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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吴国光

你看西方的报纸每天都有几篇社论，也有许多评论的专栏。那么中国的报纸的评论就相对比较少，就是因为每篇文章都要去送审，那么写的积极性也就不高。领导人也没那么多时间看，而且言多必失，你写那么多干嘛。领导人讲完话，你把它重复壹遍就完了，去发挥，再发挥出毛病就比较麻烦了。所以中国报纸的“评论”的量，也是比较少的。

我记得壹九八七年的时候，有两个新华社的记者到广州去采访，他们就写了壹篇分析性的报导。文章讲，广州临近香港，它们不断经受西方“腐朽”文化这些“坏”东西的影响。当时主管文化和宣传事务的中央书记处的常务书记胡启立看了以后就说，你们要写壹篇评论，要鼓吹这个思想。 这个任务就落到我头上啦。我当时就不想写，我想什么腐朽文化，我不觉这个文化很“腐朽”啊。 就是说西方也有很多先进的东西，其实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向西方的先进文化学习的壹个过程嘛，所以我就不想写这个文章，这样壹拖就拖壹个星期。有时候会拖“黄”的，因为领导人事情很多，就会忘掉。

结果没想到胡启立又让他的秘书打电话问人民日报说，这个评论怎么还没写出来呀？ 那么没办法，就只好写了。但我扭了壹个角度，就说广州由于面临文化的前沿，那么不断地接受西方的东西啊，所以他们就在改革开放中有动力，不断地往前走。这个话题就等于是扯到另外壹边去了。就没有讲西方的影响是负面的东西，而是说实际上有它正面的作用。

新华社的报导和我的“评论员文章”就同时登出来了。“广州日报”即广州市的机关报，马上登了广州市市委书记许世杰的谈话，他在谈话里边只字不提新华社的报导。他说，人民日报的评论员文章，为我们指明了下壹步改革开放的方向 。

我的文章在我们报社内部的评论栏上，也有很多争论。 有的人早就对新华社的报导非常反感，他也没有看懂我的评论，就说这个评论是壹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另外的人就说，这个评论写得好，把这个意思给改过来了。 这就是说，当时既有上面给你出主意，给你出题目，也有评论员当时在八十年代自己发挥的空间，这两个方面都有。

我在人民日报工作的最大感触就是，中国的媒体要想能够自由发挥自己的意见，能够自由报导自己的见闻，还需要有很长的路要走的。即使在壹九八零年代的后半期领导人相对比较“开明”，整个政治制度相对比较“宽松”的情况下，由于没有独立的报纸，报纸的壹切资源都是由党来控制的，因此，无有自由可言。

比如说 当时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印报的纸。那种纸是壹种特殊的纸，俗称“白报纸”。这种纸每个报纸能得到多少是由国家计划批给你的。你的报纸再受欢迎，但国家不批给你这个“白报纸”的量的话，那么你就不可能扩大你的发行量。也就是说，即使有人真的是想自办壹份报纸， 但由于你根本得不到这种印报的纸张，你也不能印新的报纸。当然还不用讲政府从财务啊，从人事，从发行上的控制。 它有壹个非常精密的控制和管理的系统，从物质的到心灵的控制，有非常复杂，非常精密的壹套控制运作体系。你要冲破它，那就会有重重的阻力。

在壹九八零年代的后半期，我所在的人民日报的评论部小心翼翼地“造反”的精神多于“自律”的这样壹个精神，当然后来的情况就比较不壹样了。

比如说 壹九八七年年初“反自由化”，政治上就是壹个比较“反动”的阶段。那么当时人民日报评论部的所有同事都不赞成这个做法。从壹月初到大约四月底，大约四个月的时间里，也是就是“反自由化”的高潮期间，你会发现人民日报发的评论员的文章里边，可能会有三到四篇是讲植树造林的。因为正好是春季嘛。那么本来壹年发壹篇这样的文章也就是最多了， 有时候壹年也不会发壹篇。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积极性写植树造林呢？就是说你不想讲“反自由化 ”，但他说你为什么老不发文章呢？妳是不是抵抗“反自由化”啊？所以大家写植树造林。你看我们还是不断地在写呀。像这种非常微妙的壹种反抗，可能也没什么实质性的效果，但那只是壹种个体的行为吧。

毛的时代中共的媒体控制基本上是壹个粗犷的作业，因为他的控制是没有挑战的，毛要怎样控制党国宣传机器，就怎么样控制。 那时国外的媒体也不可能进来，你那时候要收听“美国之音”就把你抓到牢里去了。所以那个时候他的控制就比较为所欲为啦，那么比较放肆啦。 毛泽东时代建立了共产党控制媒体的壹些基本格局，从党拥有所有的媒体这个最根本的东西出发，然后到这种“洗脑”的运作方式。

那么邓的时代是壹个比较复杂的时代，因为邓固然是说壹不二的领导人，但是其间有胡耀邦，赵紫阳的阶段，他们在具体的推行过程中，有很多开明的政策。但是总而言之，就是说从壹九七零年代末期到壹九八零年代末期这十年当中，它是壹个毛的这样壹个控制机制在不断地衰退，不断地减弱，那么共产党也还没有建立新的控制机制的这样壹个阶段。

那么到了壹九八九以后，邓还在，从江到胡借助毛原有的控制机制，并在不断地参考新的发展，新的手法，来建立新的控制机制。这个控制机制和毛的时代相比有壹个很大的区别，就是说它是“有限”控制机制，而不是“无限”控制机制。就是说毛的时代就是什么都要控制，从你要穿什么样的鞋，留什么样的头发，也认为是意识形态。当然在宣传上也是从第壹版头条标题是毛的讲话，到“报屁股”上最后壹个小文章，小照片，都是要控制到的，都是必须符合党的基本路线的。

那么到了八十年代这个控制就有所减弱，有所放松。那么市场化的冲击，新闻工作人员寻求新闻自由的这样壹个的追求，都使得它有所放松。那么现在呢，可能对“报屁股”就比较放松了。你在这里可以讲壹些风花雪月，讲的可能和党的基本的东西完全不相干的，在过去认为这是腐蚀党的基本的东西，现在你可以说了。就是说，你去腐蚀好了，他不在乎了，他的控制已经收缩到核心部位。但是对于核心部位的控制，比以前强化了。他知道，只要控制住了核心，你在这些“报屁股”上出现壹个真的和他的核心针锋相对的东西，可能吗？是不可能。 那么这个就让你感觉到好像是有自由了，但事实上，你对它的反感就减弱了。那么它这个核心控制再说出的话，它的可信性好像就增加了。

