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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裕延

自十九世纪至现在的二百余年，在人类历史上不过剎那壹瞬间。在这剎那壹瞬间里，门类众多的战争峰火烧遍了世界的各个角落。战争发生的频率之高，规模之大，危害之烈实为人类史上空前所未有。据粗略统计，这些战争主要有：十九世纪初，拿破仑发动的席卷欧亚非的战争；随后拉丁美洲爆发的民族独立战争；1848年遍及欧州的革命战争；英国，继而英法联军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英法与沙俄之间爆发的克里米亚战争；美国的南北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英布战争；美西战争。二十世纪八国联军发动的侵华战争；日俄战争；两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法越战争；中东战争；美越战争；中越战争；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战争；印巴战争；英阿马岛之战。进入二十壹世纪由宗教极端势力发动的遥不可测的圣战和美国主导的世界反恐战争。这壹系列战争，还未包括中国的军阀混战和国共战争，直接造成的人员伤亡需用亿来计数，光中国的国共战争就死人五千万；财产损失更是无法统计，给整个人类造成了无穷的灾难。

战争带来的深重灾难，激起了有良知的学者、思想家和政治家的严厉谴责和深刻反思。战争的目的和根源是什么？怎样才能防止战争？这成了他们长期弹精竭虑思考研究的问题。关于战争的目的，大家都很清楚，这是壹部分人为了追求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利益最大化而为；关于战争的根源和止战的办法则还普遍停留在政治体制和经济利益的认知层面上，停留在敌对利益的冲突对抗的认知层面上；至于战争爆发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如哲学根源和错误的思想认识根源则涉及甚少。

但是，不容否认的是近两百年来，还有不少缺乏常人理智的学者、思想家和政治家却在反思战争的过程中竭力美化颂扬暴力，尽情讴歌战争。这批缺乏常人理智的人，准确地说就是指黑格尔与壹伙自觉或不自觉地追随黑格尔的门徒。这些门徒包括黑格尔左派的马克思之流和右派的法西斯主义分子如希特勒之类。他们公开鼓吹，如黑格尔说，“战争是万物之父，之王”（转引《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如马克思说，“暴力是每个孕育着壹个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也是壹种经济力”（引自《资本论》）；如恩格斯说，暴力“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已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引自《反杜林论》）；马克思高调声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通过暴力“把自已变成为统治阶级”，然后“获得”“整个世界”（引自《共产党宣言》）；希特勒则声称日耳曼人必须通过战争统治支配世界。马克思主义的止战办法是以战止战，如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主张用正义的战争去反对非正义的战争，用革命的武装去反对反革命的武装。而他他们关于“正义”和“非正义”、“革命”和“反革命”的划分，是主观随意而毫无客观性的标准可言；胜者就是“正义的”和“革命的”；败者就是“非正义的”和“反革命的”。这种是非标准出自于“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思惟逻辑。因此，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止战办法，无异于粗鲁冒失的莽汉肩扛壹根硕大的输油管去灭熊熊大火。

可见，黑格尔和其门徒把战争和暴力冲突视为是推动历史进步发展的动力。这种观点来源于辩证唯物主义。这种辩证唯物主义，也就是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认识论，如斯大林所说，也是“马列主义党的世界观”。近二百年来被列宁捧为“万能”“正确”(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被毛泽东誉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见《论人民民主专政》），是不可抗拒的社会发展规律；也被历代独裁专制主义者奉为至宝，成了为历代野蛮罪恶的恐怖主义势力服务的工具。直至现在，这种辩证唯物主义仍僵而未死，仍然或明或暗地为社会冲突和暴力对抗推波助澜，为肆虐世界的暴恐分子注射兴奋济。因此，深入研究辩证唯物主义的产生、发展和走向，弄清它和暴力极端主义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关系，这对维护联合国宪章中阐发的人类基本价值观念，确保世界的和平与安宁，对于当今世界仍然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辩证唯物主义不是天赋的，而是历史产生的。确切地说，辩证唯物主义是随着国家的形成之后由古代的思想家为统治阶级设计的壹种治国的理念方法，这种方法如列宁所说，“是研究对象本身内部矛盾的”（引自《哲学笔记》）。

国家形成的标志是什么？让我们看看摩尔根描述的国家形成的轨迹图：在低级野蛮社会，是壹权政府，即酋长会议；在中级野蛮社会，是两权政府，即酋长会议和军事指挥官；在高级野蛮社会，是三权政府，即酋长会议、人民大会和军事指挥官（见《古代社会》第257页）。根据十九世纪流行的进化论的观点，高级野蛮社会的政府功能是逐渐消亡的，文明社会的国家功能是逐渐形成产生的。当高级野蛮社会的酋长会议逐渐变成近代的参议院，人民大会逐渐变成近代的众议院，这两者便组成近代的立法机构；当高级野蛮社会的军事指挥官或军事统帅变成近代最高行政首脑，比如早期的国王、皇帝或后来的总统（见《古代社会》第338页），这样国家便宣告诞生了。

可见，国家是由立法机构的壹伙参议院、众议院的议员代表，加上行政系统壹群大大小小的官员组成的官僚机构。国家的权力，就是由参议院与众议完的议员代表和行政系统的各级大小官员掌控，他们构成了国家的统治阶级或掌权阶级。因此，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统治阶级要么是由剥削阶级组成，或要么是由被剥削阶级组成的断言是违背客观事实的，因而是错误的，是蛊惑人心的。

最初的国家官员或统治阶级，都是由高级野蛮社会的酋长会议与人民大会的首领代表和各级军事指挥官的后裔世袭组成。他们利用先祖权力的余荫控制了大量财富。古代社会的财富主要是指土地和奴隶。众所周知，在高级野蛮社会里已经逐渐出现了私有制。因此，古代希腊的原始部落主义国家或中国的氏族诸侯国家，为了争夺土地、掳掠人口充当奴隶而不断进行战争。使高级野蛮社会最后阶段的数百千年间长期陷入战争动乱之中，大欺小，强凌弱，众暴寡成了国与国之间的常态关系；所有的国家都在互吞，大国吞小国，小国吞最小的国家，许多部落主义诸侯国家往往在毫不经意中被吞灭。比如范文澜记载的春秋时代的鄅国（山东临沂县北旧开阳城）国君出城到公田上督耕，邾人袭入鄅国，俘获鄅君的妻女。鄅君说“我无家可归了”，跑到邾国（山东邹县东南）要和妻女同当俘虏（引自《中国通史简编》第壹卷第173页）。

高级野蛮社会最后阶段中的这种社会大动乱，给古代思想家留下了万事万物转瞬即逝的恐怖而强烈的印象，使古代希腊著名的思想家赫拉克利特悟出了壹条重要的思想认识原理，即“万物皆流，无物常驻”，“人不能两次踏入同壹条河流。”因此，波普尔称“赫拉克利特是位发现了变化观念的哲学家。”

古代希腊人是非常优秀的民族。他们对任何事物的变化都养成了壹种刨根问底的习惯，为后人奉送了壹种科学的推理思惟的方法，为培植人类智慧之树贡献良多。赫拉克利特思惟方法最宝贵的是在于他的认识并不仅仅停留在描绘“万物皆流”的表层上，他还试图揭示“万物皆流”背后的驱动力。赫拉克利特声称社会冲突或战争是壹切变化，特别是人们之间壹切差别的动力和创造性的源泉。他坚持主张战争的结果是公正的：“战争是万物之父，也是万物之王。它证明这些是神，那些仅仅人，让这些人变成奴隶，而让前者变成主人……人们必须晓得，战争是普遍的，正义即是冲突，万物通过冲突和必然性而生成。”就我的浅薄知识所知，这是人类最早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惟方法分析社会变化运动的经典，奠定了赫拉克利特成为辩证唯物主义开山祖师的历史地位，对后来的思想家产生了持久深远的影响。由此可见，这种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理论壹开始就和暴力至上捆绑在壹起，和权力斗争，和谁战胜谁，和谁统治谁的根本大问题联结在壹起。

在此，为研究方便计，我要侧重引述赫拉克利特发现创造的“对立统壹”的辩证法规律。在他看来，壹种变化的事物必定要放弃某些属性，才能获得相反的属性。他说：“冷的物体变暖，暖的物体变冷；湿的东西变干，干的东西变湿……疾病能使我们重视健康……生与死，睡与醒，青年与老年，所有这些都是同壹的：因为壹种情形转变成另壹种情形，而后者又变回前者……对立同壹于自身；这是壹种产生于相对立状态的和谐，就与弓与琴的情形壹样……相反的东西彼此归属，不和谐的音调形成最美的和谐，壹切皆由冲突生成……向上的道路和向下的道路是同壹条……直路和弯路是同壹条路……对于神祗来说，万物皆美、皆善、皆正义；而人们将壹些东西看成不义的，而将另壹些看成正义的……善与恶是壹回事”（引自《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从这段很长的引述中可见，所谓辩证法的“同壹律”，是建立在融对抗冲突为壹体的基础之上的思想方法论，是彻头彻尾的相对论。什么“对立同壹于自身”,“相反的东西彼此相属”，“壹切皆由冲突生成”，“善与恶是壹回事”，按照这种“统壹律”，人间还有什么是非标准呢？然而这种“同壹律”却被后来的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者捧上了天，成了他们扭曲是非，颠倒黑白，排斥异已，制造冤狱的工具。联系历史反思，无数的历史悲剧足以证明，“善与恶是壹回事”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同壹律”罪恶滔天。

赫拉克利特发现的变化观念引起了柏拉图的共鸣，这是因为柏拉图和他的前辈赫拉克利特同样生活在战乱频繁和政治冲突非常剧烈的时代中。据波普尔的考证，柏拉图所处的时代甚至比赫拉克利特那个时代还要动荡不安。在这种激烈变化动荡不安的社会里，柏拉图的恩师苏格拉底被专制主义恐怖分子处死，他的两个舅舅也丧命于权力的角逐场中，他本人也遭通辑被迫流亡海外，使柏拉图长期处于有国难投，无家可归的困境中；很像和他几乎同时代的中国著名思想家孔夫子那样长期颠沛流漓，惶惶然如丧家之犬也。柏拉图的苦难经历，使他对社会的变化厌恶至极，对静止安定的社会痴心神往。因此他常常教导人们：变化是邪恶 的，而静止是神圣的。由此可见，柏拉图是“稳定压倒壹切”的治国纲领的始作俑者。

柏拉图既然厌恶变化而神往静止，怎么能解释他对赫拉克利特发现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变化原理能发生共鸣呢？这应归结为古代希腊人的天性就是好刨根问底，这就决定了柏拉图壹生都在探讨古代希腊的社会为什么会如此动荡不安，壹生都在致力设计稳定静止的理想国家和理想社会而绞尽脑汁。而柏拉图在探讨社会动荡不安的原因和如何才能实现人类社会安定公平正义之时所采用的思想方法，正是受启发于赫拉克利特发现的“万物皆流，无物常驻”的认识原理。柏拉图依据“万物皆流”的认识原理所探讨的静与动，是与非，自然与约定的相互关系，便构成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内容。尽管柏拉图对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的理解诠释和赫拉克利特的理解诠释有相壹致的地方，但也有许多不同之处。对此进行比较研究，这对人们认识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的变化发展，认识柏拉图在人类思想认识史中所占的地位是很有助益的。

为了辨识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的哲学观点之异同，我们应当首先重温恩格斯的名著《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壹书。在此书中，恩格斯沿袭自古以来就流行的“灵肉分离”的理论，以先有物质还是先有意识为标准，把历代的哲学思想家区分为两大阵营，即凡承认物质存在为第壹性的哲学思想家为唯物主义阵营，凡承认精神意识为第壹性的哲学思想家为唯心主义阵营。无庸置疑，这两大阵营都是建立在“灵肉分离”论的基础之上。据恩格斯确定的标准，让我们来比较分析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的哲学观念之异同究境表现在那里。

几千年来，由于思想理论家故弄玄虚，把哲学说得非常玄乎。其实哲学壹点也不玄，它是指人们观察认识世界的壹种方法。这就是你想把世界看成壹个什么模样的世界，你企盼世界变成壹个什么模样的世界。这种思想方法长期为少数哲学思想家所垄断而被弄得神秘兮兮的。

赫拉克利特的哲学方法把宇宙与社会看成是壹个硕大无比的变化过程，宇宙和社会中的壹切事物都处在永恒的变化之中。因此“万物皆流，无物常驻”便成了其哲学的座右铭。变化的原因是事物内部的矛盾冲突和对抗。比如社会的变化就是由主人与奴隶的矛盾冲突和对抗引起的，这种矛盾冲突和对抗没有始端和终端。你想保持主人的地位和避免沦为奴隶的命运，就必须通过战争诉诸暴力。因此赫拉克利说：“战争是万物之父，也是万物之王”；“战争是普遍的，正义即是冲突，万物通过冲突和必然性而生成。”也就是说，主人与奴隶的矛盾冲突和对抗，万事万物内部的矛盾冲突和对抗没完没了永无止境，这是人类无法抗拒的客观规律，可谓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由此可见，赫拉克特是属于认同存在为第壹性的唯物主义的阵营。

柏拉图的哲学和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不同。柏拉图不是把宇宙和社会看成是壹个永恒变化运动的过程，而是把宇宙和社会的始端看成是壹幅静止的画面。画面上充满着各种各样完美的画，其中有完美的国家和完美的个人。柏拉图把在时间始点上的这幅画面上的各种各样完美的画称为形式或理念。这种形式或理念是恒久不变的，不会毁灭和不会腐败的，而且是完美的、真实的、实在的和善的。这种形式和理念的画很像壁画中的美女，她们常从画中走出来与凡人卿卿我我。而柏拉图设想的静止完美的形式理念国家也在某个时期脱变为可感知的国家。根据柏拉图的描述，可感知的国家自产生之日起，便处于流变运动之中。变化的根源如赫拉克利特所说，是因为社会矛盾的对抗和冲突引起的。

第壹个可感知的国家被柏拉图称为“荣誉政体”或“荣誉政制”的国家。这种国家刚从完美的形式或理念的国家中脱变而成，所以它和理念或形式的国家比较相似。因此柏拉图把“荣誉政体”或“荣誉政制”的国家称为理想国家或理想社会。在这种国家里，统治阶级言义不言利，追求的是公平和正义。但这种理想国家或理想社会后来悄悄地发生了流变，变成了寡头政治，即富有家族的统治；继之又变成了不要法制的民主政制，最后竟出现了“潜主政制”。从此以后的国家和社会，由“言义不言利”变成了“言利不言义”了，社会冲突代替了社会和谐，昔日的公平正义消失了。从此，可以感知的国家和完美的形式理念的国家渐行渐远，向腐败衰落的方向滑行，人的灵魂也开始堕落了。因此柏拉图深叹：“变化是邪恶的，静止是神圣的。”结论是“当变化增大时，邪恶也在增加”，就会“进入人们所说的阴曹地府当中。”

