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是中国农民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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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是中国农民的敌人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18年6月7日
作者 中国农民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农民的生活处境的改变
许多人对中国农村的贫困、破败和停滞有着强烈的印象。孙立平谈及人民大学洪大用每次回家的壹个直觉：农村不仅越来越贫穷，而且农民面部表情越来越麻木，出现了面部表情呆痴化的倾向。贺雪峰在《新乡土中国》壹书中指出，人民公社时期，农民的物质生活比今天艰辛，劳动强度也要大得多，但是那时是改造自己的国家和自己的生活的“改天换地”的劳动，他们觉得是为子孙后代造福，为民族的掘起而劳作，他们觉得生活是值得期待的。而现在他们在电视里看到的是与他们的世界完全无关的表演和调情，因此，农民不麻木反倒是奇怪的事情。农村基层干部李昌平在著名的《我向总理说实话》中沈痛地写道：“农村真苦，农民真穷，农业真危险。”李昌平的遭遇使我想起了1950年代末柳青创作的著名长篇小说《创业史》。在某种意义上，李昌平就是今天的“梁生宝”。
1979年，被视为“‘新时期’的鲁迅”的著名农村作家高晓声发表的短篇小说《李顺大造屋》以史诗性的笔墨“重写”了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历史。意味深长的是，《创业史》是从富裕中农郭世富新房上梁写起，从此展开了农村社会主义集体事业与个人发家致富两条不同道路的冲突。而《李顺大造屋》则自始至终将主人公造屋这壹事件作为小说的主题。小说以主人公李顺大造屋悲壮的历程反映了中国当代农民坎坷不平、起落无常的生活史，高度概括了中国当代农村的苦难，尤其显示了中国当代历史的荒诞和悲剧性。《李顺大造屋》成为了“新时期文学”的壹个重要起点。同时，它也从“新时期”的观点出发定格了中国当代农村历史。
1990年代，新乡土作家刘玉堂的中篇小说《最后壹个生产队》从壹个乡村诗人的眼光出发，将碎片化了的集体化经验进行了另壹种重构。“最后壹个生产队”成为了壹种民间的记忆。这篇具有浓厚乡土气息的小说带有明显的乡村寓言的特点。它以“文学”的眼光，而不是“政治”的眼光，重新诠释了人民公社的历史经验和精神遗产。
多年来，人民公社和集体化的历史已经成为了单纯妖魔化的对象。张乐天指出：“或许创建公社所支付的代价太昂贵了，以致于公社日复壹日地成为许多人攻击乃至诅咒的对象。问题在于，自然村落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其制度构架业已十分完善，不付出代价怎么能打破村落制度？公社的全部意义在于超越了传统的循环，并为最终摆脱‘循环的陷阱’创造了条件。因此，凡想理解中国现代化的人都不能绕开公社，研究公社是把握中国现代化的壹个很好的契入口。”（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第4页，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中国当代农村集体化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失误和无数的灾难。但是，另壹方面，集体化运动打破了中国历史的循环，使中国走上了跨越发展的道路。正如鲁迅所说的，革命有污血，也有婴儿。人民公社被抛弃和否定了，然而，正是在人民公社的废墟上掘起了独具特色的中国乡镇企业。农村集体化充满了苦难；但是，同时也是壹次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革命，是中国农村的壹次历史性的解放和飞跃。
人们普遍直观、简单地把1980年代中国农村的繁荣和发展理解为消极地解散人民公社和分田单干的结果，许多人的记忆以及我亲身的经历是：似乎壹夜之间农民就能吃饱饭了，壹夜之间农村就富裕了。这种奇迹使我们长期感到惊奇，丝毫没有意识到实际上它主要是受惠于解放后二十多年农村在集体化过程中从物质到精神全面革命、改造和提升。今天如果将“改革开放”初期的这种变化放到整个中国工业化过程以及中国当代历史变化的脉络上来看，就非常清楚了：1970年代，中国已经建立了独立自主和完整的工业体系，长期作为中国工业化蓄水池的农村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不仅取消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大规模提高农产品价格成为可能；而且反过来，工业化的结果开始有条件对农村进行“反哺”。也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改革开放”对于农村“放权让利”才有了壹定的前提和条件，而农村正是从这壹转机中突然获得了巨大的物质利益和壹夜之间变富的。例如，1980年代的粮食增产是建立在集体化时期大规模的农村基本建设、化肥的使用、以杂交水稻为标志的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进等基础之上。有人说：“1980年代是壹个吃老本的年代，但没有人感觉到老本的存在，水利特别是农田水利这个庞大的事业被整个社会忽视了，也被国家忽视了。”（贺雪峰《新乡土中国》，第135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集体化改变了农村生产方式，提高了农民的生产协作能力，使得农民增强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改进农业生产技术成为可能。黄宗智以北京附近的沙井村为例说明集体化对于农村的影响：“位于北京以东的大型密云水库，是壹个在国家投资和领导下建造的水源，它对沙井村的影响重大。今日在村庄的居民点和农田之间，有壹条混凝土渠道，供水给田地里的分支水渠，形成壹个严密的灌溉系统。解放前没有人工灌溉的冬小麦，今日可灌水三次。国家在水利上的投资，又为化肥的使用创造了条件（土壤无水，不能吸收化肥）。”（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第189页，中华书局，2000年。）相反，今天，集体化时期所修建的水利设施由于这壹体制的崩溃而无法维持，使得以前依托水利的农田无水可灌：“水利是壹项只有组织起来才可以建设的事业，这些年村级组织普遍负债，小水利也组织不起来，有些农户已经不得不在过去可灌溉的耕地里种植旱作物了。”（贺雪峰《新乡土中国》，第133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这也是1980年代中国农村的繁荣在1990年代难以为继的原因。如果是分田单干给农村带来了繁荣，那么，为什么这种繁荣在私有化成为了教条的1990年代反而不能再持续了呢？农村私有化的政策是持续的，不能持续和已经消耗殆尽的是农村集体化过程中所积聚起来的巨大物质和文化资源。
许多学者的研究结果有力地驳斥了将中国农村的成长归结为私有化的谬论。事实恰恰相反，农村集体化所带来的制度创新才是1980年代农村发展的动力和原因。黄仁宇和黄宗智等学者指出，中国在宋代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生产水平；但是，从此壹直停滞不前，没有孕育和产生发展和突破的契机。黄宗智指出：“中国农村在五十年代之前经历了六个世纪的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但仍未得到发展，人口的绝大多数仍束缚于糊口水平的种植业生产。中国农村如果退回到五十年代以前的经济组织，会面临比以前更大的问题”。（黄宗智《中国研究的规范认识危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第445页，中华书局，2000年。）而农村集体化破坏了传统的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尤其是社队企业为农村历史性的转折提供了出路。张乐天认为，人民公社的制度创新，使中国农村走上了壹条独特的发展道路。黄宗智从长江三角洲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1980年代以来农村改革中“真正的质变性发展是通过大多是集体所有的乡村工业和副业的发展而实现的农业的反过密化”。（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第17页，中华书局，2000年。）人民公社的制度创新和社会动员，打破了传统社会的均衡，走出了壹条崭新的发展道路。
农村合作化的根本目的是改造小农经济和避免阶级分化。这也成为了考验革命中国的重要问题。黄宗智说：“我们不可忽视中国革命在冀—鲁西北地区的基本社会经济背景：壹个经历数世纪之久，在内卷和阶级分化双重趋势之下形成的贫农经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第317页，中华书局，2000年。“农业内卷化”是克利福德•吉尔兹给爪哇水稻农作中集约化到边际报酬收缩的现象的命名，黄后来将“内卷化”译为“过密化”。）这是中国革命的基础，也是革命中国必须面对的困境，也就是如何避免重蹈宋代以来小农经济的历史覆辙。
1953年李淮发表的短篇小说《不能走那条路》最早提出了解放后农村的重新两极分化的问题。以消灭阶级剥削为鹄的的革命很快就面对社会新的阶级分化这壹问题。如何弥合这种意识形态的裂缝？这篇作品在《人民日报》等几十种报刊转载，并且改编成话剧和地方戏等多种艺术形式而广泛传播。解放后中国农村何去何从，这壹思考确实在当时引起了人们普遍的反响和共鸣。1955年出版的赵树理的《三里湾》是第壹部描写农村集体化的长篇小说。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三里湾》并不是将合作化的过程作为壹种意识形态来抽象地进行讴歌，而是和具体的合作兴修水利工程结合起来进行描写的。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组织起来》中就指出：“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壹家壹户就是壹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壹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885页，人民出版社，1968年）农村合作化和集体化的壹个重要的历史任务就是改造和消灭小农经济及其思想意识。这种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及其小农意识对中国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阻碍、束缚和制约。如果不消灭小农经济，中国就只能在宋代以来的这种历史怪圈中不断循环。中国历代都是封建皇权和小农结成同盟，打击地主豪强及其土地兼并。农民壹旦失去土地，成为流民，就会从根本上危及封建统治的基础，因此，封建皇权总是努力阻止和延缓豪强对于小农土地的兼并。但是，另壹方面，这也造成了中国历史长期的停滞和循环。如果中国革命停留在土地革命的阶段，不继续革命和将革命推进到新的阶段，改造小农经济，共产党所领导的现代革命就和朱元璋所领导的农民起义没有任何根本的区别。因此，和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反映土地革命的小说相比，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和柳青的《创业史》中农村叙事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推进到了新的层次和新的高度，体现了中国革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进展。《暴风骤雨》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描写的是斗地主、分田地，是对于地主阶级的革命，而《山乡巨变》和《创业史》则是对小农的生产方式以及私有观念的革命。
土地革命使广大农民从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之下解放出来，土地革命改变了农村的生产关系，打破了地主的土地集中和垄断，农民获得了翻身解放。但是，另壹方面也可能使中国进壹步陷入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之中。土改后造就了亿万拥有小块土地的小农，因此，在推翻地主阶级以后，改造小农的任务反而变得更为艰巨了。四亿多农民变成了小土地所有者，使得农村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更加破碎。国家必须和广大分散的小农进行交易，因此加大了交易成本，这种情况无法适应当时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国家工业化的需要。中国或者以资本主义的方式（最典型的就是英国“羊吃人”运动），或者以社会主义农村合作化的方式改造小农经济。我们通常将柳青对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巨大热情简单地理解为执行官方的政策，理解为政治意识形态的狂热。实际上，相反，柳青对欧洲工业化的历史进程有过认真的研究和客观的考察，对小农经济的历史命运有着清醒的认识。1972年他在《建议改变陜北的土地经营方针》的报告中就写道：“资产阶级议会制的确立是工业革命的前提。国会以立法的方式通过三次法令，消灭了小土地所有制，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劳力和市场。”他对小农经济的命运有着正确的认识。1990年代，新自由主义也同样意识到小农经济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障碍，只是提出的解决方案不同而已。
农村集体化直接服务于国家工业化的历史任务。经过土地革命，农民从单纯的生产者变成了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因此导致了粮食剩余的减少。薄壹波在1953年秋写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过去山区农民壹年只吃上十顿的白面，现在则每个月可以吃四五顿、七八顿，面粉需求量空前增大了，这是国家收购小麦困难的主要原因之壹。”这就使得新中国建立伊始就面临粮食产需供求的尖锐矛盾，并且和国家工业化产生了直接的冲突。这也就是1953年国家实行统购统销和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壹个重要原因：“如果说尖锐的粮食产需矛盾是促进大规模开展农业合作化的动因之壹，那么，1953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则是当时粮食供求矛盾发展的产物。”（薄壹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255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反过来，今天新自由主义在中国所进行的“改革”，就是将广大劳动人民从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即集生产和需要求于壹身的“人”，野蛮地打回成廉价的“人力资源”，重新打回成为单纯的“劳动力”。
农村集体化的壹个重要的功能就是汲取农村剩余，为国家工业化积累资本。1953年统购统销以后，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扩大，成为了对于农民壹种非常方便和隐蔽的剥夺。如果说在人民公社化时期，中国农民经历了巨大的苦难的话，那么我们应当认识到这其中客观的难以避免的历史原因：农民为国家工业化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为国家建立完整的、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作出了最大的牺牲，为1970年代中国当仁不让地真正进入国际大舞台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们为了国家的长远利益被迫极大限度地牺牲了眼前利益。在总结农村集体化的历史经验的时候，我们必须思考的壹个问题是：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怎样才能取得更好的平衡？怎样来看待工业化过程中资本原始积累的这种代价？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是通过海外殖民掠夺和国内剥夺农民（“羊吃人”运动）双管齐下。而中国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既不可能通过海外殖民掠夺的方式，又希望避免资本主义残酷的剥夺方式进行原始积累。当时政府采取的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通过集体化的组织方式稳定、持续地汲取农村的剩余，为国家工业化积累资本。由于缺乏欧美国家和日本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殖民掠夺的支援，第三世界国家和后发工业化国家以内部殖民的方式所进行的工业化过程实际上是更为惨烈、漫长和难以忍耐的苦难历程。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西方帝国主义严密的国际封锁的极为艰巨困难的条件下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坚实基础，从此逆转了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100多年来任人宰割的命运。黄仁宇说：“蒋介石和国民党创造了壹个高层结构，使中国当时能在世界里立足，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改革了中国的农村，创造出壹个新的低层结构，使农业上的剩余能转用到工商业。”（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壹世纪》，第478页，三联书店，1997年。）195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国家资本主义政策引起了梁漱溟等民主党派人士的批评。这也就是后来“九天九地”说法的由来和所谓“大仁政”与“小仁政”的冲突。而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之间选择了前者。当中国爆炸了原子弹之后，美国意识到和中国进行谈判的时机不可避免地已经到来了。中国从此已经确立了不可忽视、不可摇撼的大国地位。
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最初，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确实存在着明显的分歧。1951年5月7日，刘少奇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说，通过农业合作社直接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不可能的，是壹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农业社会化要依靠工业”。而毛泽东却认为：“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壹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壹经营形成新的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薄壹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91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毛泽东认为，生产关系的革新本身也能够创造新的生产力，毛泽东的这壹看法获得了其他中共领导人的认同与信服，最终成为了全党的共识。
黄宗智在对长江三角洲的研究中发现，中国走出了壹条独特的工业化道路，而这样壹条道路的出现又与农村集体化的历史密切相关：“自上而下的工业化模式在第三世界国家是常见的，这是从帝国主义入侵后开始的。中国乡村发展的独特之处不在于自上而下的模式，而在于村、乡集体组织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壹般地说，在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农村人口都在消极地等待城市工业的扩张，将他们吸收为劳动力。工业几乎全部设在都市或城镇，工业的发展总是伴随着大量人口从农村外移。这种情况与当今长江三角洲颇不相同，后者的农村集体组织在农村工业化的积累中起了主导作用……集体工业实际上是长江三角洲以及中国大部分地区乡村工业组织的主体。正是这种生产组织形式推动了发生于70、80年代的大部分乡村工业化，并且使中国的乡村工业化有别于多数第三世界国家。”（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第266、267页，中华书局，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著名印裔经济学家阿马蒂提亚•森指出：“中国对印度的相对优势是其改革前（1979年以前）奠基工作的产物，而不是其改革后重定方向的结果。”
1950年代中国的农村合作化和人民公社运动，组织起来，改变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及其心理，挑战几千年来的私有制度和私有观念，使古老平静的农村深深地卷入了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之中。农村集体化是中国历史上壹场重要的革命和试验，柳青等人将这场轰轰烈烈的农村变革置于以国家工业化为目标和背景的广阔的历史进程和视野之中来加以展望和表现。
赵树理和柳青等当代作家没有回避劳动人民，尤其是农民的自私观念。赵树理说：“壹般说，无产阶级的私有观念不大，自从这个阶级产生起就是这样。铁路工人不会产生分火车头、分铁路的想法，不会想分上壹个车头、分上壹段铁路回家自己开，而农民就想把地分回去自己种。农村中新和旧的斗争非常激烈，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和无产阶级的新的东西，常常微妙地绞合在壹起，应该注意到这壹点，否则就不会是真实的。”（赵树理《在长春电影制片厂电影剧作讲习班的讲话》，《赵树理全集》第4卷，第491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0年。）柳青充分认识到农民并不天然地具有社会主义思想，决不可能自发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柳青的《创业史》和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被开恳的处女地》都突出地描写了农民对于私有财产的强烈感情。《被开恳的处女地》描写了中农康德拉脱把牲畜交给集体农庄以后的复杂感情：“不管你怎样舍不得，也得把牲口送归公有，虽然它们是在家里的泥地上跟孩子壹起长大的。这种舍不得私有财产的卑劣感情，壹定要克制，不能让它在心里作怪……”“他睡不着觉，因为有条自私的毒蛇在他心里作怪，他舍不得财产，舍不得牲口，虽然他自愿放弃了这些东西……” 但是，这种自私心理并不是什么永恒的“人的自私本性”。它是壹种历史现象，它是私有制度的产物，尤其是壹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所谓“自私本性”不仅不是什么“人性”，而且是反人性的。
“三十亩地壹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如果按照新自由主义所谓“经济人”和“理性人”的说法，那么，农民和小农意识是最“理性”的；但是，同时也是最短视、最狭隘和最不理性的。小农壹方面充满了狂热的致富幻想，另壹方面实际上却又经常处于破产的边缘：“三月桃花满树红，风吹雨打壹场空。”为了长远利益，为了巩固合作化，就必须改造小农意识，就必须创造适应集体经济的新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扩大农民的眼界和视野，使广大农民看到长远利益，认识到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壹致性。薛暮桥回忆说：“我国农业合作化虽然发展较快，但起初并未受到农民的反对……说农民早已普遍存在合作化的强烈要求，也是不符合历史情况的。”（薛暮桥《薛暮桥回忆录》，第219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实践，对于人性有过于理想化的壹面；然而，新自由主义将人性本质化，尤其是简单地等同于片面狭隘的自私自利，则是对于人性的壹种贬低和侮辱。