那么到了壹九九零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媒体发展确实是进入了壹个新的阶段，有新鲜的因素介入， 壹个就是媒体开始追求市场的利润，新闻从业者也开始追求专业的素养， 那么再加上全球化的这样壹个冲击，国外的资讯也大量的涌入， 再加上互联网的出现，这都使得传统的党和政府来控制媒体的机制在某种情况下失灵了。

实际上，你看壹九八九年“天安门运动”的时候呢，包括官方的媒体都在报导这个学生的事情，那就是它失灵的壹个表现。你看他们在总结“六四”的时候，首先讲的就是“舆论导向”。“舆论导向”这四个字是他们在经过“六四”发明出来的。就是说“舆论导向”错误，所以发生了“六四”这个事情。 所以从那以后，中国共产党在控制舆论上是花了很大很大的功夫的。那么他既花功夫重新把过去毛的那个通过党的组织，通过中央宣传部的这个层层的“吹风会”恢复；又通过对媒体的经济命脉的控制；通过对新闻从业人员的人事控制，把这壹套东西重新加强。

在壹九九零年的上半期，他是按照传统的手段来加强的。加强以后呢，大家就没有兴趣看他的媒体了。 因此他在壹九九零年下半期，它开始把这个出现的这些新因素 包括市场化的因素，包括新闻从业人员专业化的因素，包括全球化的因素，纳入他的制度框架，然后利用这些东西来扩大他的宣传的可信度。这个能赚钱，但是不危害我的政治底线，我就让你去做。那个东西虽然能赚钱，但是危害了我的政治底线，我就卡得死死的。

这也是为什么说现在中国民众的心理和壹九八零年代的民众的心理有很大的差别。 壹九八零年代的民众他们会觉得说，我们不了解这个世界的真实情况，我们想了解。那么现在的民众会说，我很了解啊。比如说，如果我们去看中国到国外访问的这些官员的话，那么壹九八零年代出访的官员，他们急于想知道外界世界是什么样子；那么现在的人呢，他到世界看了壹看， 咳，这个我都知道，那个我都了解。明明生活在壹个说信息不完整，信息不完全，被扭曲，被塑造的这样壹个世界里，但是他们却认为，是生活在壹个信息充分的世界里。这是近几年出现的壹个非常新的壹个情况。

这个不是冷战时期那种讯息的“珠目”，生活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的这样壹些民众， 他们不了解西方的情况；也不是壹个自由竞争的媒体，给你报导这个尽可能的充分资讯的社会。

中国的媒体作为党“喉舌”的这个本质只要共产党还存在应该就不会改变。中国共产党办的第壹份刊物叫做“向导”。共产党从成立之处就有舆论引导的传统，虽然舆论引导的方式在不断地调整，可是利用媒体引导舆论完成巩固统治的本质没有改变的。

过去毛的时代就他壹个人在讲话，那么他没有竞争对手，所以呢，他想怎么讲就怎么讲。 壹般来说，你没有竞争对手的时候，壹个人就不需要那么努力提高自己啦。所以毛可以破口大骂，那么当然也可以不断地在那里“作诗作赋”，他想怎么讲就怎么讲。

那么到了今天，共产主义在全球已经失败，那么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已经把中国紧紧地纳入了这样壹个全球经济体系之中，在这样的壹个背景下，中国共产党要实现自己的“喉舌”功能；要这个媒体实现“喉舌”功能，他就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那么为了应对这个挑战，他就必须发展新的办法，那么这些新的办法应该说是很多的。

你会看到两会期间，有壹个很有意思现象，就是中国的记者很热心地去采访他们外国记者同行。让他们发表对于中国的看法，这个就有很多巧妙的地方。第壹，他选择的老外同行往往是来自哈萨克的电视台记者呀；或者是来自中东某个国家的电视台记者呀；或者是来自委内瑞拉的电视台记者呀，但是无论如何这个人长得是老外。这些记者的国家呢，应该说新闻自由，政治民主有的没有，有的是非常薄弱，这些人就对中国的东西还是满欣赏的。 所以他就讲非常好啊，很自由啊等等。当我们中国的观众看到电视上壹个“洋鬼子”在那里大讲中国的两会报导是很自由的话，他当然想人家“鬼佬”也这么讲，看来是真的很自由了，外国的自由也不过如此啦。那么这个欺骗性就很强啦 。

再壹个，我们知道即使是采访到那些可能有不同见解的记者， 那么当然就是说他知道 如果你要讲不好的话 可能明天不让你在中国采访啦，所以他们也会“自律”。那么这个就是也是壹种巧妙的利用了。就说它的开放程度确实是在增加，但是越开放欺骗性反而更强了。

他甚至也可以利用西方的媒体。因为西方的媒体本来就是多元的，就是竞争的。那么有人讲这个东西；有人讲那个东西。西方的媒体本来就是很喜欢揭露西方的阴暗面的，中共把这个东西拿来为我所用。

西方的媒体了解中国，是通过西方媒体驻中国的那些记者。那么我们知道这些记者在中国，他们的活动受到非常多的控制，和非常严密的监视。曾经有壹个驻中国的记 者几年以前写过壹篇文章，登在“华尔街日报”上。他说，他在中国做壹个新闻记者，就好像被看作是壹个间谍壹样的感觉；好像都是“零零七”小说里写的那样； 电影里写的那样的镜头，电话都不敢直接打，所以他们对于中国现状的了解是非常有限的。因为很多地方你不能去啊，很多人你不能见啊。这是壹个。

那么再有壹个就是，我们看到现在中国政府也巧妙地就向外国驻中国的记者“放风 ”。特别是现在关于高层的权力斗争的这个东西，那你会看到经常经常是路透社在报导这个东西；“纽约时报”在报这个东西。那他们怎么会得到这个信息啊？当然 是有在高层领导身边工作的人透露风声给他们的。那么我们知道，比如说你在中南海工作，如果你把风声透露给外国记者，壹旦被发现了是不得了的事。 说你泄密也好，说你里通外国也好，整个你的生涯就完全毁掉了。