由此可见，按照恩格斯的标准，柏拉图是属于认同精神意识为第壹性的唯心主义哲学家，这和赫拉克利特不同。但他又认同对抗冲突是可感知的流变中的国家发生变化的原因，这又和赫拉克利特的哲学观点产生了共鸣。根据上述事实，私下认为柏拉图是历史上最出色地、最通俗易懂地表述了灵肉分离理论的哲学家，对人类的思想认识产生了非同小可的深远影响。

社会矛盾的对抗和冲突是推动社会变化的背后驱动力。但是这种驱动力的具体表现是什么？赫拉克利特只知道主人与奴隶的冲突，而更深刻更广泛的原因则语焉不详不甚了了。但是，这个原因却被柏拉图感悟捕捉到了。他认为，由于人的堕落，由于利已心以及尤其是物质或经济上的利已心激起的内部冲突和阶级斗争，是“社会动力学”的主要力量，是壹切政治革命的推动力量。柏拉图的这壹发现直接启发了二千多年后的马克思。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的“迄今存在过的壹切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的著名论断，就是柏拉图观点的翻版，这成了近代共产党人的行动思想指南。可见，柏拉图的犀利见解具有何等的历史穿透力。

柏拉图和赫拉克利特还有壹个最大的不同点是，赫拉克利特认为“战争是普遍的，正义即是冲突，万物通过冲突和必然性而生成”，这就是说，社会矛盾的对抗冲突永无止境，斗争是绝对的，斗争万岁，冲突神圣，这是无法抗拒的历史潮流，我们只能顺应其潮流；否则就会变成齑粉。柏拉图则根据“变化是邪恶的，静止是神圣的”之哲学观点认为，社会矛盾的对抗和冲突必须抑止和管控，只要找到正确的方法和措施，社会矛盾的对抗和冲突是能够抑止和管控的。用中国人能懂的哲学术语表述，赫拉克利特主张没完没了的“壹分为二”；柏拉图则神往能使社会稳定静止的“合二而壹”。现在人们来研究柏拉图制定的抑止管控社会矛盾的方针政策，这是既有趣而又能使人回味无穷的乐事。

波普尔确认柏拉图为人们创造了“斯巴达的伟大社话”。柏拉图撰写的名著《理想国家》，就是以斯巴达城邦国家为蓝本的。柏拉图从创造斯巴达神话的过程入手，提出了壹系列如何管控社会矛盾的方针政策。这些方针政策对后来历代的统治阶级，各种各类的思想家和有志于改造社会的团体，包括对近代的共产党人赢得革命和治国理政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绝不是无根据的信口开河，而是有充足事实支撑的科学论断。

据史料记载，在古代希腊先后建立了2000多个城邦 ，其中最大的城邦是雅典和斯巴达。雅典的政体形式是奴隶主民主制，斯巴达的政体形式是奴隶主贵族制。斯巴达城邦国家形成于公元前9世纪，位于伯罗奔尼撒南部肥沃的拉科尼亚平原，有发展农业的良好条件。因此，斯巴达是以农业为基础的国家，不重视甚至限制和取缔工商活动。农田靠被征服的奴隶耕种。斯巴达公民的主要职责是保卫城邦，城邦公民约1万人左右。这1万拥有特权的公民统治区域广阔的边区居民所住的区域和市邑，统治为数众多的奴隶，有说25万，也有说36万。奴隶都归国家所有，不属于私人。斯巴达所有居民（斯巴达原始居民的后裔）都必须终生从军（或至少服役到60岁）。除此以外，城邦里没有其他可接受的职业。

斯巴达城邦国家仅有1万拥有特权的公民是怎样统治数十万奴隶，并且能长期称霸伯罗奔尼撒半岛，这是柏拉图壹生着力研究的重大问题。柏拉图发现，这1万拥有特权的斯巴达公民，是通过严酷的优生学选拔出来的，个个都是从小励志磨炼训练有素身手不凡之人；他们组成了斯巴达城邦国家的统治阶级，是壹个可以随身携带武器的武装集团。柏拉图由此得出壹条重要的、垂范千古的“聪明人应当领导和统治，而无知者应当服从”的统治理论。从柏拉图的统治理论中，可以看到，自从有国家以来，统治阶级都是由聪明人，即如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左派”幼稚病》壹文中说的，统治阶级“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的领袖组成的“集团”；可见，这样的统治集团什么时候都是处于少数。少数人统治或管理多数人，这是人类历史的通则，是谁也不能否定的客观事实。但列宁却在《国家与革命》壹文中，信誓旦旦要建立壹个所谓多数人统治管理少数人的新国家；这是壹个伪概念，不是存心骗人，就是异想天开。

壹个少数人组成的领导集团或统治阶级，怎样才能管控好诸多社会矛盾并使国家稳定社会安宁？柏拉图通过对斯巴达城邦国家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深刻研究，为后人治国理政提供了有益启示。今天人们认真反思柏拉图的研究成果，看看柏拉图追求的理想国家和理想社会与现代人追求的理想国家和理想社会究竟有什么不同？柏拉图的理想国家和理想社会为什么行不通？这肯定能为我们当今建设自由民主平等富强的开放社会提供有益借鉴。

柏拉图认为，壹个国家能否稳定和安宁的首要条件，就是统治集团内部必须保持团结。用中国人比较熟悉的壹首歌词表述，“团结就是力量”，这是柏拉图告诉人们的真理。斯大林在哀悼列宁的誓词里宣称“要保护我们党的壹致，如同保护眼珠壹样”,这是重谈柏拉图的老调，没有任何新意。现在许多大型会议结束后和国与国之间的元首会谈后发表的宣言和公报里，都千遍壹律地要重申柏拉图揭示的“团结”之真理。

统治阶级内部的团结如何才能保持呢？柏拉图认为必须消除可能导致统治阶级分裂的经济利益。为此，他主张必须在统治阶级内部实行共产主义制度，废除私有财产权。壹切缴获要归公，战争中捕捉到的俘虏归国家所有，不能成为私人奴隶。特别要禁止私人占有贵重金属，不许私设小钱柜。统治阶级内部实行供给制，大家都得就餐于公共食堂。食堂就餐是否要分大灶、中灶和小灶三个等级，柏拉图未明说，这可能是我们的先辈发明补充加进去的。通过废除私有财产权，实行共产主义制度和大办公共食堂，这样就使得“每个人应当把所有人都看作如同属于壹个家庭壹样”，这就是1958年中国大办公共食堂和前苏共大肆宣传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由来和根据。

特别发人深思的是柏拉图认为，壹个国家要保持团结和社会和谐，这个国家和社会不能太富裕，也不能太贫困。贫困会驱使人们采取孤注壹掷铤而走险的手段来满足其需要，迫使人们上山为匪争当“山大王”。至于富裕，则因为大多数的变化都起源于富裕，起源于使危险的实验成为可能的财富的积累。只有壹种既不为极度的匮乏，也不为大量的财富留有空间的共产主义体制，才能把经济利益降低到壹个最低限度，并能确保统治阶级的团结。因此，柏拉图特别强调国家必须自给自足，以经济的自给自足为目的。而要做到自给自足，必须以农业为基础，搞农林牧副渔综合发展；取缔经商，割个人致富的尾巴（和资本主义相类的尾巴）；避免统治阶级依赖商人（即官商勾结）和变成商人（即下海经商）。因为依赖商人（官商勾结）的后果就会削弱权力基础；若变成商人（下海经商）将有损国家的团结与稳定。

柏拉图的观点流传到中国，便发展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富，富则修”的荒唐的“唯生产力论”；使割资本主义的尾巴曾壹度成了中国的靓丽风景线。所谓“资本主义尾巴”也就成了中国极左派无事生非攻击的靶子，他们长期以来把“穷光荣，富可耻”的被扭曲了的是非标准强加于中国人身上；使中国人过了二十多年的半饥半饱的柏拉图式的苦日子。那时候每逢春节，因物资匮乏，各级领导都要例行号召百姓大众“过革命化的春节”，这都是柏拉图的壹个国家和社会不能太富裕，也不能太贫穷之治国理念酿成的苦果。

柏拉图揭示的经济政治的治国理念对许多国家的思想主义，对许多国家的经济政治哲学宗教都产生了基础性的影响。比如对各类宗教宣扬的禁欲主义，对中古时期的贱商重农学派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和中国宋朝以降盛行的“存天理，灭人欲”之理学也有相通之处。特别是对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学派，包括空想社会主义和马克思的所谓科学社会主义更是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自古以来至现在的形形式式的社会主义的共同特点都主张消灭废除财产私有制，实行财产公有制；都认为财产私有制是万恶之源，财产公有制是通向共产主义和人间天堂的桥梁。因此，马克思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已的理论用壹句话来表示：消灭私有财产权。”由此可见，柏拉图不仅是耶稣基督的前身，还是各类社会主义的鼻祖，是共产党人心目中的“孔圣人”，他们都可以称得上是柏拉图的私淑弟子。由此可见，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主张“消灭私有财产权”的社会主义，其他拥有各类“特色”型号的社会主义都是假社会主义、伪社会主义或骗人冒牌的社会主义，充其量是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可见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柏拉图的共产主义理念有密切联系，但和当代中国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却不存有在什么“天然联系”。

为了管控好社会矛盾引发的冲突和对抗，避免阶级斗争影响社会稳定，柏拉图设计了这样壹种国家政权，就是赋予统治阶级壹种不可能受到挑战的优越地位，只允许统治阶级可以随身携带武器，拥有壹切政治和其他种种特权。这种政权后来成了列宁创建的“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之摹本。为了强化统治阶级内部的团结，柏拉图强调必须严格阶级区别，划清阶级界线，分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这样就能使统治阶级中的每壹位成员像训练有素的狗那样，“对其朋友及熟识者极为温和，而对陌生人刚好相反”，这就是中国人所熟悉的“对敌狠，对已和”的团结凝聚剂。历史的经验证明，通过暴力刀把子或枪杆子，通过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对敌狠，对已和”换来的团结稳定，只能维持壹时或短时期，而其深处却隐藏着暗潮的涌动。这是建立在沙滩上的稳定，是随时可以崩塌的稳定，苏联的解体就是前车之鉴。对此，中国人也是有深刻教训的。

前面已经提过，柏拉图哲学的根本理念就是：变化是邪恶的，而静止是神圣的。我们知道，壹切理念、观念和立场，其实就是壹种方法论，壹种有待事实证明的假设。根据柏拉图的理念方法假设，所有变化的起点都是完美的和善的，变化只能是远离完美和善的运动，它必定趋向不完美，趋向恶，趋向衰败。依据这种理念方法假设，柏拉图为自已确定的使命与责任就是要抑制和阻止社会远离完美和善的变化，把社会的变化运动拉回到完美和善的起点上，重新创建壹个完美和善的国家，这就是柏拉图设计的著名的“理想国”。那末，柏拉图神往痴迷的“理想国”究境有什么特征呢？

众所周知，柏拉图的理想国是建立在“斯巴达的伟大神话”的基础之上的部落主义公有制国家。根据上述对“斯巴达的伟大神话”的观察，柏拉图设计的理想国有如下几个特征：

（A）柏拉图的理想国家的经济基础是部落主义公有制。他认为只有公有制可以防止统治阶级内部出现经济利益上的两极分化，避免统治阶级因经济利益上的冲突而发生分裂。这是因为柏拉图认为统治阶级内部的团结是维护国家社会安宁，避免社会革命动荡的根本条件。我们知道，古代希腊暴发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实质上是实行公有制的斯巴达和实行私有制的雅典两个城邦国家的争霸战争。斯巴达是以农业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的封闭的部落主义公有制的国家，而雅典是以通商贸易为基础的开放的自由民主的奴隶主私有制国家。这场战争本质上是两种政治经济体制的战争。众所周知，出生于自由民主雅典的柏拉图，却认同斯巴达的政治经济体制，反对自由民主实行私制的祖国雅典。其根本原因就是柏拉图认为只有实行部落主义公有制的斯巴达，才能为他的理想国提供自给自足的经济基础，才能杜绝统治阶级经商的邪念，防止他们要么依赖商人，要么变成商人而削弱其权力基础，影响国家的团结和稳定。所以在柏拉图看来，只有公有制，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雅典。

（B）柏拉图的理想国家赋予撑权的统治阶级不可能受到挑战的优越地位。为此，他主张统治阶级应该牢牢控制刀把子，允许统治阶级随身携带武器，并拥有壹切政治和其他种种的特权。所以这是壹个凭借暴力不受任何限制的国家政权，它能有效地对被统治阶级进行威摄遏阻，从而达到捍卫国家稳定和社会安宁的目的。列宁创建的苏维埃就是柏拉图理想国和手抄本。

（C）柏拉图理想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念是“部落是壹切，个人什么都不是”。正如柏拉图自已坦言：“部分是为了整体而存在，但整体并不为部分而存在……你是因整体而被创造，而整体的创造并非为了你。”这种部落国家集体至上，而个人什么也不是的价值观念，给原始部落瓦解后而被解放了的社会个体套上了无形的枷锁。社会个体身上的这种精神枷锁，被后来柏拉图式的专制主义国家施行的劝告与强制，被柏拉图的追随者的谎言和蒙骗逾套逾紧不能动弹，迫使社会个体时时刻刻“忠诚地跟随”领袖，永远“不能妄想独立行动”。由此可见，柏拉图的理想国家是没有人权，没有自由的国家，是使社会开倒车的国家。这种国家能壹时骗人，但不能长久。这类理想国家的特征盖出自于柏拉图的“变化是邪恶的，静止是神圣的”之哲学理念。

现在，就来综合比较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的哲学观念之间的异同点。不同点是赫拉克利特认为万物皆流，无物常驻；人不能两次踏入同壹条河流；对抗冲突是正义的；战争是万物之父，也是万物之王；总之，运动变化是神圣的。柏拉图则认为离开理念形式和真善美的对抗冲突引起的变化都是邪恶的，只有无冲突无对抗的社会才是静止神圣的。赫拉克利特主张通过战争暴力来确定由谁当主人，由谁当奴隶；柏拉图则主张通过教育，“在和平时期，从孩提时代开始就应当加以强化，——统治别人及被别人统治的习惯。”两者的相同点都是要解决壹个谁战胜谁，谁统治谁的问题；最终的目的是要使“所有的人都被格式化，让他们能最大限度地全体壹致地喜笑怒骂，让他们甚至能在相同的时间对相同的事情感到欣喜或悲伤。”

