主义为壹事，革命進行方法又为壹事。革命主义，革命政府始终尽力力求贯彻。革命進行方法，则革命政府，不惮因应环境以求适宜。”所谓“革命進行方法”，即是政策。由此可知：政策是由于主义而来的，我们为求主义的实现，才有种种的政策；所以政策是主义的方法，主义是政策的目的。政策和主义的不同之点：前者是比较具体的、临时的、可变的；后者是比较抽象的、永久的、不变的。

　　政策和主义固然不同，政策和方略及政纲，虽则都是由于主义而来的，然其性质也不完全相同。政策的运用专限于对内，而且都是专指某壹问题而言；例如关税问题有关税政策，对外问题有对外政策，劳工问题有劳工政策。方略范围较广，着重在建设方面，所以总理的建国方略分心理建设、社会建设、物质建设三部，其时效当然要比政策和政纲稍长，其运用不但是国内，同时也可以给壹般民众的研究。政纲是实行主义的步骤，本党第壹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有言：“吾人于党纲故悉力以求贯彻，顾以道途之远，工程之巨，诚未敢谓咄嗟有成；而中国之现状危迫已甚，不能不立谋救济。故吾人所以刻刻不忘者，尤在准备实行政纲，为第壹步之救济方法。”其范围比方略较狭，比政策则较广。其运用，不限于对内。所以政策有成文的，也有不成文的，而方略和政纲必须是成文的。

　　政策固然不壹定是成文的，然就我个人近年来实际工作的经验而论，本党的劳工政策，我觉得却有切实研究和明文规定之必要。其理由有三：

　　壹、就整理国民革命理论的立场上来研究

　　本党以前为中国国民革命需要上的关系，容许了共产党员加入。其原意是要共产党员来奉行三民主义努力国民革命的工作。不料共产党员自从加入了本党之后，曲解主义、假造政策、挂著本党的名义，向农工商学各团体，宣传了不少共产党的理论。现在共产党员，虽则已经清除了出去，然而遗留下来的理论，还是存在于农工商学各团体里面，仓促之间，竟分不出哪些是共产党的理论，哪些是本党的理论。甚至竟有本党的同志也误认共产党的理论，以为是本党的理论、是本党最革命的理论，真是危险万分。劳工运动是共产党最注意，最着重的工作，所以关于劳工方面的理论，我们尤其应该赶快整理，并赶快确定本党的劳工政策。庶几共产党无法活动，清共的工作才算完成，中国国民的革命运动才有迅速成功的希望。

　　二、就扶助劳工的立场上来研究

　　本党第壹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有言：“国民党于此，壹方面当对于农夫、工人之运动，以全力助其开展，辅助其经济组织，使日趋于发达，以期增進国民革命运动之实力；壹方面又当对于农夫、工人要求参加国民党，相与为不断之努力，以促国民革命运动之進行。”于此可知，本党是的确决心扶助农工的，不像共产党专门做买空卖空的勾当。共产党在乡村间，利用地痞流氓，对于稍有资产的人，不问良懦，壹律打倒。其结果呢？地痞流氓得势，壹般农民依然受苦。这是共产党扶助农民的事实。共产党在城市间，挑拨工人对于工商业者的恶感，什么打倒资本家呀，什么无产阶级专政独裁呀，叫得震天价响。结果如何？工商业摧残了，工人失业了。这是共产党扶助工人的事实。农工群众在近五六年来，中共产党的欺骗麻醉之毒很深，本身感受着痛苦，还不了苦从何来。所以为决心扶助劳工起见，也应该赶快确定本党的劳工政策。庶几从事于劳工运动和劳工行政的同志们，也能有所遵守，领导劳工群众循着民生主义的正道，以求实际的利益、谋根本的解放！

　三、就领导国民革命的立场上来研究

　　中国目前的革命，是国民革命，是为整个中华民族谋解放的革命。国民革命固然注重大多数农工群众的利益，同时也注重其他民众的利益。壹般民众在从事于国民革命运动的过程中，除了壹个国民革命的共同目的外，当然还有各个的特殊目的。这种特殊目的，时常因为利害的不壹致，而发生冲突。况且本党的民生主义，既非资本主义，亦和共产主义不同；所以必定要赶快确定本党的劳工政策，庶几各方面的利害冲突，可以根据了民生主义，加以合理的限制，不至妨碍国民革命的進行。

　　本党劳工政策应该明文规定的理由，已如上述。但是本党的主义是三民主义，那麽本党的劳工政策，当然应该完全根据于三民主义。本党接受总理遗嘱宣言中有言：“吾党同志，惟有全体壹致，奉行总理之遗教，不得有所特创。盖中华民国之独立与自由，惟有完全继承中华民国创造者本党总理孙先生之意志，为能实现耳。”所以我研究本党劳工政策，完全根据总理的全部遗教，和本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和决议案，不敢稍有独创。我的研究方法，就是先用归纳的方法，寻出其原则，根据了原则，再作分析的研究，求得其整个的涵义。

第二章 中国国民党劳工政策的四大基础



　　劳工政策有广狭二义。狭义的劳工政策，就是劳工保护政策，换言之，就是由政府用立法行政的手段来保护劳工，使劳工们的生活向上，使劳工们得由被压迫的奴隶的地位，提高到平等的自由人的地位。广义的劳工政策，除了政府的设施之外，同时并包含劳工们自己的活动，就是由劳工们用自己团体的力量来促成资方的觉悟，企图改善自己的生活。中国国民党的劳工政策，是广义的劳工政策，就是壹方面由党来督促政府来厉行劳工政策，壹方面由党来领导劳工厉行劳工政策。

　　中国国民党的劳工政策，向来没有具体的规定，有之多散见在总理的遗教和历次大会的宣言中，兹就遗教和宣言来研究其基础观念，计有四种：壹曰道德的基础、二曰社会的基础、三曰政治的基础、四曰经济的基础。

　　（壹）道德的基础

　　总理曾说：“大凡壹个国家所以能够强盛的缘故，起初的时候都是由于武力发展，继之以种种文化的发扬，便能成功。但是要维持民族和国家的长久地位，还有道德问题，有了很好的道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从前中国民族的道德因为比外国民族的道德高尚得多，所以在宋朝，壹次亡国到外来的蒙古人，后来蒙古人还是被中国人所同化；在明朝，二次亡国到外来的满洲人，后来满洲人也是被中国人同化。因为我们民族的道德高尚，故国家虽亡，民族还能够存在；不但是自己的民族能够存在，并且有力量能够同化外来的民族。所以穷本极源，我们现在要恢复民族的地位，除了大家联合起来做成壹个国族团体以外，就要把固有的旧道德先恢复起来。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后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图恢复。”（见民族主义第六讲）

　　中国工人诚如总理所言，除了壹个工人的资格之外，还有壹个国民的资格。因此中国民族要求恢复固有的地位，中国工人当然也不能不负起责任。所以本党劳工政策的第壹个基础，是道德的基础，就是要恢复中国固有的道德。中国工人如果能够负起恢复中国固有道德的责任来，中国民族固有的地位，方有恢复的希望。就是中国的工人运动也才有意义。可惜中国的工人运动，自从被共产党操纵了壹回之后，工人们的思想，差不多大部分都醉心于声色货利，把中国固有的好道德排除殆尽。不是我有意说刻薄话，就我近三四年来，实际工作观察所得，觉得中国多数民众，壹方面抛弃了中国固有的好道德，壹方面又去学了许多外国的恶手段，集中外壹切恶手段的大成，因此中国无论有如何好的政府好的法律壹时仍不能得到好的结果。所以我们要求恢复中国民族固有的地位，提高中国国家的地位，假设不先从恢复中国固有的好道德入手，即使不是劳而无功，至少也是事倍功半。

　　总理曾说：“讲到中国固有的道德，中国人至今不能忘记的，首先是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其次是和平。这些旧道德，中国人至今是常讲的，但是现在受外来民族的压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势力，此刻横行中国，壹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旧道德，以为有了新文化，可以不要旧道德。不知道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见民族主义第六讲）至于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四种旧道德的好处，总理在民族主义的演讲中已经讲得很透彻了。我认为壹切民众运动，不但是劳工运动，必须都把中国固有的道德作运动的基础，那麽这种民众运动才有价值，才是中国国民党的民众运动。何以故？如果民众运动不把中国固有的道德作基础，必然是残忍刻薄狡诈百出；其结果势必这壹个工人，攻击那壹个工人，这壹部分民众，攻击那壹部分民众，徒然扰乱社会秩序，大部分民众仍然毫无利益。其最无耻者甚至壹面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壹面又去勾结帝国主义，壹面高呼打倒军阀，壹面又去做军阀的走狗，嘴上高呼打倒贪污份子，实际自己也是见钱眼开的，嘴上高呼打倒土劣份子，实际自己也要仗势欺人的。社会上只见循环报复的为声色货利的争斗，绝不见有真正革命的运动。试问这种斗争式的民众运动，有何意义？

　　至于中国固有的道德，和工人的关系，可以分几方面来讲，譬如“忠”字，忠是忠于其事。就是工人壹方面固然应当要求生活向上，壹方面就应该忠于其事，努力于工作效率之增進，生产数量之加多。这是工人对于所服务的事业方面，忠字的运用。至于绝对服从所属团体之多数的决议，犹之君主国家，做臣子的服从皇帝的命令壹样。这是工人对于所隶属的团体方面，忠字的运用。仁爱是公爱，不是私爱。就是要工人由爱自己和爱自己的家庭作出发点，扩而充之，爱其同阶级的工友，爱其民族，爱其国家，爱其世界，爱壹切的人类，这就是所谓的博爱，就是仁爱。本党劳工政策对于仁爱两字的运用，就是壹方面要雇主阶级觉悟了为工人阶级的利益来革命，所谓“成物知也。”壹方面要工人阶级也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革命，所谓“成己仁也。”换句话说：是要各阶级的民众，抛弃他的阶级性，恢复他的国民性！抛弃他的兽欲，恢复他的人性。“信义”是中国人向来讲究的，所谓信义通商，所谓壹言为定，都是中国工商界历来的美德、工人对于信义两字也颇有关系，譬如关于工作时间的减短，和工资的增加，工人当然是可以提出要求的，但是如果壹经双方协定后，就应该努力工作，不能随便怠工，或迟到早退。至于和平两字的意义，并不是懦弱的表示，不过是在可能范围之内求减少不祥的争斗罢了，换言之，就是要做到“文王壹怒而天下治”的精神。工人如果能够厉行仁爱和平的道德，那麽至少壹部分无意识的劳资纠纷或劳工纠纷可以不发生。

　　所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是本党劳工政策之道德的基础。

　　（二）社会的基础

　　中国以往在君主专制时代，社会上各阶级的权力和义务是很不平等的。所谓“刑不上士大夫礼不下庶人”。直到前清，凡是满洲皇族，差不多都可以吃粮不做事了。做官的人，退隐之后，社会上便尊之谓绅士，地方上的长官，反而要去请教他。甚至有几种职业的工人如乐师及理发师等，竟绝对禁止有考试权。这是君主专制时代的怪现象。本党的三民主义，本来就是平等的主义。总理曾说：“民族主义者，打破种族上不平等之阶级也。……民权主义者，打破政治上不平等之阶级也。……若夫民生主义，则为打破社会上不平等之阶级也。”（见军人精神教育第三课）所以三民主义的真精神，可以说就是“平等”两字。不过三民主义的平等精神，是平脚不平头的真平等，不是平头不平脚的假平等。换言之无论任何阶级的人民，在政治上，法律、教育上、社交上，立脚点都是平等的，不过将来因为个人之能力的强弱，工作的勤惰，所成事业的大小，可以不必强求其平等。这个平脚不平头的真平等，既可免除过去人间壹切不平等的怪现象，且可奖励人类努力服务。总理曾说：“从此以后，要调和三种之人使之平等，则人人当以服务为目的，而不以夺取为目的。聪明才力愈大者，当尽其能力而服千万人之务，造千万之福。聪明才力略小者，当尽其能力以服十百人之务，造十百人之福，所谓巧者拙之奴，就是这个道理。至于全无聪明才力者，亦当尽壹己之能力，以服壹人之务，造壹人之福。照这样做去，虽天生人之聪明才力有不平等，而人之服务道德心发达，必可使成为平等了。这就是平等之精神。”（见民权主义第三讲）所以本党劳工政策之社会的基础，其意义，就是壹方面承认工人在政治上、法律上、社交上，有均等的权利；壹方面希望工人努力服务，能力大者服多人之务，能力小者服壹人之务，务使工人阶级和其他阶级间之不平等的现象，可以根本消灭，工人们都以服务为目的，这才是平等的精神，是本党劳工政策之社会的基础。

　　（三）政治的基础

　　中国工人目前的状况，总理已经观察得很清楚了，曾说“中国现在是世界中最贫弱的国家，受各国的种种压迫，所处的地位是奴隶的地位。……我们中国现在是做世界列强的奴隶，凡是和中国有约通商的国家，都是中国的主人。……国家的地位既然是很低，我们人民的地位自然也是低，做工人的地位当然更是很低。……中国工人现在还不受本国资本家的害，本国还没有大资本家来压迫工人。……中国工人是受外国资本家的压迫。……外国资本家用什么东西来压迫中国工人呢？他们是用货物来压迫中国工人。他们的货物怎么样可以来压迫中国工人呢？是借国家保护的力量来压迫中国工人。……从前中国和外国立了许多不平等的条约，给了外国许多的特别权利，其中有壹件最重大的，就是把海关拨归外国人管理。進出口货物的税都是由外国人收，他们收多少就是多少，我们中国人不能过问。……我们现在失去的海关，就是失去了保护各种实业的门户。因为门户大开，所以洋货源源而入，运到各省内地，用很便宜的价钱发卖。普通人因为爱便宜，所以不用土货，要用洋货。因为土货没有人买，洋货总是畅销，所以土货就被洋货打败。……土货消灭于无形，洋货充斥于市面。不但是洋货充斥于市面，就是外国银行发行的纸币也是通行于各地，中国的纸币也是被外国的纸币打败了。所以中国人民就谋生壹方面的经济说，完全是处在外国的经济压迫之下。中国国家表面上虽是独立国，实在成了外国的殖民地。因为成了外国的殖民地，受了外国这样大的经济压迫，所以中国工人便谋生无路。……中国海关交到外国人去管理，是在从前那些中外不平等的条约之中载明过了的，所以我们要争回海关的管理权，便先要和外国交涉，废除壹切不平等的条约。……由此看来，中国工人不只是反对本国资本家，要求减时间、加工价，完全是吃饭问题，最大的还是政治问题。”（见总理在十三年劳动纪念节对各工团的演说词）可见中国工人目前所受的最大压迫是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不但靠了不平等条约，占据中国的海关，来夺取中国土货的销场，减少中国工人的工作机会，而且靠了不平等条约，实行移植资本，利用他们雄厚的资本，在中国设厂制造，榨取中国工人的汗血，以餍其下流的欲望。所以中国工人要求解放，当然应该首先反抗帝国主义。

　　军阀官僚买办土豪是帝国主义者有力的工具，所以他们也是我们革命的对象；这在本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已经有详细的说明了。其言曰：“盖帝国主义者，欲使中国永为其次殖民地，则其所采之方法，莫大于阻遏中国之国民革命运动；而欲阻遏中国之国民革命运动，则其所采之方法，又莫大于遮断国民间之各阶级的联合，尤莫大于摧残农工阶级之发展。盖不如是，则不能分散国民革命之势力也。而买办阶级与土豪，其性质上实为摧残农工商各阶级之利器，故必利用之，以垄断中国经济之利益，同时即以窒塞中国国民革命之生机。顾经济上之势力，必得政治上之势力，为之辅助，然后能活泼无碍，以日即于繁荣，故又必收军阀官僚以为己用，使政治上之势力，归于掌握。所以军阀官僚买办土豪之于帝国主义，实犹车之双轮，鸟之双翼。而军阀官僚与买办土豪，其生活之目的与条件，同为掠夺国家及人民之利益以自肥，于是四者之间，不期然而出于共同行动。帝国主义，得此工具，遂敢悍然破坏中国国民革命而无所惮。”证之中国现状：军阀则勾结帝国主义，把持地方。其唯壹目的，在掠夺国家及人民之利益，其唯壹手段，在拥兵自卫，官僚则助军阀为虐，以掠夺国家及人民之利益，以肥军阀，且藉以自肥；买办则为虎作伥，帝国主义如虎，买办为之伥，对于中国国民，择肥而噬；土豪则在乡村间，自为刀俎，而以人民为鱼肉。故帝国主义的心目中，对此四者，实为最便应用的有力工具。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买办土豪，其关系既如上述，所以反抗帝国主义，必须同时反抗其工具军阀官僚买办土豪，务使内应无人，庶几反帝国主义的工作可以彻底，中国工人要求解放的希望，才有实现之可能。所以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官僚买办土豪，造成自由独立的民主国家，是本党劳工政策之政治基础。

　　（四）经济的基础

　　总理曾说：“我们在中国要解决民生问题，想壹劳永逸，单靠节制资本的办法是不足的。……因为外国富，中国贫。外国生产过剩，中国生产不足。所以中国不但是节制私人资本，还要发达国家资本。……中国工人虽多，但是没有机器，不能和外国竞争。全国所用的货物，都是靠外国制造输运而来，所以利权总是外溢，我们要挽回这种利权，便要赶快用国家的力量来振兴工业，用机器来生产，令全国的工人都有工作。到全国的工人都有工做，都能够用机器生产，那便是壹种很大的新财源。如果不用国家的力量来经营，任由中国私人或者外国商人来经营，经营的结果，也不过是私人的资本发达，也要生出大富阶级的不平均。……我们主张解决民生问题的方法，不是先提出壹种毫不合时用的剧烈办法，再等到实业发达以求适用，是要用壹种思患预防的办法，来阻止私人的大资本，防备将来社会贫富不均的大毛病。这种办法才是正当解决今日中国社会问题的方法。”（见民生主义第二讲）中国目前的产业状况，真是幼稚得可怜，制造工业的户数，共计2,388,190户，而使用机器的工厂，仅有20,746户，约占全体制造工业的1%。从事制造业的工人数，共计11,483,598人，而从事机器工业的工人数，仅有648,524人，约占全体工人的6%。（参考周佛海先生著三民主义之理论的体系第四章第三节）所以中国目前应当发达生产，这是任何人不能否认的。不过只谋发达生产，而不谋思患预防，数十年后，仍难逃社会革命的惨剧。因此总理对于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方法，主张把保护、发展、限制、互相为用，于建设生产秩序之中，寓工业社会化之意，庶几可免蹈资本主义之覆辙，人人可以享受资本的利益，而无资本家压迫劳工的弊害。

　　所以本党劳工政策之经济的基础，在积极的方面，就是反抗帝国主义者的经济侵略，保障本国工业，使工业逐渐社会化；在消极的方面，就是节制私人资本的发展，使社会上贫富不均的现象逐渐消灭。因为目前中国境内经营产业的资本，实有三种：壹种是私人资本，壹种是国家资本，壹种是外国资本。外国资本在目前最占优势，其次是私人资本，再次是国家资本。所以中国要谋发达生产，当然不能不先反抗外国的资本侵略。要反抗外国的资本侵略，不能不谋发达本国资本，但是本国目前的国家资本势力很微小，绝不能和外国资本抵抗，因此在过渡时期，不能不保障本国的私人工业。为预防本国私人工业的无限制的发展，致蹈外国资本主义的覆辙，所以要使工业逐渐社会化，同时实行节制私人资本。所谓工业社会化有两方面的意义：就是生产技术的社会化，和生产工具的社会化；前者是指利用机器，采用分工制度，实行大规模的生产；后者是指把生产工具，如工厂、机器、原料等壹切生产资本和货币资本，收归社会全体人民所共有，不许私人独占。所谓节制资本，有直接和间接的两种方法，直接节制的方法，就是限制私人财富的集中，如实行累進的所得税遗产税等是；间接节制的方法，就是消灭贫富不均的趋势，如改良工人的待遇和生活等是。劳工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其最重大的要素，是在经济问题。所以使工业社会化是解决劳工问题之最彻底的方法。改良工人的待遇和生活，虽则不是彻底解决的方法，然而在此过渡时期至少可以减少贫富不均之趋势，使工人们可以得到壹些实惠。

第三章 中国国民党劳工的主要纲领



　　本党劳工政策的主要纲领，在国家的方面，就是对于劳工的问题，依国家的权力，用立法行政的方法，求达解决的目的。其意义不外下列两种：壹是抑制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二是扶助劳工，使他们的生活向上。

　　壹 抑制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

　　私人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贫富不均的现象，势必日益显明，久而久之，社会上便只有两种人：壹种是极富的资本家，壹种是极贫的工人。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于是阶级斗争，社会革命的惨剧，便有乘机爆发之可能。自从世界资本主义的怒潮，冲破了闭关自守的中国，大量的机器，运入中国，占领了中国的市场之后，中国的手工业者，遂因失去市场而失业，中国手工业制度，遂在世界的机器工业制度的压迫之下，渐次崩坏。同时，帝国主义的国家，不仅把中国作为销货地，而且作为投资地，外国在中国经营的工厂，逐渐增加，中国新兴的资本阶级，也渐次发展。而失业的手工业者和农民，都网罗于大规模的机器工厂中去了。中国目前私人资本主义的势力，虽则还没有像欧美帝国主义的国家，那样发达，然而尚不思患预防，将来仍难免蹈他们的覆辙。总理未雨绸缪计，所以预订了节制资本的方法。所谓节制资本，并不是节制“资本”的本身，而是节制“资本”的所有权，换句话说：就是要消灭资本的弊端，发挥资本的效用。因为就资本之经济的性质来研究，资本是生产上不可缺的要素，假使节制了资本的本身，足以使人类的生活，越陷于困穷，节制“资本”的所有权，就是要把资本为大众所利用，不为少数人所操纵，所以其最大的作用，便是抑制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壹方面抑制私人资本，壹方面发达国家资本，才是本党节制资本的真意义。所以，总理在民生主义演讲中会说：“现在外国所行的所得税，就是节制资本之壹法。但是他们的民生问题究竟解决了没有呢？中国不能和外国比，单行节制资本是不足的。因为外国富，中国贫，外国生产过剩，中国生产不足。所以中国不单是节制私人资本，还是要发达国家资本。”（见民生主义第二讲）

　　二 扶助劳工使他们的生活向上

　　在私人资本主义的社会，种种生产的方法，都是向着赚钱的壹个目标来進行。所以那些资本家见到有钱可赚，什么问题都不顾了。资本家和劳工的关系，只有对等的关系，资本家购买劳力，劳工出卖劳力，双方只有劳力买卖的事实，并无何种情谊之可言。这种劳力的买卖，资本家和劳工两阶级间，便产生了许多冲突，生出了许多弊害。中国以前是在手工业时代，所以这种现象，还没有明白显露出来，自从外国机器工业制度，输入中国之后，才逐渐地显著了。固然中国目前劳资间的冲突状况，还没有像欧美帝国主义的国家那样猛烈，然而因为帝国主义的国家之投资侵略，和劳工本身的觉悟，这种冲突，已经由通商大埠普及于全国各地。所以中国如果要免受社会革命的惨剧，必须在抑制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之外，同时扶助劳工，使他们的生活向上。所以，总理在桂林军政学各团体欢迎会的演说词中会说：“我们革命……不是今年革命，明年又来革命，革命要用彻底的方法，才可以永久享幸福……所以要解决民族问题，同时不能不解决民权问题；要解决民权问题，同时不能不解决民生问题。这三民主义，就是救种种痛苦的药方。这三个问题，如果同时解决了，我们才可以永久享幸福。如果达到了民有、民治的目的，不管民享的问题，二三十年后必定再有壹种痛苦发生……我们如果把民生问题，现在能够同时来解决，就可以免将来经济革命的痛苦。”（见孙中山先生演讲集）劳资间所以要发生冲突，为的是劳工生活困苦，要求改善，换言之，无非是民生问题。所以扶助劳工使他们的生活向上，虽则不是解决民生问题的唯壹方法，然而不能不承认其是必要方法。

　　至于设施方面，约而言之，计分十三种：1.发达国家资本，2.直接缴税，3.工厂取缔，4.童工女工的限制，5.工作时间的限制，6.最低工资率的规定，7.劳工保险，8.失业救济，9.承认劳工团体的行动，10.劳工教育，11.劳资争议调解及仲裁，12.取消包工制，13.工者有其股 利润社会分红

　　（1）发达国家资本

　　发达国家资本，就是节制资本之积极的目的，其意义已如上述。总理在民生主义演讲中曾说：“我先才讲过，中国今日单是节制资本，仍恐不足以解决民生问题，必要加以制造国家资本，才可解决之，何谓制造国家资本呢？就是发展国家实业是也。其计划已详于《建国方略》第二卷之《物质建设》，又名曰《实业计划》，此书已言制国家资本之大要。前言商业时代之资本为金钱，工业时代之资本为机器，故当由国家经营。设备种种之生产机器为国家所有。好像欧战时候，各国所行的战时政策，把大实业和工厂都收归国有壹样，不过他们试行这种政策不久便停止罢了。中国本来没有大资本家，如果由国家管理资本，发达资本，所得的利益归人民大家所有，照这样的办法，和资本家不相冲突，是很容易做得到的。”（见民生主义第二讲）因为私人资本制度的生产目标在赚钱，赚钱的动机，是“自利”的，所以结果必致造成贫富阶级的对立，而促成社会革命的爆发。国家资本制度的生产目标在养民，养民的动机，是“互利”的，所以结果可以使得人人享受资本的利益，不致再感觉资本的痛苦，社会上贫富不均的现象，可以逐渐减少，而社会革命的惨剧，也可以消灭于无形。况且国家实业发达，工人工作机会增多，工人的生活状况，当然也随之有改善的可能。

　　（2）直接征税

　　直接征税，就是像欧战时期英德法等国实行的利得税壹样，尽可能的范围内，使劳工阶级的负担减少，使资产阶级的负担增加，将多数国民应纳的税，移归少数富豪负担。总理在民主主义的演讲中曾说：“至于第三种直接征税……就是用累進税率，多征资本家的所得税，和遗产税等。施行这种税法，就可以令国家的财源，多是直接由资本家而来；资本家的入息极多，国家直接征税，所谓多取之而不为虐。从前的旧税法，只是钱粮和关税两种；施行那种税法，就是国家的财源，完全取之于壹般贫民，资本家对于国家，只享权利，毫不尽义务，那是很不公平的。”（见民生主义第壹讲）况且直接征税本来是节制资本的壹种方法，所以在不妨害国民经济发展的范围内，应该多向资本家征收所得税，庶几抑制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之主张，可以实现。国家的税收丰富，方可以改良种种社会事业。

　　（3）工厂取缔

　　工厂取缔（此处意为“约束、监管”——录入者注），不但是抑制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壹种方法，而且也是扶助劳工使他们生活向上的必要手段。因为私人资本主义之经营工厂的目的，是在赚钱，所以种种设备，务求省费，关于安全的设备、卫生的设备、大概都不十分注意。至于工人年龄问题、工作时间问题、工资问题，在厂主方面，往往但求价廉的工人，女工童工是不计的。工资愈便宜愈好，工人的生活是不计的，工作时间愈长愈好，工人的健康是不计的，所以工厂取缔的意义，就是要把工厂方面关于安全的卫生的种种设备，和关于劳工本身的年龄、工资、工作时间等等，加予相当的规定和限制，务使劳工在精神上、物质上，都能够很安逸，庶几在工作上也能够收较大的效果。

　　工厂法的性质，就是根据工厂取缔的意义，把工厂安全设备、工厂卫生设备、工人年龄问题、工作时间问题，和工资问题等等，用明文来规定，同时并拟定罚刑，使得雇主不能不遵守、不敢不遵守。

　　工厂安全设备，其意义，不外指机器四周、设备保险装置品，和其他有危险之处，安置适当的防卫物而言。因为工业灾变，往往随工业的发达而增加，然而这种灾变绝非不可避免的，即使工厂能够考究安全的设备，则大部分的灾变自然可以减少，或#P37#免除。关于工厂安全设备的具体事件，约而言之，有下列4种：1.工人身体上的安全设备，2.机器布置上的安全设备，3.工厂建筑上的安全设备，4.工厂消防上的安全设备。

　　工厂除了实行安全设备之外，倘使能够同时对于工人，再施以安全教育，则得益更多。因为安全设备固然紧要，但是安全教育，尤属根本之#P38#。关于工厂安全教育的具体方法，约而言之，有下列3种：1.安全演讲的举行，2.安全幻灯和影片的演映，3.安全图书和小册子的分送。

　　工厂卫生设备，其意义，可分消极和积极两种。消极意义，不外防范工人的疾病，减少工人的痛苦；积极的意义，可以使工人精神愉快，增加其工作的乐趣。关于工厂卫生设备的具体事件，约而言之，有下列6种：1.工厂内清洁上的设备，2.工厂内空气流通的设备，3.工厂内光线的设备，4.工厂内饮料的设备，5.工厂内盥洗和厕所的设备，6.工厂内防卫毒质和飞尘的设备。

　　上述六种设备，是工厂卫生中当首先举办的。至于其他如工人诊断所，疗养院等，都是和工人卫生有关，工厂倘能举办，则不但对于工人有所增進，便是对于公众卫生也有好处。

　　（4）童工女工的限制

　　童工女工的限制，是根据下列的几种理由：

壹、限制童工的理由：1.儿童劳动，足以妨害身体的发育。2.儿童劳动，足以使其精力早衰，因而减少其工作的年限。3.儿童劳动，必不能使受完全的教育。4.儿童劳动，足以养成不良的习惯，而增加犯罪的行为。5.儿童劳动，足以增加成年工人失业的机会。

　　二、限制女工的理由：1.女工的工作，过度疲劳，足以陷于妊娠不能的状态，或生产体弱的婴孩。2.女工的工作，过度疲劳，对于子女的保育，势必不能周全。3.妇女劳动，容易在青年时代，丧失其身心的机能。4.妇女劳动，足以增加男工失业的机会。

　　厂家之所以要雇佣童工女工的原因，大概不外下列二种：1.因为童工女工较之成年男工，容易指挥。2.因为童工女工的工资，可以比较成年男工低廉。

　　总而言之，就是私人资本制度，为赚钱的目标，尽量发挥他们的的自私心罢了。

　　限制童工女工的理由，既如上述，所以关于童工的最低年龄、保护年龄、工作时间，和女工的工作时间、危险工作的禁止、产前产后的保护等等，都必须另行明文规定，庶几童工不致妨害其身心的发育、女工不致妨害其母体的健康。

　　本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改良工人状况之具体事件，在童工女工方面，有下列的决议：“保护童工女工，禁止14岁以下之儿童作工，并规定学徒制，女工在生育期内，应休息六十日，并照给工资。”

　　关于童工的最低年龄，各国普不壹律，必须斟酌本国社会和教育状况、儿童发育的程度，和产业上的情形而定。所谓最低年龄的意义，就是限制工厂不准雇佣较规定最低年龄更小的儿童工作，非特保护儿童身体的发育。抑且予以相当期限，致力于普通教育的机会。

　　关于童工的保护年龄，其意义，就是指即使已合最低年龄的童工，还应该定出壹种保护年龄来，而后童工保护立法的精神，方能彻底。保护年龄的标准，各国也多不同，不过就最近的趋势，最低年龄的标准，已逐步提高，而保护年龄的区别，或将废止。

　　关于童工的工作时间，所以必须另行规定着，其意义，也无非是因童工身体发育未全，倘不另行规定，则不足以资保障。各国对于童工的工作时间，虽则也都有另行规定的，然而因为国际经济竞争的关系，往往不敢决然实行。我们只要看英国限制十八岁未满者的立法，迟到1847年以后才实行，可想而知了。

　　关于女工的工作，所以必须特别规定者，其意义大概不外下列二种：1.保护母体的健康。因为妇女都负有生育子女，维持民族的责任。工厂工作，往往容易损害母体的健康，所以必须特别规定，予以限制，方足以资保障。2.维持社会的风化。因为工厂中男女工人混在壹处，往往容易发生伤风败俗的事情，白天尚可，深夜更甚，况且女工还有照料家庭和管理子女的责任。所以女工的工作时间有特别规定之必要。

　　（5）工作时间的限制

　　工作时间的限制，其理由大概不外下列二种：

　　壹、就人道上来研究

　　劳工也是人类的壹份子，不是牛马，不是机器，过度疲劳，势必影响其身体的健康，固然多做些工作，可以多加些工资，然而在人道上，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

　　况且谁无父母、谁无妻子，因为工作时间过长，夺去他家间娱乐的机会，在人道上也是说不过去的。

　　二、就增加生产上来研究

　　工厂对于劳工，其唯壹目的，无非是增加生产。以前工厂主，往往误会，要增加生产，必须增加工作时期。其实他并没有注意到工人的疲劳问题。这种疲劳状态，是和工作时间成正比例的，就是工作时间愈长，疲劳状态愈深，当然恢复的时间愈缓。所以长时间的工作，并不比在相当的较短时期的工作，能够增加生产。因为疲劳后的工作，其效率必然渐减、效率减，其出品当然亦随之递减或#P45#劣。而且身体疲劳，动作不能自主，更易发生其他意外的危险。工厂主假使能够注意工人的疲劳问题，那麽相当的减少工作时间，当然不但对于工厂无害而且还是有益呢！

　　限制工作时间的效用，就各国实行后的结果来观察，已经有下列四点：1.提高工作的工作效率，2.引起劳工的生活程度向上，3.促成技术的進步，4.促成组织的改善。

　　本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改良工人状况之具体事件，在工作时间的限制方面，有下列的决议：“主张八小时工作制，禁止十小时以上的工作。”

　　（6）最低工资率的规定

　　工厂法完备，关于安全设备、卫生设备可以完全，关于童工女工可以保障，关于工作时间可以限制，又如关于工资的支取，盈余的分配都可以有适当的规定，然而如果工作的代价太大，仍不能贯彻扶助劳工使他们的生活向上的初衷。所以必须要有最低工资率的规定。

　　最低工资率的意义，就是平衡雇主和劳工间对于订定工资历来不平等的方法。想用国家的权力，稍抑资本家独断工资，而维持双方势力的平均。明定最低限度的工资标准，使劳资两方各有所依据，不再作无所谓的争执，这是最低工资率的意义。最低工资率的效用：在工人方面，有最低工资率在，工资不能再降于定例之下，因之工人的的困穷可以减轻，工人的身体和精神可以保持，不致再受向日所得不足维持生活的痛苦。自有最低工资率之后，工人间之竞争，非复竞争工资的高低，而为竞争工作的优劣；在资本家方面，则所不得不竞争者，是在管理上的效能。两方面既都在工作上着力，生产方法当然可以日益改進，那麽全社会上都可以享受其利益了。

　　最低工资率之目的，既在提高过分低廉的工资，所以工资审定的标准，遂成为壹个重要的问题了。所谓最低工资者，究竟是指维持其生命的“生存工资”？还是兼及精神上道德上幸福的享受？是专顾工人自身的温饱？还是估计其壹家的生计？此外：关于工人失业问题，童工和未熟练工人的最低工资问题，和熟练工人的恶较高工资问题，哪有不能不联带顾及之必要。本党劳工政策的意义，既是抑制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扶助劳工，使他们的生活向上。所以关于最低工资率的规定，当然不妨害民族资本发展的范围内，应该尽量地扶助劳工，不但顾及工人自身的温饱，而且应该同时顾及其壹家的生计。不但维持其在业时的生计，而且应该兼顾其失业后的生计。

　　本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改良工人状况之具体事件，对最低工资率之规定，有下列的决议：“最低工资之制定”

　　（7）劳工保险

　　劳工保险之目的，因为劳工大概都靠工资来维持生活的，倘使壹旦不幸而丧失其工作能力，其生计必然因之断绝。无论劳工的工作效力如何精良，工资如何优厚，非将种种意外的危险，如伤害、疾病、生产、养老、失业等，先有相当的解决，其经济上的地位，决难稳固。工业愈发达，工人意外的危害亦愈多，所以要有劳工保险的方法，补偿劳工，因为意外的危险减少或丧失其工作能力或工作机会，所受经济上的损失。

　　劳工保险的方法，分任意的和强制的两种。任意保险，就是可以随工人自由意志来保险，政府不取干涉态度；强制保护，就是不可以随工人自由意志来保险，由政府明定办法，强迫工人保险。因为劳工的生活困难，所得工资往往仅足够维持其生活，多不愿加入任意保险，所以各国在实际上大概都行强制保险。

　　劳工保险的种类，分下列五种：1.伤害保险，2.健康保险，3.养老及疾病保险，4.孤儿寡妇保险，5.失业保险。

　　伤害保险，亦名工业灾害保险，就是对于因工作而伤害的劳工，给予经济上相当的救济。健康保险，亦名疾病保险，就是对于因工作而致病的劳工，和孕妇在生产前后，暂时丧失其工作能力时，给予经济上相当的救济。养老及残废保险，就是对于因年老或残疾不能工作的劳工，给予经济上相当的救济。孤儿寡妇保险，就是对于贫苦无依的劳工的孤儿寡妇，给予经济上相当的救济。失业保险，就是对于因偶然的事故而失业的劳工，给予经济上相当的救济，失业保险是劳工保险中的最难办的壹种保险，然而又是最切要的壹种保险。

　　本党对于劳工保险，本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工人运动决议中，有下列的决议：“改良工厂生产、设置劳工保险。”

　　（8）失业救济

　　失业救济，就是对于壹般失业工人谋如何救济之道。要彻底明了失业救济的意义，应当先明了失业两字的意义。失业两字的意义，是指“具有劳动的能力和意思，而不能求得相当的职业。”所谓相当的职业，是指在普通壹般的报酬之下，参酌本人的力量、智能、经验，而恰能胜任，且对于身体上、精神上和生活上都甚适当的职业。出于自己的任意或怠惰的不就业，或游民，绝不能算为失业者；又因为身体上精神上的不能或不适而不就业，亦不能算为失业者。

　　失业的原因，大概可分：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和个人的四种。社会的原因有六：1.人口过多，2.土地专权，3.财富和進款分配不均，4.工业训练的缺点，5.工会组织不健全，6.缺乏劳工介绍所。政治的原因有二：1.法律上的缺点，2.关税制度复杂。经济的原因有十五：1.经济循环期的变动，2.工业的進化和变迁，3.工业管理上的缺点，4.季节工业的影响，5.工商业的消息不准，6.滥用信用制度，7.分工过于精密，8.过度的劳动，9.同业家的竞争，10.童工的竞争，11.原料缺乏，12.劳动准备，13.钱币发行不统壹，14.投资和投机的太多，15.同盟罢工和工厂停闭。个人的原因有五：1.智力和体力的欠缺，2.道义上的缺点，3.缺乏经济的维持，4.本人疾病、残废和衰老，5.自身事业性质的变动。上述四种，都是经济的原因。此外尚有非经济的原因，就是偶然的原因，壹是天灾、二是人祸。

　　失业的弊害，也可分主观客观的两种。主观的弊害就是害及个人，客观的弊害就是害及社会。主观的弊害有四：1.陷入贫穷，2.伤害伦理，3.妨碍道德和文化发展，4.个人精神的损失和意外费用的增加。客观的弊害有七：1.妨害社会治安，2.阻碍社会進化，3.增加社会负担，4.影响国家地位，5.影响财富的分配，6.增加社会上犯罪和死亡率，7.减少壹般人的财富。

　　失业救济的方法，莫善于消灭失业的原因，失业的原因有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和个人的四种。所以失业救济的方法，当然也不能不就这四种方面来想法。在社会方面的救济方法就是：1.设立公的或私的职业介绍所，2.举办失业保险，3.促進工会组织的健全，4.暂时节制生育。在政治方面的救济方法就是：1.废除不平等条约，2.实行保护关税政策，3.制定劳动赔偿法和劳动保险法，4.举办公共事业，5.实行移民垦殖。在经济方面救济方法就是：1.实行薄利多销主义，2.注意每个工人的生产力，3.增加工资，4.矫正生产品的数量，5.矫正季节工业，6.公平事业的调剂，7.限制商业信用，8.维持财富平均，9.公平享受生产的结果，10.工厂内设置雇工部，11.区分征税的种类，12.节省靡费，13.鼓励劳工储蓄，14.提倡合作精神。在个人方面的救济方法就是：1.增進工人的技术教育，2.增進工人的补习教育，3.切实限制未及标准年龄的儿童工作，并减少童工的工作时间。

　　关于失业救济，本党第壹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有下列的主张：“国民党之主张，则以为工人之失业者，国家当为之谋救急之道。”

　　（9）承认劳工团体的行动

　　承认劳工团体的行动，是使他们的生活向上的必要的步骤，当然同时也是抑制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壹种方法。所谓承认劳工团体的行为，便是承认劳工团体有罢工权，有和雇主缔结团体契约权，和有言论、出版、集会，和办理劳工福利事业之自由。在从事手工业时代，或工厂工业尚未发达的时代，公认的工资，和工作时间，大概都是随着雇主或包工制中的工头的意志为依归。后来劳工团体逐渐成立，势力逐渐膨胀，工人们觉悟得非大家联合起来作团体的行动，不足以图存。因为工人个人的知识、经验和才能当然远不及雇主和工头，工人个人和雇主交涉，结果必然是工人吃亏。所以必须要大家联合起来，作壹致的行动，和雇主交涉，才能得较公平的待遇，而达改善生活之目的。同时也可以抑制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承认劳工团体的行动，实在是本党劳工政策之最主要的纲领。

　　所以本党第壹次全国代表大会议决关于工人的政纲有：“保障劳工团体，并扶助其发展。”之规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议决关于改良工人状况之具体事件有：“在法律上，工人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绝对自由”之规定。总理公布的工会条例，有下列各条：

　　第三条 工会与雇主团体立于对等之地位，于必要时，得开联席会议，计划增進工人之地位及改良工作状况，对论及解决双方之纠纷或冲突事件。

　　第四条 工会在其范围以内，有言论出版及办理教育事业之自由。

　　第十条 工会之职务如下：（1）主张并拥护会员间之利益，（2）会员之职业介绍，（3）与雇主缔结团体契约，（4）为会员之便利或利益而组织之合作银行、储蓄机关，及劳动保险，（5）为会员之娱乐而组织之各项娱乐事务，会员恳亲会及俱乐部，（6）为会员之便利或利益而组织之生产、消费、购买、住宅等各种合作社，（7）为增進会员之知识技能而组织之职业教育、通俗教育、劳工教育、演讲班、研究所、图书馆，及其他定期不定期之出版物，（8）为救济会员而组织之医院或诊治所，（9）调解会员间之纠纷，（10）关于工会或工会会员对雇主之争执及冲突事件，得对于当事者发表并征集意见，或联合会员作壹致之行动；或与雇主之代表开联席会议；执行仲裁；或请求雇主方面共推第三者参加主持仲裁；请求主管行政官厅派员调查及仲裁，（11）对于有关工业或劳工法制之规定、修改、废止等事项，得陈述其意见于行政官厅、法院，及议会，并答复行政官厅法院及议会之咨询，（12）调查并编制壹切劳工经济状况，及同业间之就业、失业，暨壹般生计状况之统计及报告，（13）其他种种之有关于增進会员之利益，改良工作状况，增進会员生活及知识之事业，（14）工会在必要时，得根据会员之多数决议，宣告罢工，但不得妨害公共秩序之安宁，或加危害于他人之生命财产，（15）工会对于会员工作时间之规定，工作状况及工厂卫生事务之增進及改良，得对雇主陈述意见，或选出代表与雇主方面之代表组织联席会议讨论及解决之。

　　（10）劳工教育

　　劳工教育，其意义大概不外下列三种：1.劳工技术教育，2.劳工补习教育，3.劳工子弟教育。

　　劳工技术教育，就是对于劳工本人，给予技术上的教育，目的在增進劳工的工作技能，使得雇主可以增加生产，使得劳工可以改善生活。

　　劳工补习教育，就是对于劳工本人，给予补习教育的机会，目的在使得劳工完成国民的资格，能够应付环境壹切的需要，实际就是所谓成人义务教育。

　　劳工子弟教育，就是对于劳工子弟，给予普通教育的机会，实际就是所谓平民义务教育。

　　受教育本来是人们的壹种权利，不应该有贫富阶级的区别。现社会，因为有私人资本制度的关系，不能免费受教育，同时因为劳工生活困难、急欲谋生，无暇再受教育。所以教育机关，就渐渐地变为资产阶级的专属品了。然而要提高壹国的文化，必须先提高国民的教育程度，要提高国民的教育程度，决不是提高少数资产阶级的教育程度，是提高多数国民的教育程度。劳工也是国民壹份子，而且人数也较多，那麽要提高壹国的文化，当然不能不先提高劳工的家教育程度。况且劳工未受教育，便容易受雇主的欺骗，所以就扶助劳工，使他们的生活向上的立场上来说，劳工教育有提高之必要，再则，劳工因为未受教育，知识幼稚，思想单纯，在所难免，当然对于工作效力，也要受相当的影响。所以就增加生产的立场上来说，劳工教育，也有提倡之必要。

　　所以本党第壹次全国代表大会议决关于工人的政纲，有：“改良劳动者之生活状况”的规定。本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议决关于改良工人状况之具体事件，有“厉行工人教育，补助工人文化机关之设施”的规定。

　　（11）劳资争议解释及仲裁

　　劳资争议调解及仲裁，是因为雇主和劳工间，因为利害关系之不同，有时发生冲突，工人罢工，雇主停业。倘久延不决，不但劳资双方都蒙不利，便是国家社会也受极大的影响，所以必须要有壹种方法，在冲突初起的时候或中间，从事调解或仲裁。

　　调解及仲裁的方法，依能力的等级，可以分为十壹种：1.调解，2.试验调停，3.正式调停，4.自愿仲裁，5.劝告判决，6.工资局解决，7.强制调查，8.负责仲裁，9.强制仲裁，10.形似法庭裁判，11.法律解决。

　　（1）调解，就是丝毫不借外力，纯由双方自行排解。（2）试验调停，由政府调查双方争执的原因，设法使各方的意见渐趋接近，既不能用权力来干涉，亦不能设立特别审理机关之调停。（3）正式调停，由政府召集双方当事人，用和平的手段，解决其分歧的意见。（4）自愿仲裁，就是争议当事者双方自愿或自动服从第三者的仲裁，而不表示反对的。（5）劝告判决，就是当事人受裁判所判决时，双方可承受或拒绝裁判所的判决，不过壹经判决之后，责任就算终了。（6）工资局解决，就是当劳资双方发生争议时，政府得设立工资局从事解决，由雇主和劳工双方组织之，其主席则由政府指定，其始为壹种团坐讨论的形式，及后逐渐趋于强制仲裁的形式。（7）强制调查，由政府制定争议双方，提出簿据，并发誓证明属实，再由委员会调查壹切争议情形；在進行期中，工人不得罢工，雇主不得停工；其目的在宣布双方争议的事实，依据事实，引用公意，使双方自觉地趋于和协的途径，绝对没有强制服从的意思。（8）负责仲裁，就是当事人对于争议之点，有壹方提出异议，他方即须承受。（9）强制仲裁，由政府召集劳工和资本家及公共团体三方面的代表，组织仲裁庭。倘有工潮发生，必须提交此会审理调查，用强迫手段处理。在审理期内，双方不得停工和罢工，到判决后，双方必须遵守其判决，不准反抗。（10）形似法庭裁判，凡是法庭的壹切人员，都做政府的代表，所以表示政府的威信。其裁判权，比较强制仲裁更严。（11）法律解决，就是政府依法律条规，强制处理其争端。

　　总理公布的工会条例，关于劳资争议的调解和仲裁，有下列的规定：

　　第十六条 行政官厅对于管辖区域内之工会，对雇主间发生争议或冲突时，得调查其冲突之原因并执行仲裁，但不为强制执行。

　　关于公用事业之工人团体与雇主冲突状况，扩大或延长时，行政官厅应经过公平审慎之调查及仲裁手续以后，如双方仍相持不下者，得执行强制判决。

　　（12）取消包工制

　　取消包工制，就是取消雇主和劳工中间的包工头的制度。包工制不是件工制；包工制是雇主希图减少招顾工人，和管理工人的麻烦起见，把招雇工人，和管理工人的手续，委托壹个或几个包工头去负责，关于工作时间的长短，工资的多少，雇主只和包工头接洽，由包工头和壹般劳工接洽。件工制是雇主直接招雇劳工，不过对于工资的计算法是以件来计算罢了。

　　包工制中的包工头，名义上虽然也是劳工，实际上是劳工中间的壹种特殊阶级。包工头可以不做工，然而其工资倒比劳工的工资大。他不但要克扣劳工的工资，而且往往勾结雇主，为虎作伥，掠夺劳工的利益，以肥雇主，且借以自肥。

　　所以要改良劳工的生活状况，必须首先取消包工制。

　　本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议决关于改良工人状况之具体事件，有“取消包工制”的规定。

（13）工者有其股 利润社会分红

根据民生主义对于各种生产要素的重要性的充份肯定，以及即反对平均主义又追求民生均富的原则，应当立法确保每壹个生产要素都得到壹样的利润，比如净利润分成五份，土地 资本 工人 税收 扩大再生产各占壹份，资本家得到五分之壹，工人得到五分之壹，然后工人内部根据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产量進行按劳分配，企业内部就职的工人拥有不可以转让 离职之后无法拥有 确保得到企业五分之壹利润的股份，资本家通常是壹个人或者几个人，工人通常是壹群人，提供经营管理的资本家与提供生产销售的工人之间依然存在合理的收入差距，同时工人也可以分享到非工资性收入，资本家有钱赚，工人也有钱赚。土地收入進入国家税收，所得税進入国家税收，扩大再生产的资本的使用方式经过劳资协商决定。

　　本党劳工政策的主要纲领，在劳工的方面，就是由党来领导劳工，对于劳工问题，依劳工们自己团结的力量，用团体壹致行动的方式，求达解决的目的。其意义不外下列两种：壹是严密劳工团体的组织；二是确定劳工运动的方针。

　　（1）严密劳工团体的组织

　　劳工团体就是劳工们为谋抵抗雇主和其他压迫者，壹方面企求经济生活的改良，壹方面企求经济制度和政治形式的彻底改革，互相联合起来组织的团体。严密劳工团体的组织，其意义，就是要劳工们大家参加劳工团体，参加劳工团体的劳工们，在思想上，组织上、行为上，完全趋于壹致，抑制各个人的单独行动，开展团体的整个行动，过去中国劳工运动之最大的错误，就是只有运动，没有训练，只注意到团体外表的扩大，不注意到团体内部的健全。其实没有健全的份子，绝不会有健全的团体，没有健全的团体，绝不会有健全的运动。没有健全的劳工运动，劳工解放的呼声，终究仍难实现。所以严密劳工团体的组织，是本党劳工政策，在劳工的方面，首先当做的工作。

　　（2）确定劳工运动的方针

　　劳工运动是劳工自己的运动。劳工们靠自己团结的力量，求达其特殊的目的，做有组织的运动，就是劳工运动。中国劳工运动的起源，当然由于潮流的影响，党部同志的宣传和领导。可是自从劳工们觉悟了需要组织和运动的时候，便会自动地组织起来、运动起来，到了那个时候，外部的力量，是无法可以阻止的。过去劳工运动之所以散漫而无秩序，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壹贯的计划和步骤，因为没有壹贯的计划和步骤，所以力量不能集中、指挥不能统壹，只见局部的零星活动，不见整个的团体活动。不但如此，而且往往容易发生偏激的错误行为，小之足以阻碍劳工运动的发展，大之有影响社会治安和国民生计的危险。所以确定劳工运动的方针，也是本党劳工政策，在劳工的方面必要的工作。

　　至于实际工作方面，约而言之，计分6种：1.关于工会的组织。2.关于党团的运用。3.关于工作人员的训练。4.关于壹般工友的训练。5.关于政治要求的努力。6.关于经济要求的努力。

　　（1）关于工会的组织

　　关于工会的组织，大概不外下列三种原则：壹是依技能别组织，二是依职业别组织。三是依产业别组织。

　　壹、依技能别的组织，这是由同壹技能的手工业工人，互相联合起来，组织的团体。他们集合工人的数目很少，利害关系比较接近，壹遇了什么问题发生，彼此所受的影响，都是差不多的，所以组织很容易，而会员也很壹致。不过这种原则，现在已经不适用了；因为要应用这个原则，第壹，须要保持特殊技能的独立性；第二，要雇主方面没有什么抵抗的能力，现在机器日益发明，分工愈细，各种工作方法，完全避免特殊技能的独立性，差不多人人都可以工作，所以第壹个条件，已经完全失其效力。况且雇主方面近年也都组织了团体，而且他们的组织比较劳方的组织强大，势力也比较雄厚，所以第二个条件也根本不适用了。

　　二、依职业别的团体。这种组织，比较依技能别的组织，范围当然扩大，但是还只限于壹种职业的工人，不能和其他有连带关系的职业工人，联合起来，做壹致的运动，因之终难达最后的胜利。

　　三、依产业别的组织，这是由同壹企业内，各部分不同职业的工人，互相联合起来，组织的团体。这种组织，力量可以集中，指挥可以统壹，不但可以抵抗雇主的压迫，谋生活的向上，而且有彻底改革现代的经济之可能。

　　从上面的区别看来，现在各国的工会，大概都有采用第三种组织的趋势。总理在民国13年用大元帅名义公布的工会条例，也是主张采用依产业别的组织，其第六条原文：“工会以产业组织为主，但因特殊之情形，经多数会员之同意，亦得设职业组织。”本党中央党部，在去年规定工人组织的原则及系统，也是主张工会组织以产业别为主，其中有壹段说明采用产业别组织的理由：“工会组织的系统，以产业别为主，不惟于组织上感觉许多方便，并且于实现三民主义上，亦系必要途径。盖工人的痛苦，固有受之于本国资产阶级者，然比较起来，总算很少，而使工人最感受痛苦的，则为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和军阀贪官污吏及买办阶级的压迫。欲使工人得着经济的解放，必须让同业的工人首先团结壹起，共图技术的改進、产业的发达、然后事方有济。所以工会组织系统的产业化，虽经共产党视为利器，但今后绝不能因之舍实现民生主义的必要途径。”所以中国的工会组织必须以产业别为主要原则，这是已经不成问题的了。

　　过去工会组织之最大缺点，就是把店员学徒和城市手工业工人，都划入工会组织的范围；因此就造成各地农工商联合战线的破裂。到处是工人和商人两败俱伤，使工商业完全停顿，结果店员失业、店铺倒闭。其实店员的性质，和工人不同，他们可以说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中间的阶级，他们的待遇，比工人优渥，他们的生活，比工人快活；况且店员和店东的关系，绝不像厂主和工人的关系那样单纯，那样无情，其中还有人与人的关系，所以店员组织绝不能和劳工组织混合。城市手工业工人，其中也有做工而兼营商业的，其工厂就是店铺，其产品就是商品，这种手工业工人，如果强令他们和产业工人同壹组织，其中必发生许多纠纷。至于学徒本不是专为出卖劳力而求金钱之报酬的，是自愿屈身以求艺术的，性质既然完全不同，当然更不能强令其和劳工同壹组织。所以今后工会的组织，必须1.依产业别的组织为主。2.把店员、学徒和城市手工业工人划开，另行组织，庶几工会组织可以健全，劳工运动可以尽量发展。

　　（2）关于党团的运用

　　党团是本党领导民众的壹种有力的工具，以前本党总章第80条规定：“在秘密、公开、或半公开之非党团体，如工会、俱乐部、会社、商会、学校、市议会、县议会、省议会、国议会之内，本党党员须组成国民党党团，在非党团体中，扩大本党势力，并指挥其活动。”所以工会中本党同志，必须组织党团，受所属党部的指挥，从事活动，这是不成问题的。本党过去的工运工作，对于此点，似乎不甚努力，大多数的工会，都没有党团的组织，有少数同志，不明了党和工会组织上的关系，竟把党的组织和工会的组织混而为壹，壹方面丧失了党的活动之特殊的意义，壹方面使工人群众对党和工会观念模糊不清。所以本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党和工会之关系，有下列的决议：

　　壹、党为政治目的相同的组织，工会为经济目的相同的组织，党对于工会，在政治上立于指导地位，但不使工会失其独立性。
　　二、工会中之党员，应做成工会之中心，其组织与党的组织不应混合，其经济尤其对分。
　　三、党的政策可以影响于工会之政策，但不能使工会全无政策，失却民众之主张地位。

　　上述的三条决议，关于第壹条的所谓“指导，”关于第二条的所谓“做成工会之中心，”关于第三条的所谓“影响于工会的政策，”都须要党团的运用，由此可知要希望本党劳工政策深入于劳工群众中，党团的组织是的确急不容缓的。