那么是我相信呢。他们是有意这么做的。那他们为什么要把这个风声透露给西方记者呢？当然是有权力斗争之间互相的需要，但也有壹些政治的功能。比如说，我们看 到有些风声透露说，因胡和江之间的斗争，所以有些事情胡锦涛就做不成啦等等诸如此类。 那么这个就会让人感觉到就是说，其实呢某某某领导人也很开明的，但是由于内部的权力斗争，所以有些事他做不成，所以我们还要寄希望于这个事情。使得你感觉 到这样壹种对现政权寄有希望也好；对某个人寄予希望也好。这也是壹种很精致的壹种宣传。

这当然壹个很好的新闻，那么西方媒体当然为了抢这个料。 本来壹个外国记者怎么可能了解到中南海里发生什么事情，当然有人透露给你这个信息，你就非常乐意用这个，这种非常细致的手法现在都在发展起来了。

二十世纪的中后叶，有壹个很重要的西方思想家叫做卡尔波普尔，那么他就提出了“开放社会”和“封闭社会”的区分。那么我现在要加壹条就是说有那种“部分开放”的社会。它本质上还是壹个封闭社会，但它是部分地开放，而不是完全的封闭的社会。

那么这个开放也好，封闭也好，讲的主要是资讯嘛。那么部分开放 “本质封闭”的社会它有壹些非常特殊的现象，我认为这个现象就是在今天的中国社会，表现的非常充分的，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比如说，对于美国社会的了解吧，那么在毛的时代，宣传说西方社会到处都充斥着剥削啊，吸毒啊，所谓腐朽的东西泛滥啊。那么那个时候大家都相信是这样子，那么到了八零年代时候，大家就会说，哦，外界其实不是这样子。大家就急于想了解外界是什么样子。

那么这个时候，当你看到西方的报导，你就会说，哦，原来是这个样子。

那么到了九零年代以后呢，我们看到了中国的媒体已经开始不拒绝报导西方的东西，甚至让西方的媒体也可以部分进入中国，那么这个时候， 政府利用西方的媒体本身报导负面的东西，来引入到中国。看了以后，你会觉得说，你看西方的媒体也是在揭露西方社会的黑暗，所以显然西方社会很黑暗的。那中国的媒体在揭露西方黑暗，当然说西方世界都是很黑暗的。

比如说“参考消息”。“参考消息”这份报纸在中国是内部发行的壹张报纸，但是现在在中国的大街上也可以买到。但是他没有取消它内部发行的限制。这个就是壹个很微妙的手段，我可以说根据我几十年看“参考消息”的经验，“参考消息”已经越来越从壹个过去是报导西方那些对中国比较有负面批评的那些东西，然后让领导人看了以后，有所警惕，有所了解下情的这么壹个功能，变为壹个越来越给更多的老百姓做宣传的那么壹个工具。所以现在你去看这个“参考消息”的话呢，那上面基本上都是从外国媒体上摘的那些讲对中国政府有利的东西。那么这样的壹个报纸它的发行量就大大地增加，所以“参考消息”可能是中国仅次于“中国少年报”之类的，最大的发行量的壹个报纸。

那是因为少年儿童各个班都要订啊，所以的发行量相对比较大。那个并没有什么实质的市场利益 ，但这个“参考消息”呢，它这个市场参考指数是很大的，如果你在“人民日报”登了壹句话中国老百姓可能看了不信，但是“参考消息”上登了以后，他们就相信了。

中国是壹个“部分的开放 ”，“本质封闭”的社会。政府对西方媒体有非常强烈的选择，他不会让整个西方的媒体全部进入中国社会，那也不太可能嘛。他也不会说西方媒体可以自由进入中国，那肯定不可能的。 当然他有控制的权力；有垄断中国整个社会，让它接受什么资讯，不接受什么资讯权利的权力，那么他就制造壹种假象。就好像是我们生活在壹个充分开放世界，你西方讲什么我们都知道，可能他知道的比我们知道的甚至还多，那么当然是非常片面的东西。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要说文化大革命好，不是有壹个歌嘛， 叫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这就是非常粗率的壹种宣传，想不出来说什么话说它好啦，就是好，就是好。壹看就是宣传； 壹看就是强加于你；壹看就是很笨，很笨。那么现在呢？当他要说中国改革开放好的时候呢，当然他也有这壹方面，也有领导人出来 说我们中国改革开放非常好什么之类的，但是更多的不是用这种就是说非常粗率的方式 更多的是讲，你看西方媒体在讲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如何如何的好；看我们留学西方的学者回来是讲中国改革开放如何如何的好；甚至还让你了解壹点改革开放出现的壹些问题，但是中国政府是如何地在解决了这些问题。

比如说贪腐吧。贪腐是中国的民众容易切身体验到的壹个非常负面的东西，如果美国发生了壹个腐败案件，他会大肆地宣传。那中国人会想说中国固然是很腐败，那美国也很腐败呀，那政治都这么腐败，所以中国也不比别的国家差。 又不断地说，要成立壹个新的反腐败局，然后媒体就大肆地报导，作深入的报导，然后好像做了多少事情。 比如说，中国壹年查出了多少官员等。 其实，这个是很荒唐的现象，你壹年查出上几十万，几百万的官员，说不定你们官员腐败的很严重嘛。他说，你看，我们成绩很大呀，我们这个反腐败的决心很大，力度很大呀。 总而言之，就是说他现在延续的宣传手法，不是完全回避问题，也不是直接这样王婆卖瓜，而是壹种非常迂回的方式，让你感到可信方式来进行。

孙志刚因为没有携带某些证件出门被警察毒打致死的事情发生之后，当时有几个法学博士，他们就连名上书，要求中央政府修改他的收容政策，改变这些所谓“外来人口”的“二等公民”的地位。后来温家宝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讨论了这个“收容条例”，并撤销了很多收容站，当时中国很多媒体就拿这个大做文章，说公共舆论影响了中国政府的这样壹个政策，改善了中国政府的这样壹个决策过程。那么这个就被当作是中国的媒体不仅很自由，而且自由到了可以来影响政府的决策，使得政府的决策越来越靠近民众的需求的地步。那么我觉得这里边就有很多隐藏的因素，没有被大家注意到。就是说这几个法学博士勇于上书，是引起了壹场公共讨论这个公共讨论。它首先是在互联网上发生的，而中国的这样壹个平面媒体涉及得是非常少的；电视媒体根本就没有报导这个。就是说这个消息的报导是有很大的壹个限制的。