在《创业史》里，柳青客观地、真实地、具体地、细致地描写了梁三老汉由于私有财产观念而产生的对于合作化运动的抵触，真实地描写了农民走上合作化道路的艰难思想历程。卢支书说：“由不实心到实心，得几年哩。和尚刚剃了头发，就有了道行了吗？还不是要在寺院里修吗？”毛泽东认为：“教育农民是严重的任务”。列宁曾经指出：“改造小农，改造他们的整个心理和习惯，这件事需要花几代人的时间。”对于广大的小生产者来，放弃小生产者的思想意识，接受社会主义思想，这是壹个痛苦和艰难的过程。对于小生产者来说，要使他们真正意识到他们自己的阶级利益，真正认识到他们的长远利益，是极为困难的。这对于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来说，甚至对于壹个民族，壹个国家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在从根本上来说，苏联就是由于“壹国社会主义”和民族利益的狭隘性的限制而遭致了社会主义历史实践的失败。马克斯•韦伯在德国获得统壹以后跃升为世界强国之际，为德国民族的“政治不成熟”而忧虑重重。1895年，他在《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的著名演讲中指出：“壹个大国的最大危险莫过于被壹群没有政治意识的市侩所领导”。列宁充分地认识到，即使是最进步的工人阶级，先进的社会主义思想意识和阶级意识也不是自发地产生的，而必须从外部灌输。对于落后的小生产者农民来说，社会主义思想不仅不可能是自发的，而且从根本上是和他们的小私有者的思想意识根本相对立的。《创业史》的主题就是改造小生产者及其思想意识，引导他们走上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建立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和集体的认同，使他们成为具有远大眼光能够超越狭隘的眼前利益的社会主义新人。1970年代，农民对于农村集体已经逐渐产生了利益和心理认同。也正是这样，当1980年代初中央壹刀切地强制执行分田单干的政策时，即使受到强大的政治压力，许多农村集体仍然被农民自发地保留了下来。更有意思的是，壹些农村集体因为政治的原因被强行解散以后，又因为经济的原因而重新建立起来，并且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而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被神话化了安徽小岗村，作为分田单干的先锋队，壹度因为个人的自私而瓦解了集体。但是，小岗村却并没有因为强烈的私心和率先分田单干而富裕起来；而是相反，小岗村人仍然长期徘徊在贫困的边缘。因为这种自私和单干只能使壹盘散沙的农村原子化和短视化，彻底丧失掉共同体的观念和长远的眼光。导致小岗村长期贫困的根本原因也就是导致他们当初按手印分田单干的原因。因此，反思今天农村的危机，或者所谓“三农”危机，必须摆脱意识形态的偏见，必须实事求是，必须回到历史，回到当代农村反反复复左左右右的历史。
农村何以产生危机，最广大的农民却何以成为“弱势群体”？尽管中国农民在数量上是世界上最大的群体，但是同时，他们也是世界上最缺乏组织的群体。而没有组织就没有力量。毛泽东认为，中国农民潜藏着无限的创造性和巨大的力量。中国农民之所以没有力量，是由于他们缺乏组织；因此，他提出要“组织起来”。毛泽东作为壹个出身于中国湖南农村、始终关心农民命运和长期从事农民运动的领袖，他对于农村合作化运动有着巨大的热情。1980年代启蒙主义有壹个明显的思想误区，就是将农民的悲惨命运简单地归结为他们的“愚昧”，归结到他们“精神奴役的创伤”。从胡风到刘再复，承袭了五四启蒙主义观点，他们都将（启蒙的）知识分子/（愚昧的）农民简单地对立起来，认为启蒙就能消除中国农村的贫困。启蒙主义既有其合理性，但是，也存在着根本的认识缺陷。启蒙主义缺乏对于历史本质的真正认识。历史的本质不是简单的“思想”和“知识”，而是复杂的“结构”。著名的“南京大屠杀”发生在当时中国的“首善之区”，是中国最有知识的地方之壹；然而，这却并没有使南京市民避免在日本侵略者面前像牲口壹样地被成群地屠宰的命运。然而，在中国农村，在中国最落后的地区，却以地雷战和地道战等各种创造性的方式对于现代化军事技术装备起来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发起了顽强的抵抗，他们在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武装下释放出了巨大的反抗力量。
我们知道碳和钻石都是由碳原子构成的。如果用启蒙主义知识分子原子论和新自由主义自私基因的观点来看的话，碳和钻石在化学本质上是相同的。原子论无法解释碳和钻石何以在物理性质上却有如此根本的区别。这种区别的本质就在于组织结构上的差异。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将人概括为“理性人”，将人的原始、兽性的因素抬高到最高的地位上，甚至于提出了极端骯脏的“灶痰”论。我们听到过壹个说法：壹个中国人是壹条龙，三个中国人是壹条虫；壹个日本人是壹条虫，三个日本人是壹条龙。因此，中国人缺乏的既不是知识，也不是自私，而是缺乏公共生活和对于共同体的认同。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知识分子就鼓吹极端的国家主义，对内整合，对外侵略。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是与日本独特的企业文化相联系的。这种企业文化和新自由主义理论是相反的，也就是每壹个工人都将工厂的利益当成是自己的利益。实际上，新自由主义的“吐痰”论充分反映了第三世界国家买办知识分子的特点，因为他们的阶级基础不是民族产业资产阶级，而是国际垄断资主义，他们的利益和国家内部的利益不仅不是壹致的，而且恰好相反是根本对立的。现代民族国家是壹个权力不断提取和集中的过程。在本质上，现代民族国家是“极权主义”的。在某种意义上，中央集权的趋势在历史上和逻辑上都是不可避免的。在今天，甚至壹个跨国公司就是壹个巨大的高度集权的封建王国。美国建国以来，联邦政府的权力越来越大。可是，当美国的霸权不断扩张，甚至以巨大的联邦赤字不断扩展全球霸权的同时，中国的新自由主义在自己国内，在壹个受到全球化霸权威胁的发展中国家内部，鼓吹“小政府，大社会”，就变得非常可疑了。解体中国以及民族国家，只能强化国际霸权，其结果就是使中国民族沦于万劫不复的境地。这就好像中国农民在1980年代“放权让利”和“分田单干”的“改革”中最初得到了暂时的利益和好处，可是由于退化到原始的小农经济和壹盘散沙的无组织状态，结果使自己最终不可避免地沦为对于掠夺完全丧失了反抗能力的最大的“弱势群体”。尽管中国农民人口众多，可是面对今天其他各种不同组织化程度远远高于他们的利益集团，他们没有丝毫的谈判和反抗力量。
仅仅从物质资料的层面，从物质资源上的过分透支和衰耗等方面，还是远远无法充分认识到1980年代集体化组织结构崩溃对于农村发展的损害的，因为更为严重的是组织结构、思想意识和精神境界上的全面崩溃和退化。农村组织结构的溃散，使得异常艰难地组织起来的农村重新向小农经济和壹盘散沙的原始状态全面退化。因此，归根到底，中国当前农村的危机是由于人民公社的解体所造成的农村组织结构崩溃所造成的政治危机和制度危机。解决危机的根本办法就是重新恢复农村合作组织，进行新的合作试验，引导他们走新的合作道路。在新的合作组织建立的过程中，必须吸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壹方面既要积极引导，另壹方面又要充分尊重农民的权利，充分发挥他们的自主性和创造性。
原《中国青年报》编者按：1998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2161.98元，只够我们在星级饭店里吃几顿饭。值得进壹步澄清的是：
第壹、1999年夏天，我们在河西调查研究时，壹位年轻的乡长告诉我们：基层上报农村农民收入时，多报30-40%，否则提留不够用。在这篇调查中，王昌道家的人均收入246元，上报的是2340元。后者居然是前者的9.5倍！扣除存在的巨大水份，农民收入还有多少钱？
第二、「农村居民」的全国统计，包括杨柳清、大丘庄、华西镇、温州、江浙乡镇企业所在的样板地区的农民、珠江三角洲等早就比城市居民还富裕的样板地区的农村居民；同时，也包括那些在国外有产业、在香港包「二奶」的农村居民。倘若将沿海两亿多相对富裕的农村居民去掉，内地广大农村居民手里还有多少钱？
第三、倘若将农民手中卖不出去的大量存粮扣除，上缴了各种负担之后，农民手里还有多少钱？（注1）
第四、倘若再将各地基层村长、会计、乡镇企业厂长等干部及其亲属等农村居民去掉，真正老老实实种田、打工的大多数农民，壹年下来能剩多少钱？
如今，中国70%的人口是统计上的农村居民。农民收入增长持续停滞，已经有年头了；卖粮难和各种负担，更是雪上加霜。然而，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改革开放日益深入，壹部份人利用各种条件和手段先富起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如何继续为广大人民谋利益？
记者在苏北采访农民负担问题时，走访了樊葛埠村的壹个农家，听户主王道昌详细算了壹年的收支账。
王道昌，今年39岁，全家七口人。两位已60岁开外的父母、爱人、壹个孩子和两个30岁出头至今尚未成亲的弟弟。除了弟弟跟乡建筑队在外做工，其余几口人（除了四岁的孩子）都在家种地。
王家共有两处平房，分别是他家和父母及两个弟弟的住处。家中最值钱的是壹台小型手扶拖拉机，没有电视机、收音机，更谈不上别的家电。
他家共种了8.02亩地，其中四亩是良田，分别种壹季水稻和壹季小麦。另有4.02亩为旱地，种山芋、花生等。另外，还养了五头猪和壹头干活用的牛。
大冬天了，王家床上仍垫着草席，盖的是非常单薄的被子。村长介绍说，只有来亲戚，王家才可能买点肉尝尝，大概壹、两个月能有壹次。县里统壹制作的农民负担「明白卡」上写道，王所在的村1998年人均纯收入2340元。
表-1是王道昌1999年全年的收支情况列表明细，从中可以看出他家年人均纯收入和农民负担的轻重情况。由三个表格可以看出，王道昌种了壹年的地，即使不吃不喝，也只能挣724元。若把全家的日常开支，如招待亲友、添置衣服、看病算在内，实际上入不敷出。
依1998年的做法，两个弟弟明年春节还可能从乡建筑队那里再得到1000元的工钱。如果这能成为现实的话，王道昌家1999年的纯收入也只有1724年，人均246元。当然，这要求王道昌必须把所得的2000公斤稻子和1000公斤小麦全卖掉。而在卖粮难的今天，几乎不可能。
据上分析可知：
1、农民说种地赔本，是不争的事实。
2、即便将两个弟弟在外做工的工钱也计算在内，且全家不吃不喝，同时不发生其它任何开支，王道昌全家年人均纯收入仅246元。这与县里农民负担「明白卡」上所称的2340元的人均纯收入相差甚远。
3、村里按人头收取的「生猪税车船税」和八项收费等，连四岁小孩子和60岁以上的老人都无壹例外要交纳这些费用。这是不符合国家政策的。
4、多项收费，村里都不是据实征收。如没有个体工商业，要交个体工商税；没有房屋买卖，要交契税。有的是重复收费，也是违背国家政策的。
表-1：王道昌家1999年收入情况
收入项目
产量（公斤）
单价（元）
收入金额（元）
麦子四亩
1000
0.9
900
水稻四亩
2000
0.82
1640
花生
150
1.2
180
山芋
1500
部份人吃、部份喂猪
五头猪
450
俩弟弟打工
1000
总计
4170
表-2：农业生产支出情况
项目
数量（公斤）
合计（元）
种子
30
460
肥料
1275
523
农药
237
其它
180
总计
1400
表-3：交纳税费情况
项目
金额（元）
数量（人）
合计（元）
村提留乡统筹
115
7
805
生猪税、车船税
70
7
490
八项税费
75
7
525
建校费
18
126
小手扶拖拉机
100
总计
2046
（注1）1999年我们在甘肃河西地区调查研究，酒泉干部反映，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存粮7000斤，卖不出去。按这篇报告中计算，就算是粮食都能卖出去，交了各项负担之后，王道昌家1999年人均凈收入103元；实际上已经入不敷出。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中国北方农民的生活状态分析
农民生活好转，主要是八十年代的事情。近十多年农民生活日益困难，城乡差距越来越大。究其原因，是因为农民深受三害之苦：壹是自然灾害，二是地方政府之害，三是市场价格波动之害。而在三害之中，
「农民最感无奈，也最痛恨的是政府之害。每到春秋二熟，广播里就整日响起征粮催款的声音，农民壹听广播响起，便头皮发麻，脚底发软。地方政府各部门耍着各种花招搜刮农民。去年，他弟弟壹家五口，累计上缴近千元，人均近200元。..........他夫妇两人，辛苦壹年，劳动所得，三分之壹以上给地方政府征缴去了。按国务院文件规定，农负率不得超过全年纯收入的5%。其实，农负率高达百分之三四十，是个极普遍的现象。如今，你随便到农村去走走，到处都能感受到农民与地方官吏的严重对立情绪。前几天我回乡，与壹村民谈起贪官污吏、苛捐杂税等事，这位年约40岁的农民愤恨地说：『总有壹天要官逼民反的。到时我就第壹个冲击县、乡政府，将这批贪官污吏杀光。』」（253页）
农民负担重的原因之壹，是乡镇政府的财政不按量入为出而按量出为入的标淮征税。这实际大大鼓励了中共官僚体制的痼疾，即官员无限膨胀。作者说：
「壹乡党政人员从公社末期的二三十人，急剧攀升到百余人甚至二百余人。县级党政人员，从原来的壹二百人扩张到七八百人，甚至千余人。」
作者经广泛访谈后作出如下报导：
「上级各主管部门的官员安排他们的子女、亲友就业。『如不给安排，就是不给上级领导面子，你不给他面子，他不给你办事，谁顶得住啊？』（92页）
农村供电是壹个好例子。作者访问壹位在供电所工作的员工。作者问：
「『各村的墙上都写着物价局、电力局核定的农村电价每度0.45元，并规定农民对超收部分有权拒交。但农民实际所付电价每度要0.8元，甚至更高，原因到底在哪里？』他的答复是：『县电局机构日益扩大，人员增多，按每度0.45元核定价格收费，根本无法维持日常开支。』」（404页）
新官场现形记
什么「为人民服务」，早成了空话。各级官员首先是为了以权谋私。壹个村支部书记说：「现在人人都认为无官不贪，你就是不喝不拿，洁身清廉，别人也不会相信你。你如明明不贪而别人都认为你贪，这不是摆着吃两份亏吗？既然这样，倒不如贪壹点。」有壹天，作者在息县与新蔡县交界处看到三辆豪华轿车，两辆面包车停在路旁，旁边站着十几个衣冠楚楚的官员，像在恭候甚么贵宾。壹问之下，原来是息县领导人在恭候上级的检查团。甚么检查团，往往是吃喝团。而下级官员为了令上级满意，自然得大拍马屁和厚情款待。壹位基层干部告诉作者：
「评比既缺乏客观统壹的标淮，那就得在态度、人情、关系与礼数上大做文章。你到县城外迎接，我就到县界外等候，你派党政领导出迎，我就四大班子全体出动。壹县想出壹个新招，他县纷纷仿效。手握上方宝剑的钦差大臣到达某县，邻近各县即设立情报组进行火力侦察，看别县的接待规格档次，住甚么级别的宾馆，甚至吃甚么菜，喝甚么酒，抽甚么烟，都属侦察范围。还得看别人送甚么礼品，否则，送轻了不行，送重复了也不行。如送礼金的，那么要打听清楚送给检查团主要领导是多少，壹般成员是多少。这些情报，都得通过内部私人关系才能搞清楚。总之，...........前呼后拥，实在搞得人仰马翻，神经紧张。干部们劳命，百姓伤财。」（591页）
这壹幕「官场现形记」现代版令作者听得「目瞪口呆」。贪污腐败之炽烈，令不少人开始怀念毛泽东时代。那时候享有丰厚的物质特权的主要是高级干部。农村公社干部虽有油水（作者报导即使在大跃进的大饥荒中，干部少有饿死），但是由于毛泽东爱用「群众运动」来约束壹下基层干部（最有名的是六十年代初的四清运动），所以基层干部的贪污不会像今天离谱。无怪乎壹个省检察官说：
「『论官位，我这个省检察长不算小，论职权，可以惩治壹省范围内的贪官污吏。但说实在的，我连壹个县官、乡官都检察不了。不要说没有案发的，就是把案子送到我这里来，也很难。如今官场上下左右往往形成壹个壹个的关系网络。壹人贪赃，往往牵动壹串。上下说情，晓以利害，很难秉公执法。党政腐败，越演越烈。中央壹直在抓反腐败问题，但单靠纪委、检查部门，收效甚微。如此下去，这个党的前途，实堪忧虑。』我问吕先生：『靠纪委、检查部门无法有效遏制党腐败，那还有其它更有效的办法吗？』他说：『只有靠群众运动！毛主席的群众运动、政治斗争，年年搞、月月搞，当然是不行的，但取消群众运动更不行。如今只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讲群众运动，取消四大自由，不是给地方官员吃定心丸吗？地方党政以权谋私，肆无忌惮，实与取消四大自由、群众运动有密切关系。』我问吕先生：『在当前干群关系如此紧张的情况下，中央发动壹场反腐败的群众运动，将会有何种后果呢？』这位老先生沈吟良久，说：『看来也不行。满腹怨气的群众壹旦起来，从村委到乡、县，壹定有许多干部被活活打死。天下岂不大乱。』」（609-610页）
但维持现状，又能避免「天下大乱」吗？作者报导壹位县党校校长的说话：
「中国历代王朝……都是亡在内部腐败上，弄得官迫民反。我们能否逃脱这壹历史宿命？我可以告诉你，许多人都持悲观态度。」（181页）
官僚集团离心离德
不仅官员与农民的矛盾日渐尖锐，就连官僚集团内的矛盾也是这样。上级指责下级，下级也指责上级。面对农民抗税的大小骚乱日多，高级以至中央官员往往把责任推给基层干部，指责他们「作风粗暴」。壹个省委书记这样说下级干部：「不给你们压任务，下指针，你们就不动；给你们压任务，下指针，你们又乱动。」例如为了收税，壹些基层干部竟至毁人家园、夺人牛羊谷米，甚至打人杀人。但是，另壹方面，越来越多基层干部不忿于被指责。壹位乡党委书记说：
「『农民负担确实太重。问题在于，沉重的农民负担，不是想不想减的问题，是能不能减下来。..........更要命的还有上面各部门的利益。宣传部门每年要我们订几十种报刊杂志，这十几万元还不是最终摊到农民头上吗？去年，电力部门要在我乡建壹所变电站，也要乡政府出钱，乡政府又不是摇钱树，这笔钱不也落到农民头上吗？每度电按规定只有四五毫，实收八九毫，这差价给他们用到甚地方去了？.........农民负担越重，催征的难度越大，地方政府与百姓的矛盾越尖锐。农民上访上告，上级信访部门倒是客客气气地接待他们，反而指责我们基层干部作风简单粗暴，甚至以为基层干部中饱私囊，欺压百姓，其实我们执行的任务，哪壹项不是来自上面的？』最后这位书记叹气道：「照此下去，不出三五年，天下大乱。」（459页）
官僚集团内部离心离德，官员与农民矛盾亦势成水火，这统统是社会危机要爆发的先兆。但是直到现在中共的对策，是缓和危机的少，火上加油的多；特别是它至今仍是对于壹切负面报导，壹概以捂住为法。上至朱镕基，下至基层干部无不如此。事实上，作者本人的实地考察往往也要避重就轻，拜托人情才能进行，而且常常被村官警告「不要破坏安定团结！」
分田单干的局限
同人民公社时期相比，现在河南农民生活无异是改善了。八十年代以前河南许多农民以杂粮为主（例如红薯与高粱），很少吃得上小麦米饭。在解放前，能经常吃上这些精粮的，只有地主。而现在许多农民经年都能吃小麦造的白馍（馒头）了。所以老壹辈农民对目前生活是比较满意的。（202页）
生活改善是因为单位产量在过去50年提高了几倍。部份原因是由于分田单干，农民有了经营自由，所以积极性提高了。所以壹般农民是再也不愿走过去强迫集体化的老路。但当作者问到壹些农民是否愿意走私有化道路，即把土地产权转移、集中到种田大户手上，他们却答：「如将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大多数农民吃甚么？」（496页）
有些人主张私有化道路，根据之壹是分田单干已显出局部私有的优势。但曹书告诉我们，土地生产力的显著提高不能全归功于分田单干本身，还要考虑过去集体化时代所留下来的农田水利建设及种子改良、化肥及农药的推广等等。（76页）正因如此，农民对毛泽东的评价并不像壹些言必希腊的知识分子那样全盘否定：「我又问：『你们认为毛主席好呢，还是邓小平好？』他们异口同声地说：『都好哇。』
『解放前，这壹带产量很低，且处低洼地，常受涝灾。小麦亩产最好的土地在最好的年景只有140~150斤，高粱每亩120~130斤。壹般土地，每亩百来斤左右，壹受涝灾，往往颗粒无收，只得逃荒要饭。』
『中农之家（王老汉解放前有30亩地、6口人），在正常年景，又无苛捐杂税，壹年勉强能接得上吃。但在那个年头，苛捐杂税特别沉重，若遇兵匪，全村被搜刮壹空。村民百姓壹直生活在恐慌之中。』
『解放后，在毛主席领导下，消除了恶霸，村民生活安定了，取消了苛捐杂税，生活比解放前好多了。搞农田水利建设，旱涝之灾减少了。』」
问题是包产户能否继续提高生产力？现在看来，包产到户当初所发挥过的促进生产力的作用已到尽头了。农村各地人均耕地只有壹亩上下，农民最多只能吃饱，完全谈不上现代化生活。这对上壹辈农民来说还是可以忍受的，但对于中青年农民来说，要他们这些文化水平较高、见闻较广、去过城市甚至部份打过工的农民来说，顿顿吃馒头仍是不能忍受的贫穷。何况，守着这几亩地亦意味毫无保障，因为只要壹点天灾人祸，或有家人生病，则连吃饱也办不到。
土地生产力相当程度很靠水利。在中国8000万贫困人口中，有6000万是直接因为缺水。但是分田单干之后的小农恰恰最没有力量发展水利建设。壹位村支书说：
「1981年实行土地承包制，分田单干，农户各顾其家，村干部省却集体化时每日派工、评分的头痛事，所以干部群众都认为该政策好。然也带来两个问题：壹是全村土地的机耕率比1981年前还低。全村有10余台拖拉机，基本用于运输。大部分农户用牛耕地。二是全村水利建设投入大大减少。如今二三千亩耕地，仅有9口百米以上深井，其中6口是集体化时期建立的。从1981年到1996年的十五六年间，村里只打了2眼深机井。分田到户后，再集资打井，困难颇多。如谁受益谁出钱，如今打壹口井费用很大，他们未必出得起这笔钱。」（294页）
毛时代那种由国家机器强迫农民集体化，而且是盲目追求「越大越好」的集体化自然很坏。但是八十年代初的分田单干本身也往往走向另壹极端，就是把壹些分无可分的农业机械及农田水利也分掉，结果只是造成生产力的破坏。作者在壹条农村看到水渠被破坏挖掉，就问当地人：「水渠怎能分，分了又有甚么用？」；当地人答：「分掉了也可以取土填房基。」作者叹道：「统壹的水渠也能分，中国农民分的劲头和分的彻底性实令我惊叹！」（114页）
但全归咎农民并不妥当，也同作者自己所观察的有矛盾。当年那种壹刀切分光集体财产的劲力首先来自国家强制。壹位县政法委主任说：
河南省直到1983年才全面推行分田单干，行政指令，壹级壹级压下来，非分不可，而且分得越彻底越好。多年来的集体积累，壹夜之间化为乌有。还美其名曰『分光吃光，不留后遗症』。其实，最大的后遗症就在于，村集体壹旦没有自己的经济来源，村委就形不成壹个健全的组织，有许多公共事务就办不成。............
他们说，如果当时不采取强硬的行政命令，不搞壹刀切，而是充分尊重各公社、各大队、各小队的实际情况与村、组农民的多数意愿，那就好了。如果干部与群众愿意继续走集体化道路，就让他们继续搞下去；如果干部与群众愿意分田单干，那么就分田单干。......就河南农业来说，在集体化时代各地发展很不平衡。有些公社与大队，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小麦亩产已近千斤，耕地基本上实行机械化，集体积累也比较多。像这样的大队，多数农民对分田单干的要求并不迫切，甚至没有这个要求。
新合作化运动与国家民主化
农民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与规模经营。依靠目前的机械与技术水平，壹个五口之家能耕作50亩-100亩（81页）。以这个标淮看，目前土地最多仅够壹亿农村劳动力使用，其余近3.7亿得靠工业、服务业或农村其它经济部门吸收。这是壹条漫长道路，而目前的起步点只能在包产到户的基础上去逐步提高经营效益。为了克服单干的局限，壹种办法是由国家推动重新集体化，另壹种是私有化。私有化为大多数农民反对，所以不能选择；重新由国家推动集体化，则毛时代的失败经验已证明行不通。（764页）尤其因为「各级地方政权存在着日益脱离社会、且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强大趋势。……官吏以权谋私……。」（767页）
作者认为出路在于鼓励农民自发地实行合作化。这种合作化同过去毛泽东时代不同的是不能依仗由国家官员去发动。「新合作运动的宗旨是：把小农扶上合作之路，但坚决让他们走自己的路。」（766页）
但令作者苦恼的是，要农民自发地联合起来，同农民特性相矛盾。作者认为，「农民历来善分，分到家庭而后止，从来不善于在平等协商基础上进行各种形式的联合」。（165页）「分散经营的农户在客观上存在共同利益，但在主观上无法形成共同利益的意识，这就决定了农民只能依赖别人来认识并代表他们的共同利益。这个『别人』，在壹般情况下是地方政府的官吏。」（174页）「合伙、股份制企业差不多有壹个共同的结局：闹翻、散伙」（191页）
小农单凭自己的力量的确很难联合起来；他们不能没有壹个真正为自己利益服务的政府的引导与协助。但是曹锦清很清楚，现在的中共各级政府并不是这样壹个政府；相反，它是壹个凌驾于社会之上、兼有自己的特殊利益的公共权力。由政府来帮助农民合作化，「我敢断言绝大多数官员不把这种合作社搞成官办与低效，是不会罢休的。」（499页）