通过以上对辩证法的形成产生的研究，人们便能清晰地看到，辩证唯物主义是建立在“灵肉分离论”的基础之上的。这是壹种形而上学的二元论，这种理论把人的思想方法引导到极端主义的道路上。其表现诚如波普尔所说：“在逻辑领域，这种二元论呈现为普遍与特殊之间的对立。在数学思辨领域，这种二元论呈现为壹与多二者之间的对立。在认识论领域，它是以纯粹的思想为基础的理性知识与以具体经验为基础的意见二者之间的对立。在本体论领域，这是壹、本原、不变与真、实在、和多、变与虚妄、现象二者之间的对立。……在伦理学上，这是善即保存者和恶即腐坏者二者之间的对立。在政治学上，它是壹个集体主义的国家，和数目巨大的人民——众多的个人二者之间的对立；前者可以达到完美和自给自足，后者其具体的人们必定保持着不完善和依赖性，而且是为了国家的团结统壹，其特殊性应受到压制”（引自《开放社会及其敌人》1卷第168页）。我认为波普尔这段话深刻地揭示了思想极端主义产生的根源和种种表现。波普尔揭示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产生的这种种对立，归根结底源自于“灵肉分离的理论”，这种理论的最大弊端就是把人的感觉经验和知识理论对立起来。这种理论否定人的感觉经验是知识，最多只像毛泽东在《实践论》中那样承认感觉经验是不完全或不完整的知识；它根本不承认感觉经验在认识论中的基础性和决定性的作用。而无视或漠视感觉经验在认识论中的基础性和决定性的作用，这正是形形色色的乌托邦主义、激进主义和思想极端主义形成产生的根源；在中国则成了极左思潮大泛滥的根源。认识这壹点，这对人们正确研究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论，正确认识辩证唯物主义的走向是大有脾益的。

黑格尔何许人也？根据波普尔的描述，“黑格尔是赫拉克利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直接追随者”，“他代表了柏拉图与现代极权主义形式之间的‘缺环’”。“黑格尔成就了极其非凡的业绩”；但是，“他的超凡出众，只是在于缺乏创造性”。“作为壹个逻辑学大师，从纯粹形而上学的丝帽中变出真实的物质的兔子，对其强大的辩证法来说，简直如同儿戏”（均引自《开放社会及其敌人》2卷第12章）。波普尔这段描述，精采地揭示了黑格尔哲学的源头和他在哲学史上所占的地位，画龙点睛地揭穿了辩证法强大的魔术功能。

黑格尔确实创造了非凡的业绩，他的哲学曾上通影响了人类2千多年历史的赫拉克利特、柏拉图和亚里士的古代希腊哲学，下连对近两百年的人类社会产生过巨大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和德国的法西斯主义；他是博古通今和通天彻地的非凡哲学家。试问，在赫拉克利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哲学史上还有谁能与他试比高？遗憾的是尽管黑格尔能博古通今和通天彻地，但他却是壹位缺乏创造性的思想哲学家。

说黑格尔是缺乏创造性的思想哲学家，是根据波普尔的研究成果得出的严肃结论。因为他的基本哲学观念，即“绝对观念”和柏拉图的“形式”“理念”之类的哲学概念的本质是壹致的，都被视为是先于千变万化的事物而存在的。黑格尔和柏拉图同属于恩格斯确认的先有意识后有存在，先有精神后有物质的唯心主义阵营。他们都把事物的本质概念与事物的存在分割开来；把事物的存在看成是纯粹的现象或外观，把事物的本质视为并不是它们自已直接显现的那种东西。如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壹样，黑格尔至少是把有机体的本质（因而还有国家的本质）看成是灵魂和精神。

诚然，黑格尔和柏拉图的哲学也有不同之点。柏拉图认为千变万化的事物的壹切发展变化的趋势都是离开事物的理念本质而运动的，认为这是壹种下降，壹种衰变运动。在此问题上，黑格尔则追随亚里士多德，认为理念或本质处于千变万化的事物之中；或者更准确地说，黑格尔认为，理念、本质与变化中的事物是同壹的。他说，“每种现实的东西都是壹种理念”。与柏拉图相反，黑格尔认为，本质或形式或理念不是静止的，而是在变化发展的；这个观点又和赫拉克利特壹切都在变化的论点基本相同。黑格尔不认同柏拉图的千变万化之事物的运动是壹种衰变，而认为这是观念本质的“显现”和“自我创造”。它们是在朝亚里士多德的“目的因”的方向推动自已，朝“善”的方向发展，或者如黑格尔自已所说，这是走向壹种“本质上自我实现中的和实现了的目的因。”。这种本质之发展的第壹原因和目的，就是黑格尔著名的“绝对观念”。由此可见，黑格尔的“绝观念”之哲学概念，是综合了赫拉克利特“万物皆流”的辩证法的运动变化理念，综合了柏拉图的“形式理念”，综合了亚里士多德的“目的因”而形成的大杂烩式的哲学概念。在这个综合过程中，黑格尔并没有自已的新发现，没有爆发出任何丁点儿的思想火花。

至于被马克思捧上了天的黑格尔之辩证法，完全是赫拉克利特关于辩证法之论述的老调重谈。为了证实这壹论断，只要引证波普尔披露的黑格尔和赫拉克利特的“四个壹样”就够了。波普尔说：“像赫拉克利特壹样，黑格尔相信：战争是壹切事物之父、之王。像赫拉克利特壹样，他相信战争是正义的。黑格尔写道：‘世界史是世界正义的法庭。’像赫拉克利特壹样，黑格尔通过把它推广到自然界对这种学说作了概括，以便把事物的对抗、对立和对立倾向，等等，解释为壹种战争，壹种自然发展的动力。像赫拉克利特壹样，黑格尔信仰对立面的统壹或同壹；对立面的统壹在进化中，在‘辩证的’进步中确实起了重要作用。因此，我们可以把赫拉克利特的这两个概念——对立的战争和它们的统壹或同壹——描述为黑格尔辩证法的主要观念”（引自《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2卷第77页）。由此可见，黑格尔对辩证法的运动变化之理念也没有自已的新发现新创造，是百分之百地在重弹赫拉克利特的老调子。

既然黑格尔在哲学思想领域里追随赫拉克利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过程中没有自已的新发现新创造，那末，波普尔关于“黑格尔诚就了极其非凡的业绩”之论断，岂不是把自已置于自相矛盾，“二律背反”的尴尬地位吗？否！这并不矛盾。因为哲学理念和非凡的业绩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哲学理念是指某种思想观念和思想方法，而非凡业绩是指运用某种思想观念和方法取得的成功或成就。能够发现或创造某种思想观念和思想方法的人，在人类的历史上可谓少之又少。在西方世界从古代希腊至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的时代，可以称得上创造了思想观念和思想方法的人也只有赫拉克利特、伯里克利、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少数几个思想家（严格说，在波普尔看来亚里士多德也不具有独创思想的哲学家），他们被后人称为哲人和先哲。在中国也只有老子、孔子、孟子、荀子和韩非子等几位思想家，他们被中国人称为圣人。其余的什么哲学家呀，思想家呀，注释家呀，政治家呀。革命家呀等等，还有什么帝王将相和伟大领袖，他们所取得的所谓非凡的业绩，都是运用先哲圣人发现创造的思想方法所成就的结果。这类人虽然不能说多如牛毛，但确有为数壹大批。这批人有的是自觉地，有的是不自觉地运用先哲圣人的思想方法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自觉派”，多属知识分子。在行动之前，他们总是要引经据典，看看先哲圣人怎么说，再来确定自已如何行动。当他们的行动受阻时，有的会变通办法，这就是林彪说的“活学活用派”，或像禅宗大师慧能那类的“顿悟派”。有的不知道变通而死守善道，这就是中国人非常熟悉的“凡是派”或“教条主义”。“不自觉派”，多属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随大流派，即大老粗派。他们的箴言是“大家怎么办，我也怎么办”，“占卜怎么讲，我就怎么做”。他们行动前壹般不大知道什么是先哲圣人，或者不大知道先哲圣人说了什么。比如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流氓刘邦，武夫赵匡胤，只识弯弓射大雕的成吉思汗，还有出身贫雇农家庭的朱元璋，他们歪打正着，照样在中国历史上创建了威震壹方的国家政权，“成就了极其非凡的业绩”。这也引发了毛泽东的万千感慨：“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壹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可见，“非凡的业绩”和先哲圣人的哲学理念是不可同义而言的两个概念。

黑格尔是自觉运用赫拉克利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理念和思想方法，来解读说明社会历史而取得了非凡的业绩，从而获得了空前未有的“逻辑大师”的称号。所谓黑格尔的“非凡的业绩”，只是指他解读说明社会历史的成果对后人产生了非同小可的影响而已。至于这种影响所产生的社会效果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最终还要通过亿万公众的经验实践来检验。近两百年的世界历史证明，黑格尔的“极其非凡的业绩”导致了人类思想方式方法的极端主义，这给近两百年的人类社会造成了无穷的灾难。

黑格尔的主要观念，是赫拉克利特的对立统壹说。他把这种对立统壹的学说视为不可抗拒的规律引进到自然界，把自然界视为无处无时无事无不充满着矛盾，而矛盾双方的对抗冲突和战争则成了推动自然发展的动力。他还把这种对立统壹的学说引进到人类社会中，把所有的人际关系还原为主人与奴隶，统治与服从的基本关系；把人与人、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关系视为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关系。这种人与人的关系像《红楼梦》王熙风说的那样，“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据说这中间没有调和的余地呢！根据黑格尔的对立统壹的观点，壹个人或壹个阶级要维护自已的主人地位和避免沦为奴隶，必须通过斗争和战争，通过暴力才能证明自已的能力、决心和意志。黑格尔运用这种观点解释民族与民族和国家与国家的关系说道，每壹个“希望成为存在”的民族必须通过战争进入“历史舞台”，即通过打败其他民族，来肯定其个体或灵魂；斗争的目的是支配世界。

由此可见，所谓的“对立统壹”说，是指对立对抗冲突双方的强者吃弱者，或者弱者通过卧薪尝胆蓄积力量到壹定程度时再吃对方，这就叫对立统壹或同壹。这种对立统壹或同壹形成的社会局面，被黑格尔称为合理的存在。由此黑格尔提出了壹个影响深远持久的“两个凡是”的认识理论，“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存在的。”这种认识理论和中国盛行的“实事求是”论有异曲同工之妙，是壹种“强权即公理”的理论。“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既是现实合理的，也是实事求是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强权即公理”是“对立统壹”说的卵生产物，是辩证唯物主义之理论的逻辑所然。

由此可见，“强权即公理”或“权有理”之权力至上的理念便成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核心灵魂。由于黑格尔和其信徒们的鼓噪宣扬，致使权力至上的对立统壹的学说，即辩证唯物主义之理论在德国风靡了壹个多世纪之久，使暴力崇拜和权力崇拜的观念渗透到许多德国人的脑海骨髓里，使其成为有德国特色的哲学。最后使德意志民族形成了壹种根深蒂固的社会理念：壹个阶级壹个政党只要拥有暴力，控制了国家政权，就能成为国家的统治阶级，成为社会的主人；壹个民族壹个国家只有通过战争才能进入世界历史舞台，才能支配统治世界。这种理念最终使德国成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也使德国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故乡，成了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发源地。这都对二十世纪的人类社会产生了巨大的破坏性影响；仅此而论，“黑格尔成就了极其非凡的业绩”并非虚言。

马克思毫不讳言称自已是黑格尔的“门人”。他说，“正当我著作《资本论》第壹卷时，猖狂自负的，平庸的”“后生小子们”，竟把黑格尔“看作壹条‘死狗’了”；“我倒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门人，而在论价值学说的那壹章，我还在这里那里用黑格尔特有的表现方法来显示壹番”（引自《资本论》第二版的跋）。可见，马克思以能做黑格尔的“门人”而无比的自豪之情不胜言表。

马克思在此还特意提到了“黑格尔特有的表现方法”，那末，这是壹种什么方法呢？就是赫拉克利特发现的，被黑格尔大事弘扬宣传的“对立统壹”法，是壹种视对抗冲突为社会发展不可抗拒之规律的方法论。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用“黑格尔特有的表现方法”描述人类历史发展过程时断言：“迄今存在过的壹切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自由民与奴隶，贵族与平民，地主与农奴，行东与帮工，简言之，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抗的地位，进行着不断的，有时隐藏，有时公开的斗争，每次结局不是全部社会结构受到革命改造，便是各斗争阶级同归于尽。”可见，马克思用来描述社会历史的方法是壹种互毁互成的“对立统壹”法。把社会历史描述成人与人之间或不同的阶级在互相摧毁对方的过程中发展改造，结局是“各斗争阶级同归于尽”。由此可见，“对立统壹”法不是恐怖主义的方法论又是什么呢？马克思鼓吹的这种“对立统壹”的思想极端主义，正是当代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奉行的恐怖主义理论。这些恐怖主义分子都在呼喊“真主伟大”的口号中，按马克思宣传的思想方法，抱着炸药包奋不顾身地与被他们视为魔鬼的袭击对象，广大无辜的生灵大众同归于尽。可见，马克思主义所谓的暴力革命学说是谁也否定不了的恐怖主义理论，只有持阶级分析论或双重是非标准的伪善者，才会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暴力学说是恐怖主义的理论。

，黑格尔痴迷笃信“战争是万物之父，也是万物之王”的战争万能论，是因为他寄希望于德意志民族通过战争进入世界历史舞台，打败其他民族，统治支配世界。而马克思则虔诚崇敬暴力万能论，是因为他寄希望世界无产者能借助暴力手段，夺取国家政权，使自已成为国家的统治阶级，进而获得“整个世界”。因此，马克思说，“暴力是每个孕育着壹个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引自《资本论》）；恩格斯说，暴力“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已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引自《反杜林论》）。由此，我们可以断言，崇敬暴力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支柱。马克思恩格斯的壹切理论研究，包括马克思撰写的理论巨著《资本论》，都是为暴力改造社会和暴力革命寻找根据；使马克思恩格斯和后来的列宁主持领导的三届共产国际都成了鼓吹暴力恐怖革命的培训班。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必然要把人的思想方法往暴力恐怖极端主义的方向引进。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这种极端主义特别表现在恩格斯的壹段经典名言里：“革命是壹部分居民用刀枪大炮，即用非常有权威的手段强迫另壹部分居民接受其意志的动作”（引自《论权威》）。恩格斯的这段名言道出了国家形成之后的文明社会很不太平的原因；特别是深刻地揭示了近两百多年来战争烽火连年不断，武装革命此起彼伏，暴恐活动肆虐横行的根本原因。此理论昭示“壹部分居民”常借“上帝”、“真主”的名义，常以社会规律不可抗拒的名义，常用“人民利益代表”的名义，把自已的意志通过战争或暴力手段强加于人，强加于人类社会。这种极端主义的思想方法是近两百年来使人民大众陷于战争暴力之灾难中和痛苦深渊的根本原因。