那么再有壹个就是，根据我个人了解到的信息，这个收容站取消以后，基层的警察就反弹得非常强烈，因为他说，我就没办法搞这个社会治安了，我在街上看见谁乱晃荡，也没有理由来质问他。而且当时有的警察甚至说现在你在哪个地方如果遇到壹个人他乱晃， 你问你叫什么名字？他就会说，我叫孙志刚。显然就是要和警察对抗嘛。

根据我当时得到壹个信息，整个广东省的警察要怠工了，那么这个就给中央政府很大的压力。当时你如果注意看报导的话，就会发现互联网上有报导说，在北京新华门前，也就是中南海的正门前，有几十个穿警察制服的警察在那里静坐示威。究竟为什么？这个在中国没有公开的报导，我们也不知道。但是警察来示威，这也可以理解。还穿着警察制服？ 那么如果没有相当的人在支持的话，他也不敢干做这样的事情。就是说中国有关的执法部门，对这个变化是非常不满的。所以就向中央政府施加压力。

我就注意到在温家宝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撤销“收容条例”以后的大约壹个多月后，国务院又召开常务会议，讨论另外壹个问题，但报导最后壹句话说，也讨论了“收容条例”问题。那这就很奇怪了，国务院常务会议不是已经取消了“收容条例”吗？干麻又讨论这个问题啊？那么为什么在壹个多月里面要讨论两次这样壹个问题？那么我个人没有任何的第壹手信息，但是根据我在北京工作的经验判断，我认为这第二次这次讨论，是对第壹次的有所修正。

那为什么中国的媒体就不能公开地报导这些东西呢？ 为什么中国媒体就不能跟踪报导，从那时到现在中国的收容制度到底在发生什么变化呢？如果这些不能敞开报的话，那么我可以假设，当初撤销收容制度这个东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没有完全做到。这就是说，当你说这个公共舆论影响了决策的时候，实际上它只是把那些带有进步的那壹个小因素让你报导了，但是后面的东西完全不让你谈。

那么这个也是壹个非常巧妙的。他让你感觉到说，他有进步，但是后面的东西完全不让你去追踪，不追踪呢，这里面就有壹个很大的很大的“猫腻儿”。按这个北京话来讲，是有很大的蹊跷。这是壹个例子。当然，它有媒体冲破封锁影响政策的那壹个可能，但是这个可能在现制度下也许某个中共领导人，甚至都愿意听你的意见，但是整个这个机器，它的既得利益，是非常之大的。当它施加压力反过来走回头路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所以整个媒体就不可能跟踪再报导它了。

资讯中有虚假的东西也有真实的东西，所谓“虚假”，就是说他讲的话是完全和现实是合不上拍的，这个是虚假的 。

那么“真实”，就是说现实是什么样子，我们充分去反映它。那么所谓“超真实”，就是说他从真实中撷取壹些细节，然候重新构造，扭曲 。你要说它是假的呢，那个事情在西方是有的；但你要说它是真的呢，他只是告诉你很小壹部分是真的，那总体的真实它没有告诉你，但是他构造出来以后呢，你认为这个东西非常真实，但实际上它和真实是不壹样的。就是说，他用的可能是真实的部件，但组建出来的是壹个虚假的东西，因此我就把它叫作壹个“超真实的真实世界”。

其实你如果对比西方的媒体和中国的媒体报导，我们会看到，比如说，对同壹个突发事件，你如果去看西方的媒体，他们肯定报导是不壹样的 。“纽约时报”可能这么讲；“华盛顿邮报”可能那么讲；你们的媒体可能这么讲，这是壹种现象。 那如果你要看中国的报导呢，大家的报导都是壹样的，每壹个细节都是壹样的。那么壹般的人就会想，那中国的报导应该是真实的，因为他见大家说的都是壹样的嘛，那显然就是这样子。 那么西方的媒体显然是虚假的，怎么你说这样？他说那样呢？

当然也不可能说西方媒体是完全充分报导的，是完全自由的，但是它有壹个根本的自由， 这个根本自由就是竞争的。 那么这个竞争就使得这些不同媒体之间要来争夺读者，那么争夺读者靠什么呢？并不是靠你说得花言巧语，也不是靠你说得这个版面做得漂亮， 当然是要靠你能不能给大家提供大家关心的信息。那么这个信息，既是大家关心的，也是真实的，有助于大家了解周围的世界，媒体主要在竞争这个东西。

还原到我们的现实的，真实的认识世界，就像让我们两个人现在描述这个房间的情况，我们的描述肯定是不壹样的，我会说那里有两盆植物，你会说我看到那有三个沙发。那么中国的媒体之所以完全千篇壹律，是因为它说你只能看到这个，你不许看到别的，所以他看到的东西固然是真实的，但是呢实际上你的认识过程是不真实的。如果大家都能够自己来看这个东西，那每个人看到的东西肯定不壹样嘛。所以我觉得他利用这种细节的真实，那么构造了壹个虚假的，不真实的这样壹个世界，所以我就把它叫作是壹个“超真实的真实世界”。

我在中国的网站看到这样壹个文章啦，它是在赞扬温家宝。那么就透露这么壹个细节，就是温家宝去染头发。中国的领导人他们的头发可能都是染的啦，六，七十岁的人了，而我们看到他们都是满头乌发。 温家宝在就染头发的时候，就跟他的染发师说，我这六十多岁的人了，搞得满头都是黑发，看上去就很假嘛。所以你不要给我染成那样子了，你就把我的两个鬓角给我留出来，那至少看上去还真实壹点嘛。