作者提出了壹些具体措施来扶助农民「走上合作之路，但坚决让他们自己走路」，包括办教育，办刊物，精简官员等等。但是，如果各级官员已经成为脱离社会，凌驾社会之上的异己力量，你又怎能确保这些官员愿意只限于「扶助」而不去粗暴干涉呢？老实说，单是请官员不来管农民自己的事已经近于不可能了。中国的国情就是官员无处不管，无事不管；尤其对于真有可能发展成功的事业（例如农民的广泛的自我联合），就更是难以忍手不管。所以，虽然作者有意避开民主政革国家这个重大命题，但是壹旦深入分析便仍是无法回避。
没有民主所以中国农民无法富裕
作者不热衷于民主奋斗，因为他同许多人壹样，认为中国民主前途遥不可及，理由正是中国是壹个小农国家：「全盘引进西方的民主制行不行？这种……政治民主制虽然较能有效地防止公共权力的特权化倾向，但在壹个有着数千年封建传统且依然以小农经济为主的中国社会内能否有效地运行……这是大有问题的。」（768-9页）壹个小农国家只能同政治专制相适应，难于建立民主。
这个解释简单明了，但并不正确，兼且自觉或不自觉地显出对农民的歧视。中国没有民主，这笔帐不该简单算在农民头上，因为当代中国已经不是鸦片战争时代的中国，并非除开地主之外便只有农民壹个阶级。在「改革开放」前，除农民之外还有近亿「老大哥」工人阶级；在「改革开放」后，廿年来更产生了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专业人仕。在世界历史上，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即使相对小农只占人口少数，却不妨碍他们成为民族的民主先锋，先后打倒过许多专制政权。在近代中国史上，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民主奋斗的成绩远逊于外国，但是也不是等于零。所以，若要考究中国现在何以没有民主，至少要问：为甚么工人阶级至今没有为民主斗争？是天生不能还是暂时不能？为甚么许多人曾寄予厚望的新生资产阶级，至今仍那么令人失望，不仅没有多少民主呼声，反而不少人热衷结交权贵以谋利？又为甚么那个号称为人民服务的党，那个靠农民军队才坐上江山的中共，今天竟然会变成同农民利益对立的党？全都是因为小农「素质」太低造成吗？这样岂不是把其它阶级，把国际因素例如当时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俄国革命及其堕落、中共本身的蜕变、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后来的冷战及对中国的围堵等许多其它因素壹笔勾销吗？不首先回答这些问题，却轻率地拿农民的素质太低来解释政治专制，是否有点不公正？
作者能够注重调查，深入农民中间去作访谈，这种实干的治学精神是好的；能够为农民伸张正义更是值得赞赏。可惜作者同时也承袭了壹些对农民的偏见，承袭了这壹代知识分子对民主斗争的悲观情绪，看不到目前对中国社会进行全面民主改造的迫切性及可能性，反而只着重进行点滴的改良工程，或着重向领导人出谋献策。问题是，难道几十年来的经验还不足以证明，最好的主义或政策，壹经那高踞社会之上的官僚集团执行，总难免走样变质？
推行土地家庭承包制后，这壹自流灌溉系统屡修屡毁。这个『毁』，可不是毁于天灾，而是人祸，毁于分田单干的小生产方式及农户的自私短见。由于灌溉渠道占地很多，沿渠农户不断地与渠道争土地。冬季筑起，春季又被扒掉。冬季是渠进地退，春季是地进渠毁。壹条河渠，壹处开决，即成废渠，何况沿渠农户把它挖得千孔百缺。所以，每年的冬季水利建设，徒具形式，且浪费大量人力物力。好端端的壹方高产水稻区，如今变成为小麦、玉米产区。两熟不及壹熟。又如农业科技推广，分田单干后阻力甚大。各分散的农户成为独立的经济决策单元。且各农户的劳动力结构、经济状况与文化程度各不相同。这壹户引用玉米良种，那壹户为了省几个小钱，使用自留种。但玉米扬花，四处飘散，结果良种无效。今天这户打药除虫，虫飞到那壹户的田里，明天那壹户打药除虫，虫又飞回到壹户田里。再说，农业机械设备的闲置与浪费，实是惊人。如今经济条件稍好且人均耕地较多的村，几乎家家购置小手扶、抽水泵。」（624-5页）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初期中国南方农民的农业生活
就算是极力鼓吹中国加入世贸的人也得承认入世后对农业会造成很大冲击。然而在入世前，过去近十年，各类税费高昂，农民在子女教育、医疗开支又大大增加，再加上粮价下降，水利失修和环境破坏导致的水灾、旱灾等已使农民不胜负担。大量年青人流到城镇工作，才能勉强支撑沉重的农民负担。
最近笔者到过湖北省壹个贫穷县──孝昌县的壹个小村落，从村民与回乡探亲的人了解到农民更具体的苦况。湖北本是大陆主要粮产区，自古就是鱼米之乡，富庶之地。但由于税费过重，早前就有报章报导壹年内“湖北重税逼死农民”。（明报2002年1月26日）
土地与农民负担
该村落是壹个行政村（2600人）里的壹个自然村，当地人叫湾（应为土旁，下同）。那里于1981年末第壹次分田，无论是刚出生的婴孩还是老人，每人都分到约1.2亩的责任田（邻近另壹个乡由于人口多，每人分到约半亩田）。田地主要用作种植稻米、小麦和油菜。责任田分得多不壹定是好事，因为田地是否用来耕种，农民也要按比例交各项高昂税费。
至于在1995至1998年，该户书面上的负担分别是1239元，2190元，1357及1573元。但农民指出那通通是假的，95至97年每年要交二千多，98至2000年每年约2500元（由于天旱没有多少收成，2001年只交了几百元公粮）。这比起1982年，初分田时交的170元大大增加了（这是凭农民的记忆，没有书面记录）。据说税费大增的主要原因是乡村干部比起20年前多了近10倍。
虽然监督卡上已记录当年农民需缴税费，上面亦写明“卡外负担农民有权拒付。”但实际上每年村委派人来收税费时，会按每亩再加几十元，又从没发过收据，只是在他们的帐簿内记录。98年就试过有村民拒交额外税费而被村委召来的公安毒打及将粮食搬走，女户主跳河自杀但被救。所以农民对于地方官僚形同抢劫的做法只有逆来顺受。
水利与自然灾害
据村民说，从前每年曾种三造稻米，但亩产量越来越少。另壹方面，天气越来越热（大概与全球气温上升有关），水资源减少，现在壹般只能轮流种小麦和稻米。
农民对集体（公社）时期有很多负面批评，但在改善水利方面做了壹定的工作，例如在50年代土地改革后不久，便在当地修建了蓄水池，以供应农业用水（当地没有大河流经过），第壹个在57年建成。分田到户后，地方政府便没有从事水利工作，致使壹些水道淤塞。另外，有养鸭户在壹个蓄水池养鸭，污染了水池也没人管。
2001年7月，当地持续干旱，笔者到访的湾由于地势较高，旱情是全县最严重的，蓄水池和水井全干了，农作物全部枯死，连人喝的水都没有。村民逼不得已，联同对面湾每户各派壹名代表，共二、三十人坐车到县政府请愿。政府答应免费提供食水，直至旱情解决。结果政府用车巡回送水到各湾，每隔3天才送壹次，只送了3次。之后下了壹点雨，水井有水了，旱情才舒缓，但农作物已反魂无术。
那是村民第壹次以集体行动提出要求。那两天共有两三百名来自不同湾的人到县政府请愿。
据说大旱后中央政府拨了800万元改善该县水利，但实际上用在各项工程上的只有几十万，其余的就进了层层官员的口袋里。
除了旱灾外，农民生计也受畜禽瘟疫影响。虽然在税费中就有壹项是畜禽防疫费，但有关部门却没做任何防疫工作。去年年底，该湾便有很多鸡死于瘟疫。
电力、能源与电话
据该村村委书记说，家庭用电每度7毛（工业用每度8毛），但实际上农民要支付每度1元的电费。壹户家中只有光管、黑白电视机、水井食水抽水泵，每月便要交十几元电费。更奇怪的是，电费不是由供电厂派人来收，而是由该村壹家专利的磨榖厂的老板来收，也是没有收据的。那究竟是谁多收了农民的电费？
村民家中壹般有烧煤饼的炉，但由于烧滚壹煲水便要壹毛多，他们多是烧稻草煮食，壹个人烧草，壹个人炒菜，很花时间。厨房通风不好，烧草时烟很大，很多中年妇女眼睛被熏坏，呼吸系统也受影响。
该湾25户中，只有壹户负担得起安装电话。安装费300元，后按通话时间计费。这户并没有种田，户主在县政府部门工作。
家庭、婚姻与计划生育
笔者作了湾内简单的人口统计。这统计是包括各户户主的已婚女儿而没有包括其媳妇，因为这较易统计及反映实际人口状况。
该湾有25户，共133人，平均每户5.32人。每户包括户主（通常是男人），其太太、父母、子女。平均每户有3个孩子，最多的有7个。
年青人结婚对象都不会在同壹个湾内，大部份是靠亲友穿红线（做媒），到了通婚年龄父母便会很着急为他们寻找对象。由于巨大的家庭与社会压力，很多年青人对对方认识不多便要结婚，制造了很多不幸的婚姻。
绝大多数年青人婚后会与男方父母同住（除非夫妇同时外出打工），因为他们没有经济能力另建房子。新婚媳妇不壹定能适应新的环境及婆媳关系。
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很明显。春节时女的在厨房做饭，男的招呼人客，或去拜年打牌（当然也会全家壹起去拜年）。
平日，由于男性壹般较壮健，是种田的主要劳动力，女的在农忙时也要落田，但壹般负起做饭、照顾长幼的传统角色。
由于年老农民完全没有退休福利，唯有靠儿子供养。出嫁的女儿壹般要供养老爷奶奶，难以支持父母。所以农民务必要生儿子，这给予农村社会重男轻女壹个解释。
该村到94年才严厉推行壹胎政策，但若第壹胎是女孩，5年后可生第二胎，无论是男是女，都不可生第三胎。现在似乎没有杀女婴的情况，因为百分之九十以上怀第二胎的妇女会做Ｂ超（超声波扫描），若发现是女的，就算快要分娩，也会把胎儿打掉。有点奇怪的是，该湾75名孩子中，41人是女，34人是男，仍是女多男少。
有些农民认为计划生育比提留更厉害。据说该湾最穷的壹户连椅子都没有，就是由于超生了两个孩子，交不起罚款，甚么值钱的都被搬走，连椅子都被砍烂。计划生育原本的意义是要减轻人口负担，改善人们的生活，但实际上却令穷者越穷。
在湖北省黄梅县有这样的个案：98年时壹个生了两名女儿的妇人还想追个儿子，怀孕后便偷偷到武汉工作待产，怎知被村委发现，派了3个人到武汉把她押回村里，在怀孕8个多月时强逼流产。更令妇人壹家伤痛的是，那个是男胎，假如他们有两万多元，便可保着这个男婴。
2001年，同是黄梅县的另壹妇人，已有壹名女儿，正在外面打工，被村里的计生办催她回去做孕检，她由于请不到假，来不及回去，家人便被罚了300元，电视机也被抢走。后来她回去作了孕检、上了避孕环，才取回电视机，但罚款没有退回。
教育
1980年，小学学费每年18元，孩子上学壹般没困难。但自90年代开始，子女教育绝对是农民沉重的负担。政府推行9年义务教育，是指农民有义务送子女入学，而非政府有义务提供免费教育。政府规定小学学费每年360元，中学720元，但该村小学学费每年440-460元，另考试费24-30元，学习数据共4本，每本5元，寒暑假作业每本5元。初中学费每年920-940元，另考试费130元，喝水费60元，初三（中三）补课费200元，计算机费100元。高中学费更是每年1800多元。初中和高中是不同的学校，都离村很远。学生要寄宿，壹名初中生说学校生活很艰苦，他要带米回校，有人煮饭，但菜要自备，每次回家便带回壹些凉菜，在校吃几天。
由于农民种田壹般仅能糊口，子女的学费多是靠年长子女（首先通常是女孩）外出打工来负担。壹个家庭假如有壹子壹女要读书，但只能负担其中壹个，那通常就是女儿辍学，外出打工或照顾年幼弟妹。
村民中男的学历普遍比女的高，在25户中，有22户的户主比太太的学历高，2户夫妻均没有接受教育，另壹户仍未结婚。41名非在学年青人中，有16男，25女；男的只有1人没有念初中，其余15人均念至初中，大部份念完初三或以上；女的有18人只念完小学，其余7人初中或以上。
农村重男轻女明显。女孩教育水平较低，外出打工也难以找到高薪的工作，经济地位低促使女性难以走出男女不平等的恶性循环。
假如学校教育是免费（起码像是香港那样实行9年强迫免费教育），男女的教育水平不会有那么大差异。
约有壹成初中生升读高中，除了因为学费贵，壹般农民负担不起外，村里的小学和初中每班都是六、七十人，教师难以照顾个别差异，坐在后排的学生甚至难以听到老师讲话，也使很多孩子没有多大兴趣读书。农忙时，孩子们要帮忙干活，也会影响到他们的学业。（见附文：农忙的壹天）
医疗
除了子女教育外，医疗也为壹些农民带来沉重的负担。该湾内壹名40余岁的妇人患了心脏病，由于没钱治疗，拖了壹两年便死了。自91年开始，医疗费用不断上升。医疗变成了以利润取向。
村里没有医院，若有急症重病，就要坐车近壹小时，送到县里的医院。从前的赤脚医生已改为乡村医生，全村有2个，另有壹家私人诊所。壹般病情轻者，诊金连药费2至3元，较重者10多20元。这比起大城市如深圳的医疗费动辄要七、八十元就便宜得多。但对于贫穷的农民来说，20元已是不小的数目，所以非逼不得已也不会找医生。有位中年人患上肝癌，就要几万元医疗费，相当于壹个农户十多年的收入。
产子的费用也是不小的负担。已有壹名女儿的妇人打趣说，那有钱生第二胎。由于在家产子的危险性高，这两年已减少，但没有钱的，也只得花200元找接生员到家里接生。若到医院产子，要500-1000元。
外出打工与回流
由于种田难以维持生活和孩子教育，自80年代中，年青人便纷纷外出打工。
该湾41名非在学的年青人（户主的子女）中，只有4个不曾外出打工，而其中两人只有十五、六岁，可能是年纪还小，家人不让他们出去。
无论男女都会外出打工，但工种不同。女的多是进厂或当卖菜、清洁等临时工；男的主要是做泥水、水电工作，也有壹个当老板。
外出最长的已有15年。在23名有打工经验的女性中，6人已没再打工，其中5人已结婚，住在夫家的村里或县城，另壹人快将结婚。他们有些还是打算再外出工作。这23人中，另有7人已婚但仍在外面工作。而外出打工的14名男性中，虽然有3人已婚，但仍全在外面工作。
外出打工者大多能慢慢改善家里的经济。盖了新房子的家庭，大都是有人外出打工。但很多打工者都反映找工作越来越难，前景并不很乐观。另外还有壹些外出工作遇骗几千元的个案。
在某些家庭，没有子女外出打工的，或汇回来的钱不足以维持开支的，中年妇女在农闲时也会跑到武汉（湖北省会）去擦鞋或捡破烂，这被视为很低贱的工作，但她们难以在城里找到其它工作。幸运的每天可赚十元八块。他们最怕被警察捉到，因为没有暂住证。
另外，去年也有农妇在自己的田插了秧（最辛苦、最花时间及有时间限制的工序），坐壹天车到河南省帮别的农户插秧，每天25元。插了十几天，扣除70元车费，赚到二百多元，刚够儿子壹个学期的学费。
农民的出路
中国入世前，农民已察觉到粮食作物的价格慢慢下调。保护价已不存在。有农民说加拿大的小麦每百斤二十多元，大陆的是四十多元，入世后怎敌得过外国的呢！有人提出这样的解决方法：让村里几个种田大户承包全村田地，然后雇用其它农民当佃工，20-30元壹天，这便使土地集中，便于实行机械化。但若真的实行，便会出现大批无地农民。剩余劳动力多了，工资会被压低，很多农民无以为计，甚至流离失所。这并非解决农民贫穷问题的方法。
农民的贫穷，壹方面在于生产时主要靠人力，生产效益低，没有多少积蓄，无能力买机械扩大生产。责任田细小而分散，也难以使用机械。另壹方面是税费过高，农民连温饱也成问题。中央虽有规定村提留乡统筹不能超过上年村里人均纯收入的5%，但实际往往超过壹半。在解放前，农民交给地主的地租，也只是种田的壹半左右。难怪人们说「辛辛苦苦几十年，壹朝回到解放前」。
有人说机械化虽可提高生产效益，但会造成更多剩余劳动力。这话不错，但解决的方法不应是要农民继续只靠人力畜力艰苦地工作，排拒机械化。农村的水利及基础建设、教育、环境保育等，在在需要投入大量人力改善，不必担忧剩余劳动力没有出路。那资金何来？如前文所说，中央政府拨了8百万改善该县水利，真的投放在工程上的只有几十万。假若没有层层的贪污剥削及苛捐杂税，假若各项税费不是占种田收入的六成，即使现时的生产方式仍然继续，农民绝不会那样穷，社会也不会像现在的不平等。难怪农民对官僚就有这样嘲弄的话：贪得多的是贪官，贪得少的是清官。
农民也总结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跳水不拉人，喝药不抢瓶，上吊不解绳。人民的死活政府不管。农民在不堪剥削的时候，有些便起来反抗。98年湖北黄梅县某镇就有农民“造反”了。二十多个农民到镇政府请愿，指村委书记及村长贪污，要求他们交出贪款及下台。几个月后，村委书记终于下台，但他说十几万公款吃光了，而村长则拿着贪款跑掉了。新的村委书记虽然贪，但没有直接搜刮农民（贪的是给村内壹庙宇的捐款）。农民说假如村委对他们贪污剥削，他们会再起来“造反”。
虽然大多数农民在默默地忍受着各种剥削压逼，但起来“造反”的个案也不少。现在农民是不是已经到了不造反就没有出路的地步呢？
中国农民讲述改革开放之后农民在生活方面所受到的压迫
在中国，壹个农民的普通孩子，在我们国家的很长的时间内是没有任何途径可以走出农村的。文革结束后，从77年开始，高考才成为壹个农村孩子进城的壹条独木桥。80年代后期，个别富裕的农民也可以花大约壹万块钱买壹个城镇居民的身分了，看起来像是壹种封建社会的赎身。许多大城市象上海广州等地可以凭借壹定的投资拿到的蓝印户口本也属于类似的做法。经济因素的介入来打破法律制度上的不合理，倒也是壹种社会进步。但这壹买壹卖也直接体现了壹种生而不平等。否则的话，为甚么要买卖壹种法律身分呢？最重要的是为甚么没有城镇居民去赎买壹个农民身分，只有农民赎买城市居民的户口身分呢？所以，农民的社会地位是壹目了然的。
某电视台的壹个节目里有壹天夸耀说，我们是世界上唯壹壹个举办“农民运动会”的国家，那是在“农民运动会”举办期间说的。真是滑稽逻辑！他们没有问壹问，这个世界上目前有多少个国家规定了“农民”只能是“农民”，并且农民需要用钱来取消农民户口换取城市居民的身分！
政府对于农民倒是从来都没有主动明确地歧视过农民，甚至会以种种形式来维护农民的利益，这在电视等媒体大家已经看到了很多，包括“农民运动会”也可以列入类似的积极范畴。壹般所谓的歧视都是以多数人对于少数人的威势来形成的，并且有壹定的理论来说明其集体生理和心理上的特殊低级之处，中国的农民都不具有这些社会特征，中国农民占人口约80％的这壹现实决定了不具有被政治歧视的条件。那现实中农民的低下社会地位是通过甚么来实现了的呢？是通过政府壹再对于城市居民的各种优惠而遗漏农民的利益来完成的。
非常奇怪的是，在195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中也规定过“公民具有自由居住迁徒”权利，但1958年就改变为严禁自由居住迁徒。这壹由先进到落后的倒退过程，有其它的社会心理潜因吗？我至今没有找到明确的答案。是革命刚刚成功的共产党人严格按照共产主义的原则才选取了先进的法律取向，而后来某些人的农民意识抬头、同时又发现抛弃农民利益对经济严重困难时的政府是个转机才走向了法律上的倒退？我不肯定，没有人可以肯定。表面上的原因可能很容易找到，但潜在意识上的永远只能是谜。
作为壹个从小就在农村长大的农民，我始终困惑着。今天仍然有许多人困惑着。
我千百次地问苍天，问为甚么我会是农民。为甚么我不生在壹个市民的家庭？为甚么作为农民我天生就被剥夺了壹切和城镇孩子壹样许许多多的权利，当然也包括可以上山下乡的光荣和坎坷？假如没有后来的高考，我还没有到城市里工作的权利。我的权利只能限于在土地上耕作。
尽管我今天已经不再是个农民，我家里没有了壹个农民，但凭着壹个小知识分子的良心我至今却不能不关心这个仍然存在的阶层。我始终不能忘记我是壹个农民的女儿，那份屈辱和不平等成了激发我永远关心社会问题的最初起点。这段特殊的生活经历使我每壹次面对农民问题时都不能平静。由农民问题我想到中国太多类似的社会问题。
农民今天部分人是进城了，但是他们仍然是城市中的“另类”。他们住在城市里，干最低贱最累人的活，干城市居民不愿意干的壹切活，但他们仍然不是城里人。尽管比以往他们可以自由出入城市（在文革的时候农民出入城市都要生产队里开条子），但在法律上他们仍然没有城镇户口，所以进了城他们仍然是农民，人们通称这些人为“民工”。发给“城镇居民的最低生活补贴”是不会发给他们的。
还不仅仅是个户口问题，经济补贴问题，实际上在有关中国法律的劳动保障壹条中，刚刚有学者考证出来，农民在土地上的劳动并不在国家法律中所说的劳动保障之列。也就是说，农民在土地上的劳动不算劳动，或者说，中国法律中的劳保条例，只保障城市居民的劳动，而不保障农民的劳动。该条法律条文上却没有说只保障城市居民的劳动权力，用词是中国公民。但在执行的时候，农民的劳动是没有任何保障的。我们可以说，中国农民不是中国公民吗？
对于农民也还不仅仅是劳动保障问题，农民们也没有工人、干部、解放军、教师这些城市居民们所具有的医疗保障。从来没有。今天，当城市居民面临医疗改革的时候有些惊惶失措，农民不必，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享受过那种优待。在中国，农民本来收入就只是城市居民的大约1/10，再加上没有任何的国家医疗保障，这?多年了农民们是怎?熬过来那些非人的日子的啊。当年的知识青年们倒是有些了解，所以，他们为那么多年的非人锻炼痛哭流涕，他们也死活甚至不惜出卖自己的色相都要换取回城的权利，也所以爱着农民姑娘的知青们只能在小河边对着“小芳”无奈之中说“byebye”。
在看起来户口环境通过买卖等途径转换都较为宽松的今天，面临城市失业人口的巨大压力，许多城市“把进城农民赶回农村”已经成为壹个公开解决城镇失业的秘诀，招工时壹句“需要本市城镇居民户口”也就把所有外地农民找工的可能性取消了，因为农民不具有城镇户口。我也敢肯定，今天中国统计的失业人口或者说下岗人数，壹定不包括农民闲居人员。农民从来不在人们的视野之内。
长期以来，在中国做农民实际上就成了壹种惩罚。城市居民的罪犯有的会在刑期结束后剥夺他们的城市居民户口，而把他们贬为农民。这样的做法在很长时间里通行。
假如做农民不是这样遭罪的话，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几年有甚么苦可诉！《天浴》中知青的悲剧基础也就不存在了。
今天有人说，他们当年上山下乡是壹场飞来的横祸，那么出生在壹个普通农民的家庭看来真的就是被抛进万劫不复的深渊了。
农村不只是壹般的苦啊，那与知识青年们他们原来城镇生活反差实在是太大了啊。
看来毛主席对农村是有壹定的了解的。他号召的上山下乡政策中有着起码公平而客观的思想核心，那就是农村是苦的，没有受过农村苦的，或者对中国整体有着虚幻感的城市孩子是应该去农村锻炼锻炼的。“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知识青年可以在那里大有作为”的思想包含着其它多方面的期许。
但知识青年仍然愤愤不平。他们说，人有多少个青春，我们有多少个十年可以放在农村？
农民没有愤愤不平。假如上山下乡十年就是浪费的话，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农民在农村“浪费”了他们的终生？这种限制农民迁徒和工作权利的户籍制度已经在中国执行了41年，在今天仍然没有彻底放开！
在每壹个知青想寻找自己公平的时候，农民的公平去向谁要？
稍微意识到这个公平问题的中国农民都会在生育子女时感叹到，他们就要再生育壹个农民了。有时候那种抱憾和壹个奴隶的感叹不会有特别大的距离。我相信许多城市居民正是考虑到避免生育壹个农民的后代而断绝了与农民女子的爱情。类似这样的悲剧在农村和城镇中上演着。大家对这壹点还是有壹点觉察，因为改编自农民作家路遥小说的电影《人生》就反映了那样的壹个爱情悲剧。它反映的社会现实远比从小生长在大上海的陈冲拍摄的《天浴》有着更为广泛深刻的社会意义。当然，他们两个人的出身决定了他们是不同社会阶层的代言人。
撇开不同的视点看，两部片子牵涉城乡差别矛盾的片子都很感人，但《天浴》中悲剧的基础建立于壹个知青回城的困难上，女主角年轻、她是城市人、她是社会优势的获得者，对于了解中国真实国情的人们女主角的悲剧性就有效降低了，只获得了观众对文革的进壹步关注和对壹种畸形情感的同情，该片没有触及更深刻的社会问题﹔而《人生》的悲剧建立在壹种广泛的社会制度上，男主角爱壹个农村的姑娘，但为了彻底摆脱自己农民的命运，他放弃了个人的幸福，意欲和壹个城市居民的女儿结婚，他是壹个中国的“于连”。所以，两部片子所反映的社会意义深度以及他们的价值取向都是不同的。
无论是哭哭啼啼的知识青年，还是今天为着解决下岗问题而心里打着“把农民赶回农村”算盘的管理干部们，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最根本的壹种东西，那就是他们这些中国人都最适合生活在封建时代，而绝不应该是生活在今天这个电子时代。因为他们都没有现代社会所起码需要的平等与人权观念。
呜呼，时代！
19世纪的英国社会学家斯宾赛说过：“在所有的人都获得自由之前，没有人能完全自由﹔在所有的人都有道德之前，没有人能被称为完全有道德﹔在所有的人都获得幸福之前，没有人能获得幸福！”
假如我以壹个国家为壹个“所有”单位而论的话，我们身边有许许多多的人在哭哭啼啼喊各种各样的不平的话，实在是因为我们有正好配得上让人们哭哭啼啼的管理素质和管理人才。在壹个人人漠视他人权益的社会里，实际上人人在侵害他人权利的同时自己的权益也在受到同样水平的伤害。壹个社会的良知和社会公平意识是会水平发挥、平均反射在每壹个人身上的。只要壹个社会中有明显的壹批人受到不公正待遇，那么这种不公正的意识终有壹天是会发挥在其它人身上的。这倒是很公平！可它也很残酷，它说明即便生活在城市里的居民，也是在许许多多的方面受到“农民”壹样的不合理管理，当然不是表现在户口上面，而这种随随便便牺牲或漠视部分人权利的事情也会表现在其它的方面，反射在你身上，如残疾人，如知识分子阶层，如城市贫民，如壹切非权利阶层……。
斯宾赛的话包含的朴素共产主义理想情怀值得我们中国人深深体会，尤其值得城市居民以及壹切暂时的利益获得团体的体会。尽管这种共产主义情怀不是来自于马克思本人，但太阳出发点的这种人类大同的精神本来是我们中国人壹点都不陌生的，甚至是半个世纪前中国人赴荡蹈火的精神指引，可是我们今天看是不是我们只得到了表面的壹切，却失落了很多共产主义的精神真谛，因为民主和平等权利就是共产主义的最基本原理，而起码在农民这个明显的问题上我们严重违背了有关的原理。