　　有人以为，本党在秘密时代，需要党团的组织，在公开时代，可以无须要党团的组织，这种主张实在和“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主张，犯同样的错误。要知道党员固然是民众的壹份子，但是民众未必个个都是党员。党员和壹部分民众或许能够明了党义，但是大部分民众未必个个都能够明了党义。劳工团体的分子，既然未必个个都能够明了党义，当然决无个个都能够明了本党劳工政策之理。要求不明了本党劳工政策的劳工团体的分子，能够奉行本党劳工政策，全赖本党党团的运用得法，况且党团的作用在秘密时代，可以扩大本党的势力，在公开时代可以防止反革命者的离间煽动。

　　至于党团运用的方法，有下列7种原则，是应当特别注意的。

　　1.应当绝对服从所属党部的指导。
　　2.壹切决议和互动应当完全根据本党的政纲和政策。
　　3.应当运用团体的多数决议执行壹切事务
　　4.应当取得民众团体的重要职务为活动的中心。
　　5.应当用劝导或感化的方法取得民众的信仰和服从。
　　6.应当严守秘密。
　　7.党团的纪律应当特别严厉绝对不能宽容。

　　（3）关于工作人员的训练

　　工会工作人员，就是指工会的理事监事干事书记等壹般人而言，工会工作人员对于工会壹般的会员，犹之民主国家的官吏对于壹般的人民，工作人员是有能而无权者，会员是有权而无能者。要求国家富强，必须有良好的官吏，要求工会健全，必须要有良好的工作人员。所以训练工会工作人员，是健全工会组织之必要步骤。训练工会工作人员的方法，可以分两方面来研究：壹是对于理事监事干事的训练，而是对于书记的训练。

　　（壹）对于理事监事和干事的训练。理事监事和干事是由工友们推举出来处理工会事务的，负有对内训练工友，对外代表工友的使命，责任非常重大，所以应当由所属党部预定训练计划及训练期限，按期召集各该人员加予训练。凡新被选为理事监事或干事者，均应受此强迫训练。训练期间准予向资方请假并照领工资。

　　（二）对于书记的训练。书记是工会的雇员，但是因为其知识程度比较工人略高，所以工友们往往容易受其指导。倘使工会书记不得其人，对于工会的進展，势必大受影响。对于工会书记的训练，最好由党部来举办壹种工会书记训练班，专收本党同志，规定资格、程度，及训练期限，训练完毕之后，由党部给予证书，凭此证书方可担任工会书记，无此证书者，不准工会雇用。

　　关于训练工会工作人员的具体计划，我于去年曾经替伤害特别市执行委员会拟过壹篇工会书记检定规则，经市执行委员会议决通过呈报中央党务委员会备案。后来试办了壹次，成绩很好，所以今年市执行委员会把这个办法索性扩大了，设立壹个工会书记训练所，现在已经着手招生了。现在把这种规则和计划大纲附录于后，籍供参考。

　　《上海特别市工会书记检定规则》

　　第壹条 凡本特别市区域内各级工会之书记须壹律受工会书记鉴定委员会之检定。
　　第二条 工会书记检定委员会由上海特别市党部派员四人，上海特别市社会局派员三人，组织之指定市党部派员为主席
　　第三条 受检定之工会书记应具下列资格：1.党员。2.初中毕业或有同等程度者。
　　第四条 受检定之工会书记须填具志愿书履历书及本人最近2寸半身相片送交工会书记鉴定委员会。
　　第五条 工会书记检定方法：1.根据第三条之规定审查各该工会书记之资格。2.审查各该工会书记过去之行为有无违反党义政纲及腐恶言行者。3.考试下列各科：1、民权初步2、三民主义3、政治常识4、公文程式5、关于工运之各种常识。
　　第六条 检定合格之工会书记由工会书记鉴定委员会分别发给证书。
　　第七条 此项证书之有效期间定为2年逾期须另受检定
　　第八条 检定合格之工会书记如犯下列各项之壹者由市党部取消其资格。1.开除党籍或停止党籍在半年以上者。2.犯刑事处分者。3.发现腐恶行为查有实据者。4.欺骗工友查有实据者。5.不遵守党部政府之指导监督者。
　　第九条 各级工会不得聘任不合格或业经取消资格之工会书记，其已聘任者应即撤换，如不服从由社会局惩戒之。
　　第十条 本条例经中央常务委员会核准后施行，修正之权亦在中央常务委员会。

　　《上海特别市工会书记训练所计划大纲》

　　壹、缘起。本市工运向为发达工会数量曾在党政机关登记注册者已达300之多然其质量则犹不能尽如我人之理想大多数之工会会员犹待本党之加紧训练市民训会以为训练之道虽不壹端而指导深入民间之工会书记使其分担领导群众之责则收效必宏无如现下各工会书记才具优越工作努力者尚属少数大多数之书记上也者只能撰拟文稿掌理记录中也者则敷衍场面坐耗会款下也者则或献媚资方出卖工友或勾结匪类煽动风潮其害不可胜宣市民训会惄焉忧之因有工会书记训练所之设而由工会书记训练委员主其事务终于壹年半载之间造成若干健全之书记派赴各工会视事上海工会庶有豸乎

　　二、训练目标。本所训练工会书记政治教育健康教育生计教育休闲教育语言文字教育社会交际教育等均所注意将来毕业之学员应使具备下列各条件：1.了解并信仰三民主义2.了解普通的社会科学3.明了国际形势及列强加我之压迫4.明了有关工会之各项法规并具粗浅之法律知识5.养成运用四权之能力6.能任童子军教练员7.有通常急救之知识与技能8.能组织各种合作社9.能作足球篮球网球等游戏10.能当众发言并能主持会务11.能作文作图绘画12.有服务社会之精神13.有亲近工人意愿与习惯14.有教育工人之能力

　　三、组织。本所之组织如下。（甲）所长总理校务（乙）教务主任1.编制课程2.调制学籍3.物色教师4.实习指导5.考查学院成绩（丙）训育主任1.管理学员日常生活2.指导学员课外作业3.陶冶学员精神人格4.处理学院出席缺席5.掌理学奖惩事项（丁）总务主任1.掌管经费2.处理膳宿3.撰拟文稿4.保管图书5.日常庶务

　　四、经费。本所拟招学员50人予以6个月之训练由本所供给膳宿书籍及服装等费每月约需1200元6个月共需7200元（另附）

　　五、学程。本所每日上课8小时上午8时至9时为早操下午4时至5时为业余运动其余6小时为学习时间兹规定事呈如下：

　　（课程.学分）党义4/童子军训练3/注音符号1/劳工问题2/工会书记须知2/工会之组织与训练2/民权初步2/革命纪念节演说1/帝国主义研究压迫中国史略2/公文实习（注重实习）3/合作组织2/七项运动研究1/统计常识2/政治常识2/法学常识2/社会学大纲2/经济学大纲2/社会心理学大纲2/劳工教育概论2

　　六、学院资格

　　（甲）年龄：18~35岁（乙）人品：品行端方体格健全（丙）学历：1.中等学校毕业执有凭证者2.高等小学毕业服务三年以上有切实证明者3有.相当程度而曾任小学教师二年以上有切实证明者4.曾在党部服务壹年以上有切实证明者5.有相当程度努力民众运动着有成绩者（丁）党籍：本党正式党员或预备党员（戊）志愿：1.绝对受本党之指挥2.毕业后至少须为本党服务2年以上3.如在2年内变更职业而不得本党部之特许者须偿还训练期内全部费。4.入学时期须觅妥负责保障上项条件。

　　（四）关于壹般工友的训练

　　壹般工友，人数很多，当然不能专由党部负责训练，应当由各该工会负责人，分任训练之责。最好的方法，由党部负责训练工会的负责人，由工会负责人负责训练壹般的工友。党部对于训练壹般工友的计划，应当预先规定，发交各工会负责人遵照办理。同时规定工作报告表，限定每星期或每半月必须报告壹次，以备查考。

　　训练壹般工友的计划，应当注重训练其政治经济常识，和工作技能的增進。中央规定的七种下层工作，如识字，合作，卫生等运动，亦当酌量分配加入。倘使政府能够筹得的款，专办劳工补习教育，规定凡是劳工都应当受6个月或1年的补习教育，则关于训练壹般工友的责任，壹部分可以委托这种补习学校去负责了。

　　（五）关于政治要求的努力

　　中国工人对于政治，向来是抱定不闻不问之宗旨的，直到本党革命军兴，推翻了满清政府之后，工人们才渐渐地注意到政治，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工党，大概就是工人从事政治运用的开端吧。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关于为政治要求而罢工的事件，最值得吾人注意的，有民国14年5月30日的反英日帝国主义的罢工，和民国16年2月18日和3月20日的反军阀的罢工。

　　中国工人目前的痛苦，大部分是帝国主义者和军阀所造成的。帝国主义者运用他们的雄厚的资本，把在本国销不完的制造品，运到中国来销售，夺取中国土货的销场，减少中国工人工作的机会。又凭借不平等条约的规定，在中国设厂制造，利用中国廉价的原料，榨取中国工人的血汗。军阀则依附帝国主义，勾结资产阶级，把持地盘，操纵政权。为要帝国主义者供给杀人的武器，不敢不替帝国主义者保持其特殊利益，消灭革命势力。为要资产阶级供给维持其生命的经费，不能不替资产阶级保镖、压迫劳工。由此可知，工人的利益，和帝国主义者和军阀的利益，是绝对相反的。有了工人的利益便没有帝国主义者和军阀的利益，有了帝国主义者和军阀的利益便没有工人的利益。所以中国工人要求经济斗争的胜利，不能不同时努力政治斗争。要能够把有害于工人经济斗争的帝国主义者和军阀的势力消灭，然后工人经济斗争的胜利，才有希望，劳工解放的呼声，才能实现。这就是总理所谓：“中国工人不只是反对本国资本家，要求减时间、加工资，完全是吃饭问题，最大的问题还是政治问题。”所以中国工人目前关于政治要求的努力，应当是消灭帝国主义者和军阀的势力，造成自由独立的民主国家。工人们要能够在政治上取得了平等的权力之后，已得的利益，才得保持，根本的企图，才能顺利進行。

　　（六）关于经济要求的努力

　　经济要求的意义，不但指增加工资，减少工时，就是其他壹切的待遇问题，亦可包括在内。因为这些问题，表面上虽与经济问题不同，实际上与经济问题颇有关系。中国工人工资的微薄，工时的延长，和待遇的不善，这是尽人皆知的，固然在全国皆贫的中国，不能和欧美帝国主义的国家相提并论，但是站在三民主义的立场，对于壹般劳苦的工人，至少应当表示同情，设法予以解放的机会。

　　关于改良工人状况的具体事件，本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有下列的决议：1.制定劳工法；2.主张8小时工作制，禁止10小时以上的工作；3.最低工资之制定；4.保护童工女工，禁止14岁以下之儿童作工，并规定学徒制；女工在生育期内，应休息60日，并照给工资；5.改良工厂卫生；设置劳动保险；6.在法律上工人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绝对自由；7.主张不以资产及知识为限制之普遍选举；8.厉行工人教育，辅助工人文化机关之设置；9.切实赞助工人生产的消费的合作事业；10.取消包工制；11.例假休息照给工资。

　　工人关于经济要求的努力，上述的11条，是目前努力的目标；但是不能算是工人最后的目的，劳工完全解放，才是最后的目的。工人要求完全解放，非在国民革命成功之后，是决不会实现的。所以工人们，应当努力参加国民革命，壹方面为中华民族而奋斗，壹方面为工人阶级而奋斗。至于工人们，在经济斗争的过程中，和外国资本家斗争，应当维护民族资本，和本国资本家斗争，应当维护国家资本，这是三民主义的劳工政策，在经济方面的主要原则，是工人们所不可不知的。

第四章 结论



　　关于中国国民党劳工政策的意义、基础和纲领，在前几章已经详细讨论过了。本章想把劳工行政的意义，劳工行政和社会行政的关系，劳工行政和劳工运动之不同及其关系，中国国民党劳工行政的立场，中国国民党劳工行政人员应负的责任与其应有的认识，和中国国民党党部对于劳工们应负的责任及其和劳工行政机关相互的关系，再来加以研究和讨论，作为本书的结束。

　　劳工行政是中国政界上的壹种新任务，在军阀时代是没有的。劳工行政的意义，简短的解释，政是众人的事，行是执行，执行劳工群众的事务，就是劳工行政。劳工群众的事务就是劳工们本身的事务，详言之就是关于劳工们的衣、食、住、行、养生、送死等等的事务。劳工们在工厂工业未曾发达之前，生活尚不成问题，所以在那个时代关于劳工行政的事务完全由普通行政机关受理；后来工厂工业渐渐发达，劳工问题日趋严重，劳工行政事务日繁，于是乎才有单独处理劳工事务的劳工行政机关之设置。劳工行政是根据于劳工政策的，劳工政策是社会政策的精神，这是因为社会问题常把劳工问题为中心而生的当然的结构，即#P100#之社会政策发达的辙迹，也毫无疑问。所以劳工行政和社会行政的关系，就是劳工行政是社会行政的枢纽，社会行政如果要有良好的成绩，不能不特别注重劳工行政。

　　劳工行政和劳工运动，其不同之点有三：壹，从事劳工行政的人，不必定是劳工；但是劳工运动完全是劳工们的运动。二，劳工行政是政府的壹种任务；劳工运动是民众的壹种运动。三，劳工行政是根据政纲政策执行关于劳工们的事务；劳工运动是根据民族的需要、劳工们的需要，由劳工们自动起来从事的壹种运动。劳工行政虽则和劳工运动不同，然而二者确有很密切的关系：有劳工行政而无劳工运动，则革命的队伍中失去了壹支强有力的军队；有劳工运动而无劳工行政，则大多数革命的劳工们失去了壹个指导好保障者。

　　中国国民党的劳工行政是根据劳工政策的，劳工政策是根据于总理的遗教和党的决议。中国国民党是保障大多数被压的农工群众的利益，同时也保障其他民众的利益，于此有壹个问题：企业家所希望于政府的是发展实业，劳工们所希望于政府的是扶助劳工，双方希望不同，政府的行政是不是有冲突呢？我根据总理的民生主义，找到两个解决的方法：其壹是对企业家说的，就是：“企业家要站在扶助劳工的立场谋发展实业，实业才有发展的希望。”其二是对劳工们说的，就是：“劳工们要站在发展实业的立场谋扶助劳工，劳工才能得到真正的利益。”有人以为发展实业尽可不顾到扶助劳工，其实是大大的错误：要知道现在的劳工决非19世纪的劳工可比，19世纪的劳工或许可以欺骗利用，20世纪的劳工已经有相当的觉悟了，已经都知道自求解放了，我们只要看目前劳工运动的风起云涌可想而知了。所谓“以力服人不如以德服人，”所以至今如果还有头脑简单的企业家，作这种梦想的，我敢断定他的实业是决无发展的希望。也有人以为扶助劳工尽可不顾到发展实业，这也是大大的错误：要知道中国劳工们生活之所以困难，以前的政府没有保障改善的方法，和资方的蔑视，当然也是壹个重大的原因。然而“求过于供则价贵，供过于求则价贱”这是经济学上的壹个原则，劳工们的改善生活问题，决不能超出这个原则之外。所以劳工们要希望改善生活，必须注意发展实业，实业发展才是劳工们改善生活的正途。所以中国国民党劳工行政的立场，简短地说，就是下列两句口号——站在扶助劳工立场上发展实业，站在发展实业立场上扶助劳工。

　　劳工行政既然就是执行劳工群众的事务，则劳工行政人员当然是执行劳工群众事务的人员了。劳工行政人员的任务，就大概而论，是：1.关于劳工们壹切生活状况的调查统计及筹划改良事项。2.关于劳工们的失业统计及救济事项。3.关于劳工团体的注册和保护监督等事项。4.关于调查并规划改良工厂设备和劳工们的待遇事项。5.关于调解劳工或劳工团体互斗和劳工与其他各界个人或团体的纠纷事项。

　　在党治之下，从事劳工行政的人员，固然不必要是劳工，不过凡是从事劳工行政的人员，至少应当有下列的认识：

　　壹、认识党的劳工政策。不认识中国国民党的劳工政策，当然不配做党治下的劳工行政人员。中国国民党的劳工政策，不是资本主义国家所行的社会政策；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政策，不过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设法补足若干社会的缺陷罢了，是妥协的，不革命的。中国国民党的劳工政策，也和共产主义的劳工政策不同；因为前者是壹民族的立场，后者是壹阶级的立场，阶级立场的劳工政策，在既贫且弱的中国，不但不相宜，而且是有害于劳工们的。

　　二、明了劳工们的实际生活状况。不明了劳工们的实际生活状况，也不能担任劳工行政的事务。因为劳工行政是完全负责执行机关于劳工群众之事务的，既不明了劳工们的实际生活状况，试问怎样去执行劳工群众的事务？如果贸然从事，岂不辜负了本党特别划分劳工行政的本意！

　　其他凡是不愿和劳工们接近，或但求茍安无事，不为劳工们兴利弊害的，当然都不配担任中国国民党劳工行政的事务。

　　至于中国国民党党部对于劳工们应负的责任，及其和劳工行政机关的关系，就大概而论，党部负指导的责任，政府负监督保护的责任。党部对于劳工们的活动，固然是应该负指导的责任，但是同时也当了解和尊重工会的独立性。党部对于政府有监督的特权，这是党治下的特色。但是监督不就是干涉，党部对于政府的设施，认为有不妥，或违反党义或党纲之处，党部尽可以呈报上级党部，由上级党部咨询同级政府训令纠正之。倘使因为政府的设施不妥，便越俎代谋，那不是监督简直是干涉了。因为党部和政府各有独立的系统，虽则说壹切权力属于党，然而界限究竟不能不划分明白。党部的主要任务，当然是宣传和组织，可是解释党政府现行的壹切政策，似乎也不能不承认是党部任务之壹种，因为在党治之下，党部和政府名义上虽则是两个机关，实际上究竟是壹家人，是信奉同壹主义的，所谓“壹而二二而壹”者也，所以应当互相亲善勉励，通力合作，庶几党治精神才有实现的希望。

三民主义的土地理论 写于不同历史时期 整理于二零二一年

平均地权是中华民国国父孙文所倡三民主义中民生主义的重要思想之壹。在平均地权主义里边，因为国家规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征收法和地价税法，让私人所有的土地由地主估价呈报政府，使国家得以就价征税，并于必要时依所报价收买该幅土地。平均地权同时规定，自报价后，土地所增加的价值，归诸公有（涨价归公）。平均地权旨在调和自由主义经济制度所采行的土地私有制度及射秽主义经济制度所采行的土地公有制度，目的在防止土地集中在少数人的身上。在平均地权里，土地之所有权被分级，国家拥有上级所有权，人民拥有下级所有权，且无论是政府或是人民都没有绝对之土地所有权。

据孙文所言，平均地权之起源可回溯至中国周代的井田制度，并表示“平均田权者，即井田之遗意也。井田之法，既板滞而不可复用，则惟有师其意而已……。井田制的道理，和平均地权的用意是壹样的。”除受中国传统诸思想启发外，三民主义教科书常指出平均地权的提出也被学者认为是受到了当时世界各其他学者的影响。如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弥勒的主张之《地租归公论》，认为土地具有自然知性能，是属于全人类的财产，不应由任何私人所独占，故其价的自然增值需以课税之方法收为公有。又如美国的亨利乔治倡行之“地单壹税”制度，也是认为土地系天然物，是 上帝所创造给全人类的恩赐，所以个人无权据为私有，社会应以单壹税的方式税去地主由土地私有权获得的价值。另如同时代领导德国地改革运动之政治家达马熙克也提出以地价税制收取地租归全国人民的共享，且其之增值应全部归公之作法。

孙文认为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要素，亦为国民发展经济、实施国家建设、创造社会财富、缔造民众福祉所必须之资源。因此，人地关系是否健全合理，与民生苦乐、民族安危、国事兴衰、社会文野等议题均息息相关。孙中山极为重视土地问题，并主张中国要解决社会问题，为了“不蹈欧美覆辙”，就必须先解决土地问题。

在兴中会后，孙文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重定华侨致公堂章程》内第二条中便已载明：“本堂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此为平均地权在正式文件中之第壹次出现。翌年，同盟会成立，仍以“平均地权”为四大政纲之壹。其后，孙文先提出以三民主义为建国最高准则，将平均地权列为三民主义之重要部分。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国民大会制订《中华民国宪法》时，仍依据“国父遗教”将平均地权记载于第壹四二条内，列为基本国策。

理论涵义

根据《中国同盟会军政府宣言》说明，平均地权之意义为：“文明之福祉，国民平等以享之，当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革命后社会改良進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肇造社会的国家，俾家给人足，四海之内，无壹夫不获其所，敢有垄断以制国民之生产者，与众共弃之”。故平均地权之涵义，被认为是在经济方面，将土地未来因经济发展而产生之增值归与公众平均享有；在法治方面，将私有土地所有权之实质加以变更使国家对土地取得最高支配权；目的则是避免私人垄断土地而妨害国计民生，并使土地所有权之行使不妨碍公众的利益。

与共产主义有所不同的是，孙文并不不希望利用政治力量对土地实体進行壹次平均分配，因为“从实均地仍是不平”。孙文反对将土地壹律收归国有及废除土地私有制度，相反的，他被认为希望保留土地私有制度之优点，并防止其缺点，让土地政策同时具有土地国有之实质而无其弊害。孙文曾表示：“若能将平均地权做到，那么社会革命，已经成功七、八分了”。

根据孙文理论，平均地权制度之具体实行办法包括“规定地价”、“照价征税”、“照价收买”、“涨价归公”等四大纲领。每壹纲领皆具有其独立意义与功能，但也互相影响，相辅相成。其中，规定定价属于“基础工作”，照价征税与涨价归公为“主要手段”，照价收买则称为“重要之控制办法”。总体来说，平均地权整个制度在实施方法上的设计，需首先以“规定地价”区分土地权力的公私界线，藉“照价征税”与“涨价归公”收取土地之地租予自然增值，并以“照价收买”使“申报地价”趋于合理。借由平均地权的制度，孙文希望能调剂社会上的土地分配，防止私人囤货投机垄断，从而达成三民主义中重要的“地尽其利”与“地利共享”目标。

政治法律观点

根据孙文的见解，在法律上，完整的土地所有权包含四种子权力：支配权、管理权、使用权及收益权。孙文认为，在中国古代，此四种权利的分配方法是把支配权和管理权归之政府，使用权及受益权则归于个人，而他提出的平均地权理论，则是将这四种权利做“横向分割”，即支配、管理、使用、收益等四权均部分属于国家、部分属于私人。换句话说，平均地权允许“土地国有权”（上级土地所有权）及“土地私有权”（下级土地所有权）的同时存在，且此“国有”及“私有”之间的界线可以依实际需求弹性调整。根据孙文的看法，“土地国有”可以出发挥“计画经济”体制中的的分配功能，而“土地私有”则能发挥出“自由经济”制度中的之生产功能。孙中山认为，只要遵守下级土地使用权不得抵触上级土地所有权的前提，实施平均地权就能够同时解决“土地分配”及“土地利用”此二问题。

在孙文的理论中，国家只有在公共建设或是社会福利有必要时才会就需用之土地行使其“上级所有权”，在壹般的场合，人民仍可以進行基于其“下级所有权”之土地利用行为，并由政府照价征税，收取土地之“天然地租”及“社会改良价值”。根据后世亲国民党系学者的研究观点，平均地权理论与共产主义观念的最大不同是在于孙文所提到的“土地国有”理论，其意思仅限于“国家拥有上级土地所有权”的范畴，而非而如共产主义将壹切土地绝对地收归国有，共产党作为责任主体行使国家所有权。因为土地的天然营养能力或负载功能所产生的自然收益，属于素地租金，在中国成为农业增值税 村提留乡统筹被中共占有。因为社会進步文明发展而增加的社会收益，社会增值或者自然增值而增加的收益属于经济地租，在中国成为土地出让金的收入与高房价收入，被中共占有。因为土地所有权人对土地投入劳动或资本所生之收益属于改良价值所形成之收益，在中国属于耕地占用税被中共占有。中共根本就没有消灭土地剥削，而是成为土地剥削的受益者。

经济学的观点

孙文早期研究土地问题的观点，始于讲求地利，例如在民国建立以前，他便曾多次上出满清朝廷，建议“地尽其利”、提升人民福祉。在决心发动国民革命之后，作为革命政纲之壹的平均地权理论便认为延续了这种主张。在孙文看来，壹切的经济行为都是以追求欲望的最大满足为目的，而为了谋求欲望的满足，国民就必须努力生产，而生产的主要目的就在于分配资源以供大众享用。因此，以土地的利用与分配乃是息息相关、互为因果的两面：如果有优秀的土地分配制度，就可以促進技术的改良，而如果有利用技术的改良，则可以强化地利、增加利益。如此良性循环，便是孙文眼中理想的土地所有权制度；而相反的，个别投机土地、想靠房地价上涨买低卖高的投资客，则不被孙文所欣赏。

孙文认为，如果人民持有土地，仅仅是把他作为投机图利的工具而不加以更有效利用，则政府可随时“照价收买”，以务求更经济的土地使用方法。在实行面上，孙文认为，如“荒地”、“空地”或其他“利用不良”的土地，政府无须采用其他的惩罚方法，只需正确实施“照价收买”原则，即可有效促進该块土地在生产过程中的受利用程度。而“涨价归公”则可以進壹步地打击土地投机者，让其无利益可图，并让真正需要土地的人可以拥有土地，达成“除非真正需要土地之人，不愿拥有土地”的目标。

在孙文的观点中，公私权利应该要能相互调和、分工合作，努力达成“地尽其利”的终极目标。因此，因此在平均地权中，孙文对私人投资改良所造成的土地增值价值给予周全保障，不容剥夺。在“照价收买”层面上， 孙文认为在收买过程中，人民在收买地上的原投资设施价值也获得政府公平补偿；而在“涨价归公”层面，孙文也主张对于个人投资改良所造成的土地升值，也不列入归公之标的。另外，他也主张为鼓励人民尽量使用土地，凡是个人施于土地上之劳力资本所形成的价值，也都可以免征地价税、降轻国民负担。

分配正义观点

孙文民生主义的重要目标之壹，在于改善社会财富分配，谋求其眼中理想的“均富社会”。平均地权便是民生主义的重要手段之壹。在民国十年（1921年），孙文便曾表示：“有土地的人，便壹日变富壹日；没有土地的人，便变壹日变穷壹日，所以土地的问题，实在是很大的，我要预防这种由于土地的关系，有贫者越贫，富者越富之恶例，便非讲民生主义不可，要讲民生主义，又非用从前同盟会所定平均地权的方法不可”。孙文认为，平均地权制度之设计，就改善社会财富分配观点来说，应当要从土地所生之收益的合理分配做起。孙文认为土地收益形成的原因有分成三种：

因为土地的天然营养能力或负载功能所产生的自然收益，称为“素地地租”，
因为社会進步文明发展而增加的社会收益，称为“社会增价”或“自然增值而增加之经济地租”，
由于土地所有权人对土地投入劳动或资本所生之收益，称为“改良价值所形成之收益”，
在孙文的平均地权思想中，除了第三种改良价值收益之外，前两者之果实皆不应当由私人独享。前两种凡非属土地所有者个别努力劳动结果所生的利益，孙文认为都应概括由公众平均享受，“地利共享”，而不能容许私人坐享不劳所得。

为了达成“地利共享”的宗旨，孙文建议当先采用“规定地价”的方法，先划分公、私有地权的界线，让个人的土地权利限于其所申报的地价，并由政府照价征税，使其“素地地租”逐年归于公有，让土地的自然之力不被私人不劳享有，并辅以“涨价归公”纲领，收还“社会增价”，与大众共享。对于未来有迅速增值潜力的土地，孙文建议政府政府实行“照价收买”，進壹步使未来上涨之地价及未来的衍生价值全部同样归公，以谋求富强国家、降低人民税捐负担。

杜绝土地投机

“ 世界有壹公例，凡工商发达之地，其租值日增，若香港、上海，前壹亩值百十元者，今已涨至百十万有奇。及今不平均地权，则将来实业发达之后，大资本家必争先恐后，投资于土地投机业，十年间举国壹致，经济界必生大恐慌。……地权既约，资本家必舍土地投机事业，以从事工商，则社会前途，将有无穷之希望。盖土地面积有限，工商业之出息无限，由是而制造事业日繁，世界用途日广，国利民富，莫大乎是。否则，我辈推翻专制，固为子孙谋幸福，而土地壹日不平均，仍受大地主大资本家无穷之专制耳！ ”
——孙文，民国元年（1912年）五月四日，于广州东园对新闻界欢迎会演讲〈民生主义之实施〉讲词

“ 其地方之发达進步，必有出人意料之外者，而其影响于土地必尤大。如童山变为山林，石田变为沃壤，僻偶变为市场，前者值数元壹亩之地，忽遇社会发达進步，其地价乃增为数百元、数千元壹亩者不等，有其地者，不劳心、不劳力，无思无为，而坐享其利矣。以众人之劳力集思以经营之社会事业，而其结果，则为百数十之地主坐享其成，天下不平之事孰过于此，此地价不可不先定，而后从事于公共经营也。 ”
——中华民国《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第三项

孙文认为，实施平均地权，首先需“规定地价”，而后照地价征税，逐年收取“素地地租”，执行涨价归公，使将来自然增加而提高之土地价值，也归于公享。另外，孙文也建议“规定定价”的实施过程中可达配“照价收买”進行，使下级土地所有权人合理报价。另外，政府也可配合公共需要，基于“上级所有权”的的运作，破除私人对于土地的长期私有垄断，防止不动产价格飙涨，使持有土地者无投机暴利可图。孙文对于土地分配的目标是希望能达成“除非真正需要土地之人，不愿拥有土地”。后世三民主义学者则進壹步认为，维持合理的地价水准，达成由自用土地之人与自耕农拥有土地的理想状态，不但能有效促進土地利用，还可以解放原本冻结在土地投机事业的闲置性资金，使市场上的资源流向生产制造业，减少国民经济果实被高房地价绑架的“陷阱”，能带动整体经济之健全发展。

规定地价的理论要领

平均地价被认为是平均地权中最基础的工作，旨在确认地价公平合理，藉以适当划分土地权益的公私界线。在规定地价的设计中，凡是以核定之地价与斯人投资改良价值及其应得之利益，归给私人所有，而天然所给予及社会恩惠，则归公。平均地权中，无论是照价征税、涨价归公或是照价收买，均需根据公平地价核算，才能发挥其顺利收取土地之自然及社会利益的目的。

规定地价之要领，在于简政便民原则之下，求得正确之地价。如果要求得此种正确之地价，依照孙文观点，应当先除去土地上改良物的价值。因为附着于土地上之改良物若不扣除，就非纯粹之地价。其次是应剔除因历年来投资改良而融合于土地中的劳费改量价值，因为土地近乎未改良时的原始价值，才被为是真正的土地原价。对孙文来说，此种土地未经改良前的原始价值十分重要，因为他理想中的正确土地税税额必须以此种土地原价为税基，而不能以已有附着物后之价值来课征。因为他认为因为个人投资改良所新增的土地价值，就经济学来说应该属于“工资”或“利息”，而不当被视为纯粹地租、不当被当作课税标的，否则影响私人投资意愿。

地价计算

至于正确之地价的求得方法，孙文认为不应该使用“土地市价扣除改良价值”的判定方法，因为技术上太过困难；他认为应采取以政策为主的报价法，也就是让人民自己申报地价的方法。根据他的想法，壹个良好的地价申报机制应当为：

“ 随地主之报多报少，所报之价，则永以为定；此后凡公家收买土地，悉照此价不得增减；而此后所有土地买卖，亦由公家经手，不得私相授受；原主不论何时，祇能收回此项所定之价，而将来所增之价，悉归地方团体之公有。 ”
——孙文，民国九年（1920年）春手订《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

“ 调查地主之所有土地，使自定地价、自由呈报，国家按其地价，征收地价百壹之税，地主报价高昂，则纳税不得不重；纳税欲轻，则报价不得不贱，两者相权，所报之价，遂不得不出之于平。国家具其地价，载其户籍，所报之价，即为规定之地价。 ”

——孙文，民国元年（1912年）十月十五日至十七日于上海对中国社会党演讲〈射秽主义之派别与方法〉讲词。

在孙文看来，只要采取此种让地主自行申报土地价值的方式，就可以避开地价登录不实的可能，因为地主将不愿高报地价而增加赋税而，也将不愿报低地价而未来在照价收买和涨价归公时吃亏。

依孙文想法，壹旦地价呈报公家机关之后，壹切公私经济行为、国家颁布法令，均要以地主所定地价若干分之壹为标准；例如将规定以土地抵押融资者，不得担保超过法定地价百分之几的金额；同时，国家对于土地利用上壹切的辅助措施，如农贷、建筑贷款及其他支助办法，也将悉以此地价为标准。此事实上较为合理之价，被后世三民主义学者认为是壹种“政治的，而非经济的”的政策方法。

规定时机

依照孙文手订《建国大纲》及《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规定定价的最佳实施时间，为地方自治开始实施之后，地价尚未因为经济起飞高涨之前，并且只实施壹次。选择在该时间点，是因为必须“趁此资本未发达，地价未增加之时，先行解决。较之欧美，其难易有未可同日以语。”。孙文以为，只要壹国之经济开始腾飞之后，土地价格必然飞涨，百姓买屋买楼必然困难，此时资产阶级也不易接受新制度，平均地权便会有其难度。另外，孙文也认为规定之后，地价应“永以为定”，不再重新调查。

与孙文的“永以为定”不同，后世的三民主义学学者普遍认为地价的规定，在必要时机时还需留以重新举办的空间，不当壹成不变。因为涨价归公在技术上，必须等待土地下级所有权有转移时才易课取其自然增值。虽然，但是早在土地未移转前，因为社会進步、政治改良，就已造成土地自然增值的事实，其土地收益能力也早已水涨船高。在这样的情形下，如果仍坚持地价永以为定，则私人照价征税的负担不变——甚至因为货币通货膨胀而减轻，会使原本应该回归公义的社会公产因为融于私有权力之上而连带被私人所获利。如果规定地价真的“永以为定”，必然导致个别私人存在不劳而获的空间，与平均地权的初衷相违。

照价抽税的理论要领

照价征税就是政府按照规定地价之后的土地原价，对土地持有者逐年课征地价税的过程。照价征税的目的在于以赋税的方法，将非私人所应享有的经济地租回归给社会大众共享。在孙文的理论中，照价征税的税赋额应与经济地租的大小成正比，而又因为经济地租为土地所有人自土地所获得的纯收益，因此在政治意义上，土地税就相当于壹种“所得税”，因此不能转嫁，必须要有土地所有人直接自行负担。理论上，在实施照价征税之后，地主为了降低地价税负担，就不得不投资劳力、资本，谋求改良土地土地的生产力，连带导致土地利用得到進壹步优化，接近“地尽其利”；此外，照价征税的另壹个主要目的在于制衡地主在申报地价时可能以少报多的情况，以追求经济公平。

计价方式

孙文认为，中国传统的土地课税制度，只有以面积以及地的上、中、下等来区分，级距差异过大，并无法与现实接轨。孙文认为，地价税应该要以地价的高低而定，贵地收税多，贱地收税少；因为贵地通常在繁荣之处，其地多为富人所有，“多取之不为虐”，然而贱地常在穷乡僻壤，多为农人贫民所有，此必须从轻课征。孙文认为如果使用地价课税，就可以摆脱当时20世纪初期中国土地税负不公的情况——在当时壹线城市的壹亩土地收税仅数元，与乡下任壹相同面积相同肥沃度之田野相同，他认为显然不公平，而如果按照地价缴纳则无此病。另外，孙文也提及该地价税的课征仅限于土地的“素地”而已，不算后期的人工改良与地面建筑，以促進人民改良土地的价值、多做集约用途，迈向“地尽其利”。后代的三民主义学学者认为，此思想与美国人亨利乔治的地价税思想相当类似。

累進税率

另外在课税方式上，孙文则主张采用累進税率，拥有土地面积越多者，赋税比例越高。原因在于，如果不实施累進税率，若要求政府税源充足、财政稳定，则必须仰赖重税主义，而若土地税率壹律等于通行投资年利率的水准，虽然可以可收取钜额的经济地租，但同时也会造成少额自用土地所有权的人不胜负荷；而相反的，如果统壹减轻地价税税率，又将无法防止大地主挟资投机有关土地，导致土地分配逐渐不均，无法达成地价税之初衷。所以为了兼顾理想与事实，孙文建议地价税的课征应采用累進税税率，以在减轻小额土地所有权人压力的同时让国家可有丰富的财源。而关于累進之最高税率，孙文虽然从未提及，但根据后世三民主义学学者解读认为，理论上则应与通行投资年利率相当，如此才能将不劳而获之素地地租收归全民共享。

照价收买的理论要领

照价收买是指国家得以依照私人申报之地价，基于公权力的行使，强制收买其土地并取消私有的下级土地所有权的行为。孙文认为照价收买行为，本质上上属于原始取得，与私法关系中的买卖行为有别。此壹制度，孙文认为，乃是国家本于“上级土地所有权”的拥有，为防止“下级土地所有权”运作有所偏差而成的。在平均地权的四个纲领中，照价收买是重要的控制办法。照价收买能于规定定价时控制申报地价趋于正常，使造价征税与涨价归公得以顺利实行，并在调节土地分配及促進土地利用时，有效发挥国家对土地之最高支配权，阻止土地投机及消除不劳而获。孙文并提及，政府在照价收买时，应当要对地上改良物壹律另给予公正的补偿，充分保障私人改良土地之权益价值，以继续鼓励民间投资、促進土地利用。另外照价收买也可协助政府施政，节省开发经费充裕未来政府建设之财源，作为促進国家开发建设的手段。

征用方式

孙文认为，为了实施照价收买，政府与在核发土地所有权状时，应连带载明地主所报之地价，并注明政府可照此价收税或是收买，并再次确认政府对于该块土地的“上级所有权”。后世三民主义学者认为此想法与德国拥有胶州湾租界时所实施的“先买权”制度相当类似。

“ 国家在地契之中，应批明国家当须地时，随时可照地契之价收买，方能无弊。如人民料国家将买此地，故高其价；然使国家竟不买之，年年须纳最高之税，则已负累不堪，必不敢。即欲故低其价以求少税，则又恐国家从而买收，亦必不敢。所以有此两法互相表里，则不必定价而价自定矣。在国家壹方面言之，无论收税买地，皆有大益之事。……地为生产之原素，平均地权后，射秽主义即易行。如国家欲修壹铁路，人民不能擡价，则收买土地自易。于是将论资本问题。 ”
——孙文，民国元年（1912年）四月壹日与南京同盟会会员饯别会演讲 民生主义与社会革命

土地征收是指国家基于公法政治关系为公共事业之需要，对其土地实施最高支配权的壹种方式。概念上，政府依法定程序对私有特定土地权利给予补偿后强制取消其只土地权利，得以促進行政之使用与效率。也就是说，国家只需要顾及单方面意思表示，基于公权力且只需给付私有土地之规定地价而无需其他条件即可收买任何土地的这种方式，被认为可以确保土地的“高度自由”，令公益随时可以顺利取得各项公共活动所需用地。平均国内土地分配之后，缺乏土地的企业或需要居住地的人民也可以随时由政府的力量获得土地，社会如此得到安定。然实务上，近代以来，为了实施国家经济政策，调整土地分配或改良土地利用，政府常规定以区段征收或直接大范围征收方式实现土地征收，这种土地征收的新发展在观念上被学者认为已经打破了土地私有权的神圣，因此会导致土地私有制度渐渐的与公共利益互相冲突。

1954年8月，政府公布“实施都市平均地权条例”，指定台湾为实行区域。由人民自动申报地价，政府照价征税，涨价归公，皆用作兴办扩大社会福利事业及九年国民义务教育之用。1964年1月，立法院通过“都市平均地权条例”。1964年7月台湾省实施都市平均地权，公告地价；并决定以增收之地价税，作为推行民生主义社会福利政府之财源。



6 现在讲解民族主义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万物万类，究其之所以如此？曰：先天确定之也。先天确定物种之形态，以与客观环境相适应。“鹰击长空、虎啸深山”，先天物种形态与后天环境之最佳结合。人类之族群亦如此，以人种之肤色而论，人类肤色有白、黑、黄、棕，地理气候带有寒、热、温、湿热。白人近于寒带，耐寒不耐热。黑人生于热带，耐热不耐寒。黄种人生于温带，寒、热、温、凉往复循环而趋于中。无有极端之严寒、酷暑。黄种人喜温而不耐严寒酷暑。棕色人种生于热带雨林，耐湿热而不耐燥热。黑、白、黄、棕之色与寒、热、温、湿热之气候，具出于先天，不可变也。此不同人种分别群居于不同地理气候带之自然原因也。不同地理气候带，寒、热、湿、燥不同，而无优劣之分。不同人种各处其地，各适其所适，各是其所是，各非其所非。由此而生不同族群人之性情：静躁不同，趣舍万殊。虽有差异，而无优劣。根据“先天与后天相适应”之自然法则，对不同肤色人种之性情作壹个推测：白色---冷静、黑色---躁动、黄色---中和。此壹推测有待人类学之研究与检验。作为黄种人而地处温带的中华民族，其地理气候特征与人之精神特质，则有相互契合之面貌。我中华大地，地处温带，四季分明。东临太平洋，东南信风随春夏之季而至。气候温暖而湿润，降雨时至，江河密布，山川秀丽，物产丰隆。四季往复，秋风时至，北方秋高气爽，冷静而坚毅。地理气候如此，人之性格、精神如何呢？《中庸》第十章有言：



子路问强。

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

“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

“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

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



解读：

人之强有三：物力之强、和德之强、正道之强。物力之强，孤刚易折。和德之强，亲而不尊，虽为君子，众力不聚。正道之强，义之强也。中立而不倚，正义、公道之谓也。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合于道义，小则得壹家人之助，大则得壹国人之助，更大则得全世界之助。此正道之所以最强也。公道、正义虽为至强，或为壹时之时势所遏，当舍生取义，以励后继，以证将来：公理必胜强权。此公道之至强作为信仰，于人精神上之体现也。

王国维对中华文化之特质，有比较清晰之表述。现引述其原文， “我国春秋以前，道德政治上之思想，可分为二派，壹帝王派，壹非帝王派。前者称道尧、舜、禹、汤文武，后者则称其学出于上古之隐君子，或托之于上古之帝王。前者近古学派，后者远古学派也；前者贵族派，后者平民派也；前者人世派，后者遁世派也；（非真遁世派，知其主义之终不能行于世，而遁焉者也。）前者热情派，后者冷性派也；前者国家派，后者个人派也。前者大成于孔子、墨子，而后者大成于老子。故前者北方派，后者南方派也。 此二派者，其主义常相反对，而不能相调和。观孔子与接舆、长沮、桀溺、荷篠(xiǎo)丈人之关系，可知之矣。战国后之诸学派，无不直接出于此二派，或出于混合此二派。故虽谓吾国固有之思想，不外此二者，可也”。

“ 周末时之两大思潮，可分为南、北二派。北派气局雄大，意志强健，不偏于理论而专为实行。南派反之，气象幽玄，理想高超，不涉于实践而专为思辨。是盖地理之影响使然也。今吾人欲求其例，则于楚人有老子，思辨之代表也；于鲁人有孔子，实践之代表也。孔子之思想，社会的也。老子之思想，非社会的也。老子离现实而论自然之大道，彼之“道”超于相对之域而绝对不变，虽存于客观，然无得而名之。老子以此“道”为宇宙壹切万象之根本原理。故其思辨也，使壹切之现象界皆为于相对的矛盾的之物而反转之。如“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荣，守其辱”；或云“有”，或云“无”，或云“盈”，或云“虚”，或云“强”，或云“弱”：皆为相对之矛盾观念，常保消极以预想积极者也。故其伦理及政治思想专为消极主义，慕太古敦朴之政，而任人性之自然，以恬淡而无为为善。若自其厌世的立脚地观之，则由激于周季之时势，愤而作此激越非社会的之言者也。孔子则反之，综合尧舜三代先王之道而组织之，即欲以客观之礼以经纶社会也。至其根本原理则信天命，自天道绎之而得“仁”，即从“天人合壹”观以立人间行为之规范准绳。故孔子者北方雄健之意志家也，老子者南方幽玄之理想家也。

续彼幽玄之理想者为列子，列子之后有庄子。发挥此雄健之意志者有子思、孟子、荀子。要之，儒与道之二大分派，对立于先秦之时，而传其二大思潮于后世。此外尚有莫翟唱“兼爱”功利之说，似儒家；杨朱唱利己快乐说，似道家；鹖冠子为折中派；韩非子为法家。诸子百家之说，纵横如云，灿然如星，周末之文华极壹时之炳耀。是盖因成周封建政体之坏颓，唤起个人思想界之自由，洵可谓之为稀世之壮观也！ ”

“老庄之说通行于两汉，至魏晋而大盛，其弊流于清谈，以任放旷达自喜，或作神仙说，经六朝至唐时复大盛，至追谥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然而当汉之末也，佛教侵入，经三国至六朝之际，至于梁而最盛。其势力之伟大渐驾儒道而上之。入隋，遂有唱三教壹致论者。其后复大盛于唐，经宋元明至今焉。”

“儒教因汉武帝之奖励，出董仲舒，而继先秦之思潮，回复秦火之厄。至西汉之末有杨雄者，合儒与道，立壹家言。六朝之际，儒为佛老所抑。至隋有王通，用之作策论。有唐壹代，唯韩愈壹人维持之。经五代至宋，复勃然而兴，几有凌先秦儒家而上之之势。即北宋时二程子唱“性命穷理”说，南宋时经朱子手而大成，作“理气”论。同时有陆象山之“心即理”说。入明，而为王阳明之“知行合壹”说。其后至国朝，考证学大行。故中国亘古今而有最大势力者，实为儒教。国家亦历代采用之。何则？儒教贵实践躬行，而以养成完全之道德政治家为目的，而有为之人才亦皆笼罩于此中故也。”

中国文化南、北二派，儒、道二家，从对社会组织之构想来看，南方道家，自由而趋于无政府意识。北方儒家，构建秩序而趋于专制主义。二者混壹，而有君主“无为”而天下治之王朝盛世。

我华夏自三皇五帝经文、武、周公至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绵延不绝。在世界上的封建时代、帝国时代，我华夏文明皆处于先進行列，内外皆称我华夏为礼仪之邦。

礼仪之所本，顺人情、明义理而为之。《礼记》云：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讲信修睦，谓之人利。争夺相杀，谓之人患。故圣人所以治人七情，修十义，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舍礼何以治之？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故欲恶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测度也，美恶皆在其心不见其色也，欲壹以穷之，舍礼何以哉？

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惑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泆作乱之事。是故，强者胁弱，众者暴寡，知者诈愚，勇者苦怯，疾病不养，老幼孤独不得其所，此大乱之道也。

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人为之节，衰麻哭泣，所以节丧纪也；钟鼓干戚，所以和安乐也；昏姻冠笄，所以别男女也；射乡食飨，所以正交接也。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

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礼记》非壹时壹人所作，故其文法不甚整饬，因果关系不很明晰。但其直观的描述是能为大众所理解的。

人人本然具有七情，彼此冲突，欲修十义以节制七情，因此选贤与能，制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大道以行，天下为公。如此，万物虽杂，皆能各得其宜而不相侵害。在人类社会，个体之差异虽大，彼此七情之冲突虽杂，有天下为公之大道为之裁决，则众人能各得其宜，和睦相处。

众人皆有七情，彼此争夺相杀。先知先觉者欲除此社会公众之患而立名符其实之公共意志，古今中外所同此希望也。近代以来，西方社会随着科学的進步，认识的深入，在政治上认识到公共意志与公共理性的产生之道，由上而下的路径，不如由下而上的路径。先知先觉所聚集之群体，壹时壹世或能体现公共意志与公共理性。世异时移，则不壹定能体现公共意志与公共理性。无公共意志与公共理性为公共关系之裁决，则强者胁弱，众者暴寡，知者诈愚，勇者苦怯，疾病不养，老幼孤独不得其所，社会大乱就产生了。由下而上产生的公共意志与公共理性，会定期接受民意的检验。使公共意志与公共理性由公意而出，不以个人之意志与理性为转移。公共意志与公共理性能够名至实归以至于后世。

不论公共意志与公共理性是由上而下产生，还是由下而上产生，社会的上下秩序都是必然存在的。国学大师王国维于共产主义在俄国方兴未艾之时，即论述共产主义会造成大不平等。王国维的论述道出了壹个常识性的前提，即不论社会、国家的组织形式如何，都必然是少数人在管理公共事务。就像人体壹样，不论其性格、体格如何，都是占人体极小部分的大脑在管理人体的四肢百骸。

在封建专制社会，在上者修十义，制礼乐刑政而施行。在下者敬畏、恭敬在上者。上下之关系由礼、义、忠、信、直、宽、惠、温、良、恭、让等等道德来维持。

在民主共和社会，由下而上产生公共意志与公共理性。公共意志与公共理性，最终在由少数人组成的政府中产生并执行。作为具有个体意志并且与公共意志冲突的社会大众，与由少数人组成的政府的关系由什么来维持呢？只能由上、下都认同的道德来维持。我华夏经历数千年之实践而为国民所欣然同意者，礼、义、忠、信、直、宽、惠、温、良、恭、让等等道德观念。在此道德观念规范下，社会大众在个体自由意志中对公共意志有潜移默化的敬畏之心，对公共理性有自然的恭敬之心。如此，共和政体才能长久。德虽然因时代政体与国民等而生差异，于今日自社会国家上论之，则道德的德为公共心、慈善心、爱国心等。对于自己，则为自重、热心、洁白、清洁、活泼、顺序等。见于智力上，为精密、熟虑、慎重、智慧等。于家族，为长对幼之慈爱亲切等。于妇德，为慈爱、贞淑、端正、柔和等。

下面我说说共和政体需要道德观念规范，才能长久的深层原因。

法国思想家卢梭有言，政治体也犹如人体壹样，自从它壹诞生起就开始死亡了，它本身之内就包含着使它自己灭亡的原因。人体的组织是大自然的作品，国家的组织则是人工的作品，赋予国家以它所可能具有的最好的组织，从而使它的生命得以尽可能地延长，这件事取决于人。

民主制度的制度性缺点是什么？更進壹步研究专制制度与民主制度，就会发现，专制政府昏庸化与民主政府平庸化，是必然之趋势。也就是，专制政府与民主政府都会劣质化。其原因是，专制权力体系是由上而下产生的。民主权力体系是由下而上产生的。由上而下的权力体系社会，社会大众必然媚上。由下而上的权力体系社会，社会大众必然媚下。媚上与媚下，都会造成政府劣质化。



对民主政府劣质化進行遏制的有效方法是，对民主制度進行修正。其壹，直接民权限制在自治单位———县之内。其二是，间接民权范围内实行“权能分离”，改“三权分立”为“五权分立”。使考试院与另四院有相同的权重。使公职的候选人在知识的引导下竞选公职。最大限度内遏制“媚下”的趋势。



除了我上文所说的“媚下”的原因外，就是自由意志的自我冲突。自由，意味着人的意志在各种趋向上皆有可能，完全相反的趋向可同时存在。共和政体是由下而上产生的，当社会中的多数人由于必然的短视，只能看见并追求个体的自由，而蔑视保障社会大众自由的政体规则时，共和政体的基础就坍塌了。共和政体就会解体了。

君主专制政体因为不能长久体现公共意志与公共理性而解体，共和政体因为社会大众必然的蔑视公共意志与公共理性而解体。

因此，必须有道德礼义对社会大众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个体自由意志对公共意志与公共理性有自然的敬畏之心与恭敬之心。这样，共和政体才能长久。



要而言之，民族特质本于先天，与后天客观环境相契合。民族文化，民族之自我意识，自我认同也。与个人之自我意识同壹理也，皆先天确定之本能也。民族主义，源于民族本能，成于民族认识。壹民族处于世界民族之林，如何保持我民族之固有文化？如何吸收它民族之优秀文化？如何抵御它民族于我有害之文化？认识并解决这些问题，使本民族能生存并繁荣昌盛，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此民族主义对于本民族之价值也。民族主义对于它民族有无价值呢？曰民族主义对世界民族之价值取决于民族意识与民族认识之关系。民族意识，在壹民族面对它民族时，油然而生。民族之间，两相对照，可生两种民族意识：民族自大与民族自卑。壹民族，或因壹时之形势，或因壹时之认识水平而超越其他民族，自然而生“我民族人种优于它民族人种”，進而产生侵略、征服、统治弱小民族之民族奴役。反之，民族自卑必然产生民族被同化而消亡。世界民族就会逐步减少。显然，这是违背自然界意志的---民族多样性。民族认识，上文之论述民族与地理气候之关系时，有壹结论：（民族）各适其所适，各是其所是，各非其所非。壹民族之民族性及所具有的民族文化，所表现的是此民族的生存方式。生存方式，合适的，是最好的。即（民族）各适其所适，各是其所是，各非其所非。壹言以蔽之，民族自由，民族平等。此民族主义之世界价值也。即世界民族观念下的民族意识。表现于政治上，则民族自决、自治。如此，可消民族战争于无形。所以，国父孙中山说，我们的民族主义对内是，争民族独立自强，对外是，争民族平等。下面引述孙中山先生《民族主义》部分内容，以明民族主义之真谛。