不幸的是我们的史学家和理论家编写的历史书籍，总是把那些善于以“上帝”、“真主”、“人民”的名义发号施令强奸民意的人描绘成英雄伟人予以美化歌颂，诱导大众百姓顶礼膜拜。大造个人迷信和对领袖英雄崇拜的舆论氛围，企图把极端主义的思想方法公式化格式化，使之“万能”“正确”“放之四海而皆准”，使之薪火相传至永远。在二十世纪，把极端主义的思想方法，把暴力革命的思惟方法公式化格式化做得最成功的，使其流毒最深最广，害人最惨烈的莫过于前苏联的缔造者列宁。

诚然，列宁的成功，和黑格尔“成就了极其非凡的业绩”壹样，并不意味着列宁对辩证法的哲学理念方法有什么独创性的发明发现。虽然他有渊博的知识，惊人的视界，但却并不是壹个具有伟大思想和创造力的人。比如列宁在综合考察了辩证法的十六要素之后，提出了“对立面的统壹（壹致、同壹、同等作用）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互相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壹样”的重要的哲学理念，得出了“发展就是对立面的‘斗争’”的重要结论。于是“斗争是绝对的，统壹是相对”的理论，被马克思主义者，尤其被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追捧为是辩证法认识论发展的新阶段。只要稍为懂得哲学常识的人，都知道“斗争是绝对的”，这是二千多年前赫拉克利特说的“战争是万物之父，也是万物之王”和柏拉图说的理念本质是绝对的，永恒的，不变的新版本；而“统壹是相对的”则是柏拉图说的可感知的事物是易逝的，是壹种现象，也类似二千多年前《庄子》的《天下篇》中的“飞鸟之景，未尝动也”的说法。

其实列宁对辩证法之认识论的贡献还是很大的。第壹，他极大地强化了暴力的意志功能，提出了“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之重要理念（引自《列宁选集》第3卷第643页），这对共产党人建立的政权影响之深远只可心会不可言传。列宁认为创造控制暴力的意志是不受法律约束的，自然也不能忍受上帝或真主之类的神力的约束。在中国，这叫“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第二，他强化了暴力的目的功能。根据马克思提出的“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已的理论用壹句话来表示：消灭私有财产权”，“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过去遗传下来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要同过去遗传下来的种种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革命纲领；列宁确认“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战胜集中的大资产阶级，要比‘战胜’千百万小业主容易千百倍；而这些小业主用他们日常的、琐碎的、看不见摸不着的腐化活动制造着为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使资产阶级得以复辟的恶果”（ 引自《列宁选集》第4卷第212页）。根据这种极端主义的思想认识，列宁明确提出“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同上）。这样列宁就把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力不仅指向拥有大量财富的大资产阶级，还指向拥有少量财富的千百万小业主，甚至还指向头脑里存有习惯势力观念的贫民无产者。这就为列宁十月革命后制造震撼人类良知的专制统治提供了理论根据。

有位叫安•鲍•祖波夫的学者撰写了《二十世纪俄国史（1894—2000）》壹书，强烈谴责了列宁和其信徒制造的泯灭人心的大屠杀。详细披露了大屠杀惨不忍睹的史实画面。1918—1922年2月杀人不少于200万。当年秘密警察“契卡”奉指示“审问被告时不用找什么证据，只消让被捕者回答是什么出身，受什么教育或职业，就能决定此人死活。这就是红色恐怖的实质。”

从《二十世纪俄国史（1894—2000）》壹书中还可以看到，根据马克思提出的“消灭私有财产权”的革命纲领，根据辩证唯物主义“斗争是绝对的”之极端主义思想方法，列宁和托落茨基1918 年就认为：在六个月内完全消灭商品生产，真正的社会主义就会实现。所以“要强迫所有的工人吃苦受罪”，必须把日常生活条件社会化；消灭家庭，吃大锅饭……实行军事化。全国1600万人每天被强迫工作12—16 小时。仅圣彼得堡壹地，从1917年到1920年有三分之壹的人因饥饿疾病和政治原因死亡。如俄国中部省份在1916年有人口6800万，到1920年仅剩下3800万。《二十世纪俄国史（1894—2000）》壹书中把20—30 年代之交的苏联农业集体化称为“第二个农奴法”，说它是苏联开展必须的壹场对付农民的斗争。当时估计有200万富农，150万中农，800万贫农，而富农乃是滋生资本主义的势力，所以要实行消灭政策：第壹类，顽固反革命分子枪决；第二类，流放或强制迁移至边远地区；第三类，赶出原住地。1930年1月30日苏共中央的记录显示，仅仅在壹个月内就有20多万富农被剥夺财产，60多万被枪杀或遣集中营，15万被强制迁移至边远地区。消灭富农就是消灭了农业生产的中坚，苏联壹直到解体之日也未达到沙俄时代的粮食产量。

由此可见，列宁是继柏拉图和黑格尔之后的人类史上最大的极权专制主义者。由此可见，从古代到近代的极权专制主义者都有壹个共同特点，他们都运用辩证法的思惟方法，把自已的意志，或把与自已利益相关人的意志通过暴力，通过战争强加于人，强加于社会。他们罔顾社会共识和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是社会动乱的制造者，是发动争的元凶。给全社会全人类制造了无穷的灾难。

但是，列宁和柏拉图、黑格尔等极权专制主义者又有很大的区别。柏拉图和黑格尔是纯粹的哲学王和思想家，他们未掌握任何行政资源。所以他们要常借“上帝”的名义来兜售其极权专制主义的理论，并用神秘主义的外衣把其包裹得严严实实，不使其露峥嵘。而列宁却因控制了占世界陆地六分之壹的庞大的俄罗斯的国家政权，可以壹手遮天制定是非真理标准，再也不用借上帝的名义来推销极权专制主义的理论，再也不要用神秘主义的外衣来做遮羞布。他堂而皇之称自已是代表了历史发展规律的先进的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宣称无产阶级有权“把强制同说服结合起来”，“先进阶级有权实行”“严厉的，坚决的国家强制”（引自《列宁选集》第4卷第401页）。他声称，在俄国之所以要实行严厉的暴力专政，是因为“无产阶级在人口中占少数”（引自《列宁选集》第4卷第383页）。列宁这壹系列极端主义的思想方法主张，都源自于辩证唯物主义这种极端的思想方法理念。这是壹种力图不择手段把自已的意志强加于人的唯我独尊主义。由于这种辩证唯物主义在前苏联泛滥成灾，使苏共政权对内实行剥夺人权，咨意践踏自由民主平等的极权专制主义，对外奉行侵略扩张的大国沙文主义而导致苏联土崩瓦解，致使辩证唯物主义在前苏联的辽阔土地上乃至全世界由盛而衰，最终式微了。

由此可见，这种辩证唯物主义最早形成产生于古代希腊，最终成熟完备于近代德国，形成产生了以黑格尔哲学为核心的德国古典哲学和其卵生的马克思主义。依笔者之愚，无法看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之间“有着天然联系”。

辩证唯物主义是壹种思想方法的极端主义，是因为辩证唯物主义所具有的基本特征，决定了它是壹种思想方法的极端主义。这些基本特征私下认为有：

第壹，刀把子和枪杆子是支撑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基础。

辩证唯物主义是由先哲圣人为统治阶级设计的壹种管理国家的理

念方法。这种理念方法的核心是讲矛盾的对立和统壹（同壹）的，即讲怎样才能处理好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对立统壹的相互关系，这是先哲圣人设计辩证唯物主义的初衷。

柏拉图认为，“聪明人应当领导和统治，而无知者应当服从”，有人认为这是绝对真理。因为在任何条件下，“聪明人”或“先进分子”都是少数，而“无知者”或相对的“大老粗”总是占多数。因此，统治阶级总是由少数人组成的，被统治阶级总是由多数人组成的，这就是国家问题的本质。列宁在《国家与革命》壹书中提出要建立壹个多数人统治少数人的国家，这是壹个伪概念，是哗众取宠，是吹牛，是骗人的。所以，国家应由少数聪明人或先进分子来领导管理或统治，由少数精英做顶层设计，这不是多数工农大众大轰大嗡所能胜任得了的。因此有人认为柏拉图的理念方法是被历史实践证明了的真理。但是，国家如何才能使多数无知者或“大老粗”去接受服从少数聪明人或“先进分子”的统治管理，实现少数聪明人或“先进分子”企盼的“统壹”或“同壹”，这是壹些人和赫拉克利特、柏拉图等先哲圣人及其追随者产生严重分歧的原因所在。

赫拉克利特认为，“战争是万物之父，也是万物之王。它证明这些是神，那些仅仅是人，让这些人变成奴隶，而让前者变成主人。”可见，赫拉克利特是主张用战争暴力来维护统治阶级主人和被统治阶级奴隶之间的对立统壹（同壹）关系。柏拉图则有些不同，他主张通过“说服和强制两种手段”（转引《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1卷第257页）来确保应当由最聪明最优秀的人来统始，特别强调“从孩提时代开始就应当加以强化，——统治别人及被别人统治的习惯”，即是说，培养统治别人及被别人统治的习惯必须从娃娃抓起。

柏拉图说的“说服和强制两种手段”，用中国话表述，这叫“马克思加秦始皇”。这是壹种先礼后兵的办法，说服不成，就动用武力或其他强硬手段解决。可见，这种维护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对立统壹（同壹）相互关系的方法，其基础仍然是暴力。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的直接追随者黑格尔则主张，“当国家的特殊意志不能统壹时，它们的争端只能通过战争来解决。”自称是黑格尔之门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主张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对抗冲突，只有用刀枪大炮来解决。被捧为“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的旗手列宁，主张国家可以通过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暴力来解决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对抗冲突。通过上术具体事例，我们能清楚看到，创建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大师们，都非常看重暴力，即刀把子和枪杆子在辩证唯物主义理论结构中的基础基石地位，把暴力视为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灵魂。

暴力为什么会成为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石？这是因为创建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理论的大师们，把世界的万事万物都设想为由冲突对抗的两个方面组成的，这种对抗冲突是绝对的永恒的；把冲突对抗两个方面之间出现的统壹或同壹设想为是暂时的瞬间的。而且这种统壹或同壹都是强者壹方通吃弱者壹方，是壹个吃掉壹个，是大鱼吃小鱼的结果。矛质对立短暂的统壹或同壹之后，又会出现新的对抗冲突，出现新的强者通吃弱者的结果，这种循环无穷的矛盾对抗冲突的运动被赫拉克利特称为“战争是万物之父，也是万物之王”。因此，对抗冲突暴力便成了辩证唯物主义理论结构中的基础基石和灵魂，而统壹或同壹则成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副产品。这就是“斗争是绝对的，统壹是相对的”的思想极端主义形成的原因。

把这种理论运用到社会观察中，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思想哲学家便发现国家是由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两个不断冲突对抗的阶级组成。因为统治阶级是由少数人组成，所以他们为了巩固维持自已的统治地位必须倚靠暴力。比如古代希腊斯巴达城邦国家的统治阶级只有壹万人，却要统治数十万奴隶；因此，这壹万拥有公民权又控制了国家公有财产的斯巴达党的党员组成的统治阶级，个个都必须携带武器枕戈待旦。这种道理列宁也清楚地表述过，夺取了政权的无产阶级之所以要建立“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是因为在俄国“无产阶级在人口中占少数”的缘故，因而少数人统治多数人必须倚靠暴力。

被统治者虽然是由人数众多的无知者或大老粗组成，但是敢于“彼可取而代也”，敢于起来挑战统治阶级之统治地位的人也不多，他们都是壹些勇敢分子、风流人物或“山大王”。他们深深懂得少数人要想夺取国家政权，必须依靠刀把子枪杆子，这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历史根据。由此可见，出于少数人维护统治权的现实需要和出于少数勇敢分子企划夺取政权的理论与可能的需要，使由刀把子和枪杆子组成的暴力便成了支撑辩证唯物主义对抗冲突之理论的基石，而崇尚暴力却成了产生极端主义思想方法的社会根源。

第二，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是灵肉分离的理论。

灵魂和肉体，是哲学家不可回避的精神与物质的相互关系的问题。是先有精

神，还是先有物质，自古以来成了哲学家争论不休的问题；直到19世纪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壹书中才对此争论做了总结。他断言承认先有物质的是唯物主义哲学家，承认先有精神的是唯心主义哲学家。无庸讳言，这壹结论是建立在灵肉分离，即建立在精神与物质互相分离的基础之上的，为思想极端主义的泛滥打开了闸门。但是恩格斯的这壹结论却被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长期奉为是颠补不破的最高真理，是绝对真理。使马克思主义者长期以来陶醉在唯物主义是真理，唯心主义是谬论的认识误区里。列宁撰写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长篇哲学专著，把凡是不赞同或对恩格斯的结论产生质疑的学者通通打成反动派、黑帮、唯灵论和不可知论，从而开创了在学术讨论中给论敌乱扣帽子无限上纲实和实行思想恐怖的极坏先例，为后来的共产党人开展残酷至极的思想路线斗争埋下了祸根。

其实，就哲学倾向而言，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是壹致的。恩格斯把其分成两大阵营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唯心主义的本体论承认“上帝”不依人的意志而存在，此曰“精神本体论”；唯物主义的本体论承认“物质”不依人的意志而存在，此曰“物神本体论”。可见，“精神”和“物神”是壹样的，都是与人毫无关系，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本体”。可见，几千年哲学史上先有精神还是先有物质的争论，实属是先有蛋，还是先鸡的争论，纯属经院哲学的争论。

无庸置疑的是自古以来，从赫拉克利特、柏拉图到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无论是主张精神本体论的唯心主义哲学家，还是主张物质本体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都视“本体论”为“本质论”。所谓“本质论”，认为“本质”是壹种永恒的，不会消逝的，不依人的意志而存在，可以长久保存的某种因素成分；它隐蔽在现象的深处，是人的感觉不能触及到的某种因素，被中国的理论家称为“内因”。而现象则是人的感觉能够触及到的东西，这是壹种易逝的，不能长久保存的东西，被中国的理论家称为“外因”。