壹个发生在中国北方城市的凶杀案例也许为这种思想可以做壹个解释。壹个 19岁的农民，从小父母双亡，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依我所知，社会对这样的农民壹般不会有任何的帮助，壹切负担会倾斜在他们的亲戚身上。后来他随着年老体弱的奶奶过活，但他唯壹可以依靠的奶奶也死了。倍尝生活的艰辛，精神上更是无依无靠，这个孩子几次自杀未遂，精神濒临崩溃。后来，作为民工他到城市里打工，可是老板不给工钱，并且找人对他棍棒相加。在要钱无望，生活无着，遭人毒打之后，他到壹个市场逛游，无意中看到卖肉摊上的屠刀他就顺手操了起来，以此连续杀伤杀死多人。
许多专家和群众对他这种报复行为很吃惊，以为他神经错乱，为甚么不去报复那个老板，而是去滥杀无辜？其实说白了，这个农民在报复社会。我认为是这个社会的整体生存状态的低下直接逼迫他最终走上犯罪道路的。每壹次当他面临人生的绝境时，社会都没有向他及时伸出温暖之手，甚至是连劳动的权益都没有办法得到保障。
我们可以想象，即便是他为老板不付工钱而去上告，他有没有这个经济能力？他有没有这个知识能力？我们有没有贫民可以咨询的法律部门？而我们现实中的司法公正有没有给他有足够的底气？我看答案几乎全部是否定的。所以，他会看不到其它的出路。尽管杀人是万恶的，但他却不是毫无理由地选择了报复社会。近年来中国这样的报复社会的案件有很大增长的趋势，他们都反映了壹种社会下层，尤其是农民对社会生存条件的敏感。
看着这样由于贫穷和社会分配畸形而导致的犯罪，让每壹个有社会责任心的人都不禁感到心痛。假如这个孩子不是个农民，假如这个孩子得到了足够的学费可以和其它的孩子壹样享受教育的权利，我们的监狱里就会少壹个罪犯，社会就少了壹份威胁和损失。数不清的这类案例让人思考犯罪，也让人思考我们的社会，思考我们的种种落后意识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了甚么样的深层危害。
我常想，尽管我已经不再是个农民，但不能保障我不会有壹天倒在这样的农民报复的屠刀之下，喝上这样的毒水，葬身于无名的火海。解决农民问题，是我们每壹个仍然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的人们的急切问题，他们的生活质量不改变我们整体的生存状况就难以改变。有壹天我自己死在民工手中，我不惊奇，你也不用惊奇。所以我关心他们实际上就是关心我们自己。我们天天生活在壹起，我们本来就是平等的壹家人，当哪壹个人生而不平等地与我们生活在壹起时，我从社会中获得的那份不应有的优越和利益使我不安，也使我深感惭愧－－我渴望与他们平分社会的每壹份利益。
我已经把农民问题当作中国的壹个社会是否进步的标志好长时间了。
在这里也许我们还应该重申当年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时的壹句口号：“壹 人壹家的怨仇不算甚么，要把眼光放到全中国人民、全世界的人类去”。这里边包含的伟大共产主义精神就是：只有“解放”了“所有人”，才能解放妳自己。只有绝大多数的人民（当然包括农民）获得了“自由”、“道德”和“幸福”的时候，你个人距离真正的文明状态才会近壹些。
有人说，壹个歧视妇女的社会不可能是壹个文明的社会﹔那么壹个歧视农民的社会就更不可能是壹个文明的社会。
农民，知识青年，下岗工人，当你用壹种全新的眼光去看他们以及他们之所以产生的社会条件和环境的时候，你还会有壹些新的发现。
太多的知识青年回城以后在反思他们所受到的苦难，我竟然从来没有看到过壹个当年的知识青年为他们所体会到的农民疾苦起而为农民鸣不平。我为这种社会良知的沦丧而感到无奈。我为那壹批多达两千万的知识青年中没有壹个“变异”，除了为自己哭喊，反转过来为曾经与他们同甘苦共患难的农民兄弟来讲话，我对这个事实感到震惊和悲哀。
在非洲，在中东战乱地区，甚至在壹些特殊的动物保护圈里，你都会看到壹些人因为偶然的机遇认识到壹个不平的现象就义无反顾地重新回到那个圈子里去解救苦难，甚至是去解救壹些动物例如大猩猩、大象，他们向世界大声疾呼注意那里发生的壹切。最近的壹个例子是壹个美国记者在非洲看到的人间惨剧让他对人类悲哀到自杀。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是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的“出身贵族而同情于贫民”（鲁迅语）。但是，经受许多年共产主义教育的两千万中国人－－知识青年－－到农村走了壹圈，他们回来哭了恨了，只是因为农村的生活太苦使他们在那里受了罪，可是他们中没有壹个人反转回来向社会大声吶喊：农民们怎么办？可能也有人做了甚么，但既没有触及到根本，也没有形成壹种引人注目的潮流。
我至今对很多年前的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充满了敬意，可是今天这种平等精神哪里去了呢？
三农弊端的社会根源
「三农」（农民、农村、农业）问题在中国，已越来越显出其严重性、以至危机性。虽然中国财政部长在今年3月向人大会议报告：2000年的国家税收高速增长，几乎相当于经济增长的3倍，增收部份比99年将近翻了壹倍；但这毫不意味「三农」的收入也同比例地增长，相反的，国库的增收是与「三农」的减收成反比的，部份是加大向农村、农民征收税费的力度所得的。虽然总理朱镕基同时作的「十五」计划纲要报告，宣称农村居民在2000年的人均纯收入达到2,253元，比上年实际增长了2.1%，5年间平均每年实际增长4.7%；但这与粮食种植面积、产量及价格都大减的实况很不相符，也与学者专家的调研结果及其它报道的实况大为不同。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报的数字，2000年粮食产量比上年减产了9%。减产的直接原因看来是粮食种植面积缩减，农业部门汇总计算，2000年的种植面积约为16.07亿亩，比99年减少了9千万亩，减幅为5.3%，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播种面积最少的壹年，低于1.1亿公顷（即16.5亿亩）的警戒线（据统计局调查结果推算，2001年又将比今年进壹步缩减1.7%，约4千万亩，即减至1.07亿公顷）。
种粮面积如此大幅度减少，是由于农民负担税费太重，所得不敷所失，因而很多人不愿种田，把农田抛荒。这种情况，在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去年给国务院领导人的信（编者按：该信见本刊今期摘录）中已有较详细揭露，这些揭露，已经上级的覆查证明属实，并承认所说有「壹定的代表性」（湖北省委书记和省长在调研后的结论）。
香港《文汇报》今年2月19日，以全版刊出的《弃耕：中国农业转型期阵痛》，对上述问题也作了报道：洞庭湖壹带向为主要的产粮区，素有「湖广熟、天下足」的称誉。但近几年来，良田沃土大量被抛弃，其中的南县，《土地延包经营证书》的发放率至去年9月只有50%，主要原因就是许多农民「不想要田」。有的村，弃耕的土地超过了全村耕地面积的70%。是「洞庭湖区大规模弃耕的壹个缩影。」「湖区许多农民毫不讳言：弃耕不种，直接原因就是不愿或难以承受过重的农民负担。」
这些是中国「三农」危机的部份反映。
学者的调研结果
「三农」的困难问题越来越引起了国内许多学者专家的关注、调研，发表了很多富有价值和见解的文章，论著。以下所引用的学者陆学艺《走出「城乡分治 壹国两策」的困境》壹文，便是其中壹个显例。
该文指出：几年来，中国农村居民的购买力在逐年下降，农村市场在逐年萎缩。虽然1996年以来，农业连年丰收，但农民收入下降，自96年冬季以后，粮、棉等农产品就出现卖难，价格下降，99年夏季以后，几乎所有的主要农产品都出现了销售困难，市场萎缩，农民的收入成了问题，年人均纯收入中的粮食收入部份在99年要比96年下降300多元，96年农民人均从棉花得到的收入为68.07元，99年只有36.68元，而粮棉收入占了农牧业收入中的绝对多数，特别是在中西部地区，更是主要的收入。97至99这3年间，粮棉价格下降了3成至4成，使农民的实际收入下降了很多。
从96至99这几年间，乡镇企业也不景气，约40%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这又使得农民的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大量减少。与此同时，城市又大量辞退民工和限制外地民工就业。据有关部门测算，民工最多的1995年，达8千多万人，近几年逐年减少，99年估算只有约6千万人。以平均每个农民工壹年在城里凈赚2千元计，农村就要减少6百多亿元的现金收入。
另壹方面，基层组织、乡村两级干部在10多年间迅速膨胀，人数越来越多。现在壹个乡（镇）政府人员，超过正式编制几倍乃至十多倍，比50年代壹个县政府的机构还要大。（例如，本文作者看到2000年10月12日《南方周末》报道：壹个5万多农业人口的江西省乐平市接渡镇，在99年「机构精简」之前，像其它所有的乡镇壹样，在机构设置上「五脏俱全」：党委、政府、人大、纪检、政协、武装部「六大班子」，以及财政、税务、公安等「七所」，和农技、水利等「八站」，他们吃饭都要吃镇里的。）他们还要拿补贴，要比农民生活好，而国家却没有提供这些人的财政开支；反而在财税改革实行分税制以后，较稳定和较好的税收都由地（市）级以上收去了，上缴国库了。于是乡（镇）壹级便陷于财政困难，而只能从农民那里用各种名目收取。乱摊派、乱收费、乱罚款、乱集资就是这样逼出来的。
另壹学者温铁军在《以综合改革解决「三农」问题》的答记者问时指出：
「基层组织膨胀的问题比较普遍：80年代改革之初，壹个乡的供养人口不过是「八大员」，到了80年代中期搞「撤社建乡」，财政开支的编制大约是30人左右；到现在乡级壹般300人，发达地区镇级单位甚至达到800-1000人。不仅财政开支增加，而且随着农村经济环境恶化，乡镇企业倒闭破产增加，乡村两级高负债也大量发生。1997年农业部对10个省份的调查就显示：乡级平均负债约400万，村级平均负债约20万。如今最严重的个别乡负债4000万，再加上90年代中期以来60%的县财政亏损，这方方面面的负债和亏损不仅最后都会有相当部份转嫁到农民头上，而且还会引发高利贷横行。」
由此看来，造成「三乱」、「四乱」和农民负担特别沉重的原因，除了地方干部的乘机胡作非为、以权谋私、贪污腐化之外，中央的政策措施、整个官僚制度对政经特权的维护，都是根本的因素，正是由于中央指令要加强农村的党政控制力量，以巩固它在农村的统治，才在各乡镇设置那么多的「六大班子」、「七所八站」。
也正因为这样，尽管中央长期以来重重复复宣称要减轻农民负担，并在多年前下令取消许多苛捐杂税，但是，各地方当局干部又要重新巧立名目，继续向农民榨取，以致官方越喊减负，农民负担越重，从而造成李昌平所概括的农民苦、农村穷、农业危险的结果。
「逼到绝境后的抉择」?税费改革
农民的重担和困苦，直接激发出许多积极的抗争行动，和消极的弃耕或出走城镇等等，但后者因城镇工业不景，原有工人失业者日增等影响，被迫要倒流回农村；他们所壹度弃耕的田地有许多又给基层干部交由农业大户承包了去，干部以此对付农民的弃耕，如果成功，将使部份土地重新集中化，少数农民也将变成无地耕种的无产者，或者成为「大户」的雇工。不过，他们至今仍保有原来的土地承包权，许多人都拒绝由村大户承包，这些发展仍要视中共有关新的法例来决定。
农民的抗争行动，最多的是集体上访，向上级党政部门控诉负担的沉重，即使增产也不增收，甚至赔本倒贴，难以维持生计。例如安徽省怀远县淝河乡便是个典型。农民除了交农业税、「三提留」、「五统筹」等款外，还有无数五花八门的税费和集资摊派。因而几年内全乡29个行政村中，有23个村村民在上访。而村民更有几次集体开拖拉机到合肥市堵塞交通。大多数乡镇无法收上当年农业税的大部份，正常运转出现危机。怀远县领导在1998年底提出要进行费改税的改革试点，「其实是怀远县被逼到绝境后的抉择」。安徽省领导（以至中央）表示同意，是「因为当时怀远县的名声太臭了」。
安徽省的税费改革试点结果，据说在2000年全省农民负担比改革前减少13.93亿元，农民负担减轻约25%，98%的农民表示满意。但是，问题仍没有解决，减少的近14亿元财政缺口将由谁来补？如果解决不了，政府的正常运转就有问题。以农业为主的各县、乡财政，缺少二、三产业的财力支助，即使有中央或省的很少部份补助，地方领导层也势必又要向农民伸手，使得农民在必须缴纳的税款（其中包括部份的原有「费」）之后，又要交新的费，重新挑起旧的重担了。
国家推卸教育经费的后果
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共的方针，政策、措施都是重城市、轻农村，重重工业、轻农业，重工人、轻农民的。它在财政上尽力向农民、农村压榨、牺牲农民的实际利益，很少动用资源去扶助「三农」的发展，而是极多地用于基本建设、固定资产投资；各地农村党政干部更利用手中的特权，随意向农民进行「三乱」的榨取。这种政策和实际，具体表现于对国家公务员的不同待遇上：城市的公务员由国家财政支付薪酬待遇，农村乡镇的干部虽然同样是国家的公务员，「七所八站」是上级政府部门下设的机构，理应同样由政府财政负担其开支的，但却要由农民供养他们。又例如，农村教育经费也主要由地方承担（包括学校的兴建维修、教师的补贴和学校办公费，等等）。乡镇所承担的义务教育经费，「成了镇里最大的负担」。这些重担又主要是向农民们摊派的。
学校经费不足，便要迫学生及其家长负担。当学生极度不满这种乱摊派致使学生及其家长不堪负荷时，就爆发出反抗的行动。例如，今年2月11日广东潮阳市仙桃镇，就有约800名小学生游行到镇政府，冲击政府大楼，砸破玻璃，火烧家具和档案文件，以抗议收教育附加费。这是小学生反抗行动的其中壹例，由于消息给香港记者获知，才得以传到海外。
许多农村学校由于经费缺乏，被逼要强令学生做工，以赚取收入来补贴学校经费。江西省万载县芳林村小学今年3月6日的大爆炸，造成41名师生死亡，27人受伤，就揭露出农村学校存在着这种悲惨事实。据《文汇报》报道：「有消息称，此次爆炸的原因是学校为了勤工俭学，办了鞭炮工厂。前几天还进了壹百斤硝。学校如设在炸药库上。」而该报记者同日发自南昌的电讯称：「可以肯定的是，引发爆炸的是做烟花的原料。」据《星岛日报》的「特稿」报道：「壹家烟花爆竹厂的负责（人）表示，由于有关部门管理不严，在农村的学校或家庭内违规生产烟花、爆竹的情况普遍。农民耕种每年收入才壹千多元人民币，但生产烟花、爆竹，每天就有五、六元的收入……爆炸当天，（芳林村小学）三年级的两班学生就是在课室内造爆竹的火药引。学校是硬性规定学生要帮学校造火药引，违抗者每天罚款两元。」另据说，这些小学生的年龄是8至12岁左右。
尽管官方后来宣称是由嫌疑犯「癫人」李垂才引爆的（不过也承认该校在前年也曾要学生造火药引），但德国新闻社记者访问李垂才的以前同窗，却说他「绝对没有精神病」，也「不是坏人」，而是为该小学工作，负责运送烟花爆竹的原料的。他本人也在爆炸中身亡。笔者在这里之所以较多地引述各报章的有关报道，就是想让部份未看到有关资料的读者，具体了解中国农村教育经费缺少而造成的其中壹种悲惨结果，为历史作见证。
近来还有壹件令人十分可悲的事被披露，那就是陜北壹所民营孤儿学校的连串不幸遭遇，反映出大陆农村的许多学校，既得不到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各种帮助，又反而蒙受当地部门和干部的任意打压、摧残。这所被称为「像孤儿壹样无助的孤儿学校」，位于陜西省靖边县。壹九九八年，当地农民马国成在八岁的女儿死于车祸后，从街上领回六名流浪孤儿抚养，随后更用外出打工积攒的九十万元人民币，加上贷款，创办「国成孤儿学校」。该校成立之初，曾轰动壹时，国内各大传媒都作出报道。但是，据《工人日报》披露，由于得不到社会承认，孤儿学校入不敷支，经济陷困境。马国成为增加收入，贷款扩建招待所，却被城建部门指违法修建勒令清拆；他与村委会签订承包合同，和孩子们栽种了五万株树，又被乡政府将承包地卖给他人，其间损失都未作补偿。孤儿学校已欠债六十万元，四名老师半年未发工资，马家壹万多公斤土豆吃光了后，师生们吃的粮食都是赊来的，而因赊债被拖垮的私营粮店就有三家。大年初三，求助无门的马国成只好带着孤儿学校近六十名师生沿街乞讨，填饱肚皮后，便随意找个地方给孩子们上课。这些事再次引起大陆传媒广泛报道。
今天在农村所推行的税费改革，并没有针对乡村的财政和公共服务等问题，即使中央提供壹些补贴，但主要的财政负担都交由地方政府承担，而后者不愿或不能承担，便要减少教育经费，或者要各学校负责筹措，从而加剧对学生「勤工俭学」的要求，流行对无偿童工的剥削，降低儿童受教育的时间和质素。当局又在推行教育改革的漂亮「理由」下，调整乡村学校的布局，减少学校和老师的数量。例如，湖北省仙桃市有697个行政村，原有乡村小学644所，过去大体上是壹村壹校，现在被调整为249所，使得大多数学生必须到其它乡村上学，可能造成新壹轮的儿童失学。
病根在于现存政治制度
面对者「三农」问题的严重性、危机性，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今年1月11日发表了《关于做好2001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意见》。这个文件尽管在前头循官方惯例先肯定「农村形势总的是好的」，但紧接着即指出：「当前突出的问题是农民增收困难。农产品销售不畅、价格低落、乡镇企业效益下降的情况没有根本改变，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中西部地区特别是粮食生产区甚至出现负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壹步拉大。农民收入问题不仅关系农村的改革、发展和稳定，而且关系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它还说：农业和农村经济不能稳定发展，国民经济的好形势就难以保持。必须高度重视农民收入问题，把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做好新阶段农业和农村工作、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基本目标，并放在整个经济工作的突出位置。
它跟着提出了10项措施，以图做好「三农」的工作。这些措施几乎都是过去所提过的，并无特别崭新的创意。问题仍在于实行得如何。比如以「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这句话来说，中共已经提了几十年，几乎已成为党八股、官样文章，与其它的口号式说法壹样，也是「假大空」性的、画饼充饥、望梅止渴般的。它提出「加快农村税费改革，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似乎是近几年想出的新办法，但这就能「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吗？对于这个「改革」的实效如何，我们已在前面谈论过。几十年来的壹句老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已清楚地重复地说明了：即使中共中央颁布下看来是好的政策措施，下面的干部仍有办法阳奉阴违，不加以执行、走过场。这是屡验不爽的经验。病根子就在于现存整个官僚政治制度。由于官员不受人民监督，中央独断的方针政策既多缺点错误，各级干部又拥有政治经济特权而自把自为。机构日益臃肿，是这个政治制度的必然特征之壹。而任何的政经改革措施都会触犯有关方面既得利益者的权益，从而遭到后者们的反对、抵制、破坏。如果不先「从根本上」彻底改革这个政治制度，则壹切都将会「原地踏步」，以至变本加厉地发展，不能有效地解决「三农」的困难问题。
即使有些中共党员、干部（甚至位高如党总书记的赵紫阳），企图略加以改良、开明些，但也不可免地遭到顽固的官僚势力的围攻、打击，最后连自己的原有职位也不能保。就以最新的事例来说，那位「含泪上书国务院领导」的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即使初时据说他的意见已得到从中央到地方的高度重视，和很好的反应、实行，但今年1月消息传来，李昌平因揭露了农村的黑暗，开罪了地方势力，再也待不下去，被迫在去年9月辞职，远走到深圳打工。尽管如此，他仍然在去年底被《南方周末》报以近3万张网上和来信选票，当选为年度人物，将他视作中国的希望、良知。这件事反映出，他虽敌不过党官僚势力，却是受到人民支持、人民反官僚的事业是有希望的！
中国民主化之后农业用地制度的设想
中国的农民，始终生活在土地寻租的社会中没有被解放，中国没有被赤化以前实行的是土地私有制，大多数农民是有私有土地的自耕农，是传统的小农经济，即使没有私有土地的农民 也是有高度的经济自由权的，可以从地主那边承包土地耕种，打算生产哪些农产品地主是不管的，生产出来的农产品地主也无权支配，农民可以自由的支配，可以留给他们自己，也可以拿去卖给别人，只是定期要缴纳土地税而已，土地税也是根据，承包土地的面积大小来决定的。中共占领中国之后，实行了纯粹的农奴制，彻底的剥夺了中国的农民的经济自由权，土地全部被没收，农民被发配到生产队，生产什么，如何分配全部由中共来决定，农民除了壹年四百斤左右的口粮之外，剩下的粮食必须交给中共。毛泽东根本没有解放中国的农民，而是让中国的农民成为纯粹的农奴，很多时候农民连基本的口粮都无法保障，比如壹个农民壹年生产了五百斤的粮食，按理说只要缴纳壹百斤粮食就好了，但是各级政府为了讨好上级为了征收更多的粮食会制定农业指标，甚至虚报农业产量，比如只有五百斤却要上报六百近 农民原本要上缴壹百斤却必须上缴两百斤，很多农民因为这样而遭受饥荒，然后饿死。毛泽东时代的土地寻租是体现在征收农产品上边，按照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标准，中国的农民壹直都是农奴，毛泽东时代是建立在井田制基础上的传统的农奴制度，毛泽东死后中共实行的是建立在井田制基础上的佃农制度，毛泽东时代虽然消灭了表面上的土地寻租，但是农民彻底的失去了经济自由权，就算不必用剩余劳动去生产地租，但是利用农业生产资料生产出来的生活资料要被中共拿走壹大半，农民除了可以得到中共规定他们应该得到的基本口粮之外，根本没有任何经济自由，基本上是壹无所有的，毛泽东死后共匪实行了佃农制度，在土地全部被收归共匪所有的基础之上，释放了壹部份经济自由权给农民，但是因为农民没有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土地，中共成了他们的地主，他们要向中共缴纳属于绝对地租的耕地占用税作为地租以及农业生产过程中针对种子 化肥 农药征收的实质上属于差级地租的消费税以及车船税跟生猪税，中共的村书记取代了传统的地主，成为了土地寻租者，土地被用来作为从事资本寻租的工具的商品属性始终还是存在的，土地的所有制还是资本寻租者的所有制。实际上中国的农民从来就没有被中共解放从来就没有真正的翻身，土地寻租本身并没有因为中共的出现而被消灭，很多的农民给他们所谓的人民政府支付完地租之后，剩下那壹点农业利润只是勉强维持温饱，很多人被迫要去做兼职成为廉价的劳动力人口，要去城市里边打工，于是形成了壹个中国特有的群体也就是农民工，农民被中共利用去打国民党成为炮灰，死了很多的人，结果生活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改善，还是在底层艰苦的生活，从中国的工人与农民的处境中不难看出 即使按照共产国际的标准，中共也没有统治中国的合法性，中国很多民运人士只是针对结束中共的壹党专政很有兴趣，对于结束中共的壹党专政之后建立怎样的宪法确立怎样的社会制度缺乏设想，关于农业问题中国在结束中共的壹党专政之后应该首先改革土地制度，在农业用地方面尊重私有产权的基础上清除土地寻租的空间，也就是说可以购买私有土地但是不能把私有土地承包给自耕农赚取地租，绝对不允许包产到户的行为，绝对不允许只是占有土地但是却没有使用土地进行农业生产的人利用对土地的占有剥削自耕农，这就从根本上消灭了土地剥削。私有土地应该允许买卖，因为壹个自由的劳动者尤其是农民，当他们希望不再从事农业生产之后应该有出售土地的自由，但是只能保值或者是适度增值不能谋取暴利，比如某位地主最初购买土地的时候花了多少钱，那些钱相当于多少头猪的价格土地管理部门要进行统计，比如壹块土地相当于壹万头猪的价格，以后就算物价上涨土地价格上涨货币贬值土地出售价格上涨，那位地主出售土地之后只能完全获得相当于壹万头猪的出售价格的土地交易收入，比如那位地主原先购买土地的时候花了相当于壹万头猪的价钱比如那个时候壹万头猪的售价是壹万块钱，等到那位地主出售土地的时候因为物价变动壹万头猪相当于两万块钱，那么那位地主出售土地所获得的收入中两万以内的收入应该全部归那位地主所有，从而做到不扼杀那位地主原来的奋斗确保财产保值并且也让那位地主可以得到壹份持有土地期间对土地的开垦以及维护所做出的贡献的合理回报。可是土地的增值除了作为自耕农的地主的努力之外也有社会大众的努力所以超出两万块钱的部份，剩下增值的部份可以看作是因为是社会进步土地周围的部份被开发所造成的是社会大众共同努力的结果所以三分之二要作为社会福利支出，地主只能获得三分之壹这样做符合社会公正的原则又可以防止出现土地炒作的状况有利于避免因为土地造成贫富的两级分化从而也保障了人民改变生活方式的经济自由的权利，实现了这两项政策之后就基本上完成了在社会市场经济的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的工作了。以后土地的交易将完全成为单纯以改变生活方式为目的而不再具有炒作土地谋取暴利的功能了，农业用地的合理使用也有有了制度性的保障，这样做最符合农民的利益，以后他们打算发展合作社经济的时候也不会出现因为没有私有土地而沦为毛泽东时代那种生产队的农奴了，也不会像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半农奴因为没有私有土地所以必须向党国支付耕地占用税以及购买种子 农药 化肥过程中的消费税了，也从根本上避免了自由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因为土地私有所出现的地租剥削以及土地兼并的状况出现，这样从根本上保证了农民可以在拥有私有土地的基础上自由的结合，在自由的联合的集体经济中充份获取利益，只有这种符合社会市场经济原则的土地制度才可以充份的促进中国的农业经济的进步充份的保障农民的利益。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农民的生活处境的改变