我个人对温家宝这种美学品味，还是很赞赏啦。就是说搞的那么全都是黑发，像个玩偶壹样，是很难看啦。就从这个事例，我觉得就是说温家宝也知道，如果留存壹点真实来，那么好像那个虚假的部分，也会看起来很真实啦。我们知道“红楼梦”里面有壹句名言说，“假作真实真亦假”，但是反过来也是壹样的。这个真吶，就是在假的过程中，在整个假的海洋中，留出壹点真的来，大家就会觉得说，那可能整个假的也变成真的了。所以，当然我们看到温家宝那花白的鬓角，和他其它地方的黑发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再怀疑其它地方的黑发是染的了，我们认为那其实真的是黑发啦。

我觉得中国政府现在的这样壹个宣传，就不像毛的时代全部给你染黑了，让你壹看就知道是假的。现在的宣传，它给你爆料了壹点真实，那你觉得说哦 其实他说的全都是真的，而不是光那壹点啦。 我觉得就是这个美学品味的这样壹个精致，这样壹个“高级”，也反映出他政治上的这样壹个控制，它控制的这套方法，也在进步，也在提高，也更精致，也更巧妙。

改革开放之后中共的媒体运动跟宣传跟以前比起来很不壹洋，中共开始利用市场的力量。以前党的媒体的钱，是国家预算来供给的。那么现在它给你壹些空间，让你赚那个钱，就把你引导到那个方向去了，那么其它的你不能碰。这就是市场的力量，形成它的控制机制，来控制媒体。但是这个市场实际上不是壹个充分的市场，所谓“不是壹个充分的市场”，就是说它有壹个“边界”，这个“边界”就是说有些东西即使它非常有市场，你也不能碰。

其实毛泽东就非常懂得这壹点。毛泽东在壹九五零年代、六零年代就说过：“如果办壹张报纸天天讲反面的东西，它会很畅销，讲上三个月我们就垮台了”。毛是完全没有市场观念的，但是他也知道如果办壹张揭露政府黑暗的报纸，这个报纸会非常有市场的。这也是为什么西方媒体有所谓“扒粪”的说法，就是它壹天到晚去找领导人负面的东西报导，这样做不仅有政治监督的作用，而且它有市场效应。

那么如果中国现在办壹个天天揭腐败的报纸，我相信它会是全国销量第壹。如果有人能办这样壹份报纸，壹定会赚大钱。它有市场啊，但是有市场又怎样呢，它就是不让你办。明明有市场需求为什么不可以办？所以说即使是有市场，它也是有壹个“底线”的，那么这个市场就是壹个不充分的市场。

所谓“市场化”，也是有限制的市场化。这个有限制的市场化，就是说你可以登大家关于歌星的追求啊，你可以登关于地方的凶杀案件啦，但是你不可以登那些大家关心的公共问题上的话题。所以从这个角度上看，你可以说对于整个市场本身，它有壹个大的控制，这个大的控制就是说这个市场有个铁桶似的“边界”，你不可能越出这个“边界”，在这里面你想怎么追求利润，你都是可以的。但是，你要想通过揭露公共问题来追求利润，它也可以创造巨大的利润，但那是不允许的。这是壹个总体“边界”的控制。

像在西方社会，每当这个国家的公众预算、财政预算出来的时候，那都是壹个十分重要的事情，因为这个财政预算会影响到每壹个人的生活品质。但是，每壹个人挣多少钱，朋友之间都不会谈论的，因为它不是公众信息。但是，那些能够影响每壹个人挣多少钱的基本因素，就是公众信息啦。再比如说，你个人怎么养生，那么这是壹个私人信息。虽然它关系到每壹个人，但是我怎么养生，并不会影响到你怎么养生，所以这就是私人信息。但是，公共卫生-人们怎么样看病，这既会影响到你，也会影响到我。那么媒体如果能够提供这样的信息，那才是实现了媒体的品质和功能了。

我们现在看到，和毛的时代对比，有了壹个很大的进步。就是说你私人，作为壹个个体关心的事情，它可以给你提供信息。比如说，你想了解这个世界上有甚样的歌星啊，你喜欢大六歌手，他喜欢台湾歌手，他喜欢西方的某个歌手，这些个信息它是给你充分地提供的。我们把这个东西叫作私有的信息，就是个体的信息。也就是说，我喜欢的东西和你喜欢的东西可以差别非常大，但是，这些东西不涉及我们大家共同的生活会被影响，这样的信息它给你提供。这个比毛的时代进步了。但是，中国媒体恰恰不提供那种大家都关心的，发生在大家身边的，那样壹些的事物的信息。

政治就是我们老百姓生活中共同受到影响的东西。歌手的生活琐事不是政治新闻，那是因为我喜欢这个歌手，你喜欢那个歌星，这没什么好讨论的，也不需要民主表决。但是公共财政怎么使用，这个既影响你，也影响我，而且影响到我的话，可能对你就是另外壹种影响。所以必须通过某种讨论程序来让大家了解，然后让大家公众的意见纳入。像这样的新闻在中国是完全回避的。

比如，我生活在维多利亚这个城市，我看本地的报纸。那报纸上说，我们旁边的某个街道需要修理，那么现在预算上发生了争执，市议会说这个预算应该这么用，那么市政府负责修路的部门就说预算应该那么用，报纸也报导了这个事情。那么这个预算是从我们纳税人的钱里出来的，所以我们纳税人看了这个报导就会关心。哦，原来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可能就会去判断这样做是对的，或那样做的不对。

另外，比如说，我居住的小区有壹个小学要关闭，这个小学是政府资助的公立的小学，那么为什么要关闭？关闭以后这个校舍怎么用？教师到哪里去？学生应该怎么办呢？像这样的问题都是公共问题。因此这样的信息我们叫做大众信息。那么它提供的信息是大家共同关心的，对大家的生活都是有关系的，传递这样的信息是大众媒体首要的壹个责任。中国的这个大众媒体哪，它之所以在市场化改革以来，有走入歧途的这样壹个方面，就是它没有在提供这样的信息上下工夫。

事实上，说得难听壹点，现在的中国社会，对你上部的、精神层面的需求，它是完全不允许你自由发展的，但是对比较低层次的需求，中国人说的很粗俗，就是裤腰带以下的需求，它是允许你可以自由发展的。所以你看现在中国的对互联网控制，壹边它在那里标榜说，我是为了“扫黄”啊；我是为了让互联网纯洁啊，我才要控制互联网。但是实际上你看，每壹个官方网站上边，都可以看到大量的黄色照片。比如，在市政府的网站上，就有妓女的广告。显然，它愿意开放这壹个层面，把你的注意力引导到那里去。