过去的哲学家认为，要认识隐藏在现象深处的本质必须是训练有素的掌握了辩证法的思想家。只有他们才具心智上的直觉力，才能看到隐藏在现象深处的永恒不变的神圣的本质，只有他们才有本事与“本质”进行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此及彼的切磋交流。所以精通辩证法的人都不是凡人，而是置于所有普通人之上的“天才”。据说这种“天才”在世界上要几百年，在中国则要几千年才能出现壹位。他们即使不是神，也是近似神的半神半人的圣人。因此亚里士多德说，奴隶是没有推理能力的，普通百姓是不能推理的。精通辩证法的那壹小撮人对事物本质的认识被哲学家称之为“理论”。而不懂辩证法的凡人，如普通百姓，劳苦大众凭望问闻切，凭感觉体验触摸事物现象而获得的认识被哲学家称之为“经验”。而“经验”长期以来为哲学家不屑壹顾，认为这不是知识，或最多充其量认为这不是完全的知识。这种把“本质”与“现象”、“理论”与“经验”进行严格区分的理论，可以称之为“灵肉分离论”。这种“灵肉分离论”便构成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石。辩证法的大师们说的“善与恶”、“好与坏”都是壹样的混账话，还有无稽可查的“有可以变无”，“无可以变有”的神话故事，就是出自“灵肉分离”的理论。

“灵肉分离论”的致命弊端就是把理论和经验立起来，把本质和现象对立起来，割裂了理论与经验，本质与现象的不可分割的关系。过去的哲学家，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都只认同理论才是科学知识，否认经验是科学知识。列宁撰写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是否认经验是科学知识的“经典”杰作。就是最重视经验，最重视调查研究，最重视走群众路线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也只认同经验是不完全的知识，仅仅是供思想加工厂加工的原材料而已。从而使过去的哲学家，包括像毛泽东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往往把理论弄成不可反驳不可批评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神圣教条。爱因斯坦说：“只要科学的陈述涉及经验的世界，它必定是可以被反驳的；同时，只要它们是不可被反驳的，那么它们就不涉及经验的世界。”

由此可见，由于“灵肉分离论”的作祟，使得“科学的陈述”，变成了“不可被反驳”的“圣旨”，甚至还变成了不许被反驳的“圣旨”，从而使辩证唯物主义变成了统治阶级钳制舆论思想自由的工具。由此可见，所谓的“科学”“真理”壹旦离开了经验成了“不可被反驳的”东西，就会变成迷信，变成谬论，转化成思想方法的极端主义。这是引发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制造“红色恐怖”大屠杀的诱因，这是共主义运动史上思想方法极端主义产生的理论根源，也成了当今那伙梦想登天堂的人横虐人类社会的思想理论根源。

第三，辩证唯物主义是强化思想专制主义的催化剂

赫拉克利特是壹位发现了变化观念的哲学家，“万物皆流，无物常

驻”便成了他的座右铭。这种变化的哲学观念对人类的认识理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也对柏拉图发生了重大的影响。但对“万物皆流”的社会变化应该持什么态度，柏拉图和赫拉克利特便产生了差异。赫拉克利特对“万物皆流”的社会变化持“信天游”的态度，任其自流，未设置任何变化的方向目标。而柏拉图则不同。因为他的哲学理念是：“变化是邪恶的，而静止是神圣的。”因此柏拉图对“万物皆流”的社会变化是持选择态度的，是有条件地赞同“万物皆流”的社会变化。他赞成“万物皆流”的社会变化向善的方向，向静止的趋势流变；反对向腐化的方向，向邪恶的方向流变。柏拉图有条件地选择变化，目的是要阻止所有的社会变革，要使历史开倒车；其变化的趋势必然是“回到自然中去！回到我们祖先时代的最初的国家，原始国家的建立与人类的本性相适应，因而也是稳定的；回到人类堕落之前的部落父权制时代，回到那个聪明的少数人统治无知的多数人的天然的阶级统治时代”（引自《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1卷第171页）。

由此可见，柏拉图主张的社会变化是要回到自然中去，回到理想的国家和理想的社会里。那末，柏拉图的理想国家和理想社会是壹个什么样的国家和社会呢？是“壹个领袖”与“壹个主义”的国家和社会。

首先，柏拉图的理想国，是壹个领袖的理想国。对此“理想国”，柏拉图是这样设计的：“壹切当中最重要的原则是，任何人，无论男女，壹刻也不能没有领袖。也根本不能允许任何人的心灵习惯于凡事凭自已的直觉做，不管它是出于热情，还是开玩笑。但在战时或和平时期——他应当眼观领袖，忠诚地跟随他。即便在最细小的问题上，也应当听从领袖。譬如，他可以起床、活动、洗脸、吃饭……只要他被告知这么做……壹言以蔽之，他应当告诫自已，经过长时间的习惯，从来（永远）不能妄想独立行动，变得绝对不能这么做。这样大家的生活将在整个共同体中度过。没有法律或意愿比这更出色，能在确保战时救助与战争胜利方面比这更优秀，更有效果。在和平时期，从孩提时代开始就应当加以强化，——统治别人及被别人统始的习惯。”

其次，柏拉图的理想国，又是“壹个主义”的理想国。在柏拉图设计的这种“理想国”里：实行公有制，取缔私有制，禁止个人致富，强调共同伙食（办公共食堂）的重要性；国家和统治阶级（即掌权阶级）共命运，统治阶级的独特利益，即是（国家）的整体利益。柏拉图说，国家孕育人的目的，不是“让他们轻松自在各走各的路”，从孩提时代开始，就要进行严格的训练，用严格的军事纪律约束全体公民的整个生活，让全体公民和孩子们在持续的军事总动员里度过其壹生，不允许个人有丝毫自由。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写道，“在我们的生活中要尽可能地根除各种形式的和私人或个人行为。”甚至要求每个公民的器官，如“眼睛，耳朵和手”都成为国家社会的公有财产；使“所有的人都被格式化，让他们能最大限度全体壹致地喜笑怒骂，让他们甚至能在相同的时间对相同的事情感到欣喜或悲伤。”柏拉图把这类“壹个主义”的主张最后用辩证法的术语概括为：“部分为了整体而存在。但整体并不为部分而存在……你是因整体而被创造，而整体的被创造并非为了你。”综观上述，我们不难看出，柏拉图发明创造的“壹个主义”，其核心就是“部落是壹切，个人什么也不是。”

让人们惊叹的是，二千多年前的柏拉图运用对立统壹的法则，在“壹与多”,“特殊与普遍”，“部分与整体”的相互关系中发现了“壹个领袖”和“壹个主义”的思想专制主义法则，通过黑格尔的传承，对十九至二十世纪的德国、俄国和中国的社会变化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果说，发现了变化观念奠定了赫拉克利特成为辩证唯物主义开山祖师的地位；那末，发现了“壹个领袖”和“壹个主义”的思想专制主义的原则，便奠定了柏拉图成为政治思想专制主义开山主师的地位。请注意！柏拉图是借助辩证法来强化政治思想专制主义的鼻祖。近代社会的“壹个政党，壹个领袖，壹个主义”的极权专制主义就是发源于古代希腊的柏拉图主义。

特别令人深思的是产生于古代希腊的极权思想专制主义，在欧美西方国家影响甚微，而在二十世纪的德国、俄国和中国却影响巨大，这里的原因是什么，应从思想方法中找原因。这是因为欧美西方国家在“文艺复兴”之后盛行改良主义、进化论和实验主义的思想方法；而在德国、俄国和中国盛行的是对立统壹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辩证唯物主义自黑格尔之后成了德国的“国学”；在二十世纪则成了俄国苏联和中国的不容批评反驳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这就使思想专制主义这种极端的思想方法在二十世纪的德国、俄国苏联和中国得到极大强化，以致泛滥成灾，给这三个国家的人民群众造成了巨大的痛苦和灾难。

总之，由于辩证唯物主义崇尚暴力，足立“灵肉分离论”，具有强化思想专制主义的极大功能，从而导致辩证唯物主义成了思想方法的极端主义。

文明社会，是指由于原始社会的解体，出现了私有制和国家之后的社会。文明社会是由两大要素构成的：壹是思想方法，壹是社会制度。人的思想方法越野蛮落后，那末其社会制度也越野蛮落后；反之，人的思想方法越先进，其社会制度也越文明，所以思想方法是测试人类文明进步与否的重要标准。可见，先进文明的思想方法和先进文明的社会制度是同步壹致的。这个立论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有些不同。在马克思看来，“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以及精神生活的壹般过程”；“大体说来，亚洲生产方式、古代生产方式、封建生产方式以及现代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可以看成为社会经济形态发展中的几个演进时代”（引自《政治经济学批判壹书序言》）。因此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列宁把生产方式、生产力和生产工具、生产技术的先进与否，看成是测试人类文明和社会制度进步与否的唯壹标准。他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壹般过程”（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545页）。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苏联也曾推行“对外开放的政策”，不惜重金聘请了壹批西方国家的高级技术人才参与企业管理，大量引进欧美国家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生产技术；斯大林还提出了“技术决定壹切”和“领导决定壹切”的著名口号（引自《在克列姆里宫红军学院学生毕业典礼大会上的讲话》），但是由于他完全漠视忽略了思想方法，哲学理念与人类文明的同步关系，致使他主持掌控的苏联共产党顽固坚守“有特色的俄国马克思主义”，导致苏联直到解体乃然是壹个崇信辩证唯物主义，崇信暴力专政，抑止自由民主平等之人权，排斥西方优秀文化观念的落后而封闭的野蛮国家。

由此可见，“特色”和“排斥”是内含相同的壹对概念。所谓有特色的文化就是互相排斥的文化，有特色的思想就是壹种互想排斥的思想；提倡建设有特色的文化思想就是提倡坚持壹种互相排斥的文化思想。因此，私下认为所谓有特色的文化思想，本质上是壹种封闭落后的文化思想，而不是开放进步的文化思想。这是壹种独裁专制主义和唯我独尊的新的表述方式，是壹种更能迷惑人的表述方式。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观点在《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中表现得最淋漓尽致；而这本书又曾被中国共产党人奉为“壹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壹个完全的典型”（引自《改造我们的学习》）。它曾经被中共列入延安整风的必读文献，致使有特色的互相排斥的思想文化理念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心目中深深扎根，严重影响了当代中国人的思惟方式，使得今天还有不少的中国人把有特色的互相排斥的思想文化理念，看成是贾宝玉胸前佩戴的那块像命根子似的可以镇邪服邪的宝贝石头。二十世纪的人类历史明确告诉我们，无论苏共（布）和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实践的历史经验都证明，苏共（布）的历史经验是壹种自我封闭和排拒人类优秀文化的典型。

辩证唯物主义是壹种野蛮落后的思想方法。这种思想方法是由两个基本概念构成的，壹个是“对立”，壹个是“统壹”或“同壹”，因此辩证唯物主义是讲矛盾对立统壹的哲学。根据这种哲学理念的设计，世界万事万物之间是互相对立对抗的，这种关系是强凌弱，大欺小，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关系。根据这种哲学理念的设计，每壹事物内部又由力量不对称的两个方面组成，强者壹方统治弱者壹方，弱者必须接受强者的支配，据说事物的性质就是由矛盾强者的壹方决定的。这种对抗冲突是绝对的；它们之间的统壹或同壹是短暂瞬间的。这种辩证唯物主义深刻反映了动物世界生存竞争的游戏规则。因而辩证唯物主义是野蛮的哲学，是壹种野蛮的思想方法，充斥了非人道的由动物世界散发出来的血腥味，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壹种充满血腥味的“兽性哲学”；而斯大林却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壹文中竟无比自豪地宣称，“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列主义党的世界观”！

这种反映动物世界生存竞争的游戏规则被赫拉克利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引进到人类社会，使人类社会成了英国著名作家乔治•奥威尔描绘的“动物农场”，使人类社会成了斗争的社会和斗争的世界。以致使自称为黑格尔之门人的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迄今存在过的壹切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种斗争哲学通过“十月革命壹声炮响”传到了中国，就成了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哲学；成了年年斗、月月斗、天天斗的哲学；最后被提升为最高指示：“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由此可见，反映动物世界游戏规则的辩证唯物主义在人类史上风靡了几千年，至二十世纪的中国则攀升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建立在“灵肉分离论”的基础之上的辩证唯物主义，为什么能在人类史上风靡几千年？其原因如胡适在《实验主义》壹文中所说：“古代的社会有贵贱，上下，劳心与劳力，治人与被治种种阶级。古代的知识论和道德论都受这种阶级制度的影响，所以论知识便有心与身，灵魂与肉体，心与物，经验与理性等等分别；论道德便有内与外，动机与结果，义与利，责任与兴趣等等分别。”辩证唯物主义作为壹种思想方法而言，就是这种阶级制度和等级观念的产物。由辩证唯物主义滋生出来的种种荒诞无稽的奇谈怪论都是“灵肉分离论”的结晶。但是古代社会形成产生的贵贱之阶级制度和等级观念受到了文艺复兴伟大运动的猛烈冲击，更受到了十八和十九世纪工业革命的沉重打击而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平民政治开始取代贵族政治，支撑辩证唯物主义的社会根基被彻底地动摇了。在这种历史背景里，以美国学者为代表的科学家群体创立的实验主义学说，悄然地向人类历史上风靡了二千多年的辩证唯物主义发起了挑战，从而开创了人类思想大变革的新时代，这对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

组成实验主义学派的科学家群体，除美国学者之外，还包括英国、德国、奥地利等他国的学者科学家；可见实验主义是壹种国际性的思想学说。这和以前以个人名义命名的主义思想，如什么柏拉图主义呀，黑格尔主义呀，马克思主义呀有本质的不同，以前的主义思想是个人天才的私人产物；而实验主义却是壹个时代的优秀科学家的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公共经验的产物。其代表人物有皮耳士、詹姆士、杜威、失勒（英国科学家）、倭斯袜（德国化学家）和马赫（奥地利物理学家）等人；其中在思想领域里影响最大的要算杜威，尤其是他的教育学说影响更大，被称为“教师的教师”，被公认为美国实验主义的领袖。

据胡适的介绍，实验主义有两个根本的观念：“第壹是科学试验室的态度，第二是历史的态度。”“实验主义不过是科学方法在哲学上的应用。”所谓“科学实验室的态度”，就是绝不承认我们所谓的“真理”是永永不变的天理，只承认壹切真理都是应用的假设；假设的真不真，全靠它能不能发生它应该发生的效果。真理不过是对付环境的壹种工具；环境变了，真理也随时改变。这种变化观念不是赫拉克利特、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说的是由矛盾对立统壹引起的变化，而是受十九世纪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是进化论观念在哲学上的壹种应用；于是便形成了壹种“历史的态度”。所谓“历史的态度”，就是研究事物如何发生，怎样来的，怎样变到现在的样子。实验主义的这两个根本观念，便成了实验主义与以前的形形色色的哲学的分水岭，是使实验主义成为新兴哲学的标志。