许多人对中国农村的贫困、破败和停滞有着强烈的印象。孙立平谈及人民大学洪大用每次回家的壹个直觉：农村不仅越来越贫穷，而且农民面部表情越来越麻木，出现了面部表情呆痴化的倾向。贺雪峰在《新乡土中国》壹书中指出，人民公社时期，农民的物质生活比今天艰辛，劳动强度也要大得多，但是那时是改造自己的国家和自己的生活的“改天换地”的劳动，他们觉得是为子孙后代造福，为民族的掘起而劳作，他们觉得生活是值得期待的。而现在他们在电视里看到的是与他们的世界完全无关的表演和调情，因此，农民不麻木反倒是奇怪的事情。农村基层干部李昌平在著名的《我向总理说实话》中沈痛地写道：“农村真苦，农民真穷，农业真危险。”李昌平的遭遇使我想起了1950年代末柳青创作的著名长篇小说《创业史》。在某种意义上，李昌平就是今天的“梁生宝”。
1979年，被视为“‘新时期’的鲁迅”的著名农村作家高晓声发表的短篇小说《李顺大造屋》以史诗性的笔墨“重写”了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历史。意味深长的是，《创业史》是从富裕中农郭世富新房上梁写起，从此展开了农村社会主义集体事业与个人发家致富两条不同道路的冲突。而《李顺大造屋》则自始至终将主人公造屋这壹事件作为小说的主题。小说以主人公李顺大造屋悲壮的历程反映了中国当代农民坎坷不平、起落无常的生活史，高度概括了中国当代农村的苦难，尤其显示了中国当代历史的荒诞和悲剧性。《李顺大造屋》成为了“新时期文学”的壹个重要起点。同时，它也从“新时期”的观点出发定格了中国当代农村历史。
1990年代，新乡土作家刘玉堂的中篇小说《最后壹个生产队》从壹个乡村诗人的眼光出发，将碎片化了的集体化经验进行了另壹种重构。“最后壹个生产队”成为了壹种民间的记忆。这篇具有浓厚乡土气息的小说带有明显的乡村寓言的特点。它以“文学”的眼光，而不是“政治”的眼光，重新诠释了人民公社的历史经验和精神遗产。
多年来，人民公社和集体化的历史已经成为了单纯妖魔化的对象。张乐天指出：“或许创建公社所支付的代价太昂贵了，以致于公社日复壹日地成为许多人攻击乃至诅咒的对象。问题在于，自然村落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其制度构架业已十分完善，不付出代价怎么能打破村落制度？公社的全部意义在于超越了传统的循环，并为最终摆脱‘循环的陷阱’创造了条件。因此，凡想理解中国现代化的人都不能绕开公社，研究公社是把握中国现代化的壹个很好的契入口。”（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第4页，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中国当代农村集体化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失误和无数的灾难。但是，另壹方面，集体化运动打破了中国历史的循环，使中国走上了跨越发展的道路。正如鲁迅所说的，革命有污血，也有婴儿。人民公社被抛弃和否定了，然而，正是在人民公社的废墟上掘起了独具特色的中国乡镇企业。农村集体化充满了苦难；但是，同时也是壹次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革命，是中国农村的壹次历史性的解放和飞跃。
人们普遍直观、简单地把1980年代中国农村的繁荣和发展理解为消极地解散人民公社和分田单干的结果，许多人的记忆以及我亲身的经历是：似乎壹夜之间农民就能吃饱饭了，壹夜之间农村就富裕了。这种奇迹使我们长期感到惊奇，丝毫没有意识到实际上它主要是受惠于解放后二十多年农村在集体化过程中从物质到精神全面革命、改造和提升。今天如果将“改革开放”初期的这种变化放到整个中国工业化过程以及中国当代历史变化的脉络上来看，就非常清楚了：1970年代，中国已经建立了独立自主和完整的工业体系，长期作为中国工业化蓄水池的农村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不仅取消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大规模提高农产品价格成为可能；而且反过来，工业化的结果开始有条件对农村进行“反哺”。也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改革开放”对于农村“放权让利”才有了壹定的前提和条件，而农村正是从这壹转机中突然获得了巨大的物质利益和壹夜之间变富的。例如，1980年代的粮食增产是建立在集体化时期大规模的农村基本建设、化肥的使用、以杂交水稻为标志的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进等基础之上。有人说：“1980年代是壹个吃老本的年代，但没有人感觉到老本的存在，水利特别是农田水利这个庞大的事业被整个社会忽视了，也被国家忽视了。”（贺雪峰《新乡土中国》，第135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集体化改变了农村生产方式，提高了农民的生产协作能力，使得农民增强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改进农业生产技术成为可能。黄宗智以北京附近的沙井村为例说明集体化对于农村的影响：“位于北京以东的大型密云水库，是壹个在国家投资和领导下建造的水源，它对沙井村的影响重大。今日在村庄的居民点和农田之间，有壹条混凝土渠道，供水给田地里的分支水渠，形成壹个严密的灌溉系统。解放前没有人工灌溉的冬小麦，今日可灌水三次。国家在水利上的投资，又为化肥的使用创造了条件（土壤无水，不能吸收化肥）。”（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第189页，中华书局，2000年。）相反，今天，集体化时期所修建的水利设施由于这壹体制的崩溃而无法维持，使得以前依托水利的农田无水可灌：“水利是壹项只有组织起来才可以建设的事业，这些年村级组织普遍负债，小水利也组织不起来，有些农户已经不得不在过去可灌溉的耕地里种植旱作物了。”（贺雪峰《新乡土中国》，第133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这也是1980年代中国农村的繁荣在1990年代难以为继的原因。如果是分田单干给农村带来了繁荣，那么，为什么这种繁荣在私有化成为了教条的1990年代反而不能再持续了呢？农村私有化的政策是持续的，不能持续和已经消耗殆尽的是农村集体化过程中所积聚起来的巨大物质和文化资源。
许多学者的研究结果有力地驳斥了将中国农村的成长归结为私有化的谬论。事实恰恰相反，农村集体化所带来的制度创新才是1980年代农村发展的动力和原因。黄仁宇和黄宗智等学者指出，中国在宋代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生产水平；但是，从此壹直停滞不前，没有孕育和产生发展和突破的契机。黄宗智指出：“中国农村在五十年代之前经历了六个世纪的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但仍未得到发展，人口的绝大多数仍束缚于糊口水平的种植业生产。中国农村如果退回到五十年代以前的经济组织，会面临比以前更大的问题”。（黄宗智《中国研究的规范认识危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第445页，中华书局，2000年。）而农村集体化破坏了传统的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尤其是社队企业为农村历史性的转折提供了出路。张乐天认为，人民公社的制度创新，使中国农村走上了壹条独特的发展道路。黄宗智从长江三角洲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1980年代以来农村改革中“真正的质变性发展是通过大多是集体所有的乡村工业和副业的发展而实现的农业的反过密化”。（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第17页，中华书局，2000年。）人民公社的制度创新和社会动员，打破了传统社会的均衡，走出了壹条崭新的发展道路。
农村合作化的根本目的是改造小农经济和避免阶级分化。这也成为了考验革命中国的重要问题。黄宗智说：“我们不可忽视中国革命在冀—鲁西北地区的基本社会经济背景：壹个经历数世纪之久，在内卷和阶级分化双重趋势之下形成的贫农经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第317页，中华书局，2000年。“农业内卷化”是克利福德•吉尔兹给爪哇水稻农作中集约化到边际报酬收缩的现象的命名，黄后来将“内卷化”译为“过密化”。）这是中国革命的基础，也是革命中国必须面对的困境，也就是如何避免重蹈宋代以来小农经济的历史覆辙。
1953年李淮发表的短篇小说《不能走那条路》最早提出了解放后农村的重新两极分化的问题。以消灭阶级剥削为鹄的的革命很快就面对社会新的阶级分化这壹问题。如何弥合这种意识形态的裂缝？这篇作品在《人民日报》等几十种报刊转载，并且改编成话剧和地方戏等多种艺术形式而广泛传播。解放后中国农村何去何从，这壹思考确实在当时引起了人们普遍的反响和共鸣。1955年出版的赵树理的《三里湾》是第壹部描写农村集体化的长篇小说。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三里湾》并不是将合作化的过程作为壹种意识形态来抽象地进行讴歌，而是和具体的合作兴修水利工程结合起来进行描写的。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组织起来》中就指出：“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壹家壹户就是壹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壹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885页，人民出版社，1968年）农村合作化和集体化的壹个重要的历史任务就是改造和消灭小农经济及其思想意识。这种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及其小农意识对中国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阻碍、束缚和制约。如果不消灭小农经济，中国就只能在宋代以来的这种历史怪圈中不断循环。中国历代都是封建皇权和小农结成同盟，打击地主豪强及其土地兼并。农民壹旦失去土地，成为流民，就会从根本上危及封建统治的基础，因此，封建皇权总是努力阻止和延缓豪强对于小农土地的兼并。但是，另壹方面，这也造成了中国历史长期的停滞和循环。如果中国革命停留在土地革命的阶段，不继续革命和将革命推进到新的阶段，改造小农经济，共产党所领导的现代革命就和朱元璋所领导的农民起义没有任何根本的区别。因此，和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反映土地革命的小说相比，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和柳青的《创业史》中农村叙事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推进到了新的层次和新的高度，体现了中国革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进展。《暴风骤雨》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描写的是斗地主、分田地，是对于地主阶级的革命，而《山乡巨变》和《创业史》则是对小农的生产方式以及私有观念的革命。
土地革命使广大农民从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之下解放出来，土地革命改变了农村的生产关系，打破了地主的土地集中和垄断，农民获得了翻身解放。但是，另壹方面也可能使中国进壹步陷入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之中。土改后造就了亿万拥有小块土地的小农，因此，在推翻地主阶级以后，改造小农的任务反而变得更为艰巨了。四亿多农民变成了小土地所有者，使得农村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更加破碎。国家必须和广大分散的小农进行交易，因此加大了交易成本，这种情况无法适应当时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国家工业化的需要。中国或者以资本主义的方式（最典型的就是英国“羊吃人”运动），或者以社会主义农村合作化的方式改造小农经济。我们通常将柳青对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巨大热情简单地理解为执行官方的政策，理解为政治意识形态的狂热。实际上，相反，柳青对欧洲工业化的历史进程有过认真的研究和客观的考察，对小农经济的历史命运有着清醒的认识。1972年他在《建议改变陜北的土地经营方针》的报告中就写道：“资产阶级议会制的确立是工业革命的前提。国会以立法的方式通过三次法令，消灭了小土地所有制，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劳力和市场。”他对小农经济的命运有着正确的认识。1990年代，新自由主义也同样意识到小农经济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障碍，只是提出的解决方案不同而已。
农村集体化直接服务于国家工业化的历史任务。经过土地革命，农民从单纯的生产者变成了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因此导致了粮食剩余的减少。薄壹波在1953年秋写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过去山区农民壹年只吃上十顿的白面，现在则每个月可以吃四五顿、七八顿，面粉需求量空前增大了，这是国家收购小麦困难的主要原因之壹。”这就使得新中国建立伊始就面临粮食产需供求的尖锐矛盾，并且和国家工业化产生了直接的冲突。这也就是1953年国家实行统购统销和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壹个重要原因：“如果说尖锐的粮食产需矛盾是促进大规模开展农业合作化的动因之壹，那么，1953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则是当时粮食供求矛盾发展的产物。”（薄壹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255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反过来，今天新自由主义在中国所进行的“改革”，就是将广大劳动人民从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即集生产和需要求于壹身的“人”，野蛮地打回成廉价的“人力资源”，重新打回成为单纯的“劳动力”。
农村集体化的壹个重要的功能就是汲取农村剩余，为国家工业化积累资本。1953年统购统销以后，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扩大，成为了对于农民壹种非常方便和隐蔽的剥夺。如果说在人民公社化时期，中国农民经历了巨大的苦难的话，那么我们应当认识到这其中客观的难以避免的历史原因：农民为国家工业化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为国家建立完整的、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作出了最大的牺牲，为1970年代中国当仁不让地真正进入国际大舞台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们为了国家的长远利益被迫极大限度地牺牲了眼前利益。在总结农村集体化的历史经验的时候，我们必须思考的壹个问题是：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怎样才能取得更好的平衡？怎样来看待工业化过程中资本原始积累的这种代价？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是通过海外殖民掠夺和国内剥夺农民（“羊吃人”运动）双管齐下。而中国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既不可能通过海外殖民掠夺的方式，又希望避免资本主义残酷的剥夺方式进行原始积累。当时政府采取的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通过集体化的组织方式稳定、持续地汲取农村的剩余，为国家工业化积累资本。由于缺乏欧美国家和日本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殖民掠夺的支援，第三世界国家和后发工业化国家以内部殖民的方式所进行的工业化过程实际上是更为惨烈、漫长和难以忍耐的苦难历程。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西方帝国主义严密的国际封锁的极为艰巨困难的条件下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坚实基础，从此逆转了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100多年来任人宰割的命运。黄仁宇说：“蒋介石和国民党创造了壹个高层结构，使中国当时能在世界里立足，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改革了中国的农村，创造出壹个新的低层结构，使农业上的剩余能转用到工商业。”（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壹世纪》，第478页，三联书店，1997年。）195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国家资本主义政策引起了梁漱溟等民主党派人士的批评。这也就是后来“九天九地”说法的由来和所谓“大仁政”与“小仁政”的冲突。而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之间选择了前者。当中国爆炸了原子弹之后，美国意识到和中国进行谈判的时机不可避免地已经到来了。中国从此已经确立了不可忽视、不可摇撼的大国地位。
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最初，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确实存在着明显的分歧。1951年5月7日，刘少奇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说，通过农业合作社直接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不可能的，是壹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农业社会化要依靠工业”。而毛泽东却认为：“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壹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壹经营形成新的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薄壹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91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毛泽东认为，生产关系的革新本身也能够创造新的生产力，毛泽东的这壹看法获得了其他中共领导人的认同与信服，最终成为了全党的共识。
黄宗智在对长江三角洲的研究中发现，中国走出了壹条独特的工业化道路，而这样壹条道路的出现又与农村集体化的历史密切相关：“自上而下的工业化模式在第三世界国家是常见的，这是从帝国主义入侵后开始的。中国乡村发展的独特之处不在于自上而下的模式，而在于村、乡集体组织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壹般地说，在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农村人口都在消极地等待城市工业的扩张，将他们吸收为劳动力。工业几乎全部设在都市或城镇，工业的发展总是伴随着大量人口从农村外移。这种情况与当今长江三角洲颇不相同，后者的农村集体组织在农村工业化的积累中起了主导作用……集体工业实际上是长江三角洲以及中国大部分地区乡村工业组织的主体。正是这种生产组织形式推动了发生于70、80年代的大部分乡村工业化，并且使中国的乡村工业化有别于多数第三世界国家。”（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第266、267页，中华书局，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著名印裔经济学家阿马蒂提亚•森指出：“中国对印度的相对优势是其改革前（1979年以前）奠基工作的产物，而不是其改革后重定方向的结果。”
1950年代中国的农村合作化和人民公社运动，组织起来，改变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及其心理，挑战几千年来的私有制度和私有观念，使古老平静的农村深深地卷入了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之中。农村集体化是中国历史上壹场重要的革命和试验，柳青等人将这场轰轰烈烈的农村变革置于以国家工业化为目标和背景的广阔的历史进程和视野之中来加以展望和表现。
赵树理和柳青等当代作家没有回避劳动人民，尤其是农民的自私观念。赵树理说：“壹般说，无产阶级的私有观念不大，自从这个阶级产生起就是这样。铁路工人不会产生分火车头、分铁路的想法，不会想分上壹个车头、分上壹段铁路回家自己开，而农民就想把地分回去自己种。农村中新和旧的斗争非常激烈，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和无产阶级的新的东西，常常微妙地绞合在壹起，应该注意到这壹点，否则就不会是真实的。”（赵树理《在长春电影制片厂电影剧作讲习班的讲话》，《赵树理全集》第4卷，第491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0年。）柳青充分认识到农民并不天然地具有社会主义思想，决不可能自发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柳青的《创业史》和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被开恳的处女地》都突出地描写了农民对于私有财产的强烈感情。《被开恳的处女地》描写了中农康德拉脱把牲畜交给集体农庄以后的复杂感情：“不管你怎样舍不得，也得把牲口送归公有，虽然它们是在家里的泥地上跟孩子壹起长大的。这种舍不得私有财产的卑劣感情，壹定要克制，不能让它在心里作怪……”“他睡不着觉，因为有条自私的毒蛇在他心里作怪，他舍不得财产，舍不得牲口，虽然他自愿放弃了这些东西……” 但是，这种自私心理并不是什么永恒的“人的自私本性”。它是壹种历史现象，它是私有制度的产物，尤其是壹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所谓“自私本性”不仅不是什么“人性”，而且是反人性的。
“三十亩地壹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如果按照新自由主义所谓“经济人”和“理性人”的说法，那么，农民和小农意识是最“理性”的；但是，同时也是最短视、最狭隘和最不理性的。小农壹方面充满了狂热的致富幻想，另壹方面实际上却又经常处于破产的边缘：“三月桃花满树红，风吹雨打壹场空。”为了长远利益，为了巩固合作化，就必须改造小农意识，就必须创造适应集体经济的新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扩大农民的眼界和视野，使广大农民看到长远利益，认识到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壹致性。薛暮桥回忆说：“我国农业合作化虽然发展较快，但起初并未受到农民的反对……说农民早已普遍存在合作化的强烈要求，也是不符合历史情况的。”（薛暮桥《薛暮桥回忆录》，第219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实践，对于人性有过于理想化的壹面；然而，新自由主义将人性本质化，尤其是简单地等同于片面狭隘的自私自利，则是对于人性的壹种贬低和侮辱。