“再讲民族的起源。世界人类本是壹种动物，但和普通的飞禽走兽不同。人为万物之灵。人类的分别，第壹级是人种，有白色、黑色、红色、黄色、棕色五种之分。更由种细分，便有许多族。像亚洲的民族，著名的有蒙古族、巫来族、日本族、满族、汉族。造成这种种民族的原因，概括的说是自然力，分析起来便很复杂。当中最大的力是“血统”。中国人黄色的原因，是由于根源黄色血统而成的。祖先是什么血统，便永远遗传成壹族的人民，所以血统的力是很大的。次大的力是“生活”。谋生的方法不同，所结成的民族也不同。像蒙古人逐水草而居，以游牧为生活，什么地方有水草，便游牧到什么地方，移居到什么地方。由这种迁居的习惯，也可结合成壹个民族。蒙古能够忽然强大。就本于此，当蒙古最强朝的时侯，元朝的兵力，西边征服中央亚细亚、阿刺伯及欧洲之部分，东边统壹中国，几乎征服日本，统壹欧亚。其他民族最强盛的象汉族，当汉唐武力最大的时候，西边才到里海。像罗马民族武力最大的时候，东边才到黑海。从没有那壹个民族的武力，能够及乎欧亚两洲，像元朝的蒙古民族那样强盛。蒙古民族之所以能够那样强盛的原因，是由于他们人民的生活是游牧，平日的习惯便有行路不怕远的长处。第三大的力是“语言”。如果外来民族得了我们的语言，便容易被我们感化，久而久之，逐同化成壹个民族。再反过来，若是我们知道外国语言，也容易被外国人同化。如果人民的血统相同，语言也同，那么同化的效力便更容易。所以语言也是世界上造成民族很大的力。第四个力是“宗教”。大凡人类奉拜相同的神，或信仰相同的祖宗，也可结合成壹个民族。宗教在造成民族的力量中，也很雄大。像阿刺伯和犹太两国已经亡了许久，但是阿刺伯人和犹太人至今还是存在。他们国家虽亡，而民族之所以能够存在的道理，就是因为各有各的宗教。大家都知道现在的犹太人散在各国的极多，世界上极有名的学问家，像爱因斯坦，就是犹太人。再像现在英国各国的资本势力 也是被犹太人操纵。犹太民族的天质是很聪明的，加以宗教之信仰，故虽流离迁徒于各国，犹能维持其民族于长久。阿刺伯人所以能够存在的道理，也是因为他们有谟罕墨德的宗教。其他信仰佛教极深的民族象印度，国家虽然亡到英国，种族还是永远不能消灭。第五个力是“风俗习惯”。如果人类中有壹种特别相同的风俗习惯，久而久之，也可行结合成壹个民族。我们研究许多不相同的人种，所以能结合成种种相同民族的道理，自然不能不归功于血统、生活、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这五种力。这五种力，是天然進化而成的，不是用武力征服得来的。所以用这五种力和武力比较，便可以分别民族和国家。 我们鉴于古今民族生存的道理，要救中国，想中国民族永远存在，必要提倡民族主义。要提倡民族主义，必要先把这种主义完全了解，然后才能发挥光大，去救国家。就中国的民族说，总数是四万万人，当中参杂的不过是几百万蒙古人，百多万满洲人，几百万西藏人，百几十万回教之突厥人。外来的总数不过壹千万人。所以就大多数说，四万万中国人可以说完全是汉人。同壹血统、同壹语言文字，同壹宗教、同壹习惯，完全是壹个民族。我们这种民族，处现在世界上是什么地位呢？用世界上各民族的人数比较起来，我们人数最多，民族最大，文明教化有四千多年，也应该和欧美各国并驾齐驱，但是中国的人只有家族和宗教的团体，没有民族的精神，所以虽有四万万人结合成壹个中国，实在是壹片散沙，弄到今日，是世界上最贫弱的国家，处国际中最低下的地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的地位在此时最为危险。如果再不留心提倡民族主义，结合四万万人成壹个坚固的民族，中国便有亡国灭种之忧。我们要挽救这种危亡，便要提倡民族主义，用民族精神来救国。 …… 中国的民族主义既亡，今天就把亡的原因拿来说壹说。此中原因是很多的。尤其以被异族征服的原因为最大。凡是壹种民族征服另种民族。自然不淮别种民族有独立的思想。好比高丽被日本征服了，日本现在就要改变高丽人的思想，所有高丽学校里的教科书，凡是关于民族思想的话都要删去；由此三十年后，高丽的儿童便不知有高丽了，更不知自己是高丽人了。从前满洲对待我们也是壹样，所以民族主义灭亡的头壹个原因，就是我们被异族征服。征服的民族，要把被征服的民族所有宝贝，都要完全消灭。康熙说他是天生来做中国皇帝的，劝人不可逆天；到了乾隆便更狡猾，就是满汉的界限完全消灭。所以自乾隆以后，知识阶级的人多半不知有民族思想，只有传到下流社会。但是下流社会虽然知道要杀鞑子，只知道当然，不知道所以然。所以中国的民族思想便消灭了几百年，这种消灭是由于满洲人方法好。 …… 英俄两国现在生出了壹个新思想，这个思想是有知识的学者提倡出来的，这是什么思想呢？是反对民族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说民族主义是狭隘的，不是宽大的’简直的说，就是世界主义。现在的英国和以前的俄国、德国，与及中国现在提倡新文化的新青年，都赞成这种主义，反对民族主义。我常听见许多青年说，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不合现在世界的新潮流，现在世界上最新最好的主义是世界主义。究竟世界主义是好是不好？如果这个主义是好的，为什么中国壹经亡国，民族主义就要消灭？世界主义，就是中国二千多年以前所讲的天下主义。我们现在研究这个主义，他到底是好不好呢？照理论上讲，不能说是不好。从前中国知识阶级的人，因为有了世界主义的人，他说：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东西狄华夏，就是世界主义。大凡壹种思想，不能说是好是不好，只看他是合我们用，还是不合我们用。如果合我们用便是好，不合我们用便是不好。世界上的国家，拿帝国主义把人征服了，要想保全他特殊地位，做全世界的主人翁，总想站在万国之上，故主张世界主义。因为普通社会有了世界主义，故满清入关便无人抵抗，以致亡国。当满清入关的时候，人数是很少的。总数不过十万人。拿十万人怎么能够征服数万万人呢？因为那时候，中国大多人很提倡世界主义，不讲民族主义，无论什么人来做中国皇帝都是欢迎的。所以史可法虽然反对满人，但是赞成他的人太少，还是不能抵抗满人。因全国的人都欢迎满人，所以满人便得做中国安稳皇帝。当那个时候，汉人不但欢迎满人，并且要投入旗下，归化于满人，所以有所谓“汉军旗”。 …… 但是我们何以失去民族主义呢？要考究起来是很难明白的，我可以用壹件故事来比喻。这个比喻或者是不伦不类，和我们所讲的道理毫不相关，不过借来也可以说明这个原因。这件故事是我在香港亲见过的：从前有壹个苦力，天天在轮船码头，拿壹枝竹杠和两条绳子去替旅客挑东西，就是那个苦力谋生之法。后来他积存了十多块钱，当时吕宋彩票盛行，他就拿所积蓄的钱买了壹张吕宋彩票。那个苦力因为无家可归，所有的东西都没地方收藏，所以他买得的彩票也没地方收藏。他谋生的工具只是壹枝竹杠和两条绳子，他到什么地方，那竹杠和两条绳子便到什么地方。所以他就把所买的彩票，收藏在竹杠之内。不能随时拿出来看，所以他把彩票号数死死记在心头，时时刻刻都念著。到了开彩的那壹日，他便到彩票店内去 对号数，壹见号单，知道是自己中了头彩，可以发十万元的财。他就喜到上天，几乎要发起狂来，以为从此可不用竹杠和绳子去做苦力了，可以永久做大富翁了。由于这番欢喜，便把手中的竹杠和绳子壹并抛入海中。用这个比喻说，吕宋彩票好比是世界主义，是可以发财的，竹杠好比是民族主义，是壹个谋生的工具。中了头彩的时候，好比是中国帝国主义极强盛的时代，進至世界主义的时代。我们的祖宗以为中国是世界的强国，所谓“天无二日，民无二王”，“万国衣冠拜冕旒”，世界从此太平矣。以后只要讲世界主义，要全世界的人都来進贡，从此不必要民族主义，所以不要竹杠，要把他投入海中。到了为满洲所灭的时候，不但世界上的大主人翁做不成，边自己的小家产都保守不稳，百姓的民族思想壹齐消灭了，这好比是竹杠投入海中壹样，所以满清带兵入关，吴三桂便作向导。史可法虽然想提倡民族主义，拥戴福王，在南京图恢复，满洲的多尔衮便对史可法说：“我们的江山，不是得之于大明，是得之于闯贼。”他的意思，以为明朝的江山，是明朝自己人失去了的，好比苦力自己丢了竹杠壹样。近来讲新文化的学生，也提倡世界主义，以为民族主义不合世界潮流。这个论调，如果是发自英国、美国，或发自我们的祖宗，那是很适当的；但是发自现在的中国人，这就不适当了。德国从前不受压迫，他们不讲民族主义，只讲世界主义，我看今日的德国，恐怕不讲世界主义，要来讲壹讲民族主义罢。我们的祖宗如果不把竹杠丢了，我们还可以得回那个头彩。但是他们把竹杠丢得太早了，不知道发财的彩票还藏在里面。所以壹受外国的政治力和经济力来压迫，以后又遭天然的淘汰，我们便有亡国灭种之忧。 …… 中国从前能够达到很盛的地位，不是壹个原因做成的。大凡壹个国家所以能够强盛的原故，起初的时候都是由于武力发展，继之以种种文化的发扬，便能成功。但是要维持民族和国家的长久地位，还有道德问题，有了很好的道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亚洲古时最强盛的民族，莫过于元朝的蒙古人，蒙古人在东边灭了中国，在西边又征服欧洲。中国历代最强盛的时候，国力都不能够过里海的西岸，只能够到里海之东，故中国最强盛的时候，国力都不能达到欧洲。元朝的时候，全欧洲几乎被蒙古人吞并，比起中国最强盛的时候还要强盛得多，但是元朝的地位没有维持很久。从前中国各代的国力虽然比不上元朝，但是国家的地位各代都能够长久，推究当中的原因，就是元朝的道德不及中国其余各代的道德那样高尚。从前中国民族的道德因为比外国民族的道德高尚得多，所以在宋朝，壹次亡国于外来的蒙古人，后来蒙古人还是被中国人所同化；在明朝，二次亡国于外来的满洲人，后来满洲人也是被中国人同化。因为我们民族的道德高尚，故国家虽亡，民族还能够存在；不但是自己的民族能够存在，并且有力量能够同化外来的民族。所以穷本极源，我们现在要恢复民族的地位，除了大家联合起来做壹个国族团体以外，就要把固有的旧道德恢复起来。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后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图恢复。 讲到中国固有的道德，中国人至今不能忘记的，首中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其次是和平。这些旧道德，中国人至今还是常讲的。但是现在受外来民族的压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人，便排斥旧道德，以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旧道德。不知道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 此刻中国正是新旧潮流相冲突的时候，壹般国民都无所适从。前几天我到乡下進了壹所祠堂，走到最后進的壹间厅堂去休息，看见右边有壹个“孝”字，左边壹无所有，我想从前壹定有个“忠”字。像这些景象，我看见了的不止壹次，有许多祠堂或家庙都是壹样的。不过我前几天所看见的“孝”字是特别的大，左边所拆去的痕迹还是新鲜的。推究那个拆去的行为，不知道是乡下自己做的，或者是我们所驻的兵士做的，但是我从前看到许多祠堂庙宇没有驻过兵，都把“忠”字拆去。由此便可见现在壹般人民的思想，以为到了民国，便可以不讲忠字；以为从前讲忠字是对于君的，所谓忠君的；现在民国没有君主，忠字便可以不用，所以便把他拆 去。这种理论，实在是误解。因为在国家之内，君主可以不要，忠字是不能不要的。如果说忠字可以不要，试问我们有没有国家？我们的忠字可不可以？忠于事又是可不可以？我们做壹件事，总要始终不渝，做到成功，如果做不成功，就是把性命去牺牲亦所不惜，这便是忠，所以古人讲忠字，推到极点便是壹死。古时所讲的忠，是忠于皇帝，现在没有皇帝便不讲忠字，以为什么事都可以做出来，那便是大错。现在人人都说，到了民国什么道德都破坏了，根本原因就是在此。我们在民国之内，照道理上说，还是要尽忠，不忠于君，要忠于国，要忠于民，要为四万万人去效忠。为四万万人效忠，比较为壹人效忠，自然是高尚得多。故忠字的好道德还是要保存。讲到孝字，我们中国尤为特长，尤其比各国進步得多。《孝经》所讲孝字，几乎无所不至。现在世界中最文明的国家讲到孝字，还没有象中国讲到这么完全。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国民在民国之内，要能够把忠孝二字讲到极点，国家便自然可以强盛。 仁爱也是中国的好道德。古时最讲爱字的莫过于墨子。墨子所讲的“兼爱”，与耶稣讲的“博爱”是壹样的。古时在政治壹方面所讲爱的道理，有所谓“爱民如子”，有所谓“仁民爱物”，无论对于什么事，都是用爱字去包括。所以古人对于仁爱究竟是怎么样实行，便可以知道。中外交通之后，壹般人便以为中国人所讲的仁爱不及外国人，因为外国人在中国设立学校，开办医院，来教育中国人、救济中国人，都是为实行仁爱的，照这样实行壹方面讲起来，仁爱的好道德，中国现在似乎远不如外国。中国所以不如的原故，不过是中国人对于仁爱没有外国人那样实行，但是仁爱还是中国的旧道德。人们要学外国，只要学他们那样实行，把仁爱恢复起来。再去发扬光大，便是中国固有的精神。 …… 中国更有壹种极好的道德，是爱和平。现在世界上的国家和民族，止有中国是讲和平；外国都是讲战争，主张帝国主义去灭人的国家。近年因为经过许多大战，残杀太大，才主张免去战争，开了好几次和平会议，像从前的海牙会议，欧战之后的华赛尔会议、金那瓦会议、华盛顿会议，最近的洛桑会议。但是这些会议，各国人共同去讲和平，是因为怕战争，出于勉强而然的，不是出于壹般国民的天性。中国人几千年酷爱和平，都是出于天性。论到个人便重谦让，论到政治便说“不嗜杀人者能壹之”，和外国人便有大大的不同。所以中国从前的忠孝仁爱信义种种的旧道德，固然是驾乎外国人，说到和平的道德，更是驾乎外国人。这种特别的好道德，便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我们以后对于这种精神不但是要保存，并且要发扬光大，然后我们民族的地位才可以恢复。 我们旧有的道德应该恢复以外，还有固有的智能也应该恢复起来。我们自被满清征服了以后，四万万人睡觉，不但是道德睡了觉，连知识也睡了觉，我们今天要恢复民族精神，不但是要唤醒固有的道德，就是固有的知识也应该唤醒他。中国有什么固有的知识呢？就人生对于国家的观念，中国古时有很好的政治哲学。我们以为欧美的国家近来很進步，但是说到他们的新文化，还不如我们政治哲学的完全。中国有壹段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在外国的大政治家还没有见到，还没有说到那样清楚的，就 是《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壹段话。把壹个从内发扬到外，由壹个人的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这样精微开展的理论，无论外国什么政治哲学家都没有见到，都没有说出，这就是我们政治哲学的知识独有的宝贝，是应该要保存的。这种正心、诚意、修身、齐家的道理，本属于道德的范围，今天要把他放在知识范围内来讲，才是适当，我们祖宗对于这些道德上的功夫，从前虽然是做过的，但是自失了民族精神之后，这些知识的精神当然也失去了，所以普通人读书，虽然常用那壹段话做口头禅，但是多是习而不察，不求甚解，莫名其妙的。正心、诚意的学问是治的功夫，是很难讲的。从前宋儒是最讲究这些功夫的，读他们的书，便可以知道他们做到了什么地步。但是说到修身、齐家、治国那些外修的功夫，恐怕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到。专就外表来说，所谓修身、齐家、治国，中国人近几百年以来都做不到，所以对于本国便不能自治。外国人看见中国人不能治国，便要来共管。…… 我们要学外国，是要迎头赶上去，不要向后跟着他，譬如学科学，迎头赶上去，便可以减少两百多年的光阴。我们到了今日的地位，如果还是睡觉，不去奋斗，不知道恢复国家的地位，从此以后便要亡国灭种。现在我们知道了跟上世界的潮流，去学外国之所长，必可以学得比较外国还要好，所谓“后来者居上”。从前虽然是退后了几百年，但是现在只要几年便可以赶上，日本便是壹个好榜样。日本从前的文化是从中国学去的，比较中国低得多。但是日本近来专学欧美的文化，不过几十年便成世界中列强之壹。我看中国人的聪明才力不亚于日本，我们此后去学欧美，比较日本还要容易。所以这十年中，便是我们的生死关头。如果我们醒了，像日本人壹样，大家提心吊胆去恢复民族的地位，在十年之内，就可以把外国的政治、经济和人口增加的种种压迫和种种祸害都壹齐消灭。日本学欧美不过几十年便成世界列强之壹，但是中国的人口比日本多十倍，领土比日本大三十倍，富源更是比日本多，如果中国学到日本，就要变成十个列强。现在世界之中，英、美、法、日、意大利等不过五大强国，以后德、俄恢复起来，也不过六七个强国；如果中国能够学到日本，就要变成十个强国。到了那个时候，中国便可以恢复到头壹个地位。 但是中国到了头壹个地位，是怎么样做法呢？中国古时常讲“济弱扶倾”，因为中国有了这个政策，所以强了几千年，安南、缅甸、高丽、暹 罗那些小国还能够保持独立。现在欧风东渐，安南便被法国灭了，缅甸被英国灭了，高丽被日本灭了。所以，中国如果强盛起来，我们不但是要恢复民族的地位，还要对于世界负壹个大责任。如果中国不能够担负这个责任，那末中国强盛了，对于世界便有大害，没有大利。中国对于世界要负什么责任呢？现在世界列强所走的路是灭人国家的；如果中国强盛了，也要去灭人的国家，也去学列强的帝国主义，走相同的路，便是蹈他们的覆辙。所以我们要先决定壹种政策，要济弱扶倾，才是尽我们民族的天职。我们对于弱小民族要扶持他，对于世界的列强要抵抗他。如果全国人民都立定这个志愿，中国民族才可以发达。若是立定这个志愿，将来到了强盛时候，想到今日身受过了列强政治经济压迫的痛苦，将来弱小民族如果也受这种痛苦，我们便要把那些帝国主义来消灭，那才算是治国平天下。 我们要将来能够治国平天下，便先要恢复民族主义和民族地位。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去统壹世界，成壹个大同之治，这便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大责任。诸君都是四万万人的份子，都应该担负这个责任，便是我们民族的真精神。…… 这次欧洲的战争，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剧烈的。军队的人＜数＞有四五千万，时间经过了四年之久，到战争最后的时候两方远不能分胜负。在战争的两方面，壹方叫做协商，壹方叫做同盟国。在同盟国之中，初起时有德国、奥国，后来加入土耳其、布加利亚。在协商之中，初起时有塞维亚、法国、俄国、英国及日本，后来加入意大利亚及美国。美国之所以参加的原因，全为民族问题。因在战争之头壹二年，都是德奥两国获胜，法国的巴黎和英国的海峡都几乎被德奥两国军队攻入。条顿民族便以为英国必亡，英国人便十分忧虑，见得美国的民族是和他们相同，于是拿撒克逊民族的关系去煽动美国，美国见得和自己相同民族的英国将要被异族的德国灭亡，也不免物伤其类，所以加入战争去帮助英国，维持撒克逊人的生存；并且恐怕自己的力量单薄，遂竭全力去鼓动全世界的中立民族，共同参加去打败德国。 当 战争时，有壹个大言论最被人欢迎的，是美国威尔逊所主张的“民族自决”。因为德国用武力压迫欧洲协商国的民族，威尔逊主第打灭德国的强权，令世界上各弱小民族以后都有自主的机会，于是这种主张便被世界所欢迎。所以印度虽然被英国灭了，普通人民是反对英国的，但是有好多小民族听见威尔逊说这回战争是为弱小民族争自由的，他们便很喜欢去帮英国打仗。安南虽然是被法国灭了，平日人民痛恨法国的专制，但当欧战时仍帮法国去打仗，也是因为听到威尔逊的主张是公道的原故。他若欧洲的弱小民族象波兰、捷克斯拉夫、罗米尼亚壹齐加入协商国去打同盟国的原因，也是因为听见了威尔逊所主张的民族自决那壹说。我们中国也受了美国的鼓动，加入战争。虽然没有出兵，但是送了几十万工人去挖战壕，做后方的勤务。协商国因为创出这项好题目，所以弄到无论欧洲、亚洲壹切被压迫的民族，都联合起来去帮助他们打破同盟国。当时威尔逊主张维持以后世界的和平，提出了十四条，其中最要紧的是让各民族自决。当战事未分胜负的时候，英国、法国都很赞成。到了战胜之后开和议的时候，英国、法国和意大利觉得威尔所主张的民族开放和帝国主义利益的冲突太大，所以到要和议的时候，便用种种方法骗去威尔逊的主张。弄到和议结局所定出的条件，最不公平。世界上的弱小民族不但不能自决，不但不能自由，并且以后所受的压迫比从前更要厉害。由此可见，强盛的国家和有力量的民族已经雄占全球，无论什么国家和什么民族的利益，都被他们垄断。他们想永远维持这种垄断的地位，再不淮弱小民族复兴，所以天天鼓吹世界主义，谓民族主义的范围太狭隘。其实他们主张的世界主义，就是变相的帝国主义与变相的侵略主义。但是威尔逊的主张提出以后，便不能收回，因为各弱小民族帮助协商国打倒同盟国。是希望战胜之后可以自由的。后来在和议所得的结果，令他们大为失望，所以安南、缅甸、爪哇、印度、南洋群岛以及土耳其、波斯、阿富汉、埃及与欧洲的几十个弱小民族，都大大的觉悟，知道列强当日所主张的民族自决完全是骗他们的，所以他们便不约而同，自己去实行民族自决。

总结，“民族”成于先天，民族主义顺应民族意识而塑造民族精神，以固民族凝聚力。对内，达于本民族之独立自强地位。对外，达于民族平等相处之地位。

民族、民权、民生三者之关系：民族凝聚力乃族群群居之天然力，为民权主义、民生主义“有所作为”之载体。何意？民权、民生皆因后天之“认识”而生，因利而成。有利则如蚁聚，无利则作鸟散。而物以类聚之民族凝聚力，则亘古不变。如移民而成之美国，虽民权、民生至为完善，然各移民皆自然形成“族群”社区而分隔居住。而无美国民族之认同。可以在理论上作这样的假设，如果没有民族凝聚力，人民将分崩离析，而民权、民生将无所施其能。因为民权、民生是为处理关系而设，人民分崩离析，“关系”已经不存在了。当然，这种“关系”不存在的结论只是壹个假设。这样分析，旨在说明：民族是民权、民生之载体。

7 三政讲解



现在讲解“军政，训政，宪政”为转型必由之路。

人之行为，意识先行。意识到此“行为”有利于我，则行之；意识到此“行为”有害于我，则不行之；认识不到此“行为”之利害如何，则犹豫不决；认识到此“行为”可以事半功倍，则欣然行之；认识到此“行为”事倍功半，则懊悔“思之不详”。 有鉴于此，壹人行为之原因及原因与结果之关系，必有清晰的认识，才能为我们的“行为”作正确的指导，从而达“趋利避害”与“事半功倍”之行为目的。人之行为，原因有二：意志与认识。意志，具体到某壹行为，则为行为之目的---利我之目的。认识，指示到达目的之路径。认识，则有正确、错误之分。从而产生两种相反的结果：能够到达目的与不能到达目的。正确之认识与错误之认识，何以生？“认识”之来龙去脉可以明之。认识，始于直观，存于抽象概念。直观生观念，有偏、全之分，无正误之别。抽象离开直观而生概念，有正、误之分。如此， 人之知识，分为两种：壹直观的知识，壹概念的知识。直观的知识，由人之感性及悟性得之；而概念之知识，则理性之作用也。理性之作用在于，在直观已形成观念之基础上，将观念转变为抽象概念，并分合各种不同概念。制图如下【1】，以明人行为之原因与结果之关系。壹言以蔽之，观念乃概念之源。事实变，则观念变；观念变，则概念变。此认识之必然路径也。舍此路径，则谬误横生。大多数错误，是由颠倒此“认识路径”所致。即以概念证观念，以观念证事实。概念之变，后于事实之变。以已定之概念推断可变之事实，则结论为先前确定概念时之事实，与此时之事实，必不符。直观与抽象，相互之优劣，彼此之长短，在讲解民权主义时，已作详细论述。总而言之，认识之正确路径为，由直观产生观念，抽象而固定观念，而成概念。由概念而构概念系统，即理论体系。反之，则谬误滋生。政治观念亦然。

人与人之关系，在事实上有“平等”之关系与“不平等”之关系。人之自由状态及“平等”关系，在讲解民权主义时，已作详细论述。现在论述，“人生而不自由，不平等”观念之源及因此产生的政治建筑。人在形质上，大、小、坚、脆，不等；人在认识水平上，有高、低不同；人在品性上，有善、恶、正义之不同。普通民众对人之“不平等”形成壹俗语曰：十指有长短。知识界名之曰：人有贤、愚、智、不肖。人与人之关系曰：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贤、智治愚、不肖。人观察天、地：天高而无际，云行雨施、寒来暑往皆行于天而施于地；地广漠无极，静而载物无限。而生“天高地厚”之观念。天行健而生物，地静止柔顺而养物。天高远而地卑近，而生“天尊地卑”观念。天地上下之关系曰：下以承上，上以卫下。源于直观而有“人生而贤、愚、智、不肖”不等之观念。贤、智必有极，曰：大贤大哲。臣民命之曰：天子。天子者，天生地长，集天之大智与地之厚德。天子，临天下，治万民。其治民之法，以人“贤、愚、智、不肖”之不等，而定“三六九等”之序而相承相治。此上下相承相治相保之制度，就是专制政治制度。等级专制制度既成，则其为客观形态也。民众生于其中，长于其中，耳濡目染，直观此形态，则“人生而不自由、不平等”之观念不教而知，不教而能。有此观念，则民众之言，必赞上下相治之序。民众之行，必顺贵贱相承之制。此水到渠成，自然而然之势也。而其中之因果关系则甚为简单，也甚是坚固，曰:不自由、不平等之事实，生“生而不自由、不平等”之观念，“不自由、不平等”之观念，造“不自由、不平等”之客观政治建筑，客观“等级政治建筑”，又生“生而不自由、不平等”之观念。如此互为因果，牢不可破。此即“什么样的人民，产生什么样的政府。什么样的政府，产生什么样的人民”之谓也。此诚壹坚固堡垒也。然另壹性质相反之坚固堡垒亦存于世间。曰，民主政体。究其所以如此，亦如专制堡垒。而其因果关系之内容则相反，曰:自由、平等之事实，生“自由、平等之观念”;自由、平等之观念，造“自由、平等之客观政治建筑”。客观“民主共和”之政治建筑，生“自由、平等”之观念;自由、平等之观念，進壹步完善“自由、平等”之政治建筑。如此，因果循环，亦牢不可破。此二堡垒，欲破此而立彼，其道如何？曰摧毁专制建筑，以绝“生而不自由、不平等”的观念之源。建“自由、平等”之事实，以生“自由、平等”之观念。“自由、平等”之观念，存于头脑，践于言行，则“民主共和”之政治建筑，不速而致。

摧毁专制建筑之期，为军政时期。军政阶段，之所以不可避免，在于“专制堡垒”有其内部“因果关系”相互支撑，不会自行了断。必须“先知先觉”者，来斩断此恶性循环。

造“自由、平等”之事实的时期，为训政阶段。训政阶段，之所以必不可少，在于专制建筑虽倒，而民众“生而不自由、不平等”之观念依旧。观念依旧，政治建筑也将依旧，即复辟。有训政 ，以成观念之变，则政体无有反复之患。

自由、平等之观念已成，民众践于言行，组织地方议会，以决地方之事。组织国会，以定国家之事。此宪政告成之期。

现就“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之内容，作出原则性的阐明，在此原则框架内，各地因地制宜，践行具体内容。

军政时期，摧毁专制建筑。专制建筑之内容，上下相治之序、贵贱相承之制也。摧毁此“上为下本、贵为贱仪”所构之权力体系。及受其权力体系控制的社会次序，壹并摧毁，使其瓦解，归顺民国。负隅顽抗者，杀无赦。此政治方面也。经济方面，专制权力所聚敛之国家、民众之财富，悉收归军政府，由军政府调度，壹半用于军政府之力量维持，壹半用于民生改善。对于因专制统治力所造成的，社会财富分布两极分化。军政府衡量其“公、私之度”，取其公有部分，用于民生保障。军政，训政二阶段，实行民生主义之经济政策。孙中山先生名之曰:平均地权，节制资本。预期之效果:公、私分明，公、私相济，公、私融洽，详细论述见民生讲解。

经过军政时期，社会秩序稳定，经济秩序井然有序，政令达于全国，即進入训政阶段。训政时期之目的，在于使民众获得“自由、平等”之观念，即国民之资格。观念之形成，直观使然也。自由、平等之观念，必由直观“自由、平等”之事实，始得形成。舍此之外，无有它途。民众“自治”个人之事，即“自由”之事实。民众“共治”众人之事，即“平等”之事实。个人之事与众人之事，其名虽可分，其实则不可相离而存。原因在于，人--集自然人与社会人于壹身，不可相离而存。详细论述见民权讲解。自由与平等，皆见于可直观之事实，在于确定“自治体--共治体”之大小。自治--共治之单位越小，则自治程度越高。自治--共治之单位越大，则共治程度越高。从“自由、平等”之可直观性，及国家大小，综合权衡，以县为“自治--共治”之基本单位。县之内，行直接民权。民众皆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之权。选举议员，制定县法。选举县长，执行县法。制法与执法，相互联系与区别，见民权讲解。民众对于已选举出之议员、县长，有罢免之权。罢免案，达到法定人数签名通过，罢免议员、县长即生效。民众之个体，有提出法案之权，亦有复决法律之权。对于民众所创制、复决之法律，达到法定人及法定人数签名通过，议会得无条件通过该法律之存、废。(法定人，如农业法，则农民为该法法之法定人。业法，则该商业参与者为法定人。此政治方面之内容。经济方面，实行民生经济政策，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使民众处于“自由、平等”之经济地位。军政府对于“县治”，行训导之权。训练，督导壹县之内，“自由、平等”成为事实。政治方面，凡竞选议员、县长者，皆受政府之训练，经考试院考试合格，始具备成为议员、县长之资格。训练，考试之内容，<民权初步>，<议事规则>，<国家体制运作详细规则>。预期效果，自由议事、平等制法。经济方面，中央政府督导“县治”政府，实行民生政策，扶助地方财政。预期效果，民众经济独立，处于立足点之“自由、平等”地位。

经过训政阶段，县成为完全自治体。每县选举代表壹人，组成国会。国会内互选，以组织立法院，制定宪法。国会选举总统，以组织行政院。司法院、监察院、考试院，皆得总统提名，或经立法院同意，或经司法院同意而组织之。详细论述见民权讲解。宪法制定完毕，总统选举完成，五院组织建立，军政府即解职，授政于宪政政府。此宪政开始之期。

有壹点，必须陈述明白。就是军政府主导“军政、训政”二阶段的合法性是什么？先引述孙中山先生，对人的认识:“我对于人类的分别，是何所根据呢？就是根据于各人天赋的聪明才力。照我的分别，应该有三种人：第壹种人叫做先知先觉。这种人有绝顶的聪明，凡见壹件事，便能够想出许多道理；听壹句话，便能够做出许多事业。有了这种才力的人，才是先知先觉。由于这种先知先觉的人预先想出了许多办法的。做了许多事业，世界才有進步，人类才有文明。所以先知先觉的人是世界上的创造者，是人类中的发明家。第二种人叫做后知后觉。这种人的聪明才力比较第壹种人是次壹等的，自己不能够创造发明，只能够跟随摹仿，第壹种人已经做出来的事，他便可以学到。第三种人叫做不知不觉。这种人的聪明才力是更次的，凡事虽有人指教他，他也不能知，只能去行。照现在政治运动的言词说，第壹种人是发明家，第二种人是宣传家，第三种人是实行家。天下事业的進步者是靠实行，所以世界上進步的责任，都在第三种人的身上。譬如建筑壹间大洋楼，关于各种工程材料都要通盘计算；等到通盘计算好了，便绘壹个很详细的图，再把那个图交给工头去看，等到工头把图看清楚了，才叫工人搬运材料，照那个图样去做。做洋楼的工人，都是不能够看懂图样的，只有照工程师所绘的图，吩附工人去砌砖盖瓦。所以绘图的工程师，是先知先觉。看图的工头，是后知后觉；砌砖盖瓦的工人，是不知不觉。现在各城市的洋楼；都是靠工人、工头和工程师三种人共同出来的。就是世界的大事，也都是全靠那三种人来做成的。但是其中大部分的人都是实行家，都是不知不觉，次少数的人便是后知后觉，最少数的人才是先知先觉。世界上如果没有先知先觉，便没有发起人；如果没有后知后觉。便没有赞成人；如果没有不知不觉，便没有实行的人，世界上的事业，都是先要发起人，然后又要许多赞成人，再然后又要许多实行者，才能够做成功。所以世界上的進步，都是靠这三种人，无论是缺少了那壹种人都是不可能的。现在世界上的国家实行民权、改革政治，那些改革的责任应该是人人都有份的，先知先觉的人要有壹份，后知后觉的人要有壹份，就是不知不觉的人也要有壹份。”

----《孙中山选集》

稍有阅历的人，就会认同这种“人”在天赋上的认识能力及行为能力上的差异。有此差异，则三、五人同行共谋壹事，则“三种人”必须并且必然处“头脑、四肢”之不同位置，各尽所能，以谋“壹事”之成功。“共识”之产生，第壹种人“提议”，第二种人“附议”，第三种人“附和”。

第壹种人与第二种人，造成舆论形式。

第三种人“附和”舆论形式，造成客观形式。

先知先觉者，观古今之变，知世界之潮流，鉴中外变革之利弊得失，思之稔熟，筹之有素，而后订为革命建国方略。后知后觉者见之，宣传其理想，输灌于人心而化为常识，不知不觉者，随常识而行，则其离实行也近。从理想到实行，“知”贯穿于始终。教人以“知”，必有其方法与步骤，简而言之，先知者训练后知者。后知后觉者，学而知之。不知不觉者，行而习得之。壹群之中，以少数最良之心理，策其群而進之，使最宜之治法适应于吾群，吾群之進步适应于世界，此先知先觉之天职也。此先知先觉者，主导“军政，训政”二阶段之合法性也。凡赞同三民主义之目标，及“军政，训政，宪政”之步骤，决计而行之者，组建军政府，即拥有合法性。应当仁不让而实行之。军政府之间，以“目标与步骤”之共识，约法以相互支援。背约法者，同志共弃之，天下共击之。凡否定三民主义之目标及“军政、训政、宪政”之步骤，而割据壹方者，不论其说辞如何，必专制残余也。天下共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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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转型之过程，简而言之就是“破旧立新”。而“破旧”之功非壹朝可尽，“立新”之业非壹夕而成。故破旧立新的过程也是新旧并存的时期，即过渡时期。为使过渡时期井然有序而不致于反复，必须在破旧立新之际，施行转变民众政治观念的措施。故施行军政以破坏专制建筑，训政以建设地方自治而转变观念，宪政以建设上层建筑为政治转型必由之路

军政，训政，宪政为中国政治转型必由之路，事理之必然也。但遵循事理而具体执行军政、训政、宪政的效果，又由人的因素决定。人的因素包含两部分：品性和理性能力。如果人的品性为恶，则有阳奉阴违的行为结果。如果人的认识能力低下，则有南辕北辙的行为结果。如此，政治转型的结果难测也。

人的品性之难测与理性能力参差不齐，皆不可变更之事实。因此，必须确立客观的政治行为标准，而为政治转型的工具。有此标准来判断并约束众人的行为，则阳奉阴违及南辕北辙的行为不能发生。

制定政治转型时期全国军民的行为准则，概括地表述就是，过渡时期共同约法。共同约法的具体内容体现在《告全国人民书》、《光复民国革命宣言》、《光复民国革命军组织法》、《告世界人民书》、《于海外为革命筹款书》等等。以此申大义于天下，自由世界必能知我而助我。我仁人志士亦能以此壹致行动，同進退、共荣辱。

违背共同约法者，同志共弃之，天下共击之。具体以《革命军组织法》来表述，如果革命军内部上级的行为违背共同约法，则下级根据《组织法》第壹条，表示不服从而另立上级。如果革命军内部下级的行为违背约法，则上级根据约法及军法给予制裁。如此，革命军必能上下壹心、上下壹致行动。

有人以共产党阳奉阴违而得专制中国大陆，认为约法无约束力。恰恰相反，共产党极权专制正源于共同约法。这个共同约法就是共产主义理念。共产主义的理念是阶级斗争、消灭私有、实行公有。共产主义导致的极权专制是理念的专制，现将共产主义导致极权专制的理由表述如下：



消灭私有，实行公有。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人人自由、人人平等。人人无不欣然向往如此之社会。此众人之意志趋向也。

但消灭私有，则自由丧失。有分配的执行者，则分配者与被分配者之间的大不平等就产生了。何以如此？

首先，关于社会组织形式的壹个常识，容易被忽略。这个社会组织的常识，就是不论社会组织形式是专制，还是民主，最终都是少数人在管理、执行公共事务。就像壹个人，不论其性格、体格如何，都是占人体极小部分的大脑在管理人体的四肢百骸。与此相反的组织及生命，在客观界无有也。

如此，在壹个社会中如果消灭私有财产，就壹定是少数人在剥夺多数人的财产。众人被剥夺的财产也壹定是在少数人处集中，由少数人来管理、分配。少数人垄断壹切资源，多数人壹无所有。多数人与少数人之间的大不平等就产生了。多数人对少数人只能取“仰人鼻息”的态度了，极权下的奴役状态就形成了。

因此，所有的共产主义国家都发生战争、饥荒、贫穷、极权专制是必然的。这是由其根本理念（阶级斗争、消灭私有、实行公有）所决定的。也可以这样表述，阶级斗争、消灭私有、实行公有是共产主义者的共同信仰、共同约法。因此，对剥夺私有财产的行为，共产主义者组织内之个人有支持的理由而没有反对的根本理由。所以，共产极权专制是有其共产主义理念造成的，而非二、三大奸大恶者阳奉阴违所致。

8 告世界人民书



人类普遍之感情，曰同情。同情之心理及行为--见他人之痛苦而不忍见之，必待助他人消除痛苦之后，其心始平。人类有此情感，故虽有战争，终必和解。当今中国受马列“斗争论”统治六十余年，人民于政治及经济上，处于受暴力压迫及奴役之状态。世界正义人士见之，必与我受压迫奴役之中国人民感同身受，而欲我摆脱此状态。中国人民决心再起革命，以摆脱奴役状态。世界人民必以同情之感情而助我之革命，乐见我革命之成功。我革命之步骤为，军政，训政，宪政。我革命之目的为实现三民主义，使我国人民于政治、经济上处于自由、平等之地位，建我民族复兴之坚固基础。

我革命之成功，不但可永固国内之和平，亦可稳固世界和平之基。此结论为历史经验所证明，亦可为民主理论所证明。由主权在民之理念所构建之政体，公共意志与公共理性，名至实归。民与民之冲突可由此而和解，国与国之冲突亦可由此而和解。战争之源，窃公之名而行私之实的专制政体。如此政体，不但国内危机四伏，对外亦输出专制、战争之种子，公名私实使然也。因此，世界上之正义人士及正义国家，皆有责任推动它国之民主化。以中国近代百年之历史而言，中国大陆被赤化，中国及周边国家皆横遭其祸。其内因虽为共产主义之蛊惑与暴力，其外因亦难辞其咎。日本侵华与美苏妥协，二者去其壹，则当今之中国已進入民主国家之行列。台湾、大陆分治，韩战、越战、柬埔寨大屠杀，皆可避免其发生。

倾巢之下无完卵，世界动荡不安，则相关国家不能独善其身。从维护世界和平之长远立足，相关国家应负起历史责任，协助中国之革命，推动中国之民主化。中国人民将对协助中国变革之正义人士及国家，抱有无限感激之情。

中国革命之成功，政治民主化，将与世界民主国家壹道，负担世界和平之责任。中国对世界和平之责任，于经济交往方面，则取“自由贸易，互通有无”之原则，以化解“贸易争端”于无形。于政治方面，则“坚守民主阵营”势在必然。如此，中国对世界之贡献，必如先总理中山先生之预期:销兵气为日月之光，化凶厉于祯祥之域，则小而中国，大而世界，无不受其利益。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万丈高楼，始于地基。中国之变革，始于人民能知晓变革之方向及方略之时。我革命先贤考历史之传统，应世界之潮流，而订革命建国方略。其精神原则，我革命军继承之。其内容，我革命军则与时俱進而更新之。更新后之革命建国方略，论述更严谨，表达更简练。其内容包括《光复民国革命宣言》、《三民讲解》、《三政讲解》。世界上正义国家及有识之士，当助我之宣传，而为助中国变革之始。

9 于海外为革命筹款书



事有，势在必行而不可行者。人有饥渴之患，而取饮食之道为大山所挡。则取饮食以解饥渴，势在必行。而移山开道，不可行。可行者，迂回其道而就饮食。

势在必行，势之必然也。可行不可行，条件也。当今中国大陆，专制之酷、民生之厄，非以革命为前提，不能救民族之危亡及民生之困厄。

世界各国民主历程之经验证明，民主非革命不可得。于理论上，专制不能孕育民主，民主不能孕育专制。此犹牛不能生马，马不能生牛，自然之理也。民主之确立，在于先知先觉者之鼓吹与培育。而先知先觉者鼓吹其理想及创造实现理想之条件，必有其过程。概而言之，即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小到大之过程。而此过程之中，已有之专制建筑及势力必起而与我先知先觉者相争。彼此相争，必成敌有我无、敌多我少、敌大我小、敌强我弱之势。若以直道建民主，必归于失败。必取迂回之道，先以革命摧毁专制建筑及势力，创造我建立民主之条件，民主政体始能建立。

以我中国现有之条件，建立民主之道何在？以理而言，民主革命是为民众争自由、平等之革命，革命之资当取诸于大陆民众。而专制统治下之民众，行动不得自由，经济处于自身难保之境况。因此，革命之资取诸于大陆民众，不可行。可行者，革命之资取诸海外自由世界。海外自由世界之爱国华人、正义人士及正义国家，以正义之德而资助我中国之革命，我中国何以报德？我中国不但力图将来以德报德之时，于近期报偿之途有二:其壹，中国革命成功，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中国大国经济发展将凸显巨大的后发优势。届时，中国将敞开大门欢迎海外华人、正义人士，政府经济组织来我中国参与经济建设。大家于中国革命之时，为资助中国而付出之代价，于此时将得到十倍之收获。其二，中国革命成功，政府取壹年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壹，即可偿还海外华人、正义人士、正义经济组织、正义国家政府对我革命之资助。反之，勾结中共政权而与我革命军为敌者，我革命军于革命成功之时，我国民政府将断绝与其的壹切政治、经济关系，公布其罪行而与世界舆论共讨之。

中国兴革命之师，所需资金为多少？我革命党人之估计，当在百亿美元之上，千亿美元之内。以国家战争之费而论，则万亿美元尚不足。以我革命顺天应人之势，及正确之革命方略，则千亿美元绰绰有余。我革命方略，如中山先生所言，“九分宣传战，壹分军事战”。武昌枪声响，则宣传所及之地闻风而动，辛亥革命以成功。我仁人志士于革命建国方略酝酿已久，成竹在胸。宣传于天下，则必有四海鼎沸之势。我革命建国方略之大略及详细陈述在《告国人同胞书》、《光复民国革命宣言》、《三民讲解》、《三政讲解》。海外自由世界之华人、正义人士、正义政府及经济组织，当观阅之，必能理解我仁人志士舍生忘死以图中国将来之心迹。而援助我中国革命之举，必为世界舆论所赞许。



我革命志士之足迹遍于中国大江南北，深知民生之艰难，士农工商经营之不易。设身处地，亦知华人飘零海外，经营不易。自由世界之社会各界，经营亦费辛劳。世界舆论理解我革命心迹之时，援助我之力量将源源不断。海外华人、正义人士、正义政府及经济组织，以其力所能及而援助我革命，我中国大陆人民必图将来以德报德之时。

我革命党于海外筹款之事，委托辛灏年先生全权办理。辛灏年先生可于华侨聚集地区及正义国家政府所在地，开设革命账户，讲解我革命党所发布之革命建国方略，以取得民众及政府之理解而踊跃资助。



壹切为我中国“光复民国”献力献策者，都将加载我中国之史册，与中华民国同沐庄严之荣光。

10 续《孙文 · 知难行易学说》

———补充《军政、训政、宪政讲解》



孙中山先生见辛亥革命后，国家建设不如革命党人所预期。退而作《知难行易学说》，以阐明其原因。孙中山先生之意，社会、国家進步的责任，于知的方面，在先知先觉者。于行的方面，在不知不觉者。联络知与行的方面，在后知后觉者。而后知后觉者，于知有未尽，于识有未深。致有传播似是而非之论，妨碍社会、国家進步之心理，习而不察。

孙中山先生以数万言证明“知难行易”。那麽，到底是知难，还是行难呢？当今之国人心理，是认为知难？还是行难？

稍有阅历的人，都能体会“隔行如隔山”这句流行甚广的经验之谈。“隔行如隔山”更准确的表述应该是“隔知如隔山”。知此行业之本末曲直，则行动畅行无阻，目的地可如期而至。不知此行业之来龙去脉，则茫然无所措其手足，行动与目的南辕北辙。因此之故，士、农、工、商，各行各业皆有学、皆有师。学习知识、教授知识，知识为壹专门之业，不言而喻。学习知识、教授知识之期，短则数月，长则数年、数十年。各随其专业之精细、复杂程度而定。以此而论，行之难易由“知”与“不知”判断之，知则行易，不知则行难。

那麽，知之难易当如何？知有正、误之分。有无数错误之知甚嚣尘上之后，而有壹正确的知识尘埃落定。此壹正确的知识，时过境迁，则可能成为壹错误的知识。某壹知识，会因时空的变迁，或为正确的知识，或为错误的知识。某壹知识，可能既有正确的成分，也有错误的成分。怎样才能判断某壹知识的正确与错误？理性的运行法则———逻辑，应运而生。而其又为知识之壹种，需要专门之学习，以防止错误之判断。哲学家又更進壹步，明确知识之区域范围，而作本体论与认识论，以防止知识应用范围之错误。获得真知灼见之难易，明矣。

知难行易之理，昭然若揭。而知易行难之说，在我中国流行数千年之久，以至今日。其缘由何在？全由知与行之关系而起。

知之难易，由行之难易表现之。易知可见之难，难知未见之难。“行”可见，“知”处脑髓之内而难见。故有行难知易之说流行之。

知之起点，在行。知之止点，在行。这壹起点，壹止点为壹个认识周期。我们在壹个行为遇到困难时，会停下来考察、思考如何消除障碍，解决困难，是为探索知识之起点，而探索知识之难易，行为表现之。直至最终达到行为目的，其过程之难易，记载之、传播之，无不表现行为之难易也。而对于知之难易，则忽略之。得鱼忘筌，人之常情也。以知为工具，大众知之。以知为目的，大众所不解也。知之难易问题，以知为目的也，需另用脑力思索之，极少数人为之。大众所不屑壹顾也，因其无可见之利益目的也。

可见之难，易知。未见之难，难知。可见之难，近于直观行动。行难迫于当下，故行难易知。未见之难，“知与不知”悬而未明，大脑为之抽象判断，属于“知”的管辖范围。知未见之难，则早为之筹备。未见之难化解于无形，行易之判断成矣。不知未见之难，待它日成为可见之难，近于直观行动，行难迫于当下，则“行难”之判断成矣。同壹行为，而有难易不同之判断，其原因何在？直观易知，抽象难明也。

数日能拆除壹房屋，数月方能建成壹房屋。观此可下壹结论———破坏容易，建设难。政治建筑之破坏与建设，应该如何理解？回答这壹问题不容易，知难也。难在此种知识，既处脑髓之内，又在抽象范围。

为什么说政治破坏与建设之知识处脑髓之内？孙中山先生称政治建设为心理建设。世界万物有自然而成的，有人为而成的。政治建筑是人为的，是不言自明的。人者，心之器也。故政治建筑是人心理之所造也。非壹人心理之所造，实众人心理之所造也。

众人之心理于政治建筑中，是基础，还是上层？如为基础，当为心理的哪壹部分？预先深思熟虑，而得正确之知识，先知先觉之天职也。政治建筑破坏与建设之期，短则数年、十余年，长则过百年而不息。数十年之事，不在直观范围，仅抽象可预知壹二。且正、误尚在两可之间。运用理性之法则，为数十年之事作出正确推演，亦先知先觉之天职也。

政治建筑之破坏与建设，在实行方面，为破坏在前，建设在后。于认识方面，则为建设在前，而破坏在后。因为建设乃破坏之目的，建设之构想成竹在胸，才敢谋划破坏之方略。因此，先论述建设之构想，破坏之方略次之。

名正而后言顺，言顺而后事成。故为民主壹词正名，为探索政治建设知识的第壹步。民主的正名为民治，与官治——上以治下相对立。民治之内容，民自治与民共治。民自治，即民众自治个人之事。民共治，即民众共治众人之事。

凡事皆有前因后果，因果相连而递進，此已为知识界之常识。那麽，民自治、民共治的内在原因是什么？更明确地说，人能够自治、共治的原因是什么？人是自由的，则自治成立。人是平等的，则共治成立。壹言以蔽之，民治之原因，自由、平等也。

民众处自由、平等之状态，具自由、平等之观念，选举、组织议会以决地方之事。选举、组织国会以决国家之事。国会选举、组织立法院，以制定国家法律。国会选举总统而组织行政院，以管理国家中央之行政。总统与立法院共同确定司法院大法官，進而组织司法院，裁判立法与行政之纠纷。三院分立，相生相克，上层建筑成形矣。而上层建筑之稳定，由民治之原因决定之。自由、平等之民，具自由、平等之观念，选举自由、平等之议员，自由、平等之议员制定自由、平等之法律。行政、司法皆如此，由自由、平等而产生，亦产生自由、平等之行政、司法。反之，不自由、不平等之民，具不自由、不平等之观念，选举、产生不自由、不平等之官员，制定不自由、不平等之法律，行不自由、不平等之政，专制之政成矣。所以，共和政体之稳固，民众“自由、平等”观念为之基础也。“自由、平等”观念深入人心，则共和政体稳如泰山。反之，民众“自由、平等”观念薄弱，则共和政体风雨飘摇。

因此，必就“自由、平等”观念产生之道，详加考察，而为建设共和政体之第壹步。关于天赋人的“自由、平等”，在《民权讲解》中有详细论述，这里不再赘述。现在只论述政治上的自由、平等。“自由、平等”是壹种状态。对于状态，人只能通过直观来判断是“自由、平等”的，还是“不自由、不平等”的。换言之，人不能由理性之法则，抽象推演出“自由、平等”。即哲学家所谓，“自在之物”不在理性认识的范围之内，唯“自由意志”同类能相感知。“自由、平等”在客观形态上，是壹种活动状态。在人的认知上，是壹种观念。人直观“自由、平等”状态，而生“自由、平等”观念。舍此之外，无有它途。

在政治上，民众自治个人之事，即是自由的。民众共治众人之事，即是平等的。个人之事与众人之事，其名虽可分，其实则不可相离而存。原因在于，人皆集自然人与社会人于壹身。欲自由、平等皆成为可直观之状态，在于确定“自治——共治”体之大小。“自治——共治”体越小，则自治程度越高。“自治——共治”体越大，则共治程度越高。从“自由、平等”状态之可直观性，及国家大小综合权衡，以县为“自治——共治”的基本单位，县之内，行直接民权。经济方面，于军政阶段，没收权贵垄断资本，用于民生保障。于训政阶段，实行“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之民生经济政策。处民众于经济“自由、平等”之地位。

经过训政阶段，“自由、平等”观念深入人心，则间接民权范围内之上层建筑稳固矣。

现今中国海内外，欲效法西方之治者，不可谓不多，可称为后知后觉者。而其中多数所津津乐道者，在于“三权分立、司法独立、壹人壹票选举”等等可见之形。对于民治之基础，反而无动于衷。此犹如建筑物无第壹层，而欲建第二层。空中楼阁、海市蜃楼皆幻影也。

如无军政阶段为之破坏旧建筑，及无训政阶段建民众政治、经济之自由、平等状态，则民众“不自由、不平等”之观念依旧。此时，壹人壹票，选举之结果当如何？结果是，新权贵代替旧权贵而已。为什么？贫者欲富，而选富者。富者欲贵，而选有势者。结果就是，旧权贵换新装，继续统治中国。

更有甚者，言中国人需要用三百年来提高素质，为民主之基础。这种说法，虽然是错误的，但是有壹定的受众市场。其原因是，后知后觉于知有未尽，于识有未深，致有传播似是而非之论，妨碍国家進步之心理，习而不察。

素质壹词，词义笼统、模糊不清。只要是好的言行，都可以包含在素质壹词之内。集古今中外有史以来所有美言善行，于素质壹词之内，皆不为过。要消化如此浩如烟海的素质内容，百年之期不为长，千年之期不为短。三百年提高民众素质，而为民主之基础。这壹说法，犯了“理论脱离实际”的错误。人七日不食则死。对快要饿死的人说，壹年之后，美味佳肴就可以做成了。素质壹说，即百年后之美味佳肴也。再者，百年之后，人人素质皆已提高，人人皆美言善行，已经是最佳的社会状态了，还需要退而求其次吗？

所以，后知后觉者所当殚精竭虑者，在于民治的原因之清晰化。穷根溯源，民主与专制相抗，其抗拒的思想观念武器就是“人生而自由、平等”。而专制所持有的思想观念武器则是“人生而不自由、不平等”。数百年来，二者之争势均力敌。“生而自由、平等”与“生而不自由、不平等”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至今日，为知识界所接受者，“人在规则内有自由、平等”。这是变相承认了“人生而不自由、不平等”。关于天赋人的“自由、平等”，我在《民权讲解》的开端作了详细陈述。关于政治上“自由、平等”观念的形成，上文已述。

现在讲解破坏专制政治建筑之方略。

壹年破坏，十年建设。以破坏、建设所需之时间长短而论，破坏容易，建设难。而以“知与行之关系”而论，知破坏之道，则行易。不知破坏之道，则行难。

摧毁建筑物之法，于建筑物的支柱处放上炸药，引爆炸药，则无论建筑物如何坚固，无不顷刻倒塌。摧毁专制政治建筑亦如此。

专制政治统治在進入末期之时，其维持统治之支柱就是军队与警察。如何摧毁此二大支柱？于内，用渗透之法。于外，走国际路线，组织光复民国革命军。内外夹攻，专制建筑必倒于顷刻。

渗透之法，效法辛亥革命时，革命党人对武昌新军的成功渗透。武昌新军本为满清之军队，由于革命党人的成功渗透，临阵倒戈，发难于不可测之时。引发中国大半省份，于数月之内倒戈易帜。

渗透之核心，是心理渗透。渗透之安全法是，红皮蓝骨。渗透、反渗透，于我、于敌，皆在心理。故藏心理于不测之渊，为制胜之战术。可效法谍战电视剧《风筝》中的两个人物：韩冰、郑耀先。

渗透成功，则按兵不动。等待海外光复民国革命军先发动，而后里应外合。同时并举，则渗透、宣传所及之地闻风而动，专制统治必倒于顷刻。

关于海外光复民国革命军组建之法，我在《革命建国方略》序言 · 致民国派书 中已作详细讲述。

而现今中国海内外，欲破坏专制建筑的后知后觉者，其所思、所想、所知，实令人可怜、可笑、可恨。不知破坏之道使然也。

1989年，我中国举国游行、请愿，请求共产党進行政治改良。共产党以武装镇压对付民众。敌为刀俎，我为鱼肉之形势大白于天下。我国民同胞为共产党之鱼肉，可怜之状传遍全世界。而89壹代后知后觉者，二三十年来，所思所想依然在改良，而反对革命。是在心理上重置我国民为鱼肉之境地。吃壹堑，长壹智。为正常之智力。吃壹堑，退壹智，愚不可及。虽为众所可怜，亦为众所笑。更有可恨者，鼓吹改良，而冠以革命之名。即鼓动民众上街游行抗议，倒逼专制统治進行改良，而名之曰颜色革命。民众上街游行抗议，与共产党枪炮相对，嘴炮对枪炮。不过是复制“1989年学生跪求改良”壹幕而已。其结果也将壹般不二。

破坏、建设之道，军政破坏专制建筑，训政深植“自由、平等”观念于民众心理。宪政建上层共和建筑，而为永久之制。

欲救民众于危难之境，建自由、平等、博爱之中国社会，舍此之外，无有它途。

关于自由的性质，及自由只能被人的哪种感知能力体会，我先用哲学的语言進行表述，然后用直观的语言進行表述。

哲学家把世界万物大体划分为两部分：本体与客体。本体由自身得到体会，客体由认识能力得以被认识。本体与客体的存在形式不同，而人的认识形式只有壹种。客体的存在形式与人的认识形式壹致，故人能够认识客体。客体的存在形式与人的认识形式，就是时间与空间。客体无不在此形式中，人的直观认识无不入此形式中，人的抽象认识在理性的法则中运行时在抽象时空的形式中。

本体不在时空中，故本体超出人的认识能力。本体与客体的关系是，本体的客观化即是客体。本体在未客观化时是自由的，本体在客观化之后则处在时空的严格限制之中，即处在必然性之中。因此在哲学上，自由的定义是，必然性的打消，无限的可能性。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饮食男女之欲，即是本体。现在我就分别以饮食之欲及男女之欲为例来说明本体的自由性与客体的必然性，及人的认识能力的区域范围。

人饥则欲食，寒则欲衣，本能也。如果问为什么有这样的本能？这个问题是无解的。这就是本体的不可知性。当饥饿感来袭，我可以在琳瑯满目的食物中作随意地选择，则我的意志在没有作出选择之前是自由的，可以作任意的选择。但当我选择了其中的部分食物吃饱后，则我的意志此时处在了必然性之中，即在此时没有了选择食用其它食物的可能性。

人有男女之欲，如果问人为什么有男女之欲？这个问题也是无解的。这也是本体的不可知性。当男女之欲萌发，但还没有進入客观界时，男女之欲对客观界的男女有无限的可能性。即性爱可发生在随机的壹对男女之间。也就是即将诞生的新个体生命的精神素质与身体素质有无限可能性。但当性爱在确定的壹对男女之间发生，即将诞生的新生命的精神素质与身体素质就被严格确定了，从而排除了其它的可能性。

那麽，作为自由的本体与作为在时空严格限制下的客体是怎样被我们所感知的？

作为自由的本体，由于其不在时空中，我们的认知能力在时空中得不到任何材料，也就无从认识本体。以人为例，先哲说，人心难测于天。俗语说，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人对人的认识，以己之心 度人之心。如果壹个人的欲望虽然多并且强烈，但其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客观现象，我们将不能有对此人意志，自由与否的任何认识。只有当事人自己的意志才有直接的体会。只有当意志的趋向展现为客观的行为，我们才能根据客观时空条件，来判断意志的目的，及推测意志在时空中的必然轨迹。自由意志在本体与客体的交接处，则是我们感受意志自由的时空处。