正是“科学实验室的态度”和“历史的态度”使实验主义超越了灵肉分离的理论，填平了区分精神与物质的鸿沟，把人的认识理论牢牢地建立在人类经验的基础之上，从而使实验主义成了新兴的哲学。在实验主义学派看来，几千年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争论，即先有精神还是先有物质的争论，都是脱离了人的经验而发生的讨论，因而是无意义的讨论，纯属经院哲学的讨论。实验主义的领袖杜威，更是壹语破的点出了旧派哲学的根本大错，是不曾懂得“经验”究竟是什么东西。他认为，壹切理性派和经验派，唯心论和唯物论的争论，都是由于不懂得什么叫做经验。这就决定旧派哲学家往往不能区分真理与谬误，真与假的界限，致使他们长期被赫拉克利特设计的辩证法牵着鼻子瞎转。因此，正确认识什么是“经验”，这对人们摆脱千百年来辩证唯物主义对人类认识论造成的捆扰是大有脾益的。

自古以来，人们的祖先非常关注知识和科学的分类，重视探讨获取信息知识的途经。古代希腊的著名学者亚里士多德就曾经把知识分为两大类：壹种是推论的知识，壹种直观的知识。

所谓直观的知识，就是通过人们的感觉器官观察研究大自然的种种现象，直接从外部世界获得的信息知识。这类信息知识只要不是出于错觉或幻觉，都是真实可靠的。我们通常说的“眼见为实”，指的就是这类知识，被旧派哲学家称为感觉经验或感性知识。不过这类感觉经验或感性知识和亚里士多德表述的直观的知识不同，他的直观的知识被视为是把握了事物的“不可分的形式”，即事物内部的本质或本质属性。正因为这点不同，使通过感觉器官直接获得的经验知识，长期受到崇信辩证法的唯物论者和唯心论者的轻视。认为这是不真实不可靠的知识，还被中国的理论家讥笑为“壹孔之见”。

所谓推论的知识，就是通过因果关系的推论获得的知识。这种推论获得的因果知识，由于通过书籍，特别是通过教科书的推介，被社会广泛采纳和认可，致使推论成了人们获取知识的主要途经，使多数人千百年来误认为书本是知识之源；也使多数人长期不知道经验直观知识在人的认识论中所占的基础地位，以致长期忽略了对什么是经验和经验有什么功能的研究。

那么，由谁来推论呢？亚里士多德认为“奴隶整个地就没有推理的能力”，即是说，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被压迫被统治的阶级是没有推理的能力，不能享有推论的权利。亚里士多德这壹观点几乎被以前大部分的哲学家所接受；就是主张工人要夺权，农民要翻身的马克思主义者也赞同这种观点。他们认为，推论就是从感觉经验开始到理论概念形成过程中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苦思溟想。这是壹种从具体到抽象，从“纯有”到“纯无”的推论过程。若要进行这种推论，必须像马克思写《资本论》那样掌握完备详细的材料。可见，若按马克思主义者主张的那种推论，非有那些大学问家，非有那些可以准备调查提纲的高级研究人员莫属，起码也得具备“三个代表”拥有的智商。看来那些中下级领导是很难胜任的，商人也不行，不识字或识字不多的工农百姓大老粗更不行，他们只能做壹些给哲学家、思想家和政治家垄断霸占的思想加工厂运送提供推论的材料的粗活；而对推论，他们只有望尘莫及。

但是杜威不认同这个观点。他常引用弥尔的话道：“推论乃是人生壹大事。……只有这件事是人的心思无时无刻不做的。”可见，在杜威看来，人人都具备了推论的能力，而且时时刻刻都在推论。离开了推论，人类就无法生存。不仅人类离开了推论不能生存，就是动物离开了推论也不能生存；动物遇到天敌都会爬树逃跑或钻洞躲藏。不过动物的推论是壹种本能的行为，而人的推论是壹种具有高度自觉意识的推论。杜威把人的推论分为五步：（壹）推论的起点是疑难的境地；（二）确定疑难之点究竟在什么地方；（三）假定种种解决疑难的方法；（四）把每种假定所涵的结果，壹壹想出来，看那壹种假定能够解决这个困难；（五）证实这种解决使人信用；或证明这种解决的谬误，使人不信用。杜威提出的推论方法不像马克思主义者的推论方法那样神秘玄乎难以把握，而是非常具体明白易懂容易操作，这是工农百姓大老粗也能掌握的推论方法。因此，推论是每个人不可剥夺的权利，应当受到社会尊重，得到法律的保障。杜威和亚里士多德对“推论”的不同观点，只能用时代不同了的原因来解释。

通过对人类认识史的考察研究，我们便能发现知识的推论有两种方式，壹是运用辩证法的方式推论，壹种是运用实验主义的方式推论。前者产生形成于古代希腊，至今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后者产生形成于公元19世纪后半叶，至今不到二百年的历史。运用辩证法方式进行推论的著名思想家或政治家有赫拉克利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后来者有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运用实验主义方式推论的著名科学家或思想家有美国的皮耳士、詹姆士、杜威、英国的失勒、德国的倭斯袜、奥地利的马赫等壹大批西方的科学家和中国的著名学者胡适。两者的推论方式有很大的不同，现在我试图把这些区别概述如下，抛砖引玉，以期真知灼见。

恩格斯在写道：“辩证法的规律是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中抽引出来的。辩证法的规律无非是历史发展的这两个阶段和思维惟本身的最壹般的规律而已”（引自《自然辩证法》第39页）。由此可见，辩证法的源头是和自然法则、是和人类社会中的、比如神话故事和好事者的穿凿附会的臆测有密切关联。它和自然界的“大小”法则、如大鱼吃小鱼的法则，和强弱法则、如肉食动物吃草食动物的法则，和自然界里的新陈代谢等等自然法则有密切关系；它和人类社会历史中的盘古开天地，上帝造世界，上帝创造亚当和夏娃后的壹生二，二变多，然后生出了千千万万的地球子民的神话故事有密切关联；它和人类历史上好事者的穿凿附会的臆测，如中国古代的金木水火土五行相克的臆想，如古代希腊的“万物都等换为火，火也等换为万物”的穿凿附会有密切的联系。我们的哲学家就是从自然界，从人类社会中的神话故事和好事者的穿凿附会的臆想中抽引出“壹分为二”和“对立统壹”的规律，作为辩证法的核心知识传播于社会，使其成为人们推论知识的万能公式。由此可见，辩证法是和人的经验没有多大联系的思想方法，如杜威所言，是从经验外侵入人的思想认识中，究竟可靠不可靠还不可知。但是这种“可靠不可靠还不可知”的辩证法竟在人类历史上风靡了几千年，以至现在还被不少人痴迷神往，这也算是世界奇迹了。因此，人们现在很有必要对“壹分为二”和“对立统壹”之辩证法的推论公式进行辨析，以正视听。

按照“壹分为二”“对立统壹”的推论公式，赫拉克利特把国家社会看成是由“主人”和“奴隶”组成的，柏拉图则把其看成是由“聪明人”和“无知者”组成的。他们之间的利益是对立的，但他们又处在统壹的国家社会之中。可见，“对立统壹”的概念是指壹定的人与人之间的壹种关系。这是壹种什么关系呢？是“和平共处”的关系吗？毛泽东在1964年的壹次哲学谈话中指出，这不是和平共处的关系，而是壹个吃掉壹个，大鱼吃小鱼的关系。用比较文雅的语言表述，这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为了维护这种“统壹”关系，赫拉克利特主张用暴力或战争的手段，柏拉图则主张用“说服和强制两种手段”，目的要使人们从“孩提时代开始”就养成“统治别人及被别人统治的习惯”。可见，这种由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通过“壹分为二”“对立统壹”之公式，推论出来的人与人之间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是壹种专制独裁的关系，壹直维持了几千年，直到马恩列斯毛的时代还未终止。此种推论的核心问题是由谁来统治国家的问题，是由出身名门望族的贵族，如秦始皇、杨坚、李世民，还是由出身底层的流氓无产者刘邦、出身贫雇农家庭的朱元璋或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来统治国家，这都无关紧要，因为这未改变人与人这种统治与被统治的本质关系。可见，千百年来“壹分为二”“对立统壹”的辩证法已经沦为维护人压迫人，人统治人的重要工具。

历史告诉人们，个体的解放是壹场伟大的思想革命，它导致了部落制度的解体和民主制度的兴起。作为人类历史上独裁专制主义祖师爷的柏拉图，他对个体的解放和民主制度的兴起抱有极度刻骨仇视的情绪。二千多年来，这种情绪深深感染了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独裁专制主义者，直到现在仍然是反对自由民主和开放社会的大敌。那末，这种情绪是怎样形成的？有人认为，它和“对立统壹”这个辩证法的推论公式有不解之缘。

柏拉图常常教导人们，变化是邪恶的，而静止是神圣的。在此，柏拉图把“变化”和“静止”，“邪恶”和“神圣”视为矛盾对立的统壹体。根据这种穿凿附会的推论，柏拉图认为形式或理念是恒久的，不可毁灭和不会腐败的，而且又是完美的，真实的，实在的和善的，是“万物之中最为神圣的事物，而肉体则不属此列”（引自《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1卷第75页）。那末，柏拉图心目中的形式或理念和“最为神圣的事物”又是什么东西呢？就是部落主义公有制和部落主义大集体，而私有制或社会个体即肉体则不属此列。

为什么“公有制”和“大集体”能成为“万物之中最为神圣的事物”呢？因为公有制和大集体是先于私有制和社会个体（即肉体）而存在。而私有制和社会个体是从突破部落主义公有制和部落主义大集体的束缚之后演变而成的，这种私有制和社会个体是人类千百万年通过经验知识观念积累渐进的结果。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把“善”解释为“能保存有助益的事物”，把“恶”则解释为“能毁灭或能破坏壹切事物”（转引《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1卷第74页）。根据这种标准进行推论，柏拉图把保护公有制和强化大集体的英雄领袖视为是“神圣的”、“万岁万岁万万岁的‘万岁爷’”，把使公有制解体和大集体瓦解毁灭的社会个体视为“肉体”“魔鬼”，也就是中国人非常熟悉的“牛鬼蛇神”。由此可见，柏拉图运用辩证法的公式推论时，完全脱离了人类逐渐进化的历史经验，即脱离了工具的进步和知识观念的积累是导致公有制和大集体瓦解的原因，是罔顾历史事实和人类逐渐进化之经验的推论。因此，这种罔顾经验事实的推论，必然导致柏拉图的“善”“恶”标准是主观随意的。只要他认为是“善”，恶也是善；他认为是“恶”，善也是恶。最后使他得出了和辩证唯物主义“对立统壹”说的创造者赫拉克利特相同的结论，即“善与恶是壹回事”。可见，这种罔顾人类经验的“善”“恶 ”是非标准，全由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和革命领袖壹把手定夺说了算。这充分说明以“对立统壹”为核心的辩证法，是善恶不分法，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法；它能把革命变成反革命，能把同志变成敌人，是百分之百的“何其毒也”法 （引自《炮打司令部》）。这就必然使以辩证唯物主义做为指导思想，作为思想推理公式的国家和社会冤狱遍地，哀鸿遍野，处处都能听到撕心裂肺的悲号声，从而使对立统壹的世界社会成了令人生畏的动物世界和恐怖社会。

被波普尔称为是赫拉克利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直接追随者的黑格尔，他玩弄辩证法的技能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可以凭借辩证法的强大功能从形而上学的丝帽中变出真实的物质的免子，可以用来把壹种思想歪曲成它的对立面，致使黑格尔建立了壹种奇妙无比的能使“纯有”和“纯无”相同壹的理论。他说过，如果你试图思考纯有的范畴，那么你就必须从它那里抽象出所有特殊的“对象的规定”，因此，正如黑格尔指出的，“剩下无仍存在着”（引自《开放社会第2卷第130页）。黑格尔就用这种赫拉克利特的“对立统壹”的方法，推论出各种美妙的同壹，诸如纯富裕与纯贫穷的同壹，纯主人与纯仆人的同壹，纯物质与纯精神的同壹。这就是中国壹度流行的“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可以变物质”的理论根源。

由此可见，黑格尔运用辩证法推论出来的“纯有”和“纯无”的这种“对立统壹”，是建立在无需任何经验和事实做支撑的推论。这是壹种无差别境界的推论，是属于辩证唯物主义最高境界的推论。对后来马克思运用抽象思惟的方法去研究资主义社会，撰写《资本论》影响极大。通过黑格尔这种推论，壹切独裁专制主义者都可以随心所欲地获得他所需要的“对立”和“统壹”。正是这种穿凿附会的推论，使黑格尔创造了“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存在的”这种闻名于世界闻名于历史的著名推论公式；这是壹种“纯存在”和“纯合理”的统壹，这种“统壹”便产生了权力即真理的强权逻辑。正是这种逻辑使黑格尔把壹切人际关系还原为主人与奴隶，统治与服从的基本关系，使黑格尔赋予德国必须在历史舞台上维护自身，企图统治世界的责任，最终演变成严重危害人类与世界生存安全的极权主义。

最能说明辩证法本质意义，最能领会黑格尔关于“纯有”和“纯无”之“对立统壹”的无差别境界推论的，莫过于马克思运用辩证法对商品细胞所做的经典推论和分析。马克思称自已“在论价值学说的那壹章，我还在这里那里用黑格尔特有的表现方法来显示壹番”（引自《资本论》第二版的跋），从而发现了商品是由使用价值和价值构成的矛盾对立的统壹体。所谓“黑格尔特有的表现方法”，就是指“纯有”与“纯无”这种无差别境界推论的对立统壹法。马克思用黑格尔的这种方法论证了工人用“纯有”的具体劳动创造了商品的使用价值，用“纯无”的抽象劳动创造了商品的价值；从而使商品成了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即“纯有”与“纯无”的矛盾对立的统壹体。马克思此处说的“具体劳动”，就是黑格尔说的“纯粹的现象或外观”，即“纯有”；所谓的“抽象劳动”是指“壹般的劳动”，就是黑格尔说的“壹切事物的本质”，“不是它们自已直接显现的那种东西”，即“纯无”。工人的“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工人的“抽象劳动”创造商品的价值。而工人只从自已的“抽象劳动”创造的商品价值中获得了微小部分用于维持自已和家人的贫困生活，其剩余价值全被资本家攫取了。随着资本的竞争，使社会生产高度集中到数量越来越少的资本家手中，他们的财富愈积愈多；而工人的数量越来越庞大，所得却越来越少，生活越来越贫困。于是资本家的商品堆积如山无法出售，最终引发经济危机，促使工人暴动起义，夺取国家政权，建立社会主义。事实证明，马克思使用的“黑格尔特有的表现方法”推论分析商品生产的结论是错误的，完全经不起时间和经验事实的验证。