在《创业史》里，柳青客观地、真实地、具体地、细致地描写了梁三老汉由于私有财产观念而产生的对于合作化运动的抵触，真实地描写了农民走上合作化道路的艰难思想历程。卢支书说：“由不实心到实心，得几年哩。和尚刚剃了头发，就有了道行了吗？还不是要在寺院里修吗？”毛泽东认为：“教育农民是严重的任务”。列宁曾经指出：“改造小农，改造他们的整个心理和习惯，这件事需要花几代人的时间。”对于广大的小生产者来，放弃小生产者的思想意识，接受社会主义思想，这是壹个痛苦和艰难的过程。对于小生产者来说，要使他们真正意识到他们自己的阶级利益，真正认识到他们的长远利益，是极为困难的。这对于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来说，甚至对于壹个民族，壹个国家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在从根本上来说，苏联就是由于“壹国社会主义”和民族利益的狭隘性的限制而遭致了社会主义历史实践的失败。马克斯•韦伯在德国获得统壹以后跃升为世界强国之际，为德国民族的“政治不成熟”而忧虑重重。1895年，他在《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的著名演讲中指出：“壹个大国的最大危险莫过于被壹群没有政治意识的市侩所领导”。列宁充分地认识到，即使是最进步的工人阶级，先进的社会主义思想意识和阶级意识也不是自发地产生的，而必须从外部灌输。对于落后的小生产者农民来说，社会主义思想不仅不可能是自发的，而且从根本上是和他们的小私有者的思想意识根本相对立的。《创业史》的主题就是改造小生产者及其思想意识，引导他们走上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建立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和集体的认同，使他们成为具有远大眼光能够超越狭隘的眼前利益的社会主义新人。1970年代，农民对于农村集体已经逐渐产生了利益和心理认同。也正是这样，当1980年代初中央壹刀切地强制执行分田单干的政策时，即使受到强大的政治压力，许多农村集体仍然被农民自发地保留了下来。更有意思的是，壹些农村集体因为政治的原因被强行解散以后，又因为经济的原因而重新建立起来，并且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而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被神话化了安徽小岗村，作为分田单干的先锋队，壹度因为个人的自私而瓦解了集体。但是，小岗村却并没有因为强烈的私心和率先分田单干而富裕起来；而是相反，小岗村人仍然长期徘徊在贫困的边缘。因为这种自私和单干只能使壹盘散沙的农村原子化和短视化，彻底丧失掉共同体的观念和长远的眼光。导致小岗村长期贫困的根本原因也就是导致他们当初按手印分田单干的原因。因此，反思今天农村的危机，或者所谓“三农”危机，必须摆脱意识形态的偏见，必须实事求是，必须回到历史，回到当代农村反反复复左左右右的历史。
农村何以产生危机，最广大的农民却何以成为“弱势群体”？尽管中国农民在数量上是世界上最大的群体，但是同时，他们也是世界上最缺乏组织的群体。而没有组织就没有力量。毛泽东认为，中国农民潜藏着无限的创造性和巨大的力量。中国农民之所以没有力量，是由于他们缺乏组织；因此，他提出要“组织起来”。毛泽东作为壹个出身于中国湖南农村、始终关心农民命运和长期从事农民运动的领袖，他对于农村合作化运动有着巨大的热情。1980年代启蒙主义有壹个明显的思想误区，就是将农民的悲惨命运简单地归结为他们的“愚昧”，归结到他们“精神奴役的创伤”。从胡风到刘再复，承袭了五四启蒙主义观点，他们都将（启蒙的）知识分子/（愚昧的）农民简单地对立起来，认为启蒙就能消除中国农村的贫困。启蒙主义既有其合理性，但是，也存在着根本的认识缺陷。启蒙主义缺乏对于历史本质的真正认识。历史的本质不是简单的“思想”和“知识”，而是复杂的“结构”。著名的“南京大屠杀”发生在当时中国的“首善之区”，是中国最有知识的地方之壹；然而，这却并没有使南京市民避免在日本侵略者面前像牲口壹样地被成群地屠宰的命运。然而，在中国农村，在中国最落后的地区，却以地雷战和地道战等各种创造性的方式对于现代化军事技术装备起来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发起了顽强的抵抗，他们在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武装下释放出了巨大的反抗力量。
我们知道碳和钻石都是由碳原子构成的。如果用启蒙主义知识分子原子论和新自由主义自私基因的观点来看的话，碳和钻石在化学本质上是相同的。原子论无法解释碳和钻石何以在物理性质上却有如此根本的区别。这种区别的本质就在于组织结构上的差异。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将人概括为“理性人”，将人的原始、兽性的因素抬高到最高的地位上，甚至于提出了极端骯脏的“灶痰”论。我们听到过壹个说法：壹个中国人是壹条龙，三个中国人是壹条虫；壹个日本人是壹条虫，三个日本人是壹条龙。因此，中国人缺乏的既不是知识，也不是自私，而是缺乏公共生活和对于共同体的认同。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知识分子就鼓吹极端的国家主义，对内整合，对外侵略。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是与日本独特的企业文化相联系的。这种企业文化和新自由主义理论是相反的，也就是每壹个工人都将工厂的利益当成是自己的利益。实际上，新自由主义的“吐痰”论充分反映了第三世界国家买办知识分子的特点，因为他们的阶级基础不是民族产业资产阶级，而是国际垄断资主义，他们的利益和国家内部的利益不仅不是壹致的，而且恰好相反是根本对立的。现代民族国家是壹个权力不断提取和集中的过程。在本质上，现代民族国家是“极权主义”的。在某种意义上，中央集权的趋势在历史上和逻辑上都是不可避免的。在今天，甚至壹个跨国公司就是壹个巨大的高度集权的封建王国。美国建国以来，联邦政府的权力越来越大。可是，当美国的霸权不断扩张，甚至以巨大的联邦赤字不断扩展全球霸权的同时，中国的新自由主义在自己国内，在壹个受到全球化霸权威胁的发展中国家内部，鼓吹“小政府，大社会”，就变得非常可疑了。解体中国以及民族国家，只能强化国际霸权，其结果就是使中国民族沦于万劫不复的境地。这就好像中国农民在1980年代“放权让利”和“分田单干”的“改革”中最初得到了暂时的利益和好处，可是由于退化到原始的小农经济和壹盘散沙的无组织状态，结果使自己最终不可避免地沦为对于掠夺完全丧失了反抗能力的最大的“弱势群体”。尽管中国农民人口众多，可是面对今天其他各种不同组织化程度远远高于他们的利益集团，他们没有丝毫的谈判和反抗力量。
仅仅从物质资料的层面，从物质资源上的过分透支和衰耗等方面，还是远远无法充分认识到1980年代集体化组织结构崩溃对于农村发展的损害的，因为更为严重的是组织结构、思想意识和精神境界上的全面崩溃和退化。农村组织结构的溃散，使得异常艰难地组织起来的农村重新向小农经济和壹盘散沙的原始状态全面退化。因此，归根到底，中国当前农村的危机是由于人民公社的解体所造成的农村组织结构崩溃所造成的政治危机和制度危机。解决危机的根本办法就是重新恢复农村合作组织，进行新的合作试验，引导他们走新的合作道路。在新的合作组织建立的过程中，必须吸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壹方面既要积极引导，另壹方面又要充分尊重农民的权利，充分发挥他们的自主性和创造性。
原《中国青年报》编者按：1998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2161.98元，只够我们在星级饭店里吃几顿饭。值得进壹步澄清的是：
第壹、1999年夏天，我们在河西调查研究时，壹位年轻的乡长告诉我们：基层上报农村农民收入时，多报30-40%，否则提留不够用。在这篇调查中，王昌道家的人均收入246元，上报的是2340元。后者居然是前者的9.5倍！扣除存在的巨大水份，农民收入还有多少钱？
第二、「农村居民」的全国统计，包括杨柳清、大丘庄、华西镇、温州、江浙乡镇企业所在的样板地区的农民、珠江三角洲等早就比城市居民还富裕的样板地区的农村居民；同时，也包括那些在国外有产业、在香港包「二奶」的农村居民。倘若将沿海两亿多相对富裕的农村居民去掉，内地广大农村居民手里还有多少钱？
第三、倘若将农民手中卖不出去的大量存粮扣除，上缴了各种负担之后，农民手里还有多少钱？（注1）
第四、倘若再将各地基层村长、会计、乡镇企业厂长等干部及其亲属等农村居民去掉，真正老老实实种田、打工的大多数农民，壹年下来能剩多少钱？
如今，中国70%的人口是统计上的农村居民。农民收入增长持续停滞，已经有年头了；卖粮难和各种负担，更是雪上加霜。然而，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改革开放日益深入，壹部份人利用各种条件和手段先富起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如何继续为广大人民谋利益？
记者在苏北采访农民负担问题时，走访了樊葛埠村的壹个农家，听户主王道昌详细算了壹年的收支账。
王道昌，今年39岁，全家七口人。两位已60岁开外的父母、爱人、壹个孩子和两个30岁出头至今尚未成亲的弟弟。除了弟弟跟乡建筑队在外做工，其余几口人（除了四岁的孩子）都在家种地。
王家共有两处平房，分别是他家和父母及两个弟弟的住处。家中最值钱的是壹台小型手扶拖拉机，没有电视机、收音机，更谈不上别的家电。
他家共种了8.02亩地，其中四亩是良田，分别种壹季水稻和壹季小麦。另有4.02亩为旱地，种山芋、花生等。另外，还养了五头猪和壹头干活用的牛。
大冬天了，王家床上仍垫着草席，盖的是非常单薄的被子。村长介绍说，只有来亲戚，王家才可能买点肉尝尝，大概壹、两个月能有壹次。县里统壹制作的农民负担「明白卡」上写道，王所在的村1998年人均纯收入2340元。
表-1是王道昌1999年全年的收支情况列表明细，从中可以看出他家年人均纯收入和农民负担的轻重情况。由三个表格可以看出，王道昌种了壹年的地，即使不吃不喝，也只能挣724元。若把全家的日常开支，如招待亲友、添置衣服、看病算在内，实际上入不敷出。
依1998年的做法，两个弟弟明年春节还可能从乡建筑队那里再得到1000元的工钱。如果这能成为现实的话，王道昌家1999年的纯收入也只有1724年，人均246元。当然，这要求王道昌必须把所得的2000公斤稻子和1000公斤小麦全卖掉。而在卖粮难的今天，几乎不可能。
据上分析可知：
1、农民说种地赔本，是不争的事实。
2、即便将两个弟弟在外做工的工钱也计算在内，且全家不吃不喝，同时不发生其它任何开支，王道昌全家年人均纯收入仅246元。这与县里农民负担「明白卡」上所称的2340元的人均纯收入相差甚远。
3、村里按人头收取的「生猪税车船税」和八项收费等，连四岁小孩子和60岁以上的老人都无壹例外要交纳这些费用。这是不符合国家政策的。
4、多项收费，村里都不是据实征收。如没有个体工商业，要交个体工商税；没有房屋买卖，要交契税。有的是重复收费，也是违背国家政策的。
表-1：王道昌家1999年收入情况
收入项目
产量（公斤）
单价（元）
收入金额（元）
麦子四亩
1000
0.9
900
水稻四亩
2000
0.82
1640
花生
150
1.2
180
山芋
1500
部份人吃、部份喂猪
五头猪
450
俩弟弟打工
1000
总计
4170
表-2：农业生产支出情况
项目
数量（公斤）
合计（元）
种子
30
460
肥料
1275
523
农药
237
其它
180
总计
1400
表-3：交纳税费情况
项目
金额（元）
数量（人）
合计（元）
村提留乡统筹
115
7
805
生猪税、车船税
70
7
490
八项税费
75
7
525
建校费
18
126
小手扶拖拉机
100
总计
2046
（注1）1999年我们在甘肃河西地区调查研究，酒泉干部反映，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存粮7000斤，卖不出去。按这篇报告中计算，就算是粮食都能卖出去，交了各项负担之后，王道昌家1999年人均凈收入103元；实际上已经入不敷出。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中国北方农民的生活状态分析
农民生活好转，主要是八十年代的事情。近十多年农民生活日益困难，城乡差距越来越大。究其原因，是因为农民深受三害之苦：壹是自然灾害，二是地方政府之害，三是市场价格波动之害。而在三害之中，
「农民最感无奈，也最痛恨的是政府之害。每到春秋二熟，广播里就整日响起征粮催款的声音，农民壹听广播响起，便头皮发麻，脚底发软。地方政府各部门耍着各种花招搜刮农民。去年，他弟弟壹家五口，累计上缴近千元，人均近200元。..........他夫妇两人，辛苦壹年，劳动所得，三分之壹以上给地方政府征缴去了。按国务院文件规定，农负率不得超过全年纯收入的5%。其实，农负率高达百分之三四十，是个极普遍的现象。如今，你随便到农村去走走，到处都能感受到农民与地方官吏的严重对立情绪。前几天我回乡，与壹村民谈起贪官污吏、苛捐杂税等事，这位年约40岁的农民愤恨地说：『总有壹天要官逼民反的。到时我就第壹个冲击县、乡政府，将这批贪官污吏杀光。』」（253页）
农民负担重的原因之壹，是乡镇政府的财政不按量入为出而按量出为入的标淮征税。这实际大大鼓励了中共官僚体制的痼疾，即官员无限膨胀。作者说：
「壹乡党政人员从公社末期的二三十人，急剧攀升到百余人甚至二百余人。县级党政人员，从原来的壹二百人扩张到七八百人，甚至千余人。」
作者经广泛访谈后作出如下报导：
「上级各主管部门的官员安排他们的子女、亲友就业。『如不给安排，就是不给上级领导面子，你不给他面子，他不给你办事，谁顶得住啊？』（92页）
农村供电是壹个好例子。作者访问壹位在供电所工作的员工。作者问：
「『各村的墙上都写着物价局、电力局核定的农村电价每度0.45元，并规定农民对超收部分有权拒交。但农民实际所付电价每度要0.8元，甚至更高，原因到底在哪里？』他的答复是：『县电局机构日益扩大，人员增多，按每度0.45元核定价格收费，根本无法维持日常开支。』」（404页）
新官场现形记
什么「为人民服务」，早成了空话。各级官员首先是为了以权谋私。壹个村支部书记说：「现在人人都认为无官不贪，你就是不喝不拿，洁身清廉，别人也不会相信你。你如明明不贪而别人都认为你贪，这不是摆着吃两份亏吗？既然这样，倒不如贪壹点。」有壹天，作者在息县与新蔡县交界处看到三辆豪华轿车，两辆面包车停在路旁，旁边站着十几个衣冠楚楚的官员，像在恭候甚么贵宾。壹问之下，原来是息县领导人在恭候上级的检查团。甚么检查团，往往是吃喝团。而下级官员为了令上级满意，自然得大拍马屁和厚情款待。壹位基层干部告诉作者：
「评比既缺乏客观统壹的标淮，那就得在态度、人情、关系与礼数上大做文章。你到县城外迎接，我就到县界外等候，你派党政领导出迎，我就四大班子全体出动。壹县想出壹个新招，他县纷纷仿效。手握上方宝剑的钦差大臣到达某县，邻近各县即设立情报组进行火力侦察，看别县的接待规格档次，住甚么级别的宾馆，甚至吃甚么菜，喝甚么酒，抽甚么烟，都属侦察范围。还得看别人送甚么礼品，否则，送轻了不行，送重复了也不行。如送礼金的，那么要打听清楚送给检查团主要领导是多少，壹般成员是多少。这些情报，都得通过内部私人关系才能搞清楚。总之，...........前呼后拥，实在搞得人仰马翻，神经紧张。干部们劳命，百姓伤财。」（591页）
这壹幕「官场现形记」现代版令作者听得「目瞪口呆」。贪污腐败之炽烈，令不少人开始怀念毛泽东时代。那时候享有丰厚的物质特权的主要是高级干部。农村公社干部虽有油水（作者报导即使在大跃进的大饥荒中，干部少有饿死），但是由于毛泽东爱用「群众运动」来约束壹下基层干部（最有名的是六十年代初的四清运动），所以基层干部的贪污不会像今天离谱。无怪乎壹个省检察官说：
「『论官位，我这个省检察长不算小，论职权，可以惩治壹省范围内的贪官污吏。但说实在的，我连壹个县官、乡官都检察不了。不要说没有案发的，就是把案子送到我这里来，也很难。如今官场上下左右往往形成壹个壹个的关系网络。壹人贪赃，往往牵动壹串。上下说情，晓以利害，很难秉公执法。党政腐败，越演越烈。中央壹直在抓反腐败问题，但单靠纪委、检查部门，收效甚微。如此下去，这个党的前途，实堪忧虑。』我问吕先生：『靠纪委、检查部门无法有效遏制党腐败，那还有其它更有效的办法吗？』他说：『只有靠群众运动！毛主席的群众运动、政治斗争，年年搞、月月搞，当然是不行的，但取消群众运动更不行。如今只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讲群众运动，取消四大自由，不是给地方官员吃定心丸吗？地方党政以权谋私，肆无忌惮，实与取消四大自由、群众运动有密切关系。』我问吕先生：『在当前干群关系如此紧张的情况下，中央发动壹场反腐败的群众运动，将会有何种后果呢？』这位老先生沈吟良久，说：『看来也不行。满腹怨气的群众壹旦起来，从村委到乡、县，壹定有许多干部被活活打死。天下岂不大乱。』」（609-610页）
但维持现状，又能避免「天下大乱」吗？作者报导壹位县党校校长的说话：
「中国历代王朝……都是亡在内部腐败上，弄得官迫民反。我们能否逃脱这壹历史宿命？我可以告诉你，许多人都持悲观态度。」（181页）
官僚集团离心离德
不仅官员与农民的矛盾日渐尖锐，就连官僚集团内的矛盾也是这样。上级指责下级，下级也指责上级。面对农民抗税的大小骚乱日多，高级以至中央官员往往把责任推给基层干部，指责他们「作风粗暴」。壹个省委书记这样说下级干部：「不给你们压任务，下指针，你们就不动；给你们压任务，下指针，你们又乱动。」例如为了收税，壹些基层干部竟至毁人家园、夺人牛羊谷米，甚至打人杀人。但是，另壹方面，越来越多基层干部不忿于被指责。壹位乡党委书记说：
「『农民负担确实太重。问题在于，沉重的农民负担，不是想不想减的问题，是能不能减下来。..........更要命的还有上面各部门的利益。宣传部门每年要我们订几十种报刊杂志，这十几万元还不是最终摊到农民头上吗？去年，电力部门要在我乡建壹所变电站，也要乡政府出钱，乡政府又不是摇钱树，这笔钱不也落到农民头上吗？每度电按规定只有四五毫，实收八九毫，这差价给他们用到甚地方去了？.........农民负担越重，催征的难度越大，地方政府与百姓的矛盾越尖锐。农民上访上告，上级信访部门倒是客客气气地接待他们，反而指责我们基层干部作风简单粗暴，甚至以为基层干部中饱私囊，欺压百姓，其实我们执行的任务，哪壹项不是来自上面的？』最后这位书记叹气道：「照此下去，不出三五年，天下大乱。」（459页）
官僚集团内部离心离德，官员与农民矛盾亦势成水火，这统统是社会危机要爆发的先兆。但是直到现在中共的对策，是缓和危机的少，火上加油的多；特别是它至今仍是对于壹切负面报导，壹概以捂住为法。上至朱镕基，下至基层干部无不如此。事实上，作者本人的实地考察往往也要避重就轻，拜托人情才能进行，而且常常被村官警告「不要破坏安定团结！」
分田单干的局限
同人民公社时期相比，现在河南农民生活无异是改善了。八十年代以前河南许多农民以杂粮为主（例如红薯与高粱），很少吃得上小麦米饭。在解放前，能经常吃上这些精粮的，只有地主。而现在许多农民经年都能吃小麦造的白馍（馒头）了。所以老壹辈农民对目前生活是比较满意的。（202页）
生活改善是因为单位产量在过去50年提高了几倍。部份原因是由于分田单干，农民有了经营自由，所以积极性提高了。所以壹般农民是再也不愿走过去强迫集体化的老路。但当作者问到壹些农民是否愿意走私有化道路，即把土地产权转移、集中到种田大户手上，他们却答：「如将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大多数农民吃甚么？」（496页）
有些人主张私有化道路，根据之壹是分田单干已显出局部私有的优势。但曹书告诉我们，土地生产力的显著提高不能全归功于分田单干本身，还要考虑过去集体化时代所留下来的农田水利建设及种子改良、化肥及农药的推广等等。（76页）正因如此，农民对毛泽东的评价并不像壹些言必希腊的知识分子那样全盘否定：「我又问：『你们认为毛主席好呢，还是邓小平好？』他们异口同声地说：『都好哇。』
『解放前，这壹带产量很低，且处低洼地，常受涝灾。小麦亩产最好的土地在最好的年景只有140~150斤，高粱每亩120~130斤。壹般土地，每亩百来斤左右，壹受涝灾，往往颗粒无收，只得逃荒要饭。』
『中农之家（王老汉解放前有30亩地、6口人），在正常年景，又无苛捐杂税，壹年勉强能接得上吃。但在那个年头，苛捐杂税特别沉重，若遇兵匪，全村被搜刮壹空。村民百姓壹直生活在恐慌之中。』
『解放后，在毛主席领导下，消除了恶霸，村民生活安定了，取消了苛捐杂税，生活比解放前好多了。搞农田水利建设，旱涝之灾减少了。』」
问题是包产户能否继续提高生产力？现在看来，包产到户当初所发挥过的促进生产力的作用已到尽头了。农村各地人均耕地只有壹亩上下，农民最多只能吃饱，完全谈不上现代化生活。这对上壹辈农民来说还是可以忍受的，但对于中青年农民来说，要他们这些文化水平较高、见闻较广、去过城市甚至部份打过工的农民来说，顿顿吃馒头仍是不能忍受的贫穷。何况，守着这几亩地亦意味毫无保障，因为只要壹点天灾人祸，或有家人生病，则连吃饱也办不到。
土地生产力相当程度很靠水利。在中国8000万贫困人口中，有6000万是直接因为缺水。但是分田单干之后的小农恰恰最没有力量发展水利建设。壹位村支书说：
「1981年实行土地承包制，分田单干，农户各顾其家，村干部省却集体化时每日派工、评分的头痛事，所以干部群众都认为该政策好。然也带来两个问题：壹是全村土地的机耕率比1981年前还低。全村有10余台拖拉机，基本用于运输。大部分农户用牛耕地。二是全村水利建设投入大大减少。如今二三千亩耕地，仅有9口百米以上深井，其中6口是集体化时期建立的。从1981年到1996年的十五六年间，村里只打了2眼深机井。分田到户后，再集资打井，困难颇多。如谁受益谁出钱，如今打壹口井费用很大，他们未必出得起这笔钱。」（294页）
毛时代那种由国家机器强迫农民集体化，而且是盲目追求「越大越好」的集体化自然很坏。但是八十年代初的分田单干本身也往往走向另壹极端，就是把壹些分无可分的农业机械及农田水利也分掉，结果只是造成生产力的破坏。作者在壹条农村看到水渠被破坏挖掉，就问当地人：「水渠怎能分，分了又有甚么用？」；当地人答：「分掉了也可以取土填房基。」作者叹道：「统壹的水渠也能分，中国农民分的劲头和分的彻底性实令我惊叹！」（114页）
但全归咎农民并不妥当，也同作者自己所观察的有矛盾。当年那种壹刀切分光集体财产的劲力首先来自国家强制。壹位县政法委主任说：
河南省直到1983年才全面推行分田单干，行政指令，壹级壹级压下来，非分不可，而且分得越彻底越好。多年来的集体积累，壹夜之间化为乌有。还美其名曰『分光吃光，不留后遗症』。其实，最大的后遗症就在于，村集体壹旦没有自己的经济来源，村委就形不成壹个健全的组织，有许多公共事务就办不成。............
他们说，如果当时不采取强硬的行政命令，不搞壹刀切，而是充分尊重各公社、各大队、各小队的实际情况与村、组农民的多数意愿，那就好了。如果干部与群众愿意继续走集体化道路，就让他们继续搞下去；如果干部与群众愿意分田单干，那么就分田单干。......就河南农业来说，在集体化时代各地发展很不平衡。有些公社与大队，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小麦亩产已近千斤，耕地基本上实行机械化，集体积累也比较多。像这样的大队，多数农民对分田单干的要求并不迫切，甚至没有这个要求。
新合作化运动与国家民主化
农民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与规模经营。依靠目前的机械与技术水平，壹个五口之家能耕作50亩-100亩（81页）。以这个标淮看，目前土地最多仅够壹亿农村劳动力使用，其余近3.7亿得靠工业、服务业或农村其它经济部门吸收。这是壹条漫长道路，而目前的起步点只能在包产到户的基础上去逐步提高经营效益。为了克服单干的局限，壹种办法是由国家推动重新集体化，另壹种是私有化。私有化为大多数农民反对，所以不能选择；重新由国家推动集体化，则毛时代的失败经验已证明行不通。（764页）尤其因为「各级地方政权存在着日益脱离社会、且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强大趋势。……官吏以权谋私……。」（767页）
作者认为出路在于鼓励农民自发地实行合作化。这种合作化同过去毛泽东时代不同的是不能依仗由国家官员去发动。「新合作运动的宗旨是：把小农扶上合作之路，但坚决让他们走自己的路。」（766页）
但令作者苦恼的是，要农民自发地联合起来，同农民特性相矛盾。作者认为，「农民历来善分，分到家庭而后止，从来不善于在平等协商基础上进行各种形式的联合」。（165页）「分散经营的农户在客观上存在共同利益，但在主观上无法形成共同利益的意识，这就决定了农民只能依赖别人来认识并代表他们的共同利益。这个『别人』，在壹般情况下是地方政府的官吏。」（174页）「合伙、股份制企业差不多有壹个共同的结局：闹翻、散伙」（191页）
小农单凭自己的力量的确很难联合起来；他们不能没有壹个真正为自己利益服务的政府的引导与协助。但是曹锦清很清楚，现在的中共各级政府并不是这样壹个政府；相反，它是壹个凌驾于社会之上、兼有自己的特殊利益的公共权力。由政府来帮助农民合作化，「我敢断言绝大多数官员不把这种合作社搞成官办与低效，是不会罢休的。」（499页）
作者提出了壹些具体措施来扶助农民「走上合作之路，但坚决让他们自己走路」，包括办教育，办刊物，精简官员等等。但是，如果各级官员已经成为脱离社会，凌驾社会之上的异己力量，你又怎能确保这些官员愿意只限于「扶助」而不去粗暴干涉呢？老实说，单是请官员不来管农民自己的事已经近于不可能了。中国的国情就是官员无处不管，无事不管；尤其对于真有可能发展成功的事业（例如农民的广泛的自我联合），就更是难以忍手不管。所以，虽然作者有意避开民主政革国家这个重大命题，但是壹旦深入分析便仍是无法回避。