我们知道如果壹个社会如果没有公共讨论的空间的话，那么每个人就会向他私欲的方面去发展。壹个社会如果完全由私欲在主导的话，它就是道德败坏的。因为你可以不必考虑其他人啦，你就只考虑你自己啊。那么，对政府来讲，它得到的最大好处就是，当你道德上堕落以后，你就不会再关心公共的事情，那样你就不会去关心公共的话题了。因为关心公共事情是壹个有道德人的表现。壹个没道德的人，他为什么要关心大家共同的事情呢？我自己追求我自己的私欲，我自己的享受，我自己的花天酒地就可以了。我们很难想象，当壹个人除了这些东西以外，他还会去讨论公共空间，还会去关心其他人的事情，还要大家对整体社会有所奉献？也就是说壹个壹天到晚花天酒地的人，他会对壹个弱势群体表示关心？这个两个东西显然是互相矛盾的。所以当共产党开放那样壹个下欲之门，下流之门，让你去走的话，当然你就对整个社会的提高，就没有什么兴趣了；你也就不会对共产党的这样壹个权威提出任何的挑战了。实质上，这十几年的发展，就是这个样子的。为了这个政权的稳定，共产党不惜让中国人在其它的方面堕落下去，因为越堕落对它的统治越有利。

我们知道随着市场化兴起，党报它要赚钱就比较难。因为党报都是壹副让人憎恶的面目，大家都不愿意看嘛。那么那些小报呢，比如说，登壹点经济信息啦，登壹点风花雪月啦，明星逸事啦，那么这些东西就很赚钱。

壹九九零年代中期，中国的宣传部系统搞了壹个所谓报纸的集团化、产业化的措施，就把这些小报全都收拢到大报底下。比如说《广州日报》吧，它是广州市委的机关报，它把那些赚钱的小报全都放到它的底下，这个叫“子报”和“母报”之间的关系。那么这个“子报”赚的钱，就来养这个“母报”，而“母报”就在政治上控制这些小报。

比如，像《南方周末》。《南方周末》被纳入整个《南方日报》系统以后，当它的报导壹旦超出党所能容忍的范围，就马上把它原来的编辑换掉，派《南方日报》-过去党报的领导人去做他的编辑，这个人事的控制会被强化。当然，它每天有“吹风会”，每天给你“打招呼”，用这样壹些方法来影响报导的倾向。这就使得党和政府可以利用这种你得到的所谓“自由”，来装饰它的整个的控制机制。而且，你媒体通过市场化赚的钱，最后实际上这些资源也都进入了共产党控制的荷包里面去了。所以，它反过来也有更多的经济资源来控制媒体。

像类似这样的控制机制，在过去的十几年当中有很多的发展。我们看到，即使是完全以追求利润为目的报纸，它也不会碰触那些“边界问题”，明明就是那个赚钱，它也不会碰触。

我们知道资本家为了追求利润，他可以去冒险，如果有百分之二百的利润，让他死掉，他都会在所不辞。那么为什么中国的资本家就没有这个胆量呢？问题就在于党的这样壹个控制机器，它有壹个比利润损失所带来的更可怕的后果，这个后果可能让你不仅钱赚不到钱，而且可能人最后都要进监狱啦。所以这个控制是相当严厉的。它从强力的控制到精致的操纵两个层面都有。

所总的来讲，市场化对于整个中国的影响也是两个方面。壹个方面，就是给我们中国人带来了有限的自由，壹定经济的进步；但另外壹个方面，它也使得中国人在追求金钱的过程中，丧失了对于政治上这样壹个权力的追求。因为你知道，你在追求政治权力的时候，那里有壹个铜墙铁壁在挡着你，与其是到那里去碰壁，为什么不加倍地去追求金钱呢？这个就使得人的道德更加物欲横流，政治上并不产生进步。我想媒体受到的市场化影响的两个方面影响和这个总体上是壹致的。

现在因为“全球化”力量这么强大，要完全隔绝中国民众对于外部事业的了解也是很难的。那么现在中国政府有足够的资源，它不仅能够影响在中国大陆的媒体，而是还可以反过来影响在外面的媒体。

中国毕竟能读外文的人还是很少的，直接能读西方媒体的人还是很少的。即使生活在西方国家，比如生活在美国的中国人，每天能看《纽约时报》的人还是很少的，大多数人还都是以看中文报纸为主。那么中国政府非常重视在西方的壹些中文媒体，它要控制这个资源。那么控制了这个资源以后呢，即使你在中国上了外国的媒体，你以为它是外国的媒体，实际上那个媒体也是中国政府控制的。因为现在它的力量已经扩大到能够控制海外媒体了。

比如说，现在在海外，就有很多它所控制的媒体。当然它可能不再像是以前那样啦，比如，像香港的《大公报》、《文汇报》这种模式。它们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从业人员都是从中国派来的，总编辑、党委书记都是从中国派来的。现在不再是这种模式，而是当地华侨自己办报纸，讲的是当地华侨自己的事情。但是这些当地华侨办报的资金是从哪里来呢？我们不知道。当地华侨要办壹个当地小报，往往生存是很困难的。但是，我看到这样的小报却越来越多。当然，它有正面的壹方面，就是华人在整个西方社会，越来越要争取自己的发言权。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华侨，为了经济上的利益，他们不得不和中国做生意，那么中国的政府可以通过这个，来影响他们媒体的倾向。它并不是明确地告诉你要怎么样做，只是大使馆请你吃吃饭啊，参加宴会啊，介绍几个生意给你啊，然后呢？当然你也就会想，那我讲话我就不要去碰触中国政府不喜欢的东西啦，那不是自己把我的生路堵死嘛。这就是壹种巧妙的控制。

我们也看到，如果中国政府它现在再要在香港再办壹份的媒体的话，它也不会自己去投资办，它会跟某壹个华人资本家说，我想办壹份这个媒体，你在中国可以有某壹个生意，但是你把你这生意赚的钱拿到香港，去帮我们资助某壹份刊物。那这个刊物实际上还是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像这样的例子很多，而且最近这几年是越来越多。