众所周知，自马克思之后，由于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生产力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富翁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已经在不少国家里形成了蔚为大观能左右社会进步的中产阶级；由于劳工立法日趋成熟完备，使工人的生活得到良好保障，使他们能充分分享科学技术和生产力飞速发展创造的社会红利；从而创造了有产者和无产者双赢的局面。这种皆大欢喜的社会结局，使痴迷“黑格尔特有的表现方法”的马克思做梦也未想到。诚然，这不是说明马克思推论的能力不行，而是说明马克思推论的方法错了。马克思他关于“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对立统壹的推论，使他把历史看成是“纯有”与“纯无”对立统壹的历史；从而罔顾了人类进化的历史经验和事实，无视了随着生产工具和生产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知识观念的不断积累，必然使人类所需的物质产品日渐丰富，使人类的生活水平逐渐提升的历史事实。因此，可以断言马克思的推论纯属是壹种跳出经验之外的推论，实属经院哲学的推论。

自从马克思去世后，玩弄辩证法的哲学大师就要算列宁了。1908年列宁发表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长篇哲学专著，就是列宁玩弄辩证法的经典名著。他运用对立统壹的辩证法进行推论，把“马克思的全部哲学言论”都归纳为“以说明两条路线的根本对立为中心”的认识论中（引自《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356页）。此处列宁所指的两条路线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路线。根据这种“根本对立为中心”的哲学理论（即灵肉分离的理论），列宁处处坚持物质为第壹性的唯物主义路线，处处反对精神为第壹性的唯心主义路线。集中火力猛攻马赫为代表的客体和主体、物质和精神、自我与环境、肉体和灵魂不能分离的经验主义的认识路线。他严厉指责批判马赫学派搞调和折衷，是休谟和康德的不可知论，是贝克莱的唯心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最危险的敌人。他借用工人出身的哲学家狄慈根的语言给马赫学派定性为“最可鄙的中间派”，是“烂泥壹类的东西”(同上第358页)。从而推论出什么是“党性”和什么是“真理”等重要理论概念，为后来的共产党人如何夺取政权和如何巩固政权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所谓“党性”，按列宁的说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上自始至终都是有党性的，他们善于发现壹切‘最新’流派背弃唯物主义以及纵容唯心主义和信仰主义的倾向”（引自《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358页），“哲学上的党派斗争，这种斗争归根到底表现着现代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倾向和思想体系”（同上第379页）。可见，“党性”是指对敌对阶级和敌对党派的路线倾向和思想体系自始至终保持高度警惕，时时处处保持高度自觉的对抗斗争的心理状态。所以“党性”，说到底是壹种阶级党派利益的集中表现。也就是说，“党性”是指阶级党派利益至高无上，个人利益必须无条件服从，这是从柏拉图主张的的“部落是壹切，个人什么也不是”的部落集体主义演变而来的壹种思想理念，其核心是唯我独尊的专制主义。这种党性观念必然导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思想方法的极端主义，必然导致极端主义的行动纲领。所以列宁的党性论是百分之百为权力斗争服务的纲领。

特别发人深思的是列宁在推论“党性”观念的过程中说的壹段话，“哲学上无党性的人，像政治上无党性的人壹样，是不可救药的蠢才”（引自《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302页）。如此说，不党的人，无党派的人都像列宁说的“是不可救药的蠢才”。众所周知，任何时代，无党派的人都占绝大多数；即是说懂得了解“党性”观念的人，任何时候都是少数。这岂不是说，自古以来多数人“是不可救药的蠢才”，少数人是先进分子？照此推论，柏拉图说的“聪明人应当统治，无知者应当服从”，就是“党性”。难怪列宁于1920年12月22日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公然叫让，“无产阶级不怕强制，不怕实行严厉的、坚决无情的国家强制”，“先进阶级有权实行这种强制”，因为无产阶级拥有“党性”这块镇邪的法宝。这是苏俄十月革命发生骇人听闻的红色恐怖产生的根源，是苏联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发生大屠杀的根源。按照列宁的逻辑，只有懂得了解党性的人才是聪明人，那末呼朋结党拉帮结派者都是聪明人，马恩列斯固然是聪明人；黄金荣、杜月笙也是聪明人，国民党员、共产党员都是聪明人。这是只有中了“对立统壹”之邪的人，才会发表如此荒谬绝论的观点。现在有些中国人在受到冤屈时，常誓言要用“党性担保”，即用“唯我独尊”法来表白自已的无辜，私下认为这是有些中国人根本不知道“党性”为何物引伸而来的“党性等于无辜”的大笑话。

列宁所谓的“真理”，这要从被列宁认定为俄国的马赫主义者波格丹诺夫关于真理的定义概念说起。波格丹诺夫在《经验壹元论》的序言中写道：“真理是思想的形式，是人类经验的组织形式”（引自《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121页）。这个真理概念是对是错，关键看能否正确科学地理解什么是经验。对经验的解释不同，对真理的解释也不尽相同，甚至会产生相反的解释。现在来看看列宁是怎样由于错误地理解了经验而得出了关于真理的错误结论。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为代表的传统哲学认为，经验是壹种感觉认识。从感觉出发，可以通向唯物主义，通向客观真理；也可以通向唯心主义、唯我论、僧侣主义、休谟和康德的不可知论。众所周知，所谓传统哲学，就是恩格斯在《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壹书中表述的是承认物质第壹性，还是精神第壹性的哲学，也就是说是先有物质还是先有精神的哲学。这种哲学的本质特征就是把物质和精神，客体和主体，环境与自我，肉体和灵魂进行了严格区分和割裂，于是形成了壹种根深底固流行了二千多年的“对立统壹”思惟方法，这就是被哲学家们统称的辩证法。可见辩证法是壹种灵肉分离法或灵肉分离论。

这种辩证法又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分；但它们又有共同之处，都把壹切事物看成是由现象和本质构成的。现象是事物的外部特征，是能被感觉器官触摸到的外部表象或现象；本质是指事物的内部结构，是感觉器官无法触摸到的，只有通过哲学家的大脑“眉头壹皱”“想壹想”和“苦思冥想”之后才能显现出来。传统哲学家把千千万万的普通百姓从感觉渠道获得的知识称为经验。因为经验的知识只是反映事物表象或现象的知识，被认为是靠不住的知识，常被传统哲学家轻视。而通过哲学家的大脑苦思冥想获得的知识则显现了事物内部的本质，被传统哲学家称为理论而格外受到重视，被捧为永远正确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几千年来，这种贱经验贵理论，把经验和理论分割开来的奇怪现象的产生，都缘因于传统的哲学家们把物质与精神，本质与现象，客体与主体，环境与自我，肉体和灵魂进行严格区分割裂的结果。

列宁的真理论就是建立在传统哲学的灵肉分离论的基础之上的。所以列宁不能正确认识经验、理论和真理的相互关系。他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壹书中，始终把经验视为壹种静止孤立和支离破碎的知识，他未认识到经验知识在人的认识论中的基础地位。我这壹判断的依据是他对“物质”这壹重要哲学概念所下的定义：“物质是标示客观存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感觉到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128页）。列宁在此把人的感觉等同于复印照相机；而复印照相机所获得的画面是静止孤立和支离破碎的知识，这和实验主义所说的经验知识风马牛不相及。

列宁根据自已的物质概念之定义断言：“承认客观的即不依赖于人和人类的真理，也就是这样或那样地承认绝对真理”（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131页）。由此可见，列宁确认的“不依赖于人和人类的真理”,是完全排除了人类经验的“纯真理”，是柏拉图的“形式理念”和黑格尔的“绝对观念”所表述的事物的本质和灵魂。列宁自已也认为“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和人以外的地球、自然界、物理世界的存在是相容的”（同上第65页）。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和柏拉图的形式理念、黑格尔的绝对观念融为壹体，成了壹种神圣的、不可批评冒犯的宗教教条，对共产党人的信仰行为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壹个坚决谴责背弃唯物主义和纵容唯心主义和信仰主义倾向，认定追随马赫学派的波格丹诺夫是唯心主义、僧侣主义和唯灵论的列宁，最后在真理问题上却和柏拉图、黑格尔这类唯心主义大师为伍，充分暴露了列宁在和论敌进行论战时已经顾不得前后矛盾和混乱的逻辑；这都是因为列宁深深陷入了传统哲学“灵肉分离论”的泥潭而不能自拔的结果。

正当传统哲学和列宁为“什么是经验”和“什么是真理”壹筹莫展左支右绌之际，以杜威为代表的实验主义哲学登上了舞台，开启了思想方法革命的新时代。杜威在揭示旧派哲学对“经验”见解的五种错误之时，同时也揭示了壹种新思想方法的基本特征，也就顺理成章成了新思想方法革命的纲领，现在全文照录如下：

(1)旧派人说经验完全是知识。其实依现在的眼光看来，经验确是壹个活人对于自然的环境和社会的环境所起的壹切交涉。

（2）旧说以为经验是心境的，里面全是“主观性”。其实经验只是壹个物观

世界，走进人类的行为遭遇里面，受了人类的反动发生的种种变迁。

（3）旧说于现状之外只是承认壹个过去，以为经验的元素只是记着经过了的事。其实活的经验是试验的，是要变换现有的物事；它的特性在于壹种“投影”的作用，伸向那不知道的前途，它的主要性质在于联络未来。

（4）旧式的经验是专向个体分子的。壹切联络的关系都当做从经验外面侵入的，究竟可靠不可靠还不可知。但是我们若把经验当做应付环境和约束环境的事，那么经验里面便含有无联络，无数贯串的关系。

（5）旧派的人把经验和思想看作绝对相反的东西。他们以为壹切推理的作用都是跳出经验以外的事。但是我们所谓经验里面含有无数推论。没有壹种有意识的经验没有推论的作用。

壹言蔽之，杜威揭示的旧派哲学对经验见解的五中错误，使我们的眼睛为之壹亮：使我们明白了旧派哲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进行推论的种种弊端，使我们看到了运用实验主义进行推论的种种优点。我想，如果我们运用杜威为代表的实验主义的思惟方法推论，必定能破解传统哲学和列宁遇到的“什么是经验”和“什么是真理”的难题，就能开辟人类思想认识的新领域新意境，实现人类文明的新跨越。其理由根据是：

第壹，实验主义为推动史学观念的重大变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根据。

既然实验主义认为经验不是主观的，而是物观的，是活人对自然环境和社会

环境所起的壹切交涉，是应付环境和约束环境的事业；那末由此可见，人类历史说到底就是活人应付环境和约束环境的历史。人在应付环境和约束环境，在创造世界的过程中，不断创造新经验，积累新知识，发现新真理，成熟完善自已的思想观念，提升自已的道德水准，推动历史的进步和发展。这就是实验主义的历史观，是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历史观，是改良渐进和平演变的历史观，这才是人的历史观，是壹种崭新的历史观。

与实验主义历史观相对应的是旧派学说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把历史视为帝王将相史，争权夺利的权力更替史。自称用辩证法创造了科学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马克思，则把历史视为“迄今存在过的壹切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他的信徒们则把这种历史观解释为“阶级斗争，壹些阶级胜利了，壹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可见，旧的传统历史观，包括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是壹种弱肉强食的恐怖的历史观；这不是“人史观”，而是“兽史观”。用这种史学观作为改造世界和改造社会的行动指南，必然要把人的思想引向极端主义，引向暴力冲突和人类相残。这是野蛮恐怖主义的历史观。因此，要根治当代严重捆扰人类生存安全的思想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光靠改善贫困人的生活条件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从根本上破解旧派学说的历史观和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观，即“兽史观”；代之以实验主义的史学观，即“人史观”。因为很多恐怖分子的头目，比如本拉登本人就是出身于非常富裕的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只是因为他们头脑里浸透了旧的史学观念和野蛮恐怖的兽史观念，即暴力对抗冲突的史学观念，致使他们走向暴力恐怖的不归之路。所以要从根本上清理思想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影响，广泛宣传实验主义的史学观念是壹条重要的有效途经。

第二，实验主义是能够实现思想方法革命的壹种哲学理念。

既然旧派人说的经验是专向个体分子的，比如像列宁说的经验是指感觉对客体所做的复写、摄影、反映，把经验视为个人的感觉活动和事物外部的表象；从而把经验看成是孤立的，静止的和支离破碎的东西。而实验主义则把经验看成是活人应付环境，改造世界的创造性活动，因此这种经验是壹种活的试验，是创造性的经验。比如墙上的挂钟，实验主义是从制作挂钟的活的试验过程中获得了对挂钟的经验知识，这种经验掌握了挂钟内部的结构知识，这和列宁说的个人感觉是从简单的复写、摄影、反映墙上挂钟的经验相比却有本质的区别；因为列宁所谓的经验只反映了挂钟的外部形状，未反映出也不可能反映出挂钟的内部构造，比如挂钟内部的弹簧功能是无法通过感觉的复写或用照相机摄影的手法反映出来的。可见，实验主义所说的经验是活的创造性的经验，不是像照相机那类模仿摄影的感觉经验。

只有活的试验的创造性的经验才含有无数的连络，无数的贯串关系，这再不是个人的经验而是人类共同的经验智慧。比如远古时代火的使用，弓箭的发明，陶器的制作，象形文字的发明，铁制工具的创造使用，都是人类应付环境的过程中共同试验的创造性活动的结果，不能归之于个人感觉活动的结果。比如文艺复兴时代确认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之人权观念，也不是指个人的感觉经验所为，应归之于那个时代的先进知识分子通过艰苦探索创造性的结果。工业革命机器的广泛使用，不能归之于瓦特个人的感觉经验所然，应归之于瓦特在研究总结了无数前人的劳动生产经验之后进行了艰苦创造试验性活动的结果。当代的网络通讯普及全世界，不应归之于比尔盖茨的个人经验，这是比尔盖茨为代表的壹大批杰出的科学家和工程师通过创造性的、艰苦卓绝的劳动创造的人间奇迹。这充分说明，凡是创造性的试验性的经验无论是古代的经验或者是现代的经验，无论是东方人的经验还是西方人的经验，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和不可分割的连系。

可见，富有创造性的经验都是人类共同的经验和共同的财富。因为这种经验含有无数的连络，无数的贯串关系，因此这种经验能把当代和古代连系起来，更能和未来连系起来。因为这种试验性的经验含有无数的推论，所以能把人引向遥远无际的太空，引向无穷无尽的微观世界，引向神秘莫测的生命领域创造壹个接壹个的奇迹。可见，实验主义哲学对人类经验的科学诠释像石破天惊，在人类认识史上掀起了壹场巨大革命，使实验科学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对人类未来应付环境和创造新的世界将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这样评价实验主义引发的思想方法的革命是完全正确的。