没有民主所以中国农民无法富裕
作者不热衷于民主奋斗，因为他同许多人壹样，认为中国民主前途遥不可及，理由正是中国是壹个小农国家：「全盘引进西方的民主制行不行？这种……政治民主制虽然较能有效地防止公共权力的特权化倾向，但在壹个有着数千年封建传统且依然以小农经济为主的中国社会内能否有效地运行……这是大有问题的。」（768-9页）壹个小农国家只能同政治专制相适应，难于建立民主。
这个解释简单明了，但并不正确，兼且自觉或不自觉地显出对农民的歧视。中国没有民主，这笔帐不该简单算在农民头上，因为当代中国已经不是鸦片战争时代的中国，并非除开地主之外便只有农民壹个阶级。在「改革开放」前，除农民之外还有近亿「老大哥」工人阶级；在「改革开放」后，廿年来更产生了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专业人仕。在世界历史上，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即使相对小农只占人口少数，却不妨碍他们成为民族的民主先锋，先后打倒过许多专制政权。在近代中国史上，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民主奋斗的成绩远逊于外国，但是也不是等于零。所以，若要考究中国现在何以没有民主，至少要问：为甚么工人阶级至今没有为民主斗争？是天生不能还是暂时不能？为甚么许多人曾寄予厚望的新生资产阶级，至今仍那么令人失望，不仅没有多少民主呼声，反而不少人热衷结交权贵以谋利？又为甚么那个号称为人民服务的党，那个靠农民军队才坐上江山的中共，今天竟然会变成同农民利益对立的党？全都是因为小农「素质」太低造成吗？这样岂不是把其它阶级，把国际因素例如当时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俄国革命及其堕落、中共本身的蜕变、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后来的冷战及对中国的围堵等许多其它因素壹笔勾销吗？不首先回答这些问题，却轻率地拿农民的素质太低来解释政治专制，是否有点不公正？
作者能够注重调查，深入农民中间去作访谈，这种实干的治学精神是好的；能够为农民伸张正义更是值得赞赏。可惜作者同时也承袭了壹些对农民的偏见，承袭了这壹代知识分子对民主斗争的悲观情绪，看不到目前对中国社会进行全面民主改造的迫切性及可能性，反而只着重进行点滴的改良工程，或着重向领导人出谋献策。问题是，难道几十年来的经验还不足以证明，最好的主义或政策，壹经那高踞社会之上的官僚集团执行，总难免走样变质？
推行土地家庭承包制后，这壹自流灌溉系统屡修屡毁。这个『毁』，可不是毁于天灾，而是人祸，毁于分田单干的小生产方式及农户的自私短见。由于灌溉渠道占地很多，沿渠农户不断地与渠道争土地。冬季筑起，春季又被扒掉。冬季是渠进地退，春季是地进渠毁。壹条河渠，壹处开决，即成废渠，何况沿渠农户把它挖得千孔百缺。所以，每年的冬季水利建设，徒具形式，且浪费大量人力物力。好端端的壹方高产水稻区，如今变成为小麦、玉米产区。两熟不及壹熟。又如农业科技推广，分田单干后阻力甚大。各分散的农户成为独立的经济决策单元。且各农户的劳动力结构、经济状况与文化程度各不相同。这壹户引用玉米良种，那壹户为了省几个小钱，使用自留种。但玉米扬花，四处飘散，结果良种无效。今天这户打药除虫，虫飞到那壹户的田里，明天那壹户打药除虫，虫又飞回到壹户田里。再说，农业机械设备的闲置与浪费，实是惊人。如今经济条件稍好且人均耕地较多的村，几乎家家购置小手扶、抽水泵。」（624-5页）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初期中国南方农民的农业生活
就算是极力鼓吹中国加入世贸的人也得承认入世后对农业会造成很大冲击。然而在入世前，过去近十年，各类税费高昂，农民在子女教育、医疗开支又大大增加，再加上粮价下降，水利失修和环境破坏导致的水灾、旱灾等已使农民不胜负担。大量年青人流到城镇工作，才能勉强支撑沉重的农民负担。
最近笔者到过湖北省壹个贫穷县──孝昌县的壹个小村落，从村民与回乡探亲的人了解到农民更具体的苦况。湖北本是大陆主要粮产区，自古就是鱼米之乡，富庶之地。但由于税费过重，早前就有报章报导壹年内“湖北重税逼死农民”。（明报2002年1月26日）
土地与农民负担
该村落是壹个行政村（2600人）里的壹个自然村，当地人叫湾（应为土旁，下同）。那里于1981年末第壹次分田，无论是刚出生的婴孩还是老人，每人都分到约1.2亩的责任田（邻近另壹个乡由于人口多，每人分到约半亩田）。田地主要用作种植稻米、小麦和油菜。责任田分得多不壹定是好事，因为田地是否用来耕种，农民也要按比例交各项高昂税费。
至于在1995至1998年，该户书面上的负担分别是1239元，2190元，1357及1573元。但农民指出那通通是假的，95至97年每年要交二千多，98至2000年每年约2500元（由于天旱没有多少收成，2001年只交了几百元公粮）。这比起1982年，初分田时交的170元大大增加了（这是凭农民的记忆，没有书面记录）。据说税费大增的主要原因是乡村干部比起20年前多了近10倍。
虽然监督卡上已记录当年农民需缴税费，上面亦写明“卡外负担农民有权拒付。”但实际上每年村委派人来收税费时，会按每亩再加几十元，又从没发过收据，只是在他们的帐簿内记录。98年就试过有村民拒交额外税费而被村委召来的公安毒打及将粮食搬走，女户主跳河自杀但被救。所以农民对于地方官僚形同抢劫的做法只有逆来顺受。
水利与自然灾害
据村民说，从前每年曾种三造稻米，但亩产量越来越少。另壹方面，天气越来越热（大概与全球气温上升有关），水资源减少，现在壹般只能轮流种小麦和稻米。
农民对集体（公社）时期有很多负面批评，但在改善水利方面做了壹定的工作，例如在50年代土地改革后不久，便在当地修建了蓄水池，以供应农业用水（当地没有大河流经过），第壹个在57年建成。分田到户后，地方政府便没有从事水利工作，致使壹些水道淤塞。另外，有养鸭户在壹个蓄水池养鸭，污染了水池也没人管。
2001年7月，当地持续干旱，笔者到访的湾由于地势较高，旱情是全县最严重的，蓄水池和水井全干了，农作物全部枯死，连人喝的水都没有。村民逼不得已，联同对面湾每户各派壹名代表，共二、三十人坐车到县政府请愿。政府答应免费提供食水，直至旱情解决。结果政府用车巡回送水到各湾，每隔3天才送壹次，只送了3次。之后下了壹点雨，水井有水了，旱情才舒缓，但农作物已反魂无术。
那是村民第壹次以集体行动提出要求。那两天共有两三百名来自不同湾的人到县政府请愿。
据说大旱后中央政府拨了800万元改善该县水利，但实际上用在各项工程上的只有几十万，其余的就进了层层官员的口袋里。
除了旱灾外，农民生计也受畜禽瘟疫影响。虽然在税费中就有壹项是畜禽防疫费，但有关部门却没做任何防疫工作。去年年底，该湾便有很多鸡死于瘟疫。
电力、能源与电话
据该村村委书记说，家庭用电每度7毛（工业用每度8毛），但实际上农民要支付每度1元的电费。壹户家中只有光管、黑白电视机、水井食水抽水泵，每月便要交十几元电费。更奇怪的是，电费不是由供电厂派人来收，而是由该村壹家专利的磨榖厂的老板来收，也是没有收据的。那究竟是谁多收了农民的电费？
村民家中壹般有烧煤饼的炉，但由于烧滚壹煲水便要壹毛多，他们多是烧稻草煮食，壹个人烧草，壹个人炒菜，很花时间。厨房通风不好，烧草时烟很大，很多中年妇女眼睛被熏坏，呼吸系统也受影响。
该湾25户中，只有壹户负担得起安装电话。安装费300元，后按通话时间计费。这户并没有种田，户主在县政府部门工作。
家庭、婚姻与计划生育
笔者作了湾内简单的人口统计。这统计是包括各户户主的已婚女儿而没有包括其媳妇，因为这较易统计及反映实际人口状况。
该湾有25户，共133人，平均每户5.32人。每户包括户主（通常是男人），其太太、父母、子女。平均每户有3个孩子，最多的有7个。
年青人结婚对象都不会在同壹个湾内，大部份是靠亲友穿红线（做媒），到了通婚年龄父母便会很着急为他们寻找对象。由于巨大的家庭与社会压力，很多年青人对对方认识不多便要结婚，制造了很多不幸的婚姻。
绝大多数年青人婚后会与男方父母同住（除非夫妇同时外出打工），因为他们没有经济能力另建房子。新婚媳妇不壹定能适应新的环境及婆媳关系。
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很明显。春节时女的在厨房做饭，男的招呼人客，或去拜年打牌（当然也会全家壹起去拜年）。
平日，由于男性壹般较壮健，是种田的主要劳动力，女的在农忙时也要落田，但壹般负起做饭、照顾长幼的传统角色。
由于年老农民完全没有退休福利，唯有靠儿子供养。出嫁的女儿壹般要供养老爷奶奶，难以支持父母。所以农民务必要生儿子，这给予农村社会重男轻女壹个解释。
该村到94年才严厉推行壹胎政策，但若第壹胎是女孩，5年后可生第二胎，无论是男是女，都不可生第三胎。现在似乎没有杀女婴的情况，因为百分之九十以上怀第二胎的妇女会做Ｂ超（超声波扫描），若发现是女的，就算快要分娩，也会把胎儿打掉。有点奇怪的是，该湾75名孩子中，41人是女，34人是男，仍是女多男少。
有些农民认为计划生育比提留更厉害。据说该湾最穷的壹户连椅子都没有，就是由于超生了两个孩子，交不起罚款，甚么值钱的都被搬走，连椅子都被砍烂。计划生育原本的意义是要减轻人口负担，改善人们的生活，但实际上却令穷者越穷。
在湖北省黄梅县有这样的个案：98年时壹个生了两名女儿的妇人还想追个儿子，怀孕后便偷偷到武汉工作待产，怎知被村委发现，派了3个人到武汉把她押回村里，在怀孕8个多月时强逼流产。更令妇人壹家伤痛的是，那个是男胎，假如他们有两万多元，便可保着这个男婴。
2001年，同是黄梅县的另壹妇人，已有壹名女儿，正在外面打工，被村里的计生办催她回去做孕检，她由于请不到假，来不及回去，家人便被罚了300元，电视机也被抢走。后来她回去作了孕检、上了避孕环，才取回电视机，但罚款没有退回。
教育
1980年，小学学费每年18元，孩子上学壹般没困难。但自90年代开始，子女教育绝对是农民沉重的负担。政府推行9年义务教育，是指农民有义务送子女入学，而非政府有义务提供免费教育。政府规定小学学费每年360元，中学720元，但该村小学学费每年440-460元，另考试费24-30元，学习数据共4本，每本5元，寒暑假作业每本5元。初中学费每年920-940元，另考试费130元，喝水费60元，初三（中三）补课费200元，计算机费100元。高中学费更是每年1800多元。初中和高中是不同的学校，都离村很远。学生要寄宿，壹名初中生说学校生活很艰苦，他要带米回校，有人煮饭，但菜要自备，每次回家便带回壹些凉菜，在校吃几天。
由于农民种田壹般仅能糊口，子女的学费多是靠年长子女（首先通常是女孩）外出打工来负担。壹个家庭假如有壹子壹女要读书，但只能负担其中壹个，那通常就是女儿辍学，外出打工或照顾年幼弟妹。
村民中男的学历普遍比女的高，在25户中，有22户的户主比太太的学历高，2户夫妻均没有接受教育，另壹户仍未结婚。41名非在学年青人中，有16男，25女；男的只有1人没有念初中，其余15人均念至初中，大部份念完初三或以上；女的有18人只念完小学，其余7人初中或以上。
农村重男轻女明显。女孩教育水平较低，外出打工也难以找到高薪的工作，经济地位低促使女性难以走出男女不平等的恶性循环。
假如学校教育是免费（起码像是香港那样实行9年强迫免费教育），男女的教育水平不会有那么大差异。
约有壹成初中生升读高中，除了因为学费贵，壹般农民负担不起外，村里的小学和初中每班都是六、七十人，教师难以照顾个别差异，坐在后排的学生甚至难以听到老师讲话，也使很多孩子没有多大兴趣读书。农忙时，孩子们要帮忙干活，也会影响到他们的学业。（见附文：农忙的壹天）
医疗
除了子女教育外，医疗也为壹些农民带来沉重的负担。该湾内壹名40余岁的妇人患了心脏病，由于没钱治疗，拖了壹两年便死了。自91年开始，医疗费用不断上升。医疗变成了以利润取向。
村里没有医院，若有急症重病，就要坐车近壹小时，送到县里的医院。从前的赤脚医生已改为乡村医生，全村有2个，另有壹家私人诊所。壹般病情轻者，诊金连药费2至3元，较重者10多20元。这比起大城市如深圳的医疗费动辄要七、八十元就便宜得多。但对于贫穷的农民来说，20元已是不小的数目，所以非逼不得已也不会找医生。有位中年人患上肝癌，就要几万元医疗费，相当于壹个农户十多年的收入。
产子的费用也是不小的负担。已有壹名女儿的妇人打趣说，那有钱生第二胎。由于在家产子的危险性高，这两年已减少，但没有钱的，也只得花200元找接生员到家里接生。若到医院产子，要500-1000元。
外出打工与回流
由于种田难以维持生活和孩子教育，自80年代中，年青人便纷纷外出打工。
该湾41名非在学的年青人（户主的子女）中，只有4个不曾外出打工，而其中两人只有十五、六岁，可能是年纪还小，家人不让他们出去。
无论男女都会外出打工，但工种不同。女的多是进厂或当卖菜、清洁等临时工；男的主要是做泥水、水电工作，也有壹个当老板。
外出最长的已有15年。在23名有打工经验的女性中，6人已没再打工，其中5人已结婚，住在夫家的村里或县城，另壹人快将结婚。他们有些还是打算再外出工作。这23人中，另有7人已婚但仍在外面工作。而外出打工的14名男性中，虽然有3人已婚，但仍全在外面工作。
外出打工者大多能慢慢改善家里的经济。盖了新房子的家庭，大都是有人外出打工。但很多打工者都反映找工作越来越难，前景并不很乐观。另外还有壹些外出工作遇骗几千元的个案。
在某些家庭，没有子女外出打工的，或汇回来的钱不足以维持开支的，中年妇女在农闲时也会跑到武汉（湖北省会）去擦鞋或捡破烂，这被视为很低贱的工作，但她们难以在城里找到其它工作。幸运的每天可赚十元八块。他们最怕被警察捉到，因为没有暂住证。
另外，去年也有农妇在自己的田插了秧（最辛苦、最花时间及有时间限制的工序），坐壹天车到河南省帮别的农户插秧，每天25元。插了十几天，扣除70元车费，赚到二百多元，刚够儿子壹个学期的学费。
农民的出路
中国入世前，农民已察觉到粮食作物的价格慢慢下调。保护价已不存在。有农民说加拿大的小麦每百斤二十多元，大陆的是四十多元，入世后怎敌得过外国的呢！有人提出这样的解决方法：让村里几个种田大户承包全村田地，然后雇用其它农民当佃工，20-30元壹天，这便使土地集中，便于实行机械化。但若真的实行，便会出现大批无地农民。剩余劳动力多了，工资会被压低，很多农民无以为计，甚至流离失所。这并非解决农民贫穷问题的方法。
农民的贫穷，壹方面在于生产时主要靠人力，生产效益低，没有多少积蓄，无能力买机械扩大生产。责任田细小而分散，也难以使用机械。另壹方面是税费过高，农民连温饱也成问题。中央虽有规定村提留乡统筹不能超过上年村里人均纯收入的5%，但实际往往超过壹半。在解放前，农民交给地主的地租，也只是种田的壹半左右。难怪人们说「辛辛苦苦几十年，壹朝回到解放前」。
有人说机械化虽可提高生产效益，但会造成更多剩余劳动力。这话不错，但解决的方法不应是要农民继续只靠人力畜力艰苦地工作，排拒机械化。农村的水利及基础建设、教育、环境保育等，在在需要投入大量人力改善，不必担忧剩余劳动力没有出路。那资金何来？如前文所说，中央政府拨了8百万改善该县水利，真的投放在工程上的只有几十万。假若没有层层的贪污剥削及苛捐杂税，假若各项税费不是占种田收入的六成，即使现时的生产方式仍然继续，农民绝不会那样穷，社会也不会像现在的不平等。难怪农民对官僚就有这样嘲弄的话：贪得多的是贪官，贪得少的是清官。
农民也总结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跳水不拉人，喝药不抢瓶，上吊不解绳。人民的死活政府不管。农民在不堪剥削的时候，有些便起来反抗。98年湖北黄梅县某镇就有农民“造反”了。二十多个农民到镇政府请愿，指村委书记及村长贪污，要求他们交出贪款及下台。几个月后，村委书记终于下台，但他说十几万公款吃光了，而村长则拿着贪款跑掉了。新的村委书记虽然贪，但没有直接搜刮农民（贪的是给村内壹庙宇的捐款）。农民说假如村委对他们贪污剥削，他们会再起来“造反”。
虽然大多数农民在默默地忍受着各种剥削压逼，但起来“造反”的个案也不少。现在农民是不是已经到了不造反就没有出路的地步呢？
中国农民讲述改革开放之后农民在生活方面所受到的压迫
在中国，壹个农民的普通孩子，在我们国家的很长的时间内是没有任何途径可以走出农村的。文革结束后，从77年开始，高考才成为壹个农村孩子进城的壹条独木桥。80年代后期，个别富裕的农民也可以花大约壹万块钱买壹个城镇居民的身分了，看起来像是壹种封建社会的赎身。许多大城市象上海广州等地可以凭借壹定的投资拿到的蓝印户口本也属于类似的做法。经济因素的介入来打破法律制度上的不合理，倒也是壹种社会进步。但这壹买壹卖也直接体现了壹种生而不平等。否则的话，为甚么要买卖壹种法律身分呢？最重要的是为甚么没有城镇居民去赎买壹个农民身分，只有农民赎买城市居民的户口身分呢？所以，农民的社会地位是壹目了然的。
某电视台的壹个节目里有壹天夸耀说，我们是世界上唯壹壹个举办“农民运动会”的国家，那是在“农民运动会”举办期间说的。真是滑稽逻辑！他们没有问壹问，这个世界上目前有多少个国家规定了“农民”只能是“农民”，并且农民需要用钱来取消农民户口换取城市居民的身分！
政府对于农民倒是从来都没有主动明确地歧视过农民，甚至会以种种形式来维护农民的利益，这在电视等媒体大家已经看到了很多，包括“农民运动会”也可以列入类似的积极范畴。壹般所谓的歧视都是以多数人对于少数人的威势来形成的，并且有壹定的理论来说明其集体生理和心理上的特殊低级之处，中国的农民都不具有这些社会特征，中国农民占人口约80％的这壹现实决定了不具有被政治歧视的条件。那现实中农民的低下社会地位是通过甚么来实现了的呢？是通过政府壹再对于城市居民的各种优惠而遗漏农民的利益来完成的。
非常奇怪的是，在195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中也规定过“公民具有自由居住迁徒”权利，但1958年就改变为严禁自由居住迁徒。这壹由先进到落后的倒退过程，有其它的社会心理潜因吗？我至今没有找到明确的答案。是革命刚刚成功的共产党人严格按照共产主义的原则才选取了先进的法律取向，而后来某些人的农民意识抬头、同时又发现抛弃农民利益对经济严重困难时的政府是个转机才走向了法律上的倒退？我不肯定，没有人可以肯定。表面上的原因可能很容易找到，但潜在意识上的永远只能是谜。
作为壹个从小就在农村长大的农民，我始终困惑着。今天仍然有许多人困惑着。
我千百次地问苍天，问为甚么我会是农民。为甚么我不生在壹个市民的家庭？为甚么作为农民我天生就被剥夺了壹切和城镇孩子壹样许许多多的权利，当然也包括可以上山下乡的光荣和坎坷？假如没有后来的高考，我还没有到城市里工作的权利。我的权利只能限于在土地上耕作。
尽管我今天已经不再是个农民，我家里没有了壹个农民，但凭着壹个小知识分子的良心我至今却不能不关心这个仍然存在的阶层。我始终不能忘记我是壹个农民的女儿，那份屈辱和不平等成了激发我永远关心社会问题的最初起点。这段特殊的生活经历使我每壹次面对农民问题时都不能平静。由农民问题我想到中国太多类似的社会问题。
农民今天部分人是进城了，但是他们仍然是城市中的“另类”。他们住在城市里，干最低贱最累人的活，干城市居民不愿意干的壹切活，但他们仍然不是城里人。尽管比以往他们可以自由出入城市（在文革的时候农民出入城市都要生产队里开条子），但在法律上他们仍然没有城镇户口，所以进了城他们仍然是农民，人们通称这些人为“民工”。发给“城镇居民的最低生活补贴”是不会发给他们的。
还不仅仅是个户口问题，经济补贴问题，实际上在有关中国法律的劳动保障壹条中，刚刚有学者考证出来，农民在土地上的劳动并不在国家法律中所说的劳动保障之列。也就是说，农民在土地上的劳动不算劳动，或者说，中国法律中的劳保条例，只保障城市居民的劳动，而不保障农民的劳动。该条法律条文上却没有说只保障城市居民的劳动权力，用词是中国公民。但在执行的时候，农民的劳动是没有任何保障的。我们可以说，中国农民不是中国公民吗？
对于农民也还不仅仅是劳动保障问题，农民们也没有工人、干部、解放军、教师这些城市居民们所具有的医疗保障。从来没有。今天，当城市居民面临医疗改革的时候有些惊惶失措，农民不必，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享受过那种优待。在中国，农民本来收入就只是城市居民的大约1/10，再加上没有任何的国家医疗保障，这?多年了农民们是怎?熬过来那些非人的日子的啊。当年的知识青年们倒是有些了解，所以，他们为那么多年的非人锻炼痛哭流涕，他们也死活甚至不惜出卖自己的色相都要换取回城的权利，也所以爱着农民姑娘的知青们只能在小河边对着“小芳”无奈之中说“byebye”。
在看起来户口环境通过买卖等途径转换都较为宽松的今天，面临城市失业人口的巨大压力，许多城市“把进城农民赶回农村”已经成为壹个公开解决城镇失业的秘诀，招工时壹句“需要本市城镇居民户口”也就把所有外地农民找工的可能性取消了，因为农民不具有城镇户口。我也敢肯定，今天中国统计的失业人口或者说下岗人数，壹定不包括农民闲居人员。农民从来不在人们的视野之内。
长期以来，在中国做农民实际上就成了壹种惩罚。城市居民的罪犯有的会在刑期结束后剥夺他们的城市居民户口，而把他们贬为农民。这样的做法在很长时间里通行。
假如做农民不是这样遭罪的话，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几年有甚么苦可诉！《天浴》中知青的悲剧基础也就不存在了。
今天有人说，他们当年上山下乡是壹场飞来的横祸，那么出生在壹个普通农民的家庭看来真的就是被抛进万劫不复的深渊了。
农村不只是壹般的苦啊，那与知识青年们他们原来城镇生活反差实在是太大了啊。
看来毛主席对农村是有壹定的了解的。他号召的上山下乡政策中有着起码公平而客观的思想核心，那就是农村是苦的，没有受过农村苦的，或者对中国整体有着虚幻感的城市孩子是应该去农村锻炼锻炼的。“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知识青年可以在那里大有作为”的思想包含着其它多方面的期许。
但知识青年仍然愤愤不平。他们说，人有多少个青春，我们有多少个十年可以放在农村？
农民没有愤愤不平。假如上山下乡十年就是浪费的话，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农民在农村“浪费”了他们的终生？这种限制农民迁徒和工作权利的户籍制度已经在中国执行了41年，在今天仍然没有彻底放开！
在每壹个知青想寻找自己公平的时候，农民的公平去向谁要？
稍微意识到这个公平问题的中国农民都会在生育子女时感叹到，他们就要再生育壹个农民了。有时候那种抱憾和壹个奴隶的感叹不会有特别大的距离。我相信许多城市居民正是考虑到避免生育壹个农民的后代而断绝了与农民女子的爱情。类似这样的悲剧在农村和城镇中上演着。大家对这壹点还是有壹点觉察，因为改编自农民作家路遥小说的电影《人生》就反映了那样的壹个爱情悲剧。它反映的社会现实远比从小生长在大上海的陈冲拍摄的《天浴》有着更为广泛深刻的社会意义。当然，他们两个人的出身决定了他们是不同社会阶层的代言人。
撇开不同的视点看，两部片子牵涉城乡差别矛盾的片子都很感人，但《天浴》中悲剧的基础建立于壹个知青回城的困难上，女主角年轻、她是城市人、她是社会优势的获得者，对于了解中国真实国情的人们女主角的悲剧性就有效降低了，只获得了观众对文革的进壹步关注和对壹种畸形情感的同情，该片没有触及更深刻的社会问题﹔而《人生》的悲剧建立在壹种广泛的社会制度上，男主角爱壹个农村的姑娘，但为了彻底摆脱自己农民的命运，他放弃了个人的幸福，意欲和壹个城市居民的女儿结婚，他是壹个中国的“于连”。所以，两部片子所反映的社会意义深度以及他们的价值取向都是不同的。
无论是哭哭啼啼的知识青年，还是今天为着解决下岗问题而心里打着“把农民赶回农村”算盘的管理干部们，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最根本的壹种东西，那就是他们这些中国人都最适合生活在封建时代，而绝不应该是生活在今天这个电子时代。因为他们都没有现代社会所起码需要的平等与人权观念。
呜呼，时代！
19世纪的英国社会学家斯宾赛说过：“在所有的人都获得自由之前，没有人能完全自由﹔在所有的人都有道德之前，没有人能被称为完全有道德﹔在所有的人都获得幸福之前，没有人能获得幸福！”
假如我以壹个国家为壹个“所有”单位而论的话，我们身边有许许多多的人在哭哭啼啼喊各种各样的不平的话，实在是因为我们有正好配得上让人们哭哭啼啼的管理素质和管理人才。在壹个人人漠视他人权益的社会里，实际上人人在侵害他人权利的同时自己的权益也在受到同样水平的伤害。壹个社会的良知和社会公平意识是会水平发挥、平均反射在每壹个人身上的。只要壹个社会中有明显的壹批人受到不公正待遇，那么这种不公正的意识终有壹天是会发挥在其它人身上的。这倒是很公平！可它也很残酷，它说明即便生活在城市里的居民，也是在许许多多的方面受到“农民”壹样的不合理管理，当然不是表现在户口上面，而这种随随便便牺牲或漠视部分人权利的事情也会表现在其它的方面，反射在你身上，如残疾人，如知识分子阶层，如城市贫民，如壹切非权利阶层……。
斯宾赛的话包含的朴素共产主义理想情怀值得我们中国人深深体会，尤其值得城市居民以及壹切暂时的利益获得团体的体会。尽管这种共产主义情怀不是来自于马克思本人，但太阳出发点的这种人类大同的精神本来是我们中国人壹点都不陌生的，甚至是半个世纪前中国人赴荡蹈火的精神指引，可是我们今天看是不是我们只得到了表面的壹切，却失落了很多共产主义的精神真谛，因为民主和平等权利就是共产主义的最基本原理，而起码在农民这个明显的问题上我们严重违背了有关的原理。
壹个发生在中国北方城市的凶杀案例也许为这种思想可以做壹个解释。壹个 19岁的农民，从小父母双亡，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依我所知，社会对这样的农民壹般不会有任何的帮助，壹切负担会倾斜在他们的亲戚身上。后来他随着年老体弱的奶奶过活，但他唯壹可以依靠的奶奶也死了。倍尝生活的艰辛，精神上更是无依无靠，这个孩子几次自杀未遂，精神濒临崩溃。后来，作为民工他到城市里打工，可是老板不给工钱，并且找人对他棍棒相加。在要钱无望，生活无着，遭人毒打之后，他到壹个市场逛游，无意中看到卖肉摊上的屠刀他就顺手操了起来，以此连续杀伤杀死多人。