比如说，在伊拉克战争期间，当时我还生活在香港，居住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校园里，因为香港本地的媒体都是广东话的，我就收看当地的中文普通话的电视台。本来我是可以看到美国媒体报导的新闻，可以看到英国媒体报导的新闻，但是香港中文大学宿舍的电视是由学校控制的，自壹九九七年以后，基本上海外的频道，就不断地被减少，不断地被减少，最后就没有了。所以到了二零零三年，伊拉克战争期间，我通过电视已经看不到美国的媒体报导的新闻了，看不到英国的媒体报导的新闻了。说起来这简直都不能相信，生活在香港，通过电视我看不到美国媒体报导的新闻，看不到英国媒体报导的新闻。而我又不懂香港话，我就只能看在香港办的这个中文普通话电视台啦。

那么我看这个电视台壹个晚上，就看到说美军在巴格达遇到抵抗等等诸如此类的。我想这个仗打得好像很辛苦嘛。结果到了第二天早上壹来报纸，通栏标题说“美军攻占巴格达”。我想，这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啊？壹看说，我昨天看电视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我就觉得很奇怪啊，我昨天看了壹晚上电视，都不知道美军已经攻占巴格达啦。这个时候再去看这个中文普通话电视台时，它还在那里讲美军在巷战中遇到激烈的阻抗等等。你说它没有报导巴格达的事情，没有报导伊拉克战争吧，不，它是充分地报导了。

我看到壹个材料说，中国的中央电视台对于伊拉克战争的报导也是非常充分的，以至于中央电视台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的收视率，翻了二十八倍。这可是极大的壹个数字啊。那就是说它报导的很多。打战，很多人很喜欢看。所以收视率飙升。可那又怎么样呢，大家天天看伊拉克在打仗，却不知道伊拉克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在中国也有很多在媒体从业的朋友，他们也有特权可以看到这个在香港的普通话电视台的频道，他们也没有看到伊拉克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也看中央电视台，也看香港的这个普通话电视台，可是三天以后他们还不知道美军已经攻占巴格达了。

如果以前是以前他们壹定会相信我说的，因为他觉得说他在中国不可能接收到全面的信息。但是现在他会说，不可能吧？我每天都在看香港电视台呀。他相信那个在香港的这个媒体是自由的。就是由于这样的壹种非常巧妙的壹种控制手段，使得他们也完全不知道到底伊拉克发生了什么事情。

过去我们认为互联网相当地自由，没有边界，对于中国这样的壹个媒体传播世界是壹个强力地冲击。但是我们看到中共也巧妙地巧妙的利用互联网。我们现在看很多中文网站的倾向，可以很容易判定它是不是和中国政府有某种程度的合作关系，金融的、财政的、经济的合作关系也好，信息互相享有的合作关系也好，甚至还有更深层的政治合作关系。很简单，中国政府控制的媒体不能碰的那些很多要害问题，它也不能碰。你不能说这些媒体就是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控制的喉舌，但是它看起来是独立的身份，但是扮演类似共产党喉舌的角色，它起得作用比共产党的喉舌起得更有效。因为共产党舌讲的话你不相信，但是它讲的话，你想它是壹个海外自由媒体，你会相信，这就是很精致的控制啦。

还有壹种控制媒体的机制，是通过控制人的思想。我们知道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后，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大大地高涨。这就使得中国人在看待事件的时候，有壹些“盲点”。比如说，我们知道在西方的很多的机构里，包括媒体机构，包括这个学术机构，包括经济机构等等，都有很多的华人，那么随着中国的经济力量增大以后，海外华人的民族自豪感就大大增加了，这个时候他们就很乐意替中国讲壹些“正面”的东西。本来这个也有它非常正常的壹面，但是中国政府就借助这个东西影响这些人，使得他们有意无意之间按照中国政府的调子来讲话。那么这些人讲话对中国民众的影响力就比党的官员讲的话有说服力。这个控制并不是说壹个党的宣传官员来告诉壹个在美国大学教书的中国后裔的教授说你要怎么讲，而是利用他们民族主义情绪，利用你对中国的这样壹个自豪感，你要到中国去的时候跟你谈谈话、吃吃饭，让你多看“正面”的东西，那你就很不自觉地就会接受了他们那样壹套东西。

包括完全由西方独立机构主办的壹些媒体，但是它要进行中文广播，或者是进行中文报导，它也要借助来自中国的人。中国政府利用这些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结来影响他们，使得他们在有意无意之间替中国政府讲话。那么他们哪怕只讲壹句，也比共产党的官员在那里讲壹百句要起作用。这也是它精致化的壹种表现。

包括引入西方资金为它服务。就是说你可以竞争中国这样壹个媒体市场，但是它给你设置“底线”，这也是我们能够看见像雅虎和谷歌这样的大的电子化国际媒体公司，他们在中国这个市场上也要和中国政府合作。这个很简单，中国的市场就是这壹个，那么能够控制市场准入的就是中国政府，那么这样的公司有很多，你不接受中国政府的“底线”，他接受，他就赚钱啦。所以呢，即使是这样壹个全球化、国际化的环境，即使中国媒体市场向外资媒体开放，但是你也很难以撼动中国政府对于媒体的控制。结果还带给大家壹个假象，说你看这么开放了，外国媒体也都进来了，这个东西不是《人民日报》说的，这个东西是雅虎说的，那当然是真的啦。但是你要知道雅虎和共产党也要有这个交易，否则，它在中国怎么能够混得下去。当然就是说，它的控制有力不从心的壹面，也有故意利用开放因素的壹面，那么这些种种因素的壹个总合，就使得它壹面控制媒体，那么还显示出实际上没有控制住的这样壹个假面目。

全球化不仅没有给中国带来真正意义上的新闻自由，它还有壹个很大的负面作用，使得大家生活在壹个以为已经媒体自由的假象这样的壹个社会生活当中。所以，对于新闻自由的那种强烈的追求，都已经越来越减弱了。

现在中国的新闻官员可以在全世界毫不羞耻地讲，中国的媒体是最自由的。当然这个简直就是笑话。那么，中国民众、中国的知识份子、中国的新闻从业人员等，很多人都会讲我也很自由啊，他们就现在认同这样的东西。