还是以“饮食男女之欲”来说明自由意志能被感知的时空处。饥饿感来袭，如果个体意志在客观界无任何表现，认识能力对此意志的状态是不能有任何认识的。当某个体的人正在進食，认识能力对此，仅能推测出此人是由于饥饿而進食。对意志自由与否，也是不能有任何认识的。只有当个体的人在各种食物中進行选择时，我们才能判断出此时的意志自由与否。当个体的人根据自己的口味喜好，在琳瑯满目的食物中选择时，则能够判断此时的意志是自由的。当个体的人由于条件限制，没有选择的空间，只能食用某种食物而充饥。则可以判断此时的意志是不自由的。

男女之欲萌发，但不见于任何行为。则认识能力对男女之欲的状态不能有任何知识。当男女之欲在客观界的壹对男女之间实现了其目标，我们只能根据客观的时空条件来判断，这壹目标的实现是否合理。如根据道德观念、男女双方彼此精神、物质条件及彼此家庭环境条件等等。男女之欲是否自由，只能在男女彼此选择的当时为我们所知晓。当个体的男女由自己的喜好在茫茫人海中随意选择，则我们能够感受此个体的男女之欲是自由的。当个体的男女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不能由个人喜好作选择时，则我们能够感受此个体的男女之欲是不自由的。

从对“饮食男女之欲”自由与否的感知时空处，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自由是壹种活动状态。

2、人对自由的认识，只能由对自由状态的直观而获得。

3、人对自由的态度，由自由意志自身决定。

关于第3条，作壹个简短的解释。人必然会由彼此意志的不同状态，而对彼此的意志有不同态度。如羨慕、嫉妒，怜悯、同情。当我处不自由状态，而直观他人处自由状态，则我之羨慕、嫉妒心理自然而生。反之，当我处自由状态，而直观他人处不自由状态，则我之怜悯、同情心理自然而生。

由以上结论来看，政治上的自由、平等观念的产生之道，必然是直观自由、平等的客观事实。民众必须在经济及政治上同时处于自由、平等地位，自由、平等观念才能产生。

经济上的自由、平等就是，建立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及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政策消除资源垄断。使民众处于经济立足点上的自由、平等地位。

政治上的自由、平等就是，壹县之内，民众皆能自由、平等地行使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大民权。

由于篇幅的限制，上文对自由、意志、理性等等概念并没有作详细解释，只是对由这些概念得出的结论作了陈述。为了便于直观理解所作的经验表述，在概念上是不很严谨的。有哲学基础的仁人志士可以参阅叔本华哲学的相关著作，及王国维《释理》、《原命》、《论性》等。





11 三民主义，军政、训政、宪政总论



政治变革，有原动者，有后动者。政治变革之原动者，英国、法国之政治革命也。原动者，意志为之驱动力，有先发优势。后动者，理性为之驱动力，有后发优势。英国，当其初欲变革政治之时，人民受政治专制之苦，起而与国王之权力相斗争，相妥协。反复相交替数百年，最终确立民治政体。法国大革命前夕，人民内受专制政治、经济压迫之苦，外受自由、平等学说之鼓动。起而革命推翻专制统治。当此之际，民众但具有追求自由、平等之意志，而无保障“自由、平等”之客观政治形态构想。“自由、平等”的表达，呈现为“无法、无序”的简单、粗糙状态。致使社会萧瑟、人心恐怖。专制社会尚不至如此。专制势力乘势而恢复统治。但“自由、平等”意志既已萌芽，则不可遏制。革命之潮随之而起。惩前者革命之失，而构建共和政体形态。但构建共和政体属首创，不能壹蹴而就。专制王朝统治因此而又得以复辟。如此反复，两帝制而三共和，经八十余年，共和政体得以最终确立。

英、法革命，建民治政体属首创，率先雄冠全球，此其先发优势。其劣势是，不知而行，血雨腥风。我中国政治革命属后动者，知而后行，具有后发优势。

知而后行，未雨绸缪。破坏与建设井然有序，破坏与建设，十余年即可收全功。而发挥后发优势的责任，全在先知先觉者与后知后觉者。

观世界各国民主历程，无不以革命为前提，亦无不有反复之经历。当有如下之认识：

1、民主与专制不可并存于壹国之内。即改良不可行。非民主战胜专制，最终建立民主制度。即专制战胜民主，最终复辟专制制度。专制制度改良为民主制度，于理论及事实上，皆自相矛盾。专制改良以维持既有之统治，即改良以求生，则其目的为专制也。如专制制度改良为民主制度，则此改良的主导者是自我革命。是改良以求死，万万无此理。

2、破坏专制而建立民主，有壹过渡过程。即破旧立新的过程。而破坏之功非壹朝可尽，建设之业非壹夕可成。故破旧立新的过程，也是新旧并存的时期。

3、我中国的政治革命属于后动者，知而后行，能够发挥后发优势。先知先觉者能够借鉴世界各国变革的利弊得失，思之熟稔，筹之有素，则建设之构想可后来居上。

孙中山先生在壹百余年前，就认为中国政治革命为后动者，知而后行，能够发挥后发优势。而作三民主义为中国政治、经济建设之目标。规划军政、训政、宪政为革命建国之程序。历史的原因，革命建国的進程在中国大陆半途而废。今天，我们民国志士当以孙中山先生革命建国的构想，在中国大陆光复民国。

自“自由、平等”思想萌芽之日始，其客观化之最终完成，为完全民治政体。民治，有两项内容：民自治与民共治。于政体上表现为，地方自治与国家共治。地方自治，行直接民权。国家共治，行间接民权。直接民权，壹县之内，民众达到法定年龄，皆具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大民权。民众以此四大民权治人、治法而管理地方之事。间接民权，由各县选举之代表组成国会，国会代表民众行四大民权于中央政府。中央政制采用权、能分离，五院分立之原则运行。如此，系统灿然，井然有序。民智，由民权而得以充分发挥，公共理性管理公共事务，名至实归。此孙中山先生民权主义之大体框架。

人类所有活动的动力，就是生存、发展。简而言之，就是民生。民生的障碍是，经济上的不自由、不平等。具体表现，大体分两部分：土地垄断与资本垄断。土地与空气、水、高山、大川壹样，本是大自然无差别地赋予人类使用的。由于历史政治的原因，土地私有，進而产生土地兼并成为事实。资本垄断，古今中外皆有之。其本质是公有资本流入了私有资本范围。当垄断资本投入市场时，市场会发生波动，垄断资本会利用市场波动，進壹步圈占资本。而这被圈占的资本是属于公有的。因为市场的波动，是由市场的参与者共同造成的。垄断资本的投入只是其中的原因之壹。基于土地垄断与资本垄断危害民生的事实，孙中山先生提出以“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的方法，置民众于经济立足点上的“自由、平等”地位。

物以类聚，此为自然力的普遍效应。在人类则表现为同民族相聚集居住于壹方。其原因在于民族意识相同也。民族意识，本于先天，与后天客观环境相契合。民族认同，即认同与客观环境相契合的生存方式。民族成于先天，民族主义顺应民族意识而塑造民族精神，以固民族凝聚力。对内，达于本民族之独立自强地位。对外，达于民族平等相处之地位。

破坏专制而建立民主，有壹过渡过程。即破旧立新的过程，而破坏之功非壹朝可尽，建设之业非壹夕可成。故破旧立新的过程，也是新旧并存的时期。此壹时期，旧法尚未扫除干净，新法尚未完全建立。民众之心理，对于旧法、新法，何者有效？何者无效？悬而未明。如此，必然呈现“无法、无序”的状态。人心欲安，唯过渡时期临时约法能安定民心，稳定社会秩序。过渡时期分为三阶段：军政阶段、训政阶段、宪政阶段。相应的过渡时期约法为，军政约法、训政约法、宪政约法。

政治革命与建设，其根本是心理革命与建设。故过渡时期约法，其根本作用在于促使全国军民洗心革面，建国家政体永久稳固之基。

军政府主导军政、训政、宪政之时限为十五年。分别为军政五年，以破坏专制建筑，宣传革命建国方略。训政九年，以建设地方政制。宪政壹年，以建设中央政制。

军政约法：

1、军政府壹面用兵力以扫除专制势力，壹面宣传革命军之主义以开化全国之人心，而促進国家之统壹。对于专制势力，其能识时务，顺潮流而归顺民国，举青天白日旗而宣誓效力民国者，赦其既往之罪，督其戴罪立功，于所辖区域宣传并执行三民、三政。阳奉阴违及负隅顽抗者，杀无赦。军政府于所辖区域及全国各地，宣传革命军之主义，取得民众理解而助革命。

2、经济方面，对于专制势力所聚敛之国家财富、贪官污吏所搜刮民众之财产，悉收归军政府调度，其半用于军政府力量维持，以扫除专制势力。其半用于民生保障。权贵资本若能弃恶从善，配合经济调度，军政府则保障其人身及合法财产安全。暗结势力以拒义师者，杀无赦。

3、民众曾受官匪壹气之压迫，致经济窘迫者，可诉诸军政府，军政府以强力制裁既有之官匪恶势力。对于贫、病、失业之民众，军政府尽其财力救济之。

4、全国军民有义务协助军政府宣传并执行三民主义，及军政、训政、宪政之建国步骤。

训政约法：经过军政时期，社会秩序稳定，经济秩序井然有序，政令达于全国，即進入训政阶段。训政时期之目的，在于使民众获得“自由、平等”之观念，即宪政建设之心理观念基础。观念之形成，直观使然也。舍此之外，无有它途。

1、政治方面，建设地方自治。以县为自治的基本单位，赋予民众平等的民权---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法律权、复决法律权。凡达到成人年龄，皆具有此四大民权。民众自由选举县议会议员以制定本县之法律、选举县长以管理本县之行政。民众对于已选举出之议员、县长，有罢免之权。罢免案，达到法定人数通过，罢免议员、县长即生效。民众之个体，有提出法律案之权，亦有复决法律之权。对于民众所创制、复决之法律，达到法定人及法定人数签名通过，议会得无条件通过该法律之存、废。(法定人，如农业法，则农民为该法之法定人。商业法，则该商业参与者为法定人)。

2、经济方面，实行“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之民生主义经济政策。制定公平、公正的财政税法。

3、训政时期，军政府对县自治行训导之权。对于有志于公职之个人、团体、组织、党派，必须经军政府考试院考试合格，并宣誓效忠民国者，始有候选公职职之资格。考试试之内容，民国政体之运作、各职能机关之组织及权责、议会议事规则等等公器运作细则。

4、县政府之议会立法及行政机关所制定的政策，如有违背训政时期政治、经济原则者，其立法、政策皆无效。军政府对相关议员、行政人员作背景调查，如裁定其为旧有专制势力之代言人，则取消其公职之资格，取缔所代表之势力。训政时期政治、经济原则，即上文训政约法的1、2条所陈述。

5、对于违反“公开、透明”之原则，進行竞选公职，及违反“公开、透明”原则，创制、复决法律者，依其程度之深、浅，剥夺相应时限之民权。

6、县政府，三年壹届。训政期限为三届（九年）。对于曾任职于共产党政府的人员，在训政时期内前两届（六年），剥夺其四大民权。从第三届开始，恢复其四大民权。

宪政约法：

1、民众于民权方面，得到“自由、平等”之行使。于经济方面，处自由、平等之地位。民众“自由、平等”之观念因之而成。公职人员获得行使公职之知识及训练。二者齐备，建成完全自治--共治团体，县治。

2、县治团体完成，每县选举壹名代表，组成国会。国会内互选产生立法院，制定宪法及普通法律。国会选举总统，总统任命行政院长而组织行政院。大法官，得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而产生，進而组织司法院。总统提名监察院长人选，经司法院同意而任命之，進而组织监察院。总统提名考试院院长人选，经立法院同意而任命之，進而组织考试院。

3、国会代表国民，操四大民权，行使政权。五院，平等相待，协调而行使治权。宪法制定通过，五院组织完成，即结束训政，進入宪政时期。

4、宪政时期，宪法制定通过后，在宪法框架下，中央政治、经济政策，待五院之运筹，取决于国会。地方政治、经济之治理，取决于地方议会。中央与地方之权限，遵从宪法之划分。

5、宪法之内容，如有违背以上“权、能分离，国大五院制”原则之条款，皆无效。

军政府约法：

1、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目标，及军政、训政、宪政之建国程序为军政府领导全国军民，全国军民服从军政府的最高原则。上至军政府首脑，下至普通军民，以三民主义之目标及军政、训政、宪政之行动步骤为领导、服从的第壹依据。违背第壹依据，则上级无领导之权力，下级无服从之义务。

2、全国军民皆以“三民、三政”理念，相互扶持，相互督导，壹致行动。如有违背者，同志共弃之，天下共击之。

关于二次革命后，孙中山先生要求党员服从领袖的是非对错问题的澄清。



因国民革命的历史上，有“孙中山要求党员服从领袖”之事。时下，对此历史事件及人物作出“专制、独裁”之议论甚嚣尘上。本不欲与诛心之论作口舌之争，争壹日之长。但鉴于似是而非之论，迷惑民心、迷惑军心，妨碍革命建国進程。有必要疏通认知障碍，期于全国军民同心同德，按照革命建国方略光复民国。

哲学上，在论述认识论时，有壹结论：知识有区域范围。越过此知识之区域范围，则错误之判断，容易产生而难以察觉。如果用类比的方法，放大“产生这种错误的形式”，就是张冠李戴———用航空的速度快慢标准，来衡量航海速度的快慢。

“孙中山要求党员服从领袖”之事，当以“领袖权限”之标准来衡量，不当以“专制独裁”之标准来衡量。

军事组织编制上，团长服从师长，师长服从军长，军长服从军区司令。美国总统通过国防部对战区（六个洲际地域战区与特战、战略、运输司令部）指挥官下达作战命令，完全无需参谋首长联席会议；战区指挥官直接对辖区内的陆海空各军种部队下达指挥与后勤军令。参谋首长联席会议、陆海空军种负责人、各战区陆空军及各舰队均没有军事指挥权。如果以有“认命、服从”之关系，而作“专制独裁”之判断，是无军事、政治常识也。军事组织能发挥得心应手之效，军队以服从为天职使然也。

孙中山先生以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为革命建国之目的，以军政、训政、宪政为革命建国之程序。当此军政时期，必须以军事力量破坏专制建筑，击溃专制势力之际，服从领袖以强化军事力量，理之必然。对于军政府及军政府首脑的衡量标准只能是军政府权限。用专制独裁的标准来判断，是张冠李戴。军政府权限标准，以革命建国程序为归依。军政时期，以军政约法为标准。训政时期，以训政约法为标准。宪政时期，以宪政约法为标准。违背相应时期约法，即是非法的。同志共弃之，天下共击之。

人类社会之進化，以时考之，则分为三时期，曰不知而行之时期；行而后知之时期；知而后行之时期。而以人言之，则有三系焉：其壹先知先觉者，为创造发明；其二后知后觉者，为仿效推行；其三不知不觉者，为竭力乐成。有此三系人相需为用，人类社会各种发明创造，从构想到成为客观事实，无不指日可待。而三系人之关系，以“知与行之关系”而言，即“行为”服从“知识”———不知不觉者服从后知后觉者，后知后觉者服从先知先觉者。处当今“知而后行”之时代，三系人之服从关系更为显著。各类浩大工程因此而指日可成。政治建筑之破坏与建设，也不例外。



12 对中国大陆未来形势的预见与对策



形同则势同。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形势相同使然也。当今中国大陆之形势，政治转型迫在眉睫，而中共专制统治为之最大障碍也。同此形势者，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国内之形势也。当时之中国，有识之士知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即政治转型也。而满清专制统治为之最大障碍也。

政治转型时期的形势，自动态上言之，就是新、旧势力彼此消长，所呈现的形态。为了更清晰地了解这种形态所表现的形势，就必须分别来分析新势力与旧势力的力量产生之源。政治势力的力量产生之源，就是政治意识形态。旧势力有旧的政治意识形态，新势力有新的政治意识形态。如此，新、旧势力的冲突就表现在两个领域。壹、无形的领域，即政治意识形态领域。二、有形的领域，即由彼此政治意识形态，所客观化的政治建筑及维持政治建筑的有形力量。

为了让大家能够更接近直观地理解，新、旧势力在两个领域的冲突，及形势趋向，我引述壹个历史事件，由身处新、旧势力冲突中的重要人物，来讲述其动态形势。我只作整理与翻译。这壹重要历史事件的陈述就是《陈英士致黄克强书》，其全文如下：

　克强我兄足下：美猥以菲材，从诸公后，奔走国事，于兹有年。每怀德音，谊逾骨肉。去夏征颿东发，美正养病院，满拟力疾走别，握手倾愫，迺莫获我心。足下行期定矣，复以事先日就道，卒无从壹面商榷区区之意于足下，缘何悭也。日者，晤日友宫崎君，述及近状，益眷眷国事，弥令美动“榛苓彼美”、“风雨君子”之思矣。

　　溯自辛亥以前，二三同志如谭、宋辈过沪上时，谈及吾党健者，必交推足下。以为孙氏理想，黄氏实行。夫谓足下为革命实行家，则海内无贤无愚，莫不异口同声，于足下无所增损。惟谓中山先生倾于理想，此语壹入吾人脑际，遂使中山先生壹切政见，不易见诸施行，迨至今日，犹有持此言以反对中山先生者也。然而征诸过去之事实，则吾党重大之失败，果由中山先生之理想误之邪？抑认中山先生之理想为误而反对之致于失败邪？惟其前日认中山先生之理想为误，皆致失败，则于今日中山先生之所主张，不宜轻以为理想而不从，再贻他日之悔。此美所以追怀往事而欲痛涤吾非者也。爰胪昔日反对中山先生其历致失败之点之有负中山先生者数事以告，足下其亦乐闻之否邪？

　　当中山先生之就职总统也，海内风云，扰攘未已，中山先生政见壹未实行，而经济支绌，更足以掣其肘。俄国借款，经临时参议院之极端反对，海内士夫更借口丧失利权，引为诟病。究其实，实交九七，年息五厘，即有担保。利权不碍，视后日袁氏五国财团借款之实交八二，盐税作抵，不足，复益以四省地丁，且予以监督财政全权者，孰利孰害？孰得孰失？岂可同年语邪？乃群焉不察，终受经济影响，致妨政府行动。中山先生既束手无策，国家更濒于阽危，固执偏见，贻误大局，有负于中山先生者此其壹。

　　及南北议和以后，袁氏当选临时总统。中山先生当时最要之主张，约有三事：壹则袁氏须就职南京也。中山先生意谓南北声气未见调和，双方举动，时生误会，于共和民国统壹前途，深恐多生障故。除此障故，非袁氏就职南京不为功。盖所以联络南北感情，以坚袁氏对于民党之信用，而袪民党对于袁氏之嫌疑也。二则民国须迁都南京也。北京为两代所都，帝王痴梦，自由之钟所不能醒；官僚遗毒，江河之水所不能湔。必使失所凭借，方足铲锄专制遗孽(注壹)：迁地为良，庶可荡涤壹般瑕秽耳。三则不能以清帝退位之诏全权授袁氏组织共和政府也。夫中华民国乃根据临时约法，取决人民代表之公意而后构成，非清帝、袁氏所得私相授受也。袁氏之临时总统，乃得国民所公选之参议院议员推举之，非清帝所得任意取以予之也。故中山先生于此尤再三加之意焉。此三事者，皆中山先生当日最为适法之主张，而不惜以死力争之者也。乃竟听袁氏食其就职南京，取决人民公意之前言，以演成弁髦约法，推翻共和之后患者，则非中山先生当日主张政见格而不行有以致之邪？试问中山先生主张政见之所以格而不行，情形虽复杂，而其重要原因，非由党人当日识未及此，不表同意有以致之邪？有负于中山先生者此其二。

　　其后中山先生退职矣，欲率同志为纯粹在野党，专从事扩张教育，振兴实业，以立民国国家百年根本之大计，而尽让政权于袁氏。吾人又以为空涉理想而反对之，且时有干涉政府用人行政之态度。卒至朝野冰炭，政党水火，既惹袁氏之忌，更起天下之疑，而中山先生谋国之苦衷，经世之硕画，转不能表白于天下，而壹收其效。有负于中山先生者此其三。

　　然以上之事，犹可曰壹般党人之无识，非美与足下之过也。独在宋案发生，中山先生其时适归沪上，知袁氏将拨专制之死灰，而负民国之付托也。于是誓必去之。所定计划，厥有两端：壹曰联日。联日之举，盖所以孤袁氏之援，而厚吾党之势也。“日国亚东，于我为邻，亲与善邻，乃我之福。日助我则我胜，日助袁则袁胜。”此中山先生之言也。在中山先生认联日为重要问题，决意亲往接洽，而我等竟漠然视之，力尼其行，若深怪其轻身者。卒使袁氏伸其腕臂，孙宝琦、李盛铎东使，胥不出中山先生所料，我则失所与矣。（文按：民党向主联日者，以彼能发奋为雄，变弱小而为强大，我当亲之师之，以图中国之富强也。不图彼国政府目光如豆，深忌中国之强，尤畏民党得志，而碍其蚕食之谋。故屡助官僚以抑民党，必期中国永久愚弱，以遂彼野心。彼武人政策，其横暴可恨，其愚昧亦可悯也。倘长此不改，则亚东永无宁日，而日本亦终无以幸免矣。东邻志士，其有感于世运起而正之者乎？）二曰速战。中山先生以为袁氏手握大权，发号施令，遣兵调将，行动极称自由。在我惟有出其不意，攻其无备，迅雷不及掩耳，先发始足制人；且谓宋案证据既已确凿，人心激昂，民气愤张，正可及时利用，否则时机壹纵即逝，后悔终嗟无及。此亦中山先生之言也。乃吾人迟钝，又不之信，必欲静待法律之解决，不为宣战之豫备。岂知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法律以迁延而失效，人心以积久而灰冷；时机坐失，计划不成，事欲求全，适得其反。设吾人初料及此，何致自贻伊戚耶？有负于中山先生者此其四。

　　无何，刺宋之案，牵于袁、赵之蔑视国法，迟迟未结；五国借款，又不经国会承认，违法成立，斯时反对之声，举国若狂。乃吾人又以为有国会在，有法律在，有各省都督之力争在，袁氏终当屈服于此数者而取销之。在中山先生则以为国会乃口舌之争，法律无抵抗之力，各省都督又多仰袁鼻息，莫敢坚持，均不足以戢“予智自雄”、“拥兵自卫”之野心家。欲求解决之方，惟有诉诸武力而已矣。其主张办法，壹方面速兴问罪之师，壹方面表示全国人民不承认借款之公意于五国财团。五国财团经中山先生之忠告，已允于二星期(注二)内停止付款矣。中山先生乃电令广东独立，而广东不听；欲躬亲赴粤主持其事，吾人又力尼之，亦不之听；不得已令美先以上海独立，吾人又以上海弹丸地，难与之抗，更不听之。当此之时，海军尚来接洽，自愿宣告独立，中山先生力赞其成，吾人以坚持海、陆军同时并起之说，不欲为海军先发之计。寻而北军来沪，美拟邀击海上，不使登陆，中山先生以为然矣，足下又以为非计。其后海军奉袁之命开赴烟台，中山先生闻而欲止之曰：“海军助我则我胜，海军助袁则袁胜，欲为我助，则宜留之；开赴烟台，恐将生变。”美与足下则以海军既表同意于先，断不中变于后，均不听之，海军北上入袁氏牢笼矣。嗣又有吴淞炮台炮击兵舰之举，以生其疑而激之变，于是海军全部遂不为我用矣。且中山先生当时屡促南京独立，某等犹以下级军官未能壹致诿。及运动成熟，中山先生决拟亲赴南京宣告独立；二三同志咸以军旅之事，乃足下所长，于是足下遂有南京之役。夫中山先生此次主张政见，皆为破坏借款，推倒袁氏计也。乃迁延时日，遂巡不進，坐误时机，卒鲜寸效。公理见屈于武力，胜算卒败于金钱，信用不孚于外人，国法不加于袁氏。袁氏乃借欺人之语，举二千五百万磅之外债，不用之为善后政费，而用之为购军械，充兵饷，买议员，赏奸细，以蹂躏南方，屠戮民党，攫取总统之资矣。设当日能信中山先生之言，即时独立，胜负之数，尚未可知也。盖其时联军十万，拥地数省。李纯未至江西，芝贵不闻南下，率我锐师，鼓其朝气，以之声讨国贼，争衡天下，无难矣。惜乎粤、湘诸省不独立于借款成立之初，李、柏诸公不发难于都督取销之际，逮借款成立，外人助袁，都督变更，北兵四布，始起而讨之，盖亦晚矣。有负于中山先生者此其五。

　　夫以中山先生之智识，遇事烛照无遗，先几洞若观火。而美于其时贸贸然反对之，而于足下主张政见，则赞成之惟恐不及。非美之感情故分厚薄于其间，亦以识不过人，智暗虑物，泥于孙氏理想壹语之成见而已。盖以中山先生所提议者，胥不免远于事实，故怀挟成见，自与足下为近。岂知拘守尺寸，动失寻丈，贻误国事，罔不由此乎？虽然，“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前事已覆，来轸方遒”、“亡羊补牢，时犹未晚”、“见兔顾犬，机尚不失”。美之所见如此，未悉足下以为何如？自今而后，窃愿与足下共勉之耳。夫人之才识，与时并進，知昨非而今未必是，能取善斯不厌从人。鄙见以为理想者事实之母也。中山先生之提倡革命，播因于二十年前，当时反对之者，举国士夫殆将壹致；乃经二十年后，卒能见诸实行者，理想之结果也，使吾人于二十年前，即赞成其说，安见所悬理想，必迟至二十年之久，始得收效？抑使吾人于二十年后犹反对之。则中山先生之理想，不知何时始克形诸事实，或且终不成效果，至于靡有穷期者，亦难逆料也。故中山先生之理想能否证实，全在吾人之视察能否了解，能否赞同，以奉行不悖是已。夫观于既往，可验将来，此就中山先生言之也。东隅之失，桑榆之收，此就美等言之也。足下明敏，胜美万万，当鉴及此，何待美之喋喋？

　　然美更有不容已于言者：中山先生之意，谓革命事业，旦暮可期，必不远待五年以后者。诚以民困之不苏，匪乱之不靖，军队之骄横，执政之荒淫，有壹于此，足以乱国；兼而有之，其何能淑？剥极必复，否极必泰，循环之理，不闲毫发。乘机而起，积极進行，拨乱反正，殆如运掌。美虽愚暗，愿竭棉薄，庶乎中山先生之理想即见实行，不至如推倒满清之必待二十年以后。故中华革命党之组织，亦时势有以迫之也。顾自斯党成立以来，旧日同志，颇滋訾议，以为多事变更，予人瑕隙，计之左者。不知同盟结会于秘密时代，辛亥以后，壹变而为国民党，自形式上言之，范围日见扩张，势力固征膨胀。而自精神上言之，面目全非，分子复杂，薰莸同器，良莠不齐；腐败官僚，既朝秦而暮楚，龌龊败类，更覆雨而翻云；发言盈庭，虽执其咎？操戈同室，人则何尤？是故欲免败群，须去害马；欲事更张，必贵改弦。二三同志，亦有以谅中山先生惨淡(注三)经营机关改组之苦衷否邪？

　　至于所定誓约有“附从先生，服从命令”等语，此中山先生深有鉴于前此致败之故，多由于少数无识党人误会平等自由之真意。盖自辛亥光复以后，国民未享受平等自由之幸福；临于其上者，个人先有缅规越矩之行为。权利则狺狺以争，义务则望望以去。彼此不相统摄，何能收臂指相使之功？上下自为从违，更难达精神壹贯之旨。所谓“既不能令，又不受命”者，是邪非邪？故中山先生于此，欲相率同志纳于轨物，庶以统壹事权；非强制同志尸厥官肢，尽失自由行动。美以为此后欲达革命目的，常重视中山先生主张，必如众星之拱北辰，而后星躔不乱其度数；必如江汉之宗东海，而后流派不至于纷歧(注四)。县目的以为之赴，而视力乃不分：有指车以示之方，而航程得其向。不然，茍有党员如吾人昔日之反对中山先生者，以反对于将来，则中山先生之政见，又将误于毫厘千里之差，壹国三公之手。故遵守誓约，服从命令，美认为当然天职而绝无疑义者。足下其许为同志而降心相从否邪？窃维美与足下，共负大局安危之责，实为多年患难之交，意见稍或差池，宗旨务求壹贯。惟以情睽地隔，传闻不无异词，缓進急行，举动辄多误会。相析疑义，道故班荆，望足下之重来，有如望岁。迢迢水阔，怀人思长；嘤嘤鸟鸣，求友声切。务祈足下克日命驾言旋，共肩艰巨。岁寒松柏，至老弥坚：天半云霞，萦情独苦。阴霾四塞，相期携手同仇；沧海横流，端赖和衷共济。於乎！长蛇封豕，列强方逞荐食之谋；社鼠城狐，内贼愈肆穿墉之技。飘摇予室，绸缪不忘未雨之思；邪许同舟，慷慨应击中流之楫。望风怀想，不尽依依。敬掬微忱，耑求指示。寒气尚重，诸维为国珍摄。言不罄意。陈其美顿首。

整理《陈英士致黄克强书》，可以看到新、旧势力在意识形态及客观力量上的冲突，有如下形态：1、旧势力之意识形态与客观建筑浑然壹体。新势力则有自身意识形态与未成熟的客观形态的冲突。2、旧的专制政治建筑，有社会大众旧观念的惯性为之基础。新势力则没有民众共和观念为之基础。

关于第1条，可由以下事实说明之。南北议和，袁氏以受清帝退位之诏全权组织政府为合法，旧势力内无异议。新势力以新政府当根据临时约法，由人民代表之公益而后构成为合法。由此，新势力提出三项主张以期达到目的，而三项竟无壹项实行。究其原因，则新势力尚有理想与实行之争。以为孙氏理想，黄氏实行。理想不切实际，实行有可见之功。故贵实行，而轻理想之构建。遂使中山先生壹切政见，不易见诸施行。殊不知，理想者事实之母也。无理想的构建为之标的，则实行无方向原则而徒劳无功。孙中山先生所组建之南京政府欲举外债，经临时参议院反对而不得行。袁世凯所主宰之北京政府举外债，虽有正式参议院之反对，而行之无碍。宋案发生后，孙中山欲运动外交、筹备武力，民党非力阻其行，即各自为政，漠然视之。反观袁氏运动外交、调兵遣将无不畅行无阻。（南京临时参议院有反对政府政策之权力，却不必对反对之后果负责。此参议院权责不明也。宋案发生，南北分驰，政治建设不能全国壹致，则法律不能有效力。欲法律解决宋案，缘木求鱼也。）

关于第2条，可由孙中山先生所著《建国大纲宣言》，及历史学家唐德刚所著微观历史《袁氏当国》说明之。

孙中山先生在《建国大纲宣言》中指出，不经军政时代，则反革命之势力无由扫荡，而革命之主义亦无由宣传于群众，以得其同情与信仰。不经训政时代，则大多数之人民久经束缚，虽骤被解放，初不隙知其活动之方式，非墨守其放弃责任之故习，即为人利用陷于反革命而不自知。前者之大病在革命之破坏不能了彻，后者之大病在革命之建设不能進行。

历史学家唐德刚所著《袁氏当国》，以大量微观历史事实证明，在辛亥革命前后的数十年历史中，人民大众是毫无共和观念的。也就是共和政体的观念基础是没有的，而普通民众的旧观念却是根深蒂固的。其中以大量事实证明，袁世凯称帝而被推翻的真正原因是，旧势力内部下陵上替。与历史上军事集团内部彼此“取而代之”无异。反对帝制，只是壹个口号而已。上至军事将领，下至普通士兵对帝制与共和孰是孰非，毫无兴趣。更不用说普通民众的冷漠心理状态了。大家可仔细参阅唐德刚所著之《袁氏当国》。

辛亥革命后，共和政体尚无民众共和观念之基础。南北议和后，同盟会当以主义约束民党，作为在野党壹致其力，作地方自治建设，以养成民众“自由、平等”之共和观念，从而巩固共和政体的基础。而同盟会于辛亥后，壹变而为国民党，作政党政治以争政权。但求政党虚势之扩张，而抛弃主义之贯彻。对于国民党，时人讥之为“挂名党”。戴季陶指国民党之主导者宋教仁为罪人。二者非无端之指责也。

宋案发生后，朝野冰炭不容，共和与专制势同水火。国民党当回归同盟会之革命时代，服从领袖以强化军事力量。而民党以“自由、平等”为辞，认为“服从”与“自由、平等”相对立。殊不知，自由、平等是在宪政之时的状态，在军政时期進行破坏专制势力之时，以“自由、平等”强化军事组织力量，是时空错位，行为与目的南辕北辙。

孙中山先生考察世界各国政治变革的利弊得失，鉴于世界各国政治变革，无不以革命为前提，亦无不有反复之经历。思索其原因，而作三民主义为革命建设之目标，规划军政、训政、宪政为政治、经济转型之步骤，以此杜绝反复之患。在军政时期击溃专制势力，破坏专制政治建筑，宣传革命军之主义。训政时期建设地方自治，深植“自由、平等”观念于民众心理。宪政时期，以五权宪法为政体上层建筑的永久之制。

无奈，知难行易。民党以孙中山先生之理想不切实际，而对旧势力之承诺以侥幸心理待之。于民众无共和观念为基础时，作政党政治之空中楼阁。致使辛亥革命后十余年中国政治纷纷扰扰，不能有建设上之成功。

当今海内外中国人之心理状态是怎样的？

中国大陆经共产极权统治七十多年，民众在专制恐怖与封闭驯化下近七十多年。民众不能不愚昧冷漠而敌视文明世界。民众之言行与历史上之义和团、红卫兵无异。

面对如此状态，民国派但知奉三民主义之名，而对其具体内容态度暧昧。对于“军政、训政、宪政”的政治转型步骤，更是有意无意地视而不见。至于其它民运人士，不过是诅咒共产党或因天灾而亡，或由人祸而亡，或因民变而亡，或由政变而亡，或由对外战争而亡。而对于破坏与建设之道，更是茫然无知。

可以作这样的预测：即使共产党政权因专制王朝兴亡周期律而轰然倒塌，中国政治纷扰的局面，必将如辛亥革命后十余年的政治局面。因其形势相同也。

新、旧势力在意识形态与客观力量两个领域的斗争，必然呈现如下状态。1、旧势力之意识形态与客观建筑浑然壹体，新势力则有自身意识形态与未成熟的客观形态的冲突。2、旧的专制政治建筑，有社会大众旧观念的惯性为之基础。新势力则没有民众共和观念为之基础。

如此，政治局面必将纷纷扰扰无有穷期，政治建设之成功遥遥无期。

民国派如能按照我《革命建国方略》而行，于海外宣传我革命建国方略，争取国际社会理解而助我革命，同时孤立中国大陆专制势力。于国内，用革命建国方略行宣传、渗透之法。示国民以希望，指明旧势力之出路。如此，军政以破坏专制建筑必能势如破竹。之后，训政以为政治、经济基础之建设。最终，宪政建设之成功就水到渠成了。

如此，破坏与建设井然有序，无有反复之患。于国于民，莫善于此。我民国志士因此而建功立业，名载史册。

共产党政权骤然倒塌之时，是什么局面？各地的军队、警察、政府会作何盘算？

首先，各地的军队、警察、政府在政治意识形态上是否会与共产党不同呢？答案是，不可能不同。原因是，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对军队、警察、政府的灌输与控制，比对社会大众的灌输与控制要强十倍百倍。其已有的政治意识形态不可能壹夜之间凭空消失。

各地的军队、警察、政府在丧失了全国壹致的统制之后，只能自谋出路。军队、警察要谋军饷、警饷以生存，政府人员需要武力保卫以生存。三者相互各取所需，壹拍即合。以军事力量为主导的各地割据局面就形成了。之后，军事力量强大的地方，需要扩大军饷来源而开疆拓土，必以“统壹”为名。军事力量相对弱势的地方，需要自保地盘，必以“自治”为名。如此，军阀割据、军阀征战的局面就形成了。

针对未来必然形成的如此局面，在我《光复民国革命宣言》中，于军政阶段以如下方略化解之：

军政时期，壹切制度悉隶于军政之下。政府壹面用兵力以扫除专制割据势力，壹面宣传主义以开化全国之人心，而促進国家之统壹。

壹、对于专制割据势力，其能识时务，顺潮流而归顺民国，举青天白日旗而宣誓效力民国者，赦其既往之罪，督其戴罪立功，于所辖区域宣传并执行三民、三政。阳奉阴违及负隅顽抗者，杀无赦。军政府于所辖区域及全国各地，宣传革命军之主义，取得民众理解而助革命。



13 对以“联邦”为名，行分裂之实的说明



中华民国建设之基础



　　中华民国之建设，以何为基础乎？吾知人必无疑无惑而答之曰：以人民为基础。然人民如何而后得为中华民国建设之基础乎？吾知答之不易也。

　　夫主权在民之规定，决非空文而已，必如何而后可举主权在民之实。代表制度，于事实于学理皆不足以当此，近世已能言之矣。然则果如何而能使主权在民为名称其实乎？近来论治者于此问题多所忽略，而惟日以中央集权或地方分权甚或联省自治等说相征逐。夫此数者果遂足以举主权在民之实乎？夫所谓中央集权或地方分权甚或联省自治者，不过内重外轻内轻外重之常谈而已。权之分配，不当以中央或地方为对象，而当以权之性质为对象。权之宜属于中央者，属之中央可也；权之宜属于地方者，属之地方可也。例如军事外交，宜统壹不宜纷歧，此权之宜属于中央者也。教育、卫生，随地方情况而异，此权之宜属于地方者也。更分析以言，同壹军事也，国防固宜属之中央，然警备队之设施，岂中央所能代劳，是又宜属之地方矣。同壹教育也，濒海之区，宜侧重水产，山谷之地，宜侧重矿业或林业，是固宜予地方以措置之自由。然学制及义务教育年限，中央不能不为之画壹范围，是中央亦不能不过问教育事业矣。是则同壹事实，犹当于某程度以上属之中央，某程度以下属之地方。彼漫然主张中央集权或地方分权甚或联省自治者，动辄曰某取概括主义，则某取列举主义，得勿嫌其笼统乎？议者曰：国小民寡，或可用中央集权；地大民众，则非用地方分权或联省自治不可。曾不知土地之大小，不当但以幅员为差别，尤当以交通为差别。果其交通梗塞，土地虽狭，犹辽阔也；果其交通发达，土地虽广，犹比邻也。中国今日若犹守老死不相往来之训，虽百里犹不可以为治；若利用科学以事交通，则风行四海之内，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集权分权，又何与焉。议者又曰：中央集权易流于专制，地方分权或联省自治始适于共和，此尤不可以不辨。夫专制云者，与立宪为对待之名词，非与中央集权为对待之名词。茍其立宪，虽中央集权何害？例如法国固行中央集权者，其为民主立宪固自若也。北美之合众国，议者乐引为联省自治之口实，以为中国非如是不得为共和，而不知其所引之例，实际适得其反。美之初元，固行地方分权矣，然南北分驰，政令不壹，深贻国民以痛苦。及南北战争起，虽以解放黑奴为号召，而实行统壹，乃其结 果也。经此战争，美国各州始有凝为壹体之象。洎乎参加欧战，则中央政府权力愈以巩固，且愈以扩充，举人民之粮食、衣服，亦置于中央政府管理之下，其集权之倾向为何，如议者言，则美国中央政府集中权力之时，亦将为共和之不利欤？凡此诸说，皆与权力分配本题无关。要之，研究权力之分配，不当挟壹中央或地方之成见，而惟以其本身之性质为依归。事之非举国壹致不可者，以其权属于中央；事之因地制宜者，以其权属于地方。易地域的分类，而为科学的分类，斯为得之，斯乃近世政治学者所已知已行，初无俟聚讼为也。

由上所述，可知权力分配，乃国家权力分配于中央及地方之问题，与主权在民无涉。欲知主权在民之实现与否？不当于权力之分配观之，而当于权力之所在观之。权在于官，不在于民，则为官治；权在于民，不在于官，则为民治。茍其权在于官，无论为中央集权、为地方分权、为联省自治均也。在昔中央集权时代，盛行官僚政治，民众之与政治，若漠然不相关，其为官治固已。然试问今之行联省自治者，其所谓壹省之督军、总司令、省长等，果有以异于壹国之皇帝、总统乎？壹省之内所谓司长等之大小官吏，果有以异于壹国之内所谓总长等之大小官吏乎？省之钤制各县，较之中央政府之钤制各省，不啻模仿惟恐其弗肖，又加甚焉；省之直接鱼肉其民，较之中央政府之直接鱼肉其民，不啻模仿惟恐其弗肖，又加甚焉。中央政府以约法为装饰品，利于己者从而舞弄之，不利于己者则从而践踏之；省政府则亦以省宪为装饰品，利于己者从而舞弄之，不利于己者则从而践踏之。中央政府之所以待国会者，省政府亦即以之待省议会；中央政府之所以待全国最高司法机关者，省政府亦即以之待全省最高司法机关。其为官治，固无异也，所异者，分壹大国为数十小国而已。甲午之役，两广总督所辖兵舰为日本所捕获，两广总督移牒日本，称此次与贵国交战者为北洋舰队，与南洋无涉，不得滥行捕获，世界传以为笑。今之主张联省自治者，知有壹省不知有邻省，亦不知有国，其识乃与甲午时老官僚无异，悲夫 ，悲夫，犹以救国号于人耶！

　　如上所述，症结所在，壹言蔽之，官治而已。官治云者，政治之权付之官僚，于人民无与。官僚而贤且能，人民壹时亦受其赐，然人亡政息，曾不旋踵。官僚而愚且不肖，则人民躬被其祸，而莫能自拔。前者如婴儿之仰乳，后者则如鱼肉之于刀俎而已。民治则不然，政治之权在于人民，或直接以行使之，或间接以行使之；其在间接行使之时，为人民之代表者，或受人民之委任者，只尽其能，不窃其权，予夺之自由仍在于人民，是以人民为主体，人民为自动者。此其所以与官治截然不同也。欲实行民治，其方略如下：

（壹）分县自治。分县自治，行直接民权，与联省自治不同者在此。其分县自治之梗概，吾于民国五年在上海曾有讲演，可覆按也。

　　（二）全民政治。人民有选举权、创制权、复决权、罢官权，详见建设杂志全民政治论。

　 以上二者，皆为直接民权，前者行于县自治，后者行于国事。

　　（三）五权分立。三权分立，为立宪政体之精义。盖机关分立，相待而行，不致流于专制，壹也。分立之中，仍相联属，不致孤立，无伤于统壹，二也。凡立宪政体莫不由之。吾于立法、司法、行政三权之外，更令监察、考试二权亦得独立，合为五权。详见五权宪法之讲演。

　　（四）国民大会。由国民代表组织之。

　　以上二者，皆为间接民权，其与官治不同者，有分县自治，全民政治，以行主权在民之实。非若今日人民惟恃选举权以与踞国家机关者抗。彼踞国家机关者，其始借人民之选举，以获此资格，其继则悍然违反人民之意思以行事，而人民亦莫之如(注七)何。此今日政治现象所可为痛心疾首者，必如吾之说，乃得救此失也。且为人民之代表与受人民之委任者，不但须经选举，尤须经考试，壹扫近日金钱选举、势力选举之恶习，可期为国家得适当之人才，此又庶政清明之本也。

　　综上四者，实行民治必由之道，而其实行之次第，则莫先于分县自治。盖无分县自治，则人民无所凭借，所谓全民政治，必无(注八)由实现。无全民政治，则虽有五权分立、国民大会，亦终末由举主权在民之实也。以是之故，吾夙定革命方略，以为建设之事，当始于壹县，县与县联，以成壹国，如此，则建设之基础在于人民，非官僚所得而窃，非军阀所得而夺。不幸辛亥之后(注九)，其所设施，不如吾意所期，当时汲汲惟在于民国名义之立定，与统壹之早遂，未尝就建设之顺序与基础壹致其力，大势所趋，莫之能挽，根本未固，十壹年来飘摇风雨，亦固其所。积十壹年来之乱离与痛苦为教训，当知中华民国之建设，必当以人民为基础。而欲以人民为基础，必当先行分县自治，及今为之，犹可及也。

　　于此尚有附言者，行分县自治，则现在省制之存废问题为何如耶？吾意读者当然有此壹问。以吾之意，斯时省制即存，而为省长者，当壹方受中央政府之委任，以处理省内国家行政事务；壹方则为各县自治之监督者，乃为得之。此吾之主张，所以与中央集权者不同，亦有异于今之言联省自治者也。



当下言“联邦”及反对统壹而称省独立者，皆以中国春秋战国时期与美国联邦及欧洲众国林立为据。现在简单地说明壹下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状况与美国及欧洲在历史上的内部冲突及现实解决问题办法。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流派纷呈。其时，诸侯征战，人民易子而食之记载非止壹处。所谓，世事不幸诗家幸。

欧洲众国林立，而两次世界大战皆由欧洲源起，众国经贸往来以邻为壑也。布雷顿森林体系、欧盟体系成而抑制其恶也。

美国南北战争，剥夺南方分离、独立之权利，政治壹统。如若美国十三州、五十州分裂成十三国、五十国，是比现在的欧洲强呢？还是弱呢？





致海外民运书



中国民主运动，顾名思义，就是在中国推翻专制，建立民主。而海外中国民主运动人士，数十年来之所为，非空言鼓吹民众上街抗议维权，即坐论专制首脑之心理，揣测专制自行崩溃之时日。是主观上，欲救民众于危难之境，建自由、平等、博爱之中国社会，而客观上，弃民众、国家于自生自灭之境地。

守株待兔，或侥幸而有所得。推翻专制，建立民主，由侥幸而得者，古今中外无有其事。中国民主运动，是壹项工程，是壹份事业。依理之必然性而行，方能预见成功之日。

我民国志士，继往开来，依民国理念而定《革命建国方略》。依此方略而行，使推翻专制，建立民主之过程井然有序。民众、国家以此转危为安，中国社会奠永久和平之基。海外中国民运人士，可效法《革命建国方略》而行，抛弃坐而论道、空言鼓吹之行，使中国民主运动有实质的進步。当然了，人各有志，不可勉强。殊途同归，我民国志士亦乐见其成。

我《革命建国方略》之大略是：

序 · 致民国派书

1、告全国人民书

2、光复民国革命宣言（附誓词）——附光复民国革命军中央委员会组织法

3、导言

4、民权讲解

5、民生讲解

6、民族讲解

7、军政、训政、宪政讲解

8、告世界人民书

9、于海外为革命筹款书

10、续《孙文 · 知难行易》学说———补充《军政、训政、宪政讲解》

11、三民主义，军政、训政、宪政总论

12 、形势的预见与对策

13、对以“联邦（联省自治）”为名，行分裂之实的说明



《革命建国方略》的梗概论述在《三民主义，军政、训政、宪政总论》。当下，民国志士的行动方略在《致民国派书》。疏通认知障碍的论述在《续孙文 · 知难行易学说》及《三民、三政总论》。

参与中国民主运动的仁人志士，若能知而后行，必能同心同德，壹致行动，指日可待中国民主运动的成功。

民运方略

1 对“文化决定专制、民主论”的反驳



为民主找壹个千年之外的原因。这从反面证明了叔本华对理性的定义及理性产生错误的必然路径。

叔本华论述理性时，对理性的定义是，对事物進行抽象构造概念，及分合概念构建概念系统的能力。由此，概念清晰，体系因果关系井然有序。有此清晰之概念，则诡辩之术无处藏身。诡辩的本质是，在因果关系的某壹概念环节处，利用此概念的模糊不清，从而改变因果推导的方向。利用中间概念的含糊性，由同壹原因可推导出完全相反的结果。

人类文化遗产的记述，越在以前的记述则越模糊，直至神话传说。中、外壹也。近代以来民主的原因如果在千年之前，可以断言这壹原因必是模糊不清的。模糊不清的“原因”，到底是民主的原因，还是专制的原因？“原因”自身尚且需要证明，怎么能作为现代政治的原因。民主的原因如果是深不可测的人性，而人性善恶的斗争与和解，及对此状态理解的稀少，古今中外壹也。则当下中西之政治状态壹也。

民主政治发生在近代两三百年，而不是发生在两三千年前，只能有壹种解释，民主政治是由认识的進步、科学的发展所产生的，是后天的。科学的发展、认识的進步使人们发现，个人的生存是靠自己的自由劳动实现的，集体只是壹个劳动交换的工具。生而自由、平等观念自然形成。而在生产力落后的时代，个体依附于集体，“生而不自由、不平等”观念自然而生。

至于说中国传统文化基本不讲人性，发展到今天共产极权讲党性不讲人性。此大谬不然之说也。



共产极权绝不同于传统的君主专制。传统君主专制由礼而来。

《礼记》云：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讲信修睦，谓之人利。争夺相杀，谓之人患。故圣人所以治人七情，修十义，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舍礼何以治之？……是故先王之制礼乐，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

共产极权是理念之恶。资本主义危机之后，共产主义席卷全球，至今西方社会仍有大量同情射秽主义及共产主义者。此绝非二、三大奸大恶之人所致，实有认识错误之原因。

消灭私有，实行公有。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人人自由、人人平等。人人无不欣然向往如此之社会。

消灭私有，则自由丧失。有分配的执行者，则分配者与被分配者之间的大不平等就产生了。有多少人能够事先预知共产主义会导致大不平等。在共产主义的实行，产生了大灾难之后，批判共产主义的人和事才大量出现，但皆不得要领。我国国学大师王国维在共产主义于俄国方兴未艾之时，即断言，共产主义会导致大不平等，并且会祸及我国。王国维的论述可谓简单明了，直击要害。但知识界于当时皆置之不理。可见知识之错误，其为祸大矣。孙中山先生说，知难行易。非虚语也。（王国维是最早预见共产主义会造成大不平等灾难的人。王国维的表述，道出了壹个常识性的前提，即不论社会组织形式是专制，还是民主，都是少数人在管理公共事务。就像壹个人，不论其性格、体格如何，都是占人体极小部分的大脑在管理人体的四肢百骸。）

传统君主专制有“礼”为上下之共同约束。在客观上“对上”之约束有，孟子“君臣关系说”；众望所归之谓王；汤、武不弑君，汤、武革命，顺天应人。共产主义，越是要达到共产主义，则极权的力度越大。到现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破产后，由于造恶太多，下台即有被清算的命运，只有暴力维持政权。所以共产极权专制不论初期还是现在，其专制程度都超过传统专制百倍。因为其目标排斥了传统“情、礼”的约束。

孔子之思想统治东方大半人心达壹千八百多年之久，以其通情达理也。——王国维

抽象表述不足以说明中国人过往之心理、礼仪。以实际论，本人亲身经历，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有吃“千家饭”的经过我们村，时间已经接近天黑，村民皆欣然邀请其在自家住宿并热情接待。党性乎？人性乎？现代乎？传统乎？

还有，祖、父辈们说起50年代及更早年代，说那个时候的人是多么的质朴正直。人性乎？党性乎？现代乎？传统乎？

那些把中国历史壹概否定的人，是隐形维持现有制度。因为其所作所为是在变相地维护共匪的统治。为什么呢？如果中国历史壹概是恶的，则结出共产党大恶的果实，是顺理成章的。中国人既然历来如此，以后也会如此。所以推翻共产党也就无意义。这就是隐形五毛的目的所在。

为了明辨是非以正视听，现将共产极权与传统君主专制的区别表述如上。



2 我 的 意 志



农民欲庄稼丰收，必知农时，量人力而规划作业，而后目的可达。工人欲施工优质而快速，必深知施工技术，量个人体力而为之，而后预期效果可达。商人欲生意兴隆，必知行市，量个人财力而计算出入，权衡利弊而行，而后生意可蒸蒸日上。士人欲建功立业，必知时势，晓人心，鉴人才。知人则人力可聚，知时势则顺势而为。聚合人力，顺势而为，则可建功立业，美名后世。

观世界各国民主历程，无不以革命为前提，亦无不有反复之经历。中山先生有鉴于此，规划革命建设之目标为三民主义，规划革命建设之步骤为军政，训政，宪政。以此而论，我中国的政治革命与建设，是壹项工程，是壹份事业。遵循理之必然性而行动，方能预见成功之日。欲侥幸、投机而建功立业者，非愚则妄。

壹项工程，从规划到实施，必须统筹内外，壹致行动，使破坏与建设井然有序，步步为营，才能日见有功。为我中国政治革命与建设工程作统筹之事，我光复民国革命军中央委员会当仁不让。我光复民国革命军中央委员会，以人事言之，则以光复民国革命军中央委员会组织法之三原则，保证其统筹行动之坚定性、快速性及理性。以所统筹内外之事言之，于内，采用渗透之法。于海外，争取外援、筹建黄埔军校海外基地。储备军事、政治、经济人才。

我对敌之渗透成功，则我取资于敌，我与敌之军事条件相等也。于敌，由于我之渗透，则敌之上下相疑，而人人自危，军心离散，各寻出路。我则以“三民、三政”理念招降纳叛。

于海外争取外援，筹建黄埔军校海外基地，使我仁人志士在“三民、三政”理念下，各遂其才，各成其志。

古今中外之大政治家，能建功立业，名垂史册者，其最重要之才能为识人善任。诸葛亮作《将苑》而为识材用人之制，流传至今。曾国藩作《冰鉴》而用之聚集英雄豪杰，以剿灭太平天国运动。哲学家叔本华作《论观相术》而为判断人之品性与才智的原理。我虽不能自创识人之法，但效法先贤，鉴别人才，用而不疑，以众人之智，治众人之事，自信能够胜任。

王国维在《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中论述，哲学与美术所志者，真理也。真理者，天下万世之真理也，非壹时之真理。而政治家及实业家之事业，其及于五世十世者希矣。我虽不敢自称哲学家与美术家，但传播真理，净化人心，则责无旁贷。

当今之中国社会，人心腐败、知识谬误已极矣，积重难返。不但为当今中国政治变革之阻碍，亦为后世中华民族复兴之阻碍。

王国维以其学术成果而为中西公认是学贯中西的国学大师。但国人对王国维之著述，大体取束之高阁、敬而远之之态度。其原因是急功近利，明于可见之利，暗于难见之祸。王国维之学术根底是叔本华哲学。其盛赞之曰：锐利之直观与深邃之研究。愿言千复，奉以终身。

叔本华哲学在伦理学上，以同情为基础而证世界万物同壹意志。而道德之价值全存于此，道德裁判之标准亦在于此。永远的正义在道德领域施其权力也。即意志为善，意志自快乐奖励之；意志为恶，意志自痛苦罚之。在客观上表现为“君子常坦荡，小人常戚戚”。

叔本华哲学在认识论上，以意志为万物之本体。理性为人类所独有，直观认识则与其它动物相同。以此，人之知识分为二种，壹直观的知识；壹概念的知识。直观的知识，自吾人之感性及悟性得之；而概念的知识，则理性之作用也。理性之作用，在于吾人自直观之观念中，造抽象之概念，及分合概念。

叔本华哲学在美学上，以优美、壮美为意志休憩之所。而脱离利害之桎梏，在于意志之寂灭，为美学之最高境界。

王国维作《释理》、《论性》、《原命》及中西哲学、文学介绍，以清晰的概念整理中西文化，贯通其壹致性。近代以来第壹人也。但国人对其著述，不但不能理解，反而作错误之解读，籍其盛名，而自以为高。我虽无哲学创造之才，但理解先哲、先贤之思想，以直观之语言表达之，为大众所理解接受，而为中国社会道德建设之初步，则义不容辞，勉力为之。



3 民国派怎样形成客观力量



今天我们出这个视频的目的是作壹个调查，调查我们民国派在海外能够形成的客观力量有多大。



我们这项调查，简化为壹个问题就是：在未来几年内，我们按照革命建国方略，建立黄埔军校海外基地，民国派内有多少人愿意参加革命军，接受军事训练，为光复民国舍生忘死去战斗？



为了准确地统计人数，作出如下条件限制。



1、年龄限制。20岁以上，50岁以下。



2、能够深刻理解我革命建国方略。



3、对政治流变有敏锐的洞察力。



4、能够付出10美元。



现在对上面所陈述之条件作出理由说明。总的来说，这是民国志士必须具备的条件。分别来说：年龄限制，人在25岁至30岁左右，认识趋于全面，意志趋于坚定。50岁以后，人的脑力与体力趋于衰落。人在20岁至50岁是奋发有为的黄金时间。我民国志士当在黄金时间建功立业。当然了，也不排除有在20岁以前及50岁以后，脑力与体力皆出类拔萃者。但我们所统计的是大多数人的状况，不是极少数人的情况，所以作出这样的年龄条件限制。