许多专家和群众对他这种报复行为很吃惊，以为他神经错乱，为甚么不去报复那个老板，而是去滥杀无辜？其实说白了，这个农民在报复社会。我认为是这个社会的整体生存状态的低下直接逼迫他最终走上犯罪道路的。每壹次当他面临人生的绝境时，社会都没有向他及时伸出温暖之手，甚至是连劳动的权益都没有办法得到保障。
我们可以想象，即便是他为老板不付工钱而去上告，他有没有这个经济能力？他有没有这个知识能力？我们有没有贫民可以咨询的法律部门？而我们现实中的司法公正有没有给他有足够的底气？我看答案几乎全部是否定的。所以，他会看不到其它的出路。尽管杀人是万恶的，但他却不是毫无理由地选择了报复社会。近年来中国这样的报复社会的案件有很大增长的趋势，他们都反映了壹种社会下层，尤其是农民对社会生存条件的敏感。
看着这样由于贫穷和社会分配畸形而导致的犯罪，让每壹个有社会责任心的人都不禁感到心痛。假如这个孩子不是个农民，假如这个孩子得到了足够的学费可以和其它的孩子壹样享受教育的权利，我们的监狱里就会少壹个罪犯，社会就少了壹份威胁和损失。数不清的这类案例让人思考犯罪，也让人思考我们的社会，思考我们的种种落后意识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了甚么样的深层危害。
我常想，尽管我已经不再是个农民，但不能保障我不会有壹天倒在这样的农民报复的屠刀之下，喝上这样的毒水，葬身于无名的火海。解决农民问题，是我们每壹个仍然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的人们的急切问题，他们的生活质量不改变我们整体的生存状况就难以改变。有壹天我自己死在民工手中，我不惊奇，你也不用惊奇。所以我关心他们实际上就是关心我们自己。我们天天生活在壹起，我们本来就是平等的壹家人，当哪壹个人生而不平等地与我们生活在壹起时，我从社会中获得的那份不应有的优越和利益使我不安，也使我深感惭愧－－我渴望与他们平分社会的每壹份利益。
我已经把农民问题当作中国的壹个社会是否进步的标志好长时间了。
在这里也许我们还应该重申当年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时的壹句口号：“壹 人壹家的怨仇不算甚么，要把眼光放到全中国人民、全世界的人类去”。这里边包含的伟大共产主义精神就是：只有“解放”了“所有人”，才能解放妳自己。只有绝大多数的人民（当然包括农民）获得了“自由”、“道德”和“幸福”的时候，你个人距离真正的文明状态才会近壹些。
有人说，壹个歧视妇女的社会不可能是壹个文明的社会﹔那么壹个歧视农民的社会就更不可能是壹个文明的社会。
农民，知识青年，下岗工人，当你用壹种全新的眼光去看他们以及他们之所以产生的社会条件和环境的时候，你还会有壹些新的发现。
太多的知识青年回城以后在反思他们所受到的苦难，我竟然从来没有看到过壹个当年的知识青年为他们所体会到的农民疾苦起而为农民鸣不平。我为这种社会良知的沦丧而感到无奈。我为那壹批多达两千万的知识青年中没有壹个“变异”，除了为自己哭喊，反转过来为曾经与他们同甘苦共患难的农民兄弟来讲话，我对这个事实感到震惊和悲哀。
在非洲，在中东战乱地区，甚至在壹些特殊的动物保护圈里，你都会看到壹些人因为偶然的机遇认识到壹个不平的现象就义无反顾地重新回到那个圈子里去解救苦难，甚至是去解救壹些动物例如大猩猩、大象，他们向世界大声疾呼注意那里发生的壹切。最近的壹个例子是壹个美国记者在非洲看到的人间惨剧让他对人类悲哀到自杀。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是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的“出身贵族而同情于贫民”（鲁迅语）。但是，经受许多年共产主义教育的两千万中国人－－知识青年－－到农村走了壹圈，他们回来哭了恨了，只是因为农村的生活太苦使他们在那里受了罪，可是他们中没有壹个人反转回来向社会大声吶喊：农民们怎么办？可能也有人做了甚么，但既没有触及到根本，也没有形成壹种引人注目的潮流。
我至今对很多年前的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充满了敬意，可是今天这种平等精神哪里去了呢？
三农弊端的社会根源
「三农」（农民、农村、农业）问题在中国，已越来越显出其严重性、以至危机性。虽然中国财政部长在今年3月向人大会议报告：2000年的国家税收高速增长，几乎相当于经济增长的3倍，增收部份比99年将近翻了壹倍；但这毫不意味「三农」的收入也同比例地增长，相反的，国库的增收是与「三农」的减收成反比的，部份是加大向农村、农民征收税费的力度所得的。虽然总理朱镕基同时作的「十五」计划纲要报告，宣称农村居民在2000年的人均纯收入达到2,253元，比上年实际增长了2.1%，5年间平均每年实际增长4.7%；但这与粮食种植面积、产量及价格都大减的实况很不相符，也与学者专家的调研结果及其它报道的实况大为不同。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报的数字，2000年粮食产量比上年减产了9%。减产的直接原因看来是粮食种植面积缩减，农业部门汇总计算，2000年的种植面积约为16.07亿亩，比99年减少了9千万亩，减幅为5.3%，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播种面积最少的壹年，低于1.1亿公顷（即16.5亿亩）的警戒线（据统计局调查结果推算，2001年又将比今年进壹步缩减1.7%，约4千万亩，即减至1.07亿公顷）。
种粮面积如此大幅度减少，是由于农民负担税费太重，所得不敷所失，因而很多人不愿种田，把农田抛荒。这种情况，在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去年给国务院领导人的信（编者按：该信见本刊今期摘录）中已有较详细揭露，这些揭露，已经上级的覆查证明属实，并承认所说有「壹定的代表性」（湖北省委书记和省长在调研后的结论）。
香港《文汇报》今年2月19日，以全版刊出的《弃耕：中国农业转型期阵痛》，对上述问题也作了报道：洞庭湖壹带向为主要的产粮区，素有「湖广熟、天下足」的称誉。但近几年来，良田沃土大量被抛弃，其中的南县，《土地延包经营证书》的发放率至去年9月只有50%，主要原因就是许多农民「不想要田」。有的村，弃耕的土地超过了全村耕地面积的70%。是「洞庭湖区大规模弃耕的壹个缩影。」「湖区许多农民毫不讳言：弃耕不种，直接原因就是不愿或难以承受过重的农民负担。」
这些是中国「三农」危机的部份反映。
学者的调研结果
「三农」的困难问题越来越引起了国内许多学者专家的关注、调研，发表了很多富有价值和见解的文章，论著。以下所引用的学者陆学艺《走出「城乡分治 壹国两策」的困境》壹文，便是其中壹个显例。
该文指出：几年来，中国农村居民的购买力在逐年下降，农村市场在逐年萎缩。虽然1996年以来，农业连年丰收，但农民收入下降，自96年冬季以后，粮、棉等农产品就出现卖难，价格下降，99年夏季以后，几乎所有的主要农产品都出现了销售困难，市场萎缩，农民的收入成了问题，年人均纯收入中的粮食收入部份在99年要比96年下降300多元，96年农民人均从棉花得到的收入为68.07元，99年只有36.68元，而粮棉收入占了农牧业收入中的绝对多数，特别是在中西部地区，更是主要的收入。97至99这3年间，粮棉价格下降了3成至4成，使农民的实际收入下降了很多。
从96至99这几年间，乡镇企业也不景气，约40%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这又使得农民的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大量减少。与此同时，城市又大量辞退民工和限制外地民工就业。据有关部门测算，民工最多的1995年，达8千多万人，近几年逐年减少，99年估算只有约6千万人。以平均每个农民工壹年在城里凈赚2千元计，农村就要减少6百多亿元的现金收入。
另壹方面，基层组织、乡村两级干部在10多年间迅速膨胀，人数越来越多。现在壹个乡（镇）政府人员，超过正式编制几倍乃至十多倍，比50年代壹个县政府的机构还要大。（例如，本文作者看到2000年10月12日《南方周末》报道：壹个5万多农业人口的江西省乐平市接渡镇，在99年「机构精简」之前，像其它所有的乡镇壹样，在机构设置上「五脏俱全」：党委、政府、人大、纪检、政协、武装部「六大班子」，以及财政、税务、公安等「七所」，和农技、水利等「八站」，他们吃饭都要吃镇里的。）他们还要拿补贴，要比农民生活好，而国家却没有提供这些人的财政开支；反而在财税改革实行分税制以后，较稳定和较好的税收都由地（市）级以上收去了，上缴国库了。于是乡（镇）壹级便陷于财政困难，而只能从农民那里用各种名目收取。乱摊派、乱收费、乱罚款、乱集资就是这样逼出来的。
另壹学者温铁军在《以综合改革解决「三农」问题》的答记者问时指出：
「基层组织膨胀的问题比较普遍：80年代改革之初，壹个乡的供养人口不过是「八大员」，到了80年代中期搞「撤社建乡」，财政开支的编制大约是30人左右；到现在乡级壹般300人，发达地区镇级单位甚至达到800-1000人。不仅财政开支增加，而且随着农村经济环境恶化，乡镇企业倒闭破产增加，乡村两级高负债也大量发生。1997年农业部对10个省份的调查就显示：乡级平均负债约400万，村级平均负债约20万。如今最严重的个别乡负债4000万，再加上90年代中期以来60%的县财政亏损，这方方面面的负债和亏损不仅最后都会有相当部份转嫁到农民头上，而且还会引发高利贷横行。」
由此看来，造成「三乱」、「四乱」和农民负担特别沉重的原因，除了地方干部的乘机胡作非为、以权谋私、贪污腐化之外，中央的政策措施、整个官僚制度对政经特权的维护，都是根本的因素，正是由于中央指令要加强农村的党政控制力量，以巩固它在农村的统治，才在各乡镇设置那么多的「六大班子」、「七所八站」。
也正因为这样，尽管中央长期以来重重复复宣称要减轻农民负担，并在多年前下令取消许多苛捐杂税，但是，各地方当局干部又要重新巧立名目，继续向农民榨取，以致官方越喊减负，农民负担越重，从而造成李昌平所概括的农民苦、农村穷、农业危险的结果。
「逼到绝境后的抉择」?税费改革
农民的重担和困苦，直接激发出许多积极的抗争行动，和消极的弃耕或出走城镇等等，但后者因城镇工业不景，原有工人失业者日增等影响，被迫要倒流回农村；他们所壹度弃耕的田地有许多又给基层干部交由农业大户承包了去，干部以此对付农民的弃耕，如果成功，将使部份土地重新集中化，少数农民也将变成无地耕种的无产者，或者成为「大户」的雇工。不过，他们至今仍保有原来的土地承包权，许多人都拒绝由村大户承包，这些发展仍要视中共有关新的法例来决定。
农民的抗争行动，最多的是集体上访，向上级党政部门控诉负担的沉重，即使增产也不增收，甚至赔本倒贴，难以维持生计。例如安徽省怀远县淝河乡便是个典型。农民除了交农业税、「三提留」、「五统筹」等款外，还有无数五花八门的税费和集资摊派。因而几年内全乡29个行政村中，有23个村村民在上访。而村民更有几次集体开拖拉机到合肥市堵塞交通。大多数乡镇无法收上当年农业税的大部份，正常运转出现危机。怀远县领导在1998年底提出要进行费改税的改革试点，「其实是怀远县被逼到绝境后的抉择」。安徽省领导（以至中央）表示同意，是「因为当时怀远县的名声太臭了」。
安徽省的税费改革试点结果，据说在2000年全省农民负担比改革前减少13.93亿元，农民负担减轻约25%，98%的农民表示满意。但是，问题仍没有解决，减少的近14亿元财政缺口将由谁来补？如果解决不了，政府的正常运转就有问题。以农业为主的各县、乡财政，缺少二、三产业的财力支助，即使有中央或省的很少部份补助，地方领导层也势必又要向农民伸手，使得农民在必须缴纳的税款（其中包括部份的原有「费」）之后，又要交新的费，重新挑起旧的重担了。
国家推卸教育经费的后果
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共的方针，政策、措施都是重城市、轻农村，重重工业、轻农业，重工人、轻农民的。它在财政上尽力向农民、农村压榨、牺牲农民的实际利益，很少动用资源去扶助「三农」的发展，而是极多地用于基本建设、固定资产投资；各地农村党政干部更利用手中的特权，随意向农民进行「三乱」的榨取。这种政策和实际，具体表现于对国家公务员的不同待遇上：城市的公务员由国家财政支付薪酬待遇，农村乡镇的干部虽然同样是国家的公务员，「七所八站」是上级政府部门下设的机构，理应同样由政府财政负担其开支的，但却要由农民供养他们。又例如，农村教育经费也主要由地方承担（包括学校的兴建维修、教师的补贴和学校办公费，等等）。乡镇所承担的义务教育经费，「成了镇里最大的负担」。这些重担又主要是向农民们摊派的。
学校经费不足，便要迫学生及其家长负担。当学生极度不满这种乱摊派致使学生及其家长不堪负荷时，就爆发出反抗的行动。例如，今年2月11日广东潮阳市仙桃镇，就有约800名小学生游行到镇政府，冲击政府大楼，砸破玻璃，火烧家具和档案文件，以抗议收教育附加费。这是小学生反抗行动的其中壹例，由于消息给香港记者获知，才得以传到海外。
许多农村学校由于经费缺乏，被逼要强令学生做工，以赚取收入来补贴学校经费。江西省万载县芳林村小学今年3月6日的大爆炸，造成41名师生死亡，27人受伤，就揭露出农村学校存在着这种悲惨事实。据《文汇报》报道：「有消息称，此次爆炸的原因是学校为了勤工俭学，办了鞭炮工厂。前几天还进了壹百斤硝。学校如设在炸药库上。」而该报记者同日发自南昌的电讯称：「可以肯定的是，引发爆炸的是做烟花的原料。」据《星岛日报》的「特稿」报道：「壹家烟花爆竹厂的负责（人）表示，由于有关部门管理不严，在农村的学校或家庭内违规生产烟花、爆竹的情况普遍。农民耕种每年收入才壹千多元人民币，但生产烟花、爆竹，每天就有五、六元的收入……爆炸当天，（芳林村小学）三年级的两班学生就是在课室内造爆竹的火药引。学校是硬性规定学生要帮学校造火药引，违抗者每天罚款两元。」另据说，这些小学生的年龄是8至12岁左右。
尽管官方后来宣称是由嫌疑犯「癫人」李垂才引爆的（不过也承认该校在前年也曾要学生造火药引），但德国新闻社记者访问李垂才的以前同窗，却说他「绝对没有精神病」，也「不是坏人」，而是为该小学工作，负责运送烟花爆竹的原料的。他本人也在爆炸中身亡。笔者在这里之所以较多地引述各报章的有关报道，就是想让部份未看到有关资料的读者，具体了解中国农村教育经费缺少而造成的其中壹种悲惨结果，为历史作见证。
近来还有壹件令人十分可悲的事被披露，那就是陜北壹所民营孤儿学校的连串不幸遭遇，反映出大陆农村的许多学校，既得不到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各种帮助，又反而蒙受当地部门和干部的任意打压、摧残。这所被称为「像孤儿壹样无助的孤儿学校」，位于陜西省靖边县。壹九九八年，当地农民马国成在八岁的女儿死于车祸后，从街上领回六名流浪孤儿抚养，随后更用外出打工积攒的九十万元人民币，加上贷款，创办「国成孤儿学校」。该校成立之初，曾轰动壹时，国内各大传媒都作出报道。但是，据《工人日报》披露，由于得不到社会承认，孤儿学校入不敷支，经济陷困境。马国成为增加收入，贷款扩建招待所，却被城建部门指违法修建勒令清拆；他与村委会签订承包合同，和孩子们栽种了五万株树，又被乡政府将承包地卖给他人，其间损失都未作补偿。孤儿学校已欠债六十万元，四名老师半年未发工资，马家壹万多公斤土豆吃光了后，师生们吃的粮食都是赊来的，而因赊债被拖垮的私营粮店就有三家。大年初三，求助无门的马国成只好带着孤儿学校近六十名师生沿街乞讨，填饱肚皮后，便随意找个地方给孩子们上课。这些事再次引起大陆传媒广泛报道。
今天在农村所推行的税费改革，并没有针对乡村的财政和公共服务等问题，即使中央提供壹些补贴，但主要的财政负担都交由地方政府承担，而后者不愿或不能承担，便要减少教育经费，或者要各学校负责筹措，从而加剧对学生「勤工俭学」的要求，流行对无偿童工的剥削，降低儿童受教育的时间和质素。当局又在推行教育改革的漂亮「理由」下，调整乡村学校的布局，减少学校和老师的数量。例如，湖北省仙桃市有697个行政村，原有乡村小学644所，过去大体上是壹村壹校，现在被调整为249所，使得大多数学生必须到其它乡村上学，可能造成新壹轮的儿童失学。
病根在于现存政治制度
面对者「三农」问题的严重性、危机性，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今年1月11日发表了《关于做好2001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意见》。这个文件尽管在前头循官方惯例先肯定「农村形势总的是好的」，但紧接着即指出：「当前突出的问题是农民增收困难。农产品销售不畅、价格低落、乡镇企业效益下降的情况没有根本改变，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中西部地区特别是粮食生产区甚至出现负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壹步拉大。农民收入问题不仅关系农村的改革、发展和稳定，而且关系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它还说：农业和农村经济不能稳定发展，国民经济的好形势就难以保持。必须高度重视农民收入问题，把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做好新阶段农业和农村工作、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基本目标，并放在整个经济工作的突出位置。
它跟着提出了10项措施，以图做好「三农」的工作。这些措施几乎都是过去所提过的，并无特别崭新的创意。问题仍在于实行得如何。比如以「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这句话来说，中共已经提了几十年，几乎已成为党八股、官样文章，与其它的口号式说法壹样，也是「假大空」性的、画饼充饥、望梅止渴般的。它提出「加快农村税费改革，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似乎是近几年想出的新办法，但这就能「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吗？对于这个「改革」的实效如何，我们已在前面谈论过。几十年来的壹句老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已清楚地重复地说明了：即使中共中央颁布下看来是好的政策措施，下面的干部仍有办法阳奉阴违，不加以执行、走过场。这是屡验不爽的经验。病根子就在于现存整个官僚政治制度。由于官员不受人民监督，中央独断的方针政策既多缺点错误，各级干部又拥有政治经济特权而自把自为。机构日益臃肿，是这个政治制度的必然特征之壹。而任何的政经改革措施都会触犯有关方面既得利益者的权益，从而遭到后者们的反对、抵制、破坏。如果不先「从根本上」彻底改革这个政治制度，则壹切都将会「原地踏步」，以至变本加厉地发展，不能有效地解决「三农」的困难问题。
即使有些中共党员、干部（甚至位高如党总书记的赵紫阳），企图略加以改良、开明些，但也不可免地遭到顽固的官僚势力的围攻、打击，最后连自己的原有职位也不能保。就以最新的事例来说，那位「含泪上书国务院领导」的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即使初时据说他的意见已得到从中央到地方的高度重视，和很好的反应、实行，但今年1月消息传来，李昌平因揭露了农村的黑暗，开罪了地方势力，再也待不下去，被迫在去年9月辞职，远走到深圳打工。尽管如此，他仍然在去年底被《南方周末》报以近3万张网上和来信选票，当选为年度人物，将他视作中国的希望、良知。这件事反映出，他虽敌不过党官僚势力，却是受到人民支持、人民反官僚的事业是有希望的！
中国民主化之后农业用地制度的设想
中国的农民，始终生活在土地寻租的社会中没有被解放，中国没有被赤化以前实行的是土地私有制，大多数农民是有私有土地的自耕农，是传统的小农经济，即使没有私有土地的农民 也是有高度的经济自由权的，可以从地主那边承包土地耕种，打算生产哪些农产品地主是不管的，生产出来的农产品地主也无权支配，农民可以自由的支配，可以留给他们自己，也可以拿去卖给别人，只是定期要缴纳土地税而已，土地税也是根据，承包土地的面积大小来决定的。中共占领中国之后，实行了纯粹的农奴制，彻底的剥夺了中国的农民的经济自由权，土地全部被没收，农民被发配到生产队，生产什么，如何分配全部由中共来决定，农民除了壹年四百斤左右的口粮之外，剩下的粮食必须交给中共。毛泽东根本没有解放中国的农民，而是让中国的农民成为纯粹的农奴，很多时候农民连基本的口粮都无法保障，比如壹个农民壹年生产了五百斤的粮食，按理说只要缴纳壹百斤粮食就好了，但是各级政府为了讨好上级为了征收更多的粮食会制定农业指标，甚至虚报农业产量，比如只有五百斤却要上报六百近 农民原本要上缴壹百斤却必须上缴两百斤，很多农民因为这样而遭受饥荒，然后饿死。毛泽东时代的土地寻租是体现在征收农产品上边，按照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标准，中国的农民壹直都是农奴，毛泽东时代是建立在井田制基础上的传统的农奴制度，毛泽东死后中共实行的是建立在井田制基础上的佃农制度，毛泽东时代虽然消灭了表面上的土地寻租，但是农民彻底的失去了经济自由权，就算不必用剩余劳动去生产地租，但是利用农业生产资料生产出来的生活资料要被中共拿走壹大半，农民除了可以得到中共规定他们应该得到的基本口粮之外，根本没有任何经济自由，基本上是壹无所有的，毛泽东死后共匪实行了佃农制度，在土地全部被收归共匪所有的基础之上，释放了壹部份经济自由权给农民，但是因为农民没有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土地，中共成了他们的地主，他们要向中共缴纳属于绝对地租的耕地占用税作为地租以及农业生产过程中针对种子 化肥 农药征收的实质上属于差级地租的消费税以及车船税跟生猪税，中共的村书记取代了传统的地主，成为了土地寻租者，土地被用来作为从事资本寻租的工具的商品属性始终还是存在的，土地的所有制还是资本寻租者的所有制。实际上中国的农民从来就没有被中共解放从来就没有真正的翻身，土地寻租本身并没有因为中共的出现而被消灭，很多的农民给他们所谓的人民政府支付完地租之后，剩下那壹点农业利润只是勉强维持温饱，很多人被迫要去做兼职成为廉价的劳动力人口，要去城市里边打工，于是形成了壹个中国特有的群体也就是农民工，农民被中共利用去打国民党成为炮灰，死了很多的人，结果生活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改善，还是在底层艰苦的生活，从中国的工人与农民的处境中不难看出 即使按照共产国际的标准，中共也没有统治中国的合法性，中国很多民运人士只是针对结束中共的壹党专政很有兴趣，对于结束中共的壹党专政之后建立怎样的宪法确立怎样的社会制度缺乏设想，关于农业问题中国在结束中共的壹党专政之后应该首先改革土地制度，在农业用地方面尊重私有产权的基础上清除土地寻租的空间，也就是说可以购买私有土地但是不能把私有土地承包给自耕农赚取地租，绝对不允许包产到户的行为，绝对不允许只是占有土地但是却没有使用土地进行农业生产的人利用对土地的占有剥削自耕农，这就从根本上消灭了土地剥削。私有土地应该允许买卖，因为壹个自由的劳动者尤其是农民，当他们希望不再从事农业生产之后应该有出售土地的自由，但是只能保值或者是适度增值不能谋取暴利，比如某位地主最初购买土地的时候花了多少钱，那些钱相当于多少头猪的价格土地管理部门要进行统计，比如壹块土地相当于壹万头猪的价格，以后就算物价上涨土地价格上涨货币贬值土地出售价格上涨，那位地主出售土地之后只能完全获得相当于壹万头猪的出售价格的土地交易收入，比如那位地主原先购买土地的时候花了相当于壹万头猪的价钱比如那个时候壹万头猪的售价是壹万块钱，等到那位地主出售土地的时候因为物价变动壹万头猪相当于两万块钱，那么那位地主出售土地所获得的收入中两万以内的收入应该全部归那位地主所有，从而做到不扼杀那位地主原来的奋斗确保财产保值并且也让那位地主可以得到壹份持有土地期间对土地的开垦以及维护所做出的贡献的合理回报。可是土地的增值除了作为自耕农的地主的努力之外也有社会大众的努力所以超出两万块钱的部份，剩下增值的部份可以看作是因为是社会进步土地周围的部份被开发所造成的是社会大众共同努力的结果所以三分之二要作为社会福利支出，地主只能获得三分之壹这样做符合社会公正的原则又可以防止出现土地炒作的状况有利于避免因为土地造成贫富的两级分化从而也保障了人民改变生活方式的经济自由的权利，实现了这两项政策之后就基本上完成了在社会市场经济的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的工作了。以后土地的交易将完全成为单纯以改变生活方式为目的而不再具有炒作土地谋取暴利的功能了，农业用地的合理使用也有有了制度性的保障，这样做最符合农民的利益，以后他们打算发展合作社经济的时候也不会出现因为没有私有土地而沦为毛泽东时代那种生产队的农奴了，也不会像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半农奴因为没有私有土地所以必须向党国支付耕地占用税以及购买种子 农药 化肥过程中的消费税了，也从根本上避免了自由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因为土地私有所出现的地租剥削以及土地兼并的状况出现，这样从根本上保证了农民可以在拥有私有土地的基础上自由的结合，在自由的联合的集体经济中充份获取利益，只有这种符合社会市场经济原则的土地制度才可以充份的促进中国的农业经济的进步充份的保障农民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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