这个我觉得和壹九八零年有非常的不同。我刚才讲，壹九八零年代有很自律的这壹方面，但是媒体的工作者也不断地试图要踩它的“底线”。那时候有各种各样的理论啦。叫做这个“踩线论”，“打擦边球”等等。现在他们追求新闻自由的这个冲动，比以前从总体上来讲小了。当然也有人不断地在追求新闻自由，我们看到像《冰点》啊，像《南方都市报》啊，也在做这个事情，但是从总体上来讲都小了。那么原因呢，壹个就是说经济的原因，媒体从业人员的经济待遇改善了很多，他们现在成为整个政治菁英，知识精英联盟的壹员，中国经济繁荣的受益者。壹方面，如果你听它的话，你经济上会得到好处，那如果你不听它的话，你不仅得不到好处，你可能整个都会遇到生存的威胁，它可以让你坐牢。所以，在两相权衡之间，大家都自动地按照它的指示跟着走，去赚钱，享受现在这样壹个地位呢。“八九”以来，大家都明白这个“边界”在那里，没有人再去肯碰触那个“边界”了。那另外壹个呢，它给你的指示也比较委婉，比较柔软。它现在不是给每壹个新闻工作者讲，你要做党的喉舌。它现在也在讲，但是主要的是给那些老总们讲。那么这些老总对底下的新闻工作人员，就是说你要加强你的专业素养；你要把这个东西搞好啊。

“全球化”以后，各种各样的因素促成了中国的今天的这样壹个媒体的世界。这也是为什么我不得不发明壹个新词来描述这个世界。就是说它是壹个扭曲到，你也不能说它虚假，但是它肯定是不真实的。那么这是壹个非常扭曲，特定的制度-共产主义的权威主义制度和相当充分的“全球化”，可以说中国拥抱“全球化”比很多其它国家拥抱得都积极，是相当充分的经济“全球化”，这样结合起来，形成的这样壹个非常怪的这样壹个现状。

毛的时代是以“洗脑”为主。他要说服你，让你从真心里相信共产党真的是好，毛主席真的是好。那么他讲的这些东西要进入你的灵魂，要进入你的血液，要化为你的行动。那么现在呢，其实共产党并不是太在意说你相信不相信它讲的，你是不是相信那些原则，他不是太才在意。那么他要做到的就是，能够说服你，让你说不要采取行动和他对抗；让你觉得说不这样又有什么别的选择呢？你可以以你的行为方式，你的思维的方式，就是说你回到家里根本就不要听共产党的所谓“主旋律的歌曲”，现在你要去听那些毛泽东时代说的“靡靡之音”它也不管你。那么你原来回到家里，你要看革命的小说，那么现在你要去看其它的东西，他也不管你。但是只要在政治问题上你不要冒犯我，你不要冒犯我。你可以心里想共产党真是坏，但是要通过宣传让你意识到就是说中国离了共产党不行，那你要反抗共产党，你会非常倒楣的。而共产党呢，虽然它的制度有根本的不好，但是它还是做了很多事情，它还在不断地改善，那么它在不断地使中国在改善的过程中得到很多的好处。就是说，你不是从世界观层次相信它，你是在现实层次相信它，这就足矣啦。这个就是壹个很大的区别。

就像商业宣传壹样，你说我这个产品如何地好。你不必要相信说这个商家就是独壹无二的，只要你买他的东西就好了。共产党现在也是这样，它已经从总体上分解为个体，你只要买它的货就足矣啦。你在这个事情买它的货，那个事情买它的货，最后你会发现，在政治上中国只有壹个供应商，这个供应商就是中国共产党。

我们在海外的人都知道，如果你回去中国壹个月，那你就完全不知道中国每天在发生什么啦。你回来以后，你首先要看到的外面的新闻报导，那你才能知道这些日子里中国发生了什么。

比如说，我们在海外知道，在前两年四川汉源有发生了几万农民对修水库强占他们土地不满，把省委书记都扣留了壹段时间。我们知道在广东汕头和汕尾这两个市，发生了农民因为失地抗议，被警察枪杀的事件。那么我相信在中国生活的人，可以说绝大绝大多数都不知道中国发生了这些事情。那更简单就是“天安门事件”也是壹样的，这么大的壹件事情，改变了中国历史，震惊世界的壹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在中国大家也不知道。

我们从这样壹些最简单的生活现实，就可以看到，你虽然生活在中国，虽然你从本质上对中国肯定有所判断，比如说你可以知道它其实很腐败，但是由于中国政府这样壹个选择性和过滤性的宣传，由于中国政府对于历史完全的这样壹个隐瞒和扭曲，其实中国的民众对于中国的这样的壹个信息的了解是最少的。如果你每天只是看中国政府的那些媒体，去了解世界的话，你就是壹个聋子，你就是壹个瞎子，你根本不知道这个世界在发生什么事情。

我想在没有壹个政治上大的变化以前，我是看不到有良知的新闻从业人员能够突破中共对媒体的控制以及对资讯的封锁的。当然他们也在不断地在做努力，但是每壹个努力都会带来新的这样壹个镇压，然后中共也在相应地加强这个控制的手法。

可以从“反控制”当中看到控制。每壹次“反控制”的这样壹个斗争或者胜利，都会引起控制机制的调整和加强。当然也有削弱的层面，但是它为了要加强控制，它必须进壹步地调整，进壹步地精致化。

比如说，我们看《冰点》这个事件。《冰点》原来主要的编辑就试图反控制，他们要利用自己的版面来发出他们的声音。他们做了这个反抗以后，我们看到共产党在遇到压力的时候，就不像以前那么粗暴，而把《冰点》完全撤掉，他做了壹点让步，还继续让《冰点》办下去，但是，它把编辑换掉，进行新的重组。在这个情况下，我可以讲现在这个《冰点》如果还是有很多人要看的话，你也许感觉到它还是很进步的，但实际上这个《冰点》已经不是原来的《冰点》了。那么过去的话，它会把它全部砍掉，那就没有这本杂志了。

我认为如果要让中国人了解更多的真相海外真正的独立的自由媒体，要扩大对中国的信息输送的渠道，广播啊、电视啊，我认为平面媒体是比较难，当然还有网酪媒体啦。我认为这里面真的有壹场争夺，有壹场争夺。因为中共也试图占领这个阵地。当然我认为自由的、独立的媒体也要去充分发挥这个功能。