关于第2条及第3条，我合并起来壹起说明理由。现在的有识之士，观察专制社会与民主社会的历史及现状，得出壹个为大众所接受的结论，就是，专制是最坏的制度，民主是最不坏的制度。这个结论表明，民主制度是需要改進的。那麽，民主制度的制度性缺点是什么呢？更進壹步研究专制制度与民主制度，就会发现，专制政府昏庸化与民主政府平庸化，是必然之趋势。也就是，专制政府与民主政府都会劣质化。其原因是，专制权力体系是由上而下产生的。民主权力体系是由下而上产生的。由上而下的权力体系社会，社会大众必然媚上。由下而上的权力体系社会，社会大众必然媚下。媚上与媚下，都会造成政府劣质化。



对民主政府劣质化的趋势進行有效遏制，先知先觉之天职也。对民主政府劣质化進行遏制的有效方法是，对民主制度進行修正。其壹，直接民权限制在自治单位———县之内。其二是，间接民权范围内实行“权能分离”，改“三权分立”为“五权分立”。使考试院与另四院有相同的权重。使公职的候选人在知识的引导下竞选公职。最大限度内遏制“媚下”的趋势。



三权分立学说发明至今，政治学者趋之若鹜。而对三权分立之解说，皆陷入自我证明、相对证明的境地。对三权权限彼此重叠，难以自圆其说。叔本华哲学中的认识论，能为三权权限彼此重叠的事实，提供理论支持。也能为后学者快速理解三权分立学说之形与神，提供认识论工具。叔本华哲学的认识论，简要地表述是，人的知识分为两种：壹直观的知识；壹概念的知识。直观的知识，由人之感性及悟性得之。概念的知识，则理性之作用也。理性之作用在于，自直观产生观念之基础上，抽象产生概念，并分合各种概念。即构建关系也。



直观与抽象，相互为用，互补长短。在实践中已实行日久，不自知而已。壹件事的完成，大体分为三个步骤。我们在决定做壹件事时，第壹步：首先要考虑这件事的前因后果关系，作出壹步步完成这件事的计划。第二步，按照计划的先后顺序，付诸行动完成每壹步的计划。第三步，对执行计划的结果作出判断。对结果之好、坏与第壹步、第二步之关系作出判断。即如果没有达到预期之结果，判断出是第壹步的责任，还是第二步的责任。这第壹步、第二步、第三步之间的关系，正如立法、行政、司法之间的关系。



关于对宪法的修改，是应该有限制，还是应该无限制的争论，至今尚无定论。于主权在民的理论上讲，对宪法的修改当是无限制。于事实上看，对宪法的修改是有限制的。



法国思想家卢梭有言，政治体也犹如人体壹样，自从它壹诞生起就开始死亡了，它本身之内就包含着使它自己灭亡的原因。人体的组织是大自然的作品，国家的组织则是人工的作品，赋予国家以它所可能具有的最好的组织，从而使它的生命得以尽可能地延长，这件事取决于人。



那麽，民主政体灭亡的自身原因是什么呢？除了我上文所说的“媚下”的原因外，就是自由意志的自我冲突。自由，意味着人的意志在各种趋向上皆有可能，完全相反的趋向可同时存在。即人有反对自由的自由。人有不自由的痛苦，故追求自由以避免痛苦。①人有自由的痛苦，故反对自由以避免痛苦。叔本华哲学以百万言论述，万物的本质是意志。意志在人类上的体现是，人的精神是在困乏与空乏之间轮回。这“困乏”就是不自由的痛苦，而“空乏”则是自由的痛苦。“困乏”在专制社会中表现为焦虑。“空乏”在自由社会中表现为抑郁。



因人有反对自由的自由，故对保障自由的法治有必然的破坏趋向。为了尽可能地延长民主政体的生命，必须以主权在民的前提下，对宪法的修改要有所限制。



未来中华民国宪法，在三百年内不得修改的条款必须有如下三项：



壹、主权在民：国家统治权属于国民全体。



二、直接民权在自治单位——县之内行使。



三、间接民权实行“权、能分离”——国大五院制。



如有废止以上三条者，以叛国罪论处。



由对政治流变敏锐的洞察，及对我革命建国方略的深刻认识，上升为对光复民国的信仰，由信仰而产生坚定的客观力量。这是民国志士能够聚合人力、物力，建功立业的信仰保障。



关于第4条，愿意为光复民国而战斗的民国志士，在我们作调查统计的当下，必须付出10美元的货币。这壹条的目的，是为了调查、统计的结果尽量排除虚假的成份。



人对事物作出判断及选择，有两种情况，壹是情绪化的判断、选择；壹是理性的判断、选择。情绪化的判断与选择善变，朝三暮四是常态。理性的判断及选择具有稳定性、坚定性。规定“民国志士必须付出10美元，来表明自己的选择”是为了促使我民国志士认真考虑我革命建国方略，从而作出理性的判断与选择。



民国志士所愿意付出的10美元，自行投入到辛灏年先生所开设的光复民国革命账户。我将委托辛灏年先生与银行方面沟通，开设革命账户，并使革命账户具有统计功能及资金往来的保密功能。革命账户的统计功能，即革命账户只接受每人单次10美元的投入。账户内金额除以十，即可知民国志士的多少。



由于涉及到对革命账户作资金投入，我有必要对革命筹款活动作简短的说明。大家可能有疑问，我们要求民国志士每人对革命账户作10美元的投入，是不是变相的筹款？我明确地跟大家说：“不是筹款。”



按照我革命建国方略，中国的政治转型是壹项庞大的工程，所需要的资金是巨大的，至少在千亿美元以上。十万美元、百万美元都将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我们所寻求资金支持的对象，将是各国政府及经济组织。我们将开设政治学交流机构，就我革命建国方略与西方政治学学术机构進行交流，及游说各国政府要人，从而得到西方社会的认可。之后寻求西方社会对我于政治、军事、经济上的支持。



愿意支持光复民国的广大海外华侨，力所能及帮助我们宣传革命建国方略，我民国志士则无限欣慰了。



注解：

①自由，意味着意志在各种趋向上皆没有障碍。不自由，意味着在意志的趋向上有障碍。我壹拳打出去，倘若在我面前有壹堵坚硬的墙体，那麽我此时的痛苦就是不自由的痛苦；我壹拳打出去，倘若在我面前，除了空气之外别无它物。那麽我此时的痛苦就是自由的痛苦。因为我打出去的拳是多余的。如此久而久之，我手臂的力量就会退化。我壹拳打出去，倘若我面前的障碍物应声消除，那麽我此时既有由不自由到自由的快乐，又有消除障碍物的力量。

我们既要有自由的快乐，又要有获得自由的力量，只有壹条途径能同时实现此二目的。即我们始终处在从不自由到自由的过程之中。

在政治上，我们既要有自由，又要有保障自由由由的力量。即既要有自由，又要有法治。但因为立法是在主权在民的前提下，自由意志的展现。而自由意志在各种趋向上皆有可能，因此对根本大法———宪法的产生及修改要有所限制。




4 民国志士的认识格局



近期看到有部分反共人士激烈的情绪化反应，联想到许多历史教训。设身处地着想，反共之情绪化在情理之中，无可厚非，但历史教训不可不借鉴。能够借鉴历史教训的能力及条件就是，视野要放长远。即，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

反共人士激烈的情绪化反应之壹是，某反共人士只身在海外从事反共活动，而其家属在中国大陆。大陆当局则以其家属为人质作威胁。这位反共人士因愤怒、悲伤而方寸大乱。

反共人士激烈的情绪化反应之二是，反共人士因了解到中共历史的真相，而作“未来清算中共”之语，逞壹时口舌之快。

此二种反应，如果就事论事，则在情理之中，无可厚非。但如果以历史长远的视野来看，则应该鄙弃此二种反应。

我描述几个历史故事场景，大家通过对照这几个场景，就能够理解应该鄙弃情绪化反应的原因了。

历史故事场景之壹：三国时期，官渡之战，袁绍与曹操对峙。袁绍部下谋士向袁绍出谋划策说：“现在曹操在攻打刘备，我们应该现在乘其首尾不能相顾之时，攻打曹军，必能取胜。”袁绍说：“我小儿子这几天病了，没心情去打仗，过几天再说吧…”

历史故事场景之二：曹操征张绣，在壹次战斗中，曹操儿子被张绣杀死。之后，曹操与袁绍在官渡决战，张绣来投降曹操。曹操不计前仇，欣然接受张绣投降。

历史故事场景之三：王允设计除掉董卓之后，不许董卓部下投降，认为除恶务尽，必须剿灭董卓余部。结果导致董卓余部作困兽之斗，其危害程度远超过董卓。

历史故事场景之四：东汉光武帝刘秀，承王莽之乱，剿抚并用，招降纳叛而平定四方。其中之壹有，刘秀之汉军与绿林军反复相战。绿林军时战时降，绿林军在壹次交战被打败之后，决定投降刘秀。刘秀的汉军不相信绿林军会真心投降，绿林军也怀疑刘秀会不会真心接受投降。当此之际，刘秀轻车简从，到绿林军军中，推心置腹，安抚军心，彼此疑惧之情涣然冰释。从此，绿林军融入汉军壹体。

综合评述上面历史故事中之人物：袁绍具匹夫之喜怒；曹操有建功立业之大志。王允格局狭小；刘秀容量广大。

鄙弃袁绍匹夫之喜怒，恨王允格局之狭小。称赞刘秀之容量，效法曹操之大志。小学生都会作如此之判断、选择。

面对中国的民主事业，我民国志士对于个人之感情及事业，当作何取舍呢？孙中山先生说，以数十年必死之生命，立民族万年不死之基业。这说明，只有看透短暂之生命，才能抛弃个体之感情，而立长远之大志。

只有看透了生命之短暂，才能意识到个体生命之价值，不当属于我们的父母，也不当属于我们的子女，而应当属于民族的未来。即我们民国志士的价值将在我们民族未来生命之中长存。我们具有了这种认识境界，才能抛弃个体之感情，而为光复民国舍生忘死去战斗。也只有我们具有了这种认识境界，才能有大格局、大容量。而不会有“清算、复仇”之个体意志。

我民国志士，如能有我上文所述之“大格局、大容量”，而无建功立业之心理障碍。则民族幸甚，国家幸甚。我民国志士必能建功立业而美名后世。

由于涉及到“清算”的话题，我有必要就“清算”的道德性及现实性作出分析说明。

我们的同情心、怜悯心施之于弱者、被困者，是道德性最朴素的表现。更明确地表述是，强者、富者施予弱者、贫者以同情，人性则欣然同意。反之，强者、富者施加给弱者、贫者以欺凌、鄙视，人性则本能反对。

“清算”的行为，显然会受到人性的反对。因为“清算”的行为，是在强弱易位的情况下，强者施加给弱者的。更明确地说，“清算”的行为，是以当下之恶，回复过往之恶。所以文明之法律禁止并制裁复仇的行为。制裁恶行，以戒将来，道德与法律所能同此意。以“清算”之恶行，回复过往之恶行，道德与法律必反对此意。

制裁恶行，又须判断恶行产生之原因，而作轻重不同之制裁。有动机之恶，有胁从之恶，有理念之恶。有心之恶，虽不见于行动，道德亦有制裁。无心之恶，虽恶不惩。所以，首恶必除，胁从不问。道德与法律为之分析判断也。理念之恶，即认识错误所产生之恶行。认识之错误，圣贤所不能免。对于理念之恶，以正确的知识取代错误的知识，即可。

资本主义危机之后，共产主义席卷全球，至今西方社会仍有大量同情射秽主义及共产主义者。此绝非二、三大奸大恶之人所致，实有认识错误之原因。

消灭私有，实行公有。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人人自由、人人平等。人人无不欣然向往如此之社会。

消灭私有，则自由丧失。有分配的执行者，则分配者与被分配者之间的大不平等就产生了。有多少人能够事先预知共产主义会导致大不平等。在共产主义的实行，产生了大灾难之后，批判共产主义的人和事才大量出现，但皆不得要领。我国国学大师王国维在共产主义于俄国方兴未艾之时，即断言，共产主义会导致大不平等，并且会祸及我国。王国维的论述可谓简单明了，直击要害。但知识界于当时皆置之不理。可见知识之错误，其为祸大矣。孙中山先生说，知难行易。非虚语也。

孙中山先生以直观的语言表达三民主义，竭力付诸实行，使我国人民于民族、政治、经济上处于自由、平等之地位。蔡元培称赞三民主义说，具有中和性，无极端之弊。

宣传三民主义到每个中国人都知道，都去实行，即是从根本上清除共产主义危害也。

再说到“清算”意识的客观失误。“清算”威胁必使受威胁者作困兽之斗。有曾经做恶之嫌疑者，何止百万。百万人聚合在壹起作困兽之斗，在我则需要付出十倍、百倍之代价与之战斗。这绝非“清算”之快意所能抵消的。因此，有穷寇勿追、网开壹面的策略，以避免敌对方作困兽之斗。

基于以上对“清算”的道德性及现实性的认识，在我《光复民国革命宣言》中军政阶段第1条、第2条明示，给专制势力、权贵资本洗心革面，弃恶从善的机会。



5、对“和理非”的剖析



转发对“和理非”的记述文字，并非是肯定“和理非”，相反是为了说明“和理非”谬误之处。对其谬误的说明在其下的评论处。



他每坚持壹天都创造历史

作者：谢燕益



——记牢狱奇人秦永敏！



2018年7月11日，秦永敏历经近四年的非法拘禁，被湖北武汉中级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13年有期徒刑。对于秦永敏再获重刑虽不感意外，形格势禁中对此无能为力却心有不甘，当天只好在推特上做个记录：秦永敏被判十三年加之此前三次判刑累计三十六年创造了两个世界之最：壹是超越曼德拉成为人类历史上刑期最长的坐监者，二是他贯穿了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毛时代至今的整个民间抗争全过程，他无疑树立起壹座不可逾越的丰碑！”



对于秦永敏再次获刑这件事，民间如壹潭死水，人们大都无所适从！



我对秦永敏第三次坐牢出狱时仍记忆犹新，2010年11月23日曾就其出狱发表过如下壹段文字：向秦永敏致敬！



秦永敏先生30多年来致力于中国自由民主和人权事业，他无疑是这片专制土地上的先知先觉者。他为此付出了沈重的代价，22年的人生大好年华乃至生命健康----------专制统治者们欠他的，我们这些后知后觉的中国人也欠他的。他的良知、智慧与勇气壹次次触发著时代的萌动，他和他的战友们以无比坚定顽强的意志唤起了公民意志的觉醒！他们无疑为中国开辟了壹条道路，这条道路就是公民意志战胜专制意志的历史，而他正化身为壹面旗帜，指引着人们朝着正义的方向不断前進！



大概在秦先生出狱前不久通过翻墙得知其人其事。初次了解秦的历史，感到十分震撼，没想到会有那麽壹位被监禁长达25年命运坎坷又如此坚韧的民运人物。对他的遭遇壹方面同情壹方面由衷敬佩！



秦先生出狱后仍遭当局监控，家门口有几十个摄像头，当局在他家周围严密布控。他为了打破被控局面，刚壹出狱就举办婚礼昭告天下，遍邀各界朋友来访相聚，我也是在那个时期前往拜会秦先生的。从那时起就偶与他联系，对他有了更深的了解。



秦永敏，1953出生，上个世纪60年代后期在文革上山下乡运动中被下放劳动。70年代知青返城后，关注参与四五运动，嗣后参加推动武汉民主墙运动，81年因创办民刊《钟声》（据说是民间第壹份人权通讯）被判反革命罪8年有期徒刑。出狱两年后1993年因发起和平宪章运动被劳教两年。1998年发起民主党组党运动，任湖北省筹备组负责人被判有期徒刑12年，97年至98年期间同时创立中国人权观察组织担任人权观察负责人。2010年底出狱后，继续推动人权观察事业，创建全国最大民间人权组织玫瑰团队据说其成员遍布全国达2500人。自1993年推动和平宪章运动以来，其壹直秉持人权至上、全民和解、和平转型、良性互动、召开圆桌会议的政治主张，多次公开致函中共最高领导人，呼吁人权至上、全民和解、和平转型、良性互动、开展对话，其间即有循循善诱也时时不忘提醒当权者：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



说起秦永敏我们不得不提起他的同代人刘晓波（笔者是零八宪章的联署者）。与刘晓波文学博士的出身相较，秦永敏作为壹名普通武钢工人，起家草根。但是两人均天赋异禀，很早就走上抵抗专制追求自由民主的道路，在这片土地上可谓先知先觉者。刘晓波因2008年发起08宪章运动遭到当局抓捕判刑，也正是这个原因刘先生获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民间对刘获奖壹度出现不同的声音，秦永敏起初在得知刘获奖时也曾壹度表现出些许不平之气（2010年底秦永敏刚出狱不久）。但是秦迅速调整了自己的立场，为了平息民间的质疑声音立即对外公开发表了《刘晓波是中国理性反对派的光辉旗帜！》壹文。在该文中他毫无保留旗帜鲜明支持刘晓波在民运中的旗帜性地位，嗣后面对种种质疑、指责刘的声音他不遗余力坚持为刘晓波、为零八宪章辩护，摆事实、讲道理维护刘晓波的领袖地位，高度赞扬零八宪章对民运的指导意义，为被迫害软禁中的刘晓波妻子刘霞女士呼吁申告，这似乎不仅出自秦的人道精神和博大胸怀，更出于他对整个民运前景的远见卓识和民主事业的历史责任感！



平心而论，壹个诺奖并不足以证明秦永敏以及刘晓波的付出和价值。如果仅从表面来看，刘晓波的零八宪章相较于秦永敏的和平宪章晚了足足十五年，无论和平宪章还是零八宪章两个杰作都不仅仅作为壹份思想成果，其发起者也都充分考量了各自的发布时机，显而易见，两份杰作的作者都有推助历史转折的雄心壮志。和平宪章诞生于八九之后中美冰解期的历史窗口，在那个时代能产生这壹手笔可谓空谷足音足以加载史册。刘晓波与秦永敏无疑都是时代的英雄、历史的先行者，也正因为他们的超前性所以备受磨难，今天我们都受惠于二者的牺牲与奋斗！



如果说刘晓波是民运阵营里壹位风云际会、乘势而起的时代弄潮儿，壹位不可多得的民运思想家，那麽秦永敏不仅具有深厚的民运思想洞若观火，他更擅长于民运战略及具体实战，壹位真正不屈不挠的民权战士、实干家。他才是中共最棘手的对手。没有对中共及中国历史当代社会的深刻认识，绝不可能理解民运战略家、实战者、民权战士、实干家及最棘手对手的真正意涵。



秦永敏降生于这片土地最冷暗的时刻，无论形势如何艰困险俊，他总能用自己的行动开拓局面。



纵观二十世纪，于内我们这个族群陷入整个世界集体主义、民粹主义乌托邦巨大的历史漩涡洪流中心，于外，华夏族群近代以降被现代文明不断边缘化所处弱势地位的尴尬现实，加之功利主义、民粹主义的人性趋向，如秦永敏壹样的民运先行者，其奋斗与牺牲不单在国内曲高和寡，在国际上也鲜为人知。正如此次他第四次被判刑不仅国际上的关注者寥寥无几，国内民间也鲜有关注者。纵观秦永敏的经历，他几乎用整个生命凭壹己之力挑战世界上最强大的极权势力，始终坚守人道立场坚韧不拔富有远见且总有开拓。这也注定了他命运多舛，以愚公移山、精卫填海之志，屡败屡战，百折不饶而终成壹位孤独的先行者！



限于篇幅，本文无法尽述秦永敏的早期奋斗历程，仅略举其第三次出狱后即从2011年至2014年短短不到三年的壹些作为。



前文已提到，秦永敏扑壹出狱即昭告天下，诚邀各界朋友参加其婚礼以打破困局。众所周知，自1998年秦永敏发起组党运动被判十二年徒刑，98年至2010年这壹时期正是IT技术、信息化迅猛发展的十二年。网络和通讯技术日新月异从网络1.0到2.0、3.0不断升级，从bbs到博客、微博、微信从电脑互联发展到移动终端互联让人应接不暇。秦永敏壹个花甲之人出狱不到两个月就掌握几乎所有网络应用技术，不仅在海内外发表文章纵论时局，而且运用各种通讯方式在形格势禁之间利用壹切机会纵横捭阖、四方联络广交天下朋友。



像以往壹样，自2011至2014年（2014年底秦永敏再次被抓）期间传唤、拘留成家常便饭，形格势禁之下，仅仅就在这短短不到三年时间里，他恢复了人权观察架构完成了人权观察组织的选举、组织章程及人员分工，建立了人权观察玫瑰网站，出版了两本论和平转型的专著，他利用QQ、CC等网络社交工具定期召开网络会议并建立网络例会制度，他积极推动线下公民同城聚餐热心推广罗伯特议事规则，把人权观察玫瑰团队组织成员发展到全国2500人。受秦永敏精神感召，不少中青年纷纷加入到其团队。他与人权律师、公民圈、访民群体、草根精英、体制内外社会各界、海内外民运建立了广泛联系，遥相呼应，撰写并发表了大量人权通讯文章，关注国内外民主人权动态，他发起申请注册人权观察社团接力运动让当局進退失据。



2013年至2014年，秦永敏将人权律师郭莲辉、刘卫国、唐荆陵、罗茜、范标文、隋牧清、李威达、葛文秀、刘正清、江天勇、谢燕益等发展成其人权观察组织的法律顾问，或许由于在他遭受非法拘禁期间积极前往奔走营救，笔者忝列首席法律顾问。不难想见，假以时日，以秦先生的努力或可将人权律师壹网打尽，天下义士尽归其中亦未可知！



在漫长的专制困局中，不乏迷失方向的先行者，秦永敏却愈挫愈奋，他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坚拒出国的民运领袖。



回顾97年创立人权观察时，秦永敏本已成竹在胸，运筹绸缪，可胜在敌不可胜在我。只是时不我待，当民主党组党风潮到来时，他又是壹个人面对整个世界，在命运面前义无反顾勇担人道使命，以壹己之身将组党运动推助至高潮。



秦永敏深谙政治行情对极权专制了如指掌，其出牌往往并非毕其功于壹役，而是以千百次的意志较量驯化强权。他壹人成伍，以坚不可催之意志、实干精神把握时代脉动，掌握攻守节奏分寸，智慧开展工作。几乎秦永敏的每壹步总能打开局面却又让对手无懈可击让当局不可收拾，打压他则师出无名，任其发展下去则败局已定。对于专制集团来说，秦永敏这三年来是招招致命、步步为营，立足于可胜在敌不可胜在我，出狱三年真可谓奇功累累！



或许由于笔者与秦永敏的交集，对他的记述难免有失公正。假如我们无法对其作出客观评价，那麽就不妨由他的对手来评判，三十六年的监禁足以证明，当今世界最强大的极权体制对他的恐惧达到何种程度？



秦永敏在绝望中争取希望，他再遭冤狱之时，自由阵营面临极权体制的空前挑战，毛衣战全面爆发，小渔村节节抵抗，极权专制壹方面以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对内残酷盘剥压迫绑架全民，以举国之力巩固极权全面扩张，另壹方面不惜壹切手段对自由世界渗透、腐蚀、分化、瓦解，自由世界岌岌可危！



德不孤，必有邻！不惟秦永敏还有王炳章、胡石根、高智晟等等，相信他们艰苦卓绝抵抗极权的付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彰显其价值。人们会越来越意识到，全面回归二战结束以来，国际社会通过《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昭彰于世的人权高于主权，对人类的自由、尊严与文明作为壹个整体的无可分割性这壹共识的现实意义。人类整体文明的每壹次進展，诸如人权至上、和平民主、法治社会这些普世原则的坚固与确立无不是靠人们对世界光明前景的信念、坚韧不屈的意志及牺牲奋斗得来。邪恶势力的凶残往往是由于我们丧失了追求良善、正义的勇气。



秦永敏们过去的坚持没有白费，今天的坚持更不会白费。毋庸置疑，他每坚持壹天都在创造历史。



此次获刑以前，秦永敏在狱中以诗明志。壹首《武汉赋》不胫而走。武汉，九省通衢，其对华夏族群走向现代文明之意义不言而喻。造化弄人，秦永敏生于斯、长于斯、奋斗于斯、囚困于斯。兹节录其壹段以飨来者：壮哉，舍我其谁，做楚雄之男儿，心心相印，天纵我爱心、雄心、恒心，壹腔热血，甘撒碧土，鸿鹄之志，斩蛇而成。……谁得而识，壹鸣惊人，亡秦只需三户。……于是乎，制英国之宪章，塑雅典之公民，声荷兰之权利，效缅甸之转型。



快哉临武汉，幸登黄鹤楼。契约独尊规则正，丹青存绘荆楚图：两湖为翼兮，武汉为轴，东起鄱阳兮，西起洞庭。楚江两岸兮，皆新郢。两亿公民兮，聚同城。诚此意兮，正此心，百年壹鸣兮，更惊人。



评论



中共数十年如壹日，坚持“武装到牙齿”，磨刀霍霍向猪羊。“和理非”数十年如壹日，念叨“和平、理性、非暴力”可获得自由、平等。

这犹如，和尚、道士坐在江边，掐诀念咒：“水快往西流！水快往西流！……”六岁蒙童皆知其荒诞不经也。

时至今日，“和理非”受到大众的冷遇。更有其深层原因。89年至今30年，中共腐败日趋严重、专制恐怖日趋严酷。而“和理非”至今不变其态度，俨然壹得道高僧怀“四大皆空”而不为外物所动。无它原因，“犬儒”壹词可概括“和理非”的意志特征。“犬儒”的思想魔咒就是，“君可谏，不可弑”。这种思想魔咒导致的壹个直接结果就是，延续专制政权寿命。虽有此结果，“和理非”却不必担其责。因为“责任”在君。相反，犬儒还有“谏君”之美誉。

君主需要犬儒以延续政权寿命，犬儒需要“谏君”之美誉以存身扬名。真是各取所需，壹拍即合。“和理非”其性质及结果如此，遭受冷遇，理之必然。犹以“壹腔热血、鸿鹄之志”自许，则鸿鹄当含羞，热血为狗血。

“和理非”在事实面前理屈词穷，只能对提倡革命者反唇相讥说：“鼓吹革命的人连鞭炮都没有放过”。这与满清保皇党污称革命党人为“远距离革命家”何其相似。汪兆铭刺杀满清摄政王之事出，革命党之性质与保皇党之性质泾渭分明矣。

当下，革命志士应以具体的革命行动来推动政治变革的实质進步，而证明“和理非”之谬误。

作为个体革命志士要仿效“汪兆铭刺杀行动”，刺杀专制集团的罪魁祸首。

由于“刺杀行为”难免有玉石俱焚的结果，为了革命志士的心志，不因“玉石俱焚”而埋没于世。默认以下情景，预先表出之。

革命志士刺杀专制魁首之后，被专制集团控制、审理是难免的。下面是默认的共产党审理者（爪牙）与我革命志士的语言交锋。



共产党（爪牙）：

“妳为什么谋杀国家领导人？”



革命志士：

“我射杀专制集团的魁首，是要打响“革命推翻专制统治”的第壹枪，拉开革命的序幕。



共产党（爪牙）：

“妳壹人就想推翻国家政权？真是不自量力，自取灭亡。



革命志士：

“我民国志士现在已经遍布海内外，我《革命建国方略》已尽人皆知，纷纷效法我之行动，对共产党的魁首及爪牙進行刺杀，将成汹涌澎湃之势，共产党灭亡近在眼前。妳应该赶快变更姓名，逃往它国，或许可保全性命。不然，妳是怎么死的，都不会有人知道。

共产党（爪牙）：

“妳在这里虚张声势，能够吓倒壹般的百姓，对我们国家政权是没有丝毫影响的。说眼前的，妳谋杀国家领导人，妳会被判处死刑，妳知道吗？



革命志士：

“我当然知道，在苏俄还没有生下“中共”这个儿子之前两千多年，我们先贤、先哲就知道“人固有壹死、舍生取义”。我效法先贤，舍生取义，灼照后世，如我所愿。死亡，妳们共产党闻之丧胆。但对我们民国志士来说，死得其所，如我所愿。所以，妳们妄图以“死亡”来吓倒我们民国志士，是瞎了妳们的狗眼。



共产党（爪牙）：

“妳的家人、亲戚、朋友因妳的所作所为而受到牵连，妳就没有责任吗？



革命志士：

“我与五湖四海的仁人志士立志——革命推翻共产党，与家人、亲戚毫不相干，共匪以腐朽、残酷的“牵连法”伤害无辜，责任应由共匪承担。



共产党（爪牙）：

妳真是痴人说梦，我们共产党的行为只需要对自己负责，还需要对妳负责吗？谁有能力要我们负责？



革命志士：

“共产党的凶残世界第壹，这是举世皆知的。我看，共产党还有壹个特征也是世界第壹的，就是“愚蠢”世界第壹。”

“希特勒肆虐欧洲，疯狂壹时，败亡后，其凶残本性大白于天下。希特勒的相关亲属皆自动“绝婚育”，以使凶残之基因永绝于德国。在我中国则有历史记载，对于凶残之人，其本人处死刑，其子嗣：男子下蚕室、女子禁婚育。

共产党的败亡是迟早的事。我《革命建国方略》在道德层面上，虽然不主张对共产党進行清算，但如果共产党内有做出了十恶不赦事情的凶残分子，则对其本人及子嗣作清算，是必须的。”

“到时候，对妳们这些“爪牙”会作出怎样的清算？清算到什么程度？就会根据妳们现在作恶的程度而定。正所谓，种什么“因”，结什么“果”。



共产党（爪牙）：

“………（语塞）……”



6、政治庇护申请



转交贵使领馆大使先生

尊敬的大使先生，您好。

我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壹名普通公民。由于特殊原因，我通过贵国驻外使领馆向大使先生， 递交我个人的政治庇护申请。或许，这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正常程序，因而您感到无能为力。那麽，就恳请您以个人的同情心、同理心，来了解壹个热血青年的心志。

我申请政治庇护的理由如下:

当下，中国大陆的政治危机、经济危机空前严重。数年以前，预见到我国将有今日之社会 危机，我勾画《中国政治变革方略》，以之進行非公开地宣传至今日。期望以此《方略》解决 我国的危机，化解世界对我国的担忧。无奈，形禁势格，我的《方略》不能付诸实行于当下。 而我的宣传活动则受到了阻碍——我在海外的社交平台(Facebook、Twitter)上進行宣传活动，Twitter因此被封锁，Facebook上也因此只能作有限制地宣传。有理由相信，中共专制势力对自由世界的渗透已经相当普遍。因此，我认为中共专制势力通过对海外社交平台的渗透， 来了解我个人的隐私信息，从而对我个人的人身安全构成威胁，将是必然发生的事。以上陈述 ，是我申请政治庇护的客观理由。

就我个人的主观意识方面来看:自从《世界人权宣言》及《难民地位议定书》签署以来， 在专制国家奴役下的人民虽然备受煎熬，但能以此看到获得自由的希望，而不至于绝望。世界各国的仁人志士以《世界人权宣言》与《难民地位议定书》为精神同盟而相互支持。各国的先知先觉者能在身心俱疲时，以此获得暂时的庇护之地。正所谓，人若行善，天必怜之。 基于以上所陈述，本人的客观处境及主观意识，我向贵国递交我个人的政治庇护申请。如果能身处自由之地，我将继续为著两个目的而努力。其壹，向海内外仁人志士阐述我《中国政治变革方略》，为解决我国的社会危机及化解世界对我国的担忧，负起壹个中国人应负担的责任。 其二，在自由世界直观体验“自由、平等”的真义。专心研究政治、哲学的学理，希望在学理上 ，对政治、哲学有所贡献于自由世界。本人自从接触叔本华哲学，知其认识论、美学、伦理学 之梗概以来，意识到当今知识界所流行并使用的认识论，仍然是错误的认识论。