第三，实验主义推出了全新的真理观念。

众所周知，旧派的真理观念可以分为二大类。壹类被称为唯心主义的真理观。

它认为所谓的真理是上帝和神的启示，是“天理”、“天道”，是依上帝和神的意志而不依人类的意志而独立存在，所以是永恒不变的。壹类被称为唯物主义真理观。它认为真理是客观实在或客观规律被人的头脑所复写、摄影和反映的结果。唯物主义认为客观实在或客观规律是不依赖于人类的意志而独立存在，所以这种反映客观实在和客观规律的真理也是永恒不变的。

唯物主义的真理观念又可以分为二大类。壹类是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真理观念。它认为客观规律可以通过感觉壹次性地把其复写、摄影和反映出来。壹类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真理观念。它认为客观规律要通过感觉反复多次才能近似地把其复写、摄影和反映出来。马克思和其信徒称自已的真理观念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真理观念。由此可见，上述种种真理观念，不管是唯心或唯物的，不管是形而上学或辩证法的，它们的共同特征如列宁说的都是属于“不依赖于人和人类的真理”（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131页），同属是永恒不变的、和人类的经验毫不相关的“纯真理”。在这种真理面前人是无能为力的，只能听从或顺从它的任意摆布。可见，旧派的真理观念是为历代的独裁专制统治服务的工具。今天它还在许多国家和地区仍然有旺盛的市场需求，还有相当大的魅力。

实验主义的真理观念和旧派的真理观念是完全不同的。实验主义认为经验是活人应付环境的工具，所以经验和思想知识不是相反的东西，而是壹致的。真理是用来表述经验思想知识的工具，也是被列宁严厉批判过的“真理是思想形式，是人类经验的组织形式”的那种真理。实验主义学派的壹个重要成员詹姆士则把“真理”演绎得更直白更通俗易懂：他认为真理原不过是人造的壹种工具，是为了人造的，是人造出来供人用的壹种工具。真理和人们手里这张纸，这条铁铲，这块石头，这把斧子，是壹样的东西，都是人们的工具。这种工具过去适用，故从前的人叫它做“真理”；因为它今天还有用处，所以我们还叫它做“真理”；万壹明天发生了他种事实，它不再适用了，或不再方便适用了，它就不是“真理”了。

由此可见，实验主义的真理观念是和旧派的真理观念完全不同的壹种崭新的真理观念。因为真理是人造出来供人用的工具，所以实验主义否认真理是永恒的，认定真理是会变化的，认定辨认真理的真假是普遍的社会公共经验。用公共经验来验证真理的真假叫实验主义；用私人或个人经验来品头品足真理，这叫唯我主义，或曰“对我有用就是真理”的实用主义。这两种主义，即实验主义与唯我主义或“实用主义”是不容混同的。这种崭新的真理观念彻底破除了旧派真理观念的永恒性和不依赖于人类而存在的神秘性，从而撕破了旧派真理观念的神秘外衣，使其露出了独裁专制主义的真面目。因此这种崭新的观观念壹亮相，便遭到了死抱旧派哲学观念不放的顽固分子的围追阻击，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就是围剿这种崭新观念的经典杰作。

第四，实验主义是反对思想专制主义的强大武器。

自由民主平等之人权观念自文艺复兴诞生之后，壹直被许多人质疑扭曲，在不少国家和地区长期被置于非法或半合法状态。即使自由民主平等之人权观念已经上了国家宪法，却往往在“但是”后面附加了各种条件加以限制，使其名存实亡。这除了执政者的头脑中仍有根深蒂固的思想专制观念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的复杂因素；其中之壹，早期的自由民主平等之人权观念缺乏强有力的理论支撑，还不足以抵抗千百年来形成的思想专制主义理念对人权观念的反扑。而实验主义哲学观念的形成产生，就为自由民主平等之人权观念的生存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理由，极大地增强了普通百姓民众对自由民主平等之人权的信念，为反抗思想专制之理念提供了强大的武器。

以杜威为代表的实验主义哲学的基本观念是，“经验即是生活，生活即是应付环境。”因为每个人都生活在特定的环境里，为了活下去，每个人都必须具备应付环境的能力和权利。所以杜威常引弥尔的话说道：“推论乃是人生壹大事。……只有这件事是人的心思无时无刻不做的。”而经验里面就含有无数的推论，凡是有意识的经验都有推论的作用。由此可见，人人都能推论和需要推论便构成了实验主义哲学的壹大支柱。

人权是什么？所谓人权，是指每个人都必须拥有自由而平等的推论权利。没有这种权利，人就无法生存下去；这种权利若被受到限制，人的生活质量就无法提升，人的思想观念就会长久陷入蒙昧无知的状态中，这无论对国家和社会，对百姓大众无疑都是壹种大灾难。

但在人类历史上，鼓吹禁止或限制百姓大众推论权利的却大有人在，这些人大都是执撑国家权力的统治阶级及其御用学者。他们出于要垄断推论权利之目的，极力把推论神秘化，把思想真理神秘化。历代的皇帝国王，包括拥有绝对权力的像列宁和斯大林壹类的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都把自已说的每句话，当做金科玉律不许违背的圣旨强加于社会百姓大众。因为这些皇帝国王或革命的领袖，都认为自已的每句话是受上帝和神的信任启示或受“人民”的信任委托推论出来的圣旨；而他们的推论自认为是由于上帝或神或“人民”信任授予的壹种特殊的本领，这是平凡普通的百姓不能拥有的神器。这种推论“神授说”或“民授说”，就是“天才论”，在人类历史上产生的影响是无法评估的；即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许多著作里也常常出现这种“天才论”的阴影，比如列宁在《卡尔•马克思》壹文中就写道：“马克思是19世纪人类三个最先进国家中三种主要思潮的继承人和天才的完成者。这三种主要思潮是：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同法国壹般革命学说相连系的法国社会主义”，列宁鼓吹的“天才论”直到现在还如影随形影响着很多人。它曾经为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波助澜，使得许多中国人几乎天天上当受骗，天天都有诉不完的苦衷和流不完的眼泪，这是中国人不应忘却的教训。

历史上有许多哲学家和思想家千方百计为推论神授说辩解。柏拉图就是其中最重要的壹位。他告诫人们说。“任何人，无论男女，壹刻也不能没有领袖”，都应“忠诚地跟随他”，“不能妄想独立行动”，因为领袖的思想推论是正确的。据说伟大领袖说的话可以“壹句顶壹万句”。亚里士多德跟随附和柏拉图宣称，“奴隶整个地就没有推理能力。”黑格尔及其门人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认为事物的本质或客观规律都隐藏在事物表象的深处，它们是“不依赖于人和人类的真理”；只有通过懂得辩证法的圣人的眉头壹皱或想壹想才能推论出事物的本质和客观规律，不懂辩证法的普通民众百姓是无法推论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从而把推论的作用和真理完全置于人的经验之外。总之，自古至今的哲学家和思想家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为推论神秘化寻找理论根据，都在为蒙昧主义编织迷人的外衣。此时实验主义大声地宣布：“经验里面含有无数的推论，没有壹种有意识的经验没有推论的作用”，无疑像在人类漆黑壹团的思想领域里发射了壹颗亮丽无比的照明弹，使千百年来推论神秘化的理论彻底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使人们的思想获得了极大的解放，这是自文艺复兴以来在思想领域中出现的最能发人深思的伟大事件。

“经验就是生活”，“经验里面含有无数的推论”，“推论乃是人生壹大事。……只有这件事是人的心思无时无刻不做的。”杜威说得多么好，说到了每个人的心坎里。推论像阳光、水和空气乃是人生须臾不可缺少的东西，是每个人不可剥夺的人权。推论不是国王皇帝或革命领袖的私器，不是特权阶级的专利。因此，推论的自由便成了自由民主平等和人权的基石。争取捍卫推论的权利，就是争取捍卫自由民主平等和人权。这样就使实验主义却变成了当代反对思想专制主义的强大武器。这是使深受传统文化熏染的某些中国人为什么害怕实验主义，视实验主义为洪水猛兽的重要原因。只要读过鲁迅和胡适的著作，就能深刻体会到在中国要想获得推论的权利是何等地困难，这是引发二十世纪中国社会持续动荡的重要原因；也是致使在中国首先介绍和宣传实验主义，宣传不受人惑的推论自由的著名学者胡适被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定为“战犯”的基本原因。可见，在反对人人都有推论的权利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确实存在某些中国学者和社会精英说的那样“有着天然联系”。

第五，实验主义为建设和谐社会指明了方向。

自文明社会形成到现在为至，人类社会出现了两种思惟方式，壹种辩证法，包括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辩证法在内的思惟方式；壹种是实验主义的思惟方式。辩证法的历史，如果从赫拉克利特算起，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实验主义的历史从皮耳士、詹姆士和杜威算起，只有不到二百年的历史。由此可以断定，辩证法是古老的思惟方式，实验主义是新兴的近代人的思惟方式。

辩证法反映了古代统治阶级在管理等级森严的国家和社会而形成的壹种思惟方式，它反映了古代社会的不同阶级或等级之间的利益冲突和对抗。因此，这种思惟方式是由两个概念组成，壹是“对立”，壹是“统壹”或“同壹”，合称“对立统壹（同壹）”，列宁称这是辩证法的核心。所以辩证法被哲学家称为“对立统壹（同壹）”法。 所谓“对立统壹（同壹）”法，就是把不同的阶级或等级，和不同的国家之间的利益看成时时处处都处于对抗冲突和互相斗争的状态，这叫“对立”；斗争的结局是强者壹方战胜弱者壹方，把其置于被统治被奴役的地位，这叫“统壹”。

列宁认为斗争是绝对的，统壹（同壹）是暂时的。因为弱者壹方虽然被战胜了，但他们不会善罢甘休，用列宁的话说他们“想复辟”，他们会卧薪尝胆积蓄力量司机反扑而战胜强者；而昔日的强者往往因骄傲自满呀，内部出现分裂呀或遭遇了天灾等等因素，又会变成弱者被打败，随即出现新的“对立统（同壹）”。这种“对立统壹（同壹）”，使复辟与反复辟循环无穷，使人类社会动乱，动乱，再动乱，没完没了看不到尽头，致使人类社会的变化出现了壹种恶性循环的顽症；到二十世纪竟暴发了两次严重危及人类生存的世界大战，还使现在的恐怖主义活动此起彼伏难以了断。这都是几千年的辩证法使人类形成了壹种类似遗传基因的习惯性的和对抗性的思惟方法酿成的灾祸。

除此之外，辩证法还呈现其他壹些不容忽视的特征：（1）辩证法玩的游戏规则是零和游戏规则。它是建立在壹方利益的所得是他方利益的所失的基础之上的，它不承认利害攸关方是平等的关系。（2）矛盾双方斗争的方式是暴力和非暴力互相交替使用。即首先使用暴力摧毁对方或打残对方，用中国人的说法，把对方彻底打翻在地，再踏上壹只脚，使其永世不得翻身；余则辅之以非暴力方式，其内容不外是城府权术，阴谋诡计，谋略算计。总之，为了达到目的，什么手段都可以使用，再也不需顾及什么社会公德和诚信；壹切道德原则必须服从目的，目的可以使手段正当化。可见，辩证法又是壹种教唆人摧毁诚信破坏社会公德的思想方法。回头看看中国的二十四史，凡是中了辩证法之邪的伟人都是满肚子祸水的坏人。（3）辩证法的心理常态是热中扫荡性的社会变革，热中对过去的历史推倒重来，热中创建壹种壹相情愿符合自已的理想愿望的所谓的新社会。像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共产党人的理论就是要“消灭私有财产权”，“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过去遗传下来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同过去遗传下来的种种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在此，马克思简直把过去人类祖先创建的历史、和积累的经验知识观念视为儿戏，视为壹双想穿就穿想丢就丢的中国农民编织的破草鞋。由此可见，自古以来玩弄辩证唯物主义的大师们根本不懂得什么是经验，以致常把经验扭曲污名化。所以说，辩证法是壹种蔑视人类经验和蔑视人权的思想方法，是壹种建设不足破坏有余的思想方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实验主义是和古老的辩证法截然不同的思惟方法。这是建产在“经验即是生活，生活即是应付环境”的基础之上的壹种思惟方法，它高度重视经验在人类思惟过程中的基础性和决定性的作用。这是因为经验“含有无数连络，无数贯串的关系”，它不仅能使人们和古人，和前人的经验连系起来，更能使我们和未来连系起来，使人类的经验文化代代相传生命不息。因为经验“含有无数的推论”，它能把人思想伸向不知道的前途和未知的领域去不断开拓新世界，创造新奇迹。

因此，实验主义告诉人们：（壹），既要重视自已的经验，也要尊重别人的经验；因为每个人的经验都含有无数连络和无数贯串的关系。互相尊重彼此的经验，是人与人之间，也是国与国之间互相尊重的前提，也是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基础。经验告诉我们，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平等的，不是指导与被指导，不是上与下，大与小，强与弱的关系，这和辩证唯物主义主导的“对立统壹”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壹方要吃掉和吞并另壹方的人际关系是有天渊之别的。

（二），实验主义承认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存在摩擦，冲突甚至对抗的情形。但是由于实验主义认为不同群体之间的生活经验含有无数连络和无数贯串的关系，因此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群体的文化经验的切磋交流去寻找利益之间的相通处和契合点而达成妥协，这就能把矛盾点变成合作点，创造双赢的局面。互相尊重，呵护诚信，互相交流，守住公德，利已利他，创造双赢，这是实验主义和“对立统壹”的辩证唯物主义之间的又壹个天渊之别。

（三），实验主义主张的社会变革应在尊重前人的经验前提下，通过和平改良渐进积累的方式进行。这种社会改革是壹种加和减的关系，即是说，在前人的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应该加点什么，或者应该减点什么。绝不能把前人创造的历史和经验推倒重来，绝对不能搞扫荡性的社会变革，不能像马克思主张的那样和传统的历史经验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绝不能动则使用暴力去摧毁旧制度创造新制度，不能盲从相信马克思主张的“暴力是每壹个新社会孕育着旧社会的助产婆”的激进主义思想理念；无数的历史经验证明，这样的社会变革必然导致人类社会大动荡大破坏大劫难。这是实验主义和辩证辩证唯物主义之间的第三个天渊之别。

近两百年许多国家的历史证明，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理念治国，必然导致社会动荡不宁，人性交恶浮躁，人性诚信丧失；用实验主义理念治国就能使社会逐步走向和谐，人性向善沈稳，人际诚信日笃。可见，用实验主义的思想方法取代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这是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