仓促之间，言不尽意。希望能与世界各国的仁人志士、文人学士建立个人友谊，畅谈学理 ，为构建有益于世道人心的社会秩序，贡献应有的心力。

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概论

　　国民大会
　　鉴于中国人口基数之庞大，孙中山设计了国民大会制度——国民大会作为全国层面的政权（民权）机关，以委任代表制民主的方式行使民权215，而不是像西方国家国会那样作为代议制政府的壹部分。这壹制度具有很强的原创性，需要深入探讨，并在制度细节上对孙中山的原初设想加以完善和发展。
　　第壹节 国民大会的职能
　　壹 国民大会选举权的界限
　　四大民权之中，选举权是最基本、最普遍的，各个民主国家早已积累了许多成功经验，本书第五章讨论立法委员的选举方式之时会略做介绍。
　　孙中山在“建国大纲”中提出由每县壹名代表组成的国民大会选举中央政府官员。在“建国大纲”的上下文中，总统是政府的壹部分；在民国宪法的架构中，总统超然于政府五院而成为人民权的代表。无论哪壹种架构，国民大会选举总统都是合理而可行的，甚至是必要的，本节第二部分将要進壹步论证。
　　但是，如果把选举政府五院官员的权力交给国民大会，就会出现壹系列问题。
　　（1）复数职位导致的公平性问题。以立法院为例，应选立法委员名额过百，如果采用简单的、没有任何附加限制的间接选举制度，那麽壹个大党只要控制了国民大会 50%加壹的席位就可以获得 100%的立法委员席位，导致壹党专权，壹方面不公平，另壹方面被边缘化的小党很可能诉诸街头抗议，甚至走上叛乱之路，影响社会的稳定。
　　在社会团体的选举中，通常采用限制连记法（即每张选票可选的人数少于应选名额）来解决这壹问题。在政治选举中，政党比例代表制是通行的解决方案。与此同时，还有必要照顾地域的均衡216，所以需要设计壹个很复杂的间接选举制度，以保证公平。与之相比，立法院分区直选可以很方便的解决公平性问题，详见本书第五章。
　　（2）政党政治过于强化的问题。国民大会选举五院，在效果上将会导致政党政治在国大内部的强化（例如，政党必须大力争夺国大代表席位，才可以在立法院获得更多议席）。国民大会和立法院都盛行政党政治，对人民而言未必是好事——在国民大会之内，政党政治难免妨碍民意的传达，损害国民大会的民意性和公信力。立法委员的选举如果交由选民直接進行，那麽国民大会就不必成为政党政治的另壹个战场，更有可能充分传达民意（下文将讨论如何弱化政党在国大代表选举中的作用）。如果立法院的产生不必经由国民大会，其他各院同样无此必要。
　　（3）民意不可征询问题。国大代表的投票应当尽量遵循民意原则，但国大代表背后民意的可操作性在立法委员选举问题上至多达到党派倾向性的程度，绝无可能对数百个候选人作出清晰的选择。所以，要么任由各党根据壹定比例确定立法委员人选，使间接选举成为橡皮图章，这就强化了党派暗箱操作，容易遭到诟病；要么国大代表根据个人意见作出投票选择，这就背离了民意原则。立法委员分区直选，即化此问题于无形。下文将要论证，即使立法委员的直选采用选党不选人的政党名单比例代表制，选民因通常缺乏党性也更容易对政党候选人名单的合理性产生反应（例如壹个政党把争议很大的人物列入名单、排在高位，会影响这个党的得票率，详细讨论见下壹章），从而促成政党候选人名单的优化。国民大会对立法院的间接选举，不论是与国大代表选举原始选票的政党比例挂钩还是与国大席位的政党比例挂钩，都难以在操作上对政党形成优化候选人名单的压力。
　　上述问题，只要不把五院官员的选举权交给国民大会，即可规避。
　　民国宪法规定立法委员由人民而不是由国民大会选举产生，并规定了各省名额计算方法，促成了事实上的立法委员分区直选制度217。
　　综上所述，国民大会选举五院官员并不是合理的做法。孙中山晚年在这个问题上的主张，确有欠考虑之处。事实上，1936 年五五宪草即没有采取国大选举全部五院官员的制度。我们不应拘泥于孙中山的具体设想，而应把握权能区分原理的要义，选择合理的制度218。
　　二 国民大会的三重职能
　　虽然国民大会的原初设想以行使政权（民权）为目的，但在实际操作中，国民大会应当具有三重性。
　　（壹）作为代选机关的国民大会
　　民国宪法所定义的总统职位极其重要，虽然不介入政府日常运作，但对外代表国家，对内代表人民，所以不可轻易付诸全民直选，以免总统携民意以自重、擅权乱政。但是，美国的总统间接选举制早已显现了直选的弊端（加剧社会割裂，有时选出富于煽动性而缺乏品德与才学的总统），其原因在于总统选举人团与总统候选人挂钩，选民选出的是某个总统候选人所对应的选举人，而不是自主行事的选举人219。美国这壹制度，在原理上其实符合“政权机关”的核心概念，即选举人传达民意，但在效果上是具有直选之弊端的。所以，民国宪法在总统选举问题
　　上超越了民意的局限，不拘泥于“政权机关”的性质，而采用授权式的间接选举制度：
　　（1）国大代表选举与总统选举应当错开（相隔两年或三年亦不为过），选民选举国大代表是针对国大代表候选人，而不是针对总统、副总统候选人220。
　　（2）国大代表在国大会场选举总统、副总统时，不必征询各自选区的民意。
　　为了不鼓励总统候选人打民意牌（越是打民意牌的候选人，越有可能不满足于垂拱而治的总统职位，越有可能擅权乱政），国大代表应当不公开自己的投票。征询民意与否、公开选票与否，可以视为国大代表的自由，但从事理出发，应当建议甚至立法要求所有国大代表都不公开选票，以免某些国代的做法对别的国代造成压力。国民大会选举总统、副总统之时，其性质是获得授权、自主行事的选举人团，而不是传达民意的政权（民权）机关。
　　（二）作为政权机关（民权机关）的国民大会
　　关于四大民权（政权）之中的选举权，前面已经说过了，国民大会对总统、副总统的选举权应当是作为自主选举人团的“代选”选举权，不具有“政权”（民权）性质。
　　其他三项民权则不然。不同于差额选举（其准备过程不需议事，至多向候选人提问、在选举人之间進行壹些讨论；其执行过程不是针对议题的可与否的二元选择），罢免、创制、复决的过程需要有针对单壹议题协商议事的程序（从罢免案、创制案、复决案这三个名词即可看出，此三项民权的行使对象是需要审议再置可否的“案”；选举则不是“案”）。如果允许国大代表自主议事而行使罢免、创制、复决的权力，不回到选区征询民意，那麽国民大会即背离了政权（民权）机关的民意原则，沦为代议机关（类似于密尔所设计的代议制议会）221。
　　所以，政权（民权）机关就其民意性质而言绝不应成为代议机关（前面说的自主选举人团性质，是“代选”而不是“代议”，因而不违背这壹原则）。作为政权（民权）机关而不是代议机关的国民大会，在行使其“政权”性质的权力——罢免、创制、复决这三项民权之时，应当以传达民意为法理职能，国大代表不应自主行事222。而且，罢免、创制、复决的投票应当是公开的，否则选民无法对国代问责。
　　特别需要澄清的是，民国宪法第 32 条“国民大会代表在会议时所为之言论及表决，对会外不负责任”的规定，1996 年获司法院释字第401 号大法官解释：“宪法第三十二条及第七十三条规定国民大会代表及立法委员言论及表决之免责权，系指国民大会代表在会议时所为之言论及表决，立法委员在立法院内所为之言论及表决，不受刑事诉追，亦不负民事赔偿责任，除因违反其内部所订自律之规则而受惩戒外，并不负行政责任之意。又罢免权乃人民参政权之壹种，宪法第壹百三十三条规定被选举人得由原选举区依法罢免之。则国民大会代表及立法委员因行使职权所为言论及表决，自应对其原选举区之选举人负政治上责任。
　　从而国民大会代表及立法委员经国内选举区选出者，其原选举区选举人得以国民大会代表及立法委员所为言论及表决不当为理由，依法罢免之，不受宪法第三十二条及第七十三条规定之限制。”这个解释，是合理的，为选民对国民大会代表的问责提供了法理依据。
　　国大代表如何征询民意？笔者与八九学运领袖封从德先生讨论这个问题时，封先生回忆起当年在广场上各个学校的代表征询各自学校同学意见再开会表决的做法，提出如下方案：政权（民权）议题必须在国民大会集会之前不晚于壹定时间对全国选民公开，国大代表应当透过各自选区的媒体公开自己对政权（民权）议题的意见，并与选民充分互动、审议议题以确证民意（国大代表当然有权影响民意，选民是否接受影响，是选民的自由），然后才可以在国大会场上就政权（民权）议题投票223。这就为民意的传达提供了切实可行的途径，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人民的权力不被国大代表窃取224。同时，政权（民权）议题的充分准备和慎重讨论，可以避免国大代表在会场上仓猝行事，由民意对政权（民权）机关形成制衡。反过来，国大代表与选民互动，也可以对民意产生缓冲作用，帮助选民冷静思考225，避免情绪化、非理性的选择226。在这个意义上，国民大会对民意起到壹定程度的制衡作用，将有助于民权政治的良性发展227。
　　如果国大代表选区内的民意并没有非常明显的倾向或定见，或者国大代表与选民初步互动之后发现许多选民的意见由于讨论而发生逆转，导致原本明显的民意倾向变得模糊，怎么办？美国学者菲什金（JamesS. Fishkin）倡导的“协商性民意调查”（deliberative polling）民主模式，即从公众中随机抽取壹个有代表性的样本進行协商讨论以获得经过深思熟虑后的民意228，是很值得推荐的方法，比选民投票更理性、效率更高、耗费社会资源更少229。协商性民调之发动，似应有两个途径：国大代表直接发动，或选民联名要求（因其成本较低，联名人数门槛不必很高）。如果上述做法仍然无法形成普遍共识（例如落败方在样本中的支持率高于 45%），那麽似可考虑稍等壹段时间再度举行协商性民调（重新抽样，人数可增多），如果第壹次的落败方在第二次得到更多支持甚至反小败为小胜，即可诉诸选民投票，否则即应以协商性民调结果为准（第壹次的落败方如果在第二次获得大胜，例如超过 55%，则应以第二次为准），以节约公帑。
　　话说回来，绝对的民意传达，尽管符合政权（民权）机关性质之法理，但在事理上偏颇。如果国大代表在自己的选区已经征询了民意并表明了意见，到了国大会场上，另壹方意见得到充分陈述和讨论230，确实说服了壹些国大代表改变他们的个人立场，那麽，这些国代是否有权在投票时转而支持另壹方呢？考虑到各个选区的选民对国大代表有罢免权，如果壹个国大代表宁愿冒着被罢免的危险而跳票，那麽这个做法应当被允许，前提是国代事后必须向选民详细解释。反过来，国代也需要考虑到，自己背后的选民也听得到另壹方意见，自己被说服，选民也壹样有可能被说服，这时固守原有立场，反而未必体现最新的民意，只是来不及進壹步征询罢了。无论如何，国代改变立场时必须慎重，必须揣度自己所代表的选民全面倾听另壹方意见之后的反应，而不是国代个人之所谓“理智”或“良知”凌驾于选民之上231。所以，国代如果在国大会场临时改变立场，那麽此后的壹个时间段之内选区选民联署罢免国代的签名数量门槛似可适当降低232，以防止国代轻易改变立场。这样的制度设计，可以在更大程度上保证民意的传达和事理的灵活性，让国民大会作为政权（民权）机关发挥更佳作用。
　　上述政权（民权）职能的论述之中，丝毫没有涉及政党政治，因为政党不宜介入国民大会政权（民权）职能的运作，以免影响民意的传达。政党针对各个政权（民权）议题在选民之中的宣传当然属于政治自由的范畴，不宜限制，但国民大会代表应超出党派之外、不应以党派为单位在国民大会内部协同活动，这似应成为法律的要求。
　　讨论国民大会的下壹个职能之前，还需要对国民大会的政权（民权）职能的局限性略做说明。国民大会的政权（民权）职能作为“间接的直接民权”，其间接性在操作上有可能带来放大效应和扭曲效应。壹个极端的例子：51%的国大代表各自选区之内 51%的选民赞成某项政权（民权）议题，其他 49%的国大代表之选民全部反对此议题，为简单起见假定各个国大代表选区人口相同，那麽略超过四分之壹的全国选民之赞成，即可导致国民大会的表决达到过半多数赞成。这个极端的例子不可能出现，但程度稍轻的放大效应和扭曲效应是有可能的，使选民中略低于半数的支持率导致国大代表过半的支持率。此外，国大代表选区人口的不同，导致人口较少的选区之选民的意见在国民大会中被放大。
　　所以，国民大会的政权（民权）职能必须慎重，即使不是修宪亦有必要设置较高的门槛，例如只有在立法院已经赞成某项政权（民权）议题的情况下才可在国民大会采用过半多数决，在立法院反对或未表态的情况下需要超级多数决。这壹问题还取决于政权（民权）议题的目的是改变现状还是维持现状，本章第三节介绍复决的类型时再做详细讨论。
　　（三）作为咨议机关的国民大会
　　选举总统、副总统是国民大会作为自主选举人团的宪法权力；罢免、创制、复决三权是国民大会作为政权（民权）机关的宪法权力。然而，国民大会所能起到的作用可以超越宪法权力的范畴。
　　鉴于作为法定代表的立法委员具有相对独立性而无法充分反映民意，国民大会在不行使宪法权力之时似可作为咨议机关传达民意，起到顾问的作用（其咨议性质的决议对政府不具有约束力）233。下文讨论复决权时还会涉及立法院与国民大会在这个角度上的互动。
　　咨议，并不是代议，不需强调国大代表对所有议题的参与和投票表决，所以可以采用各种便利方式集思广益，不致因为国大代表人数过多而无法议事。
　　国民大会是否应当设立非程序性的专门事务委员会？作为政权（民权）机关，不应，因为这种性质的委员会很容易形成凌驾于民意之上的影响力，妨碍国大代表所在选区民意的传达；作为咨议机关，似乎可以，因为委员会有助于整理各方意见、与政府五院互动。换个角度看，社团组织的全国代表大会可以设立委员会，那麽国民大会在其作为咨议机关的壹面，相当于以全国选民为成员的“全国选民协会”的代表大会，似可为其咨议职能设立委员会，前提是在法理上必须厘清此类委员会的定性，其名称似应为“国民咨议会某某委员会”，以确保其不得介入国民大会的政权（民权）职能运作。
　　就国民大会的运作而言，在国民大会行使自主选举人团职能和政权（民权）职能之时，除了涉及会务的程序性委员会外，非程序性的专门事务委员会应当基于法理要求处于休眠状态，直到自主选举人团职能和政权（民权）职能行使完毕之后的剩余会期，以及国大休会期间，此类委员会才可以运作（其成员似可在首都轮值，以确保国代不长期脱离选区和选民）。
　　国民大会是否应当设立常务委员会，以在国大休会期间受委托代行其职能？政权（民权）机关传达民意和行使罢免、创制、复决三权的法理职能，绝不可以被常务委员会僭越取代。至于其咨议职能是否应设立常委会，如果未来的共识是应当设立常委会，那麽这个常委会的名称似应为“国民咨议会常务委员会”，以强调其咨议性质，避免常委会擅权乱政。
　　鉴于国民大会的三重性，其运作机制之中有必要区分各个职能，以利健康运作。以适逢总统选举的国民大会常会之日程为例：
　　（1）开幕仪式后应当直接進入代选机关阶段，执行竞选、投票程序，选出总统、副总统。
　　（2）总统选举结束后，国民大会的代选机关阶段即告结束，進入政权（民权）机关阶段，在民意基础上审议创制、复决议题，付诸表决，但不得临时提出创制、复决议题，以避免脱离民意。政权（民权）议题都是国大代表开会之前已经有定见的，开会时正反方的陈述和代表之间的讨论不宜过长。
　　（3）创制、复决议题表决结束之后，国民大会即進入咨议机关阶段，以国民咨议会的性质对政府行使顾问职能。为节约社会资源，国大代表在咨议议题上是否征询选区民意，似不必做程序性要求。国大代表根据自己对选民的了解，如果认为某些咨议议题上的民意很明显，应当可以不去正式征询民意。
　　结束本节关于国民大会三重性的讨论之前，还有壹个需要厘清的问题，是 1946 年制宪国民大会的定位：制宪国民大会，并不是民国宪法制度框架之下的国民大会，而是特殊的、壹次性的制宪机关，具有自由委任的性质。
　　第二节 国民大会与西方国家国会的关系
　　上述国民大会三重性，显然不同于西方国家具有完整立法权的国会。自孙中山先生提出国民大会设想以来，壹直有人试图把国民大会等同于西方国家的国会，并认为民国宪法应当修订，以大幅度扩展国民大会的权力。针对此类观点，曾任制宪国民大会代表、行宪后第壹届立法委员、司法行政部部长、总统府秘书长等职的郑彦棻先生指出：“国民大会虽代表全国人民行使政权，固可说是人民代表机关或民意机关，但仅依权能区分说代表人民行使政权，与民主国家之国会依三权分立说代表人民行使立法权与监察权，自不相同。权能区分之政权在壹般民主国家固有部分由国会行使，但其国会之职权，则多属治权，自不宜均由国民大会行使。”234
　　笔者基本上赞同上面的引文，只是对“权能区分之政权在壹般民主国家固有部分由国会行使”之说有不同意见：笔者认为，西方国家的国会作为具有自主独立性的法定代表所组成的立法机构，事实上不具有任何的“政权机关”职能，其所行使的全部权力（包括选举、罢免总统或总理的权力）都是作为广义政府的壹个分支而具有的权力，不以传达民意为法理要求，所以没有壹项权力属于“政权机关”的人民权。美国的总统选举人团，是笔者所知政权（民权）机关在西方国家的唯壹实例235，而且不是成功的范例（见上文的论证）。
　　曾任制宪国民大会代表、考选部部长、司法行政部部长、司法院院长等职的田炯锦先生则从孙中山先生思想发展脉络的角度厘清了“政权”的概念，从而说明国民大会并不等同于国会：
　　“……按照权能区分理论，国民大会行使的政权，指的是民权，亦即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立法机关行使的权力，指的是政府权，即国家的立法权，亦即治权。我们如不将政权壹辞的意义分辨清楚，将国民大会与立法院当作同样性质的政权机关，则必致权能混淆，彼此倾轧。
　　“有许多学人认为西方国家的国会，为政权机关，我国的立法院为治权机关，故其性质完全不同；西方的国会约等于我国的国民大会，而绝不同于我国的立法院。持此说者如与国父的五权宪法理论比较，显见其有所矛盾。国父在‘五权宪法’里分明说‘立法机关就是国会’，‘五权宪法的立法人员，就是国会议员’，研究五权宪法的人，怎能说立法院为治权机关，与西方的国会不同呢？他们解释说，国父称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诸权为政权，见于十年的‘五权宪法’；主张国民大会行使政权，见于十三年的‘民权主义’，我们对于遗教前后有不同的地方时，应以其后者为准。持此种态度研究遗教，实系厚诬国父！壹个普通学人的理论，亦不会数年内完全相反，何况国父乃学贯中西之壹代哲人兼政治家，他的五权宪法理论，绝不会三年内大为改变，果如此，使信仰者将如何奉行？……国父民国十年称立法司法行政等权为政权，亦即为政府权；十三年称它们为治权，亦系指的政府权。故国父对诸权性质的认识，从未改变，徒因名称的更改，——民权改称为政权，将惯常所称的政（府）权，改称为治权，以致引起无数的误会，绝非国父始料所及。”
　　“……壹个权力为政府权或为民权，应按其性质区分，不应视其行使权力之人员，是否民选。立法权原本为政府权，不应因立法人员改为民选，便即认为民权。”236
　　郑彦棻先生、田炯锦先生作为民国制宪行宪的亲历者，其见解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如果说西方传统代议制政体存在权能混淆问题，那麽这种混淆并不在于其国会具有政权（民权）与治权二重性，而在于西方国家的选民因为民权的不完整（人民有选举权但通常没有其他三大民权）而不得不把民意寄托在政府官员身上，从而不信任专家，时常选出有亲和力但能力平庸的议员和行政官员。这是选民对官员定位之认知的混淆，而不是政府实际定位的混淆——不管选民如何期待官员尊重民意，在事实上和法理上，议员和行政官员至多把民意作为参照，而不可能像政权（民权）机关那样必须传达民意。
　　虽然西方国家国会不具有政权（民权）机关的性质，但民选议员的制度（尤其是以英美为代表的小选区单壹胜出制）使国会具有壹定程度的民意性。民国宪法的政治架构，将西方国家国会的民意性剥离出来，主要由国民大会作为政权（民权）机关和咨议机关来体现民意。在这个前提下，立法院和监察院纵使具有壹定程度的民意性，人民在认知上也不应对其定位产生不必要的混淆。
　　1957 年司法院释字第 76 号大法官解释，认为国民大会、立法院、监察院共同相当于民主国家之国会。就严格的法理职能而言，西方民主国家之国会是代议性的治权机关，国民大会与之不同237，但就民意职能而言，国民大会把西方代议制度之下人民对国会传达民意的期待承接了过来，强化了民意代表性。所以，西方代议制国会所承载的民意职能之期待（不是法理职能）与作为实际职能的立法权、监察权，在民国宪法架构中分派给国民大会、立法院、监察院238。在这个意义上，民国宪法的确有“三院制国会”的架构。但就西方国会的代议立法职能而言，民国宪法采用的是壹院制，即立法院总揽日常立法事宜。
　　第三节 国民大会的政权（民权）运作
　　壹 罢免权
　　民国宪法规定，国民大会在监察院提出对总统和副总统的弹核案后，有对总统和副总统的罢免权239。这壹点也与第 133 条“被选举人得由原选举区依法罢免之”的规定相合。
　　鉴于罢免案对社会所可能造成的割裂作用，罢免案不宜过多，或者说罢免案应有适当的门槛。民国宪法为国民大会对总统和副总统的罢免权设置了监察院预先提出弹核案这壹门槛，是否妥当呢？从权力制衡的角度而言，由独立于国民大会的监察院掌控这个门槛，可以避免国民大会擅权，促進政治的稳定，所以这个制度是合适的。
　　国民大会是否应当在总统、副总统之外获得对其他官职的罢免权？
　　宪政尚未成熟的阶段，似无此必要，但如果我们以长远的目光考虑未来，那麽不妨从两个方面探讨：
　　（1）经总统提名、监察院同意而获职的司法院、考试院官员，是否应当由国民大会罢免？
　　民国宪法第 77 条规定司法院掌理公务员之惩戒，所以对中央公职人员的弹核案由监察院向司法院下设的公务员惩戒委员会提出。但是，司法院长、副院长和大法官之弹核，壹方面涉及司法院内部避嫌的问题，另壹方面这些官员经总统提名、监察院同意而获职，具有特殊的地位。所以，由国民大会审理针对这些官员的弹核案，似乎更加合理240。
　　此外，考虑到司法院作为宪政制度之“压舱石”的重要作用（有违宪审查权，可以解释宪法），司法院正副院长和大法官的罢免去职似应有极高的门槛，例如必须由监察院提出弹核案而不是国民大会自行弹核，而且需要在国民大会达到宪法修正案所需的四分之三多数票，以确保宪政制度的稳定。否则，短视性的政争有可能导致无谓的弹核与罢免，危害宪政制度的尊严与稳定。
　　四分之三多数票的门槛是否过高？考虑到选区代表制所带来的放大效应（例如，四分之三的选区仅有微弱过半的民意支持某项罢免案，其他选区对该案的民意支持度远低于半数，那麽全国选民对该案的支持度可能低于半数，但在国民大会则达到四分之三），这个门槛对涉及宪政制度的重大议案，如宪法修正案、大法官弹核案，并不过高。实际操作中，上面的例子很难出现，但略微过半的民意支持度造成国民大会四分之三多数票的情况是很有可能的。
　　考试院正副院长与考试委员，产生方式与司法院正副院长和大法官相同，但并不涉及宪政制度和司法院避嫌问题，所以似可走普通政务官的弹核程序，参看本书第五章。
　　（2）1952 年司法院释字第 14 号大法官解释以制宪过程中的考量为依据，指出监察院对具有民意代表性质的职位（立委、监委、国大代表、省县议员）不行使弹核权。这些职位的罢免案，自当依据宪法第133 条，由原选举区定夺。
　　如果中国大陆将来在立法院设置壹批全国不分区议席（由政党名单比例代表制产生），那麽针对某个不分区立法委员的罢免权如何操作241？全国选民直接行使罢免权，根本无法操作，交由国民大会征询民意之后行使则是妥当的242。为避免国民大会擅权，似有必要采用高于半数（如五分之三）的门槛，以及大选前后半年内不得罢免立法委员的限制。此外，为避免浪费社会资源，对立法委员的罢免案似不应成为国民大会召开临时会的唯壹事由，可规定只有在其他议题列入日程的情况下才可以审议立委罢免案。
　　二 创制权和复决权
　　民国宪法规定国民大会有对宪法修正案的创制权、复决权（宪法修正案之创制有四分之三多数票的门槛），对普通法律的创制权、复决权搁置至全国半数县市行使过此二权之后。下面从类别、操作与制度设计细节的角度讨论这两项“治法”（孙中山语）的民权。
　　（壹）创制与复决的概念和类别
　　自二十世纪初至今壹百余年，西方国家在直接民权方面并没有重大突破，美国学者 1912 年出版的《全民政治》（Government byAll the People）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和指导价值。下文将在参考了国际民主及选举协助机构（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Democracy and ElectoralAssistance，简称 International IDEA）2008 年出版的《直接民主》
　　（Direct Democracy）手册的基础上，主要依据《全民政治》的分类方式，讨论创制（initiative）与复决（referendum）。两个参考资料的主要区别是《直接民主》手册之中 initiative 壹词特指公民的主动性，所以《全民政治》中的公民自请复决因其主动性而被《直接民主》手册归为initiative 的壹类243。也就是说，《全民政治》以公决的对象是公民自创提案还是代议立法机关的法案为划分标准，将“治法”的公决分为创制和复决244，但《直接民主》手册以公决行动发端于公民还是当局为标准，将其分为主动公决和被动公决。考虑到孙中山民权主义和民国宪法的历史传承性，我们有必要沿用创制和复决的两分法。
　　（1）创制，传统上指的是选民或政权（民权）机关主动提出对宪法或普通法律的修正案，或提出新法律的立法原则245（通常不是法律细节条文，因为选民或政权机关成员在立法工作方面并非专家）。创制案的提出，需要壹定比例的投票人签名的门槛，以避免极少数人牵动多数、浪费社会资源。民国宪法之国民大会行使创制权之时，考虑到国大代表人数不过数千、联名发起创制并不困难，为了避免国大代表擅权，其联名门槛可以远远高于各县选民直接创制复决的联名门槛。民国宪法原初条文规定五分之二以上的国大代表联名请求即可召集国大临时会，这个门槛似可适用于国民大会的创制复决。
　　国大代表联署的创制案，在达到签名门槛之后、付诸国民大会表决之前（或在国民大会决定召开临时会之前），似应允许立法院直接拿来表决，此做法称作“间接创制”246（不经过代议立法机关而直接付诸选民/政权机关表决则称作“直接创制”）。如果立法院决定依照创制案直接立法，那麽国民大会即不必议决之，这是简化手续、节约公帑的良策247。
　　另壹类并非公民投票但在启动程序上与创制权有所类似的公民政治行为，是公民联名要求代议立法机关把某项议题列入议事日程，因其与创制权相似，故称为“议程创制”（agenda initiative）。考虑到民国宪法之国民大会的三重性，“议程创制”似可成为作为咨议机关的国民大会与立法院互动的壹种形式。在实行直接民权的政区，“议程创制”签名门槛可低于普通创制，遭到代议立法机关否定之后可征集更多签名以达到普通创制案的门槛248。
　　（2）复决，指的是选民或政权（民权）机关对代议立法机关之作为置以可否，在类型上更加复杂。目前世界上人民享有复决权的各个国家或联邦成员（如瑞士联邦和美国许多州）通行的做法是：代议立法机关所通过的法律、规章，人民通常“有权”复决，但没有任何壹个政体把所有的法规都提请复决（理论上可以这样设想，实践上行不通，因为效率过于低下）。所以，国民大会对法律的复决需要壹定的门槛。
　　威尔确斯在《全民政治》中把复决权分为以下三个大类（其中又有子类）：
　　其壹，强制（obligatory）复决。此类复决由宪法或专门法律规定其范围，为保证正常的效率，通常只有宪法修正案和极少数重大法案才需要强制复决，但许多国家的宪法或相关法律中也规定某些类别的法案不得复决。
　　民国宪法规定立法院四分之三多数票通过的修宪案必须提交国民大会复决。民国宪政的未来发展中，是否有必要扩展强制复决的范围，将是有待讨论的议题。立法院微弱多数票通过的法案（例如因壹些立法委员缺席或弃权而导致赞成票不及“绝对多数”即立法院总人数之半数），以及有立法院“自肥”性质的，似可考虑强制复决。
　　其二，选择性（optional）复决。这是最常见的复决，用于不需强制复决的法案，分三个子类。
　　甲，代议立法机关通过法案之时由多数派主动提请复决。这自然显示了代议立法机关对人民的尊重，但有推卸责任之嫌，所以有人认为不宜采用。出于这种顾虑，如果民国宪政的未来发展中出现了这方面的呼声，那麽应当考虑设置壹定的立法院支持率上限，高于这个上限而通过的法案就不应允许多数派主动提请复决。
　　乙，代议立法机关内部落败的少数派或法规发布人决定将法案提请复决。这又分两种情况：
　　A，法案在代议立法机关内部获得通过。为了避免浪费社会资源，超过壹定的“高票”标准而通过的法案应当禁止任何人提请复决；未达高票标准的（例如未及“绝对多数”即议席总数的半数），似可允许法规发布人（在中央即为总统）决定提请复决。
　　B，法案在代议立法机关内部没有通过。这是壹个很特殊的情况：
　　前述各种类型的法案复决，最终结果都是“双多”（即代议立法机关的多数和人民/政权机关的多数）才通过，但这壹类复决的对象在代议立法机关里只有少数支持，人民或政权（民权）机关的支持再多也是“单多”。这种情况如果允许复决，需要设置较高的门槛，只有微弱差距落败的法案才可以提请复决。
　　丙，人民或政权（民权）机关自请复决。同样分为两种情况：
　　A，不管壹项法规是以多高的票数通过的，人民或政权（民权）机关都应当有权自请复决，除非其类别在宪法规定不得复决的范围内。
　　1，除少数紧急措施外，法规签署发布之后通常不会立即生效，在其生效之前如果有足够的选民或政权（民权）机关成员联名要求复决（可以是针对其中的某些条文），那麽此法规（或特定条文）即须暂缓生效，留待复决。
　　2，如果法规生效之后才有足够的签名要求复决，那麽法规效力不宜暂停，因为这种情况可以作用于人民习以为常的旧法律，少数人的签名不应导致旧法律的暂停。此类复决，在形式上和实质上都与前述其他各种类型的复决不同：在法规尚未生效的情况下，复决案所针对的是法案本身，赞成票指的是赞成通过法案；待到法规业已生效之后，复决案的内容即应转为负面，赞成票指的是赞成废止该法规，在操作上可以说是法规废止案之“创制”，只是因为其“治法”的标的在于代议立法机关通过的法规而归入复决范畴249。
　　B，法案在代议立法机关内部没有通过，人民或政权（民权）机关自请复决。这壹情况与提请复决（乙 B）没有本质区别。
　　归纳起来，上述各种情况中的三种特殊类型，即提请复决或自请复决在代议立法机关落败的法案（乙 B 或丙 B），以及自请复决已经生效的法规（丙 A2）250，都和创制权的行使有所类似，可以导致人民或政权（民权）机关“单多”票数改变现状，所以必须特殊对待，例如赞成票必须达到超级多数，以及省级地域上的多数所形成的“双多”，下文将讨论之。
　　其三，咨询性（advisory）复决。在代议立法机关无法把握民意之时，可以提出壹个大致的意向，作为咨询性的议题，提请人民复决。但这个意见是柔性的，代议立法机关看到复决结果后说“知道了”就可以了，没有任何硬性要求。人民自然也可以提出类似的投票议题，但称作咨询性创制（或建议性创制）251。
　　台湾做过的几次公投，都是咨询性的，是政客的工具，给人以“瞎折腾”之感252。鉴于国民大会具有咨议职能，立法院与国民大会之间的互动可以给立法院提供民意信息，通常情况下没有必要兴师动众以复决或创制的形式（要求国大代表在选区正式征询民意）处理咨询性的议题。如果允许之，似应采用较高的门槛（例如立法院多数加以总统的同意，才可以提出咨询性复决议题）。
　　（二）创制权与复决权的操作
　　待到国民大会获得对普通法律的创制权与复决权之后，这两项民权不应被国民大会频繁行使，而应作为“保留权力”，只在例外情况下（如立法院对人民强烈要求的立法项目迟疑不决，或立法院所立之法在人民中产生很大争议时）才适合行使。郑彦棻先生如是说：
　　“（有人）认为政权之行使，不可壹日中断，国民大会闭会期间应有常设机构，以行使政权。对国民大会集会除每届总统任满前集会外，亦有每年或每三年定期集会之主张。不知国家主权固不可壹日中断，政权亦为人民经常享有，但非必经常行使，四项政权之性质除选举权可定期行使外，其余罢免、创制、复决三权，都不是可以经常行使的。且国民大会受全国人民之委任，代表行使政权，自不能互选代表，以代表之代表，行使职权……”253
　　国民大会的修宪权是壹道杀手锏，违反宪法条文的法律创制案可以引发修宪案，在绝大多数代表的支持之下获得通过。就壹般条文而言，民国宪法的修宪门槛相当严格，基本上可以保证公平性和合理性。但是，涉及国民大会扩权的修宪案，因其“自肥”性质，应有严格的限制，或将这种性质的国大自请修宪条文的生效日期推迟到下壹届国民大会开幕之日，或禁止国大代表主动提出，而只能由立法院提出、提请国民大会复决。依据司法院释宪先例，避免国大自肥的规定可以由司法院作出，不必诉诸宪法修正案。
　　（三）制度设计的其他考量
　　鉴于国民大会的非专家性、民意的不稳定性和大国的地域复杂性，国民大会在修宪之外“治法”的权力似有必要受到進壹步的限制。
　　其壹，如果具有壹定资格或达到壹定门槛的反对者认为创制案有违宪之虞，似应允许反对者把创制案提交司法院作合宪性审核，确认合宪之后才可提交国民大会表决。这个做法不同于美国违宪审查制度的诉讼原则（美国法院只能透过处理诉讼来审查法律的合宪性254），但民国司法制度自有其特色，有关部门甚至个人皆可依法提请司法院审查法律。
　　为了降低社会成本，应当让违宪的创制案及早止步255。
　　其二，创制案、现行法规自请复决案（以废止案为形式）和未获立法院通过的法案之复决案，就国民大会和立法院的关系而言，壹旦通过即为国民大会之“单多”改变法律体系的现状，似应采用较高门槛（例如五分之三的超级多数），以降低民意的易变性对法律体系的冲击256。
　　达到过半多数但不及超级多数者，似可待到立法院换届之后强制列入立法院议程，如果新壹届立法院不予通过，似可在国民大会代表再度征求民意之后以超过立法院反对票比例的赞成票比例予以通过。
　　上文讨论罢免权时提及的间接投票所导致的放大效应，支持较高门槛的考量。此外，人口分布的不均衡也可能带来放大效应——国大代表主要由各县选出，人口不满百万之县皆有壹个代表名额，所以人口少的县意见趋同之时，有可能以不及全国半数的选民人数，指挥过半的国大代表。两种放大效应所导致的不代表全国过半选民的国民大会过半多数，如果与立法院过半多数意见相壹致，不壹定会招致巨大争议，但在国民大会“单多”的情况下，放大效应而造成的勉强过半多数就显得很不妥当。
　　其三，地域的考量，似应成为另壹道门槛。瑞士的“双多”原则，即过半的全国选民与过半的州，值得借鉴257。例如，不但要求国民大会全部有效票数的五分之三多数，而且分省计票，需要在过半省份达到过半多数。这个做法，相当于以国民大会全国计票和分省计票的“双多”，代替国民大会与立法院的“双多”。
　　第四节 国大代表选举的最佳方式
　　壹 投票制度
　　上文说过，国民大会内部不宜实行政党政治，否则国大代表的党性会妨碍民意的传达。但是，即使国民大会会议期间的运作可以超出党派，在国大代表选举过程中也不宜强行要求候选人无党无派。为了在国民大会削弱政党政治，最好从制度设计的细节入手，在保障政党自由的前提之下，采用在间接的效果上有助于削弱政党政治的柔性做法。
　　什么样的制度可以达到这种间接效果呢？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不妨对与国民大会代表分县选举的制度有所类似的美国众议院和英国下议院选举制度略作分析。美国众议院和英国下议院由小选区单壹代表组成。在具体的选举制度上，美国众议员和英国下议员的选举采用相对多数单壹胜出制，每个选民选择壹个中意的候选人，每个选区得票最多者当选。在三个或更多候选人的情况下，当选人得票可能不及半数。这个制度，对大党极其有利（因为大党可以高效动用组织力量和财力资源），在效果上促成了英美两国的两党制258（小党和无党派人士通常没
　　有机会赢得议席，变革时期异军突起的第三党或者迅速边缘化，或者取代原有两党之壹的地位，被取代者迅速边缘化）。
　　如果国民大会代表选举采用类似于英美国会下院的制度，每个选区多个候选人争夺唯壹的国大代表席位、每个选民只选择壹个中意的候选人、获得相对多数票者胜出，那麽，下述弊端几乎是不可避免的：1，依附于政党的候选人因政党资源而占据优势，党性越强，越有可能获得政党的大力支持；2，各个候选人互相攻讦，毒化政治空气；3，立场类似的候选人分割票仓，有时会导致少数阵营的候选人胜出。上述最后壹个弊端，在来自少数派的国大代表罔顾多数派民意的情况下可以透过罢免程序来解决，但这是对社会资源的浪费。
　　如何杜绝这些弊端呢？西方国家在数百年的民主实践中早已找到了许多经实践证明更为优化的选举方式。只考虑单壹胜者的情况，那麽，澳大利亚众议员选举所实行的排序复选制（alternative voting，又称instant-runoff voting）就是壹个很好的方案。“排序复选”的意思是选民在选票上对候选人進行排序，划出第壹选择、第二选择……（选择的数量可以有上限），开票时首先计算第壹选择，得票最低者被淘汰，其得票按第二选择分派给其他候选人，然后再淘汰得票最低者，依此类推，直至产生最后的赢家。另壹个可以遏制前述弊端的方案是曾实行于希腊议会选举259 的认可投票制（approval voting，又称“同意投票”），即选民可以在选票上对自己认可的多个候选人都表示同意，获得认可票数最多者胜选260。
　　排序复选制和认可投票制都不限制政党自由，候选人可以寻求政党的支持，但党性强的人物并不占据优势，因为此类候选人在选民心中的地位容易两极分化，虽然有很大机会被党性强的选民列为第壹选择或认可，但很可能完全不被其他选民列入排序选择或认可人选之中。立场温和的人士，包括无党派人士，则有可能成为更多选民的选择之壹261。
　　此外，排序复选制和认可投票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候选人之间的攻讦，因为某个候选人如果大肆攻击另壹个候选人，就触怒了后者的支持者，难以被他们列为次优选择或共同列入认可人选。各个候选人为了增加得票机会，势必致力于向选民展示自己的亲和力和对民意的尊重，而不是以攻击政敌为能事，这样的选举过程有助于形成良性的政治氛围。
　　国大代表之代表性的问题，也可以迎刃而解。同壹个阵营如果有多人参选，该阵营的基本盘选民通常会在自己阵营的候选人之间排序或确定认可人选，相当于在计票时集中了选票，通常可以避免不具有代表性的候选人因对立阵营票仓被分割而胜出。
　　必须承认，不存在十全十美的选举制度，排序复选制和认可投票制各有壹些弊端262。但是，考虑到国大代表作为委任代表受制于选民意旨、个人自主职能极其有限，笔者认为：国大代表选举的过程远远重于结果。在中国大陆民主转型初期，积极、正面的选举过程对于塑造国民的民主素养大有脾益。壹个选举制度如果有助于避免“负面选战”，那麽即使在投票结果上有时会使最佳候选人落选，只要不导致缺乏代表性者胜选，并且易于理解、不难操作，就可以视为适用。
　　综上所述，排序复选制和认可投票制都是国大代表选举的可行方式263。选举制度细节可以透过宪法之外的普通法律来规定，但属于宪政制度的核心内容，我们有必要未雨绸缪，在中国大陆重归宪政民主道路之前作出这方面的准备。
　　二 代表名额的分配
　　民国宪法第 26 条详细列举了不同类型的国民大会代表：
　　1，第壹款规定“每县市及其同等区域各选出代表壹人，但其人口逾五十万人者，每增加五十万人，增选代表壹人”，那麽，代表人数多于壹人的县市是否应当采用多席选区（即壹个选区选出多个代表）呢？
　　笔者认为，虽然此条文隐含了多席选区之意，但并未明确说明，所以可以在普通法律规定的制度细节中将代表人数多于壹人的县市拆分为数个单壹代表选区。这样做的原因在于国大代表问责机制：如果多席选区的少数派集中选票而使他们中意的壹名候选人当选，然后这名国大代表在国大会议中的投票违背了选区多数人的意愿，那麽选区多数派即可启动罢免程序，形成无谓的政争。这个问题，在单席选区即不存在。所以，单席选区制最适合于实行委任代表制的国民大会。至于如何划分选区，以壹县二选区为例，考虑到县政府驻地通常具有较高的城镇化程度、在民意方面很可能与农业乡镇多有不壹致之处，较为合适的划分选区办法是县政府驻地及邻近乡镇划为壹个选区，其余乡镇则形成壹个环形或半环形选区。
　　民国宪法制定之时尚不存在“地级市”和“县级市”之说，“市”
　　只分为直辖市和省辖市两类。依照这种区划方式，中共行政建制之下地级市的各个市辖区将合在壹起视为壹个“市”。在市辖区人口高于五十万的情况下，合并计算将可分得更多国大代表名额——举例而言，壹个地级市分为两个市辖区，人口各八十万人和九十万人，如果两个市辖区合在壹起，共壹百七十万人口，可分得三个国大代表名额；如果市辖区被视为县，那麽各自只能得到壹个名额。但是，如果市辖区人口少于五十万，那麽将其视同县份更为有利。考虑到市辖区住民对其所在区通常不具有强烈的乡土认同，笔者认为市辖区的选区划分宜以国大代表名额最大化为原则，但在住民有特殊要求的情况下（例如市辖区由县改区为时不久、乡土认同较强）可以灵活从事。
　　人口多于五十万的市辖县和县级市将面临两难局面，其中八、九十万人口者很可能感到名额分配不公，但百分之百的公平实难做到。为灵活起见，似应允许此类县市在住民同意的前提下改为地级市的市辖区，以削弱乡土认同为代价换取更多的国大代表名额。
　　为了增加名额而拆分县、区的做法是不应允许的。中国大陆民主转型时期，行政区划之边界不宜变更，以免在划界问题上发生冲突、妨碍民主制度的巩固。
　　2，第二款规定“蒙古选出代表，每盟四人，每特别旗壹人”，能否适用单席选区排序复选制或认可投票制呢？这里，需要注意 1946 年制宪之时壹些蒙汉杂居区域（例如绥远省）实行的“蒙汉分治、旗县并存”建制，同壹地域可以存在旗、县两个政府，分管蒙、汉居民264。所以，此款所规定的国大代表名额实乃专门留给蒙古族的名额265。考虑到目前内蒙古人口之大多数为汉人这壹现状，有必要在国大代表选举制度上采用双重选区制：蒙古族人口为少数的内蒙古各县市、旗除按民国宪法第 26 条第壹款之规定而设置不分民族的选区之外，还应按上述第二款之规定，专门设置若干蒙古族选区，蒙古族选民可在普通选区和蒙古族选区二者之中择壹。
　　在壹人壹票的双重选区制之下允许非汉民族选民选择其选区归属，就会出现如下情况：壹些非汉民族选民对本族选区代表人选不很重视，认为只要代表本族就可以了，同时希望普通选区选出壹个善于倾听非汉民族声音的代表，那麽他们很可能愿意成为普通选区的选民，甚至壹个非汉民族家庭里壹些人选择普通选区、另壹些人选择民族选区。这就有利于民族沟通，避免极化266。
　　3，第三款规定“西藏选出代表，其名额以法律定之”267。现今西藏自治区的辖区大于 1946 年制宪时噶厦政府辖区，已分为七十余个县级行政区，而且藏族在各县区占人口之绝大多数，所以依照第壹款的方式分配国民大会代表名额对藏人有利。各省藏族聚居区的藏族代表名额见下文的探讨。
　　4，第四款规定“其他各民族在边疆地区选出代表，其名额以法律定之”。此处“其他各民族在边疆地区”实则隐含了“社会经济方面处于弱势地位的原住民族”之意，不宜局限于字面，应作广义解读268。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1946 年制宪之时回民并没有被视为壹个民族，其国大代表名额保障来自民国宪法第 135 条：“内地生活习惯特殊之国民代表名额及选举，其办法以法律定之。”在第 26 条第四款的广义解读和第 135 条的双重参照下，聚居地远离边疆的原住少数民族（如土家族）和生活习惯特殊的回民都有宪法保障的专设国大代表名额。
　　在操作上，笔者认为，中国大陆之“民族自治地方”269 不管距离边疆远近、不管自治民族是不是弱势原住民族，宜参照第二款的蒙古族代表名额制度，以双重选区的方式，在自治民族占人口少数的“民族自治地方”为自治民族提供国大代表名额保障。自治民族占少数的自治县应获得壹个自治民族专设名额。自治州内可为自治民族确保至少四个国大代表名额（自治民族人口过少的，如新疆巴音郭楞蒙古族自治州，应当酌情调低），如果自治民族占人口大多数的县份少于四个，应在其他县份设置双重选区以补足四个名额。新疆、宁夏、广西三个自治区则可考虑以地区和地级市为单位分别评估是否达致“民族区域自治”标准再行估算（例如，汉族人口比例接近 100%的广西北海市、玉林市显然不需设置非汉民族代表名额）。
　　上述非汉民族国大代表名额保障方式，在人口较多的非汉民族中对满族较为不利（满族仅有十余个自治县）。但是，考虑到满族目前的整体教育程度远高于汉族、在社会经济方面明显处于优势地位，其在平等考选所产生的国家公职人员中所占比例必将远大于人口比例。广义的“代表性”概念包含了民意代表之外的公职名额270，满族在后者中的优势对其专设国大代表名额偏少的问题构成了补偿271。
　　5，第五款规定“侨居国外之国民选出代表，其名额以法律定之”。世界上有十余个国家的国会为在外侨民专门设置代表席位272，例如法国参议院 348 个席位（皆为间接选举产生，任期 9 年）中有 12 个侨民席位，意大利众、参两院都有侨民席位。虽然侨民席位在全球并非主流，但在法国、意大利的参照下，国民大会宜保留侨选席位，选区的设置可考虑以华侨人口为基础，在壹个大洲或大国之内每五十万华侨选出代表壹人273。
　　6，第六款规定“职业团体选出代表，其名额以法律定之”。此类别不合当今世界潮流274，宜先以法律暂行冻结（名额为零），待到国民大会召开，可考虑修宪剔除之，或继续由法律冻结。
　　7，第七款规定“妇女团体选出代表，其名额以法律定之”。从英美的经验来看，单席选区制度对妇女候选人不利，但是，国民大会代表作为传达民意的委任代表，其性别比例意义不大。在立法院保障妇女名额的情况下（参看本书第五章），大部分女性选民也许不会纠结于国民大会代表的性别比例，所以这壹类别似应和职业团体类别同样处置。
　　总统
　　孙中山先生所设计的五权宪法架构中，总统主政，在职能上是政府权的代表，在制度上属于极其接近于总统制的双首长制275（因行政院长对总统负责而不是对立法院负责，称之为总统制亦不为过276）。民国宪法则不然，总统对五院除了缺乏强制力的协调职能外仅有极其有限的实权，统而不治，在效果上成为国民大会的常设机关，因而成为人民权的代表。所以，民国宪法在制度上属于改進型的议会制，或者说是极其接近于议会制的双首长制。
　　下文将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对总统地位和职能進行分析，并连带着讨论副总统所能行使的日常职能。
　　第壹节 中国人的总统情节与帝王迷思
　　虽然笔者从未以科学方法就国人对总统制的看法做过调查、统计，但笔者认识的有志于宪政民主事业的国人在认真分析总统制与议会制的利弊之前大都认同总统制（笔者本人亦不例外），而且这壹认同往往是出于直觉。笔者和壹些朋友探讨了这个现象，认为总统制的倾向主要来自两方面的影响：其壹，实行总统制的美国，是中国人熟知的宪政民主范例；其二，中国历史上长期实行君主制，帝王掌握大权。
　　这两方面的影响具有潜移默化的效果，固然促使国人倾向于总统制，但如果认真分析美国制度与中国历史，不难得出相反的结论。
　　壹 美国宪法的神话与总统制的危险
　　美国宪政制度虽然为人们所熟知，但绝非世界领先的典范。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自 2006 年以来多次评估全球各个国家的“民主指数”，美国从未名列前茅，例如 2012 年美国的排名是第 21 位（排名前17 位的都实行议会制，包括 9 个立宪君主国和 8 个议会制共和国）。
　　美国近年来总统与众议院之间的恶性政争导致的联邦政府关门等恶果（在先進民主国家绝无仅有），即显示了总统制的弊端：行政权与立法权的严格分立，在二者被不同党派控制的情况下容易导致严重的政争，不但政府效率极其低下，而且对社会产生了割裂的作用，左右两派严重对立277。中国大陆未来民主制度尚未巩固之时，如果实行美式总统制而出现类似的局面，是否会危及民主制度的生存？
　　在民主理论方面有丰硕建树的美国政治学家达尔（Robert A.
　　Dahl）在《美国宪法有多民主？》（How Democratic Is the AmericanConstitution? ，又译《美国宪法的民主批判》）壹书中指出，1787 年美国制宪者选择总统制并不是在某种政治理论指引下深思熟虑的结果（对美国制宪者有巨大影响的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并未提出总统制构想），而是在制宪会议讨论数月而难以形成共识、与会者不愿拖延的情况下，回到制宪会议已经否定过的几个选择中，匆匆挑选的壹个争议较小的选择278。当时世界上并没有议会制共和国的先例可循，英国的议会民主制亦尚未定型（英王仍有壹定行政权力），美国的总统制实乃受英国王政影响而设计的任期制“民选君主”制度。达尔认为，美国的特殊国情民情使得美国不管选择怎样的宪政制度都可以获得成功279；换言之，美国宪政的成功并不能证明美国宪政制度的优越性。美国立国之前即已具有深厚的地方自治传统、地方民主经验和人民中普遍的自由理念；这些优势，中国都不具备，指望透过效法美式制度而复制美国的成功，实属壹厢情愿。
　　自美国行宪至今二百余年，上百个共和国出现在世界各地，其中效法美国选择总统制而顺利形成稳定的民主政体者寥寥无几（若不考虑小国寡民的太平洋岛国，这壹数字是零）。如果只看失败的宪政尝试，自然兼有总统制与议会制两种形态，但如果放眼于成功的宪政国家，议会制则占据了压倒多数的地位。这个现象，早已为政治学界所注意。王天成先生在《大转型》壹书中指出：
　　“转型政治学占主流的观点认为，议会制要比总统制有助于民主的巩固和持久。行政部门与立法部门互不依赖的政府架构是总统制，在这种架构之下，总统和议会都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又是行政首脑。由于总统不是议会选举的，他所在的政党经常不是议会中的多数党，立法部门与行政部门之间便经常不壹致。当冲突、僵局出现的时候，由于总统与议会相互独立、各有固定的任期，冲突、僵局没有宪法渠道可以化解。如果总统寻求非法手段打破僵局，将导致宪法、政体危机，民主便处于危险之中了；如果抛开议会進行统治，也会损害民主政体。总统与议会之间经常性的冲突与僵局，以及由此导致的信任危机、效能低下等问题，也会为军人政变提供诱因、机会。
　　“与总统制不同，在议会制架构中，只有议会是民选的，行政首脑即总理由多数党领袖出任，议会中的多数党或联合多数组织内阁。因此，行政部门与立法部门冲突的机率大大降低。并且，当两者发生不壹致的时候，根据议会制的原则，议会可以投不信任票倒阁，总理也可以解散议会提前举行大选。所以，在议会制架构下，行政部门与立法部门发生冲突时，出现的危机是政府危机而不是政体危机，存在宪法管道化解，通过倒阁或重新举行大选，行政部门与立法部门可以重新达成多数的壹致。过去的经验表明，总统制民主崩溃的机率要高于议会制民主。
　　当然总统制不是必然会失败，议会制也不是壹定会成功。但在政治、经济条件相差不大的情况下，议会制要比总统制有更强的生命力。”280肯尼亚、科特迪瓦等国因总统选举纠纷而造成流血冲突，以及苏联解体后形成的许多总统制国家和近乎总统制的半总统制国家（如俄国）走向威权政治甚至重返专制的事实，都为总统制的危险性提供了例证。
　　本书导论对此问题作出了详细讨论，在此不赘述。
　　二 中国君主制的常态和双首长制的传统
　　大权独揽、为所欲为，是“帝王”二字在许多中国人心目中的直观形象。满清乾隆皇帝宣称“乾纲独断，乃本朝家法”，似乎印证了国人对君主制的印象。满清是中国末代王朝，对国人心理的影响自然超过前朝历代，近年来国内盛行的辫子戏及其所反映的奴性文化就是证明。但是，满清作为文化落后的少数民族以军事征服的手段建立的王朝，从初期具有部落色彩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到中后期凸显军国色彩的军机处，清庭的核心辅政机构根本不能与历史上的宰相和内阁相提并论，满清之君主专制实乃历史的例外。
　　回顾满清之前历代，不难注意到，中国历史的常态实乃君权与相权的并立。通称“宰相”的最高行政大臣（正式官职多称“丞相”），自君主制于秦代定型，直至明初，壹千五百余年不曾中断。近世立宪君主国和议会制共和国所实行的首相/总理副署制度（副署者负实际责任，国家元首保持超然地位281），在中国古代的宰相制度中早已出现雏形。
　　著名的例证，是宋太祖同时罢免了以范质为首的全部三位宰相之后，任命赵普为相的诏书找不到宰相副署而无法生效，最后由宰相级别的开封府尹赵光义副署，才结束了这个法理上的尴尬局面282。相权对君权的制约，是中国君主制政治制度的惯例；就副署制度而言，称之为君相双首长制亦不为过283。
　　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之后废除了宰相制度，集君权相权于壹身。不过两年，明太祖即不堪重负，设置大学士以辅政。大学士的地位，从洪武年间的秘书顾问，经永乐年间设置内阁，至宣德年间首席内阁大学士（通称“首辅”）杨士奇因明宣宗的信任而获得大权，宰相制度得以变相恢复。更值得指出的是，有明壹代，不管相权的大小或有无，文官集团对君权的制约始终存在，君权的有无反而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明神宗怠政三十余年，国家政治在内阁为首的文官集团主持之下得以正常运转。
　　满清以野蛮的征服和残酷的文字狱打断了中国人的脊梁，各族文武官员竞相以当奴才为荣，甚至闹出了清帝在大臣自称奴才的奏折上批示“称臣得体”的笑话284。虽然史学界有“清承明制”的说法，但这种传承在于制度的表观形式而不在于内涵。如果不考虑清室退位之前的数月，明代内阁和文官集团对君权的制约从未在清代重现。
　　出于直觉而心仪于总统制的国人，请扪心自问，满清君主专制和奴性文化的遗毒是否潜伏在我们的内心（或许被近年来大量的“辫子戏”
　　植入我们的内心）？中共历来歪曲历史以愚弄人民，把中国君主制社会壹概打为“封建专制”，满清之前中国历代君权受到相权及文官集团制约的史实不为国人所熟知。如果厘清了历史真相，并且认识到美式总统制的弊端，那麽，我们是否应当反思对总统制的直觉偏好，進而选择更加符合传统文化精华与西方大多数民主国家先進经验的制度？
　　总统完全虚位、议会随时可以倒阁的典型议会制，壹方面未必合乎中国国情，另壹方面有走极端的意味，不合执两用中之古训。民国宪法的改進型议会制，因总统具有少量实权和壹定的柔性权力而属于非常倾向于议会制的双首长制，为我们提供了最佳的答案。
　　第二节 总统权与人民权
　　壹 总统权力辨析
　　（壹）些微的实权，兼述“建设性倒阁”
　　民国宪法明文赋予总统的各项权力之中，笔者认为全然的实权仅有壹项：覆议核可权。根据民国宪法第 57 条的规定285，行政院长若想把立法院决议或法案打回去覆议（效果上相当于否决），需经总统核可。
　　与美国宪法相比较，美国总统的否决权在民国宪法中分派给总统与行政院长，二者必须意见壹致方可否决立法院决议。台湾有学者认为总统的覆议核可权应当理解为虚权286，但比照 1946 年 4 月完稿的政协宪草和1946 年 12 月制宪国民大会最终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不难发现，总统的覆议核可权并不见于政协宪草，而是后来加入并获得制宪国民大会认可的287，显然具有对行政院的覆议权加以壹定程度的制约之意味，所以不是虚权。288
　　在这项明文规定的实权之外，总统是否还有其他的隐性实权呢？笔者比照德国制度，认为民国宪法隐含了总统的“建设性倒阁发动权”。
　　所谓“建设性倒阁”是来自德国的概念，德国基本法规定联邦议会必须首先选出新任总理才可以对现任内阁提出不信任案，从而避免了壹些议会制国家以及魏玛德国频繁倒阁、频繁解散议会的不稳局面。民国宪法原文并未将倒阁权赋予立法院，用意固然是加强行政院的相对稳定，但在立法院与行政院之间存在政争的情况下，如果总统不支持行政院长，而且立法院形成了新的多数集团，那麽总统即可依据立法院的最新多数共识，提名新的行政院长人选，新任行政院长壹经立法院同意，即应取代原行政院长，重新建立责任内阁。也就是说，立法院与总统协力，以稳定政局、促成立法行政两院协同运作的“壹致政府”为目的，可以進行事实上的“建设性倒阁”。1994 年的中华民国宪法在台第三次增修条文规定“行政院院长之免职命令，须新提名之行政院院长经立法院同意后生效”，在字面上是发自总统的“建设性免职”，和民国宪法原文即已隐含的“建设性倒阁”实则为壹枚硬币的两面289。这壹方案因需要总统提名而与德国制度略有不同（后者允许德国联邦议会自行选举总理继任人，总统必须接受议会决议），但与德国制度同样是在绝然没有倒阁权的制度与毫无限制的倒阁权之间的中道。
　　在“建设性倒阁”制度的对照下，总统之覆议核可权作为实权的性质更加明显：在立法院对行政院的支持率降至壹半以下但仍高于三分之壹的情况下，如果行政院能独自行使覆议权而成功推翻立法院决议，总统却能提名新的行政院长人选、立法院以过半多数即可同意，就造成了宪法上的矛盾，有可能触发恶性政争，动摇国本。制宪国民大会给总统以覆议核可权，即避免了这壹矛盾局面的出现，确保了民国宪法的自洽。
　　但是，上述“建设性倒阁”制度还有两个疑点需要厘清：
　　其壹，如果严格依照民国宪法第 37 条之“总统……发布命令，须经行政院院长之副署”的字面含义，那麽总统在立法院同意新任行政院长人选之后发布任命命令仍然需要原任行政院长副署，此时如果原任行政院长不愿去职、拒绝副署，怎么办？这壹矛盾，可以从副署制度之本质和宪政运作的自洽性两方面来看待：首先，副署制度的根本用意在于责任政治，副署者承担责任。如果原任行政院长需要副署其继任者之任命命令，副署之后马上离职，谈何“承担责任”呢？可见，即将离职的行政院长副署自身的免职命令和继任者的任命命令都是极不合理的。其次，在行政院长、副院长都因故出缺的情况下290，行政院不再具有法定首长，新院长人选因为无人副署而永远无法获得任命291，成何体统呢？
　　所以，从宪法解释的角度而言，尽管民国宪法原文没有明文规定行政院长人选经立法院同意后的任命命令不需副署（显然是制宪过程中的疏漏，后于台湾修宪时弥补），但司法院可以基于上述理由，以大法官释宪的方式宣布立法院所同意的新任行政院长之任命命令不需原任行政院长副署292。
　　其二，民国宪法原文并没有规定原任行政院长在新任行政院长业已产生之后如何去职（或自动去职，或被正式免职）。1994 年在台增修条文之“建设性免职”条文实乃良策，但是，在没有法律或宪法增修条文对行政院长去职程序做出规定的情况下，司法院大法官亦可透过宪法解释来正式确认新任行政院长之任命命令具有免除原任行政院长职务的法律效力，新院长就职之时原任院长自动去职，以避免原任行政院长拒绝去职、造成宪法危机。这壹解释，符合民国制宪者力求促進政局的稳定并实现责任政治的初衷，并且有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成功经验作为参照，所以获得司法院大法官的认可基本上是没有悬念的。
　　上述实权，不可能经常行使（只有在立法院与行政院发生对立的情况下才会发生，或许数十年不见壹次），所以民国宪法原文在制度上没
　　有给总统以擅权的空间。
　　（二）责任内阁制所虚化的人事权
　　总统对行政院长的提名权，在正常情况下并不能称作实权。立法院有对行政院长人选的同意权，而且宪法第 57 条明确规定了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的原则，所以总统必须提名立法院多数党团所认可的行政院长人选——即便在前文所述“建设性倒阁”的情况下，总统的实权仅在于透过提名而启动“建设性倒阁”程序，被提名之人选仍然取决于立法院之多数派。但是，如果立法院没有多数党，也没有形成稳定的多数集团，总统的提名权即具有更加重要的作用，趋于实化293。西方议会制国家有时会出现少数派内阁，其任命获得议会通过时，投赞成票但并未加入内阁的党派通常都有观望心态，所以少数派内阁往往短命。民国宪法之改進型议会制，并没有给立法院以单方面随意倒阁的权力，可以遏制党派的观望心态、促成多数集团的形成，所以总统对行政院长提名权的实化不会经常发生294。
　　至于民国宪法第 56 条“行政院副院长，各部会首长及不管部会之政务委员，由行政院院长提请总统任命之”，“提请”二字在字面上似乎给总统以对阁员人选的同意权295，但是，基于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的原则，总统的个人好恶不应凌驾于立法院的意愿之上。如果立法院多数党或执政集团透过内部协商而产生了壹套行政院阁员名单，总统不宜拒绝296，个别提名的否定只可能是少数例外而不会成为常态。此外，司法院释字第 387 号解释的理由书指出“行政院副院长、各部会首长及不管部会之政务委员，则系由行政院院长依其政治理念，提请总统任命”，可见阁员人选应基于行政院长及其背后的执政集团的政治理念，而不是总统的政治理念297。在此基础上的壹个推论就是，如果总统试图否定行政院长对某个阁员人选的提名，总统与被提名人在政治理念上的分歧不能成为理由，替换人选应来自后者所属的政党或联盟298。行政院长为了避免被提名人因行止有亏而遭总统否定，势必慎重选择。
　　总统对司法院、考试院正副院长和大法官、考试委员有提名权，但行政院长对上述职位之任命命令的副署权决定了总统在提名之时必须考虑行政院长是否会拒绝副署。在总统与行政院长政治立场相左的情况下，政治立场较为中立者方才可能获得提名和任命，行使同意权的监察院所具有的壹定程度的超然性可以進壹步降低政治倾向对这些职位的影响299。
　　总统对监察院审计长的提名，需要立法院同意，表面上与总统对行政院长的提名权类似，但审计权具有极强的超然性和客观性，而且任命命令需要行政院长副署，所以总统对审计长的提名权基本上是壹项虚化的权力。
　　至于民国宪法第 41 条“依法任免文武官员”，除上文所论证的行政院长职位属于例外，其他职位皆需行政院长副署，毋庸赘言。
　　（三）虚化的法律公布权，兼论总统表达不同政见的合宪途径民国宪法第 37 条规定：“总统依法公布法律，发布命令，须经行政院院长之副署，或行政院院长及有关部会首长之副署”，第 72 条规定“立法院法律案通过后，移送总统及行政院，总统应于收到后十日内公布之，但总统得依照本宪法第五十七条之规定办理”。壹项法律案获得立法院通过之后300，只要得到行政院长的支持，行政院长不提出覆议，总统即有于收到之后十日内公布法律的义务301（“应”公布之，而不是“得”公布之）。
　　但是，如果总统出于政见分歧而反对这壹法律案，在行政院长不提出覆议的情况下拖延至收到十日之后仍然没有公布之，即违反了宪法，形成恶性的政争。由于民国宪法的改進型议会制并未授予总统“袋中否决”的权力302，总统如果做出上述违宪行为，即违背了其“遵守宪法，尽忠职务”（见民国宪法第 48 条）的就职誓言，应当受到严厉的惩戒，否则有损于宪法的尊严和宪政秩序的稳定。笔者认为，可透过立法或释宪的方式做出规定：拒绝履行宪法义务的总统，视同不能视事303；
　　十日期满而不公布法律的情况下，自是日起由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公布该法律（十日后仍不公布者亦视同不能视事，由行政院长代行总统职权并公布该法律）。至于总统的复职途径，考虑到总统职权被代行乃强制之举304，为凸显惩戒之效，笔者认为只有在监察院就总统违宪壹事提出弹核305 但弹核案未能获得国民大会通过的情况下，总统才可以复职（弹核案壹旦通过，总统即被正式罢免，代总统成为正式总统）306。
　　无论如何，上述政争壹旦发生，将严重影响国家的宪政秩序，最好能够防患于未然。笔者认为，总统虽然无法对法律案進行“袋中否决”，但在总统强烈反对某个法律案、不愿签名公布之的情况下，还有壹个合宪的脱困途径：总统收到该法律案后，在十日之期到达之前休假数日，休假期间副总统作为代总统公布该法律案；如果副总统持相同政见，亦可休假，由行政院长出任代总统并公布该法律案。上述做法，使总统不必违心签发法律，假期结束后自动复行视事，从而维持宪政秩序的稳定307。
　　在此顺便指出，民国宪法第 38、40 条规定的总统缔结条约、宣战构和、大赦等权力，由于第 63 条将法律案和大赦案、宣战案、构和案、条约案并列规定立法院有议决之权，可见总统并没有这些事务的决定权，只是在形式上代表国家签署而已，应视同法律案308，适用宪法第72 条并须行政院长副署。
　　（四）虚化的紧急状态权和命令发布权
　　民国宪法第 39 条、第 43 条规定总统宣布戒严和发布紧急命令，但这两项权力壹方面需要行政院长的副署，另壹方面需要立法院的通过或追认，紧急命令的发布还需要依据立法院制定的紧急命令法309，所以并非实权。如果有人对此有所怀疑，那麽不妨对照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后者把紧急处分权完全授予总统和行政院会议，冻结了立法院对紧急措施的同意权，立法院如有不同意见，无法以简单多数票解除戒严或使紧急命令失效，只能依据民国宪法第 57 条以三分之二多数票标准迫使总统和行政院变更或废止紧急措施（如此高的门槛，在效果上使总统和行政院获得了不受立法院监督的发布政令的权力，立法院被边缘化）。相比之下，民国宪法原文明显反映了议会制的精神。
　　如何看待民国宪法第 36、40、42 条所列举的总统统帅军队，特赦、减刑和复权，以及授予荣典等权力呢？这些权力的行使，需要透过发布命令（包括褒扬令、勋章证书310）的方式，也就需要行政院长的副署311。
　　反过来，如果总统对行政院长所提请发布的命令有不同意见，是否可以拒绝发布呢？笔者认为，凡是不需立法院议决者（如针对特定个人的赦免令、减刑令），总统似应保留拒绝发布之权（在效果上相当于同意权），以遏制行政院滥权的可能性。此权当与总统对行政院长所提阁员人选的同意权类似，基本上属于虚权，悬而不发，行政院势必不敢轻举妄动，以免得不到总统签发而自取其辱。需要说明的是，行政院依法制定的政令可由行政院有关部门发布而不需总统发布，上述拒绝发布命令之权乃针对宪法授权总统发布的数种命令，总统无法借此擅权乱政。
　　军令是壹个特殊的情况。中华民国行宪伊始即透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授予总统紧急权，总统透过紧急权而获得了实质上的国防统帅权；临时条款废止之后取而代之的宪法增修条文则规定“总统为决定国家安全有关大政方针，得设国家安全会议及所属国家安全局”，把戡乱时期设置的总统直属之国家安全机关固化沿用至今。因此，台湾的国防法制经验壹向脱离民国宪法原文，无法直接为中国大陆所参照。笔者认为，从民国宪法原文出发，军令如果由总统发布则面临副署问题312，有可能在危急的关头发生僵局并妨碍总统的超然性。所以，军令宜由主管部门即国防部发布313，不需经由总统之手；民国宪法第 36 条之“总统统率全国陆海空军”宜作最狭义解读，仅体现于国防部长和参谋总长人选由总统同意（需行政院长提名）、任免命令由总统发布（需行政院长副署）。
　　（五）其他虚权
　　民国宪法第 44 条规定的总统在五院之间发生争执时的调解权（“总统对于院与院间之争执，除本宪法有规定者外，得召集有关各院院长会商解决之”），则是壹项柔性权力，因为总统召集有关院长商议时并不具有专断力和仲裁权（总统对行政院长向立法院提交覆议案的核可权，属于“除本宪法有规定者”的例外）。总统调解五院争端这壹柔性权力，对总统的定位有很重要的作用。孙中山原本设想总统主持行政，相当于把总统放置在权能区分体系中政府权壹方，但民国宪法不但不由总统主政，而且总统对五院的协调职能也是处于超然的斡旋地位而不是硬性的决断地位，所以总统的定位并不在于政府权。
　　总统召集各院院长会商，是否应当采用发出召集令并由行政院长副署的形式呢？据笔者所知，民国宪法第 44 条迄今从未有过应用，因此无先例可循。就此条之意义和功能而言，总统出面调解院际争端，哪怕有“政治责任”也在于总统，实在谈不上由行政院长承担责任。所以，笔者认为总统召集发生争执各院院长会商可以采用柔性的“邀请函”形式而不是硬性的“召集令”形式，从而规避副署与否的争议314。至于受邀院长可否拒绝出席会商，从宪法规定来看属于其宪法义务，是不应拒绝的。
　　综上所述，民国宪法原文之总统仅有两项不常行使的实权，其他权力皆属虚权（至多在少数情况下对行政院单方面的决定有消极抵制之权），基本上是虚位总统，在正常情况下实权属于行政院长（非常情况可能性很小，此时总统亦无法专权，见下壹章）。
　　二 总统与国民大会的关系
　　总统定位于何方？国民大会的制度设计，为我们提供了答案。国民大会作为权能区分原理之人民权在中央的机关，只开很少的常会和临时会。如前所述，国民大会休会期间即使设置委员会继续活动，也只应以“国民咨议会”的顾问名义。这种情况下，总统和副总统作为仅有的两个由国民大会选出的常设职位，就具有了人民权之常设机关的地位。
　　如前所述，人民权并不需要随时行使，所以总统绝不应假人民之名义玩弄权术。国民大会作为自主选举人团间接选举总统的制度，使总统无法携民意以自重，有助于宪政制度的稳定。常设机关性质在这里并不意味着权力的代行，而是意味着辅助，所以总统必须以人民的公仆自居而不是以民意的代言人自居，服务于人民，并与人民和国大代表互动。
　　国民大会休会期间，总统与副总统作为人民权的常设机关，有理由也有必要为人民与政府的互动提供便利。虽然民国宪法并没有明文规定，但总统与副总统在这方面是当仁不让的，而且民意沟通属于柔性职能，不但不必加载宪法，而且在没有任何相关法律的情况下也可以成为不成文的惯例。考虑到总统身负诸多礼仪性职能，作为候补总统的副总统是承担民意沟通任务的合适人选。如果国民大会以国民咨议会的名义设置常委会，那麽副总统似可担任常委会的执行主席，辅佐总统汇集民意，但与政府五院的柔性沟通似以总统出面为佳。
　　此外，鉴于民国宪法原文并未规定国民大会设置议长，国民大会开会期间总统似可担任会议主席。例如，不竞选连任的现任总统可以在国民大会的代选机关阶段主持总统选举（若现任总统竞选连任，国民大会应推举临时主席）；总统当选人即使尚未宣誓就职，亦可在国民大会的政权（民权）机关和咨议机关阶段担任会议主席。上述设想并不需要成为宪法条文，可由普通法律规定之。
　　三 总统权力進壹步优化的展望
　　上述权力之外，总统是否应当在宪政巩固之后额外获得某些对国家政治有所脾益的权力呢？笔者认为，针对总统在国民大会和五院政府之间的桥梁作用，考虑到总统的柔性运作在客观效果上可以减少国民大会行使创制、复决二权的必要性，我们似应在相反的方向作出某种设计，使总统能够在必要的情况下帮助国民大会行使政权（民权）职能。例如，立法院微弱多数票（例如超过出席人数之半数但不及立法院总人数之半数）通过的法案，若获得行政院长的支持，即无法否决，但总统如果认为法案不妥，似应有权将法案提请国民大会复决。
　　四 如何避免虚位总统掌控实权
　　中华民国纵使在动员戡乱期间，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仍然没有把紧急命令权完全赋予总统壹人，而是规定总统“得经行政院会议之决议，为紧急处分”。两蒋任总统时，台湾政治是事实上的总统制，但在两位蒋总统之间还有三年的过渡期由严家淦担任总统，虽然此时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已于 1966 年修正而赋予总统更大权力（设置动员戡乱机构，决定动员戡乱有关大政方针，并处理战地政务），实权却掌握在行政院长蒋经国手中。个中原因，在于两蒋是执政党——中国国民党的党魁315。
　　如果执政党党魁出任行政院长而不是总统，是否可以避免虚位总统的实权化呢？土耳其提供了现实的例子：担任总理多年并且政绩卓著的前总理啊多安于 2014 年当选总统（该国首次直选总统）后卸去执政党党魁职务，继任党魁者出任总理；尽管土耳其宪法并未给予总统很大实权，尽管土耳其宪法规定总统需要断绝与其原属政党的关系，但啊多安仍然是土耳其的实权人物。
　　所以，在宪政传统并不深厚的国家，如果主流共识是避免总统擅权、强化责任内阁制，那麽有必要采用壹些“猛药”，例如规定总统候选人参选前若干年不得具有政党党籍，并明文禁止俄国式“二人转”。
　　第三节 总统、副总统选举制度的优化
　　民国总统拥有超然于政府而代表人民的特殊地位，实权不多，但其各项实权和柔性权力的运用都要求总统具有平和的政治心态和高超的政治技巧，所以总统人选极其重要。中国儒家“内圣外王”的愿景，用于总统是很合适的。上文讨论过，全国选民直选总统（或者选举与总统候选人挂钩的选举人）是很不妥当的做法，不但容易选出巧言令色的煽动家，而且有可能导致总统携民意以自重。所以，民国总统由国民大会作为自主选举人团而选出，是最佳途径。
　　就具体的选举方式而言，如何促使国民大会选出合适的人选？上文讨论国大代表选举方式时推荐的排序复选制和认可投票制，有助于选出行为大度、立场温和、为多方接受者，并避免候选人之间的恶性负面选战。目前西方已有爱尔兰采用排序复选制选举总统。
　　另壹个常为人们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避免贿选。笔者认为，国民大会选举总统、副总统时应强制匿名投票，并禁止国大代表事后公开自己的选择，使企图贿选者面临“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的局面，因无法确证国大代表的投票选择而却步。贿选问题，在任何选举中都有可能发生，选举机关不应讳谈这种可能性，反而应当正视之，时时提醒投票人不要玷污选票、即使得到了小恩小惠也不要为之改变自己的投票选择。
　　此外，壹个值得优化的细节是总统与副总统应当联袂参选。1948年第壹届国民大会分别选出总统蒋中正与副总统李宗仁，二者的不和对后来的政局起到了不利影响，这个历史教训应当吸取。
　　第四节 关于半总统制和议会制的讨论
　　总统完全虚位的议会制，盛行于众多成熟民主国家，而且在德国经制度改進而获得很大的成功。与此同时，以法国为代表的半总统制则在民主转型时期的国家暴露出壹定的缺陷。民国宪法的政体架构，因总统有些微实权而介于典型的议会制和半总统制之间，所以有必要结合中国国情進壹步讨论，以辨析各种制度的适用性。
　　壹 半总统制
　　这里首先讨论半总统制。政治学界通常概念中的半总统制，指的是总统由全民直选316、有壹定实权但不直接主持行政的制度，主持行政的总理则透过提名同意机制或倒阁机制对议会负责317。民国宪法的制度与这种意义上的半总统制的最大区别在于民国总统由国民大会作为自主选举人团选出，不面向全国选民進行竞选活动。如前所述，直选产生的总统容易产生携民意以自重的倾向318，所以法国式半总统制在民主转型初期有可能带来不利后果。民国宪法之双首长制，极其倾向于议会制，而且总统与人民之间隔有国民大会，这就使总统难以擅权乱政。
　　台湾对民国宪法的现行增修条文，除了总统直选之外，在表面上给立法院以对行政院长提出不信任案的权力，看似半总统制，但行政院长在因不信任案通过而辞职的同时可以呈请总统解散立法院，这种玉石俱焚的可能性导致立法院投鼠忌器，因不愿被解散而从未提出过实质性的不信任案319（迄今所有的不信任案都是立法院少数党的作秀行为，明知通不过却执意提出），也就形成了极其接近总统制的半总统制，行政院长逐渐矮化为为总统的幕僚长，所谓“不信任案”机制成为壹纸空文320。
　　台湾历次总统直选，直接决定了政府行政权的党派归属，对社会的割裂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321，为这种类型的半总统制（或者说事实上的总统制322）对华人社会的适用性打上了问号。华人社会壹方面讲人情，另壹方面有分化对立倾向（“党争”并非近现代的新生事物）；中国大陆的宪政制度设计应当针对这些特点，兴利除弊。
　　二 总统完全虚位的议会制
　　再讨论德国式的议会制。德国的成功制度，能否移植于中国？考虑
　　到民国初年议会制性质的临时约法之下多次发生府院之争（总统与总理的政争），中国的国情民情是否决定了总统难以满足于完全虚化的地位？在总理与议会相处融洽的情况下，总统未必有插手的机会，但如果总理与议会之间发生政争，总统能否坦然置之度外？或者说，总统在这种情况下是否有必要发挥影响，帮助稳定政局？
　　笔者认为，指望中国大陆未来的总统完全不受官本位思维之影响、完全没有权力欲望，是不切实际的。与其说在宪制架构上将总统完全虚化、在政局不稳之时听任虚位总统伺机越权行事，不如像民国宪法这般，特意给总统留有在政局不稳之时直接起作用的实权，在平时则考虑
　　到代议制政府相对于人民的独立性，给总统和副总统以沟通政府与人民这壹柔性职能。这样的制度，可以促使总统和副总统发挥更多的正面作用，规避其难以完全摈弃的权力欲望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
　　三 议会选出的行政总统
　　最后再讨论壹个特殊的情况：南非由议会选出主持行政的总统，这个制度是否适用于中国？笔者认为，在议会存在南非非国大那样长期稳定的多数党的情况下，南非制度固然可行，但这种情况下民国宪法之改進型议会制壹样适用。甄别各种制度的试金石，在于议会不存在稳定的多数联盟、政局趋于不稳的情况。南非制度面临这壹试金石，将使国家没有壹个地位超然、能够稳定政局的人物，因而是不合适的。此外，即使采用壹种非常有助于大党的选举方式（例如英美式单席选区制），也无法打包票形成议会的稳定多数，而且在民主转型初期对大党过于有利的选举方式会妨碍国家政治的公信力、诱发冲突，甚至导致大党及其党魁的威权化倾向，所以这个方向也是不可取的。
　　民国宪法具有极其精妙的平衡机制，发扬了议会制的优点而避免其缺陷，并且有助于避免政治人物的人性弱点所可能造成的危害323，是中国大陆的最佳选择。
　　政府五院
　　民国宪法之五院架构，与孙中山先生晚年的五权宪法设想有所不同：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而不是对国民大会负责，立法委员由选民选出而不是由国民大会选出，监察院成为具有西方国家国会上院壹部分职能的半民意机关。“宪法之父”张君劢先生则公开宣传三权分立的议会民主制。所以，许多忠实于“建国大纲”的人士否认民国宪法是五权宪法，可以理解。但是，这种观点实乃出于对孙中山权能区分原理要旨的误读，拘泥于并非要旨的制度设计细节而忽视了全局。下面引用郑彦棻先生的论点说明这壹问题：
　　“……五权宪法的基本理论在权能区分、五权分立、均权制度与地方自治，这都正是我们现行宪法的特质，怎能说现行宪法并非五权宪法呢？324
　　“……关于立监两院：（有人）认为立监两院均由民选，其职权与三权分立的国会上下两院相似，有违五权宪法思想；又认为立监两院既属治权机关，应由国民大会选举，其职权亦与各国国会有别。自然，政权机关与治权机关性质不同，职权有别，但其区别在前者代表人民行使四权来管理政府，后者在四权管理下行使五权来为人民服务，立监两院在四权管理下行使立法权和监察权来为人民服务，并不违反治权机关的性质。但宪法第六十二条立法院‘代表人民行使立法权’的规定，则易使政权机关和治权机关的性质，混淆不清，宜加考虑325。至立法委员由人民直接选举罢免和监察委员由地方议会间接选举，也和治权机关的性质并不违背，因为选举罢免系属政权，原应由人民直接行使，只因为我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在中央才由国民大会间接行使，但在必要时，如能仍由人民直接行使，可更充分发挥政权的作用。所以立监两院的组织和职权，虽然有些地方可再加研究，但在基本上并不违反其治权机关的性质。”326
　　厘清了民国宪法的五权宪法性质之后，让我们分析五院制度设计的壹些重要问题：
　　第壹节 行政院
　　壹 责任政治
　　民国宪法第 57 条规定：
　　“行政院依左列规定，对立法院负责：
　　“壹、行政院有向立法院提出施政方针及施政报告之责。立法委员在开会时，有向行政院院长及行政院各部会首长质询之权。
　　“二、立法院对于行政院之重要政策不赞同时，得以决议移请行政院变更之327。行政院对于立法院之决议，得经总统之核可，移请立法院覆议。覆议时，如经出席立法委员三分之二维持原决议，行政院院长应即接受该决议或辞职。
　　“三、行政院对于立法院决议之法律案、预算案、条约案，如认为有窒碍难行时，得经总统之核可，于该决议案送达行政院十日内，移请立法院覆议。覆议时，如经出席立法委员三分之二维持原案，行政院院长应即接受该决议或辞职。”
　　行政院基于上述规定，以改進型议会制的方式对立法院负责，立法院没有倒阁权，行政院长和总统也没有解散立法院的权力，这些都是民国宪法的重要特色。上述规定还具有“对事不对人”的性质，围绕着政策、法案而不是针对内阁，在立法院和行政院分歧不大、不涉及原则问题的情况下，行政院长如果覆议失败则可接受立法院意见而不必辞职，从而促進政局的稳定328。
　　本书上壹章论及民国总统的权力时已经阐述了行政院长和阁员的产生机制，下文将详细讨论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的具体方式和几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其他壹些可能性极小的情况从略）。为文字表达方便起见，下文经常以“内阁”二字指称行政院领导班子。
　　（1）在立法院存在多数党或稳定的执政联盟的情况下，立法院与行政院之间通常可以形成较好的协同运作，大大提高政府效率。同时，二者的协同性意味着行政院长不太可能试图把立法院的决议或法案打回去覆议，所以总统基本上没有机会行使对覆议案的核可权，更谈不上发动“建设性倒阁”。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总统仅有的实权即趋于无形，国家政体是事实上的议会制。
　　立法院与行政院的协同性，有可能导致执政党团擅权的倾向。此时，总统作为人民权的代表，可以以国民大会和民意为后盾，施加柔性影响力。此外，总统如果获得了将立法院微弱多数票通过的法案提请国民大会复决的权力，即可在必要时对执政党团進行硬性制衡。
　　顺便说明，有人认为议会制没有做到行政权与立法权的严格分立，总统制则有助于二者的分立，这个说法不无道理，但如果因此而厚总统制、薄议会制就失之务虚了，因为现代民主国家普遍实行政党政治，在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为同壹个政党或执政联盟主导的情况下，不论是总统制还是议会制都会出现行政与立法二权协同运作的局面，仅仅根据制度的大框架来奢谈权力分立是不切实际之举。下文的讨论将表明，民国宪法的改進型议会制使行政院在对立法院负责的同时具有相当程度的独立性，在行政与立法二权的协作与冲突之间形成了比总统制和典型议会制更为精妙的平衡。
　　（2）在立法院无法形成多数集团的情况下，如果立法院同意由壹位能够为总统和过半立法委员所接受的人选出任行政院长、组织少数派内阁，那麽这个少数派内阁只要保持住总统和超过三分之壹立法委员的支持，就站稳了脚跟，能够与总统联手否决立法院的决议和法案329。这个局面，因立法院与行政院缺乏协同性而导致政府施政效率不高。至不济，不会差过美国“分立政府”的局面，国家政局可以保持稳定。总统虽然以其对行政院长的支持而不具有中立地位（在政治影响力的角度可以说由此而获得了壹些实权），但仍然具有壹定程度的超然性，除了涉及覆议案核可权的事宜之外，并不介入行政院的具体运作。
　　上文分析过，立法院内部有志于入阁的政党壹旦放弃了与其他党派联合形成多数集团的机会，就会因为立法院没有单方面倒阁权而难以再次找到入阁的机会。所以，民国宪法的制度设计在没有哪个政党赢得立法委员选举多数席位的情况下有助于打消各个政党的观望心态、促成多数联盟的形成和巩固，少数派内阁不会经常出现。也就是说，总统透过对“少数派行政院长”的支持而获得壹些实权的情况不会经常发生，很可能在很长时间内仅仅作为壹种可能性而停留在纸面，。
　　（3）如果立法院执政党团解体、行政院长在立法院内所获支持跌至半数以下，原有的多数派内阁即蜕变为少数派内阁。这时，如果总统继续支持行政院长，那麽只要行政院长保持了立法院超过三分之壹席位的支持，行政院即可正常运转，与诞生伊始即为少数派性质的内阁没有区别。
　　总统对国家政局的重要作用，在五院正常运转时并不明显，但在政局趋于不稳时即可体现：总统对行政院长的支持，可以促進立法院执政集团的稳定，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执政集团的解体通常不能导致行政院的重组（行政院长在立法院所获支持从过半跌至不超过三分之壹的可能性不大，但即使在这壹极端情况下，总统对行政院长的支持仍然可以维持内阁的存续330）。
　　笔者认为，民国宪法的这壹特点是对传统议会制的壹个重大改進。
　　议会制的壹个经常遭到诟病的弊端就是大党在没有赢得多数席位的情况下为了拉拢小党组成执政联盟而给小党过多好处，小党入阁后也能够以撤出联盟、发动倒阁为威胁，对大党進行要挟；小党党魁虽然通常不出任阁揆，但因其“造王者”（英文 kingmaker）的地位而得到与其所获民众支持率不相称的大权，在壹些重要议题上呼风唤雨331。民国宪法以其精妙的制度设计，不给小党以自重的机会，有助于减少政治勒索行为，加强内阁的民主性和政局的稳定。
　　（4）如果少数派内阁失去了总统的支持，行政院长也就失去了否决立法院决议的可能，立法院过半多数票即可对行政院施加指挥或進行杯葛。此时，如果立法院并没有形成壹个不支持现任行政院的多数联盟，那麽立法院即难以行事，对行政院的指挥或杯葛会停留在比较有限的程度，行政院长虽然没有总统的支持，其地位还是大体稳固的，但效率低下。
　　这种碎片化的政局，不利于民主制度的巩固，所以避免立法院的碎片化将是立法委员选举制度设计的壹个重要考量。下文讨论立法委员选举制度时会推荐壹种优化的制度，在顾及公平性与代表性的同时有助于多数联盟的形成。
　　（5）如果少数派内阁失去了总统的支持，而且立法院形成了不支持现任行政院的多数联盟，那麽这个多数联盟即可凭借其过半多数票，处处为难行政院，促使内阁总辞职，以在多数联盟的基础上产生新的行政院。
　　可是，如果屡遭立法院为难的行政院长壹再拒绝辞职，而且表面上声称接受立法院决议，实则阳奉阴违、消极怠政332，立法院应当如何应对？这个局面，是恶性的政争，会影响国家政局的稳定，有违民国宪法制宪者的初衷，所以有必要避免，而且不宜留待监察院启动弹核程序，否则政争势必加剧。事实上，民国宪法已经为这壹宪政僵局提供了解决方案：在立法院形成了新的多数集团的前提下，如果总统不支持现任行政院长，那麽总统即可依据立法院的最新多数共识，提名新的行政院长人选；新任行政院长壹经立法院同意，即应取代原行政院长，重新建立责任内阁。也就是说，虽然立法院没有直接的倒阁权，但立法院与总统协力即可進行“建设性倒阁”。这壹制度的详细讨论见本书上壹章第二节，在此不重复。
　　二 行政院的稳定性
　　在上文分析的基础上，笔者试图构建壹个简单的模型，以具体说明行政院的稳定性即便在立法院不存在多数党的情况下仍能维持。
　　场景：立法院存在大党甲、大党乙和小党丙。大党甲、大党乙各自议席都超过三分之壹但不过半。小党丙与其壹结盟即可形成过半多数，但在整体政治立场上更接近大党甲。为简单起见，其他小党忽略不计。
　　需要指出的是，“最小获胜联合内阁”即勉强超过议会半数的执政联盟并不是多党制的定律，议会制国家经常出现基础广泛的“超量联合内阁”，后者哪怕去掉壹两个小党仍然保有议会多数席位，更具稳定性，所以这里仅仅考虑“最小获胜联合内阁”趋于不稳的情况。
　　政局的四角关系：除上述三党，总统以其对行政院长的提名权和对覆议案的核可权，亦成为决定政局稳定性的壹个因子。
　　平衡状态：大党甲和小党丙联合执政，其权力分配较为适当（大党不感到被勒索，小党不感到被边缘化）；总统没有实权。
　　平衡移动壹：大党甲将小党丙边缘化，小党丙愤而退出内阁，转而与大党乙、总统联手发动“建设性倒阁”，大党乙和小党丙联合组建新内阁。因小党丙事先并没有勒索大党的胃口，其得到的权力应当超过其被大党甲边缘化之后剩余的权力，但不壹定达到原有程度。这壹状况对大党甲毫无好处，所以大党甲在“建设性倒阁”有可能发生的情况下排挤小党丙（亦即“平衡移动壹”）的可能性不大。
　　平衡移动二：大党甲将小党丙边缘化，小党丙愤而退出内阁，总统亦不支持大党甲，但其他各党因政治立场的分歧而无法组成多数集团，立法院因碎片化而无法行事，大党甲的少数派内阁茍延残喘，与“看守政府”无异，只待下壹次大选。所以，“平衡移动二”对来自大党甲的行政院长很可能弊大于利，发生的可能性不大。
　　平衡移动三：大党甲将小党丙边缘化，小党丙愤而退出内阁并与大党乙结盟，但总统支持大党甲，大党甲的少数派内阁依赖于总统的支持。由于少数派内阁难以推动立法，其剩余权力相当有限，而且这所剩无几的权力也不能由来自大党甲的行政院长独揽，仍然需要与人分享，只是合作伙伴从小党丙换为总统。所以，这壹种“平衡移动”对来自大党甲的行政院长而言未必有好处。如果总统是大党甲的成员，大党甲作为壹个政党固然在整体上有可能得利，但此时行政院长的考量难免涉及个人权力。从这壹角度出发，如果行政院长不愿仰总统的鼻息，就不壹定有将小党丙逼出内阁的动机。但是，如果总统是大党甲的党魁或幕后实权人物，希望在外交、国防等主要由行政部门决断的领域踢开小党、发挥主导作用，那麽行政院长可能会不得已而为之。所以，在总统深深卷入政党政治的情况下，“平衡移动三”有可能发生；在总统超然于政党、基本上没有政党利益纽带的情况下，“平衡移动三”发生的可能性趋于消弭。
　　平衡移动四：小党丙在权力分配上对大党甲進行政治勒索未果，愤而退出内阁，转而与大党乙、总统联手发动“建设性倒阁”，大党乙和小党丙联合组建新内阁。因总统支持大党乙，即使小党丙在和大党乙组阁之时勒索后者而获得较大权力，也很可能在新内阁建立之后不久就被边缘化，因为大党乙把在政治立场上距自己较远的小党丙排挤之后与总统分享权力（即上述“平衡移动三”由大党乙唱主角），仍然好过原本在行政方面“壹无所有”的状态。所以，“平衡移动四”虽然有利于大党乙和总统，但很可能不利于小党丙，后者沙盘推演、权衡利弊之后不壹定这样做。也就是说，“平衡移动四”发生的可能性不大。
　　平衡移动五：大党甲与小党丙在重大议题上发生冲突，小党丙虽然知道自己与大党乙、总统联手发动“建设性倒阁”之后很可能被边缘化，但极其看重这壹重大议题，大党乙和总统恰好在此议题上的立场接近小党丙，于是发生“建设性倒阁”，小党丙在前述议题上的立场成为新政府的政策。但是，小党丙需要认真权衡的是大党乙和总统是否会采取始乱终弃的态度，引诱小党丙倒阁之后再排挤之，然后在前述议题上改变政策。只有在小党丙相当确认大党乙和总统在此议题上不会出尔反尔的情况下，“平衡移动五”才有较大可能发生。但是，小党丙还有另外壹个选择项：在这壹议题上走立法途径而不是倒阁途径，在立法院提出法案，寻求大党乙对这壹法案的支持，法案通过之后大党甲的行政院长如果试图提交覆议，将得不到总统的核可。如果大党乙和总统拒绝这壹选项、坚持发动“建设性倒阁”，那麽二者对这壹议题的态度即值得怀疑；小党丙考虑到自己在整体政治立场上与大党甲更为接近，或许会拒绝“建设性倒阁”，坚持走立法途径解决前述议题。如果大党乙和总统仍然拒绝走立法途径，则凸显其权力欲望，未必能够得到任何好处，反而让小党丙和选民怀疑其立场；小党丙失去的只是在这壹个议题上推行政见的机会，在更多议题上仍然能够与大党甲合作。反之，如果大党乙同意走立法途径，至少能够使其在前述议题上的立场成为法律和政策，或许有助于在下壹次大选中争取选票。所以，立法途径解决问题的可能性远远大于“平衡移动五”的可能性。
　　平衡移动六：大党甲与小党丙在重大议题上发生冲突，小党丙愤而退出内阁，但大党乙和总统在此议题上的立场与小党丙并不接近，无法联手发动“建设性倒阁”，大党甲维持少数派内阁。小党丙固然彰显了其在前述议题上的立场，但并不能使其立场成为政府政策。只有在小党丙确信这壹做法有助于其在下壹次大选中赢得更多选票的情况下，“平衡移动六”才有较大可能发生。但是，小党丙需要考虑到，其在前述议题上的立场异于两个大党，在下次大选中就此议题而咸鱼翻身成为大党的机会未必很大，为了彰显立场而退出内阁、导致政治僵局的做法可能疏离中间派选民。所以，整体而言“平衡移动六”发生的可能性不大。
　　以上六种“平衡移动”类型之外，笔者所能够想到的其他情况或明显不太可能，或与上述类型之壹类似，故不赘述。
　　综上所述，民国宪法原文的制度设计之下，政治立场较为接近的两党联合执政、权力分配较为适当的状态有很大可能成为稳定的平衡状态。如果能够在制度上对总统人选做出资格限制（例如总统候选人参选之前若干年不得具有政党党籍），确保总统超然于党派，这壹平衡状态将更加稳定。
　　此外，我们不妨拿德国的“建设性倒阁”制度做比较：德国制度之中不存在总统的作用，小党丙若勒索大党甲未果，则可倒向大党乙，后者对小党丙许以更大权力，即可与之联合执政；大党甲考虑到这种可能性，面对小党丙的勒索很可能会做出壹定程度的让步。两种情况下，小党丙作为“造王者”都得到好处，与之合作的大党都会心有不甘。和以色列那样随意倒阁的议会制相比，德国的改進型议会制对“造王者”有壹定程度的遏制，但遏制的程度尚且不如民国宪法的改進型议会制。
　　三 行政院任期问题
　　民国宪法没有明文规定行政院领导班子的任期。1995 年，司法院作出释字第 387 号大法官解释，认为“基于民意政治与责任政治之原理，立法委员任期届满改选后第壹次集会前，行政院院长自应向总统提出辞职。行政院副院长、各部会首长及不管部会之政务委员系由行政院院长提请总统任命，且系出席行政院会议成员，参与行政决策，亦应随同行政院院长壹并提出辞职。”也就是说，行政院的任期与立法委员相同，仅为三年。这壹解释有很强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而且任期制并不妨碍行政院长的连任（如果总统和新任立法院希望行政院长留任，自然可以拒绝接受其辞职）。
　　上文讨论过，因为立法院无法自行发动倒阁，总统和行政院长也没
　　有解散立法院的权力，所以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出现行政院与立法院步调很不壹致的局面。这种局面壹旦出现，延续时间不宜过久。但是，频繁的选举会导致政府的短视，所以立法院和行政院的任期应当在两种考量之间寻找平衡点。笔者认为，三年的任期是较为优化的选择333。事实上，如果立法院形成了稳定的多数联盟、政府获得广泛的支持，那麽立法院和行政院的三年任期都只具有象征性意义。
　　四 行政院权限问题
　　民国宪法并未明示行政院之权限，是否属于重大疏失呢？当然不是。美国宪法除了列举壹些总统职权之外，同样没有详述行政部门的权限。原因在于，依法施政是宪政民主国家的基本原则，行政部门的权限乃由立法部门依据宪法原则而划定。至于具体的部门分工，考虑到其他四院之执掌在民国宪法中有列举式的规定，剩余项目之默认归属自当在于行政院，但由于考试院的执掌项目采用了开放式列举，以及宪法明定的职权可以导出引申职权，立法院自当有权以立法的方式做出合理安排。例如，选举委员会这壹并不具有宪法位阶但责任重大的独立机关宜挂靠于考试院而不是行政院，国家人权委员会由于分担监察职能而宜为监察院的壹部分，皆可由立法院以法律定之，详见本章第四、五节。
　　第二节 立法院
　　壹 立法委员人数问题
　　民国宪法对今日之中国大陆具有极强的适用性，唯壹壹条必须修改的条文是立法院的人数：民国制宪者忽视了中国人口增长的势头，关于立法委员人数，在第 64 条规定“各省、各直辖市选出者，其人口在三百万以下者五人，其人口超过三百万者，每满壹百万人增选壹人”，用于今日之中国大陆即会导致立法委员人数超过壹千五百，绝然没有正常议事的可能。为了保证议事效率，而且考虑到国民大会已经承载了民意职能，立法委员总数似应控制在四百以内。如果设置壹定数量的全国不分区议席，那麽上述规定似可改为“人口在三千万以下者五人，其人口超过三千万者，每满壹千万人增选壹人”334。
　　其他立法委员名额（边疆民族地区、华侨、职业团体），宪法规定另以法律定之。
　　关于边疆民族，本书第三章对这壹概念作出了极其广义的解读（体会制宪者的用意，解读为“社会经济地位处于弱势的原住民族”），但立法委员人数不宜过多，如欲不超过四百人，那麽，笔者认为不妨以中共现行地市级“民族区域自治”单位为出发点：（1）内蒙、新疆、广西三个自治区在不限民族的分省名额之外增设五个非汉民族立委名额。
　　西藏人口不多，绝大多数为藏族，五个分省名额势必被藏族包揽，不必增设名额。宁夏人口不多，不宜增设名额，可在其作为省区而得的五个名额之中保障三个非汉民族名额。根据上述设想，五个自治区共 40 个立委名额，其中至少 23 个来自非汉民族。（2）全国其他省区目前共有25 个自治州，除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因自治民族并非弱势原住民族（朝鲜族教育水准在全国各族名列前茅）而排除在外，其余 24 个自治州可依据地域進行归并，原则上每两个自治州得到壹个非汉民族立委名额335。按照上述算法，非汉民族议席至少 35 个336。考虑到内地分省席位以及全国不分区席位中势必产生壹些非汉民族立委337，如果立法委员总数四百人，非汉民族立委比例将超过其在中国大陆总人口中所占的 9%比例338。
　　至于侨选和职业团体名额，民国宪法在台湾的增修条文将其并入全国不分区议席，这壹做法值得借鉴339。
　　香港、澳门在 1946 年制宪之时尚未回归中华民国，其立委议席也应在关于立法委员人数的修宪案中壹并解决。笔者认为，香港似可比照直辖市获得五席，但澳门人口过少，似应获得壹个席位。
　　台湾则需要特殊对待。如果中国大陆光复民国，那麽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和在大陆的中华民国具有对等地位（台湾在礼仪上居尊），很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共存，统壹与否的问题不宜急于提上议事日程。两岸本着互相尊重的原则，可以考虑在对方的立法院派驻若干观察员。
　　在上述设想之下，总人数为四百人的立法院可能具有如下构成：近二百壹十个分省议席（包括港澳），三十个非汉民族专设议席，壹百六十余个全国不分区议席。
　　二 立法委员选举制度概述
　　民国宪法规定，立法委员选举的具体制度以法律定之。
　　（壹）多席选区单记不可让渡投票制
　　1946 年制宪后，作为看守政府的国民政府于 1947 年制定了立法院立法委员选举罢免法及其实施条例，大体上采用了多席选区立委直选制度。各省壹般分为每区四至六个席位的数个选区，具体的选举方式是单记不可让渡投票制340，每票只可选壹个候选人，选区有几个席位，得票总数居前几位者当选。这种选举方式符合民主原则，但在操作上有壹些严重弊端：例如，某个候选人得票过多则有可能导致同壹政党内其他候选人落选，因此政党需要在各个选区组织配票，避免党内候选人之间的竞争341。又如，台湾的选举经验表明，这壹选举方式在某些情况下为金权政治制造了温床，明显有黑金背景、被多数选民唾弃的候选人仍然有可能凭借少数选票而当选342。台湾已经改革了选举制度，中国大陆将来也不宜采用多席选区单记不可让渡投票制343。
　　（二）并立制，兼论单席选区制
　　台湾现行的立法委员选举制度，是单席选区制议席与全国不分区及侨居国外国民议席的混合体，称作并立制（亦称独立混合制或平行混合制），其中全国不分区及侨居国外国民（下简称“全国不分区”）议席采用盛行于欧陆的政党名单比例代表制。选民在立法委员选举中投两票，壹票选人，针对自己所在选区的候选人，另壹票选党，针对全国不分区的政党候选人名单（全国不分区议席大致按各党得票比例進行分配344，每个党赢得几个不分区议席，其所提出的候选人排序名单的前几位即当选）。这个制度，和以前的制度相比是很大的改進，但其中的分区议席采用英美式的单席选区相对多数制，已经呈现了两个严重弊端：
　　其壹，两个大党主导了选举，各自的选民基本盘日趋激進，中间派选民则被大党绑架。
　　其二，区域立委往往缺乏立法知识与能力，却又携民意以自重。立法院中行为荒唐者多为区域立委345，但他们因民意后盾而有恃无恐，甚至故意透过某些出格行为来增加在媒体的出镜率，以有辱斯文的方式凸显党性，巩固自己的选民基本盘，至于政治空气的败坏和社会的割裂，就不是他们在乎的事了。
　　上文讨论国民大会代表选举制度时推荐的排序复选制和认可投票制，如果用于区域立委的选举，可以在壹定程度上缓解上述弊端，但效果有限：
　　其壹，大党在单席选区制的框架之内无论如何都占有极大优势。比如壹个小党在全国各个选区都获得大约 10%选民的支持，那麽不管采用什么选举方式，这个小党都很可能壹个议席也得不到；如果其选民分布不均匀，那麽或许能够得到壹些议席，但所占议席比例会远远低于其所获得选民支持的比例。西方民主国家的经验表明，单席选区制容易促成两党制，中间派选民的声音得不到表达。台湾的政治实践表明，两党制加剧了社会割裂和社会阵营之间的敌对态度，对华人社会未必合适。
　　虽然毫无限制的多党制也有严重弊端，但我们面临的并不是二者择壹，而是寻求壹个更好的中道，下文很快就要讨论这个中道。
　　其二，任何针对候选人个人的选举，都势必凸显候选人的口才和外貌346，才能反而难以得到展现。对国民大会代表的选举而言，国大代表只需善于和选民沟通、忠实于民意即可，不需才能高超，但立法委员作为专职议员，应当有立法专长或公共事务特定领域的专长，否则难以胜任。
　　其三，台湾的 73 个区域立委议席，平均每个选区 32 万人口，其立委选战即已耗资巨大。中国全国范围，国民大会的每个选区不超过壹百万人口，仍可操作，但是，立法院的议事效率问题决定了立委人数不宜过多（否则难以议事），每壹个立委席位对应于人数极多的选民，立委竞选势必需要极多的资金，容易导致利益集团对立委的操控347。
　　综上所述，立法委员单席选区制（以及包含了这种制度的并立制348）不合中国国情。
　　（三）政党名单比例代表制
　　台湾之全国不分区议席的选举所采用的政党名单比例代表制，在欧陆国家盛行。这种选举方式，对中国大陆人民而言可能显得陌生，但《经济学人》民主指数排行榜上名列前茅的国家几乎都实行某种形式的比例代表制，这个事实是发人深省的。
　　如果我们担心以政党为操作对象的比例代表制导致议员与选民之间的隔阂，那麽，请仔细分析：选人的制度，真的能够避免议员与选民之间的隔阂吗？美国众议院 435 个议席之中的绝大多数（350 上下）都属于两个大党的“安全选区”，缺乏竞争，导致矛盾局面：国会整体受民众支持率惨至 10%，但数次选举并未改变国会构成。英国和美国作为最古老的立宪君主国和宪政民主共和国，其所实行的单席选区制为中国人所熟知，但我们的思想如果突破英美制度的羁绊，放眼于世界，那麽政党名单比例代表制的普遍性是显而易见的349。
　　台湾现行立法院混合选举制度中的全国不分区立委，大都表现良好并具有立法能力或特定领域的专业水准350，因为水平高的候选人列入政党名单有助于吸引选民351，争议人物如果上榜则会拉低政党的得票率352。也就是说，政党名单制度有自纠正机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黑金背景或行为不堪的候选人列入名单。
　　民国宪法的政治架构，有国民大会作为民意机关，有监察院负责接待民众陈情353，所以立法委员的选举完全可以效法欧陆国家的经验，不拘泥于壹个选区壹个议席的民意代表性，而在以省为单位的大选区完全实行政党名单比例代表制354。是否设置全国不分区议席，则有待讨论这里需要略谈三个顾虑：
　　其壹，比例代表制通常导致多党制，很少出现单壹政党执政的情况，这是否适合中国国情与民情？笔者认为，答案是肯定的，有下述两方面原因：
　　（1）从反面来看，由于中国长期的“官本位”传统和中共的负面影响，如果中国大陆民主化之后出现单壹大党执政的情况，此执政党很可能会走向威权化、压制反对党，妨碍民主宪政的巩固。
　　（2）从正面来讲，中国作为壹个内部差异极大的多元国家，有必要采行中间路线，政策不宜过于偏左或过于偏右。中国大陆民主化之后，左派和右派政党的出现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这两个对立阵营组成联合政府的可能性不大，为了避免两党制造成的政策两极震荡和社会割裂，比例代表制所促成的多党制和中间派政党经常入阁的局面是更好的选择。
　　诚然，多党制在中国历史上不曾有过实践，但考虑到中国作为“人情社会”导致国人普遍精于人情这壹事实，如果壹个或数个中间派政党在立法院站稳脚跟，那麽中间派有可能跨越党派界限，或与左派、或与右派联合执政，促使政策趋于温和，并保持长期的稳定性。未能参与组阁的政党，也有可能因为与中间派的良好关系而对内阁不采取激烈对抗的态度，而且可以对执政联盟所推动的法案提出建设性的优化意见（或者其反对意见透过中间派的斡旋而被执政联盟采纳壹部分，从而在效果上促成法案的优化）。与经常陷入“零和游戏”的两党制相比，多党制能够促成双赢、多赢，形成“共识决”而不是“多数决”的民主运作机制，具有明显的优势356。
　　其二，政党名单比例代表制，意味着法定政党政治，是否不妥？答案很简单：民主程度高的西方国家，无壹例外都在代议立法机关实行政党政治；包括美国、英国这样没有政党比例代表制度的，也自然而然在乡镇自治体之外的所有政府层级形成了政党政治（只不过是具有割裂性的两党制）。中国要想独辟蹊径，摆脱政党政治，可能性近乎零。更为务实的做法，是在立法院透过比例代表制实行政党政治，而在国民大会淡化政党政治、彰显民意，二者相得益彰。
　　其三，政党名单比例代表制是否违反民国宪法第 129 条所规定的直接选举原则？答案是否定的：只要政党所提出的候选人排序名单在登记截止时业已确定、选民投票时可以看到名单，即为直接选举357。
　　三 政党名单比例代表制的最佳版本
　　政党名单比例代表制的具体细节还有许多值得深入讨论之处，这里单列壹小节分析之。
　　（壹）政党名单概述
　　承载了西方众多民主国家多年经验的政党名单比例代表制，通常包含如下的核心内容：1，选民透过选票作出对政党（或同等组织）候选人排序名单的选择。2，各选区的议席按政党票数比例分配，议员从各个政党的候选人排序名单中依序产生。3，无党派人士可以作为“单人政党”或数人联合起来作为具有政党地位的“独立参选团”参加选举（后者可以增加赢面，只要候选人之间能够就座次达成共识）。
　　最简单的做法，是在选票上只选党，不选人（选票上或选举手册上通常列出各党的候选人排序名单，所以选民在效果上仍然是直接作出了对候选人的选择）。以在台湾的中华民国立法院之全国不分区议席为例358，开票时各党按得票比例分配议席名额359，按候选人在各党名单上的排序填充议席，之后如果剩下不足壹个议席的零头，汇总在壹起成为整数余额，还需根据各党零头的大小来分配余额议席（此即“最大余额”
　　制度，有的国家则实行“多数奖励”制度，将余额奖励给得票最多的政党）。
　　此外，大多数实行比例代表制的国家都设置最低门槛，得票率低于最低门槛的政党得不到议席。这种做法是为了避免小党林立的现象，虽然降低了比例性并且对小党不甚公平，但实属不得已而为之360。门槛的高低，以 3%-5%为多。在台湾的中华民国立法院之全国不分区议席有5%的门槛，土耳其则高达 10%。在中国大陆，如果设置全国不分区议席，门槛的高度不宜走极端，3%-5%似较合适。在以省为单位的选区则不壹定设置专门的门槛，因为各个选区议席不多，议席数量加壹再除100%，即为自然门槛361（例如在有 9 个议席的省，10%即为门槛），但在各党选票过于分散的情况下还需要某种后备方案362。
　　设置门槛的好处毋庸置疑，但投给不及门槛的小党的选票都成为废票，对投下这些选票的选民而言是不公平的。极端的例子，如土耳其2002 年选举中 10%的门槛导致 46%的选票成为废票，这壹结果降低了选举的民主性。中国大陆民主转型初期，社会上政党林立几乎是必然的现象，选举中不高的门槛也有可能导致相当大的废票率，而且某些阵营有可能因为选票分散于许多立场近似的小党而壹无所获，这些情况壹旦发生，会降低人民对民主的信心，危及民主宪政的稳定。
　　此外，许多选民为避免自己的选票成为废票，有可能出于“弃保”
　　心态，舍弃自己最中意的中小型政党而转投差强人意的大党，导致许多中小型政党的得票率明显低于其民意支持率。这种弃保效应，对支持率距离门槛不远的政党而言极不公平。
　　有没有办法解决高废票率和弃保效应的问题呢？
　　（二）排序复选政党名单
　　上文讨论国大代表选举和总统选举时介绍过的排序复选制，就是答案。也就是说，把针对人的排序复选移植到针对党的选票上来，在选民对最中意的政党投下壹票之外，还允许选民在选票上作出第二、第三甚至更多选择；开票时先看第壹选择，淘汰不及门槛者中得票最低者，其得票若有第二选择，则按第二选择分派，如此反复（若某张选票第二选择也被淘汰，则看第三选择），直至剩下的政党都达到门槛363。
　　对中国大陆选民而言，排序复选政党的方法不会让人感到奇怪，因为高校招生过程中实行多年的考生填报第壹志愿、第二志愿、第三志愿的制度与排序复选制异曲同工。
　　这种“排序复选政党名单比例代表制”，可以使选民放心在第壹选择反映自己的真实政见，在第二或第三选择确保选票不致作废，壹揽子解决了废票现象和弃保效应的问题（废票难以完全消除，但可以减少到无足轻重的程度），强化了选举的民主性364。此外，还有三个附带的好处：
　　其壹，选战之中，各个政党为了避免激怒其他政党的选民、失去被列为第二或第三选择的机会，势必致力于正面竞选、强调自己政纲的优势，而不是大肆采用负面竞选、互相攻讦。在中国大陆民主转型的初期，积极正面的政治空气有助于民主政治的巩固，所以排序复选制不论选人还是选党都是极佳的选择。
　　其二，未达门槛而被淘汰的小党，自然有兴趣知道自己的选民如何作出排序选择。如果其中大部分的后备选择都包含了另壹个政党，那麽这两个党渐行渐近就成为水到渠成之举。选民透过选票促成的政党整合，比政党高层互动而导致的整合更具有稳固的基础。
　　其三，过关而获得议席的中小型政党，在决定是否与大党联合组成联盟之时，同样可以参考自己的选民的其他选择，这就为政党联盟的形成提供了有力的民意基础，有助于政局的稳定。365中国大陆民主转型的初期，大党独断专行的现象不利于民主的巩固。与壹党制（指的是壹个大党、多个无足轻重的小党）和两党制相比，透过“排序复选政党名单比例代表制”而改進的多党制有助于减少政争、促進共识，实现“共识决”而不是“多数决”（后者有更大可能导致社会割裂和政治危机）。
　　（三）转型初期政党整合的途径
　　结束本小节之前，有必要对中国大陆民主转型初期的政党政治问题
　　略作讨论。民国初年数百个政党骤然涌现，台湾开放党禁之后也有类似局面，那麽中国大陆重现政党百花齐放的格局几乎是必然的。但是，这样的格局必须尽快整合为几个中型和大型政党，以促進政治的稳定。否则萌芽状态的小党鳞次栉比，选民难免无所适从，民主转型过程中极其重要的最初几次选举有可能弊病环生。
　　如何促成小党的整合呢？笔者认为，中国大陆以重归民国法统的方式实现民主转型并选择合适的选举制度，即可在选举过程中自然而然推动政党整合：
　　（1）中国大陆民主转型过程中第壹个选举，应当是国民大会代表的选举，以单席选区排序复选或认可投票的方式产生绝大多数甚至全部国大代表（同时可以考虑连带着选举产生县级和基层自治政府，但后者因自治法规尚不完善而具有临时性质）。如前所述，国大代表选举的排序复选制有利于温和的、党性不强的候选人，可以淡化政党政治对国民大会的影响，但选举过程并不排斥政党。国大代表选票上针对候选人的排序，可以体现选民对各个候选人以及各个政党相似度的观感。所以，国民大会代表选举结束后，国大代表选票的数据分析和即将到来的立法委员选举的压力将促成第壹波政党整合。
　　（2）鉴于民国宪法原文所规定的立法委员人数计算方式已不切合当前情况，国民大会必须就立法委员人数问题对宪法作出增修。此外，为進壹步促進政党整合，可考虑在关于立法委员人数的修宪案或选举法中加入政党地域分布的要求，例如壹个政党必须在至少 10 个省级选区达到参加立法委员选举的标准（提出候选人名单，并得到壹定数量的选民的签名支持），才可获准参加任何壹省的立法委员选举366。上述做法，能够避免政党地域性碎片化的局面，促成第二波政党整合。两波整合之后，达到参选标准的政党数量不会过多，便于选民挑选。
　　第二波政党整合的同时，还可以发生以非汉民族为基本盘的政党与全国性大党的合作。前者势必难以获得全国不分区议席，但是，民国宪法为非汉民族提供了议席保障（参看本节第壹部分的讨论），在这壹前提下，地方性政党从议席保障所获得的优势弥补了其在全国整体范围的劣势367。在设有非汉民族议席保障的选区，排序复选政党名单制度可以让非汉民族选民壹票多用，如果第壹、第二选择投给了有望夺得民族保障议席但无法竞争全国不分区议席的地方性政党，那麽第三、第四选择可以投给全国性的大党。这样的安排有助于地方性政党和全国性的大党在民意基础上的合作，增强前者的向心倾向，这正是斯泰潘、林茨等学者倡导的有利于“打造国族”的因素之壹368。
　　（3）排序复选政党名单比例代表制的立法委员选举，则会促成第三波政党整合，奠定其后数年的政党格局。此外，还有壹个值得考虑的临时制度是要求在民主转型后第壹届立法院获得席位超过壹定比例的政党都進入行政院组成大联合内阁，以進行磨合并避免激進政策。
　　（4）为了限制地域性政党，壹个值得考虑的做法是借鉴“票池”
　　（vote pooling）模式369，对全国不分区议席做出限制，要求壹个政党必须在壹定数量的省级选区达到门槛才可分得全国不分区议席，甚至可以依据各个政党在全国各省级选区得票率的离散程度，对其在全国的总票数做出下调370，再分配全国不分区议席。但是，在民主转型初期，许多政党尚且难以在全国各地打开局面，所以“票池”模式不妨默认从第二次或第三次立委选举开始使用371。这样的默认规定，有助于促使在不同地域力量较强、政治立场接近的几个小党整合为中型、大型政党。
　　四 政党候选人名单公平性问题
　　政党候选人名单，涉及政党内部的暗箱操作，有可能招致争议。
　　就名单人选而言，如前所述，名单是对选民公开的（可以要求各个参选政党在选举登记截止日必须公开候选人名单，以确保选举的直接性，给选民足够的时间来分析名单、甄别候选人），所以各个政党内部议定名单之时必须考虑选民的反应，争议人物列入名单会影响政党的得票（例如黑金背景者有可能把全党拉下马；观点极端者虽然可以巩固基本盘，但同时会吓走许多中间派、无党派选民）。也就是说，名单的公开性可以促成名单人选的优化，名单产生过程之暗箱操作所可能带来的壹些弊端由此得到遏制372。
　　就名单之内的候选人排序而言，政党暗箱操作有可能导致某些在选民中众望所归的候选人因党内派系平衡与权力运作问题而排名靠后，甚至可能发生下述情况：某个排名居中或靠后的候选人获得许多选民的支持，提升了政党的得票率，但开票后按排序分配议席时这位候选人因排名不够靠前而未能入围373。为了避免这种不甚公平的现象，许多国家采用了壹定程度的“开放式名单”制度374。这里不枚举开放式名单的可能方式，而是针对中国国情，推荐较为合适的制度：
　　在中国大陆民主转型的初期，鉴于选民民主习惯的缺乏和政党政治的不成熟，似不宜急于追求选举制度的完善。封闭式名单，即选民在代议立法机关的选举中只选党、不选人，因其简单易行并有助于加强政党的凝聚力375，是民主转型初期最为适合的选择。政党内部制定名单之时可能出现的不公平现象，在政党政治的幼年时期可以透过候选人另投他党而得到壹定程度的解决。
　　待到民主政治在中国大陆日趋巩固，早期多个政党经过重新洗牌而整合为几个中型、大型政党和壹些边缘化的小党，前述政党分裂重组机制即逐渐失去普遍的可行性。此时，名单制度可考虑优化。例如，在针对政党投票的基础上，允许选民在所选政党的候选人名单上進壹步圈选壹个或数个候选人376。排名靠后的候选人，如果被壹定百分比之上的选民圈选，其排序即上升至名单前列（这些候选人之间，以得票多少排序）。可以预料的是，如果没有出现名单排序过于离谱的现象，大多数选民可能会图省事而不圈选任何候选人（可视同圈选排名首位者）。
　　此外，政党在各省选区的名单似应由各省党部或各省党员会议自行决定，而不宜由中央党部包揽各省名单和全国不分区名单，否则党魁权力势必过大，而且有可能出现“异地当选”的现象（例如党魁把亲信安插到该党支持率较高的省份的候选人名单上，尽管亲信的住地和籍贯并不在这壹省份）377。如果实行壹定程度的公费竞选制度，那麽国家似应根据选民登记、选票等指标，直接划拨壹部分竞选经费给各个政党的各省党部，而不是把全部资金交给各党的中央党部。公费竞选是民主国家常见的制度，有长期的经验可循378，但已超出本书所讨论的范围，恕不详述。
　　五 妇女名额问题
　　民国宪法第 64 条规定妇女立法委员名额以法律定之。台湾目前立法院的区域席位没有妇女名额，全国不分区席位则要求各党当选人之壹半为妇女。中国大陆民主化之后，如果绝大多数议席实行比例代表制，似可考虑类似做法，规定开票之后各选区内各个政党议席的妇女比例。
　　按排序名单填充议席之时，如果达不到妇女比例，则需要让排名靠后的女性候选人优先分得议席379。考虑到女性选民的力量，名单上妇女候选人过少的政党势必很难赢得女性选民的支持，所以政党名单比例代表制有利于增加妇女议席的比重，最低名额的规定虽然有必要存在，但在实际操作中或许不会经常触及底线。
　　六 立法委员缺位替补问题
　　民国宪法第 75 条规定“立法委员不得兼任官吏”，也就是说，如果立法委员成为行政院阁员，即应从立法院去职。此外，立法委员辞职或去世也会造成缺位。政党名单比例代表制，在缺位出现时可从原有名单中替补，不需另行补选。
　　顺便说明，张君劢先生在《中华民国民主宪法十讲》中有如下建议：宪法第 75 条“既有此规定，自然部长人才无法取之于立法院之内，或者说凡被任命为部长之人，非辞立法委员不可。但我以为此条文之解释如何，应俟吾们对于立法院之政策决定之后，然后其解释乃有意义。假定政府与各党决定部长可以兼任立法委员，就是说凡任部长之人，不必辞去立委，则部长议席可以保留，虽部长不坐在原座位之上，甚至不许投票亦无不可，但壹旦辞去部长之后，仍可回到立法院议席上。此种办法好处，就是有行政经验之人，可以参加立法工作，对于立法方面只有好处。”380 张君劢先生的主张（并非制宪共识而是他在事后提出的较为牵强的变通方式），在司法院大法官解释中并未得到赞同，但在比例代表制的情况下，可以有如下的变通方式：立法委员因出任阁员而辞职者，其政党依据名单排序而推出的替补立委具有临时性，壹旦原任立委离开内阁，只要其原有立法院任期尚未结束，而且本人有意返回立法院，即可在立法院复职，其替补人选则自动去职。这个变通方式在欧洲议会制国家有先例可循381，确保了立法院人数的稳定，并且可以透过立法而不是修宪的方式来实现。
　　七 立法院任期问题
　　民国宪法第 65 条规定立法院委员任期三年，可连选连任。立法委员和内阁成员是否应当有连任次数的最高限制呢？这个问题，在中国大陆民主转型初期没有实际意义，可留待民主制度巩固之后再做讨论382。
　　另壹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是立法院的固定任期。如前所述，民国宪法之制度作为改進型议会制，为促進政局的稳定而没有给立法院以单方面倒阁权，也没有给总统和行政院长以解散立法院的权力，但既然在倒阁问题上可以有“建设性倒阁”的变通机制，那麽在立法院解散问题上是否应当允许壹定程度的变通呢？笔者认为，可以考虑透过修宪赋予立法院以超级多数决的方式自行解散的权力：在立法院剩余任期超过壹年的情况下，经立法委员总数三分之二同意，立法院可自行解散，在壹个月内举行选举，新选出的立法院补足上壹届的剩余任期。这壹设想对应于本章第壹节简略提及的壹个特殊情况：如果总统所支持的行政院长在立法院所获支持跌之三分之壹或更低，那麽这样的“超级少数派”内阁存在的价值也许是有限的，立法院在无法形成稳定的三分之二多数集团杯葛行政院长而迫使其辞职的情况下，只要“自行了断”，即可诉诸选民，形成新的立法院和新的内阁。这在效果上是壹种特殊的倒阁途径，因其不可能经常发生，无损于民国宪法促進政治稳定性的初衷。
　　八 代议立法机关壹院制问题
　　虽然民国宪法的国会制度有“三院制”之说，但代议立法机关仅有立法院，就代议立法职能而言是事实上的壹院制。考虑到代议立法机关两院制盛行于多数民主国家，民国宪法在这壹方面是否有欠缺呢？为了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不妨参照美国政治学家达尔的观点。达尔在《美国宪法有多民主？》书中指出，虽然几乎所有的联邦制国家和许多单壹制国家都实行两院制，但是，即使在透过上院的议席配置来促進联邦成员平等地位的联邦制国家之中，上院具有较强立法能力的也只有四个，许多国家的上院都趋于虚化无为。对于壹些欧洲国家取消国会上院的做法（如瑞典于 1970 年由两院制改为壹院制），达尔表示赞同383。
　　达尔的著作主要是面向美国读者，对美国宪政制度的缺点作出批判，但对中国读者也有参考价值。
　　中国大陆民主转型的初期，如果设置具有较强立法能力的国会上院，有可能因为上下两院的政争而影响民主宪政的巩固。此外，如果上下两院被同壹个多数党控制，那麽两院之间即难以做到充分的制衡，反而由于每壹个法案都必须获得两院通过而降低立法效率。
　　立法院作为壹院制代议立法机关，可以避免上述问题，但立法院多数派擅权的现象也是有可能发生的。如果立法院多数派的行径普遍不得人心，国民大会在民主宪政初期尽管尚未获得对普通法律的创制权和复决权，也可考虑使出修宪权这壹杀手锏。事实上，国民大会和总统的潜在影响力（包括修宪的威胁和柔性影响）有可能对立法院形成足够的制约。
　　民国宪法的长期目标（在国民大会获得对普通法律的创制权和复决权之后）是在平时授权立法院以较高效率行使代议立法职能，在必要情况下由充分体现民意、实行委任代表制民主机制的国民大会对立法院作出制衡，以兼得高效和制衡之利。如果中国大陆民主转型之时的普遍共识是避免立法院擅权，那麽，提前赋予国民大会对普通法律的创制权和复决权，以及给总统以将不及高票标准的立法院法案提请国民大会复决的权力，是胜过两院制代议制度的方案。台湾 2014 年立法院多数党试图强行通过“服贸协议”而引发学运，似乎说明中国大陆民主转型之时需要对代议立法机关施加足够的制衡384，以防患于未然。
　　九 立法院长定位问题
　　在台湾的中华民国立法院，本应成为华人世界的民主样板，但令人遗憾的是，不但许多立法委员行径荒唐，而且立法院长对立法委员的违规行为往往听之任之。究其原因，有必要指出，民国宪法在台增修后形成的两党制和事实上的总统制政体，使立法院和总统主导的行政院不再具有协同性，所以立法院长的权力得到强化（美国众议院议长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权力很大，也是同样的道理）385。这壹前提之下，立法院长对某些立委违反议事秩序的行为采用放任的态度，在效果上为暗箱操作的“党团协商”提供了理由386，進壹步强化了自身权力。但话说回来，立法院长扩权，对掌握行政实权的总统起到了制衡作用、避免其擅权，并使少数党的意见在立法程序中得到了壹定程度的尊重，所以有其正面作用。
　　民国宪法原初条文所规定的改進型议会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可以保证立法院和行政院的协同性，并且有国民大会和超然于五院政府的总统对政府擅权的倾向進行柔性制衡（必要时可施加硬性制衡），所以民国宪法重新施行于中国大陆之后的立法院不应出现实权院长。理想的状态是效法议会制国家常见的制度，议长（立法院长）以超然的姿态负责主持会议、履行程序性的任务，并依据议事规则执行纪律、维持秩序，而不具有政治性的实权387。但是，由于缺乏民主传统，中国大陆在民主转型初期乃至转型启动之后相当长的时间能否真正做到“议长中立化”
　　是令人怀疑的，如果负有“中立化”之期待的议长滥用其在议事程序等方面所能够支配的弹性空间，将有碍民主巩固。为此，德国式“合议制”议长制度（各个党团推派壹人组成主席团，轮流担任议长、副议长，并依席次比例推派代表组成“元老院”，议长做出决定前需征求“元老院”的意见388）似乎是较好的选择。
　　立法委员的违规行为，虽然可以在规则的基础上進行惩戒，但防患于未然是最佳策略。多党制的共识式民主机制，以及选党不选人的比例代表制，有助于在立法院形成健康的议事氛围，促使少数党立法委员选择文明理性的行为方式。
　　第三节 司法院
　　壹 司法院的定位
　　（壹）现状
　　民国宪法第 77 条规定“司法院为国家最高司法机关，掌理民事、刑事、行政诉讼之审判，及公务员之惩戒。”中华民国行宪实践中，司法院除大法官释宪外，角色是司法行政机关389 而不是终审法院，下设最高法院、最高行政法院和公务员惩戒委员会承担终审职能（最高法院、最高行政法院之下再设置各级法院390，公惩会则为壹审制）。各个法院以及公惩会皆为独立机关，法院尽管审级高低不同，仍享有独立性。法律的实施和公诉事宜，则依据西方国家常见做法，由行政部门负责391（对应于大陆常用的“公检法”概念，“公”与“检”属于行政院，“法”属于司法院）。
　　如果读者对司法院的司法行政职能有所困惑，不妨借鉴美国制度：
　　美国联邦法院体系的司法行政权，曾属于联邦行政分支的司法部；1934年美国国会立法授权最高法院制定联邦法院的程序规则，1939 年又设置了美国法院行政局，在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及下属法院代表所组成的司法会议的监督之下负责联邦法院体系的司法行政392。至于司法院之下近乎“单壹制”的司法体系，在联邦制国家亦属常见（美国的联邦、州、印第安保留地司法体系并行的做法，并不通行于世界各地联邦制国家）。
　　（二）制宪者的意旨和司法界的反应
　　司法院的上述实际定位，是否与宪法第 77 条不相符合呢？这壹问题，在台湾司法界争议多年，尽管 2001 年释字第 530 号大法官解释认为制宪意旨是司法院成为最高审判机关，仍然争议不断；而且这壹解释提出立法院应在两年内完成司法院改制之立法，引起了强烈的反弹，截至 2016 年本书定稿之时仍未立法落实，可以说已经无疾而终。
　　笔者为了探求司法院定位之制宪意旨与宪法条文所能够容纳的解释空间，查阅了台湾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数十篇论文和研讨记录，认为法学家法治斌教授393 和苏永钦教授394 以制宪国民大会速记录、《国民大会实录》、制宪国大代表阮毅成先生著《制宪日记》等史料为基础做出的考证较为详实。兹概述如下：（1）1946 年 1 月政协会议决议案以美国制度为蓝本，提出“司法院即为国家最高法院，不兼管司法行政，由大法官若干人组织之”395
　　；4 月版的政协宪草依据前述决议将司法院定
　　位为大法官若干人组成的最高审判机关，兼管宪法解释，但没有明文规定司法行政的归属。（2）制宪国民大会并未推翻政协会议关于司法院负责审判的决定（政协宪草之司法院为“国家最高审判机关”在宪法中改为“国家最高司法机关”仅仅是为了与其他四院之定位相对称而做的文字调整）396。（3）制宪国民大会分组审查宪法草案过程中，负责审查司法院壹章的第四审查委员会绝大多数意见主张司法行政属于司法院，试图改变政协关于司法院不兼管司法行政的决定，直至国民党中央对国民党籍制宪国大代表做出“原草案有关司法院之组织及大法官超出党派以外两条，必须维持，不必再提司法行政部属于司法院”397 的指示方才作罢；最后通过的宪法和政协宪草壹样只字未提司法行政问题。
　　（4）制宪国民大会否定了政协宪草为司法院设计的美式最高法院架构（大法官兼管审判和释宪），为了减轻大法官的工作负担而有所分工398，在宪法第 79 条明文规定大法官职权为解释宪法及统壹解释法律、命令，言外之意是司法院应另设壹批法官专事审判399。（5）宪法颁布后，司法院体制和司法行政归属问题在司法实务界激起强烈反弹，例如最高法院、行政法院、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全体同仁公开发表《对于司法院应兼掌司法行政之意见》。因司法界的强烈反对，国民政府为预备行宪而制定（尚未施行）的司法院组织法在行宪前夕修正，原定的司法院分庭审案制度（按：“法庭”并非独立机关）改为司法院下设最高法院等独立机关审案的制度，维持了行宪前的旧制。
　　上述历史脉络之中，需要厘清的壹个概念就是“司法行政”。广义的“司法行政”包含了检察系统和法院系统二者，此即前述国民党中央指示“不必再提司法行政部属于司法院”之所谓“司法行政部”在制宪之时的管辖范围。也就是说，司法行政之归属的争议，包含了审、检是否“分家”的争议。行宪之初，司法行政部仍然属于行政院而不是司法院，即反映了制宪意旨，但最高法院、行政法院（当时为壹审制，谈不上“最高”）、公惩会成为司法院之下的独立机关。至 1980 年各级法院皆划归司法院，行政院下的司法行政部不再兼管法院行政、改称法务部，检察系统和法院系统的司法行政完全分开。
　　（三）解释和展望
　　笔者认为，尽管制宪者的意旨是司法院分庭设法官负责审案，但制宪意旨不能成为绝对的标准，宪法条文文句本身所能够容纳的合理解释不能仅仅因为不合制宪意旨而宣布违宪400。换句话说，虽然制宪者对宪法的每壹个条文都有其原始意旨，但如果壹些条文使用了模棱两可的语言，那麽这些条文在制宪意旨之外的合理解读亦可成立。“原意主义”
　　的信奉者可能不以为然，但是，对不起，制宪者既然语焉不详，那麽其意旨仅仅具有参考价值而不具有完全的约束力401——制宪者没有明说的意旨，如果很容易满足，满足之当然是较佳的选择；如果此类意旨施行难度很大或根本缺乏可行性，那麽在宪法文句合理解读的范围内选择较易施行的壹种解读，即可避免修宪的难关或违宪的争议。前述法院系统之司法行政逐步移至司法院，就是因为从政协宪草到中华民国宪法都没
　　有能够明确反映政协会议之“司法院……不兼管司法行政”的决议，留下了广泛的合宪解释空间402。
　　司法院所“掌理”的民事、刑事、行政诉讼之审判及公务员之惩戒，是否壹定解释为司法院设置若干分庭负责审案呢？在考试院、监察院建制的参照下，答案是否定的。考、监两院皆设有部会，以监察院为例，民国宪法第 90 条规定“监察院为国家最高监察机关，行使同意、弹核、纠举及审计权”，但行使审计权的审计部在理论上和实务上都属于独立机关，仅在机关行政关系上挂靠于监察院。同理，司法院下设最高法院等独立机关负责审案的做法，是民国宪法第 77 条的壹种合理解释，司法院作为司法行政机关的确具有“掌理”（掌控、管理）的职能。
　　对照美国联邦司法制度，虽然美国最高法院是名义上的终审法院，但绝大多数上诉案件被美国最高法院拒绝受理，导致次级法院的意见成为终审判决，对败诉者而言有失公正，这壹制度不宜效法。在中国这样的大国，如果为了公正而保证所有允许上诉的案件都被终审法院受理，那麽终审法院势必负担极重，需要相当多的人力（中华民国在大陆时期，各地设有最高法院的六个分院行使终审职能）。这种情况下，如果以司法院作为单壹的终审法院，那麽司法院将极其臃肿。指望中国照搬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运作模式，到头来很可能东施效颦。
　　司法院改制的讨论在台湾已有二十余年，众说纷纭（包括前述释字第 530 号大法官解释），其中许多方案或许适用于台湾但未必能够推及中国大陆。笔者通读了大量相关资料，比较之下认为 1990 年代司法院成立的“司法院定位委员会”于 1997 年通过但未被司法院采纳的“现制微调方案”403 值得中国大陆参考。概言之，司法院本部分为司法行政机关和释宪机关、下设终审法院的大体架构不变，但在司法行政的运作细节上以实行合议制的司法院会议作为主要决策机构（会议成员除司法院正副院长、较高审级法院之院长，还应包含法官代表、律师代表、法学界代表），司法行政业务以司法保护、研究发展、行政监督为中心；此外，司法人事仍由专设的人事审议委员会负责404。
　　但是，在司法院直接成为单壹终审法院和下设数个终审法院这两种模式之间，是否还有某种中道呢？本节第三部分将要探讨司法院大法官在这壹方面所可能起到的作用。
　　二 大法官和司法院长的定位
　　民国宪法第 78 条规定“司法院解释宪法，并有统壹解释法律及命令之权”，進而在第 79 条设置了大法官若干人，掌理第 78 条规定事项，但没有规定大法官对这些事项的掌理是以议事会议的形式还是以宪法法院的形式。民国宪法颁行以来的司法实践，选用了大法官会议的形式405，直至近年来才增设非常设的宪法法庭，所以宪法和法规的解释并不像美国那样走诉讼程序，而是由有关部门或个人遇到问题并满足壹定条件时提请司法院作出解释。这壹做法，具有灵活性，许多违宪或错误执法的举动可以被及时制止在萌芽状态或防患于未然，和美国层层上诉的制度相比更为合理。
　　但是，大法官制度造成了壹个微妙的局面：大法官，是不是法官？
　　民国宪法第 81 条规定“法官为终身职”，但作为看守政府的国民政府于行宪前制定的司法院组织法规定大法官任期 9 年406，并未保障大法官卸任后享有法官待遇，也就是说不把大法官作为法官来对待。该法于1992 年修订时加入了“大法官任期届满而未连任者，视同停止办理案件之司法官”的规定，使大法官获得了法官待遇，避免了“白马非马”
　　的矛盾。2005 年的释字第 601 号解释直言“司法院大法官为宪法上法官”，为这壹争议划上了句号。
　　大法官任期如果过短，势必强化民意对司法院释宪权的影响。司法权，尤其是其中的释宪权，虽然由于司法院官员非民选亦不实行责任政治而缺乏民主性，但在民意沸腾或政策趋于激進的特殊情况下可以对国家政治起到“压舱石”的作用407。例如，美国罗斯福新政初期的某些激進法案被偏于保守的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违宪，事后的政治经济发展证明当时被推翻的壹些法律根本不可能行得通，美国最高法院的保守举动在效果上避免了新政的冒進和失败。民意的不稳定性、短视性和多数群体罔顾少数群体利益的倾向决定了民意需要壹定程度的制衡，这是共和主义的重要原则。立法院虽然在法理上具有相对于民意的独立性，但因为频繁改选而往往服从民意，所以司法院的释宪权是对民意的更强制衡408。因此，司法院大法官与民意的适当远离是有益的，在大法官制度设计上即使不实行美式终身在职制，亦应考虑较长的任期（如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之 12 年）。
　　考虑到司法院正副院长有司法行政职权，其任期较短亦属妥当，但民国宪法在台增修条文不给司法院正副院长提供任期保障的做法似无必要。尤其在总统为间接选举之虚位总统的情况下，司法院正副院长似可与总统同样任期六年，但不必与总统同步（错开壹至三年当属妥当）。
　　司法院长正副院长可兼任大法官，院长主持议事，但只有在自己的壹票对表决结果产生影响时才参与表决409，平时尽量保持中立。在大法官过半多数认为法律违宪但无法达到三分之二之高门槛的情况下，司法院长似应获准将大法官的过半意见整理为修宪案草案，声请立法院或国民大会提出修宪案（在程序上需要依据宪法第 174 条，由立法委员四分之壹联署或国民大会代表总额五分之壹联署提出），以宪法增修条文的方式厘清壹些重大争议410。司法院正副院长的较短任期，可以在壹定程度上增加司法院大法官的民意因素。
　　三 司法院释宪的个案效力
　　民国宪法在台增修条文，包含了“宪法法庭”制度，负责政治性的功能，审理总统、副总统之弹核及政党违宪之解散事项（“政党违宪”
　　之说乃继受自德国鉴于纳粹党夺权的教训而在基本法中规定的制度，目前在世界上并不多见，中国大陆将来是否有必要为了防范反民主政党而继受这壹“防御性民主”制度，不在本书讨论之内）。“宪法法庭”迄今极其有限的几次运作，其实都是为了给违宪审查的当事双方提供言词辩论的机会而采用法庭的形式。
　　笔者认为，如果不急于引入政党的宪法义务和“政党违宪”制度，那麽由司法院大法官组成的宪法法庭即可以容纳在民国宪法原初条文的框架之内，由司法院组织法设置（亦可常设化，即司法院大法官之“会议”直接冠以“宪法法庭”之名，但仍可采用内部会议的方式），而不需诉诸修宪程序。
　　宪法法庭虽然不是法律上的终审机关，但作为“法庭”，如果审理涉及人民权利的个案之宪法争议，是否应当对个案的判决直接发生效力呢？台湾现行制度对这壹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亦即采用“抽象审查”
　　制度，而不是直接作用于个案的“具体审查”），已经出现了相当尴尬的情况：人民声请释宪并在抽象的宪法解释层面得到司法院大法官的有利解释，然后回到法院系统寻求重新判决，最高法院却以大法官解释不适用于声请释宪者的具体案件为理由维持原判411。也就是说，声请释宪的人民无法从司法院大法官得到直接的司法救济。在现有的建制下，上述矛盾有没有解决方案呢？笔者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法院的判决具有“命令”的性质——对人民之权利义务施加影响的政府决定，若非法律，皆可视为“命令”；法院作为广义政府之司法部门的独立机关，其判决即可归类于针对个案的“司法命令”范畴，与宪法或法律抵触者无效412。所以，司法院大法官除了抽象解释外，应当有权宣布法院的判决因抵触宪法或法律而无效，从而建立德式“宪法诉愿”制度，直接提供法益。在这个意义上，司法院大法官并不具有完整的终审权（不能在推翻法院判决之后進壹步作出新的判决），但可以说具有部分的决定权，将有助于人权保障。上述设想，在操作上强化了司法院作为最高司法机关的地位，同时不妨碍司法院的司法行政职能。
　　但是，德国“宪法诉愿”制度的经验表明，宪法法院以违宪为由推翻专业法院之裁决，往往由于宪法法院在具体案件上缺乏专业背景等原因而引起争议，德国法学界甚至有废除这壹制度的呼声，东欧国家民主转型之后也大都没有效法此制413。考虑到中国大陆民主转型是壹项极其庞大而艰巨的任务，在转型初期，似可考虑完全继受台湾现行违宪审查制度，司法院暂不直接推翻个案判决，待到宪政体制运作壹段时间之后可视情况而决定是否改变做法——如上所述，由于司法院的违宪审查可以透过“命令”二字的解释而获得及于个案之效力，这壹制度的启动不必经由修宪或立法途径，在司法院认为适当的时机透过壹个判例即可达到目的。但是，未来的司法院在这个问题上必须慎之又慎——以中国大陆之大，个案的宪法诉愿壹旦实行，有可能引来大量的诉愿案件，司法院如果不堪重负而关闭宪法诉愿的渠道，势必有损于其威信，所以接受诉愿的标准以及执行中的把关极其重要414。
　　四 普通法院法官违宪审查权的问题
　　民国宪法第 78 条规定“司法院解释宪法”，第 171、173 条重申“法律与宪法有无抵触发生疑义时，由司法院解释之”，“宪法之解释，由司法院为之”，因而属于典型的“集中审查”制度，不同于美国式的“分散审查”制度，即基层法官可裁决法律违宪、层层上诉至最高法院定论。然而，即便像民国宪法这样明确的“集中审查”，亦为壹定程度的“分散审查”留下了空间。1995 年，司法院释字第 371 号指出：“惟宪法乃国家最高规范，法官均有优先遵守之义务，各级法院法官于审理案件时，对于应适用之法律，依其合理之确信，认为有抵触宪法之疑义者，自应许其先行声请解释宪法以求解决，无须受诉讼审级之限制。既可消除法官对遵守宪法与依据法律之间可能发生之取舍困难，亦可避免司法资源之浪费。是遇有前述情形，各级法院得以之为先决问题裁定停止诉讼程序，并提出客观上形成确信法律为违宪之具体理由，声请本院大法官解释。”自此，台湾各级法院法官获得了直接声请释宪的权力，距离分散审查只有壹步之遥。倘若法官声请释宪书以其特殊地位而与其他类型的声请释宪书区别开来、冠以“初步认定违宪意见书”
　　之名，并且在递交司法院之时公开发布415，即可视为分散审查的壹种类型，或者说是严格的集中审查与极端的分散审查之间的过渡型。
　　法官声请司法院释宪的制度，在效果上相当于“二审制”，跳过中间的所有审级。中国大陆假若照搬美国的逐级违宪审查制度，如果中层法院推翻基层法官的违宪裁决，然后最高法院再推翻中层法院的违宪裁决，在转型初期有可能对民主宪政的巩固产生负面影响。违宪审查的“二审制”在宪法问题上避免过多的反复，并加强效率，有其优越性。
　　五 司法院在民主转型时期的作用
　　司法院在中国大陆民主转型时期有可能起到重要的职能作用和政治作用：
　　（壹）中共虽然不施法治，但近年来毕竟建立起了壹个庞大的法律体系。中国大陆民主转型启动之时不可能全盘废除中共法律，只能从侵犯人权的恶法开始，分批修正或废除。司法院以其违宪审查权，可以担当审查中共法律的重任。在立法工作尚来不及全面开展之时（尤其在过渡政府的临时立法院因尚未获得民意授权而难以积极立法之时），临时司法院与临时立法院可以密切共事，本着务实的精神，依据中华民国宪法对中共法律体系進行改造，确保民主转型的顺利進行。
　　（二）中国大陆倘若以重归中华民国国统、法统的方式实现民主转型，两个中华民国政府将并存于海峡两岸，这壹状态可能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基于台湾法学界对民国宪政（尤其是人权保障部分）的熟习，大陆政府可考虑延请台湾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人士到大陆司法院和各级法院任职（甚至出任大法官）。待到长远的将来，如果两岸政府能够统合，司法院很可能成为台湾人员比重最大的中央政府部门。
　　长远而言，海峡两岸法律体系最好能够趋同以便于两岸交流，而且台湾的司法实践和宪政实践决定了台湾现行法律体系在相当多的方面将是大陆所靠拢的方向。例如，2011 年 6 月，在台湾的民国立法院三读通过了法官法，为法官人事制度的优化提供了法律依据。民国宪法所规定的法官终身制，并不意味着铁饭碗，而是需要适当的法官录用机制和惩戒机制作为补充；法官法是这方面的重要法律，是台湾宪政体系的壹部分416。
　　第四节 考试院
　　壹 考试院的职能和意义
　　民国宪法第 77 条规定“考试院为国家最高考试机关，掌理考试、任用、铨叙、考绩、级俸、升迁、保障、褒奖、抚恤、退休、养老等事项。”五院之中，考试院获宪法所列权力事项最多，实则为政治影响力最小者，主要作为人事机关负责维持国家文官体系的正常运转417，其次负责专门职业及技术人员资格的考核。
　　考试院的职能，在西方国家通常属于行政机关，所以考试院相当于从广义的行政权中分离出的壹个较小的分支，因其需要超然于其他政府部门而专门设置为五权之壹，独立运作。西方国家宪政民主制度发展至今，并未有在行政权外专门设立考试院者，说明考试权不壹定有必要从行政权分出。但是，考试权的分立具有浓烈的民族特色和悠久的历史传统，是孙中山先生集中西文明大成而提出的主张，纵使缺乏绝对的必要性，只要能够透过考试院建制和职能的优化来兴利除弊，亦值得传承。
　　此外，考试权的分立在盛行“人情”的华人社会具有特殊的意义。
　　中国大陆民主转型之后，如果考试权归属于行政权，甚至分派至各个行政部门，能否避免“人情”的负面影响、确保文官制度的政治中立性？
　　虽然我们难以直接回答这壹问题，但台湾的实践表明考试院对公务员选拔过程的透明和公正起到了有益的作用。中国大陆应当效法华人世界的成功经验，而不是把西方制度细节奉为金科玉律——西方制度生搬硬套于中国，在“人情社会”的背景下南橘北织的可能性是不容忽视的。
　　二 考试院职能优化与强化之展望
　　考试院在考选职能之外所掌管的诸多人事行政职能，确有相当大的优化余地，笔者对这此并没有很深入的研究，在此只想抛砖引玉：笔者认为，民国宪法原文之考试院“掌理”考试之外多个事项的规定，可对“掌理”二字灵活解读。民国宪法在台增修条文将任用、考绩、级俸、升迁、褒奖等事项改为只由考试院负责其法制事项而由行政院人事行政机关负责执行，但是，如果不走修宪途径，那麽这些事项的最后决定权（类似于“终审权”）仍可由考试院保留，行政院则可设置人事行政机关负责日常运作——也就是说，相关人员认为行政院人事部门之任用、升迁等决定不公平时可向考试院提出异议，由考试院调查、定夺，但比照司法部门“不诉不理”的原则，如果没有异议（当属普遍情况），考试院就不介入。这就对行政部门的内部人事权形成制约，但不过分干涉之。
　　此外，虽然考试院职权有限，但既然专门设置独立于行政院并超然于政党的考试院，那麽现属行政院职权范围的某些有利益冲突之嫌的事项似可划归考试院。例如，选举事务的管理和监督，似应从政党政治影响下的行政院转移至超然于政党的考试院418。考虑到宪法并未规定选举机关的归属，以及考试院职权的开放式列举（“等”字），这壹职权似乎不必走修宪途径，而可以由普通法律确定之。
　　顺便讨论壹下候选人资格的问题：孙中山先生的原初主张是参加选举的候选人需经考试院核准资格，但代议机关的选举只要实行政党名单比例代表制（适用于立法院和各省议会）就有候选人自动优化机制，不必再由考试院介入。至于县及其下的基层自治体的行政长官和议员是否需要引入候选人考试机制，可留待将来讨论（美国加州贝尔市“文盲市长”和市政官员贪渎的丑闻，似乎说明起码的、不构成严重负担或歧视的资格门槛如高中或同等学力有其价值）。
　　三 考试院的任期
　　宪法正文并未规定考试院的任期。考试院组织法自 1947 年在大陆制定至台湾增修后的现行版本，皆规定考试院正副院长及考试委员任期六年，没有连任限制。此制度似可沿用于中国大陆民主转型之后。但是，六年任期与总统同步，似无必要，可考虑延长之，并且和总统任期错开。
　　第五节 监察院
　　民国宪法第 90 条规定“监察院为国家最高监察机关，行使同意、弹核、纠举及审计权”，其后诸条文中又進壹步赋予监察院对行政院的调查权和纠正权。孙中山原初构想中的监察院主要负责弹核与审计，其中的弹核权乃受中国古代御史制度的启发，审计权来自西方国会制度。
　　民国宪法所增加的权力项目，强化了监察院的职能，使之更容易为人民所用，并且与西方国家类似制度有相合之处。
　　壹 相当于国会上院的监察院
　　监察院对总统所提名的司法院、考试院正副院长和大法官、考试委员有同意权，此制度乃受美国参议院的同意权之影响而来。监察院四项基本权责之中的三项，在西方国家皆属于国会；加之监察委员主要由各省议会选出（借鉴了美国宪法原始条文的制度），任期六年（无连任限制），无形中使监察院具有了国会上院的性质419。
　　考虑到各省议会难免盛行政党政治，监察院是否会像许多西方国家的国会上院那样流于政争呢？民国宪法在台增修条文规定“监察委员须超出党派以外，依据法律独立行使职权”，颇有脾益。
　　笔者认为，如果保留监察院的地方民意代表性，那麽似可考虑要求立法院以微弱多数票通过的法案经监察院院会以二读（整体审议而不逐条审议）的方式通过，方可送交总统公布。
　　此外，监察委员向行政部门提出纠正案（依据民国宪法第 97 条“监察院经各该委员会之审查及决议，得提出纠正案，移送行政院及其有关部会，促其注意改善”）而遭相关人员巧言答辩未能落实者，若非个案而具有广泛性（例如法律实施细则的不当之处），似可经监察院院会审议通过，向立法院提出法律案，以监察院发动、立法院通过的方式强行纠正行政部门的偏差。
　　但是，监察院的纠正权是否有削弱立法院之虞呢？笔者和王天成先生讨论过监察权问题，受王先生希望在转型期间加强立法部门职能之主张的启发，认为纠正权并非民国宪法第 90 条明文划归监察院的专属权力，而是从“提出纠正案”的操作流程而来，民国宪法第 97 条在文意上并没有排除立法院兼有纠正权之可能。此外，民国宪法第 57 条既然将“对于行政院之重要政策不赞同时，得以决议移请行政院变更之”这壹硬性的“强制纠正权”赋予立法院，那麽立法委员壹人或数人向行政院提出柔性的“纠正建议书”亦无不妥。概言之，监察院和立法院应皆有建议性的纠正权，前者固然见诸宪法并获得“纠正案”之形式但并未因此而获得强制性，后者虽然不见于宪法但当属默认允许的宪政运作，立法委员在其立法职权行使过程中如果注意到行政院某些措施应当改善，大可不必绕道监察院，径直提出纠正建议书即可。行政院当事部门若有不同意见、不愿遵从纠正建议，只要以委婉的方式做出答辩，通常情况下未必能够“上纲上线”到确认失职而提出纠举或弹核的程度，此时监察院或当事立法委员要想强制纠正，对具有广泛性的问题可以提请立法院通过法律案（包括法律修正案）或决议案。
　　虽然孙中山构思监察制度之时不壹定参考过西方类似制度，但起源于北欧的监察使（ombudsman，又译申诉专员）制度与监察院的纠正职能有可比性。以瑞典为例，监察使是国会下设的独立机构，任何人（包括非瑞典公民）都可以就公权力不公正的问题向监察使提出申诉420。在许多拉美国家，负责保护人权、接受人民陈情的独立监察使甚至称作护民官（西语 Defensoria del Pueblo，英语 Public Protector）。壹些西方国家还设置了针对公共事业的专业监察使，以维护公共事业用户的利益。
　　二 弹核权归属和弹核程序问题
　　当代西方国家国会很少动用弹核权，而且其弹核案之审理权在民意机关而不在司法部门，这是不争的事实，也成为台湾绿营主张废除监察院的理由之壹421。然而，中国大陆受中共负面影响过深、过久，民主转型初期甚至相当长的时间内可能时常浮现泰国他信、意大利贝卢斯科尼式的公德私德严重有亏者胜选执政。立法部门兼管弹核的制度，在此类有才无德的政治人物透过政党力量同时控制立法部门和行政部门之时即难以起到有效的遏制作用。独立而地位崇高并且超出党派的监察院，则在上述情况下凸显其存在的价值，成为“达摩克里斯之剑”。
　　前述“壹致政府”之下，纵使弹核案得以发动，民意机关对弹核案的审理结果亦在意料之中，所以独立的司法部门（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审理弹核案的制度有其合理性。但是，公惩会之运作似应针对政务官与事务官的区别而有所不同：非政治性的、常任的事务官之弹核案，由资深法官身份的公惩会委员审理并无不可，但中央政府政务官（上至行政院长、考试院长）之弹核具有政治性，事关重大，似应以法律规定司法院全体大法官兼任公惩会特别委员，仅在行政院、考试院政务官遭弹核时出面和公惩会普通委员壹道参与审理。司法院正副院长和大法官的弹核案则似应由国民大会审理，见本书第三章第三节的讨论。
　　三 监察院派出单位和地方监察机关
　　监察院对中央及地方公职人员的弹核权与纠举权（纠举指的是勒令停职待裁或其他紧急处分，并非惩戒或裁决），壹方面意味着监察院必须设置地方派出单位（经监察院组织法确定为监察委员行署），另壹方面决定了上访陈情者在无法从行政部门（透过宪法第 16 条确保的诉愿权）和地方监察部门得到满意处置的情况下以监察委员行署为倾诉对象，使之具有上访接待机关的职能。访民提供的信息，有助于监察院行使其监察职权；监察院的独立地位，有助于调查和解决问题。所以，访民和监察院之间有很大可能实现良性互动，有利于社会矛盾的化解。
　　地方自治层级是否应当设置地方监察机关呢？以中国之大，当有必要。独立于监察院的地方监察机关应可在地方自治层级分担弹核职能与纠举职能422、承担纠正职能423。成绩卓著的地方监察人员，亦可成为中央监察委员的合适人选。
　　四 监察院的反腐职能
　　官员腐败问题，是中国大陆目前的焦点问题之壹，中共壹党专政的政治制度下腐败问题不可能得到根本的遏制。中国大陆民主化之后，独立的司法与自由的媒体会对腐败问题起到很大的遏制作用；同时，监察院亦须当仁不让，理应成为反腐的主力，似可在监察院下设置专门的调查机关和廉政机关424，并且赋予监察院以司法起诉权425 甚至弹核案的初审权（司法院下设的公惩会成为终审机关）426。
　　显然，反腐行动需要依靠来自人民和政府内部知情人的举报和申诉，并在制度上要求政府运作有极高的透明度（监察院对行政院的调查权有助于提高政府透明度，似可扩展到行政院之外的中央地方全部政府部门）。但是，许多腐败行为，如收受贿赂，往往较为隐蔽。所以，西方国家在反腐行动中经常采用“钓鱼执法”的方式，安排便衣探员或线人设下陷阱，如果官员经不起诱惑，即犯下了腐败罪行。“钓鱼执法”
　　的做法是否妥当？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麽是否应当由监察院来执行？
　　笔者认为，针对官员（包括事务官、政务官、议员427 等）的“钓鱼执法”是妥当的，因为公职人员就职时皆须宣誓廉洁奉公，任职期间必须忠于职守，如果经不起“钓鱼执法”的考验，就是违背了誓言，应当与真实腐败同罪。但是，针对并非官员的普通公民的“钓鱼执法”缺乏公义基础，因为人皆生而具有人性的弱点。笔者认为监察院应当负责针对官员的“钓鱼执法”并强力执行，但属于行政部门的公安机关针对普通公民的“钓鱼执法”必须受到极其严格的限制（例如，必须有理由怀疑，并获得司法部门的批准），而且应以透过“钓鱼”来查证其他违法行为为目的428，普通公民被“钓鱼”而犯下的罪行似应免于惩治。
　　五 监察委员任期和选举制度问题
　　民国宪法规定监察委员任期六年，不可谓短，但竞选连任的压力仍然有可能妨碍监察权的正常行使429。反之，行宪后第壹届监察院在台湾成为“万年国会”之壹院以后，监察委员在事实上获得了职位保障，壹些老监委的表现令人称道430。如何化解这壹矛盾呢？笔者认为，在对候选人资格做出严格限制的前提下，监察委员任期可大大延长，例如 12年甚至 15 年，并禁止连任，但在卸任之后提供优厚待遇保障。
　　为了避免各省选举监察委员的制度被地方政客利用431，考虑到监察委员的调查、弹核职能实乃司法程序的上游运作（涉及刑事者移送法院，弹核案亦司法院之公惩会审理），监察委员候选人的资格似可限于具有高等司法官身份者432、在地方监察机关任职若干年成绩卓著者，以及有较高的法学背景433（例如法学博士学位）并且律师执业或担任省级以上议员若干年者。
　　六 监察院下设之独立机关：审计监督与人权保障根据监察院的统计，世界上有 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监察使公署或同等机关。有些国家并列设有人权保障机关和侧重于审计的监察机关（如韩国的国民权益委员会和监察院，波兰的民权监察使公署和最高监察院434），中华民国审计部则是监察院之下的独立机关。民国宪法虽然没有专门规定监察院的人权保障职能，但这壹职能在操作上显然属于监察院职权范围，监察院的纠举权（勒令停职待裁或其他紧急处分）对人权保障尤其有用。在台湾的中华民国监察院自 2000 年起设置人权保障委员会，但尚未达到“国家人权委员会”的级别435；台湾学界和法律界早有在监察院下依据“巴黎原则”设置“国家人权委员会”的呼声436。
　　第六节 独立机关地位问题
　　本章考试院壹节讨论从简，原因在于笔者希望大陆人士对考试权之独立性的问题保持开放的态度。即便民国宪法的相关条文以及考试权在台湾的实践有不足之处，世界各国设置级别稍低的独立考试机关的经验对中国大陆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孙中山将考试与监察两权独立出来，固然有文化传承的因素，但何尝不是因为中国这个“人情社会”需要专门针对政府官员的人性弱点下壹剂猛药？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宪政发展至今，业已出现了类似于“五权宪法”的倾向。例如，美国宪法学家 Tushnet 总结西方国家宪政实践和理论的发展，指出行政事务官在壹些学者眼中俨然成为有别于政务官的“第四个政府分支”437。此外，“第五个政府分支”的概念也已出现，但所指不壹，Tushnet 主要着笔于反腐败、选举事务等方面438。在许多大陆知识分子和台湾绿营人士奉三权分立为金科玉律之时，西方宪政实践和理论的发展难道不令我们深思？439
　　另外壹个值得注意的区分，是“独立机关”的类型。考试院和监察院是典型的具有宪法地位的独立机关，此外行政院之下还设有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平交易委员会、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等不具有宪法地位而来自法律授权的独立机关。前文也曾提及，司法院之下的各个法院和监察院之下的审计部都具有独立机关的性质。各个独立机关，如何合理划分其归属呢？笔者认为，不妨回到五权宪法设想的源头：早在 1906 年的《三民主义与中国民族之前途》演讲中，孙中山解释监察权独立的理由时即已指出“……裁判人民的机关已经独立，裁判官吏的机关却仍在别的机关之下，这也是论理上说不去的，故此这机关也要独立。”440 独立机关之归属，以其职权行使的主要对象是“官”还是“民”为依据，殊为妥当。公平交易委员会乃至中央银行这样的独立机关，因其主要涉及对人民的施政，自可划归行政院，但选举委员会、人权委员会等对公权力做出防范的独立机关于情于理皆适宜划归考试院、监察院。此类独立机关在考试院、监察院之下仍可保持极强的独立性（可比照审计部之独立性），并不受到考试院长、监察院长的直接指挥。
　　地方自治与基本国策
　　民国宪法罗列中央地方权限和基本国策的做法，明显受到了 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的影响。上文论述过，德国魏玛宪法在中央政治制度设计上的严重缺点和教训，在 1946 年中华民国制宪过程中已被考虑，促成了民国宪法之改進型议会制。
　　基本国策入宪，并不是西方国家惯例，亦有壹定程度的争议性，但无关宪政制度大体。下面分别简述地方制度和基本国策问题。
　　第壹节 地方自治
　　地方自治是壹个很大的话题，笔者在《黄花岗》杂志第 46 期发表的《民国宪法的联邦主义精神——致联邦主义者的呼吁》（本书附录壹）文中详细讨论过民国宪法之地方制度的联邦主义性质，所以在此不再重复阐述这壹论点，而是主要讨论地方制度细节的展望。
　　壹 台湾的经验
　　民国宪法基于中央地方均权制的原则，规定了具有广义联邦制性质的省县二级自治架构，但自治制度细节留给省县自治通则，后者因内战而至今仍未制订。
　　台湾现行地方制度法是因应宪法增修后“精省”的局面而制定的地方自治规范。具有公法人地位、设置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地方自治团体分两个层级，第壹级为直辖市、县、市，设议会、政府，第二级为乡、镇、县辖市，设代表会、公所。省则成为行政院派出机构而不是自治层级，不设置立法机关而只设置咨询性质的省咨议会。直辖市和市划分为区，设置区公所；乡、镇、区划分为村、里，设置办公处；村、里划分为邻，不设置机关。
　　与民国宪法原文的省县自治架构相比较，台湾的地方自治制度在县以下增加了乡、镇、县辖市作为基层自治体，对中国大陆未来的地方自治制度设计有借鉴价值。直辖市和县级市所分之区，虽然与县所分之乡镇有可比性，但不具有地方自治团体的地位，区长壹般由上级自治团体指派，这壹点也是很有启发性的——都市化所造成的民政事业壹体化，决定了直辖市和县级市是自然的地方自治团体，但其下的区则缺乏独立性；县之下的乡、镇、县辖市虽然规模较小，但自成壹体，更需要全面自治，自主办理民政事业。
　　中国大陆目前的单壹制行政体系，在省县之间设置了州/地/市层级。关于民主转型之后此层级的地位，下文有初步探讨。
　　台湾的村里自治单位，与大陆农村类似，不设置立法机关，但行政长为民选。虽然都市范围内的里没有必要成为法人自治体，但自然村的法人资格具有现实意义，也可从东邻日本找到成功的例证。
　　中国大陆未来的最基层地方自治架构似可为自治（具有公法人地位）的自然村和半自治（并非法人，但行政长由居民选出）的里，不设置代议机关而行直接民权（按：村民委员会是行政机关）。
　　虽然民国宪法并没有为县以下的乡镇、村里自治体提供自治权的保障，但西方国家的经验表明宪法对基层自治的保障并不具有必要性，例如具有数百年自治传统的美国就没有在宪法中涉及基层自治，而是由各州自行决定基层自治办法。所以，基层自治的规范可以付诸普通法律，还可考虑并入省县自治通则。
　　二 西方的经验
　　自民国制宪至今七十年来，地方自治在西方国家取得了长足的進展，许多原本中央集权的单壹制欧洲国家已经呈现了联邦化的倾向，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对中国大陆未来的地方自治建设是重要的参照。
　　（壹）辅助原则
　　欧洲地方自治事业最宝贵的经验，是加载“欧洲地方自治宪章”以及欧洲联盟诸条约的辅助原则（principle of subsidiarity，又译“辅助性原则”）。这壹原则的含义，是个人和基层的自主权具有优先地位，更高层级的政府存在之目的是为个人和基层提供辅助，做后者无法胜任的工作。换言之，地方自治制度的原则是高层级辅助低层级，而不是传统的单壹制那样低层级辅助高层级。
　　以高辅低的辅助原则，在民国宪法诞生之后方才大行其道441，对中国大陆未来地方自治制度的优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虽然不壹定以宪法修正案的方式加载宪法，但有必要加载省县自治通则。与孙中山先生提出的均权制相比，二者实则为壹枚硬币的两面442——在划分国家与地方之间、各个自治体之间的权限之时，以高辅低的考量与权力行使之适宜性（即“均权”）的考量相辅相成，可以促進自治制度的优化。
　　（二）狄龙规则
　　与此同时，我们应当考察美国这个以自治精神著称的联邦制国家的地方自治制度。美国各州下设的县（county，又译“郡”）并不是完全自治体而是州的派出机构；村、镇、市可经州议会批准而成为公法人自治体，但美国许多州并不承认基层自治体的自治主权，州议会有权改变其自治权限，甚至在必要情况下剥夺其自治地位（这壹制度，通常冠以为之作出法理论证的爱荷华州最高法院狄龙大法官之名，称做“狄龙规则”443）。例如，在实行狄龙规则的某州，某小镇招募了与其人口和治安不成比例的大量警力，在穿过小镇郊外的公路上设置较低的车辆限速，大肆拦截超速车辆，以开罚单为小镇创收，那麽，即使被罚司机确实超速，即使该镇居民从往来过客缴纳的交通罚款中尝到甜头，如果小镇的这种行为过于放肆、违反了起码的社会正义，州议会即可决定限制甚至剥夺该镇的自治权444。美国这样的宪政民主旗舰，亦间或出现小镇滥权的现象，所以中国大陆未来的地方自治建设不宜采用理想化的乐观主义做法，狄龙规则值得借鉴。
　　狄龙规则在美国的另壹个应用，是州议会可以决定将某些已经具有法人地位的地方自治体强制合并，即使这壹决定遭到当地居民的反对。
　　民国宪法为省县自治提供了保障，所以省县的重组与划界似应以住民同意为原则445，但狄龙规则对省县之间和县以下的自治体似可适用。也就是说，省与县作为宪法规定的自治体，在中国地方自治体系中可以起到支点的作用，成为具有自治主权的公法人；其他自治体则不具有自治主权，在必要情况下可以由更高层级的主权自治体施加控制（自治主权的有无，即为狄龙规则在中国制度中的体现，不需正式冠以“狄龙规则”
　　之名）。考虑到省对县自治所能够起到的监督职能，以及各级自治体的权限基本划定之后所应有的稳定性，县议会如果认为需要对其下某壹自治体施加控制或将某些自治体强制合并，似应征得省议会的同意。同理，省对省县之间的自治体的强制行为似应以立法院的同意为前提。
　　辅助原则与狄龙规则并不矛盾，因为人性的弱点（包括贪婪、短视）有可能反映于地方自治体，导致其透过民主途径作出的决定在某些情况下出现流弊。片面强调地方住民自治权的不可侵犯性，有可能招致不良后果，这种危险在民主转型初期尤其值得注意。辅助原则和狄龙规则并存，在扶植地方自治体的同时对其作出制衡，有助于其健康发展。
　　待到民主宪政和地方自治完全巩固之后，狄龙规则（即主权自治体与非主权自治体的区别）可能只剩下字面意义而不再具有操作层面的必要性，但仍应保留于自治法规之中，以对地方自治体恶性发展的倾向作出遏制。
　　三 民族自治的可行途径
　　如何为非汉民族提供自治保障？这个问题上常见的主张，是以非汉民族聚居的地域为单位划分边界，创设自治体。但是，这壹主张壹方面忽视了历史背景（例如“大西藏”在历史上长期分属于不同的行政单位），另壹方面各族杂居地区的划界工作会遇到难题，甚至引发流血冲突。
　　笔者认为，非汉民族自治问题的解决，需要跳出窠臼，寻找最佳方案：
　　（1）考虑族群认同与自治事业的关系，地方自治的许多方面，例如卫生、交通、治安，基本上不涉及族群认同；反之，族群认同的最根本因素——语言和文化（包括宗教），在地方自治的诸多内容之中只有教育体系等少数项目与之有关。
　　（2）地方自治的表现形式，没有必要拘泥于常见的层级，反而可以在必要的情况下为某些自治项目设立跨越层级、跨越省界县界、不具有排他性地理疆界的专门自治单位，不像通常的自治体那样负责壹定地域内几乎全部的自治事业，而只负责专项事业。
　　基于上述两个方面的考量，不难得出结论：非汉民族自治的关键在于，针对族群认同的要素，在透过宪政民主制度充分保障人权的基础上，确保各个族群传承发展本族语言文化的机会。具体的操作方案，就是在不涉及教育、文化的地方政府职能方面尽量保持现有区划不变，而在教育、文化方面采用灵活的自治政策，设立跨越省县边界并在各族杂居地区有壹定重叠的教育文化自治体446，使非汉民族可以透过自己的教育文化自治体实现本族语言文化的传承和发展447。与此同时，不凸显族群特性的民政事业由省、县、基层自治体负责，其管辖范围应当尽量以历史沿革为出发点，在中国大陆的宪政民主制度巩固之前不宜急于重组448。教育文化自治体制度，能够尊重和保护各族的特殊性，并避免以族群为单位冒進自治所可能带来的族群冲突的危险。
　　在各族杂居地区，教育文化自治体可以呈现盘根错节的局面，居民或以自然村为单位、或以学校招生地域范围为单位，举行投票，对公立学校的教育文化自治体归属作出选择。如果两个选择得票比较接近，则可设立两所学校，每个学生的就学由家长决定449。如果某项选择在某壹地区的每壹个投票单位都不占优势，但此项选择在临近的几个投票单位的总和达到了壹定的标准，那麽此项选择所对应的教育文化自治体就应当在达到标准的数个投票单位的居中位置开办学校，以满足需求。如果某项选择在某个地区占据压倒多数地位，但少数派的家长不愿让孩子進入多数派所决定的教育文化体系，那麽，为了尊重个人自由和受教育的权利，国家应当为这些学生发放教育代金券，学生可以凭代金券冲抵私立学校或外地公立学校的壹部分学费（代金券制度将在下壹节详细讨论）450。上述设想以其灵活性避免了零和游戏，兼顾了族群自治需求和个人自由451。教育文化自治体在地域方面不具有排他性的地理疆界，可以互相交叉重叠，而且与省、县及基层自治体并行不悖452。
　　基于民主原则的省县自治，在某些省县有可能自然形成非汉民族的绝对主导地位（如藏族在西藏），也有可能形成汉族主导省政、非汉民族主导某些县乡的局面。在后壹种情况下，教育文化自治体制度就成为民主原则与族群自治之间的桥梁，不偏于任何壹个极端，有助于民主宪政的巩固，也有助于多元并存、各族和睦的中华国族的长远发展。
　　教育文化自治体制度与民国宪法的省县自治和教育文化条款并不矛盾。教育文化自治体可以具有特殊的公法人地位，由专门法律规范其与各级自治体的协作关系（包括财务关系），以及基层教育文化机关的民主选举机制和问责机制。
　　此外，民国宪法第 168、169 条规定了国家扶植边疆民族自治的基本国策，对教育文化自治体和各级自治体皆可适用。作为特殊公法人的教育文化自治体，可以获得国家的特别扶助，在符合民主原则和国家关于教育水准的基本要求的基础上自主办理教育文化事业，在涉及宗教的领域（如藏族幼童出家或在寺庙接受教育）还可以有特殊的规定，在此不详细讨论。
　　第二节 基本国策
　　1919 年德国魏玛宪法开创了国策单列章节加载宪法的先例，但这壹做法在魏玛德国时期即引发了争议，某些国策难以具有规范性的效力。当世各个民主国家的宪法，以相当长的篇幅规划基本国策的并不多见。但是，基本国策入宪并不是重大瑕疵，我们应当采用务实的态度对待民国宪法的国策内容。
　　壹 不同性质的国策条文
　　基本国策，尽管具有前瞻性和指导性，但社会经济的动态发展意味着制宪者不可能预料到日后所有可能的政策细节，制宪者的善意期待也可能带来某些不切实际的政策愿景。因此，民国宪法基本国策条文并非全部具有约束力，某些条文必须采用灵活的解读。下面从约束力的角度分三类讨论基本国策条文453：
　　（壹）边界规范性的国策条文
　　为政府行为和政府人事构成划出边界条件的规范性国策条文，具有完全的约束力，不得灵活解读。外国宪法中的此类条文时常散见于宪法各个章节，而不是集中于专门的国策章节。
　　民国宪法第 138-140 条对军队国家化和军人不得干政的规定，就是典型的边界规范性条文，通行于民主国家454。第 164 条关于教育、科学、文化经费占预算总额的最低比例，亦属于边界规范。
　　值得特别讨论的是民国宪法第 160 条之“六岁至十二岁之学龄儿童，壹律受基本教育，免纳学费”的规定。此条言辞确切，没有变通解释的余地，在约束力的角度上属于政府行为的边界规范，而且直接形成了人民的公法权利，适龄儿童接受基本教育时若被索取学费可拒付455。
　　（二）立法授权式的国策条文
　　某些国策条文明确提及“经法律许可”或“依法律限制”，相当于对政府的立法授权，就法理而言是规范性的授权条文，但没有具体划出边界条件，所以就操作而言留有充分的弹性空间。政府如何立法，虽然需要依据宪法相关条文提出的立法原则，但仍然具有因地、因时制宜的灵活性。
　　民国宪法第 145 条“国家对于私人财富及私营事业，认为有妨害国计民生之平衡发展者，应以法律限制之”，就是典型的例子。以美国政府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政府，虽然不壹定从宪法中获得如此明确的授权，但透过对税收条款和经济贸易条款的灵活解读，无壹例外在这些方面积极立法，如美国的反托拉斯法。民国政府如何衡量“国计民生之平衡发展”，取决于动态的时代共识而不是 1946 年制宪者的定见。国府迁台之后并不拘泥于“节制资本”的字面意义，而是实行了促進私营产业发展的经济政策，带动了台湾的经济腾飞。
　　（三）方针愿景性的国策条文
　　并非边界条件亦没有明示立法授权的国策条文，具有施政方针和愿景的性质456，实际效力取决于其在具体社会经济环境中的可操作性。政府立法施政之时，如果有条件满足宪法中相关国策的要求，则应当满足之；如果没有条件，那麽政府决定部分履行或无为，并不违宪457。但是，政府立法施政不可与宪法基本国策反其道而行之，因为民国宪法第171 条明文规定“法律与宪法抵触者无效”。
　　例如，民国宪法第 152 条“人民具有工作能力者，国家应予以适当之工作机会”，在字面上显然是壹个理想化的愿景，没有完全实现之可能，至多得到部分实现。如果国家遇到财政困难而无法帮助失业人口就业，那麽国家的无为并不是对这壹条文的直接抵触，也就属于宪法容许的范围之内。至于国家机关在必要时裁撤冗员的做法，与民国宪法第152 条无关，因为此条文指的是国家帮助就业，而不是由国家作为雇主来直接提供就业机会；反之，国家作为公法人，享有相应的权利458，包括裁撤冗员的权利。
　　此外，方针愿景性的基本国策条文如果涉及并非日常通用语汇的意识形态术语，其含义应当以其后的细节条文为准，而不应以宪法之外的任何意识形态为准。民国宪法第 142 条“国民经济应以民生主义为基本原则，实施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以谋国计民生之均足”，因涉及意识形态术语而不具有明确含义459，需要由第 143-151 条阐发其具体内容。
　　“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在民国宪法中并不意味着孙中山生前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具体政策主张，而是由第 143-145 条作出务实的界定。
　　“愿景”入宪，固然具有政治意义，但在司法角度是否多此壹举呢？否也。其壹，宪法“方针条款”在司法部门的个案审理中可以用作参照，甚至用于对其他权利施加限制460。其二，宪法位阶的基本国策壹旦形诸法律，即不能被司法部门以“违宪”为由全盘推翻461（针对其立法的违宪审查至多否定壹些细节462）。也就是说，方针愿景壹旦加载宪法，即在效果上限缩了违宪审查的范围。例如，对边疆民族463的特殊照顾在形式上违反了宪法第 5 条和第 7 条所明定的平等原则（汉族贫困地区和散居汉族地区的非汉民族无法获得同等照顾），如果没有列入宪法基本国策（第 168、169 条），即可能难以通过违宪审查464。
　　二 以“中间略左”的国策遏制极左
　　1946 年 4 月的政协宪草之基本国策条文相当笼统。制宪国民大会期间，以国民党籍代表为主体的制宪国民大会接受了政协宪草的政体架构（仅有略微修正），但在地方自治和基本国策方面对政协宪草作出了扩展，阐明了许多细节465。民国宪法关于国民经济、社会安全、教育文化的基本国策条文所具有的左派倾向或射秽主义倾向，实则反映了参与制宪的国民党、民主社会党和青年党对左派政策的认同，以及左派思潮在当时全球范围的影响力——二战前后，宪政民主国家没有壹个选择以右翼经济、社会政策对抗极左共产势力，而是无壹例外采用了略受左派影响的、温和的经济、社会政策466，甚至有工党或社会党胜选执政。
　　以二十壹世纪的视角来衡量，定格于 1946 年的民国宪法基本国策条文大都属于现代自由民主国家（包括美国这样并非福利国家者）的政府普遍承担的社会职能。政党竞争和选民的民生诉求，导致经济、社会、教育政策中间偏左的状态成为现代自由民主国家的常态，民国宪法的基本国策在这个尺度上只是中间略左（和当代福利国家相比甚至靠右），而且在经济政策上为自由经济留有巨大的立法空间467。
　　从务实的角度考虑，民主转型之后的中国大陆不可能实现“最小政府”或“无为而治”，东欧国家民主转型之后也纷纷将社会权写入宪法468，所以自由至上主义者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有必要以客观的眼光看待民国宪法。事实上，民国宪法的基本国策条文不但可行，而且可以以其“中间略左”的性质，起到遏制极左势力的功效。
　　就大体而言，民国宪法的经济、社会、教育政策能够容纳中国大陆未来无法避免的社会福利诉求，并为之提供框架，可以避免其恶性膨胀。中国大陆贫富悬殊和仇富心态盛行的国情民情有可能为极左政治力量的兴起提供温床，民国宪法的基本国策对人民可以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对极左势力不啻釜底抽薪。
　　就细节而言，民国宪法第 143 条对“平均地权”所作具体解释中的“土地价值非因施以劳力资本而增加者，应由国家征收土地增值税，归人民共享之”，在效果上将土地增值税划为国家税种，这就避免了极左势力在地方施行某些极左政策的可能——如果极左政党在地方自治体胜选，将无法对土地增值课以重税。此外，土地增值税“归人民共享之”
　　而不是“分享之”的规定也避免了劫富济贫、均分财富的误区469，即使左派政党在中央胜选，亦无法平分土地增值税，必须依据“共享”的原则用之于公共事业。
　　三 国策展望
　　如前所述，民国宪法的基本国策章节并无大碍。但是，在保留1946 年的基本国策的同时，是否有必要添加新的内容呢？笔者认为，除了台湾修宪过程中增添的国策条文值得参考以外，下述自由主义的考量似可作为具有强制力的边界规范加载宪法，成为对 1946 年左派影响的平衡和补充。
　　（壹）公共政策的个人自由原则
　　自由主义在民国制宪的年代并不是国内外思潮的主流，今日则具有极大的影响力。政治经济领域多年来的理论与实践已经表明，组成“人民”的个人并不具有利益的壹致性，国家政策在相当多的情况下会侵犯壹部分个人的利益和自由。虽然“自由”并不是绝对的，但是“公益”
　　同样并非绝对，如果在政策上强调人民的整体利益（或者说多数人的利益）而忽视了个人自由和少数人的利益，那麽政策走向偏差的可能性势必加大。国家和各个自治体制定公共政策之时，有必要尽量尊重个人自由，在尽可能多的方面给个人以选择的机会。
　　上文讨论教育文化自治体制度时简单提及的教育代金券制度，就是典型的例子。如果家长出于某种原因不愿送子女去公立学校入学，政府是否应当以代金券的形式为他们提供壹定的补偿，以冲抵私立学校的费用？笔者认为，教育代金券制度尊重个人自由，促進社会的多元化，为公立学校造成竞争压力以提高其质量，并且在多族杂居地区为教育选择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具有很强的合理性。
　　教育代金券制度的讨论，仅仅是抛砖引玉。如果壹定程度的个人自由原则能够加载宪法，将大有脾益。例如：国家及自治公法人制定公共政策，应以尊重个人自由和个人选择为基本原则，人民不选用公营事业而蒙受重大经济损失者470，应按适当比例，专款专用，予以补偿。
　　个人自由，在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理论体系中并未得到正面表述。但是，这壹事实出于国民革命的历史背景，孙中山强调的是国民党党员让渡个人自由于政党，形成合力，以期在革命成功后享受自由平等的权利（1924 年 11 月在黄埔军官学校的告别演说中更以商人投资与分红的时间差为例，说明这个道理471）。孙中山毕生致力于革命事业，不曾就革命成功、宪政施行之后的个人自由问题作出详细阐述。事实上，与公共政策有关的个人自由选择问题在西方学术界直至近几十年（甚至近十数年）方才获得重大突破。我等后人在宪政制度设计之中为个人自由和个人选择提供保障，在某种意义上继续了先贤未竟的事业。
　　（二）福利制度避免奖懒罚勤的原则
　　虽然中国几乎没有成为欧式福利国家的可能，但壹定程度的社会福利是不可避免的，也为民国宪法基本国策所要求。在这壹前提下，自由主义者的要务是优化福利制度，至少需要避免福利制度奖懒罚勤的倾向。为此，在宪法的国策部分明示福利制度不得奖懒罚勤这壹基本原则，就具有积极正面的意义，为中国大陆未来福利制度的立法过程提供准绳。
　　如何避免奖懒罚勤呢？笔者在《黄花岗》杂志第 49 期发表的《转型正义和民生保障——“国民福利基金”的设想》壹文对此作出了初步的探讨（概言之，以“人头福利”取代低保福利和所得税免税额，全体国民不分收入高低皆享有同等福利），作为附录二收录于本书。
　　（三）刑罚之保护社会和个人责任的原则
　　1996 年，美国俄勒冈州选民行使创制权，高票通过了州宪修正案472，把该州宪法原文之“刑罚法律应基于改造的原则，而不是报复性的正义（vindicative justice） ”改为保护 社会、个人担 当（ personalresponsibility）、个人行为课责（accountability for one’s actions）和改造等原则并重。俄勒冈州宪法的这壹修正，直接导致反社会、无人性的冷血变态罪犯被重判473。笔者尚不知道哪个独立主权国家的宪法有类似条文，但是，西方民主国家愈演愈烈的壹个倾向就是百般寻找外在原因为严重刑事犯开脱罪责、使之从轻发落，有鉴于此，笔者认为美国俄勒冈州的上述州宪修正案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474。但是，此条修正案剔除了俄勒冈州宪法原文对“报复性的正义”的排斥，具有很强的“刑罚民粹主义”色彩475。为了平衡起见，似应在突出保护社会、个人责任和改造等原则的同时明文否定“报复性的正义”476。

转载者的结论

一百零二年前的五四运动让马克屎主义传入中国，三民主义开始被边缘化，一百零二年之后的今天三民主义的积极意义几乎已经没有人在讨论了，三民主义的积极意义被严重忽略，三民主义的积极意义不应该被忽略，事实上三民主义适合成为中国社会转型的指导思想，三民主义的积极意义有必要被认识，三民主义的社会制度可以成为中国社会转型的铺垫，三民主义的社会制度适合成为过渡阶段的社会制度。

民族主义

追求民族平等与世界大同属于是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的目标，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的目标是国际主义。支持尊重多元与国际主义是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的本质，三民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文化性的种族灭绝，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不是共匪主张的民族主义。

民权主义

虽然根据孙文构思的政治制度，国家元首是由一层一层递减投票人数的方式间接选举产生的，国大代表间接选举产生，国大代表由县议会提名，国民大会选举产生国家元首，省议会由县议会选举产生，省政府由省议会选举产生，国民大会没有立法权，立法权由立法院来行使，而立法院又不可以民选，国民大会只能对立法院的立法進行赞成或否决投票，人民无法直接选举代表政党的立法委员，虽然这种制度设计直接否定了直接民主凝聚出来的政治理念对国家方向的支配，剥夺了人民的政治自决权，虽然间接选举产生的国民大会没有监察权，监察权由监察院独立实行，监察院的成立不需要经过国民大会的批准，监察委员由不是直接选举的省市议会委任，人民只能直接选举县议会，虽然这种制度设计属于间接民主的精英专政，但是民权主义的社会制度还是比共匪建立的共产极权制度進步很多。虽然直接民权选县议员，然后县议员选省议员然后省议员选省政府，虽然县议会提名国大代表然后国大代表选举国家元首与中央政府的制度设计让依靠县政议题与县议员选举的民意选出的县议员拥有行使大量间接民权的权力，立法院无法由全国议题与全国性选举的直接民意选举产生，容易让立法院与中央政府脱离直接民意，但是至少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为县一级的行政单位的地方自治与基层公民社会的发展创造了空间，至少最低限度的约束了政府的行政权力，这种社会制度比共产极权制度進步太多了，中国如果有机会实行三民主义，中国社会将会比现在進步很多。虽然国民大会制度比现代议会制度更倾向于精英统治，但是至少国民大会制度比共匪建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進步太多了，共匪建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本质上是马列极权主义一党专政苏维埃体制彻底架空代议制民主的工具。虽然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不会让中国成为类似欧美民主国家那样的国家，但是至少可以让中国成为比共产极权国家進步的国家。五院制度优于共匪建立的议行合一的共产极权制度，如果中国无法成为类似西方民主国家那样的国家，成为实行五院制的国家肯定会比现在好。虽然实行三民主义无法让中国成为现代民主国家，但是至少可以让中国社会的直接民主上升到县政权，至少可以削弱政治制度的极权程度，如果中国因为历史社会条件太差无法迅速过渡成为现代民主国家，可以尝试实行三民主义，然后再过渡成为现代民主国家。实行三民主义可以为中国社会带来進步，实行三民主义会让中国社会更容易过渡成为现代民主国家。一国两制与九二共识违反三民主义，一国两制规定台湾必须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否定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九二共识支持维持现状，否定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历史使命，国民党如果信奉三民主义，应该支持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让中国成为实行五院制的三民主义国家，让中华民国固有疆域的全体国民生活在三民主义的社会制度之下，建立民族多元与五权分立以及民生均富外加争取天下为公 世界大同的中华民国。我觉得中国应该实行内阁制，而且应该强化比例代表制的选举方式，中国所有关心政治的人基本上都有明确的意识形态倾向，有左派，有右派，有中间派，不同流派代表着不同的利益群体，民主政治的本质是调和不同利益群体的冲突，突出理念选择，强化政党选择。淡化政治上空洞以凸显个人魅力为核心的总统制加单一选区制不适合中国这样的国家，因为总统制加单一选区制太强调参选人个人媒体的行销，如果在中国这样的有浓厚的精英主义文化与个人崇拜土壤的国家，很容易发生威权复辟的事情。如果没有比例代表制的支撑，形成的选举文化最终将不利于培养公民意识与政治参与，单一选区制有的时候会因为选区划分形成的人口结构，造成得票总数虽然不是最多的政党成为国会最大党，比如英国二零一九年的国会选举就是很好的证明，虽然右派政党的总票数并不如左派政党的总票数多，可是右派政党还是取得了多数席次。而且总统制加单一选区制很容易让那些转型过程中没有被清算的前朝既得利益者借壳上市，因为收买政治人物的成本与比例代表制比起来要低很多，毕竟比例代表制是投政党票，根据政党票的比例分配席次，需要庞大的意识形态输出系统，长期的社会意识形态建设，而且需要在全国各地都争取到广泛的选民支持，才有机会成为国会多数。我个人更倾向于内阁制，内阁制不容易产生缺乏民意基础的国家元首，总统制容易产生选举过程中依靠个人魅力行销上台，上台之后摆烂的国家元首。民主政治应该是利益博弈的过程，不同的理念对应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应该建立倾向理念选择的比例代表制的选举制度。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之后会实现地方自治，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之后会促進公民社会的发展。虽然实行三民主义的地方自治无法让地方自治上升到联邦制的高度，但是三民主义的地方自治会提升公民社会的发展空间。

民生主义

三民主义的民生史观属于希望运用阶级合作实现天下为公 世界大同的改良主义取代依靠阶级斗争实现共产主义的革命理论的温和唯物史观，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的部份理念跟民主射秽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以及社会自由主义的经济理念很接近，虽然孙文的军政 训政 宪政三段理论被国民党的独裁势力利用外加共匪的叛乱让这种利用合理化，虽然孙文的民权主义倾向于精英主义与间接民主，容易让国民党脱离基层民众，在实践的过程中脱离民意，但是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的劳权理论的部份理念还是值得肯定的，三民主义的劳权理论属于左派理论，国民党的劳权理论容易在成熟的民主社会实践，就会产生民主射秽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以及社会自由的改良效果。虽然在一党专政的情况下土地国有就是土地党有，虽然国民党本质上和共匪有非常相似的地方，虽然国民党的创始人说人民要经过国民党的长期训政才能实现民主，在国民党不认为人民有能力行使民主之前就必须由国民党用壹党专政的方式来统治，共产党的创始人干脆直接说民主就是资产阶级玩弄工人阶级的工具，根本就不需要民主，虽然国民党的独裁势力利用孙文的训政理论与共匪的叛乱实行了一党专政，让平均地权变成土地党有，但是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的平均地权与涨价归公理论在成熟的民主社会实践可以发挥杜绝土地投机与土地寻租的效果。虽然孙文的军政 训政 宪政三段理论被国民党的独裁势力利用成为建立一党专政的依据，外加共匪的叛乱让这种利用合理化，虽然孙文的民权主义倾向于精英主义与间接民主，容易让国民党脱离基层民众，在实践的过程中脱离民意，虽然发达国家资本在国民党的独裁势力建立的一党专政的社会里边成为发达党国资本主义，虽然节制资本在一党专政的基础上成为权力寻租，但是发达国家资本与节制资本在成熟的民主社会里边以国营企业民主公营与实行高额的累進税制度的方法進行实践，就会产生民主射秽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以及社会自由的改良效果，没有必要全盘否定三民主义。没有土地投机与土地寻租的功能的私有土地与提供公共服务的公有土地会造福人类社会，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的土地理念在目标层面是值得肯定的，虽然国民党的独裁势力利用孙文的训政理论与共匪的叛乱建立了一党专政，虽然在一党专政的基础上平均地权与涨价归公成为土地党有与土地寻租，但是在成熟的民主社会里边实践平均地权与涨价归公，让民选国会与直接民主来决定公有土地的公共服务与私有土地产生的土地增值收益就可以落实平均地权与涨价归公的理念，就可以发挥杜绝土地投机与土地寻租的效果，土地为人类社会带来的社会危机是一党专政与允许土地寻租的土地制度造成的，没有必要全盘否定三民主义。民生主义的混合经济理念如果在成熟的民主社会让白左实践会产生福利国家的效果，如果在实行一党专政的社会让国民党的独裁势力实践就会产生党国资本主义制度。因为土地的天然营养能力或负载功能所产生的自然收益，属于素地租金，在中国成为农业增值税 村提留乡统筹被共匪占有。因为社会進步文明发展而增加的社会收益，社会增值或者自然增值而增加的收益属于经济地租，在中国成为土地出让金的收入与高房价收入，被共匪占有。因为土地所有权人对土地投入劳动或资本所生之收益属于改良价值所形成之收益，在中国属于耕地占用税被共匪占有。共匪根本就没有消灭土地剥削，而是成为土地剥削的受益者。平均地权与涨价归公只能在成熟的民主社会進行实践，土地国有 政府支配 人民使用落实平均地权与涨价归公在一党专政的社会里边会成为土地党有 官僚资产阶级支配 人民成为城市租客与农村佃农，地权归极权政府所有，土地税收归官僚资产阶级，中国社会如果要落实平均地权与涨价归公，必须结束共匪建立的共产极权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